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5月18日(星期四)

特稿:莫让中共因王文怡案得到可肆意的暗示

五月十八日,大纪元记者王文怡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联邦法庭出庭,就有关“恐吓、胁迫、惊吓或骚扰外国官员”的起诉案是否成立进行法律辩论,作为王文怡当时所代表的新闻媒体,大纪元认为有必要公开表明我们对这一事件的态度。

柏林民运大会吁查中国器官摘除黑幕

正在德国柏林进行的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通过一项决议,紧急呼吁国际社会立即调查在中国摘除人体器官的黑幕。在周二的大会上,来自加拿大的代表盛雪宣读了该项决议的草案。

支持民主化国际会议继续 专访袁红冰

在柏林举行的世界支持中国和亚洲国家民主化大会,17号星期三进入第三天,包括著名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先生在内的流亡到世界各地的很多民运领袖、知识份子参加了这次大会。前年逃亡到澳大利亚的著名法学教授袁红冰先生,也特地从澳大利亚赶到德国,并且在大会上做了重要发言。

辩护律师披露杨天水案更多细节

李建强律师今天向大纪元披露了更多庭上细节。李律师表示,虽然对审判结果早有预料,而且法官在开庭前也有过暗示,但是我们对审判结果仍然感到极大的不满,根本不承认,我们在庭上也对起诉书中所指控的内容作了全面的驳斥。

阳小青案庭审内外见闻录

阳小青在整个庭审过程中,精神状态较好,思维清晰,表现得也很坚定。在庭审之初,阳小青就明确表达:我之所以站在被告席上,并不是我犯有所谓的“敲诈勒索罪”;如果不是因为我写了几篇隆回的批评报道,我就不会站在这里接受所谓的“审判”。

郭起真被关沧州看守所 家人不得见面

今天下午河北沧州维权人士郭起真妻子赵长芹在沧州市第二看守所打听到其丈夫的下落:被绑架了五天的郭起真昨日被关入沧州市第二看守所。赵长芹请求与丈夫见面遭拒绝。

上海民众上街不满文革下乡

这些抗议者大多数在六十年代被政府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口号下遭下放至西北的新疆,他们在数年或数十年后回到上海,他们却发现自己的房子已经换了主人。

人权组织呼吁当局还陈光诚公正自由

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全球一百名最具影响力人士之一的盲人维权者陈光诚,被山东当局关押至今已超过两个月。而他所揭露的官员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暴力侵权的问题远远没有得到纠正。大陆人权组织仁之泉星期二呼吁中共政权尽快还陈光诚公正和自由。

十大巾帼英雄吕燕飞 遭迫害生命垂危

四川省消息,遂宁市吕燕飞,曾经被评为全国十大巾帼英雄。因坚定信仰,目前被国安劫持到遂宁市民康医院(精神病院)迫害。该院主治医生聂洪对其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并灌食。相关责任人蒋礼军说:“现在死个把人算啥子?”

吉林女监“五马分尸”酷刑 宋彦群命危

原哈尔滨大德日语学校英语教师,宋彦群,因不放弃信仰,被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吉林省女子监狱)施以“抻刑”迫害。目前身患严重肺结核,体重仅剩60来斤,危在旦夕。

中国家庭教会屡遭打击

基督教中国家庭教会屡遭打击。最近,山东临沭县刘玉华因印刷基督教书籍被以所谓“非法经营罪”刑拘;一名在江苏宿迁讲道的韩国牧师被驱逐出境,其它十名本地同工被训戒后释放。另外,被禁止到美国的中国社科院学者范亚峰表示,他是在北京的机场截住的。

郭永丰:张之敏老师遭受文革迫害后又被桂林公安局公然抢劫全过程

张老师一向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喜爱收藏古玩字画。1982年6月7日夜子时,不知何故,桂林市公安局一科人员在街委会路主任陪同下对他家进行搜查。而当时他本人实无任何违法行为,却被非法拘留至1982年8月底,经“审查”释放回家。他们只说“没事了”,而没事了就把这么多对他来说极其宝贵的字画古玩全部弄丢了,难道只这样就可以一切了然了吗?

中国维权律师被套上紧箍咒

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北京律师滕彪对明报表示,这份指导意见显示当局有意以司法行政来限制律师展开维权工作,最近像河南、广东方面也有一些类似措施,例如限制律师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以免案件在海外曝光,这是侵害律师职业行使权,目的在限制这几年发展较快的法律工作者参与的维权活动。

张鉴康:以吏为师,可以休矣

日前,中国全国律师协会向全国各级律师协会及律师事务所印发了《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根据《意见》的精神,律师如承接群体性的案件,也得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然而问题是:司法官员们难道比执业律师还会办案?尤其是对群体性案件,难道比执业律师更擅长?

孙文广:劳教 酷刑与信仰迫害

中国众多劳教所关押着大量法轮功学员,那里成了信仰迫害的集中营,施行各种酷刑;劳教制度践踏人权,无视人道,背离人性,必须扫入历史垃圾堆,尽早废除。

追访高智晟(36): 凌越中共特务骚扰

面对现实,也许“国家心理专家”已经技穷,近日,大批跟踪的特务们竟都换成一男一女的成对特务,尤其是年轻的女特务们竟清一色的露出白白的肚皮、肚脐在高智晟的面前晃来晃去,令记者马上想起《西游记》里妖艳的蜘蛛精们。

郭永丰:中共流氓又在威胁我

我想,这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哩?也许与我最近所发表文章有关,尤其与《议报》发表的《中共党奴李继耐真会犯倔》这篇文章关系最密切,再就是与《中共当局判囚杨天水 12年是自断后路》有关,还有在《观察》刚发表的《无辜拘人,公然抢劫,专制就是黑社会》有关,否则,绝无别的人如此专心致志地关照我。

刘晓波:以由衷的谦卑向遇罗克致意

在悼念这些死难者时,我不能不特别地想起遇罗克之死。他不是毛泽东的“战友”,不是武斗中的造反派,也不是战战兢兢、努力自我改造的顺民,而是罕见的反抗暴政的先觉者。在“阶级歧视”加“红色恐怖万岁!”时代里,他是第一位反抗身份歧视和呼唤人权的斗士;在造反派们大都以“反潮流”相标榜的时代,他才是真正的“反潮流”者——只身一人反对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歧视大潮流。故而,他才成为因反潮流而献出年轻生命的大英雄。

文革四十年专题:翻脸不认人

出生在1925年,21岁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李洪林,在他的《自传》中曾经说过:“国民党抓我,是因为我要推翻它;共产党抓我,却因为我在维护它。”国民党当年抓不到他,但共产党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将他逮捕,关押了将近一年。不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文革之初,李洪林被他所在的党打成黑帮,而一家人更是早就被弄得妻离子散。

胡耀邦纪念网站开通

在当局关闭大量网站的情况下,一个北京的纪念胡耀邦网站近日正式开通,有评论认为当局容许此网站存在是基于借胡耀邦补救执政党形象的考虑。

讨论:中国的假药导致患者死亡

我的认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的弄虚造假这样猖獗,为害这么大,因为我们在中共体制下几十年来带头的弄虚造假,是最主要的责任。但是,我也希望每个中国人能够好好的想一想,在弄虚造假的这个问题上,我们自己做的怎么样。

大陆器官市场 公检法医一条龙作业

行刑时,S女士和家人花了钱、托了门子去了法场。当看到省高法、公安、省第二人民医院(来了四个医生)、省武警医院、省医学院都派车前来,S女士知道他们是来取器官的,因此S女士和家人再上前强烈要求不能动儿子的器官,但被拒绝。


特稿:莫让中共因王文怡案得到可肆意的暗示

【大纪元5月18日讯】五月十八日,大纪元记者王文怡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联邦法庭出庭,就有关“恐吓、胁迫、惊吓或骚扰外国官员”的起诉案是否成立进行法律辩论,作为王文怡当时所代表的新闻媒体,大纪元认为有必要公开表明我们对这一事件的态度。

虽然,王文怡四月二十日上午在美国白宫南花园的行动和喊话内容是她的个人行为。但是,我们认为,王文怡事件的发生,有其深刻的背景。在过去接近七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府对法轮功群体的镇压,以及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政府对其他弱势群体和异议群体的暴力行为,特别是最近报道出来的关于中共各省市劳教所发生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是白宫喊话事件发生的重要背景和原因。

同时,国际社会七年来还没有形成对中共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学员罪恶的严厉制裁的环境,甚至出现回避中国劳教所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的现象,这是白宫喊话发生的另一因素。

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认为,美国政府若对王文怡女士施以恐吓、胁迫、惊吓或骚扰外国官员罪名的起诉并不恰当。这正如被施暴者深夜高声求救以至高声呵斥施暴者,并不能构成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样。这种清楚而且显而易见的道理,从四月二十日以来,众多的西方和中国的有识之士,包括法律专家和媒体工作者都已经作了充分的表达。

我们理解美国政府在处理复杂国家事务的时候,需要平衡多方面的因素,我们也理解,或许在美国政府所面对的急务中,中国的人权状况并非首要项目。但我们认为,再重要的国家事务,也不应该基于破坏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基本的美国价值的基础之上,同样的,美国和国际社会也不应该因为短期的经济、政治目标,而让世界上的独裁者和专制政府们, 得到可以在自己权力范围内肆意横行的暗示。

我们认为应该撤销对王文怡的起诉。这是对美国精神的维护,也是对人类尊严的捍卫。

和美国一样,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理应而且必定会在这个地球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由于大纪元大部分工作人员是华人和在海外的华侨,我们衷心希望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是健康、宽容、理性和促进世界和平进步的角色,而不是逆世界潮流、倒行逆施,侵害人类基本尊严和价值的角色。这是大纪元一直 以来努力不懈,全力支持中国各个异议团体和弱势群体的原因。

王文怡女士在白宫喊话前夕,有一段特别经历。

她负责报道和分析中国各大劳教所发生的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并接触到大量关于中国存在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库的举报和电话录音。曾经是病理医生的她,清楚意识到要突破中共对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的掩盖,必需让国际知道真相,才能有效阻止这场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对善良民众的最大规模的灭绝。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正挑战国际社会的道德底线和人类的基本尊严。

我们认为,中共邪恶集团必定而且已经正在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国政府的各级领导人,以及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认真反省上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造成的惨烈悲剧,进而抛弃那个既不符合中国传统,同时也背反世界潮流的反人类的专制集权,真正实现中国社会的社会和解,使中国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正面的贡献。

大纪元新闻集团

柏林民运大会吁查中国器官摘除黑幕

【大纪元5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周仁德国报导)正在德国柏林进行的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通过一项决议,紧急呼吁国际社会立即调查在中国摘除人体器官的黑幕。在周二的大会上,来自加拿大的代表盛雪宣读了该项决议的草案。

草案要求各国政府,国会,人权组织:紧急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严重的人权侵害事件。因为最近有证人及海外法轮功群体和一些独立媒体披露,中国存在着任意摘除和非法交易,甚至活体摘除人体器官的骇人听闻的事件。

决议引用了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数据:“仅天津的移植中心一家一年中移植肝脏1500余例,肾脏800余例,眼角膜900余例。”

盛雪念到:“在这里,我们紧急敦促国际社会、各西方民主国家政府、议会、人权组织、非政府团体等,针对中国大陆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一严重的人权迫害事件立即进行调查,及早阻止这一人类历史上又一巨大灾难和罪恶的继续发生。”

来自美国西雅图的金秀红女士将述了自己国内的亲戚被判死刑前后的遭遇,她质问:“为什么他们不让亲人去见这个年轻人被屠杀前的最后一眼,屠杀前也不准见他,为什么,这就是共产党做这件事不是只有一个证据。”

德国学联主席彭晓明认为:“我们应该拿到更加确切的证据,在国际法庭上进行审判。”

决议的正式文稿将提交各国政府和公众。

决议全文如下:

紧急呼吁国际社会立即调查中国摘除人体器官黑幕

各国政府、国会、人权组织:

2006年5月14-19日柏林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提请你们紧急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严重的人权侵害事件。
最近,有证人及海外法轮功群体和一些独立媒体披露,中国存在着任意摘除和非法交易、甚至活体摘除人体器官的骇人听闻的事件。

根据中国大陆官方机构、媒体、网站等的公布和刊载,显示中国大陆近年来存在着数目惊人并成数倍增长的人体器官移植事实,这说明中国大陆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人体器官移植供应群体。例如,长春日报社主办的影视图书周报2006年3月5日的“中国成为全球器官移植中心”一文中披露,仅天津的移植中心一家一年中移植肝脏1500余例,肾脏800余例,眼角膜900余例。该移植中心一天的肝脏移植最高纪录是24例等。可见中国的确存在大批无辜人民的器官可能被任意摘除、非法交易、甚至活体摘除的情况,大批无辜的人民的生命正在遭到残害和剥夺。

在这里,我们紧急敦促国际社会、各西方民主国家政府、议会、人权组织、非政府团体等,针对中国大陆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一严重的人权迫害事件立即进行调查,及早阻止这一人类历史上又一巨大灾难和罪恶的继续发生。

救救那些罪恶的手术刀下无辜脆弱的生命,救救那些正在和将失去器官和生命的民众。

2006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

支持民主化国际会议继续 专访袁红冰

【大纪元5月1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驻德国特约记者天溢采访报导)在柏林召开的世界支持中国和亚洲国家民主化大会星期三进入第三天,流亡世界各地的中国异议人士,在会上继续讨论当前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在柏林举行的世界支持中国和亚洲国家民主化大会,17号星期三进入第三天,包括著名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先生在内的流亡到世界各地的很多民运领袖、知识份子参加了这次大会。前年逃亡到澳大利亚的著名法学教授袁红冰先生,也特地从澳大利亚赶到德国,并且在大会上做了重要发言。会下,记者特别采访了袁红冰教授有关这次柏林会议,他对记者说——

袁红冰∶“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像这次柏林会议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那么我参加这个会议,一方面是认识一下各个方面的朋友;同时我也想就国内现在前一段搞的维权绝食运动它的意义和价值,谈一下我的看法在这个会议上。另外就是最近一段法轮功揭发出来中共在大陆搞这个人体的器官活体摘除,那么这个事情我也想谈一下我们的看法。”

这次是袁红冰教授第一次到德国。对此,他特别对记者谈到,柏林和柏林墙倒塌,对中国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启示——

袁红冰∶“我想至少有一个启示,那就是当年的柏林墙曾经把一个德国隔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专制的世界,一个是自由的世界。而柏林墙终于崩溃了说明什么?说明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争取自由民主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袁红冰教授最后对记者说,“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么多人十几年来第一次突然又聚集在柏林召开这么大规模的会议。无论就人气还是声势,都已经使人感到中国的变化不会太远了”。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辩护律师披露杨天水案更多细节

【大纪元5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南京著名自由作家杨天水先生5月16日被丹徒区法院秘密审理,法官当庭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宣判杨天水12年有期徒刑。

李建强律师今天向大纪元披露了更多庭上细节。李律师表示,虽然对审判结果早有预料,而且法官在开庭前也有过暗示,但是我们对审判结果仍然感到极大的不满,根本不承认,我们在庭上也对起诉书中所指控的内容作了全面的驳斥。

他愤慨的表示,“杨天水这么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被无辜判刑这么重,真实太可惜了!他太太离婚带着孩子走了,父母都去世了,他除了政治理想,除了良知和尊严,还能有什么?!”

李律师指出,虽然这次审判从结果上我们失败了,但是从长远来看,从社会和历史效果来看,我们是胜利的。

杨天水抗议当局非法审判

李律师透露,杨天水庭上表现非常勇敢,正气凛然,充分展现了一个知识份子的良知和尊严,以致于法官、检察官都对他表示肃然起敬,没有难为他,也没有剥夺他任何说话的权利。

刚开庭时,被法官问到基本身份时,杨天水应声回答:“我叫杨同彦,笔名杨天水……我说完了,从现在开始,我拒绝回答你们的任何问题,因为你们对我的审判是非法的,是一种侮辱,虽然你们认为很严肃,但是我认为这对我是一种侮辱,我不认为你们有权审判我。”

之后杨天水拒绝回答公诉人、审判长的任何提问,而只回答律师的提问。

在最后辩论阶段,杨天水谈自己的辩护意见时表示,我是为了追求中国的民主自由,没有采用非法手段推翻共产党,我只是为了追求自由民主,希望中国发生变化……

对最后的审判结果,杨天水表示:第一:不上诉;第二:不接受。

李律师表示,杨天水是从根本上否定法庭对他的判决,抗议法庭对他的非法审判。

杨天水的精神感召他人

李律师介绍,虽是不公开审理,但是旁听的人很多,庭上共有上百号人,听法官说,全都是公安、国安系统的,从省里到市里的。警察还带着摄影师、记者,几台摄像机同时拍摄。

“虽然我们只有三个人,但是我觉得正义在我们这一边,因此一点都没有感到孤单。而他们也没能表现出盛气凌人的打压我们的架势。从气势上,我们还是占上风的。”

当律师为杨天水辩护时,尤其是到了表达律师立场的关键地方,旁听席上的人鸦雀无声,非常肃穆、认真的听着,包括法官、检察官,没有一个觉得不耐烦或者做小动作的。

当律师陈述辩护意见后,公诉人、检察官提不出来任何反驳意见。

李律师说,其实这也是一个好机会,让他们知道真理和正义在哪里。我们有义务让世人认识杨天水先生,看他是怎样坚持的,看他是如何捍卫尊严和理想的,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兰芳律师读到辩护词的最后一部份时,近乎指责的对庭审官员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民主潮流是一往无前的,你们这样做是违背世界潮流的。杨天水的宗旨符合世界潮流,是我们未来社会必定要实现的,只是杨天水提前说出来了,他就像早叫的公鸡,杀掉他,我们将愧对明天的朝阳。”

一位官员在庭审结束后走到兰芳律师面前说,“你最后一句话非常好,能不能再读一遍?”兰芳律师又读了一遍。这位官员听完后连连称好,点着头离去。

李律师说,“这是一种暗示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支持,杨天水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其实庭审的人也意识得到,杨天水确实是为了国家的未来,为了中华民族的将来。从良知上,他们确实是赞同杨天水的,但是作为政府的工具,他们只能那样表现。”

李律师补充辩护意见

律师辩护分为两部份。第一部份,兰芳律师针对起诉书的内容全面申诉了辩护意见,从各个角度详述杨天水无罪的法律依据和事实理由。

之后,李律师针对公诉人的答辩,从中国宪法和国际公约的角度发表了补充辩护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颠覆政权的形式问题。

公诉人认为,颠覆国家政权有暴力和非暴力两种方式,非暴力方式也可以颠覆国家政权。

本辩护人也注意到,我国的刑法里面确实有这种观点,但是以非暴力的方式颠覆国家政权,是特指那些在中央和地方现居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人物。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势影响通过修改宪法、法律等方式取消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的领导地位,改变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自上而下的进行革命,让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演变为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政权,从而导致国家政权被“颠覆”。

而按暴力的方式,就是策动武装政变,直接推翻国家政权,即自下而上的颠覆国家政权。

我们可以看出,杨天水的一系列活动根本不符合颠覆国家政权的这两种情况。第一,杨天水是一介平民,没有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权力和影响来取消四项基本原则,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也就是说,杨天水并没有领导中国自上而下进行和平演变从而颠覆国家政权的任何能力和任何可能,不具备通过暴力的方式颠覆国家政权的条件。

另外,杨天水从来不主张用暴力的方式颠覆国家政权,只是不认同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主张通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来实现社会转型,使中国成为更加民主自由和现代化的国家。他的一切活动都体现了和平理性和依法的特征。

起诉书所列举的思想活动都能从宪法第35条和41条找到合法根据,都没有煽动或者主张暴力的特征,认定他的行为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从法理上是讲不通的。

2。认为杨天水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不符合我国宪法和国际法的要求。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中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2004年3月14日公布的宪法修正案第33条还增加了第3款,即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世界人权公约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杨天水发表文章批评共产党和政府,是行使宪法第35条的言论自由权和第41条的批评建议权,组党是行使第35条规定的结社权,接受海外资金是公民个人之间的行为,没有危害国家安全,也没有以危害国家安全作为条件,因此这些活动都有宪法和法律依据。根据联合国《世界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行使上述权力应该不受任何非法干涉。

显然,认定杨的行为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且进行刑事追究,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3。杨天水的行为没有对国家安全形成现实的威胁,不应该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对于行使宪法权利的行为能否构成危害国家安全,应该受到严格限制,否则就可能侵犯基本人权。

如何判定公民的言论、结社能否危害国家安全,本辩护人认为,可以参照国际上的公认的有关国家安全表达及获得信息的自由的约翰内斯堡原则。该原则第6条规定,只有当一个政府可以证明以下事实存在,言论才可能以危害国家安全受到处罚。1、该言论是有意煽动即刻的暴力行为;2、该言论是有可能引起这样的暴力行为;3、在该言论和暴力可能性的出现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即刻的联系。约翰内斯堡原则第7条规定,和平行使自由表达权不得被视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者遭到任何限制或者处罚。

对于上述原则,我们不难看出,杨天水的行为:不能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不应该受到限制或处罚;对杨天水的处罚违背约翰第24条的惩罚原则。

必须指出,约翰内斯堡原则不是国家条约,但是是公认的保护言论自由的国际法基本准则,是现代人权保障、政治文明的象征,也是国际法的渊源之一。我们在行使司法理论中,应该参照约翰内斯堡原则,对于言论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这无疑是追求政治文明和司法文明的应有之意。

所以我们认为,从国际法和中国的宪法规定来看,镇江市检察院对杨天水的起诉,是严重背离中国宪法和国际法准则的。杨天水的行为是被宪法和国际法保护的合法行为,不应该被视为犯罪,对他的犯罪的追究是侵犯人权的行为,是我们辩护人所不能同意的。我们要求法院秉承司法良知,从国家长远保护人权的基本国策出发,从国家形象出发,对杨天水一案进行公正的判决。(

阳小青案庭审内外见闻录

【大纪元5月18日讯】阳小青案于五月十六日上午八点半开庭,至十二点宣布休庭,并从下午两点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半才结束,但长达九个小时的庭审结束后并没有当庭判决。

阳小青在整个庭审过程中,精神状态较好,思维清晰,表现得也很坚定。在庭审之初,阳小青就明确表达:我之所以站在被告席上,并不是我犯有所谓的“敲诈勒索罪”;如果不是因为我写了几篇隆回的批评报道,我就不会站在这里接受所谓的“审判”。

当公诉方在质证阶段,宣读污点证人谭小林的第一份供词后,审判长问阳小青对此有无异议时,阳小青只用了简短的几个字来回答:“有。四个字:一派胡言!”在随后宣读的谭小林的供词时,阳小青再次用了“天方夜谭”和“一千零一夜”这样简短的回答来表示异议。

对于公诉方的质证,阳小青不仅当庭予以否认,并揭露了隆回公安在侦查阶段对他进行车轮战术和诱供的违法行为。

他们对阳小青进行车轮战术,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整天提审,而且一连提审几天。其间不让他喝水,不让他吃饭,而且在提审过程中不及时做记录,而是在提审完后才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来写提审笔录,自行加批注,而阳小青对其所做笔录提出的异议,他们却不予理睬,更不予修改。阳小青眼镜非常近视,可他们没收了他的眼镜,这无疑影响了阳小青对问询笔录的正常感知。

公安局长聂传礼和副局长肖绍荣曾多次对阳小青进行诱供。他们威吓他说如果其不按他们的要求去做,就要送阳小青去劳教三年;如果与他们配合,阳小青就可以保外就医,这个案子就会在侦查阶段结束,这个案子就不会走得太远。也因此阳小青按公安的旨意给县委书记杨建新写了一封致歉信。当法庭上,杨建新的委托代理人声称这是一份悔过书并作为罪证出示时,阳小青当庭反驳:这不是犯罪悔过书,没有犯罪,何来犯罪悔过书,这仅仅是我对自已报道如果有失实的地方愿意道歉并承担相应责任的说明文字而已。

对于律师提出传证人到庭的申请,法院开始的理由是说他们找不到证人的联系方式,后又说联系了,证人们说已做了证,不愿到庭。特别是对于隆回县教育局长宁玉光的证词,阳小青当庭怒斥:“宁玉光作为一个党的干部,居然白天说黑话……”对此,龚杰也深感愤怒,因为宁玉光完全是在说谎加害阳小青。宁玉光曾在阳小青的那篇《左手倒右手 “玩转”国资》一文发表后几天约去年五月二十几号,跑来长沙给杨建新当说客,企图让阳小青放弃发另一篇稿子。当天晚上,大伙儿一起在河西“人民公社”吃过晚餐出来,在停车坪上,宁玉光跟杨建新打了一个电话,其间让阳小青与杨建新对话,这也是阳小青与杨建新唯一的一次通话,电话中杨建新告诉阳小青说有人在假冒他的名义敲诈他,阳小青当时很坦然地说:“如果有谁在敲诈你,你就派公安把谁抓起来!”说这话时,龚杰印象很深,因为这一次阳与宁的见面,她自始至终在场。这也是阳小青和龚杰第一次听说有人在“敲诈”杨建新。但是在宁的证词里,宁玉光却昧着良知讲黑心话,说阳小青提出以几十万了结。对此,龚杰也非常愤怒,但是她没有办法在当庭予以表达。后来龚杰拨通宁玉光的电话,找他对质,对方却吓得只说了一句“你可别乱说啊”就赶紧挂机,龚杰再拨,宁立即挂机,并随即关机。直到今天,这个手机都处于关机状态。

法院提供给律师的案卷,不仅没有案卷目录,而且两百多页的案卷,律师只拿到了一百二十多页。公诉方拿着律师没有看到的案卷打突然袭击。以致阳小青和谭小林的律师在公诉方质证时,多次要求看对方质证的案卷。这无疑给律师的辩护带来一定困难,但是阳小青的辩护律师的辩护词还是当庭获得了一致好评。

而县委书记杨建新的委托代理人——隆回县流芳律师事务所的刘小林(音)在一开口念辩护词时就引来哄堂大笑,以致于审判长唯一一次用了警槌提示“安静”。杨建新委托代理人的辩护词标题就叫做《一个记者的沦落史》。这该是法庭上出现的一个经典笑话了。而其擅长人身攻击的特长和名声,也确在法庭上得到了印证。

在法庭上,公诉方全程用的是隆回普通话,特别是最后论辩时,公诉方居然连隆回普通话都不说了,一口难懂的隆回腔,实在让人不知所云。这对于来自外地的律师和旁听者来说,听起来实在是件吃力的事。 

根据公诉方提出的证据,都不足以定阳小青的罪。而据庭审现场情形来看,阳小青理应获得无罪开释。污点证人谭小林及其律师也在庭上辨称,其在给杨建新的电话和短信中从没提过50—80万元的数额,而其发给杨建新的短信更是词不达意、含糊不清、莫名其妙,让人看不明白谭到底想表达什么:谭到底是想帮助杨建新还是敲诈杨建新?就这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短信也构成了“敲诈勒索罪”?况这些与阳小青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来讲,说阳小青指使策划敲诈都显得荒谬。这可以从律师的辩护词中得到论证。

庭审结束时,如大家早先就预知的那样,此案没有当庭宣判。如果法庭超越了法律轨道,阳小青的命运仍是堪忧。

而在法庭外,却有五六百老百姓纷纷从隆回四面八方赶来声援阳小青。据说他们有的庭审头天就从乡下赶到隆回,希望能参加旁听。但是,虽说法院向外宣称的是在“大厅公开审理”,但是法庭只设在了一个只能装几十个人的审判厅里,也只发放了六十张旁听证,而这六十张旁听证里,至少一半以上是给了隆回官方的人员,绝大部分老百姓是没有机会进入庭审现场的。为此,他们表示强烈抗议,并几次与法警发生冲突。

在阳小青上午庭审结束被押上警车时,在场老百姓一拥而上,纷纷振臂高呼:“小青,你大胆些,我们支持你!”“你是好人,你是正义的,你是为我们老百姓说话才蒙冤入狱!”“打倒贪官污吏!”“打倒杨建新!”相同的情景在下午庭审结束时再次发生。就是这样一群弱势群体,就是这样一群普通的老百姓,他们用最朴实最本真的方式声援着阳小青,也表达着他们对贪官污吏的憎恨和对受压迫的反抗。

庭外群情激愤,而庭内看阳小青受审的良知者依然在旁听席上表达自己愤懑的情绪。

当龚杰走出法庭的时候,老百姓纷纷围了上来,簇拥着龚杰走出法院,生怕龚杰会有什么闪失。他们还握住张星水律师的手,说:“感谢您为阳小青辩护!”在龚杰一行坐上出租车离开时,老百姓纷纷向他们挥手致意,眼神里充满了温情和鼓励……这样的场景实在令人唏嘘。只可惜,这些场景没能用相机拍下来。目前龚杰手上所有的照片都是上午庭审前拍的,而且相机还被法警抢去过,是老百姓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抢了回来。如果不是他们,也许这仅有的二十来张照片也不能留下。

正如有人说的:“这些老百姓比当局官员可爱得多,不管是性情还是操守。”以此做为此篇结束语。

(转于《中国舆论监督网》原标题:“人民法院”审判揭腐记者——阳小青敲诈案开庭审理)(

郭起真被关沧州看守所 家人不得见面

【大纪元5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郭若报导)今天下午河北沧州维权人士郭起真妻子赵长芹在沧州市第二看守所打听到其丈夫的下落:被绑架了五天的郭起真昨日被关入沧州市第二看守所。赵长芹请求与丈夫见面遭拒绝。

郭起真自十三日被蒙着头戴着手铐绑架后,一直下落不明。其妻赵长芹多次询问有关执法机关一无所获。今天上午赵长芹到沧州第一、第二看守所寻找丈夫,终于在第二看守所打听到了丈夫的下落。

赵长芹气愤的告诉记者“都带走五天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带走他的人问谁谁不知道,什么手续都没有给我们!……开始那两天儿子放学一进家门就问爸爸回来了没有,后来都不问了,也不愿回家,每天吃不下东西,坐在那看书就听见撬门声。”

郭起真的儿子郭文亮正在准备考高中。他对记者说他很惦记父亲那条伤腿,“我怕他们还像上回那样一群人打我爸爸。”郭文亮说他现在尽可能在外面看书,试着不想家里发生的事情。“我估计慢慢会好的,我会努力的。”

上海民众上街不满文革下乡

【大纪元5月18日讯】(明报即时新闻网5月17日讯)百多名上海居民上街抗议在六十年代被迫下乡,不理会官方对文革四十周年保持沉默。

路透社称,这些抗议者聚集在上海民政局,许多人举吁请愿无错的标语。大约三十名穿制服的警察、警车以及许多便衣警察聚集在现场。

这些抗议者大多数在六十年代被政府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口号下遭下放至西北的新疆,他们在数年或数十年后回到上海,他们却发现自己的房子已经换了主人。

人权组织呼吁当局还陈光诚公正自由

【大纪元5月1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采访报导)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全球一百名最具影响力人士之一的盲人维权者陈光诚,被山东当局关押至今已超过两个月。而他所揭露的官员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暴力侵权的问题远远没有得到纠正。大陆人权组织仁之泉星期二呼吁中共政权尽快还陈光诚公正和自由。

山东临沂盲人维权者陈光诚,3月10号因声援遭官方无故殴打的东师古村村民,被警方以阻塞交通为名扣留盘问,两天的问话期过后,在没有任何法律文件的情况下,被非法关押至今已超过两个月。

大陆人权机构仁之泉,星期二发出新闻稿,称据相关交涉律师透露,近日从山东省公安厅国保总队得知,陈光诚现被山东国保软禁于某个幽静宾馆。

仁之泉发言人赵昕告诉记者:“国宝总队的一个处长透露的,一个和他交涉的律师告诉我消息是千真万确的。据说陈光诚在里面还是安全的。临沂当局因为陈光诚曝光大量违法计生的真实情况,令他们很狼狈,他们多次威逼利诱他,他软硬不吃,所以他们才恨之入骨,才想办法这样子。”

仁之泉再次呼吁中央有关部门对陈光诚反映的临沂计生情况进行调查,并尽快惩办相关责任人,还陈光诚公道和自由。

新闻稿还说,山东公安部门人员还透露,临沂地方当局极力主张以“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罪名法办陈光诚和其他村民,但是山东省公安厅的许多警务人员认为这样做的负面影响太大,而且也容易激化矛盾。所以目前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以监视居住的名目剥夺了陈光诚的人身自由。

陈光诚的代理律师滕彪指责这个做法根本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手续,监视居住的话是要有法律手续的,完全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在陈光诚被带走软禁前,被抓的三位支持他维权的村民已被正式批捕,面临被起诉。据了解,五位律师上周前往临沂,除了希望侧面了解陈光诚的下落,也给其他被捕的村民提供法律援助。

他们见到了看守所内的村民陈光东、陈光合、陈庚江,及他们的家属,其间有关部门加强了在东师古村的看守。

记者星期二致电其中一位律师,他表示暂时不便透露详情:“现在还不便对外公开消息,以后再说吧。”

记者再致电被捕村民陈庚江的妻子,通话因干扰无法进行。

陈光诚月初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全球一百名最具影响力人士之一。另外四名入选的华人包括中国总理温家宝、导演李安、企业家黄光裕及环保人士马军。

然而,这次获选不但没有令官方解除对陈光诚及家人的软禁。据了解,大陆的媒体在报导这一新闻时,甚至刻意漏掉了这位处于软禁中的英雄。

朋友郭玉闪认为这种做法很讽刺:“一方面政府接受时代周刊对我们这个社会权力、财富的承认,另一方面又不接受对陈光诚这样英雄人物的承认,是很荒唐的。

现在家人最担心、最关心的是光诚能不能自由的放出来,对国际上的援助当然高兴,但更希望这种援助能变成实际的压力,令山东政府临沂放人。

因为你想,一个政府可以雇用20多个混混,让他们24 小时看着一个老人、一个妇女和一个小孩,这种事都做得出来,我就很难判断它下面会做什么。”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十大巾帼英雄吕燕飞 遭迫害生命垂危

【大纪元5月18日讯】四川省消息,遂宁市吕燕飞,曾经被评为全国十大巾帼英雄。因坚定信仰,目前被国安劫持到遂宁市民康医院(精神病院)迫害。该院主治医生聂洪对其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并灌食。相关责任人蒋礼军说:“现在死个把人算啥子?”

据明慧网报导,吕燕飞,女,55岁,系船山乡妇联主任。曾遭当局非法劳改迫害4年之后,又被非法劳教三年,在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被迫害的生命垂危。

经亲属多方奔走营救,吕燕飞于2006年2月28日获解教,不过,却被市国安支队王清元、郑大双非法拘禁,非法关押在遂宁市民康医院(精神病院)。

十大巾帼英雄落难

吕燕飞曾抗议非法绑架,遭到残酷迫害,被强制坐死囚椅、不准睡觉。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在四川简阳养马河遭受劳改迫害,并经常受到辱骂、加长工时等迫害。

在被非法劳改迫害4年后,2004年2月11日,吕燕飞又被国安非法拘禁,非法关押在遂宁收教所,数天后由亲属接回。同年10月7日,被国安支队绑架,又非法劳教三年,在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被迫害的奄奄一息、生命垂危。

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迫害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于不放弃法轮功信仰,也就是不转化的学员,恶警强迫吸毒人员将学员全身脱光,在寒冷的冬天用冰凉的水从头淋到脚,冻得大法学员全身青紫,浑身发抖;还强灌冷水,灌得肚子滚圆,不准大小便;或者用铁衣架将大法学员打得鲜血淋漓;或者用烟头烙下身,用牙刷乱插乱刷阴道。

目击者表示,吕燕飞因为不放弃修炼,遭受了上面所说的所有酷刑,她曾被20多个吸毒人员群殴,每天都被一个叫林燕的“包夹”(资阳人)毒打。

经亲属多方奔走营救,吕燕飞于2006年2月28日获解教,却再次被市国安支队王清元、郑大双非法拘禁,非法关押在遂宁市民康医院(精神病院)。该院主治医生聂洪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并被强行灌食。

请国内善良正义人士、国际调查委员会和海外大法弟子关注和声援吕燕飞!

遂宁市区号为0825
遂宁市信访局(办)(和平路)0825-2313993
遂宁市政府嘉禾路135号 0825-2312860
遂宁市公安局:和平路138号 0825-2244736 2227002
遂宁市公安局预审科(办)0825-2311786
遂宁市船山区分局:小北街18号 0825-2220002
遂宁市人大:0825-2223991 2226132
遂宁市检察院:和平路158号 0825-2224021 2224017
遂宁市中级法院:和平路199号 0825-2223741 2223781
遂宁市司法局:和平路177号 0825-2224963政法委书记魏福友:0825-2227949
遂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德胜路)0825-2244170
遂宁市城北戒毒所:(0825)2397936(办)
遂宁市城北收教所:(0825)2397773
遂宁市镇江寺街道办事处电话0825-2226184
市长:任永昌(0825)2313993 公安局长:刘安远(0825)2227051
恶警:姜琼 13568700256, 许军:135687085597
国保支队杨教导:(小灵通)0825-3889380
四川省资中楠木寺劳教所:0832-5212174(所长姓吴)(

吉林女监“五马分尸”酷刑 宋彦群命危

【大纪元5月18日讯】吉林省消息,原哈尔滨大德日语学校英语教师,宋彦群,因不放弃信仰,被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吉林省女子监狱)施以“抻刑”迫害。目前身患严重肺结核,体重仅剩60来斤,危在旦夕。

据明慧网报导,宋彦群,34岁,吉林省舒兰市人,原来是哈尔滨大德日语学校英语教师,2003年11月27日被舒兰市公安局以郭威为首的一群恶警绑架、酷刑逼供后非法判刑12年。

报导说,2005年5月份,在监狱实行的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宋彦群被施以“抻刑”,“五马分尸”折磨后,造成腿部毫无知觉,终日冰凉,不过血脉;整个右臂,内部骨头疼痛难忍,手抖动的特别厉害,不能写字;大脑麻木,不好使;同时两肋、肺部疼痛难忍,肺结核在迅速恶化,两年之久的迫害致使宋彦群骨瘦如柴。

宋彦群年迈的父母对女儿的处境焦虑万分,2006年5月11日,家属再次去长春黑嘴子监狱探望。宋彦群被一个包夹和一个监狱狱警看着出来接见。

据知情者透露,宋彦群看见父母,含泪说:“爸妈,你们身体都挺好的,我就放心了。”她的父母痛心的问:“你在里面怎么的了?是不是给你关小号了?……”宋彦群说:“别问了,这里不让说。”站在旁边监视探视的狱警立即对宋彦群吆喝、恐吓。

这时一起跟来姓杨的管教鄙视地随口而出说:“不就是思想问题这么点事儿吗!还得三四个人天天给她端屎端尿的……”。家属一听觉得很诧异,立即问什么端屎端尿?她马上撒谎说:“啊,那屋里没有卫生间,所以得给她端屎端尿。”寻思着也不对劲,又说:“四楼没水,水上不去。”这时,另一个包夹的孙继红马上帮腔说:“我们也那样。”。接见不到十分钟,马上催促匆匆回去。

据悉,长春女监不准许家属过问亲人被害的事实,一问敏感问题马上停止接见,不准许非法关押的被迫害者说出它们在里面的违法犯罪事实,对坚定的信仰者任意体罚、施用酷刑。

长春女监为了达到强制洗脑转化目地,对宋彦群除采用全面封闭、隔离、4个包夹看着她,并强制灌输不实谎言,一刻不停的逼迫听、看不实的报导邪说,企图达到精神上的麻痹,使其头脑不清醒。

宋彦群 身体几尽致残 

宋彦群为人善良而正直、意志坚韧而胸怀大志、刚正不阿而光明磊落,却被邪恶关进监狱为施转化而受尽酷刑折磨,至极摧残,正义何在?宋彦群原本身体健康,对生活充满信心,而今在监狱被迫害的身体几尽致残、耗尽,而邪恶监狱还在叫嚣酷刑转化。

目前,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惊天罪行已曝光,“赴中国大陆真相调查委员会”第一批调查取证范围已向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及全球明示,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家属、全世界集聚焦点,都在拭目以待。所有邪恶的监狱、劳教、公安医院等地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致残的,致死的,一切都将在世界面前公开审判。

呼吁紧急立案追查,同时希望正义之士营救善良的中国百姓早日脱离苦难。

以下附相关电话:
吉林省委地址:人民大街47号 邮编:130051 总机:0431-8927512 秘书处:0431-8927596
干部处:0431-8926962 组织部:0431-8927876 宣传处:0431-8925448
吉林省纪检委地址:人民大街55号 邮编:130022 值班室:0431-2708038
吉林省监察厅地址:人民大街57号 邮编:130022 办公室:0431-2766216 举报中心:0431-2766212
吉林省政府地址:新发路11号 邮编:130051 总机:0431-8919971
吉林省司法厅地址:新发路46号 邮编:130051 办公室:0431-2750217 2750219
吉林省监狱管理局:0431-2750068 吉林省监狱管理局纪检委:0431-2750061 0431-2750057
吉林省监狱管理局监政处:0431-2750062
吉林省司法厅劳教局地址:新发路46号 邮编:130051 办公室:0431-2795608
政治处:0431-2799473 管理处:0431-2799874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地址: 景阳大路23号 邮编:130000 总机:0431-7668118 总值班室:0431-7615769
秘书科:0431-7615764
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地址: 景阳大路21号 邮编:130000总机: 0431-7684275 办公室:0431-7684322
纪检组长:0431-7690673
监狱恶人电话:
徐广生(监狱长):0431-5375001;
武泽云(改造副监狱长):0431-5375004;
唐亚娟(刑法执行科副科长)):0431-5375010;
厉剑(狱政科副科长)):0431-5375007;
王景华(监狱办公室主任):0431-5375038;
接见室:0431-5375036;
一监区:0431-5375020;
二监区:0431-5375021;
三监区:0431-5375022;
四监区:0431-5375023;
五监区:0431-5375024;
六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为严重):0431-5375031;
七监区:0431-5375026;
八监区:0431-5375027;
九监区:0431-5375028。

中国家庭教会屡遭打击

【大纪元5月1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采访报导)基督教中国家庭教会屡遭打击。最近,山东临沭县刘玉华因印刷基督教书籍被以所谓“非法经营罪”刑拘;一名在江苏宿迁讲道的韩国牧师被驱逐出境,其它十名本地同工被训戒后释放。另外,被禁止到美国的中国社科院学者范亚峰表示,他是在北京的机场截住的。

总部设在美国德州的“对华援助协会”星期一发布新闻稿称,山东临沭县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刘玉华,四月廿六日晚上被国安人员从家里带走后,官方以“非法经营罪”将其刑事拘留,现羁押在临沭县看守所。

“对华援助协会”称,教会人数大增,为了满足需要,刘玉华印刷了大量基督教书籍奉献给教会。他被抓走后,警方搜查了他的办公室,取走发货单,冻结其银行户口,还拿走八千多元现金。

记者星期二下午通过电话找到刘玉华的妻子张女士,她表示不便接受访问。提供张女士电话的河南信徒张明选告诉记者 ---

张明选:“以他印刷为由抓的。”

记者:“刘玉华印的是什么书?”

张明选:“圣经、歌本。”

记者:“这些圣经、歌本跟三自的一样吗?”

张明选:“不一样。教会需要什么他就帮忙印。”

有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刘玉华的家人为他聘请了临沭县的一个律师。由于刘玉华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儿子即将高考,由于父亲被刑拘,情绪大受困扰,现辍学在家。家人希望警方能让刘玉华取保候审,以便孩子安心读书。据称,当地公安部门表示可以考虑。

另外,江苏宿迁市上星期三有家庭教会聚会时被冲击。当时在讲道的韩国牧师崔荣搏(音)、当地同工蔡芝荣、吴长乐共十一人被抓走。

吴长乐星期二告诉记者,十名本地同工已经获释:“我们在休息室里面,他们到那以后说我们是邪教啦,这个那个的,把我们带了十多个人到派出所里面去。了解情况以后就把我们全都放回来了。说我们是非法聚会。”

另一名姓施的教徒说,韩国牧师崔荣搏(音)在上星期六被驱逐出境:“他现在回国了,他不是签证来国内吗?把半年的时间撤销了。”

记者:“他这个签证半年?”

姓施的教徒:“对。”

记者:“现在要他马上走?”

姓施的教徒:“把这半年给撤销了,然后叫他马上回去。”

记者:“为什么驱逐他呢?”

姓施的教徒:“也没有给他回答。”

记者:“你们这聚会有什么特别吗?为什么会受到冲击呢?”

姓施的教徒:“依照他们来说就是接待国外人嘛,不允许吧!”

“对华援助协会”还披露消息说,上星期三被禁止到华盛顿参加中国自由状况高峰会议的家庭教会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学者范亚峰,是五月九日也就是上星期二,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边防安全部门截住的,当时他正准备登机飞往美国。

范亚峰星期二对记者表示:“五月一号我有个会议嘛,原来以为对我的限制只限于那一次会议,那次会议之后还会让我出国,并不知道有这么严厉的限制。”

记者:“没有再说什么别的吗?”

范亚峰:“对,就说以后不要再出去。”

记者:“以后不要再出去?”

范亚峰:“对。”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郭永丰:张之敏老师遭受文革迫害后又被桂林公安局公然抢劫全过程

【大纪元5月18日讯】住在桂林市西城路二巷9号的张之敏老师,1938年2月20日出生,学中文专业,原木器厂工读学校语文教师,已年届七旬,眼下仍然为发生在1982年中旬的莫须有案件操劳着,始终没有着落,张老师对此实在无可奈何极了。

张老师一向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喜爱收藏古玩字画。1982年6月7日夜子时,不知何故,桂林市公安局一科人员在街委会路主任陪同下对他家进行搜查。搜查人有陆有明(现已去世),向秉超(现任一科大队长),黎远军(现东江派出所工作),蒋平富(现经济侦查支队政工科工作)等。用车来运,拉走他的宋、元、明、清青花、粉豆彩瓷器22件(搜查中还打烂1件);北宋岳飞写的中堂,清陈鸿谋写的对联;玉器饰品(玻璃种祖母绿玉件,纯白玉镯)36件;古铜器等物品。

而当时他本人实无任何违法行为,却被非法拘留至1982年8月底,经“审查”释放回家。办案人说,“没事了”。此后,他去公安局一科找当时办案的陆有明,要求退还他被扣押的东西。陆有明退回了扣押的人民币200余元。经他多次要求,陆有明又退还兑换券76元。并说,“案虽他办,要经科头拍板。”

此后,经该科后勤组文忠苏(后转市安全局,现退休)先后退还磁带24盒、小电动机1台、端砚10方等价值小的东西。其他价值贵重的东西没有退还。他多次找过禹伟民(当时负责对他审讯,后任康辉旅行社总经理,现退休。电话:5812280)、陶家志(当时一科科长,后任市安全局局长,现退休)。他们的意见是“等候”、“研究”、“别着急”,当时一科分家成立市安全局,要等忙完后再说,此后拖着一直未处理。1996年他们把有关材料送给甘树立副市长(他分管公安局,现退休。同意作证)。1998年又向桂林市公安局申诉。2000年10月向桂林市政法委反映。

2001年11月22日市公安局副局长龚永国口头答复他:“扣押东西不知去向。”

他认为桂林市公安局应有完善的物品管理制度,扣押物品应妥善保管。且所扣押的物品应当说比较贵重,且数额不小,如是轻易说不知去向?这个推托之词是不能说得过去的。这里面是否有私拿(贪污),私分等问题,故特向有关部门反映。期望落实他们这一批被扣押的贵重物品现在何处?

原来在1970年“二、五”“一打三反”运动中,他就被原市二轻局定为木器厂“重点”对象,抄家两次。拘押在厂办公室楼梯下半年多(民兵看守),强制到油漆车间劳动,不准回家。多次批斗(二轻局驻军代表余业海与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李承孚到木器厂亲临参与)。两次被专案组人员押送到市人民礼堂参加二轻局召开的系统“宽严大会”。

……折腾至年底,他的旧病复发咳血,病假月工资仅9元。被迫离厂。此后,多次要求复职与落实政策。1979年落实政策时,市二轻局4月7日第一次下文(79)二轻落字第49号:同意“收回张之敏同志,回厂工作”,既不承认把他定为木器厂“重点”物件批斗是错误的,也不承认连续计算工龄。经他申诉,虽“处遗中已经处理”过的,该局1984年7月4日再次下文,二轻处遗[1984]009号:仍不承认把他定为木器厂“重点”物件批斗是错误的。虽承认连续工龄,却把他定为工人“抄送:局劳资科”。仍拒绝恢复他教师(属局组干科)原工资。况且,1985年3月15日木器厂的补充“通知”是定为“四级工”,月工资不过50元。1965年他已拿月工资50元。经20年不给提升!连他当年同到木器厂的学生,都拿到五、六级工。让人们形成一个张之敏降级当四级工人受处分的印象。有意让他无脸面回工厂。

他原是经市教育局人事科分派到图强中学教语文任班主任兼总辅导员。1966年,市工业合作联社(原市二轻局)接管图强中学试办工读。他被该局组干科分派到下属市木器厂工读学校当主任教师。政治部陈伯森说,“你先拿月工资31元,另2.50元米贴。试用半年转正。”却未兑现。图强中学龚瑞春主任补写的工资介绍信,月工资50元,另2.50元米贴(他交到原二轻局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李承孚手上。被他不慎遗失)。

1995年,龚瑞春任市教育局副局长退休后又写有证明。1994年、1995年市家具工贸实业公司(原木器厂)、党总支以及原木器厂总支书记陈志清各出据证明:承认他“至现在连续工龄29年”以上;“经审查,历史清楚,没有受过任何处分。”;在“文化大革命”中未参加任何派性组织活动,一直坚持上班,在被关押批斗期间,还试制成功了电焊条。木器厂把“土制电焊条”作为“抓革命,促生产”成果向市里报喜,填补了桂林市的空缺。此后,分立出市电焊条厂,其产品还销向国外,促进了市经济发展。

鉴于上述事实,他不能接受原市二轻局不承认把他定为木器厂“重点”物件批斗是错误的;又不恢复他教师原工资,“抄送:局劳资科”“回厂工作的决定”。对此不依事实违反政策的“处遗”落实,1985年3月16日他写了书面申诉,并不断催促答覆。该局一直不答覆、不询问、不理采。1995年,他再书面《报告》后,又多次报告申诉,请求依据事实,按照党中央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政策法规以及有错必纠的原则落实解决。应当恢复他名誉与教师原工资。但该局领导一直推诿、拖拉、敷衍,藉口1985年“处理过了”(实未处理),不再处理。事实是,1995年龚瑞春、陈志清,1999年李承孚均分别写了证明(李承孚1972年调任水产局局长。他2005年11月4日更表态,应当恢复他的名誉与原工资。如有关处理部门需要,愿意再书面证明的意向。--过去经办过此事的原二轻局老领导人均己作古,唯李承孚现尚健在)。有了新证据。市组织部也批示处理。市工业合作联社(原市二轻局)负责人长期不作为,严重损害了当事老教师的正当合法权益。两次对抗市委组织部批示,违背桂林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市办发(2003)58号失职错误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条多项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四十四条二款。当按党纪、政纪、法规追究联社负责人责任。鉴于市组织部(干部审查科)负责管辖的“处遗办”现已撤销,申请人的“处遗”复查申请,依法规由市组织部(干部科)直接处理。

张老师想,这82年的抄家,也许与此有关,但有关部门一直没给明确说法,也从来不做任何解释,无论他怎样追问他们。他们只说“没事了”,而没事了就把这么多对他来说极其宝贵的字画古玩全部弄丢了,难道只这样就可以一切了然了吗?

张老师为此事已上访这么多年,仍然没个圆满了结。他真觉得,这简直比真正的强盗还强盗,比在真正黑社会组织里的遭遇还要使人更加无可奈何。

转自《观察》(

中国维权律师被套上紧箍咒

【大纪元5月18日报导】(中央社记者林于国香港十八日电)中国律师协会最近向各级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印发“指导意见”,对律师受理征地、拆迁等案件,“应接受司法机关监督与指导,发现可能激化矛盾扩大事态问题应立即报告主管机关”,对此,北京律师滕彪认为这是打压阻碍律师维权活动。

据香港“明报”报导,“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已由中国律师协会公布。文件要求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应遵守报告备案制度,律师行接受群体性案件委托后,应及时向所属律师协会报告;承办群体性案件,应由律师行至少三名以上合伙人集体讨论决定,统一接受委托,指定专人承办。

文件还提出,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应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与指导。律师依法办理群体性案件,律师协会应当予以支援、指导和监督;对影响大的群体性案件,律师协会应及时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律师协会可以根据需要就案件相关问题向公众表达意见。

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北京律师滕彪对明报表示,这份指导意见显示当局有意以司法行政来限制律师展开维权工作,最近像河南、广东方面也有一些类似措施,例如限制律师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以免案件在海外曝光,这是侵害律师职业行使权,目的在限制这几年发展较快的法律工作者参与的维权活动。

他说,今年起当局对律师维权的遏制比较厉害,有不少案件律师都不敢介入。

不过,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于宁表示,制订这项规定主要目的是更好地发挥律师处理民众和政府之间矛盾的角色。他说,很多土地和拆迁的矛盾是源于民众和政府间沟通不顺畅,新规定可以使律师更好地居间调解,而且亦更能保障律师的安全和利益,不至于与政府发生更大冲突。

于宁指出,根据行业守则,如果律师违反规定,协会可予停业整顿或者批评的处罚。

张鉴康:以吏为师,可以休矣

【大纪元5月18日讯】日前,中国全国律师协会向全国各级律师协会及律师事务所印发了《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引起业界广泛关注和议论。《意见》要求:律师承办群体性案件应由律师事务所至少三名以上合伙人集体讨论决定,律师事务所应及时向所属律师协会报告备案;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应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与指导。《意见》从律师承接群体性案件的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都提出了规范性的指导意见。

问题出来了,什么是群体案件?征地拆迁中的集团诉讼案件固然属于群体性案件,那么三个人、五个人、八个人的案件算不算呢?如严格根据三人成众的标准来衡量,当然也得算群体案件。如果一位律师代理当事人控告中共官员的贪腐行为,由于今日官员之贪腐具有窝案群发的特点,大概此类案件也得归入群体性案件了。诸如此类案件,如果都要由合伙人(未言及合作人)开会讨论决定,其结果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如果群体性案件利益诱惑巨大,而执业风险较小,律师事务所可能会接受委托;如果群体性案件利益诱惑较小,而风险较大,即使具有重大的社会公益价值,律师事务所也不会接受委托;如果利益巨大,风险也巨大,或是利益小风险也小的群体性案件,律师事务所当然不会承接。如此看来,根据一般的概率来推断,律师事务所大体是会拒绝接受群体性案件当事人的委托的。那么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今日大量的涉及个人切身利益,又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群体性案件的当事人的被侵害的民事政治权利,都不可能得到律师的法律救济。律师事务所原本半开半掩的法律之门,在对法律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的受迫害受损害的弱势群体面前彻底关闭了。而这正是执政当局求之不得的。没有律师参与的群体性案件,政府及强势的当事人一方,自以为对付起来可以得心应手,就可以任意胡为了。

根据《意见》的精神,律师如承接群体性的案件,也得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然而问题是:司法官员们难道比执业律师还会办案?尤其是对群体性案件,难道比执业律师更擅长?据我的经验观察,司法行政人员的知识水准、法律素养,普遍的低于普通的律师。让学生指导教授,让外行指导内行,不出笑话才怪。但是在中国这块恶土上,这确实又是见怪不怪的普遍的社会现象。

自暴秦统一至今,老大中国两千余年来皆行秦制,而秦制最大的特点是帝王专制,严刑苛法。为了减少其统治成本,历朝历代的嬴政、毛泽东们都竭力的训导人民以吏为师。翻成今天的话语就是“以党为师”,“以党员干部为师”。党员干部如成克杰,胡长清,王守业(前中共海军副司令员)不管有多么严重的贪贿行为,不管包养了多少情妇,嫖了多少女人,在未翻把之前都在人前吆五喝六、神气活现的当老师。当今道德严重堕落,不学有术的几百万中共干部,在社会庸众簇拥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实在是中国令人叹为观止的一道奇特的人文景观。

如今这年头,有人要想当爷可以理解,但有人能当爷却争着当承欢膝下的孙子,委实难以理解。全国律师协会衮衮诸公不要以为,我将你们轻描淡写的归入社会庸众是玷辱了你们声名。说你们是社会庸众其实是抬举了你们。实际上,你们恰如阮步兵所言,乃是裤缝中的虱子,靠主人的体热为命。一旦一不留神,惹得主人奇痒难耐,就会在主人的灰指甲下断送了卿卿小命。全国律师协会的大人先生们听到这儿,肯定要发指眦裂了。但抗议归抗议,我还必须要说,朱久虎律师代理陕北油气田案件被强加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你们做了些什么?高智晟律师事务所被非法停业整顿,你们及你们的维权委员会又做了些什么?作为一个所谓行业独立管理的律师自主性的组织,你们喉管可曾发过独立的声音?你们偶尔鸣叫一两声,难道会遭到张志新般被竹签穿舌消音的对待吗?你们但愿吸附在行将死灭的躯体上靠余热为生,老老实实做裈中之虱,不愿也不可能鹤鸣久皋,声闻于天。虱子就是虱子的命。

告别秦制,以制度化的方式终结以吏为师的政治传统,是未来民主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当然之义。而现在,讲真相的生命冲动要求我们拉下大官小吏的裤子,还原其屌样于世人。

(转自《民主论坛》)

孙文广:劳教 酷刑与信仰迫害

【大纪元5月18日讯】中国众多劳教所关押着大量法轮功学员,那里成了信仰迫害的集中营,施行各种酷刑;劳教制度践踏人权,无视人道,背离人性,必须扫入历史垃圾堆,尽早废除。

(一)劳教所骇人听闻的酷刑

从1999年开始,众多劳教所成了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信仰法轮功的人,在这里遭受洗脑之苦和非人的待遇。劳教所存在多种酷刑;前不久一个刚从劳教所放出来的学员,向我描述她的各种遭遇,包括:被四肢拉直,捆绑在“死人床”上,人呈“大”字形,连续几天几夜,不准下床大小便;为了阻止抗议,还把嘴和头发一起用胶带粘起来,解开时会把大片头发撕下来。她多次进入劳教所,2005年她被判劳教一年六个月,因为不肯转变信仰,被双手拉直捆绑在暖气上,二个月,大小便不准上厕所,下身全部变成紫黑色,体重由150斤减至100斤,在绝食濒临死亡时才被放了出来。当时人已经变形,家人说这样长期关押下去必死无疑。

有的学员还告诉我他们遇到的迫害,包括:寒冬季节冷水浇身、几个人围着他几天几夜不准躺下、不准合眼、不准睡觉,不服从非打即骂,进行精神折磨。

北京的高智晟律师,与朋友一起到东北去做过调查,根据他公布的记录,劳教所酷刑花样极其繁多,书本描写的历代酷刑,如老虎凳都用上了,现在还增加了高科技手段,如:施用电刑,用高压电棍上刑;有的还强迫女学员脱光衣服,伤害她们的阴部;高律师还报导多起酷刑致死法轮功学员的事例。

(二)劳教所中的信仰迫害

现在劳教所中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都是为了强迫转变信仰。一旦被关押者承诺不再信仰法轮功,写出放弃信仰的三书:“悔过书”、“决裂书”、“保证书”,酷刑就可以马上停止,还会提前释放。为了折磨被关押者,也为了使酷刑真相不被世所知,对坚持信仰的人,实行全封闭的关押,不准和外界接触,通信、电话,不准亲友探视。

山东济南律师刘如平,因为在海外发表文章,要求制止对法轮功学员的强制转化,结果被判劳教一年三个月,关进山东王村劳教所。我曾和李昌玉老师写文 “声援济南律师刘如平”,他的妻子告诉我,几次到劳教所探望丈夫,管理人员都说因为“表现不好”,不准见面,不准通信、打电话,说只要刘如平不再支持、信仰法轮功,就可以接见亲人、给家人写信。

看守所对法轮功信仰者施用酷刑,剥夺人身自由、通信自由是为了强制转变信仰,这些都是信仰迫害的暴行。

(三)非法的劳教制度必须废除

中国的劳教制度,建立于1957年,当时主要是关押右派份子,后来也关押了不少宗教信徒和“没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按照有关劳教制度,送人进劳教所根本不需要法律程序,既不要检察院起诉,也不要法院判决,公安机关的 “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甚至派出所做了决定,就能让人进劳教所,剥夺人身自由。在过去的近50年时间里,被囚者达350多万人。

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在这之后,法轮功学员,就成了劳教所中主要的关押对象。今年春天,一个刚从劳教所放出来的法轮功学员告诉我,他被关押的劳教所中,关押了3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法轮功学员,像这样的劳教所在中国不知有多少,实际上是些集中营。

1957年建立的劳教制度,延续到今天已经成了信仰迫害的工具,劳教所成了践踏人权的集中营。有良心的中国人,应该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促成废除劳教制度。

(四)废劳教签名信的发起

2006年2月,我起草了一份建议废除劳教制度的签名信,原打算在全国人大开会(3月5日)前公布出去。因为征集发起人时,遇到一些麻烦,所以拖到会议闭幕那天(3月12日)才公开发表。

在这之前我用电话、电邮等方式征求发起人;高智晟律师,不但同意发起,而且很重视信的内容,因为他家已无法上网,应他的要求,我在电话中把内容读给他听,好在签名信并不长;高智晟先生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我逐字记下,修改后打印出来,在电话中又念给他听。

北京余杰接电话时正忙着会客人,第二天上午他表示同意签名,四川王怡,虽然没有收到电邮,但他听说有关废劳教的内容,立刻答应签名,同意签名的还有我们学校的两位老师,一位是80岁的史若平老师,57年是山大校报主编,还有一位是72岁的李昌玉老师,他们都是57年的“右派”;赵达功在电邮中答应签名;刘荻没有收到电邮,半夜十一点,我给她打电话,把她从睡梦中吵醒,听说是废劳教的内容,急忙说:“我签名!我签名!”,广西的人权律师杨在新,是到济南来为被劳教的刘如平律师做代理,看到签名信当即表示签名,山东青岛牟传珩是电话中答应签名。美国的胡平、张伟国是在电邮中答应签名的。因为网络故障,收到比较晚,没有放倒发起人之中。

为了能使更多的人支持废除劳教制度的建议,一些有心人、法轮功学员,拿着打印的签名信,分别去征求签名,以后又通过各种途径,将名单返回,我为他们的精神感动。

签名信发表后,至今已有600多人的签名,还有很多人在信后留言,令人感动。

现将签名信附在后面。

2006年5月17日于山东大学

高智晟孙文广等呼吁废劳教制度(征求签名)

全国人大常委会:

我们呼吁:1957年 “反右”期间制定的劳教制度,与我国现行宪法抵触,应该废除。

2005年12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有关“程序”,规定公民可以提出“违宪审查”,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几项理由,请审查:

1)我国的劳教制度规定,不需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可以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这项制度与我国宪法抵触;构成了对宪法和其他法律的违反,在劳教的执行过程中公民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的法律救济权利。

2)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宪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宪法第五条,第五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3)多年来,中国的劳教制度实际上成了压制公民信仰自由、表达、集会、结社自由权利的一种工具,从“反右”开始已有350万人以上被劳教。

4)很多作家、学者、法律工作者,两会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劳教制度都提出过废止的意见;建议人大常委会收集整理,尽快废除劳教制度。

5)执行半个世纪的劳教制度必须结束,这是救赎国家宪法尊严、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需要,同时也使得中国的道德形象得以救赎。 2005年3月12日

发起人:

北京高智晟,山东孙文广(执笔人0531-88365021,),四川王怡,北京余杰,山东史若平(250100济南山东大学老干部活动室),山东李昌玉(lcy618@163.com),深圳赵达功,北京刘荻,广西杨在新,山东牟传珩。

签名可到《议报》签名网或通过发起人之网址、信箱、电话;签名者可以使用真名或笔名,姓名前请注明所在省市、地区、国别。(以上见《大纪元》)。

追访高智晟(36): 凌越中共特务骚扰

【大纪元5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子法报导)中共特务对高智晟的跟踪、围困的骚扰已持续半年了。据一匿名人士电话告知高智晟,对他的跟踪骚扰方式的指挥,如在高智晟晨练时跟着的特务几乎要踩到他脚后跟的恶意挑衅,这一切都是在不远处暗暗观察高智晟的中共“国家心理专家”所指挥的。

但是,尽管摧毁高智晟身心的中共“司马昭之心”已尽人皆知,与中共期待的效果相反,即使北京散步的老太太也惊诧:半年了,高智晟这小子不但胖了,怎么还越来越白净和水灵了。

面对现实,也许“国家心理专家”已经技穷,近日,大批跟踪的特务们竟都换成一男一女的成对特务,尤其是年轻的女特务们竟清一色的露出白白的肚皮、肚脐在高智晟的面前晃来晃去,令记者马上想起《西游记》里妖艳的蜘蛛精们。

伍凡分析文章刊出后 一度高智晟的电话被严重干扰

在伍凡的《解高智晟现象之谜 剖中共内部矛盾之结》文章刊出后,13日,特务和一辆没有看到过的车就停在高智晟楼下的窗户跟前,高家在二楼,高智晟的小灵通电话被干扰的非常厉害,他听起来杂音很大,记者这边却听不出有什么异常。高智晟说:伍凡的文章很起作用。

对高智晟电话电波的干扰,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高智晟将可疑车辆的车号在采访中告知外界记者后,这辆神秘的车子于中午开走。高智晟的电话效果才恢复到正常。

车祸处理过程特务出面围观 故事情节起伏跌宕

高智晟:昨天(5月11日)去机场送焦国标回来,害得我还出交通事故了(笑)。

回来的时候,我入主道占了一半了,一个天津的车,他明明看到根本就过不去,他还是要挤过来,“匡”跟我的右面挤在一起了。我们两个人挤在一起呢,后面又过来一个大骄子车,也来不及了,“匡”的跟他挤在一起。他们的车挤得挺厉害,我的车是前面的保险杠和车灯都打没有了。

但是,处理过程中,把责任认定完以后呢,他们又耍赖。因为该怎么修就怎么修,你要我赔也行,保险公司赔也行,你跟着我走就行了,但是他们一个电话叫来了六个人,一个车挤了6个小混混,脖子上的链子指头一样粗,坚决不同意跟我走,担心我的车跑掉,非得让我现场把钱放下再走。我就是这种个性,吃软不吃硬,我说,好,你们要是视这种方式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我绝不鼓励你。

我就打电话报了警,警察来了以后,看了我的名字以后说,你就是高智晟啊。我就哎——,奇怪啊?你怎么问这话?他说,我们知道,高智晟嘛,在你看来这就是小事了,这点事解决了不就得了?我说,你这一来就给了一个结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像就是责任在我这儿了?警察说,不是不是。后来还是按照我的意思解决。怎么能给你现场解决啊,如果现场没带钱怎么办?不能胡来啊。

记者:当时特务在干什么呢?

高智晟:当时特务围了很多。对方还讲了,你说我们叫人,你看你叫来多少人?我说这正是我不显山露水的一面,这些人24小时围着我,我根本就没有叫他们来。我说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特务马上点头笑着说,进保险公司不就得了吗?特务也帮着我说话。

记者:对方看到特务没有害怕吗?

高智晟:对方说,你叫来的人更多,而且还都带着墨镜。我说这是我统一配发给我的“保镖”的,但是你看到我让他们过来了吗?我始终让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吓着你们。

特务大概有16名。对方一看“我们”的人更多,他就软化了,说咱们都是讲理的人,我说至少你们不自信你们是讲理的人,如果你们认为是讲理的人,你没有必要一个电话叫来了6个人,他们总共8个人。我说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在你们人数的基础上乘一个2?他们说,哎,我们都是讲理的人吗,你人多又有什么用?不要乱来。

“就像是清场的道具一样,特务全都躲的看不见了”

高智晟:回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才有意思呢,那些人就问我要名片,问我是做什么的,那个年纪大的就说:我们在车里就估计你不是一般人,跟着你的那群人,坐的都是没有牌照的车(没有牌照的车还紧紧的包围着他们的车)。谁的保镖敢开着没有牌照的车满街跑?我说,我的“保镖”可以开着没有牌照的车,在中国的任何地方跑。

记者:后来您给他们名片了吗?

高智晟:没有,我让他们到互联网上去搜索。很有意思的是,后来我一给他们讲对法轮功的迫害,对普通民众的迫害,最后我跟这些人讲我跟这些人的关系的时候,这话就像是清场的道具一样,一讲,特务全都躲的看不见了,全都退得远远的了。

我说,你们要是感兴趣,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群带墨镜、带耳机这群人跟我的关系。感兴趣,感兴趣。我说,四个字,你们听清楚,他们是中共特务。哎——?中共特务?我说,是,中共特务。那特务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把我做什么事、中共特务做什么事给他们讲了。

特务马上就躲开了。这些人非常感兴趣,认认真真的听,听的津津有味。听完了以后他们说,哎呀,我们刚才不应该用那样的态度对待你。我说,没事,这不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一般模式吗?你也没有过啊,中国就是这样嘛。

同遭特务重重包围 谘询百姓大惊失色语无伦次

12日上午有当事人来谘询,我一下楼,8名特务围拢过来。我们见面的地方是在离家300米远的街心公园,非常小,从公园中心到四周道路不超过50米。

不到半小时,来了不下十辆的中共特务的车,平时跟着我的这些车。在不到一个小时里,他们频繁的调动着,频繁的换着位置,整个围在这个小街心公园的四周,将近有40名中共特务出现在周围。他摆出的就是立即送你进坟墓这种阵势,让谘询我的人大惊失色,出了一身汗,基本上语无伦次,话都说不全了,他说:“没想到半年不见,你怎么变得这么危险?”四个当事人,过一会问一下,“高律师,你不怕吗?”

我说,哎呀,这阵势它们摆得小多了。怕什么?山西的上访者又问:高律师,能不能保证我们今天没事?我就回答说,你都上访这么多年了,还怕什么?它们不过如此。

当特务也不易 为窥听扮散步老人“锲而不舍”

高智晟:我在街心公园里呆了不到一个小时,它们的车不停的对换位置,男女特务也不停的调换位置。最主要的是打发上来一个老特务,这个老特务可能有60岁,一看他就是特务,他还非得要装成在那里散步的一个老人。他就想坐在你旁边听,别人给我一个普通的判决书,他就凑过来特别近,我就站起来说:你要不要过目一下?如果你识字的话。他一下子就尴尬的说不用,不用,我说:你要不要坐在跟前听呢?他很无聊的就走开了,过了不到一分钟,他又不由自主的过来了,我说:哎呀—,你还是坐在我跟前听吧,你已经是身不由己了,你自己指挥不了自己,你就听我的话,还是坐到跟前听吧!结果他就一直老老实实的站在我跟前听,我说:你要不要拿一个东西记一下?老特务说,不用,不用。

因为四个人太害怕,所以不得不早点结束。其实,我不想早点结束,因为我要一走,那群特务就突然又会变成又一群无聊无趣的人了(笑)。

高智晟分析特务重围小花园的目地

这个过程让我想到美国是用颜色来甄别国内安全的警示级别,我想中共今天又不知道犯什么神经了,在它们眼里,我的危险级别大大提高了,而且是迅速提高了。

我冷静的看了一下它们大规模的调动车辆、安排部署人不断的换位置、让车换位置这个过程啊,我感觉到这一群人他非常的无聊,所以它们通过这种自我制造的紧张氛围,自我制造恐怖氛围的过程当中,使得它们的病态精神得到护卫。我看出就是为了这样的过程。因为它们的首先安慰它们自己,我们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通过它们自己给自己制造的极度恐慌的过程,极度恐怖的过程,使得它们感觉到我们的存在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此紧张的氛围下,我们为了国家的安全,看我们有多辛劳。实在可笑!

我今天为什么刻意留意它们的跟踪,就是我发现它们那群策划者,现场指挥者通过不断的这样过程,满足它自身的精神需求,同时它操纵的这些走卒、头脑简单的这些便衣也得到满足。

“国家心理专家”和露肚皮的女特务登场

高智晟顺着长江坐船和火车回京后,4月26日,早晨晨练跑步时,当时是一个特务并肩跑步跟踪。第二天,由一个特务跑步跟踪变为骑自行车跟踪。

从4月28日开始,跟踪高智晟在公园里的晨练的特务人数,从一个上升到4个,4个特务经常是两个骑自行车,两个开车跟踪,有时是跟随高智晟跑步,并几乎踩到高智晟脚后跟。这种跟踪方式持续至今已20多天。有一次,高智晟当面称踩脚后跟的特务是“奴才”,特务默不作声。高智晟当时表示:他们就是用这种狗皮膏药的办法要从精神上摧毁你。

高智晟:廊坊经常有个匿名的人给我们打电话,几乎每个月都要打几次。他说他对特务的工作,以及特务对你的跟踪这一切的流程的心理背景和他们的准备背景,他非常清楚。他说对你这种跟踪他们研究了20多年了,他的意思是你还是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要是普通人一样,20多年来,这种跟踪方式逼的自杀的人都不少。他说,我每天早晨公园锻炼的时候啊,就是底下挑选的那些完全能胜任流氓骚扰的特务来骚扰,然后呢,他的话叫做“国家心理医生”,“国家心理专家”就装成锻炼的人在周围观察着,然后回去再指导他们如何做。

14日,高智晟带孩子外出时,7个特务和四辆车辆跟踪,高智晟说:他们还是流氓式的近距离跟踪,走到哪里跟到哪里。

高智晟大为光火,回家后拿出了摄像机,特务们在镜头前到处乱跑,后又出现了,只见每一名特务的头上压着一顶低低的鸭舌帽,都带着大口罩,高智晟形容说:他们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一个女特务竟然凑到高智晟的镜头前,两手举到头上,扭着屁股,大跳起小白兔舞来,而且一直跳到高智晟罢手不录为止。中共特务的无耻令高智晟夫妇苦笑不得。

当天下午依然有10多名的特务跟踪他和女儿到肯德鸡店里,“特务几乎踩着我的脚后跟,回到家后,特务带着小板凳,每人帽沿压的低低的坐在高家楼下。

而16日,大批跟踪的特务们竟都换成一男一女的成对特务,在肯德鸡店里,高智晟在写文章,而年轻的女特务们(都是小姑娘)竟清一色的露出白白的肚皮、肚脐在高智晟的面前晃来晃去。令人想起《西游记》里妖艳的蜘蛛精。对中共心理专家的此举,高智晟表示迷惑。

中共惧怕高智晟的感召力

高智晟说话带有些陕北口音,他吐字清楚,演讲畅谈时,抑扬顿挫、列举一个个的事例如同层层剥笋、井然有序而直逼中心,听起来犀利而流畅。吉林某法庭法官在案审结束后同高智晟握手并感叹他辩护的干净利落,就是陕北特务也曾对高智晟自叹弗如。

高智晟说,我的律师办公室被特务包围的水泄不通,功能已被特务“废掉”,但我估计特务们还不能废掉肯德鸡店的功能。所以高智晟经常到肯德鸡店里和一些民众见面或者写些文章。

15日,高智晟在肯德鸡店里时接受外电的电话采访,在谈及当局镇压法轮功问题时,他慷慨激昂的陈述了40分钟之久,不但其他客人听的忘记了吃饭,就连坐在旁边五张桌子的12名特务们也听的默不作声。

然而第二天,一直都跟得最近的特务们却齐刷刷的都坐到了远处,高智晟笑着说,从此可以推测特务的顶头上司们每天都在研究我们。

被困半年 北京老太太惊奇:怎么高智晟怎么越来越水灵?

对比特务跟踪高智晟半年之久的“劳碌”,高智晟的存在和现实他的变化也同样让北京人吃惊。

一位北京老太太纳闷的说:高智晟那个小子,被围了这么长时间,怎么不但没廋,还变得白白净净的,比以前还水灵。

北京人士说其实高智晟皮肤白皙,看起来不像是陕北农家出身。

高智晟闻听后笑了:我现在不像以前到处奔走,晒得黑黑的。我保持白的秘诀就是在家捂着。而且最近,我和耿和都发现,我们养得胖多了。中共特务建树不少。

但他又说:今年的跟踪啊,比去年冬天都恶劣,之所以反应不大,是因为去年冬天我比较在乎他们的跟踪,现在我已经不在乎了。今年跟踪的手段要比去年的恶劣多。

百姓声援要天天来闯高家:当局哪个地方抓人,我们往哪里闯

高智晟:(民众说)当局哪个地方抓人,我们往哪里闯,不是敏感的日子,他们就要来闯我的家,说动员一下,每天都能有成百上千的来到我家门口,让他们抓吧。我给他们做工作说不要。

每天都忙忙碌碌的,每天都在接电话,全国的求助电话多如牛毛。山西、上海、河北、浙江……。我是不愿接电话,一个上访了一辈子的76岁的老人打电话进来说:高律师,你一定要保证身体,我们每天都指望着你。你说我心里多难过?他说,为了宣传你,逼的我买了电脑,逼的我买了打印机,逼的我学会了上网,学会了打印,因为宣传你的材料在外面打印太费钱。他省吃俭用,把每天追访高智晟的报导全部打印下来。

这些受难的中国人真是可怜,把电话打到一个落魄的草民这里了,给我的心也带来了沉重。我总是觉得,掌握权力者不给老百姓办事,禽兽不如。

绝食现在维持斗争的一种模式。过去我们是对胡温抱了一些善意,当然,截至今天也不能说我们对他们的善意是错误的。但是我们越来越看到他们善的东西在减少,如果到今年年底,他们仍然不改他们针对人民的狰狞面目的话,中国人也应该彻底清醒了,不应该再对这两个一出来笑嘻嘻的人抱有任何幻想了。

王文怡的律师发邀请函 高智晟办理护照惊飞国家安全局

高智晟:今年过年我就是让耿和去乌鲁木齐公安局办护照去了,不给办。乌鲁木齐警察回答说你一直住在北京,你必须有北京公安局出具证明你在北京没有犯罪的证明,我们才能给你办护照。我们要到当地派出所(小关派出所)盖章,再到朝阳区公安局盖章,然后可以回乌鲁木齐办护照。

嘿嘿嘿(冷笑),太荒唐!你知道这个流氓制度啊,它从来不是为了给你服务做准备的,它就是为了给你找麻烦做准备的。这还是耿和办提出的两个要求,要是我去办的话,他们的要求就更多了。

我让几位乌鲁木齐的公安朋友帮助打听办理护照的事情,其中一位讲,上一次帮助你办护照,竟然不知道你现在北京这么危险了。

北京国家安全局的飞到乌鲁木齐调查他和我的关系,国安问他:你知道高智晟现在是什么人吗?朋友回答:我怎么知道他现在是什么人啊,在我眼里,小高就是我的好朋友吗。

国家安全局的说:高智晟现在是“比恐怖份子都坏的一个人,反党份子”。朋友说:我认识他的时候,每一年他还乌鲁木齐的优秀党员,你们乌鲁木齐政府还每一年都给他优秀党员的证书,他还是新疆十大杰出优秀青年的候选人,那时候我认识他你们没有来审查,今天你们来审查了,难道认识也是一种错误吗?

为了办取护照,5月18日上午,高智晟在3名步行的特务和两辆车辆的跟踪下,步行到小关派出所,索取乌鲁木齐公安指定的“无犯罪证明”。小关派出所的警察告知必须管辖片警才能办,而片警周六才来上班。然后,小关派出所的上下警察又很“热心“的寻找该片警的电话号码,无果。出了派出所后,一个年长的警察私下说:你高智晟的证明谁敢开啊?北京哪个片警也不敢给你开啊。

在高智晟刚刚离开派出所,跟踪的三名特务就进去坐在他刚刚坐过的位置和小关派出所的警察沟通。

高智晟表示:中共从来就不是为了人民存在的。过去在衙门前有两张鼓,老百姓还可以鸣鼓击冤,而中共的衙门前是拿着刺刀的武警。

郭永丰:中共流氓又在威胁我

【大纪元5月18日讯】也许恐吓的成份居多,但不可避免,也会真的付之实施。对于眼下有恃无恐、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的中共流氓和走狗,有什么肮脏和卑鄙的事情他们会做不出来呢?

今天中午 2点多,我收到一威胁短信,说我家三口最近有血光之灾,还说我夫人要遭遇灾祸。因为我知道一定是中共流氓专门干的这类肮脏活路,所以连想都没想就删除了。但删除之后却越想越后怕,因为我没有抄下该手机号码和全部原话,就这样删除了,这未免太便宜这些流氓了。

当然,只要走上民主这条道路,我已经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但是,毕竟我们在独裁者的铁蹄下艰难生存着,随时随地遭遇其构陷也一定势所难免。

因为他们对我家的情况最了解,所以也知道怎样处置我,而不让我再从事有关民主的写作。很明显,由于稿酬极为微薄,我们一家四口人眼下靠在流水线上刨食的夫人养着。如今他们想对我夫人下毒手,我想这也是一定的。因为我夫人早出晚归,每天都要去上班,这也是很难避免的。

而我则不同,全天呆在家里,足不出户,文章照样可以随意写。

很明显,这条短信,专门是对我的警告,也是专门冲着我夫人而来的。只要我夫人一旦出现任何事故,我家经济来源立刻就会断线,首先是在深圳租住的房子无钱交纳租金再继续住下去了,其后就是眼下正上着小学 5年级的女儿失学,我和女儿不得不向老家大搬迁与转移。以及今后我将完全负责女儿在老家的上学,以及养活目前在家的小儿子的长大成人。当然,仅仅为此,就要把我忙个焦头烂额,哪还有时间继续搞民主的写作?

固然,这些养尊处优,成天无所事事,专门干如此肮脏活路的游手好闲的流氓和中共独裁者的走狗们,真正要做起这种事情来,一定会轻车熟路,手到即成的。

我想,这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哩?也许与我最近所发表文章有关,尤其与《议报》发表的《中共党奴李继耐真会犯倔》这篇文章关系最密切,再就是与《中共当局判囚杨天水 12年是自断后路》有关,还有在《观察》刚发表的《无辜拘人,公然抢劫,专制就是黑社会》有关,否则,绝无别的人如此专心致志地关照我。

总之,无论谁警告或指派,都是中共流氓在具体做事,所以,这便有可能给中共独裁政权又增加一个最为典型的践踏法律和侵犯人权的具体血案。

特此提醒大家,希望其他朋友也都防着点。

我的博客地址: www.boxun.com/hero/fuminanbang

刘晓波:以由衷的谦卑向遇罗克致意

【大纪元5月18日讯】今天是2006年5月16日,文革四十周年纪念日。原本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大日子,但在中国本土却没有任何纪念活动,而只有境外媒体的约稿和采访。

文革灾难过于巨大和惨烈,最惨烈当属对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的蔑视。毛泽东的两个接班人死得尸骨无存,被迫害致死的“阶级敌人”更难以计数,甚至发生过多起群体性大屠杀。

在悼念这些死难者时,我不能不特别地想起遇罗克之死。他不是毛泽东的“战友”,不是武斗中的造反派,也不是战战兢兢、努力自我改造的顺民,而是罕见的反抗暴政的先觉者。在“阶级歧视”加“红色恐怖万岁!”时代里,他是第一位反抗身份歧视和呼唤人权的斗士;在造反派们大都以“反潮流”相标榜的时代,他才是真正的“反潮流”者——只身一人反对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歧视大潮流。故而,他才成为因反潮流而献出年轻生命的大英雄。

文革初期,当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高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口号横行京城之时,遇罗克写出了中共执政后的”人权宣言”——《出身论》,与权贵子弟提倡的“血统论”恰好针锋相对。他那么早就看出“身份政治”对人的歧视和残害,揭示出“身份歧视”背后的“阶级灭绝”;他刺穿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的“丑恶的灵魂”,揭示了毛时代所谓“平等”不过是幻象而已。

1949年后的中国,有太多的人及其家庭受到“身份政治”的歧视和迫害,只要出身于“政治贱民”的家庭,平日里事事受歧视,运动一来,人人得以弃之、诛之。无论怎样驯顺听话和努力改造,最终也抹不去先天的“红字”。只因遇罗克的父母曾在日本留学,一家就必须忍受身份政治之害,“三、五反”父亲被莫名其妙地抓起来,反右时即使不说话、不表态也是“右派”,遇罗克上不了高中,遇罗文考不上大学。

遇罗克对“血统论”的批判和对权利平等的呼唤,既来自家的切身遭遇,也是为那些饱受身份政治歧视的黑五类及其子女争取尊严,为那些死于阶级灭绝下的亡灵大声鸣冤。所以,遇罗克主办的《中学文革报》,才能在一夜之间风靡全国,人们如饥如渴地争读《出身论》,排起长队购买《中学文革报》,全国各地的读者纷纷写信给遇罗克,他接到的读者来信之多,高达每天都有几千封,甚至令邮递员不堪重负,只好让遇罗克派人去邮局取信。

然而,遇罗克的声音仅存在了一年,之后就消失。1967年4月14日,文革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文革小组”把《出身论》宣判为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罪名是“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遇罗克作为“现行反革命”受到公审,在震天的声讨中被判处死刑,之后被枪决,年仅二十七岁。

与此同时,遇罗克一家六口人,除小弟之外,其他五人全都遭难,就连大弟遇罗文和妹妹遇罗锦也被送进了监狱。

尽管在表面上,官方已经于1980年为遇罗克平反,但是,他的亡灵仍然在泣血。因为某些老红卫兵,至今仍然深切怀念毛泽东时代;身份政治的极端化标志“血统论”,其阴魂仍然徘徊不去。

遇罗克看到了“血统论”的背后是“阶级论”,阶级论为血统论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公开揭破这个谜底的恰恰是那些急欲掌权的“高干子弟”。虽然,今天大陆没有几个人再谈“血统论”了,社会的用人标准也逐步由“身份标准”向“成就标准”过渡。但是,一批批新老太子党在政坛和商界不断崛起的事实告诉我们:遇罗克所批判的血统论和身份政治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

众所周知,“血统论”之所以在文革中大行其道,除了毛泽东政权长期实施阶级歧视的官方政策之外,最直接的原因是文革初期红卫兵们的大力鼓噪。而“血统论”的阴魂不散,也可以从当年造反派的全无心肝中看出:那些当年大肆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老红卫兵们,直到遇罗克冤死了36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什么人站出来,向遇罗克的冤魂表示哪怕是一丝歉意。严格地讲,血统论的制造者是杀害遇罗克的同谋,即便不负刑事罪责,起码应该负道义上的罪责。遇家在文革中就有五人遭受了牢狱之灾。而平反后,这个失去儿子的家,基本没有得到物质上的补偿。难道提倡“血统论”的老红卫兵们,吝啬到连一句“对不起”的精神补偿都不肯付出吗?

是的,仍然是冷血的不思悔愧!“血统论”的最著名鼓吹者是当时的大学生谭立夫。而文革结束后,改名换姓的谭立夫继续风光,当上了中共高官——故宫博物院的党委书记。据说他也写了回忆录,非但没有自省和愧疚,反而继续炫耀文革辉煌。

看着遇罗克的遗像,似乎能想像出他在临刑前的目光,像黑色的剑一样锋利、坚韧,那么明亮而醒目的黑色。今天看来,遇罗克的文字并不高深,仅仅是常识而已──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决不能因出身等理由而被任意剥夺。然而,在这块畸形的土地上,常识是需要以血与生命为代价来换取的。遇罗克是第一个为捍卫健全人性的常识和文明社会的常识而倒下的启蒙者。在毛泽东时代,为了捍卫者常识而倒下的先觉者,在他之前,有林昭等人;在他之后,又有张志新、王申酉等人。

遇罗克作为文革中第一位被推上革命祭坛的人权斗士,也是政权暴力和多数暴政下的牺牲品。故而,他像反右时期的林昭一样,堪称反抗暴政的大英雄。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9月,《光明日报》曾发表过《划破夜幕的陨星》,叙述了遇罗克的坚忍人格、敏锐思想、杰出才华,也揭密了他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和悲惨结局。而当中共在1981年作出关于文革的“历史决议”之后,随着官方逐渐收紧清算文革的口子,遇罗克的名字再次销声匿迹了。直到1999年1月,《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才得以出版(徐晓、丁东、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出版时,我还在大连教养院,感谢妻子把这本泣血之书送进狱中。也许是由于身处囹圄,我边读边流泪,越读越羞愧。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即使遇罗克及亲人遭受暴虐的对待,甚至家破人亡之时,他仍然反对以暴易暴,他的思考仍然充满人道、理性和清醒。

我在书的空白处写到:在那个疯狂的血红时代里,仇恨是红色的,暴力是红色的,而只有遇罗克是罕见的纯黑色,他的思考和文字都是黑色的,与那个红太阳闪烁的时代格格不入。这是一本与我们血肉相连的书,我为自己成为遇罗克的未竟事业的传人,既羞愧又自豪,而且是羞愧多于自豪。

尽管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就投身于争取自由的事业,并因此得到了国内外关注和民间荣誉。但无论是在八九运动中还是在六四后,我的所作所为与林昭们、遇罗克们比起来,实在不值得炫耀。而最最令我羞愧的是,自己曾经抱有一种不成熟、甚至可笑的道德优越感,以为自己是“英雄”而别人是“懦夫”,自己能“一言兴邦”而别人满口废话。

比如,我发动了1989年6月2日的四人绝食。当我在纪念碑的最高层上向下俯视时,看到的是一张张激动的面孔和黑压压的人群。人们喊着、叫着、欢呼着,挥舞着旗帜、标语和手臂,离我近一点儿的人们伸出拿着本子的手,让我们签名,数不清的闪光灯在闪亮,数架摄影机的镜头从各种角度对准我,有些人手拿著录音机,希望录下我的讲话。这分不出姓名和个性的巨大群体,产生出足以令人颠三倒四的力量,让人分不清东西南北,也不知道自己的几两几斤。

尽管,1986年年底,我去北京大学演讲,数千人的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我仍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那时的场面与广场比起来,真可谓小巫见大巫。我从未见过、体验过如此巨大的公众场面,真可谓盛况空前。当我面对着远远超出我的想像能力的公众场面时,当我面对巨大人群的狂热欢呼时,我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讲技能,只是不断地重复:“谢谢!谢谢!”这绝不是因为怯场,而是因为激动——一下子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的飘飘然,把一切都理解为我的魅力和勇气所致。

面对遇罗克这样的殉难者,我才感到自己的英雄主义是多么浅薄的自恋,也才理解了为什么英雄是一种极为稀有品质,正因为稀有才显珍贵。而滥用必然带来贬值,一旦被无节制地滥用,即便是再珍贵的品质,也会变成“一地鸡毛”。与林昭们、遇罗克们在毛泽东时代的坚守相比,我的自我英雄意识就显得过于轻飘,实质上是一种“自我认知障碍综合症”,用今天的时尚词汇来说就是“芙蓉姐姐现象”。凸现的是中国知识人的致命疾患——狂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881年,伟大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曾创作出著名话剧《人民公敌》,剧中那位坚持真理的主人公汤莫斯.斯多克芒医生,既不为官权所容,他的担任市长兼警察局长的哥哥反对他;也不被大众理解,当地的报纸和居民群起而反对他,市民大会宣布他为小镇的威胁和人民公敌,并把他逐出会场。但他既不惧怕强权的镇压,也不惧怕社会舆论的反对,宁可得罪整个社会或国家,也决不放弃真理。虽然,他丢掉了职务,病人们遗弃了他,他的女儿也失去了教师的工作,甚至他的家庭失去了住房。面对官民的双重压力,他曾打算携家出国。然而,当本地居民砸坏他家的窗户,当他收到恶毒的威胁和警告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小镇居民是多么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清醒的意识唤起了他的良知和勇气,使他毅然决定留下来,致力于用启蒙来提高当地居民的自由意识。

以《人民公敌》给出的英雄标准来衡量,那些在毛泽东时代敢于反抗暴政的先知先觉者才是真英雄。因为,那时的暴政是双重的,不仅是独裁政权施加的暴力专政,也是愚昧民众施加的多数暴政。在双重暴政中的挤压下反独裁是绝对孤独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统治中,我心目的大英雄是反右中的林昭,文革中的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人。他们以生命为代价来坚守个人良知和人性常识,他们的坚守非但不被极权者所容,也不为绝大多数国人所容,他们那种绝决的反抗姿态,才是鹤立鸡群——那么孤独又那么高贵!与他们相比,甚至于民主墙时代的魏京生们相比、与六四大屠杀中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救死扶伤的普通人相比,今天的维权人士再勇敢,也没有资格自称为“英雄”。

曾经与遇罗克关在同一个死囚牢房的张郎郎,也应该算是那个时代的先觉者并付出过惨重的代价,但他在谈到遇罗克时仍然满怀由衷的敬意。他在《我和遇罗克在狱中》中回忆说:

“遇罗克向管教说话时,有种嘲弄的腔调,冷静里的辛辣,柔里带刚。在最后关头,他头脑还是那么理智,那么机智。他是通过这个方式,让新来的人明白形势严重的程度,让我们做好牺牲的心理准备。同时,也表现出他对生命的强烈追求,要想一切办法延缓屠刀下落的速度。”

在张郎郎的眼中,遇罗克很有智慧,甚至把审讯当做一种训练,一种游戏,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从容潇洒、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套忽而一惊一乍,忽而暖风细雨的把戏早就了如指掌。但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招”之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不会在老弱病残的犯人身上踩两脚,以示自己手狠心黑,借此镇唬其他犯人。

遇罗克还对张郎郎说:“你不可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没有和你们一样拥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生活权利。所以,即使在我们有机会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往往会出现先天性的自卑感——一种政治上的软骨病。因此,我们这些人很难勇敢地团结起来奋勇前进,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去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这次,《出身论》的发表,也许是我们这类青年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了。它甚至比我想像的还要强些。我很有满足感,我愿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再看同为北大学生右派林木对他的同学林昭的评价。他说:“戴帽以后,我这个须眉浊物甚为惭愧,远不如林昭那样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以命相拼了。也许毕竟我原是学生团总支书记,受党的‘教育’多了些?骤然重击下,茫然失去了自我。铺天盖地,泰山压顶,时时处处人人都在声讨着右派的狼子野心,报纸广播大字报所有的媒体都在述说着右派得逞将临亡党亡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可怕局面,我是否在客观上帮助了社会上的右派?无休无止的检举、揭发、批判、斗争,还有反省、检查、交代、认罪,我是否也确实错了?既然不死,总得给极度躁动的灵魂找个安顿。虽然我觉得即使是同学中的‘极右分子’,他们的话也不无道理,我只得用‘不了解情况’来糊弄自己。至于对我自己,始终觉得自己是共产党的基本群众,绝不可能反党。我怎么来欺骗自己呢?只得强按下良心的抗争,用组织性来压服自己。组织上把我划为右派,总是有它的道理的。于是我往下掘地三尺往上追溯三代(可怜我只能上挖一代,我早年丧父,父亲过世时是个不识字的工人,压根儿没见过祖父,升斗小民更不会写有什么家史,除了听说祖父是小学堂打钟人外不知道其他情况),可是挖来挖去我找不出自己反党的缘由哪,找不出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行动啊,老天爷你帮我制造制造吧!不说了吧,这是写纪念林昭的文章。我只是想留给世人以林昭戴帽前后的另一戴帽人的心路历程,以作参照。长歌当哭,以祭林昭。(林木:《灵岩山下林昭魂──纪念林昭殉难38周年》,载于《多维新闻》2006年4月29日)

在我看来,张郎郎和林木这样的幸存者的评价,最能凸现反抗毛泽东暴政之士的英雄品质。

对于我这样的后知后觉者来说,更应该感怀于心、念念不忘的是:如果没有这些不畏官权和盲众的反暴政先驱者们,没有他们所付出的太过惨烈代价的累积,就不会有今日中国相对进步:1,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独立于官权价值的民间价值标准的形成;2,独裁官权打压异见的残忍性大幅度下降,异见人士也不必付出遇罗克们的惨烈代价。3,民间维权的中坚人物大都能赢得一定的声誉,并得到国内外良知力量的道义关注所提供的保护。

换言之,今日中国的社会格局,可以称之为“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府”。在此官民价值判断二元化(国际压力也应该算作民间一元)的格局下,特别是在信息流通便利的互联网时代,从事反独裁、争自由的事业的人,官权的打压等于道义成全(这一点,甚至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清污的打压在道义上成就了作家白桦等人。反自由化的打压在道义上成就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所以,相对于信息流通相对闭塞和民间蒙昧的时代,今天的民间人士,只要肯于冒一定的个人风险并作出一些贡献,在国内外获得个人声誉也相对容易。

即便在官权镇压极为残暴和民间极为愚昧的时代,在反抗官方就等于反抗整个社会、批判毛泽东就等于得罪了全国人民的时代,也有先知先觉者远比今日的我们更英雄更智慧。所以,当代中国的民间反对阵营不可轻言“英雄”,因为与真正的英雄相比,我们今天的作为和付出都显得过于渺小,而我们获得的个人声誉又显得过于容易。

所以,在中共统治的残暴性有所下降、民间维权运动具有了一定的空间的情况下,不仅要具有敢冒风险的勇气,也要有追求维权成效的智慧,更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坚忍。

只因为在遇罗克为捍卫文明常识而倒下之后,我们为文明常识付出的太少,常识的获得才仍然要付出比较高昂的代价。

故而,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在向遇罗克们献上谦卑的敬意的同时,也力争保持一份清醒的自我评价。唯有这份谦卑和清醒,方能具有对恶捧和恶骂的免疫力,也才能让自己的自由主义及其践行成熟起来。

遇罗克是思想者,更是英雄。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说:“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他做到了。我能做到吗?

2001年5月16日于北京家中──原载《民主中国》

文革四十年专题:翻脸不认人

【大纪元5月1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何山采访报导)大陆官方过去对40年前的文革没有补偿,今天更是鸦雀无声;不少在文革中受害老党员的个案仍被长埋在地下,他们的家人都希望有日能重见天日。大陆不少的家庭都经历过大陆翻脸不认人的遭遇,前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是其中一个个案。

出生在1925年,21岁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李洪林,在他的《自传》中曾经说过:“国民党抓我,是因为我要推翻它;共产党抓我,却因为我在维护它。”国民党当年抓不到他,但共产党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将他逮捕,关押了将近一年。不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文革之初,李洪林被他所在的党打成黑帮,而一家人更是早就被弄得妻离子散。 李洪林的儿子,现居美国维珍尼亚洲的李少民对本台粤语组说,“这是迫害,我父亲李洪林先生一直就在中共中央舆论宣传的中心点,从50年代到80年代。看我家,我父母都是很早参加革命的,但是在五十年代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母亲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一个很年青的人,一早就参加各革命,怎会变成历史反革命呢?”

这个无妄之灾,让李少民在一岁的幼年时代就失去了母亲,因为党组织要他的父亲,与妻子划清界线。他说:“她就因为毛泽东说大鸣大放,要人提意见,他在的大学给甘肃的党支部书记提了一个意见,结果就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之后,党组织就说?一定要离婚,不能怎能够在共产党组织里有前途?1957年母亲被成右派时,李少民只有一岁。

自此,由1957年到1980年,李少民就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母亲,“我母亲被打成右派之后,就被送到甘肃劳改农场,甘肃是很穷的地方,在大跃进的时后更是穷得不得了,所以我母亲的同事在农场几乎都饿死了,她是侥幸活下来。”

李洪林与妻子离婚之后,仕途也好不到哪里去,先后被带上右倾主义,黑帮等名号,李少民说:“这运动就一浪高过一浪,最后我父亲到了文革还被带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我父亲自己都说,我已经左得一踏糊涂,到农村被带富农帽子,结果这么左还被打成右派。”

究竟李洪林这样的老党员犯了什么错误?原来是他太过认识中国共产党了。李少民说,“他写了一本书?就中国历代政治运动,从1949年到1989年的政治运动,那书就描述了文革并不是很突然的事情,就是从延安时代,毛泽东对党内异己的批评,他不是通过制度,就是发动群众,挑动群众打另一派搞臭!”“搞到最臭的时候,毛泽东就出来说几句话,这个人是坏人,火上加油,将这个人整死,历来如此,文革这个程度是到了史无前例。”

文革作为中国历代政治运动的写照,该书在李洪林的笔下是揭露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恶行。文革之后,李洪林得到了平反,在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部长和总书记期间,李洪林还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有着巨大影响,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

而据胡耀邦文革之后对李洪林的谈话,文革所迫害的中国人有一亿,比官方起初承认的8000万还要多,也即是,当年每8个中国人,就有一个是文革的受害者。他说:“我父亲也是多年坐牛棚的,这些事情很特别吗?也不是,多的是。文革后期,胡耀邦把我父亲调到中宣部工作,据我父亲跟我讲,胡耀邦他自己统计,在文革中受到牵连的人,各种形式受到过迫害的人,不下于1亿人。”

李少民说:“当时中国有8亿人,等于某种程式上八份之一的人都受到文革的牵连,这也就是为什么去年胡耀邦去世的时候,我们纪念胡耀邦。胡耀邦有一个最大的贡献,他不遗余力地为文革的事情平反,因为他实在太知道,他自个受害不用说了!这伤害了1亿人,全世界哪有一个地方这样,1亿人是半个美国,5个加拿大呀!”

文革之后,李洪林并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赔偿补偿;但李洪林仍选择为共产党效劳,作为共产党在“思想理论领域”的“主管”。资料显示,他有名言“人民可以选择领袖,领袖却不能选择人民”, “领袖应当忠于人民,而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要树立民主的权威,破除专制主义的权威”等等。不过,到了六四,另一场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这位老党员,忠心的党员又再身陷牢狱。

李少民说:“到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暴发学生运动,中共中央统战部请我父亲和另外十几个学者,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离开,但学生后来没有离开,这我们都知道的。那六四开枪之后,当局又把我父亲这些人给软禁起来。”

当时,李洪林与十二学者发出了《紧急呼吁》,并奉统战部之命到广场化解僵局;不过,就在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43年,中共再将他关押了将近一年,罪名“反革命”。 李少民说:“就这样给抓起来,说他们是天安门的幕后黑手,这是共产党历来的,你上百万人游行,他脸下不来呀!怎么会有上百万人呢?这些人肯定是被蒙蔽了,被蒙蔽了就要有黑手吗!谁是黑手呢?就是这些到广场劝学生的知识份子。劝学生离开反而变成了黑手,关了将进十个月就放了,有什么补偿呀!”

不少文革的受害者向我们反映,大陆官方对40年前的文革没有补偿,需要发起索偿运动。你有没有如前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的遭遇?为党好,为党忙;最后但被党害,这个党对人翻脸不认人的遭遇呢?(

胡耀邦纪念网站开通

【大纪元5月1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采访报导)在当局关闭大量网站的情况下,一个北京的纪念胡耀邦网站近日正式开通,有评论认为当局容许此网站存在是基于借胡耀邦补救执政党形象的考虑。

香港亲北京报纸大公报星期三报导一个缅怀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网站--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于日前正式开通。网站上有胡耀邦的夫人李昭亲笔题写的站名及家属提供的大量来信,来自普通群众、老干部、胡耀邦的老部下等有些就记录了胡耀邦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的珍贵史料,如为伊斯兰教道堂平反,对劳改制度的改革等。也有胡耀邦的一些手迹。

记者星期三致电该网站的联系电话,工作人员简单回答了一些问题后,表示不便多说。

记者:“网站什么时候开通的?”

工作人员:“三月开通。”

记者:“属于官方还是民间网站?”

工作人员:“民间的网站。”

记者:“官方他们对这个网站有没有表态?”

工作人员:“这些,我们都是按照正常的来做这个。”

记者:“大陆传媒有没有报导这件事情呢?”

工作人员:“也没有,我们从没有做过宣传。”

记者:“网站理念是什么?”

工作人员:“还是资料整理吧!”

大陆知道该网站存在的人不多,连前胡耀邦助手林牧也表示星期三才听说:“还是你们海外记者告诉我的,准备看还没看。”

大公报该报导的眉题是网上追忆伟人还原真实历史,但记者浏览该网站却发现该网介绍胡耀邦生平的部分,回避了他八七年被整肃下台的事件,而是用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代替。

北京学者江棋生分析这反映了当局容许对胡耀邦公开讨论是有限度的:“目前该网还在官方尺度之内。中共去年召开他的九十冥诞纪念会,他们正好利用这个,把多年愿望付诸实施。目前内容没有触及官方不允许的地方,如他八七年的不正常下台,这里都隐而不说。他们还登了曾庆红的纪念词。如果不克制,这个网很快就会被封。”

江棋生还认为,适度重提胡耀邦有助于改善执政党形象:“当局现在说贫富悬殊民怨沸腾,因为胡耀邦比较清廉,人品也比较正直,在人民心目中地位一向不错。所以他就说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这种好人啊,大家都要向他学习,其实他们心里不想向他学习,但表面功夫还是可以做的。他们肯定出于这种考虑的。但我觉得对民间也不错,因为你不说就会造成遗忘的结果,现在你说了百分之四十,我们就可以接着说,这有利于以后把真相全盘端出来。不论当局出于什么动机。”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接受大公报专访时表示希望通过这个网站搜集群众性的评论,还原真实的历史,他说:“哪怕只是点滴的历史,只言片语的历史。”

大公报该报导的主标题是百姓赞胡耀邦,肃文革遗毒。有评论认为真正的文革遗毒不是胡耀邦当年拨乱反正后就被肃清了的,而是要靠政府解禁,与大众一同反省,江棋生说:“当局还是那个基调,文革研究还是禁区。电视、各大报纸绝口不提。本来应该认认真真面对这场灾难,不但经历过的人要知道,尤其要让青年人知道,一代一代的记住这个浩劫,才有可能不重新发生,当局现在这个态度非常明显,就是要你们都遗忘。”

林牧评论当今中共执政者没有面对文革历史的勇气是因为“内虚”:“他们可能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会联系到当前许多问题,比如文革制造那么多冤假错案,打击那么多人。现在受冤屈的打击的人数也差不多了。他们害怕宣传历史引起对现在他们的阴暗面、错误、罪行的连锁反应。”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讨论:中国的假药导致患者死亡

【大纪元5月1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采访报导)《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家药厂生产的一批治疗肝炎的点滴药液中含有围巾的假药,导致广州5名注射了这种药物的患者死亡。据调查,药厂采购原料时买进了工业用溶剂的假货,以此为原料生产的药品对人的肾脏和神经系统会造成严重损害。

香港媒体报导说,中国卫生部已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停止使用相关产品。就这起假药导致患者死亡的恶性事件,记者含青邀请美国托莱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冉伯恭和在西安的原陕西省电视台记者马晓明进行讨论。

记者:我想首先想请这个冉教授对这个假药事件谈谈您的看法。

冉教授:在中国,这个假药问题非常普遍,中国现在医界喊的口号“打假”。那么事实上不只是黑龙江,其他地方也有很多同样的事情,所以效果并不是很好。

现在很多中国人都为了赚钱,就什么事都干,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比如像假酒、假药,各种的打假问题,所以这个怎么做,我想就是中国没有基本道德、没有制度化所造成的。

记者:对于在一些民主法治的国家因为造假药,而导致患者死亡,这个情况好像很少听说。冉教授,请您介绍这个西方国家,比如说美国这方面的情况。

冉教授:在美国所有的药要经过政府批准,要去市场买,要医师允许才可以用。再有就是这个批准的过程非常的长,但是这个花费非常的多,比如说一种新药从一开始开发到批准,要经过很长时间,一般说来六七年以上,而且投资数目相当的大。

中国这个药厂跟西方国家、美国、欧洲比较起来,那这程序差的太远了,就是说很不严肃,所以好多药都随随便便就制药出来,而且这个官方审核并不像西方这样的程序,所以这个基本制度问题。

记者:马晓明先生,在您看来中国这假药这么厉害,主要原因在那儿呢?

马晓明:据我知道呢,中国的药品检验和审计制度也是相当完备和严密的,但是现在因为中国己经沦为一个世界上的“头号假国”。所以所有的制度都已经流于形式,所有的药品,不管是真的假的,他都可以通过关系、渠道、花钱都可以通过检验和批准。

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药的问题,一个药厂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是我们这个国家假冒盛行,说假话做假事,生产假产品,假冒仿冒产品,这样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的小小的曝露。

记者:冉教授,您对此有什么补充?

冉教授:刚刚马先生讲的贪污问题,这有两方面,一个就是说官方有没有这个制度,有没有这个法律,有没有一个这个官方的过程,在这个制药方面,到最后批准某种药在这个市场卖,医生使用,那这个问题就是说虽然你有了完善的制度,但是在实行当中,有很多官员的贪污、舞弊。

那换句话就是没有真正实行制度,没有真正的执行,在结果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是说有很多假药出来了,批准的程序也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是不正当的行为,使得制度下出现了贪污问题,那这是两方面的问题,美国两方面的问题比较不严重。

中国这个问题比美国更严重,美国司法也有贪污问题,但是问题并不像中国那么严重,美国这边非常的少。就是中国的这整个社会行为,中国人经过经济发展一个过渡的时期,所以很多事情不上轨道。

记者:马晓明先生您认为要遏止中国这个造假成风的这个现象,应当怎么办呢?

马晓明:我的认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的弄虚造假这样猖獗,为害这么大,因为我们在中共体制下几十年来带头的弄虚造假,是最主要的责任。但是,我也希望每个中国人能够好好的想一想,在弄虚造假的这个问题上,我们自己做的怎么样。

因为我们毕竟都是这个社会的人,许许多多中国人都这样想的:弄虚造假危害大,反正是这也不一定挨到我的头上,就是挨到我的头上,那也没有多大,那当然整个社会都是这样,不这样也不行。所以中国人,一个就是不要麻木,再一个就是,唉呀!现在社会都是这样,要好好想一想,想想我们每个人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什么。

记者:冉教授还有什么补充吗?

冉教授:很简单,我就说一说中国现在很多问题,不止是这个医药问题,造假药问题,就说人的素质问题,中国现在有所谓的四个现代化,再加一个现代化,就是第五个现代化,人的素质的现代化,中国的这个硬件有改善,但现在的软件,就是所谓“人的素质”就要改善,改变成现代化,像现在西方的素质,台湾过去也是有假药的问题。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慢慢的人的素质要提升,就是老百姓他会监督政府,他会监督医生,医药方面他会监督医生,问题是整个老百姓反对假药,这就是很有效的监督方法.除了官方以外,这个态度很重要,人们的行为思想很重要.在这方面需要人们的素质整个的改善。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陆器官市场 公检法医一条龙作业

【大纪元5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根据中国卫生部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国内开展肾移植的医院达到368家,肝移植的有500多家。而在医学技术最发达的美国,能够做肝移植手术的只有约100家医院,有资格从事肾移植的不过200家。

从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名单来看,其中有多家医院并非三级甲等医院,部分属于二级医院、民营医院及地区医院。单广州市,就有近20家无资质医院开展此类手术。被卫生部部长黄洁夫定义为“无序竞争状态”的器官移植在中国“泛滥”的主因,其实是源于一个在法律保护下的无本万利的器官交易市场!

器官就地分赃:公检法、武警、监狱、医院一条龙

记者最近从大陆S女士亲身经历得知(为保护当事人隐去姓名),在2000年9月,S女士25岁的儿子小苗(化名)在黑道“不干,杀你全家人”的胁迫威逼下,参与一项犯罪。后来小苗因良心谴责、投案自首。

作为从犯的小苗,在多日的刑讯逼供下,双腿被打断,最后反被当作主谋、被判死刑。S女士之前已知公、检、法、医等摘除犯人器官贩卖的事,在儿子临刑前,特意委托省高级法院法官与刑警队打招呼,希望保留儿子完整尸体,不要动他的器官。

行刑时,S女士和家人花了钱、托了门子去了法场。当看到省高法、公安、省第二人民医院(来了四个医生)、省武警医院、省医学院都派车前来,S女士知道他们是来取器官的,因此S女士和家人再上前强烈要求不能动儿子的器官,但被拒绝。

公安说:“你儿子已经签字,他同意的。他是犯人,他的事情我们有权任何处置”。S女士向他们要儿子的签字证明,当时也拿不出来。一个在场的法官透露:“你儿子这样年轻,他们一定是要取器官的”。

S女士强忍悲痛。执行枪决后,大概十多分钟,这些公安、武警和医生们把她儿子的器官从上到下摘走,连肠子都被省医学院取走做了标本。

高额利润利之所趋 一个肾提成两万元

器官来源与手术收费之间存在着悬殊的价差,利之所趋是大陆贩卖器官横行之所在。目前,一个器官移植手术收费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但成本几乎为零。

S女士披露:用犯人器官做交易根本是无本万利。拿肾来说,公检法、武警、监狱、医院一条龙作业。他们从使用我儿子供体的医院得到提成!一般一个肾提成两万元,当然还有其他器官。处决一个犯人,这些机构就能发一笔财!

S女士说:我儿子已经投案自首,按道理是应该可以减刑的,根本够不上死刑。可是为什么判了死罪?不就是看他年轻想动他的器官吗?

医生:“我们要犯人的器官,不用花钱!”

S女士曾经在南京某医院登广告要求捐献眼角膜时试着打电话要求捐献,可是没有人前来联系。为此她还去了医院,结果那些医生偷偷告诉说:“我们要犯人的器官,不用花钱!”。

S女士表示:我不袒护我儿子,但作为罪犯他也是人,一个生命!但他的器官也不能被随意摘除,就地分赃更是天理不容!S女士认为,公检法医如此对待死刑犯,在利益趋使下,他们不就可以随便定罪、滥杀无辜吗?

“公开的秘密”

记者最近浏览大陆器官移植患者建立的网站、论坛、聊天室。有很多寻求谘询的患者,也看到多数移植后患者的心路历程。记者了解到在施行手术后,这些患者都需要持续施打大量的抗排斥药,而这类药物会产生极大的副作用且价格昂贵,因此在心理和身体上仍然承受很多。

网站里,同时也有接受器官移植的家属为自己女儿因主治医生用错药物致命的抗议;也看到有人接受移植后出现幻觉;也看到了在众人祝福下完成手术后不久死亡。因此是否接受移植手术也是很多患者想要问的问题。

至于所接受的供体来源,对这些患者而言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有网友表示医生都说了:“供体健康”,就不要想太多了,珍惜现在的日子。对于最近法轮功学员器官被医院大量使用的消息,有网友间接表示:“其实这些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