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5月15日(星期一)

《纽约时报》赵岩又被以新罪名起诉

莫少平说:“我们从检察院以及法院那里证实,赵岩的案子检察机关已经又重新起诉到法院,这个我们因为首先是跟检察机关联系的,检察机关告知我们把赵岩那又重新起诉到法院了,我们又和法院联系,核实这件事情,那么法院也证实了。”

以言获罪的李元龙出庭 律师抗辩

据李元龙聘请的山东华冠律师事务所李建强律师在他写的一篇辩护词中表示,中国检察部门起诉书说,李元龙所写的四篇文章,《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生的平凡,死的可悲》、《不光是涮涮八十岁老母去世还要继续开会的书记》、《从百岁老朽入党说开去》,基本事实成立。但是辩护书说,这四篇文章主要批评中国政坛腐败,对六四学潮进行反思,对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表示景仰,这些文章并不能构成检方所说的“煽动颠覆国家罪”。

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玫瑰呼唤行动

5月14号是母亲节。在母亲节当天,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玫瑰呼唤行动,她们表示,要以玫瑰抵挡坦克,她们还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公开纪念六四受难者。

香港神学院取消余杰、李柏光访问资格

本身也是基督徒的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认为,事件是中共政权通过港府施压的结果,也是香港宗教自由遭箝制的警号。

人大校友修炼法轮功第七次被抓捕

据明慧网消息,李旭鹏从小聪明、好读,为人正直忠厚,1993年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人大)社会学系,毕业后任教于沈阳国家行政学院。当李旭鹏还是大学学生时,在寻寻觅觅中找到了法轮功,并从此步入他新的人生。99年7.20后,他与广大法轮功学员一样,怀着善念走访省委,走到北京,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次次的牢狱与酷刑。

法轮功2002年电视插播者反迫害生命垂危

据知情人透露,面对不断变换的迫害手法,梁振兴坚决绝食反迫害,目前已绝食5天,被转押至四平市中心医院,生命随时都有危险。监狱将梁振兴家人找来,告诉他们要对梁振兴强行灌食,并要家属在旁看着,如有生命危险它们不负责。

方草:大哥你好吗?

我甚至不敢去读天水先生再次被捕的消息,因为我不知该如何面对这又一个不幸。先生的人格魅力早为众人所周知,他高尚而正直,从不贪恋一般人与生俱来的物欲追求。我身为一位幼于她多年的普通女子,因为夫君张林与他是好友的缘故,得以和他相识,从那以后对他一直以“大哥”相称。对我而言,能够结识这么一位堪称“中国良心”的人,是此生一大荣幸。但我却又但愿不认识他,因为既然与他相识并成为彼此信任的朋友,就要不得不承受起眼睁睁看着他失去自由走向班房的痛苦,此痛钻心,痛何矣哉。

遇罗文:遇罗克、文革和中国当前的维权运动

到底想让谁和谁团结呢?要让“文革”的受害者与杀人打人的凶手们去团结吗?如果这个逻辑能成立,那么南京大屠杀甚至抗日战争也不用纪念了,以免影响了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与被残害的中国人的团结;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也不用再开办了,以免影响希特勒之流的纳粹分子与犹太人的团结……

高智晟:在一天里看到的和听到的

既然你们不愿意交代高智晟的犯罪事实,就只好劳教你们了,你们别说党和政府没有给你们机会。“高律师,他们两口子是好人哪,他们宁愿坐牢,也不愿意昧着良心去污衊你。高律师,你也很危险啊,万一有人受不了那种折磨,按照安全部历次给你栽了赃的话,你不也就倒霉了吗?你可得小心啊。”

多名巨贪判死缓 引发强烈质疑

同为“雇凶杀人”,网民质疑:“亿万富翁袁宝璟三兄弟也是雇凶杀人,他们提出要向国家捐500亿元,而且也要检举他人,都没有保住三条命,而刘志祥却可获判“死缓”。”

中国文革四十年香港媒体大幅报导

5月16号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40周年。在中国大陆,媒体基本鸦雀无声,香港报纸则给予大篇幅报导。南华早报5月15号用一个整版、明报用两个版面报导有关文革的内容。苹果日报发表多篇评论,纪念和反思这场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文化大革命”。

北京禁文革纪念 学者批毛论史

香港明报说,美国东部的学者从5月12号起也在纽约举办文革40周年大型国际研讨会,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纽约市立大学联合主办,并命名为“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这次研讨会事先曾发信邀请10多名在中国大陆研究文革的学者前来参加,但是中国有关当局获悉后,责成这些学者所在机构劝喻他们不要参加,声称的理由是该研讨会由一个对中国不友善的基金会赞助。

王天增:炼狱文革 又到文革

对于今日三十五岁以下的年青人来讲,文革的了解,都只是听家长或者是老人讲的,自己并没有亲身的体会。但是,做为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共产党来讲,则是无法消失的一个印记。直到今日,对文革的评价,仍然各说不一;所以,正值文革爆发四十年之际,我想谈谈我对文革的个人的意见,以供各位不同意见者,共同探索,求得共识。

曹维录:马西忠逝世祭

马西忠心里也有一本账:多少个古瓶瓷器,多少幅名人字画,多少古老木器……。他在等着有一天进行的正义的审判,“我就不信这个年头儿(指时代)会没完没了。”这个信念一直支持着他,“我不为要回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没有了,他们全祸祸了(指糟蹋了),我就是要问问他们,这样作对不对?”“就是要问问”,一等就是几十年。 马西忠没有等到“问问”的那一天,虽然活到了90岁高寿,也是含恨离开人间。

甘泉:中共是一个“合法组织”吗?

“共产党是一个违宪组织,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的,却行使权力,是一种法外的权力,这是严重违法的,怎么能说‘依法治国’?”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在中国经改形势座谈会上一针见血地说。

金钟∶米高扬报告透露毛泽东一党专政真相

香港政论杂志《开放》今年五月号出版后,记者林迪就该期内容采访了该刊总编辑金钟。在访谈的第三部分,他们谈到,斯大林四十年代末否决了毛泽东原想在建政后马上实行一党制的计划,以及旅英作家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文版在台湾出版夭折的情况。

醉诗:澳中两国矿难随想

澳洲总理霍华德先生在五月九日清早七时许,打电话到塔州向两位被困地底一千公尺矿穴达十四天、而最终拯救成功重见天日的矿工祝贺。总理宽慰的笑容出现在电视前向国民说,这次成功拯救矿工事件,再次证明了澳洲人的可贵团队精神。并正式邀请这二位脱困后立即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及全体参予拯救人士、矿场经理及该市长州长等出席首都国会的庆贺宴会。

黄泰:思想道德教育下的堕落

但大家翻开今天的从中小学到大学的思想道德教材看看,又是个什么样呢?它是对我国几千年传统道德文化的彻底毁灭。中国现行的思想道德教材是个怪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既非现代的也非古代的,它没有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也没有古代的忠孝仁义礼智信,它是穿着古怪外衣的吃人的恶魔。它之所以叫做思想道德教育,只是因为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极少数人和集团驯养奴才,将国民的公民思想化做奴隶思想,培养国民的奴才道德的教育!


《纽约时报》赵岩又被以新罪名起诉

【大纪元5月15日讯】(美国之音记者:张蓉湘2006年5月15日华盛顿报导)《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新闻助理赵岩又被北京检察机关以新的罪名起诉。赵岩的律师莫少平星期一说,上个星期他被告知赵岩的案子有了新的发展。莫少平说,赵岩的案子3月中旬曾被撤回,但是现在检察机关又重新起诉。

莫少平说:“我们从检察院以及法院那里证实,赵岩的案子检察机关已经又重新起诉到法院,这个我们因为首先是跟检察机关联系的,检察机关告知我们把赵岩那又重新起诉到法院了,我们又和法院联系,核实这件事情,那么法院也证实了。”

辩护律师不清楚新罪名

莫少平表示,他还没有看到新的起诉书,也不清楚新的罪名,对于检察机关为什么要重新起诉赵岩,他不便评论。

莫少平说:“这个不能讲,为什么要重新起诉,我不好回答。实际上按照法律规定,已经撤回起诉的案件,如果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是不允许再行起诉到法院的。”

中文部记者打电话给审理本案的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检察院说,相关案件的讯息只能对公安、法院以及律师说明,对外不能透露;而法院则不愿评论。

当局从未说赵岩具体罪行

法新社报导,赵岩在2004年10月20号正式被起诉,罪名是“涉嫌泄漏国家机密”,虽然中国当局从未明确说明赵岩的罪行是什么,不过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能被判处死刑。

法新社报导说,就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的前几个星期,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同意撤销起诉。莫少平说,今年3月17日对赵岩的起诉被撤回之后,赵岩应该被无罪释放,但是检察机关始终没有释放他,为此莫少平还跟检察机关多次交涉。莫少平告诉法新社,新的起诉令人非常遗憾。

以言获罪的李元龙出庭 律师抗辩

【大纪元5月15日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2006年5月14日华盛顿报导)在海外互联网上发表政论文章的中国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被控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本周在中国的一家法院被审理。记者采访了李元龙的妻子杨秀敏,并查阅了中国官方的指控和近期的有关报导。

*坚称无罪*

据美联社报导,45岁的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在星期四的法庭审理中坚持自己无罪。据李元龙的律师说,整个庭审过程大约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李元龙的妻子杨秀敏对美国之音说,法庭审理完了之后,并没有当庭宣判。

杨秀敏:“没有宣判,没有当庭宣判。我当然觉得,我丈夫没有做什么对国家有害的事情。当然不应该被逮捕。”

*海外发文*

李元龙是今年二月九号被中国司法部门正式起诉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他于去年九月份被逮捕,并且在关押了五个月之后才被起诉。李元龙被指控通过微软公司的Hotmail,用笔名“夜狼”,和海外的一些中文民运组织的互联网网站联系,并且发表了四篇反动文章。

据华盛顿邮报报导,刊登李元龙文章的海外中文互联网网站都是在中国被禁的网站,包括博讯,法轮功下属的大纪元,议报,新世纪等。

*辩方:检方捏造歪曲夸大*

据李元龙聘请的山东华冠律师事务所李建强律师在他写的一篇辩护词中表示,中国检察部门起诉书说,李元龙所写的四篇文章,《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生的平凡,死的可悲》、《不光是涮涮八十岁老母去世还要继续开会的书记》、《从百岁老朽入党说开去》,基本事实成立。但是辩护书说,这四篇文章主要批评中国政坛腐败,对六四学潮进行反思,对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表示景仰,这些文章并不能构成检方所说的“煽动颠覆国家罪”。

李元龙的律师在辩护书中指出,贵州毕节检察院对李元龙的文章进行了“捏造、歪曲和夸大事实”,其指控并不能成立。李建强律师在辩护中,详细并且逐条对贵州毕节国安处的起诉意见书提出抗辩。

辩护书首先为李元龙文章中提到的共产党当政期间导致8千万人死亡和六四镇压坦克杀人等问题进行了辩护。

辩护律师指出:“关于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这种说法在网上流传已久,并非是李元龙自己凭空捏造;其次,国安处在给检察机关的补充侦查材料里也明确说,关于这两件事的真实情况他们也无法查证。既然如此,我们最多只能说他的说法系道听途说、不足为据。因此,起诉书的这种指控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

*批评党≠颠覆国家*

另外,律师还指出,关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李元龙的四篇文章里面没有任何文字提到国家政权、更不用说攻击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文章只是对我党的某些领导干部(还是中低级干部)不近人情的表现(老母死亡为了开会不奔丧)提出批评,对我党历史上宣传刘胡兰为意识形态争端而牺牲提出批评、对我党某些地方机关吸收一百岁的老人入党这种做秀之举提出批评,以及仰慕美国政治制度、希望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这些批评的对象都有具体所指,即一些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现象。”

律师认为,如果说,“李元龙文章的问题主要是借题发挥,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批评中国共产党,作为党报的一个新闻工作者,这种做法值得商榷。但是,这种做法如果有错也是思想上的错误,而不是法律上的错误,更不是罪行。起诉书把对党的批评认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于把党当成了国家政权本身,把批评等同于“煽动颠覆”,这在事实上不成立,在逻辑上也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为何推迟*

李云龙的案子在国际上引起了反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二月十四日在北京对中外记者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人仅仅因在互联网发表言论而被捕。”然而,一些国际人权组织指出,中国政府囚禁了几十名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的人。

李元龙的案子本来定在四月份审理,后来法庭推迟了开庭的日期。分析人士说,推迟李元龙以及其他几个因为互联网发表言论而被起诉的案子开庭日期的原因,是为了在胡锦涛四月份访问美国期间营造一种中国改善人权,在言论自由上更加开放的气氛。

*微软有责?*

李元龙的案子再次引起了美国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协助中国警方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言论的争议。贵州毕节国家安全处在起诉书中明确列出了李元龙发送文章使用了美国微软公司的HOTMAIL电子邮件信箱。

美国微软,雅虎等公司已经因为协助中国政府控制互联网的指控受到国会的听证和调查,李元龙事件是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举行雅虎,谷歌,微软,思科等网路四巨头协助中国政府控制网路的听证会之后的又一事件。

微软公司在李元龙案件受到海外媒体广泛报导之后,否认和中国警方合作。路透社报导,微软公司在北京的发言人说,根据内部调查的结果,微软公司和李元龙事件无关。这位表示微软不清楚中国政府如何查出李元龙在互联网上的身份。 亚太金融新闻通讯也报导说,这名发言人指出,HOTMAIL的服务器并不设在中国境内。但是,李元龙的律师对微软撇清责任的说法表示怀疑。

*家人盼归*

李元龙的妻子杨秀敏对美国之音说,她希望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她的丈夫。她还对海外媒体,海外人权活动组织对李元龙的关心和声援表示感谢。

杨秀敏:“我当然希望能够尽快见到他,希望他能够尽快回到家里来。”

杨秀敏还说,李元龙被逮捕之后,一直没有见到他。他们夫妇俩有一个孩子,快要参加高考了。

*库柏:不应立案*

美联社报导说,李元龙在这之前,曾经因为揭露毕节地区的失业问题和农村贫困现象而和当地官员发生了过节。

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上个星期五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李元龙。这个组织的执行主任库柏说:“和所有敬业的新闻工作者一样,李元龙在他的文章受到他自己报纸的新闻检查的情况下,把文章上网。他没有犯任何罪,仅仅表达了自己对一些腐败官员的行为提出批评。这个案子根本就不值得立案审理。”

美联社的报导说,李云龙的案子可能会在十五天之内宣判。美联社援引律师的话说,李元龙可能会被判一年到三年。

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玫瑰呼唤行动

【大纪元5月1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访报导)5月14号是母亲节。在母亲节当天,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玫瑰呼唤行动,她们表示,要以玫瑰抵挡坦克,她们还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公开纪念六四受难者。

星期天,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在母亲节当天下午三点十五分,在港岛的铜锣湾闹区发起玫瑰呼唤的行动,呼吁人道对待天安门母亲,自由悼念孩子与亲人,也到场支持的香港人权侦查主席何秀兰说----

何秀兰:“我也是一位母亲,我也有孩子,我很明白一个父母对子女的关心,不过这些孩子没有犯错却死的不明不白,后来连追念的权利也没有,每一年到孩子罹难的日子,也要受到政府的限制。所以我们今天站在一起,希望北京政府好好正视这个问题。”

大会现场播放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讲话。她表示,作为一名女姓,在一生当中,大都经历为人女、为人父、为人母的人生历程,他们的最大悲哀、最大不幸莫过于少年丧母、中年丧夫、老年丧子。

丁子霖说,她们不会放弃,相信总有一天能够在儿女的墓地放声痛哭。除了丁子霖之外,现场也播放民运人士王丹的讲话片段。王丹说,有这样的政府,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耻辱,如何让那些母亲们在有生之年,可以公开的悼念自己的子女,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去争取的事情。

大会在现场带领参加者齐唱“天安门母的呼唤”的歌曲(音乐)----

“强权压不了悲伤,悲伤可转化力量,力量源自于真相,真相越战越强。”

玫瑰呼唤的活动吸引了数百名市民围观,主办单位在现场收集签名,准备寄到北京市国务院办公室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香港民主党主席李永达对记者说----

李永达:“我觉得中国大陆如果希望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应该给每一个中国人有自由参加纪念六四活动的权利,我也反对政府压制那些天安门母亲的活动。”

玫瑰呼唤活动在下午四点半左右结束,担任玫瑰呼唤的使者将红色和白色的玫瑰分别插在巨大看板上许多并排坦克的枪管里,希望以玫瑰抵挡子弹,以爱和良知停止暴力,要求北京当局不要再让六四的死难者家属遭到任何白色的恐怖,监视、骚扰以及不人道的对待。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香港神学院取消余杰、李柏光访问资格

【大纪元5月1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余杰等人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后,香港一座神学院取消了对他们的访问邀请。

大陆家庭教会成员余杰、李柏光在星期四于白宫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后,第二天早上分别收到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代理主任姚熙一(音)的邮件,称“鉴于近日引起广泛关注的某些国际事件”,认为目前不宜邀请二人来港,决定暂时取消他们于下月到该机构做访问研究的计划。

余杰当天发表公开信表示抗议及要求该神学院公开道歉,信中写道“难道仅仅因为与布什的会见,就让我们变成了不适宜的人士?此事件再次表明香港正在变得越来越像大陆,这是一件让学术自由蒙羞的事情,更是一件让神蒙羞的事情”。

本身也是基督徒的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认为,事件是中共政权通过港府施压的结果,也是香港宗教自由遭箝制的警号。他说----

司徒华∶“在香港,宗教有很多种,一直以来都没有对宗教有什么干预。这一次很明显是首次这个政策问题介入了宗教。我看是中共政权给特区政府压力,特区政府又给神学院压力,所以它取消了邀请余杰他们来香港。不是每一个人都屈服在这个压力下的,看你自己本身坚不坚强嘛。这个事件看来,一方面是有压力的;另一方面就是神学院里面的人他们也害怕,所以才发生这样的事情。”

事件引起国际及香港媒体的关注,《苹果日报》星期六的一篇题为“与布什会面是罪行?”的评论员文章,谴责该神学院取消大陆异见人士以学者身分访港,损害了香港学术自由。文章写道“取消邀请余杰来港,等同于对学者行为做政治审查;如果越来越多学术机构跟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一样,揣摩北京的意思,香港的学术自由将会被严重削弱”。

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的工作人员叶婉瑜(音)女士则认为,除了政治因素,事件与香港多处神学院近年加强与大陆基督教组织及个人的交往有密切关系----

叶婉瑜∶“不单是可能自我审查,因为暑假课程就是一些专门为内地来的人预备的嘛,他们可能免得以后再犯又麻烦。今天香港的每个神学院也都跟内地有很多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在哪边做访问,学者呀,以后就邀请一些那边的同学、教务人员到香港念神学,还有现在每年的暑假、寒假,他们都办一些普通话的课程。所以没办法啦,现在回归以后,其实很多香港基督徒也觉得这是满好的一个机会,可以服事中国的教会。”

而作为一个香港的基督徒,叶女士认为,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与美国总统会面就取消邀请,是极不合理的----

叶婉瑜∶“他们是利用不同的途径来给中央政府一些压力,争取他们的权利吧,不是宪法里面讲他们可以有宗教自由啊?应该可以按照自己的宗教背景来聚会。但是内地呢,他说是余杰他们的教会不定期的都有人抓他们,或有人来跟他们谈话。

所以他也领会这个聚会权,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看余杰他们几个人所提出的几项事情没什么特别的,所以叫他关注一下,叫他们以后到中国去也找一些国内的家庭教会的人来谈谈,那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就全面一点,我觉得也满好啦。因为其实我们在香港的基督徒也是,要是我们想认识今天的(中国)基督教,也不会单单只是访问官方的教会。”

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是一个关注内地宗教事务的机构,近年来举办不少收费短期课程,吸引大批大陆基督徒来港进修,同时该院教职员也常前往大陆讲座。在媒体连日追问下,该神学院始终对取消访问事件保持沉默。记者星期天通过一位教会人士得到发出取消函的姚熙一博士的间接回应----

教会人士∶“我刚才打过电话给姚博士,问他要不要跟你做个访问,他说不要啦,今天没有什么要讲的事情,就是说现在不适宜见。”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人大校友修炼法轮功第七次被抓捕

【大纪元5月15日讯】据明慧网5月14日报导,陕西神木县中国人民大学校友李旭鹏,最近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第七次被抓捕,目前在沈阳张士洗脑班遭受迫害。

据明慧网消息,李旭鹏从小聪明、好读,为人正直忠厚,1993年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人大)社会学系,毕业后任教于沈阳国家行政学院。当李旭鹏还是大学学生时,在寻寻觅觅中找到了法轮功,并从此步入他新的人生。99年7.20后,他与广大法轮功学员一样,怀着善念走访省委,走到北京,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次次的牢狱与酷刑。以下为明慧网透露的李旭鹏资料。

济世大志难酬 苦寻终得大法

怀抱济世大志的李旭鹏也曾被共产主义那一套迷惑过,然而随着不断的接触社会,尤其是上了人民大学之后,他经历一个痛苦的心灵旅程。马列那套理论已经在大学的殿堂悄然收场,政治经济学被西方经济学取代,国际共运史课程撤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专业被砍掉,这个共产党的第二党校不知谁还真信共产主义,那马列学者只剩下尴尬了。

改革开放带给高校短暂的自由活跃的学术气氛又被六四大屠杀的腥风血雨扑灭了,这些“天之骄子”们无奈的向钱看去,人心大变,随之而来的是对享乐、低级趣味的追求;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上行下效,物欲横流,黄赌毒泛滥,道德大滑坡。“我愿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就是为了这样的人、这样的社会么!?”这些问题让李旭鹏深深的痛苦着,人生短暂哪,出路到底在哪里?

于是李旭鹏钻进图书馆,开始博览群书,想要找到一个无惑的答案。他看上了佛经,当时认为找到了答案并准备95年出家修行。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了法轮功的书籍,认定这才是难得的正法。借助校园里的一张海报,他到北大找到了炼功点,从此走上了无悔无惑的大法修炼之路。

真修法轮大法 品德才智俱进

得法后,李旭鹏放弃了出家的想法,从做好人做起,严格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在同学中有很好的声誉,学习成绩和各方面工作也非常优异。

在一次实际社会调查中,他被派到东北贫苦县调查贫困户。就在他实地走访一位年迈贫困的孤寡老人后,当地政府部门的领导便宴请这个“上边”来的学生。本来想要讨好,却没想到这位尚未出茅庐的学生,竟不领这个情。面对一桌丰盛的酒宴,他咽不下去,说了一句:“这桌菜多少钱?你们知不知道就在几里之外,有人吃不上饭!”举座哑然。后来该地政府又向学校写去表扬信,赞扬这位人大学子的工作负责,敢做敢言。

大四下学期,同寝室的同学开玩笑说:“你们炼法轮功的能舍,你要能把留京名额舍给我就好了!”他慈悲的看着这位同学,说:“那就给你吧。”那位同学惊讶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那时在北京上学的外地学生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李旭鹏为人大炼功点的创建做了很多铺垫工作,后来又和人大其他学员在颐和园建立一个炼功点。

毕业后李旭鹏任职沈阳国家行政学院,负责公务员课程的编制和教学。由于李旭鹏广博的学识,以及学大法后融会贯通的才智,经常使得来听课的处级以上干部们口服心服,反映热烈。

真善忍在心间 敢为先擎巨难

1999年4.25之后,公安开始奉命骚扰炼功点的晨练,在没有任何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强行要求禁止炼功点悬挂“法轮大法义务教功”的横幅,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沈阳很多炼功点包括他所在的炼功点负责人怕与政府发生争执,便屈从了这无理要求。当时李旭鹏认为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没有任何理由让把横幅摘掉,不能够对错误的东西听之任之。

于是他和另一位功友于溟把自己家里的横幅拿出来从新又挂出去,并且每天早晨炼功时坚定的守在横幅两边,防止公安不出示任何证件随意拆除。持续近一周后,来炼功点学功、炼功人数由300多人猛增至700人左右。

1999年7.20左右,沈阳法轮功学员在省政府前请愿,大批警察和武警试图强力驱散数千上访群众。李旭鹏毅然站出来作为代表,只身一人走进政府大门。就这样连辅导员都不是的他,被当作沈阳法轮功的所谓“第二梯队骨干”被抓捕。随后他因去北京上访,再次被抓。

99 年10月江泽民与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李旭鹏和妻子王献华又一次进京上访,面对冤狱,面对未卜之前途,他们做了诀别:妻子把崭新的毛巾一撕两半,各持一片,分别时,他摆摆手对妻子说“永别了。”朋友有感于这一幕,留下“只为真善忍,夫妻相决诀,纤手分巾裂,此生可永别?”的字句。

99年底李旭鹏与功友按照同政府有关负责人的约定,到政府机关上访陈述,然而当他们到达后,堂堂的中国省市级政府居然背信弃义,不仅不予接待,反而将他们全部绑架进劳教所。

李旭鹏在龙山教养院被关押期间,带头抵制迫害,曾成功的进行了集体绝食抗议,迫使院方撤销了很多虐待法轮功学员的做法,个别警察对此恨之入骨,狂称:想黑了李旭鹏。

第四至六次被捕

2000年年末李旭鹏第四次被抓,但却巧妙的逃了出来,610悬赏数万元在全国范围内对他进行通缉。

2001年初,李旭鹏在北京被抓捕,后被判两年劳教。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关押期间,他因为坚持信仰,遭受了严重迫害,如长时间单独封闭折磨,被关进热水房蒸烤等,后又被非法延期十个月。但李旭鹏始终不妥协,在他的影响下,很多被所谓“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清醒过来,当时他所在大队,很多人甚至直接写声明,宣布自己曾写的违背大法的材料作废,还有的不屑于接受所谓的“减期奖励”,让那些警察们惶惶不安。后来该大队解散了。

2004年末,李旭鹏第六次被抓,被关押在海淀看守所遭酷刑折磨致使他曾两度被送进医院抢救。

看望学员 第七次被捕

2006年3月李旭鹏去看望受到迫害正在家中卧床的法轮功学员白少华,没想到就这样第七次被抓捕了。一个月后,这些中共的警察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又将他送至沈阳张士洗脑班继续迫害,如今李旭鹏的情况不详。

明慧网呼吁国际社会和善良的人们对此给予关注,帮助制止对李旭鹏的迫害,早日救他走出张士洗脑班。

法轮功2002年电视插播者反迫害生命垂危

【大纪元5月15日讯】据明慧网5月14日报导,因于2002年在长春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被重判19年的梁振兴,目前在四平监狱绝食抗议迫害,生命垂危。

据明慧网资料,2002 年3月5日晚8时左右,吉林省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八个频道被插播《法轮大法洪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法轮功真相电视片,时间长达四、五十分钟。 长春有线电视网公司有用户三十万,观众逾百万人。此事在中国民间引起极大震动,很多老百姓因此得知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

对此,迫害法轮功的发起者江泽民十分恐惧,暗中密令“杀无赦”。随后吉林大开杀戒,抓捕了5000多名长春法轮功学员,在大抓捕中,至少6人被打死,另有15人被非法判4至20年徒刑。长春法轮功学员梁振兴是电视插播主要组织者之一,被重判十九年。

据透露,2002年至今整整4年,梁振兴曾被转至多个监狱进行迫害,从吉林监狱转至长春铁北监狱,又转至四平石岭监狱,四年来不断的有消息传出梁振兴在监狱中被残酷迫害的消息。转至四平监狱至今, 狱警为了达到迫害梁振兴的目地,不许任何人与他说话接触,如要有人与他说话甚至看他一眼,那个人都会被毒打一顿,从而达到更深层的精神上对他的迫害。

据知情人透露,面对不断变换的迫害手法,梁振兴坚决绝食反迫害,目前已绝食5天,被转押至四平市中心医院,生命随时都有危险。监狱将梁振兴家人找来,告诉他们要对梁振兴强行灌食,并要家属在旁看着,如有生命危险它们不负责。

明慧网呼吁各界关注梁振兴被迫害的情况,帮助制止迫害。(

方草:大哥你好吗?

【大纪元5月15日讯】杨天水先生2006年4月26日被镇江市检察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将于5月16日在当地法院开庭审理。天水先生本名杨同彦,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大历史系。1990年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刑10年,1990年6月至2000年5月被关押于南京龙潭监狱。2000年刑满获释,又被剥夺政治权利4年。2004年5月27日被刑事拘留15天。天水先生如今年龄已是四十有五,如果当局这次构陷成功,遂其所愿将天水先生下狱的话,等到天水先生服刑期满出狱之时,他已是年近花甲之人了。

在此次被捕之前,先生定居于南京。

2004年12月24日平安夜,杨天水先生前往杭州访友,警方以“口头传唤”方式将其带走,强行押解回南京,并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拘留。后经海内外朋友、国际媒体及郭国汀律师等多方努力争取,2005年1月24日得以“取保候审”。

2005年12月23日下午3点半左右,天水先生与侯文豹先生一同回家,在自家门口被早已守侯多时的国保便衣十多人围住分别强行带走。侯文豹于第二天获释,而天水先生则被关押至今。
我甚至不敢去读天水先生再次被捕的消息,因为我不知该如何面对这又一个不幸。先生的人格魅力早为众人所周知,他高尚而正直,从不贪恋一般人与生俱来的物欲追求。我身为一位幼于她多年的普通女子,因为夫君张林与他是好友的缘故,得以和他相识,从那以后对他一直以“大哥”相称。对我而言,能够结识这么一位堪称“中国良心”的人,是此生一大荣幸。但我却又但愿不认识他,因为既然与他相识并成为彼此信任的朋友,就要不得不承受起眼睁睁看着他失去自由走向班房的痛苦,此痛钻心,痛何矣哉。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煎熬。我和他虽然不在同一城市,却时时感到他仿佛就在身边,即便此时他正在看守所里面对着铁窗,我仍然持续地有着这种感觉。前些日子某个夜晚醒来时,于夜深人静、身边小女正在酣眠之际,恍惚间眼前竟出现了一幕幻象:我仿佛在黑暗中看见了他正在寒舍与夫君做彻夜长谈,他们都没有入狱。

往事历历在目,回首往事却只能带来子夜时分茫然四顾,斯人不再,月辉空留的惆怅。

我在和天水先生的交往中,只觉得他平易近人,对他人充满爱心。我曾近距离地看到过他的一些行为,譬如说:他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但当他去帮助那些因贫困而上不起学的孩子们时,却没有丝毫的迟疑,并且他从不因诸如此类的善举而自豪,平静得就像这一切都是为自己而做的。如此心怀博爱、仁者爱人之人,何来“颠覆国家政权”?他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的大著作家,他是在用自己激越的心灵的力量和道义铁笔的犁铧来耕耘这片土地啊!

我所理解的“颠覆国家政权”,应该是某种实际性的行为,比如拿起武器对抗政府,造成流血事件,给这个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危害。天水先生不过是在用文学写作的方式来表达着他对这个国家、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十三亿同胞兄弟的赤子之爱,难道这也有罪?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和思想者,他只是在用直接 、真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念,在用事实依据据说话,他的文章和他的人品一样没有任何虚假不实之处。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都希望生活在一个真实的时代,不说真话的人,如何配得上“知识分子”这一称谓?如果知识分子们都不敢说实话,都一个劲地去阿谀奉承、粉饰太平,我想要不了多久,这个国家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马戏团,民众都将带着假面具满口谎言或者干脆装哑巴,而当权的国家领导者们也将会在一片“歌舞升平、太平盛世”中,悄然变异成一群身穿斑马戏装、满脸擦红抹绿的跳梁小丑。难道国家领导者们真的希望人民全是白痴吗?难道真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吗?我忍不住要问那帮“领导者们”一句:你们究竟是国家、人民的领袖还是一群跳梁小丑呢?

我记得某次美国总统访华,领袖们口口声声说代表“中国人民”,那么为什么“人民”连说句谏言献策的话都要遭受牢狱之灾?我不明白你们究竟代表了谁?我想大概是代表了那些溜须拍马、脑满肠肥、吸足了民脂民膏的官吏们吧。或者说:代表了你们自己!也许这样更好,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很久未见天水先生了,十分担心。天水大哥:炎夏将至,你身体可好?精神状况如何?在他们的监狱里是否遭受了虐待?我相信你必矢志不渝,我永远支持你,虽然我不敢说能完全理解你。你为这个国家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所承受的一切,我和与我同样等你平安出来的人们,都将铭记在心。此刻,看着你的照片,心中的痛楚无以言叙。

大哥,请你一定珍重!他们为你设好的巴士底监狱的高墙必定在你刑满之前轰然倒塌,他们剩下的日子一定会比他们给你定下的刑期短许多。

2006.5.12

遇罗文:遇罗克、文革和中国当前的维权运动

【大纪元5月15日讯】在“文革”四十周年前夕,最近我接受了德国第二电视台。英国BBC广播电台,和香港有线电视台的采访。尽管他们对“文革”的关注点不一样,但是都提出同样一个问题——需要不需要纪念“文革”,不纪念它有什么危害?恐怕这也是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首先想到的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有点低智商──“文革”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不纪念那还有什么可纪念的吗,这不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常识吗?

  之所以对常识有了疑问,根源在于中共当局最近公开宣布禁止有关“文革”的纪念活动。禁止就够荒唐的了,禁止的理由更是荒唐可笑,居然是为了安定团结。

  到底想让谁和谁团结呢?要让“文革”的受害者与杀人打人的凶手们去团结吗?如果这个逻辑能成立,那么南京大屠杀甚至抗日战争也不用纪念了,以免影响了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与被残害的中国人的团结;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也不用再开办了,以免影响希特勒之流的纳粹分子与犹太人的团结……

  禁止纪念“文革”无非是强迫人们去遗忘,这是可能的吗?我在调查北京大兴县大屠杀事件时遇到这么一件事:

  有一位女士(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在那次事件中她的亲人都被杀害了,她是唯一的幸存者。后来她虽然有较好的工作,但是始终没有结婚。许多亲戚朋友帮她说媒,劝说她,也无法把她从痛苦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她解释说,一想到死去的亲人们,她觉得活着都没有意思,如果成立了家庭,这种情绪能给别人带来幸福吗?

  不去追讨肇事的元凶,不给受害人满意的说法,想让人忘掉这段历史,可能吗?也许有人会天真的想:不是有“落实政策”这么一说吗?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把这种所谓的“落实政策”刻画清楚了。

  五年前我采访了揽杆市事件的受害人李文波亲属──李文波的小儿子李玉海先生。经历过文革的北京人都知道崇文区榄杆市事件,那时正是红卫兵抄家打人刚刚兴起的时候。突然传说李文波用菜刀报复了红卫兵,中共政权立刻演绎成阶级敌人行凶反攻的事例,于是红卫兵大开杀戒就有了藉口。李文波当场被打死不算,几天以后周恩来主持的公审大会上,又把已死的李文波和还没被打死的李太太宣判了死刑。

  事实真相是李文波根本就没伤害任何人,红卫兵打了他半天他都没有反抗,只是他太太刘文秀想去上厕所红卫兵不允许还打他太太,他才急了,想去保护她。

  李文波夫妇冤死了十几年之后,终于得到了“平反”,李玉海先生得到的无非是法院打印的一页纸,除了一通废话以外有用的只是“无罪”两字。李文波以前是东北军主管财务的官员,家中资产不可谓不多,红卫兵抄走了的古玩字画存折全天下落,可笑的是一个花旗银行存折,内瓤全没了,只剩个空壳还给了李玉海。人白死了不算、连财产也没要回来──这就是落实。

  李玉海先生现在在一所区办大学教书,妻子又有病,生活十分困难。而残害李文波的大小凶手们,无论是宣判的周恩来还是诬陷李的女红卫兵,还是动手打死人的红卫兵这些群体灭绝罪的凶手们,至今没有一人受到惩罚,哪怕仅仅是官方文字上的谴责!

  让受害者忘掉“文革”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不想,忘掉文革对谁有利?毫无疑问,施害者最希望受害者得健忘症。傻子都能明白,希特勒和他的党卫军们,就希望犹太人不记得大屠杀这回事;东条英机和军国主义分子,也希望没人提南京大屠杀。如果他们还掌着权,如果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给受害人平反的话,恐怕受害者也就和李玉海先生得到的差不多。禁止受害人对受害经历的纪念,就正如王友琴女士所说的,那是“不正义的延续”。

  我的哥哥遇罗克仅仅因为一篇提倡平等的文章被判了死刑。二十七岁的年轻生命就被活活剥夺了,所谓“补偿”也就给了两年的学生工资约三千块人民币。抄家时公安局拿走的日记,我家多次索要至今不还。

  众所周知,遇罗克是反对血统论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当时血统论所以那么猖撅,除了毛泽东及其官僚们长期推行的效果以外,文革时闹腾最凶的是个叫谭立夫的大学生,他极力鼓吹血统论,以至那些杀人打人的红卫兵凶手们,常以谭立夫讲话当行事准则。到了二十世纪末,谭立夫又成了共产党的高官,不过是改了名换了处,成了故宫博物院的党委书记。据说还写了书,依然得意“文革”时的辉煌。

  我在调查大兴屠杀事件时也发现,那些屠杀事件的策划者们,现在活得都挺滋润,原先在公社任职的,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

  这些人和他们利益的代表者,当然不喜欢谈“文革”。他们有资格让受害人忘掉文革吗?正如纳粹分子让犹太人忘掉死亡集中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让中国人忘掉南京大屠杀,这难道不荒唐可笑吗?

  既然明白了禁止纪念“文革”对谁有利,自然也让人想到对谁有害。

  对“文革”时期的受害者有害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起码有悻于公正的原则。但是更多的受害者则是那些对“文革”一无所知的人。由于禁止纪念“文革”,与“文革”有关的纪实文学、记录片、小说、电影、教科书就无缘于人见面了,“文革”后出生的人对“文革”的知情权被剥夺了,他们就无从吸取文革的反面教训,一旦再卷人类似“文革”的狂热反常事件中就会毫不察觉。尤其是毒害人们已久而又易于接受的暴民意识会滋长蔓延。

  也许有人会乐观地认为,类似“文革”时期的残暴行为可能不会发生了,毕竟今天已是物质文明极大提高了,外部环境的精神文明也有了极大的进步。我只能遗憾的说,这是您的一厢情愿。就看看当前人们对野蛮行径的麻木不仁,我们感觉不到比“文革”时期的愚昧强了多少;看看最近震惊中外的苏家屯事件,我简直就感到又回到了“文革”。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文明国度难以想像的事件,其中主要原因是,犯了群体灭绝罪的人在中国从来没得到过制裁,丧失人性的凶手们就会有恃无恐。今天他们对付的是法轮功学员,明天也许对付的就是你或我,找个藉口太容易了,文革时这种例子还少吗?结果还不是人人自危,多数人都成了受害者!

  几年前我写了本小说。名字是《复仇者》。说的是一个小孩,经历了“文革”时的恐怖,全家人都被杀害了,后来他变成了复仇者,靠知识陆续杀了二十几个残害过人的凶手。没有一个出版社敢出版这个小说,他们认为这不利于社会稳定。其实正相反,如果靠不健全的法律不能维持社会的公正,起码也应该有另一种途径可能维持这种公正,这样的好处是坏人会有所顾忌,从长远上说是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可悲的是由于没有在国内进行过对“文革”的仔细认真地探讨,当局匆匆忙忙下了结论,接着连讨论、纪念、回忆一切与文革有关的活动都被逐步禁止了,许多人还不知道自己也是受害者。这种“害”不仅是物质和精神的,也应该包括道义和名誉的。

  从更广泛的意义说,禁止纪念“文革”有害于全体中国人民或者说中华民族。这种不正义的延续,最终受害的还是整个民族。

  有句俗话叫“以小比大”。我在调查大兴事件时还发现,屠杀最残暴的两个大村庄,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其中一个村庄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别的村庄引进外资很容易,外商到了我们村一听说以前发生过的事,人家扭头就走了,至今也没有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建立在这个村。

  幸好有今天这样的纪念活动,还能让全世界的人民知道中国人不是都那么麻木不仁,都对野蛮行径无动于衷,换句话说不是都那么没出息,从而能让其他民族对中国人瞧得起。既然咱们都认为中华民族是个伟大文明的民族,起码应懂得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不正义不保持沉默。如果我们都对“文革”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任何纪念活动,其他民族能尊重我们吗?

  至到今天,我依然十分敬佩我的哥哥遇罗克,在血统论横行中国的时候,不幸的是只有他一个人写出了一篇文章,整个知识份子阶层,除了为虎作怅的全处于失语状态。罗克为整个民族争了光。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国内越来越多的知识份子开始了脚踏实地的维权运动,尽管他们没有被枪毙的危险,但是我还是十分敬佩他们,因为他们也要顶风冒险,需要大智大勇,同时我也知道他们的工作是艰难的,有人为此受到了酷刑。由于有了他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才不辱没文明古国的称号。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文革”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遗憾的是不能来参加这次会议,这又是一次中国人民的不幸。在此我用罗克的一首诗来结束我的发言并与他们共勉──

  千里雪原泛月光,
  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夜亦迢迢路亦长。

高智晟:在一天里看到的和听到的

【大纪元5月15日讯】今天是中共政权以黑帮手法围堵我全家的第174天,也是新疆青年孟庆刚被北京市公安局黑恶势力绑架的55天,北京公安局这种公然践踏这个国家宪法法律及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文明和道德共识的令人不齿的行径,对这个政权心安理得地接受着。

在中共政权以黑帮地痞的手段围堵我全家的日子里,我每天能看到及听到的东西是骤然的减少了,尽管如是,每天能看到听到的沉重是让人喘不过去来。

我的生命画符中包含着太浓的悲情色彩。每天所接听的电话中,几乎没有哪个电话不是为痛陈苦难而打来的。今天的绝食感言里,我想以昨天为例,按着我看到和听到的时间发生顺序,对昨日一整天里看到和听到的循着记忆以记述。

一、人说山西好风光

早晨八点多一点,接到了昨日的第一个电话。山西的移民镇干部讲述了他自己的悲惨境 遇。据他自己讲,他自己所在的地区在前两年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的残酷和恐怖是超乎常人的想像及承受的,他自己仅仅是在一次干部会上讲了几句,说这样残酷的待人有点太过火了,没想到第二天就被停了职。灾难并未就此罢止,从此以后,他和他的家人恶运不断,他后来被开除了公职,多次莫名其妙地遭到不明身份者的殴打。本人和家里不断地遭受骚扰,他感到异常的忿怒和苦恼。人事间的事从来就巧合不断,另一名山西吕梁地区的乡镇武装干部昨日也来电话痛陈了和前一位干部类似的境遇!这位同样也被罢了职的原中共干部,也是在内部的干部会议上,替法轮功说了几句完全合乎常人及常情的话而几年来恶运不断,这位因为良知而付出惨痛代价的干部这是第三次电话给我,我也记下了他的联系电话。这两位可敬的同胞在向我倾诉他们个人及家庭的不幸和痛苦,令人痛心的是,我也只能跟着他们一道痛苦。

昨日早饭后的前两个小时,都被与山西有关的消息占据。九点多,来自山西的王先生等几名冤民来找我,王的父亲曾在46年期间,从仓然逃离上海的,躲避战祸的英国商人手中,用五十两黄金低价购买了位于上海繁华地带的楼房一幢!战争年间被国民党租用。王先生:“尽管在特殊的战争时期,但国民政府的租金却从来没有少过、即便是在他们彻离上海时也没有少过。” 但王先生说,“但共产党来了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一来就占了我家整栋大楼后来只给我们留下几间临时住的,后来,我当时才23岁的父亲被共产党说成是现行反革命被判处了无期徒刑(是1950年的事)。有一次,我们全家人都不在家时,发生了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我们晚上回到家时发现,我们全家的东西全都被乱扔在外面,最后留下让我们住的几间房子也被政府给抢走了,我们无奈流浪到山西借居住下,我们的房产至今被强行占着,我们该怎么办呀高律师?”

九点四十分,山西太原的靳先生在我面前掏出两份判决书,两份都是河北邯郸市中级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文书,两份生效判决文书涉及的 执行的款项达七百余万元,竟7年过去了,分文不能得到执行“企业已被拖垮了”。靳先生无耐的叹到。

有趣的是,更让几位山西谘询者大开眼界的是,在我们谈话的半小时里,不低于十辆的无牌照的小轿车及近四十名中共特务在我们周围营造着极其紧张的气氛,所有的车在不停的调换位置,所有的特务煞有介事的将我们团团包围!其中一名年近60岁的特务竟站在我们谈话不到30公分处听着我们的谈话,以特务和车辆频繁的调换位置的方式来刻意营造着紧张气氛,让人明显感受到这群无聊的特务们,完全是以此种方式进行着他们自我病态的精神刺激和自我的心理抚慰,除此,别无恰当解释。

二、苏家屯的别样风情

辞别了山西的谘询者后,我步行回家。解除了大规模现场紧容的特务们的神经并未敢有半点松弛。他们迅速的跟将过来,快到我家楼前门口时,沈阳市苏家屯一个自称是老犯的人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是苏家屯地区的老犯人,所以你就叫我老犯吧,并且说请你拿出笔来记一下我要讲的事。我找了台阶坐下开始边听他的电话边记录起来。这路途中的临时变故,又给了大批特务精神亢奋的机会,他们又故弄玄虚的按照既有的套路营造着紧张的气氛,我早已忘了他们的存在,老犯的电话记录如下:“高律师,我在苏家屯看守所认识一位叫岳永进的人,他是个好人。你并不认识他,但他坐牢却与你有关系。他是沈阳苏家屯区红菱镇张良村人,他2002年8月成为民选村长后,带领全村700多村民,推倒了开发商盖在非法从他们前任村领导那里买来的土地上盖起来的房屋,收回了前任村长村领导与政府官员勾结非法卖出去的750亩土地。他上任后发现该村前任领导大量的大肆贪污犯罪事实,经依法审计发现,该村三千多水田地,每亩一年水电费六十元而前任领导却向村民收取每亩每年一百八十元,仅这一项二十年里就多收取村民七百多万元被贪污,岳勇进是个老实人,他一上任后,就将每亩一百八十元的水电费降到了每亩六十元,他开始向镇里区里市里省里领导不断反应前任领导贪污犯罪的问题要求为村民追回损失。结果七百五十万元的贪污款只被犯罪的人象征性的退回了三万元,老岳又不断的上访才发现,不断的上访他们发现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村领导贪污腐败的问题。他们发现,辽宁省在修建省大高速公路时,给农民的占地补偿款全部被贪官侵占,张良村在修省大高速公路时应得的占地补偿款一百多万元却分文未给村里,九五年国家给他们村的一百多万救灾款也一分都没有给到农民手里。老岳后来才得知,不只是他们村的占地补偿款救灾款被那些黑心的官吏全部给侵占,其他村子也一样。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七日,老岳两口子为赵紫阳披麻带孝被抓后,中纪委才组织了专案组去查他们反应的问题,一查吓了一大跳。包括原省委书记闻士正(音)在内的省市政二百多名干部牵涉到了贪污侵占高速公路补偿款和九五年救灾款的贪赃案件中来,一大群贪官的问题查处后来不了了之。老岳他们两口子从此开始倒了楣。他的妻子两次被原村领导打伤,他们两口子多次被关禁闭。今年三月二十三日,老岳被苏家屯公安分局劳教一年半,他的妻子被劳教一年。你看现在是什么世道,整个都是告状的人哪,都是往死里整啊。”还有一件事才离谱呢,老岳两口子都知道你,但他们都不认识你。他们刚被抓的时候被审了很长时间,说国家安全部的人和北京市公安局四处的人一起审了他们,硬逼着要他们承认说,高智晟和他们一起组织了三个非法组织,还必须交代说高智晟是这三个组织的团长。并要交代说高智晟在二零零四年曾组织三百多名法轮功人员到天安门去抗议,让那些人去污衊党攻击党。可他们两口子说:二零零四年,我们连高智晟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我们怎么能接受他的指挥呢?安全部的官员说,“既然你们不愿意交代高智晟的犯罪事实,就只好劳教你们了。

既然你们不愿意交代高智晟的犯罪事实,就只好劳教你们了,你们别说党和政府没有给你们机会。“高律师,他们两口子是好人哪,他们宁愿坐牢,也不愿意昧着良心去污衊你。高律师,你也很危险啊,万一有人受不了那种折磨,按照安全部历次给你栽了赃的话,你不也就倒霉了吗?你可得小心啊。”

对这位苏家屯看守所的老范,我耐心地与他谈了许久,我向他打听有关苏家屯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话题,他说他不愿意谈这方面的事,他说:“苏家屯分局的(他指的是苏家屯公安分局)岳科长说过,老岳被劳教的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府怀疑他把他向外界透露了苏家屯事件,岳科长说,现在苏家屯所有的电话都被政府监控,谁敢胡来。”

倒是这位老范自己讲了以下这些苏家屯看守所的一些讯息:“第一被关在那里的人每天需要干活二十一小时到二十二小时,即每天早上五点到下半夜两点,专为韩国客户加工人工花束,凡完不成任务者,即被用铁链、成大字型锁在一块硬木板上站立着,第二天还得继续干活。二苏家屯看守所里的商品价格是外面商品价格的十倍左右。任何人用了在外面买来的东西都将受到惩罚,每个犯人一进监狱就必须在看守所买其日用品,外面一块军用棉被卖二十六元左右,在那里卖到二百四十元到二百七十元,且必须每人买一块。外面三元一把的阿莫西林药里面要卖到三十元。三所有犯人家属来看望被关的亲人,都必须点上一百二十元以上的两道菜,两个菜的成本不到二十元,不点菜就不让探望。四,谁把苏家屯看守所的事说出去,就劳教他全家。”老范说:“我全家就我一个人我不怕。”

三、别样的上海市

回到家后,数小时里接到上海冤民的数个电话。华先生打来电话说:“周三上午上海市政府门前聚集了为上海市政府与恶商勾结而被抢劫了房产而无家可归的两千多上海市民。大批的警察赶到现场虎视眈眈,他说:“这已经是上海市政府门前每周周三的绝对固定的景致,贪官污吏们贪赃枉法却把它们抢劫了人们的财产无家可归的人们每周周三都会围在政府门口讨说法,上海有这样好几万户的居民被政府抢劫了房产以后无家可归。周四又在上海市虹口区政府门口聚集了六百多人,他们和警察发生了冲突,说是区长接待日但是区长从来都不敢出来见这些被政府害惨了的无家可归的人,警察抓了一位姓金的先生和其他两人。”

不一会儿,又一位上海的先生打来电话。他昨天在虹口区政府门口,看到了不少被整的很惨的人,说他的朋友陶玉萍的丈夫被政府的打手闯进家里殴打当场打断了鼻梁骨打成脑震荡后房产被夷为平地,已好几年无家可归了,还有一位童先生,在强制拆迁被虹口区的警察打断左手臂至今无家可归。”

这位先生也向我讲了郑恩宠夫人蒋美丽目前被中共特务迫害、骚扰的处境。

四、郭起真又被中共警察绑架

昨日两次接到郭起真夫人打来电话,第一次是,中共警察闯到了郭起真孩子读书的学校里,针对孩子施加暴力,去暴力抢夺孩子的钥匙,因孩子拚死抗争而未能得逞。夜里,二十多名中共特务、警察连砸带锹进入郭家暴力绑架了郭起真,据说现场惊心动魄很是恐怖。

….

以上仅属我在昨日一天里,看到及听到的部分各地电话中讲述的罪恶。让我感觉到,这样的流氓制度存在一天,即会制造无以复古的人间悲剧。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或者是自己的亲人即永远会是这样不断发生着的悲剧里的看客。起而和平抗争,起而拯救苦难中的民族及蒙难同胞,起而和平改变这场丧失人性毫无理智的专制制度,当成为我们整个民族成员迫在眉睫的任务。

今天,我和全国二十九个省的其他四百余名勇敢的同胞,以饿肚子的方式来抗议野蛮暴政针对无辜人民的犯罪侵害。声援上述这些蒙难的同胞。我们同时以这样的过程,殷切的期望着,含中共领导体系内具有良知的同胞及广大普通的中共党员在内的所有民族成员尽快觉醒,早日与我们一道共同努力,摆脱我们民族的苦难,迈向我们民族文明进步的明天。

2006年5月13日,在有中共特务围堵的日子里于北京家里。

(以上由录音整理)(

多名巨贪判死缓 引发强烈质疑

【大纪元5月15日讯】中共武汉铁路分局原副局长刘志祥,2006年4月30日,因故意伤害、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名,被判处死刑,缓行二年,判刑结果遭到民间强烈质疑,引发网路上对多名巨贪高官“死缓”之判刑是否判轻的热议。

“死缓”贪官 判词雷同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导,所有获判“死缓”的贪官其判词相类似:“○○○犯罪金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恶劣,后果极其严重。被告○○○在本案中能主动交代自己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并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赃款赃物全部追回,具有自首、立功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要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死缓也是死刑的一种,但在执行上有所区别。从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的死缓犯在两年后都被减为无期徒刑,或者15年以上2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因此,“死缓”与死刑比起来,可谓一生一死,天壤之别。

“雇凶杀人”是否该判死刑

报导说,同为“雇凶杀人”,网民质疑:“亿万富翁袁宝璟三兄弟也是雇凶杀人,他们提出要向国家捐500亿元,而且也要检举他人,都没有保住三条命,而刘志祥却可获判“死缓”。”

刘志祥的雇凶杀人,是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的两字之差,使判决结果发生了质的变化。
 
贪污多少钱才能判死刑

报导指出,据中共刑法规定,个人贪污或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刘志祥的涉案金额,已达4000多万元,在副厅级官员中的贪污受贿金额中,名列前茅,但最终被判死缓,因此有评论指出:“其他犯罪,大多杀无赦,为何经济犯罪就要赦免了?莫非法律面前,暴徒该处死,而贪官就该活命,即便有命案在身的贪官,照样保全性命?”

对贪官有“慎杀”趋势 

报导指出,这两年多来,不少贪官涉案金额少则几百万,多则数亿元,而且都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巨贪官员无一被判死刑。这一现象,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执法部门对于经济犯罪的慎杀趋势。

因此有不少人质疑:“慎杀”原则为什么先在经济犯罪上应用?在当下不少审判贪官的司法实践中,这种“法外施恩”的思维已经逾越了“嫌犯并非主观故意”、“未造成特别严重的社会危害”等先决条件。

执法无原则 百姓失信心

报导总结,现在“认罪态度较好、有自首情节、赃款已大部分追缴”等等因素,往往变成贪官免死的法宝。执法机关这种做法,难免让老百姓感到执法者有为贪官开脱的嫌疑,从而对反腐失去信心。

更有一些专家担忧:一个接一个贪官被判死缓,长此以往,贪官腐败可能会更加肆无忌惮,法律上的死刑,将失去了对贪官们的威慑力,更会使群众对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和动摇。

中国文革四十年香港媒体大幅报导

【大纪元5月15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2006年5月15日香港报导)5月16号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40周年。在中国大陆,媒体基本鸦雀无声,香港报纸则给予大篇幅报导。

中共中央1966年发出“五一六”通知。这个40年前毛泽东授意陈伯达起草的文件正式点燃了“造反有理”天翻地覆的熊熊大火。

南华早报5月15号用一个整版、明报用两个版面报导有关文革的内容。苹果日报发表多篇评论,纪念和反思这场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文化大革命”。

*南华早报:烧毁整个国家的政治大火*

南华早报刊登了黑龙江当年批判“黑帮分子”王一伦和陈雷的黑白大照片。两人站在椅子上,弯腰低头,脖子上挂著名字打叉的大牌子,还有一张是毛泽东、林彪在敞篷车上检阅红卫兵的照片。

南华早报长篇报导的题目是:烧毁整个国家的政治大火。该报驻广东记者还采访了在汕头建立第一个文革博物馆的发起人彭启安。南华早报中国版的编辑还发表文章,题目是:大陆一片寂静表明文革教训已被忘记。

*专家估计八成大学生对文革一无所知*

明报纪念文革专题大标题是:岂容青史尽成灰。报导援引中国文革专家徐友渔的话说,当政者埋葬史实在荒谬。徐友渔说,政府指责日本掩饰二战历史,但自己却把10年文革历史故意埋葬,是“非常荒谬的事情”。明报对一些北京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非常了解这段历史的并不多。徐友渔估计,有八成大学生对文革“一无所知”。

明报刊登了一张黑白照片,内容是1966年7月内蒙文化副局长布赫和担任内蒙电影制片长副厂长的妻子珠兰在呼和浩特被批斗的场面。布赫是后来担任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的儿子。年已90多岁的老翻译家杨宪益说,文革仍是一笔“糊涂账”。1989年“六四”后被开除出党的杨宪益说,40年了,中国的制度没有多大进步。

*李大同:当局并没有吸取文革教训*

中青报冰点周刊前主编李大同也说,当局并没有吸取文革教训,制度仍然没有改变。他说:“要彻底否定文革,就必须牵涉体制问题。...体制造就了毛,毛利用了体制,他们互为因果,没这套体制搞不成文革。”

苹果日报刊登中国杂文作家焦国标的文章说,之所以说毛泽东文革,是因为还有邓小平文革、江泽民文革、胡锦涛文革。他说,这些后继者基本上一个也没有超越毛泽东,文革仍在进行。

专栏作家李怡也题为“文革集体失忆”的文章中说,文革40周年之际在中共报章上“看不到任何回忆和反思文革的文章”,...“官方网页上也找不到任何有关文革资料”。资深报人李怡说:“ 只有权力、金钱、色欲、实利、没有迷惘,没有忏悔,也不准人民迷惘和忏悔,就是今天中共领导层的意识形态与施政方向。”

*陶杰:中华民族一场集体犯罪*

香港专栏作家陶杰发表文章从全球化角度审视了文革。他说:“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集体犯罪,是中国人内部的一项反人类罪行。所幸在于这一场罪行仅限于中华民族之自残,除了红色高棉波尔布特政权,并未向全球外溢。”

据中国有关方面统计,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起到1976年四人帮被逮捕为止,文革十年浩劫期间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死亡,受迫害的人不计其数,社会千疮百孔,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北京禁文革纪念 学者批毛论史

【大纪元5月15日讯】(美国之音记者:韦娓2006年5月14日华盛顿报导)整整40年前的5月16号,毛泽东发动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为中国大地随后10年的恐怖和暴力揭开序幕。40年后的今天,国内外学者正在对这场空前浩劫进行必要的反思。但是中国当局却阻拦国内学者前往国外参加文革研讨会。

*不许学者参加海外研讨会*

据香港明报报导,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之际,中国官方没有举办任何纪念活动。不过,多维网报导说,中国大陆一些研究文革的学者于2006年3月24到3月26号举办了“2006年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与会者共16人,是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山西等地的学者以及正在北京从事访问研究的一名瑞典的文革史专家。

香港明报说,美国东部的学者从5月12号起也在纽约举办文革40周年大型国际研讨会,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纽约市立大学联合主办,并命名为“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这次研讨会事先曾发信邀请10多名在中国大陆研究文革的学者前来参加,但是中国有关当局获悉后,责成这些学者所在机构劝喻他们不要参加,声称的理由是该研讨会由一个对中国不友善的基金会赞助。

*大陆文革研究之难*

目前中国大陆有不少学者在不同学术领域研究文革,但是由于没有专门学会,没有研究经费,学术论文也难以发表,所以有关研究难以开展,也缺少热情参与的学生。

明报说,中国当局对文革讨论的严厉遏制是不利于全民反思文革、不利于中国汲取教训,取得进步的。中国当局对文革讨论的遏制比10年前更严厉了。中宣部不久前要求全国各地不得举办任何纪念文革40周年的活动,中宣部声称,中共中央已在“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进行了科学总结,目前全国人民正聚精会神搞建设,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服务大局,多鼓劲、求稳定、构和谐。

*徐友渔:毛欺骗学生*

专门研究文革的徐友渔说,当年毛泽东告诉人民他希望实现光明和公平的社会,但是他把危及自己政治地位的人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欺骗人民说:一切不公平的根源在于这些人,并利用群众“炮打司令部”来为他除去心腹之患。得到上方宝剑的红卫兵小将果真不负毛的期望,把所有不合毛心意的人冠以封资修和牛鬼蛇神称号,施行红色暴政,当时举国上下一片混乱、经济陷于瘫痪,社会精英惨遭迫害甚至灭顶之灾。

法新社报导说,随后毛为了稳定局面又把小将们送往“农村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代人从此多半失去真正受教育的机会。当初在毛的大手召唤下为共产主义信仰而献身的红卫兵小将,至此也认识到自己受愚弄的悲哀。

*忘怀历史就没有未来*

文革学者徐友渔说:“这是文革的真正悲剧所在。因为这些学生小将多半从此失去了天真乐观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这些正是中国的现代化所需要的宝贵品质。历史是纠正自我中心,忘记历史就没有未来。为了不重蹈覆辙,所以我们绝不能忘怀文革历史,因为忘记历史就没有我们国家的未来。”

王天增:炼狱文革 又到文革

【大纪元5月15日讯】对于今日三十五岁以下的年青人来讲,文革的了解,都只是听家长或者是老人讲的,自己并没有亲身的体会。但是,做为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共产党来讲,则是无法消失的一个印记。直到今日,对文革的评价,仍然各说不一;所以,正值文革爆发四十年之际,我想谈谈我对文革的个人的意见,以供各位不同意见者,共同探索,求得共识。

1966年5月16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的日子,在这点上一般没有太大的争论;但是,如果说这一天就定为开始之日,我认为还不太确切;为此,我准备分为以下几个部份,来叙述。

一、文革的起因:

不少人说:毛泽东怀疑中共中央出了赫鲁晓夫,所以要发动文革,利用群众运动,揪出刘少奇等党内一些最高领导人,以稳固它的专治独裁的统治。这个观点,我认为值得商榷。

要正确解读文革,首先要解剖的是共产党的性质。虽然,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起家的,而且宣称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农民群众为基础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说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是公开的欺世惑众;但是,说以农民群众为基础,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因为在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中,真正的工人,几乎是零!里面除了毛泽东这个毕业于湘潭师范的中专生(旧知识份子),就是朱德式的旧军人。至于王明、周恩来、邓小平等,则是留过学吃过洋墨水的人。所以说,共产党根本就不是什么工人阶级领导的执政党。但是,说它是农民党,这倒也不为过。

因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的家庭,都是地主出身,用毛泽东的话说,他们身上都带有自己阶级的烙印;尤以毛泽东身上,农民烙印为甚。所以,共产党的革命,其实就是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没有任何本质的差别!共产党宣扬的马列主义,那只不过是同太平天国的上帝会、黄巾军的天地会一样,打着个晃子欺骗人民以充救世主罢了。不信,大家可以去翻翻《毛泽东选集》看,究竟老毛有几处是引经据典地选用了马列的段落,来论证自己论述是正确的?!一看就可以全明白了。

毛泽东死后,央视专门拍摄了毛泽东的卧室,一张大床上摆满了书,然而,除了《左传》、《春秋》……等等从国家图书馆里抢来的,永远不归还的古籍外,竟然没有一部有关马列的著作。

世界上哪里有如此信奉马列者,身边竟然没有马列书籍的,岂非怪事?这就像一名机械工程师,身边少不了有关机械的著作,基督徒少不了圣经,法轮功少不了《转法轮》一样;绝对让人不可思议!……

所以说,毛泽东充其量只不过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

既然毛是农民暴动的领袖,那么它身上就必然带有自己阶级的烙印;而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对中国历代的帝王将相历史的研究,是有深厚的基础的,正基于此,它就一直抓住军权始终不放;以致于为它独霸大权,打下了基础;也因此埋下了大搞历次政治运动祸根。

文革的真正起因,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向毛泽东递交万言书力陈大跃进、大炼钢铁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大倒退;人民公社干部虚报产量,强征暴敛致使农民口粮被抢充公粮,有的公社,竟敢把农民第二年的种子粮也都强行拉走;从而造成不少农民无粮锇死的惨重后果!

但是,自比秦始皇的毛泽东,不仅不接受别人提出的批评意见,反而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洲等党内高级干部打成“反党集团”!更株连了跟他们所属的一大批干部。从而引起了党内许多高层干部的不满和恐惧。加上从1959--1962年,连续三年的人祸的灾难中,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为了把灾难降到最低,于是发动人民自救,在农村实行了三自一包的联产责任制,同时开放了自由市场;这一切有效措施,虽然在灾难中仍然有人死去,但是毕竟还是使绝大多数人,闯过了生死关口,挺了过来。而在此期间,毛泽东也知自己责任重大,于是退居幕后;在这三年中,明明经常在新闻媒体频频亮相的毛泽东,却幽灵般的,连一张照片也不见了。这样一来,便使毛泽东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非常明显,此时的毛,在共产党中央内部,显得异常孤独;据当时流传到社会上的消息称:“周恩来一票定乾坤”,即:庐山会议期间,在决定下届总书记一职时,中央政治局七人中,毛泽东的三票是毛泽东自己先举手,然后朱德及另一名陆续举手;而刘少奇一方,邓小平等同时举手;原先准备弃权的周恩来最后举手投了毛泽东一票;结果毛以微弱多数,决定了他的总书记大权在握。……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毛泽东肯定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皇权汲汲可危了!然而,毛泽东毕竟没有全部再独霸大权,它的国家主席的大位,终于还是让给了刘少奇。三权变成了两权,它岂能甘心?!

正因为它的皇权受到巨大的冲击,才使它开始下决心,搞一场大的运动,来把刘少奇们全部清除出去!

以上时期,应该是文革的潜伏期。

恰恰在六零年三四月间,历史学家吴晗,在《人民文学》和《收获》上,发表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品,这就给后来的发动文革埋下了制造藉口的伏笔、只是由毛泽东等促成的人祸灾难,还没有过去,毛还不太敢立刻动手罢了。

二,文革的酝酿期:

1962--1963年间,是国民经济开始恢复阶段,也是人祸灾难后的一个比较宽松的时期;城市工厂也同农村一样,实行了产包制,由于有了计件和奖金,工人收入明显增加;文学艺术方面,也恢复到1956年以前的比较自由的阶段;如:连一直被共产党批判为卖国主义的京剧《四郎探母》和批判为宣扬为封资修的《大劈棺》等,也重新登上了舞台;全国上下又开始向欣欣向荣方向转化。

毛泽东经过几年的幕后蛰伏,认为清算三年的“资本主义路线”的时机到了;于是,首先在农村搞起了“四清运动”,推出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十条》,又称前十条。在这十条中,明确指出了:三年‘自然’(应为人祸)灾害期间,农村出现了资本主义回潮……,投机倒把,买空卖空……干部贪污集体财产……等等;要在农村中,揪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然而,这十条规定,在共产党中央,引起了强列不满;于是毛泽东在重新整合意见后,又共同推出了一个十条;即后十条。此即为四清运动的开始。

到了1964年春,农村四清运动,并没有取得毛泽东予期的效果;毛并没有拿到多少能整倒刘少奇们的第一手材料;于是,又推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改造二十三条》,并把这二十三条,引到了城市各个单位,在各单位组织学习,并逐步开展运动。

二十三条开宗明义地指出:要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不可变动的主题!

其实,早在1958年前后,刘少奇就让王光美在农村搞了一个试点:桃园经验,而与他同步,毛泽东也令江青在山西树立了一个大寨样板;他们动用国库,各自为自己的样板大唱对台戏。

此时,两派相持已经明显地摆到了前台。我们先不管两个经验是什么货色,只从这两台针锋相对的大戏,就可以观察出,究竟中共中央有没有矛盾,这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难怪当时我的一位在市里工作的朋友说:“中央一定是意见不统一,互唱对台戏。”

其实,这正是一场巨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前奏曲!

三,文化大革命是如此展开的:

从1968年传达的文件中得知:1965年夏,江青奉毛泽东之弥命,到上海找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命令他找人写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稿;柯找到了姚朋子(此人系三十年代的左派作家)的儿子姚文元;由其执笔,于1965年11月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题目,刊登在上海文汇报上;然后下令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北京日报》上刊登。然而,一直没有下文。

而此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毛泽东回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毛予感到可能要发生让它下台的“政变”(其实,当时是讨论有关文化革命如何开展的问题,也当然要举手表决;届时毛还真有可能失去总书记的大权),于是它坚决不予理睬,反而躲藏在南方它的行宫内,发号施令。继续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施压,逼迫彭刊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因为毛泽东毕竟还是现任总书记,彭真自知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同毛泽东抗衡的。于是,彭在毛的压力下,只以学术讨论的方式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由此,毛泽东终于找到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它大肆指责北京在黑后台的指挥下,把北京市委“变成了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并公然指责说:“……中国出了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我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指挥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它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完全是原话)。……

到了此时,人们心中已经知道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必是刘少奇无疑了;只是还没有到公开叫出来罢了。

1966年4月,各大院校驻进了工作队,继续贯彻执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二十三条》,开始了制造敌人的运动。像反右斗争一样,抓住一些教师言论上的“问题”,公开批斗关押,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引向了社会。

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通知,一场震惊中外,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大学讲师聂元梓反迫害的大字报号召下,顿成燎原之火,燃遍了中国各大院校!

…………。

“赶走工作队,继续闹革命!”“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工作队在毛泽东的命令和师生的遣责声中,狼狈地撤出了各个单位。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刊登在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头版左上方,最醒目的位置上: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

至此为止,一场祸国殃民的,明火执仗的破坏中华五千年文明遗存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无法压制地爆发了!

四,关于文革结束的时间问题:

有不少学者认为:文革结束的时间,应为三年后的1969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或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我不认同这个观点。原因如下:

事件的结束,要具备几条件:

(一)始作俑者,被阻止了犯罪的继续。
(二)始作俑者自己宣告结束,并实施了有效的结束行动。
(三)受害者不再反抗,加害者停止了加害,并主动等待法律的惩罚。
(四)在外力作用(例如罪犯被逮捕,或许死亡),加害者无法再犯罪。
…………。

综上所述,直至四人帮及其爪牙全员覆灭,文学艺术作品仍然绝大多数被禁止阅读,样板戏八个再加上《杜鹃山》,也不过十几个可以演出;这怎么能算结束了呢?

就迫害来讲:如《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在1974年仍然被逮捕入狱,直到1977年初,在胡耀帮的直接干预下,才从鬼门关中,夺回一条性命!其实,岂止如此,尚有以下情况,可以证明:

(一)文革根本没有结束,从外表上看,大型的迫害少多了,小型的迫害仍然在继续;江西的李九莲被害,再被奸尸!受到株连者成百上千人之众;辽宁的张志新就因为对毛泽东的倒行逆施说出实话,而遭遇割断喉管,然后枪杀!……更有多少不知姓名者,在毛魔淫威下,无辜丧命!那真是阴风劲吹,冤魂遍地啊!……

(二)虽然知识青年下乡上山,但社会秩序并没有得到恢复;社会上的打砸抢并没有结束,四川广西等省仍然时有武斗发生,甚至于有持枪武斗现象发生。人们不会忘记1976年12月福建那武斗的枪声!!

(三)学校复课,但是根本不是真复课;几乎所有的中学生都不正规上课;愿来就来,愿走就走。“斗、批、改”,只有‘斗’在继续。

(四)工人上班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工作时间织毛衣,打扑克没有任何约束;报纸天天读,你读你的,我睡我的,你读完了,我睡够了。

(五)也是最重要的,直到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才被取消;在此十年中,毛泽东的指示没有停,四人帮也一直在前台挑动天下大乱;直到1976年春,江青还在发动“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这怎么能说是1969年、或者1971年文革就结束了呢?!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存在,能说明文革结束吗?!?!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也只能说是大规模的迫害运动变小了;但是,造神运动仍在继续,毛泽东的“说话就是宣传!”的指示仍然畅通无阻的贯彻,有关文化产品,绝大多数仍然被严加封锁。人们仍然生存在文字狱、嘴巴狱无边无沿的怨海中。……

1976年四五事件的发生,正是中华民族为砸烂这些枷锁的最强的先声!!

1976年十月六日,这一天的震世之举,才是真正结束文革罪恶的惊雷!

毛泽东死啦!
四人帮抓起来啦!!……
文化大革命结束啦!!!……

听!!人们奔走相告,历史已迈入了下一个进程!!

但是,任何人也没有想到,下一个进程,竟然迎来的是1989年的六、四!!任何人也没有想到,竟然迎来的是1999年的六、一0!!竟然是活体劫夺中国同胞器官的法西斯共产党!!!!

苦难的中国啊!!!

以上文字,仅与胡平等先生商榷。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明,本人不胜感谢。

旅日华人 王天增 写在文革爆发四十周年前夕

2006.5.14 于东京

曹维录:马西忠逝世祭

【大纪元5月15日讯】马西忠,河北省廊坊市东沽港乡得胜口村村民,生于1916年1月,于2006年1月10日下午3时寿终正寝,享年90岁。当其时,约二百余亲友村民为其送葬。

马西忠两妹一弟,其父马树新民国年间行医为人治疮,家境殷实,衣食无虑,并置有薄田40余亩,瓦房7 间,马车一辆,骡子一头。马西忠13岁开始务农,18岁赶车辗转于周围村镇,为别村农民耕地、拉庄稼,靠打短工赚钱。一家人含辛茹苦,勤俭度日,积累日丰,到中共建国之年,已是村中较富的农户。两妹一弟在天津上学,生活可算幸福美满。马西忠于1946年在为邻村拉东西时被中共所属军队截获,为其拉军需物资四天后放回,未得任何报酬。

1949年风云突变,中共以暴力推翻了国民政府,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建立了中共政权,并紧接着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土地革命,马西忠家被定为地主成份,土地被没收,财产被瓜分,而这一切都是在正义的名义下光明正大的进行的,贫穷是光荣的代名词,勤劳致富成了十恶不赦的罪恶。不间断的斗争会纠缠着他们一家,灾难无情地降临在他们头上。那年,马西忠唯一的弟弟马西厚正在天津就读大学。西厚性情刚烈,听说家里被抄,财产被分,气血上涌,脖子肿涨,得俗名“气累”病,时间不长,便一命归西,成为中共建政后这个家庭中因政治而死去的第一人。

中共建政后,马家由富裕家庭一变而成为最为贫穷的家庭。马西忠大女儿得病无钱医治,于1953年去逝,时年4岁,成为这一家新政权建立后非正常死亡的第二人。

自被划定地主,马西忠一家处于卑微下贱境地,没有了作人的尊严,任何人都可以当面责骂他们,诬陷他们,他们不能为自己辩解。合作化以后,所有没人愿意干的累活、脏活、难活都由他们去干,他们没有选择劳动的权力。50年代,修建北京附近的官厅水库、密云水库,马西忠都首当其冲。

继大跃进之后的1959年,饥荒遍及全国,大食堂无村不建,人们地里吃,地里住,一家人吃住非常分散。马西忠5 岁男孩连城没人照顾,身染重病,乡村庸医胡乱医治,禁病人喝水。父母被强迫劳动,不能照顾有病的孩子。不久,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就离开了人间。痛失爱子,马西忠之妻谢其兰病倒在床。没有饭吃,没有医药,没有人照顾,不久也因病死于家中,时年42岁。谢其兰死后无钱安葬,用家里箩面用的柜子装殓,其面柜厚度不到2 公分。值此时,马家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非正常死亡已达四人。

进入60年代,毛泽东下达了治理海河的指令,各生产队都要出几个民工去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每年春秋两季,十万民工蚁附工地,掀挖车推,一干就是三个月。河工是农村中最累、最苦的活,其遭罪程度可以说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的苦役,河工中累病、累死人的事时有所闻。有门路有关系的想办法不去,没门路没关系但出身好的免强只去一两次,马西忠和其子马堪敏却要次次都去,没有十分特殊的情况是不能落下的。当时有一句顺口溜说:“十等社员没有辙,每年两季上海河。”马西忠家就是这样的“十等社员” 。

第一期海河工程,是在河北的交河县,没地方住,住的是民房,所谓民房,就是当地百姓养牲口用的破土房,上边露天,下边是粪草。两米多宽,四米长,里边还要放一些草,这样的地方,就要住五个人。当时有顺口溜说:“来到交河县,不如当劳改犯,吃的是猪狗食,住的是牛羊圈。”住的不好,吃也吃不饱。每个民工分的饭都不够吃,到了晚上,有些民工就在当地买柿子皮吃,这是工厂里作柿饼子时扔掉的,两毛钱一碗。由于柿子皮火性大,吃多了不行,一些民工早上醒来,嘴唇干裂,鼻子出血。民工愚昧,不知团结,还经常为一些言语小事,在施工中相互欺辱,制造麻烦,使本来相当苦的劳役又多了一层苦难。

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对阶级成份进行重新划分,马西忠家三榜都是地主。为了更便于对这一家人的迫害,马西忠的父亲马树新没有戴地主份子的帽子,而把帽子给正值盛年的马西忠戴上。这一沉重的打击使其父马树新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每一次运动中,地、富、反、坏四类分子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四清运动的积极份子们又一次明目张胆地来抄马西忠的家,这一次凡是他们能拿走的都被拿走了,大到名人字画、晚清花瓶,名贵砚台,小到桌椅板凳、锅碗用具,甚至孩子上学的书包钢笔也被拿走,他们公开地叫嚣:“一个拨火棍也不要给他们剩下!”马西忠心怀怨恨,背后叹息说:“土匪抢劫还要给剩一些东西,他们什么也不给剩。”其实马西忠也没有想到,更绝的还在后边,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些人又来第三次抄他的家。这一次再没什么可抄的了,就拆他的房子。所有的房子都被拆了,拆完后当时就运走。马西忠上有老母,下有一儿两女无处安身。为了继续活下去,他们一家就找了一些碎砖木棍,盖起了小房子居住,顽强地活了下来。改革开放之初,落实政策,大队给马西忠800元钱算是赔偿,马西忠愤愤地说:“那钱你们留着自己花吧,只要我们都记着有这码事就行!”

当政者如果稍具人性,马西忠家的生活将会是另一种局面。设想,如果四类分子的帽子给其父马树新,马西忠就是地主子女,不是专政对像,马西忠的儿子、女儿将是地主分子的第三代,是普通群众,不但在劳动中他们可以适当调整劳累程度,还有可能不会失去太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一些人本来就具有残忍、冷酷、幸灾东祸和损人利已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鼓励煸动下发挥到了极致。我们的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两权相害取其轻的设想,不过是对当局的残忍性估计不足的一厢情愿而已。据史书记载,当年曹操捉住陈宫后,想招降他,就问他说:“你想让你的老母和女儿活命吗?”陈宫回答说:“宫闻孝治天下者不绝人之亲,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宫也。”曹召养其母终身,并为其嫁女。现今当政者不讲“仁、孝”,既“绝人之亲”,又“乏人之祀”,上株下连,迫害无一遗漏。

马西忠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批斗会一个接一个地跟着他,子女纷纷被赶出校门,三个子女都没有完成小学学业,更重要的是,其子马堪敏34岁还没有娶上媳妇,没有女孩愿意嫁到地主家去被管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马西忠以大女儿马堪娟为其子换了媳妇。那家也是地主,虽说门当户对,没有大女儿去换,人家也是不会嫁过来的。在那个四类分子连奴隶地位都不够的年代里,他们普遍用这种方式解决儿女的婚姻问题。翻开历史看一看吧,有哪一个政权对人的统治是如此残忍。有人说:“那是历史上的事,现在时过境迁,都变好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这个政权并没有换,所有继承人都是由原来的当政者指定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并没有改变,对历史问题没有进行认真反思,更重要的,暴力对待批评其罪行的人依然是最常使用的基本统治策略。

对马西忠最后的一次重大打击发生在2005年的7月,对于这一次打击,他几乎没有一点感觉,他太老了,时常处于一种迷糊的状态中。05年的7月,他唯一的儿子马堪敏和妻子夜间赶车去集市卖葱,车被过路的汽车撞翻,马堪敏头被撞破,不治而亡,肇事汽车逃逸。

开始,人们直对马西忠隐瞒着马堪敏出事的真象,怕他受不住这一打击,马堪敏的丧事是在外边办的。后来人们发现,马西忠对这些重大的事件已经没有感觉了。当人们试着同他谈起其子马堪敏时,他竟不知道马堪敏是何许人了。马堪敏死后半年多,马西忠于90岁生日的当天,在村西地里下葬,入土为安了。

马西忠能活到90岁,在人们看来是一个奇迹,他一生厄运连连,被监督劳动20多年,三次被抄家,多次被批斗游街,青年丧弟,中年丧妻,三次丧子,90年代出外卖葱,腿被摔断,无钱医治,到死两腿一长一短。每一次打击,都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伤痕。在出殡的那一天,他的女儿,儿媳们哭得死去活来,其大女儿哭着说:“所有的事都让你一个人摊上了,你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哇,我的爹呀……”闻者无不落泪。

有人说马西忠长寿是因为他没心没肺,心里不装事,劳动时他想法耍花偷懒,游斗时他往树底下钻,让树枝把纸帽子碰掉,在外边冻时间长了到屋里就东拉西扯地多检查几句,多暖和一会儿,回家后在家里骂大街发泄,拿家里人当批斗他的人。他的孙媳妇成文青说:“咱爷到死什么话也没带走,该说的都说了。”

其实人们对马西忠看的也不全对,马西忠或许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迟迟没有作古,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有事没有办完。三次抄家,连他们藏在炕洞里的字画都被找出来拿走了,可是马西忠母亲缝在贴身衣服里的房产地契没有被翻走,她把它传给了马西忠。马西忠心里也有一本账:多少个古瓶瓷器,多少幅名人字画,多少古老木器……。他在等着有一天进行的正义的审判,“我就不信这个年头儿(指时代)会没完没了。”这个信念一直支持着他,“我不为要回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没有了,他们全祸祸了(指糟蹋了),我就是要问问他们,这样作对不对?”“就是要问问”,一等就是几十年。

上个世纪90年代,德国柏林法院审判前共产政权的头面人物,被害死者的妹妹出庭作证。她说:“今天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仇恨。”这个女人和马西忠出身于两个民族,相隔千里万里,而想法竟是这么惊人的一致,可见人们的善念都是差不多的。

马西忠没有等到“问问”的那一天,虽然活到了90岁高寿,也是含恨离开人间。但是,我们坚信,正义的审判迟早会来临,到了那个时候,马西忠没来得及“问问”的,我们会替他“问问”,但愿马西忠的灵魂得到安息。

(文章首发于《民主中国》)(

甘泉:中共是一个“合法组织”吗?

【大纪元5月15日讯】中共是一个“合法组织”吗?不!中共是一个“非法组织”!

“共产党是一个违宪组织,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的,却行使权力,是一种法外的权力,这是严重违法的,怎么能说‘依法治国’?”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在中国经改形势座谈会上一针见血地说。

据《开放》2006年5月号披露:今年三月初中国经改会在京郊举行内部的经改形势座谈会;会上,许多党内精英都能大胆吐露心声。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因为传媒和网络被封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全民都“与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不仅老百姓骂共产党,就连党内都骂共产党。可见,“一言堂”时代早已过去了!这次座谈会原先是不公开的,所以与会者连共产党是“非法组织”也都敢讲出来。

既然共产党是一个“非法组织”,那它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其实,共产党的产生是有两个“遗传基因”的!

“暴力,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这是这个党产生之日起便被决定的第一个遗传基因。”而“欺骗与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邪恶的中共,就是以暴力恐怖来夺取和维持政权,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的。“暴力”与“谎言”,正是中共邪党发家的两大法宝。

我也曾是一个普通党员,在私下的场合里,也可以具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但驾凌在这个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人性而存在。“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九评之一:《邪灵附体的特征》)

记得在“六。四”屠城后,学校邪党支部书记马上召开我们全体党员的紧急会议,传达“上级精神”:要求每一个党员都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并要求每一个教师都要“控制”学生不得到校外参加任何悼念活动,要承认“六。四”是一场动乱!就是在这个“党性”之下,党员被邪灵附体了,出买着自己的灵魂!

既然共产党是一种邪恶生灵,那么,它是如何起家的呢?“中国共产党说自己的历史是‘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往自己脸上贴金是为了赋予共产党政权合法性。事实上,共产党的发家史一点也不光彩。它只有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终夺取了政权。”(九评之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

还是单就“抗日战争”这一段历史来说吧!在我过去所学过的《中国历史》与《中共党史》里,邪恶的中共一再贯输到我们头脑中的是: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接踵而来的是篡改了抗战历史的文艺作品。如当时的所谓名片:《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洪湖赤卫队》、《渡江侦察记》等,充斥着我们的脑际!

殊不知,谎言终究是谎言,历史是不能篡改的!“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二百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九评之二:《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请回顾历史的一瞬间:是蒋介石代表当时的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再请看看,最近在〈文史长廊〉刊物上,介绍了“国民党十大抗战名将”:张自忠、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戴民澜、张灵甫、王辉武。这确凿的历史有力地驳斥了中共邪党的无耻谰言!而最后,是中共把国民革命的果实摘取了。在抗日战争一结束,中共就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三年的“解放战争”,再次把中国人民推入战争的灾难中!

1949年10月1日,窃据了当时中国政权的第一代中共头子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宣布夺权成功。然而,这个篡夺政权的中共邪党是“合法组织”吗?不!它是非法组织!一直靠暴力与谎言秉承着马列衣钵的中共四代党魁,其中第四代中共党魁胡锦涛把持下的这个“违宪组织”,大谈什么“依法治国”、“八荣八耻”,岂不是荒谬之极吗?!

“中共的起家史是一个集邪恶之大全的过程,毫无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说明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九评之二:〈结语〉)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政权”,是不会得到人民拥护的;一个没有合法性的中共邪党“组织”,必定被人民所唾弃!中共邪党终将解体;中共红墙必然坍塌,这是毫无疑义的!!

(2006.5.14 23:40完稿)

金钟∶米高扬报告透露毛泽东一党专政真相

【大纪元5月1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迪采访报导)香港政论杂志《开放》今年五月号出版后,记者林迪就该期内容采访了该刊总编辑金钟。在访谈的第三部分,他们谈到,斯大林四十年代末否决了毛泽东原想在建政后马上实行一党制的计划,以及旅英作家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文版在台湾出版夭折的情况。

记者∶在研究文革的时候,最后的罪魁祸首还是毛泽东,那对毛泽东的认识呢,这其中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以前很少有人提到的,那就是当时苏共的一个重要人物米高扬在49年访问中国,跟毛泽东有一个直接的接触,提到了一个很著名的“米高扬报告”,似乎对毛泽东政治观念,尤其他的一党专政的观念有了一个很有历史深度的揭示。

金钟∶米高扬是苏共政治局委员,也是斯大林的战友,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曾经在40年代受命来负责对中共的关系。49年1月中共要建国前夕,斯大林就专门派他秘密的到当时中共中央的驻地河北的西柏坡来会见中共的领导人,跟他们谈到了很多的问题。

后来49年10月1日建国之前,还有一次秘密的行动,就是刘少奇他也率领了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去,当面请教斯大林、请教苏联老大哥,当时他们原先中共定的建国的日子是1950年1月1日,斯大林是不同意,就建议他们提前,所以就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这个都是有历史档案控制的。

那么这个“米高扬报告”是他在49年访问了中共之后,他到60年苏共中央提供了一份报告,就是所谓“米高扬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有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是,他曾经提到在中共49年建建之前,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有好多问题都要请示斯大林,请示苏共中央来决定。

其中就包括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由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说:“当我们夺取了政权之后,我们要像你们苏联一样的在政治舞台上只留下共产党,其他的都不能在政治舞台上有地位”。

这意思就是说要实行一党专政嘛,这个很有趣的就是说:苏共斯大林他们在苏联是实行的一党专政、一党制,但是斯大林回答毛泽东的时候,就非常明确的指出来,中国的社会跟中国的革命的情况不同。

因为中国有一些左派的支持共产党的政党,中共叫做民主政党,他们在人民中间有代表性而且支持过你们的革命,你们革命成功之后还是给他们在政治舞台上要有地位,明确的否定你这个意见是不对的;而且他说其他的这些党派还要有人来参加政府,当然共产党作为领导。

这封信一直到2、3年前才被一个历史学家在他的一个论文中间提出来,提出来的时候,中国当时研究那些刊物也转载了,就引起北京一些学者很大的争论。

他们就不同意,有的就不认这个事,认为你这个你没有证据。后来俄罗斯的学者就在苏共的档案中,真正把这个斯大林当年跟毛泽东的电报原稿在他们那里找出来了,其中还找到了斯大林亲笔批示的有字迹的原件,他又写了文章出来。

所以这样的话,中共这边北京方面才不再不承认这个学者的引证,包括米高扬的引证、斯大林跟毛泽东这个报告是准确无误的,就这么回事。

记者∶按照中共的传统,他对那个档案应该也是重视的,他为什么恰恰漏了这一份?

金钟∶他们说我们也查了查不到,所以没有这么一份报告,那天晓得有没有!因为这个尤其对毛泽东的评价来讲,这是很重要的证据史料呀!那些相关的很多东西他们都没有开放的。

实际上,中共于80年代制定了一个《档案法》,就规定这个机密解密期是30年,30年早过了,50年都过了嘛,所以现在他们自己都承认嘛,现在要到档案馆去查一件东西,一般的人根本不让你去查,现在他们能开放一点的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一些一点点档案。但是毕竟有苏共方面的存档,斯大林亲自的批示都在,所以他们也不得不认嘛,但是接下去他就不让你说了。

这个事情当我看到了之后,我觉得应该让我们的读者知道有这么回事,所以我从“米高扬报告”就引发了分析毛他就是要搞一党专政,实际上就是跟他的个人独裁这个是一致的。

当时的民主党派就没有看透毛,有“米高扬报告”这么一回事,有斯大林反对毛搞一党制的这样一回事,当然他们也不会公开,你走到今天它都还不认帐嘛。当时储安平就提出来为什么刚解放的时候要副总理4个,民主党派2个;现在有12个副总理,全部都是共产党的。

这里面根本存在的原因就是毛,他就是要实行共产党的独裁,他在49年他写的文章都讲说我们就是要独裁,只不过他非常恶劣的把共产党的独裁最后变成了他个人的独裁。

记者∶好,讲到毛泽东呢,原来说的《毛泽东∶鲜为人知》那本书要出中文版,现在看来在台湾出版的计划又夭折了,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背景?

金钟∶这个书中提到蒋介石的一个将军叫胡宗南,张戎他们认为他很可能是共产党的代理人,当然他有很多的证据。胡宗南的后人就提出抗议,而且这个出版社施加压力。但是据张戎他们的声明都讲了,他们已经找了律师,而且跟出版社的老板王荣文都谈过,本来是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后来突然的变卦,所以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就不知道。当然这个书是中文版肯定要出,这是任何人也挡不住的。那么,不在台湾出,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出,这本书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有25种文字的版本出版。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醉诗:澳中两国矿难随想

【大纪元5月15日讯】澳洲总理霍华德先生在五月九日清早七时许,打电话到塔州向两位被困地底一千公尺矿穴达十四天、而最终拯救成功重见天日的矿工祝贺。总理宽慰的笑容出现在电视前向国民说,这次成功拯救矿工事件,再次证明了澳洲人的可贵团队精神。并正式邀请这二位脱困后立即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及全体参予拯救人士、矿场经理及该市长州长等出席首都国会的庆贺宴会。

四月二十五日是澳洲军人节(ANZAC DAY)公众假期,全国到处举行纪念追思为国捐躯的阵亡战士;在极南端的旅游胜地塔士马尼亚州发生了轻微地震,该州Beaconsfield金矿受到震动影响而发生崩塌、十七位在矿井工作的矿工其中十四位紧急逃到了安全区,有三位被困在一千公尺矿穴内。

消息传出后,有关部门立即展开了抢救行动,经过五天后,才探到其中一位已不幸遇难,运出死者尸体。另二位在一点二平方公尺的铁笼内,铁笼的铁枝阻挡了下堕的石块因而让他俩得已存活,那五天仅靠岩石滴水生存。营救队先钻了一条通管把粮食清水及音乐耳机送到铁笼内,十几天的拯救讯息牵动了全澳洲二千万人民的心,上至总理、部长、州、市长下至幼稚园的学童,每天都在关心这二位矿工的情况?

矿场外日夜围满着传媒、矿工家属、市民及官员、矿场经理更日夜在场,电视萤光幕时刻把进展绘图向全国观众报告,大家的话题自然离不开这场矿难事件。

五月七日原定可以脱困的消息立即轰动全国,最后才知岩石太硬,不能用炸药唯恐伤及矿工,只好以人工电钻慢慢打通,那两天大家都极度紧张,不少人都到教堂为他们祈祷。

两天后、也就是五月九日清晨五时五十九分,矿穴升上来的升降机门开处,早已扬名全澳34岁的罗素Todd Russell和37岁的韦柏Brant Webb 这二位重见天日的矿工和随后的拯救团一起步出来,在强光下立即响起掌声欢呼声,家人也上前拥抱这二位大难不死的矿工。

十四日夜奇迹般的生存,使这两位矿工一举成名天下知,除了总理祝贺及邀请到国会作客外,健康良好的矿工在医院时,同时接到9号与7号电视台的竞争出价购买他们的故事,远在芝加哥的电视台人物专访节目也加入了投标,估计连同电影、书本版税的收入,每人可以有三佰万澳元的收入。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同人不同命,同为矿工,只因为在不同国度,也有着惊人的巨大不同命运;就在澳洲这两位矿工死里逃生的同一天,墨尔本日报第六页“中国新闻”版,发表了以下这则新闻,标题是:《贵州冷血官员草菅人命、炸封煤矿拒救井下3人》,内容请让我打第一节给读者们了解:“(本报讯)贵州毕节一家违规经营的煤矿,今年初因矿主违规触发气体爆炸,4名矿工被困井下。地方政府、公安和矿主不仅见死不救,还殴打和驱赶自行抢救的家属,然后用120公斤炸药,将井下3名生死未卜的矿工连同煤矿一并炸毁,可怜死者遗下的孤儿寡妇,生活无着。内地学者强烈批评冷漠的官员忽视民众的基本人权,草菅人命。、、、、、”余下几节不看也罢,以免激愤过度引起心脏病发。

天下竟有如此的官员?对照上文有关澳洲拯救矿难事件始末,与中国比较,真为苦命的中国矿工落泪。为什么?为什么中国矿工会如此不幸,而澳洲的矿工郤又如此之幸?

中国每年因矿灾而罹难的矿工约七、八千人之众,占世界第一多。每次大矿难,温家宝总理往往亲赴灾区,流几滴泪并大声疾呼要重视矿工安全,要严惩地方官员等等,很是动人。可事后还不是一场又一场的灾难出现,中国人命真不值钱,更不值为官者重视,甚至出现上文贵州草菅人命的狗官炸封矿场的处理手法。

唯有爱民如己的清官如澳洲各级大小官员,爱民如己的政府如澳大利亚民选政要,重视人权民权的好政府好官员,才能珍惜国民的生命。

中国官员之敢胡作非为,因为“共产党”的权在“国家”之上,在“人民”之上。官员几乎都是“党员”,一个独裁而人民又不能监督的政党,官员们为非作恶,只要贿赂上司,就可以高枕无忧。人民无非成了蚁民,死活根本无关重要,不然、当年六四、天安门的学生也不会被坦克车、机关枪大屠杀了。

贵州毕节那些草菅人命的污吏,恶行已公诸天下;请中南海诸公们垂注,并请温家宝总理要严厉无私惩办,为那几位枉死的苦矿工讨回公道,才能平息民愤民怨民恨。也可以让其它省市同类的狠心官员们今后在处理矿难时,有所警惕。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于墨尔本。

黄泰:思想道德教育下的堕落

【大纪元5月15日讯】思想品德课是中国人从小学到大学的必修课,亿万国民无不受其恩惠,以致有中国今日之如此良好的社会风气。若干年前以德治国的大旗又迎风招展,令多少国人仰慕得颈脖子发酸。马列中国似乎要变成道德中国了。

今天的中国,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的沦丧,国民思想的堕落,实可谓史无前例了。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但我今天只从中国的教育体制中的思想道德教育来做一简单分析。中国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实质是什么?就是麻木缺德的绞狱——把中国的青少年全部绞死在无形的监狱里。古时候的儒教虽然腐朽,但由于其原典所具有的向善性,由于其内在的崇高理想,而使得它具有一定的社会教化作用,对人的道德修养的确是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的。四书五经本无罪,有罪的乃是封建统治者的愚民诛心的手段对经典的利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忠孝。这就是中国历代的道德教育,而仁义则是思想教育的核心。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能产生那么多仁人志士?实在是儒教的道德教化作用。它教导人民为国家为大义而献身,将忠孝贯穿于整个社会文化中,从家庭到朝廷延伸着儒教的精神。

但大家翻开今天的从中小学到大学的思想道德教材看看,又是个什么样呢?它是对我国几千年传统道德文化的彻底毁灭。中国现行的思想道德教材是个怪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既非现代的也非古代的,它没有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也没有古代的忠孝仁义礼智信,它是穿着古怪外衣的吃人的恶魔。它之所以叫做思想道德教育,只是因为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极少数人和集团驯养奴才,将国民的公民思想化做奴隶思想,培养国民的奴才道德的教育!

在中国的思想道德教材上是没有民主的。它宣扬的是专政,是将国人利益尽行剥夺供少数人行使特权的专政。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读到什么中国绝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不能搞多党制,否则天下就要大乱,中国就要分裂,人民就永无宁日的鬼话真是觉到了编写者的老实,要说谎也得说得像点呀,这样的鬼话只有没长眼睛的人才会相信。然而这却被钦定为真理,不管你信不信都得死记硬背,否则考试就别想过关。于是广大的青少年们只得强迫自己接受谎言,并因此与真理隔绝,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虚伪的性格。中国的思想道德教育是反自由的。它教育学生不要把自己当个人,自己只是一颗螺丝钉,是不能有独立思想的,是要听从组织安排的,要树立集体主义的观念,也就是把自己做为统治者的一个工具,心甘情愿被利用。在这些教材上充满了对自由的的憎恨,把自由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好像普通的平民就是生来不能有自由的。正是因为自由的长期受到压制才导致青少年普遍缺乏自由意识,而当他们走上社会的时候,这种暂时获得解脱的自由便因为没有受过合理的教育的引导,而盲目地转向放纵,对社会风气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中国的思想道德教育是没有平等博爱的。青少年从小接受的就是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豺狼思想。在它的教材里充满了对当局的历史功绩的炫耀。从镇压反革命到打击右派,成百上千万被屠杀的生命成了教科书宣扬其思想的有力证明,使青少年们自幼便在内心埋下恐怖的种子。它教导人们对待所谓的敌人要残忍,不惜一切手段。它要所有的人都服从上级命令,将已经成为普世的平等博爱精神彻底打倒在地上,还要学生们都去踏上一千一万只脚。当代中国人的异常冷漠和青年犯罪率的不断升高,与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关系紧密的。

中国的思想道德教育要中国人做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畜生。它不准人民爱国爱他人,它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须绝对效忠D,谁不爱D谁就是不爱国,而它给青少年灌输的国的意识并非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而是一个只有几十年的new china。它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它就是要教育中国人都做D奴。这种教育否定了人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它鼓励人们去为经济利益而追逐,企图以此磨灭人的思想和意志。它所赞美的畸形的市场经济就是让国人抛弃做人的基本的礼的规范,让国人利令智昏,将信用丢得一干二尽。如今教育的推行者自己也感到了他的作为的可怕后果,于是也喊起了诚信,徒增笑耳。

中国的思想道德教育导致的全民的堕落,使得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不可知的危机。废除现行思想道德教育,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符合现代社会进步要求的思想道德教育是拯救国家和人民的必经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