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5月14日(星期日)

抗议和谴责中共审判杨天水的共同绝食声明

鉴于中共当局执意要违背依法治行政、以人为本的承诺,大兴冤狱,对正义人士不择手段,残酷镇压,我们决定从2006年的5月15日13点到5月16日13点进行24小时的绝食,以谴责和抗议中共当局对杨天水先生的非法审判!

吉林大营子村土地案村民状告无门

吉林省长春市的大营子村数百亩土地被强占、荒芜了六年。失地村民更被村官召来武警殴打。日前村民派代表准备起诉涉嫌贪污渎职的村干部,但法院拒绝立案。

杨在新:我们能去美国为王文怡辩护吗

我的看法是,我们提出去美国为王文怡提供法律服务就有打算中共不会让我们出国。但我认为,中共如果让我们去我们就利用美国的领土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其他社会民众;中共如果不让我们去那他就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就进一步暴露和说明其对法轮功的迫害。

雅虎求美促中共放宽网路 被指推卸责任

它要美国政府施压,我想这个用中国话讲是在踢皮球,实际的问题并不在这儿,它不是非得屈服压力才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共要它交这些人时它不交,那会有什么后果,它连试都没试,人就交给了中共,所以它完全是一种藉口。它其实是在没有认清中共流氓本质的情况下,违背自己的道德和良心,做着这种昧心赚黑钱的事。也就是它没去尝试另外的方式,为什么就说另外的方式不行呢?

李后主:5月13日绝食日志

由高律师发起的绝食运动重要的是精神的自觉与内省,它考察着当今中国人的良知。我赞赏高律师讲过的一句话,就是绝食其实是赎罪的一种表现,当今中国成为现在这样,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罪行,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每一桩血腥罪恶无不是我们纵容、支持或者至少是沉默寡言而不敢站出来反对的结果。

胡少江:邹涛和他的“不买房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邹涛发起的“公民不买房行动“不仅仅是房地产市场上或者中国社会中弱势群体的一种愤怒而又无奈的抗争,同时也是聪明的中国民众对大众经济学的最好诠释。

中共禁止 为何大陆仍有法轮功新学员

14年前的5月13日,法轮功从吉林省长春市开始传出,接着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盛况自1999年7月20日遭打压之后反倒向国际社会延伸。而在中共禁止的情况下,无畏于被抓捕的危险却仍然有人要学炼法轮功,是什么原因促使的?

访林牧:中共高层对待法轮功内幕

林牧先生认为:“当时觉得一万多人和平请愿是合法的,这个并不违法。后来又听到朱熔基接见了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还有一个谈话,我认为这个谈话是很好的;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打压是毫无道理的,像江泽民采用暴力手段打压法轮功,而且强制法轮功信仰者全部脱离法轮功,这是荒谬的;在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看到许多的人始终坚持不懈,就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这一点也是我们非常的感动”。

丁瑶慧: 坚壁难锁自由之心 柏林永记空中桥梁

5月12日,就像柏林墙倒塌的11月9日,是柏林人永远纪念的日子。57年前的这一天,苏联宣布解除对西柏林近一年的封锁,美英法盟军的“空中桥梁”行动取得成功,独裁在民众的自由意志前彻底失败了。

徐友渔: “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简报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40周年、结束30周年之际,“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于2006年3月24—26日举行。召开研讨会的目的是回顾、反思文革,交流文革研究成果,促进和深化对于文革的研究。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山西等地的学者,以及正在北京从事访问研究的来自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来自瑞典的文革史专家,与会者共 16人。

苏仁彦:红卫兵一代登台掌权

大陆政坛现有“青红帮”之说,意指现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是共青团加红卫兵,因为现中共从中央到下面省部级的政要们差不多都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一代人。

开放总编金钟:部份中共掌权者是“青红帮”

所谓“青红帮”就是青年团跟红卫兵,这帮人在文革初期很多人是有罪的。比方说“红色恐怖”那个时期,尤其在北京城里面的东交、西交,那真是…干了很多缺德的事。包括邓小平的女儿邓林他们在内,当时都是红卫兵的头,在校园里面大打出手,打老师甚至于把老师打死,这个在王友琴的《文革受难》那本书中有详细的记载,而且还点了一些名。

张伟强:从《五一六通知》到清查《五一六》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通过了《五一六通知》。通知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期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任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份注意这一点。”

林和立:为奥运万无一失再收紧

胡温领导层自○四年底已加大力度控制舆论、打压知识分子、监控地下教会与非政府组织,和无限期押后政改。内部原因包括要应付因土地纠纷等问题而激发的、年近十万起的群众抗议与警民冲突事件;北京也恐防声称要散播“美式民主”的华盛顿,会把“颜色革命”从中国西北后院的中亚地区淹至神州。

讨论∶中国无省市最低工资标准达中央要求

换句话就是说,现在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把一些社会主义的草保留下来,把社会主义的苗给割掉了。同时又把早期资本主义那些坏的方面,比如说唯利是图、压迫、剥削这样一些坏的东西给弄来了;然后把资本主义那些好的东西,比如对权力的制衡这样一些好的东西又给去掉了,确实是坏的社会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一种结合。


抗议和谴责中共审判杨天水的共同绝食声明

【大纪元5月14日讯】江苏的杨天水先生在2005年12月23日被江苏当局刑事拘留后,中共当局已经拟订在2006年的5月16日以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审判杨天水先生。众所周知,杨天水先生作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和国内著名的异见人士,一直以和平、理性、温和的方式来担当一个热爱祖国、信守人类良知的知识份子的社会责任。中共当局对杨天水先生这样的正义人士的审判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

鉴于中共当局执意要违背依法治行政、以人为本的承诺,大兴冤狱,对正义人士不择手段,残酷镇压,我们决定从2006年的5月15日13点到5月16日13点进行24小时的绝食,以谴责和抗议中共当局对杨天水先生的非法审判!

绝食人:杨在新、郭国汀、陈树庆、张鉴康、刘京生、李海、庄闵文、孙不二、吴玉琴、赵昕、范子良、黄燕民、全林志、陈德富、杜和平、申有年、康成、邓浩洋、曾宁、陈西、李任科、杨伟、廖双元、莫建刚、黄小兵、李国涛、池建伟、王富华、杨小堰、邓永亮

吉林大营子村土地案村民状告无门

【大纪元5月14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采访报导)吉林省长春市的大营子村数百亩土地被强占、荒芜了六年。失地村民更被村官召来武警殴打。日前村民派代表准备起诉涉嫌贪污渎职的村干部,但法院拒绝立案。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城西乡大营子村村民代表于淑兰,“五一”长假前刚从北京上访归来。她星期五对记者表示,国家信访局、国土资源部的官员表示会责成省市信访部门解决大营子村土地侵占问题。但回到吉林,省信访局、省农委拒不受理材料,她到长春绿园区法院立案也遭到拒绝----

于淑兰:“找信访局还有国土部的,国土部的程处长给我们处理的,要我们回来,说农民同志们,你放心,农民的产权永远是你们的,我们一定要做出决定,处理你们省市,你们回去。结果我们回去一塌糊涂,法院还不给立案。”

记者:“哪个法院不给立案?”

于淑兰:“绿园区法院,就说土地没有给立案的。我们找律师,一个叫王海云大律师就说,哎呀,农民同志们,我也可怜你们,因为土地的事,司法局我们开会了,案子不能给立。结果我们跑到北京去了。”

记者星期五多次拨打绿园区法院立案室的电话均无人接听。记者又准备向吉林省信访局新闻发言人查询,办公室表示----

信访办职工:“局长没在。”

记者:“那你把他电话告诉我吧。”

信访办职工:“我不能随便告诉你电话,我不认得你,起码你得到这儿来让我看看你证件,我才可以告诉你。”

大营子村土地侵占案可以追溯到二零零零年三月。村民称,村委书记董江涉嫌滥用职权,在没有得到大家同意情况下,擅自与吉林省一家药业公司签订土地买卖合同。涉及该村一百三十七户,土地六十坰,根据当地农村的计算方法为六百亩。曾有六亩八分地的失地村民张英福(音)说----

张英福:“根据土地法,他侵占这么多土地,应该有中央国务院批条,他没有中央国务院批条,却打出了一堆大道理,说为了发展本省经济,就这样用公地开发建厂,他说是这么说,但是没有做到。他已经从大营子占地了,都六年了至今还荒芜着呢,因为他没找到开发商。而且我们的地都是基本农田,根据国家政策,是不得占领的。”

张英福他们所在的是大营子第八生産队。据悉,进入二零零六年,村委会又开始强征第二、第六、第七大队的土地,连同第八大队在内共涉及一千多亩。就此,记者根据“114”查号台提供的大营子村委会电话致电查询,但一直没有人接听。

失去土地的村民们多年来靠外出打工、捡破烂维生。当地政府不但坐视不理,反而加害维权的村民。去年派出武警对村民大打出手。村民蓝江(音)说----

蓝江:“他拿着文件,我们说你是假文件,老百姓不服,他就把大门给关了,一边堵,一边调动防暴队打伤了我们。”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杨在新:我们能去美国为王文怡辩护吗

【大纪元5月14日讯】2006年4月20日上午,胡锦涛访问白宫,胡在欢迎仪式中致词时,美国公民大纪元时报女记者王文怡在会场抗议中国迫害法轮功,被美国联邦检察官正式起诉。为此,中国大陆的高智晟、杨在新、张鉴康三位(律师)将应王文怡的邀请到美国去为其提供法律服务,我们三人能如愿如偿吗?

我的辩护意见认为,王文怡在白宫喊话的事件不构成犯罪。

王文怡被控企图“恐吓、胁迫、惊吓或骚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当时的事实是胡锦涛正以外国官员身份出席美国政府举行的仪式”。王文怡博士在摄影记者区用英文高声大喊“布什总统,制止胡锦涛镇压法轮功”;接着用中文高声大喊“如果继续迫害法轮功,你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根据在美法庭中宣读的文件,王文怡当时以中文高呼:“停止迫害法轮功”、“你的时间不多了”、“你一定会得到报应”。王文怡后来也以中、英文高呼“布什总统阻止他继续杀人”、“布什总统阻止他迫害法轮功。”

王文怡持续抗议了三分钟左右后,美国政府的特勤人员才把她带走。检察官指出,王文怡的高声抗议,使胡锦涛在典礼中的致词被迫暂时中断。

我总的辩护观点是,王文怡被控这些罪名,是违背美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的,法庭宣读文件中陈述的这些行为,不足以支持王文怡被控的罪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王文怡曾经企图恐吓或骚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胡锦涛曾经听到王文怡的抗议。

为什么王文怡博士在这个场合要高喊?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布什总统,制止胡锦涛镇压法轮功”。这是为了挽救身陷中国监狱中的法轮功学员生命的英勇行为。不错,王文怡博士身为记者,高喊的行为是越位,但这里有个法理和情理之区分,何者为重?毫无疑问,挽救人的生命应该是远重要于胡锦涛的讲话。

我的辩护意见认为,王文怡的几声高喊,其产生的社会意义远大于它所谓的社会危害性,终于打破了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各主流媒体忽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被迫害事实的局面,让全世界人民都来关注中共正在迫害法轮功的这一事实。王文怡博士的高喊行为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是警告胡锦涛和中共政权,停止屠杀法轮功学员和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也是呼醒美国朝野,不要为了经济利益而忘了美国立国之本——爱护生命、人权、民主和自由,不要对中共实行绥靖主义。欧美各国对待希特勒的历史经验证明,绥靖主义最后危害的是美国本身安全。

美国法院己起诉王文怡博士,其审理结果仍未定,原定在5月3日再次举行听证现推迟到5月18日。据王文怡透露,法庭有可能撤销对其的刑事犯罪的指控,但王文怡当时在白宫喊话时被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捂嘴等行为,侵害了王文怡的其它合法权益,因此,王文怡还需要我们三位中国大陆的律师为其继续提供法律服务。

那么我们能去美国为王文怡提供法帮助吗?倘若我们去美国以后中共再也不让我们回国了国内的维权事业谁来做等等问题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向我提出过疑问。

我的看法是,我们提出去美国为王文怡提供法律服务就有打算中共不会让我们出国。但我认为,中共如果让我们去我们就利用美国的领土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其他社会民众;中共如果不让我们去那他就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就进一步暴露和说明其对法轮功的迫害。总之,我们出这一招都会让中共头痛,更好地在舆论上让全世界人民特别是美国政府关注和了解王文怡事件及该事件的背后事件。我们能不能去?去了以后能不能回国?等等。这是神的安排,我们只做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不必顾虑太多。

雅虎求美促中共放宽网路 被指推卸责任

【大纪元5月14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采访报导)国际互联网巨头雅虎公司向中共政权提供用户资料已导致四名网路作者入狱。雅虎公司负责人近日在美国表示,他们将向美国政府寻求帮助,敦促中国改善媒体自由状况。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雅虎公司是在推卸责任。

中国网路作家王小宁于2003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秘密判处十年监禁。此前,雅虎公司向中共政权提供了网路作家王小宁的私人信息,这条消息于上个月被媒体曝光。王小宁是雅虎公司向中共政权泄露客户电子邮件资料的第四名受害者,此前,在中文的互联网发表文章的师涛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姜力军被判4年、李智被判处8年。

路透社的消息说,雅虎首席执行总裁特利.塞莫尔于星期四表示,雅虎别无选择,只能按当地法律办事,雅虎也没有改变中国大陆政策的能力。特利.塞莫尔认为,关闭在中国的雅虎业务,并不现实,也无法帮助中国大陆建立言论自由机制,其他媒体也应该继续在中国的业务,不要因受到官方限制而放弃争取言论自由之路。

塞莫尔表示,雅虎将争取得到美国政府的帮助,共同促使中国大陆官方放宽对网路媒体的限制。对此,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电脑系教授周世雨评论说----

周世雨:“它要美国政府施压,我想这个用中国话讲是在踢皮球,实际的问题并不在这儿,它不是非得屈服压力才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共要它交这些人时它不交,那会有什么后果,它连试都没试,人就交给了中共,所以它完全是一种藉口。它其实是在没有认清中共流氓本质的情况下,违背自己的道德和良心,做着这种昧心赚黑钱的事。也就是它没去尝试另外的方式,为什么就说另外的方式不行呢?

现在皮球踢给美国政府,你来帮我解决这问题,我也知道美国国会正在制订一些法律,想限制那些公司,但这些法律能不能通过,这就很难说了。这些公司在国会中游说的力量是很大的,它会不会让国会去限制它,这事谁都很难说。”

总部设在法国的保护记者组织“无国界记者”负责互联网事务的朱力安.配恩认为,雅虎公司只是口头上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但没有改变雅虎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方式。朱力安.配恩批评雅虎公司说----

朱力安.配恩:“它们不想改变任何东西,它们在试着推卸责任。最初它们说这些都是阿里巴巴的错,因为阿里巴巴是它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阿里巴巴应为中国发生的事负责。但是我们告诉它们说,你们不能怪阿里巴巴,因为这些人被判刑时,阿里巴巴还没有跟你们合作,是你们雅虎单独的行动。因为你们提供的信息,而不是阿里巴巴提供的信息,使这些人被认定有罪。然后,雅虎又开始找新的藉口,说这问题应由美国政府来解决。”

朱力安.配恩进一步说----

朱力安.配恩:“当然我们同意美国政府应该处理这个问题,美国政府当然应该置身其中,试着强制这些公司尊重言论自由,但是把责任推到美国政府那儿,太过于简单,因为作为私人公司,雅虎也有责任。”

朱力安.配恩说,跨国公司不仅有在中国赚钱、开拓市场的权利,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雅虎公司并不一定要服从中国当地的法律,他们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因为雅虎是一家美国公司,相信言论自由。朱力安.配恩说,特别是当中国的法律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的时候,雅虎公司应该服从《世界人权宣言》,因为按照法律原则,国际法高于国内法。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李后主:5月13日绝食日志

【大纪元5月14日讯】今天是周六,是我计划的绝食日期,每个周六,我都会跟着高律师一起绝食,以实际行动尽一个知识份子该尽的义务。

早上刚起床,就觉得小腹里有一股火燎的感觉,那是饥饿的感受,也许是一起来就记得今天不能吃早餐,在心理上顿时输入了一个饥饿的信号而产生的反馈吧!

我的第一次绝食是在2月中旬,以纪念我发表三退声明一周年,此后跟着高律师,把绝食日期定在每周六,三个月下来,除了刚刚过去的五一长假中由于探亲而暂时打断(马上会补上的)外,倒也一直能坚持不断。

我绝食并不给自己定什么固定的仪式,既定的日期虽然是周六,但如果遇到朋友来访,应酬交际等推脱不了的情况时,就顺延至周日,周日如再不行,就顺延至周一,总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重要的不是时间上的严格,而是精神的内省与意志的磨砺。我的绝食时间是从前一天的21点开始到第二个晚上的21点结束(最近调整的),刚好24小时。由于上网的不方便,原计划要写的绝食日志一直未能按期写作,今日实在觉得有写一篇的必要了!

由高律师发起的绝食运动重要的是精神的自觉与内省,它考察着当今中国人的良知。我赞赏高律师讲过的一句话,就是绝食其实是赎罪的一种表现,当今中国成为现在这样,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罪行,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每一桩血腥罪恶无不是我们纵容、支持或者至少是沉默寡言而不敢站出来反对的结果。当史无前例的文革过去时,所有人都认为是共产党犯了错误,但有多少人反省过自己的罪恶呢?至今,我依然可以经常遇到这样一群人,当他们谈论文革时,无不津津乐道于自己当年的革命豪情及文革中的喜闻乐见,而对自己积极参与了那场导致民族浩劫生灵涂炭的丑恶运动而犯下的罪行却浑然无知。今天很多的中共党员更是以自己只是普通人什么坏事都没干为理由逃避《九评》的责问,以为退不退党都没什么区别,更有人甚至标榜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会说:“你加入了共产党,是中国大陆当今的执政党成员,却说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这话后人谁相信啊,在历史的审判台面前能站得住脚吗?”

基督教讲原罪,这个罪就是道德的差距,人类有罪是因为道德达不到神的标准。今天《九评》的传出就是对人类道德的再一次拷问,《九评》既宣判了共产党的死刑,也同时宣判了加入共产党组织或者赞同共产党或者不反对共产党、对其罪行保持沉默的人类都是有罪的。退出共产党只是暂时洗清了下地狱的罪恶,做了一个清白的有良知的人,保住了性命而已,而绝食的意义是在此基础上,向道德的更高峰迈进,是当今每一个中国人都理应经历的道德内省与赎罪过程的方式之一。用24小时的饥饿反省我们每个生命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净化我们的灵魂,增加我们的毅力与坚韧,此意义不可谓不大!

今天写作中的伏魔十三式第五式破锁骨穿心连环枪有较大进展,下午,写作劳累了,就出门走走。原计划4月下旬完成的文章由于装修房子的暂时打断及五一长假探亲的耽搁竟拖延至今日依然没有完成,不禁有些汗颜。下午的阳光温和柔润,连日的阴雨终于暂时要告一段落了,我在校园餐厅的小卖部里买了一瓶啤酒边喝边读读报栏上那些无聊的新闻。一天没有吃饭,一瓶啤酒下肚,竟然喝得我昏昏沉沉,在一个朋友宿舍里上了会网,浏览了一下动态网,却意外得知今天是李洪志老师的生日。读了一篇大法弟子写的文章,回来后为李老师慈悲救度众生的无我精神感动的流泪,这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导师最慈悲的父亲,是主宰我们生命的真正的神,我们人类的语言无法形容他的伟大!今天,我能在这样一个日子里绝食,进行灵魂的内省,真是我至高无上的荣幸!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我至今只是一个标准的知识份子,信守古代圣贤精神,但是我常常对身边的信任的人说,如果我们不称他为老师,那么人类历史上还有谁能有资格作我们的老师呢?全人类都应该恭恭敬敬地称李洪志先生一声——“李老师”,这是我们作为人应该具备的基本态度。

又看到余杰在白宫受到布什总统的接待,看到了余杰的照片,原来这位神交已久的仁兄长着一副圆脸,憨厚可爱,容光满面,与我想像中的大不相同。余杰兄是我欣赏的当今大陆知识份子的楷模之一,他的文章我读的不多,但每读一篇都会心心相契,这样的知音在大陆是很难寻求的,好在有了自由门,于是能遇到余杰,能与高智晟、辛灏年、章天亮、张杰莲、袁红冰、刘晓波…...等等当世俊杰们“交往”,无论在学问及道德人格上,这些豪杰之士都对我的成长起到了引导作用,也使我的哲学体系能日益“完善”。今天,我也在为天下百姓写我自己独到的学问,在《大纪元》里与这些豪杰之士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并肩战斗,既是神赋予我的使命,也是神赐给我的荣誉!我岂敢懈怠!

写作的过程充满着快乐,在神的指导下(读了李老师的著作),悟到的哲学境界越来越妙,也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责任重大,毕竟在哲学层面上系统地全面地批判马列主义纠正其误导下的中华儿女思维中的扭曲部份,在思维领域重塑中华天人合一的正统思维,并给予西方哲学应有的尊重与地位,这样一件大事情,暂时还找不到同路人,我竟成了抛转引玉的肇始者。以我目前尚肤浅的学问实在不足以完成这样一件大事,但救度众生的迫切感却使我抛开一切犹豫,于是以我十年求学所悟,一边写作,一边继续钻研,寄望于豪杰之士及大法弟子能学得我哲学思维中这点微末的精华,在救度众生中能以此慧剑劈开马列所设置的一切迷雾,最后以道德良知唤醒众生,如此,我写作的大部份目的也就实现了,至于这个体系的完善还是纰漏那只是次要的事情了!

本来只是一篇即兴的绝食日志,想不到却写了这么多,但是我想这些看似散乱的小节都和绝食是相关的,就且看作是同一个目标下的不同组成部份吧!

2006年5月13日

(大纪元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胡少江:邹涛和他的“不买房行动”

【大纪元5月14日讯】近几年,在中国的暴利行业中,房地产开发无疑是名列前茅的。在公开受审的贪官中,十有八九与房地产有牵连。房地产同时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这是由于人人希望拥有自己的住房,并且希望能够支付得起一套体面的住房。正因为如此,关于中国房地产、尤其是房屋价格的新闻在中国变成了最枪眼的新闻。

在所有的房地产新闻中,这几周最具轰动效应是关于深圳市民邹涛发起的公民抵制买房的消息。四月六日,邹涛在奥一网发表了《深圳市民邹涛关于发起“不买房行动”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号召深圳市民:“房价一日不降,我们就坚决不买房”。不仅如此,邹涛还将抵制购房的行动从网路世界扩展到现实世界。五月三日,当深圳芳交会开幕时,邹涛特地赶到现场,向房产商递交一份公开信,并在会场散发“不买房行动”的名片。

邹涛的行动在互联网和社会上赢得了市民们的热烈响应。他的公开信在十天之内便得到了近万线民的签名支持。根据官方的中国新闻网的一篇报导,四月下旬,中国青年报和会调查中心和新浪网合作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接受调查的近九千人中,有百分之七十一的人表示支持邹涛发起的“不买房行动”。

邹涛的行动及其得到广泛的支持凸现了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这就是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和居民无力购买住房。与这个问题紧密相连的一个更深刻的社会矛盾则是广大低收入者对政府官员与房地产商勾结牟取暴利现象的强烈不满。

中国的房地产价格过高是大多数民众和学者们的观点。他们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根据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房地产泡沫的三项指标:一是房价收入比;二是房屋空置率;三是房屋租售比。

房价收入比是指一个国家或城市的平均房价与每户居民的平均收入之比。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发达国家正常的房价收入比一般在一点八到五点五倍之间,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则大致应该为三到六倍之间。而中国的平均房价收入已经超过十二倍,是上述发展中国家指标下限的四倍、上限的两倍。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则更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建昌研究员测算,上海的房价收入比为二十七倍;而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北京的房价和收入之比为十六倍。 再看房屋租售比。房屋“租售比”是指一套住房的月租金收入和房屋售价之间的比例。这个比例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反映正常房屋投资的收益率。在世界上,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是可以接受的投资收益率。如果低于百分之四,人们会通常认为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在这种情况下买房,将来在泡沫破灭时遭受损失的风险很大。在中国,房屋的“租售比”普遍低于百分之二,这意味着房屋的价格大大高于其作为投资品的市场价值。

同样,中国的房屋空置率也大也高于世界上公认的可以接受的水平。今年初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向社会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十一月,开发商主动申报全国商品房及住宅空置面积分别达一亿一千四百万平方米和六千三百万平方米。空置率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之间。一方面是如此之高的房屋空置率,另一方面却是有增无减的房地产价格。这也难怪有人指责房地产商隐瞒资讯,哄抬价格。

当然,也有一些人反对按照国际通行的三项指标来衡量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这些人主要是房地产商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房地产分析家们。但是,且不谈我们是否应该套用国际标准,上述三个指标的确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下列问题:房价收入比过高说明中国的普通民众买不起房;房屋租售比过低一方面说明中在中国买房不如租房,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使将买房作为投资也是不合算的;房屋空置率高说明中国的房屋市场供大于求,不管形成这种失衡的供求关系的原因是什么,供大于求意味着房屋市场的价格将会下降。

从这个意义上讲,邹涛发起的“公民不买房行动“不仅仅是房地产市场上或者中国社会中弱势群体的一种愤怒而又无奈的抗争,同时也是聪明的中国民众对大众经济学的最好诠释。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

中共禁止 为何大陆仍有法轮功新学员

【大纪元5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岳芸综合报导)14年前的5月13日,法轮功从吉林省长春市开始传出,接着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盛况自1999年7月20日遭打压之后反倒向国际社会延伸。而在中共禁止的情况下,无畏于被抓捕的危险却仍然有人要学炼法轮功,是什么原因促使的?以下试从一些例子来探其究竟。

基于安全的考量,从明慧网搜寻近一两年法轮功新学员的心得而不直接采访他们,发现促使大陆的中国民众想要修炼法轮功,首要因素还是在于袪病健身,随后在阅读《转法轮》的过程也理解到了做好人的道理。

打坐时净化身体

吉林省永吉县一位40多岁的农民,2005年7月14日投诉明慧网,他在2005年初突觉不适,腹胀、胸闷,疼痛难忍,四肢无力,没有食欲,到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癌,要立即住院治疗,他为没钱住院治病而难过泪流。

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位大嫂去看他,这位修炼法轮功的亲戚在交谈中讲了一些法轮功袪病健身的神奇故事,他就决定要修炼。

刚开始炼功,他学静功时双盘2小时,腿疼的直想吐,汗水伴着泪水湿透了衣服。然后体内排出去无数块像大石头的东西一层一层从身体表面掉下去,每清除一次,他就觉得浑身非常舒服、轻松,最后就差一点还隐隐作痛。后来听法轮功老学员说,病根已经给拿掉了,剩下一点黑气得自己去消。

从此以后,他和妻子不论农活多忙都不间断炼功,几个月的时间,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肝部位一点都不疼了,食欲好,每顿能吃两碗饭,可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和家务,气色好,身体轻,和健康人一样。

他从修炼上学到不能光为自己,得了好处要想到别人。他和妻子商量以家为炼功点,有一些乡亲从他身上见证法轮功的神奇,先后有六七人也来炼功,每天晚上炼功时都有许多人来看,他们就在院子里炼,炼完功,集体学法,都没有怕心。他妻子说:谁要是干扰,就一起去北京天安门炼功。

几次擦肩而过之后

明慧网2005年6月21日发表一位从事教育工作者的心得,曾有几次与法轮功擦身而过,最后还是被那根有缘的线牢牢牵住。

第一次是在1998年左右,有位常打架而辍学的学生到办公室找他,那位学生说,他以后不打架了,因为修炼法轮功。这位老师告诉学生:“你不打架了是好事,法轮功看来也不错,但有些方面我不能完全接受。”

到了99年7月20日以后,他得悉这位学生被抓。后来放出来又找这位老师时,他们有过交谈,老师对学生说了些不理解的话,学生一副难过的样子,但什么也没说,黯然离开了,这是第二次失之交臂。

到2004年,这位老师被牛皮癣折磨的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他因工作调动,换了一所学校做校长,这学校正好与一位法轮功学员靠近,他们言谈中,他对中央的决定产生了怀疑,怎么他所接触的法轮功学员都是明明白白的善良人呢?

他抱着这个疑惑和为牛皮癣所苦,决定拜读一下《转法轮》──这本曾经销售量最大,后来中共禁止了的书。他还想:“我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我不会被迷住的。”

遇奇书解多年疑惑

当他读了几十页,内心深感震撼:“真、善、忍!我们学校教的是什么?反对真、善、忍,不意味着假、恶、狂、斗吗?中国将会被共产党带入万劫不复之地。中华几千年来的教育内容、德育灵魂,怎么就被中共旦夕间给践踏了呢?”

“再加上《转法轮》里面更高科学、哲理的深层论述,解决了我许多一生恐怕都不得解的问题,我的心越来越明亮。”

他以两天多的时间拜读一遍,明白了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他表示:“险些错过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通过深刻的思索,坚定要修炼,伴随着思想上的升华,身体上出现了奇迹,不治之症牛皮癣迅速消退,半个月左右,基本痊愈了。

他在感叹法轮功的神奇之余,不免谴责共产党之万恶──剥夺人们健康的权利。

透过真相资料 明白怎么回事

一位没署名哪个城市的作者,2005年4月15日,说她从小就有个习惯,对什么事情都爱寻根问底,可总有许多事情想不明白。譬如人为什么会有病、有灾难?同一个父母所生的孩子,为什么不一样?活在世上的人们为什么命运各不相同?

2004年秋天,她有缘看了《转法轮》,才明白了许多以前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他以前也曾经被电视上的宣传所欺骗过,后来,看到法轮功学员经常送上门的真相资料,她就想:这么打压,说法轮功不好,他们为什么还要学呢?还要冒着被抓的危险给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送资料,他们这是为了什么?

她带着迷惑的心情仔细的看了那些真相资料,还有光盘,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来法轮功是佛家大法,是教人向善的,通过学法炼功,真正的提高了心性,还能让人有健康的身体,不用花一分钱就能让人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

这位女士说她以前都无法说清自己得过什么病,因为没钱,所以没到医院仔细检查,只能在家默默的忍受着痛苦。

大抵说来,她曾经有过头痛、前胸痛(后来才知道是心绞痛)、肚子痛,腰腿、胳膊痛,还有妇科病等,修炼后就连头上的白发也变黑了,手上长的鸡眼也没了,而且还一人炼功全家跟着受益。

她说:“找本《转法轮》自己认真学炼一下就能体验出来,可千万别听江氏集团的谎言欺骗。”

脱胎换骨 无病一身轻

有位55岁的河南人,在一家企业从事管理工作,2005年元旦他在明慧网表示,身患高血压、肩周炎等多种疾病。1998年以来,由于心脏病多次复发,多次住院,其中三次危及生命。

每年吃药打针花费都在2000元左右,病魔缠身几乎在痛苦中失去对生活的信心。这期间他嫂子和他单位的一位好心同事曾多次劝他学炼法轮功,但由于他当时受江氏集团电视报纸一言堂的宣传,对法轮功不信也不敢学。后来他看到身边熟悉的朋友炼了法轮功后,都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强健的身体,启发了他的心。

2003年4月7日,他开始学炼法轮功。结果有12年之久的腰椎间盘突出和折磨多年的类风湿、心脏病、失眠等多种病症,在短时间内全都不翼而飞。

他说:“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脱胎换骨,并给了我们全家幸福。”

见证亲友与同事的变化

有位河北人在2004年末修炼法轮功,他说其间的过程有点曲折。他婆婆是早期的法轮功学员,他一有机会回去探望婆婆,就得为眼睛不好的她念《转法轮》这本书。所以当时他就知道法轮功是好功法,但却没有学炼的意思,因为身体很好,并要忙上班与家务。

倒是他单位一位女同事患有严重的皮肤病“牛皮癣”,跑了多家大医院,花了近万元都没效果。为了治病把头发剃光,常年戴个白帽子。爱人要和她离婚,她只好常年住在娘家。后来她炼了法轮大法,皮肤病完全好了,与爱人又和好如初。

另外,他弟弟2002年初突然去世,接着2003年初他弟媳又得了尿毒症,去北京就诊,医院说已到晚期了,给开了一些药就让她回家了。

弟媳去学法轮功,两个月后,身体基本好了,每天除了学法炼功之外,还能干家务活。她的变化看在街坊四邻的眼里,一些身体不太好的人都到她这儿想学炼法轮功。

现在她家的大院是个炼功场所。每天早上2小时,20多个人排开阵势,高声放着炼功音乐,天天如此。炼功者的队伍还在壮大,周围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这件事对这位河北人触动很大,他认为自己身体不错,并不要炼。但婆婆说:“你也内退了,没事干你就看看法轮大法的书吧。”给了他两本书,没想到这回他一拿起《转法轮》这本书就再也放不下了,真有一种与这本书相见恨晚的感觉。

* * *

综合以上几个例子,法轮功袪病健身的效果曾经得过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健康调查的证实。在12,553名法轮功学员中,炼功前83.4%的人是有病的,炼功后祛病健身总有效率达到97.9%,其中77.5%的人痊愈与基本康复。平均每年每人节省医疗费1,700多元。

某军医大学病理教研室教授针对这次研究调查总结:“法轮大法修炼人群中的一些奇特现象与事例,已远远地超出了现代医学所能认识的范畴,法轮大法这一超常的科学现象值得我们医学界和科学界的深思和探讨,这对于提高全人类的健康水平和文明进步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也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访林牧:中共高层对待法轮功内幕

【大纪元5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慧心采访报导)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传法14周年及55岁华诞纪念日。大纪元采访了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秘书林牧先生,他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中共高层和军方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的一些内幕。林牧先生认为:“当时觉得一万多人和平请愿是合法的,这个并不违法。后来又听到朱熔基接见了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还有一个谈话,我认为这个谈话是很好的;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打压是毫无道理的,像江泽民采用暴力手段打压法轮功,而且强制法轮功信仰者全部脱离法轮功,这是荒谬的;在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看到许多的人始终坚持不懈,就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这一点也是我们非常的感动”。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听说法轮功的?

林牧:因为我不炼气功,我只知道在全国有各种气功组织,但其中都有哪些我都不清楚。听说法轮功,就是那一次一万多人在中南海和平请愿,从那之后才知道法轮功,原来我是不知道的。那次事件之后,知道了法轮功,但不知道它的教义,它的活动内容。

记者:那您对4.25中南海事件是怎么看的?

林牧:当时觉得一万多人和平请愿是合法的,这个并不违法。

后来又听到了朱熔基接见了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还有一个谈话,我认为这个谈话是很好的。他这样说的,政府从来没有干涉过民众的健体强身气功活动,说今后也不会干涉的。要处理的只是违法的行为。但是后来朱熔基谈话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根据他这个谈话的意思发了一个通知,发了通知了就说明了朱熔基的谈话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中都通过了。

当时我们觉得,那时候朱熔基处理这件事情处理的很好。

记者:那为什么后来又开始镇压呢?

林牧:后来江泽民又跳出来,又反过来了。

他批评朱熔基和那些政治局的人太幼稚了,说这个是严重的危害了国家政权,江泽民在这件事情上作过一个批示,又有口头的批评,再以后又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还是常委会,强制通过他个人的意见。

记者:当时不是朱熔基已经处理好了这件事情,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都根据他的谈话下发了文件,那江泽民为什么又要反过来呢?

林牧:是啊,这个问题他是很没有道理的。

朱熔基已经处理过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都发了文件了。江泽民却要反过来了,他认为朱熔基那些人太幼稚了,他认为这个问题威胁国家政权。

记者:为什么说会威胁国家政权呢?

林牧: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任何群体性的活动,他都认为威胁他的政权啦。你有几百人,几千人和平请愿,他都会认为威胁他的政权。

一万多法轮功学员次序井然的在那里进行和平请愿,让他们觉得法轮功哪来那么大能量,江泽民他就恐惧了。但是,这是毫无道理的。

记者:那其他的领导人是什么态度呢?

林牧:我们知道朱熔基将这件事情处理的比较好。我们听到的是李瑞环也有不同意见。当时的胡锦涛也有不同意见。具体讨论的情况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当时已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了,是受到监控的。只是听到一些消息说他们有不同意见的。但是,当时有不同意见的人没有坚持,屈服于江泽民的意见,好像是这样的吧。

记者:您有接触过法轮功学员吗?

林牧:有,有很多。随着对法轮功的镇压越来越厉害了,一些受到打击的人给我们讲了法轮功到底怎么回事。

比如说,我接触的有一些大学教授,他们说原来就是为了健体强身,有一些得了不治之症,炼法轮功炼好了,所以他就相信了。就是为了治病,因为吃药就医不见效,炼功把病炼好了,他就相信,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像西北大学一个副教授讲过,他原来是共产党员,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后来信仰失落了,精神没有寄托了,他们也不敢像我们这些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一样,怕有风险。他们找了一个没有风险的精神寄托,他们当时认为法轮功提倡真善忍,应该没有什么风险。想不到现在对法轮功的打压比对自由民主人士更厉害。这是在大学里受到打击的教授们讲的一些情况。

但法轮功的书籍没有看过,只听他们介绍过一些。

记者:那您所认识的朋友中除了一些大学的教授炼法轮功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朋友吗?

林牧:有一些是军队的。军队干部他之所以信法轮功是因为他有病,炼功炼好了。有一个女军官,她流产后得了一种很严重的妇科病,医院治不好。她炼法轮功后很快就炼好了,从此她相信了,后来她被开除了。她不服,就去北京抗议,但是她被抓起来劳教几年。现在这个人还在西安。但是她现在仍然在坚持炼,没有放弃。

记者:军队中的军官也有炼法轮功的。

林牧:是啊,我知道的部队里还有一些更高级的军官也在炼。譬如说前山东烟台军区司令员,他的军衔是个少将,就是因为炼法轮功被开除党籍保留军籍。

记者:为什么会开除党籍保留军籍?

林牧:军队里处理法轮功留有一些余地,主要原因是处理法轮功学员的这些人他们自己心里也想不通,这是我听到的。

当然还有红军时代的老干部,他们也有一些人信仰法轮功,炼法轮功。

记者:您知道在中央一级的有没有炼的?

林牧:当然有啊。原来政治局的常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蔚健行,他在惩治贪污腐败这个方面干得是比较好的。

他的秘书是个化学博士,当时是一个处级干部。他就信仰法轮功的,他曾经多次内部上书,他的内部上书说根据他对法轮功的了解,法轮功对于政权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不会威胁政权。

其实,这样的人不是少数,因为是内部上书没有公开,也没把他们判刑,就是把他们给开除了。

还有许多政治局干部的的家属都在炼法轮功。

记者:您的一些朋友对于打压法轮功有什么看法呢?

林牧:我们这些知识界,学术界的朋友通过法律也研究过,因为我们对任何问题都不会贸然表态的,都要经过深思熟虑的。

比如说许良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 研究所近代物理史高级研究员。我们在一起商量讨论过,我们都对法轮功不太了解,也没有炼过。但是我们认为只要是信仰一类的问题,就可以看成是宗教一类的,那法轮功他不是个宗教至少是个准宗教吧。

所以只要是信仰的问题,宗教性质的问题都不能采用强制的办法,你用强制的办法是无效的,这是精神领域的问题。反而,只会惹来人们心里反感。

至于说那个何祚庥啊,当时是为反法轮功制造舆论的,是科学院的一个院士,他是罗干的连襟,也就是他们两人娶的太太是姊妹。他是个御用院士,专为打击法轮功制造舆论的。

这个人我们都知道的,科学界的无耻之徒。他本来就是个无耻之徒嘛,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的。

学说界的一些朋友们也商量过,怎么对待法轮功,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和理论研究过的。

像江泽民采用暴力手段打压法轮功,而且强制法轮功信仰者全部脱离法轮功,他用强制的办法,用酷刑的办法这是荒谬的,不但是荒谬,而且是无知的。信不信是由他们法轮功学员自己来决定的。

所以我们也是从对法轮功的不了解到了解,然后到怎样的去对待,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记者:目前,中共内部对于法轮功的态度是怎样的情况。

林牧:一定是有分歧的。

譬如说,如何对待高高智晟的问题上就可以看出他们有分歧。高智晟公开为法轮功鸣不平的,在国内也是影响最大的。

如果他认为你高智晟为法轮功翻案,破坏了他们的法律,他们就逮捕啊,但他们没有逮捕他,他们不敢抓他;那你就接受他揭发的问题,认真对待,将那些的酷刑禁止,但是他们也没有这样的去做;而他们采取的是严密的监控和跟踪。这说明他们上层还有分歧,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估计有三种情况。

记者:哪三种情况?

林牧:一种情况,就是象江泽民和罗干等这些罪魁祸首,他们仍然是坚持认为他们取缔以及打击法轮功是正确的。不止他们两个,还有这样一些人;

第二种情况,当初明知道不对,但取缔法轮功打击法轮功时候,他们没敢起来反抗。现在他们也支持了, 因为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在对待和打击法轮功他们还做了一些非法的事情,譬如说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的解释,那是一个违法的法律解释。

比如说:“ 为法轮功辩护的就反对”,这个法律解释就是违法的。他们已经用了这个东西,而且也具体实施了。他们虽然认为这个事情做的不对,这个事情做的很被动,但他们也不赞成翻案。只好对法轮功采取一种装糊涂的办法。就是既不敢为他平反,为他翻案,又不愿意过分的打击。

记者:这一类人是以谁为代表的。

林牧:胡锦涛可能是这种人。他既不去打压高智晟,也不抓高智晟,可能是这样情况。

记者:那第三种情况呢?

林牧:还有一种就是把残酷的打压法轮功看作是一种非常态的。他们是非要给法轮功平反不可的,但他们现在没有力量,又没有什么权力,是无可奈何的,可能有这么几种。

记者:以这类的代表是谁呢?

林牧:因为我是一种估计,就不好说名字了。譬如当时,朱熔基,李瑞环他们知道打压不对,但是没有勇气反抗。

记者:为什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不同的意见。

林牧:这涉及中共的体制问题。它有两种形式的专制:一个就是个人独裁。毛时代和邓时代,那时是个人独裁。江泽民也是独裁型的个人专制,不管别人怎么反对,他就是要打压法轮功。

还有一种是集体专制,也是很可怕的。

你比如说,民主国家的总统和总理是经过民主选举后,他们是有权力的,最后可以做决定的。如果错了,那议会和民众都可以反对的。

而在集体专制下的总统和总理,他的权力是由集体来制约的。比如说,他是由政治局常委来牵制和制约的。他并没有享有民主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治首脑那样的权利。所以说这个集体专制也是非常的恐怖的。除非这个集体里的成员都变成像民主国家的那样民主和开明。但是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一般都是经过领导的提拔,指定和任命。像江泽民任命的那些领导人都是按照他的标准来选拔的。他决不会把那些坚持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制的人选拔进去。

所以它这个机制的决定就是上一任的领导人决定下一届的领导人,在地方上也是这样的。而且还要按照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标准来选拔的,像这样的选拔,真正的开明进步分子就根本不会被选拔进去的。这就是这个体制的根本问题。

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一种“宝塔式的”从上到下的这种纵向的权利机构,没有横向的管理。

比如说: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那这个中央就是指政治局常委,他们是在那个塔尖上的。鉴于这种情况,如果你是个人,下级或者地方,不管你有多么正确的想法,多么好的建议,那你就只能服从。而那个组织,上级或者是中央他的决定不管对不对,都必须要别人来听从他的。像这样的体制,怎么能实行民主啊。

所以,对于目前谁想给法轮功平反,我在这里就不说了。但是对于这个专制的体制,我们是非常的清楚的。

记者:在对法轮功的打压中,为了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采取了各种残酷的迫害,包括各种的洗脑班。

林牧:就算有人当时写了保证书,但是,他的心里未必这样想,确实他的心里未必想放弃。很多人他们就是始终坚持不懈,就是不愿意放弃。像原西安矿冶学院(现改为西安科技大学)的副院长宁可被开除党籍也绝不放弃法轮功,他后来没有被起诉。

记者:确实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表现的坚贞不屈。

林牧:这一点也是我们非常的感动,他们宁死不屈,受到苦刑、受到劳教还是不屈服。这让我们感觉到一个信仰对人的力量还有这么大,信仰对人的支撑这么大,这对我们对法轮功看法改变也有关系,为什么一个人宁死都不屈服,都不声明脱离法轮功。这个问题我们当然要考虑了,为什么会这样的?为什么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呢?其他人也会考虑的。

所以江泽民他打压法轮功,作用是适得其反,越打发展的越厉害,越坚强,发展的会越快。

就像佛教和基督教等他们原来都受过几百年的打压。特别是在他们开始创教的时候,受到的打压是非常严重的。现在也都变成了主流的宗教了,现在都有几十亿信众信仰。

记者:是的。

林牧:看来有一种信仰使人的素质都趋向完美,比如说不屈服,能吃苦能忍受苦刑,这让人类素质变得完美了。

一个社会不能没有宗教,人们对宗教信仰,对人来说,那是一种软性地自觉地约束,他不是一种强制地约束。而没有宗教或者对于这个不信宗教的人,什么坏事都敢去干。

现在他们不让炼法轮功,这个观念要从根本上转过来,其实江泽民他们一群人什么也不懂。他们认为信教的都是不文明的人。

而事实上是不信教的人才是野蛮人,不信任何宗教的人才是野蛮人,是不文明的。

记者:您为什么这样说呢?可以解释一下吗?

林牧:我们一般的家庭都是相信宗教的,宗教可以说让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变得崇高和变得无私,其他的力量都不行。

你看牛顿、爱因斯坦,他们虽然都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但是最后他们都去信神了,他们都信教,是吧。

记者:可是目前社会上,有些人对法轮功还是不太理解,认为迷信。

林:像中医里讲的针灸,原来也认为是迷信,但是确实有奇效。后来不是被证实确实存在的。

过去三国的时候,华佗给曹操看病,看到曹操脑子里有一个瘤子,华佗想给曹操作脑外科手术。曹操不但不相信,而且把华佗关进了监狱,华佗就死在监狱中了,后来曹操却因脑瘤而死。在那个年代,做外科手术像把肚子打开把脑子打开那都被看作妖法。现在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

记者:您有时间要不要也看看《转法轮》这本书。

林牧:可以看看,我想看起来比较容易,因为我们也是相信佛教、基督教的。而且现在国内还有很多的人仍然在坚持着,不放弃,也很容易找到书的。

丁瑶慧: 坚壁难锁自由之心 柏林永记空中桥梁

【大纪元5月14日讯】5月12日,就像柏林墙倒塌的11月9日,是柏林人永远纪念的日子。57年前的这一天,苏联宣布解除对西柏林近一年的封锁,美英法盟军的“空中桥梁”行动取得成功,独裁在民众的自由意志前彻底失败了。

每年这一天,柏林市长都要邀请政治史学界要人和美英法代表,共同在泰波霍夫军用机场(Tempelhof)的纪念碑前奏响军乐,献上花环,市民们也会自发来献花,感谢当年盟军拯救了西柏林全城。

纪念碑的形状像个叉子,三条主线象征美英法三国空军,呈弧形伸向空中。如果把弧线一直延长,到它落下地面的时候,正好和法兰克福机场边一个一模一样纪念碑的叉头对接。这就是当时空中桥梁的主线。半个多世纪来,两座远隔五百多公里的丰碑遥遥呼应,讲述着当年空中那热闹的一幕。

西柏林成孤岛

1945年二战结束后,德国被美英法苏四个战胜国分头管辖。美英法占领区在西边,苏联本从东线进攻,就占领了德国东部。位于苏军占领区内的首都柏林也遭到同样命运,西柏林由美英法分管,东柏林则是苏军的天下。

为了击败纳粹法西斯,四国协同作战。一旦战争结束,共产主义独裁和西方自由民主马上显示出两大阵营的格格不入。苏联凭藉其在东部的战略优势,在占领区内强制推行共产主义专制制度,并且企图逐步蚕食西柏林,最终将西方盟军逼出西柏林。而西方盟军则要把德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新国家。

刚刚摆脱了战火的西柏林成了强权包围中的自由孤岛,220万居民的生存完全依赖从西占区通过陆路和水路运来的物资,两百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处在东西方较量的最前沿。

1948年4月初苏联就开始图谋封锁部份德国西部和西柏林之间的铁路交通,禁止把煤运入西柏林。6月20日,美英法在其管辖区实行货币改革,引入西德马克,苏联立即也在东德地区和东柏林引入东德马克,

1948年6月24日清晨6点,苏军突然封闭了德国西占区和西柏林之间的所有陆地和水上交通,停止供应能源和食品。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掐断西柏林的生命线,等到这座城市山穷水尽时,便会主动屈服,西方盟军也会被迫撤离。

苏联的封锁立即引发了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的抗议,还遭到了整个西柏林各阶层的谴责。在50万柏林人集会上,市长恩斯特.罗伊特向西方社会大声疾呼:“看看这座城市吧,你们不要也绝不能放弃这个城市和人民!“

西柏林危在旦夕,西柏林人震惊了,西方社会震惊了……

山穷水尽疑无路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不能容忍在苏占区之内有任何一座城市可以实行另外一种政治体制,而且生活水平还比苏占区高。斯大林的阴险之处在于,他把两种选择推到了英法美盟军面前:

——放弃西伯林,意味着把自由之城拱手送给独裁者,自由民主制度在共产强权前撤退

——坚守西柏林,意味着要想方设法维持全城的供给,那就唯有突破苏军的交通封锁,这就意味着西方社会在战争结束3年后又一次要和独裁者兵戎相见。而恨透了战争的人们再也不愿意看到战争。

无论哪种选择,都会把西方盟军推入到不仁不义的劣势中,而苏联正好从中获利。

但西方国家不能容忍苏联这样用共产主义暴政取代刚刚结束的纳粹暴政,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西柏林。双方在危机中尖锐的对抗者着,谁也不敢下决心走向武装冲突。

最初美国打算用坦克打通交通线,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四个战胜国曾于二战后就保障西方盟国使用“空中走廊”达成协议,即美英法可以各自使用其西德占领区内的一条航线和西柏林沟通。美国总统杜鲁门审时度势,决定用尚可使用的航空线向西柏林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苏联无话可说。

1948年6月25日美军总指挥克莱将军发布命令,启用三条空中走廊,以法兰克福城外的美军空军基地为主。同一天,英国外长贝文发表声明说,将食品运到柏林人的手中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给予他们道义上的支持,给予他们最终战胜艰难困苦的勇气。英国削减了本国的战后供给,降到比战争期间更低的水平,来保证德国百姓不饿肚子。

对专制说“不”

6月26日美国空军第一架运输机从法兰克福机场起飞,降落到柏林泰波霍夫军用机场,“空中桥梁”从此启动。两天之后,英国皇家空军也加入进来。

当时西柏林每天仅燃料就需要13000吨,可是最初每天却只能得到150吨的空运物资,包括煤,面粉,奶粉,黄油,土豆,罐装食品,咖啡和医药用品。

家住西柏林的布德女士一直记着儿时的情景:“西柏林被封锁之后,我们时常挨饿,如果能喝到汤,母亲就高兴不已。”

即使如此,西柏林人还是坚决对共产专制说:不!因为人们刚刚摆脱了一个独裁专制的束缚,绝不愿再被另一种独裁专制所奴役。苏联红军让人感到恐怖,他们不仅烧杀抢掠,还到处强奸妇女。布德家附近的一条街上,曾有一个5个孩子的母亲被强奸了,孩子的父亲不得不在隔壁的房间听着自己的妻子是如何被苏军强暴的。

在东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上,有个专门为西柏林人开的食品供应点,布德回忆说,“我们那一片,只有一个人去领过食物,事后她很后悔。其他人都一直坚持到最后。”

西柏林被封锁后,西柏林人和西方盟军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当年的敌人成为盟友,共同的敌人是苏联。西方盟军似乎完全忘记了他们曾经与纳粹德国的残酷战争,如何保护西柏林220万居民的生命,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

苏联认为用空运养活220万人是不可能的,最多不超过8个星期,西方盟军就会放弃。他们一直在等待着空中桥梁行动失败后,西方国家最终屈服。但是苏联没有想到战后德国人快速走向自由民主的意愿,也错误的判断了英美等西方国家抵制封锁的决心和能力。

空中桥梁行动不但没有失败,反而效率越来越高。1948年7月底,每天空运到柏林的货物已增加到2000吨,除食品以外,甚至还来建设泰格尔机场和西柏林发电厂所需的建筑材料,同时把妇女,发育不良的儿童和老人运出柏林。运输计划从白天作业改为24小时轮轴转,平均每三分就有一架飞机降落西柏林。

天上掉下来的巧克力

寒冷的冬天到了,斯大林自认为,缺乏煤和燃料,西柏林和西方盟军无论如何也熬不过这个冬天。

西柏林每天的供电降到两小时,空运来的煤不能满足居民取暖,城市公园和街道上的树都被砍光了。由于大雪和雾霭,飞行员执行任务很困难。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减少飞行频率。

1948年圣诞节,美国飞行员动员国内的亲朋好友捐献了53000份圣诞礼品,把圣诞的快乐带给西柏林的孩子们。飞行员哈沃尔森还想出一个主意,在业余时间手工制作了很多装有巧克力糖和甜品的小降落伞。每次飞机快要降落时,他把降落伞从空中扔向翘首以盼的孩子们,很快泰波霍夫机场就云集了几千名孩子,盼望着巧克力空降兵能随时到来。这个代号为“小维特乐”的行动,如同甜蜜的纽带把美军飞行员和德国年轻的一代紧密连接在一起。

在最艰苦的日子里,西柏林人民得到了全世界的大力声援,许多名人,政治家纷纷来到西柏林演讲,从道义上表示支持,加拿大,新西兰,南非等国的空军也加入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壮举。

终于人们不屈不挠的熬过了严冬。随着泰格尔机场的建成,空中桥梁的运载力越来越大。人们甚至用空运来的树苗,重新点缀了被战火烧净的蒂尔加藤公园,今天这里已成为市中心布兰登堡门西边郁郁葱葱的森林。

飞机在三个空中走廊里的上下飞行密度为5层,同一高度飞行的飞机前后之间相隔仅15钟。如此飞行密度和频率,不但需要飞行员严格掌握飞行规则,还需要后勤供应的及时配合,以及地面指挥的合理调度。空中桥梁行动在技术,组织,物流和后勤保障方面创下人类空运史上的奇迹。

1949年4月16日,天气格外晴朗,空运到达柏林的货物达到12840吨,每45秒降落一架飞机,当天飞行次数达1398次,创造了柏林空运史上的最峰。

自由无价

苏联当局不得不承认,封锁不能战胜空中桥梁,妄图把西柏林纳入共产集权统治之下的企图只是徒劳。相反,一个自由民主的西德的成立是大势所趋。

1949年5月12日,苏联解除了对西柏林的封锁。空中桥梁保全了西柏林这个自由之岛,31位美国人和40位英国人在这次行动中献出了生命。

随后在美英法的帮助下,西占区和西柏林建立的实行民主的西德(联邦德国)。苏联也随即扶植了共产主义的东德。1961年东德政府筑起柏林墙,再一次企图围困西柏林。28年后,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德和平统一,彻底抛弃了共产集权专制,共同走上民主之路。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7年前的空中桥梁行动,成为自由世界联手抵制专制的成功典范,闪耀着追求和平自由的人性光辉。

徐友渔: “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简报

【大纪元5月14日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40周年、结束30周年之际,“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于2006年3月24—26日举行。召开研讨会的目的是回顾、反思文革,交流文革研究成果,促进和深化对于文革的研究。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山西等地的学者,以及正在北京从事访问研究的来自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来自瑞典的文革史专家,与会者共 16人。他们是:郝建、崔卫平、徐友渔、丁东、唐少杰、徐海亮、吴迪、叶维丽、邢小群、陈家琪、何蜀、陈东林、沉迈克、魏光奇、赵诚、吴小龙,还有其他文革研究者提交了书面发言。会议由北京学者郝建倡议,与崔卫平、丁东、徐友渔共同邀集。

“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的特点之一是结合论文宣读和专题讨论,而把重点放在有关文革的重大问题和学术界当前最关心的问题上面,进行自由发言和无拘束的讨论。研讨会分为4个单元进行,第一个单元循一般学术会议惯例,由与会者宣读论文;其后3个单元分别研讨精心选择的论题:评价文革的标准、“两个文革”说与造反派研究、文革研究的环境与方法论问题。

第一单元以徐友渔和瑞典隆德大学沉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教授介绍国内外文革研究的情况开始。徐友渔在题为“中国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概述了从1967年至今中国人——观察家、评论家、学者、民间思想者、官方理论家等等——研究文革的努力和成果,中国大陆几家刊物在10年前开辟有关文革的言路以及受到的挫折和打压,2006年海外有关西藏文革书籍的出版情况。他特别指出,由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和大学服务中心在文革研究中发挥了重要基地的作用,由于宋永毅、王友琴等旅美学者的长期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大致从21世纪初开始,“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西方”的局面结束了,中国人在文革研究方面开始占居主流和主导地位。

沉迈克以熟练地掌握中文,收集文革资料丰富和考据缜密而在文革研究者中享有较高声誉,他和麦克法夸尔用10年的时间反复修改合着的一本长达700页左右的文革史著作即将在今年8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题为《毛的最后一场革命》,计划将成为西方一些大学的教科书。他介绍了西方研究文革的主要机构,文革研究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研究资料的来源(当时的官方的宣传品、各种群众组织小报、对从广东逃到香港的文革积极份子的采访、驻华外交机构的报告等等)和其他一些情况。他指出,当初西方的文革研究者主要是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者,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对文革的兴趣急剧下降,转而研究当代中国的其他各种社会问题,现在,文革学在西方已经成为冷门。

叶维丽的发言题目是“卞仲芸之死”,对于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芸被本校学生毒打致死一事,王友琴已有充分的调查和记录,但作为历史学家的叶维丽(文革时是师大女附中初三学生)力图把这一事件放到文革史的“文革再次发动”这个概念中来理解。毛泽东是8月初从外地回到北京的,这时市、区一级领导已经瘫痪,那段时间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而且非同寻常的上下reaction(互动),卞仲芸校长死于8月15号,正处于文革再次发动的关节点,其含义值得深思。她还谈到了暴力在这个阶段的作用和意义。

陈东林提交的论文是“‘文革’与中国的政治改革”,他认为,否定文革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应当问一下,为什么中国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而苏联却没有?他认为文革的发生是一个重要原因,它是毛泽东试图改变中国模仿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尝试,带有探索和改革的意义,虽然因为错误的手段而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可以说,文革对改革产生了以下的三方面催生作用:一、文革否定了文革前17年僵化的社会传统阶级结构,用意识形态——“路线”来代替个人成分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可以有较大解释的思想空间;二、批斗党内“走资派”,冲击了个人崇拜,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当权者脱离人民的体制弊病,其中也包括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三、提倡怀疑一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发成立群众组织,催生了中国民众的主动参政意识。

何蜀的论文是“‘文革’时期重庆群众组织发展演变概述”,包括以下各方面内容:最早出现的官办“保守派”组织;学生造反派组织的崛起;工厂等部门的“保守派”组织;工矿企业的造反派组织;机关干部及其他部门的造反派组织;“保守派”组织的分化;“保守派”组织退出历史舞台;“一月夺权”导致造反派大分裂;造反、夺权期间的外地赴渝红卫兵;造反、夺权期间的群众组织小报;“镇反”与群众组织的重新组合;“红五条”前后两大派再次重新组合;两大派在全面内战中的重组和演变;两大派全面内战中的报纸、广播;“文革”群众组织的末路;重庆与成都群众组织的比较;“文革”群众组织的终结。论文还有附录:“重庆市进入省、市革命委员会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看得出来,这么丰富的内容,实际上相当于一部涉及四川文革史的“简明重庆文革史”。人们知道,2004年有人根据对一位重庆前群众组织领袖的采访而发表“重庆文革口述史”,引起很大争议,何蜀也是批评者之一,与会者认为他在争鸣之中撰写的论着对于研究重庆地区的文革历程会大有助益。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关于评价文革的标准,首先由丁东作题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尺度”的发言,介绍相关背景。他说,在国内,评价尺度的变化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毛泽东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中共九大、十大政治报告,毛泽东的基本看法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第二个阶段是以邓小平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看法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决议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在当时启动了中国大陆反思文革的语境。但今天回头看,也存在几个突出的问题:一、把毛泽东的责任归到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身上;二、回避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三、回避了文革初期刘少奇和各级党委按照反右模式领导运动整人的后果;四、不能正视党内一部份高级干部曾经在文革不同阶段追随毛泽东支持文革的事实。有一些学者跳出体制,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为价值准绳,从反思极权主义的思路出发,对文革有既不同于毛泽东,也不同于邓小平的理解。

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其实不是先定了标准再评价,而是说人们有了评价的意见,他才会反过来从里面发现自己的评价标;文革评价必然带有片面性,只能是选取一两个角度,任何一个评价不可能是多角度的,不同角度的评价应该互补、应该兼容;评价还会有时代性,不同的时代会不一样,同一个评价者不同的时代评价也会不一样。文革实际上是一个谋利的运动,都是在争利,它把利益,每个人的也好,集团的也好,给涂上神圣的光环,革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其实为的是各种利益,比如说街道有的为什么斗得厉害,实际上是因为房子,农村是因为有的家族势力在那里争,等等。

有学者表示,要把当时比较时髦的说法倒过来说。原来是说,一、毛泽东错误地判断形势;二、被野心家利用;三、全国人民遭灾;其实毛泽东非常清醒。毛泽东去世以后,文革结束以后,党的所谓路线的执行,证明他原先的担心没错。唯一错的是对所谓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复辟怎么看,他没想到中国老百姓其实欢迎这些东西。

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试验,它完全属于现代性的范畴,从群众的发动到上层建筑的革命,从资产阶级法权的破除到教育革命,到 “五.七道路”、“赤脚医生”,再到城乡、工农、体脑差别的消灭,等等,说明毛确实是想走出一条独特的中国式的现代之路。

不止一位学者说,在提到毛泽东的时候,官方始终用一个标准,叫做认识标准,说他对出现修正主义的苗头估计错了。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官方是特意回避了,即是道德标准。哪怕我们违反事实退一步说,假定毛认为刘少奇搞了修正主义,就算应该打倒他,你总不能够明知道刘少奇在开封那种惨死你还要那样做。如果我们只有一个认识标准的话,那实际上是可以原谅的,什么都是认识错误,认识错误既没有法律的责任也没有道德的责任。现在我们评价毛泽东和评价文化革命的时候,哪怕我们在很多事实问题上纠缠不清,也应该问:毛泽东有没有资格把自己的革命同志,出生入死几十年的人整得那么惨?就算我们不否定他有一个理想,就算承认毛泽东有一个社会乌托邦,他的动机是好的,但问题在于他有没有权利为了自己的理想和社会实验就把亿万人推到一场劫难中去?有没有权利去搞这种政治清洗运动,有没有权利把中国几千万青年学生推入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来进行你的共产主义实验?哪怕是要锻造一代新人,你有没有权利把一千多万中学生人搞成下乡知识青年,让他们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受那种苦?

第三单元讨论“两个文革”说与对文革中造反派的评价,所谓两个文革,指除了毛泽东发动、利用群众打倒刘少奇的文革,还有一个群众趁乱争取自己利益,争取民主权利,甚至企图改变现行制度的文革。徐友渔在背景介绍发言中说,据他的研究,最早正式提出“两个文革”概念的是王希哲,他在发表于 1981年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两个文革”说脱胎于“社会冲突论”,这是文革研究者认识和评价文革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方法和理论。李鸿永、陈佩华、安德佳、骆思典、白霖等西方学者主张,研究文革不应集中于或局限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路线斗争、政策分歧和权利斗争,还应该研究群众的行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杨小凯(又名杨曦光)、郑义、刘国凯、王绍光等人也持“社会冲突论”。在1996年纪念文革发动30年的时候,对于“两个文革”说的讨论和争论就十分热烈,在今年,同样的争论更是激烈。刘国凯在《北京之春》2006年 1月号上发表“论人民文革”,他的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北京学者刘自立在《民主中国》上发表“‘人民文革’说驳难”,坚持认为“只有一个文革”。

一位学者的书面发言题目是“‘三年文革’说不能成立”,其背景是:关于文革的时间,有“3年文革说”和“10年文革说”的对立,而“3 年文革说”与“两个文革说”、“人民文革说”是一致的。这个说法起源于陈佩华1990年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上的一篇论文“消除对于红卫兵运动的错误观念:重新考察文革派性和分期的必要性”,认为真正的文革只有3年,即群众政治对立,人民起来造反的3年,“10年文革说”是官方、邓小平等老干部的文革观点的表现。这个发言的根本是主张:3年,指的是民众造反;10年,说的是毛泽东的文革,不能把3年造反说成是文化大革命。

一位学者藉助于坦诚、深入剖析自己为什么走进了文革的心路历程来说明大学生造反的动因。刺激青年思想的时代因素有: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和中苏两党的分裂、彭德怀事件、两次下乡参加“四清”运动,等等。从当时一些大学红卫兵看,文革无疑是一次思想与政治的大改革,大解放,公正地说,学生躁动内在与形式上是趋向民主化,与其说他们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不如说他们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运动初期的大学造反潮流里,充斥着三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思想流派,以当年的话语来说,就是追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政治理想和思维方式的潮流,追求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与个性解放的潮流,和崇尚中国传统文化里游民、市民精神思想潮流的合流。

有学者觉得,“人民文革”是一个比较意识形态的提法,比如说我们很多事都是以人民的名义怎么样,那么民意就是真理了,就是可以压倒一切了,或者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其实不存在天然的正当性,任何人的正当性都是需要和他人的正当性处于对话当中。尤其是自我反省。针对这一点,另外有人表示,假如不用“人民文革”,而用“百姓的文革”或者“下层的文革”,这个意识形态的意味就没有了。

有学者追问“到底有没有一个人民文革?”认为有的人站在一相情愿理解的角度上,说毛当时确实有意让群众来冲一下这官僚制度,冲击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等等,其实是做了过多的善意的理解,其实毛在发动群众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你们不得有任何损害我的权威的事,也不得有任何触及这个制度的行为。

出席这次研讨会的学者基本上都不赞成“两个文革”说,但他们并不想形成一面倒的意见,而是积极考虑对立观点。有人举出了一些例子,比如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里面写到的刘凤翔,他地位曾经很高,50年代是湖南一家报纸的总编辑,被打成右派,他对这个体制可以说看得彻底清楚,他想从文化革命、天下大乱的局面中实现一些自己的想法,他想,既然把大家发动起来了,而且无产阶级专政机器也砸烂了,就给人们留下了活动的余地。他就联络了一大批右派,非常清醒地、非常自觉地既要改变他们右派的命运,又要改变中国当时那种专制制度。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他们起来造反,利用江青等人的支持,是为了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把全国总工会砸烂,他们内心是想改变当时的一些规章,甚至制度,他们几乎全部家庭出身不好,他们跟共产党员、积极份子造反不一样,他们确实是处在50、60年代那种阶级敌人、或者阶级敌人的后代的地位,他们是要改变这个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只有一个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想打倒刘少奇,就绝对概括不了这个事实。

第4个单元的发言围绕“文革研究的环境与方法论”问题进行。首先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3个时期,即文革前17年、文革10年和文革后到今天28年的关系?官方的研究更多的是从17年来看待10年,他们否定10年或者否定文革,理由是因为和17年对立,其实10年必然从17年而来,17年和10年的关系非常微妙,就是说文革怎么爆发的,和17年的关系是什么?再有一个维度就是现在这28年,从否定文革以后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个28年,实际上是文革所带来的走向现代化的对以前的一个反拨,这个28年和前面的两个时期的关系非常有意思。还有学者指出,对比苏联,对比法国大革命研究文革,很有意思,很有必要,一定能开阔我们的思路和视野,使我们得到许多启发。

本单元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是口述史与文革研究的关系。首先要注意的是抢救历史资料的迫切性,40年过去了,当年10岁的中学生,现在已经50多岁,当时的中年人,现在已经80、90岁,再不抢救,历史就要被带进棺材。但口述史的问题也很多:口述者的记忆偏差和有意回避,使口述史的真实程度受到怀疑。这就提出了一个个问题:口述历史是不是信史?有学者补充说,有3种情况造成问题,一种是整理的人比较内行,但是口述者限于特殊身份和思想局限,很多该说的没有说,好多重要的事都没有讲,回避了;还有是一种整理的人太外行,整理出来错误百出,另外还有一种更糟糕的,双方都想藉口述史来投机,他们互相利用。从历史的经验看,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把口述史和某些回忆录作比较很有意思,在当今大陆语境下,官方组织撰写的高干回忆录,不论是否归入正史,其价值往往低于口述史。有学者认为,尽管口述史有不可靠的危险,但我们不能弃而不用,达到信史,固然是很好的,但在目前中国大陆的语境下,以认真态度整理出来的口述史,发表出来进入公共视野,未尝不是好事。因为有总比无好,即使不准确,不到位,发表出来引起争论,也可以推动文革研究。

一些与会者注意到在中国大陆近年来肯定文革的思潮出现了升温的趋向,大家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讨论和分析。

(徐友渔执笔)

苏仁彦:红卫兵一代登台掌权

【大纪元5月14日讯】中共现在从中央到下面省部级政要多是文革红卫兵一代人。他们中有些是曾制造过红色恐怖的血统论红卫兵骨干,如商务部长薄熙来,副公安部长刘京。

大陆政坛现有“青红帮”之说,意指现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是共青团加红卫兵,因为现中共从中央到下面省部级的政要们差不多都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一代人。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延续了十年,但红卫兵运动只占了其中约两年半时间,即从一九六六年六月第一个中共干部子弟红卫兵组织出现,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止。在毛指示后,继大学生毕业分配或遣送农场,全国中学生也结束红卫兵身份而成为上山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红卫兵运动因而宣告结束。

察看中共官方公布的官员简历,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在这两年半的红卫兵运动时期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或中学生,即正在当红卫兵。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红卫兵运动时期是北京钢铁学院研究生,一九六八年六月才毕业分配到武汉钢铁公司。市长王岐山,履历说他一九六九年到延安冯庄公社插队,即是说插队之前他尚是中学生。再以中共部级官员来说,外交部长李肇星文革初是北京外语学院学生,红卫兵运动高潮后于一九六八年下放到广东牛田洋军垦农场。因李肇星性好斗,在外交场合张牙舞爪缺乏应有的外交风度,被称为“红卫兵外交部长”。李肇星实际就是出生于红卫兵的外交部长。他下放的牛田洋农场是毛泽东五七指示的发源地,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十二级台风来袭,为了捍卫毛泽东钦点的革命圣地──所谓“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农场的狂热解放军和大学生用人体冒死去保卫根本保不住的海堤,结果五百五十三名军人和大学生葬身于海浪中。其中一个大学生陈汉民是为抢救毛主席画像牺牲,四川大学学生丁绍庸则是为抢救一个为毛泽东建的“忠字台”而牺牲。今天人们评价牛田洋惨剧,认为是革命狂热和愚昧的产物。但李肇星却以这段经历为荣,一九九八年在美国当大使时还自称是“牛田洋人”。

三类红卫兵第二类下场悲惨

文革的红卫兵可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臭名昭著的血统论红卫兵,最早成立,以中共高干子弟为主,主张以血统来划分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最著名的口号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向血统论红卫兵在文革初期制造了空前大规模的红色恐怖。其代表性组织是北京的联动、西纠等。后因这些红卫兵的父母成为走资派被打倒而导致血统论红卫兵失势;第二类是激进派红卫兵,亦称为造反派红卫兵,即血统论红卫兵式微后起而造当权派反的红卫兵,以平民子弟为主;第三类是造反派红卫兵中分化出来的保守派红卫兵,对中共既成体制持较维护的立场,在一些地区被称为保皇派。

现中共体制中掌权的主要是第一类和第三类。第二类红卫兵中的领袖骨干在文革尚未结束开始清查五一六份子的政治整肃中遭到清算,文革结束后被定性为“三种人”再次遭整肃被捕坐牢,出狱后至今仍然被当局内控受到政治歧视,下场可说非常悲惨。这部份红卫兵包括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蒯大富、聂元梓等。

孔丹有血债被陈云保护过关

现今中共当权的第一类血统论红卫兵以薄熙来、孔丹、刘京等最为典型。商业部长薄熙来和中共大型国企财团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孔丹两人是北京联动红卫兵,文革中干尽坏事,欠有血债。据文革史学者宋永毅说,文革结束后孔丹已入党并任要职,北京不少市民上诉中共中央,要求清查孔丹等人,但中共元老陈云的批示说,孔丹等人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不是清查对象,孔丹是中共中调部长(特工头子)孔源的儿子,薄熙来其父是中共元老薄一波,因此两人在文革的罪行不但未被清算,反而当上了国家部级领导人。

陈云这条批示后成为中共高干子弟文革罪行不受清查反被培养作权力继承者的组织原则。

血统论红卫兵刘京当了副公安部长

另一类似人物是公安部副部长刘京。文革时候刘京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党员学生。当年该校出了个全国有名的学生、血统论理论家谭力夫,为血统论红卫兵在全国抄家、批斗老师同学,残杀黑五类的红色恐怖提供暴力理论。而刘京就是谭力夫鼓吹血统论的最亲密战友。刘京在文革初当上工大红卫兵领袖、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一时间成了工大校园里炙手可热的人物。是斗“黑帮”、打教授、整师生黑材料的干将,当时北工大被刘京领导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打成“黑帮”“右派”的师生有三百人之多。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刘京与谭力夫贴出一张提名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血统论对联“好得很。”八月二十日,刘京主持北工大的辩论会,在这个会上谭力夫跳上台,发表了闻名全国的谭力夫讲话,大骂狗崽子,大讲工农革干子女就是要掌权。在这个讲话中,谭力夫不断提到“我和刘京”,显示他这篇臭名昭著的血统论讲话代表他和刘京两人的立场。谭力夫讲话很快被中共的各级组织和全国血统论红卫兵翻印了数百万份,流传全国,将北京的红八月恐怖推向高潮也推向全国。在北京的红八月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之多!刘京本人也欠有人命。

如果追究的话,刘京应是罪犯,但这个罪犯现在竟成了中国执法机关的首长。

刘京的亲密战友谭力夫现是中国故宫博物院的党委书记,但因谭力夫这个名字臭名全国而改名谭斌。

其他当权的中共高干子弟,文革时的情形大致相同。如湖北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俞正声,文革初是中共高干子弟的黄埔军校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大)的红卫兵,参加过斗院党委、黑龙江党委的造反活动。但这一段历史未影响他后来在官场中的飞黄腾达。

广东省长黄华华是革造会骨干

再如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是上海文革武斗干将,但其父亲是上海市副市长,中共自家子弟,文革后武斗这段历史并未影响他成为中共培养的第五代接班人之一。但据说,李源潮为官勤政,口碑不错,是比较难得的好官。

至于中共官僚阶层中平民出生子弟,在文革中多数为保皇红卫兵,如现广东省长黄华华、省公安厅长陈肇基两人文革中是广东中山大学保皇派红卫兵革造会骨干。再如中共外交学院院长、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在文革时虽不是学生,在外交部作翻译工作,但却是很活跃的造反派干将。有一张文革照片,在北京一次造反派大会上,吴建民手缠造反派臂章,在台上高呼造反口号,旁边站着周恩来。

最近西藏女作家唯色披露西藏文革的新着《西藏记忆》透露说,西藏两大造反派中保当权派的大联指的头头后来都当了大官,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及人大副委员长的热地。热地也搞过打砸抢,但这笔账被一笔勾销。

因此,中共今天的当权的“青红帮”有两个特点,第一有红卫兵遗风,如外长李肇星的斗鸡公性格,如刘京迫害当今的中共眼中的“狗崽子”法轮功修炼者仍如当年批斗黑帮黑五类同学那样血腥残忍,如薄熙来迫害记者姜维平如当年联动殴打黑五类子女那样肆无忌惮心狠手辣。第二就是这批红卫兵虽云造反,只是造校长、老师、黑五类的反,绝不将矛头对准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说,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中共体制的忠诚受过考验,对共产党没有贰心,因此应该做官掌权。

转自《开放》2006年5月号

开放总编金钟:部份中共掌权者是“青红帮”

【大纪元5月14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迪采访报导)香港政论杂志《开放》今年五月号出版后,本台记者采访了该刊的总编辑金钟。在访谈的第二部分,谈到目前中国的掌权者中,有些人正是当年的红卫兵一代。而他们正阻止民众对文革的时代公开的回顾和反思,另外在官方的文革之外,是不是还有所谓的人民的文革,金钟也谈到他自己的看法。

记者∶这里面万润南提供一些,一度有传闻得到证实,说胡锦涛曾经是政治辅导员,是在文艺社团的。而他也担任过团长,算是二把手。说他特点是什么呢,听话而能出活。而且万润南跟胡锦涛文革的时候曾经一起南下串联,一起从北京到西安到成都到重庆,然后一起又沿江而下到了南京。胡锦涛南京下船,然后应该是回老家泰州啦,他…

金钟∶他就上海下船。

记者∶对,万润南是上海下船的。而且在82年胡锦涛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万润南在北京,他们还曾经见过面。87年的时候,胡锦涛当省委书记的时候,他们在贵州也是见过面,有过一番交往,看来还不是一般的交往。我觉得万润南很少有关于胡锦涛早年经历的很重要的阐述,当然他对他既有期望,也有失望。

这一期中你们的文革材料当中,还有另外一位讲到文革的红卫兵的一代,现在在掌权,包括现在的外长李肇星、公安部副部长刘京等等,所谓“青红帮”一说啊。

金钟∶现在执政党中共的这批人,60岁上下,当然正好文革40年发动,那个时候正好20岁上下,那正是当时的红卫兵。他们在文革初期,尤其是这些高干背景的,当时的确是为非作歹的、横行霸道的,可以说很多人就包括所谓今天叫做“太子党”的这一批。

所谓“青红帮”就是青年团跟红卫兵,这帮人在文革初期很多人是有罪的。比方说“红色恐怖”那个时期,尤其在北京城里面的东交、西交,那真是…干了很多缺德的事。包括邓小平的女儿邓林他们在内,当时都是红卫兵的头,在校园里面大打出手,打老师甚至于把老师打死,这个在王友琴的《文革受难》那本书中有详细的记载,而且还点了一些名。

当然,现在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有公开的对他们在文革初期行为的一种忏悔,他们完全回避这个事情,回避他们的这一段丑恶的历史。今天比方说李肇星当了外交部长,你看经常是恶行恶像的在国际舞台上丢尽了丑,非常跋扈,那完全可以看得到当年红卫兵的影子,那么其他什么薄熙来呀。

现在改名换姓做了故宫博物院的党委书记谭立夫,当时就提出“血统论”,当时是多少出身不好的青少年在他们的鼓吹之下受到迫害、受到欺压。像谭立夫那时大骂什么狗崽子、工农干部就是要掌权啊,那个影响是非常恶劣。

北京的“红八月”中间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就有1700多人,这些旧帐他们现在为什么不准在大陆公开的来纪念、来回顾、来反省文革,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权的这班人,他们在文革中间有不光彩的纪录。

记者∶关于文革有一个建议,希望就像劳改一样,列入到牛津大字典上,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这么一场悲剧。

金钟∶我想的确文革….老实说,对中国人、中华民族,对中国共产党都是非常不堪的、非常羞辱的一个历史纪录。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大一个党,在文革中间害死一百多万人,有一个数字说是170多万。

记者∶那个直接死于迫害。

金钟∶对对,这迫害有很都种,有被枪决的、处决的,被打死的,还有自杀的,或者是关起来折磨死的,这个跟“大跃进”那个不同。大跃进造成大饥荒,主要是饿死的;而文革还有大屠杀,你比方说道县,那种一家一家被什么所谓贫下中农杀掉了嘛,那都是数以万计呀,这么荒谬的骇人听闻,古今中外真是史无前例的。

什么文化大革命,什么文化革命,这些说法简直非常荒谬,根本就说说文革就得啦,就给它这样的符号。就表明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在20世纪中期发生过这样一段,他们自己都叫做“浩劫”嘛。奇耻大辱啊!对一个文明的民族来讲,一定应该把它刻在这所谓“羞耻柱”上面。

记者∶也许惟其如此,所以也是中共这一次对于文革四十周年这么大的事情,它基本上全面的封杀。国内不见任何的报导,没有任何研究,让大家噤声。那么于此同时,这一期上面也有,在文革的研究者当中,也有所谓“两个文革”的争论。这“两个文革”就是官方的文革之外,还有一个人民的文革。北京的学者徐友渔也对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

金钟∶把这个文革说的有一种叫做“人民的文革”,就人民叫做毛发动文革,提倡来斗走资派,人民对单位的党委、书记、党员,发泄他们十多年压在他们头上的一些不满,把这些叫做人民的文革,我觉得当然也有,至少是不准确的比方。因为这只是反贪官不反皇帝,那里就有一个根本性的偏差。因为下面的党委书记虽然他们是直接的欺负、压制、鱼肉基层的民众,这个不错,民众首先是痛恨他们。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历史分析来说,就应该看到为什么下面这些大大小小的干部可以骑在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呢?根本的问题就是整个的专制独裁制度嘛,而这个在金字塔顶上面拥有绝对权力、无限权力,可以无法无天的来统治这个国家的是谁?那当然是现在的“秦始皇”,就是毛嘛。

但是这所有的造反派红卫兵在当时都不敢对毛说一个“不”字,所以这样一个根本点上面,如果说再去强调所谓“人民的文革”,跟毛发动的这样一场大的浩劫相提并论就不对了。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张伟强:从《五一六通知》到清查《五一六》

【大纪元5月14日讯】中国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发端是中共的《五一六》通知。1966年4月24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准备推出讨论“彭、罗、陆、杨”即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反革命集团”问题。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通过了《五一六通知》。通知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期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任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份注意这一点。”5月18日,林彪作了会议的总结讲话,除了对彭、罗、陆、杨问题作了总结之外,并充份迎合毛泽东的心理,用大量危言耸听的言论大谈特谈政权及政变问题,歌颂毛泽东是马、恩、列、斯之上的天才,煽动性地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若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五.一六通知》后,全国上下陷入了政治上互相争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经济上陷入了全面瘫痪,社会秩序全面混乱的灾难性局面,中国的民主、法制、人权状况出现了历史性大倒退。

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各种造反组织相继登台亮相,斗走资派,抓反党分子,清理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特别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又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查所谓“五一六”运动,并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是无数的普通人民群众被中共和中央文革小组蒙骗的并被中央文革操纵的各种红卫兵组织的无知学生,遭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情打击和摧残,几十万无辜的人遭到审查和迫害。

文革初期,北京的造反组织有冠以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的称号。文革运动中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动向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深深懂得,在反对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未获全胜的时候,搞乱军队,势必动摇其统治地位,使军队涣散。失去它对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根本基石的解放军的全面控制。所以通过中央文革,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五一六”反党反军分子的问题。1966年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江青在讲话中说:“并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面目出现,同志们要提高警惕。”陈伯达说:“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左和极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说“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是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图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江青的“九五”讲话和姚文元的文章,成为向所谓“五一六”进攻的总动员令,清查运动从此开始。

抓“五一六”的问题,从清“罪行”到清“组织”,又从清“组织”到清“罪行”,反反覆覆地进行,全国各地的各种形式的“攻心会”、“批斗会”全面开花,文革派对人们实施了各种专政手段,抓人逮捕、刑讯逼供,所谓“五一六”问题严重的人,被单独隔离,断绝与亲人来往,不断接受批斗,交待罪行,并从事繁重的劳动改造来洗刷自己的“肮脏的灵魂”。在清查中,采取了种种手段残害人心,如“坦白运动”“一般号召”“个别突破”,不让被审的人吃饭睡觉,一熬就是三天三夜,最高纪录的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人们在半夜里时常听到被刑讯的骂喊声。在某被强制劳动改造的“五七干校”1700人中,竟揪出“五一六”份子400多人。清查“五一六”的罪恶运动祸害殃及了广大的普通民众。中国人民成了文革中政治集团派别权力斗争和角逐的牺牲品。在中共的导演下,广大人民的人身和权利遭到了又一次巨大的摧残,人性和理智丧失殆尽,中国成为人斗人的罪恶天下,虽然清查 “五一六”直至“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后,并没有结束,直至76年“四人帮”的覆灭而不了了之,但人们对毛泽东发动文革而造成的历史性灾难对中国带来的巨大危害,对共产主义制度带给中国人民的苦果的认识也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和醒悟。

林和立:为奥运万无一失再收紧

【大纪元5月14日讯】筹备“万无一失”的奥运已成为胡温新政又一个收紧、再收紧的藉口。全国公检法兼专政部门在上月底开始启动所谓“奥运安全实战培训”;公安、安全、武警、反恐特警等十几个单位参加保安与“反渗透”工作,连号称享有某种超然地位的司法部门也要配合此另类严打行动。据说北京收到情报,国内外的“牛鬼蛇神”想借此世纪大骚,来打击共产党“长治久安”的大业!

胡温领导层自○四年底已加大力度控制舆论、打压知识分子、监控地下教会与非政府组织,和无限期押后政改。内部原因包括要应付因土地纠纷等问题而激发的、年近十万起的群众抗议与警民冲突事件;北京也恐防声称要散播“美式民主”的华盛顿,会把“颜色革命”从中国西北后院的中亚地区淹至神州。

维持国际形象

没有吉象显示神武的国家控制机器不可以暂时维持几十年前苏联那种“勃列日涅夫式的超稳定”;即异议人士与反对力量给当局压得喘不过气,而思想界死水一潭。但胡总对奥运的挑战绝不敢掉以轻心。原因很简单,二○○八年夏天全世界的媒体都会云集北京;而“反党、反华势力”知道中共高层到时会投鼠忌器:为了维持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巩固他于明年党十七大将会取得的更大权力,胡总一定要办好一个“和谐社会”的奥运,绝不允许共产党在镜头面前出丑!

安全部门除了关注法轮功、藏独与疆独分子的“阴谋”外,也要杜绝弱势团体代表与维权人士,到北京请愿等“破坏和谐稳定”的活动。中共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领导罗干自去年开始,就用一贯的“两手抓”,即软硬兼施的方法来应付民愤。一方面,武警可以用武力甚至开枪来平息可能引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抗议行动;最近广东的镇压村民事件就可见一斑。

淡化社会矛盾

另一方面,政法委也采用安抚的手段来减少不稳定因素。上月底也是由罗干牵头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召开如何进行“平安建设”的跨部门会议。罗要求各级党政干部要解决、淡化社会矛盾,“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并做好“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人民群众所期盼的民心工程”。

问题是,在缺乏民主的选举或其他沟通渠道的情况下,有可能构建和谐社会与进行“平安建设”吗?为什么这“柔性”工作得由凶神恶煞的公安、安全与武警部门来推行?胡总的“有杀错、无放过”全面紧缩政策,除了拉政改与民主化进程的后腿外,已经导致好几个后遗症。首先,安全与专政部门,包括军队与武警权倾一时。既然中共高层害怕“动乱”已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抓枪杆子的部门当然不会放过争取更多资源与发言权的机会。

禁绝文化发展

为了政权“长治久安”,有丰富党务、包括管理意识形态与宣传经验的胡总,绝不希望学术与文化界百花齐放。过去两年大陆知识界差不多倒退到二十多年前“清除精神污染”的时代,万马齐奔、鸦雀无声。

年初胡总推行的“社会主义八荣八辱”运动更有不少“毛派”特征。最近党棍对于稍微“出位”的文化与时尚也要挥动大棍,上海师范大学禁止女教师穿短裙与其他“暴露衣服”即为一例。

更离谱的,是上周有高干猛烈批评“超女”现象,说这节目对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教育构成“极大破坏”。现任全国政协教科文??体主任的前文化部长刘忠德,竟把“超女”比作毒品:“毒品能创造更高价值,为什么不让它存在呢?收视率高不一定好,低也不一定坏。”说穿了很简单:“民选”超女已引发不少人对民主的遐想,这对中共高层实等同洪水猛兽!假如北大清华学生在奥运期间上街游行要求民主与普选,北京怎么办、怎么办?

原载《苹果日报》

讨论∶中国无省市最低工资标准达中央要求

【大纪元5月14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华采访报导)中国全国没有一个省市的最低工资达到中央要求,即当地月平均工资40-60%的标准。这是最近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一个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讨会上,深圳学人刘开明披露的事实。据《中国经济周刊》报导,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是580元一个月,这只有北京月平均工资的24%。

从全国来看,最高的是上海、深圳、江苏,690元一个月,最低的是甘肃省,每月340元。即使是如此低的标准,很多工人的实际工资都还没有达到。北京理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和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经济学专家刘勺佳告诉记者申华说,劳工权益得不到保障,和中国改革出现战略问题有直接关系。

记者:我首先请教一下胡星斗先生,你觉得中国最低工资标准都没有达到中央的标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胡星斗:意思是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战略可能有些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是一种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发展,使得一些官员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提升劳工的权益来赢得低成本发展的机会。

另一方面,我想企业没有履行它的社会责任,也就是说一些地方政府要履行它的监管的责任、督促的责任,所以企业没履行这个社会责任,实际上我认为地方政府也有它自己的一份责任。

另外,我想企业对社会的责任这样的意识还没有灌输下去,也就是说很多企业没有意识到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对环境的保护,这是它做为一个企业应当履行的一个责任。

记者:刘勺佳先生,刚才胡先生提到一个是企业应该负起责任来;再一个是,政府制定了这个政策以后应该加强监管。从这个全国没有一个省市最低工资达到中央标准这个事实来看,是不是它的执行上出了问题?

刘勺佳:应该说它本身制定的这种规定就没有法律权威,中央政府有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但一到了地方政府,做为行政规定它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一调一整的话全变了位了。中国没有一个省市地区真正达到中央政府规定的这种最低工资的标准的话,我觉得反应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国是追求絶对市场主义,所谓“絶对市场主义”就是说市场以效率第一,把公平放在第二位。但是在宪法里边规定的,领导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他们的的确确没有分享到那个中国GDP发展应该分享到的利益,那不光问题没有解决,你不是让企业解决,那不是企业的事,企业是管什么?在它的经营里面做到了符合一切法规规定的要求。

那么这个法规怎么规定那是政府的事,政府没有强制执行最低工资,按法规要求的话,它当然要去压低工资。如果它强制执行可能会影响当地经济发展,会影响企业投资的环境。换句话说,它还是以资方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记者:刘先生,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比如说在一些西方国家,比如说在英国,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是怎么来实行的?是以一种法律形式还是什么?

刘勺佳:现在工厂上最低的工资标准是用法律的形式规定的。比如说我去雇工人的话,给他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话,他可以到法院起诉我的。

记者:但是中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这个规定并不具有法律效益是吧?它只是一个行政命令。

刘勺佳:它是行政命令,地方政府可以改变这个行政命令。

记者:胡星斗先生,你同意刚才刘先生的这些看法吗?其实主要责任还是在政府那儿,你不能指望企业自觉的用道德来约束自己,是不是?

胡星斗:是,刚才这个刘先生说的非常对。我认为在中国确实存在一种不好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过去某些社会主义一些坏的东西保留下来了,把好的东西给去掉了。

刘勺佳:换句话就是说,现在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把一些社会主义的草保留下来,把社会主义的苗给割掉了。

胡星斗:同时又把早期资本主义那些坏的方面,比如说唯利是图、压迫、剥削这样一些坏的东西给弄来了;然后把资本主义那些好的东西,比如对权力的制衡这样一些好的东西又给去掉了,确实是坏的社会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一种结合。

所以造成一些工人的权益受损,确实是有它的体制上、制度上的一些原因的。要解决公平,我想最主要是要建立现在政府的治理制度,建立一个劳方、资方和政府方、民众方共同参与,公开透明这样的一个机制。

记者:刚才胡先生提到几点应该怎么去改变这个现实。那么刘勺佳先生在您看来,您觉得中国的改革应该怎么往下进行呢?

刘勺佳:采取法治措施,就是说你就把最低工资的标准用法律形式给它规定起来。

记者:如果用法治方法来推进的话,我们知道中国的司法系统完全不独立,受制于共产党的领导,那么如果共产党不把公平放在首位的话,即使是你去上告,能得到理想的结果吗?

刘勺佳:其中有这么一个故事。资方拖欠工资在这个劳动合同法里面是没有这条的,所以资方欠工资不属于罪。那么在深圳新任的劳动法治局局长,他是公安局的副局长转过来的,这个人脑袋很灵。

他说,我既然在劳动法里面治不了这些资方的话,我就换个方式,你既然欠我的工资,工资应该属于我的财产,那就属于你侵占了我的财产。那么以这个侵占财产罪一下抓了六个老板,把整个深圳的资方界都给震动了。

在目前的劳动合同法,他们现在正在拟第二稿,怎么把它完善,这是个目前中国要马上做的一件事。所以我认为可能在新的劳动合同法里面,一个是最低的工资,还有一个是欠发工资,更加完善保护工人利益的这些条款可能会更加清楚、更加完善。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