2006年05月20日(星期六)

上海一大学社团播放六四真相遭抓捕

上海一所名牌大学的社团,三四月间,在学校放平反天安门六四主题的片子,放好之后发传单,有个网站做宣传窗口,100多人参与这次的活动。据知情人士向大纪元透露,可能是交大、同济或华政大学的学生社团。

张林狱中病重 亟需救助

据律师介绍,张林见二审法官时,重申了自己的无罪辩护,并强调了他个人认为自己的案件并非是单纯的政治案件,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在里面。因为他的某些文章触动了蚌埠当地的黑恶势力,那股势力就通过渗透、操纵司法机关,对他进行蓄意报复。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会员杨天水遭重判的抗议声明

独立中文笔会对此案审判空前迅速的宣判过程感到极为震惊,认为此案一直有违法定程序,有根本无视被告辩护、未审先判之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早已签署的《联合国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公约》有关确保公民权利的条款,为此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有关当局依法纠正此案,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杨天水先生。

郑恩宠家被陌生男子闯入家人担心

赵先生对美国之音描述当时的情况说:“到10点40分,我就听见外面第一道门有人开门,我知道可能有国安局的,第二道门的时候我坐在那里,等到第二道门开了之后,那人的脚步才刚跨入门口,我当时的感觉是国安局的,我一冲出去,他就马上逃走了。”

拒绝当特务 自由作家李卫平被逼离京

但是当天晚上,房东突然找到李卫平,叫他到期(18日号)搬家。李卫平认为,房东应该是受到当局的压力,可能是那些警察向上级汇报后,觉得没有争取我的可能,于是决定立刻动手。18日,在警察的全程“监护”之下,李卫平离开北京。

三中国家庭教会牧师在京沪被拘押

总部设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星期五说,10名警察星期二突袭了上海市闵行区一个家庭教会的查经聚会,并逮捕了来自河南的牧师张光明和来自浙江的牧师叶胜冲。对华援助协会说,一位牧师获得释放,但另一位牧师仍被拘押。闵行区政府官员说,这个教会的聚会是非法的,并否认逮捕了任何人。

上海、安徽家庭教会牧师被扣

委托储伟等人寻求法律援助的是河南等地教徒。三月十三日,河南、河北以及江苏的家庭教会成员聚集到河南温县参加聚会遭到驱散。提供聚会场所的温县教徒马文清等人被抓走,教徒李会民等人被以“非法聚会”为名劳教。而部分参加聚会的官方三自教会教徒、江苏张穗红等人则认为,指控他们参加的是邪教聚会,有损名节,他们正准备起诉温县方面名誉侵权。

德总理访中将接见中国“公民社会的代表”

即将启程访问北京的德国总理梅克尔,二十二日与中国领导人会晤后将在德国大使馆接见中国“公民社会的代表”;德国驻中国外交官向“德通社”表示,其中包括“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作者陈桂棣与吴春桃夫妇。

焦国标:西方领袖接见鼓舞中国民间力量

即将启程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梅克尔,计划在北京接见“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作者陈桂棣与吴春桃夫妇,前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表示,西方元首主动接见中国的非政府人士,对中国正在兴起的民间力量来说不仅是鼓舞,也开创新的外交传统,他对此表示高度肯定。

又悉31名失踪法轮功学员名单

自从中共活体摘除器官大规模虐杀法轮功学员的暴行曝光后,家属纷纷向明慧网投书寻找失踪的亲人(法轮功学员)。继4月下旬明慧网相继收到和公布了32名失踪法轮功学员的名单之后,在5月上旬和中旬,明慧网又相继收到和公布了31名失踪法轮功学员的名单和简况。明慧网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

排名分先后:中国官方开列六四责任名单

十七年前(1989年)的今天(5月20日),李鹏签署了国务院命令,决定自20日10时起在北京实施戒严;同一天,一班元老和部份领导开了一个会,商议 “制止动乱”的有关事宜,并决定提名江泽民出任中共总书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官方出版物不止一次介绍了开会的名单,连排名也是一模一样;很明显,不论是有意抑或无意,这就是中国官方正式开列的一张“六四责任”名单。

文革四十年专题:骨肉相残

在中共以阶级为纲、互相批斗的年代,不少的知识份子、老干部捱过了被带高帽、被送入牛棚的经历,但当他们发现揭发自己的竟是亲生子女的时候,他们是否能还撑得住呢?以下是文革中“党”要你骨肉相残的两个个案……

文革40年 知情人反思心路

他又告诉了记者他自己亲身体验、关于文革的“一个笑话”,他说:“我们当时接受的教育是说全世界的人有三分之一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等待着我们去解放,美国的黑人在街头都是敖敖待哺、倒毙街头,但我到了美国看到跟本不是那么回事,美国人都生活得很好。结果实际上这三分之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是中国人民!但那个时候是相信的。”

林也:司马光该不该砸缸?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妇孺皆知。司马光在紧急关头,急中生智,砸缸救人。王女士身为医生兼记者,深知救死扶伤与维护世间道义公正乃自己之天职使命。因此,在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大肆虐杀大多熟视无睹、对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亦表现出相当的麻木与冷漠之时,尤其是在与中共争夺时间与人命的紧急关头,一心想救人和制止中共恶党继续犯罪的王女士也只能毅然决然地以“砸缸”来救人了。

王子亦:“退党”币就是好运币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民众声明“退党”从而得以成功自救的机缘不就是因这些“退党”币而生的吗?那么这些“退党”币不就也算是给这样的民众带来了生命自救,免遭淘汰的极大福分吗?对这些民众来讲,这样的“退党”币就是在其整个生命过程中起着极其关键作用的“大福分”币,“退党”币是真正的好运币。


上海一大学社团播放六四真相遭抓捕

【大纪元5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岳芸报导)上海一所名牌大学的社团,三四月间,在学校放平反天安门六四主题的片子,放好之后发传单,有个网站做宣传窗口,100多人参与这次的活动。据知情人士向大纪元透露,可能是交大、同济或华政大学的学生社团。

因为有人去密报,隔天,社长副社长就被抓了,网站也遭到封锁。这两位学生的父母到学校想见孩子的面,在学生处闹得很大。再隔天,就有学生联名声援,希望释放那两位社团负责人。

据知情人士表示,公安掌握到的资料,有外国资金资助这个社团去做这样的活动,发的宣传资料也是外来资金提供的。

有学生打电话到社长副社者家里,他们的父母就藉口说孩子去旅游了,似乎是公安示意这么说的。这件事情到目前还没有进一步消息。

张林狱中病重 亟需救助

【大纪元5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安徽蚌埠著名自由作家张林先生去年8月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现被监禁于安徽铜陵监狱。

张林妻方草本周一(15日)去探望张林时得知,他近日患有严重的“颈椎尖盘突出症”,医生说,必须手术治疗,如果治疗不及时,可能会造成四肢瘫痪。

据方草介绍,此病积累已久,只是最近突然恶化而已。由于张林以前长期坐牢,使他患上劳改后遗症,手指都很僵硬,只有右手食指可以打字。

方草在电话中的声音很沉重、疲弱。她说,自己感觉快要窒息了,只能祈求上帝,希望张林能够挺过这又一次新的劫难。

方草大约每个月或者每两个月去看一次张林。从蚌埠到铜陵坐汽车需要8个多小时。蚌埠没有直达铜陵的汽车、火车,必须乘汽车先到合肥再转一次汽车。

每次颠簸劳顿到了监狱,也不能马上见到张林。有几次方草第一个进“会见室”,但总是被安排最后一个会见。

所谓的“见面”也只是对望着隔着两层玻璃用电话通话,一次半小时。谈话过程中,始终都有一个狱警在不远处用专用的设备进行监听。敏感的话题不能谈,只能谈些家里的事。

本周一方草去看张林时,发现他行动缓慢,身躯不再挺拔,面部神情也很不自然。在半个小时的谈话过程中,他不时地用手托住颈部,眉头紧锁。

张林告诉方草说,他患了颈椎尖盘突出症。较长时间以来,他的头部、四肢的疼痛越来越严重了,每一刻都要承受痛苦的煎熬。

由于监狱卫生所医疗设施极差,始终得不到更好的治疗。在他痛得无法忍受的时候,狱警曾带他去铜陵市第一人民医院做了磁共振扫瞄,最后医生确诊他得了颈椎尖盘突出症。现在他只能靠药物来减轻颈椎尖压迫中枢神经所带来的痛苦。

方草回家后第二天就去了蚌埠市两家最好的医院──第三人民医院、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向骨科专家详细地进行了谘询。专家们的结论是:张林患的是“颈椎尖盘突出症”,必须手术治疗,药物、物理牵引疗法都只是饮鸩止渴,不能真正达到治疗的效果。如果治疗不及时,可能会造成四肢瘫痪。

张林曾于2日给方草写了一封信,但是方草前天(17日)才收到。

张林在信中讲述了自己的病症。他说,大约从去年10月开始,他的双腿开始出现问题,站起来困难,有时候得用力拉或撑,才能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双腿双脚都要麻木好几分钟,行走不稳且疼痛。

后来病情逐渐加重,尤其双膝部位特别严重,有时疼得蹲不下去。

监狱卫生所的医生认为是风湿性关节炎,张林吃了不少药,但是病情始终没有好转,病痛区域反而不断扩大,直至两条胳膊和两只手。

4 月18 日,监狱警官带张林到铜陵市第一人民医院,拍了X 光片,做了血检,又做了磁共振扫瞄后,才确诊为“颈椎尖盘突出症”,颈椎尖盘突出了0.7 厘米,造成中枢神经受压迫,从而导致全身疼痛,四肢行走困难。

张林在信中说,监狱卫生所由于医疗条件有限,不能提供进一步的治疗,我的颈椎尖盘突出得不到矫正复位,所以病情依旧,不是左颈左肩疼,就是右手右腿疼。

方草非常担忧张林的身体,她表示,将会去谘询是否有可能“保外就医”,或者至少申请监狱方面安排张林住院做手术。

张林先生捐款帐户

一、中国银行本、外币活期一本通
帐号:4926-8000-1020-0011-567
户名:方曹芳
开户行:中国银行蚌埠分行

二、西联汇款:WEST UNION
收款人:方曹芳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大庆新一村130栋106号邮编 233010
联系电话:0552─4090427

张林先生简介

张林79年进入清华大学读书,参加校园民主运动。86年,他辞去公职,在安徽、海南、云南等地从事民运活动,宣传自由民主进步的思想,多次被中共当局关押。

89年6月,由于组织领导皖北民主运动,在皖北地区发表大量的民主演讲,被中共当局判刑2年。94年5月:因在北京参与筹办《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及其它民运活动,被送回安徽劳动教养3年。

97年9月:张林服刑期满后,获得签证赴美。98年10月,张林又毅然放弃在美国宽松安逸的环境,闯关回国从事他个人信念中的民主维权事业,结果在返回大陆的第2天就被警方逮捕,劳动教养3年。

自2001年10月开始至今,居住在安徽蚌埠的张林家人就始终受到中共当局不停的迫害和骚扰、歧视。张林前后已坐了8年监牢。

2005年1月27日,张林先生前往北京,试图参加赵紫阳先生遗体告别仪式,被中共当局拒绝,29日返回安徽蚌埠市,在火车站被蚌埠警方押走。

3月19日,蚌埠市警方正式逮捕张林。6月21日,蚌埠法院开庭审理。8月1日,张林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张林当即表示要上诉。

由于对判决不服,且在看守所遭受虐待,张林自9月1日开始绝食。第28天后,看守所终于取消了原先对他苛刻的虐待,也不再逼迫他参加做出口产品的奴工性质的劳动,张林于是停止了绝食抗争行动。

10月中旬,张林被秘密二审。

据律师介绍,张林见二审法官时,重申了自己的无罪辩护,并强调了他个人认为自己的案件并非是单纯的政治案件,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在里面。因为他的某些文章触动了蚌埠当地的黑恶势力,那股势力就通过渗透、操纵司法机关,对他进行蓄意报复。

10月14日,方草接到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张林二审维持原判。(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会员杨天水遭重判的抗议声明

【大纪元5月20日讯】2006年5月18日,独立中文笔会惊悉,本会会员、著名异议作家杨天水(本名杨同彦)先生于2006年5月16日在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被秘密审判三小时,在休庭20分钟后即被宣判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处以十二年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独立中文笔会对此案审判空前迅速的宣判过程感到极为震惊,认为此案一直有违法定程序,有根本无视被告辩护、未审先判之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早已签署的《联合国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公约》有关确保公民权利的条款,为此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有关当局依法纠正此案,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杨天水先生。

据杨天水的辩护律师、本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法律顾问李建强先生说,法庭判决杨天水“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依据,与镇江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和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的内容完全一致:主要包括:杨天水在境外《大纪元》、《博讯》等网站上发表《十一是中华民主的灾难日》、《敦促中共的当权派》等大量文章,抨击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专制政权”;接受境外邀请担任“赵紫阳治丧委员会”荣誉委员,并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杨天水在DC“悼紫阳”、“别中共”国际集会上的发言》;参与“赵紫阳治丧委员会”发起的网上投票选举“民主中国过渡政府”的“天鹅绒行动”,当选为“民主中国第一届临时过渡政府”秘书处成员和“江苏省和平交接工作委员会”成员,并在“大纪元”网站发表《划时代的天鹅绒行动》一文;遵循“中国民主党”的纲领、章程,秘密组建“中国民主党苏皖分部筹备组”,并发展组织成员;接受境外两笔资金,并部分用于资助曾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的人及其近亲属。

45岁的杨天水本名杨同彦,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教师和公务员。

1990曾因“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2000年出狱后被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的附加刑至2004年5月31日,其间被警方以“违反剥夺政治权利的有关规定”两次拘捕,后一次是2004年5月27日被拘留十五天至6月11日释放。同年12月24日在杭州访友期间被警方以“口头传唤”带走,12月 25日强行押回南京,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刑事拘留,并于2005年1月24日获“取保候审”释放。

2005年12月23日在南京住宅附近街头被警方强行带走,本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于12月26日发表“关于会员杨天水再次被拘押的紧急声明”,表示严重关注和强烈抗议:“有关警方剥夺杨天水先生的人身自由早已超过48小时,至今仍未通知其亲属,显然有违法关押之嫌……”。

本会于今年年1月16日向江苏省和镇江公安机关发出“关于会员杨天水被违法监禁的抗议书”,强烈谴责“有关警方依法必须在24小时内发出的拘留或逮捕通知至今没有送达杨天水的家属,并拒绝向杨天水家属委托的律师暨本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法律顾问说明杨被羁押的原因或所涉嫌的具体罪名、羁押处所甚至类型——到底是拘留还是逮捕,显然是对相关法律程的漠视和践踏,严重侵犯了杨天水先生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是一起严重违法监禁的事件”,并要求有关当局就此事件给予答覆。

镇江警方在1月22日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杨天水后通知家属,随后表明此前属于“监视居住”。

独立中文笔会认为,杨天水是一个有良知、有勇气的自由作家,其言其行完全在宪法和法律保障的范围之内。他数度入狱已逾十年,如今又遭重判,再次面临漫长的监禁,是有关当局对人权和法治的践踏。

为此,本会再次申明如下:

一、愤怒谴责: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罗织罪名重判杨天水,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早已签署的《联合国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公约》。

二、严重质疑:江苏省镇江市公、检、法机关以杨天水案涉及"国家机密"为借口,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对根本没条件涉及任何"国家机密"的杨天水采取秘密关押、秘密侦讯、秘密审判等一系列措施缺乏事实和法理依据,并有三方联合办案和未审先判之嫌。

三、完全支持:杨天水的辩护律师李建强和兰芳的辩护词结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二、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因此,法庭应依法判决杨天水无罪。

四、强烈要求:有关当局审查杨天水案的诉讼和审判程序,纠正此一违宪枉法的严重错判。

五、紧急呼吁:笔会会员、各国作家以及所有中国人权问题的各界人士,采取各种方式督促求中国有关当局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杨天水以及其它无辜遭监禁的人士。

郑恩宠家被陌生男子闯入家人担心

【大纪元5月20日讯】(美国之音记者:张蓉湘2006年5月19日华盛顿报导)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下个月将出狱。他的妻子蒋美丽说,星期二她去监狱探视郑恩宠时,他们家遭到不明身份者闯入。而上海公安以及国安单位对此都没有评论。

*蒋美丽最后一次探监*

根据中国人权星期四发布的新闻稿,郑恩宠曾经代理上海静安区东八块被拆迁居民,状告上海首富周正毅,他所接办的诉讼超过500件。2003年6月6号,郑恩宠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8号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3年。

郑恩宠的太太蒋美丽说,郑恩宠应该在6月5号被释放,星期二是他刑满出狱前家属最后一次探视。

*两男子先后私自闯入*

蒋美丽表示,她星期二早上离开家以后,帮忙看家的朋友赵先生就发现有人企图进入。赵先生先听到电话响个不停,但他没有接听,打电话的人以为里面没有人。

赵先生对美国之音描述当时的情况说:“到10点40分,我就听见外面第一道门有人开门,我知道可能有国安局的,第二道门的时候我坐在那里,等到第二道门开了之后,那人的脚步才刚跨入门口,我当时的感觉是国安局的,我一冲出去,他就马上逃走了。”

赵先生说,10分钟之后,第二个人又冲进来,赵先生告诉他这是私闯民宅!那个人不理睬就走了。之后来了便衣以及上海闸北区的户籍警三个人,企图把赵先生带走。

赵先生说:“再等了10分钟,又来三个人,要把我带走,其中有一人是穿警服的女同志叫做张敏,她是这里的户籍警,还有两个是穿便衣的,便衣的要审问我,把我带走,我不肯跟他们走。”

*家人毫无安全感*

事后虽然报了警,但是蒋美丽说,从星期二到现在,警方只是敷衍,并没有处理。蒋美丽说,发生这种事情,让她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

蒋美丽说:“太可怕了,连一个公民的家都随时可以开门,你说可怕不可怕?他是有钥匙的,不要说隐私,连安全感都没有。”

*警方未予明确评论*

美国之音打电话给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以及上海闸北区公安局寻求评论,上海市国安局表示,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而对于赵先生认定是国安局人员闯入郑恩宠的家,国安局回应,这样的说法并不妥当。上海闸北区公安局则表示,由于雇员众多,找不到叫张敏的户籍警。公安局对这个事件也没有评论。

拒绝当特务 自由作家李卫平被逼离京

【大纪元5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北京自由作家李卫平先生今天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市国保警察多次要挟他作“密探”,他不接受,因此被逼于昨天(18日)离开北京,回到湖北武汉老家。

从今年2月中旬开始,北京市国保警察就找到李卫平,要求他与他们“合作”,当“密探”,搜集民运情报,进行侦察工作,否则就不允许他继续呆在北京。李卫平一口回绝了。

李卫平说,以前他们也曾提过同样要求,但这次完全不同,明确进行要挟。

警察对李卫平说,如果与他们“合作”,不仅收入丰厚,还能“立功受奖”,并称与他们“合作”者发大财的多了。

李卫平质问他们,为什么喜欢引诱他人当叛徒,做告密这样的龌龊事?这种行为对民族的道德良知是极大的败坏,是犯罪。

上周四(11日),国保警察对李卫平下了最后通牒:给他一个月的时间考虑,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6月11号必须走人。

但是当天晚上,房东突然找到李卫平,叫他到期(18日号)搬家。李卫平认为,房东应该是受到当局的压力,可能是那些警察向上级汇报后,觉得没有争取我的可能,于是决定立刻动手。

18日,在警察的全程“监护”之下,李卫平离开北京。

近一两年来,李卫平一直居于北京,从事采访写作,但是今年持续受到警方的干扰破坏。被采访者明确告诉李卫平,上面施压不让他们接受李卫平的采访。

李卫平说,我的采访内容通常不涉及时事敏感问题,而主要是以学术内容为主。显然,这个不是他们赶走我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们却用这个来要挟我。

李卫平表示,虽然他可以坚持留在北京,但是当局必然还会继续采取各种手段打压他,或者施压房东,或者强行送他回老家。因此,他决定暂且离开再作打算。

“但是,回到武汉后,采访的工作恐怕很难再继续下去。”

李卫平指出,中国宪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权,但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明确予以保护。迁徙自由是人身自由的自然延伸。北京市公安局要求我离开北京的要求不仅无理,而且违反了宪法。

他表示,由于个人原因,我暂时无暇提起诉讼,但我保留追究北京市公安局法律责任的权利。

李卫平,1964年2月出生于军官家庭。1985年毕业于中南大学,先后在企业和研究所工作。“六四”后愤然辞去公职,南下深圳从事广告工作并继续坚持民运事业。

1995年因宣传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被捕,判刑3年。1998年出狱后再次投身于民主事业,同时创作了政治小说《严酷的光荣》。(

三中国家庭教会牧师在京沪被拘押

【大纪元5月20日讯】(美国之音记者:萧敬2006年5月19日华盛顿报导)本星期,3名中国家庭教会的牧师在北京和上海遭到拘留。一个宗教权益组织说,这是中国当局镇压非官方宗教活动的组成部份。

总部设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星期五说,10名警察星期二突袭了上海市闵行区一个家庭教会的查经聚会,并逮捕了来自河南的牧师张光明和来自浙江的牧师叶胜冲。对华援助协会说,一位牧师获得释放,但另一位牧师仍被拘押。闵行区政府官员说,这个教会的聚会是非法的,并否认逮捕了任何人。

另外,对华援助协会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地下教会领导人储伟在北京为一个受到迫害的河南家庭教会寻求法律援助,星期四在海淀区遭到警方拘留,被盘问大约4小时后获得释放。星期五,当地警方否认曾经拘留储伟。

*傅希秋:忧虑中国宗教自由状况*

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对中国宗教自由的状况感到非常忧虑。他说:“5月18号和5月14号,在北京和上海有3位家庭教会的领袖被警方抓捕,这明显是一起非法传讯事件。这些都表明,在宗教事务条例颁布一周年之后,(当局)进行了一系列打压事件,我们对此非常忧虑。中国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的内涵和定义在中国公民身上究竟实行了多少?我想,所有这些都需要中国政府做出明确的解释。”

中国当局只允许在官方批准的教会从事宗教活动,同时声称中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

上海、安徽家庭教会牧师被扣

【大纪元5月2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采访报导)本星期,上海又有家庭教会聚会被冲击,牧师一度被扣问话。而安徽的牧师储伟到北京商讨为教徒提供法律援助时被扣留驱赶。

总部设在美国德州的对华援助协会发布新闻稿称,上海市闵行区一个教会曾在上星期五的一次聚会中被冲击。到了星期二,一名叫范金林的女教友让大家到她家里,有几十个人参加了聚会。到了下午三点,当地警局开了两部车,派出十多个人驱赶他们,还录了像。两名来自河南的牧师叶胜冲和张光明被抓走。参加聚会的王先生星期五告诉记者,牧师们都已获得自由----

王先生:“范金林是一个姊妹,这个姊妹住在那边,那天晚上我正好也去了。”

记者:“叶胜冲牧师当时也被抓?”

王先生:“叶胜冲也抓去,他是最后出来的。”

记者:“有一个叫张光明的呢?”

王先生:“有,他们几个现在都已经出来了。他们几个都是河南的。”

记者:“他们就是到上海去讲道还是有其他事?”

王先生:“他们可能那边有一些培训,他们几个同工过来可能要交通、学习一下嘛。”

而在北京,星期四下午,安徽家庭教会牧师储伟也被扣留四个小时。储伟是星期四到北京的。他正准备和著名宪政学者陈永苗就家庭教会成员寻求法律援助进行商讨。对华援助协会引述储伟说,北京方面表示,他们是接到河南和安徽两省公安厅的请求对他进行讯问的。储伟星期五对记者----

储伟:“中午吃过饭,三名公安对我强制带到车里面,然后给我带到海殿区大钟寺派出所。手机也不给我,不要我朝家打电话等等,一直限制我人身自由,最后又来个姓石的给我谈了一些案子的事情,最后不明不白又给我放了。”

记者:“他问了你什么呢?”

储伟:“问了我为河南打官司的事,问我温县的案子,说我为什么受理这些东西?就要见陈律师,怎么认识的也就问我这些事情。我说:我认识他也不犯法嘛!手机也不给我,朋友打电话,他也不告诉我朋友我在哪里,结果我朋友找了四、五个地方才找到我。”

委托储伟等人寻求法律援助的是河南等地教徒。三月十三日,河南、河北以及江苏的家庭教会成员聚集到河南温县参加聚会遭到驱散。提供聚会场所的温县教徒马文清等人被抓走,教徒李会民等人被以“非法聚会”为名劳教。而部分参加聚会的官方三自教会教徒、江苏张穗红等人则认为,指控他们参加的是邪教聚会,有损名节,他们正准备起诉温县方面名誉侵权。

另外,上星期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布什见面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作家余杰和王怡,已经于北京时间星期四下午五点结束美国访问回到北京。对华援助协会称,余杰的妻子刘敏和教会同工在机场迎接。美国大使馆派也出外交官员接机。与此同时,来自国家安全部门以及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官员也身穿便衣出现在机场。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德总理访中将接见中国“公民社会的代表”

【大纪元5月20日报导】(中央社记者林育立柏林十九日专电)即将启程访问北京的德国总理梅克尔,二十二日与中国领导人会晤后将在德国大使馆接见中国“公民社会的代表”;德国驻中国外交官向“德通社”表示,其中包括“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作者陈桂棣与吴春桃夫妇。

“中国农民调查”揭发官场的黑暗和乡村农民的惨况,二零零四年年初仅出版三个月后即遭查禁,却在国内外引起广大回响,当年十月即荣获“尤里西斯”国际报导文学首奖,陈桂棣与吴春桃夫妇还亲自来柏林领奖。

此外,父亲为前东德牧师、本身为虔诚基督徒的梅克尔,也将在上海会见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金鲁贤。德国官员今天在柏林说,梅克尔相当关心中国的宗教自由,金鲁贤主教对此议题了解的非常透彻。

曾入狱多年、今年九十岁高龄的金鲁贤主教,不仅在中国官方的天主教爱国教会地位崇高,也获得梵蒂冈教廷的承认。

德国官员强调,“观察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是梅克尔此行的重点;二十二日傍晚,梅克尔计划在德国驻北京大使馆会见德方亲自邀请的中国“公民社会的代表”,不过详细名单官员不愿透露。

梅克尔率经济部长葛洛斯等官员和工商代表团,预定二十二日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总理温家宝会晤,二十三日前往上海。这是梅克尔去年十一月就职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

焦国标:西方领袖接见鼓舞中国民间力量

【大纪元5月20日报导】(中央社记者林育立柏林十九日专电)即将启程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梅克尔,计划在北京接见“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作者陈桂棣与吴春桃夫妇,前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表示,西方元首主动接见中国的非政府人士,对中国正在兴起的民间力量来说不仅是鼓舞,也开创新的外交传统,他对此表示高度肯定。

以“讨伐中宣部”一文引起北京政府不快而无法任教的焦国标,目前正在柏林参加海外民运人士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集会--“全球支援中国及亚洲民主化大会”;焦国标接受中央社专访时说,美国布什总统日前才公开接见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余杰、王怡和李柏光,现在梅克尔准备接见揭发农民问题的陈桂棣与吴春桃,可见西方国家开始认同中国的非政府力量,改变只做生意不重人权的惯例,开创新的外交传统。

焦国标说,希望西方领袖未来能将接见的范围扩大到上访的代表、法轮功学员和人权律师,如此不仅督促中国重视人权,也间接保障这些人的人身安全。

陈桂棣和吴春桃夫妇以“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二零零四年十月荣获有报导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尤里西斯”奖首奖,作家夫妇当时还亲自来柏林领奖。梅克尔预定二十二日傍晚在德国驻中国大使馆接见他们。

又悉31名失踪法轮功学员名单

【大纪元5月20日讯】自从中共活体摘除器官大规模虐杀法轮功学员的暴行曝光后,家属纷纷向明慧网投书寻找失踪的亲人(法轮功学员)。继4月下旬明慧网相继收到和公布了32名失踪法轮功学员的名单之后,在5月上旬和中旬,明慧网又相继收到和公布了31名失踪法轮功学员的名单和简况:

** 成都法轮功学员魏彤彤被绑架五年无音讯

魏彤彤(音),2001年3、4月发资料被非法关押在成都第二看守所(莲花村看守所),5月上旬被转移,至今下落不明,其父母也为修炼人。请知情者提供详情。

** 寻找失踪六年的重庆法轮功学员杨素

重庆法轮功学员杨素,女,现应有30来岁,98年毕业于渝州大学,被分配到江北区政府当公务员,是一个非常优秀又很漂亮的姑娘。1999年至2000年时,杨素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这一去就失踪了。如果她还活着一定会给家人或同修捎个信。我们大家都很想她。

** 寻找曾被石家庄劳教所迫害的宋之宁

宋之宁,男,30岁左右,修炼大法,曾被石家庄劳教所非法关押迫害。05年与笔者有过联系,那时他在石家庄,后失去联系,至今音讯全无。有传说可能又被邪恶迫害,望知情者予以披露。

** 湖北荆州大法学员刘锳已失踪近五年

湖北荆州大法学员刘锳,女,57年生,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工业贸易总公司职工,住沙市金龙社区二单元六楼12号,属南湖居委会。98年得法。2000年进京护法,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旅店被邪恶抓回荆州,非法关押两个月,2001年大约5月份左右再次进京护法,却一直没有回来。也没有任何消息。

** 武汉法轮功学员蒋大芬2001年失踪

武汉市汉南通京六队法轮功学员蒋大芬,生于1968年6月,于2001年失踪。

** 寻找本溪法轮功学员康淑玲

在市场买菜时,和一位老者讲真相,他惊恐的告诉我,他的一位老乡是本溪玻璃钢厂职工,叫康淑玲(珍),63岁,是炼法轮功的,2004年之后不知去向,家里人非常焦虑。

** 寻找珠海市斗门区法轮功学员陈春光

珠海市斗门区法轮功学员陈春光因坚持信仰被珠海市邪恶之徒超期关押好几年,现音讯全无。请知情者告之。

** 重庆法轮功学员陈纪秀2004年失踪

法轮功学员陈纪秀,年龄30多岁(女),家住重庆渝北区鸳鸯镇四平村六队,因1999年7.20到北京上访后,一直在家遭到邪恶威胁。2004年某月的一天,她从家中外出,突然跟家人失去联系,至今音信杳无。

** 山东莱阳法轮功学员丁燕失踪三年

山东莱阳法轮功学员丁燕,年龄约46~47岁,莱阳龙旺庄转播站职工,家住莱阳运输工司。丁燕在2002年(或2003年)秋天离家证实大法,从此失踪,至今无任何消息。家人呼吁国际社会帮忙调查。

** 哈工大学生胡伟因说大法好被绑架 四年来生死不明

胡伟,男,27岁左右,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老家在四川省崇州市江源镇红土村九组。胡伟不是法轮功学员,他因在网上说“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被恶人秘密带走,四年来没有一点音信。胡伟的母亲因儿子的失踪而离家走了,父亲因见不到儿子整天闷闷不乐。

** 四川法轮功学员邓永春2001年失踪

法轮功学员邓永春,女,1970年8月12日出生,四川省广汉市小汉一村四社人。2001年7月初一出门,至今下落不明。

** 贵州毕节地区气象台一大法学员99年7月后失踪

原贵州省毕节地区气象台一同修,30岁左右,大学毕业,自l999年7月以后失踪,望知情者调查其下落。

** 河南吴秀荣2001年进京后失踪

河南郑州造纸厂退休职工、大法学员吴秀荣,近70岁,2001年农历年前进京证实法,至今未归,家里也无其任何消息。

** 寻找法轮功学员杨桂梅

法轮功学员杨桂梅,吉林省人(具体位址不详),约于2003年到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简称莫旗)打工,先后做过很多工作,最后在2005年在莫旗水利局做饭。2004年她丈夫也在莫旗打工。

2005年9月14日,莫旗公安和610等十几名恶人到杨桂梅单位抓人,致使她从二楼跳下,腰部摔伤,后被送往齐齐哈尔第三医院治疗,后不知下落。

杨桂梅一家三口人,她一人修炼,儿子在江西九江打工。望吉林同修查找一下杨桂梅的下落,也望能提供她家人的电话号码。

我很想知道她现在安全不安全?被送往那里?她摔伤是自己从楼上跳下还是恶警给推下的?摔伤后通知家人了吗?她出事到现在已有8个月了,应该把她被迫害的消息曝光。望知情同修向明慧通报她的消息。

** 寻找北京大法学员夏爱军

大法学员夏爱军,男,属兔,1963年生,曾是北京林学院一名职工,被捕日期不详,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邪恶之徒给其家带话说,夏爱军在2001年4月18日放风时爬山跑掉了,但是其并没有回家,至今家属不知其生死。

** 寻找新疆大法学员王维

大法弟子王维(音)2000年底从新疆的南疆往回返,在新疆库尔勒市火车站被邪恶之徒查到带有大法书籍后,被非法关押在库尔勒市看守所有3个月,这期间从石河子市来了7个恶警对王维进行连续三天三夜非法迫害。同监的犯人说:每天回来都能够看到王维被打的痕迹。来年2月份,王维被恶警带走,从此不知下落。请知情者提供线索。

** 寻找大连刘春霞、徐梦兰

大法学员刘春霞,女,20多岁,未婚,大连市瓦房店人,曾化名李智慧,2002年4月20日和另一老年同修徐梦兰在北京丰台区被邪恶绑架,从此无音讯。到现在所有笔者能接触的人都问过了,都说没有她的任何消息。刘春霞家中有一弟弟。

大法学员徐梦兰,五、六十岁,2002年曾与刘春霞在北京丰台区被邪恶绑架。徐梦兰于最近在大连突然失踪,接触她的人都失去了她的消息,包括她的丈夫和儿子,已几个月了。平时为了安全,大家都叫她老太太或阿姨。

** 湖北三名女大法学员99年7.20后失踪

湖北汉川城关有三名女大法学员自99年7.20后外出后失踪。她们是沈家湾的鲁艳菊(39岁)、刘家台的王珍云(52岁)、川马桥的员王爱云(56岁)。

以上三位学员到目前仍无音信。

** 寻找同修于心玉

于心玉,女,35岁左右,离异,居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二条路、西三条路附近,曾在牡丹江市阳光外语学院招生办工作,负责珲春招生点。
2004年秋,于心玉下落不明。于心玉的一个朋友说于心玉在讲真相时被绑架。请知情者提供消息。

** 贵州杨玉儒2005年8月被绑架后下落不明

法轮功学员杨玉儒,男,49岁,家住贵州黔东南州镇远县焦溪镇五排里村,焦溪小学教师。
2005年8月,杨玉儒发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后被焦溪镇派出所恶警强行抓捕,说送往贵阳劳教,具体关押在何处目前尚不清楚,询问其亲戚也没回应。请知情者提供资讯。

** 山西卫淑华2003年被绑架后下落不明

法轮功学员卫淑华,女,30多岁,山西省运城市盐化区人,2003年上半年在运城被恶警非法抓捕,至今下落不明。因其夫已与卫淑华离婚,卫淑华被抓后,家留有一岁半幼女、年龄已高的父亲,现在幼女也不知下落。

** 寻找山东法轮功学员姚中元

山东淄博粮油机械厂厂医姚中元,男,身高1米5多,现应65岁以上。7.20以后因家人恐惧中共,反对他修炼,姚离婚后离家,至今没音信。很多功友都在打听他的下落,他家人似也不知情。

** 寻找北京法轮功学员倪荭

倪荭,39岁,女,家住北京东城区东华门,2001年5月从“洗脑班”跳楼逃脱后,流落在外,至今无音信,不知是否平安,请知道消息者提供资讯。

** 重庆法轮功学员雷显康失踪

重庆永川市人雷显康,男,64岁,永川教办职员,家住茶店乡十六村五社,因病休在家,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2000年7月5号去北京上访,现已六年渺无音讯。之后家中经常遭到干扰,恐吓勒索,妻子一人在家极其困难。

** 广东潮州市法轮功学员许丽姗失踪多年

广东潮州市法轮功学员许丽姗,女,四十多岁,潮州市水厂职工,于2000年第二次去北京为法轮功请愿之后失踪,至今再也没有她的消息,家中还有两个小孩子。

** 四川两位七旬老人于小儒、冯传家于两年前被非法判重刑后,至今音讯全无

于小儒老先生是四川奉节县第五到十届政协委员、常委,也是原法轮功奉节辅导站负责人。从1999年4月到2002年3、4月份三次赴台湾探亲,留台期间参加台湾地区大法弟子的炼功活动,并带回法轮功真相资料,回国后于2002年10月被无理逮捕,并被非法判11年重刑。(详情请见明慧网2003年1月11日文章《大陆喉舌媒体透露了什么?》)

奉节县的大法弟子冯传家,于2000年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法轮大法好”,被非法抓捕劳教1年。2001年9月解教后,冯传家写了揭露监狱凶残迫害大法弟子黑幕的文章,委托于小儒带到台湾上明慧网发表,因此于2002年10月被逮捕,被非法判10年重刑。

恶党还在媒体上对他俩进行造谣诬衊,电视、大报、小报满天飞,还于2003年1月在央视上诬衊,第二天万州电视台又重播几次。

于小儒、冯传家于2003年或者2004年5月被非法转关入重庆监狱(弹子石监狱),从此音讯全无。他们都是七旬老人,目前生死不知。

与他们同时被抄家、被抓的数十人,被判刑的也有数人。此事是中央指使重庆国安局万州分局派遣二十几人到奉节县执行的,万州也有同修受牵连。

** 失踪的胶州老刘

老刘,山东胶州人。全家5口都在大法中修炼。2001年1月在经历了多次进京上访多次遭迫害死里逃生之后,为了避免恶警的骚扰被迫拖着被酷刑折磨得已变成残疾的身躯流离失所,不幸当年5月又被诸城恶警绑架,抓他的诸城恶警是朱鹏德(610头子)、曹金辉(政保大队的副队长)、朱伟(打手)、袁伟(打手)、王军(打手)、陆军(音,打手)、毛玉龙等。

当恶警从互联网上查出老刘是公安部通缉的法轮功学员后,对他施以严厉的酷刑折磨。老刘坚强不屈,在被恶警非法抓捕的当天,就被诸城恶警打死过去几次。每次被打昏死后,恶警再用凉水将他浇醒继续酷刑折磨。老刘被非法抓捕的当天傍晚,被诸城公安从酷刑折磨他的 邪恶黑窟——国安大酒店的二楼悄悄抬了出去,而后杳无音信。

2001年时老刘也就45岁左右,身高约1.65米。据一位曾经在老刘家一起学法炼功的年轻女学员说,老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以及老伴,全家五口人都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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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

排名分先后:中国官方开列六四责任名单

【大纪元5月20日讯】(亚洲时报记者方德豪5月19日撰文)十七年前(1989年)的今天(5月20日),李鹏签署了国务院命令,决定自20日10时起在北京实施戒严;同一天,一班元老和部份领导开了一个会,商议 “制止动乱”的有关事宜,并决定提名江泽民出任中共总书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官方出版物不止一次介绍了开会的名单,连排名也是一模一样;很明显,不论是有意抑或无意,这就是中国官方正式开列的一张“六四责任”名单。

据中国官方人民出版社于去年5月印行的《陈云晚年岁月》一书第249页,1989年5月20日,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彭真,杨尚昆,王震,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在邓小平家开会,商议“制止动乱”的有关事宜。另外,在由国务院新闻办领导,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管理的中国网(www.china.org),也重复了一遍这个5月20日会议的名单。在去年由美国人库恩撰写的《江泽民传》第162页,也有提及这次会,其中的排名先名次序也是一式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陈云晚年岁月》、中国网以及《江泽民传》的排名的大抵相同(因为《陈云晚年岁月》的主角是陈云,所以陈云名字给抽了出来),这明显不是巧合,因为这就是中国官方档案中有关“六四”问题的最终论述。

正如亚洲时报在线日前报导《中国官方出版物:李鹏对八九戒严起关键作用》一文指出,1989年5月17日晚在“老人家”的家中,李鹏和姚依林投了支持票,赵紫阳和胡启立对实施戒严投了反对票,另据称乔石投弃权;结果在政治局常委二比二不分上下的情况下,政治局常委没法取得最后定论。所以,当时中共高层就开了这么一个会议,替政治局常委作出决定。

另外,《江泽民传》也指出,5月20日的会议决定提名江泽民接替拒绝镇压民主运动的赵紫阳出任中共总书记;因此,这次会议对中国当代史来说,可谓是意义重大。

在中国的官方档案中,决定“六四”事件发生责任的先后排名其实已有正式定案。

文革四十年专题:骨肉相残

【大纪元5月2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何山采访报导)在中共以阶级为纲、互相批斗的年代,不少的知识份子、老干部捱过了被带高帽、被送入牛棚的经历,但当他们发现揭发自己的竟是亲生子女的时候,他们是否能还撑得住呢?以下是文革中“党”要你骨肉相残的两个个案……

“在文革中给我最大的震动是什么呢?我当时只有十岁九岁,我哥哥已经比我很大了,大七八岁,已经是一个青少年了,在积极地跟着毛泽东的口号。”讲起文革,被中国大陆被判以间谍罪驱逐出境的美国公民李少民,开口是滔滔不绝。他说,文革之最残忍,是毛泽东要你将革命带到家里面。“文革让你们家里面的人就是互相斗、父母互相斗、父子互相斗、子女互相斗,家里的人都是被他们破坏。”

李少民的母亲在他一岁的时后就被中共以右派的名义流放到甘肃劳改,他到14岁到未见过生母一面,因为组织要求他们与右派划清界线,好好的一个家庭,就此分离。当他与生母重逢的时候,他已经是有两个母亲,多了一个继母了,要怪谁呢?

“那时候我哥哥是一个红卫兵,他非常革命,十几岁的一个青年,他不懂。上面就号召要揭发父亲。”留下来的,看来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个十几岁的哥哥,一头栽进党的号召里,批斗起留下来的父亲。此刻,他的父亲,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再也撑不下去了。

李少民说:“(哥哥)他就给当时的马列研究院的一个副院长写了封信,说我父亲是黑帮怎么办?回信说,你说得对,你父亲是黑帮,你要跟他划清界线,那么我哥哥最大,就把我四兄弟姐妹叫到一起说,你看,这个组织上已经来信了,说我们爸爸是反革命,我们要划清界线,你们懂了没有。”

回想当时的情景,年龄尚少的李少民是被愣住了。他说,根本无从反应。“听了非常悲哀、难过,也不知到做什么。后来我哥哥打他这封信放在兜里,结果继母给我们洗衣服的时候,掏出了这封信。一看!伤心得不得了!”

“我父亲也非常伤心,我父亲是很坚强的人,天天在外面挨斗,他都没有伤心,他看到自己的儿子都要根它划清界线,他非常伤心的。”而他的父亲就在那一刻熬不住了。“当然明白不是我哥哥的错,就整个红海洋,全国人都疯了,你能保持冷静吗?疯的人看到冷静的人就像你是疯的一样!”

接下来是另一位被革命“革”到家里的受害人谭先生的故事,谭先生说:“我妈妈是根正苗红的,我外公外婆是干部,之所以我舅舅后来当了红卫兵,能够见到毛泽东,就是因为他根正苗红。”

舅父根正苗红,见到了毛泽东;但谭先生的他的父亲是地主,母亲嫁了给地主;在那个年代,如何是好呢?“他回来之后,对我母亲有很大的压力,希望她能够与父亲离婚,搞到我老妈有一种人性的扭曲。在家,她是跟丈夫分床睡的,但她又不敢回外家。因为她是嫁了给地主,回去之后就影响了弟弟和老爸的前途,所以她不敢回娘家。”

在人性的扭曲之下,谭先生说,他的母亲竟把自己所出,变成了敌人。“不敢回娘家,她在家把子女当成了敌人。为什么呢?除非我老爸煮饭,如果是她自己煮饭的时候……有一次她煮了汤圆,吃不完,乡下就用来养猪,她就把汤圆倒到猪盘,倒了也不给我姐姐吃。”“我姐姐当时三岁,我也不过是手抱婴儿,害得我姐姐要爬过去从猪吃的盘子里拿汤圆出来吃。你说,悲惨吗?”

童年的隐影,令谭先生觉得,这个党的确是欠了他很多。17年前的“六四”他就走上街头,反对一党专政。

在文革之中,千万的家庭,因为子女、父母、骨肉的相残变得精神分裂。精神病是文革之后的一大遗祸。熬不过去的自杀身亡,著名的有《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作家老舍、中共元老李立三、北京市副市长吴(日含)等等。没有轻生的,内心转不过弯的,则是更悲哀,有如“活死人”。

李少民说:“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一个常务部长就许力群,他的名子跟邓力群很近,实际许力群跟邓力群也是好朋友啦。许力群在文革中被抓到监狱,他是清华的高才生。他就想:关我的原因是我反毛泽东,但他分析是毛泽东错了。不过,毛泽东不能错呀!按照毛泽东的逻辑错是不可能的,他自己绕不出这个逻辑上死结,就疯了,真的就疯了!”

而对于那些走出红海洋,现年50、60的一代来说,李少民形容,当年就正如入了黑社会一样。“参加了红卫兵,也有打砸抢,也有杀人的,后来也就都变成了正常人了,他们经过了这些相等于入过了黑社会又出来一样,那这些人是比较能干的。也有受迫害的人,大多数有远见的,他们一般就觉得自己受的迫害也不怎么,主要是将来不要让国家再做这些蠢事了,当然看得比较长远。”

文革四十周年永远有讲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十集专题到此就先告一个段落了,我们我后讲过文革中的武斗、大串连、人吃人、童年阴影、骨肉相残及文革之后的偷渡潮,也有文革与六四的类同等等。身受其害的文革受难者家属对我们说,期待文革有真正的平反、补偿;但也“不会指望中共对文革有真正的结论”,“中国人与中共一直就有你斗我、我斗你的传统”,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平反只是遥遥无期。(

文革40年 知情人反思心路

【大纪元5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吴雪儿、许珀珩香港报导/1966年5月16日,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发出的当天,《五一六通知》标志中国文革的爆发。中共在夺权前后,整风运动不断,然而最大面积,及最灾难性的一次运动要数文化大革命;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最彻底的催残和扭曲。中共政权通过文革灾难,完成塑造现代中国人扭曲思想和心灵的最后一步。价值的重塑,形成一套的党文化,取代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中国人天赋、原始纯朴本质被严重地压抑着。

文革后,运动风气暂援告一段落,但中共对中华民族的监视从来没有松懈过,压根儿不让埋藏在中国人心灵深处那种人类与生俱来的纯真本性丝毫露出端倪;“六四”学生为民主自由理想的争取,以及接下10年后出现众多民众对“真、善、忍”的追求都遇到中共政权残酷的打压。

曾在文革期间撰写《出身论》一文而遭杀害的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在最近美国举行的“文革40周年纽约国际研讨会”上曾说过:“让受害者忘掉‘文革’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不想,忘掉文革对谁有利?毫无疑问,施害者最希望受害者得健忘症……禁止受害人对受害经历的纪念,就正如王友琴女士所说的,那是‘不正义的延续’。”

情绪被利用将批斗合理化

《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王友琴在谈到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在文革中的心路历程时,引用了老舍自述的一段话,形容他如何在被煽动的情绪下,把批斗地主的行为合理化:“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王友琴说:“从他(老舍)的自述中,我们看得到人的从众心理怎么被利用,人的仇恨怎么被煽动起来,人的暴力行动怎么被合理化。这显然也是为什么15年后的斗争会还是用相同的模式组织进行的原因。”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在文革发生时只有16岁,当年是一位红卫兵,“属于第2、第3波(即反动派)”,是毛泽东强烈的拥护者。

他说自己当年“没有资格斗人”:“如果我是高干子弟出身我也去斗人。我们都是被共产党洗脑,觉得斗人是光荣的事情;是革命的事情。”不过,他还是有过斗人的经验,被批斗的对象是其班主任,姓杨,很年青,而且是党员。当时这位杨姓老师给党执部提意见,结果党执部派人,带着高年级班的高干子弟来串连,他也跟着斗。他说,事后他深感抱歉,并向该位老师道歉,那位老师也原谅了他,表示,明白是党执部要搞他,宋永毅也只是跟班而已。

宋永毅形容文革是一件非常态的历史事件,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他说,文革是反文化的、反人类的(他相信文革中至少200到300万人被杀死)。宋永毅指文革把中国长存的道德破坏;煽动儿子斗老子、互相揭发等。他说,人们的行为是共产党的洗脑的后果,整个社会提倡的是阶级斗争,那些人都很幼稚,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但当时他们觉得是很伟大的事业。

宋永毅说,在文革中“年青人的青春会被这个专制的恶魔所吞噬、浪费。文革开始时我16岁,文革结束时,我是26岁,(在我的)黄金时代,我有5年半在监狱里渡过;10年中间,只有几年是马马虎虎有自由,6年都是没有自由。”

中国人真正在水深火热中

他又告诉了记者他自己亲身体验、关于文革的“一个笑话”,他说:“我们当时接受的教育是说全世界的人有三分之一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等待着我们去解放,美国的黑人在街头都是敖敖待哺、倒毙街头,但我到了美国看到跟本不是那么回事,美国人都生活得很好。结果实际上这三分之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是中国人民!但那个时候是相信的。”

文革中让宋永毅印象最深刻的是自己于1970被抓,因68年组织地下读书会,读一些欧美的翻译作品:“我们有一个同学被抓,把地下读书会供出来。我就被迫上了几个月封闭式学习班,把你关到很远的、偏僻的仓库里,用10个人天天斗,要交待。”

反思结论是改变专制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对文革的反思非常重要;这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对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中共当局方面当然对这件事闭幕如深,因为文革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反思文革都是是得出一个结论——必需要改变中共的一党专政。”

胡平说,反思文革是对历史负责。文革时期的年青人像他自己,现在已快60了,如果文革的重要史实不尽快纳入民族的集体记忆,那可能就被淹末、失传,就意味着千千万万人的痛苦、牺牲也都付诸东流。

胡平又说,毛泽东和文革是分不开的,也只有在一党专制下才能做出这种事。所以反思文革的意义:“是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党专制的罪恶和进一步体会进行民主改革的必要性,启发人投身到自由民主化的抗争中来。”

关于文革对中国的影响,胡平说:“文革对中国的历史影响非常大,对教育的破坏——当时打老师,几乎发生在每一间中小学校,很多老师被打死,中国人讲尊师重道。小时候长辈对老师都是很躬敬的。没有想到在这么一个几千年来都重视教师的国度,化成这种百份之百打老师的状况……这不是文革唯一的大罪恶,但单单这一点,它发生在文革,和过去很长时间共产党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所以它会在文革中爆发,表现出来。单单这一点就知道中共的一党专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何等大的摧残;给年青一辈带来的毒害是多么深重。”

文革残害中国人心灵

胡平又提到文革中一个普遍现象:“每个家庭都可以见到的分裂和斗争,中国传统重视家庭关系,是重视天伦亲戚的民族。文革对中国人的心灵,及道德传统的伤害。对生命的不尊重,在革命中死了多少人,而且那些批斗会和一般人想象的批判会是完全不一样,一般无非是动一动嘴或笔,文革中批斗会的野蛮和对被批判对象人格的侮辱,以至肉体上蹂躏,在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对民族心灵的摧残,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胡平说,类似延安整风的运动不断,一直都存在中共的历史存在着,而文革把这些运动带到顶点。他认为,文革是中共历史中最激烈的运动,因为它牵涉人数之多,而文革时间之长,在整个运动中反反覆覆:“今天那派得势便打倒这一派,明天这派得势就打倒那一派,对每个人的生活的每一方面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当年下乡去过很多乡村的地方,这些地方对于改朝换代也不清楚,而文革却去到那边去了,可以想象影响是多么大面积。”

对世界造成负面影响

此外,文革也对世界造成了相当的影响,那是负面的、非常恶劣的。当时包括一些西方人,由于他们不了解文革的真相,有些年青人随毛泽东提出的“造反有理”,也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胡平提到,文革结束后,随着毛泽东的死亡,和四人帮被抓,中国人曾经有一段时间让人精神振奋的复兴,80年代对文革的反思和强烈的对民主的追求,接着发生89年那么大规模的民主争取也是很少见的。

89民运后,中国人再度变得消沉,胡平分析说:“89年民运,中共再进行屠杀,很多人感到恐惧,加上在这之前共产党长期的统治,做成了人心区分不开,单单是一场屠杀不可能造成那么强烈的消极后果,(当年出现的争取)民主(运动)本来就是带着病的,那么好不容易,刚刚有一个很短时间恢复时期,结果又遭到如此沉重的打击,老病加新病,刚刚恢复人性复苏的萌芽,又被搓掉。人民普遍变得非常消沉,玩世不躬,对政治,对别人的不关心,只管自己的发财,冷漠;对他人遭受到痛苦不闻不问。”

胡平指出,最近在纽约举行了3天关于文革的会议,发言的人和一般的听众都非常活跃。他说:“我们在海外华人社区各种活动中,只要是讨论文革,吸引的人数一般是最多的,讨论也是最热烈的,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人都是经历过文革的,都表现出很强烈的关切。”

华人讨论让中共恐惧

他认为,海外华人对文革的热烈反应,解释了为何中共政权禁谈文革:“现在在中国,当局知道如果不压制对文革的讨论,对文革真相的挖掘、清理,和对文革教训的反思,造成很大的声势,这是令当局感到恐惧的一面。”

胡平认为,很多人不是不再关心如文革、“六四”的事情,而是很多人有一种无力感、很无奈,觉得每次参加后,事情都没有变化,对自已参加能起多大作用就怀疑,然后就放弃了。

他说:“和共产党抗争是需要我们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从每一个人做起,自动参加每一项活动,对别人是一种示范。对于我们现在还关心的人,要互相鼓励,坚信共产党的统治是不长久的,人间还是有公理的……只要关于文革的讨论能冲破共产党的压制,成为国家民族的公共话题,这将会吸引到年轻一代的关心。文革是一件重大事件,是值得年轻人去关心和了解的。”

林也:司马光该不该砸缸?

【大纪元5月20日讯】王文怡事件,引发了人们的广泛议论与诸多思考,撞击着人们的各种观念,更是在考问着人类的道德与良知。

对于王女士的这一举动,有一种观点认为:于此时此地,以此种方式来发声有欠稳妥,是砸了中国领导人的面子。

诚然,凡行事必须考虑时机,要顾及场合,要讲究方式,更要循规蹈矩,这是无可非议的。然而,王文怡女士之所以要超常发声,自有其不超常发声不足以引起世人关注的内在深刻缘由,而绝非无视规则或是要蓄意砸谁的面子。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妇孺皆知。司马光在紧急关头,急中生智,砸缸救人。王女士身为医生兼记者,深知救死扶伤与维护世间道义公正乃自己之天职使命。因此,在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大肆虐杀大多熟视无睹、对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亦表现出相当的麻木与冷漠之时,尤其是在与中共争夺时间与人命的紧急关头,一心想救人和制止中共恶党继续犯罪的王女士也只能毅然决然地以“砸缸”来救人了。

司马光砸缸,是时间的紧迫性与环境的特殊性所至;王女士的超常发声,更是出于无奈,是严峻而紧迫的现实历史性地将她逼到了这步天地。否则,司马光绝不会无故将缸砸碎,王女士更不会无故地去呼唤停止迫害。

司马光砸缸时,并没有顾虑到把缸砸坏后是否会招致非难;然而,王女士为了发出一声正义的呐喊,则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王女士深知:她的这一“砸”,会激起千重浪,会招来种种物议,或许还会招惹麻烦。然而,在人命关天之际,是为了避免是非而无原则地遵循某些表面规则并任其邪恶继续犯罪,还是力排众议,铁肩担道义地去舍己救人?二者,孰大孰小?孰轻孰重?孰是孰非?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司马光砸缸后,人们并没有对司马光为救人而砸缸的行为发出某种非议,相反,却是一片的称赏;今天,出于同等目的而又在情况紧迫得超过司马光千万倍的情况下,王女士的所作所为为何却要受到不应有的指责呢?难道救一个人可以砸缸,救千万个人反倒不能砸了吗?司马光之所以砸缸,是因为缸是夺杀人命的障碍,因此他没有迟疑这缸是该砸还是不该砸;那么,王女士在人命关天、千钧一发的非常情况下,为了制止犯罪,为了救人,难道不是也应该当机立断地“砸”破麻木与冷漠这道魔障吗?

如果说:法轮功学员即便是都被活体摘除器官与被虐杀了,王女士也是万万不该发声呐喊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溺水儿童即便是被淹死了,司马光也是绝对不应该把缸砸破的,因为这破坏了“缸”的和谐与完美。

那么,这种砸缸否定论调,不恰恰是与中共邪党正在玩弄的在所谓“爱国”“和谐”“稳定”的幌子下来大肆迫害和杀戮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具有良知的国人的恶魔手法异曲同工吗?持这种观念与观点的人,是不是在以牺牲众多法轮功学员的性命和放弃人类最为基本的道德良知与是非标准为代价,而去维护杀人与扼杀人性的“缸”的完美与和谐呢?再者,这种以扼杀生命与道德良知来维系的某种存在与表现形式,是完美与和谐呢?还是丑陋与邪恶呢?

从狭隘的表象上看,王女士砸了人的面子,似乎存在着虽能尽善但却未能尽美之嫌。但是,无论是从人类道德良知的基点上讲,还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视角上看,王女士的发声与司马光的砸缸一样,是既尽善又尽美的。

王子亦:“退党”币就是好运币

【大纪元5月20日讯】将“退党”字样写在中国大陆的人民币上,让中国大陆民众通过这种形式了解到“九评”和“退党”这些事关重大的资讯,很多正义人士已经在做。但是,通过网上的反馈信息来看,在人民币上写“退党”字样,或者是印刷“退党”很多正义人士并不感到为难,倒是使用这些“退党”币,让“退党”币在中国大陆民众中大量流通起来让正义人士感到有点为难,因为这里涉及到正义人士的安全问题。

其实,“退党”币既然能传递“九评”和“退党”这样重大的信息,那么,很多人可能就会因此而了解到“九评”和“退党”的真相,虽然信息量很少,但是极有可能就为接触到这样的“退党”币的社会民众种下将来阅读“九评”和声明“退党”的绝大机缘。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民众声明“退党”从而得以成功自救的机缘不就是因这些“退党”币而生的吗?那么这些“退党”币不就也算是给这样的民众带来了生命自救,免遭淘汰的极大福分吗?对这些民众来讲,这样的“退党”币就是在其整个生命过程中起着极其关键作用的“大福分”币,“退党”币是真正的好运币。

如果能认清这一点,那么在使用“退党”币时,大可以堂堂正正的使用,还可以带着这样的一念:“退党”币是好运币,好人才舍得给他的。同时,在平时使用人民币的过程中,可以带着一念:希望收到“退党”币,“退党”币是好运币。如果正义人士能带着这样的正念,那么正义思想是带有一定的能量的,这些正义思想散发出来的正念能量之场就会自然而然的归正自己周围的环境,归正自己周围环境中阻止“退党”币顺利流通的不正因素。

而且,如果带着这样的正义思想,在使用“退党”币时的心态就极正了。在极正的心态下做事,就会有意无意的向周围的人们发出极好的良性信息,周围人们善良本性的那一面是能接受到的。人们的善良本性接收到这些良性信息,从而不同程度的被激发复苏,那么就很可能带动他们整个人在“退党”问题上做出正面的选择。

在带有正念使用“退党”币,保持堂堂正正的心态的同时,也不能走极端,仍然要注意安全问题和其他的一些小细节。比如书写“退党”字样时选择合适的位置,用合适的墨水颜色,书写工整,字体大小合适等等;使用“退党”币千万不能强用,当某些民众不愿意接收这样的“退党”币时,完全可以一笑而过,很自然的给他换上非“退党”币;使用多张人民币时,夹一张两张“退党”币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全部都弄成“退党”币;使用“退党”币时,身上必须带有暂时还没有书写上“退党”字样的人民币,等等。

同时,有些正义人士建议用化学墨水书写“退党”字样,让字迹隔一段时间再显示出来,如果真能找到这样的化学墨水,是完全可以一用的,但是也不能对此产生依赖,非得有化学墨水才去书写“退党”币,使用“退党”币。但使用化学墨水书写“退党”币本身又是一种保证正义人士安全的很好做法。

只有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保持堂堂正正的心态,才能尽可能避免被中共恶党钻到空子,才能更好的运用智慧广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