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采访报导）南京异见人士杨天水星期二被江苏省镇江法院判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杨天水决定申诉，而为了抗议当局的审判，大陆各地30名异见人士举行24小时的绝食行动。

星期二上午，江苏省镇江法院临时转换地点到当地丹徒区法院秘密开庭审理了南京异见人士杨天水所谓颠覆国家政权案。据了解，法庭上除了两名律师之外，其余全部是公安旁听。在庭上，杨天水拒绝回答法官及公诉人的任何问题，只回答他律师的问题。

虽然李建强等两名律师为杨天水作了无罪辩护，但是，法官表示 他们的辩护意见没有事实根据，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而检察机关起诉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当庭宣判，判处杨天水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判决书将在数天后公布。

星期二下午，杨天水的辩护律师李建强对记者表示----

李建强∶“这个结果是我们能够预想到的，因为今天是口头宣判没有送达，所以也没有让他表示上诉还是不上诉。昨天我们会见他的时候，对这种结果是有预测的，他说如果是判他有罪，12年或者13年、14年，他都不上诉。他要求尽快的到监狱去服刑，然后委托我们给他申诉。”

对于杨天水案件，大陆的异见人士都非常关注。星期一，邓永亮，赵昕等30名异见人士为了抗议和谴责当局对异见人士的镇压，在网上公开发表了绝食24小时的声明。

西安的邓永亮向记者表示，近期，接连有异见人士被审，当局对他们的抓捕及判刑越来越疯狂，据大陆的国安人员透露，这是为了2008年奥运会即将来临做准备。他说----

邓永亮∶“我们三十多个朋友都是公开抗议中共这种非法审判，因为最近中共接连审判异议人士，这个我估计他们就是为了2008年的奥运会，它为了有个所谓的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所采取的行动吧。这个是有的国安部的、公安部的给我的朋友透露而带给我们的，而我们这儿也感觉到这一点了。”

而负责审理杨天水的镇江法院临时改变了审理地点，李建强律师表示这可能与当局怕有异见人士到场声援有关----

李建强∶“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为了避免有人去声援，只是知道临时改变了审判地点。去了中级法院以后，法院用车把我们接到几哩外的另一个法院开的庭，我们当时知道了。我们原来一直认为是在中级法院。”

据了解，检察机关给杨天水罗列的许多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包括参与了由海外民主人士发起的‘中国天鹅绒行动’以及帮助把由海外民主人士寄来的捐款发放给在狱中的异见人士的家属等。

杨天水在04年12月因为在网上发表批评性文章，曾经被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后来在05年1月份被取保候审释放回家。事情仅相隔一年，杨天水又再次被捕，但这次的罪名却是颠覆国家政权，并且所谓的罪证与04年因写文章被捕完全不同。

杨天水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90年曾因反革命罪被判刑10年。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5月17日讯】“卡拉可希的判决”是一句埃及民间谚语，意指某个案件的判决结果特别荒谬离奇，其间的法律逻辑荒诞得令人无法想像。这句埃及民间谚语是从一个民间故事中产生的。那个故事很长，我这里只能介绍一个梗概：某个小偷在入室盗窃时，不慎从窗户上跌下来摔伤了腿，他非常气愤，到法院控告房屋主人的窗户不结实，要求赔偿他一笔药费。受理案件的正好是法官卡拉可希，他马上传讯房屋主人到庭讯问，主人一看是这么一个糊涂法官，只好推说自己已经足额支付了工钱，窗户质量不好是木匠的问题，法官马上又传讯那个木匠到庭审讯，木匠一看这情形，也只好说主人确实足额支付了工钱，自己的做工也没有任何问题，但那天安装窗户时，不巧有一个穿红色衣服的漂亮女子从街道路过，自己一时分神，可能把一颗钉子钉歪了，法官马上让人找到那个当天穿红衣服的漂亮女子，红衣女子到法院来，说她长得漂亮，这要感谢真主的恩赐，至于红色耀眼的衣服，那是裁缝印染的，与她没有关系，于是法官让人把裁缝抓来审问，这个可怜的裁缝是个手巧嘴笨的人，可以制作漂亮衣服，但不擅长说漂亮的话语，他这时见了法官只知道害怕，一句话也答不出来，最后被卡拉可希判处绞刑。读者其实不必为这个可怜的裁缝叫屈，真正倒霉的还是另一个裁缝。因为卡拉可希判完案子，刚退庭不久，士兵前来报告说无法执行绞刑，原因是城门太矮，而裁缝正好是一个高个子。卡拉可希呵斥说：你们为什么这么笨，干吗不去另外找一个裁缝来？于是不久，一个正好在街上行走的裁缝被拉到城门口绞死了。从此以后，埃及人就把荒唐的判决叫“卡拉可希的判决”。

今天从网络上了解到“杨天水颠覆国家政权案”的一审判决结果和案件本身所涉及的事实后，这个古老的埃及民间故事就浮现在我眼前，挥之不去。埃及民间故事用极其夸张的手法，把生活中的荒谬集中表现出来，让读者从夸张的故事背后去发现生活本身存在的荒谬，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者也不会误读这个故事，不会相信卡拉可希其人其事。但这个故事在创作时所来源的生活真实性，却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顽强的存活着。一个其合法性本身受到广泛质疑的政权控告某人企图颠覆自己，这与那个盗贼控告房屋主人在自己盗窃时给身体带来伤害何异？而这个荒谬的逻辑既是卡拉可希法官审判的前提，也同样是“杨天水颠覆案”的审判前提；撇开这个前提不谈，依据共产党中国自己的现行《刑法》规范，“杨天水颠覆案”所涉及的全部案件事实，从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的犯罪构成要件上，罪名也完全不能成立。案件所指涉的全部“犯罪事实”，无非是被告人撰写了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文章、参加网络游戏“天鹅绒行动”、接受海外友人的捐助款项部份自己使用部份赠送其他生活困难的国内友人、计划在将来法律许可时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等。以上四个方面的事实，从主观上看，无颠覆国家政权的主观故意，从客体上看，也不直接指向国家政权本身，再从客观方面看，也未出现国家政权被其颠覆或可能颠覆的危害后果。所谓“犯罪事实”与审判结果之间的法律逻辑，实在与小偷盗窃时跌伤最后导致街道上散步的矮个子裁缝被绞死一样荒谬，“杨天水颠覆案”的判决堪称中国的“卡拉可希的判决 ”。

说真的，对于“杨天水颠覆案 ”的判决结果我并不十分意外，因为在此之前，有吉林“罗永忠案”、湖北“杜导斌案”、湖南“师涛案”、江苏“黄金秋案”、重庆 “许万平案”、山东“李建平案”、贵州“李元龙案” ……这一系列政治案件的审判，已经为共产党中国创造了太多太多荒诞不经的判例，它们都是共产党中国的“卡拉可希的判决”，而“杨天水颠覆案”的判决，只不过在本来已经离奇万分的判例中，又增加了最新的一例。

但这一系列政治案件的恶劣审判，与卡拉可希的判决也有差异，其差异就在于卡拉可希是依据自己的主观想法在做判决，而共产党中国各地法院的法官们，并非像卡拉可希一样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想法做判决，在他们的背后，还有更大的卡拉可希在指挥着，真正的卡拉可希隐藏在他们背后，法官们不过是在完成一件布置下来的具体任务，他们在审判活动中甚至连卡拉可希的地位也不如，他们比卡拉可希更加可悲。我相信参与这些案件审判的所有法官们，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这些所谓的“罪犯”是真正无罪的，他们是英雄而决非罪犯，总有一天要得到平反昭雪，会被人们当作英雄景仰。今天的有罪判决，仅仅是对他们在推动中国民主和法治进程中的不朽功勋的一种特殊记录。杨天水以不上诉来抗议这次审判，其向社会所公开显示的含义就是，今天真正被审判的不是杨天水！

一个不能彰显正义价值的判决，是苍白无力的，它的法律份量比记录判决内容的纸张还轻。这样的审判结果，不是法律的胜利而是法律的耻辱，它当然也不能使一切向往并追求自由的人因为恐惧而停下自己的脚步。

2006-5-17 ──转自《博闻社》(

【大纪元5月1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采访报导）中国产经新闻报驻湖南记者阳小青被控敲诈勒索一案，星期二在湖南省隆回县法院开庭，阳小青在法庭上，坚决否认有关的控罪。

除了否认当局起诉的罪名之外，阳小青也指控湖南隆回县公安局在审讯期间对他进行诱供所签下的材料。有消息说，阳小青案件开庭当天，数百名隆回县的民衆聚集在法院门口，对阳小青进行声援。

阳小青的妻子龚杰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星期二是自阳小青今年二月被拘捕后首次见到阳小青，阳小青看上去精神不错，但两人没有机会交谈----

龚杰：“今天是第一次在法庭上见到他，我们只是有个眼神交流，这时我给他打个手势，作一个‘Ｖ’字形的，我希望他胜利啊，我希望他能够坚持争取胜利，有时候在法庭上我就伸个大姆指鼓励他。今天他看上去还好，他还是有坚定的信念，不是他说的他就不承认‘没做那个事情，我没做那个事情’，他今天还当庭指控公安变相逼供，搞车轮战术等这些情况。”

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的张星水律师，和另外两名湖南本地的律师，组成了阳小青案的辩护律师团。张律师表示，他们在庭上作的是无罪辩护----

张星水：“开了一天庭，当时的情况还是不错的，阳小青也推翻了他原来的供词，拒绝认罪，认为他是无辜的。然后我们做的是无罪的辩护，因为证据不足也认定他是敲诈勒索。”

张律师表示，他不方便透露更多法庭上的情形，但就纯粹法庭辩论的情况来看，他对阳小青一案的审判结果仍抱审慎乐观的态度。

作为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的阳小青，去年在湖南隆回县撰写了当地国有资産流失以及官员挪用公款等问题的报导。这篇报导最后没有刊登，阳小青则在今年二月，被隆回县公安局以敲诈勒索罪逮捕。在起诉书中，隆回县检察院指控阳小青与他人合作，以该报导为要挟，要求隆回县县委书记提供五十万到八十万人民币的金钱。

龚杰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有关指控的证据，只有另一名同案被告的证词，没有任何其他人证物证。而该名同案被告的律师，星期二在法庭上同样是作无罪辩护。龚杰表示，警方的其他证人星期二都没有出庭作证，理由是证人不愿意或者是无法找到。她说，有些证人所述事件她当时也在场，和实际情况有非常大的出入。

龚杰介绍说，星期二开庭当天，有数百名隆回县的居民自发前往旁听审判，表达对阳小青的支援，令她十分感动----

龚杰：“隆回老百姓都很关注这件事情，他们也知道阳小青是为了老百姓呼吁而含寃入狱的，所以他们很关注这个事，包括很远的地方都相继赶来，来旁听。而阳小青被警车拉到法院时，他一下车，那些老百姓都声援他，说‘哎，你是好人啊，你是为我们老百姓蒙寃入狱的，打倒贪官污吏，我们会支持你的，你要大胆一些。’，我真的非常感谢。”

虽然阳小青的律师张星水对案件表示谨慎乐观，但龚杰却并不这样认为。她表示，据她了解的情况，隆回县和上级绍阳市政法委，都已经内定了阳小青有罪判决的决定，但龚杰表示她和阳小青都不会屈服，一定会上诉到底。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5月17日讯】 尊敬的安南先生：您好！

谢谢您对世界的和平、自由民主的进步所做的努力。在刚刚闭幕的第六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当选为联合国理事会成员。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很高兴。但我更希望中国的政府能够兑现他的承诺,尊重和保障人权。我的丈夫陈光诚去年因揭露山东省临沂市有关计划生育的强制结扎、堕胎乃至株连等黑幕后，自05年8月份至今一直受到地方政府的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人生安全时常受到他们的攻击，甚至他的亲属也受到人身攻击、拘留甚至抓捕。自 06年3月11号，陈光诚再一次被沂南县公安局带走，带走后至今下落不明。我们已委托律师为陈光诚“至今下落不明”一案及亲属的被捕案做代理。但沂南县公安局给我们律师的解释是他们没有抓陈光诚。对陈光诚的亲属他们也没有要律师与其见面。对于一个生活等各方面都不是很方便的盲人，遭到地方政府的绑架、软禁乃至如今的下落不明，一个为了中国的明天能更好而一直努力的盲人，却被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污骂为汉奸卖国贼。我觉得一个对中国的命运不负责任的国民才是中国真正的汉奸、卖国贼。

安南先生，我真心希望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是真正捍卫世界人权的组织。我们不仅仅要看成员国声明多少、承诺了什么；最重要的是要看他们做了多少。同时我也希望您这次来中国能够为中国的人权状况改善继续努力，能够关注光诚及同光诚同样命运的朋友们。

谢谢了。

祝您一路访问愉快。顺利成功。

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写于被困的家中。

2006.5.12 ──转自《博讯》(

【大纪元5月17日讯】(据自由亚洲电台李建军报导)中国官方新华社主办的千龙新闻网周一报导，由中国多个重点网站，以及北京市政府部门组成的会多名兼职网络监督员，协助当局监控互联网。

这次招聘行动，主要针对具高中或以上文化水平，已经使用互联网超过三年的网民，而获聘的监察员，需要参与不定期的会议，以及主动举报一定被当局认为有问题的网站内容。而每一位监察员，都可以获得每月一百人民币的上网费资助。而申请者，需要向北京网络媒体协会，申报是否党员或者共青团员。

有多年上网，以及在网上发表文章经验的异见人士刘荻，周二接受本台粤语组访问时认为，这次北京网络媒体协会，只愿意每月津贴监察员一百人民币，金额太低，难以吸引具高技术水平的网民参与。

她认为，中国政府较早前，已经以高薪聘请了一批，技术水平比较高的人监控互联网，现时要以一个数额不吸引的津贴，去额外聘请二百名监察员，证明了现时投放大量精英在监控工作，都得不到预期效果，要改为在人数上取胜。

她说：有何用处？中国政府监控时，原来聘请的人是水平比较高，工资也较高的人，都没有什么用，现在就来请一批，用一两百人民币工资请来的人，他们的水平，能否看得懂中国的互联网也值得怀疑。

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监控互联网，除了大举封锁一些异见网站，亦聘用了大量的网络警察监控互联网内容，以及投资大量设备来进行网络封锁。而中国的网络封锁，被网民戏称为防火长城。(

维权人士郭起真被便衣警察带走

李卫平：我不当密探

数百万经租房主声援邹涛“不买房运动”

广州白云区30多妇女阻止强拆与警冲突

【大纪元5月1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采访报导)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二公布有关中国新闻审查的特别报告，这份报告的题目是“中国被隐藏的动荡”。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特别报告称，由于担心农村征地纠纷和其他社会不满问题汇集起来会危及到自己的政权，中共政权自1989年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以来，已经开始了对新闻媒体实施最严格的管制。对此，报告撰写者，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研究人员琼斯女士认为----

琼斯：“不允许媒体报导像农村抗议的事件是错误的，因为媒体为社会的不满提供了一个诉求的渠道，而且也促使基层官员为工作失误负责任，如果基层官员的工作不受监督和约束，长期而言会酿成大祸。”

琼斯女士花了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在中国北京和广州两地走访了许多记者、学者和民间维权人士之后，才完成特别报告。报告自始至终，用发生在去年下半年和年底的太石村罢免事件和汕尾东洲开枪镇压事件的报导，在中国媒体的遭遇为例，说明新闻报导的确成为“党的喉舌”，一旦遭禁，立刻“集体失语”。

然而，对以上两个事件都十分关注的中国著名维权人士李健，并不认为现在政府对媒体控制与过去相比有什么松紧的区别----

李健：“我们知道以前没有互联网，那时的信息控制可能要比现在容易的多，只不过现在因为有互联网，让我们有个渠道把信息公布出来，所以感觉上好像现在控制的更严了。这只是一种现象，实际上对信息的控制一直都非常严的，它们现在一直想把所有的信息控制住，而民间又在利用各种方式想把信息传递出来，所以才感觉现在信息控制更严。”

不过，琼斯女士认为----

琼斯：“我认为政府已试图在过去两年中，关闭那些报导群体性事件的媒体，尤其是报纸和广播。而由于媒体是由政府所控制，所以过去两年在审查媒体报导内容方面，相当成功。但是虽然如此，政府在互联网控制新闻内容方面，还是遇到困难。”

中国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迄今都一直认为，群体性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非对抗性”，诉求的也大都是经济利益，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不让媒体曝光，中国如何才能建立政府倡导的以人为本，和谐稳定的社会？对此，李健表示----

李健：“要想求得社会的穏定和谐的话，必认真的面对现实的问题，并采取有力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以片面的阻止信息的发布来掩盖这些问题，那样不但不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问题积累起来，造成更大的、更严重的社会危机。”

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先后强调，建立和谐社会要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在不少西方记者笔下被称为“骚乱”的群体性事件。然而，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特别报告显示，在中国近年来大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只有很少部分见诸报端。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5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徐明麻省报导) 2006年锐跑(Reebok)人权奖于5月15日在麻省开屯镇的国际锐跑公司`部举行。数百位嘉宾出席。

今年的四位得奖者，有来自中国北京27岁的李丹，他是防止爱滋病在中国传播的先锋战士。30岁的美国人瑞查尔德是纽约市保护幼儿不受性骚扰的卫士。还有28岁印度库伦伯尔文，在克甚米尔不停的战火中，坚定地鼓励当地青年人继续为追求人权和平而努力。而24岁的欧德赛提是津巴布韦杰出的正义人权勇士。

锐跑公司于1988年开始设立人权奖，奖励那些为人权而努力的年轻俊杰，至今己有78位年龄在30岁或30岁以下的各国青年得奖。其中，中国的年青人2次4人获次殊荣，一次是来自中国大陆的6。4民运领袖王丹等三人，再就是今年的获奖者来自北京的李丹。以下是大纪元记者采访李丹。

李丹放弃读博士学位

李丹原本是个普普通通的，出生在北京的，在大学攻读太空物理的研究生，也是大家看好的博士生。1998 年，在一次偶然机会中，认识了中国第一位爱滋病患者。之后，他到河南省，亲眼看到一家十几口人，都是爱滋病患者，老幼无人照顾，遭人白眼，政府不闻不问。那些爱滋病人真是生不如死，只能过一天算一天。这些触痛了李丹的心，他不能再视而无睹了，于是放弃学业，用全力帮助爱滋病人免受歧视。

建爱滋病孤儿院受阻

2003年李丹在河南建立东珍学校及爱滋病孤儿院，帮助10万名爱滋病孤儿。可是，不久中共强迫关闭了学校和孤儿院，他本人也被警察拘留毒打。

中共于1985年就发现了首例爱滋病患，由于不重视防治爱滋病的传播，病毒蔓延，到了1990年，河南就有上百万人经输血感染HIV病毒。他分析:

1，中共官方卖血赚钱，不愿失去既得利益；

2，中共官员若想照顾爱滋病人，就不能升官发财、无利可图；

3，中国人多，少一些人也不影响生产力。许多人主张让爱滋病患者安安静静死去，不影响社会。

争取爱滋病患者人权

李丹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了东珍纳兰文化传播中心(www.chinaaidsorphans.org/)，打算聘请专业人才教育民众，同时，也想举办传统文化讲座，让人能分辨好坏、能重人而不重财物。他也到各地拍摄爱滋病人的记录片，分送给医务人员和记者，希望将真实病患的生活写照散发出去，引起中共及世界各地对中国爱滋病的关注。

他计划将5万美元的奖金投入到东珍纳文化中心，努力为中国爱滋病者开创生存环境，继续以和平方式为中国爱滋病患争取基本人权。

【大纪元5月17日讯】新疆石河子市商学院女教师王希，于2004年1月遭当地警察非法绑架后，于是年3月被非法判刑7年，关押在新疆第二监狱(乌鲁木齐)。由于长时间折磨，王希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今年5月10日，亲属按三个月探望一次的“规定”去看望，狱方却不让接见。目前王希的处境和身体状况未卜。

据明慧网报导，王希被非法关押近两年来，狱警每天将她的双手吊铐在上下床上，半夜2点以后才让睡觉，凌晨4点又被吊铐。5月10日，王希亲属按规定去乌鲁木齐第二女子监狱看望王希。

亲属一大早就到了第二女子监狱，到了11：30分才准许办好手续。不久，来了一名身穿警服，40多岁，身形瘦矮的女警告诉亲属不准接见。女警说：“五一”期间她们违反各项“监规”，请示了领导不予接见。

亲属恳求说：“家离的很远，来一趟不容易，让我们见见王希吧。”女警说：下次的时间再来见。亲属说：三个月后，就到八月份了。女警仍说：那就下次再来吧。当亲属询问王希违反了什么监规，女警不耐烦地说：“那还用说吗？！”说完就走了。

王希的血泪心声

王希，新疆石河子人，是石河子商校的一名讲师。她在家里是孝敬父母的长女，是疼爱弟妹的好姐姐，在学校做教师工作她业务能力强，对自己的学生像大姐一样，很受尊重。

她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但自从九九年七．二○迫害法轮功以后，由于坚持修炼，2001年被非法劳教，关押在乌拉泊劳教所两年。

2003年5月王希被保外就医回来后，因同丈夫离婚，无经济生活来源，生活困难，就向原工作单位要工作，同时撰写了《四年多来王希被数次无罪非法关押劳教后血泪的心声》一文，向各有关部门及各界人士反映，并揭露不法人员的暴行。

王希将自己在乌拉泊劳教所受到的非人遭遇真实的写了下来，记下了她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到毒打、背铐、不让睡觉、吊铐在床上、野蛮灌食等情况。

为此，劳教所不法人员经常揪着她的头发往水泥墙铁床上碰、撞，又几次将她从楼梯口推下，后脑勺着地；王希多少次被打得满口喷血，牙齿打掉，七窍出乌黑血块。

石河子610办公室在得知王希的撰文后，惶惶不安。于2004年1月5日以在石河子122团家属区发现王希撰写的文章为由，对其进行非法抄家及绑架。石河子610在2004年2月10日，由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执行签发了逮捕通知书，并于3月18日对王希起诉。王希被判七年，非法关押在新疆乌鲁木齐第二女子监狱。

据悉，王希在狱中多次申述，但均无结果。目前王希的处境和身体状况未卜，其家属非常担心她的安危。

相关责任单位：

新疆女子监狱（新疆第二监狱）区号0991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喀什东路 邮编830013
副政委6632707
狱政科 6619963
办公室 6651906，机务室 6638099，总值班室 6626720

【大纪元5月17日讯】(亚洲时报记者田晓平5月17日撰文)在没太多人留意的时候，关于“6.4”的中共官方记录，正逐渐出现保密缺口。一本由中国官方人民出版社发行的刊物，就披露了不少有关“六四”的秘辛。值得关注的是，该书证实了李鹏在推动戒严一事所起的重要角色，也间接证实了杨尚昆曾对实施戒严一事持保留态度。

中国官方人民出版社于去年5月印行了一本名为《陈云晚年岁月》的书。据《陈云晚年岁月》作者杨明伟在“后记”介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于 2002年向杨交付了一项《陈云传》任务，作者先行写成《陈云晚年岁月》，目的是要赶及2005年陈云百岁冥寿。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本带有官方色彩的著述。

过往，外界对“六四”前夕中南海高层运作的理解，每每都要依靠海外出版的《天安门真相》。这次中国官方出版社的这本书，正好可以反覆印证一些流传海外的材料的真确性，所以其内容可谓是具有十分高的阅读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人民出版社的刊物证实了“六四”事件中最关键的一幕，也即是1989年5月17日发生的“元老密会”。

《陈云晚年岁月》指出，“5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多数人认为，当前形势十分严峻，对动乱绝不能退让。赵紫阳坚持退让，与多数常委的意见形成鲜明对比。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开会议，多数人反对赵紫阳主张退让的意见。会议决定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在这种关键时刻，赵紫阳要求辞职，受到严厉批评。

16、17日中央常委会的决定和近期动乱的情况，李鹏于17日及时地向中顾委在京委员会议做了通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坚决支持多数常委会议的意见，拥护中央的决定。”

《陈云晚年岁月》以短短200字的篇幅，透露了中共官方长期回避的“老人干政”史实。从此书资料可见，当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在5月16日晚开会，未能达成共识，但翌日晚上元老们就跨过了政治局常委，做出戒严的决定；其中，部份元老甚至已经宣称“全退”，连一个官方的职位也没有。

值得关注的是，《陈云晚年岁月》对当时的总理李鹏的角色，有清晰的论述。据《陈云晚年岁月》的说明，李鹏“于17日及时地向中顾委在京委员会议做了通报”，并且得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坚决支持”。

过往中国官方发布的记录，每每只着重突出“赵紫阳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企图把责任完全推到赵的身上，但《陈云晚年岁月》却明确提到李鹏在事件中的关键影响。由于此书得到中共正式授权，其可信性可谓十分高。

《陈云晚年岁月》另一重要的信息就是，当年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确实没有支持戒严。《陈云晚年岁月》提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坚决支持”李鹏，唯独杨尚昆不在其中。杨尚昆当时也有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参加会议。

外界一直知悉，在赵紫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与及之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决策过程歪离党章程序，让没有投票权的元老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但这次此事经由带有官方色彩的书刊透露，却可谓是前所未有。

对“五一七”元老密会，海外一直有所流传，但中国官方媒体一直语焉不详。直到2003年，官方公布的都是统一版本，由新华社发布如下：“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决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赵紫阳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坚持退让。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自1989年5月17日的元老秘会后，中国终于走上了实施戒严的不归路。此一举动使原已日趋疲软的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情绪转为激化，官民对峙升级，最后以坦克和达姆弹镇压人民的悲剧收场。

近年中国官方已通过不同渠道，向外间接披露了不少有关“六四”背后的真相。除了《陈云晚年岁月》一书外，由国务院新闻办领导，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管理的中国网(www.china.org)，也对1989年5月17日的戒严决定作出说明，证实了“五一七”秘会的地方并非正常办公地点，且确是由邓小平主持。据指出：“下午，在住地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多数人认为，当前形势十分严峻，决不能退让，反对赵紫阳主张退让的意见。会议决定对北京部份地区实行戒严。邓小平发表讲话，支持多数常委意见。”

必须指出，《陈云晚年岁月》和中国网在个别关键史实上所作新的披露，并不意味着官方一定会解密更多关于“6.4”的真相，但这起码可以说明一点：真相不会永远被隐藏。(

【大纪元5月17日讯】无国界记者组织谴责中国当局对网上持不通政见者判处12年徒刑，并抗议关闭进行政治意向调查的网站。

无国界记者组织就中国当局判处网上政见者12年徒刑和关闭一个意向调查网站表示遗憾，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在文革四十周年之际加紧对网络的审查和镇压民主人士的意向。

杨天水因为在网上发表反政府文章于2006年5月16日被判刑12年。与此相关，一个从事政治意向调查并公布上网的网站也由于提出关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而在上周被关闭。

无国界记者组织认为对杨天水的判刑完全是不合法的：“我们认为逮捕和判处网上政见者违反了中国法律。杨天水被便衣公安机构逮捕时没有任何逮捕状，对他的审判在三个小时内就草率完结。”

杨天水在网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包括在境外发表的大纪元日报的中文版。他报导对人权活动人士的拷打和当局对犯罪分子的庇护。也叫杨同彦的这位网上持不同政见者已经在1990至2000年因为“反革命罪”服刑了十年。并在2005年12月24 日在浙江省的杭州再次被逮捕。他在被关押数周期间不被允许联络亲人。

无国界记者组织也谴责中国当局关闭中国国情咨询网站 (http://www.2007s.com)。关闭这个只是报导公众政治意向的网站，违反了中国政府自己制定的法律。

咨询网是依法登记注册的合法网站。咨询网惹怒当局的原因是公布了一个在天安门惨案期间遭到杀害的学生的一个家庭获得补偿的消息。

浏览该网站的人可以回答“你怎样看待天安门事件受难者家属首次得到赔偿”的问题，可以在两个选项中回答：“一宗普通的赔偿案件,意义不大! ”，或“它是修正中国历史的前奏,是标志性事件! ”在几天之内就有数千人回复，有70％的回答是“是标志性事件!。”

该网站五月八日被首次关闭。网站管理人联系服务器业主时被告知“我们接到上级的命令。咨询网是一个危险的政治网站。我们不能允许它继续开通。”经过几天的谈判，他们终于得到许可重新上网，但必须修改网上的内容。

网站管理人决定继续在网上公布天安门受难者获补偿的调查。于是，不到24小时之内，咨询网于五月十一日上午十点又被关闭了。

同时，有关当局也关闭了两个接受网上投票的博客（http://2007s.blog.163.com和http://www.2007z.blog.163.com）。

自从咨询网于2005年11月成立以来，这是它第六次被关闭了。

这与2000年2月天网寻人网站www.64tianwang.com被关闭的遭遇相同。天网登出自从天安门惨案以来失去的人的信息，其网主黄琦于2000年6月3日被逮捕并被判刑5年。

法国巴黎无国界记者组织

2006-5-17 （转自《天网》）(

【大纪元5月17日讯】【旧文重播】〔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祭〕

早就想写文化革命红卫兵诞生那一段历史了。

因为第一个红卫兵小组就是在我高中所在的班上诞生的，因为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甚至在初中时如骆小海（干部子弟）就和我同班，卜大华（军人子弟）则同级不同班；还因为我一生中第一次过问政治问题，六六年四月，就成了这个“红卫兵小组”主要反对者之一。而我那时竟然不知，自此就离开了理工科，走上了我今天的道路。

然而，我终究一直没有动笔。其原因除了在大陆绝对得不到发表外，主要还是自己内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历史眼界还不足以驾驭那些资料。我出自一个封闭的极权社会，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知识上，从小就受到那个社会的桎梏和扭曲，变化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知识框架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

三十年前，在大陆听到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觉得不可思议。深入骨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告诉我，历史应该有其客观性，有自己发展的规律，怎么会任人打扮？及长，思想开始了反叛后才在认识论的探究中看到，任何观察都渗透着理论，没有纯粹客观的事物。

对共产党社会和红卫兵的看法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价值和方法的改变，如果不改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历史，不改换一种方法来研究事实，得到的永远是极权社会指鹿为马、人性扭曲的图像。

关于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的看法目前仍然有人或对早期红卫兵，或对造反派十分留恋，作者在本文中回忆与思考了以下问题：

一．红卫兵是如何产生的，“血统论”在其产生中起了哪些作用，它和极权社会的关系是什么，红卫兵是否是维护一小部分人极权的产物。

二．共产党极权社会的党卫军─红卫兵，在文化革命中是如何起伏的：从清华附中红卫兵产生扩展到红八月前后的红卫兵、东、西城纠察队，从红八月到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历史过程。

三．造反派（红卫兵）和红卫兵的共同点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区别又是什么。如何看待当代共产党极权主义（用封建专制一词来描述是不确切的）的政治和文化，红卫兵和极权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一．走向完全极权化的六十年代初期

一九六一年，我考入清华附中初中。那时，困难时期还没有完全过去，我还小，个子才一米三八，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更不知道何为“阶级路线”。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阶级路线，考取大学和大学中的专业都有很严格的出身标准。经历了五十年代的老师和校领导也已经“自觉”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胆大妄为的人，有独立思想的人基本上都从“表面”上消失。当然，实际上仍然还存在一些不安分的人，不然的话怎么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我们学校自编的语文课本上就开始有批判文章，批判巴人的人性论。从六三年起，学习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反对修正主义和平演变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升入高中前学校又开始了对电影《北国江南》的讨论。我们那时的政治课，及学校和班里的壁报都是这一内容。六五年学校的文艺宣传队还仿效大型历史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编自演了《做共产主义接班人》，郑义（笔名，原名，郑光召）当时是这一剧的主要执笔人之一。

从六二年起，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政治空气越来越浓。毛泽东越来越多地谈论阶级斗争。六二年夏天，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号召，阶级斗争，“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一次。”继而开始了社教（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全面深挖修正主义根子。阶级斗争及伴随而来的阶级路线使极权在各个领域都向更深层蔓延，直到六六年所谓“触击人们灵魂的革命”。

敏感的知识份子实际上在六四年“教改”出现时就已经感到又要大难临头。这一年二月十三日，刚好是旧历春节，毛泽东在听取邓小平、陆定一、林枫、康生、彭真等人对教育工作的情况介绍时明确地指出：

“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历来状元没有出色的……现在这个办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

同年七月五日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的谈话更是主要涉及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他说，“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学毕业”，“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教员就那么多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该年十一月九日，高等教育部向全国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记要》的文件。从根本上为教育革命注入了新的政治内容，规定了方向。

二．六三年─六五年的北京市中学四清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做的一切，其实和其他各国的共产党有着很大的共性，很多现象也类似。因为，在极权社会中，掌握权力的人总是一方面感到自己的权力还不够大，另一方面则感到受到威胁。这种感觉上至毛泽东，下至那些在特权卵翼下跃跃欲出的干部子弟都存在。那时，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及同时开始的社教、四清运动，和伴随着阶级斗争而来的阶级路线，无一例外地笼罩着北京的中学、大学。从六十年代初期，大学招生越来越“彻底”地贯彻阶级路线。很多人，从出身上就被决定了绝对进不了大学门。一般出身的人，则被大学的重重密级规定所限制，很多专业根本不会录取他们。他们只能报考师范或那些古老的、与国家发展关系重大的前沿理论技术无关的专业。我所在的清华附中在六四年有一位被称为天才少年、名叫张明的学生，他刚刚十六岁，功课极好，只因为父亲在台湾，而被拒之在大学门外。这一下子几乎使他神经崩溃，他哭着喊着要到台湾找父亲。他成了学校教育我们的白专典型。我同班的一位同学，章坚，学习成绩优秀，只因为出身问题，就没有考上高中而在家待学。这一打击改变了他的性格和一生的命运。六十年代，出身稍有问题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能没有压力地生活。

阶级路线的贯彻虽然越来越左，但是还是难以满足那些干部子弟的胃口，他们利用社会的政治形势，从小就要占据所有有利的位置。

伴随着大形势传来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和给毛远新的信。“革命”接班人问题，干部子弟的理想抱负问题，教育革命问题。明确地提了出来。通天的干部子弟从六三年开始就在北京的一些中学中躁动，弄得山雨欲来风满楼。聪明一点的北京市的某些中学大学的领导人为了在变化的政治环境中自保，已经学会了看着某些干部子弟的颜色行事。六三年北京市的一些重点中学如四中、八中以及六中等就都开始了四清。这些学校的领导除了在贯彻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干部教师队伍的阶级路线上存在问题外，没有保护好干部子弟也是他们很重要的一条罪状。因此，除了在这些学校的领导层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了激烈的清理、撤换领导班子外，在学生中也展开了贯彻阶级路线，清理白专学生的运动。很多班级的班干部即刻进行了撤换。事实上，在那时的班干部中已经基本上没有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只有或出身一般而仍然不是红五类，或是老实的工农子弟。因为到了六三年、六四年已经没有老师敢于用出身不好的学生作班上或学校的领导工作。因为，只此一点就说明这位老师在政治上有问题。但是，尽管如此，班干部还是要再清理，要尽可能地都换成干部子弟。

在这场四清中，就我所知一些学生已经被内定为白专学生，大学不得录取。例如四中的曹小平，乒乓球一级运动员，被内定为白专学生，大学不得录取。他只是由于有体育特长和学习好，清华大学想要他，而恰恰在六五年政治稍微有些松动，所以最后很运气地被清华破例录取，但是，进的是密级最低的土建系。我还认识一位元与此有同样遭遇的八中的学生。

北大附中宫小吉的“换取五分的秘密”就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出现的。宫小吉的文章也许讲了一些一般作学生的投机取巧的作风，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的这篇文章是在当时形势和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的影响下，来对旧教育系统的进行清算，是为继续推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教育领域内实现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努力，是亦步亦趋在毛泽东的“教育革命”的大方向下。

六三年以后四清和教育革命的主导思想都是巩固政权，继续五十年代以来对所谓资产阶级学术和文化教育的彻底清算。教育革命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培养又红又专的工具。任何独立自由的思想，任何独立自由的探索，不管它是西方的还是中国传统的，都要清算。如果说五十年代对道德和知识，对传统和文化是灭顶的毁灭，那么六十年代则是力图要斩尽杀绝，用共产党自己的话说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所有上述这一切在北京市的中学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我所在的清华附中是教育革命搞得“非常好”的学校。清华大学在蒋南翔的领导下从五十年代起就强调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的红色工程师。五十年代进行了院校调整，利用反右等运动对教师队伍进行思想和组织的清理。到六十年代初期，则更进一步进行了教材和教学改革。除了更加强调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以外，在教材和教学上的所谓“少而精”，实际上是使学生向工具性的方向发展，完全抽去了自然科学中的认识论内容。那时，我们升入高中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参观“反右成果”展览，进行思想教育。有意思的是，我高中的数学老师是原清华大学机械系的党总支部书记吕森，因为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附中教书。这是一位有很有才华的老师，课讲的言简意明、清楚之至。整个高中阶段每次课后我化在数学上的时间基本上在十五分钟左右，而成绩却几乎没有掉下到九十分，这完全要归功于这位老师。但是，就是这位“右派”老师，课上言必提，主席春节讲话如何如何。可见那时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在教育界所产生的影响。而主席春节讲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位老师在八十年代复出后，再度出任过清华大学教务处主任，据说思想还是很左。

三．走向文化大革命：六四年到六六年的清华附中

清华附中之所以没有搞四清是因为它隶属于清华大学而不是北京市教育局，而清华大学自从蒋南翔掌权以来，一直以推行又红又专，抓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严格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著称。应该说清华大学已经够“左”了。

附中的所有校领导干部都是大学任命的，并且受大学领导，当然和大学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虽然有大学这面挡风墙，清华附中的校长还是深切地感到从城里中学吹来的这股以干部子弟为前导的，四清和阶级斗争之风。从六三年开始学校已经严格地在学生班干部和校干部，学生团员和党员的培养上执行阶级路线。除了升高中时的政治审查外，在高二挑选预科班学生时，为了保证进预科班的学生都能进清华大学，学校对学生家庭进行了外调。据一位老师说，清华附中是当时中学中唯一一所有能力、并且真的做了对学生家庭情况进行外调的学校。

学校领导虽然也进行了积极的调整，出身地主的校长万邦儒不再做党支部书记，但是，在风声鹤唳的政治形势下仍然非常紧张。

六四年，我进入高中的第一年，在高六三一班发生了娄琦熊刚打架事件。原因是熊刚不满意那天负责卖饭的娄琦所给的饭菜，出言不逊地骂了娄琦，因而争吵起来，娄琦一怒之下首先打了熊刚一拳而导致双方扭打。动手打架，在当时的清华附中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第二天在课间操时学校教导主任对事件的双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表明，此事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是够严重的了。然而，在当天的晚自习课上，突然每班的扩音器又响起来，要大家晚自习后不要动，说校长有重要讲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家一下子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极其严重的事情。但是，结果是校长以极其偏袒熊刚的口气对娄琦再次进行更为严厉的批评。这种露骨的做法一下子引起了一般同学的哗然。第二天开始在食堂里就出现了不满校领导做法的大字报，并且越来越多，大有不可收拾之势。

这件事之所以出现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是因为熊刚的父亲是驻古巴大使。在清华附中也有一大群干部子弟，但是和四中和师大女附中等校的区别是，很少有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贺龙、薄一波这种最高层的领导人的子弟，在清华附中有的是一些部级领导人的子弟。这也造成了日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特点。因此，熊刚在清华附中也就算是较高级别的干部子弟了。六四年，干部子弟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地提了出来，清华附中的校长出身地主，其他领导也少有工农红五类出身，当然不愿意由于不能有效地保护干部子弟而犯政治错误，产生政治动荡。

娄熊打架事件，学校领导最后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大家的不满压制下去，在第一线的娄、熊所在的高六三一班的平民子弟，在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压力下最后都做了检查，因为不检查，真的有可能由此就被记上一笔，上不了大学，影响终身。经过了五十年代，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都在内心深处埋下了恐惧，噤若寒蝉，小心翼翼地生活。中学生虽然年幼、胆大，却也少有人到胆大包天，敢自投罗网。

六四年发生的娄熊打架事件，和六六年在清华附中发生的红卫兵事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六四年是平民子弟和校领导的对抗，而到了六六年却发生了一个反转。这个反转的原因其实都是因为阶级路线，因为干部子弟的特权欲。

大约在同时，曾经做过罗瑞卿秘书，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王仲方的儿子王铭（即后来的红卫兵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初中由四中毕业只考取到北京五中，但是，他却通过关系转到了当时北京市中学中录取分最高的清华附中。这种转学对平民子弟来说犹如天方夜谭。然而，这位转到清华附中的王铭，由于散漫，在入团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团支部多次讨论没有通过他的入团申请。但他果然不“俗”，居然为此向团中央写了一封告状信，说清华附中的领导不执行阶级路线。这立即吓的校领导马上跑来安慰他，并责令班上的团支部发展他入团，入团后则立即就担任了支部的组织委员，继而又升任清华附中分团委委员。

虽然如此，如上所述，清华附中基本上是一个平民子弟为主的学校。由于他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因此，在清华附中，要想出人头地，只是一般的功课好是不行的，还必须有突出的体育成绩或文艺特长。这对干部子弟无疑是设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增加了这个学校的平民特色。象上面提到的熊刚虽然功课成绩很好，但是由于是死用功而来，且无任何其他特长，所以仍然没有被分入预科班。而清华附中高中的非预科班学生在学校基本上被视为二等学生。王铭虽然是预科班的学生，但是，他缺乏体育文艺特长，功课又不足以好到拔尖，所以在清华附中是默默无闻的。至于红卫兵最早的发起者骆小海和邝桃生（干部子弟）也是如此，卜大华则功课平平，体育是清华附中最不需要特长就能加入、最不受重视的航海队成员。说到张承志，则不仅进不了预科班，而且要用课外时间补习数学，且无任何体育文艺特长，是在清华附中感到个性受到很大压抑的一类学生。只有既是干部子弟、功课好，而且体育又极其突出的关天池（原高六二四班，八百米北京市中学冠军，数学竞赛二等奖，干部子弟，党员），才是清华附中出尽风头的学生。现在官运亨通的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则因为无干部子弟的跋扈气、听话肯干，风头虽然不如前者但也是清华附中大名鼎鼎的学生。而出身不好的郑光召（郑义）则由于体育文艺突出，竟然在清华附中独领风骚，无出其右者。这是他始终让干部子弟视为肉中刺的原因之一。

干部子弟，却又不是很高级别的干部子弟，在清华附中的平民环境中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和束缚。

六五年秋天，北大附中宫小吉的文章已经在中学中传闻。而这一年十一月十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随之，报纸上开始了讨论。这时我同班的卜大华和邝桃生在课下也提出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参与这场讨论。与此同时，受上述影响，一个晚自习后，骆小海在教室后面的壁报上贴了一篇“造反精神万岁”的短文。

骆小海的这篇文章的意思和宫小吉的文章类似，是要造因循的老师和旧教育制度的反，无产阶级要占领教育阵地。这篇文章在教室后面的壁报上引起了一些讨论。并由此开始在卜大华、邝桃生和骆小海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圈子。那时在我们班，预（科）六五一班，分团委委员班长是王东岩，干部子弟，团支部书记杨荣杏（女）是工农子弟，都老实听话，是校领导的“红人”。而前述三人卜、骆、邝，两人出身中层干部，一位是革命军人，从人的本性上是属于不安分、性格活跃的人，应该说比某些校领导的红人有才气，但是，不幸的是他们走入的是卫道之路。

那时，我从来不参加班上的任何活动。高中的课程对我来说只要上课认真听半堂课就够了，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打乒乓球上，每天除了课余的五个小时外，甚至自习时间都是要么琢磨、闲谈体育，要么修理拍子。我不问也不懂政治，是一个喜爱恶作剧的顽童。所以骆小海的文章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重要的资讯，只是觉得像是恶作剧卖弄小聪明的文章，不过是想出点风头而已。绝对没有想到这就是以后让毛泽东回信的影响全国的“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一文的前身。

四．红卫兵小组的形成

骆小海的小字报逐渐在班里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当然，秉校领导意思的人，对这种自作聪明的“乱来”是不能苟同的。校领导也担心这种讨论产生动荡，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小心翼翼地限制它。而宫小吉和骆小海们的不满，当然首先面对的就是学校和老师，以及受学校重用的学生。但是，我是班外的人，我的身心都在体育代表队。那时我是校乒乓球队队长，前后两位管理乒乓球队的体育老师都喜欢我，队友更戏称那位女体育老师乔淑荣是我的姐姐。乒乓球室的钥匙很长时间由我拿着。所以我必须早去，晚归。班里任何纷争，勾心斗角都没有我的事。我除了玩，还是玩。

在骆小海的小字报后，逐渐由《海瑞罢官》的讨论发展到批判“三家村”的运动。学校的政治课，壁报都逐渐换上了这些“大批判”。伴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骆小海们也调子越来越高，上纲上线，提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上了。他们在那个时候已经从部队内部的宣传中感知到了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吹捧，某些人并且已经骄傲地拥有了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因此，卜大华骆小海和邝桃生等人的调子中心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一切都必须符合毛泽东思想。批判“三家村”的中心任务就是无产阶级要占领史学阵地，教育阵地，要占领一切知识阵地，要驱除一切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要用无产阶级和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知识和精神领域。比学校政治课和社会上一般的批判“三家村”的运动，他们的调子要高得多，他们“高”就“高”在上纲上线上。他们明显的内心冲动就是要看准风向，充当无产阶级专政的“刀锋”，争姚文元式的风头！

到了六六年三月，他们的调子已经和学校领导领导的对“三家村”的批判明显地区分出来，他们认为，学校领导是在假批判，真包庇。他们认为，“三家村”等黑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三家村”的黑市场。而“三家村”的黑市场就是那些资产阶级子弟，这些子弟和“三家村”产生强烈地共鸣，是“三家村”的社会基础。他们认为，自从六三年批判《北国江南》等电影以来的文化领域中的斗争，即在文化领域中的革命─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是搞人的思想革命化，铲除一切资产阶级滋生的土壤。而这土壤就是校领导包庇重用的出身非红五类的“白专”学生。

三月底、四月初，卜大华们斗争的矛头已经明显地指向了一般出身的学生，而校领导之所以使他们不满也不过是“重用”一般出身的子弟，使这些知识份子和平民子弟占了他们的位置，夺了他们的风头。其实所谓“重用”不过是没有把这些平民子弟“打入底层”，永世不得翻身。“天下是他们的天下，国家是他们的国家”，这就是成长起来的干部子弟的胸怀世界的抱负。后来，骆小海写的要“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的伟大抱负在六五年前后就开始形成了。

我承认，干部子弟比一般平民子弟要成熟的早，他们早就有政治上的抱负了，但是这种抱负是特权，是维护一小部分人的极权的“敏感”的抱负，是毛泽东、林彪在六十年代初期所营造的特殊的政治气氛下激发出来的。干部子弟的抱负实际上是对一般平民子弟抱负的压制和摧残。多年以后，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某些人仍然津津乐道所谓红卫兵初期对抗校领导的“独立”思想抱负，这种留恋作为干部子弟也许有些“道理”，但作为平民子弟，听之任之，看不到其中的血和泪就可悲了。

在六十年代初期大的政治空气下，干部子弟占据了政治上的优势，对平民子弟和出身不好的人形成了一种压力，所以，天生就有奴颜媚骨的一般出身的人，在他们面前自然直不起腰来，阿谀他们，跟着他们跑。那时，哪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没有原罪感呢！出身不好的人首先就要和自己的父母和家庭划清界限，深挖家庭对自己带来的坏影响，不同出身的子弟在不同的起点上，本身就已经意味着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这种形势下，有些骨气和自尊的非红五类子弟能不积极跟着走就不错了，而那些不甘寂寞，想跳出底层，当二等人的出身不好的人，干部子弟虽然不把他们当人看待（至今仍然如此），但是也需要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在当年对联辩论中有人跳上台，大义凛然地宣称自己是混蛋，有人举鞭打死自己的父母的原因；这就是最初的红卫兵小组也有出身不好的人的原因。他们协助干部子弟取缔黑市，当然能起到很多干部子弟起不到的作用。我不排除他们之中很多人心里有“（对党的）真诚”，但是这种真诚不正是意味着人的尊严，人对自己的权利的意识和人格的丧失吗！

我所在的预六五一班，到了六六年三月底，四月初，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思想革命化，取缔资产阶级黑市的红卫兵小组已经成了雏型。这对所有不跟着他们跑的平民子弟，甚至其他红五类子弟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而由于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一切“资产阶级的阵地”，凡不是他们当权的地方当然也就是非无产阶级的。班干部和班里的团干部，是他们目标之一，校领导作为这些人的后台，当然就成了他们的第一目标。然而，在这种对垒的形势下，校领导的红人─班干部，却是无能的，他们只会跟着“党”走，而不会如红卫兵小组的那种所谓“独立”的作战。于是，我们这些从不关心政治的人就逐渐走向了和红卫兵小组对抗的第一线。

四月初，我们这些从不问政治的人感到了威胁和压力，因此，对这些干部子弟产生了不满并自发地从情绪上发展到行动上的对抗。那时，我们班开始了一个月的学工劳动，给清华大学焊电子电脑。离开了课堂，使所有的人都有了富裕自由的时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小集团，整天进进出出地在一起。那时，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是很神气的事情，而他们的首领就整天拿着这小红书，“装模作样”地在一起学习，议论。对此，我想，也许不但外人，连他们自己都根本分不清哪些是“做作”，哪些是“真诚”。这正是“假作真来真亦假”。

余下的人自然也就在不断接触中逐渐紧密地联系起来。学工劳动中无法去打乒乓球，所以我就把打乒乓球的热情逐渐转移到了这件事情上。对校领导，严格地说我也没有什么特殊感情，但是对这些要取缔黑市，要搞所谓思想革命化的人，对这些蔑视我们的人，我却也本能地看不起，尤其是那几个出身不好，却奴颜媚骨地跟着跑的人。为了对抗他们和保护自己，我们开始觉得必须收集这些要整肃我们的人的不遵守学校和社会一般规范的材料。例如，他们公然无视学校的规章制度，经常在熄灯铃响后，甚至直到半夜才回宿舍，而且居然男男女女不在教室，跑到圆明园去交流思想。这在那时的我们看来的确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大约与此同时，我们班的这个以卜、骆、邝为首的小集团也扩展到其他的班级，当然首先就是高三的王铭等人，这或是由于他们的家庭地位高、消息灵通，或由于和社会联系广，或更主要的是他们本来就是这个潮流中的人。王铭小学和初中在育才学校和四中。他的同学都是干部子弟，很多是高干子弟。如在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到文化大革命中都非常活跃的孔丹、秦晓、王尚荣等人都是他的同学。再后，这个红卫兵小组扩展到校外，六月八日，四中等校的干部子弟支援清华附中的活动，当然都与他有关。故王铭一进入就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王铭的进入也导致了我们和高六三一班郑光召、宋海泉和戴建中等人的联系，在四月底开始，我们和郑光召等人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那时，我们一方面和他们在暗中对抗，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写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以表明我们是紧跟党中央的大方向的。

四月十七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清楚地记得这篇社论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奋，至今邝桃生洋洋得意地在教室中一遍又一遍，一段又一段底朗读这篇社论的景象犹在眼前。紧接着发表的林彪的“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把他们的情绪带到又一个高峰。此后一直到六月，他们仔细跟踪解放军报的每一篇社论和评论员的文章。而且几乎每一篇文章都使他们雀跃、欢呼，兴奋不已，犹如注射了一针吗啡，取得了一个重大战役的胜利。

五月份，双方已经壁垒分明。我们这几位非团员，从来不过问政治的人，居然成了对抗这个小集团的主要运作人。到那时为止，我们的思想并不复杂，对大的政治形势的背景毫无了解，只是凭着直觉，和一些不甘挨整的平民意识。我们并不知道林彪的作用，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党内斗争。所以，即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把林彪在《毛泽东语录》上的题字，和林彪的每一个指示作为大旗，仍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直到六月运动全面开始后，我们才逐渐意识到，运动原来主要是中央的权力斗争。而在四月和五月，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林彪这些话和解放军报这些文章的意思是对我们不利的。

我现在仍然突出清楚地记得的是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题为“向反党但社会主义的黑现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擦亮眼睛、辨别真伪”的文章，在他们之中引起的另一次兴奋高潮。报纸的这些文章真是令这些有“独立”思想的人奔忙不迭。那时，我们班里并不订这两份报纸，由于学校偏僻，弄到报纸并易事，但是他们总是及时地把报纸弄到教室中，得意洋洋地传阅。

十日《文汇报》推出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十一日出版的《红旗》第十一期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更多的一些平民子弟所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五月七日（即五七指示）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里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

由于彭真没有正面回答毛泽东“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而仍然把引导全国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学术讨论”的二月提纲发到全国，引起毛泽东极大的愤怒。在三月七日到二十三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

此后，在多次谈话中，他指责《二月提纲》混淆界限，颠倒是非，如果北京视为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终于北京市委于五月十三日被彻底改组。十六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正式的“文革”政策性档。即“五一六通知”。在通知中，毛泽东亲笔写道：

“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再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五月十七日康生的太太曹轶欧亲往北大，鼓励聂元梓等人造反，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人在北大贴出大字报。

这一切在卜大华等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这种情况下，始终“和党中央”亦步亦趋的以王铭、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为首的清华附中的这一小组在一波又一波的五月风云中充分了解山雨欲来的形势，尤其是在聂元梓的大字报（一般人六月一日后才知道）后，他们亢奋到了极点，终于五月二十九日在圆明园成立了“红卫兵小组”。在讨论叫什么名字时，张承志说，“就叫红卫兵吧。意思是做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同阶级敌人、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到底！”大家一致赞成。至今，张承志还以红卫兵的名字是他起的而自豪。然而，张承志的这一解释千真万确地就是红卫兵的宗旨，它无论从任何正常的政治、社会伦理角度都把“红卫兵”千秋万代地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

他们能抢到在全国大革命的运动开始前三天行动，在那个资讯封闭的社会，他们究竟有多少“独立”性，我想是不言自明的。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我们一下子感到风向不对。然而，我们虽然敏感地决定必须向校党委提意见才是当前的方向，并且在六月一日连夜贴出很多向校党委开火的大字报，但是为时已晚。四月、五月的一切已经把我们推到了无法翻身的“保皇派”的境地。事实上，由于我们是作为干部子弟的对立面出现的，象在娄熊打架事件中那样，无论我们是什么观点，在六六年六月都肯定是失败。因为那时中心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是无产阶级政治和无产阶级专政。况且，那时，这些平民子弟既没有那种关心大政治的意识，也没有那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气魄。（在共产党统治下他们也根本不可能有。）

从六月一日开始，我们这个小团体中的人还是有自己的政治敏感，退到后面去了。我们大量地书写鸡毛蒜皮地揭发校领导的大字报，例如，卫生问题，浪费水电问题，与周围农村农民关系问题，及对某些不良事件处理不利等等。而校领导和他们重用的维持学校秩序的干部则再次被推倒“保皇”第一线。学校的秩序那时已经如江河日下。

六月二日红卫兵小组贴出了第一张和向修正主义校党委开火的大字报，当然攻击的重点是所谓掌握了权力、反对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教育界贯彻资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和教育路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大字报中充分显示出他们不是独立的，而是完全紧跟由毛泽东确立的，林彪和四人帮推波助澜的“政治形势”，维护最高的权势。大字报中再次显示出干部子弟先天的对平民和对一般基层干部的蔑视、和肆无忌惮地攻击。他们在这篇大字报中明确地写道：

“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

与此同时高六三二班的王家强（干部子弟出身，团支部书记）和高六三一班的一些人也贴出了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大字报两边都形成了自发的签名。而我的朋友和我没有在任何一边签名。从这一天开始，清华附中气氛大乱。然而，由于无人能动校领导，校领导也无力控制局势，所以，学校呈现为混乱的对峙。

由于从北京市一开始推销酸牛奶就在我们学校食堂的一角每早销售，因此一篇大字报愤怒地声讨我们这些人是“酸牛奶中泡出来的修字型大小接班人”。这句话至今还是我们老同学见面时的笑谈。

六月八日，在学校西侧通往体育学院的路上突然出现了黑压压一片、近百位骑自行车由城里来支援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其中主要是在前两年四清中就已经闹得很凶的四中、八中的一些干部子弟。据说有前文说得孔丹、孔栋兄弟，秦晓，王尚荣，及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薄熙勇兄弟等。清华附中的学生和校领导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校领导怕出事关了西校门。校门外堆积了几百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前两年刚刚切掉一个肺的副校长韩家鳌亲自冒着烈日到校门外劝解外校同学回本校去，不要无组织地串联，以免发生意外。但是这哪里可能有效。“十七级的干部，我们家有好几个呢！”这是躜动人群中的一句有名的调侃的名言，却真正代表了他们心底的声音。在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狂妄的干部子弟心中什么时候会把基层干部放在眼中呢！在群情激昂得人群中有人开始对校长无礼，恐怕这是清华附中最早武斗，蹂躏干部老师的开始。这一下子激怒了那些对校领导有深厚感情的学生。高六三二班的宣夏芳（女，工人出身），就是在这种激昂的气氛中愤而自动站出的一位同学。她在愤怒之下以“宣战”为笔名写了一篇大字报，并且公然面对这一群从来不把一般人看在眼里的喧嚣的干部子弟朗读。宣战在文章中写道，“什么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虽然宣夏芳出身没有问题，却为此在其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被斗、被整肃，并且遭到红卫兵们切齿的痛恨。而我们这几位从四月就和红卫兵小组分庭抗礼的人，要比宣夏芳“狡猾”，我们看到了大的政治形势，尽管无论怎么做都改变不了我们的政治位置，但是，我们不会愚蠢地冲到第一线去。

当晚，无法安定的清华附中从团中央开来了以中央团校校长刘晋为首工作组，宣布接管学校的领导。为什么不是从教育部或教育局而是从团中央派来工作组，是不是也和某些干部子弟通天有关，我至今不知。我听说是某些干部子弟到团中央汇报，请来的工作组。那时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是我们学校高一的学生。

工作组一进校就宣布支持红卫兵。正如某些红卫兵小组的人所承认的，那时，组长刘晋要每天向胡启立汇报情况，胡启立则直接向刘少奇汇报。这一事实更加说明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从根本上是被豢养的。

虽然如此，我还是在这里引一点遇罗克几乎在同一时期的思想来和红卫兵小组对比一下，究竟什么是“独立”。

遇罗克在六六年一月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完成一篇约三千字的评论：《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借题批判今年来报刊上赫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他反对吴晗的《海瑞》，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

二月六日日记中写道，《“人民公敌蒋介石》乃陈伯达所作。……但是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的理论家。其颂毛为“智勇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也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持《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矣！”

七日写道，“我为什么要读逻辑著作呢？因为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所以得出谬误的结论，其逻辑错误必为原因之一，故读此以批判之。《谢瑶环》剧本文学性颇强，亦足具艺术魅力，今以左倾教条主义诽谤之，以过火的政治论之，则几成大恶不赦矣！”

二月十三日《文汇报》以反面教材的形式发表了他批驳姚文元的文章“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他写道，“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定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

在其后的日记中，他继续写道，“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五月三日）“热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六月四日）“更可笑的是口号里有‘誓死保卫毛主席’，大家都喊，想过没有，是谁要害毛主席？邓拓的舌剑吗？那还远不够资格哩！到底是谁，报纸上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但喊口号。”（七日）“……五四是出人才的时代，今天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是无法比拟的。”（二十六日）

即使是在今天看来，遇罗克思想有着他的时代局限性，但是，那些有“抱负”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小组和他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和遇罗克相比，红卫兵小组依附、寄生于极权社会的权势者的特点毕显无遗。

五．六六年红八月前的清华附中红卫兵

从六月九日起红卫兵小组成了清华附中的掌权者，思想革命化、取缔黑市之风也就占领了清华附中的每一个角落。从六月九日开始到七月底工作组撤走这一段在学校中主要进行的活动就是在工作组和红卫兵的领导下，对校领导和各班班主任老师及班干部的揭发批判。全校性的活动就是对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等人的批判大会。每天晚上，在教学楼前挑灯夜战，高音喇叭中声嘶力竭的哭诉和声讨在圆明园寂静的夜空中回荡。当然“坐飞机”、揪头发之类是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合理”现象。而在批斗会之外的劳动改造也是不可避免的。

对干部老师，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甚至对曾经占据了他们的位置的出身好的同学也展开了清肃。就我所知，在一些班级，最开始挨整的是那些曾经占据了他们的位置的出身好的同学。例如我们班，挨整最厉害的是杨荣杏、田小庄（革命干部、烈士子弟）和王东岩。高六三二班则是由高六三一班的红卫兵小组的张明主持对王家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教室隔壁的高六三二班在张明主持下的多次批斗会。教室门开着，很多外班级的人也在旁听，里外挤得水泄不通。批斗会上不仅拳脚相加，而且张明居然卑鄙地说，王家强的父亲出外革命，为什么会生下王家强？他是他母亲和他爷爷生的。这对我们哪些孩童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我现在能想像这对那时十几岁的王家强的心理会摧残到什么程度。说身心备受摧残，真是一点都不过分。张明为什么这么积极地跨班批斗出身好的王家强，据说他们以前有积怨。在批斗会上对出身稍差一些人的整肃最积极的倒是红卫兵小组中被我们称为“跟屁”的那些出身有问题的人。

六月九日，掌权的红卫兵在我们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勒令我们这些曾经反对过红卫兵小组的人交出自己的日记和所谓记录关于红卫兵小组言行的黑材料。我被迫交出了我的一个日记本。在十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红卫兵们不能再象红八月时那样飞扬拔扈了，他们有的到外地游逛，有的躲在家中，不再到学校来。学校里冷冷清清。我在教室前的讲台桌下发现了它，它被“跟屁”们在上面批的乱七八糟。我捡了回来，保留在家中。但是，现在转眼我离开北京已经八年，无法知道它是否还在。

在这一阶段，已经开始给老师和干部剃阴阳头。自八十年代来曾经主演过多部电影的女演员霍秀儿，那时是初一的学生，也被剃了阴阳头。她同班的女同学刘克芬，工人出身，由于和红卫兵小组的跟随者不是一派，也受到了剃头批斗和殴打。各班都开始了批斗老师和同学。高六三一班的班主任丁文惠和高六三二班的班主任童常贞都受到了残酷的批斗，并且被剃了头。他们和校长等领导一样每天进校门，批斗会前都要自称，“我是ｘ狗，我老老实实认罪。”而无论是什么批斗会，深挖根源的第一步就是出身是什么。时至今日居然有人说初期红卫兵没有血统论，真是不知是从何说起的。某些红卫兵小组的人说，红卫兵初期是贯彻党的政策的，言外之意，党的政策是好的，这是一支好红卫兵，没有参与迫害及其它那些文化革命中耸人听闻的罪行。这若不是留恋那时的时日，就是下意识地认为平民们那样的生活就够了！这种看法仍然含有当年那种对平民们，对出身不好的人的人格的蔑视！

大约与六月九日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的同时，各个中学和大学也都进驻了工作组，一般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从六月初，红卫兵开始掌权之时，阶级路线进入了全面的极左时期，血统论开始越来越表面化。没有血统论根本就不会有红卫兵！！这句话一针见血。没有六十年代初期的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专政论，没有那时的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没有阶级路线和掌权“指点江山”的抱负，那里会有产生红卫兵的冲动。

从六月九日起，郑光召等出身不好的人就成了狗崽子，“郑狗光召不老实，就叫他灭亡”，就是从六月九日后喊出的。至今在我的朋友中见面互称和自称，“郑狗”、“戴狗（建中）”、“赵狗（伯彦）”、“刘狗（喜鸿）”，就是那个时候在各班的批斗会上，和大字报中留下来的充满血泪的戏称。

从六月九日开始，直到八月底开始串联，学校活动散漫为止，出身不好的人所作的事情就是检查自己和互相揭发。

我所在的预六五一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几乎都成了校一级的“领导”，班里的很多事情就交到了一些出身并不很好的但是跟他们跑的人的手里，当然象李德庆那样虽然坚决地和他们一起造了反，但是由于不会阿谀，六月九日后就身不由己地逐渐出了局。我清楚地记得六月中旬的一天，发游泳证时，那位自己出身就有问题的李姓女同学站在教室中的叫嚣，“他妈的，那些资产阶级狗崽子，你们听着，你们没有游泳的权利，只有老老实实留在教室检查自己，改造自己！我们进行了审查，我没有念到名字的，就没有游泳证。”没有领到游泳证的其实还包括个别出身好的前班干部。

郑光召在工作组进校后一周左右画了一副毛泽东画像歌颂毛泽东象红太阳，但是，这马上成了他的一条罪状，“资产阶级狗崽子怀着阶级仇恨，丑化伟大领袖，居然把伟大领袖的脸画得通红，并且有很多处不象。”

事实上，到此为止对所谓旧文化、资产阶级文化的“学术”批判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七月底后走向社会的破四旧、抄家、打人，焚毁图书，拆毁古迹，都是从红卫兵小组的这种初期功绩的基础上发展下去的。利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思想起家的干部子弟，捍卫极权社会江山，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的早期红卫兵小组当然难逃其咎。

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人大会堂，第一次正式接见了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首领立即感到了这一现象的政治意义，在第二天就连续贴出一论、二论和三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三篇文章，并通过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转交给刘少奇和毛泽东。（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通过江青转交给毛泽东的。当然，可能两个渠道都走了）三论“造反精神”是共产党思想和文风极其典型的产物，集中地代表了十年浩劫中的那种无知、狂妄，对人性及其文明的蔑视。就这种意义上说，骆小海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小组的成员不愧为共产党文化在十七年中精心培养出的一代，不愧为极权的共产党人的后代。当然也可以说，是在多元社会中产生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必然蜕化的结果。在大字报中有这样的语句：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凡，更待何时？”

“你们说我们‘狂妄’，我们就是要‘狂妄’。你们说我们‘粗暴’，我们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共产党大批判语言到六六年中期的这一跳跃，扯掉了任何伪装词句，任何温文尔雅的面纱，就连支持他们的工作组也感到有些过分。这就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有过的和工作组的所谓“矛盾”。然而，清华附中红卫兵象以往一样成竹在胸。清华附中红卫兵从来是嗅着共产党上层的鼻息进行“革命”的。

果然，毛泽东七月三十一日给他们写了回信。八月一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又特邀了部分高等学校代表列席会。八月三日，一位中央领导把清华附中红卫兵首领召到钓鱼台，给他们看了一些中央文件。八月初，江青还在天桥剧场开的一次红卫兵大会上突然秘密召见过卜大华等少数几位红卫兵头目。这一下子把这一毒焰燃向了全国。破四旧、抄家、血统论犹如天方夜谭魔瓶中放出来的巨魔一下子席卷了全国。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检阅了红卫兵，全国都沸腾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当然要站在第一线，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天。整个社会和学校里打人的最高潮就是在这一时期前后产生的。七月二十九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总结了他们前两个月的经验，贴出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这一时期则走向舞台中央。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清华附中的打人是在工作组进校前后，作为群众运动中的所谓“过火现象”出现的，在工作组撤离后到八月十八日之间形成高潮，是全国的先导。

无产阶级的“子弟”有了最大的权势毛泽东撑腰，当然要把一切非他们意的“子弟”，思想、行为都打翻在地。“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是继三论之后，红卫兵小组一篇最重要的大字报。不是他们“经不住社会浪潮冲击，而写下‘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文章”，而是多年来在他们血液中奔腾的思想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脱颖而出了。出自熊刚之手的此文，一下子飞向全国。这也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可数的在社会上产生的几次重大影响之一。

历来造反都是对统治者的反叛，但是，在极权社会中是非是颠倒的。在中国，在文化革命中，乃至现今（如我曾经谈到过的王蒙、张承志现象），依靠权势，居然是造反，居然有人今天还认为运动初期的红卫兵提倡的是“独立”思想！

在此，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七月下旬之后在清华大学也进行过的关于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辩论中，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完全是站在拥护的立场上的。由于对联在清华大学遇到的阻力，并且有大字报矛头指向了刘少奇等人，大学的干部子弟希望中学的干部子弟能给予支持，曾经所谓“反”工作组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也感到事态严重，八月初，北京市几个主要中学的红卫兵齐集在清华附中，然后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带领下，大队人马杀向清华大学，把所有的狗崽子们“反工作组”、反中央领导的大字报都撕掉。这在当时也是影响非常大的事件。那天黑压压的自行车队集中在清华附中的大操场上，一色退色军装，手提宽宽的军用铜头皮带，浩浩荡荡杀向大学。这是六月八日事件的重演，也是其后联动的先声。

打人事件几乎是与红卫兵的得势孪生而来的。六月八日大批城里中学的干部子弟齐集在清华附中门外之时，对出来劝阻的副校长韩家鳌就已经有暗中拳脚。从九日工作组进校红卫兵掌权开始，各路暗中的“太平”拳脚，走向桌面。在清华园各处，只要有“黑帮”（即有问题的干部或老师）人物出现，总是伴随着拳脚。我的一位朋友就曾经在群众围攻现任广播事业局长艾知生（那时清华大学的党委宣传部部长）时，从身后给了他一脚。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后，斗争行为一下子升级，十八日北大师生设“斗鬼台”、“斩妖台”，把陆平等六十多个“黑帮”戴高帽批斗。

拳打脚踢、游街示众，从六月中旬后越来越普遍。到三论发表的七月下旬，清华附中鞭打学校干部、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到达了高潮。且不说，万邦儒和韩家鳌等校领导每天要在纠察队（队长就是张承志）的皮鞭下（一点也不夸张），在炎热的太阳下劳动，而且动辄就会受到人身侮辱、耳光及鞭打。但就学生来说，每班的出身不好的反动学生已经有近百人，其中在运动前就对立的很厉害的某些班级，出身不好的人一下子都下了地狱。如高六三一、六三二班的郑光召、赵伯彦、梁强、刘喜鸿、戴建中、徐经熊等人，以及出身好的校领导红人王家强和张蕴环（女，工人出身）都被打成反动学生，张蕴环甚至被剃了阴阳头。他们除了必须每天写检查参加劳改外，都不断地遭受毒打。其中郑光召被打得肾出血，赵伯彦只因为在挨打过程中不叫唤，就被加倍鞭打。上述几个人都在烈日下被打得血肉模糊。戴建中的检查在将近五十米的楼道中对面贴满，地方不够又转到楼上，“浪费”了几百张纸，还是不能过关。高二（六四二班）的女生郭兰蕙，工人出身，孤身的母亲只有这一个女儿。郭兰蕙由于身体不好而休了一年学，降到六四二班，因此有些多愁善感。八一八受到毛泽东接见后的红卫兵在极度兴奋中，周六在班里宣布，下周要清理郭兰蕙的思想问题。在当时的“红色恐怖”下，郭兰蕙在极度恐惧中周末服敌敌畏自杀，但是被发现后送到医院。那时的医院要抢救谁一定要请示红卫兵，因此打电话询问清华附中红卫兵，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头目居然对医院说，不得抢救。就这样，就在母亲眼下，郭兰蕙忍受了一周的痛苦后而告别了人世。对活人和死者的折磨，都令人发指。高一的女生杨爱伦出身职员，被批判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堪侮辱，神经恍惚，在撞火车时虽有幸被人救下，但是撞掉了几只手指头，成为残废。

在此前后，我高一的班主任老师，物理老师刘树华因为不堪批斗而从锅炉房的大烟筒上条下自杀。我当时的班主任老师，六四年高中毕业留校的高惠英老师（女，校共青团团委书记）被皮带的铜头打瞎了一只眼睛。我们班由于找不到出身不好的学生，居然开始整肃原来的学习委员杨柏龄（女），她出身职员，爷爷是地主。在被批判中，她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精神恍惚。在初六四一班（初二）的批斗会上，学生们排队，每人都要用皮带抽打副校长韩家鳌几下，以表示自己革命，无人敢于拒绝下手。至于被铜头皮带打得浑身是血的则不仅有校长万邦儒等校级领导，还有一般教师和同学等至少几十人以上。

这些都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八月初书写“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前后，在八月二十日左右书写所谓“十点估计”前发生的事情。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人至今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和社会上别的红卫兵不一样是说不过去的。他们之中甚至有人不无鄙夷地说，“一下子几百万、几千万的组织，都叫红卫兵。大部分的组织根本就没基础，没思想，只要叫‘红卫兵’，对毛崇拜，造反就成。”我想这正是区别，清华附中红卫兵更自觉，更有思想基础地奠定了红八月有应有的一切。但是，这绝不说明他们和其后一涌而起的红卫兵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我前面曾经提到骆小海在工作组在时的某次大会上，得意洋洋地铿锵地朗诵他的声讨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檄文，红卫兵要“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把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插遍全球”，我们旧日的同学至今还经常在一起戏谑，“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砸个稀扒烂。”这些杀气腾腾、充满血腥气的词句，确实只有清华附中这些有才气的红卫兵小组的人才能体会和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真蕴升华出来。

从八月上旬开始，清华附中这些有“独立思想”的红卫兵“开创”的阶级路线血统论问题、彻底无产阶级革命化问题在社会上越演越烈，六六年八月象八九年六四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最疯狂的毁灭时期。叫它红八月，是准确的，它充满了血腥。这个红八月当然不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以及其他干部子弟所主导的，它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多年导演的发展结果。起源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不过是和希特勒的党卫军一样，是这种政权和专政，是统治者的工具而已。其区别只是在于其意识形态虽然都是基于血统，但是党卫军是民族血统，而红卫兵是则是一个掌权的小群体的血统而已。

千年纵过，德国的罪孽难逃，千年纵过，红卫兵的罪孽又怎能轻轻抹过！(

红卫兵和党卫军最大、最重要的共同的特点是，红卫兵和党卫军一样，都是和近代西方民主自由文明同时产生的当代极权主义的产物！红卫兵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中国“西化”的结果！所以它能影响到其后西方的六八学运并产生西方的红卫兵！

在这一切过了高潮之后，即在红八月的下旬，所谓十六条公布（八月八日公布）几近半个月后，清华附中红卫兵，人该打的打了，该专政的也专政了，于是演起了他们父辈─中共历来在运动中所使用的手法，写了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当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这篇估计当然不会超脱党八股，它首先充分肯定了那时的大好形势，然后就是对大好形势后的问题，如不合“政策”的打、砸、抢等所谓过分行为提出了批评。所谓它引起了首都市民的欢迎，是确实的。在那个肆无忌惮、草菅人命的时候，无论是谁出来说一句“打的好！但别打了”，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的，即使他就是打人的发起者。共产党每次的落实政策不也都是受到人们的欢迎吗！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难道不正是生活在极权社会下的人的悲剧吗！

骆小海在六七年不得意时，曾经在一首词中得意地写了一句“十点估计羞可汉”。其实骆小海们不过是重复了“十六条”，甚至可以说共产党历来政策的内容而已，有什么可得意的呢？！这不过是在专制的恐怖下平民们已经不敢有任何声音发出的悲惨境遇中的一声廉价的减缓声而已。

八一八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并且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卜大华以及师大女附中宋彬彬等红卫兵。这些照片使得他们兴奋激动，并且也把他们的名声带到了高峰。但是，接下来是大串联，红卫兵们要输出革命到全国，学校里就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了。怎么办？于是，他们决定提前把这些非红五类子弟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八月底后，清华附中的非红五类子弟都被送到房山县的窦店去劳动。而他们自己则到全国各地串联去了。

卜大华们到什么地方都受到省一级的领导的优待招待，如到武汉就受到王任重的接见。八一八之后，卜大华们把北京破“四旧”的火，对“资产阶级”仇恨的风播向了全国。然而，也就是从八月以后党内斗争越演越烈，终于这场火烧到了这群干部子弟的父兄。他们对毛泽东的权力构成了威胁，毛泽东开始再次需要利用平民们来收拾这些不服气、分享他的权力的人了。到卜大华十一月从外地回来，形势已经完全变了。这就是在血腥的红八月之后，用某些红卫兵小组的人的话说，平民们“直到十月以后他们才有革命的权利”。

六．比红卫兵还可悲的造反派：极权社会中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是不可分割的两面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来只有两种不同的时期，想做奴隶而得，和想做奴隶而不得。而在统治者内部，专政的“特权”除了必定会引起一些人的维护和争夺以外，它在猜忌中还必然圈子越来越小。

十月，为了巩固自己个人的权力，毛泽东发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终于平民们也被专政者派上了用场。现在必须说的是，那时的平民们，即所谓造反派们在价值上并没有人的意识的觉醒，在思想方法上和干部子弟们其实都是一样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

造反派的文化及其心理，完全是极权主义的。造反派们十月后的雀跃，是令人泪下的，终于想做奴隶而得了！终于让“毛主席和党”看到了他们的忠心了！所以，他们终于能和红卫兵─干部子弟一样，为了捍卫一个人（毛泽东）的专制，为了保住自己的平和的奴隶地位，而热血满腔，充满勇气了！如果人们真的心平气和地想，造反派其实比红卫兵还可悲！还低劣！人家捍卫的是父兄们所占据的特权、专政，而造反派们却是充满豪情地为了想做奴隶而得！

红卫兵的理论思想基础是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无产阶级专政，而造反派们的理论基础在是毛泽东的“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文化革命“七八年就要搞一次”。造反派们真诚信奉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学说，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则，共产主义的理想。造反派们不仅真诚地拥护极权的“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而且仍然在真诚地改造自己的人性。

上述一切也是我自己的写照。很多当年的造反派一方面对干部子弟红卫兵全面地否定，一方面却对自己全面地肯定。某些“两种文化革命论”底下隐藏着的就是自己的一贯正确。被权力所奴役的人和维护权力而不得的人当然冲动是不一样的，并且在前者潜在的就有追求平等的因素，这就是在其后将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平民子弟更多地走向追求人权，追求民主平等道路的原因。但是，尽管如此，当年对平等和权利的认识，所要的“平等权利”究竟是什么，“自觉”追求的并不是现今的人权，因此，是必须要认真反省的。

十月后，我们成立了自己的造反派组织，有权利和那些跋扈的干部子弟进行表面的派仗了。这种权利对干部子弟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平民子弟则是宝贵的，一定要维护的。这里必须说的是，十月最早及其后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绝大多数都是文化革命初期受压制的红五类子弟，而郑光召们，即使他们自己没有失去文化革命开始前的站在对立的第一线的勇气，本派组织的其他人也不可能让他们站在第一线。从各方面考虑，直到大家离开学校下乡为止，这些“狗崽子们”都心有余悸地站在运动的第二线、第三线。尽管如此，平民子弟们还是真诚地感谢毛泽东，并且真的认为这种权利是中央文革小组给的，所以对中央文革小组有很深的感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也非常聪明地利用这些平民造反派与那些不肯把权力让给他们的老干部们对抗。

当时，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周泉婴，写过一篇“四一四思潮必胜”，说造反派们从根本上是被“无产阶级”利用的物件，在被利用划过几桨后，时机一到，就会被打落到水中。这话说来残酷，造反派们都不愿意相信，但是，事实上共产党的确想如此。当然，后来的历史并非是如周泉婴说的那样，因为，其后的几十年发展历史竟然是共产党再也没有能力，或者再也寻找不到那个再把这些人打落到水中的时机了。七五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也罢，改革开放也罢，都仍然是不得不用这些人来划船，共产党只有利用“宽松”才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统治，再也没有能力象六十年代以前那样大搞阶级斗争、大讲阶级路线了。到八九年，共产党不但没了把这些人打翻到船下的力量，而且只有射杀下去一批人才能保证船的继续航行。而具有讽刺性的是那位周泉婴的四一四同志─万润南以及其他的人，也被射杀到船下了。“四一四思潮”没有胜利，倒是平民们穿过极权，觉悟到人权，驶向了新的航道。

时代和人们的存在状况为每一个人打下了烙印。在极权社会中，正常的平民在被压迫的气氛中逐渐觉悟到一种反抗和追求；被共产党统治压断了脊柱的出身不好的人则永远染上了一种阴暗的心理。但是，那些飞扬拔扈惯了的干部子弟，经历了文化革命，眼见从六三年就要越来越彻底地贯彻阶级路线，把一般平民打入底层，老老实实接受被统治，却突然发现他们居然又和自己平起平坐了，则从六六年十月起就染上了地狱中的邪恶之气，他们开始痛恨这个世界，痛恨自己的不得志，痛恨平民。东、西纠之后的《联动》就是这种倾向的产物。

记得六八年大家就要离开清华附中，各自开始另一种生活时，写“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作者之一，也是红卫兵小组创始人之一的高六三一班的张明在和同班的郑光召等人告别时说，“你们是地富反坏，我们是工农，二十年后见”。二十年后，据说在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中，正是当年的这些高干子弟主张坚决地、毫不留情地镇压。在我去年（九五年）回国时，听一位当年四中的朋友说，他参加了一位干部子弟的婚礼，在婚礼上这些干部子弟异口同声地说，如果不是我们的老子英明，坚决地镇压，我们早就象东欧那样失去了政权，哪有今天。一位当年认为自己是未来总理的干部子弟，现今虽然也已经步入社会的上层，却由于距离总理还远，由于自己这些干部子弟居然没有完全压倒平民子弟，而牢骚满腹，恨天恨地，恨社会现实！

当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人，大都由于父母干部级别低，无才补天，如今散落在社会各处。但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学堂，几代知识份子所遗留下来的平民气，却居然仍然在清华附中培养出一代有社会影响的平民知识份子，如郑义等。而具有讽刺性的是那位要在二十年后见的张明现在却是在他的亲戚，以身在台湾的国民党要员李焕的儿子李庆华为首的专门从事两岸文化交流的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中主持工作。要“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的骆小海则既没流血也没头断地至今生活在美国。

岁月无情，历史无情。在思想产生反叛之后，我原来很悲观地认为，我这一代人，在知识和精神上能够做到薪尽火传就不错了。那时，没有人能料到极权社会─共产党阵营居然会在八九年崩溃。当然，在八九年后，大部分人又没有料到中国共产党居然支撑到今天。而我因为有以前的悲观，所以没有象大部分人那样怀有共产党一年或三年倒台论等等幻想，认为能有今天的变化，已经很不错了。

共产党是否会象国民党一样败部复活呢，除非共产党放弃极权，象国民党一样走向民主，但是，那些“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们”能允许这样吗？八九年的死结能解开吗？地狱中的邪恶之气能消散吗？

描述、评价历史没有完全的客观性，评论文学作品也是没有完全的客观性。当我们出现不同看法的时候，就要看一看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是否相同，即反省一下我们用的价值、方法是否相同，是极权社会的还是非极权社会的！极权社会的文化不是“没有道理”，而是因为它压迫蹂躏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权利，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不接受它，所以它必定要被抛弃。产生于中国大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各类作品，时至今日，甚至一般大陆民众都不再看它的道理正在于此。至于文化革命中和其后产生的，诸如张承志、浩然乃至王蒙等人的作品，除了要通过此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状者外，没有一个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会对这样的作品有兴趣。如果一定要谈论“客观性”，也许只有时间和空间会对“客观性”做出诠释。时至今日，谁还会看“三论造反”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样有“独立思想”，有“气魄”的文章！

七．结语：红卫兵─当代极权（左派）文化的产物

今天我们重新回顾和分析红卫兵，我绝不会再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角度来看问题了，我也绝对不愿意以极权社会的文化和价值为基础来思考问题，而希望完全从另一个理论框架和伦理价值来分析这一切。

例如，红卫兵对校领导的反对，提倡的独立思想，今天在我看来是提倡一种更加奴化的思想，是彻底粉碎“个人”，走向完全丧失“自我”。否则的话，人们在文化革命中就不会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七六年后，就不会拨乱反正，今天的人们也就不会抛弃过去，逐渐接近当代世界和西方思想。从理论上，我们之所以不采用那种看问题的前提和方法是因为，如果把疯狂地提倡个人崇拜称为提倡独立思想，那么，以这样一种理论和方法看问题，会让你矛盾百出，无法解释很多问题。而另一方面，从伦理和对良知的认识上，这些看法具有十分危险的倾向。

今天究竟如何看待红卫兵的诞生及其后来的发展，我愿意提出以下几个分析线索：

1．红卫兵是在什么形势下产生的，即它是顺乎，或确切说借助什么潮流，在什么潮流中推波助澜产生的。
2．产生之初，红卫兵要做什么，即它的目的是什么。
3．产生之初的红卫兵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它的思想方法有什么特点。
4．红八月高潮中的红卫兵的指导思想、行为和目的和早期的红卫兵的思想、行为和目的是否相同
5．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产生的造反派和早期红卫兵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是否相同，它的特点是什么。
6．中国红卫兵为什么会影响到西方，在西方以及其他国家也产生红卫兵，即中国的红卫兵和西方红卫兵在思想和目的那些方面是有共鸣的。

1．红卫兵是在什么形势下产生的，即它是顺乎，或确切说借助什么潮流，在什么潮流中推波助澜产生的。

如前所述，红卫兵是在中国社会走向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在极权社会日益完善、彻底的过程中产生的。它顺乎六十年代初期在中国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共产党内的主流”毛泽东、林彪，用能得到的毛泽东林彪的思想和意图，编织自己的乌托邦图景。没有大讲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清肃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形势就不会有红卫兵的产生。没有逐步对一切所谓“非无产阶级文化”的铲除就不会有红卫兵。具体说，就是没有六十年代初期的社教、四清，没有教育革命，没有历史、哲学以及文化领域中的批判运动就不会有红卫兵的产生。没有毛泽东、林彪就没有毛远新、姚文元，没有毛远新、姚文元就没有宫小吉、骆小海、卜大华，就没有红卫兵。

2．产生之初，红卫兵要做什么，即它的目的是什么。

产生之初，即红卫兵小组要做的首先就是要做的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狂热地确立领袖崇拜，彻底肃清一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和事。在学校中就是要彻底打碎过去的一切教育制度和系统，以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为纲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红卫兵小组从萌芽之初目的就很明确，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极权，捍卫统治者的地位。铲除一切非他们的思想和文明，乃至个人，及其可能的土壤，及资产阶级子弟。这就是他们的焚书坑儒、取缔黑市的真谛所在。产生之初的红卫兵具有完全的干部子弟色彩，依附于极权社会最大的权势者─毛泽东，蔑视一般民众和一般基层干部。

3．产生之初的红卫兵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它的思想方法有什么特点。

产生之初的红卫兵根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而是以林彪等人在那些年代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权威为自己的思想，以毛泽东的一系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讲话为自己指导思想。它的思想方法是一种极端的教条、专断。他们行必拿“红宝书”，言必提伟大领袖，林彪如何说。中国自六十年代初期越演越烈的极权主义，在早期红卫兵小组得到了完全的体现，达到了顶峰。

今天来重新看他们当年的言论，人们就会发现，除了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无产阶级专政、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反对修正主义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没有这一切也就没有红卫兵。红卫兵小组的某些人居然说早期红卫兵没有血统论，这种说法让人吃惊。血统论是维护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产生的，只要讲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就必然会产生血统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思想就不会有红卫兵产生，因此，也可以说，没有血统论，就没有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正是靠血统论催生的。

事实上，到六六年为止的青年，不止是干部子弟，而是几乎所有的伴随极权社会出生的青年人都已经丧失了自己“独立”思索的能力，丧失了一般社会的判断能力。

4．红八月高潮中的红卫兵的指导思想、行为和目的和早期的红卫兵的思想、行为和目的是否相同

红八月高潮中红卫兵的特点不过是按照红卫兵小组的模式，把这幕戏推延到全国和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已，它在行为上的三个特点：狂热的领袖崇拜，以一种先天条件为接纳成员标准（无产阶级阶级路线），群体性的暴力行为，（王友琴，“一九六六：学生打老师的革命”，载于《联合报》，1995年9月4─8日），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那里都已经存在。

在思想上，它同样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敌视一切不同于它的思想。

在目的上，红八月以后的红卫兵和创始之初的红卫兵小组完全一脉相承，没有超过六月红卫兵一步。

5．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产生的造反派和早期红卫兵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是否相同，它的特点是什么。

如前所述，在早期及其后的红卫兵那里无从谈论独立人格和思想，他们的意识和活动明确地是在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下，以维护或换取自己在极权社会的地位为目的。和早期红卫兵小组相同，产生于文化革命中期的造反派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他们同样也是极权社会，极权文化的产物。尽管他们在那个社会总是受到压制、不信任、甚至迫害，可是他们总是在不断地用各种方法表明自己的“可靠”。狂热的领袖崇拜，在他们身上的表现虽然有些尴尬，但是，却也的确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真诚愿望。但是，红卫兵的另外两个特点，即先天的组织标准─血统论和暴力倾向，在他们身上就基本上不存在，前者是因为在他们那里不具备这种存在的可能性，后者则是因为他们所受到的虐待和他们低下的地位决定，这使他们一方面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另一方面不敢放肆。当然在暗中和某些启发下，他们强烈的暴力倾向也会宣泄出来。这表现在在各类群众组织间的武斗中，他们同样会积极参与。而一旦抓住某些一贯欺压并且迫害过他们的干部子弟，他们也会报复。因为这种暴力和仇恨也是极权社会二分法思想的必然产物。

由于缺乏，甚至没有这两个特点，所以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不区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区别，即把造反派作为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就会使人感到有些缝隙，不那么贴切。

二者的指导思想虽然都是毛泽东思想，但是，红卫兵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因素，而造反派的指导思想和目的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即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文化革命四五年就要搞一次。二者当然有区别，区别在于红卫兵的矛头是权力阶层以外的人─被统治者，而造反派所向的是权力阶层以内的一部分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区别是一种根本性区别，它使二者以后的发展走向形成根本性的不同。

6．中国红卫兵为什么会影响到西方，在西方以及其他国家也产生红卫兵，即中国的红卫兵和西方红卫兵在思想和目的那些方面是有共鸣的

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文化革命、极权专制究竟是中国传统的产物还是当代世界的产物。很多“在共产党文化中生长”的知识份子，尤其是年青一代知识份子，在经历过一些波折后，从文化革命的“破四旧”、“反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转换成另一种激烈的反传统，把文化革命的一切归咎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然而，当设定这样一种理论框架看问题时就会遇到很多背谬，最简单的例子是如何解释中国共产党曾经激烈地反传统、甚至反封建。再例如无论共产党还是知识份子，他们甚至根本没有中国封建社会的美德，如，文死谏，没有一个共产党高官这样，包括被整死的刘少奇和圆滑的周恩来。

中国的红卫兵影响到西方的左派，为我们提供了看问题的另一个框架的证据。即：

中国大陆当代社会是一“西化”的社会，它基本上是近代左派思潮，极权文化在中国的衍生和结晶。中国的红卫兵不是中国传统的产物，而是受当代西方思想影响的产物，所以有彻底蹂躏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残酷“壮举”，所以有要焚毁中、西一切不符合于“左派文化”的书籍。这当然对某些西方左派中的极端分子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对一般西方左派学生来说，红卫兵那种极端狂热的“乌托邦”，消平人间一切不符合自己思想的冲动，则和他们有先天的共鸣。那种一元化的教条倾向，那种“整体式的”思想方法，即思考一切问题喜欢变为普遍的对立问题，如喜爱用国家、民族、人民、社会、阶级、世界、历史，及东方、西方这些大概念，中国的红卫兵和他们则是具有相同的思想来源。当然由于在西方的环境中，中国红卫兵的某些内容不能直接适用于西方，但是咎其根本而言，两者在其思想宗旨和其外在形式上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和一致。这也是时至今日，某些在极权文化中生长，对极权文化仍然没有反叛的的青年知识份子，重新留恋文化革命，走向西方左派知识份子的原因。这再次说明，尽管中国封闭，但是它是西方近代极权文化的产物，它和西方极权主义有着先天的联系。它甚至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中国当今的封闭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产物，而是二十世纪以来引入某一部分的西方文化的结果。

事实上，除了和西方的左派极端分子的共鸣以外，如王友琴所说，红卫兵的三个特点在希特勒的青年组织中也存在，这两种极权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使得对红卫兵的分析在历史上和世界上都更加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从一九六七年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失势后至今将近三十年，在大陆仍然只有无反省地书写这一段历史的文章，甚至正面歌颂老红卫兵，联动的文章和书籍。这种现象甚至在海外也存在。如果我们对人权和民主不再是象文化革命中那样敌视，如果或多或少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民主自由社会，对伴随它的文化有一些认同，那么，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不再经历文化革命的浩劫，还是多反省一下自己的好。

为此，我也在问，造反派们（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今天对自己以往的看法是否也和那些红卫兵们一样是一种无反省，一种唯我正确的偏见。本文第一次力图对造反派，对自己做出更多的，更严厉的反省和自我剖析。还是哈威尔的那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反省，这对我们的后代和对人类都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和经验。因为，尽管人们看法有分歧，但是，极权主义摧残了人和人性是经验事实，我们不要极权主义是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的一个原则。

我总感到，我们这些在极权文化中成长到二十岁才开始有些觉悟的人是有“原罪”的。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八日埃森草

(全文完)

来源：新世纪(

【大纪元5月17日讯】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的40周年。那个年代什么都新鲜，什么也都不新鲜。儿女喊砸烂父母的狗头，在什么时候都是新鲜的事，在那个时代就不新鲜。我与胡乔木的女儿一起喊过砸烂胡乔木的狗头。且听道来。

1966年的12月，我从新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乘大串联的余风，跑到北京学习文化革命的真经。某日，见马路上张贴的海报说北京钢铁学院今天批斗胡乔木和反动电影《清宫秘史》。当时的报纸上说：毛主席说《清宫秘史》是宣扬卖国主义的，刘少奇却硬要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胡乔木为刘少奇帮腔，也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我便跑到北京钢铁学院参加批斗胡乔木。

我对胡乔木感兴趣，除了他是毛的秘书却说他反毛帮刘外，还因为我读过他的词。那词，写得棒极了，有豪迈气，至今我还能背出一些。彼时还有一个赵朴初，写散曲《某公三哭》，脍炙人口。我后来还仿效写了《某妇三哭》、《某君三秀》。此是另话，打住。

北京钢铁学院大操场上人山人海，都是来批斗胡乔木的。我在离批斗台20来米处就挤不过去了。台上的胡乔木是隔了40余年后我记忆犹新的人物，还站了那些牛鬼蛇神，现在全都记不得了。胡乔木戴尖顶高帽，上书什么字则忘了，不是“走资派”，也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似乎是“刘少奇的吹鼓手”之类的字，胡手里还举着一根长竹竿，上面系着长长的白纸条，类招魂幡，为卖国主义、清王朝招魂的意思。一溜戴白纸高帽穿深色衣服的人手举招魂幡，白幡纸时而迎风飘舞，时而垂挂脑袋脸庞肩身，要不是青天白日、太阳底下，人头攒动，还真有点阴间的味儿。上台发言批斗的人很多，具体的都记不得了，还有印象的是两个场景：

一是主持人与胡乔木的一问一答。主持人问刘少奇对《清宫秘史》说了什么话，胡乔木就回答。那时批斗的通例，是问了，绝对要回答，哪怕问得毫无道理不着边际，也得回答。如：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答：我反动。再问：你为什么反动？这就不大好回答了。但必须回答，不然就是态度不好对抗运动。所以，胡乔木是有问必答。问答的具体内容现在已毫无记忆，但总的印象是问的没有水平，胡乔木答的模糊，不得要领，不是报纸上披露的那样明确无误。好在一旁总有一领喊口号者不时高叫口号，操场上几万人齐声呼应，山摇地动。这叫造声势，是彼时任何地方、任何大小的批斗会比法定还严格遵守的节目。胆小的牛鬼蛇神会被这群众的革命威力吓得屁滚尿流。这就让胡乔木的模糊得以蒙混过关。那口号除了万岁、打倒之类外，还有一个口号是“砸烂胡乔木的狗头！”

凡喊口号，台上的牛鬼蛇神一定要一起喊。喊口号时人人握拳伸臂，以助气势。这是人性本能，似乎全世界皆然。不过，这在中国的彼时已属于条件反射的行为，无论贵为二号人物林彪，贱为乞丐，一喊口号，一定握拳伸臂高举过头。连当今皇上毛泽东其实也例外不了。人民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自然会有点不好意思，不跟着喊，但他会接着喊“同志们好！”“人民万岁！”这个时候，他也会伸臂向前那么一拢过来，大约是“统统的”意思。胡乔木彼时当然得跟着喊口号，只见他一手举竹竿招魂幡、一手握拳伸臂过头，嘴里念念有词：“砸烂胡乔木的狗头！”喊打倒自己的口号我彼时认为是正常的，砸烂自己的狗头则是我第一次看见人如此作践自己。我气愤不起来，只感到有些滑稽。

另一个场景是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批斗老爸。胡女是一个很文静的大姑娘，长得很秀气，据说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胡乔木被拉到北钢批斗，是得惠于其女在北钢读书。彼时，这是一种风气时尚。胡女发言最后也喊口号，口号中也有“砸烂胡乔木的狗头！”女儿要砸父亲的狗头，这在彼时的我更难接受。彼时的口号是一组一组的，毛万岁、毛思想万岁、毛路线万岁……这叫基本口号，就有五、六句，再加上具体的打倒人事，总有十几句。胡女尽可多喊几句“坚决打倒胡乔木！”之类，免了这句砸烂狗头，应该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她为什么就不呢？我不感到滑稽了，说不出味儿来。

胡乔木外形给我的印象与写词的豪迈气迥然不同。他是一个小老头，大约才1.6米高，没戴帽子，穿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脸色阴沉，抿着嘴巴。我没有恶感。批斗结束，游斗时，他举着招魂幡经过群众夹道，到了我面前。我看他看得很清楚。我记得更清楚的是，有人领呼“砸烂胡乔木的狗头！”时，我也握拳伸臂过头，跟着嘶喊。恰好胡乔木走到了我的跟前，我的拳头几乎伸到了胡乔木的鼻子底下。胡乔木双手举幡，目不斜视低头看路前行。彼时的场景气氛，是由不得你不喊，或者说，你必须喊，你自然会喊。没法子的。是人性吧！

回想这一切，我似乎有点明白了胡女彼时领喊“砸烂胡乔木的狗头！”不由自主的缘由。@

——原载《民主论坛》(

【大纪元5月17日讯】(美国之音记者：张光华2006年5月17日北京报导)在中国40年前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纷纷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把文革的破坏力量带到全国每个角落。很多参与那场运动的人士现在都表示对他们当年的狂热不堪回首。

红卫兵运动是当年文革的特殊社会产物，他们激情和盲目的投入加剧了文革的破坏性。毛泽东赞扬的“闯将”把文革的火种撒播到全国各地。在最初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破四旧”口号下，红卫兵以打砸抢的粗暴行动破坏了社会秩序。在中国各地学校“停课闹革命”中，大批青年学子参与社会各方面的夺权和派性斗争，把中国社会文化拖到一个极度黑暗的时代。

*加入红卫兵得先学会骂人*

一位于1966年在北京某大学就读的女士表示，当年学生多半都很盲目，文革烽火点燃以后，学生毫无理性地跟着风潮走。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要参加红卫兵就得先学会骂人。这位女士说：”当时是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女孩子，从来没有骂过人。结果，那时候参加红卫兵，你要唱一首歌，叫‘地富反坏右，滚他妈的蛋，造他妈的反’。就这一句话，现在想起来，就是一个很激烈的思想过程。当时红卫兵一排队，一去游行，一路上带着红袖标，就唱这首歌。唱这首歌的时候，要非常自豪。最后就是“滚他妈的蛋，造他妈的反。”

这位女士还说，当时说党内出现修正主义，要批判黑帮、打倒黑帮，学生就踊跃地去批斗老师和校长。她回忆自己到成都串联时，本来和成都大学校长素不相识，结果她在批斗大会上上去抽了成都大学校长一皮鞭。她表示，当时人们都以打人骂人为荣，用语言暴力、行动暴力来表现革命。

*把丑、把恶当成美*

这位女士说：“这是一个民族的把丑、把恶当成美这么一个发展过程。虽然我是一个人，但是像我这样的人，我想也不少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后来文革当中随便把人打死，随便地去草菅生命，一夜之间把怀抱的婴儿，因为他是地主的家属，都能杀死，一夜之间杀死30多口人。据说大兴有一个村子，就这样，毫不奇怪。”

毛泽东1966年8月写了一封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认为他们的大字报“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热烈的支持”；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支持他们的行动，极大地鼓励了大批青年起来造反。四川一位姓冷的人士表示，他在1966年虽然还只是一个14岁的初中生，却也狂热地加入红卫兵，并且热情响应毛主席支持的大串连。他还表示，他们那批红卫兵除了在党中央的运动方针指引下跟着闹以外，就是打砸抢。

这位姓冷的人士说：“‘打砸抢’它是什么？它就是‘破四旧、立四新’。当时对一些旧的、现在来说就是一些文物古迹，凡是属于所谓的封建的过去的东西，人们不加分析地进行批判，打砸抢。尤其是出身不好的那些家庭子女，都受到了冲击。还有一些领导人物、一些地方行政官员、当权派也就受到冲击了。”

*军队枪支被抢*

文革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无政府状态。目前是湖南长沙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退休职工余鹰海表示，文革期间，不管是红卫兵还是军队，内部派系林立，打杀事件不断发生。他说，他所在四川绵阳的军队发生枪支被抢事件，有的学生抢了枪之后在街上任意开枪，打伤路人。而令他最感到惊奇，就是连老太太也在抢枪。

余鹰海说：“当时这个老太婆的儿子被打死了。打死了以后，她到处告状，到处打标语，把尸体抬到绵阳军分区门口。抬到门口以后，当时没人敢管。没人管以后，这个老太太就抢战士的冲锋枪。当时战士不给，上去抢，(说)‘我借枪保卫毛主席。’一下子就把这个枪给抢掉了。就是在那一瞬间，不到半个小时，整个军分区就给冲击了，枪也抢了。”

*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的年代*

对于一些经历文革、深受迫害和苦难的人来说，他们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却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形容他们的遭遇。自认为在批斗中侥幸生存下来的黄女士表示，文革是一个疯狂残暴、颠三倒四、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的年代，她一言难尽。

黄女士说：“那时候的人没有人性了，都是兽性，有的比兽性还厉害。没法在人性上比较了。就像我们上班，每天都拿双破鞋夹着。人家说了，造反派叫我们走路，脚板走出血来才达到目的。”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的文革像是大地突然刮起的飓风，瞬间内席卷了中国大陆，把这个国家带进了浩劫。很多亲身经历过这场长达10年混乱的人都希望永远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民族恶梦。

李少民说：文革开始的时候，１９６６年我还不到６岁。我印象很深的是，因为我当年是在北京景山学校，比较好的学校。可能有些听众也听过，当时文革最开始被打倒的，三家村的其中一位作者，有一位作者叫吴(日含)，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他写了三家村之后被打倒，他的儿子就在我的班里面。

他走在路上，别的同学就问：你是不是吴彰？因为吾彰是他的名子，他吓得不敢说他的名字，“我不是吴彰！”人家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就很焦急地说“我叫彰吴”。然后哈哈大笑，推推打打一顿，就这样！

我因为家在中宣部，当时我记得院子里面堆了一个山，这个山是什么呢？走近一看，就全是书。因为当时所有的书，几乎没有一本书是好书，除了毛泽东选集。外国的书是西方毒草，中国是封建毒草，那你就要把他都拿出来，都烧掉。中宣部的人，干部大概的书要特别多，就堆了一个山一样，就后就烧了。

坟书，是李少民童年的一大记忆。他还记得，当年大院的同窗，看到天荒夜谭之类的读物，是相当有兴趣的，有的还用脚在火堆中将书踢出来。

很快我们都是被赶到乡下去农村去劳动，那１０岁的孩子在乡下劳动。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都觉得你这个很浪漫，这么小又不用念说，拿着锄头锄地去，但是当时你想，我们不知到这个事情有结束的！

我就记得很清楚，抱着锄头在地里面，站在地头上，跟我一起劳动的，都是农村的壮年劳动力，你看１０岁的孩子跟１６、１７岁的一起锄地，我又不会锄，很困难！抬头一看，那个地就是看不见头，我想：这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但也不能够落后，拼命的锄，锄到晚上睡觉，就根本想死了一样。尿床！尿床又不敢告诉别人，童年就是这样渡过。

李少民目前在美国一家大学教书，父亲是老革命的背景，亦为他在文革的当年，看到和受到与别人不一样的遭遇，他为毛泽东的追悼会画过遗像。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刚刚去世，身在部队的李少民，就被部队的上司命令要连夜画一幅巨刑的黑白的老毛遗像。当时全中国所有人都要为毛而哀伤，毛的遗像用彩色不行，一定要用黑白，黑白才显得伤感，但没有哀伤？挤不出眼泪？又如何是好呢？

李少民说：我后来当兵了，参军了。我们古代有一句话，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为什么呢？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当年绝对不是大家响往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是说，谁谁被征兵了。但我当兵的时候大家都是争破头的，就像入选皇宫一样，争先恐后，生怕当不上。为什么我可以当兵，我因为会画画，我的美术比较好，当兵就是因为我为画画。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全国的学校都停了，毛泽东说，学校没有知识，学校的人他们不如农民聪明、不如工人聪明，他们都是一群笨蛋。学校关门以后，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都需要人宣传吗！所以恰恰是会唱歌跳舞的，会画画的到有了出路了，因为全国需要成千上万的人去歌诵这伟大的革命。

李少民回想，当兵之后的很多事，他说当年实际是对年青人一种极大的摧毁。在整理老照片时，在发现一张３０年前与毛泽东肖像的合照，十分令人感慨。

他说：我是１９７５年当兵，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就死了，当然毛泽东一死，全国就简直是天就塌下来了，可是当时我就决得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毛泽东是我们的救星，毛泽东是万岁万万岁！毛泽东是不可以死的，毛泽东一死，天就要塌了，你就要非常悲痛，你就要恨不得投河自杀，才能表现出你的感情！但是呢，我在毛主席的关怀下长大，只是觉得越过越贫穷，最后从城市过到农村、从农村过到军队。我们在军队里面就没有饭吃吗！怎样去争取多打一勺饭都是很多心机的。

毛泽东死的时候，李少民一点都不悲哀。他说：我想一定有什么变化，任何一个变化也不会比现在更坏了，不悲哀很可怕，要是被发现不悲哀，就要被批判，被隔离审查！

李少民说：这个时候全国就要在同一天，同一个时候，举行毛泽东的追悼会，纪念毛主席。北京有大的纪念，我们在各地也要纪念，我们的单位等于是军吗，纪念毛一定要挂一张很大的遗像，但就麻烦了，所有的都是彩色的，那么我们知道遗像不可以是彩色的，那照片印不了这么大，照片要两米多。我在军队里是管画画的，就说“小李，你来画毛主席遗像，这是政治任务，还要很快完成，还不能画坏！”我一听就吓坏了，赶紧就开始画，记得画了是整整一天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已经是没有劲了。这个时候，我的领导过来对我说，“小李，过来我给你照个相”。我想，还有什么兴趣照。他说，“照一张相，历史镜头。”他说得挺对，３０年过来，一看还真是历史镜头。

３０年、４０年过来，与毛遗像的合照，凝聚的文革的历史镜头。李少民说，事后看还再浪漫，也不能没有当年的感情制造，被迫制造出一个对毛有感情的哀伤。

我们在私下的人们都好办，但在公开场合你要哭的！像开各种会纪念，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心里都是，稍为有一点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个生活越来越差！生活用的也没有，一切也没有！那怎能还认为，全世界不要忘记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的人民，美国的人民在受苦。那么，我想比我们还苦的话，也相当不容易了。

当年的感觉是，毛泽东的死去一定会带来改变，起码一定会变。而任何一个变都不能再坏了，只能往好变了，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到了最底层了。３０年之后，中国是变好变坏呢？李少民的父亲李洪林，在文革之后被平反，还委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的一职。不过，到了１９８９年的天安门事件，他的父亲受命到广场劝说学生离开，事后又被打成了六四的事件的黑手。一位老干部，老革命在文革的遭遇，下一集我们再讲。(

【大纪元5月17日讯】1966年5月16日是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十年动乱是对人的生命、权利和道德的毁灭性践踏，政治迫害之广涉及到上亿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繦褓中的婴儿，死于迫害的人至少几百万，中国文化传统遭到极大破坏。

据BBC报道，然而，文革四十年，境外热议，境内冰冻。

事实上，文革结束三十年来，在中国本土，对这场空前灾难的真正清算从来没有进行过。

伴随着独裁式经济崛起的政治过程，乃是一个接一个的"小文革"。罢免开明总书记胡耀邦，在首都北京大开杀戒，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将反对开枪的另一位开明总书记赵紫阳软禁至死。江泽民大规模镇压法轮功、制造又一起人权大灾难；胡锦涛会上台仅三年就在政治上急遽左转、制造出近年来罕见的"政治严冬"。

据中时电子报报道，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的“新中国第一大律师”张思之称，文革还有一个后遗症是令今天中国道德沦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了质，在中国内地要讲真话并不容易。

当年红卫兵头头郑瑞忠归结说，文化大革命会发生就是因为共产党的教育只灌输阶级斗争，没有对人权的尊重，没有“人性！”。中国的教育就是以党的教育代替公民教育，共产党根本没有真正的道德教育，人只是个政治工具，人全都被毒化！

1998年10月，厦门一位中学语文教师朱丽冰在“南方周末”发表《拒绝狼奶》一文。文章指出，在文革结束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大陆的中学教材内容仍以“政治性”、共产党的“正统观念”内容主轴，“充斥着歌颂毛泽东和共产党，跟国民党、军阀、美帝国主义作斗争，以及斗地主分田地等题材，连文言文、新诗、古诗等也多与‘斗争’有关。

朱丽冰从学校教育体制反省说：“不要让下一代再受阶级斗争、偶像崇拜等“狼奶”教育的荼毒，不要教给学生简单地追求‘刚硬’，不要鼓励冷漠，更不应为铸造嗜血的心灵之剑欢呼雀跃。”

官方在教育对文革的影响上，反思其实有限。目前的教育体系“喂狼奶”的情况仍在继续。‘狼奶’在现行教育体制下不断地被‘操练’、内化至学生内心。

当老师教给学生仇恨与排斥某个群体和个人的时候，这种忽视、仇恨或不尊重别人的理念会成为学生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会被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反思的结果导致出现目前流行的‘双重语义系统’。现在的社会许多人习惯在表面上说‘套话’，都知道是虚假的，但还是说了、且说得非常自然，包括年幼的学生，都操练娴熟。

社会出现信任危机，因为很难相信别人。这种现况也令现今中国出现价值认同危机。

对于这样的教育模式一代传一代，会不会永远跳不出这个怪圈？

现在那些高举民粹主义旗帜的民族主义愤青和新左派，他们无不对毛泽东遗産情有独衷，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具有鲜明的文革特征。

【大纪元5月17日讯】今年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和文革结束三十周年。一般都把1966年五月中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尤其是毛泽东五月16日批示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发端的纪念日。对于这个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国当局采取的态度是装聋作哑，全面回避。在今天的世界上，因政治原因而无法面对一段三十年前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和命运的历史，恐怕只有中国等极少数国家了。这个简单的事实说明，眼下的中国与现代文明的主流尚有多么大的距离。

好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网路的时代。经过一番搜索，还是发现了两篇严肃思考文革的文字。一篇的题目是“文革四十年祭”，作者署名王霄，另外一篇题目是“文革与中国农村的政治民主化”，作者署名”小小小因”。有意思的是，两篇文字都被大陆左派的网站“乌有之乡”转载。两篇文章都指出，文革中百姓积极参与政治所包含着的积极因素，正是今天腐败和不公的大陆所缺少的。

对此，大陆今天的领导人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文革的参与者，亲历过列宁所说的“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盛大节日”那样激情燃烧的日子。他们知道，面对今天大陆的社会现实，重提文革，尤其是让人们回忆起当年毛泽东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最高指示”，将令自己非常尴尬。

不过，还是有人与中共当权者过不去。就在五一长假期间，一位显然经历过文革的匿名作者，在“三农中国”网站上发表了一篇讥讽文字，题目是“毛主席关于当前重大问题的语录（与时俱进版）”。作者用毛泽东的语录来评论大陆现在引起大陆民众不满的各种新闻事件，读罢引人发笑，更引人深思。

比如作者在文中引述了一条关于江苏宿迁市把全部公立医院私有化，导致当地公共医疗服务全面倒退的新闻，然后引用了毛泽东著名的“六二六”批示作为评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却天天感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大陆年轻一代，毛泽东的这些话会很有吸引力。

今天的大陆当局不敢面对文革那一段历史，最深刻的原因是他们开始明白，今日大陆之荒唐，其实并不亚于文革之荒唐，只不过朝着另外一个极端罢了。毛泽东在文革中把亿万中国人动员起来，鼓吹的是一个信念：“造反有理”。这一次，邓小平又把亿万中国人动员起来，鼓吹的是另外一个信念，“发财有理”，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展是硬道理”。不论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还是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都是一种极其片面的，排斥多元价值的信念，当这种信念变成亿万人狂热的行动时，其破坏力都是非常巨大的。

文化大革命的代价就不必去说了，六四以来中国大陆经历的这一轮高速经济增长，虽然也有积极的东西，但其造成的社会代价，精神代价和资源环境的代价，是难以估量的。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这场“经济大革命”所欠的账，恐怕要几代人才能偿还。

不敢正视昨日之荒唐，是因为今日仍在荒唐之中。这就像个人的成长过程一样，只有当一个人比较成熟了，他才能够从容地面对自己的过去。遗憾的是，从大陆对待文革的态度来看，中国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他仍然以一种自欺欺人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的历史。

聪明、世故的中国人，为什么在现代化的挑战面前，一次又一次地大折腾，一次一次地失去理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精英分子，总想找到一种一律的办法来解决这样一个大国的问题。这种寻找唯一办法的偏执，最终导致了“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结果，而不论这个主义是什么主义，这个领袖是何许人，这个政党叫什么党，都只能把中国引向歪路。

来源：新世纪

【大纪元5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怡香港报导/昨日是《五一六通知》发出、为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40周年。对这场历史性的浩劫，中共当局不仅禁止内地举办文革纪念活动，在香港所有中共报章对事件也只字不提。

对中共问题有深刻认识的《前哨》杂志总编辑刘达文指出，中共禁止纪念“文革”，其中一个原因是，害怕百姓知道这个专制的政权其最终的弊病在哪里。

他说：“过去邓小平说要彻底否定文革，根本就没有彻底过，因为评价文革等于是评价毛泽东，没有彻底评‘毛’，所以有很多肮脏邋遢的东西，怕人家知道，所以一直掩盖，不想彻底检讨文革的问题，所以连巴金小小的提议设个文革纪念馆，都无法成事，现在巴金都死了。”

刘达文说，中共不敢面对“文革”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彻底评价文革就等于清算共产党的罪行：“因为自共产党执政和文革期间共害死了中国7千多万人，比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死的人数还多，这个罪行是很大的，所以它不敢否定文革，因为牵涉到共产党的罪过问题，如果彻底否定也就等于彻底否定共产党。”

刘达文说，虽然文革已经过去30年，但其遗留的弊病依然存在：“因为它（中共）不能彻底否定文革，所以很多方面都不敢去检讨，所以胡温所谓的政治改革始终无法推行，原因也是文革这个根本问题。”

刘达文表示，中共刻意封锁历史，令许多年轻一代对文革一无所知，这是中共一惯愚民的技俩，它所谓的“以民为本”全都是骗人的，他说：“我前一阵子见过一位30多岁的北京青年，来到香港看到前中共国家主席华国锋这个名字，竟然不知道他是谁？可想而知共产党的愚民政策多厉害，所以共产党一直都没变过。”

刘达文说，如果中共不放弃一党专政，什么改革开放都是假的，也不可能存在和谐的社会：“你看维权运动汹涌澎湃，就知道这个社会根本不存在和谐。如果胡温继续这样骗人改革开放的话，最终都没有人会相信的，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就是一个例子。”

【大纪元5月1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采访报导)世界卫生组织即将出版一本有关2003年全球防治萨斯(SARS)。书中批评中共政权在疫情爆发最初三个月掩盖和否认疫情的做法威胁了全球公众的健康。该书同时对越南和新加坡在萨斯疫情爆发期间及时处理疫情给予好评。

美联社星期一的报导说，世界卫生组织的题为《萨斯疫情：一场全球性传染病是怎样被制止的》这本新书，将于本星期四在香港出版。这本书，对中共政权在2002年底和2003年初对萨斯疫情的处理提出尖锐的批评，指责中共政权由于拒绝及时通报疫情，而使萨斯疫情传播了三个月之久。

报导说，世卫组织的新书直率的言辞，说出了许多世卫组织官员不敢公开说的话。

该书还描写了在2003年萨斯危机期间，香港的医院如何因不了解萨斯病毒的实情而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形。

书中透露，世卫组织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亚太地区办公室，在2003年2月10号才收到有关萨斯疫情爆发的信息。中国广东省一带最早于2002年11月已经开始出现萨斯疫病例。许多专家认为，这些病例是萨斯疫情的根源。

到2003年3月，越南河内也出现一些病例。世卫组织开始要求中共政权提供有关疫情的信息，但没有得到中国方面应有的协助。虽然世卫组织多次联系中共政权有关部门，希望得到有关萨斯病例的信息，但都无济于事。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胡宗义，就中共政权处理萨斯疫情的作法说：“这个是令人很无奈的事情，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制度性的说谎。而且有些官员出来说谎的时候他没有道德的责任，讲的时候都没有一点我在说谎的意思。

当初情况最早是在广州出现的，有个很简单的报导后来地方就把它压下去了。最后传到北京以后，北京是把病人藏起来了。世界卫生组织去检察的时候，它把病人藏在一部车里面到处拉、到处跑。然后在电视上播说中国是安全的，在这个过程就耽误了好几个月。如果很早就能采取措施的话，就不会传那么广。”

世卫组织的新书指出，虽然萨斯病毒当时正在中国不同地区传播并开始向外蔓延，中共政权却没有就病毒的传播提出警告。

此外，北京的医院也很明显地掩藏有关萨斯病例的各种信息。中国领导层直到2003年4月才开始严肃对待萨斯疫情，并开始动员全国对抗萨斯疫情。

该书指出，萨斯危机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教训：类似萨斯疫情这样的危机，需要政府的快速反应。一个政府对某种传染病的迟缓反应，将使全人类的健康安全受到威胁。

就中共政权当时为什么会掩盖萨斯疫情信息这个问题，美国市立大学的夏明教授指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什么？地方领导的欺上瞒下。因为地方领导知道如果它的小问题如果不赶快捂住的话，可能就影响它的政绩和形象，那么就会危急它官运的横通和地位的上升。

所以它们往往就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能够捂盖住就尽量捂盖住，不要向中央去通报。这是长期困扰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大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省为了地方的经济利益，它就不愿意把对社会产生一定震惊的消息公布出来。后来萨斯在广东泛滥以后，广东广州市的一些医院里面出现疫情无法控制住。

当时东南三院士他把情况在全国召开的人大会议上提出来的，但是因为当时考虑到正好就是在人大上江泽民退下来、胡锦涛接班；另一方面，正好是人大在开会期间，他们不想因为新的问题可能引起意想不到的结果，所以他们尽量的想掩盖。

那么掩盖的结果，因为是在春节期间发生，疾病通过春运很快的传播出去了，通过民工返乡的火车等等，这样就造成控制不住的局面。”

在2003年萨斯疫情危机期间，萨斯病毒传播到了30个国家，共导致约8千人患病，约8百人死亡。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5月17日讯】有人说：西方媒体和公众其实是很好糊弄的。此话说对了一半。胡锦涛这次访美，因为重复说了两次“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更因为在西雅图戴上了网球帽，在耶鲁大学即兴开了两句玩笑，似乎海外舆论上的“胡锦涛形象”就大为改观，也让人们对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推动中国大陆政治民主化的诚意，增加了善意的期待。

但是，社会公众的善意期待，就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了。

稍有历史记忆的人都知道，“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一语，其最清晰的表述，出现在1979年西单民主墙时代的魏京生《第五个现代化》文中。这篇批判独裁、呼吁民主化的文字，曾让魏京生遭受了十五年的牢狱之灾。直接下令逮捕魏京生的，就是当时中共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如今，二十七年过去，作为中共新一代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在美国公众面前两次重复了魏京生当年的说辞，一言既出，就应该被视作对当年逮捕魏京生的独裁政策的修正，就有理由以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及其国际公认的标准，对胡锦涛此言提出具体的要求和规限了。事实上，胡锦涛访美行值得注意的关于民主、人权的言论，并不仅仅只是上述一句话。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归于人’”，“中华文明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胡锦涛在耶鲁的演讲时如是说。

可以说，这种强调“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和为贵”的思想，都是大大有别于共产党人以往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做革命机器的螺丝钉”、“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官方意识形态的。

但胡锦涛的此番高言，如果仅仅止于此，就不过是一通漂亮空话而已──以往，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关于民主、自由、反封建的漂亮空话其实是没少说的。具体说来，以民为本，就是要以公民的权利和福祉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就是首先要尊重公民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人身安全的基本保障；“和为贵”，就是首先要化解历史的积怨，平反冤假错案，非此，就无以造成任何社会和谐、和谐社会的局面。只是从这么简单的逻辑看来，胡锦涛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即便在当下眼前的阶段，也是必须要具体化为一系列可以加以定量分析的政府行为的。比方，任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都必须从开放新闻自由做起；开放新闻自由，则又必须从取消类似于中宣部新闻评阅组这样于法无据的新闻检查开始。又比方，既然强调“和为贵”，胡锦涛就必须把正视解决前任领导人留下的历史冤案放到自己当前具体的议事日程上。眼前最大的两大历史冤案，一是拖延了十七年之久的镇压“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大惨案，二是这次胡访美引起最大规模示威抗议的“法轮功”冤案。这两个牵涉面极其广大的冤案情结一天不化解，什么“建设和谐社会”就完全是一句空话。正是因为牵涉面太宽，如果化解的步骤不可能一步到位的话，胡锦涛既然在国际大舞台上对“民主”、“人权”做出如此堂皇的承诺，至少在访问结束后，就应该对解开以上诸多问题的症结，提出具体化的落实步骤了。

让我们把话题进一步落到实处：5月3日是联合国规定的新闻自由日。而记者无国界日前公布消息说，在当今世界，记者和媒体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暴力和压制与日俱增。“所有这些独裁统治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象魔鬼害怕圣水一样害怕媒体的批评。”

中国大陆是多年来被记者无国界组织一再点名的迫害新闻自由、实行严厉新闻管制的独裁国家之一。刚刚声言“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的胡锦涛，可不可以在“国际新闻自由日”前后，对开放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特别是在释放因为批评政府而被逮捕的新闻记者上，拿出具体行动呢？在耶鲁讲台上宣称自己是“唯物论者”的胡锦涛，至今都自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他应该记得（如果不记得，至少他应该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头两篇文章，第一篇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第二篇，就是《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啊！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湖南某地的"超生就扎！"，好一个干脆决绝的极左口号。

　　但比起云南楚雄某农村的"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就算不了什么了。

　　山东的国道上有条绝对经典："一人结扎，全家光荣"，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幕：放鞭炮、骑大马、戴红花，逢人便趾高气昂地宣布："俺结扎啦！快来俺家喝酒吧！"。

　　四川某乡路边的农舍上用白漆刷着："该扎不扎，见了就抓。"

　　某地倒有点重女轻男："女扎要得病，男扎还能行！"

　　在浙源至理坑的路上一小村庄："国家兴旺，匹夫有责；计划生育，丈夫有责。"这说明那里的主要障碍在男方。

　　在江西婺原见到的："见证怀孕，持证生育！"

　　山东某农村计划生育口号："能引地引出来，能流地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

　　旁边还有一条："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

　　山东菏泽的计划生育："宁可家破，不可国亡。"

　　安徽某县："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江苏农村多处可见："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湖南某县的生育计划标语："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

　　四川某山村："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广西前往德天瀑布的路上有条更狠："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

　　在四川更有邪门的，叫做："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足见那里的计生工作之艰难。

　　某地估计计划生育阻力较大，有关部门便刷了条标语："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

　　湖北阳新地区的计划生育标语也很形象很彪悍："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

　　安徽某地："坚决打击流产女婴！"好一条中国特色的标语

　　贵州倒是婉转温柔："朋友，你计划生育了吗？"

　　北京某远郊区："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

　　在山西看到的版本是："山区人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

　　最绝的是东三省版本："农村想不穷，少生孩子养狗熊。"

　　湖南某乡政府："结贫穷的扎，上致富的环。"

　　湖北某火葬场门口："经济搞上去，人口降下来。"

　　我们不得不说到法制，有不少也让人哭笑不得：

　　在河北看到一条标语："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它意思似乎是说，和平抗税是合法的。

　　汪口的一面墙上张牙舞爪用红色油漆写着几个飘逸大字："谁烧山，谁坐牢！"

　　这是在贵州的施秉看到的，也挺经典的："放火烧山，牢底坐穿。"

　　在河南永城看到一标语："不怕死的就到十八里乡来作案！"够直白！

　　安徽亳州向南的公路上一条标语："私设路障违法，拦路抢劫判刑。"

　　在铁路上看到的："横卧铁轨，不死也要负上法律责任。"真是经典。

　　某电厂门口大红字标语更绝："严禁触摸电线，5万伏高压，一触即死，违者法办！"

　　在河南的国道上看见的超劲爆的一条："抢劫警车是违法的！"类似的还有"不得袭击警车！"。

　　十年前过湖南衡阳，车窗外闪过如下标语："坚决打击挑脚筋！"看得人浑身发毛，不寒而栗。

　　有条保护光缆的："偷割光缆，讨死！"

　　江西某地就似乎没有这么粗俗："光缆无铜，偷盗有罪。"

　　在山东看到的标语："光缆不含铜，偷盗要判刑！"

　　有个最最消极的："光纤没铜，偷也没用。"没有铜，大概也应该有点别的什么金属，也能卖钱，真是爆笑至极！

　　在浙江一座尼姑庵的墙外，写着："偷税漏税，来世罚作尼姑。"，姑且不说对出家人的侮辱，至少我看到尼姑，就觉得她们身上都藏着前世带来的钱财。

　　再来看看其他的吧，其实，一些看似平常的标语也容易产生"笑"果：

　　安徽，归还农业贷款的标语："人死债不烂，父债子来还！"

　　去黑龙江，估计当地招商引资有困难，看到："谁侵犯投资者，谁就是人民的罪人。"

　　证券公司标语："教育投资者！"

　　河北某地："不娶文盲妻，不嫁文盲汉！"

　　普及义务教育："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养儿不读书，就象养头驴！"

　　贵州铜仁，在去梵净山的路上一个屠宰场的标语："以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厦门鼓浪屿附近招揽至金门之观光码头旁："违法越界观光，小心枪弹扫光。"

　　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是老百性生活的贴心人。"

　　山东省济宁市至汶上县公路旁某乡镇巨型横幅："集体上访违法、越级上访可耻！"愚民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某校："热烈欢迎人大代表来我校明察暗访！"

　　山东日照市大标语："热烈欢迎全国某某系统领导来日！"

　　更绝的是重庆人和镇一配种场的标语：人和良种猪配种场。

　　贫困县的基层班干部标语："我们的工作重点是管好两个口，填上面的口，堵下面的口"

　　某地领导的口号是："你们要淡薄名利，要加强廉政建设。"

　　重庆巫山县路口："外地车辆在巫山境内一般不被处罚。"

　　国人对"要致富，快修路。"应该耳熟能详，但在河南某铁路沿线被人改得极其反动"要致富，偷铁路！"
　　单位司机班门口："马达一响，集中思想，车轮一动，想到群众。"

　　上海浦东新区浦东大道两侧的旗帜："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自己倒先成垃圾了！

　　动物园标语："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成动物总比成垃圾好。

　　某养殖场："敬爱的各界群众，请携带你们的发情母牛前来配种。"

　　路边小店："吃饭补胎。"

　　广东南海市盐步镇内衣厂很多，产品畅销全世界。有段时间在镇政府围墙上刷了一条标语："发展内衣制造业是我们的基本国策！"，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

　　南宁一草坪立有一牌子：第一行写："开展创造"第二行写："性的活动"

　　一拐角处用白粉刷的标语："投案自首是犯罪"，大吃一惊，拐弯过去接着写道："份子的唯一出路"

　　另个经典的是上面写："群众有困"下面是："难找警察"，我想意思大概是：群众有困的时候，很难找到警察！
　　十五大后提出若干口号，据说某地将标语挂在公路上之后有如此效果......"高举ＤＸＰ理论伟大旗帜！"，旁边路牌："限高5.6米"；"紧密地团结在以ＪＺＭ同志为he心的党中央的周围！"，旁边路牌："请保持距离"；"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旁边路牌："限速80公里/小时"；"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走下去"，旁边路牌："此处可调头"。

　　除了这些奇怪的口号，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标语，倘若细想起来，也往往问题甚多：
　　建筑工地上常见这样的标语："大干**天，工程提前完！"不知道非要把有严格施工标准的工程提前"完"的这个"完"是"完成"呢？还是"完蛋"？

　　比如十字路口写着："红灯时请您停车。"，但我想假如一个人连红灯都不在意的话，这个口号他更是不屑一顾了。

　　公共厕所里写着："请您便溺入池"。我不懂一个人即然已经花钱进了公共厕所，为什么还要在里面随地便溺。
　　倒是一所大学的厕所里一条外国留学生写的标语让我觉得格外触目："中国同学，请你便后冲水！"

　　大家以后出门旅行路上尽可留心些，可以收集到好多精彩的标语。城市的高速公路边，县镇的护栏电杆上，乡村的颓墙矮坝旁......大字标语代代传，最初是"农业学大寨"、"批林批孔"；后来的"结扎上环"、"改革开放"；现在是"两岸统一"、"三个代表"......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来的酸甜苦辣、风雨历程都写在这标语里了。我不禁要振臂高呼"标语万岁！"说不定日后历史学家编写《中国标语史》的时候便也能勉强占个一席之地。

张鹤慈：中共何不干脆册封一个教皇？

尘封60载 秘密纳粹迫害档案有望公布

由国旗看中国民主

【大纪元5月17日讯】国旗是国家的象征。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五星红旗象征中国的成分占多大比重？人民从自己的国旗上看不到国家，却只看见党。党比人民还大，人民要紧密追随党。试问是人民哺育了党，还是党哺育了人民？
　　
据BBC报导，江苏听众 刘某（化名）认为，这面国旗真可谓国味不足，党味有余。索性叫党旗岂不更好？试问中国奥运健儿值不值得为一面不代表祖国的国旗在领奖台上升起而拚命呢？爱国人士值不值得为这样一面国旗而欢呼呢？
　　
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党派，不能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到处插手。不要再让人民代表大会只是充当共产党某些高层领导的养老院，中国人民养不起啊！我看现在则成了只知有党，而不知有国家！
　　
中国不仅仅属于共产党，宪法上明文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言论、游行、示威等“自由”。这些表面金光闪闪的字眼何时才不会像现实中如此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