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5月19日(星期五)
"维权网"将把这些公开信转送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以及秘书长的人权捍卫者事务特别代表。 我们希望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访华期间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采取合法措施、释放被非法羁押或监禁的民间维权人士。
在独立网络作家杨天水于5月16号被中国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2年之后,包括维权网和记者无国界组织在内的团体,纷纷公开谴责,认为此举违反中国宪法的规定。
在离别时,目送他离去的背影,女儿安妮大哭起来,问我:"妈妈,爸爸要去哪里 ?你快叫爸爸回来啊!"面对孩子反覆不停的哭问,我只好跟她说:"爸爸出去休息了,一会儿就会回来。"女儿这才停止哭闹。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担心着张林现在的病情,一刻也无法释怀。
中国人权从国内知情人士处获知,著名维权律师郑恩宠的妻子蒋美丽,在本周二(5月16日)前去监狱探视郑恩宠时,其家先后遭两名不明身份者闯入。下月5日是郑恩宠应刑满释放的日子,本周二的探视是郑恩宠在服刑期中家属的最后一次探视。
3月7日,陈光诚和临沂费县的盲人李富建参加了全球同步的绝食维权护宪行动。他们声明:绝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抗议地方政府的野蛮暴行。陈光诚呼吁政府释放狱中的作家、记者、良心犯,同时呼吁人们采取理性非暴力的切实行动来争取中国人的基本人权。
中国历史又到了这样的时刻——必须有人敢于站在危险的锋刃上,坚守对正义的信念,才能推动我们社会的进步。有鉴于此,我们,一群热爱祖国的人,一群关切中国命运的人,向历史发布这项宣言。
这些新的措施针对的,显然是为弱势群体打官司的维权律师。去年的广东太石村事件、山东临沂暴力计划生育案等等,由于维权律师的参与而广受国际社会关注,尤其是中国维权律师被香港杂志《亚洲周刊》选为2005年度“风云人物”后,很多人更把维权律师视为是推动中国法制化、民主化的希望。也许这并不是中国当局想看到的现实。
62岁的〔任婉町〕因参加民主运动,曾被监禁11年。他在北京接受〔德通社〕采访时说,希望梅克尔会晤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时讨论大陆人权,要求中共停止迫害人民,停止关押民运份子,停止逮捕批评中共的人。
在大陆,每当有大型的国际会议召开的之际,大批访民被软禁及失去自由,有的甚至被拘留。因此,有访民向国际社会呼吁,不要选在中国召开国际性的会议。
广东省因滥征土地引发的群体事件遍地开花。在地方政府压迫,上级政府推搪的情况下,很多乡村,采用迫使工地停工敦促政府彻查土地问题。村民指这些问题大多是官派的村干部造成的,而民选的干部则比较能够保护大众的利益。
5月17日温家宝提出六项措施以期控制过快上涨的中国房地产价格。此次新政策的出台表明一年前的5月11日,建设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对房价的抑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2006年5月15日,王建国的奶奶坐在吉林市火车站候车室前方的石台上,一边哭诉冤情,一边拿出王建国被吉林市看守所非法迫害致死的真相。因为车站的人很多,一会就围上来很多民衆。想了解真相的民衆都主动的来索取真相,争相传看。有的人离老远就跑了过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央视《新闻调查》单位工作10年的张洁越来越发现:“真相有时被权力遮蔽,有时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集体无意识遮蔽。”《新闻调查》的记者表示,有许多时候,不仅拍摄、采访的记者遭到威胁、恐吓,录制的节目也往往受到压力无法播出。
他告诉记者,在安康医院里,给他施行电击的那些警察,正是当初抓他的那些人。他们用绳子把他绑到椅子上,要他说出与他一起组织上访的同事名字;他们强迫他服下各种药片,这些给他的身体带来严重损害。他开始掉头发,痉挛,抽搐,失眠,神经衰弱,记忆力下降。
近日海淀医院的“48小时两次换肾,22万换来财命两空”的薛燕林事件被媒体曝光,该院医生韩修武在极短时间内就随意能从昆明拿来活体肾,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据共同通讯社5月17日消息报道,2000年9月中国山西省太原市由于杀人罪处刑了2个男性死刑罪犯,当时两人的年龄都是25岁, 处刑之后医院得到法院的许可,却没有征得家人的任何同意,也没有事先通知家人的情况下,摘除了死刑罪犯的肾脏与眼球,供移植医疗使用。
大纪元特此采访了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现任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的苏绍智先生;前赵紫阳智囊、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先生;前共青团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钟沛璋先生;前工人出版社社长、《经济学周报》总编何家栋先生;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走向未来》丛书、《中国哲学》等杂志主编包遵信先生。
这位学生说:“我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逐渐过去了,然后官方又在淡化这个问题,所以逐渐在遗忘。” 这个学生的回答正是党的官员希望听到的回答。
“文化大革命”,这段凝结着中国人无尽血泪的历史,仍然被囚禁在黑暗之中。迄今为止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研究,基本上按照中共当局政治意志的节律起舞。中共豢养的御用文人则用精致的谎言,把属于中国人民的悲剧,伪化为“品德高尚的老革命家”的受难史。
孙文广的坎坷人生,可以说见证和经历了中共的整个暴政。已进入古稀之年的他。在书的前言中说出了他的心路:“我走的这条路很可能就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段,我愿以我的晚年,为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献出一点微不足道的力量,只要我的体力还能支撑,我会继续写下去。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让我们大家一起为中国的民主、自由添砖加瓦。”(
红卫兵运动真的是“纯洁青春”和“理想主义”吗?全国串联的红卫兵,满天安门的那个广场都是红卫兵啊。他说等到那个红卫兵都退走了以后,就发现在那个天安门广场拣了很多的金条。
所谓“活侨”和“死侨”就是一个对今天的海外爱国人士仍然大有参考价值的个人经历。这里的“侨”指的是华侨。那么,什么是“活”的华侨,什么又是“死”的华侨呢?我们今天就先介绍这个故事。
看看当初风华正茂的聂元梓,她是文革时的第一个红卫兵,是她带头写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如今她也85岁高令了。在过去十多年来,她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看病无钱,无亲友陪伴的生活。凡是看了最近刊登对她的独家专访文章《十年疯狂一身罪》的人,都不禁对她摇头叹息,唏嘘不已!
大陆的历史教材,是中共强售其奸的主要“阵地”,其核心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你看洋务运动不行,戊戌变法不行,辛亥革命也不行,只有我共产党行。
当前中国民主大革命的内涵可以简要表述如左:通过人民维护基本人权,抗争暴政的运动,并最终通过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运用现代人类理性和良知允许的一切方式,运用必要的政治强制力,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重建宪政民主,创建联邦中国。
前两天,有幸结识了一位电脑专家,从交谈中得知中共如何收买微软公司,在所有以往的中文Windows操作系统中都写入了一个远程监控代码,通过它,当局的网警可以监控所有电脑的操作桌面,个人的一切隐私都暴露于中共的监视系统之中。
据在武汉市某法院工作人员透露:在农历新年前后,110接报警:在汉口某桥洞下,发现用麻袋装的12具青少年尸体,所有尸体均从喉部一直开口到小腹处,且内脏全部掏空。这位人士说:“是内行人所为,惨不忍睹。”此事公安、新闻媒体均缄默不语。
陈光诚、许正清、陈晓明等民间维权人士正当行使他们的宪法权利,对有关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如陈光诚)或房屋撤迁政策(如许正清和陈晓明)过程中的违法失职行为提出批评、建议、或检举、抗议,他们捍卫宪法和人权的作为体现了公民的高度责任感,然而他们却遭到地方行政和执法人员的打击报复,对他们实行严重违反国家法律和国际人权准则的任意羁押、非法监禁。陈光诚、许正清、陈晓明等个各案还证明山东和上海警方长期广泛使用暴力,通过强迫失踪、非法关押等手段严重侵犯维权人士的基本权利。( 480上海公民去年12 月联名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信所反映的情况进一步表明这点。见附件。)有人说,经济发展会自然解决人权保护的问题,可是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的人权状况没有改善、对公民和维权人士的打压相当严重。
中国《宪法》第四十一条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类似侵权和迫害维权公民的案例,如果得不到尽快合法解决,将继续损害中国政府的国际信誉,引发国际社会再次对其书面人权承偌的严重质疑。中国政府今年 5 月9日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前,曾在 191个联合国成员国面前立下誓言保证将会遵循人权"最高标准"、保护中国公民的人权,并再次承偌将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通过国内法落实该公约。"维权网"希望中国政府在努力兑现这一承偌的同时,作为这一公约的签署国之一,承担自己的义务,立即采取措施终止一切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行政执法行径、废除一切违宪反人权的规章制度。
2005年5月19日
有关陈光诚非法羁押案详情,请见
http://crd-net.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14
http://crd-net.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453
有关强迫撤迁户和房屋权维权人士受迫害详情,请见
http://crd-net.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60
http://crd-net.org/Article_Special.asp?SpecialID=7
*判决违反中国自身法律*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南京异议人士杨天水星期二被江苏省镇江市中级法院当庭判处12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对此,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二发表声明,谴责这个判决,并且抗议中国政府关闭刊登有关政治民调的网页。记者无国界组织对中国以监督网络与镇压抗议者来标记文革40周年感到遗憾。该组织还说,这项判决完全不合法,不尊重中国法律。
*法院因言定罪草率判处*
此外,维权网也在星期三通过书面声明,强烈谴责镇江市法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标准,因言论思想定罪,轻率判处。
杨天水的律师李建强告诉美国之音,杨天水的行为与活动都是合法的。
李建强说:“他的行为都是合法地发表言论,他的活动也都是合法地集会,是符合中国宪法与法律的规定,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他定罪,我不能同意。”
*违背遵循人权最高标准承诺*
维权网在声明中表示,中国在5月9号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员之前,曾保证会遵循人权最高标准,保护中国公民的人权,而杨天水的案件是对这个承诺的首次检验。维权网对于这次检验的失败十分失望,认为此举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信誉。
美国之音尝试打电话给镇江市中级法院回应维权网以及记者无国界组织的谴责,但是电话没有人接听。
今天上午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信,一看字迹就知道是张林写来的,我迫不及待地把它拆开,那熟悉的笔迹,给我带来了远方的讯息。
亲爱的方草:
给你去了两封信,也没有接到你的回信。盼望五·一节你来看我,也没等到。不知道家里情况怎样,你和女儿还好吗?
大约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我的双腿开始出现问题,站起来困难,有时候得用力拉或撑,才能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双腿双脚都要麻木好几分钟,行走不稳且疼痛。
后来病情逐渐加重,尤其双膝部位特别严重,有时疼得蹲不下去。
前段时间在铜陵监狱卫生所看了几次,医生认为是风湿性关节炎,吃了不少药,但是病情始终没有好转。我一直不赞成医生的判断,因为感觉更像是神经痛,后来病痛区域不断扩大,直至两条胳膊和两只手。
4 月13 日,我正在捣煤,并未怎么用力,却突然感觉到左侧颈背一阵钻心剧痛。在那以后的几天,疼得抬不起头来,睡觉不能转身,起床时得用力托住颈部,右臂右腿也疼得厉害。
监狱警官多次带我去卫生所看病,都难以确诊。一直到4 月18 日,他们带我到铜陵市第一人民医院,拍了X 光片,做了血检,又做了磁共振扫瞄后,才确诊为"颈椎尖盘突出症",颈椎尖盘突出了0.7 厘米,造成中枢神经受压迫,从而导致全身疼痛,四肢行走困难。
后来吊了五天"地塞米松"药水,并吃"芬必得"止疼。由于有严重的药物副作用,我已经不得不停止使用止疼药。
监狱卫生所由于医疗条件有限,不能提供进一步的治疗,我的颈椎尖盘突出得不到矫正复位,所以病情依旧,不是左颈左肩疼,就是右手右腿疼。
方草,请你尽快到蚌埠三院和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去一趟,谘询一下专家门诊,了解一下这种病的情况。据这里的医生判断,由于我以前长期坐牢,此病积累已久,只是最近突然恶化而已。你把这些情况都告诉医生,并且询问需要如何治疗。
方草,我真的很抱歉,又给你添了负担。因为听说这种病很难治。
其实近半年以来,我也一直担心患上什么可怕的病,这次到狱外诊断之前,我就怀疑可能是脑瘤压迫中枢神经导致周身疼痛。所以几个月来我一直尽量保持平静的心态,从而抵抗可能的疾病。
希望你接到信后,尽快来看看我,商量一下怎么治疗此病。如果很忙,就先写封信过来。
你的张林
2006 .5 .2
这封信我今天才收到,算起来已经在邮路上走了半个月,远远超过正常的必要时间,其中的原委不得而知。而在这之前,就是5 月15 日星期一早上,我已经去探望过他了。
5 月15 日上午11 点,铜陵监狱会见室。
在我和女儿的焦急等待中,夫君的身影缓缓地进入我和女儿的视线,他的身躯不再挺拔,面部神情也很不自然。因为人去探监的人很多,所以没能马上与他通话,我只好把女儿抱起来,我们相视而笑,女儿高兴地对我说:"妈妈,你看,那是爸爸,我的爸爸张林"。
过了一会儿,我们隔着两层玻璃开始用电话通话了,和前几次一样,我们的谈话过程始终都有一个狱警在不远处用专用的设备进行监听。敏感的话题我们不能谈,只能谈些家里的事。刚开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话那么慢,我总是催促他说快些,因为担心会见的时间很快会过去。后来听了他的述说才知道,他患了颈椎尖盘突出症,(正像他在这封信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半个小时的谈话过程中,他不时地用手托住颈部,因为就连说话时头部也会剧痛,所以他的眉头总是紧锁着的。他说,较长时间以来,他的头部、四肢的疼痛越来越严重了,每一刻都要承受这份痛苦的煎熬。虽然监狱方面对他照顾得也不错,可是由于监狱卫生所医疗设施极差,始终得不到更好的治疗。在他痛得无法忍受的时候,狱警曾带他去铜陵市第一人民医院做了磁共振扫瞄,最后医生确诊他得了颈椎尖盘突出症,颈椎尖盘突出 0.7 厘米。现在他只能靠药物来减轻颈椎尖压迫中枢神经所带来的痛苦,他希望我回去之后,找蚌埠最好的医院,去详细了解一下,这个病症应该如何治疗。当女儿和他说话时,他也是强颜欢笑,不敢大声说话,因为就连说话的口腔动作也会导致头部剧痛。看见他疼痛的样子,我的心就像刀绞一般地痛,感同身受。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间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的谈话所用的电话设备突然被终止。我把在铜陵买的最好的水果交给狱警请他转交给张林,递交之前打开一看,已被三岁的女儿安妮吃掉了许多荔枝,因为我平时根本舍不得买这些价格较贵的水果给她吃,所以女儿看了嘴谗,就在我和她爸爸谈话的时候,一会儿吃掉了不少。我又给张林存了 800元钱,因为现在在监狱里治病的钱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出的。在离别时,目送他离去的背影,女儿安妮大哭起来,问我:"妈妈,爸爸要去哪里 ?你快叫爸爸回来啊!"面对孩子反覆不停的哭问,我只好跟她说:"爸爸出去休息了,一会儿就会回来。"女儿这才停止哭闹。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担心着张林现在的病情,一刻也无法释怀。
昨天,我按照他的嘱托去了蚌埠市两家最好的医院——第三人民医院、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向骨科专家详细地进行了谘询。听过我的仔细描述之后,专家们给出的结论是:张林患的是"颈椎尖盘突出症",必须手术治疗,药物、物理牵引疗法都只是饮鸩止渴,不能真正达到治疗的效果。如果治疗不及时,可能会造成四肢瘫痪。
听了医生的话,我犹如听见了一声青天霹雳,最担心的情况还是来了,真不知怎样面对。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脚步越来越沉重了。直到两天后的今天,我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身体和心情还在持续着这种"窒息、沉重"的感觉,无法想像以后还会发生什么。
我只有祈求上帝时刻莫忘眷顾我的夫君,让他能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和体力,挺过这又一次新的劫难。他的母亲、妻子、女儿都在期待着他战胜病魔,最终平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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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设在法国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周三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将健康情况日益恶化的安徽异见作家张林传送到公立医院治疗。
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入狱五年的安徽异见作家张林,因为颈锤骨移位影响脑部中央神经系统,需要施行手术。
张林的妻子方草向“记者无国界”表示,医生表示,如果张林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他将会终身瘫痪。方草说,在过去六个月,张林的头部和身体各处经常出现疼痛,身体很虚弱,没有力气,步行和拿东西都有困难。方草说,监狱的医疗室没有足够的设备和资源施行手术,她希望当局能尽快把张林传送到公立医院治疗。
张林现年四十二岁,毕业于清华大学,他曾因为参加八九年民运被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入狱两年。他近年专心写作,一年多里发表了约二百篇文章,其中不少是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去年一月,安徽省蚌埠市公安局指称张林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将他拘捕。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七月裁定张林罪名成立,判入狱五年。
郑恩宠曾代理上海静安区东八块被拆迁居民状告“上海首富”周正毅,他接办的房屋拆迁诉讼超过500件。2003年6月6日郑恩宠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8日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3年。
据知情人士告知,帮着看家的赵姓朋友告诉蒋美丽,在她离家不久后,家中电话响个不停,10多分钟后,他听到双层铁门外有人用钥匙开门,接着第二道铁门被打开,进来一个人。那人看到家中有人,马上转身逃出。赵姓朋友立刻追出去,那人已逃进电梯跑掉。赵姓朋友刚回到房间,又有一人冲进房间,问他要身份证,他对来者说:“你这是私闯民宅”。过了一会儿,又进来3个人。其中穿警服的出示了工作证,她是这地段的管片民警,叫张敏。她说到此来找王水珍。赵姓朋友对他们说:这房子的主人姓郑,妻子姓蒋,没有王水珍这个人。
正是这位户籍警张敏,在周二中午蒋美丽从提篮桥监狱探视郑恩宠出来时,在监狱候见大厅告诉蒋美丽:“有邻居打110报警,说你家有一陌生男子。110接警后到你家,果真看到赵姓男子在你家。”当时在场的还有上海市闸北区国保大队警察唐伟和另一位警察。
事情的经过让蒋美丽觉得荒唐可怕,于是打110报警。警号为033572、032594的两位警员随后来到现场,说要叫刑警来。但此后便没有下文。
去年12月8日,德国法官协会宣布,将该会2005年度的人权奖颁发给郑恩宠。正当蒋美丽准备前往德国代为领奖时,突然被上海当局告知她因涉入一起“物业管理纠纷”而不得出境。
从去年12月获奖开始,郑恩宠被当局剥夺了家属每月一次的探视权。蒋美丽曾多次给上海提篮桥监狱的乔立国监狱长写信要求探视,均没有得到任何回复,蒋美丽本人也受到警方严密监控。自今年1月以来,其家门外有10多人24小时轮流看守,蒋美丽出门即被跟踪。3月23日,蒋美丽买好去苏州的火车票,准备去给父母上坟,结果被上海北站派出所的警察拦截下来。经向多方要求,4月21日蒋美丽终于被恢复对郑恩宠的探视权。
中国人权质疑:就在郑恩宠3年刑期即将服满之际,为什么他的家人还在继续遭受骚扰?中国人权呼吁上海公安机关对该事件进行充分调查,并停止对蒋美丽的监视和骚扰。
中国人权是由中国的学生和学者于1989年3月创立的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的监督和呼吁组织。中国人权的宗旨是促进在中国实现普世承认的人权,并使之受到制度性的保护。
2006年2月2日,村民陈华被监视陈光诚的打手们殴打,引发200余村民声援。
2006年2月4日,村民陈华被带走,三天后在其家属的反复追问下才被告知行政拘留10天。
2006年2月5日晚,数百村民与监视陈光诚的官员和打手发生冲突,杜德海等村民被打伤。
陈光诚趁混乱逃离自己住所到邻居家,接受外界采访;但仍被数十人监视。
2月6日,高智晟发起的接力绝食活动在声援对像中加入陈光诚和陈华、杜德海。
陈光诚加入接力绝食活动。
大赦国际呼吁释放陈光诚、陈华等人。
2月8日,村中贴出《沂南县公安局致全体村民的公开信》。
2月8日晚22:21分,陈光诚所住的邻居家电话被切断,陈光诚再次与外界失去联系。
2月8日、9日,许志永博士发表两封致临沂市委书记李群的公开信。
2月12日,陈华被放回家。
2月13日上午,70多名防暴警察进入东师古村,陈光东和他的父亲陈庚全被抓。陈庚全当日被放回。
2006年2月14日,“维权网”谴责临沂官方继续任意羁押陈光诚、镇压威吓参与抗议此违法行径的村民。
2月16日,陈庚江被沂南警方从山东淄博抓走。村民陈华家电话今天被切断。
2月23日,村民陈光合被抓。
2月26日15时-27日8时,陈光诚再次绝食27小时表示抗议。
3月7日,陈光诚和临沂费县的盲人李富建参加了全球同步的绝食维权护宪行动。他们声明:绝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抗议地方政府的野蛮暴行。陈光诚呼吁政府释放狱中的作家、记者、良心犯,同时呼吁人们采取理性非暴力的切实行动来争取中国人的基本人权。
3月9日,“维权网”将陈光诚逾期软禁案申报联合国。
3月11日晚7点,陈光诚寄居的邻居陈光余到村小卖部买烟途中被四个人蒙头殴打致伤,行凶者随后混到看守陈光诚的人群中。
3月11日晚9时左右,陈光诚、陈光军、陈光余被抓。
至2006年3月11日,陈光诚已经被非法软禁197天。
3月16日,公民维权网、维权网发表声明:沂南公安非法超期拘留盘问维权人士陈光诚。
3月23日,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发出给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公开信。
2005年10月至2006年1月,川歌、许志永、郭玉闪、刘晓波、刘晓竹、朱中原、俞江、滕彪、高智晟等就临沂事件和陈光诚事件发表评论文章。
3月26日,被拘捕的村民陈庚江、陈光东、陈光合家属收到逮捕通知书,签发日期2006年3月22日。通知书称他们“涉嫌故意毁坏公物罪”。
4月18日,陈光军、陈光余被取保候审。两人被警告不准继续参与陈光诚的维权活动。
4月30日,在美国时代周刊公布的今年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的人物里,陈光诚位列“英雄和先驱”的分类之中。其他当选的华人是“中国水危机”作者马军、电影导演李安、电器零售业富商黄光裕和温家宝。
2006年5月8日,数名律师赴临沂会见陈庚江等人的家属。当地政府加强对东师古村的监控。
2006年5月15日,“仁之泉”对政府监禁盲人维权活动家陈光诚提出抗议。
2006年5月17日,袁伟静发出给安南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至2006年5月18日,陈光诚已经被抓已经68天。
(2006年元月前的“大事记”已发布数次,兹不重复。)
(转自博讯)(
思想决定行动。所以,思想成果是历史运动价值的最终体现。前一时期,中国维权抗暴绝食运动已经取得重大的思想成果,这个思想成果的核心内涵就是,维护基本人权的活动,必须超越专制法律的限制,以人类良知普遍认同的现代法的精神为引导,用人民自己确定的和平方式来进行。
时间不会停止,思想就不应当停滞。中国维护基本人权的运动需要进入更高的思想境界。
中国当代极权制度,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也是普通民众基本人权被剥夺与被侵害的政治原因。只有消除这个原因,社会正义才能恢复,基本人权才能得到保障。命运留给中国当代极权制度和平改变的唯一机会,就是必须尽快开始修改支撑极权制度的法律体系,而修改法律体系,应从修改宪法开始。
中国现行宪法是中国当代极权制度的法律基础,应当彻底修正。不过,和平变革一个巨大的制度,应当分阶段进行,循序渐进。故本《宣言》要求首先修改宪法序言中的下述内容:“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 … ”。
其一,必须废止以宪法的名义规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权。是否接受特定政党的领导,应当由人民自己选择,而不能由法律规定;只有人民的政治选择权,才能决定特定政党是否可以获得执政地位。政党存在的价值不是领导人民,而是服务于大众;政党应当接受人民意志的领导,而不是相反。以宪法的名义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剥夺了公民的政治选择权,即公民对执政党的选择权,使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成为不经人民同意便可永远垄断国家权力的专制特权阶层,所以,它不仅是中国当代极权制度的法律基础,同时也是对现代宪法精神的根本背叛,因为,宪法的天职在于确定公民权利至上,而政治选择权是公民权利的政治依托。另一方面,这样的规定,与宪法第三十五条之结社自由的精神自相矛盾。
其二,必须废止以宪法的名义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人民的思想指引权。因为,这种规定是以国家强制力的名义,迫使全体公民作某些思想的精神奴隶。思想自由是人的自由权利的核心;丧失思想自由,就意味着丧失基本人权的精神根据。中国现行宪法的上述规定,从实质上剥夺了公民的思想自由,是当代思想专制的法律基础。而剥夺公民思想自由权,并用国家强制力确定某种思想对全体人民的精神统治权威,是对现代宪法精神的另一项根本背叛。同时,这样的规定,又与宪法第三十五条之言论自由原则自相矛盾。这种在同一宪法条文中自相矛盾的情况比比皆是,开人类宪法史上极其罕见的怪诞先河。
以宪法的名义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的精神权威,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关键性法律障碍。如果承认自由民主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那么,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不主动废止上述规定,中国人民必将以自己确定的方式废止之。
当代中国是世界上人权记录最差的国家之一,也是人权灾难最为深重的国家之一。这是极权专制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蒙受的耻辱。当前,诸多人权灾难已经发展到空前危机的程度。因此,在推动修改宪法的同时,我们要求关注,并立即着手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下列八项最紧急的人权问题。
一、农民的基本人权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农民始终处于最底层,实际成为权利之外的存在。造成农民没有基本人权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基本原因之一是,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黑格尔讲,所有权就是自由。农民丧失了土地所有权,也就丧失了自由——这个基本人权的基础。
中国现行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而集体所有权实际上完全由国家权力控制。由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逻辑:土地归国家所有,国家由共产党垄断,共产党又由其官僚专制集团掌握,于是,由极小一部分人构成的共产党官僚专制集团就是最大的地主,它拥有中国的所有土地,而十亿农民终生在土地上辛勤劳作,却没有土地所有权。这是极端不公正的。
为了清除农民丧失基本人权的所有权原因,应当尽快制定法律,责令共产党官僚专制集团还土地所有权于农民。这将是农民获得基本人权保障的起点。同时,必须立即废止违宪违法的户籍城乡差别制度,立即停止在司法、行政执法过程中实际执行的、对农民的公然的歧视性标准。
二、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生存权问题。
国有企业的资产,是中国人民数十年血汗的积累。在“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造”过程中,腐败的官员和奸商恶贾勾结在一起,假改革的名义,以完全背离实际价值的极低价格,把国有企业的资产,转变为奸商和贪官私人所有。而国有企业的职工则失去了同全国人民一起用辛勤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和工作的机会--这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生存权受到威胁的根本原因,
为正本清源,恢复正义,应当立即停止正在进行的所谓“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造”;对已经被奸商和贪官瓜分的国有企业进行彻底清查,并回复原状,还财于国有企业。然后,以国有企业全体职工为基准,合理作价,并划分股份,使国有企业职工成为股东。这样的产权改造,这样的国有企业民有化过程,才公正合理,同时也是彻底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生存权的唯一方式。
三、关于农民工的人权保障问题。
在今日之中国,数千万农民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奴工群体。他们没有人的尊严,终年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艰苦劳作,每天的工资却只有一点五美元,甚至更少。就是如此微薄的工资也经常被雇主拖欠。农民工的悲苦境地早已在叩问社会的良知,而社会的良知却死寂无声。
农民工虽然人数达数千万,但由于被剥夺了组织自由工会的权利,他们只能以单独的个人来面对收买了腐败权力的强势的资本。显然,穷苦的农民工作为个人,在强势的资本前极为脆弱。这也是农民工权利被侵害的基本原因。
为改善农民工的人权状况,应当通过具体立法,确定农民工有自主组建工会的权利。农民工也只有通过自主建立的工会,才能形成合力,改变弱势地位,与强势的资本达到平衡,从而保障自己的人权。
四、关于底层民众的医疗权问题。
八九年六. 四惨案后,权力腐败急剧发展。由腐败权力主导的经济改革,处处显示出忽视广大底层民众利益的特性。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正是在所谓“医疗改革”的过程中,被排斥在公益性医疗保障体系之外,而昂贵的医药费又剥夺了他们生病就医的实际可能,以致于在相当一部分农村,发生年老者一旦患病,便只能通过自杀来解脱的惨剧。
为保障底层民众的医疗权,应当立即削减各种专为宣扬“太平盛世”而实施的建设项目和科研项目,削减大幅增加的军费,将经费转移到建立初步的公益性医疗保障体系上来。
五、底层民众子女的受教育权问题。
八九年之后的所谓“教育产业化改革”,也同样表现出严重损害底层民众权利的趋向。九年义务教育在相当广泛的地区并没有得到国家财政的有效支持,高昂的学费又使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成为底层民众的恶梦。被腐败的国家权力所垄断的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系统,也日益腐败化,甚至沦为学术官僚敛财的私器。与之同时,为支付子女的学费,许多底层民众的家庭已至心力交瘁,灯枯油尽之境。
打破腐败的国家权力对教育的垄断,允许民有资本开办教育事业——这是解决当前教育腐败问题必须采取的治本之策。也只有建立起充分发育的民办教育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费高昂的问题,从而使底层民众子女的受教育权得到有效保障。
六、关于思想自由权、言论自由权和精神信仰自由权的问题。
利用政治强制力和国家权力,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精神信仰自由进行政治迫害,是中国人权灾难最主要的表现之一。毫无疑问,唯有中国完成政治和民主转型,才能彻底消除这方面的人权灾难。但是,当前急须制止以“法律”的名义实施的政治迫害,即应当立即停止对公民言论自由的非法限制,立即废止违宪违法、及反道德的劳动教养制度,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家庭教会和其他宗教信仰团体及个人的野蛮迫害,立即释放因争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精神信仰自由而被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劳教和逮捕的人士。
七、关于“六.四”惨案的人权问题。
“六. 四”惨案已经过去近十七年,至今当局仍然没有公布“六. 四”中被军队杀害的公民的人数和名单,惨案的制造者仍然消遥法外。这种现象不能继续容忍。
为解决与“六. 四”惨案有关的人权问题,应当尽快建立独立的“六. 四”惨案调查委员会,在查明真相的基础上,公布受难者名单,给予国家抚恤;对因屠杀人民而犯下反人类罪的犯罪者,实施正当程序的审判。但应该通过立法,对于在主动、彻底讲清犯罪真相基础上进行忏悔及请求宽恕者,给予刑罚的赦免。
需要特别指出,“六. 四”惨案发生期间,有许多北京市民对屠杀人民的军队实施了正当防卫权。其后,当局将这部分人污称为“反革命暴徒”,判以重刑。其中,许多人已经死于狱中,部分人还在关押中。对于这批由于实施正当防卫权而被非法判重刑者,已死的应当给予国家抚恤,还活着的应当立即无罪释放。
八、关于民营企业家的权利保障。
在当前相当程度上由腐败权力操控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民营企业必须向腐败权力纳贡并违法竞争,才能生存下去。几乎每一个民营企业家都同时被迫成为行贿罪、偷漏税罪、走私罪的犯罪者。当前实际运作的经济制度在迫使民营企业家成为犯罪人,而腐败的官员则随时可以找到借口,以法律的名义,剥夺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民营企业家无论积累了多少财富,都是“贼”,都是腐败权力的奴隶。
为了使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权和其它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就必须通过立法,取消官员利用国家权力,控制经济运作过程的可能,建立公平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今天,我们发表《修改宪法维护基本人权宣言》,并不是向中共当局请愿,而是发出明确的敦促;并不是向中共当局呼吁,而是提出坚定的要求。
中共当局应当在本《宣言》公布之日起的一百八十天的时间内,研究我们宣言的内容。同时我们敦促和要求:中共当局在此期间内,制定修改宪法和解决《宣言》所提出的八项人权问题的具体方案,并在此期间过后立即实施之。
在上述期间之内,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也不是处于消极等待之中。我们应当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探讨如何以人民的名义和人民确定的方式,主导中国的和平民主转型。
我们发布《修改宪法维护基本人权宣言》的目的,在于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转型。为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我们首先寄希望于人民,特别寄希望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民营企业家。同时,我们也寄希望于中共广大的普遍党员和中共领导体系内部的有良知的人士。我们相信,中共广大普通党员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命运是一致的;中共领导体系内有良知的人士也必定真诚关心中国的命运。
如果中共当局拒绝这次主动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机会,我们将在180天过后,发动全球华人,为推动修宪和解决紧急的人权问题展开接力绝食运动,用人民自己确定的方式,引导历史向自由、民主、人权的方向迈进。
这次运动的象征仍然是在自由之风中飘扬的蓝丝带。@
共同发起人:
高智晟 (中国维权律师)
袁红冰 (中国流亡作家、自由主义法学家,现居澳大利亚)
林牧 (原胡耀邦先生秘书)
盛雪 (记者、作家,现居加拿大)
张鉴康 (中国维权律师)
郭国汀 (中国人权律师,现居加拿大)
梁国雄 (香港立法会议员)
徐文立 (现美国布朗大学教授)
焦国标 (原北京大学副教授)
黄翔 (中国流亡诗人、美国匹兹堡驻市作家)
杨在新 (中国维权律师)
伍凡 (《中国事务》总编,现居美国)
马文都 (中国维权人士)
薛伟 (《北京之春》经理,现居美国)
孙文广 (山东大学教授)
费良勇 (核物理工程师,现居德国)
陈泱潮 (宗教学、政治学研究者,现居丹麦)
茉莉 (教师,现居瑞典)
秋潇雨兰(作家,现居美国)
刘刚 (人权活动人士,现居美国)
仲维光 (自由撰稿人,现居德国)
张建 (六. 四学运天安门纠察队队长、传道人,现居法国)
蔡桂华 (中国大赦基金会,现居美国)
冯国将 (人权活动人士,现居美国))
杨铮 (人权活动人士,现居香港)
汪岷 (人权活动人士,现居美国)
逸君 (人权活动人士,现居加拿大)
程哲 (人权活动人士,现居澳大利亚)
苏君砚 (人权活动人士,现居加拿大)
孙加可 (人权活动人士,现居加拿大)
蔡崇国 (时政评论员,现居法国)
张国亭 (人权活动人士,现居丹麦)
陈维健 (新西兰《新报》主编)
陈维民 (雕塑家,现居新西兰)
钟锦江 (人权活动人士,现居澳大利亚)
华志伟 (人权活动人士,现居德国)
姜友陆 (人权活动人士,现居法国)
张说 (人权活动人士,现居法国)
吕京花 (人权活动人士,现居美国)
余冬贤 (人权活动人士,现居德国)
刘因全 (人权活动人士,现居美国)
杨军 (人权活动人士,现居澳大利亚)
黄平 (作家,现居澳大利亚)
陶洛诵 (作家,现居澳大利亚)
桑梓 (诗人,现居澳大利亚)
袁铁明 (悉尼大学荣誉法学硕士,现居澳大利亚)
潘晴 (亚太人权观察成员,现居新西兰)
金秀红 (人权活动人士,现居美国)
黄济仁 (经理,现居澳大利亚)
徐沛 (作家,现居德国)
张晓刚 (人权活动人士,现居澳大利亚)
陈弘莘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现居澳大利亚)
王功彪 (人权活动人士,现居澳大利亚)
冯海光 (中国流亡人权活动人士,现居澳大利亚)
胡尧 (人权活动人士,现居澳大利亚)
周延风 (人权活动人士)
张英 (人权活动人士)
任宝能 (人权活动人士)
韧铎 (人权活动人士)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
中国全国律师协会16号公布的《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中说,律师在受理征地、拆迁等群体性案件时,“应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与指导”,“发现有可能激化矛盾扩大事态的问题和苗头,应立即报告司法行政主管机构”,同时这份指导意见还要求律师“慎重对待与境外组织和境外媒体的接触”。
这些新的措施针对的,显然是为弱势群体打官司的维权律师。去年的广东太石村事件、山东临沂暴力计划生育案等等,由于维权律师的参与而广受国际社会关注,尤其是中国维权律师被香港杂志《亚洲周刊》选为2005年度“风云人物”后,很多人更把维权律师视为是推动中国法制化、民主化的希望。也许这并不是中国当局想看到的现实。
在分析律师协会为什么会出台这些新措施时,旅居加拿大的法律学者,《不寐论坛》网站主持人任不寐说---
任不寐∶“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上访的这条路已经被封闭了,这样的话,逼迫群体性案件和律师结合起来,那么这个方向给中国当局非常为难,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公开的在法律方面拒绝这样的案件,但是又不能完全接受律师这样的诉讼。这样的话他只能去限制他,这样的话就进一步把律师对群体性案件的参与,逼迫到了和境外媒体在联合方面。因为如果律师这个群体性诉讼总不能得到中国司法机关的回应,那么只能向媒体去陈述,这样的话就把群体性案件变成一个国际关注的一个项目。”
另外,任不寐认为,最近一些中国维权律师受到邀请,访问美国,造成很大影响,也许给中国当局带来一定的压力。
陈光中是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他在评论这些新措施时说,政府的初衷是为了维护稳定,但是他也承认,这并不是维护稳定的最好途径。在他看来,政府应该首先反省自身的错误。
陈光中∶“首先政府要严格的审查你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严格依法行政,如果说是有缺陷,而且是违反了群众的利益,首先应该要纠正这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要律师去配合你去说服群众。”
但是,中国方面似乎目前还没有从自身找原因,而是在加大对维权律师的打压。高智晟律师长期遭到警方24小时的近距离监控;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被政府秘密关押等等。记者打电话采访了几位中国的维权律师,他们虽然感到这些新措施是对他们权利的限制,但因为种种原因,不愿多谈。
当被问到新措施是不是会对维权运动产生影响时,积极参与维权案件的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许志永并没有完全丧失信心。
许志永∶“我觉得应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吧,本来一些大的事件都是要报告的。”
记者∶“那现在是不是会使维权律师更加谨慎,不像以前那么敢接案子了呢?”
许志永∶“可能会有一些制约,但是至于说能不能谨慎,这个要看中国社会的整个变化的氛围呀,也不是说因为这个规定能够起多少作用的。”
但是,任不寐在这个问题上要比许志永更加消极。他认为,这些限制措施本身就违反了中国的《律师法》,而且封闭了使中国走向法制化的理性道路。
任不寐∶“那么你封闭了法制的这样一个道路,只能把群体性事件逼向非理性的方向上去,我想这样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62岁的〔任婉町〕因参加民主运动,曾被监禁11年。他在北京接受〔德通社〕采访时说,希望梅克尔会晤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时讨论大陆人权,要求中共停止迫害人民,停止关押民运份子,停止逮捕批评中共的人。
〔任婉町〕也希望能跟梅克尔会面,讨论大陆人权,但中共可能不答应。中共不希望外国干涉大陆内政,也反对大陆异议人士向外国告状。
据了解,5月15号星期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会议在浦东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在会议的前一天星期日,有超过一百个访民坐地铁想前往会场外抗议上海当局对他们的迫害,但被驻守那里的大批便衣警察抓上警车送往一个体育中心,之后通知各区街道人员前往把他们接回。
访民杜阳明星期三表示,他被当地派出所审讯之后关押在旅馆里软禁一天一夜,他表示直到现在至少有七人因此被公安扣押,他还说,他们之所以到会场抗议是因为对中共政权已经完全失去信心。
杜阳明:“政府对我们行政侵权,一次次把我们关押、打。我们的问题多次告到中央都得不到解决,所以我们等于对这个基层到中央的所有信访渠道,我们已经没有信任感了,我们要告状也应该要向国际上告,所以国际会议上我们肯定要去告状的。”
而参与者之一访民陈恩娟,星期三被浦东杨思派出所传唤,当记者星期三打电话给她时,她表示正在派出所里。
陈恩娟:“我是今天警察传唤我,就是问关于星期天的事情。”
记者4点半再次打电话给她,她已被释放。她表示,警察向她问话的重点是,她是否是这次事件的组织策划者。
陈恩娟:“问说星期天是谁组织的?问我是不是头?我都是保持沉默。”
此外,刘华琳等多名访民被警方粗暴对待,王丽青被软禁在家。而访民毛恒凤星期三表示,她没有前往会场,但她一连两天都失去自由,正常的生活被打乱。
毛恒凤:“十四号这天我出门,他们就硬要到派出所去,四点钟放我的。到了十五号出门,他又要抓我了,我就讲我去办事,我知道今天你们开会的地方不让我们去,我们不去了。但是他硬要拉我到派出所,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我一天的饭都没吃就这样僵持着,到了晚上五点多钟才放我的。”
毛恒凤表示,在大陆每召开重要会议,他们就会失去自由,像2001年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等,轻者被软禁,重者被拘留。她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此事,不要在大陆召开重要会议。
毛恒凤:“六月份他们讲听说是六个峰会在上海开,因为他们派出所有这个意思要把我抓进监狱去,最起码要等过六个峰会。要有什么会开了我们就很苦,希望国际上帮我们呼吁有国际会议不要在中国开。中国开这种会议多了就害我们老百姓了,我们就要被抓,就要失去自由。”
上海访民大多数都是房屋拆迁的受害者,他们在上访路上十分艰辛但却顽强,上海当局对访民的迫害也十分严重。访民韩忠明自2月15号被抓捕,上星期六才被释放回家,关押长达三个月。而同一日被抓捕的陈晓明至今没有音信。
此外,被警察殴打致死的访民杜荣林的好友石长贵,三月末也因帮助杜荣林的妻子许金风打理后世,并替杜荣林的遗体拍照被公安抓捕,至今下落不明。星期三,正在市政府上访的许金凤向记者呼吁关注访民石长贵的安危。
许金凤:“到医院里面去给遗体照过像,回来以后这个星期就带走了,还关到现在。”
据了解,星期三,在上海市政府信访办有大概一千名访民上访,但没有工作人员接待他们。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广东佛山禅城区南庄镇堤田乡,大量土地被非法征用。村民上周末开始,重新用木板和竹子堵住了发展区路口阻止施工及生产,并拉起了横额,抗议官员私卖土地,并至今关押三位维权代表。而镇上则每天半夜派人下来偷袭,村民设的路障几次被破坏。村民刘女士说----
刘女士:“连续五、六天公安来把路障弄开,公安走了后,村民就敲锣叫大家都出来把路障再堆起来。有的时候他们巡过看见人多的话,就不敢马上过来。星期一凌晨一点,来了六、七辆警车,被躲在那里的几十个村民看见了,就用砖头扔他们赶走了。星期二凌晨三点多,因为看守的只有四、五个老人家,他们巡过看见人少,就派了七、八辆警车,还有一辆大车,连我们用来堆路障的木头和竹子都铲走了。”
大批堤田乡的村民每天也去开发区的路口商讨对策,如何能把三位面临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起诉的村代表救出来。吃完晚饭时,能有四五百人聚集。
佛山的另一个区——顺德区,同样被征了大量土地的伦教街道三洲乡的村民代表,上星期避开了截访人员,成功到达北京,但在信访办外所看到的,及官员公式化的答覆,令他们觉得希望不大。村民代表梁先生说---
梁先生:“信访办门口几百米的范围内,有上千个便衣拦着不给人进去,全国各个省的都有,有的衣服都给撕烂了。最后我们还是进去了,得到的还是那些个答覆,还是压到下面省里面、市里面去解决。”
三洲村位于重点工程太原至澳门高速路沿线,村民因土地补偿款不合理,三月开始驻守在该工程的工地,每天人数上千。因为被迫停工的太澳公路要赶在08年奥运前修好,不时传出政府要以武力驱赶村民的说法。村民代表表示不会退缩,而且附近有许多乡都也同样为非法征地抗争着。单是伦教镇,九个乡其中七个,因为征地问题,村民集体维权。
三洲旁边的希涌乡,村民则用铁枝烧焊的方法也把开发区的路口堵住,官方一直未有所行动。经过多次上访,近日省政府有关部门终于承认,当地一部分征地批文有问题,如没有公章等,并表示会处理。
然而,在等待的同时,希涌村民指由官员背后操纵的伦教土地发展公司放出风来,如果村民不拆走障碍物,他们会有所行动;同时伦教镇政府则连日传召希涌的村干部上镇里开会,向他们施压。
村民表示村干部没有屈服,因为他们是新上任的,民选的干部,村民吴先生说---
吴先生:“压迫我们马上要撤退,我们不肯,就威胁我们村里的领导。”
记者∶“他们有没有来准备拆的情况呢?”
吴先生:“不敢,因为我们村的领导保护我们。他们是我们选出来的嘛!”
记者∶“选出来的和以前的干部不一样么?”
吴先生:“不一样,旧的领导只会保护自己的财产。”
禅城区堤田的村民去年也曾顶着镇政府的压力,希望选出能代表村民的干部。但政府还是指派了涉嫌私卖土地的原来的村官掌权。村民刘先生认为,正是不民主造成现在的许多问题---
刘先生∶“政府很多事情、很多手法一点都不民主的,群众慢慢地意识到的确不是办法。政府慢慢也看到,怎么群众现在不听我们上级的话了呢?他就用其它方法,贴字报啊,引导啊,说什么有部分群众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反正一看就知道很低下的手法。所以他们(两方)可以说斗智跟斗勇啊!”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目前中国出现老百姓买不起房子,地产公司仍争先开发房地产,银行热衷于借贷,中介商炒卖房子等,形成中国房地产市场和社会基本购买力脱节的恶性局面,日益增加的银行坏账直接冲击中国金融系统。
“三年不买房运动”
4月27日,30多岁的深圳市民邹涛在奥一网论坛发表《深圳市民邹涛关于发起“不买房行动”致全社会的公开信》,发起了一场“三年不买房运动”。 邹涛的呼吁在网上得到了成千上万人的响应。目前,“三年不买房运动”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
由于中国的官方银行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直接涉及中国的银行系统坏账比例,甚至金融系统的运作,包括社会稳定。
目前中国房地产价格的高涨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冲击。国内网民披露炒房客常用的方式是以50万的价格购买一处房产,然后以80万的价格卖给自己,盈利30万再减去两成的首付款16万,净得现金14万,剩下的64万贷款根本没打算还,银行来要债就把房子抛给银行,最后的风险和坏账全落在银行手中。
中国房地产市场成为社会大衆和政坛的敏感话题。
房价在调控下高涨
温家宝5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房地产领域的一些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少数大城市房价上涨过快,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矛盾突出,房地产市场秩序比较混乱。
自2004年以来,天津的房价一路攀升。2005年天津全年商品住宅成交均价同比上涨23%;市内六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已超过6000元/平方米。在房价不断攀升的同时,自2005年以来,天津商品房成交面积呈下降趋势。今年一季度同比下降近15%。
《楼市》杂志总经理蔡鸿岩在5月11日举办的“2006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专家研讨会”上披露,北京一些每平米售价3万、6万甚至10万元的高价楼盘带动了“整体房价飞速上涨”,北京的房价“在2005年国家宏观调控之后,平均增幅开始接近20%。”
2006年4月份广州老城区房屋成交均价超过7610元/平方米,珠江新城一些高档住宅每平方米1.5万元─2万元,但2004年上半年这里的楼价为7000元/平方米上下。在楼价飙升的同时,广州6个老城区在传统热销期的4月份,成交套数不足3000套,面积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5.65%。
百姓无力买房
从温家宝5月17日提出的六条措施中,可以解读中国房地产业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高档房过多,普通房过少;税收、信贷、土地政策没起到调节作用,开发商囤积土地,拉抬房价;城市拆迁导致大量“被动性住房需求过快增长”;利益集团左右房地产统计和信息披露,误导购房者等。
言论颇能引发争论的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对最新出台的“国六条”进行解读时表示,政府在大量拆迁过程中对房价和需求的影响是非常大。任志强披露,2003年全国拆了2.4亿平方米,由于拆1平米,要新建1.3平米,这样需要3亿多平方米的新建量。因为拆迁而造成的被动需求占市场一半以上。“2005年仍然需要2亿多的供应量,2005年供应量只有4亿6的供应量,仍然超过了50%”
42岁的吴根强住在上海杨浦区父母留下的房子里,经营了20年的美发、美容生意,一家三口经济上可以说是奔上小康水平。2003年在对抗上海政府第一次强制拆迁时,吴根强用铁链反锁在自己的残疾车上,以死抗议。2004年的5月份,街道办把他们全家骗走,把他们的房子铲平,里面的财产至今下落不明。据中共官方数据显示,2005年全国维权抗议活动超过8万7千起。其中很多是由于地方政府强制拆迁居民住房引发的。
坏帐增多是因房地产市场造成的
英国《金融时报》5月3日引述国际知名会计师行致远会计师事务所2004年全球坏帐调查的数据指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坏帐总额达到三千五百八十亿美元,是官方统计的两倍;而全中国各银行总的坏帐额,则达到九千亿美元,超过了中国的外汇储备。
美国泛美投资集团副总裁,评论人士草庵居士表示,“最近坏帐增加比较多的原因主要是大陆的房地产造成的。房地产涨上来之后,出售土地的利润或税收就额外增加了,地方政府都在想办法出售土地,把房产价格炒高。”
中国银监会负责人严庆民(音)2005年5月披露,2004年,房地产贷款的坏帐占中国各银行坏帐种类排名表的第四位。中国各银行现在总的房地产贷款额高达2.6万亿元人民币。
“但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把整个坏帐留在中央银行。所以在最近几年坏帐猛增,其实是一个整个制度问题表现出来的。”草庵居士表示, 2007年是中国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最后期限,对中国金融业来说,既是机会也存在巨大的挑战。他认为,未来两年是中国金融和经济危机最可能爆发的时期。
【大纪元5月19日讯】2006年5月15日星期一,王建国的奶奶手捧“王建国的遗像”和一个大“冤”字在吉林市火车站向路人哭诉冤情。
4 月11日上午,吉林市第一看守所人员给王建国家属打电话说:“王建国昨天送二医院抢救,没抢救过来,死时呼吸道衰竭……”。在尸检中心,家属发现,王建国的后脑勺坑坑包包的,左小臂有伤疤,脸的右侧有伤,上面有厚厚的一块血疤。后背、腰以上部份呈紫红色,腰以下属肉皮本色。王建国平时身体非常健康,以前曾练过武术,肺没有毛病,呼吸循环系统畅通无阻。为什么在看守所绝食灌食期间突然出现因呼吸道衰竭死亡,很明确就是在看守所对王建国灌食过程中,不是出于人道和医德的生命救援,而是对绝食和平抗议的一种报复性折磨,对人生命不计后果的一种迫害,灌食时将管子错下到了气管里,流食进到气管,造成呼吸道呼吸终止,肺部感染死亡。
4 月11日上午,王建国80多岁的奶奶惊闻孙子死讯后,一个人打车去了南京派出所。老人进了派出所,屋子里有几个警察。奶奶哭着说:“我孙子是怎么死的?” 然后一警察刘军说:“你孙子是谁?”奶奶说:“是王建国。”刘军说:“他是炼法轮功绝食死的。”奶奶一边哭一边大喊:“是你们给打死的,是你们给迫害死的,我孙子炼法轮功怎么啦?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不打人,不骂人,净做好事。卖雪糕的多找他两块钱,他撵着给人送回去。你们尽抓好人,我孙子身体一点病都没有,怎么能说死就死了。”奶奶一边说一边大哭了起来,几个警察无言以对。一个警察说:“你到一看(看守所)去看看你孙子吧。”
然后奶奶打车到了第一看守所,跟门卫说:“我要看我孙子,我不认识字,你告诉我在哪一个楼,我去看他。”门卫说:“那你先等等,我打电话找人来接你。”奶奶就坐在看守所门口的台阶上哭了起来,周围还有一些人,奶奶说:“我孙子没有罪,我孙子是好人,让你们给打死了,你们尽做坏事,你们会遭报应的。炼法轮功怎么啦,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孙子死的冤哪……”
王建国的奶奶一边哭着,一边述说着,引来了一些围观群衆,有两个老太太说:“他们干坏事,你告他去。”奶奶说:“我会告他们的,老天爷会好好报他们的。”这时,派出所把奶奶接到了所长办公室。所长说:“王建国是绝食,营养不良导致死亡的……”奶奶说:“人出现了生命危险,为什么不通知我们,给我们送回来?”问得所长哑口无言。后来奶奶就回去了。
2006 年4月30日上午9点钟,王建国的家属四人来到了吉林市政府,王建国81岁的奶奶抱着王建国的遗像,进入了吉林市政府为被迫害致死的孙子伸冤。但接待的人为推托家属,就说给你们写个条,到人大去信访。大约九点半左右,家属从市政府大门出来直奔人大。到了人大去了信访办后,接待人员还是推托,让家属到吉林市公安局。沿途家属一行四人,王建国的奶奶一边走一边哭,一边向路人诉说着孙子的冤情。10点多钟进的吉林市公安局,不长时间家属就出来了,还是没有说法。
奶奶痛苦的站在吉林市公安局的门前大哭。路人慢慢围了过来,一个好心的女士问:大娘怎么了?老人哭着说:我的孙子是冤死的。夫妻俩开饭店自力更生,生活美满。就是因为炼“法轮功”做好人呢,仅40天就被看守所害死了,我上告无门呢!
围观的路人听了之后都感到很气愤,也很同情。有一个老年妇女凑到跟前说:别哭了,说着从兜里掏出一把糖,“给你吃点糖果吧”。王建国的奶奶轻轻的推开了糖果,仍旧哭着……
。另一个妇女说:告他们去,往上告,不行上北京。王建国的奶奶说:中国虽大,但我上哪去找清官啊?一男士愤愤的说:哪有天理啊,就是因为炼法轮功就给打死了,而且没有任何说法,就连尸体都不给,这社会太黑暗了。旁边一个老大爷说:现在没有地方说理去。
2006年5月15日,王建国的奶奶坐在吉林市火车站候车室前方的石台上,一边哭诉冤情,一边拿出王建国被吉林市看守所非法迫害致死的真相。因为车站的人很多,一会就围上来很多民衆。想了解真相的民衆都主动的来索取真相,争相传看。有的人离老远就跑了过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姑娘走过来问一个看真相的大娘:是什么冤情,真的冤么?那个大娘说:“确实是冤情,他孙子炼法轮功被看守所关了40天就给害死了。”好心的姑娘又对王的奶奶说:大娘你别哭了,把身体哭坏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士说:在这儿哭,能解决什么问题,到市政府去申冤呢。王的奶奶说:我们都去过两次了,根本就没人理我们。姑娘说:你别哭,你把这件事情写成诉状,让家里的亲戚按上手印,到检察院去告他们。王的奶奶说:我也不认字啊。那姑娘又说:我帮你找记者吧,你说说你的住址及电话号码好不好?
王的亲戚告诉了住址并说:谢谢你姑娘。好心的姑娘说:不用谢,这是应该的,人就是应该有正义感的。一个大娘愤愤地说:别说练法轮功啊!就是重刑犯给人家打死了,也要承担法律责任,还没王法了呢!
一个男青年一边看着真相传单一边插嘴说:可以把这事发到网上,让更多的人知道。一个中年男子扶着自行车说:发到网上,谁敢给你登啊,除非发到明慧网上去,我知道这个海外网站敢讲真话。一个男士叹了口气说:什么法呀,冤假错案多的是,尤其这事儿谁敢管呢。
虚报成果 掩藏真相事实
据《中国青年报》报导,1995年,严重干旱和缺水的山西省运城地区,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建成了可灌溉100万亩的六、七万个渗灌池。但3年之后,有人检举,渗灌工程完全是假的。
为了应付领导参观,当地还修出了半弧形的“池子”——从公路上看过去是一个完整的池子,而另一半却是空的。更甚者,插在农田里的所谓“水管”其实是一根木头,在木头上已经长出了木耳。
威胁恐吓 企图阻挠采访
据报导,1998年9月,《新闻调查》两位记者前往采访。据一位记者回忆说,当地官员有一整套对付新闻记者的绝妙方法,面对记者,他们一会儿白脸一会儿红脸,企图吓退记者。
9月11日,《新闻调查》摄制组一行5人正式开始拍摄、采访。但摄制组的行动受到诸多特殊“关照”。为了避开阻挠,摄制组凌晨四、五点就出门,但是依然被跟踪:有的“明跟”,有的“暗跟”,摄制组的一切行踪都在对方监控之下。
一些官员的气焰非常嚣张。据报导,采访中,一名农妇告诉记者,“渗灌池没放过水,从来没用过”,跟在摄制组后面的一名乡干部立即大声呵斥她:“谁胡说我就收拾谁!”
真相播出 朱镕基:不吃了
任务完成后,摄制组回到了北京后,但当地政府大力施压,动用人员之多,大大出乎记者的预料。
10月16日清晨,当时的制片在北京首都机场候机厅一个偏僻的角落,说明当晚央视将播出《透视运城渗灌工程》。之所以临起飞才说明,因为当地政府活动能力不可小视,一旦走漏风声,当晚节目的播出很可能泡汤。
报导还说,节目播出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迎宾馆就餐。看罢节目,朱镕基沉默不语。夫人劳安劝他多吃一点,他将饭碗一推,低声说道:不吃了!
为求争功 颠倒医疗事实
2003年春夏之交,中国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非典”的肆虐。
在《新闻调查》一位记者的采访手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当朱继红蹲下身,打开急症室‘天井’的铁锁时,我难以形容自己内心的震动—— 这就是历史,所有的椅套上都是‘星期四’的字样。那是4月17日,天井关闭当天的时间,之前发生的一切就凝结在这里。那些凌乱不堪的床,堆积在桌上纸张发脆的病历,每一页翻开都是‘发热’、‘发热’、‘发热’……”
2003年5月4日,《新闻调查》记者决定赴甘肃省定西市拍摄有关农村防治“非典”的节目。
5月5日下午,冒雨采访了半个小时之后,其中一位记者开始发烧。5月13日,北京两位专家赴定西对该记者进行会诊。会诊结果因“‘非典’的临床诊断依据不足,不能确立,排除是‘非典’”。
但5月19日,定西方面却向央视表示,该记者依然是一个被治愈的萨斯患者。
去年,中国媒体披露了有关安康医院的丑闻。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决定,将中国目前的22家安康医院增加到125家,其中一个目的是以此作为恐吓手段来对付越来越强大的罢工示威浪潮。目前国外估计被关押在安康医院的政治犯人数大约是数百人,过去,人数曾经高达几千人。1985年以来,有关精神病管理的法律一直在起草过程中,迟迟未能出台,目前正在对第15稿进行讨论。原因大概是公安机关希望保持这种法律模糊的状态。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红山农场的裘金友是另一种性格的人:充满活力,家境富裕,自信十足。他开着一辆金色的“福莱尔”——一辆中国国产微型轿车。裘的房子是一栋三层小楼。
“我从来没有害怕过”,这位46岁的光华玻璃公司驻杭州副总经理说。裘是位名人,他出名并不是因为1997年他曾在杭州公安局安康医院被关押了208天,而是因为他是当地反腐英雄。两年前,他组织他原来所在单位——一家化工厂的四千名职工,就厂领导的腐败问题举行示威抗议。1997年以前,裘是这家工厂的人事部负责人,并在当时觉察到了厂领导的腐败迹象。此后,他搜集了证据,收集了400多个职工签名,并带着这些来到到北京,当他在中央信访局去上访时,杭州公安局派人强行逮捕了他,并将他送到了安康医院。
裘金友在饭桌边坐下来,他太太坐在旁边。裘说,他有很多朋友,正是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裘在法院提起上诉。然而,他的四次诉讼都是无功而返。最近一次上诉于10月9日被驳回。裘倒了杯酒,慢慢回忆起往事:“这些腐败分子真是太残忍了,安康医院里面只有恐怖和害怕。他们对待我们这些对腐败不满的人比对待杀人犯还凶狠。那时候他们一个星期审讯我3至4次。我总在想,我要死了......”裘回忆说。
他告诉记者,在安康医院里,给他施行电击的那些警察,正是当初抓他的那些人。他们用绳子把他绑到椅子上,要他说出与他一起组织上访的同事名字;他们强迫他服下各种药片,这些给他的身体带来严重损害。他开始掉头发,痉挛,抽搐,失眠,神经衰弱,记忆力下降。
杭州安康医院在杭州市郊的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周围是稻田和茶园。医院建于1954年,原来这里是一座寺庙,为修建医院而被拆除。这是中国第一家公安局系统的精神病院。通过手机,裘金友告诉记者,他原来被关在哪一座房子里。他对医院里从病房到治疗室的路至今记忆犹新:“路上经过三棵梧桐树”。现在树上挂着一条红色横幅:“身心健康,幸福一生”。
文章来源:德国《时代周报》2005年11月3日
作者:花久志 翻译 强朝晖
48小时两次换肾,22万换来财命两空
2006年5月17日华夏时报报道了一则新闻:“48小时两次换肾22万换来财命两空”,患尿毒症的安徽阜阳49岁的薛燕林,2004年12月19日住进了北京市海淀医院移植中心,9天后12月28日的下午,移植中心的医生从外地取来肾源,血型和群体反应性抗体(PRA)测试都匹配,当晚10时10分,薛被推进了手术室,晚上11时左右,主刀大夫韩修武才从内蒙古赤峰赶回北京,匆匆进入手术室。
4小时后薛燕林被推出手术室,韩修武说:“手术不太理想。”29日上午9时做B超检测,确定肾移植失败。据薛燕林的丈夫卢晓星说:“当时坏肾没有取出,因为韩修武当天还要去昆明做手术,他说那里还有肾源,他可在30日再带回另一个肾,到那时直接把坏肾取出,再换上新的肾源就可以了。”
12月30日,薛燕林因心脏病发作被紧急抢救。晚上11时左右,韩修武带着肾源从昆明回到医院,12点韩修武对薛燕林施行了第二次肾移植手术,还没等薛燕林下手术台,韩修武就走出手术室宣布:换肾又失败了,两次失败的原因都是超急排斥,据韩说这是他从没碰到遇到过的现象。
手术后,薛燕林出现急性胰腺炎和肺部感染并发症,在每天五千元的特别病房里,薛还得了褥疮,每天卢晓星都得为妻子处理口腔内的积痰、臀部的大便和背部的积汗。卢晓星气愤地回忆说:当时妻子已经无力说话了,为表达自己的意思,她一见到我就掐我的胳膊,不停地流泪。2005年1月30日,手术30天后的薛燕林含泪离世。 在花了22万医疗费后,妻子的死让卢晓星感到很气愤。仔细察看病历并请教专家后,卢晓星发现了医院的四大失误,为此,卢晓星向海淀法院提起状告,要求海淀医院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丧葬费等计60多万元。
据卢晓星分析,医院失误在于以下四点:1:专家一致认为,肾移植前的组织配型检测应包括血型、群体反应性抗体(PRA),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型试验,以及人类白细胞抗原系统(HLA)等至少四项检测,而北京海淀医院只做了前两项,淋巴毒匹配测试根本没做,这可能是第一次肾移植失败的原因。
2)在第二次肾移植前,患者的PRA高达 72.5%,而韩修武医生坚持对患者进行肾移植。别的专家称:PRA达到30%至40%就不建议做肾移植了,PRA达到了72.5%已经非常接近80%的禁忌症了,极易出现超急排斥,导致人肾两亡。
3)第一次肾移植失败时,坏肾应及时取出。据悉每次换肾,患者都掏了1.5万元的肾源费,尽管医生说肾是别人无偿捐的,但明眼人一看就是买来的。
4)作为器官移植中心,海淀医院的术前检测和术后监护怎么这么差?他们有移植专业技术的资格许可吗?
神秘的肾来源
一位大陆网民议论说:海淀医院找肾源跟卖猪腰子似的,第一个肾花9天时间就找到了,第二个肾直接到昆明去拿就行了。要知道,三四百人里面才可能找到一个匹配的肾,可韩修武医生好像对肾源根本就不在乎,没做完配型实验直接就按上了,好像不用白不用,不用就作废了似的。
大纪元在4月7日的“二千五就可以买到肾”的读者投书中层披露大陆某肾移植友论坛里的一段对话。2004/12/15 06:23pm网友:须菩提说:“我在上海长征医院换的,一年了,那里肾源很多,我透析两个半月就换了。你可以到铁路总院肾移植科找韩修武主任,他的肾源多(他与云南省肾病医院长年合作),云南那边的肾源很多”
说到云南的肾源多,前不久希望之声有则报道,据上海中山医院换肾患者的家属透露,中山医院主要有两个肾源基地(录音)“据我知道一个在云南,一个在湖北。”“云南到这里坐飞机才2个多小时啊,一般是很新鲜的,而且上海医院都会派人亲自去取,因为他们那边的化验很粗,要配型的啊,不一定符合我们医院的要求。”
韩修武一人做肾移植400多例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问:北京的韩修武怎么要去昆明作移植手术,而且还能从昆明带个肾回来呢?韩修武是个怎样的人呢?据海淀医院网页介绍,该“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于2003年11月,引进了韩修武担任肾移植科主任。韩修武主任多年来从事肾移植、胰腺移植的临床科研工作,并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器官移植中心和美国匹兹堡器官移植中心进修,曾主管朝阳医院及同仁医院的肾移植工作。目前,海淀医院已成功完成了100余例肾移植手术。”
2004年3月6日的“经济参考报”有篇对韩修武的特别报道,文章称,1964年出生于安徽利辛县的韩修武,从1996年在昆明完成其第一例肾移植手术后,至今已成功进行肾移植400多例。
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的韩修武,1988年被分配到北京朝阳医院放射科,1995年韩修武给器官移植专家管德林儅助手,随后很快成为独立主刀。2003年底,韩修武到海淀医院组建了器官移植科,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韩就在海淀医院完成了38例肾移植手术,平均两三天就做一例肾移植。
报道中韩修武自述了自己的下一个目标:做肝移植。“肝移植对我而言,只是一步之遥,因为在我取肾的时候,我经常取肝给其他医生用,而且在美国专门学习了肝移植技术。”外界评论说,这句话泄露了天机。因为他在给“捐赠者”取肾时,连肝也取了,世界上有这么大方的“捐赠者”吗?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韩修武的报道,目前该页已被屏蔽,记者是从网络快照中查到过去资料的。
据云南肾脏病医院网页介绍,其移植中心的名誉院长是北京朝阳医院的管德林,副院长兼移植科主任李国斌,也曾在朝阳医院泌尿科进修。难怪韩修武去昆明就能拿回个新鲜肾,原来都是老相识了。
云南副镇长被抽血害死
云南为什么肾源多呢?据追查国际调查,云南是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严重的地区。比如明慧网2001年报道,33岁的云南建水县临安镇副镇长孔庆黄,是云南大学经济系毕业的经济师。2000年4月因孔庆黄向人讲述法轮功真相,被关进了县看守所。孔庆黄的父亲听说儿子被关,当天就气绝身亡。
孔庆黄被抓后一直绝食抗议,被看守所强行灌食。2000年8月25日,孔庆黄被强迫拉到县医院。不知为什么,医院每天都要抽孔庆黄的血一至两筒,大量的抽血使孔庆黄身体迅速垮下来。到9月3日孔庆黄去世时,孔庆黄皮肤发黄,外人还以为是中毒反映,其实可能是一个月连续不断地大量抽血所致。
该医院的担当者对海外的电话取材中表示“在这个医院没做移植手术”,然后拒绝做任何回答。中国政府明确表明很多移植内脏器官来自“死刑罪犯的提供”(卫生部高官),而且出自于“本人的意愿和家族的同意为前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法院没有通知死刑犯的母亲(58)哪一天执行死刑,也没有通知要摘除她儿子的内脏器官,该母亲通过法院的熟人的协力下,独自进行了调查。
大纪元特此采访了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现任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的苏绍智先生;前赵紫阳智囊、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先生;前共青团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钟沛璋先生;前工人出版社社长、《经济学周报》总编何家栋先生;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走向未来》丛书、《中国哲学》等杂志主编包遵信先生。
他们认为,反思文革对中华民族是一件非常重要、有意义的事情。文革不是哪个个人造成的,而是由共产党集团的本性决定的。当局避谈文革是为了继续维护其专制统治,因为反思文革就等于全面否定中共。他们尤其指出,文革的巨大破坏在于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给现在留下了灾难性的后遗症。
何家栋先生特别指出,反思历史,是为了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文革是全国范围、全民性的灾难,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有责任,包括我们自己。这个悲剧能够产生,也是由我们的懦弱、恐惧、无奈、妥协等因素促成的,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反思,不能置身事外,包括清除我们自身存在的文革留下的党文化遗毒。
苏绍智:中共为什么掩盖文革真相?
中共为什么忌讳谈文革?掩盖文革的实际情况?
苏绍智先生指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文革是中共专制独裁政权本质的集中大暴露,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整个中共政治体制的后果。反思文革就等于否定中共自己,批判文革必然令中共的政权合法性受到更大冲击。
文革最大的破坏就在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规范的破坏。现在的中国人道德标准没了、信念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有“拜金”,只想着怎么赚钱,文革中的尔虞我诈、阶级斗争等恶习延续至今。
文革虽然结束,但是中共还在继续其专制独裁的制度。共产党从一开始到现在骨子里都是一样的,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绝对不会放弃,所谓的“和谐社会”、“以民为本”、“八荣八耻”等只不过都是幌子,其本质从未改变,只不过现在变得更加滑头,更会掩盖,更会伪装。
其实封闭只会令崩溃更快,但是一个专制制度是不会认识到这一点的,它就是笨到这个程度,利益遮蔽了眼睛,利令智昏。
现在还看不出中共有任何改革的迹象,其可能性微乎其微,不改革,就只能走向崩溃了,连赵紫阳都说共产党“没治了”。
陈一谘:文革的本质
陈一谘先生指出,共产党之所以不敢搞文革总结,是因为搞到最后就会变成全面否定共产党。文革从实质上来讲,是一场反文化、反人类、泯灭人性的倒行逆施的灾难,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浩劫。
文革之所以发生,是由共产党的本性决定的,就是用无知代替有知,用野蛮代替进步。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所有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有正义感、有传统文化修养的人和家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被整得惨不可言,有的至今生活在恐惧当中。我本人在文革中,先后被斗了100多场,三次被打死过去,家里死了5口人。
文革早期,有很多热血青年,鼓吹巴黎公社,盲目的“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防止红色政权变色,他们还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很快他们也发现,这场运动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倒行逆施的行为。到68-69年以后,很多人都觉醒了,林彪摔死后,更多人觉醒了。
文革前,共产党就已经对老百姓欠了很多帐。共产党很多元老都认为,文革中为什么那么多人起来造反呢?就是因为之前的17年欠帐太多了。造反派里有一部分人,就是历次运动中,他们的家庭、长辈、亲戚,本人都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希望改变现状,改变受屈辱的状况,所以也起来造反。
当然,造反派里还有极少数的人是属于痞子流氓式的人物,从反四旧开始,他们就到处抄家打人,杀人放火,趁火打劫。其实共产党搞得各种运动最先起来的都是痞子流氓或者是见风使舵、逢迎当权者的人。
陈一谘:传统文化和道德被破坏殆尽
陈一谘先生指出,文革最严重的是对人精神上、文化上的伤害,对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礼仪、伦理等传统价值观的全面破坏,其影响延续至今。
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讲“仁义礼智信”,而文革中,共产党的造反文化、斗争文化、痞子文化、无中生有栽赃陷害等恶劣手段使人性中最卑劣的东西泛起。
一搞阶级斗争,甚至于儿女都要起来批判父母、妻子揭发丈夫、学生斗老师,把一个很有礼教秩序的家庭都破坏得不成样子了,更不要说社会了,人变得反覆无常,尔虞我诈,是非不分,人性丧失。
余英时教授曾经讲过,他发现中国大陆来的人已经成为各个民族中最没有道德、最没有修养、最没有文化的人。我在法国时,也听法国人说,越南、柬埔寨等地的华侨,台湾、香港等地的中国人都比大陆来的人要好。
大陆来的人到哪儿干活都不服从老板,动不动就要造反,有机会就偷懒,偷东西,说假话,搞假证明,甚至有一些年轻人,说假话根本不脸红,造谣是家常便饭,这是一个民族的羞耻!
而这实际上都是文革中中共破坏传统文化、使人性堕落直接带来的后果。
陈一谘:文革尚未结束
陈一谘先生指出,共产党的所谓全面否定文革,是出于维护其特权者的需要。中共把文革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四人帮和林彪,这本身就是歪曲历史,其实文革的始作俑者和从头到尾支持四人帮的都是毛泽东,那为什么不批毛呢?因为一批毛就等于把整个共产党否定了。
64邓小平公然杀人,跟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作法,本质上没有区别,邓始终坚持维护毛泽东思想,其核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可以说,共产党从开始到现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
不能够清算文革、清算毛、清算中共这样一种制度,那文革的思想和很多影响会继续给中华民族带来祸害,文革中的八个样板戏现在照唱,文革中斗争的思维模式,很多人都依然存在。
共产党建政之后几桩大冤案都肃理不清,而且还在不断歪曲历史,那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只不过就是空谈而已。
中华民族要走上一个健康的发展之途,就必须要把过去的历史包袱、错误的负面的东西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批评,而后按照所有民主自由国家的作法,改变中国现在这种落后的政治制度。
包遵信:否定文革等于否定中共
包遵信先生指出,讲文革就是在讲当权者自己,因为就是他们自己干的,老毛也不可能一个人去干哪。
文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场空前的大劫难,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都丧失了,沙漠化、边缘化了,现在的人只看重物质利益。大家公认中华传统的人文精神都没了,包括关心人的精神世界,尊重人的生命,遵守人的道德规范等。
官方自己都说,我们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都是全面性的民族的大劫难,大部分都被毁了,多少冤假错案。虽然有的老干部被平反了,但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谁给平反去?多少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去对待?这些沉重的包袱甩得掉吗?
钟沛璋:反思历史 才能进步
钟沛璋先生指出,对文革的反思非常重要。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够反思历史,历史完全是编造的,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不能遗忘历史,而是要全面深入的反思历史。历史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成功或是失败,我们都要去总结、反思,这样才能不断进步。
反思历史使人聪明,淡化、回避甚至忘记历史使人愚昧。反思还是忘记是进步与倒退、聪明与愚昧的分水岭。
何家栋:人人都应反思
何家栋先生指出,不敢反思文革说明中共太脆弱了。
文革不是哪个人造成的,而是共产党集团共同造成的;不是个别人的行为,也不是某种社会风潮引起的东西,而是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破坏行为,因此对社会的伤害就特别重,很难抑制。否定文革,同时也就是要否定自己的东西。
在文革中,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受到遭难。最大的伤害,就是把整个民族的精神都破坏了,过去的传统都没有了。现在的中国人都没有什么是非了,更不用说道德观念了,什么都是假的。
文革是全国范围、全民性的灾难,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有责任,包括我们自己。这个悲剧能够产生,也是由我们的懦弱、恐惧、无奈、妥协等因素促成的,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反思,不能置身事外,包括清除我们自身存在的文革留下的党文化遗毒。
反思历史,是为了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前大使忆苦*
中国前驻外大使,国际关系学教授薛穆宏(音)略带伤感地回想起40年前的这一天时仍然记忆犹新。当时,在文革早期一次打击知识份子的运动中,他和一些同事被拉出办公室。今年78岁的薛穆宏说,批斗他们的人给他戴上一个高帽子,并且辱骂他的同事。
他说:“他们跪下,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我是右派。在我们单位,大部份人是知识份子。我们的主任挨了很多整。他是个老党员,被关进监狱。出狱以后不久就去世了。”
*无声无息无媒体文章*
在中国国内这个星期的文革40周年几乎是在无声无息之中过去了。中国国家主流媒体没有任何有关文革的讨论。
和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镇压以及其它被视为共产党污点的事件不同的是,政府允许公众讨论文化大革命。
1981年,在文革结束五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做出决议说,十年文革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了共产党中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倒退和最严重的灾难。
从事这场运动的人有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另外三个人,被称为四人帮。他们串通起来打倒党内的对手,以便巩固他们的权力。这四个人都受到公开审判并且被定罪,后来都默默地死去了。
*避免进一步损害共产党合法性*
尽管中共1981年的决议指责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彻底重新评价毛泽东。香港科技大学的中国政治教授大卫.兹维格说,即使在今天,重新评价毛泽东对文革的责任也是危险的。
他说:“我认为这样只会影响到他们的合法性,共产党的合法性。共产党仍然在利用毛的照片、他的声望。他在1949年建立了这个政权。因此我认为他们想避免进一步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
*官方淡化 青年生疏*
文革结束已经将近30年,中国人的注意力已经基本上转移到其它问题上去了。一直有人呼吁重新评价文革中的各种事件。但是中国有一半的人口是文革后出生的,因此这种呼吁也会越来越少。
许多年轻人说,他们只是从父母那里了解到这场运动北京大学法律专业一个20多岁的学生对于文革知之甚少。而北大在文革中发生过很多重大事件。这位学生说:“我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逐渐过去了,然后官方又在淡化这个问题,所以逐渐在遗忘。”
*防止古为今用*
这个学生的回答正是党的官员希望听到的回答。兹维格说,对于这段时间的痛苦回忆只会损伤共产党,在目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动荡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他说:“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发动文革的部份原因是领导干部和人民之间的不平等,领导干部已经变成一个新的阶级。我想,这种指责在今天的中国会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毛泽东当时的一个口号就是造反有理。兹维格说,中国政府今天可不想提倡这个口号。
正是中共当局,企图利用思想专制铸成的铁的墓穴,把“文化大革命”的真相,永远埋葬在黑暗的沉默中。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动的“文化的革命”,本质上是由无数惨绝人寰的反人类罪行构成的历史,是沐浴在中国人滔滔血海中的历史。中共当局完全清楚,把“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历史永远埋葬在谎言深处,乃是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逃避历史审判的唯一途径。
我已经看到,王友琴女士孤独而艰难地发掘真实的“文化大革命”;郑义先生写出了“文化大革命”中吃人的兽行;刘国凯先生开始从与中共官方完全不同的角度审视“文化大革命”;晓明以真实的史料为基础,书写出《广西文革列传》;我在小说《文殇》、《自由在落日中》、《金色的圣山》、《回归荒凉》中,也以文学的笔触,纵情倾诉了“文化大革命”中属于自由人性的苦难;或许还有其他我所不知道的自由写作者,也为书写真实的历史作出了令人尊敬的努力。但是,中国自由知识份子已经作出的,同全面重现 “文化大革命”的真相,还相去甚远。
用坚硬的理性和激情,撕裂铁铸的墓穴,让重重反人类罪行呈现在历史的聚焦之下——这是一切关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价值的起点与归宿。
因为,反人类罪行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真实,揭示并控诉罪恶,是重建正义的前提,而失去了真实的历史的民族,只能永远生活在谎言之中;
因为,让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逃脱正义的审判,死于“文化大革命”的无数冤魂,就永远不会停止响彻漫漫长夜的痛哭,中国民族的良心也永远不会得到安宁;
因为,真实的历史才可以为鉴,有能力直视真实罪恶的民族,才能够避免罪恶的循环。
基于以上理念,与求索真理一致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应首先把探讨的锋芒指向下列重大课题:
一、“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这是御用文人刻意使之变得最不清晰的问题之一。他们极力想让历史相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基于某种理想主义的思索。而事实上,中共暴政的本质与历代皇朝并无二致。“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动因,在于毛泽东建立绝对皇权的心理冲动,以及专制政治逻辑与这种心理冲动的一致性。
二、“文化大革命”中,中共高级官员的实际行为。
“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共欺骗宣传雕刻出的毛泽东的道德形象。“文化大革命”后,为继续欺骗历史,御用文人们开始竭力塑造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道德形象。但是,这种道德形象是彻底的伪善。周恩来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帮凶;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面临个人政治危机时,曾背信弃义,试图牺牲或嫁祸于他人。或许正是由于此,邓小平才要求“研究文革宜粗不宜细”——一旦“细致研究”,中共官僚集团的整体道德形象便会崩溃。然而,为了恢复历史的真实,必须对中共高级官员“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作细致入微的研究。
三、“文化大革命”中各项重大社会悲剧。
“文化大革命”是社会悲剧连绵不绝的过程。无论对于汉族,还是蒙古族、回族和藏族都是如此。这些凝聚着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的重大社会悲剧,才是“文化大革命”最真实之处。但是,它们却正在被中共暴政阴影下的时间所埋葬。任由血写的社会悲剧被时间抹去,中国自由知识份子将愧对历史。
四、由太子党组成的“联动”红卫兵的反人类罪行。
太子党组成的“联动”红卫兵,拉开了“文化大革命”反人类罪行的序幕。他们在六六年“红八月”中的罪恶,并没有真正被全面揭露。这些反人类罪行的罪犯至今仍逍遥法外:有的利用腐败的权力攫取的金钱,在海外纸醉金迷;有的甚至还在中国国家权力体系中身居高位。因此,研究这一问题的价值,不仅在于重现真实的罪恶,更在于提醒人类,如德国法西斯分子一样罪恶深重的罪犯,迄今还未受到法律的追究。
五、“文化大革命”受难者名录。
“文化大革命”中,难以计数的“现行反革命”和其他政治犯,被处死,被虐杀,或者被迫自杀。即使“难以计数”,也要上穷碧落,下入黄泉,寻找到他们生命的踪迹,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精神宇宙。记住这些死难者,是为了表达对生命的尊重。一个不尊重生命的民族,不会尊重真理,也不会相信道德。
六、“文化大革命”中犯有迫害人民的反人类罪的罪犯名录。
记住罪犯的名字和他们的罪行,是重建正义的前提。忘记罪犯的名字和罪行,历史就丧失了一半的真实。而残缺的真实有时候比纯粹的虚假更具欺骗性。
七、“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精神价值的危害。
在伪善的“神圣”理想的旗帜下,把疯狂的兽性发挥到极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特征之一。达于极致的疯狂的兽性究竟给中国的民族人格、民族心灵、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造成了怎样的伤害,是一个仍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问题。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能力对属于自己历史的兽性,作深刻的反思,兽性的轮回就不可避免。关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精神价值的危害的研究,正是对兽性的历史最深层次的反思。
八、“文化大革命”中自由人性的意志和良知对暴政的抗争。
“文化大革命”中与专制暴政及其意识形态的兽性肆虐无度,但是,自由人性的意志和良知同暴政和兽性的搏斗也从未停止。这或许正是“人民文革”概念的客观基础。忽略自由人性同暴政和兽性的抗争,就忽略了对中国命运的信心,忽略了对中国民族人格的信心,也忽略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诗。
上列八个方面问题的研究,是拯救真实历史的过程,也是民族的灵魂忏悔罪恶历史的过程,还是书写把中共暴政押上历史审判台的控诉书的过程。
近来有人奢谈宽恕。我也愿意承认宽恕是一种美德。我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哲学,“英雄人格哲学”。“英雄人格哲学”的最高哲学意境是“殷红的虚无”。以虚无为心灵归宿的哲学,还有什么不可宽恕?但是,对反人类罪的宽恕必须以公正的审判为前提;没有审判的“宽恕”,是对罪犯献媚。因此,我坚信,对中共暴政进行正义的历史审判,乃是中国自由知识份子必须对正义和良知作出的承诺。审判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罪恶不再重现。
现在有人在争论,“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三年还是十年。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死难者,特别是对于那些被处决和被虐杀的所谓“现行反革命”和“阶级敌人”而言,“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因为,正义并没有得到伸张,罪恶还没有受到审判。对我,袁红冰,一个在十六岁时就向苍天和大地发誓要和暴政作百年决战的自由的灵魂而言,“文化大革命”也仍然没有结束。理由同样在于,正义并没有得到伸张,罪恶还没有受到惩罚。只要我袁红冰还有咽喉三寸气在,就永远不会停止对“文化大革命”中犯下反人类罪行罪犯的道德追诉,以恢复必须用铁和血证明的正义——一思想的铁与血。
——首发于《自由圣火》网站
大纪元采访了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先生。
文革的阴影
中共对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没有真正的清算过。今天中共跟当年文革一样,它没有真正认识问题,并没有真正否定,而是继续用文革那一套,统治国家,掌握人民。
孙文广说:“中共它现在也承认是一场浩劫,动员很多人,教育停顿了十年,给广大名众在心里上留下阴影,那就是一种对政治的恐惧,比如,现在有很多人自己权利受侵害的时,维权意识就相对比较差;又比如,农民土地被征用,钱被官员占有,很多人就害怕,那么这种惧怕的心里,为什么会产生呢?因为怕被抓、被打、被整。”
孙文广表示,像毛泽东它是不顾及历史的,我行我素,我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管将来历史怎么评价他,邓小平跟毛的做法是相逞的,如六.四镇压学生,就很明显。文革造成大家对历史,对社会的评价可以不负责任,这样就形成一种文化,只管在政治上或经济上达到目地,对后果完全不管,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种文化叫共产党文化。
据《九评共产党》所诉,中共执政以来,它发起的各种运动中,将近有六千万至八千万的人失去生命,导致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文革结束后,它还在一直杀人,如开枪射死失地农民、屠杀法轮功学员等等。
自相残杀 人人为敌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为了维持一个“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动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杀人,还要挑动群众互相杀。
孙文广说:“共产党擅于搞运动,从49年以后是不断的运动,它在社会上不管哪一个时期,它都要明确一些敌人,现在叫敌对势力,过去叫阶级敌人,要压着他们,不准他们讲话,不准他们有所行动,而且采取很多残忍的办法,有的杀掉,剥夺他们的资产,侮辱、欺凌他们的子女,给他们镇压,让他们发出痛苦的声音,这样给社会造成恐惧的心情,那么这个专政的思想是一直延续的。”
文化大革命、六.四后,如今中共又再找出法轮功,把法轮功做为敌对势力来压制,像法轮功,遭到很多的虐待,酷刑、无缘无故的抓起来,那么你有地方告吗?没有地方告,法院是不受理的。
孙文广跟记者举了个例子,山东济南律师刘如平,因为在海外发表文章,要求制止对法轮功学员的强制转化,结果被判劳教一年三个月,关进山东王村劳教所。他的妻子就找律师要申诉,没有地方受理,一听是法轮功就不愿受理,这个作法跟文革当年是一样的,就是它可以任意的凌辱,任意的把你抓起来、关起来,你没有地方去诉苦告状。
孙文广说:“在大陆,看到或听到的,全是它的光荣伟大正确,四年前开十六大时,还挂了一个横幅,‘伟大光荣正确,共产党万岁’。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你怎么能自己说自己是正确的光荣的?它本身就违背了中国的传统美德、谦虚;而且它的历史有很多是不正确的东西,有很多是不光荣的东西。”
进退自由
自2004年11月大纪元推出《九评共产党》之后,掀起“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潮,目前三退人数已超出一千万。“九评”、“三退”通过网络、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广播等渠道,快速在中国大陆传播。
孙文广认为,有人要退党,那是他的自由,这也是对共产党的现行政策不满的一种表示方式,中国没有民意的表现渠道;有人愿意退党,我觉得无可非议,我赞成采取这种方式。
孙文广说:“共产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九评共产党》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觉,从另外一面来看共产党,就不是歌颂它,而是看这个党的错误,甚至它犯的严重错误,从这个角度看,《九评共产党》起到了很大作用,它对共产党的描述,的确给人开拓了眼界。”
个人遭遇
孙文广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系,他在中共历次运动中都受到迫害。他在“反右倾”、“社教”运动中,多次受批判;文革被批斗、隔离、关进监狱六个月,“清队”运动中,遭抄家、批斗、游街、拷问,关进牛棚七个月;“清查 5.16”运动中,再关21个月;1974年12月,坐牢三年半;1976年11月,上书中共,被判处七年徒刑;82年平反,回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至退休。
孙文广说:“我当年在文革,被抓入看守所,关在牛棚,半夜就被打、审讯,打得你遍体鳞伤,那么你可以去告状起诉吗?没有,法院一听你是反革命,谁也不理,就是把你打死,就白打死。”
出书写作 为民主自由奋斗
孙文广1985年转入山东大学管理科学系,发表经济论文数十篇,主要是批判极左经济思想理论。他在网路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对中共的腐败及敏感问题,敢于发表不同政见。
孙文广说:“我的文章是给国内的人看的,但现在必须出口转内销,要把稿子投到国外,再通过网路,才能看到我的东西。”
大陆没有出版自由,特别是写一些敏感的问题。孙的著作《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也是在香港出版的。在这本书中,有一部分是评论江泽民的内容。他认为江泽民在政治上与毛泽东一脉相承,完全继续了毛泽东的一套,如封杀不同声音,搜捕民主人士,反对政治改革,压制信仰自由,使用权术等等。他和毛泽东都是祸国者。
孙文广的坎坷人生,可以说见证和经历了中共的整个暴政。已进入古稀之年的他。在书的前言中说出了他的心路:“我走的这条路很可能就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段,我愿以我的晚年,为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献出一点微不足道的力量,只要我的体力还能支撑,我会继续写下去。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让我们大家一起为中国的民主、自由添砖加瓦。”(
一方面,官方用抽象否定遮蔽了文革中的具体罪恶,用“四人帮”罪责来开脱毛泽东罪责,用党犯错误来掩盖制度罪恶。而且,政权只准按照官方的定调谈论文革,却不准非官方的文革反省。
另一方面,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尽量回避文革,那些施暴者要么沉默、要么自我辩护,绝大多数受害者大都用“不堪回首”来关闭记忆,既加害又受害的人只愿意讲受害经历。最为狂热的红卫兵造反运动,几乎席卷了所有的适龄青年,尤以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弟最为疯狂。但除了极少数老红卫兵有所反省之外(如徐友渔),绝大多数人皆以“不堪回首”为藉口而保持沉默;还有一些当年的风云人物,一说起红卫兵运动,大都沉浸在纯洁的青春激情和理想主义的怀旧之中。
于是,出现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文革悖论:作为“浩劫”的文革,却变成受害者(如邓小平等)和加害者共同守护的禁区。官方不准公开谈论,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愿忏悔,绝大多数文革史料,要么被封锁在官权的黑箱中,要么腐烂在参与者的记忆中,致使真相无法还原,教训无从总结。
比如,王友琴坚持不懈地调查文革中被打死的老师和学生,在她最新版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讲述了文革中六百多人的死亡事件;遇罗文先生的《大兴屠杀调查》和章成先生的《19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记录了文革中发生在北京大兴县和湖南道县的集体性屠杀;但在那些决策者和杀人者中,至今无人出面承担罪责——哪怕仅仅是在道义上的知罪悔罪!
红卫兵运动真的是“纯洁青春”和“理想主义”吗?
我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料,不敢妄下结论。我想把叶剑英的二女儿叶向真的一段回忆整理出来,也算是红卫兵运动的一个另类景观。
2003年12月6日和13日,凤凰卫视播放了鲁豫对叶向真的采访:《叶向真跌宕起伏的人生》。在叶向真的回忆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涉及到她自己和叶家的文革命运,但她的讲述也是只讲受难而不讲荣耀,比如,她对自己作为红卫兵运动领袖的经历简单带过,而对叶家人遭到江青迫害的经历则讲得细致入微。尽管如此,叶向真还是透露出一些鲜为人知的文革细节,今天读来颇值得咀嚼品味。
文革初期,叶剑英负责北京的治安,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确保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的秩序和安全。叶向真回忆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高级干部都糊涂了,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他那时候也是陪同啊,所以那个时候,毛主席像章,大家到处都做这种像章,大家都要,这样的一种心态,这样的一种,就是这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那些老人,也挺兴奋的,觉得这也挺好,但有一次,因为那时候首都的治安由他管,有一次回来,他就说,糟了,就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不是接见几次,在天安门接见嘛,全国串联的红卫兵,满天安门的那个广场都是红卫兵啊。他说等到那个红卫兵都退走了以后,就发现在那个天安门广场拣了很多的金条。”(很多金条,显然不是个别红卫兵的行为——作者按)
主持人鲁豫疑惑地问:“为什么?”
叶向真答曰:“……抄家,抄到一些人的家里头,知识份子也好啊,或者过去的一些老的资本家,就是家里都有一点底儿,存有点底儿的吧,红卫兵把这些都抢来,金子沉啊,摆在自己的口袋里头,一高兴,一挤,一欢呼的时候,那金条都从兜里头都掉出去了嘛,所以就拣回来好多金条,当时他(叶剑英)就非常感慨,就说了一句,他说如果这样下去,……这个年轻人都不知道会怎么样。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群众运动,是不是全是好的,他在这个问题上就已经打了问号了,那我们年轻人不都这样都给搞坏掉了,是家都可以抄,是人都可以打,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红卫兵那时候可以为所欲为,他说,看着这些金条啊,他说这把我们年轻一代的,搞不好都毁掉了,……”
想像一下当年情境:一面是向毛泽东的热泪盈眶和喊劈嗓子的欢呼,是愚昧盲目到丧失理智的狂热;另一面是挤掉在狂热人群中的金条,是抄家时贪图金条的阴暗自私,在文革对人性邪恶的纵容上,二者有着内在的一致:红卫兵造反就是以毛泽东旗帜进行的公开抢劫。
极权政治是所有制度中对人性戕害最狠最全面的制度,其道德激励只能是鼓励缺德者而惩罚有德者。在绝对强权之下,完全公有制和泯灭人性的意识形态灌输,使人变成了毫无自主性的奴隶,即便在人人高喊大公无私的革命狂热中,红卫兵私占抄家财富的行为与奴隶的怠工、偷懒、盗窃财物没有实质区别。
毛泽东要再共产新人,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也无论动用何种手段,意欲彻底改造人性的运动都将以最终的失败而告终。再造新人之难于上青天,只能证明企图进行人性改造之人的狂妄和冷酷。毛时代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再造共产新人计划,在人的自私本性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文革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那些参与造反、吵架、批斗、打砸抢的红卫兵们,还反复强调当年的狂热是纯洁的青春激情和理想主义,完全是为了掩盖其真实动机,寻找推卸罪责之词。文革中的人性真相,不能说全无理想主义成分,但也为人性中的邪恶成分的尽情发泄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和舞台,特别是人的权力欲和破坏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对权力的贪婪鼓荡起夺权争斗的惨烈,起码是导致各派之间的相互打杀的深层原因之一;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激发出人的破坏性本能,是一系列疯狂而嗜血的暴行的深层原因之一。所以,“夺权”才会成为文革初期的最著名口号。
向走资派夺权也好,与封、资、修争夺上层建筑的领导权也罢;打倒高层的刘邓陶也好,让所有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也罢,无论打着怎样的旗帜“夺权”,从毛泽东到诸多红卫兵头目,要的既不是任何主义,也不是任何完美人性,而仅仅是一言九鼎的自私权力!“一切向权看”才是文革的真相。
对于毛泽东而言,要的是实现不断膨胀的权力野心。他要统治中国的绝对权力,所以宁可冒着天下大乱的危险,也要清除一切绊脚石;他还要充当世界领袖的绝对权力,所以宁可冒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也要扮演第三世界的领袖,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对于文革中的其他风云人物而言,每个人都自我标榜为毛泽东的忠诚战士,而且是最最最的忠诚。实际上是通过向毛泽东(最高权力)争宠来实现各自的权力野心。无论是三呼万岁还是凶狠整人,无论是派别之战还是互贴大字报,其目的皆是极为自私的:或为了夺取权力,或为了个人的政治进步,或为了个人的自保。理想高调不过是自私动机的遮羞布而已。换言之,在毛泽东时代,一面是意识形态的高调伪理想,是雷锋式新人辈出的宣传灌输,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厮咬的残忍现实,是揭发告密、落井下石、夫妻反目和父子成仇,是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无法无天。
难道是圣洁天安门广场被几根金条玷污了?非也!文革时期的天安门广场,是毛泽东接受子民集体朝拜的地方,也是全民愚昧而邪恶的象征。遗失的金条的闪光所显示的仅仅是:任何旨在改造人性、再造新人的计划都是戕害道德的乌托邦,强制播种绝对完善的人性种子,收获的只能是极端邪恶的兽性果实,因为,这样的乌托邦服务于独裁者的绝对权力。而国人的最大不幸在于,从延安时代就开始推行这种乌托邦的毛泽东,却恰好变成了中国的毒太阳,长期超强光烤灼之下,培植人性的土壤必然变成寸草难生的沙漠。
所以,邓时代“一切向钱看”的道德荒芜化,早已在毛时代的“一切向权看”的道德沙漠化中完成,拜金主义不过是的拜权主义的变种。毋宁说,广场上那狂热的欢呼和散落的金条,就是“拜权”与“拜金”的绝妙结合。而在中国,“拜金”深层是“拜权”,因为独裁制度的游戏规则是:有权就有一切!
红卫兵运动初期的代表人物,大部分是企图夺权的中共高干子弟;而文革结束后,他们大都随着父辈的重新掌权而变成新一代权贵。所以,他们不可能否定红卫兵运动,更不可能反省和忏悔当年的作为。因为,还原真实的红卫兵运动,将对这些人的升官发财形成威胁。
在此意义上,对反思文革的封杀,官方的禁令,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绝大多数当年的参与者不愿直面自己的文革史,也是重要的原因。
打砸抢中的毛泽东的红卫兵,不仅爱杀人,也爱金条。
2006年4月29日于北京家中
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徐四民并不是在香港起家的,香港不过是他和中共之间漫长关系的最后一站。在回顾文革的历史时,徐四民在文革前后的遭遇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所谓“活侨”和“死侨”就是一个对今天的海外爱国人士仍然大有参考价值的个人经历。这里的“侨”指的是华侨。那么,什么是“活”的华侨,什么又是“死”的华侨呢?我们今天就先介绍这个故事。
徐四民祖籍是福建厦门,但出生在缅甸仰光。他的父亲在晚清时期在缅甸从经商到办报,成了华侨中东知名人士,并加入了孙中山的反清革命。徐四民自己在青年时期参加了缅甸的抗日斗争,受到日本宪兵的搜捕。抗战晚期,英国军队占领仰光后,徐四民办了一张《新仰光报》,后来还参加建立华侨中学、南洋中学和其他成为缅甸华侨界的一个重要人物。1948年1月,缅甸宣布独立,徐四民作为华侨代表参加了标志独立的升旗典礼。徐四民后来回忆说,当他参加这个典礼时,心里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内战的结局和谁将主宰中国大陆。
到了1949年,中国内战谁胜谁负已经日益清楚。很多海外著名人士都受到中国邀请去北京参加建政,徐四民作为缅甸侨领,自不例外。1949年6月,他受邀去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担任委员。回到缅甸后,徐四民发起了用五星红旗代替青天白日旗的斗争,奉北京政权为正宗,1954年被定为第一届人大代表。从此后,徐四民成了缅甸华侨界和北京之间的桥梁,他在缅甸的橡胶和贸易也蒸蒸日上,在中国广东华侨投资公司也有股息。他的身份也非常奇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时是“持中国护照而以缅甸政府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回到中国。他不但是中共大使馆的坐上客,而且每逢中共高级领导人访问缅甸,他都出席作陪,享尽了娘家的风光。
本来,徐四民可以利用他在缅甸的资产和在北京的地位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但1964年,缅甸发生军人政变,开始采用被徐四民所拥护的在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政策,对私营企业实行国有化。徐四民从来没有料到被他奉为正宗的共产政策会在缅甸实行,一夜之间他的橡胶公司、进出口公司和拥有股份的电影院都从姓资变成了姓社。徐四民走投无路之下,决定回北京,回他心目中的“家”。
但是,从下飞机的那一刻起,徐四民就立刻感到了世态炎凉和今不如昔,就像一个在旧时代被婆家踢出来的媳妇走投无路回到了娘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似乎和解放后八次回国的接待情形大不相同了”,不但被他称为“廖公”的廖承志、当时中国负责华侨工作的领导人没有在机场露面,就连一个中级干部都没有,只有一个素不相识的华侨旅行社工作人员等在那里。他们也没有像以往那样被带到内部宾馆,而是送到华侨旅行社住了下来。面对这样的现实,徐四民只能无奈地这么想:“既然是回国定居的,当然不会向过去那样作为贵宾来接待了”。 然而,更不给面子的事还在后面。过了几天,中共侨务委员会里他的老朋友们登门拜访了。他们并没有热烈拥抱这位被共产受委屈的海外赤子,而是异口同声地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回来?”
面对这个出乎意料的问题,徐四民心里马上出现了一种预感,毕竟他与中共打交道也不是一年两载。他说“当时,我很想说一句华侨回国常说的老话作为答案--爱国才回来么!”但他立刻意识到在这些人面前,不能也没有必要说这些漂亮话,“否则人家会问,你早不回晚不回,偏偏在你的商店被当地政府‘国有化了’、你在海外的资产被没收的时候才想到了回国。这如何解释?”于是他只得实话实说:“当地没有生意可做,不能谋生就回国啦。”
这个大实话一出口,贵客们立刻告辞。过了几天,那个在机场接待他们的普通工作人员上门来要护照,留下了一句话:“既然是单程回国,那么护照就交给我们吧。”
徐四民把全家三口的护照上交后,心里七上八下。第二天,护照就被冷冷地送了回来。这时他心里恍然大悟:“有关部门”是要核实在他的护照上没有被缅甸政府加盖“回头签证”,这就说明他在缅甸以没有后路了,确实是死心塌地回国。这样的华侨,在中共当时的华侨政策中被称为“死侨”,即不再有利用价值了。
这个从“活侨”变“死侨”的经历,对徐四民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20多年后,当他重新被中共发现利用价值而“起死回生”时,仍然禁不住要在回忆录里大发牢骚,矛头直指党中央的华侨政策。
我们上次说到徐四民虽然回国后成了“死侨”,但他过去毕竟对党的海外大业做过贡献,现在也还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被安排进了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过上了无所事事的“神仙”日子。但是半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徐四民的“神仙”也当不成了。
1967年7月,文革刚刚开始,徐四民就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这个女人既没有通报姓名,也没有说自己代表谁,只是专横地说:“国家津贴你每月车马费一百元是不合理的,从7月份开始取消!”从此,徐四民的有国家发的生活费没有了,两个“委员”的身份也同样被“不清不楚”地取消了,用他的话说成了“既是无人过问的‘自由民’,又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最不自由的居民。”
他住在北京东郊呼家楼北区的一个小单元房里,过着如他所说“无聊、仿惶、痛苦”的日子。他原来在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有股息,但现在该公司通知他必须出示他不属于“黑七类”分子的证明,但他所在的全国侨联已经被砸烂,所有原来有地位的朋友都被揪斗或打倒,剩下的即便有心,也无这个胆量给他出具这样的证明,于是他连基本生活来源都成了问题,直到后来在文革高潮过后通过子女的工作单位出具证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过,和另一些知名度更大的归侨名人比起来,徐四民能有个“自由民”当当还是非常幸运的。例如徐的朋友、全国侨联副主席王源兴被强迫上午劳动,下午写材料交代过去的剥削史,又累又悲,很快就病死了。他临死前徐四民去看望他,留下了一段对于今天的人们了解文革非常有意义的对话。
当徐四民来到病危的王源兴身边时,发现他孤孤单单,儿女都不来,更不用说朋友,身边只有老伴。王一面摸着左胸心绞痛的位置一边对徐说:“朋友们都和我划清界限了。在这样的时刻,你还敢来探望我?”徐说:“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任何对不住国家民族的事,因此我还不想中断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我一旦发现你是个非爱国者,也会不同你来往的。”
面对一个临死的朋友说这样的话,还真不如不去看望。为什么徐四民会在那样的时刻说这样的话呢?他的解释时那是一个“儿女斗争父母,妻子告密丈夫,战友诬陷同志的悲剧时代。一言肇祸,就可以被活活打死,一纸不足道的揭发材料就可以送进黑牢。”因此,徐不得不防隔墙有耳,甚至对被探望的好友和他的老伴也不能在见面时留有一手,于是他说他“只能这样面面俱到地用极其审慎的修辞来回答问题。“徐一面这样说,一面感到内疚:“我对兴源兄这样说话,真是迫不得已,我不能不这样说话啊!”事隔多年,回想起那一幕,徐四民仍然内疚不已,说“如果我在源兴兄面前说了言不由衷的话,那就请他的在天之灵原谅我的苦衷吧。”
徐四民亲身经历了文革的灾难,到了1976年,侨务政策有所松动时他下决心要离开大陆去香港。他的申请得到了批准。就在他动身的前夜,他接到了一个过去和他在缅甸帮助过得中国外交官朋友的电话。这位元外交官在电话中把他怒斥了一顿,质问道:“国家有什么亏待了你?十多年来党对你的教育难道没有起作用?为什么要向往香港那样的资产阶级腐化糜烂的生活方式?”最后这位外交官终于说了真话:“在仰光时,我们就发现你的思想是有问题的!”
这位元外交官就这样把徐四民在电话中教训了一刻钟,直到徐四民忍无可忍把电话挂掉。这位外交官1950年就被派到缅甸,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是徐四民帮助他开展了工作,他表面上对徐也很尊重,一口一个“爱国侨领”。但在文革中,侨务系统和这位元外交官不同派性的造反派向徐四民透露,就是这位当年和他在仰光为党的海外大业亲密合作、“对敌斗争”的人,背后却向中共侨务和外交机构打了很多小报告,说徐四民的坏话。徐四民原来半信半疑,这次当他听到徐四民要离开“祖国”时,终于按捺不住,暴露了真面目,也完全证实了那些传言。
徐四民1976年来到香港后,因为不是党“派出来”的,所以他说“内地自然不会提供任何支持”。他曾经去找一位当时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朋友,这位朋友原来也做过侨务工作,文革前去缅甸时徐四民曾殷勤招待。徐四民对这位“朋友”的态度也有含蓄的描绘:”电话约好,一星期后才延见,他的第一句话又是‘为什么要来香港?’”。他警告徐说港英当局有他一大迭材料,建议徐“隐姓埋名做点小生意算了”。
徐四民后来办了一份曾经被内地定为“反动杂志”,不准入境。不过因祸得福,徐四民这样一来有了影响,又成了“活侨”。当中共的侨务政策配合改革开放作了大调整时,廖承志出面邀请他进政协,于是徐四民由死变活,开始了和北京的第二度合作。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中共邪党的授意下,以江青为首的中共“文革小组”极力鼓吹“文攻武卫”,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在校园里,“师道”已没有“尊严”,教师早已斯文扫地,被打成“臭老九”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大字报贴满校园;学生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轻者,学生可以一边揽着教师的肩膀,一边说:“哥们,给支烟抽抽!”重者,学生可随意揪斗教师,把他们打成“牛鬼蛇神”,把有学问的教师插上“反动学术权威”的标签。然后,把一些教师剃成光头,戴上高帽,边敲锣边示众,揪斗后就被押回“牛棚”。在文革期间,就有一些教师因受不住惊吓和羞辱而自杀身亡。
„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动,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国策。”(《九评》)
当年红卫兵参加文革,到如今来看,真的不堪回首!文革十年浩劫,造成二百万冤魂,两亿人受冲击。被斗者固然家破人亡;斗人者在疯狂过后,沉重罪疚烙刻一生!
看看当初风华正茂的聂元梓,她是文革时的第一个红卫兵,是她带头写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如今她也85岁高令了。在过去十多年来,她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看病无钱,无亲友陪伴的生活。凡是看了最近刊登对她的独家专访文章《十年疯狂一身罪》的人,都不禁对她摇头叹息,唏嘘不已!
„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七百七十三万人”。而“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夺去权力和维持权力。而杀人就成了其维持权力的重要手段,方法越残忍、人数越众多,才越能够恐吓人民。”(《九评》)
在这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于中共戕害的家庭数量就更难获得。按照日本《读卖新闻》的报导,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受过中共迫害,那么中共毁坏的家庭估计至少有上亿个了。
而我家就是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许许多多的家庭之中的一个。我大学毕业还不到两年,就碰上文革,谁知也难逃一劫。在那到处都涂满红色的年代,“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的谎言铺天盖地而来,我所在的学校的领导为转移群众的视线,暗示人事秘书把许多“出身不好”的教师的档案抛给群众。这样一来,地主、资本家出身的教师都不能幸免,纷纷被揪出来批斗。而我当时也因父亲在“解放前”为养活八个子女而被迫集体参加国民党之事而受牵连,也被揪了出来,通宵达旦地批斗,简直就是疲劳轰炸!
在那疯狂的年代里,我又能怎么样?!更不幸的是,我的两个弟弟先后响应毛XX提出的“上山下乡”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农村安家落户了。其中,我的大弟弟因参加文革,而失踪近四十年了,至今杳无音信。我的哥哥平时较喜欢写东西,被来抄家的红卫兵在席子底下发现一些碎纸屑,其中一张写有“地主”两字,另有一张写有“毛XX”三个字,这下可闯了大祸!红卫兵把这两张毫不相关的纸屑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想像力”,给我的哥哥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于是,他被单位批斗了。受尽打、骂和屈辱后,被关进了公安局,过上了牢狱的生活。而我姐姐,也因参加文革,而差点轻生。我那可怜的母亲,为了儿女之事而到处奔走,欲哭无泪!
十年文革,十年浩劫,太惨烈了!它彻底地摧毁了整整一代人的前途和幸福,使上亿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使五千年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遭到空前的毁坏和冲击。往事不堪回首,但往事并不如烟。“文革是鲜血淋漓、怨魂飘零、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九评》)
在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件件、一桩桩令人撕心裂肺之事,我们和子孙后代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让邪恶的中共宣扬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见鬼去吧!@
(2006.5.19.02:00完稿)(
于是在中国每一次伏尸百万的政治运动之后,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永远。连“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都有什么什么“成就”哩。在各地杀人,一直杀到了天安门广场;一路造假,造到了漏洞百出的“天安门自焚”的地步;暴虐成性,残暴到在苏家屯设秘密集中营摘取活体器官后焚尸灭迹……在全国许多地方都设类似苏家屯的秘密集中营……一会儿“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会儿“中国特色”、一会儿“三个代表”、一会儿又抛出个什么“八荣八耻”,反正过来过去恶党有理,怎么做都“光辉”、都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我们中华民族向来重视历史,中共充分的利用了这一点,他们篡改历史是不惜余力的,他们把不经的谎言千遍万遍的向学生强暴性的灌输,时间一长,就连对他们那一套反感的人们也会被这种党文化的邪说所蒙蔽、淹没、俘虏和异化。人们的心智迷失,天良泯没,独立思考能力丧失,直至灵魂被扼杀;或者只会鹦鹉学舌为虎作伥或者不由自主的助纣为虐;即使是饱受其害的人也会说:没有共产党国家怎么办?哪个国家都这样,都得杀人,不杀人就统治不住。腐败,哪个国家都有,不足为奇。共产党好着呢,党给我钱,党把农业税也免了……久而久之,大家也只好认可这个恶狼扮成的外婆了,尽管这只恶狼还在吃人。
中共的历史教材就是这样一个把恶狼说成外婆的骗术大全,它是积几代之邪编造出来的,是极具欺骗性的。从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到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抗争史、探索史,再到“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把一部丰富的人类历史、中国历史篡改成走向社会主义的进化史,把中华民族近百年来饱尝共产邪灵之摧残的血泪史篡改成中华民族对中共的渴望史,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无耻的寄生附体行为说成是帮助“改组国民党”的革命行动,把只有平型关等区区小战的假抗日真卖国的罪恶史说成是坚苦卓绝的抗战史,把卑鄙无耻残暴无理的“反右派斗争”到现在还说是“必要的”,对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只是隔靴搔痒式的说说而已……
在中学历史教材里其现行的体系总体上是: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主,世界史的内容很少,特别是世界古代史。在初中年级,有点世界古代史,但普遍都不讲。到了高中,只剩下两个断代史了:即世界近现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就是文科班,充其量就是加上中国古代史而已。高考也不考《世界古代史》。为什么这样呢?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阉割世界史的完整性,叫你就是读了《世界近代现代史》也搞不明白其来龙去脉。比如基督教、佛教的起源与发展,比如古印度、希腊罗马的文化……特别是自古以来的人类关于神的文化……等等,都是支离破碎的,被不断歪曲了的,残缺不全的。以至于在中国知识份子中,即使是专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人们,也只能在共产党所定下的调调里说话,在它所划定的圈圈里去“探索”。这样几十年以来,深受党文化毒害的人,在理性方面的残缺、低能、肤浅、固执而短视;在情感方面的偏激狭隘、枯燥单一、机械、不宽容、不相信因果、不敬天地、以反对和污蔑神灵为荣,崇拜强权、崇拜斗争和仇杀,喜欢看别人痛苦和流血,极端自私,视权、钱为万能;在道德方面的堕落、残忍和没有同情心没有正义感、惟利是图……把人性中的善良摧残殆尽,把人性中的恶扩张到极限……这些正是中共所迫切需要和蓄意培植的。
我们想一想,一个对人类历史缺乏起码了解的民族,一个没有正义感的民族,一个不敢说真话的民族,一个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传统文化被毁掉自己的同胞被不断的虐杀而不敢言的民族将面临怎样的未来?
还记得江泽民那一句恬不知耻的混帐话吗?: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是啊,它就是要你做个行尸走肉,叫你活着就不错了,你还奢求什么呢?如若不然,他们一旦收回了这个“生存权”的话你能怎么样?那时侯连你的器官都给共产党卖了钱了;连一个共产党自己的国家主席的“生存权”它都可以随意收回,何况别人。当今中国人的自由、信仰、人格、尊严、对真相的知情权统统都被兑换成“中国特色”的“生存权”了。
我们不知道中国人究竟应该以有这样的“人权”“为荣”呢还是“为耻”?我们更不知道中国人民应该为这样一个历史教育为耻呢还是为荣?!
高贵的思想创造高贵的命运,伪善的思想产生阴暗的历史。基于对中国未来命运的责任,必须为民主革命申辩;申辩又应当自批判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始。
“六.四”惨案,是用中国人的血提前为中共暴政书写的死刑判决书。“六.四”意味着,中共暴政以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抹去了政治改革的意愿,彻底丧失了改良的政治道德基础,丧失了通过政治改良,得到历史宽恕的机会;对于中共暴政只剩下一种前途:为其反人类罪行接受正义的审判,并以反人类犯罪集团的身份,如德国纳粹党一样,永远被驱逐出历史舞台。
八九年之后,中共暴政企图用经济改革重建其已经崩溃的政治道德基础。但是,不受法治原则限制的专制权力同市场机制的婚姻,孕育出两个怪胎:一是国家权力无可遏制地在对物欲的贪婪中腐烂,一是市场经济的异化。
以腐败专制权力为轴心运转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形成公平竞争的机制,反而产生出专门为权贵阶层攫取社会财富提供服务的经济运作规则。这种经济运作规则必然导致社会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一极是由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和御用文人构成的政治黑帮集团,即当代中共的权贵阶层,另一极则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
中共官僚集团本企图通过经济发展,为专制政治再建合理性基础,但权力腐败和两极分化却雄辩地论证着暴政的不公正和罪恶。这表明中共暴政的灭亡是历史的宿命。而中共暴政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同不可抗拒的灭亡趋势抗争。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潮正是中共权贵阶层为这个目的精心培育出的意识形态。
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核心,就是试图让人民相信,中共暴政主导的经济改革最终会产生政治民主化、法治化的效应,因此,中共暴政的存在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曲线救党”,即以“自由、民主、人权”的名义,肯定专制暴政的政治生存权;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政治价值,就表现为否定一切对中共暴政政治生存权具有现实威胁的思想和行动。
且看八九年以来,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种种表演。
“六.四”惨案的血腥气息尚未在北京的沙尘暴中飘散,改良主义就开始散布对中共暴政的一项经典幻想:通过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将逐渐形成中产阶级;强大的中产阶级必然提出民主政治的要求,中共为回应这种要求而进行政治改革,中国会由此“和平、理性、非暴力”地实现民主转型。
今天两极分化趋于极端的严酷现实已经使改良主义的上述观念成为笑柄,但是,当初这种观念却为中共暴政用幻想欺骗人民,渡过“六.四”之后的政治危机,发挥了不可取代的历史性作用。
当中共垄断的国家权力在物欲中彻底腐烂之时,改良主义放言曰,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反对腐败,就是反对改革;要牺牲几代妇女的青春,换取改革的成功,等等,不一而足。改良主义就是用此种无耻的煌煌大论,安抚人民对国家权力腐败的愤怒。
贪官与奸商勾结,假“所有制改革”之名,合法地抢掠“国有资产”,国有企业职工因此失去用自己血汗积累的财富和工作机会。改良主义为瓦解下岗职工反抗暴政的意志,又喋喋论证,国有企业民营化是改革成功的必由之路。根据这种论证,权贵阶层对“国有企业”的瓜分是社会进步的象征,而下岗工人的穷困则是历史发展逻辑的要求。
中国数千万农民功实际处于奴工状态,底层民众有病无钱医,有学无钱上,有理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改良主义则宣称,人民的困难不过是改革的阵痛,是为国家的富强必须付出的代价。
“六.四”血洗北京使邓小平成为独夫民贼,于是,改良主义便要让人们相信江泽民会给中国带来开明政治;当江泽民逐渐裸露出专制戏子的丑陋真相之后,改良主义又欲人民相信胡锦涛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现在,胡锦涛已经充分证明他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而是中国的金正日之后,改良主义又预言,中共第五代接班之后,就会实行民主改革——改良主义对于中共暴政的期待与爱恋,真有铁杵成针之坚毅,水滴石穿之恒心。只可惜,中国的现代苦难不欣赏这种奴性入骨的坚毅与恒心。
2006年,中国维权抗暴绝食运动风起云涌,维权运动必须冲决专制恶法限制的意志,迅速崛起如崇山峻岭。改良主义最隐密的一翼则为之痛心疾首。其狡猾诡诈者,蛇行鼠窜,暗中策划,背后下手;其愚蠢或亢奋者,则呼天抢地,捶胸顿足,公开亮相——直欲置抗暴绝食运动于死地。仿佛不受专制恶法限制的维权运动谋杀了此类改良派的衣食父母,或者暗恋终生的白马王子。
迄今为止,中共暴政虽然以国家恐怖主义和警察统治的方式,竭力压抑维权抗暴绝食运动,但其官方喉舌并未公开作出应对。这是因为,面对维权抗暴绝食运动,中共暴政已经丧失了公开应对的道德能力。而改良派们对此项运动的公开诋毁,恰恰极为默契地弥补了中共暴政的道德缺陷。因为,这些改良派们,或者由于个人命运的极端偶然性,或者由于刻意粉饰雕琢,都拥有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外形。外形虽如斯,内心实在希望“曲线救党”。改良派们正在做中共暴政不方便做的事。
纵观八九年以来改良主义思潮的所行所为,可得出结论:当代中共改良主义乃是中共暴政谄媚的思想佞臣和无耻的辩护士。不过,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最凶残之处,还在于它对“民主革命”进行的思想谋杀。
民主革命是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人类历史的政治主题。
民主革命撕裂中世纪的千年黑暗,引导欧洲和北美大陆率先进入民主政治的范畴—— 这是人类民主革命史上令人激动的第一阶段;而令人黯然神伤的第二阶段,则是专制政治以共产主义思潮的名义借尸还魂,并主要在东欧和亚洲形成新专制主义的国家集群,即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令人再次充满希望的第三阶段,则表现为民主革命同共产专制主义的搏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东欧人民的大起义导致共产专制主义的历史性挫败;目前,民主革命正在准备与共产专政在东亚大陆做最终决战。
以上对“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政治历史发展逻辑的表述,忽略了近代的殖民过程,忽略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忽略了宗教恐怖主义,等等。这种忽略显然使历史逻辑的表述缺乏完满性。但有一弊必有一利,以上表述的历史逻辑虽然没有历史事件和过程的完满性,却获得了发展进程的主题明确性——那正是人类政治历史发展的时代性主题。
当前中国民主大革命的内涵可以简要表述如左:通过人民维护基本人权,抗争暴政的运动,并最终通过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运用现代人类理性和良知允许的一切方式,运用必要的政治强制力,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重建宪政民主,创建联邦中国。
中国民主大革命的胜利,将意味着“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民主革命的盛大凯旋。因为,中共极权一旦崩溃,北韩、越南之类二流小国的专制统治势将随之败落。共产主义专制将在丧钟声中变为历史的遗迹,如风吹雾散。同时,现代宗教恐怖主义也会由于失去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治盟友,而进入迅速衰败的逻辑过程。整个人类将因为最终超越专制政治,而进入另一个精神发展的时代。
中国民主大革命的胜利是中国获得自由与正义的标志,并必定为中国赢得历史的荣耀和人类的尊敬。但是,中共暴政以诡谲的政治策略精心培育出的改良主义思潮,对民主大革命的恨意可谓入骨三分。多年来,改良主义思潮对民主革命的侮蔑与歪曲性的攻击,无所不在。今必择其最主要者予以批驳,以为民主革命申辩,以为民主革命迅速形成坚硬的政治意志和强有力的历史运动扫请思想障碍。
改良派妖魔化民主革命的重要方法,就是“暴力化”民主革命。改良派的假绅士们声言,革命就意味着暴力,意味着以暴易暴,意味着暴民政治。
在此问题上,改良派完全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回顾历史,最惨烈的人权灾难都是专制政治所造成;极权专制是国家恐怖主义的策源地,是兽性化的政治暴力的策源地。民主革命的价值就在于对极权专制做根本性政治否定。
否定了极权专制,也就否定了国家恐怖主义和兽性的政治暴力的政治基础。因此,民主革命不仅不意味着暴力,而且是国家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的天敌。唯有民主革命,才能一劳永逸地消灭政治暴力。
改良派不知是天真,还是弱智,似乎完全不清楚民主革命同“共产主义革命”的原则区别。他们说,“共产主义革命”用暴力夺取权力和维护权力,所以,如果通过革命否定共产党官僚的极权统治,就会导致暴力的循环。
事实上,“共产主义革命”是对“文艺复兴”以来人类自由民主大潮的反动,是复辟专制政治的历史运动。民主革命同“共产主义革命”属于“不共戴天”的不同政治范畴。前者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政治方向,后者是专制政治以“共产主义”名义的借尸还魂。
改良派在此混淆两者的泾渭之别,并非天真,而是故作弱智。弱智的表象之下,隐藏着诡谲的逻辑:模糊了民主革命同“共产主义革命”的界限,便可以貌似公允地否定一切革命,其意则在于否定唯一能埋葬中共暴政的历史运动——民主大革命。而且在改良派设计的这个思想逻辑中,共产党官僚集团反倒由于其暴力性而得到了死于民主革命的豁免权。这是何等阴险的逻辑。
改良派在对民主革命进行思想栽赃的过程中,始终高喊“和平、理性、非暴力”,仿佛如此一来便能够“刀枪不入”。在此,改良派们又通过混淆概念,以“非暴力”的名义,否定合法的政治强制力。而事实上,没有合法的政治强制力,就没有民主制度。近现代人类历史中,有两种性质完全对立的政治强制力。一种属于极权专制,一种属于宪政民主。属于极权专制的政治强制力,是确保专制权贵阶层特权地位的国家恐怖主义和兽性化的暴力;属于宪政民主的政治强制力,则是体现主权在民原则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以及符合法治精神的公正的秩序。
在创建宪政民主的民主革命过程中,合法的政治强制力至少表现为如下三项人民的权利:
一、人民用和平方式维护人权,抗争暴政时,中共暴政如果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加以镇压,人民拥有运用政治强制力,进行正当防卫的权利;
二、中共暴政剥夺和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国家暴力普遍严重威胁到人民有尊严的生存权时,人民拥有举行全民大反抗和全民大起义的权利;
三、宪政民主创建之初,极权专制的残余势力如果用暴力方式实施复辟活动,人民拥有使用合法政治强制力,进行回击的权利。
在此问题上我为民主革命的全部申辩,可以归结为一句必将书写于民主大革命战旗上的话语:“运用与理性和良知一致的合法的政治强制力,通过全民大反抗,彻底否定中共暴政——这个中国苦难的根源,中国悲剧的根源,中国国家罪恶的根源,中国政治暴力的根源,乃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属于民主的大革命的政治强制力,是重建正义之剑,也是播种宪政民主制度之犁。
否定了属于民主革命的合法的政治强制力,就否定了人民的一切。@
——首发于《自由圣火》网站(h
当我们对自由的渴望越是迫切、对自由的热爱越是真切、对自由的研究越是深入时,我们终于发现,即使被强制监禁,我们同样拥有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自由。只要我们拥有这份大无畏的勇气,谁也无法剥夺我们应该拥有的一切。无论是思想自由、还是言论自由、还是结社自由,都是公民天赋的权利,不需要乞求中共暴政的许可。想干什么、想说什么,大胆的去干!大胆的去说!谁也无法阻止我们!
前两天,有幸结识了一位电脑专家,从交谈中得知中共如何收买微软公司,在所有以往的中文Windows操作系统中都写入了一个远程监控代码,通过它,当局的网警可以监控所有电脑的操作桌面,个人的一切隐私都暴露于中共的监视系统之中。对于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尤其在写诅咒中共流氓暴政文章的时候,对方总是我的桌面上突然发出几声清脆的声音,想以此来提醒我危险就在眼前。然而,写作是我的自由,我想写什么、我想发表什么也是我的自由。我是光明正大的,我的每一篇文章都要公开发表的,这是我天赋的言论自由权利,又有什么好怕的。只要有勇气彻底清除恐怖心理,什么事情都没有!由此,我获得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后来只要与人相识,我就介绍我的博客、我的文章,给他们提供破网软件与技术,并且时不时的诅咒中共流氓暴政。与中共公开作对,已经不知多少年了,它又能拿我怎么办?
紧接着这个电脑专家又告诉我一个秘密,就是即使你电脑的IP地址是不断变化的、是动态的,中共也可以根据你主板的信息──也就是机器码,而掌握你的踪迹。就像手机也有一个机器码一样,无论你如何更换手机卡、只要你手机不换,你一上网接听电话,它就知道你的地址。当我们不使用破网软件登陆网站时,根据网站服务器的纪录,中共网警可以追查到每一个登陆者的主板信息。然而,只要我们从头到尾使用破网软件的登陆每一个网站,也就实现了来去无踪,要保障我们在网络世界的自由,其实很简单,只要使用破网软件,它想剥夺也剥夺不了我们的自由。
言论自由是天赋的,谁也无法剥夺,如果中共不愿意听,它的人可以走开“我说我的,与你何干?就是骂你中共是流氓,也都是有证据的,你又奈我何?”只要没有了畏惧心理,自由就来到了我的身边。
在网上发表文章多了,自然有人主动发Email,对于慇勤而主动联系者,只要多一分留心,就可以区别他究竟是朋友还是中共的网络特务。凡网络特务,他一般很主动、很慇勤、很客气,同时他的目的也很明确:一要离间你和国外法轮功组织的关系,把法轮功组织说得一无是处;二要表现他自己比你还反共,拚命的鼓吹他如何不顾一切的要搞暴力革命,引导你的思路,并借此收集你的言论作为证据。中共特务的共同特征就是伪装得比你还反共得多,以骗取你的信任,引导你的行动,然后栽赃陷害,记住这一点,就可以防范于未然。民主人士王炳章就是因为上了中共特务的当,从美国跑到越南和所谓的工人运动领袖会面,被中共诱捕的,最后被判刑。当然,只要我们小心从事,这一切都无法对我们的自由构成威胁;三要打击你的信心,把中共的统治说得坚如磐石,谁也无法动摇。然而,我们平民百姓要的是自己的天赋权利与自由,对中共的统治不感兴趣,以此回之,它毫无把柄可抓。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民怨沸腾、反共之声此起彼伏,再多的警察也无济于事,我们基于共同的兴趣与爱好,说几句心里话,有什么可怕的。现在不是人民害怕,而是中共自己见不得人,害怕人民的抱怨。因此,只要有勇气与智慧,我们既有言论的自由,也有虚拟世界的网络自由,自由就在我们的身边,谁也无法再因此而加罪!
说到结社自由,它同样是我们的天赋权利,我们基于共同的爱好,不分社会层次与地位而组成一个非政府民间组织,该组织只要不公开号召人民反共,它政府也没有办法来驱散之,而强制我们几个相好的人不再来往。记得当年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的大骂共产党,并在中共严密监控的电脑上给自由亚洲台写信,当局关我一个月,还让人威胁我说:“你这一辈子只有一个人和你说话,这个人就是你母亲。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不理你,让你变成彻头彻尾孤独者。”当时它是多么的狂妄与嚣张,却没想到它已经丧失了彻底封杀无辜百姓的能量,我的文章今天已经在互联网上遍地开花,它中共想拦也拦不住、想封也封不了,不但如此,还有许多的网站编辑来信鼓励“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只要能气死共产党就行!”
在虚拟的网络空间,我们已经有了许许多多非政府的政治团体,大家共同的目标与爱好,就是声讨中共暴政、构筑民主宪政的未来。这是公开的政治结社自由,即使中共花费上亿的资金来构筑所谓的网上金盾工程,也无法切断人民之间自发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网络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我坚信它最终将赋予所有中国人已足够的勇气,彻底摧毁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反人类党组织,彻底摧毁中共法西斯暴政。让所有人,无论是胆大的、还是胆小的,都尽情的享有自己天赋人权──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请记住自由不是政府给予的、而是天赋的。
2006-05-18
转自《民主论坛》(
湖北武汉市同济医院住院探亲规定特别严,在规定的时间内,也不准没有家属探亲证的人进入。5月1日下午见三辆法院警车来到同济医院后院,其中一辆有持枪士兵警戒。5月1日以后,探视严规便取消,人们可以随便进出。
据在武汉市某法院工作人员透露:在农历新年前后,110接报警:在汉口某桥洞下,发现用麻袋装的12具青少年尸体,所有尸体均从喉部一直开口到小腹处,且内脏全部掏空。这位人士说:“是内行人所为,惨不忍睹。”此事公安、新闻媒体均缄默不语。
2006年4月下旬一天,某女士(恕不能说真名)在路上听到武汉青山区白玉山派出所警员和同行者的一段对话如下:某某:“我家收到真相资料,说苏家屯活人取器官卖钱好吓人哪……”警员:“不足为怪,眼前就有。”
某女士(不能暴露身份)的亲戚在武汉同济医院外科工作,谈到苏家屯的黑幕,该外科医生说:“这是公开的秘密,我们用的器官都是法院送来的。”
武钢医院某医生透露:他的病人中有一个是在武汉陆军总医院换的肾,一周匹配成功,花了60000元。该医生说:“那个医院换肾的多得很,我在住院期就有一、二十个换肾的,蛮快的就可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