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6月02日(星期五)
我不后悔17年前“蛋洗”毛画像抗议专制的行为,并将继续沿着自己选定的路走下去。我经常说,“专制独裁必败、民主自由必胜”。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太大了,如果它们得不到应有的报应,天理将无存!
与往年一样,主办机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于四日在维园举行多项大型纪念活动,主题为“平反六四.支持维权”。据支联会介绍,四日早上八时四十五分将于维园五号足球场举行“毋忘六四”长跑。
我们不需要专制暴政对六。四的真实进行平反,面对历史的真实,我们要求执政者彻底的忏悔和认罪,并还所有遇难者一个历史的公正。同时,顺应民情,实践宪法,开放党禁实施正常的舆论及新闻自由,在多党竞争的政治格局中建构中国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
如果在6月4日下午6点40分之前,我还不能到达广场说明可能是遇到了无法排出的事故或者遇到了非法绑架和拘捕。不管遇到什么样地打压,本人将坚持非暴力主义。今年的六四正是星期日,我很愿意在广场上看到我的朋友们。我也相信,将来六四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会有更多前来朝拜的人。作为一个72岁的老人,我期盼着,在我的余生能够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六四的烛光晚会(就像香港每年举行的那样)。
清明节可以悼念故人,为何不可以藉机悼念六四英烈呢?如果送一个花圈,注上悼六四英烈的条幅太显眼,那为什么不可以先送一朵小白花,或者送上一个白字条写上:“悼念为民主牺牲的英烈”,或者只是到烈士陵园去表示一下心意。
最近被判刑的村民是在政府强行征用他们的土地但拒绝作出合理补偿后,于去年12月举行请愿活动的时候被捕的。在那次血案中对向示威村民开枪负有直接责任的四名警察分别被开除公职和降职,他们承认“误杀”了三名村民,但据当地人反映,有二十名村民在那次血案中丧身。
当局反应那么强烈,可能对我们最近做的事不太高兴,和六四到了也有关。但最关键还是八九死难者的报导出来后,令他们受到特别大的压力,也有其他受难者委托为们做这些事。头几次是公安出面,但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后来又找房东出面。
六四没能让中国人挣开绑缚在身上数十年来专制迫害的枷锁,却让中国人看清那一向教之以“我把党来比母亲”的中国共产党,其实是一个多么凶残的“母亲”!这个“母亲”为己之利,竟可以忍心动用杀敌的坦克与机枪,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子女”。
但中国当局却清楚地知道争取权利与争取权力的斗争之间,其实并无明显的分野。且不谈当初中共争取政权过程中巧妙地将争取权利的斗争演化为夺取政治权力这一自身历史经验,台湾国民党失去政权的经验就一直让中共视为不远之殷鉴。
继布什总统在白宫破天荒地会见了余杰、王怡等三位大陆异议人士后,德国新任女总理默克尔在此次访问北京期间,通过与中国民间维权人士的见面,向中国当局明确无遗地表明了德国的新态度:欧洲大国跟在希拉克屁股后拿人权作交易的龌龊时代结束了。而刚刚发生的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的“北京真相之行”以及在香港的一系列讲话,让全世界终于看到了当年在纳粹帝国淫威下,欧洲国家团结一致结成联盟、共同抗击邪恶势力、肩负拯救人类文明责任的那个欧洲。
中国人从19世纪的近代以来,就前赴后继地反对专制,从反满清王朝、反袁世凯、反蒋介石……一直反到21世纪的今天,专制势力不但不稍有减退,反而越加坚挺。对这一奇怪现象,不知人们有没有想过其中的奥秘?
恐惧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最主要的心理之一。于是,在妖魔化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改良派便竭力营造对民主革命的恐惧。他们指责民主革命一定会引发中国的社会大动荡和大分裂。在他们的视野中,民主革命比大海啸和大地震还令人恐惧。然而,他们的指责是基于臆想,而他们的恐惧是虚伪者的扭捏作态。
其实,在专制制度下的中国,我们从事的任何一项抗议活动就是政治活动,至少在当局看来如此。
自八九年六四枪响后,你就开始参与了香港市民支援中国民主运动的工作。一批批学生、知识份子、工人领袖纷纷经香港逃亡各国,你为不少人送钱送衣服,问寒问暖。你曾冒险回大陆,为一些民运人士的家属送钱带物、传达讯息。
南北战争中,北方代表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制度,所以是正义的;南方代表了农业奴隶主义的反自由的经济制度,所以是非正义的。正邪不两立,敌我不并存。南方脱离主义势力既然已被北方彻底击败,怎么还在历史纪念馆里一再复活?这不是煽动叛乱吗?用中国人的话说,那就是活得腻歪了。更令人惊异的是,胜利的联邦政府竟然能容忍这种鸣冤叫屈的声音跨世纪的存在。
多名被政府以不同罪名检控的异见人士,案件经法庭审理完结后仍未宣判。其中被控“敲诈勒索罪“的湖南省《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阳小青,最近发现睾丸可能生有肿瘤,家人十分担心他的健康情况,亦忧虑他在看守所得不到适当的治疗,病情恶化。
1996年孩子被佳木斯公安局东风分局解救后,发现已经怀孕三个月,当时我的女儿才14岁啊。但奇怪的是,参与买卖孩子,强奸、轮奸孩子的人公安机关却不闻不问,为此在十几年里,我去了黑龙江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妇联、河南省公安厅、人大、政法委、检察院、妇联,不管到哪里都是相互踢皮球。
据“汕尾日报”报道,海丰县法院5月22日到24日对“汕尾事件”中被捕的村民黄希俊、黄希让、林汉如、黄贤裕、张清宇等6人以“爆炸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分别判处三至七年徒刑;与此同时,我们从媒体获知,这场血腥镇压的直接责任者如汕尾市副书记刘金生只受到严重警告处分,直接下令开枪的公安局副局长吴声也只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撤销公安局副局长职务的惩罚,他们都没有受到司法审判。我们认为当局的处理极不公正,对此,“维权网”和“公民维权网”表示强烈抗议。
新华网消息,近200名农民工周三向北京一个韩国公司追讨欠薪时,遭一批不明身份者殴打,有二十多人受伤入院,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宣武区政府组织对我家的非法强拆并浩劫损坏私有财产之事,已过三年。然而我年迈多病的为国家辛劳贡献一辈子未曾享受到原单位一砖一瓦的老父母仍借居外孙子家中,宣武区政府拆迁方依旧没有给任何安置与补偿。
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说,中国政府本周稍早在国际压力下释放了热比娅的三个孩子,但是后来又突然逮捕、毒打热比娅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阿里木、也就是他们所经营的阿克达工贸公司的法人代表,受伤比较严重,目前两人关在什么地方,热比娅自己也不知道。
据明慧网消息,黑龙江省大庆市政府于2005年上半年拨发“教育和转化法轮功劳教人员”的专项经费30万元,这项经费直接拨到大庆市劳教所,用于迫害法轮功。
当时四名恶徒将李阳抬上警车时,围观群众问:“为什么抓人?”恶徒回答:“是吸毒人员”,他们不敢对群众说实话,怕他们的违法罪行曝光,不敢对群众说是炼法轮功学员,因为害怕人民群众知道他们的罪行。
台湾原告之一、纽约州律师朱婉琪表明:“这份‘机密文件’到底说了我们什么,我们和律师对其内容完全不得而知,所以对内容根本没有申辩的权利,在法官片面听取被告律师的说明港府的文件后,就给予公共利益豁免,剥夺了我们在诉讼上的公平权利,我们原告完全无法接受。”
2001年,高耀洁医生获得“全球卫生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因为受到当地政府的阻挠,高耀洁医生不能到美国亲自领奖,但她还是把获得的2万美元奖金和1万美元赠金全部用来加印《爱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现在,身体虚弱的高耀洁医生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尽管如此,她仍然没有放弃爱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工作。
现在都是哪一块问题严重,比如说药品方面确实问题太大了,所以它出台这个东西,它要怎么调整势必会在别的方面出问题,它堵了这个放了那个。如果真的要做到让普通老百姓都看得起病,一个是社保健康保险一定要全民化,然后机构上国家再投资。现在怎么样整体化改革好,一直没有拿出整套的改革方案。”
本尼特:“在所有限制网路自由的国家中,中国的名声最坏,效果也最成功。中国公开承认封杀一些互联网网站,对它所不能接受的内容加以过滤。中国钳制互联网自由的技术是那样先进,它不仅能够封杀“大赦国际”等国际组织的网站,还能够成功堵截某些网页。一个人假如违反政府的禁令,就有可能被抓去坐牢。中国因违反政府有关互联网的规定而坐牢的人数在世界首屈一指。”
看来,中共的党理论、党文化确实已经陈腐之至、衰朽不堪。一旦当上中共的最高领导,开口便是“重要讲话”,动笔就是“重要批示”,只要拼凑出一两本小册子,十有八九都是“重要理论文献”。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只言片语和零词散句,最终必然“结晶”出一份“理论产物”来,这种自娱娱人自欺欺人的伎俩,不幸已成中共遗传不绝的陋习。
来到澳大利亚这块“万恶的资本主义”土地后, 从报纸,从电视中,从工作,从跟西人的交流中, 总之,从社会生活各方面,我不断地切身感受到西人社群对生命(不仅仅是人命)的珍重,对生命价值的重视,比之我们狼人对自身以外生命的漠视,真有天壤之别,想不承认也难。这也是使我感慨的原因。
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着)中指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 ,中国学者金辉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计算出的结果则显示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另据海外学者丁抒以官方资料为基础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万人饿死的结论。海外学者大多同意三年饥荒饿死人数至少为三千万的估计,而少生的人数大约在三千三百万 。
中共的“造反派”当时不但在中国造反,而且造到了国外,甚至影响了中共和友好国家的关系。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中共造反派在坦桑尼亚的活动。
西藏有了红卫兵,在“破四旧”的风暴中,以寺院为象征的传统文化成为必须砸烂的目标,于是纷纷被革命的“铁扫帚”一顿横扫,沦为废墟。西藏有了“牛鬼蛇神”,大都是过去的“三大领主”(这是中共给予传统西藏的政府——噶厦、寺院、贵族的专用名称),其中相当一批曾被中共“统战”,是著名的“爱国上层人士”,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难逃被专政的下场。西藏也和中国各地一样,有了起先“文斗”继而“武斗”的造反派,分化为彼此水火不容、其实性质相同的两大派:“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和“大联指”(全称是“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
我无法用详尽描述这场惨烈的场面,只是其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使我至今仍旧迷惑不解:战斗双方都呼喊着:“毛主席万岁!”,都自称自已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不是为了自已的生存而抗争,也不是为民族的存亡而奋斗,更不是为了自已的私欲而拚命。用一句“年青人的单纯、运动的疯狂”来搪塞,是不够有说服力的。
当时我十岁,还算不上公民。但保长选举不是公民选举,而是不管家户人口多少,一户出席一个人,拥有一票的选举权。
2003年秋天,他用四轮车拉玉米秆时,从车上摔下,玉米茬子从手心穿透手背,到锦州二O五医院治疗花去5000元,而后来又得肺癌做手术,将肺叶切去一片。欠外债4万多元,亲朋好友的钱借个遍,殃及亲人。2006年3月30日,李峻甫遭恶报死亡。(
加国联邦法院法官在判决书中说,目前还无法保证赖昌星遣返中国并不会受到生命威胁或者刑求,且有可能对他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因此决定暂缓遣返。至于赖昌星所申请的遣返风险评估,司法覆核一般相关程序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完成,届时赖昌星是否遣返才能正式拍板定案。
鲁德成说,导致他们被判重刑的“蛋洗”毛画像的举动,是他们表达否定中共之意。他们认为,当局在89年5月19日对和平的学生运动却下令戒严,那就不能再寄希望于共产党了。
他以天安门三君子之一的喻东岳为例指出,在监狱里,中共对政治犯和良心犯是从精神上和身体上彻底摧毁,被判无期徒刑的喻东岳就是这样在监狱里被摧残成精神分裂。
鲁德成不后悔17年前“蛋洗”毛画像抗议专制的行为,他表示他将继续沿着自己选定的路走下去。他希望海外朋友继续关注仍在大陆为中国的民主奋斗的无名英雄们,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以下根据采访内容整理。
“蛋洗”毛画像是针对中共专制暴政
1989年5月,余志坚、喻东岳和我参加了长沙的游行之后就决定到北京去,更直接地表达我们的想法。
5月19日当局下令戒严,性质已经改变,也就是不能再寄希望于中共了,不能再采取那种乞求的方式了,我们给北京学自联写了一封信谈了我们的想
法,但是没有得到回应,可能是他们过于保守了一点。因此,5月22日晚上我们三人坐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上,决定了采取向毛画像投掷墨水、鸡蛋这样一种方
式,并希望大家都能够像我们一样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否定中共!其实向毛画像投掷墨水、鸡蛋就是这样一种象征。
我们跟毛没有个人恩怨,我们是浏阳人,毛是湘潭人,我们家乡距离韶山冲约150公里。当时的那个举动不是针对毛个人,而是针对这个制度,因为这个画像就是中共专制、暴政的象征。
被判重刑
六.四后,中共装模做样地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律师,每人支付了100块钱的律师费,好像是给外界一个很讲法律的样子。触犯了刑法中的第几条记不得了,被以所谓的“反革命破坏罪”判刑16年,余志坚和喻东岳被判20年和无期徒刑。
由于当时在北京被逮捕的人太多了,北京关不了,就将所有的政治犯全部送往原籍关押,这样我们就被押送到湖南第二监狱。由于我们三人在那里联合起来反抗“严管队”对我们政治犯的迫害,并有过剧烈的肢体冲突。这件事当时惊动了湖南省劳改局和司法局,最后把我们三人分开了,喻东岳被关在湖南第一监狱,余志坚在第三监狱,我则继续留在第二监狱。
当时的监狱里关了很多学生,有的仅仅是参加了游行示威而已。
中共从精神和肉体上彻底摧毁良心犯
在监狱里对政治犯、良心犯非常残酷。当时有一个狱警指着我们说:“你们连个抢劫犯都不如。”这是它们邪恶本质的自然暴露。大家知道在中国的古代,狱卒仅仅是一种职业而已,而在中共这里这些狱警完全被邪灵控制了,还不如某些刑事罪犯,刑事犯还讲一些
义气,讲究“盗亦有道”,而它们已经完全没有了人性。
喻东岳就是一个例子。1992年的时候,喻东岳在它们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就已经精神分裂,已经致残了。按照它们的法律就应该放出来保外就医了,但它们就是不放,结果拖了十几年后才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被迫释放。
你看我的耳后、眼眶上,十几年过去了,到现在还留有几寸长的疤痕。在这里看似轻描淡写地谈这些事情,其实不身临其境是很难体会到那种残酷和可怕的。
不久前,我在美国参加了一个“古拉格与中国劳改”的研讨会,其实希特勒纳粹组织对犹太人的屠杀仅仅是肉体上消灭,而共产党对政治犯或良心犯则是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彻底摧毁,刚才提到的喻东岳就很典型,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最后还是被它们致残了。
劳教所普遍存在虐待和酷刑
在监狱和劳教所,被关押的人遭受虐待和酷刑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用共产党的说法就是,从灵魂深处对你进行思想改造,要改造得像中共一样的黑、一样的坏、一样的恶,这样人们就分不清好坏了,如果社会上好人很多,一眼就会看穿它们,它们还有什么市场?
其实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是这样的。道德高尚的人太多了,它们就会感到难受和恐惧,因此要统统进行思想改造,要改造得像它们一样,这样就放心了,于是虐待和酷刑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但是,当有记者去采访的时候,狱警会粉饰一下,而这些被关押的人事前都被警告过,因此都非常地恐惧,害怕讲了实话会遭到更严重的迫害。所以那些联合国酷刑调查小组及国外记者去中国监狱调查的时候,是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的。
宁可死也不再进中共的监狱
我是2004年8月20日离开中国大陆的,在海内外朋友的帮助下从云南出境,经缅甸到泰国用了二个月的时间。一路上经过多批民运朋友的护送,我们走了一条最远但也是相对最安全的路,靠指南针穿越了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终于到了泰国。从中国到泰国的确有一种亡命天涯的感觉。
原计划到了泰国以后先隐姓埋名留下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然后再找机会返回大陆。没有料到被中共特务机关发现,泰国政府迫于中共的压力将我关押了一年半,直到被营救到加拿大。
在泰国的时候,泰国政府在中共的压力下曾想把我遣返回大陆,我宁可选择死,也不想第二次进入中共的监狱。
后记
在中国大陆从入狱到假释,一直感觉到被一种敌意所包围,晚上睡觉都无法安稳,随时随地都感觉到一种危险。刚到泰国的时候有一种轻松的感觉,但这种轻松感还不到两个月就消失了,中共又借泰国警方之手将我关押。
到了加拿大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一种自由和轻松,终于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在这里我要感谢加拿大卡尔加里“中国难民之友”的朋友,感谢加拿大、美国、荷兰及德国政府的营救,感谢海内外的民运朋友、宗教团体以及海外媒体的如实报导。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众多素不相识的基督徒在做礼拜的时候为我祈祷。这是我最近才知道的,我真的很感动,他们一直关注着我们三人的命运,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我们当年的举动是正义的。
我不后悔17年前“蛋洗”毛画像抗议专制的行为,并将继续沿着自己选定的路走下去。我经常说,“专制独裁必败、民主自由必胜”。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太大了,如果它们得不到应有的报应,天理将无存!
希望海外朋友继续关注包括余志坚和喻东岳在内的、在大陆专制独裁统治下默默无闻地继续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奋斗的无名英雄们,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与往年一样,主办机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于四日在维园举行多项大型纪念活动,主题为“平反六四.支持维权”。据支联会介绍,四日早上八时四十五分将于维园五号足球场举行“毋忘六四”长跑。
直到下午四时,支联会将于维园举行“六四与维权”座谈会,主讲嘉宾包括支联会常委、立法会议员何俊仁;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张炳玲;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李耀基;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启及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等。
晚上八时,维园将举行大型烛光晚会。大会如常播放“血染的历史”录影带;由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和年青人一起燃点火炬,寓意下一代可以争取中国民主薪火相传;此外,大会并播放王丹及“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致辞录影片段。
1989年6月4日是中国历史最悲壮的日子。这一天,彻底觉醒的中国国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面对专制暴政及其独裁恐怖的军队的血腥屠杀,彰显出中华民族为了自由,为了民主而毫不妥协的伟大精神。这次残暴的杀戮与屠城,彻底震醒了中国国民对共产王朝痴迷幻想的癔梦。中国国民从血腥的噩梦中惊醒后,终于看透了这是一个主张无限扩大党权私利及其国家主义的一种力大无穷的邪恶怪兽——利维坦。为了能长久地统治和奴役中国国民,这个共产王朝的利维坦用邪恶而卑鄙的手段,从执政以来的50多年间,一直对维护人权,倡导民主,以及追求自由的中国国民进行着镇压、迫害、关押甚至杀戮和屠城。
6月4日的这一天,是中国历史最辉煌的一天。她以无数浑身流淌着鲜血的身躯垒筑起一座高大的自由的丰碑。
这自由的丰碑向世界凸显著中华民族伟大的自由精神。
这自由的丰碑向人类昭示着永恒的真理:人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个体,他们价值在于对生命自由的保护和创造,他们的理想在于追求人生的幸福和荣耀,他们的行为在于实践自由以及实践真正的宪法中所赋予国民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
6月4日的这一天,是中国历史最悲壮的一天。我们无数的兄弟姐妹,为了自由民主的中国纷纷倒在那罪恶的枪口下,殷红的鲜血染红了他们圣洁的身躯,
6月4日的这一天,是中国国家主义及其暴政集团最反动的一天。为了党权主义及其统治阶级邪恶的利益,以杀戮和屠城的罪恶将中国变成了黑暗的地狱。
十五个春秋,无数遇难者的遗体还未找到,他们在天的英魂无家可归!
自由民主的人们,点燃洁白的烛光为他们守灵吧,让遇难者的英魂得到真诚无邪的安慰。
6月4日的杀戮与屠城是中国历史的真实!
我们不需要专制暴政对六。四的真实进行平反,面对历史的真实,我们要求执政者彻底的忏悔和认罪,并还所有遇难者一个历史的公正。同时,顺应民情,实践宪法,开放党禁实施正常的舆论及新闻自由,在多党竞争的政治格局中建构中国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
为了自由民主的中国,我们宣布:在6月3日晚上十时到6月4日晚上十时这24小时内,进行悼念六。四绝食活动,以怀念在1989年6月4日所有为了自由民主而殉难的烈士们。
参加绝食的人员名单:
陈德富、张重发、黄燕明、陈西、廖双元、吴玉琴、杜和平、李任科、申有年、全林志、邓浩洋、曾宁、邓永亮、徐光、、王荣清、苏元真、王富华、池建伟、陈树庆、吴远明、莫建刚、李志友、黎小龙、薛振标
如果在6月4日下午6点40分之前,我还不能到达广场说明可能是遇到了无法排出的事故或者遇到了非法绑架和拘捕。不管遇到什么样地打压,本人将坚持非暴力主义。
当局如果用暴力镇压纪念六四活动,我相信他们必将为此付出道义上和法律上的代价。
今年的六四正是星期日,我很愿意在广场上看到我的朋友们。我也相信,将来六四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会有更多前来朝拜的人。
作为一个72岁的老人,我期盼着,在我的余生能够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六四的烛光晚会(就像香港每年举行的那样)。
我建议:将来把天安门广场改名为“六四广场”或者“民主广场”或者“青年广场”或者“大学生广场”。
我还建议将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改为“六四烈士纪念碑”,周围镶刻烈士的名字及像片。
我坚信中国人将会永远缅怀六四,永远不忘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争。@
2006年6月1日于山东大学
纪念六四的实际行动一定会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在这方面,要发挥众人的智慧,关键要从自己做起,北京人六四去趟天安门并不费事,香港人可以自由参加每年的烛光悼六四晚会。
一个朋友去年告诉我,六四夜他在自家的阳台上点了两根蜡烛表示纪念。
这使我想起了,七年前北京大学研究生江绪林,2000年6月2日他在校园贴出小字报,表示要在6月3日晚上8点到三角地点燃11根蜡烛纪念六四11周年,他写到:“在夜晚来临的时候,燃起第11根蜡烛!来吧,我们一起来,我没有蛊惑你们,我一人走在你们的前面,承担我的责任。”(见《脊梁》第370页香港出版)
江绪林后来果然按时点燃了蜡烛,6月5日他又贴出了文章,题目:“一切从北大开始”,他认为应该"付出切实的,目标明确而慎微的,坚韧而长期的努力□。他还说,“这是至关重要的”。
江绪林同学的精神令人钦佩,我们应该切实地考虑,采取哪些可能的行动纪念六四。
行动在很多时候比言论更重要,清华大学的校园中有一块刻石,上有“行重于言”四个大字,是清华校友在70年前送给母校的。
今年我们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自由化行动问题越来越重要。
清明节可以悼念故人,为何不可以藉机悼念六四英烈呢?如果送一个花圈,注上悼六四英烈的条幅太显眼,那为什么不可以先送一朵小白花,或者送上一个白字条写上:“悼念为民主牺牲的英烈”,或者只是到烈士陵园去表示一下心意。
悼念六四,重在行动,除了写文章,理应考虑其他的,切实的,可以调动众人的行动。@
2006年6月2日与山东大学
最近被判刑的村民是在政府强行征用他们的土地但拒绝作出合理补偿后,于去年12月举行请愿活动的时候被捕的。在那次血案中对向示威村民开枪负有直接责任的四名警察分别被开除公职和降职,他们承认“误杀”了三名村民,但据当地人反映,有二十名村民在那次血案中丧身。
人权观察6月1号的声明说,中国当局将十三名村民判刑,“削弱了世人对于中国司法制度公正性的信心”。当局应当对东洲事件进行公开调查,并将真相公诸于世。不过,人权观察亚洲部主任亚当斯表示,他们明白,指望当局马上进行调查并不现实----
亚当斯:“中国眼下不会有什么调查行动,我们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呼吁,是因为我们相信,调查终将会发生,中国终将有一天会追究这一事件的责任。另外,我们认为联合国可以从事这一调查。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几个月前刚去过中国,那是一个突破。
中国迟早会意识到应当挽回自己的国际名声,允许国际组织对东洲事件进行调查。现在中国国内没有一个独立的调查机构。当局现在不愿调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调查的后果会很严重,而在位的人觉得,党内的同僚和朋友需要保护。”
这位人权观察的负责人表示,中国领导层还没有找到一个解决社会危机的妥善办法----
亚当斯:“民衆的不满情绪在上涨,党的领导层心里明白、也很忧虑,但拿不出一个应对之道。自从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当局的思路就是经济上要自由,政治上要控制。中国的出路在于政治自由化。”
亚当斯表示,东洲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当局曾经说过警方应对开枪负责,当时他想,当局能有这个认识算是个进步了,但是现在看来,当局当初这样说只是为了安抚民心,而不是想惩治血案的制造者。
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的发言人封从德也要求当局对东洲血案进行调查----
封从德:“中国人权非常关注东洲此案的司法处理,我们认为最近公布的判决结果是不公正的。而这种不公正的判决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中国缺乏透明和独立的司法所致。第二点,广东地方当局腐败的情况,在东洲血案当中也非常突出。像村民从04年开始就向地方当局和有关部门申诉,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答覆,而整个调查的情况也完全不透明。
中国人权敦促中共政权对此案重新做一个调查,公布所有调查的资料。中国人权也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和推动最严重侵犯关注人权的流血事件的公正的解决。”
封从德说,近年来,中国其他地区也曾发生过类似东洲血案的镇压事件,但是由于中国信息的不透明,这些事件没有能够在媒体曝光。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6月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大陆“六四天网”网主黄琦星期四被要求十天内搬家,这是他在不到一个月内第二次被迫搬迁。他认为这是当局滥用公权力对维权者的打压。
黄琦于2000年因协助六四死难者家属维权,被当局判劳教五年。去年出狱后继续从事人权活动,四月底他所主持的六四天网公布了首宗八九死难者周国聪家属获得当局困难补助的消息。黄琦表示,之后陆续收到一些八九难者和家属的求助,希望循该途径维权。他上周更应邀与美国驻华领事裴可苹会谈。
不料星期四,黄琦收到了现在所租住房屋业主的赶客通知,他说----
黄琦:“上午十一点房东到家里来说要把房子收回去,做生意用。要求我十天内搬出,他愿意付赔偿金。但是说实话,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清楚他这样做的原因,房东当时由于有保安在旁,不愿意跟我多说。”
黄琦三个星期前5月8日,刚搬进现在的居所,而上一次的业主通知要他搬走时用的也是同一个理由。
记者致电业主手机,电话无人接听。
再致电物业管理公司有关人员。对方听到问黄琦的事情即表示电话的主人现在不在----
记者:“我想问一下,你们小区有一个叫黄琦的住户,最近是…。”
电业人员:“有什么问题?电话主人不在。”
曾从事物业管理行业,近日暂住黄琦家的天网义工邓永亮说----
邓永亮:“公安没有出面,但肯定有他们的原由和因素。要我们搬走,一定要三十天之前出示书面通知,还要给我们认可的赔偿后才能搬走。赶走我们是不太容易的,如果他们遵守中国法律的话。除非他们采取非常措施,不然我们不太可能马上搬走的。”
六四天网及黄琦本人最近不断受到公安部门骚扰,公安曾多次以检查身分证上门约见,也在美国外交官与黄琦见面时进行监视及干扰,黄琦说----
黄琦说∶“当局反应那么强烈,可能对我们最近做的事不太高兴,和六四到了也有关。但最关键还是八九死难者的报导出来后,令他们受到特别大的压力,也有其他受难者委托为们做这些事。头几次是公安出面,但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后来又找房东出面。”
由于当局不断的骚扰和资金问题,天网多年来没有一个固定办公室,而黄琦的家便成了冤民求助的地方。邓永亮表示官方的阻挠不会停止天网的维权工作----
邓永亮:“天网现在的情况,政府一定会设置重重的障碍,肯定要骚扰的,但是这些只是小障碍而已,最终不会影响天网开展人权、维权的工作。”
黄琦表示理解业主的难处,但在当局的阻挠下,要他短时间内找新的住处实在不易,现在的房子还是一位体制内的朋友帮忙租借的。对于当局滥用公权力,黄琦表示愤怒----
黄琦∶“体制的力量很强大的,毕竟能令许多人为他们办事儿。受到国安或公安的骚扰,天网办公室及我的家庭七八年内已经辗转搬了几十次了,说实话搬家真是太难太难了。”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回顾六四,你不能忽视中共视人命如草芥的残暴本质。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来到爱国学生中间,亲切的握着学生的手,充满歉意流着泪说:“我来晚了!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但这位坚守人性,力劝学生珍重身体的长者,却因此举触痛了中共“置党利益高于一切”的党原则大忌,而付出了下台拘禁至死的悲惨代价。
回顾六四,你才能看清什么样的人能够爬上中共的高位。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带头把鼓吹改革开放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封杀,对这个由学生发起的民主运动也是抱持着敌对的态度,正因为他这样的一种作法,得到了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赏识,而受到拔擢重用,江泽民也成了六四事件的最大受益者。
中共内部或也不能一概而论都无好人,但当党性与人性交战时,即使是身为属一属二的领导阶层,也都将因选择人性背离党性而遭到斗争与迫害的下场。
六四民运让中共开始感受到亡党的危机,可惜中共错失了选择与民众站在一起,省思问题和听取改革建言的机会,它采取截然相反的作为,以枪杆对笔杆,用暴力扼杀了学生呼吁民主的心声,邓小平讲:“杀20万人,换20年稳定”,为中共邪恶与残暴本质作了最深刻的注解。
六四没能让中国人挣开绑缚在身上数十年来专制迫害的枷锁,却让中国人看清那一向教之以“我把党来比母亲”的中国共产党,其实是一个多么凶残的“母亲”!这个“母亲”为己之利,竟可以忍心动用杀敌的坦克与机枪,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子女”。
中共用无神论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传统敬天信神的思想,换来的是普世的道德沦丧,但1992年兴起的法轮功,却为日渐败坏的人心带来新的希望,上亿人的修炼让中华大地激发起新的道德觉醒运动。反映在日常生活所见,以往上工总要偷带产品回家的工人,不但不再如此更将以往拿家的都拿回来,工作轻重也不去争了;走在马路遭车撞了的老妇人,也不会藉机赖在地上索偿,凡事学着为对方着想,让这群修炼人走出了中国人道德重塑的新风貌。
心胸偏狭的江泽民,并不考虑这么多重道德、守本份的好国民所将带给中国的巨大好处,反而出自对法轮功修炼人数的妒忌,疯狂且变本加厉的加以迫害,甚至将秘密关押在各地劳教所,惨受各种非人酷刑却不肯放弃修炼的数十至数百万法轮功修炼者,一一编号等待配对,执行活体解剖取器贩卖所谓“肉体上消灭”的非人暴行。
从镇压六四到迫害法轮功,不论我们是否曾亲身经历?我们都见识到了中共那用无恶不作都难以形容于万一的残暴本质。若说六四事件是中共亡党命运的开始,那藉六四而起的江泽民,对一心向善的修炼人群所犯下之人神共愤暴行,正让中共这个恶党快速走向未路。去年一年高达8万7千件的维权抗争事件只是亡党风暴表面的涌浪,那已达1千1百万的退党大潮,才是让中共从内部崩溃,真正波涛汹涌的漩涡。
在中共统治下,中国人既然已经不可能有用民主方式来选择政权轮替的机会,中国人就只好用心代替选票,用退党的行动来投下对中国共产党那厌恶与唾弃的一票。套句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世人注意禽流感威胁时所言,禽流感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中共的亡党命运也一样只在早晚之间而已。(
争取权利(Rights)与要求权力(Power)的运动究竟有何不同?二者又有何联系?这得从这两个词的区别说起──在西方政治学中这两个词代表的内涵属于基础常识,但在中国却一直混用不清,至今在中国的媒体上还可以看到不断有人撰文陈述辨析其中差别。
为了方便本文叙述,对上述两词的区别简述如下:权力是特定的主体(包括个人、组织和国家)在其职责范围之内拥有的对社会或者他人的强制力量和支配力量,而其中国家权力(亦称公共权力)是现代权力的主要形式和典型形式,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的具有公法意义的国家权力,其突出特征是以国家权力为本位,行使时具有确定力、强制力和执行力。
与公权力相对应的则是私权利,又称私法权利、民事权利,是指私法主体──通常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所享有的各种权利。私权利通常不牵涉公权力的运行,其特点主要在于权利主体的自治。
私权利是消极的,具有内敛性与防御性特点,其边界是只求别人不要侵犯。如自由权利就是这样一种权利。但公权力的本质则是扩张的,富于攻击性、侵略性的,是积极的作为。权力的要义在于运用,即中国官场上说的“权力不用,等于作废”。
目前中国的所谓“维权”活动,要点就是维护公民的私权利,比如土地权利、住房权利以及其它生存权利。但因侵犯公民私权利的主体往往藉助于公权力,这就使得维权活动不可避免地变成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以弱博强的艰苦斗争。
为了减少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压迫,在维权活动当中,维权者们有意表示“维权活动不介入政治”──其他一些争取宗教自由的活动也有类似表述,其目的在于向统治精英集团表明:我们这些争取生存权与信仰自由权利的活动之终极目标不是争取权力,而只是保护私权利。在诸多下岗工人与农民维护土地权的抗争中,许多抗争者都表明自己“热爱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这种表态就更明显。不管抗争者是否知道私权利受到剥夺的根源在于中国政治制度(即公权力之根基),这种表态可以视为一种策略考量。
但中国当局却清楚地知道争取权利与争取权力的斗争之间,其实并无明显的分野。且不谈当初中共争取政权过程中巧妙地将争取权利的斗争演化为夺取政治权力这一自身历史经验,台湾国民党失去政权的经验就一直让中共视为不远之殷鉴。国民党最初开放言禁,只是想让民众拥有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等私权利,以减少社会摩擦。但其结果却是台湾各界人士利用报纸、杂志等言论工具谠论时政,集结成一个个小社团,形成了政党政治,最后走向要求权力的道路。而印度甘地领导的不合作非暴力抵抗运动与南非曼德拉领导的反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起初要求的也只是种族平等的权利,但最后都走向了要求权力的道路。
基于上述“经验”,中国政府要求“防微杜渐”,目的就是防止维权者利用要求权利的维权活动走向要求权力的道路。而中央政府在对付维权活动时,也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经验:在地方政府与人民发生冲突时,先由地方政府全权处理。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将事情摆平,中央政府自然沉默以对。只有当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后,中央政府再以最高仲裁者的身份出面,惩罚一两个官吏敷衍国际舆论,收拾领头的维权人士以儆效尤。
但是堵绝争取私权利的活动通向要求公权力的道路这种做法,最多收功于一时,却难获成效于永远,只是极大地增加了中国通向民主政治道路的社会成本,如社会动荡、经济破坏乃至生命的大量付出。(华夏电子报)◇
欧洲的责任,不仅仅是她是基于民主、法治、人权、自由普世价值理念所致,从历史考察,造成东方近百年赤祸泛滥横行、苦难罄竹难书的邪恶学说之源头,就是来自欧罗巴大陆。
简要回顾一下共产学说如何“西风东渐”——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序幕,是必要的。1920年,曾经徘徊于欧洲上空的那个Communism幽灵,继成功登陆旧俄以后,开始涉足苦难的中国大陆。当年,拿西方的各种主义来拯救国家民族,已成了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的“主旋律”。共产主义理论在几位北大教授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一个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呼之欲出。当时,已去上海主持建党事务的陈独秀,给北大图书馆主任写来一封信,询问党名是否称“社会党”,该主任在回信中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此人便是李大钊。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人氏。1889年生,少年入私塾,熟读四书经史,1905年清末入新政中开办的永平府中学,两年后考入刚刚开办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他深受影响,开始有忧国忧民之心。毕业后于1913年赴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入政治本科。
在日本三年,李大钊这位自幼接受儒学洗礼的中国乡村之子,竟如神使鬼差般地一头扑进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中,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914年在日本参加反袁运动,1916年5月回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后任《甲寅日刊》编辑,大力推动新文化运动。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任经济、历史等系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并和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
1918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像电流须有导线一样,思想传播也需要一个载体,于是李大钊就充当了最早的“载体”。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5、6月号上刊物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当时的学界不啻于引爆了一枚核弹,其辐射和回响可以一直追溯到80多年后的今天。此文被后来的中共党史确认为中国第一篇引进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性文献,李大钊也被公认为中国传播共产主义第一人。从此,共产瘟疫开始在神州大地繁殖、传播与肆虐。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沪召开,李大钊作为创始人却故未能赴会。此后他赴上海拜见孙中山,一手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使孙中山也深受赤俄诱惑,很快制定了联俄、联共等三大政策,从而让新生的中共羽翼初丰。1924年李大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1927年4月6日晨,李终于被当时自称为陆海大元帅的张作霖部以“北赤之首”的罪名捉拿归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山大王出身的绿林将军当时的态度怎么如此鲜明)。4月28日,李大钊被押上了绞刑架(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部新式绞刑机也是刚从欧洲引进中国的),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
呜呼!先人已长逝,空留大悲惜。我一向敬佩能够为自己认定的理想信念而奋不顾身、视死如归之士,他们总比那些虚与委蛇、奴颜媚骨的投机小丑高尚得多,但严重的问题是——他率先从西方、从旧俄引进的共产学说到底是什么货色?那货色带给亿万同胞的是馨馨福音,还是长达八、九十年的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酷烈灾祸?
对李大钊先生的高风亮节与道德人品,我从不怀疑,而且也不会否认当初他一心救国、解苦难民众于倒悬的善良本意。但是,那个被命名为“共产主义”的病毒太过强大,太有伪装性、欺骗性和诱惑性了,再经过北大名师和《新青年》一传播,久病羸弱的中华国人哪一个能够幸免?
早已惨遭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集团废弃的“建党领袖”陈独秀,到了凄凉的晚年,看到共产之疫几乎已感染了半壁江山,他才醒悟过来。1942年陈独秀在他《最后见解》中说:“民主制乃是近代人类社会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抬到天上……”
其实最应该率先忏悔的是欧洲——这块曾经诞生过古希腊文明、诞生亚里斯多达、诞生过文艺复兴时期众多巨人、诞生过伏尔泰、蒙德斯鸠、卢梭的土地上,怎么又会产生卡尔.马克思这样的人物和《共产党宣言》这样的万劫不复之书?是欧洲近代文明本身出了问题,还是东方旧俄和中国这两个落后民族的“免疫系统”出了毛病?当陈独秀在1942年惊醒过来时,来自欧洲的共产运动已经落地生根、遍处蔓延而不可收拾,他已经太晚了。而李大钊这位率先引进欧洲共产学说的“始作俑者”,却死得太早了,时间根本没有给他醒悟与忏悔的机会。
当然,在默克尔和麦克米兰.史考特的头脑里,也许没有想得这么远。但是他们毕竟是开始“醒悟”了——这种醒悟的背后,我想既有情理上的远因(上述的历史渊源),也基于欧洲文明的道德价值与光荣传统,更因为国际政治的现实教训。当法国总统希拉克当着全世界的面,用红布裹包艾菲尔铁塔的罕见礼遇迎接东方独裁者之丑剧上演后,当近日欧盟在与中共的第21次人权对话中,又一次对这个最大的人权恶棍“在人权领域取得的进展和成就予以肯定”时,他们一定是感到了深深的“耻辱”;当朝鲜和伊朗的核讹诈背后分明晃动着中国阴影时,他们终于体会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和自身的“责任”——与美国在全世界推行自由主义同时也内涵着自身安全的战略考虑一样,欧洲那些良知未泯的政治家自然会意识到,任其以中国为龙头老大的若干个“流氓政权”对内残杀人权,对外胡作非为,欧洲自身的安全必然岌岌可危。
默克尔,这位从前东德极权主义废墟中走出来的“有一双深蓝深蓝眼睛的小小女孩,她看透了极权主义制度的黑暗核心”,对于自己首次中国之行,她直言不讳地表示,与中国进行的是一场“批评性的对话”。她将人权问题放到一个比贸易问题更重要的高度。在北京访问期间,默克尔会见了《中国农民调查》的两位作者和其他两位服务于农民工群体的维权人士,以此表达对中国日益恶化的言论自由状况和正在生长中的民间力量的重视。在上海访问期间,她又接见了一位入狱达二十余年的神职人员,以此表达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状况的高度关切。
默克尔的此次访华之旅,显示了德国甚至欧盟对中国态度的重要转变——人权问题将再不是贸易问题的陪衬,欧洲及西方国家将结束以牺牲人权为代价与中国频送秋波、充当中共暴虐文明、杀伐人权的遮羞布的可耻历史。一回到德国,默克尔又立即会见了中文独立笔会代表,说“言论自由是人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社会的大部分成员都缺乏言论自由,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拥有任何的政治自由。”她表示,我本人也曾经历过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比如作品无法发表、邻居都是线人。但是,我们终于坚持下来了,我们终于亲历了柏林墙的崩溃以及极权主义制度灭亡,也亲历了德国的统一。因此,我相信你们的事业最终也会取得辉煌的胜利。
5月27日,在香港举办的以“中国与没有共产主义的世界”为题的“中国的未来”第三轮国际论坛上,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史考特在发言时说,今次来到中国的目的,是希望支持那些渴望着中国有改变、有民主及自由的人们。 他表示,10年前他曾经读过欧洲议会一份报告,当时正是欧盟与中共建立了所谓策略性伙伴关系之时。在1989天安门屠杀事件后,欧洲禁售军火给中共。不过实际上,很多欧洲国家都有出售武器给中共。他对此深表遗憾,并经常批评欧洲国家与中共“如常做生意”(Business as usual)的做法。
麦克米兰.史考特说,今天在中国,是信仰运动在展现着勇气,走在前面,鼓励了千千万万现时被中共劳役的人。他向这些积极争取自由的人士及他们的支持者致敬。谈到共产党在欧洲及苏联被击败的历史,他认为靠的是思想而不是军事。他说:“我们是攻占他们的脑袋,我们没有攻占他们的国家。” 被问到退党的意义时,麦克米兰.史考特说,世界已经遗弃了共产主义,讽刺的是中共也放弃了共产主义,共产体系已成为了造钱的机器,而且为了确保财源,而追求对权力的操控。麦克米兰.史考特最后向媒体作了这样的表示:“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会看到一个民主中国” 并明确提出了“中共暴政有可能在几个月内就能够结束”这样一种鲜明的判断和观点。
二战之后的欧洲,还未从战争的废墟上缓过神来,便陷入到冷战的巨大阴影之中。因此,欧洲对于战争和极权暴政的“恐惧症”,一直是它的“难言之隐”。欧洲战后所奉行的犬儒政策,沉浸于“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福利社会梦想,早应该被发生在中国的“六.四”暴行和发生于美国本土的“9.11”惨祸所惊醒。可惜,欧洲有眼光、有远见的政治家太少了。一度时间,以希拉克和施罗德为首的欧洲各国和道德沦丧的欧盟,不但自己为了几张“合同订单”不惜与独裁者眉来眼去,姑息养奸,并且一直与代表全世界自由理想和人类正义的美国唱反调,动辄制肘,造成“亲痛仇快”的可悲局面。
好在这段灰暗的历史就将终结。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欧罗巴已经重振雄风!默克尔和麦克米兰.史考特此次中国之行带给我们和世界(同时也带给中国当局)的明确信息是——曾经是共产主义学说发源地的欧洲已经幡然醒悟,她再也不会对占人类总人口五分之一的民众的人权惨状置若罔闻,她决心与她的天然盟友美国站在一起,着力推动中国大陆的自由化与民主化进程,以期早日在全球范围内结束共产主义余祸。
始作俑者,岂能无责?这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我甚至相信,这或许也是李大钊、陈独秀这些最早从欧洲引进共产学说的“始作俑者”冥冥之中所盼望的。@
2006.5.30.宁波
——《观察》首发
一
用两个简单事实来证明专制的坚挺。一是当局对待广开言路的新闻媒体的态度。在宣统当政的时候,媒体虽然没有今天发达,但多少还有几家私人经办的报纸。宫廷的内政外交,多少还顾忌到公众的态度而有所自律。现在不但大陆的媒体没有一家是私人的,港台海外私人媒体也都一家接一家在被“中资”入股并购之中,民意的上达之路条条被堵死。二是对待草民的态度。封建皇帝虽然为所欲为,可总还要顾及“爱民如子”的形象,对付一般的草民,棍棒皮鞭足矣。对于呼天抢地的怨案,哪怕作姿态也要纠正几个。到了段祺瑞那里,对付不满民众的手段就升级为枪弹,当然比起后来长安街上的坦克车还是望尘莫及。反专制反了一百年了,现在不要说开解冤案,就连写几个敏感词都不允许。“颠覆罪”,“泄密罪”一旦套上,关进大牢死都不知何种原因……
任何社会现象的发生存在,都是一种必然。这个必然的意思不是说任何条件下它都会发生,而是指在某一种条件下一定发生。水的状态不一定非是固体,但是到了零度以下,就一定是固体。因此,要想彻底了解一种社会现象,首先要先了解这个现象的产生条件。消除一个现象也同样道理,不可能为了不想要冰,就把水分子从地球上除掉。为了不要冰而消除水,既不现实也无必要。
一个简单事实,专制从不是某孤家寡人自己独造出来的。一个人的能量再大,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也有限,怕就怕千千万万的拥护者跟着一起冲击。罗马尼亚人民的前伟大领袖齐奥塞斯库,一天前还掌握着全体国民的生杀大权,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就从权力的顶峰栽进地狱。中国人民的前伟大领袖毛泽东,一生中发动了两次革命,被他送去见阎王的人不知几千万,哪怕死后几十年影响也不稍减。两个领袖的个人能量一直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拥戴他们的大众心理。拥戴越盛,影响越大,失去拥戴,啥都不是。
当崇尚专制的心理存在于上层社会,文臣们就不遗余力地炮制出种种堂皇的理论,为专制鸣锣开道。当崇尚专制的心理存在于武装系统,掌握兵器的武将们就不顾一切地镇压杀戮,为专制保驾护航。当然,如果这种心理存在于民间,力量就更大了。民间是道义所在,民意不愿意的事情,官意也不会愿意,没有一个文官武将甘当遗臭万年的千夫指。当然那种只有少数人的“民意”,算不得民意。几个人的意愿,很容易就被众人的口水淹掉。当反对专制的人被当成“千夫指”,而不是簇拥专制的人被当成“千夫指”的时候,民意就等于在簇拥专制。目前的中国的状况就是这样,所以专制当然越来越坚挺,毫无疲软迹象。
那么专制到底是什么?简单一句话,专制就是不管是非对错,只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说了算的事情大到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小到一个人让你朝东就不能向西。专制有时候也有它的好处,但是所有好处加在一起也抵消不了它的坏处。专制的一个好处就是做事情决断,阻力再大反对再多也照样干成。比如像造一座万里长城或三峡大坝。但这同时也是坏处,因为一旦决策错误,或者部分正确总体错误眼前正确长远错误,专制也能毫不动摇地执行下去,直到吃了大亏为止。就是吃了亏也不认帐接受教训。专制的主要坏处是扼杀国民的创造力。专制下的民众只有服从、不满,没有创新、创造。而专制的最大坏处是,没有一种专制可以持续长久,到了一定时候一定要乱,然后被另一个专制推翻取代。
不是说专制可以保证稳定吗?不对,所谓专制保证稳定只是一种幻觉。看看历史就知道,凡是专制的政体,最后一定腐败堕落,是非颠倒,公正消失,民怨沸腾。这种社会别说长治久安,就连眼前的稳定也不保。专制不懂得也不愿意协调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只知道凭着蛮力一意孤行。当到了一个临界点,再也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候,造反就出现了。不要以为造反就不是专制,造反同样是专制。这是一种反向的专制,是专制生下的怪胎。造反从专制那里搬来了暴力、强迫、高压、禁制等全套行头,借专制引发的民愤之力,一口把专制吞掉,又化为另一个专制。因为不更有效更强力,造反就无法取代专制。而一旦如此,两者就彼此彼此。
所谓“造反~专制~造反”,说到底没有区别,就是“专制~专制~专制”。中国社会两千年来就在这样的怪圈中打转,暂时还没有看到转出来的迹象。
二
可喜的现象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拘自己的智慧、学识和专业,开始认真思考专制的起源这个题中之题。有人说,专制起源于中国古代的一元哲学。有人说,缺乏宗教信仰,会不自觉地导向专制。也有人从中国古代的所有制发展上寻找原因。不管如何,只要有认真的追求,就一定会有所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专制之源的发现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接近真实。
专制制度总是来源于专制意识。问题是,专制意识和人性的向往自由的本能是对立的。人的本质是自然的,倾向于自由生长。只有自由生长受到制度保护的社会,才是符合人性的常态社会。为什么这种自由倾向会在某段历史中被扭曲呢?为何这种反常会长期被当成常态呢?
从意识形态上看,秦以后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个重要改变。当然,采用这个意识形态,首先对独霸天下的统治者有利。没有高度的令行禁止,就无法控制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也就是说,一个独裁者的占天下为己有的贪欲,启动了这个大一统杠杆。事实上,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比起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是大大落后的,若非历代帝王,尤其是外来民族的统治者如蒙满,不断用暴力强化,大一统早就被自由取代了。
所谓“独尊儒术”,并非是指继承儒家的全部精华,其实是指强行禁止所有与中央相悖的思想、文化、学术和政治形态。“儒”在这里只是一个工具,道理和后来的“马列主义”一样,形状色彩是可以随心所欲被修正的。儒教自古就失传了。而今天的“儒术”是什么,各人心中多少都明白。
一个大一统的传统观念从此开始形成:普天之下,只有一家正确,其余的都是邪逆。一元哲学从此取代了多元哲学。有人说,道家太极的“阴阳”不是二元的吗?也许曾经是,但在世俗的概念中,“阴”只是“阳”的附属,本身不成为另一元。中国的皇权是排斥女性的(不过一旦女性当政就排斥男性,只许一元存在)。有一句千古不变的真理说:“成王败寇”,不论保皇党或革命党对这一真理都心悦诚服。这句话一正一负,一个肯定一个否定,从来没有“成大王败二王”这么一说。
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记载揭示,传统形成的过程非常缓慢,但是会持久延续。不论这期间生产力有怎样的发展或倒退,传统始终按照既定的方向,不受到干扰而变化。自从大一统传统奠定以后,“一”以外的邪逆,统统被传统排斥。从古老的祖宗起,一代一代就这么传下来,没有人再会去发一声疑问。从我们的父母开始,直到今天的年轻父母,教育小孩都用同一句口头禅:“要听话。”这就是保留在中国人血液中的传统。听话不是指随便谁的话都可听,而是只听正统。万不可以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值不值得听,听了以后会怎么样。
只知其一不知有二直至三四的传统,使这个民族不知道何为“并存”。不承认并存,哪来的理解、包容、和谐?哪来的公正、平等、法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对与己不同的、自己从没见过从没听过的东西,都当作异端排斥,决无半点犹豫。久而久之,这种对异端的排斥便成为民族宗教或道德。他们没有一秒钟停止过寻找一样反对目标,用彻底的反对、敌视、对立、压制来保护自己意识上的存在地位,即便现实中仍好好地活着也如惊弓之鸟。他们认为维护正统,扫荡妖逆,是非常纯洁高尚的行为,关系到民族的千秋大业、血脉承传,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有人把近代的民族主义归结于西方势力的侵略,这不是全部原因。任何原因都不是单一的。西方的侵略固然可恶,如果不是由于大一统的民族情结,从一开始就排斥通商和东西文化交流,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战争机会将非常微小,落后也没有挨打的必要。
当一统观成了民族文化的核心,许多奇怪的历史现象就不难解释了。只要把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妖魔化,指称为“妖逆”,不需下令,民众会自动上前围攻,不食肉寝皮决不干休。他们没有独立多元的价值判断,不懂如何辨别复杂是非,心中非妖即圣,非王即寇,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中间地带是一块空白。甚至中庸之道也只在古书里存在。对此历史已经作了无数次地证明,直到文革,直到六四,直到今天。
一统观还可以解释过去、今天和未来中国政坛的主要现象。第一种现象是,不论第几代领导人,不论哪一派反对派,都在极尽全力地标榜自己的正确或正统。因为不如此,就要失去大众的承认地位,就要身败名裂。第二种现象是,由于进入血液的传统在起作用,也许在前后十代之内,每一个上台的人都不敢手软,哪怕明知软是有益的,为了保命也不敢软,并为此不择手段,要不然就是人头落地或身陷囹圄。因为中国人不习惯正邪并存,不管左派右派,改革保守,革命保皇,无论在朝在野,都不知和解协商为何物,不知理解包容为何物。
两千多年的历史,竟然只是由一个意识决定的,这简直是奇谈怪论!看了上面的文字,估计多数读者会有此感想。一点也不奇怪,这也是民族文化使然。既然正统的唯物论决定这个民族只准按唯物主义一种方式思考,唯心的思考就必然是“邪逆”了。可悲可叹!所以专制仍受温存,依旧坚挺,并不奇怪。
来源:新世纪
且不论当今世界上与人性一致的自由民主制度都是以民主革命为其政治发端,仅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改良派们的上述论断,也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共建政近五十七年,重大的社会动荡和人权灾难连绵不绝,极权专制才是当代中国社会动荡和人权灾难的根源。目前,建立在社会极端不公正之上的所谓稳定,实际正在蕴育更大社会悲剧和动荡。民主革命所要否定的,正是当代中国社会动荡的根源,而民主革命带给中国的,将是公正、稳定同时又充满活力的现代法治社会。
民主革命对于当代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妨做简要的,但更为具体的分析。
当代中国的官僚体系,是由国家权力系统内的官员、共产党控制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官员、共产党系统内的官员,以及共产党豢养的奴才党的官员共同构成。这个人类有史以来空前庞大的官僚体系,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腐败、最贪婪、最凶残的。当代中国的官僚体系,是巨大的社会政治癌变,也是社会艰难承受的经济负担。不得不养活这个空前庞大的官僚体系,正是底层民众贫困的原因。
民主革命的具体目的之一,就是要废除这个官僚体系,并建立精简、法治、高效、廉洁的国家权力系统。废除当前中国极权专制的官僚体系,不仅意味着终结了对中国人民的政治压迫,而且意味着使中国摆脱了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并从一个角度清除了底层民众贫困的原因。
中共建政以来,农民一直处于贱民阶层的地位。歧视性的法规和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使农民成为事实上的农奴。
中国农村土地名义上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实际则完全由国家权力控制,国家权力又被共产党绝对垄断,而共产党的统治者是党内的官僚集团。所以,中共官僚集团才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地主。
民主革命必然废止对农民歧视性的法规,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民主革命也必然剥夺中共官僚集团对土地的非法垄断,使农民获得对其耕种土地的所有权。中国九亿农民将从此开始创建有法治和所有权保障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中国国有企业的巨额资产,是中国人民数十年血汗的积累,其中也包括国有企业职工的血汗。由中共腐败的国家权力主导的所谓“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造”,以掠夺式的低价,使国有企业资产流入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的钱袋。而国有企业职工在失去属于自己的财富的同时,也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工作的机会。
恢复正义是民主革命的政治主题之一。因此,必须索还被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利用腐败权力夺去的国有资产。然后,以国有企业职工为基准,合理作价,划分股权,实施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造。唯有如此,才能使数千万国有企业职工重新获得生存权的保障。
近亿农民工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奴工群体。他们艰辛至极的劳作,只能换来微薄至极的工资;他们实际上毫无法律权利保障的卑微的生存,没有任何人格尊严可言。由于被剥夺了组建自由独立工会的权利,农民工不可能以集体的力量维护自身利益;每一个农民工面对被腐败官权“加持”的资本时,只能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这是农民工悲凉困苦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民主革命所欲创建的现代法治,以确保公民基本人权为天职。组建自由独立工会,就是基本人权不可缺少的部分。农民工通过工会形成群体意志,便会改变弱势处境,获得同强势资本进行有尊严的谈判的地位,农民工的利益也才可能受到实际保障。
由腐败的国家权力主导的权贵市场经济,迫使每一个民营企业者都成为罪犯。民营企业必须向贪官污吏行贿,必须使用偷漏税、走私等各种犯罪手段,才可能生
存下去。民营企业者无论积累了多少资本,在贪官污吏前都没有真正人的尊严;他们的财富也由于被迫同犯罪行为紧密相连,而变成“贼赃”。
民主革命的社会目标之一,就是创建遵循法治原则运作的、以公平竞争为灵魂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有在这样的经济机制下,民营企业才能最终摆脱腐败权力的控制和被迫犯罪的命运,才能获得人的尊严;他们的财富也才可能由“贼赃”,变成高贵而净洁的价值,并受到法律的严格而周密的保护。
民主革命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还可以做更多层次的审视。不过,仅从以上简要的讨论就足以确认,民主革命将给国家带来法治,给社会带来正义,给人民带来公平,给社会各阶层带来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民主革命必将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拥戴,并产生巨大的社会凝聚力。万众拥戴,社会就不会动荡;人心不乱,社会就不会分裂。可以断言,民主革命对中国意味着稳定发展的光明前途,意味着符合自由人性的和谐社会。
(首发于《自由圣火》网站。《自由圣火》网站网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 。)(
首先,我们应该给“非政治化“下一个定义。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从字面上解释,应该就是远离政治的意思,从语境上讲,强调的是“非”。更进一步讲,这个词隐含了另一层意思,就是说政治化是不对的。而这个词的出现,就是针对海内外华人在反抗中共暴政、维护自身权益的运动而来的。而这个词的出现,显然是针对海内外华人抗暴和维权运动而来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人攻击法轮功组织退党活动是搞政治;去年举行“六四”纪念活动时,有人提出“六四”纪念活动应该非政治化;最近国内一些维权人士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接力绝食活动,又有人公开站出来说他们这样做太激进,维权活动应该非政治化。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遭人排挤而没能与美国总统会面事件,从中作梗的人摆在台面上的理由也是他们要非政治化,不能跟与民运来往密切的人权活动人士一起面见美国总统。
那么,要求这些活动“非政治化”是否合理和正当呢?答案显然是“不”。从事政治活动是宪法和联合国人权条约所赋予我们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共产党可以搞政治,普通老百姓也同样有权从事政治活动。事实上,我们过去所从事的维权活动,除了少数活动是纯粹的维护经济权益以外,其他的绝大多数维权活动都直接或间接与政治有关。比如说,广东省太石村村民的维权活动就是为了有效地行驶选举权和罢免权,而选举权是政治权利中的最主要部份。我们过去发起和参与的多次上书也是针对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来的,比如说要求举行全民选举,还政于民,要求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即便是我们过去提得最多的要求释放良心政治犯,表面上看是人权问题,实际上也是与政治分不开的,因为只有当中国从专制走向民主时,所有的良心政治犯才会彻底获得自由。更何况,中国目前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不合理的专制制度造成的,而我们从事维权活动的最大障碍也是这个专制政权,只要你从事维权活动,当局就会使用政治手段干预你。因此,要将维权活动与政治分开,几乎是办不到的。
其实,在专制制度下的中国,我们从事的任何一项抗议活动就是政治活动,至少在当局看来如此。比如说,当年法轮功学员上中南海请愿,只是要求释放他们的学员和争取炼功自由,结果却被扣上搞政治的帽子。问题是,搞政治倒底有什么不对,为什么要“非政治化”?我记得国内著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在前年接受一个媒体的采访时就“六四”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就遭到他的同样是被外界称为异议人士的同事的批评,理由是他们要保持非政治化。更荒谬的是,去年我们在“六四”纪念活动时希望提出一些“告别中共”之类的口号,也遭到部份民运人士的批评,他们的理由是“六四”纪念要非政治化。我们都知道,八九民运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诉求就是政治民主化。自“六四”镇压后,我们每年在纪念“六四”时都提出“结束一党专制,建设民主中国”、“还政于民”之类的政治性口号。这一活动早已成为海外民主运动的其中一项重要活动。要求“六四”纪念非政治化无异于取消当代民主运动。
简而言之,中国当代无论是维权运动也好,反迫害运动也好,说倒底都是民主运动的一部份,也就是政治运动的一部份。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治运动是指要求改变政治制度的社会运动,而非中共过去所发动的那种人整人的文革式政治运动。因为,所有这些问题的发生,都是因为中共专制政体的存在;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中共专制政权的终结。当中共专制政权倒台、中国走向民主化后,当代的维权运动和反迫害运动也就完成了它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将维权运动与反迫害运动与民主运动切割开来,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要求将维权运动或反迫害运动非政治化,是一种混淆视听的说法,说得好听一点是糊涂,说得难听一点是在自觉地帮助中共打压这场运动。
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说过,政治乃众人之事。从事政治活动,不仅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尤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华民族还在处在专制统治下,国人更应该积极参与到要求政治变革的民主运动中来。我们不仅不能要求维权活动非政治化,而且做为一个有责任有使命感的中国人,我们应该大声疾呼,要求更多的国民以各种形式参与到这场伟大的政治变革运动中来,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化而作出贡献。因此,在中共专制政权没有倒台之前,在中国人民无法自由地行驶联合国人权公约所赋予我们的各项权利之前,让所谓的非政治化见鬼去吧。
自八九年六四枪响后,你就开始参与了香港市民支援中国民主运动的工作。一批批学生、知识份子、工人领袖纷纷经香港逃亡各国,你为不少人送钱送衣服,问寒问暖。你曾冒险回大陆,为一些民运人士的家属送钱带物、传达讯息。每年中共都要抓大批的异见人士,而每次为他们到“新华社”门前的抗议、示威、请愿、静坐甚至绝食都不会见不到你的身影,对大陆被抓的民运、工运、维权人士的名字,你倒背如流,无数次你举着要求释放王希哲、魏京生、王丹等人的牌子,汇入支联会、四五行动及其它民主派声势浩大的声援活动中,就算是名不见经传的贵州的民运人士如陈西、廖双元等被捕后,你也同样与大家一起去“新华社”抗议。
记得第一次跟你说话是在1991年尖沙嘴纪念六四死难者的春祭仪式上,你指着我说,“你可不可以过来一下,告诉这个‘国语人’我们在做什么?因为我的国语实在太好了,我讲了半天他都听不懂。”你直率、热情。以后,凡是支联会的活动,都能见到你的身影,每次都是忙翻天,也常常顾不上吃饭。一次在反新闻封锁寄信到中国内地的时候,你捂着胃部,脸色发青,我叫你回家休息,你说做完后大家一起走。那时,我们不知道你的胃已经有了问题。
那一年,我结婚,你是我的伴娘,你戴着胸花,很美,我说,你什么时候才肯嫁人?你半开玩笑的答,等六四平反了就有时间去想嫁人的事情,在此之前,“洁身——自好!”不料一语成签?六四冤魂未雪,你也始终未上花轿。
有一次,你对我说∶要是没有了支联会一班友仔(朋友),真会好失落,因为,八九年以后,就没有跟以前的朋友们联络,大家都生疏了。我当然明白,在支联会这个团队中结下的战友加朋友的那份感情,岂非一般酒肉朋友可比拟。我追问∶当初为什么要出来参与呢?你说,学生们的做法是正义的,政府还要开枪,那么多人死伤,于心不忍嘛,大路不平旁人闯。
就是要论个是非曲直!凭者这份正义感和良知,十七年来从未间断,每年、每月、每周有时是每天都重覆着同样的工作、喊着同样的口号、游行走同一条道路,没有一丝个人利益,没有一分钱的收入,这样的坚持,十七年风雨不改!
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我们这批从暴政下逃出来的流亡者,在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安排下,分批离开了曾给予我们庇护的香港,漂洋过海,成为难民涌进了各个愿意收留我们的国家。你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告别了一家又一家,我是最后一批离开的,你帮我整理行装,你说,以后的日子自己要学醒点(聪明点),带好女儿,对你老公要好,否则我们支联会这班友(义工)不会放过你!我每一个字都听得很清楚,在后来的生活风浪中,我迷茫过、但始终未曾放弃。
2000年,我因不得已的个人原因回到香港,知道你切除了胃,需靠肠来消化食物,我只好带了一点化妆品做礼物,你说,用不着了,扮靓靓也没用,这回是真的嫁不出去了。那时你还比较乐观,一扫我初见你瘦骨嶙峋的模样时而产生的不安。我说,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港见面了,以后香港的“高度自治”变成了空话,我那敢再回来,下次轮到你到美国来看我啦。我们在你家楼下的餐厅谈了近三个小时,话题都是做手术的过程、支联会及民主派的活动和香港回归后市民的生活,当然,也提到一些八卦新闻。临走时,我拿出一点港币表示心意,要你去买一点适合自己的食物,可你死活就是不肯收,说我孩子多,要我给孩子们买点礼物带回去。你说你不需要,生活、医疗费用完全没有问题。其实你已很困难,我们不知道。
在以后几年的长途电话中,我们聊过很多很多,你关心的人也实在太多,对我们流亡在外国的“国语人”,你操心得很,甚至我还知道你竟然寄钱到美国接济某些生活比你好过得多的人,虽然你不愿承认。你花了好多精力好多电话费去关心一个流亡到英国的女朋友,你一直不断地为她打抱不平,我说,加菲呀,你可不可以省点力气,留点给自己吧!
三年前的一个晚上,你在电话的那头颤抖着声音说∶看到一班癌友一个个去了,我好害怕,其实我真的不想死,我好不甘心呀。我在电话的这一边默默的掉眼泪,我该如何安慰你是好。生命呀原来如此短暂,如此脆弱,我理解你,渴望生活是人的本能,况且你那么年轻,那么善良、正直,我知道你心中有梦,有一个在精神上依恋的他。你多么需要一个多姿多彩的生活。第二天,我把你低落的情绪告诉了老公,要他从心理学层面去跟你谈谈。你们谈了很久很久,我祈求他的专业交流方法能化解你心中的恐惧,让你走出阴霾,在余下的日子中,活得洒脱些。
过了一阵子,你说在癌友会的兄弟姐妹及社工的鼓励下,你心情好多了,不再感到恐惧,我真为你高兴。又过了些时日,你的情绪和病情好像好了不少,没有明显恶化的征兆,还听说你常外出参加支联会或民主派团体的活动,我们寄了一些辅助抗癌的保健药品给你,我以为,奇迹出现了,放心乐意的,也因工作家庭琐事忙碌,一连几个月都没给你打电话,谁料到,你病情急转恶化,竟走得如此匆忙。
看到来德国出席会议的好多当年从香港逃出来的朋友,好想问一声,你们认识“加菲”吗?可知道她为要求释放你们呐喊过多少遍,举过多少次牌,冲过多少次“新华社”?想起你,心里感到欠疚,你为我们这些“国语人”做得太多,而在你病痛的日子里,我们给予的关注太少。可是,我相信,这种欠疚将化为鞭策的力量,在争取中国民主自由的路上,我们永远记得像你这样的铺路石,也将成为激励我们向前的其中一股动力!
一颗小草,历经日晒雨淋,雪雨风霜,仍坚持默默的传达着春的气息;没有牡丹的娇艳,却给人予绿色的向往。加菲,像貌平平、学识不深,可你爱憎分明、执著的追求和热情的奉献,内在散发出的人性的光辉,突显了高尚的人格和情操。
你说,你的骨灰将撒在香港的土地上。我信,那里会长出新的小草,承传你平凡中的伟大!
加菲,我知道,你安详地正在通往天堂的路上。
在南方林先生参观过一家历史纪念馆,讲解员以声讨控诉性的方式讲述上上个世纪发生的南北战争给南方所造成的巨大的人命和财产损失。美国人那种奇特的战争观和历史观不仅给林先生,给笔者,想必给任何一个中国读者的脑海都会留下难以消磨的印记。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疆界分明。南北战争中,北方代表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制度,所以是正义的;南方代表了农业奴隶主义的反自由的经济制度,所以是非正义的。正邪不两立,敌我不并存。南方脱离主义势力既然已被北方彻底击败,怎么还在历史纪念馆里一再复活?这不是煽动叛乱吗?用中国人的话说,那就是活得腻歪了。更令人惊异的是,胜利的联邦政府竟然能容忍这种鸣冤叫屈的声音跨世纪的存在。如果在中国,那座纪念馆根本就不可能建立,即使建立了门户也不可能开放,门户开放了解说员也只能按“钦定”的话语范式照本宣科。宽容博爱,悲天悯人的美国精神的伟大之处在中国恰恰成为罪恶。
国共党争及战争中,中共成了胜利者。失败后未离开大陆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除了极少数上层人物被中共统战之外,尽悉被扫入所谓的历史的垃圾堆,任人欺凌宰割而噤若寒蝉。他们在历次运动中的幸存者哪敢乱说乱动,何谈发表异见;中共“反右”,在文盲遍地的中国迫害了55万知识精英,虽已过去近50年,那些幸存的右派们已风烛残年,也不准集会活动:“文革”据官方解释也已过去30年。千呼万唤的“文革博物馆”至今也未提上议事日程。追忆反思文革成为中国政治上门禁森严的禁区;“6.4”惨案过去也快17年了,中国“6.4”后一代人齐刷刷的即将步入成年的行列,可他们整体上对那条淌满中国青年献血的天街还以游客的心态对待。他们不知不为过,是丧失了政治良知的中国中小学教师们与中共的宣传及教育行政部门合谋剥夺我们民族下一代对这一旷世血案的记忆的。
邓小平所谓“对历史事件宜粗不宜细”、所谓“团结一致向前看”,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其执政安全的最深重的忧虑。中共深恐对历史事件的追忆会带来“拔出萝卜带起泥”的危险局面。因为断送中华国脉民命的灾连祸接的这一系列事件直接责任者都是中共自身,没有这种记忆自然也就不会有谁注意责任承担者的责任了。专治极权主义体制也就可以蒙混过关,苟延下去了。
当然,中共在蓄意淡化或扼杀人民的正面的记忆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又强化人民那种负面的记忆──即对无产阶级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政)恐惧的记忆。然而在人民心灵中,这两种逻辑上悖反的记忆在事实上哪能分得那么清呢?
或许有人会认为,关于历史记忆的言论自由应该符合官方或社会大多数的盖棺论定的结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言论自由和言论正确本身就不是同一概念;言论是否正确与否,也不能被钦定或官定。即使是关涉某些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也允许人们再认知,再反思;只要言论不可能直接引致骚乱或暴乱的局面(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在所不问),或减损侮辱他人的人格尊严,人们尽管可以充分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美国成文法典对言论自由的宽泛设限完全可以拿来就用。人类历史业已证明,凡是哪个政府强制人民言论自由符合所谓的政治正确性,那必定是一个专制极权(或威权)的政府。
还原历史的真相,复活历史的记忆,是中国人民应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植根于这个民族的灾难史,深刻反思历史的罪与罚,这个民族也才可能如火中的凤凰,达致涅槃。
转自《民主论坛》(
在美国,人们可以喜欢或不喜欢自己的政府,甚至可以公开批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所以,世俗总统或牛仔布什会见几个中国人,绝不等同于在中国人们见到心目中的“毛主席”或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而睁圆眼睛、而欣喜若狂,视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一份殊荣,并由此担心会引起别人对自己嫉妒。其实,这只是中国人的心态。在美国,人们常有见总统的机会,包括成绩优异的中学生们。孩子们不但同总统见面,也同总统一起合影,并将此视为一生珍贵的记忆。在美国人心目中,总统既是社会公仆,也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权力为民众所授予,民众随时也可以把它收回去。没有哪位美国总统会被人视为“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一人发红发亮,却使千百万人生命的太阳终生发黑。也没有哪个总统,享有令迷狂的少女投入自己怀抱的尊荣和特权,并使她们竟会一个个因此“幸福得发抖”;更不会有哪位民主国家的元首像专制国家一样,会拥有“满床光屁股”,稍不如意,就一脚蹬下床去。民主国家的总统受制于民间社会、出入于平民之中,本身就是社会群体中普通的一员,而不是高踞于亿万人之上让万民仰视的孤家寡人。
余杰们与布什总统的会晤,就是一个美国人见到了几个中国人,在总统私人会客室,彼此会面一小时,说些切题的话,也难免说些废话,却没有中国人所附加的那么多的阴暗的世俗猜忌,因为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光明磊落地进行。所不同的,只是其中一个碧眼金发,另外几个为黑头发黑眼睛和黄皮肤。可能还应该说,年长的布什更具有美国人的单纯,其中中国的年青人反而更多了点什么中国人特有的心思,比布什想的更多、也更招人眼目或引人非议。
从更深的层次上看,人与人都是血肉之躯,布什与余杰们本无轻重之别;而这个出现在白宫的场境也稍纵即逝,只是瞬间人生的虚妄幻象。一个性灵上拥有自我超越、自我提升力量者,会看到宇宙生命在另一种时空中的存在,而不仅在精神上浮沉于红尘、驻足于社会人生的功利的层面。人来到世上的意义是如何学会并拥有真爱;一个爱自己的人同时也会爱他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或漫长的生命之旅中,我们可能与不同的人结伴而行,却不会也不该把同伴或朋友中途舍弃和推开。然而,在余杰们会见布什之前,基督徒的余杰们却以上帝的名义排斥了非基督徒的同行者郭飞熊,拒绝他同他们一起共同走向白宫、参与同美国总统的会见。获悉此事时,我正在德国柏林参加2006年“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听说这件事的人,无不感到义愤!我不知道这些“有信仰”者怎么了?信仰理应使人与人彼’此更贴近,而不是让人与人之间互相隔绝。基督徒是博爱者,理应体现世界的公义与宽容。人活着,应该活得有道义、有必要的担当,能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承担责任;并且不忘时刻警示自已,在世时,你对同类和这个世界投以了多少爱心和关怀?余杰们还年青,横越太平洋仰视西方的上帝的同时,却远离了“神”和生命的内心之“光”。
多年前曾经同摩罗一起出现的余杰
在国内时,我没有见过余杰,他的书我是在美国才读到,是他托日本的燕子带来的,我当时读后很感动。今天当我以锋利的笔触触及另一个余杰或余杰的另一面时,笔头竟是滞涩的,发觉自己心中竟难免不忍,眼眶中有泪水,但此文我却不能不写,为的是给更年轻的一代以直率的观点表达提供参照。余杰是同摩罗一起同时出现的,是中国自由文化的两颗新的星辰。我以为,较之摩罗的沉稳,余杰显得尖锐,这也决定了他日后的精神走向,直到他走进白宫。回过头来,我想应该说,他与布什的会见,是他年青生命中闪光的一页。而他多年前留给我的记忆,却使我至今不忘。我在写有关摩罗的文章时,也曾想写余杰,但我总感觉他还在过程之中,还须时间沉淀,总觉得他还尚欠缺些什么。当时,我曾在余杰的多本书的书页上分别写下了如下不同的文字:
余杰的书含有青春的纯金,又映出未经污染的心灵的透明。他出生在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气质中却没有那里的气候的郁闷和人性中的某种刁钻刻薄的阴影,而是给人一种山岳空气的清纯感。这是一位少年英俊的青年作家,他身上体现出四川历史文化中最好的素质,使人喜欢,也使人亲近。从骨相学角度看,其文中也可以见出其貌,或其貌中也可以见出其人。他是一个人秀文秀或内秀外秀的人,用两个字可以加以概括他的人品和文品:清秀。
余杰因为言行中体现出青年知识份子中少见的独立品质而为官方所不容,至今无工作。这是由来已久的专制恶习。虽然如此,但仅仅从余杰的遭遇也足以见出,这个体制至今没有丝毫改变,它迫害的总是、仍然是这个民族中最优秀的人!当前余杰就是一个!
余杰的“精神的挣扎”一文写得极好,他虽然写的是俄罗斯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但却能见出他的思想感悟的独特和新颖。我很喜欢别尔嘉耶夫,不仅是在于我同他的思想上的共鸣;更在于我和他的命运的相似……
终生怀念俄罗斯却客死异乡。
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精神挣扎。哲学应走出书斋和书本。其所有的观点都与我吻合,而更主要的是反对以“革命”或“集体”的名义对个人精神自由的劫持!一个反对“革命”的和“反动”的终生反对派。其精神挣扎是生命本真状志。他的思想因孤独而独具价值。这位“俄罗斯老人”是“俄罗斯思想”的精神之源……
是基督教实用主义还是精神真信仰
基督教对余杰是现实的使用价值还是真正的心灵信仰,我以为对余杰来说似乎更偏重于前者。真的,我更愿意相信余杰年青而至诚的妻子刘敏对基督一份真信、一份心灵的寄托。也许,信教问题对余杰只是一个想立足于“灰色地带”的问题,以藉此争取精神表达的自由空间。或者余杰只需要“用”基督而非偏重“信”基督。大“用”就是主张以基督教人文精神改变中国并开拓中国未来前景;小“用”就是投西方之所好并由此巧妙铺设通向白宫的秘径。他把此次美国之行视为中美两国之间的“破冰之约”,有“代表中国”出访的自我期许,超出了一个普通基督徒的身份,也失去了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谦卑。但这种期望或信心也无可非议,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但对于余杰们来说,却更多的应该想到这次机会绝非偶然,它绝不是谁能以一己之力终破中美关系的坚冰,而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人为人权而持续不懈抗争的结果。促成这一结果的是中国民间民主力量的多重合力,其中有被余杰们非议的长期遭受残酷迫害和打压的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坚守者、近年来中国大陆维权运动的参与者和包括法轮功在内的信仰者群体。当这个机会落在年青一代的身上的时候,余杰们却撑不起台面,让人们很失望!余杰们在面对美国政府和总统的前后人们关注着,看他们会说些什么?结果人们看到的却是,与布什会见前余杰们措词巧妙地排挤同伴;而当他们与布什面对面地会晤时,余杰们“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向西方也许同时也包括向中国大陆表示,他们相异于民运人士并与之划清界线,因为那些人是“无信仰者”。在中国为自由和人权而进行有效的抗争的只有像余杰们这样的基督徒,也许还应该说像他们这样的“独立”于民运和法轮功却不独立于极权体制的“独立作家”。余杰们把“家庭教会”同整个中国民主人权运动孤立起来,同时也把自己同所有反极权体制的和平抗争者拉开了距离、自我孤立起来。中国人权运动仅仅是遭受迫害的“家庭教会”和基督教信仰者的问题吗?难道在专制社会的条件下,中国民运和法轮功信仰者群体不正是中国两大维护公民政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维权群体吗?!
对于余杰来说,中国真是太自由了、甚至比美国更自由。有谁能像你这样幸运,在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社会,可以一本一本地出书;在别人因言论自由而被判刑坐牢的时候,可以自由自在地出入海关、满世界飞来飞去?可以在海内外表达“异议”却不受到“法律”指控,并且每次出国身后的门都不会关上并留有退路。人们绝不会无端指你余杰有什么特殊背景、受什么特殊操控,相信余杰仍然还是同一个“少年英俊”的余杰,但会怀疑你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岁月的沉淀“成熟”了,而失去了什么或学会了什么,诸如“默契”什么的,自觉和不自觉地不超越底线、维护的却是体制性的利益?!你的姿态和言行的出发点绝不仅仅是一个有别于民运和法轮功的基督教信仰问题,你所自觉和不自觉扮演的角色,正像《中国时报》一位记者亲自对我说的,余杰们自觉同共产党严酷打击的民运和法轮功分清界线和保持距离、难道仅仅是限于个人立场和信仰吗,是否共产党也有意放他们一码呢?!
不管你有意还是无意,余杰,人们希望你仍然尖锐、始终“少年英俊”,切不可成为极权主义制度的人文摆设、而起到共产党现阶段的一只“新型政治花瓶”的作用!
不应相互排斥而应多元兼容
维权活动也好、民运或人权运动也好,各有不同运作方式;民运、法轮功、维权和基督教信仰者不应相互排斥。宗教信仰多元兼容,基督教不是唯一的信仰、更不是推进中国社会变革的民主、人权运动中至始至终的唯一的主导力量。
在一个极权社会中,自由高于一切宗教信仰!也就是说,首先要强调的是生命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就是专制社会中人们最大的信仰和最高的信仰!绝不能仅持基督教立场,指选择不同的人生信仰者为“无信仰”。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也不妨可以这样说,信仰也只是人类理念的强加,无信仰正是最大的信仰!但在人类社会群体中,不宜在人与人之间推崇虚无人生观,而由此引发社会道德的普遍沉沦和人类精神的总体崩溃!所以,相对于无信仰来说,信仰是必要的,它使我们同终极黑暗拉开距离和逃离存在之绝望!
在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之外,我以为还有超越各种宗教及其各别的教义、仪式制约之外的更浩瀚的精神追求,我把它称之为“生命宇宙宗教”!中国人可以信基督教,美国人可以信禅宗和瑜珈。人们的信仰各自相异,却不意味着谁高于谁。在纯粹精神层面上,我更认同东方佛教经典中所包含的智慧及其对宇宙人生的深邃透视和包孕,虽然我对东西方宗教人文精神持兼容态度。但不管怎样说、也不管你持何宗教信仰,在人权问题上,绝不可荒诞到把受到迫害的中国家庭教会问题等同于整个中国的人权问题,认为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关注的只是中国局部的人权现状、只是中国地下家庭教会中基督徒的人权,而不是中国专制社会持续恶劣的人权现状、中国人从政治诉求、言论自由、宗教信仰和公民基本权利等诸多方面受到侵犯和践踏的全部现实!在这里,如果我们只强调局部问题,那只是指一个社会的不完善和尚存在着某种缺憾,可以说无涉社会总体的本质;而中国的人权问题是制度性问题,这个问题从共产党执政起就一直存在,它是个总体性问题,它所触及的是社会体制本身的性质!
世界是多元的,信仰也是多元的,绝没有一种居高临下、俯瞰一切的唯一的信仰。东方人可以信仰基督教或兼容基督教,但我们反对任何信仰意味上的“精神俯伏”或精神殖民,像我们昔日膜拜“毛泽东思想”和仰视“共产主义基督教”一样!任何宗教既是一种人生信仰,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它永远处于流变之中。没有任何一种信仰具有终极性,终极就意味着静止或死亡;鲜活的“信仰”永远是运动和生命。一个俯首匍匐的人因为把“人”富于生命尊严的头颅垂得太低,他很可能就看不见别的信仰,也不能兼容别的精神选择。这样的人绝不会懂得,在“人”的大信仰中,有“神”的位置,也有“人”的位置,两者绝非对立或截然分开。所以,“每个人都是佛陀”!“每个人都是基督”!所以,一个普通人与一位世俗总统面对面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个平民,也是一个常人。人都有对不同信仰追求的自由,却没有任何一种信仰绝对完美。可以说,完美只是我们的理念的强加,或者说它只是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而这种选择和价值判断却无关乎是与非。我们每个人都有追求完美信仰的趋向和可能,而任何一种信仰对我们每个人都同样不完美。
这里,我只是本着一颗平常心,把我的意见说出来、供余杰们作为一种参照,如何取舍却由他们自行抉择,也就是说,不强行要求他们接受。但切不可轻率地对别人妄加判断,如指中国民主运动“无信仰”;指民主墙运动的性质属“幕僚模式”,这样说轻则不负责任,重则属蓄意歪曲,不小心则同共产党异曲同工,使本质上处于受害、弱势却不甘“顺从”者受到伤害!极权社会过去和今天对这些人从来是没有公正可言的,而这些人追求的正是社会公正、公道和公义。他们不是特权利益的分享者或沾边者,却是什么都丧失了的“赤贫”的绝大多数!
余杰们此次白宫之行是一次机会。我以为,如果他们在面对美国政府时不仅提出中国家庭教会问题,并且敢闯“民运”和“法轮功”两大禁区,提出这些人的人权问题、包括无奈流亡者回国的权利,那么,举世就会见到他们的心灵是水晶塑成的,不为权势和世俗利害得失所支配、所污染。那么,他们就成了另一个高智晟、另一个敢于“大声喝破”的王文怡,他们就有真精神、人格因此而高贵。他们的脸上就不会有隐形的蜘蛛网、形象就会因此而鲜明而不是混沌,就会像高智晟、王文怡一样受人尊敬、得到更多的人、包括沉默却心知肚明的人的深心认同。在那样的时刻,有如试金石,一个人怕不怕共产党、敢不敢破共产党的天条,立即就见分晓。同样是那样的时刻,对于大智大勇者,一个瞬间就能完成一个历史事件。一个瞬间自觉的道义担当足以爆发巨大的精神能量,而这样的能量长久不会消失,可超过一个人一生鸡零狗碎算计汇聚的总和。但他们失去了这次机会,人们对这次“白宫事件”的评估更偏重地认为是一种损失、一次负面效应。余杰们应总结这次教训,大气一些,不要无容人之心却不乏鸡肠狗肚。一个容不下人的人也容不下世界,一个人是什么视野和胸襟绝不决定于自我感觉良好,那么多眼睛盯着你,任何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别人都心中有数。不要固执己见,长此以往,有可能会导致日后人生全程的扭曲和真正“独立”于专制者的精神形象的崩溃!
从白宫事件,我以为可见出余杰们的宗教信仰是非精神的;他们的人权观念也是偏重于实用功利价值而非对人权理念所具有的普世价值本身的精神认同,所以必然难逃狭隘和偏颇。他们所关心的似乎只是某一社会信仰者的群体,或许这种“关心”也只是一种表象,其深层意欲也许并不排除试图经由这一“关心”如何将某一群体的局部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即利用这次与美国总统会晤的机会凸显个人的形象和强化个人的国际影响。既见容于中国大陆,也得宠于西方。在这个意义上余杰们已经不是个单纯的基督徒,而是多了一份世俗功利的谋算和心机。同时,在聚光灯之外的黑暗中,我所看见的是更多至今蹲在监狱中哑口无言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基督徒、是否因宗教活动受害者,他们都渴望从余杰们的声音中感受到自己的心声!
独立作家和笔会应“独立”于官方
中国的平民百姓都很清楚,什么可以碰、什么碰不得。饭碗和酒瓶里有了、再加上性压抑放松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去触及“党”,自已将自己逼上绝路。监狱里早已人满为患,关押在那里的不少人都是政治上“越界”的“反体制”的人。余杰们就是这样的老百姓。中国的知识份子对自己的言行都有自我约束,他们总是宣称自己“不搞政治”或凡事遵循“非政治化”原则,这几乎成为许多知识份子的口头禅、成为许多人认同并相互推销的行为准则,余杰们就是这样一类的知识菁英。
余杰们所在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在向国际笔会发出呼吁、向包括美国民主基金会等在内的西方世界申请资金时,为余杰们所不认同并“划清界线”的民运人士如王炳章、杨建利、张林、郑贻春等几十个人,全都可以划为受到迫害的“异议作家”。而有民运背景的人申请加入独立笔会时,却受到多方阻挠,这类情况不是“个别现象”,而成为余杰们掌控笔会的“基本原则”。这个问题已经有人公开提出过。独立笔会非官方“作家协会”,它是民间性质的组织,非准官方组织、更非利益小集团,一切由余杰们或与其心性相投者操控,是否操控者背后直接、间接还有更大的操控?而这个幕后的隐而不显的操控者是谁?此人是否同官方早已达成不可告人的某种默契?!相信不等共产党档案解密的一天,人们就会见出其“庐山真面目”!
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要将有“民运背景”者拒之于笔会门外?仅贵州地区就有十余人曾向我提出请我向独立笔会转达他们希望加入笔会的要求,但此事杳无音信,据说笔会某些人原则上不赞成,理由是会给国内的人带来危险。究竟是会给国内一般会员带来危险,还是会因此危及“独立作家”新贵们在国内外同时享有的利益和特权?!贵州地区的这十余人中有的人写有数十万字的无从发表的文稿,如陈西;有民主墙时期就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者,如芦勇祥;有原“启蒙社”成员、极早从事地下文学创作却至今湮灭无闻者,如方家华、莫建刚等人。值得提到的还有曾宁、李任科、廖双元、黄燕明等人和新近入狱的李元龙,后者作为一个记者,无论是网络写作和个人奉献,都有资格加入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我现在公开面对全世界,为这些维护言论自由者再次向独立笔会提出入会要求,并请公开给予答覆。在一个平面书写和网络写作并行的时代,他们的写作实绩是否比已加入独立笔会的人更差?谁也无从主观断定。但我了解这些人,他们不仅长期坚持自由写作,也长期坚持为人权而抗争,其中一些人并拥有和积累了大量文字成果。他们最可贵的精神品质正在于对自由写作的坚守、对人权的执著追求和维护,而有别于那种变色龙似的、投机钻营的所谓“独立”作家!
独立作家笔会既是个作家组织,应以作家为主、以文学为主而兼容其他。这个以民间为主体的自由作家组织,它的率先倡导者是民主墙末期的民间诗人黄贝岭,但它从一开始就带有体制内改良主义色彩,其非官方的、民间的、自由的精神被边沿化、淡漠化。它的第一任主席或会长是原官方“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我对他个人表示尊重,但我以为刘宾雁老人的思想和精神局限有目共睹,其社会信仰也是守旧的。虽然在信仰上有他个人选择的自由,但他所崇尚的是共产主义,而这一体制是人类的灾难,它的罪恶等同和超过了纳粹主义,这已经为前苏联和中国的现代历史所证明。正因为这样,我无法认同一个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的人在一个新的时代、在我们的精神信仰和创造活动中成为一种表率!就个人的角度,我可以容纳他,但无法推崇他。他的精神生命及其创造成果,远不具有普世价值。这是个有德行的好人,却不是精神拓荒者。“独立笔会”的主体应由非官方的自由写作者群体构成,它绝非流亡在西方者以原体制内作家为主体的准官方文学组织?!
独立笔会的出访、参与国际笔会活动及自由写作奖评选等项目,其人选决定显然都有失客观的标准和依据。如它的“自由写作奖”的评选,理应以长期坚守自由写作并具有丰硕成果为条件,但却授予了在体制内享有写作自由和正常出版机会的人,而不是“在艰难情境下从事自由写作”并具有成就的人。作品在国内能公开出版并在官方文化界担任职务,根本不需要一个在国内受压、在海外流亡的体制外的民间组织对其精神成果给予肯定和认同,我们要帮助和支持的是在政治高压下蒙受迫害、失去言论自由却拥有真正的创作成果的人,这就是公义!然而,标榜“独立”于官方的作家组织却以“艺术性差”拒绝了杨春光这样敢言并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诗人,我不知道评审者自己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普世公认的“艺术”水平,而敢于“枪杀”充满自由精神的专制叛逆者杨春光?!我怀疑这样的人自己正是一个远离“诗”的人,也远不具备良心和诗化艺术气质!在这个问题上,独立笔会的“余杰”们,表现出向官方、准官方文人、学者示好的趋向。他们习惯于以官方好恶作为评价人和作品的标准和尺度,而这正是为他们无法摆脱的一以贯之的“体制性思维”方式所决定!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历史转折的伟大时刻,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不应掉过脸去、不应自我孤立、不应看人脸色行事、夹缝中求存。这样的时刻应有博大的胸襟,接纳和团结更多的人,结成广泛的联合阵线,为推进中国和亚洲的民主化进程,肩负起一份历史使命。而当前笔会的种种现状,却是有违其倡导的“独立”精神,也缺少一份人文的本色,更无推动区别于“党文化”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自觉和热忱。有些事,也许你自己不做,别人就会去做。一个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不是在东西方徒有虚名,人家要看的是这个“名字”所包含的内容和这个“内容”究竟是什么?!我之所以坦然地指出笔会的问题、向笔会尖锐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目的是在于促进笔会的实质性变化,能为海内外更多的人所认同。
基督徒作家余杰们在独立笔会担任领导,却向我们以上帝的名义宣称:“我们要顺从有权柄的人”。“顺从”和“独立”能并存吗?是否我们也要“顺从”世俗权柄、暴力乃至暴君呢?!是否我们要以“独立作家”的名义顺从“极权体制”呢?!在专制社会中,高踞万众之上、握有权杖的人,是谁选出了他们,是谁赋予了他们支配和主宰别人的权力?他们是天使、是上帝,还是魔鬼、是撒旦?!
余杰们向牛仔布什要求在中国消灭共产主义,本质上这是个伪命题。1978年以来,共产党自己就将“共产主义”自行消解了,当前中国是个“四不像”的社会。它的主体特征却毫不含糊,那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和一党专制独裁,为什么不能针对性地点中共产党的死穴、向邪恶挑战,向布什发出“消灭”的呐喊?!
民主墙运动是“幕僚模式”吗
余杰们同我们是两代人,却断言当年的“民主墙运动”的性质为“幕僚模式”。
你们不是当事者,民主墙的历史至今被人为遮盖和封杀,官方没有留下任何真实的记录,当事人的回忆也无从在国内发表,你们作出的结论根据何在?!民主墙的发生来自民间,它的最早的第一个社团是“启蒙社”;它的第一份民刊叫《启蒙》。它的主要成员是受到阶级歧视的贱民,是出身所谓“官僚地主”的“有原罪”和“不准出生”的人。它在天安门广场公开贴出两条大标语,旗帜鲜明地率先批判毛泽东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它公开发表“致卡特总统”一信,向西方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由此开始了中美人权外交;它早在“朦胧诗”之前拉开了中国现代新诗的历史序幕。它提出衔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断层,其主旨和追求是呼唤东方的百科全书运动、自由精神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启蒙运动,追求个体生命自由,弘扬“知识就是权力”。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出版的“中国大陆民刊汇编”系列有据可查,这就是民主墙运动的最早的也是最主要的基本特征,它同“幕僚模式”有何相关?!
民主墙时代,仅“启蒙社”就曾收到过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千多封来信,这就是它的真正的民间和群众基础。整个民主墙时期,全球曾为此发出过二十二万条电讯,称这场运动为“非毛化运动”、“揭开了东方文艺复兴的历史序幕”。先后在这场运动中出现者,有公开发表《世界人权宣言》的“中国人权同盟”以及“探索”、“今天”、“北京之春”、“四五论坛”、“沃土”等。民刊浪潮波及全国,如上海“振兴社”的民刊“民主之声”和山东的“海浪花”等。这一代人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各社团和民刊的主要成员都先后长期失去自由,他们的出身、经历、思想性质和社会地位一般无涉于“幕僚”阶层。这场运动最初出于利用也得到过邓小平的支持,但最后也同样是由他下令镇压。当时体制内的最先公开支持者是严家齐。另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人是陈泱潮,他来自底层,曾一度下大狱而默默无闻,值到二十一世纪逃出中国大陆,才为外界所知晓。我是数十年后才在此次柏林大会上首次见到他,此人白发苍苍却声如洪钟,并且从昔日的无神论者变成有神论者,成了一名对这个世界真正满怀悲悯和博爱之情的基督徒,从而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和尊敬!陈泱潮对那个时代作出过一大奉献,那就是为同时代人留下了他的一部政治学杰作:《特权论》。
民主墙运动以诗的火炬点燃,它与政客式的“幕僚”性质截然有别,它的主体精神就是反抗今天世界上最后一个邪恶轴心中国共产专制!过去如此,今天也如此。
年青一代的朋友余杰们如果关注历史,理应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历史一份客观和公正的叙述。
最后,我要说的是,在极权主义毫无变化的情况下,生命的自由高于任何宗教理念和信仰!
对一个罪恶体制肆无忌惮地践踏公民自由权利的一切反抗,就是今天中国的维权!中国民主运动和法轮功信仰者两大群体的存在,就是这个时代最本质和最大意义上的维权!
我以为,这也是此次在柏林召开的“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的主旨,同时也是这次大会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由更年青的一代成功主持召开并获得全球性普遍认同和支持的基础和前提!
余杰们宣称同美国总统的会见对他们而言是“做了一天美国人”;但我却相信所有被迫无奈流亡海外者每一天都是无时不眷恋故国家园的中国人。
2006年5月31日“六四”十七周年前夕于美国匹兹堡
《自由圣火》首发(
阳小青姊姊阳春艳周四对本台粤语组表示,目前仍被关押在隆回县看守所的阳小青,在个多月前睾丸出现红肿,当时以为只是睾丸发炎,最近,医生发现睾丸内有如手指头般大的硬块,怀疑是肿瘤,由于隆回县的医院规模小,设备有限,医生至今未能确实是否肿瘤,又是否恶性。
阳春艳说,从阳小青不适至今,曾到过医院检查及治疗过四次,但并无太大的进展,他们担心如果未能及时给与适当的治疗,会令病情恶化,因此她于周四向医生要求,写一封建议信,把阳小青转送长沙市的医院诊治,医生表示要与院长商量后才可决定。
阳春艳表示,每次治疗后,看守所的人员都会通知家人到医院付款,治疗费已花去他们几千元。不过,他们亦可趁这个机会与阳小青见面。她说,阳小青于周一到医院复诊时,向她表示过对裁决的结果感到忧虑。
而居于长沙的阳小青妻子龚杰表示,由于家人怕她担心,她于周四下午与阳春艳通电话时,才获悉阳小青可能有肿瘤的消息,她十分忧虑丈夫的健康情况,亦担心他在看守所得不到适当的治疗。她又说,忧虑若返回隆回县,会遭当局设计陷害。
36岁的阳小青曾发表多篇有关隆回县官员腐败黑幕的报导,他在今年1月22日被隆回县公安当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拘留。案件于5月16日在隆回县法院审结。
此外,因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而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山东省异见人士李建平,及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的案件,分别于4月10日及5月11日审结,但法院至今仍未作出裁决。
在今天的中国,绝大多数无权无势的人生活在绝望之中,在这样的心理及精神状态中,人们有时会什么都不信,就像他们有时会什么都相信一样。我完全能想像到,那些寄信给我的苦难的同胞们常年所经历的绝望的煎熬。他们清楚,将控诉材料寄给我这样一个草民是毫无希望的,这就像他们同样坚信把这样的材料寄给大权在握的尊敬的“胡主席们”也不会有一丝希望一样。
黑龙江省佳木斯的受害儿童李艳梅,13岁时被他的亲姑姑、姑父拐卖到河南后,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遭到了令人发指的虐待、摧残。期间,这个才13岁的不幸女孩,遭到身为村党支部书记买主一家的强奸、轮奸,后被致残。其父李文胜写给“敬爱的胡主席、温家宝总理”的信中写到:“敬爱的胡主席温家宝总理您们好:我叫李文胜,男,1951年出生,女儿李艳梅,1982年出生,家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62委5组。我的女儿李艳梅,1996年被亲姑父张百清和亲姑姑李金英拐卖长达一年之久,最后发现是被河南省范县高码头乡牛口村牛茂正、牛茂钦、牛弓格、牛洪昌收买,进行非人摧残一年之久。
1996年孩子被佳木斯公安局东风分局解救后,发现已经怀孕三个月,当时我的女儿才14岁啊。但奇怪的是,参与买卖孩子,强奸、轮奸孩子的人公安机关却不闻不问,为此在十几年里,我去了黑龙江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妇联、河南省公安厅、人大、政法委、检察院、妇联,不管到哪里都是相互踢皮球。
我为了给我的女儿讨回公道上访多年,竟然至今没一个人过问,没有一个人来管。中国的法律何在?人权何在?人性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法制的国家,难道讨个公道就这样难吗?使我更不明白的是,很多的主管部门不管不问,进京多次也没有任何说法!拐卖幼女,强奸幼女,天理不容!
因为此事,我的女儿被致残(智力残)。孩子现在又已失踪长达五年之久,我是一路沿街乞讨进京讨公道没有人管,女儿被拐卖的一年里还给父亲写信,然而当孩子被救回来的时候却变成了呆傻痴人,在这短暂的一年时间里的特大变化,不能不使人怀疑他们是有意使孩子致残!而且河南轮奸犯一家就是村党支部书记一家!高律师,谁来维护儿童的合法权益,所以我恳请中央领导能够依法追究犯人的刑事责任”。
受害儿童李艳梅的巨大不幸令人痛心。原本应是快乐的童年,被自己丧尽天良的姑姑拐卖后的一年时间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一悲惨境遇摧毁了孩子的整个人生当中的所有的希望及所有的美好。因为这一年里恶梦般的日子结束后,这家人的痛苦才刚刚开始。失踪前聪明健康的一个孩子,一年后,孩子严重痴呆,丧失了记忆力,孩子的父母为了要求官老爷们惩办罪犯,长期奔走在从地方到中央的各大高大衙门之间,期间一直是靠沿街乞讨来度日,五年前,那个不幸的孩子再次失踪,让这个本已身涉苦难深渊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李文胜的来信中还附了一份他在河南郑州告状期间的,被逼走投无路情况下的求助文字。求助文字中写道:“本人李文胜,老家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女儿1982年生,李艳梅,95年被拐卖到河南省抚阳市范县备受摧残。现受虐待致残,为讨公道,我千里乞讨来郑,奔波呼唤寻找正义,现沦落郑州,盘缠用尽,衣食无着,且盼善良之人慷慨救度,本人不甚感激,我愿将我的眼角膜、肾脏捐献给帮助的人”。
老李这段文字写的让人看得异常的辛酸。原本是一个犯罪事实非常清楚,实施拐卖及强奸犯罪的嫌疑人都是有名有姓且有固定居址。按中共自己的《刑法》第236条第二款、第三款及《刑法》240条之“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有关规定,这都是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且强奸幼女、二人以上轮奸及造成被拐卖儿童重伤的情形等,都是《刑法》规定的结果加重罪,最低量刑在十年以上。而这样的犯罪都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自诉及受害人告诉才能处理的犯罪。无论受害人是否告发,即便是受害人阻挠追诉,公、检、法三机关都必须履行他们法定的对犯罪的追诉职责,但李文胜孩子的案件中,我们看到的是完全被颠倒过来的情形。为了让国家机关的那一群老爷们履行他们本当履行的法定职责,李文胜为此奔走了十一年时间,无休止地穿梭于黑龙江、河南、河南的公、检、法,妇联、人大、党委、政府及中共最高的司法机关国务院、全国人大。也多次写求助信予那些“敬爱的胡主席们”,和“温总理们”。所有他遇到的和写信求助者都是一路货色,都是一丘之貉。十一年过去了,犯罪者仍然继续逍遥法外,享受着他们各自平静的生活,而因他们的犯罪行为而堕入苦难的痛苦深渊的是受害人一家,这是在任何文明社会里最为荒诞的现状,但这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常态。
对众多的普通公民而言,他们对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的判断不是靠理论上的复杂连结及动听的说词来完成,甚至许多人会连合法性都不去考虑它,人们只是看政府在做些什么,来认识它存在的合理与否。一个政权存在的正当性及合理性,首先应成为这个政权的每个组成人员心目中最坚定的认识意志,同时,也是政府组成人员对自己所服务的政权的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政权的组成人员本身即把自己所服务的政权存在的正当性,亦或是合理性视若敝履,你们还有何资格无赖般强迫人民来承认你们的合法性呢?
李文胜十一年的悲惨经历中,我们看到的是,是人民哭天喊地地逼着统治者承认自己的合法性,逼着统治者去维护统治赖以存在的基础——法律。但在过去十一年的时间里,所有被李文胜遇到的人员及组织,他们绝一色的以行动加以了坚决的拒绝,从上到下,这种行为的绝对共同之处就是拒绝依法作为,拒绝承认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2006年6月1日 在有特务围堵的日子 于北京家里
去年12月6日,汕尾东洲村民因不满当地政府为修电建厂强行低价征地而进行群体抗议,当局出动军警镇压,至少3位村民被开枪射杀,多人受伤,事后还有数名被抓。可以想像,面对具有武装镇压手段的政府,如果不是生存的权益受到极大的损害,汕尾的村民是不会奋起抗争的。当局如果真如他们宣称的那样面对的是一群无理取闹的暴徒,为何不公开审判?反而要躲躲闪闪,进行封闭式的庭讯?说到底,这是一场极不公正的庭审。被羁押的村民自从05年12月以来被隔绝监禁,不但连亲属也不让见,而且不许他们自己或家属指定代理律师。
无论以任何理由下令射杀普通民众,在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主事者都不可能不承担司法责任。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主政的杀人者无罪,弱势的抗议者却被监禁!这种判决结果再次显示了司法不公、法律沦为执政当局压制人民正当权利的工具。也再次显露地方当局的具体所为和官方标榜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巨大差距。汕尾事件中执政当局先是出动军警射杀维护自身权益的村民,事后又开动政府宣传机器掩盖事实真相,利用恐吓手段阻扰、压制受害者和外界对事件的追查。对此,我们予以强烈谴责。
“维权网”和“公民维权网”呼吁国际和国内各界继续关注受难者家属和受迫害者的现状。为维护司法尊严、保障被告村民的法律咨询权和辩护权,我们要求有关司法机关就此案进行公开庭审,让独立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并允许民间独立人士成立调查委员对事件展开调查。只有加强法制和维护司法独立,通过公民协商参与等办法妥善解决农村强迫征地问题,才能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200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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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维权网》
事发地点是北京朝阳区望京国际商业中心售楼处,周三中午,近200名农民工人走进售楼处欲追讨3个月的工程欠薪时,突然遭十多名男子殴打。
现场几名工人称,他们到这里只是追讨欠薪,根本没与任何人发生冲突,但在中午时,几名保安人员突然把外面的门锁住,然后打开干粉灭火器对着他们喷,接着就从后门冲上来十多个拿棍棒、铁链的平头男子,对着他们就打。工人们说,他们也气不过了,很多人就找到砖头砸门窗,结果那些男子又冲过来打他们。
警方赶来后,冲突才结束,而打人者则不见了,受伤的工人被送往医院,受伤的28名伤者其中两人伤势严重,正在抢救,大部份伤者均为头部或四肢外伤。
报道称,今年2月开发商同韩国JD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将望京国际商业中心16000平米区域出租给JD公司,建造一座名为"槿花时尚城"的韩国城。今年3月,JD公司自行聘用了中建四局一公司的施工队,但中建公司长期拖欠施工队工人的工资,无视农民工们的索要请求。工人表示,自从3月中开工以来就没有收到过工资,迄今雇主已经拖欠了超过100万人民币薪水和400万元建材费。
事发后,开发公司的负责人亦有到场了解,他们认为工人们冲击商业中心的行为是无理的,因为他们只是工程开发商,而承包方为JD公司。对于那十多个打伤人的男人身份,他们表示不清楚。
报道称,记者曾试图与JD公司和中建四局一公司取得联系,但未果。截至晚上九时,上百名工人仍在商业中心门外等待解决问题,警方也在现场戒备。(
我是中国首都北京市宣武区天桥街道的视力残疾人叶国强。现暂住于北京市崇文区永外琉璃井南里25号。因不晓何原,以往三年时光中,曾数十次致信给您们及中共各部门党政领导,终未判到回音。故此,我只能藉助媒体并上网说明造成弱势民众流利失所无家可归,私有财产遭损坏浩劫。上访求助无门反遭迫害枉法判罪,奇冤入狱至民众水深火热痛不欲生。在您们领导下的宣武区人民政府少数早以丧失党性、灭绝人性、天良腐败官员的真实情况。让您们和世界广大人民认识了解一下中国腐败官员的暴政行径特色的中国是依法治国还是充满血腥暴政野蛮治民;弱势民众何时做过主人。民众是主人还是任腐败官员宰割的绵羊;与中国政府入宪“人权”保障的真实状况,广大弱势民众现实生活的实际地位,诚盼得到中共首脑与世界广大人民的“人权”保障真正表里如一,落实于民。呼吁同情精神与物质的安慰。为民伸冤昭雪,早日过上正常百姓生活。
我原本小康,幸福美满,三世同堂,三家独立户,又共同生活,充满亲情和谐的大家庭,自2003年5月非典肆虐,严重失控危及人民生命之时,以国家举办奥运会打通南中轴路工程需要,经您们领导下的宣武区人民政府,组织了官商,地痞流氓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低素质的强拆,强迁,打砸抢工作人员再既无相商相谈,又无任何安置,采取政权代国法,流氓代政府,弄虚作假,欺诈等卑劣手段,特别是在我们与拆迁方任何手续字未签的前提下,宣武区政府淫威大发,施暴对我叶氏三家原承租的天桥光明里九楼七号和我胞兄所购买翔达公司集体制三间平房,进行了践踏国法,严重侵犯“人权”灭绝人性,党性,毁坏浩劫民财,致伤我风烛残年老父亲,并意达到威胁,恐吓其他民众的野蛮非法强拆。原代表政府的拆迁方,口头承诺,我家因是三个独立户口,所建三处长期住人的自建房,按三处办理,拆一处办一处,每处可得拆迁款11.5万余元,共计30余万元,可供我夫妇,孩子在当时买一处二手房,然而在只办理了一处协议,并领取了11.5万元后,其他二处就强拆了。我夫妇原经政府相关部门为照顾残疾人,解决就业生活批建的二处生活唯一依靠商业用房也被强拆且无补偿,又无任何安排。非人生活的悲剧由此开始,时至今日以三年。何时终止,还我“人权”,还我家被非法强拆时所浩劫的私有财产,赔偿所毁坏的一切。敬希党您依宪依法,依共产党的党性作决定。将国家举办奥运会的各项费用强加摊派在劳苦大众头上,或以此为名大肆搜刮民脂民财,不顾人民生活实际情况和民意,藉机外迁弱势民众,只拆迁不给任何安置,这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宣武区政府所为!假如共产党真是名存实亡,更名刮民党了,或党章党性发生了本质的变更,请声明一下,我从此另择途径,就不必再继续相信,依靠共产党来解决实际生存困难和和非法不公的待遇。
我家被宣武区政府组织的非法野蛮强拆私有财产严重损坏,并浩劫后所剩下被损坏成缺胳膊断腿的生活用品被政府锁放在朝阳区三间房乡的房中。我叶氏兄弟二人万般无奈携妻带子无家可归、露宿街头、又无生活来源,只好靠亲友和良心尚存善良的民众接济。我身体多病,八十多岁的老父母借居外孙子家中,又我退休的姐姐夫妇照顾二老起居。我外甥只好带着爱人孩子背井离乡,另租住它处。我兄弟两家人继续忍受不明身份人对我们生命的威胁,多方逐级走访,信访求助却从未得到任何政府相关部门的法律援助与解困。政府相关部门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因上访向党和政府反映揭露宣武区政府非法行径,不仅没有得到党和政府帮助温情,换来的是遭公安民警野蛮阻拦和打骂。我经历四个多月千心万苦忍饥忍痛上访、求助,热盼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能据实情依党亲民、扶民对外宣传的政策解困于民。在毫无一丝希望后,失去了生存的信心和勇气,欲去找毛主席评理,以死抗争落实入宪“人权”与“残疾人保障法”。唤起官职要员的党性,人类最起码的良知,关心解决人民大众实际困难与冤屈,跳河自尽未果,黄泉拒收冤屈鬼。获救后被法院定寻衅滋事罪,依据的理由是跳金水河给国家丢脸有罪,若跳护城河或在家自杀无罪(入狱坐牢二年)。我兄叶国柱坚信党和政府继续通过漫长的一年多上访、求助,无望无果后依宪法赋予合法公民的权利申请游行,抗议严重侵犯“人权”践踏国法的宣武区政府腐败官员的非法行为,则同被法院枉法、依上级领导旨意判决“寻衅滋事”罪入狱四年。事由宣武区政府的非法强拆而起,我们的住房和唯一生活来源的商业用房被强拆并损坏浩劫了我们私有财产,没有给相应的补偿和安置还粗暴致伤我年迈的老父亲。我们依法逐级上访行为被法院不顾前因后果、歪曲及编造事实迎合上级领导意图,将上访行为定为寻衅滋事。真实无耻、枉法,岂有此理。我兄弟二人在狱中继续惨遭酷刑、虐待,狱警手中的电棍、电椅、镣铐留在我们身上的烙印,推搡嗑掉的门牙就是狱方酷刑的铁证。狱警为了领取薪水生活,受上级旨意惨无人道、无人权的行为并非法剥夺我二人的依法申诉权。当身患重病已危急生命,却不给医治,助纣为虐。也有他们的难言之隐,出于无奈因我兄仍需在监狱服刑就不再多言。但是就法院枉法判我二人“寻衅滋事”罪之事敬请总书记、总理、广大正义的人民群众读者评判,寻衅滋事是我们?还是宣武区政府行为?真正有罪破坏和谐制造事端的是谁?为何有罪者逍遥法外,无罪者反遭枷害,被投入监狱?由此,不难看出在当今的中国腐败官员是何等的枉法、贪婪、肆意妄为,行伤天理屠戮人性、人权道德,欺压弱势百姓且神通广大。纵有深受人民爱戴、崇敬、不惧邪恶、坚持正义,不顾个人和家庭成员生命安危,依法依宪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众合法权益,敢于揭露腐败黑帮势力事实真相,代表着中华民族不屈之魂,如公益维权律师高智晟等都遭到多方面迫害和重创。偶有心存正义、良知、党性的政府官员也惧怕庞大的腐败黑帮势力。坚持党性、坚持原则、情为民所系维护人民大众合法权益早以成为一句不实的空话,邪恶独裁暴政才是今天中国的一大特色。我们强烈要求法院公平、公正、公开依法重新审理我兄弟二人卷宗,澄清事实惩罚真犯,还我清白。胡总书记温总理您们是不会有我们老百姓被逼无奈露宿街头乞讨为生,依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申请游行,因没有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轻生获“寻衅滋事”罪坐牢的经历。也就自然缺乏理解臣民百姓真实生存疾苦与同情帮助我们为民伸冤做主,重树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吧!
宣武区政府组织对我家的非法强拆并浩劫损坏私有财产之事,已过三年。然而我年迈多病的为国家辛劳贡献一辈子未曾享受到原单位一砖一瓦的老父母仍借居外孙子家中,宣武区政府拆迁方依旧没有给任何安置与补偿。我老父母诚盼党和政府早日合情合理公平公正解决拆迁安置问题并一再叮嘱我这无能无势的残疾儿,若是生前没有住进自己的房屋就不要火化,带着他们看看天安门、看看毛主席纪念堂,他们怀念毛主席。待解决拆迁房屋问题,让他们住几天属于自己家的房屋也了确心愿。我侄子叶明君由于其父的房屋同样没有得到补偿或安置。几年来,风餐露宿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已身患高血压等病。目前靠我当叔的本也不多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吃药惨生。我儿叶明华因拆迁所造成无家可归,有无钱继续读书而辍学浪迹社会、四处漂流、饥寒交迫,耽误了学习时光不提,由于营养不良身单矮小体弱,又无文化或一技之长欲寻工作解决实际生存困难没有单位接收聘用。
2005年底带着一身痛病的我被刑满释放回京依旧无吃无住,通过几个月多方上访求助和世界各界人士呼吁声援,年底我和弱智无业之妻、儿子得到政府发放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在忍受冰天雪地和自身疾病露宿倦缩街头巷尾地下通道痛苦煎熬终于判来春暖花开。今年四月下旬,我住进了政府提供的近二十年没有人居住而被失宠遗弃的病猫残狗群宿的廉租房。真的感谢千窗百洞为我带来黄沙扑面的换气扇,恼恨雨水帮倒忙、房中接水撑起伞、还是湿了我的被和床。毕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爱,生活条件有好转。我儿喜笑颜开热泪盈眶高兴的对前来看望我的朋友说:“啊!几年了,四处漂泊流浪我终于有家了,我能和父母团聚了。”不人心让孩子心灵在受创伤的我,强忍心酸的泪水,疾步走出家门,可怜童真的孩子,你可知道这不是咱们的家,咱们不过是房客,人家房主说让你搬,不租你了,咱就得搬。这里很快也将拆迁,为此,整日提心吊胆不安的我,只得能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吧!!!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有个较为安稳由我承租或真正属于我的息身处。
胡书记,温总理,您们能否残疾人的我早日圆我老父母的心愿,解决我父母和我兄叶国柱二家因拆迁至今尚无任何安置问题?关于我个人一家三口生活困难之事,我是现虽有了暂居处,并且有了喝粥充饥的最低生活保障,但实在为无钱看病吃药,病痛缠身忧愁。能否得到您们的特批,给我点免费药吃或帮我解决解决?令我心神不安的住房问题,能否将现租住的廉租房变更成公有租赁给我或另找一处公有制租赁房屋,交给我租赁,这样既给国家和政府减少开支,也可使我有个满意,安宁的家。盼您们的回音。
借网上求助中共胡总书记,温总理之机,我恳求世界善良,仁爱,团体和个人,伸出援助之手,帮我早日了解我年迈父母的心愿,尽到我报答孝敬父母一片诚心。我以我人格信守诺言,我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属于帮助我的团体或个人,决不反悔。
通讯地址:中国北京市崇文区永外琉璃井南里25号
联系电话:010-67234254
中国北京残疾人:叶国强 拜托 叩谢敬呈
2006年5月23日
流亡美国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热比娅在新疆的三个孩子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被释放后,有报导说,她的两个儿子星期四又被中国当局刑事拘留,一个女儿被监视居住。
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将继续敦促中国政府让热比娅的孩子自由活动。国务院还表示,会继续收集有关热比娅孩子的去向以及目前状况的资讯,并且努力跟他们取得直接的联系。星期四在美国国务院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有记者提问,国务院对热比娅的两个儿子被正式逮捕并且毒打的报导有什么评论,国务院代理发言人汤姆.凯西表示,已经注意到有关报导,会进行了解。他说:“我已经看到相关报导,也已经要求国务院的东亚事务部门予以查证。”美国国务院表达关切,也设法直接联系他们。
*维吾尔组织:两个儿子被殴打*
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说,中国政府本周稍早在国际压力下释放了热比娅的三个孩子,但是后来又突然逮捕、毒打热比娅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阿里木、也就是他们所经营的阿克达工贸公司的法人代表,受伤比较严重,目前两人关在什么地方,热比娅自己也不知道。
迪里夏提说:“中国公安在当天以带热比娅的孩子到乌鲁木齐附近南山观光的名义,把三个孩子带到车上,警方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去南山,而在半路停车,把他们拉上后面跟来的警车上,两个儿子当时被殴打并且被正式逮捕,目前关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
*香港《大公报》:热比娅子女蛮横抗法*
香港《大公报》报导,热比娅的三个子女因为蛮横抗法,两个儿子6月1号被当地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女儿被监视居住。
迪里夏提说,中国政府之前曾经警告热比娅的子女不得跟美国国会代表团见面,而中国政府突然在监控第二天后以阿克达工贸公司有经济问题、非法向境外转移20多万美元的罪名正式把他们刑事拘留,这是变相的政治报复。
迪里夏提说:“也就是说,中国已经限制过他们不能以非官方的方式跟境外的任何人接触,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被扣押,而在国际社会的反弹下被释放之后,突然又以经济问题扣押,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对热比娅的子女采取变相的政治报复,而很有可能她的子女会被判重刑。”
中文部记者打电话给新疆乌鲁木齐公安局,不过电话无人接听。
【大纪元6月2日讯】据明慧网消息,黑龙江省大庆市政府于2005年上半年拨发“教育和转化法轮功劳教人员”的专项经费30万元,这项经费直接拨到大庆市劳教所,用于迫害法轮功。
自1999年7.20镇压法轮功以来,大庆市委、市政府中的一些领导追随江泽民大肆迫害法轮功学员,截至目前,已有5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大庆监狱、大庆劳教所、大庆市看守所以及其它区县的看守所、拘留所都是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场所。其中,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软件工程师王斌就是在大庆劳教所被迫害致死,死后被残忍的摘除内脏和大脑,迫害手段极其残忍。(
【大纪元6月2日讯】2006年5月23日上午9点多,汉川610及国保大队等6名不法人员,将汉川新华书店的法轮功学员李阳强行绑架进洗脑班。汉川新华书店的总经理涂汉桥,副经理徐建元配合610迫害本单位职工,并安排本单位职工去洗脑班做陪教,并付给洗脑班3000元费用。
当时四名恶徒将李阳抬上警车时,围观群众问:“为什么抓人?”恶徒回答:“是吸毒人员”,他们不敢对群众说实话,怕他们的违法罪行曝光,不敢对群众说是炼法轮功学员,因为害怕人民群众知道他们的罪行。
参与迫害的单位及个人:
610办公室主任:张华明、严慧华
国安大队对长:刘继祥、蔡秋林、陶安红
地此:汉川市新华书店
总经理:涂汉桥
副经理:徐建元 电话:0712--8286978
这宗港台首例基本人权案,自提出以来已引起国际普遍瞩目,美国国务院于2004年2月的人权报告的香港部份,以及今年3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香港人权的讨论部份,都表示关注此案的发展。在香港高院法官夏正民去年11月裁定港府应提出入境处的监督名单等相关资料后,入境处以程序上的“公共利益豁免”为藉口拒绝交出法院裁定中的为何拒绝台湾4名原告入境以及将台湾原告列入监督名单的重要证据资料,指称这些证据资料非常“机密、敏感”,应受“公共利益”保护云云。
港府主张“公共利益豁免”中引发最大争议的是政务司司长所签发的“公共利益证明书”中所提到的“补充证明书”(Supplementary Certificate),港府代表律师说明这份“补充证明书”只能给法院看,不能给原告律师和原告看,理由是这些文件非常敏感,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原告代表律师在今年2月的庭辩中曾向法院提出严正驳斥,说明如果法官同意不让原告律师看这份文件,却只听取港府单方的证词及证据资料,台湾原告在诉讼上的公平权利将受剥夺。随后,夏正民法官于5月8日裁定,以“法官有专业素养”为由,决定自行审阅这份“机密文件”,并于5月24日以“不公开庭”(in camera)听取港府代表律师的片面解释后,随即在26日作成裁定,认为秘密的“补充证明书”及其相关文件都应受保护,港府得以不向法院及原告提出,原告也不能看那份法官已审阅的机密“补充证明书”。
原告指裁定不公将提上诉
对于夏正民法官此项法院裁定,原告代表律师夏博义(Paul Harris)旋即向高等法院表示不服,要求再开听证,法院同意于6月2日上午再开庭审理。此外,夏正民法官对于港府所主张具有“公共利益豁免”的所有证据资料都同意应受保护的裁定,原告律师表示依台湾原告要求将在6月初听证后一并上诉。夏博义2月份的书面答辩中,曾针对港府主张不让原告看这份“补充证明书”文件,说明这是对原告的明显不公,提醒法院不应接受此种不公平的主张及做法,被告在这个基本人权的司法覆核案中应该协助法院发现真相,而非蒙蔽真相。
对于香港法院5月8日及26日的两项裁定都认同港府对做成拒绝原告入境理由的证据资料有“公共利益豁免”,原告表示非常失望及法律上的不服。
台湾原告之一、纽约州律师朱婉琪表明:“这份‘机密文件’到底说了我们什么,我们和律师对其内容完全不得而知,所以对内容根本没有申辩的权利,在法官片面听取被告律师的说明港府的文件后,就给予公共利益豁免,剥夺了我们在诉讼上的公平权利,我们原告完全无法接受。”
案件涉台港人民基本人权
朱婉琪进一步说:“更重要的是,在法院的两份裁定中,夏正民法官并未说明原告所主张的基本人权以及港府要求公共利益豁免保护之间,他是如何权衡考量下才做成同意港府的决定的。裁定中只是简单的说明,这些文件应受到保护不应公开,这令我们必须再度提醒法院,这是一个众所瞩目的基本人权案,事关台湾人民和香港人民的基本人权能不能受到司法保护的根本问题,更是国际衡量香港人权倒退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案件。港府从头至尾一再规避说明为何拒绝手持合法港签、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4名台湾原告入境的理由,3年多来,更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证据来说明或证明我们有港府所指摘的‘保安理由’及‘国家安全’问题。我们难以想像面对港府提供一些列印出的空白或是未说明拒绝理由的资料,以及部份资料已从电脑上删除的说词,这种种莫衷一是、无法解释为何做成拒绝入境的决定的资料,高等法院要如何审理这个基本人权司法覆核案。我们相信司法界也会有此疑问。”
香港法轮佛学会原告简鸿章说:“港府应该要清醒,什么是真正的‘国家安全及公共利益’?港府要维护的,应该是一国两制下港人的自由、权利及国际形象。把台湾来的好人放在黑名单上,发给港签,又拒绝入境,又说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正当理由,又不敢曝光背后北京当局逼迫港府的真相,这种做法是真正损害港台人民的人权,是以牺牲港台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中共的利益,这绝对是愚蠢、不明智的做法,从任何一方面看港府都站不住理的。我们和台湾原告针对法院这个包庇真相的判决将上诉到底。”
盼法院顶住压力公正审理
朱婉琪表明台湾原告的一致决定:“我们了解香港法院法官所承受的压力,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要的是一个公义公理。我们可以堂堂正正的在司法及公众面前接受检验,但绝不接受港府这种文过饰非的行径,一定要在司法上讨回公道。我们会一直一直的敦促香港法院顶着压力,做出公平公正的审理,更希望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下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待遇和香港人权的自由发展及一国两制的真相。”◇
本人才疏学浅,自不及“专家”之万一,不过,中学知识也还记得一点,也想就此问题做点探讨。
大部分物质在正常条件下燃烧时,其火焰由内至外可分为三个部分:焰心、内焰、外焰,其温度也依次由低到高。而汽油在自然条件下的燃点为摄氏280度,也就是说,汽油燃烧时的焰心部分也已达到和超过了摄氏280度,自然条件下汽油的燃烧通常为不完全燃烧,火焰通常呈红色,并冒墨烟。根据火焰的色相与温度之间的关系我们不难得知,即使是内焰部分,其温度也可达摄氏400度到500度。
那么雪碧瓶是以什么材料制成的呢?
我们常见的雪碧瓶,也是“天安门自焚”伪案主角王进东所用的雪碧瓶,是以一种聚脂塑料制成。其具体名称叫作聚对苯二甲酸乙二脂,英文简称为PET。这是一种热塑性塑料,由于它具备高透明,易拉伸,对二氧化碳、氧气等有良好密闭效果的特点,所以被广泛应用于碳酸类饮料(比如雪碧、可乐等等)的包装上。但是PET塑料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或者叫缺陷,就是不耐高温。作为热塑性塑料,当然遇高温它就会发生塑性变形,遇明火,它还会起火燃烧,并在燃烧时产生“滴落”现象(即燃烧时熔化的液体向下滴落)。用于工业用途的PET塑料制品,其所承受的工作温度上限是摄氏135度,超过此温度就必须使用其它材料。但是,由于加工工艺的不同,单以雪碧瓶、可乐瓶而言,其所能承受的温度远远达不到这一温度,笔者曾做过试验,刚烧开的开水在几秒钟之内即可将一个雪碧瓶烫得面目全非!
很明显,上述“专家”的解释,既不考虑雪碧瓶材质本身特点,又不谈及汽油燃烧时的高温,仅以内焰比外焰温度低就铁口直断雪碧瓶烧不坏,就好像在说:因为铅的熔融温度低于铁,所以铁水会把人烫伤,而铅水淋在人身上,会让人感觉舒适,这岂不让人笑掉大牙?!不信做个最接近于“自焚”现场条件的试验:用两件毛衣裹住两雪碧瓶汽油(王进东自言将两瓶汽油放在身穿的两件毛衣内),再划开瓶身,漏出一半汽油(从电视画面中可看出瓶中还剩约一半汽油),再点火,烧它一分钟,咱们看看是个什么结果!不过,如果
没有良好的防护措施,笔者倒不建议做这样的试验,因为那弄不好会引起一场小小的爆炸。
哪位有兴趣,拿刚开的水烫一烫,或者划根火柴烧一个瓶子看看是个什么结果。其实,过去在战场上,汽油燃烧瓶常被当作反坦克武器使用,如今在中共的天安门广场,汽油竟连一个聚脂塑料瓶也烧不破,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以此乖谬言论为“自焚”伪案辩护的所谓“专家”,既不会是化学专家,也不会是物理学专家,更不可能是高分子材料学专家,充其量也就是个马屁专家、撒谎专家、愚民专家!可悲的是此等愚蠢可笑的胡话,竟因出自一个所谓“专家”之口而被某些人笃信不疑。
其实,“天安门自焚”伪案中,仅一个王进东身上即已漏洞百出。不知诸位看官有无被烫伤的经历,笔者曾不慎被开水烫伤过双脚,当时痛得大喊大叫、又蹦又跳,这实是剧痛突如其来时人的本能的应激反应,但这也不过是百来度的开水,也不过是烫伤了双脚啊,他王某人身上燃起了高达四、五百度的熊熊烈火,他竟然还能以典型的军人姿势安坐于地?他竟然还能扯着被高温气体灼伤的嗓子大呼莫名其妙的口号?如果观看得够仔细,我们还能发现在晃动的特写镜头画面左下方、即王某人右侧偏前方还放置着一个麦克风,天哪,烈火焚身、性命攸关之际,竟早已有人安放好了录音设备进行现场录音?这像不像是在拍电影呢?
探索客观世界发展规律,谋求技术进步以造福人类,原是科学工作者的本份。但自中共窃取政权以来,学者的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严谨态度、扎实作风屡遭打压、被弃如敝履自不待言;打茶围、喝花酒、溜须拍马、吹牛浮夸、技术剽窃、无耻炒作、学术腐败、欺世盗名等等丑恶现象更是愈演愈烈,有甚者专以充当政治流氓之打人恶棍为已任,以学者身份为一次次残酷杀戮涂抹“合理”色彩,以专业名义为一场场信仰迫害套上“科学”光环;用忠良鲜血染红花翎顶戴、用无辜白骨垒高进身之阶竟成一群学界宵小谋取功名的不二
法门,更有一群中共魔鬼理论培养出的丧心病狂的“医务工作者”,用白大褂掩盖其凶残嗜血的蛇蝎心肠,将救死扶伤的手术台变作群体灭绝的杀戮场,把拯救生命的技艺用于摧残善良民众,把成千上万骨肉同胞变成其囊中血腥的钞票。其“专家”名头不可谓不响亮,甚至其“技能”也不可谓不精湛,其暴行又与《西游记》中吃唐僧肉的妖魔鬼怪有何差别!细观今日中国学界追随中共邪灵,重重魅影、累累罪孽又岂是“书罪无穷”、“流恶难尽”之语能道尽?!为之蒙羞的,又何止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
今年4月份,高耀洁医生的丈夫去世,对她有些打击。记者星期一晚打电话到高耀洁医生的家里。在电话交谈中,高耀洁医生的语气听起来还比较乐观----
高耀洁:“我的身体一直不是太好,现在吃药可以维持下去。因为我老头刚死一个多月,原本是我们两个在这住的,现在他走了,是一个大学生在这陪我,来了个记者,我告诉他说,你别采访,你采访了以后因为很难有一个政策,任何媒体记者都不准报导,我说你走不出去啊。结果他一个写了一大篇,今天电话问我健康的可多,说我病重。身体上我确实不太好,并不是重病,还是那个样子,反正八十岁的人了嘛,行动有点不太方便。”
高耀洁医生是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妇科肿瘤专家,曾任河南省七届人大代表。1996年,她开始自费进行爱滋病防治和病人救助工作。她经常到河南爱滋病村走访,向村民发放她自费印制的爱滋病防治知识小册子。2000年以来,接受高耀洁医生资助的爱滋病儿童达100多个。
2001年,高耀洁医生获得“全球卫生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因为受到当地政府的阻挠,高耀洁医生不能到美国亲自领奖,但她还是把获得的2万美元奖金和1万美元赠金全部用来加印《爱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现在,身体虚弱的高耀洁医生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尽管如此,她仍然没有放弃爱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工作。高耀洁医生说----
高耀洁:“我现在还有一万多本书,我现在一直往各个图书馆在发。”
最近几年,高耀洁医生编写的3本有关爱滋病防治的书已经出版,还有两本书正在准备出版。在接受采访时,高耀洁医生对一些爱滋病患者不敢暴露身份的问题表示关注----
高耀洁:“第一个就是卖血、输血感染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而且大多数病人不敢暴露身分,比如山东在26号那一天,有一个电话哭得很厉害,他说那儿很多,大多都是输血染感的。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政府以前都说(爱滋病)是性传播、卖淫传播,这么样一来,病人更不敢说他是爱滋病了,到处逃亡,现在就有几个地方都藏了爱滋病人,不敢暴露身分。”
河南宁陵县爱滋病防治民间组织“康乐家”负责人李喜阁女士曾与高耀洁医生有过接触。李喜阁女士认为,高医生为河南爱滋病问题引起世界关注做出很大贡献----
李喜阁:“我们都非常尊重他老人家,他对于中国血液感染爱滋病这一块,不论是从精神上、从物质上,他付出的太多了,对于爱滋病人他一直呼吁要有药吃,2003年政府已经在河南推动了“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政策,基本上免费的药物已经到位了。”
高耀洁医生因为从事民间爱滋病防治工作,曾持续受到当地政府的干扰。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由中国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等八个部门发出的这个文件,对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提出了八项整治措施。
新华社报导说,这八个措施包括,县以上医院非营利医疗机构销售药品的实际加价率,控制在百分之十五以内;政府将介入部分药品的价格核定;推行市场企业在药品外包装上表明零售价格的制度;对医疗器械价格进行必要的干预;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强化医疗保险对医药费用的制约作用,以及规范医院用药行为和加强监管等。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胡宗义介绍说,中国医疗体系近年的改革,是从以往国家全包的极端,走到了完全市场化的另一个极端。
胡宗义:“七十年代医院限制开药,因为你开多了它不给钱嘛!所以病人需要用药的时候他就不开,这是一个极端,医生要限制你,所以就开最便宜的药,能开少药就不要多开药。
那现在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国家不管了,他就反过来了,现在开大处方,大处方就是本来你不要药我也开给你。”
他认为,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的市场化,是导致中国民众看病难的其中一个原因。
不过,湖北武汉某医院的一位管理人员则表示,实际上医院的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都是按照发改委和卫生部制订的严格标准实施的。
管理人员:“中国医院不是国家管理,它是属于企业化管理嘛!你要是营运不下去你工资都开不出来啊!价格上卫生部控制的很严格的,在诊疗上面每一个小刀多少钱、每一个手术多少钱,它都严格规定的很细腻的,在这些上面你是动不了的。其它环节如果仍然不能遵循市场上的调整,那医院就很难生存。”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士本身也是一名医生,她表示,中国前些年的医疗改革,促使医院实行企业化管理,医院必须从市场上获得利润才能维持运作,因此多开药、开贵药,成为医院盈利的必然作法。
她说,有关部门推出的新措施,并没有解决医院企业化管理的问题,如果政府财政不增加拨款,医院营运费用缺额,最终还是来自病患。她认为,中国的医疗体制必须进行全面的改变,而不是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
管理人员:“现在都是哪一块问题严重,比如说药品方面确实问题太大了,所以它出台这个东西,它要怎么调整势必会在别的方面出问题,它堵了这个放了那个。如果真的要做到让普通老百姓都看得起病,一个是社保健康保险一定要全民化,然后机构上国家再投资。现在怎么样整体化改革好,一直没有拿出整套的改革方案。”
胡宗义则介绍说,美国的社会医疗保障体制比其他西方国家更为市场化,但政府仍需要承担穷人的医疗费用。他认为,中国只有推行全民医疗保险,配合政府增加投入,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星期三这场讨论会的题目是:“互联网会成为自由的媒体吗?”讨论会的第一个话题是互联网的积极作用。讨论会主持人,以沟通媒体和大衆关系为使命的美国新闻博物馆国际展览部负责人本尼特说,互联网开辟了言论表达的新渠道,使一些逃离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的记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将新闻稿传回他们的祖国。
《时代》杂志驻白宫记者库珀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百分之百地封杀互联网。在中国,尽管当局试图封锁境外新闻,广大网民还是可以通过“聊天室”和电子邮件迅速地传播新闻,有时甚至迫使政府做出反应。
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专案协调人迪兹说,一些国家的新闻从业人员利用互联网传播传统媒体所不能传播的新闻,互联网技术解放了人们,但是也给网路活跃人士带来了风险。
保护记者委员会成立的初衷,当然是为了保护传统媒体的记者,但是该组织今后所保护的群体,将不仅包括传统记者、还将包括网路博客、以及利用移动电话采制和传播消息的人们。他说,新生的电子通讯技术改变了“记者”的传统定义,也对新闻传播産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讨论会接着谈到互联网自由在一些国家受压制的问题,其中被谈论的最多的是中国。讨论会主持人本尼特说----
本尼特:“在所有限制网路自由的国家中,中国的名声最坏,效果也最成功。中国公开承认封杀一些互联网网站,对它所不能接受的内容加以过滤。中国钳制互联网自由的技术是那样先进,它不仅能够封杀“大赦国际”等国际组织的网站,还能够成功堵截某些网页。一个人假如违反政府的禁令,就有可能被抓去坐牢。中国因违反政府有关互联网的规定而坐牢的人数在世界首屈一指。”
本尼特表示,美国几个互联网公司对中国做出的让步在舆论界受到批评。
《时代》杂志驻白宫记者库珀说,中国的人权和言论自由等问题将继续为世人所关注----
库珀:“谷歌、微软等公司所面临的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沃马特、通用汽车公司等其他与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所共同面临的。这个问题是,对一个封闭的社会,要不要跟它接触、接触到什么程度?对于这些封闭国家的法律,你要不要服从、服从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今后将继续存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人权问题、劳工权益问题、媒体权益问题势必成为关注的焦点。”
但是,库珀说,要把中国的互联网自由问题放在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他不赞成与中国脱离接触----
库珀:“不去中国,我看未必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美国对于古巴、朝鲜等封闭国家实行经济封锁并没有能够让这些社会变得更开放。美国的商业政策总的来说是:尽管一些政权的政策不为我们所喜欢,但还要与这些政权保持接触,接受某些交易,即使这样作意味着要冒客观上帮助这些政权的风险。我看要把互联网自由问题放到这个大的背景下加以考量。”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技术和公共政策专案主任路易斯也说----
路易斯:“即使没有美国公司的帮助,中国等国家还是可以找到压制新闻的办法,虽说美国公司的帮助会使这种压制变得容易一些。这些国家是压制性的,为了保持压制花了很多钱,它们不会太注意美国怎么想,因为这关系到它们政权的存亡。中国现在并不是一个十分稳定的国家。当然,我们可以从外部推进这些国家的开放。”
“自由之家”研究部主任普丁顿表示,世界上压制互联网自由并取得成功的国家不是多数,而只有中国、新加坡、伊朗等少数国家。俄罗斯的媒体环境控制得很严,但是普京迄今还没有整肃互联网。
讨论会主持人本尼特说,讨论会的组织者曾邀请同中国做生意的谷歌和微软公司派人参加星期三的研讨会,但谷歌没有接受邀请,微软则没有作答覆。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横河:汪洋你好,大家好。
汪洋:上个星期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到休士顿,来和当地宗教界人士会面,同时也有法轮功学员去那里抗议,世界日报也有这方面的报导。今天,我们还是就关于中国宗教信仰自由这方面和大家聊一聊。那么关于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的来访,他到底为什么到美国来访问呢?
横河:这个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了,中国基督教协会,也就是基督教的三自爱国会,在美国组织了一个叫做“圣经事工展”,在三个城市,洛杉矶、亚特兰大和纽约展览。在亚特兰大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开幕式,开幕式以后,(叶小文)周末就到休士顿来和当地的宗教界人士见面,这个过程就有法轮功学员到这个地方抗议去。后来我看了世界日报的报导,世界日报在里面就提到,他在里面讲了许多法轮功的问题。
汪洋:他这次不是主要办了“圣经事工展”吗?那为什么又要提到法轮功呢?
横河:我想是这样的,其实所谓“圣经事工展”也好,法轮功问题也好,都牵涉到中共宗教政策的问题。实际上它这个宗教政策不管是对基督教、对天主教、对法轮功。法轮功因为它是一个信仰,人家讲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实际上就是有神论信神的,那么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的。
根据世界日报报导,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在里面讲,另一方面阻止法轮功学员入场。我看那法轮功学员都站在外面要求进去,但他还说这样的话:他感谢警察把法轮功学员拦在外面,同时又说欢迎法轮功学员进来谈。我倒是第一次听到中共官员欢迎法轮功学员进去谈的。
实际上从1999年正式镇压到现在为止,据我所知没有一次中共的外交官或者是官员,正式和法轮功学员有一次谈话的。所以我相信叶小文也没有这个胆子,他就是说现成话,他知道谁也办不成这件事情,因为警察拦在门口,他定心在那里边胡说八道。
汪洋:据说,在会议的现场外面,至少有两名警察,还有六七名保安人员阻止法轮功学员入场,也有的媒体也被阻拦在外的。那么您能不能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国家宗教事务局是怎么样的一个机构呢?
横河:中国的宗教管理,主要是归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统战部管很多东西,其中有管民族、管宗教、管华侨,所以侨务委员会的这个侨办,也是归中央统战部管的。统战部,所谓统战就是统一战线,中共革命三大法宝之一就是统一战线,现在它把宗教也归到这里边去了。
统战部因为它是党内的,在国务院有相应的机构,就分成了几个机构,在统战部里边有一个叫做民族宗教局,这个叶小文原本就是统战部民族宗教局的局长。
汪洋:原来是统战部的。
横河:对,统战部民族宗教局,它还有侨务局等其他不同的局。所以国务院后来就成立了一个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现在叫国家宗教事务局。从1995年开始,叶小文就是在这个机构里边负责。
这个机构是干什么用的呢?我们上次讲过了,它底下又分了四个处。第一个处是管基督教天主教,所以封圣这件事情就跟它有关系了,提拔主教就跟它有关了;第二个就管佛教、道教这些中国传统宗教;第三个局就是管穆斯林;第四个就专门管不归中共五大宗教管的这些小的宗教信仰和非正统的宗教信仰。因为这些都是不被承认的,也就是说不在它规定的五大宗教内。它不仅是五大宗教团体,还必须是在它注册下的,像它讲的五大宗教吧,它只承认七个宗教团体。
汪洋:我听说像三自爱国教会,是官方承认的。但是在这教会之外,你还是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话,它是不承认的。
横河:它不仅不承认,还一律归作邪教。这个归谁注册,这是宗教事务局来注册,如果你不在宗教事务局注册的话,你信的和上教堂信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但就是邪教。所以它不是看你信不信来定邪教,而是看你归不归它管来定邪教。
汪洋:其实这个也是他们宗教事务局的主要工作范围,就是说让中国人不受外国教会的控制,不和外国教会发生联系。
横河:这就是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不和外国教会联系。50年的时候,成立三自爱国会,先是基督教的,然后是天主教的。实际上所谓三自,就是自养、自治、自传这些之类的,就是和所有的国外教会划清界线。事实上,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宗教和国家不一样。以前有人开玩笑说,全世界只有两个机构组织或团体是解决了种族问题的。
汪洋:哪两个呢?
横河:第一个是教会,教会没有种族问题。因为它信神,它不牵扯到人间的政权,所以它解决了种族问题。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是兄弟姊妹。第二个是美国。
汪洋:因为它是个民族的大熔炉。
横河:对,它是个民族的大镕炉,就是这两个,这是开玩笑讲的。1995年的时候美国国会有个提案,我不知道这个提案最后怎么样了。中国有严重的宗教迫害,包括宗教在内的人权迫害,美国就是提出了个名单,这些人受迫害现在全都被关在监狱里面。如果这些人不释放的话,那么美国任何团体或个人不能和中国如下机构打交道。如果你打交道的话,美国政府不能对这些所有的活动提供资助。其中的名单就有叶小文本人和宗教事务管理局。
这是个95年的提案,不一定通过,也不一定拿去讨论,但是在美国国会里面很早就有人认识到了,这个宗教事务管理局是在做宗教迫害的,所以这个宗教事务管理局是在名单上的。
汪洋:那很奇怪,这次叶小文来,据世界日报的报导,他在和教会人员会面的时候,他演讲的主题就是在“中国真的有信仰自由吗?”
横河: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就是真的有信仰自由吗?有人提出来,也有人说过,现在信仰自由已经改善了。其实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这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我可以来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我们知道宗教事务局里分这几个宗教对不对,我们就讲一个宗教吧。就讲基督教吧,这次来展览的就是圣经,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几年前有个香港人,因为运圣经到中国大陆被抓起来判刑,说是拥有邪教资料。
汪洋:拥有邪教资料!
横河:为什么说这个运来的圣经,它把它当作邪教呢?因为不是中国出版单位批准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曾经告诉过我,中国大陆印的圣经里边缺东西。
汪洋:我也听过这种说法,就是说大陆的圣经印出来和海外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横河:我是听说,我没有看过,所以我不能随便说。为什么说海外印的圣经运进去就是邪教,就不能用,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了对不对?那么读圣经在中国合法不合法呢,只要不在它规定的范围内读就不合法。举个例子,前几天不是闹了个很大事情,就是关于布什总统见了中国的异议人士吗?
汪洋:一些异议的人士。
横河:但是结果又引起是不是宗教人士的争论,那么当时去接洽这件事情的人就是对华援助协会。对华援助协会曾经对我讲过这么一个例子,重庆云阳办了一个儿童读经班,大概二十多个儿童参加,读经就是一起读圣经,公安把整个地方都包围起来了,把二十多个儿童全部一网打尽,把家长全部抓起来。他们把那些儿童抓起来用电棍电,这是经历的人亲口讲给我听的。
汪洋:连儿童也不放过。
横河:对,连儿童都能拿电棍电。然后把人家父母判刑,有一个年纪大七十多岁的一个老人,就是因为送孙女去非中共管理的那个读经班读圣经,就被抓起来判了刑,判了刑以后到了监狱里边,又去传教。他在监狱里边传了五十多个人,结果他就被警方用棍子把他腿给打断,七十多岁的人还把腿给打断了。
这就是中国对圣经的态度,这就叫中国的宗教自由,这就是叶小文所说的宗教自由。这个案子我曾经在联合国人权会议的时候,听一个经历的人亲口讲给我听的。
再讲一个例子,他还不是有一个处是管佛教吗?佛教里边也有几个故事,我昨天一查查到了几个故事,特别有意思的。第一个故事是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的宗教界人士在一起开会,其中有一个叫戒忍法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浙江省佛教学协会长,提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说,下面很多重点寺院方丈的任免是地方政府批了就行了,方丈的任免是归地方政府,不归佛教管,那就是政府官员嘛,对不对?
汪洋:对,就是由政府来任命。
横河:然后他就在抱怨,中国佛教协会你批不批没关系,批是给我一个面子,你不批我们地方政府照样升座,你也没办法!这是他提意见发牢骚的,中国佛教协会已经是御用协会了,已经是共产党控制的了。
结果地方政府还是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不要说地方政府,连中央政府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既然有个宗教管理处来管他,那他当然比宗教管理处要低的多,对不对?那各地的政府当然也认为你比我低的多,当然我来任命。
问题是,这并不是地方政府做的,为什么?没有这个系统,地方政府编不出来,所以一定是从上到下这个系统就是这样子,我想全国政协委员也是共产党任命的,要不然他当不了政协委员,所以他别去发这个牢骚。
那我举下面一个例子,是另外一个发言人说的话,这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叫做觉醒法师,他怎么说?上台第一句话:承蒙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关心和培养,推荐我做全国政协委员。
你说肉麻不肉麻,你是一个和尚或者一个方丈,你被一个党和政府关心、栽培、和推荐,还感到荣誉的不得了,他说佛教界的荣誉。然后自己说了一句话,自己年纪很轻才疏学浅,无德无能。我说这句话你算是说对了,你都那么肉麻去吹捧党和政府,你还不是无德无能吗?
然后紧跟着他来了什么提案哪?就是与法轮功作斗争是我们佛教的本分使命,为此我写了一个关于法轮功转化的提案,就是这种人就在中国佛教界,他自己都不要自由,你看他都是承蒙党和政府关怀,然后还觉得是荣誉,光荣的不得了。
和尚是出世的,你不是入世的,对不对?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你被党和政府这么栽培的话,也不值得这么感激涕零,对不对?你还是个出世的人,所以这就是中国宗教自由的现状。
汪洋:那么到底什么是“自由”这两个字,我们看来真的得好好想一想了。
横河:对。
汪洋:同时,您刚才讲到中共对这些宗教领袖的任免啊什么的,最近中共又连续任命了四个地区天主教的主教,在云南还有安徽,使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也再度发生紧张,那么中梵这个关系的历史到底是怎样的?您再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横河:因为中国的天主教,在国民党时期,或者是在清朝时期,所有的教会都是和当地中国政府是没有关系的。中国近代所谓共产党这个历史里面,革命运动其中有一个就是教案,就是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传教士之间的矛盾,全国有四百多起教案,就是跟教会发生矛盾了,把教堂烧了、把教士杀了,就是这种事情。
当时在西方跟中国订了所谓不平等合约里面,就有一条就是“治外法权”其中就包括保护这些外国传教士,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清朝他也是蛮横无理的,他把人家抓起来以后,也是大刑处理也是挂大刑、披麻戴孝的暴打,你知道吗?老外没见过这一套,所以不同意用中国的方式来审,一打仗中国打败了,就听话了。
所以以前说是“官怕老外,老外怕百姓,百姓怕官”。那时候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圈子。所以那时候教会呢,我说天主教,基督教是没有啦!天主教完全是归梵蒂冈管的,那么这是一个传统,全世界都没有例外的。
共产党夺权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梵蒂冈划清界线,所以和梵蒂冈断绝外交关系是中共自己做的事情,就把它断了。断了以后呢,就成立三自爱国会,他这个是全世界的宗教,而且是一个传了两千年的宗教,他不能一下子就把他否认掉,所以他就想收买,成立了三自爱国会,那就国内自己管、自己弄。
当初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无法无天谁也没办法,梵蒂冈也只能望着也没办法,中国说我们为什么要任命这么多主教呢?是因为主教不够,缺了很多主教,所以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就说了:为什么缺主教呢?因为真正主教都在监狱里。
汪洋:都被中共关起来了。
横河:对,只要你是真正主教,真正天主教的主教,都会被关起来。所以他就缺主教了。
汪洋:所以我听说这次德国总理,梅克尔总理他去访华的时候,还刻意在上海见了一个天主教叫金鲁贤的。
横河: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是有一些很好的迹象,以前我们不是谈过吗?布什政府要是支持中国宗教的话呢,他不应该到官方教堂去,他应该到一个民间的教堂去,对不对?因为中共政权不跟你谈人权问题,不跟你谈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以你要跟他谈的话理论上是没结果的,那怎么办呢?到民间去。
汪洋:和民间的这些领袖来谈。
横河:对,和民间真正在争取宗教信仰自由,在争取民主这些人去谈去,那么这就真正对中国民主进程就会有很大的帮助。你看最近有一些很好的迹象,第一个迹象西德新的总理到中国去,不仅见了宗教人士还见了很多维权人士,包括写中国农民调查的那对夫妇。
汪洋:吴春桃和陈桂棣吧!
横河:对,陈桂棣,还见了他们,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跟民间见面。还有一个就是欧洲议会的副主席,就是刚才你说的史考特他到中国大陆去,和各种人士,包括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包括法轮功的学员,包括异议人士,全都见了面。所以直接到民间去和民间见面,这是中共最怕的事情,你不说人民友谊吗?那么就人民友谊啊,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回到梵蒂冈的事情,那么到了文革结束以后,中共就开始要有一些改善的迹象,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接触,实际上在这之前,中国有一部份主教是得到梵蒂冈的认可,就任命了一些主教或主教助理什么的,就像他们这一次准备在辽宁省升一个主教,他的主教助理就是得到梵蒂冈承认的,那这不是政府而是以民间的形式报到梵蒂冈去,那有的时候也可以得到任命,最近这些年来并不是完全没得到教宗认可,因为教宗也想和中共搞好关系,他希望能够直接接触到中国几百万天主教徒。
但中共绝对不会允许你这么做,因为中共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任何团体不能跨过界,除非它自己的团体,它的团体可以到处乱跑可以全世界跑,政府出钱、纳税人付钱这是没有问题的,它的团体不管是属于宗教团体,像这次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到美国来谁花钱?我就不相信是基督徒花钱,一定是政府花钱,那么花的钱还是老百姓的钱。
汪洋:还是老百姓买单。
横河:这时候它就不存在不能和外国教会联系的问题了。在中国任何一个教会,只要和外国教会一联系,马上就是坐牢的罪。它自己可以来,它到处跑一点事也没有。所以这不是说能不能和外国联系,而是谁来联系!我来联系可以,你不行!
汪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这个说法。
横河:所以上次中梵关系有所改善有一点露头的时候呢,中共一下子就任命天主教,所以它对中梵改善关系,它是没有任何诚意的,它根本就不打算和你改善关系。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它所以要和你改善关系,原因是因为它想孤立台湾,唯一的目标就是孤立台湾,它才不在乎你管不管这里的教徒咧,它根本就不在乎。
汪洋:那怎么又牵扯到台湾的问题呢?
横河:因为梵蒂冈和台湾有关系,任何一个要和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就必须和台湾断绝关系。那中共还有几大问题嘛,一个就是达赖问题,一个就是台湾问题,当然最大的是法轮功问题,
那么台湾问题,它要想解决呢,它的最终目标就是所有国家都和台湾割断外交关系,那它当然也希望梵蒂冈和台湾割断外交关系,那么要割断外交关系的话,就必须和中国结交,所以它和梵蒂冈建交的全部目的,根本就跟宗教没有关系,和宗教自由没有关系,只是对台湾的一个战略。
汪洋:听众朋友,刚才在横河先生介绍当中,他讲到了欧洲议会副主席叫做爱德华.史考特先生,他是在北京进行了三天的调查访问,5月24号他在香港还召开了一个新的发布会,向与会者讲述他北京之行的结果,并且表明欧盟向中国推动民主的一些计划,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的一党制为残酷、专制和偏执的体系。他还告诉记者,欧盟在与中国保持密切经济的关系同时也将敦促人权和信仰自由的问题。
那么我想这位史考特先生真的是非常敢于直言,而且他在北京的访问三天当中他也确实看到了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他为什么有这么敏锐的观察力呢?而且得到出这样的结论呢?
横河:我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为什么有很多人到北京去了以后包括是中国人,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到民间去的,但是他看到的是一片欣欣向荣。但是有些人像这位欧洲议会的副主席,他要到中国大陆去实际上他受的限制是非常多的,受的限制非常多。
汪洋:官方一定会给他很多的限制。
横河:对,给他很多的限制,还会给他看很多很好看的东西、听很好听的话。为什么他就能看到不同的东西呢?我觉的实际上不是你能不能看到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或者是中国人权状况的现状,而是你愿不愿意看。
我觉得很多人是选择了一个拒绝承认现实,因为那样子的话他心里就很安,我可以到那里去赚钱,我到那里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又没有良心上的谴责,因为看到了你不说,你心里总是有一种谴责。所以是一种自己的选择。
你看史考特先生到中国大陆去,然后他见了几个法轮功学员,回来的时候他发表谈话就谈到这件事情,他见到一个法轮功学员和他的女儿,一个翻译是西方人,就是当时担任翻译的是个西方人。他一走,他们就把翻译给抓起来了,把这二个法轮功学员给抓起来了。
这个翻译被调查、讯问了24小时,然后被驱逐出境,而这二个法轮功学员始终到现在都不知道在那哪里。所以史考特就呼吁全世界所有的组织和政府来关心这些人的安危,就是和他们见过面的这些人的安全情况,必须让中共政权说出来他们在哪里?为什么要捉他们?
我觉的这一点就是这一个政府、这一个党己经完全失控了,就这种事情连面子上一点点都做不出来了。按一个国家利益来说的话,任何一个领导人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显然整个体系已经失控,这是我能做出的唯一结论。
汪洋:这样做实际上对中共来说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而且在国际上也会有很大的压力,但现在它已经是顾不得这些了。
横河:对,它顾不得这些了。因为这二个人就是在中国大陆,你不捉的话他也不能到哪里去,因为整个中国大陆就全部被中共己经控制了,他也到不了哪里去,为什么非要把人捉起来,让人家失踪?
所以第一个就是,它己经脆弱的不得了了,脆弱到什么程度?脆弱到二个人它都不敢把他们放在外面,就二个法轮功学员它都不敢把他们放在外面。
第二个也就说明,国际对它的压力是有用的,它害怕的,它知道它自己做的不对,它不是说它不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你别看它白皮书一封一封的发,每年发一个白皮书中国人权状况又怎么改善了,又怎么改善了。它知道自己做的很糟糕,要不然它用不着瞒,它要认为自己做的很对的话,它应该大力支持史考特先生的讲话,我们就是这么做的,你现在在帮我们宣传,我们谢谢你。对不对?
你要认为你自己做的对你就这么说。你知道你自己做错了,你知道不对,但是你就是要这么做,所以这就很奇怪!它花很大的精力去镇压,然后花更大的精力和更多的金钱去掩盖和去粉饰。
它花很多精力在国内抓那些家庭教会的成员、抓法轮功学员,然后又花更多的钱到海外来宣传它的宗教有多自由,来弥补它做的那些事。这是中共它本质决定的,为什么呢?它在国内不能给人自由,一给人自由它就垮了,但是它又要让外面以为它是有自由的。
汪洋:所以就用这二手!
横河:对,这是一种非常高成本的统治方式,最高成本的统治方式,实际上是很得不偿失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你给人家自由,你在外面也不要花钱,两边的钱都省掉了,它非要两边都多花钱。
汪洋:一方面雇用很多的警察,动用国家安全的这些人员;另一方面在国外又要有一帮为它宣传的人员,在外面帮它宣传。
横河:对,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就说它的体制实际上已经走投无路了,现在正好证明了它的整个系统己经是不适合于再统治下去了,就是说它要出局是它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性质、自己的操作方式决定的,它避免不了。
汪洋:北京市最近又全面修订了一个信访条例,那么昨天又提交了市人大常委会进行初审。这个新修订的草案规定,信访人不得在非信访接待场所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请求,不得在国家机关的办公场所及其周边公共场所非法聚集、滋事、围堵还有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阻塞、阻断交通,或者以自杀、自伤、自残相威胁,否则将负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最新的信访条例的修订案。那么您对这个是怎么看的呢?
横河:我觉的这是中共统治下做的最荒唐的事情。人家来信访是走投无路的来信访;人家要自杀,你以为自杀是好玩的事情,你以为人家喜欢自杀啊?自杀是已经被逼到没有办法了,他走访了所有的地方都没有办法了,才去自杀的。结果呢,说是你以自杀相威胁还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你说说看,这是要把人逼到什么程度去?这是刚才我们谈到的人权,这就是中国现在的人权状况。你看最近政府也提出来,这是去年提出来的叫作“严惩恶意讨薪”。
汪洋:什么叫“恶意讨薪”呢?
横河:就是政府不是现在拚命建设吗?各地招了很多农民工,现在全国欠农民工的工钱几十亿,都是政府欠的。那么没有办法就要去要钱,要钱我善意的讨肯定要不到的,所以话凶一点或者找到办公室去,这就是纠缠国家机关,所以影响国家机关办公,这是滋事,这就是“恶意讨薪”。
所以被欠钱的这些老百姓就变成反而是坏人了,而欠别人的钱,从来都是欠债要还,这是天理对不对?现在欠债不还变成有理了!欠债要还变成是恶意的。这个跟中国几千年,全世界几千年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角落,你能找到第二个地方是这种去讨钱的人是无理的,欠人家钱的人是有理的,你能找到第二个地方吗?
还起个名字,它总能起出一些个怪里怪气的名字来,叫作“恶意讨薪”。你看,北京公布了一个东西:2005年,北京共发生民工讨薪事件201起,9,905余人次;比2004年增加53%和64%,有295人因违法讨薪被警方拘留。所以警方不去抓那些欠债的,本来欠债的人要坐牢去,现在抓讨债的人去坐牢。
汪洋:这个就是中共维持社会的和谐的一种手段吧!
横河:对,这些人工作了几年也拿不到一点钱,拿的都是白条,他实在没办法了最后要去自杀,还得捉起来坐牢。
汪洋:所以自杀都不行了。
横河:自杀也不行,自伤、自残相威胁,又要负法律责任。人家不去找国家机关的麻烦,不去找别人的麻烦,我找自己的麻烦行不行?不行!你也得负法律责任。所以它硬是把老百姓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
我今天还看到有一条消息特别有意思,说北京有个女士遇到抢匪,这个瘦小的女士被砍了五刀,最后缝了八十针,砍了五刀以后还冷静的和抢匪谈判。结果呢,让抢匪把手机和身份证给留下来,然后掏了六百块出来交给抢匪。
汪洋:为什么非要留身份证和手机呢?
横河:对,这就是最有意思的一段。她的勇气怎么来的?她非常冷静,被砍了五刀非常冷静的和抢匪谈。人家就问她:你当时怎么想的呢?她说:我是外地人,好不容易办了个河北省的身份证,我现在在北京工作还不在身份证所在地,我要身份证被抢走了,我要去办这个烦都烦死了。
你想想看,一个简简单单的身份证,对于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讲,比抢匪拿刀砍还要可怕。她宁愿被抢匪砍五刀,缝了八十针,也不愿意自己去办一个身份证。你说说看,这就是中国的公仆!因为办身份证是一个国家机关应该帮人的,我身为公民当然有权利办身份证对不对?办身份证就可怕到这种程度。
汪洋:这就是新版的“苛政猛于虎”。
横河:对,那时候讲苛政猛于虎,是宁愿被虎吃掉了也不愿待在那个地方交税。这怎么可能呢?你看,人家宁愿被砍五刀也不愿去办一个身份证。比较起来,美国办身份证就简单的多了。
记得我太太有一年把护照丢了,补护照的时候才发现她的公民证明也丢了,就寄了封信去申请证明,办护照的人说你有没有任何的东西能证明你的公民身份呢?说没有了都没有了。那你寄给政府部门补办证明申请信的时候邮局有没有给你个收据?说有。你把收据拿来,就凭邮局的收据办了护照。非常简单,因为他是为你服务的嘛!
汪洋:所以他是尽力从被服务对像角度来着想的。
横河:对。从中国来说的话,那些官员也应该是服务,因为叫的很好听嘛,叫公仆嘛!对不对?当然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公仆越来越像主人,主人越来越像奴隶。
汪洋:到底谁是公仆己经搞不清了。
横河:对,己经搞不清楚了。
汪洋: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是邀请横河先生跟我们探讨关于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的话题,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最新的信访条例这个话题。下一个周末就是“六四”十七周年了,我想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将围绕“六四”周年来展开,我们将尽力的为大家邀请一些“六四”当年参与的学生,或者流亡海外的这些人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看看他们经过了这十七年之后他们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好,谢谢大家,谢谢您的收听,我是汪洋。
铺天盖地,锣鼓齐鸣
今年三月四日,在十届四次政协分组讨论会上,胡锦涛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后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一片“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树立”、“实践”、“践行”的喧嚷声便不绝于耳,“荣辱观”已充斥泛滥于全国各地的党报党刊、红头文件和官员讲话之中。
在政治局常委里,除了吴邦国、温家宝和缺席已久的黄菊之外,其他各位均已公开对胡氏“荣辱观”表示了支持和赞扬。李长春要求“深入持久地学习宣传贯彻”,要“在深入人心上下功夫,在联系实际上下功夫,在弘扬正气上下功夫,使社会主义荣辱观广为普及”。曾庆红吹捧胡锦涛的讲话“是我们党关于干部队伍和全体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指针,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社会风气建设的行动纲领,也是我们促进社区和谐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刘云山、贺国强的高调子丝毫不逊于曾、李两位上司,郭伯雄、徐才厚、曾培炎、刘淇、陈良宇、张德江、何勇也不甘落后,纷纷加入到“社会主义荣辱观”摇旗呐喊的行列中。中宣部、中组部、中纪委、监察部、解放军总政治部、教育部、最高法院、总工会、团中央、少工委均发出了进行“荣辱观教育”的正式通知,要把“八荣八耻”纳入党委换届、干部考核、反腐倡廉、课堂教育、社会风气、军队建设、企业精神等等一干事务之中。这一波宣传鼓噪、强迫灌输的势头确实非同小可,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与当年“以德治国”和“三个代表”闪亮登场的时候几乎如出一辙。
陈腐不堪的党文化
看来,中共的党理论、党文化确实已经陈腐之至、衰朽不堪。一旦当上中共的最高领导,开口便是“重要讲话”,动笔就是“重要批示”,只要拼凑出一两本小册子,十有八九都是“重要理论文献”。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只言片语和零词散句,最终必然“结晶”出一份“理论产物”来,这种自娱娱人自欺欺人的伎俩,不幸已成中共遗传不绝的陋习。
在这种党文化里,以中宣部、中组部为代表的那一帮吃人民俸禄、替领导抬轿的无耻之徒简直是如鱼得水、逍遥快活。胡锦涛在发明他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之时,难道不知道全中国最不知羞耻、最反耻为荣之辈恰恰就围绕在他的身边、团结在他的周围?难道那些假大空、华而不实、夸夸其谈地吹捧“八荣八耻”之辈不正是一些不知荣辱的奸险之徒?西方的权谋大师马基雅维利说,“谄媚者充满朝廷”,这是因为掌握大权者“对自己的言行是如此地自满自足,并且自己欺骗自己,以致他们难以防御(阿谀谄媚)这种瘟疫。”(《君主论》第二十三章)
“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
最近十多年来,中共的“理论创新”、“先进文化”确实是“与时俱进”,一个新“提法”还没唱完,另一套新思路又粉墨登场,已经让人应接不暇。此事还得从胡锦涛的前任说起。大约从邓小平病重开始,江泽民便开始了他风尘仆仆的“理论创新”之旅:先是“讲政治”,接着是“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这一口气下来“讲”了六年,自始至终没人记得他都“讲”了些什么;再下一站是“以德治国”,可惜莫名其妙的德治高论赔了喝却没赚回本钱;最后,终于到达了他的理论终点站“三个代表”,忽然间就找到了中共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于是乎,得了三表真经的中共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地“执政”下去了,“三个代表”的创始人也才可以放心大胆地功成身退了。江氏之后,似乎是江规胡随,从“两个务必”、“三个为民”到“八荣八耻”,仍然一门心思地和数目字过不去。颠来倒去,无非还是一些虚言矫饰、大而不当、空洞无物、百无一用的东西。中共的组织部门、宣传机器更是趁机制造了一堆又一堆的语言垃圾,比如什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试比“以慈禧为太后的大清朝廷”或“以吴邦国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这不是废话吗),什么“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自由市场经济岂容贵党“驾驭”),什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老百姓讥之为“保鲜”或“先进的性教育”),还有更可笑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共笔杆子们遣词造句的技术简直连小学生都不如,把好端端的汉语糟蹋成这个样子,是有荣还是无耻?有何脸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凡党领导必有“主义”
毛有毛思想,邓有邓理论,江有三代表,中共代有新论出,各自鼓噪若干年。或许世人很难理解中共最高领导人非要发挥其“巨大理论勇气”不可的苦衷。尤其是当今之世,人民已经没那么好愚弄了,洗脑灌输、强制压服那一套已经不太行得通了,除了增加人民的反感,搞运动式的宣传教育还有何益?难道最高领导人的意图是要专供不良下属去阿谀奉承,或是要留给不肖子孙去继承版税?好在中共的早期领导人王明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解释。王明揭露了毛泽东顶着苏联的强大压力一定要推出“毛泽东思想”的秘密:这是因为毛泽东认为,“一个领导人如果没有自己的‘主义’,他在生前就可能被别人推翻,他死后就会受到攻击。……,坦白地说,他通常都不会有好下场!”(见《中共五十年》)似乎一语成谶,果然,在中共的历史上,没有“主义”的中共领袖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黯然退场,有了“主义”的毛、邓、江顺利进入红朝的列祖列宗祠。如果王明此说成立,则又充分印证了中共高层勾心斗角的政治生态和卑鄙险恶的丑陋党文化。中共高层诸君至今仍然浸淫在这种党文化里不知自拔,与有荣焉?可知耻乎?
在中共的专制党文化之下,似乎只要一朝权倾天下,立马便成理论大师、思想权威。什么是中共高层的荣辱?——身居权位自然光荣,有权有势又有“理论勇气”更加光荣,一言既出便驱使全党全国学习贯彻则无比光荣。但是也有反例,胡耀邦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当天下午说:“我的水平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我自己有自知之明。”胡耀邦的理论水平比后继江胡不知高出多少,仅对马列原著和中文经史典藉的熟悉程度就已至信手拈来、出口成诵的地步。与老胡相比,今日小胡的“自知之明”何在?
一代不如一代
中共的理论战术、宣传战术和统治权术实在一代不如一代。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座理论工厂,那么,强词诡辩的“毛泽东思想”大概算得上一个理论改装车间;以“猫论”、“摸论”、“硬道理”、“两手抓”之类川味俚语构成的“邓小平理论”至多不过是个理论作坊;而花了十三年时间才琢磨出可怜巴巴“三个代表”排比句的“重要思想”,充其量只能算是个理论小卖部。俱往矣,政治辅导员出身早已习惯于照本宣科背讲稿的中共第四代,是否还有足够的本钱打个理论地摊?要到何方去寻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贴上本人商标的理论货色呢?
我们还不清楚“八荣八耻”是否会最终被正式册封为“八个荣耻重要思想”,但显然,“八荣八耻”与“三个代表”一样,充其量超不过一个党委宣传干事的创作水平。这一段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又能有多大的神通?在中共的官僚体系中,官德不修、官品恶劣、官格低贱、官风败坏者不计其数,专权滥权、贪赃枉法、媚上欺下、鱼肉百姓者不知凡几,区区一段“八荣八耻”的顺口溜就能激浊扬清、漂白党风?在“三个代表”加“八个荣耻”的理论关照之下,焉知贪官污吏们不会更加如沐春风、如遇甘霖?不会更加荣耻两忘、宠辱不惊?
民间版的荣辱观
受胡氏“八荣八耻”顺口溜的启发,笔者也试拟一民间版的“八荣八耻”,聊以供中共党人学习、贯彻、实践之。歌曰:以民主政治为荣、以专制独裁为耻,以宪政法治为荣、以一党专政为耻,以尊重人权为荣、以侵犯人权为耻,以信仰自由为荣、以洗脑灌输为耻,以言论开放为荣、以舆论一律为耻,以公开透明为荣、以黑箱作业为耻,以宽容妥协为荣、以武力镇压为耻,以多元竞争为荣、以压制异议为耻。
(按:胡锦涛“八荣八耻”: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转自《争鸣》2006年6月号
【大纪元6月2日讯】独立宣言开宗明义“人人生而平等”是理所当然、勿庸置疑的.可是,在这个现实世界中,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命的“价格”却相差何止十倍、百倍,简直是十万八千里。简言之,在西方社会,人类生命都是等值而无价的;而在东方,尤其是当今的中国,北朝鲜等极权国家,每条人命的价格却各不相同。价格高低随各人的地位权力而定。至于对生命价值的认同,东西方也就大相迳庭了。
我跟其他十三亿 “龙”的传人一样,也是喝狼奶长大的。来到大洋洲之前,对生命的价值是缺乏认识的,或者说,对其 “价格”是超低估计的。而且有一个共识:对自己的生命越不在乎,就越显得高尚、光荣。对人命,对自身尚且如此,当然就不必奢谈对地球上其他生物的珍重爱护了。
其实又不尽然。应该说, “龙”的传人对自己及嫡系亲人的命还是极其看重的. 照说, 这点是人之本性,无可厚非. 问题在于,传人们对他人的生命则太过轻视,麻木不仁。因此,我们才会经常看到,经常听到,在某某繁华的大都市,有人溺水,不但无人设法相救,还心安理得地围观;为了抢劫几百甚至区区数十元人民币,就可以杀人灭口;只为小小口角引起的“面子工程”,就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当然,更有官商勾结的煤矿主,为了自身金钱的利益,可以罔顾几十甚至上百条矿工的生命。更可悲的是,出了人命后,他们照样能够心静如水,无动于衷。这是怎样的一种冷酷啊!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的生命或曰人文价值观。
来到澳大利亚这块“万恶的资本主义”土地后, 从报纸,从电视中,从工作,从跟西人的交流中, 总之,从社会生活各方面,我不断地切身感受到西人社群对生命(不仅仅是人命)的珍重,对生命价值的重视,比之我们狼人对自身以外生命的漠视,真有天壤之别,想不承认也难。这也是使我感慨的原因。
来澳后不久,就感到西人对生产安全、劳动防护极其重视。比如稍有燥音的场所,就得戴上耳塞;物品超过25公斤则不能直接用手搬;有任何事故哪怕是苗子,都规定要记录上报;在有一定规模的工厂里,新职工正式开工前,都有安全生产知识及规章制度的培训(关于这一点,希望老戴维专门写一篇文章,他是大公司“脱呀脱”车厂的前雇员)。一般而言,雇主最怕的不是机器设备的损坏而是雇员的工伤事故。设备损坏老板当然也心疼,但这只是金钱的损失而已,出了工伤事故,有关当局是要来查清责任的,弄得不好,身败名裂倾家荡产。
我还觉得,对生命的珍重,不应局限于生或死这一慨念,还应包括安全防护, 身心健康投资等等的重视。我有个亲生经历,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这是一家小型冲床制品厂,我是机修工。一天下午,我正在换模具,突然从隔壁传来似笑非笑的低吼声。开始声音很轻,接着它变成了嚎叫,越来越响,令人毛骨耸然。坦白说,如此恐怖的叫声,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原来,是一个年轻工友的四个手指被冲床齐根轧掉了。说来不好意思,今生我是第一次如此近距里地亲眼看到这种惨不忍睹的情景,我的脸色发白,立刻有点支持不住了。当晚回家后,这个可怕情景一直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次日到厂后,被通知到办公室“开会”。原以为开会内容无非是要大家 “吸取血的教训, 注意安全生产”等等。出乎意料,主持会议的不是老板,而是一位心理医生,其职责和任务是治疗我们的“恐惧症”。她似乎并没有带来什么良药或秘方,只是有意无意地引导我们每人尽可能地谈出我们当时的经历及感受。说也奇怪,半天“会议”结束后,我明显地感到精神轻松舒服了许多,原有的恐惧感亦基本消除。
这一事例说明,澳洲对生命价值的重视,不光是在生死关头,在每一天,在每个平常的时刻,都表现出对生命个体、生命质量的关注,只有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把生命看得高于一切。
这类事例在澳洲比比皆是。前不久,争论激烈的越裔毒犯阮同文的死刑案,大部份西人是不同意判其极刑的,他们不仅有此理念,而且很多人为此具体作了努力。阮同文该不该处死,不是我今天要谈的内容,我只想以此为例说明西人社群对于个体生命的珍重,是实实在在千真万确的。又如,一个普通士兵意外死亡,并非发生在战场上,但也得到军葬待遇,总理也参加了葬礼。看电视上的场面,仪式的隆重与国葬也相差无几了,充分表现了西方国家及政府对生命的重视。
最近,两名被困井底矿工的救援事件,是又一个典型. 我不胜感慨。救援工作总共持续了大约半个月, 而从找寻到幸存的矿工到将他们救出,由于救援工作出乎意料的困难,估计三天即可完成的任务,结果用了差不多十天,为此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难以估量。据报导,其中一个设备就值几百万。参与挖掘钻探的救援者,完全像在抢救自己家人一般竭尽全力。为了万无一失,最后几天,他们是躺在不足一公尺见方的洞中,手举几十公斤重的电钻向上钻的,其艰难程度难以想像。
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矿工,他们的生死却牵动了全澳社会的神经,得到了从国家总理到幼儿园小朋友的关注,真正体现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这其实才西方民主社会的精髓。
附带提一下,矿工被救后,有电视台采访总理霍华德是否打算探望他们,他的回答是yes,但补充道,他不会马上去,要等几天,因为矿工们首先需要家属、亲友老乡的团聚及庆祝。此例可见,命无贵贱之分,人无高低不同,身踞总理之位,丝毫没有架子和特权。
澳洲人的心围绕着这事件跳动,他们为这两个矿工的生命安全祈祷,全国各大电视台,迎合观众的需要,长篇累牍跟踪报导矿工救援事件,九台一位资深记者病死在现场。这一切,生动地说明,人们对生命的关切和珍爱,已经溶化于血液之中。
大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意的缘故吧,当今中国,人有等级之分,人命的价格也各有不同,且差价悬殊,正如贫富悬殊一样。官越大,命就越值钱,反之亦然。那个万臭无香,因为是圣上,所以最值钱,死了还要每年花掉老百姓几百上千万元巨款整天浸泡在水晶澡盆里。你看他的命价格高不高。而一名矿工遇难,幸运的话,家属或许能得到二、三万的抚恤金,听说有些地方,只能拿到几千元。再看最近报导的首例六四爱难者家属赔偿案吧:经过十六、七年艰苦卓越的不懈努力,总算得到七万元的赔偿——还不敢承认是赔偿金而称补助金,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只要粗略算一下,经过中国十七的通货膨胀,现在的七万元大概只相当于十七年前的二三万元吧。那么,给“人民警察”活活打死的一条十五年华的鲜活生命,也就只值而二三万元而已。
从一言 “万”鼎的大灾星到任 “官”宰割的小老百姓,这之间的人命差价有多大,相信学龄前的小孩也算得清。
何年何月,我们狼的传人能够真正掂出生命的价值? 每个中国普通小百性的性命能跟西人一样值钱 ? 到那时, 我们再来谈论龙的传人吧.
【大纪元6月2日讯】5.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大饥荒
今天国内外的学者们都同意,1958-1961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有史以来死人最多的一个人为惨剧。在中国,这次历时三年的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不但人类历史记载的饥荒从未有如此惨烈,人类有记载的战争史中的死亡人数也未超过这次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而且这次大饥荒是在很好年成下发生的,本身就是由执政者人为造成的惨剧。有学者甚至明确的指出,即便是故意搞破坏都不可能造成如此悲惨的结局。
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着)中指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
,中国学者金辉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计算出的结果则显示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另据海外学者丁抒以官方资料为基础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万人饿死的结论。海外学者大多同意三年饥荒饿死人数至少为三千万的估计,而少生的人数大约在三千三百万
。
三年大饥荒是中共专制制度可造成的人祸严重程度的一个最好案例。由于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成为一个完全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政府领导人听不到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只听得到歌功颂德的声音,而党的领袖对下级被迫做出的浮夸和虚报,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反对意见进行政治迫害,最后政府得到的资讯完全失真,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中度日,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酿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
而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包括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在内,由于中共上层的高压,基层干部被迫对不存在的事情做出的浮夸和虚报,导致酿成的各种各样的惨祸,这实际上是中共在历史上就已经打下的底子,根本不可能改变。政府高层无视下面的批评反对意见,甚至对持批评反对意见者进行政治迫害,使得到的资讯完全失实,怎么会做出正确的决策?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中国的钢铁业年生产能力只有599万吨的条件下, 要求生产1199万吨钢。 由于钢铁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产量,他开始号召全民炼钢铁, 因此在大好年成把农民壮劳力弄去做土高炉,将农民的铁炊具砸掉炼铁,结果由于土法炼钢根本不过关,导致了炼出的都是根本不能用的废铁,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林木也被毁掉了。加上毛泽东亲自制定农作方法 (农业八字宪法) ,强迫农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庄稼空壳,秋天颗粒无收。这事实上已经着大饥荒的将要发生,如果此时,毛和中共的领导层能够醒悟,不再搞政治运动,也许,后面的一切惨剧就不会发生。但,他们依然坚持错下去。
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改革的建议。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经权衡开始批评彭德怀的意见,认为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被软禁,宣布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紧接着毛泽东又发动了“人民公社运动”,提出将农业合作社合并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农村经济。
共产党高干在他的鼓动下开始准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消灭家庭,实现军事化,男人女人分开集体居住,拆毁农民的房屋,以便集中居住。
所有社员的私有财产全部充公,因而不少农民赶在公社化前杀猪,砍树。由于各级干部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虚报浮夸产量,毛泽东以为粮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粮
(即征收实物农业税)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反右倾运动。据邓小平1962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报告,
反右倾运动实际上影响到一千万人,其中三百多万是被重点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党员,还有更多被划为漏网右派,地富反坏分子 。
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各级干部强迫下级高报产量,不报不散会。根据这些虚报的产量,毛泽东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又下令减少1959年春播面积9
千万亩。
由于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年的口粮在二三个月内吃完,加上减收,征购增加,1959年春夏饥荒就开始蔓延开来。在饥荒已公开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在上面的压力下,却认为这是阶级敌人捣乱,下面瞒产,私分,在毛泽东要求农民糠菜半年粮的指示下达后,1959年秋各省兴起反瞒产私分运动,捆打基层干部,大规模向农民搜刮粮食。使有的农民把粮食放在尿壶里才得以保存一点儿。有的地区还发生追逼粮食时用割耳朵,打死人,冻死人各种刑罚
,使饥荒更迅速蔓延。更有所谓“政法大跃进 ”,乱抓人逮捕人,把反对大跃进的人任意判刑。
很多史学家在撰写这段历史多把毛的错误描述成好心办坏事,不了解下情。但据权延赤/李银桥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记载到,卢山会议结束后才一个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就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了。
事实上,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就已经汇报到了北京,1959年12月-1960年2月甘肃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基层党组织内混进一批反,坏,右分子,导致干部队伍不纯,才导致饿死人现象的发生。中央还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处理中宁大量饿死人的意见,认为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
1959年各地饿死人的情况报到中央后,1960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被迫分别派出工作组去江苏宝应县调查,确认了缺粮引起大批人死亡的事实。1960年2月供省级领导干部参阅的情况简讯中又恢复了有关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浮肿蔓延”
的内部通报。
1960年3月毛泽东不得不对缺粮问题作出了指示。根据一份党内绝密档案,1960 -1961安徽凤阳县33万人口饿死 6万
(近凤阳人口的1/3),发生 63
起有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这一绝密档案后来由《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报告》一文发表,由香港《开放》杂志于1994年3月号将其刊出。1960年4月后毛泽东对官方媒体的狂热宣传感到些许不安,6月他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他的最初反应是应该把错误的责任推给基层的干部。把问题的产生归罪于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
当时,刘少奇和不少领导人都知道人吃人事件,也报告了毛泽东。但毛泽东拒绝承认错误,又接着搞起了兴修水利高潮,要求超过1958年的规模。建筑这种水利工程过程中农民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像奴隶一样劳动,干部打死人的事件非常普遍。基层干部大量腐化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基层干部利用无限的权力奸污妇女,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大搞特权。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下乡调查的结论与毛泽东不一样,他们极力主张加速调整政策。1961年5月7日毛泽东批转周恩来批评公共食堂的电话报告记录,他本人不表态,但在刘少奇强烈要求解散食堂后,毛在6-7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在此之后,农村的公开食堂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全部解散。
农民自留地逐渐恢复,集市贸易也开放。事实上,很多省区的农村公共食堂因断粮,在中央文件下达之前就已经自行解体了,甚至有农民自发的搞起了大包干。196
1年10月贵州这个一年前还在大办公共食堂的“红旗省”,就约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毛泽东最先意识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他又亢奋了起来,1961年9月,毛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在一天天向上升
。
现在已有足够证据证明,毛泽东事实上很早就对大规模饥荒饿死人,人相食的惨状完全知情。但他由于怕承认错误,而要对这些酿成惨祸的事件承担主要责任,从而失去权力,于是他变得恼羞成怒,变本加厉,用抓阶级斗争,政治迫害等各种愚蠢的办法压制、打击反对大跃进的意见,并企图寻找新的政治突破口,重新争得政治主动,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在社教运动和文革中他会与刘少奇等人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
这次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并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罪行,而是共产党专制独裁的结果。事实上,这场大饥荒完全可以避免。
大饥荒公开化以后,各地干部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用严打运动等手段来打击当时农村中普遍的偷盗庄稼以求活命的行为。粮食也被集中起来优先保证城市的供应,并用恢复延安时代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优先保证特权阶级的需要,这种特供制一直维持到毛泽东去世后才结束。
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森(sen)指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饥荒并不是单纯缺粮引起,而是特权阶级在粮食短缺时将有限的粮食集中用于他们的生活,而不顾最缺粮的下层人民的急需。根据森的证据,在一个民主国家,灾荒和粮食短缺不会造成很高死亡率,因为最需要粮食维持生命的每个下层人民由于与上层人有同等的选票,他们的声音和要求会通过民主中的政党竞争和自由的媒体反映出来。而大饥荒都发生在专制国家。
这说明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一方面是粮食短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在给定短缺的条件下,饿死过多人的原因。很多学者,中共干部和一般百姓都同意三年大饥荒比民国初战乱和日本人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都要深重得多。
1961年毛泽东开始明白自己已经闯了大祸,他不再具体过问刘少奇等人的纠偏活动。但从内心深处,毛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他当时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
。在这种压力下,主张面对大饥荒现实的毛的秘书田家英被迫自杀。
1961-1962年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全面恢复到大跃进前的状况。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决策者改变了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复大跃进以前的体制,解散公社,搞三自一包。邓小平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他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干部们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然表态支持毛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提出应在农闲进行。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为中共政策的错误导致无数百姓无辜死难而感到很深的惶恐,为了推卸部分责任,他们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
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斥责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但正是在此次会上,出现了政治上继续支持毛泽东与要求进一步追究领导失误责任的两种不同声音。
1962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申阶级斗争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1959-1961年的大饥荒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卧”,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
。
而这种人民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的悲惨境况,竟然被陈云称为“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此话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
在1960-1963年中国发生了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活动,其中主要有中国民主党、中国劳动党、反共救国军、一贯道。他们反对共产党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追究三年大饥荒中共产党的反人类罪。这些地下政党活动后来都被中共在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和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消灭。
大跃进最后的结果是彻底的失败。中国的工业陷入瘫痪,除了钢铁之外其他工业产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万农民被召入炼钢厂,导致农业发展滞后,再加上全国各地虚报产量(浮夸风盛行),令刚刚起色的经济重又陷入混乱。
此后,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大跃进的失败是由于重视农业和粮食不够,提出从“以钢为纲”改为“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从一个极端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一决策在毛的同事主张退够,但又不能公开反对毛的政策条件下造成工业大规模收缩,很多人口被赶到农村,使城市化水平下降,甚至在国民产出连续下降三年后经济开始恢复时,工业产值还在下降。
6.四清运动
在1963年经济形势完全好转,工农业总产出开始上升后,中共中央开始发档限制,缩小和代替集市贸易,并否定1961年行之有效的包产倒户,自由市场等政策,使得中国的经济形势逐渐又开始恶化起来。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会后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包括在城市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等的增产节约运动和农村开展的“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着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像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
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少奇作了检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批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猛烈抨击《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认为它影射了彭德怀事件。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的北京市长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林彪、江青等人最终获得了胜利。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等人。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提纲》被废除。5月18日,林彪发表谈话,称“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开始在全国各地搞个人崇拜。此时林彪、江青等人已经获得了实权,康生改组了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被打倒。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毛泽东指这张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毛泽东这张大字报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之后经毛泽东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当晚八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另一方面,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第一个学生红卫兵组织。6月1日《人民日报》有社论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19-23日的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8日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 “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原定在8月5日结束,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令会议日程被延长,内容也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矛头直指刘少奇。会议中彭真、罗瑞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共中央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从此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又开会演说辩论,更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后来又开始抄家、攻击老权威、知识分子。一批守旧的老学者、知识份子被殴打、虐待,并受到人格上的侮辱。
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和尚、修女、教士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红卫兵抄家,把家具全都搬走,翻遍地土,破开墙壁,到处搜掠,查看有否私藏物品,房屋被抢夺一空,迹同强盗。
几乎所有反对文革的学者都受到残酷对待。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以及作家老舍都因不堪屈辱而自杀。斗争中甚至有人陈尸街头。原先国家的几位重要领导人也被批斗,刘少奇、邓小平被撤职下放(刘少奇最终在监禁中死去)。彭德怀、贺龙等则被迫害致死(病死)。除此之外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人还包括了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在软禁的家中自杀)、国歌的作词者田汉、作家赵树理、民盟副主席章伯钧等人,而不知名的死者更是不计其数(不确切的统计是40万,四人帮被捕后也有相当多的人自杀)。
针对出现的打死人的事件,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根据北京新巿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的传达,指示内容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8月22日,毛泽东厌恶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大肆逮捕学生,发布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在这段后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时间内,据官方统计光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而全国自杀人数达到20万人。至于整个文革期间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200万到700万人,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个数字需要确切的统计资料证实。
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在同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刘少奇一年后在河南开封的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去世。
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
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届党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是最大的赢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周恩来的地位已经下降。
会议首先由林彪作政治报告。他的报告中不断引用毛泽东语录,再度批判“刘少奇反革命集团”,还赞扬了军队的作用。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修改党章。新的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从此毛泽东与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联系在一起。最后选举了党的新领导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为中常委委员,而江青、林彪等人的亲信也顺利进入政治局(参阅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来仅仅勉强维持了自己的地位,在政治局中势力单薄,至于陈云等一些共产党的开国元老则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
然而林彪反对文化大革命取消特权的运动过多损害上层的利益,希望能够设立国家主席的职位,毛泽东已经多次明确宣布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如果设国家主席,肯定会由林彪这个党的第一副主席担任,这样能够在受宪法保障的情况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又一次在庐山召开。25日,陈伯达首先发言,大谈天才论,称赞毛泽东的伟大、英明,同时提出恢复国家主席。毛泽东识破了林彪等人的居心,这一提议立即遭到毛泽东的驳斥,陈伯达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就失去了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同时全国还兴起了一股不小的批“天才论”运动,陈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甚至被说成是“刘少奇式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骗子”。
试图夺权失败的林彪,虽然并没有被直接点名批评,但毫无疑问他也已经意识到,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决定采用武力来夺取政权。林彪及其儿子林立果与其亲信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并在林彪等人的根据地上海制订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取自“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内明确提出“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林彪的计划是要利用空军为主导武力夺权,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一举逮捕所有要员,获得全国的政权。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形成割据局面。
不过林彪的计划并没有实现,政变失败了。根据香港《明报》几星期后的报道,
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间,毛泽东曾在上海险些遭到一系列袭击。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经接到情报,称林彪正在预谋一起重大政治阴谋,一批军中林彪的亲信正在接受特殊军事训练。而上海的袭击阴谋则完全证实了该情报。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传闻,称毛泽东在往北京的火车上险些遭袭,甚至有人到毛泽东寓所行刺。这些传闻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在9月11日后,林彪本人不知去向,林彪集团中大部分成员在11日后也从未再公开露面,20多个高级军官则在逃亡香港途中被逮捕。
中共方面称9月13日林彪乘飞机逃往苏联,在飞入蒙古国领空几百英里后在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林彪事件。林彪死亡事件迄今仍是个谜,只有期待中共垮台之后,真相才能大白于天下。
林彪死后,毛泽东无所适从,一时找不到接班人。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就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后的党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养为接班人。与此同时,在周恩来的影响之下,邓小平被恢复工作。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经历了林彪事件的打击,不得不再度依靠周恩来和邓小平,但他却也无意将权力交给邓。和忠于毛泽东自己的左派势力比起来,毛泽东还是不太喜欢“右派”。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和国民党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真正忠于毛泽东的势力江青等人便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并指向当年10月病重入院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林彪死后,周已经成为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获取政权的最主要障碍,而周恩来有意提拔邓小平,似乎也是为加强周恩来派系在党内的地位。“批林批孔运动” 虽然是对着死去的孔丘和林彪,周恩来却强调林彪“左”的错误,而此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经过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各种新的批判运动也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了。四人帮的 “批林批孔”并不是很成功。
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后,邓小平获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负责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续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到了1975年9月,毛泽东也病重。
1976年是文革关键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但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却受到政府压制。从第二天开始,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已经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向纪念碑前送花圈,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全国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邓小平致悼词。
2月,毛泽东并没有任命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个担任总理,而是看中了名不见经传的华国锋,由他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3月底,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南京三二九事件
”,并迅速扩展到全国。4月4日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从3月底开始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逝世,同时也有人是对四人帮的抗议。人们还自行在纪念碑上张贴悼词,并送来花圈。广场上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四人帮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经有大约200万人来过广场上。由于担心有人放火焚烧堆积在纪念碑四周的花圈,四人帮派出警察在夜间把花圈收走。对立情绪演变成烧毁汽车和房屋,于是要求各单位禁止本单位人员去广场,并下令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当夜,广场上剩下的200余人不肯离开,被北京市委组织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别后遣散。这个后来被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活动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活动,还指责邓小平是事件的幕后黑手,撤消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天安门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见华不听他们的,便准备推翻他。10月6日,华国锋先发制人,在军队的支持下,由汪东兴负责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逮捕四人帮所有成员,文化大革命也由此落幕。
1978年12月18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被批判。会上还重新评估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号称为其“平反”。
1980年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胡耀邦当选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的另一亲信赵紫阳也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
月全国人大召开,华国锋辞去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任,至此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
11月开始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国也开始广泛讨论,重新评估毛泽东的功过是非。1981年1月最后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人分别被判为时间不等的有期徒刑。江青后来在保外就医期间在寓所内自杀。文革中的受害者陆续平反,这个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胡耀邦。1981年6月27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影响了当时所有的中国人,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经济文化严重倒退,是所有中国人在承受着这场不幸。纵观整个文革,无论斗争的哪一方认为自己的路线有多正确,取得胜利的一方从来不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进行,而是通过权力斗争与多数人的暴政,以对失败者的权利侵犯和迫害来赢得。事实上文革中的浩劫是共产党带给中国的,共产党应承担这场灾难的所有责任。
而在此时,日本早已经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如果中共在同一时期也是搞经济建设,而不是搞各种各样的流氓政治运动,那日本绝不可能成为亚洲第一强国。所以中国的穷困现状就是共产党搞各种政治运动带来的,这没有什么可置疑的。
本文部分内容取材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50-1978) 》(杨小凯 着)
《中国的“劳动教养”是怎样教养右派的》(木人 着)
《世界通史》和 维基百科
附录: 文革给中国带来的部分损失(详查维基百科)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政界人物
自杀身亡:
周小舟 (1966年12月25日,湖南省委书记)
受迫害身亡:
贺龙 (1969年6月9日,中国十大元帅)
刘少奇 (1969年11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
彭德怀 (1974年11月29日,中国十大元帅)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文化界知名人物
文革对中国文化界的精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演员、学者、运动员等都遭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的(用当时的语言来说是“XXX自绝于人民”)。由于文革的打击面太广,至今仍然无法统计出载文各种非正常死亡和失踪的正确人数。下面只能列举出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多为知名人物。其他无名无姓的小人物,不计其数。
下面列出的人物只是文革牺牲者中极不完整的一部分:(括号内为去世时间,曾担任职务,按照去世时间排列)
自杀身亡:
邓拓(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总编辑,作家)
李平心(1966年6月20日,历史学家)
老舍(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
陈笑雨(1966年8月24日,文艺评论家)
傅雷夫妇(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译家)
陈梦家(1966年9月3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诗人)
言慧珠(1966年9月21日,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请参看章诒和条目)
马连良(1966年12月16日,著名京剧演员,请参看章诒和条目)
刘永济(1966年底,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
叶以群(1966年,文艺理论家)
刘盼遂(1966年,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
罗广斌(1967年2月10日,共青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长,《红岩》作者)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
陈琏(1967年11月19日,陈布雷之女、全国妇联执行委员)
胡慧深(1967年12月4日,表演艺术家)
严凤英(1968年4月7日,表演艺术家)
傅其芳(1968年4月16日,国家级乒乓球运动员)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北京大学教授,国学家)
容国团(1968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世界体育冠军──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
杨朔(1968年8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著名作家)
赵九章(1968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气象学家)
李广田(1968年11月2日,云南大学副校长,作家)
上官云珠(1968年11月23日,著名女电影演员)
翦伯赞夫妇(1968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学教授)
焦启源(1968年,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
周瘦鹃(1968年,现代作家)
范乐成(1968年,武汉医学院副院长)
刘绶松夫妇(1969年3月16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授)
吴晗(1969年10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
顾而己(1970年6月18日,电影艺术家)
范长江(1970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辑,著名记者)
闻捷(1971年1月13日,作家、诗人)
受迫害身亡:
李达(1966年8月24日,武汉大学校长)
杨端六(1966年9月,武汉大学教授)
向达(1966年11月24,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
林昭(1968年4月29日,北京大学学生)
蔡楚生(1968年7月15日,著名电影导演)
田汉(1968年12月10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
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处决,北京工人,《出身论》作者)
赵树理(1970年9月23日,中国曲艺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著名作家)
潘天寿(1971年,著名画家)
盖叫天(1971年1月15日病逝,著名京剧演员)
张东荪(1973年,著名哲学家)
顾准(1974年12月3日病逝,经济学家,思想家)
张志新(1975年4月4日遭割喉并枪决,“五七干校”宣传干事)
失踪:
储安平(1966年,光明日报主编,著名记者)
其他在文革中受牵连的人物
任毅(中国知识青年,《知青之歌》作者,1970年被监禁九年,1979年出狱,现南京市纺织工业供销公司业务员) ……
对教育的影响
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取消。高考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后才举行,那一年考生的平均年龄是最大的,录取率也是最低的。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也有些人的意见认为当今中国人普遍难以建立信任关系问题,以及道德沦丧问题,甚至腐败成风问题都是文革时期人整人,人斗人,互相出卖,互相揭发,互相批斗的教育结果。因为不论是当时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还是被批斗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这些经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也就是说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一代甚至几代人都在承受着文革的负面影响。
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毛泽东思想在文革中成为中国的主导政治理论,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经出版《毛主席语录》3.5亿册,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任何置疑文革的倾向都会受到批评和批判,全国盛行“造反有理”的口号,法律完全受到漠视。很多当权派利用和歪曲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形左实右,甚至挑起“武斗”,使文革初期整个国家陷入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全国大量文物受砸毁,古迹被破坏,对中国,以至人类文化遗产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害。出身成分论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成为文艺歌颂的主角。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数不清的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野蛮砸烂;科学工作者被迫下乡,研究工作因而停顿。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则是直接对准了中国文化中影响最深远的儒家文化。
名胜古迹被破坏
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除陵墓外,全部夷为平地。
仓颉庙多处石碑被毁。
西藏大昭寺主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孔子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毁。庙碑被毁,孔庙的泥胎塑像被毁。
颐和园佛香阁、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毁。
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被平毁。
新任太原市委书记下令砸毁庙宇。随即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被保留外悉数被毁。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河南荡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
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 ,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
红卫兵掘幵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尸体被捣毁。
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幵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张之洞的坟被刨幵。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幵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宋代诗人林和靖(967年或968年─1028年)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
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幵康有为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像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氏旧居,蒋介石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幵,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杨虎城将军,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焚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 ’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如今,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安徽霍邸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 ‘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提示,以下引用来源暂不可考,读者注意辨别
文物古董被破坏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 他们扑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了安徽老家。
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八十四岁的杭州名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也是八十四岁。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入挣时□ 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 “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 ”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连遥远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通通被烧成了灰。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缯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张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干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
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
上海画院七十五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的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一块一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一些年轻的学生因不能适应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繁重的劳动,因病或自然灾害而身故。很多人在文革结束后返回城市,但是也有人则永远地留在了那里。部分知识青年在农村真正地“落户”,有的还有了自己的孩子,同时也部分的改变了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的割裂的文化局面。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在农村,知识青年务农,对中国教育资源,人才资源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文化大革命被中国官方在1981年正式否定,并承认毛泽东负全责。(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原载《清心论坛qxbbs.org》
“造反派”是中国在60和70年代时期的一个政治词汇。在早期,它代表了响应毛泽东“造走资派的反”,从“当权派”手里夺权的所谓“革命群众”;在后期,尤其是文革结束后,它成了替罪羊的代名词,中共后毛政权回避毛泽东和整个中共体制发动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的责任,把具体责任很多都推到这些“造反派”身上,把他们说成是“三种人”,又发动了新的清查,转移了人民的视线。
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的“造反派”就都是好人或者受了蒙骗的好人。事实上,他们当中很多人,包括红卫兵,都是喝了共产党的狼奶长大的。共产党的狼奶中最具有毒素的,是煽动政治野心,鼓励用暴力和斗争满足个人的政治欲望,用非常规的手段获取名利。这是文革中很多“造反派”热衷于不停地造反和内斗的根源。当共产党改朝换代,需要给自己一个所谓“安定团结”的局面后,这些造反派便不但被一脚踢开,而且成了替罪羊。
中共的“造反派”当时不但在中国造反,而且造到了国外,甚至影响了中共和友好国家的关系。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中共造反派在坦桑尼亚的活动。
坦桑尼亚是中共60年代在非洲的主要友好国家。文革早期,中共的外交活动受到冲击,大使都回国参加运动,接受批判,外交陷于瘫痪和停顿状态,但中共和坦桑尼亚的关系却保持了正常。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是非洲独立运动的代表人物,他数次访问北京,向中共要援助。中共也把对坦桑尼亚看成是自己在第三世界扩展影响、对抗西方和苏联的基地,所以虽然自己经济在文革中几乎停顿,但对坦桑尼亚是有求必应。当时中共对坦桑尼亚有很多援助项目,其中坦桑友谊纺织厂在60年代是最大的一个。
坦桑友谊纺织厂是中共在60年代早期就开始的项目,到文革开始时差不多已经完工。当时中共在那里有130多名专家,其中负责纺织技术的一部分是由上海纺织工业局派出的。上海是文革的发源地,上海的纺织系统又是由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所控制,因此纺织组里很有一些政治野心膨胀的人。纺织组的英语翻译是文革初期从国内派来的,此人原来是上海纺织系统造反派的头头,觉得在国内造反得还不够,要到海外来造反,所谓“开辟第二战场”,为自己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他一到坦桑尼亚,就提出要在工地上挂中共的五星红旗,竖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语录牌,放中共的文革音乐和毛的语录歌,把工地弄成中共文革在海外的样板。他还说文革前中共派出的外交官都是走资派,要打倒,纺织组的头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所以他要造反,要夺权。中共外交官被整得走投无路,连连向国内请示,以驻外机构情况特殊为由,要求授予权力,制止这种造反。但中共外交部也正在被造反派弄得焦头烂额,回答说要正确对待群众,多做工作,反对压制这些造反派。
不但如此,这些造反派还仿效文革中红卫兵和造反派相互串连、共同造反的做法,把他们的影响扩展到坦桑尼亚工人中去。他们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利用翻译的语言优势,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广泛活动,散布造反有理的观点。当时坦桑尼亚政府组织了“绿卫兵”,这个名称虽然和中共的“红卫兵”相应,也确实受到了中共的启发,但这个组织的宗旨却不是造反,而是贯彻政府的政策,是动员群众的手段。但中共在纺织专家组的造反派却表示要用中国红卫兵的名义和坦桑尼亚“绿卫兵”串连,向他们介绍红卫兵的造反经验。到1968年初,中共造反派又开始在坦桑工人中大肆活动,直接要求他们不要听自己政府的话,起来造反。
中共造反派在坦桑尼亚的这些活动引起了中共外交官的紧张。当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正在推行他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政策,对银行和大工业实行国有化,不但在国际上引起了他是否受中共影响的议论,而且在国内也面临很多人的反对,尼雷尔本人受到很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共造反派在坦桑尼亚肆意妄为,必然会煽动一些政治野心膨胀的人制造动乱,从而给尼雷尔的反对派提供机会。在60年代,中共的国际影响已经造成了一些亲共政权被军事政变所推翻的后果。刚果的卢蒙巴政权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权被右派军人推翻就是例证。在这两次政变中,军人的借口都是现政权亲华亲共,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中共的附庸。政变的后果是中共在这些国家的苦心经营和援助一夜间化为乌有,对中共也是沉重打击。
当时连尼雷尔本人接到政府部门关于中共造反派活动的报告后,对中共的意图表示疑虑,这当然和他对自己政治处境的担忧是分不开的,一时中共和坦桑尼亚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驻坦外交官向国内一再紧急请示,陈述厉害关系。要知道这场在非洲的造反是如何收场的,我们下次节目再介绍。
(下)
我们上次说到文革期间,中共派在坦桑尼亚的专家组中有造反派积极活动,企图把文革的一套搬到非洲,引起了坦桑尼亚保卫部门的注意,汇报给政府,尼雷尔本人也对中共的意图有疑虑,中共和它在非洲的亲密盟友的关系受到了造反活动的影响。1968年初,中共驻坦外交官连连向国内紧急请示,陈述利害关系。
其实在此之前,中共外交部鉴于文革造反派冲击外事工作的情况,曾经于1967年2月发出过一个文件,明确规定大使馆和一切驻外机构不得成立造反组织,不许夺权,不许由造反派监督当权派,已经成立的造反组织一律改为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但这个文件是由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制定的,造反派们并不卖帐,外交部领导害怕造反派的气焰,也不敢认真执行。
然而到了1968年初,坦桑尼亚的中共造反派的活动已经超出了宣传的范围,直接进行政治串连和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考虑到中共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和前途,中共外交部门不得不把以那个从上海纺织系统来的英文翻译为首的五名造反派头头调回国。但为了不给国内的造反派以压制革命群众的口实,同时也把反对这些造反派的纺织组组长等人一同调回国。回国后,这批造反派在上海被当作在国外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发动文革的英雄,受到了盛大欢迎。造反派还说他们受到了外交部门走资派的迫害,要和外交部算账。
当时尼雷尔总统对中共文革在坦桑尼亚的影响的忧虑有两个方面。一是害怕文革被反对派利用,对他的政权造成政治冲击,二是怕文革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破坏,影响中共对坦的经济援助。于是他在1968年7月第二次访问中国,特意要了解文革的情况,和中共方面谈他的忧虑。为了稳住在非洲的这个主要盟友,毛泽东在和尼雷尔会面时痛斥了由上海派到坦桑尼亚的那些造反派,说今后再有这样的人,中共决不姑息,发现一个撤回一个。周恩来在和尼雷尔会谈时也表示“文革”浪潮一定不会冲击到坦桑尼亚,中共绝不允许援外人员把无政府主义带到国外,更不允许他们在国外造反。由于有了毛泽东的圣旨,中共外交部门造反派的气焰才收敛了一些。那个企图在坦桑尼亚幵辟第二个造反战场的英文翻译,在毛泽东直接点名后被下放劳动改造,落得和被他打倒的走资派一样的下场。
本来,在中共文革的影响下,坦桑尼亚青年团曾经想仿照中共大量印制毛泽东像章的做法,要中国为他们制做尼雷尔像章,还想在中共援建的友谊纺织厂试点,组建和红卫兵相称的绿卫兵。但经过中共造反派的一番折腾,坦桑尼亚人对文革的真相有所了解,对“造反派”十分头痛,于是这些照般中共的计划都流产了。
当时中共文革对坦桑尼亚的影响还表现在为坦桑尼亚培养的留学生和其他人员上,坦桑尼亚杂技团就是一个事例。文革期间除了样板戏,杂技是另一个被允许上舞台的节目。因为样板戏毕竟太政治化,杂技在很多场合就成了中共对外文化交流的工具。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1965年首次访华时,在刘少奇陪同下观看了中国杂技,非常欣赏。刘当即表示可以帮助坦桑尼亚培养演员。尼雷尔回国后就选派了32名青年来华培训。尼雷尔1968年第二次访华时刘少奇已倒台。周恩来陪同他去武汉视察坦桑尼亚在华培训人员,他看得很满意。
1968年7月,坦桑尼亚杂技团学成归国,行前郭沫若还接见并观看演出,觉得学得很到家。回国后一段时间内杂技团表现还不错,但很快,中共文革的影响就表现出来了。这些团员之间闹派性,动不动就向领导造反,以“革命”的名义为自己争名夺利。连中共外交官也说这是受了中国文革时“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泛滥” 的影响。结果是杂技团被派性分化,内部闹得不可幵交,演员们无法再合作和表演,只好解散。一个在技术上很成功的文化交流项目就这样被文革的影响糟蹋掉了。
今天回顾这些历史,人们可以看到,“文革”不但对中国人的精神和道德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甚至也影响到了远隔千山万水的非洲大陆。中共政治文化的破坏性和腐蚀性与此可见一斑。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FA) http://www.rfa.org/mandarin
一,背景
自从1950年“毛主席呀派人来”,“一条金色的飘带”就“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了。这首在今天的西藏仍然很红的革命歌曲,再形象不过地说明了这半个世纪来北京和西藏的特殊关系。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出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这场红色恐怖狂飙很快刮向世界屋脊。西藏于是风起云涌,震荡无宁日。
西藏有了红卫兵,在“破四旧”的风暴中,以寺院为象征的传统文化成为必须砸烂的目标,于是纷纷被革命的“铁扫帚”一顿横扫,沦为废墟。西藏有了“牛鬼蛇神”,大都是过去的“三大领主”(这是中共给予传统西藏的政府——噶厦、寺院、贵族的专用名称),其中相当一批曾被中共“统战”,是著名的“爱国上层人士”,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难逃被专政的下场。西藏也和中国各地一样,有了起先“文斗”继而“武斗”的造反派,分化为彼此水火不容、其实性质相同的两大派:“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和“大联指”(全称是“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
“造总”是当然的造反派,“大联指”被视为保守派,两派各有学生、居民、工人、干部和农牧民,各有藏人和汉人,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来说:“亲不亲,派来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0年之后由中共军队严密掌控的西藏,派性之风也猛烈刮向并非真空的军营。由于“造总”把造反矛头径直对准彼时集西藏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土皇帝”张国华(是1950年解放军进藏主力部队十八军的军长,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而“大联指”坚决捍卫张国华,支持“大联指”的军人远远超过支持“造总”的军人,甚至在军队内部的高层中也是这样。
逐渐地,两派向各地区、各县甚至乡村和牧区发展,除了与邻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被责令不准参与“文革”(当时中共规定,西藏71个县当中的25个边境县不准搞文化大革命,如错那、亚东、聂拉木、吉隆、普兰等城镇和边防要点),西藏其他地方都卷入到两派纷争之中;除了“牛鬼蛇神”,几乎人人都面临着不是“造总”就是“大联指”的选择,能够超然物外的很难做到。
从1967年5月起,西藏两派的武斗正式开始,持续时间超过两年,其影响之深,破坏之大,遗患之重,疑案之多,不是本文所能概括和总结的。
为了使陷入瘫痪状态的国家机器恢复运转,毛泽东下令军队“支左”(支持“左派”,出自毛泽东的指示),让军队接管各级政权,于是整个中国进入军事管制。西藏也不例外,于1967年5月11日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向各地派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并且深入到广大农牧区,在西藏“文革”中充任重要角色。但从许多事实来看,军事管制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军队的推波助澜,反而使西藏的“文革”更加复杂化,进入更为紧张和可怖的时期,有研究者把军事管制下的西藏称为近代“最黑暗的一页”。
二,疑问
196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发档《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应该注意的问题》,特别强调军队的重要性,要求“西藏各族人民和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遵守西藏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保卫边疆的一切规定和命令,保卫部队战备、指挥正常进行,不得冲击部队和指挥机关、拦截军车、抢夺武器和部队物资等”。由此可见,彼时军队与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发生了不少面对面的冲突(但在“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此文件被定性为“在西藏……起了很坏作用”,西藏自治区党委报请中央建议撤销,并公开向群众宣布。——见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所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1969年3月起,西藏昌都地区、拉萨市郊县、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等地相继发生较大规模的暴力事件。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5.20 边坝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一月底,边坝县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定了‘不要共 产党、不要交公粮、不要社会主义’的‘三不’反动纲领;继而又建立‘四水六岗卫教军’,和所谓‘翻身农奴革命造反司令部’。五月二十日,袭击县委机关,打伤干部职工三十余人。六月八日,又集中两千余人袭击县委机关,夺县革委会的权,抢走县革委会各办事机构公章。接着,又几次袭击边坝县、区机关和军宣队,抢劫县人武部武器弹药,炸毁军宣队住房,打、抢、烧、杀达十七天之久,打伤干部、战士上百名,还进行砍手、剜眼、剖腹等野蛮手段,残害致死干部、战士五十余人。
“6.13 尼木县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尼木县一反动尼姑赤列曲珍利用宗教迷信,跳神并呼喊口号,煽动群众围攻、殴打军宣队,军宣队二十二人全部被害。二十一日,在尼姑庙杀害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十三人。”
(其他事件略。)
当时局势被认为十分严重,主要是因为在这一系列暴力事件中打死了解放军军人,而不同于这之前的武斗中死的只是平民。北京为之暴怒,下令军队进行武力镇压,竟至十分恐怖的地步。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9.25 中央指示平息西藏一些地区的反革命暴乱 中共中央批示西藏革委会关于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报告,《批示》中指出:”西藏一些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民族情绪,宗教迷信,煽动胁迫群众抢劫国家和群众财物,破坏交通,已完全属于反革命性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让其蔓延‘。西藏军区据此下达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命令。“
在上述官方正式出版物的记载中,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反革命暴乱事件”,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再叛”(再次“叛乱”),军队是以“平叛”的名义进行镇压的。所谓“再叛”,是相对于1956年—1959年整个藏区发生的藏人武装反抗中共政权而言的。那次“叛乱”导致达赖喇嘛及西藏噶厦政府流亡印度,数万难民随之出走。那么,十年之后的反抗事件是否算作第二次“叛乱”?何以官方要改变口径,将文革时期认定的“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呢(事实上,在今天的“尼木烈士陵园”的陈列室里,仍然将“尼木事件”归为“‘两九’叛乱”,所谓“两九”指的就是1959年与1969年)?“叛乱”与“暴乱”虽只是一字之差,但本质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2001年夏天,我在拉萨采访了当年“造总”总司令陶长松,据他披露,将“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是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后改做的决定。那么,在这一转变的背后,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当时西藏自治区共有71个县,被牵扯进“再叛”的县有52个(18个县被定为“全叛”,24个县被定为“半叛”,还有一些县是“预谋叛乱”),占74%以上,涉及的人员之多难以计数。虽然“平叛”的军事行动在1969年底结束,但“平叛”扩大化却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陶长松至今仍然坚持当年发生的系列事件不是“再叛”,而是“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他的理由之一是:“说是‘再叛’,从几个县到十几个县,一直扩大到52个县,这么说,共产党在西藏那么多年的成绩不是都没有了吗?毛主席的威信又到哪里去了?这不符合事实嘛。还说这些事件是达赖集团在背后操纵,那更是笑话。达赖集团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势力?他所谓最强的武装力量,也就是在木斯塘(附属于尼泊尔的仆从国,与西藏阿里地区接壤)的那几百个人(1959年藏人抵抗力量中的部分康巴藏人),老弱病残,内部又有矛盾,虽然有美国支持也极有限,七十年代初期,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来中国访问,毛主席对他一讲,两边合作,一下就把他们剿灭了,所以说达赖集团与69年的事件根本无关。”
他的另一个根据是:“实际上当时派性很严重,所以军宣队究竟当时给这些老百姓宣传了些什么内容值得分析。他们肯定说‘造总’是反动组织,群众就不服气,就围攻。……至于说当时在事件中发现的那些宣传纲领,什么‘驱走红汉人’等等,到底有没有,谁也没有看见。……另外,某县气象台台长是‘造总’成员,虽然他是一个汉族,但也被定名为‘叛乱分子’遭到枪毙。这不仅说明‘再叛’的波及面很大,也说明了当时的派性冲突。”
对于当时被定为“叛乱”嫌疑的人数,陶长松认为后来公布的资料已经大大缩水:“自治区的有关统计资料说全区有一万多人涉嫌,我想这数字还是缩小的,统计不全。比如,光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谢通门县这两个县,被集训的群众就有4693人,安多县是800多人。而所谓集训,就是把有‘叛乱’嫌疑的人先抓起来再说,集中培训,实际上也就是审查跟‘叛乱’的关系。但如果把这么多的人都说成有‘叛乱’嫌疑,共产党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吗? ”
发生在拉萨附近的尼木县和昌都地区边坝县的“暴乱事件”,时间相距很近,性质基本类似,在当时一系列事件中最为突出。那么,以这两个事件为例,究竟是群众派系组织之间的武斗?还是借武斗而“叛乱”?还是由武斗转化为“叛乱”?这无论在当时还是至今都说法不一,成为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甚至讳莫如深的疑案,可以说是西藏文革史上最大的疑案,也是最大的血案。
三,尼木事件
从当时的派性角度,尼木县的大多数乡村都属于“造总”。两个“翻身农奴”——单增朗结和热群就是尼木“造总”的头头。不过轰动一时的“尼木事件”的领导人主要不是他俩,而是一位名叫赤列曲珍的尼姑。起初,尼木县也像别的地方一样陷入武斗之中,县政府的领导干部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但是,据说在单增朗结和热群两人去找赤列曲珍占卦以后,“斗争的性质变了”——这是一位在“文革”后离开西藏去了印度的尼木县农民德朗的话,他目睹了“尼木事件”的整个过程:“刚开始时我不相信他们有民族的动机,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运动。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描述这个过程。如果说他们是为了藏民族也不完全准确,也许是为了他们自身的自由吧。最后他们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摘自“美国之音”藏语部对德朗的采访,下同。)
何以这么说呢?德朗的说法是:“他们的思想基础非常奇特。一方面他们说是要把汉人赶出西藏,但同时他们也搞阶级斗争,像我们这样家庭成份不好的人是不准参加他们的组织的,甚至他们中的积极分子也不会跟我们说话。现在想起来很奇怪,我想可能是他们的思想水准太低。他们去哪里的话,一般由各村的代表从村里选人跟去。这些代表都是最早时候的造反派。我们村有尼玛次仁和格桑普卜。他们两个是我们村红卫兵的正副队长,都是‘文革’中的积极分子。但后来斗争的性质变了以后也很积极,加上很多人在没有人动员下自动参加了这个运动。我们也很想参加,但他们不收成份不好的人。”
赤列曲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德朗这样描述:“阿尼(藏人对尼姑的称呼)赤列曲珍是普松村人,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女儿。她受戒的寺院是塔斯寺,也在普松村里。她当时好像是30多岁的人,我自己没有见过阿尼。听说1959年之前她就是尼姑,1962年组织学习班时,把很多僧人包括这个阿尼都招去了,天天讲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之类,她开始心理不正常,从学习班回来后变得疯疯癫癫的,经常跑到山上一个人唱歌。那时玛朗苍的一个咒师把这个阿尼带到两个喇嘛那里,这两个喇嘛给她开了气脉,于是阿尼开始降神。但那时候已经在批评封建迷信,只有阿尼周围的一小部分人知道她会降神。当时尼木各地传说,普松的阿尼能算命,会说预言。很多人见了她后都说她能讲一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事,所以很多人开始信她。”
在尼木“造总”头头单增朗结和热群找赤列曲珍占卦后,赤列曲珍成了实际上的领导人。德朗回忆:“他们去尼木县攻击政府的时候,还准备了一面西藏的国旗,但没有人知道西藏的国旗是什么样的,结果做了一个两刀交叉的,就是‘四水六岗’(1959年由藏东康巴人组织的反抗中共的游击队伍)那样的旗帜。他们去尼木县之前,举起旗帜,煨桑,喊口号。听说他们喊了‘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反正那天他们冲进了县武装部。他们向县政府和武装部攻击了两次,第一天就是这么发生的。是先在尼木区政府里开会,然后去县政府的。其实那天煨桑也是一件大事,因为‘文革’中很长时间谁也不敢煨桑,那是搞封建迷信。
“在这之前,两派武斗时,造反派攻击过县政府一次,那时他们获胜了。但这次打着民族的旗帜向县政府进攻,后果大不一样。当时参加这个运动的都是农民,其中没有一个成份不好的。后来汉政府说这是在反动阶级的操纵下搞起来的,但这不是真的。他们的头头热群等人都是‘翻身农奴’,甚至还有一个党员,是确布村的人。
“他们没有现代武器。‘文革’开始时,从拉萨来了一个造反派的演出队,他们给热群送了一把手枪,这是唯一的自动枪。还有几支打猎的火枪。另外,乡里的铁匠们打了很多长刀等原始的武器,看起来就像过去电影里的农民起义一样。听说他们到县里时,公安局的楼上架着一架机枪。后来汉人说是没有直接向人开枪,但当时打死了很多人。最后他们攻进去之后,我们达热村的一个叫次旺的人,他说是他爬上墙把这个机枪夺过来的,枪管很热,把他的手都烫伤了。这个人后来被抓了,本来是要枪毙的,但后来释放了,现在还活着,在达热村。
“后来有一次在普松,汉人的军人和基层干部加起来有12个人全被杀死了。听说当时武装部没有让他们带枪。”
如果德朗讲述的是事实,那么被当作“叛乱”而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当时的镇压非常残酷,正如德朗所讲:“这个以‘西藏独立’的名义爆发的运动,只有几个星期就被镇压了。各村来了很多部队,主要是在普松。部队开进那里后打了几次仗,听说又死了几个军人。当时在那里的主要人物中,只有一个人后来没枪毙,不知道是嘎单还是赤列。但到我们村时无人抵抗,因为那时敢于抵抗的人都已经死的死、抓的抓了。这之前我们村里有一个叫扎西次旦的人,大概20多岁,他平时胆子比较大,据说攻县政府时,他是冲着机枪撞过去的,因为身上带着护身符所以没中弹,但最后子弹击中了护身符,他就倒下了。
“他的妻子叫阿加玉珍,她在家里等了三天还不见人,以为扎西次旦受伤躺在什么地方,就在背兜里装了一点吃的去找他。她快走到县城时,县武装部的排长好像是姓高的,一个长着兔唇的汉人,他挡着玉珍不让走。阿加玉珍哭着吵着一定要进城去找她的丈夫。她硬是往前走了几步后,那个排长从她背后开了一枪把她打死了。这个女人被高排长打死的情景,很多人亲眼看见了。
“镇压之后,起先所有山顶的高处都被部队占领了,然后把群众都召集起来。他们怀疑是我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在背后操纵的,所以在群众中搞调查。但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找不到任何证据后,就把造反派的代表都抓起来了,在当地开会、批斗、揭发,然后在乡政府关了几个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县里,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拉萨去枪毙。很多人是在尼木枪毙的。拉萨和尼木全加起来好像枪毙了36个人。第一批在尼木枪毙十几个人时,在拉萨枪毙的人数要少一点,但第二批在拉萨杀的时候,尼木好像要少几个。
“在尼木县召开大会时,我们的周围全被部队包围着,中间留了一条很宽的路。要枪毙的人都站在台上,大部分人都被打得认不出来了。年纪最小的只有18岁,年纪最大的就是当年照顾阿尼的那个咒师。他们的家人都被集中到台下的最前边。先在大会上讲话,用高音喇叭把他们的罪行公布后,从中间开来了几辆卡车,把要枪毙的人都带走了。这几辆卡车慢慢地开着,我们群众跟着车后面走。尼木县有一个叫劝衮巴唐的空地,我们到了那里后,让我们围着这个空地坐下来。当车停下来后,把这些要枪毙的人从车上像扔包裹一样推下来,再由两个军人把人拖到一边去。那些军人有说有笑地在准备着什么。大概等了十几分钟之后,让这些人跪在地上,一个接着一个朝后脑勺开枪。全部枪毙之后,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一手端着手枪,用脚踢这些尸体,看人死了没有,有些人身上又挨了一两枪。这些人的尸体都扔在那里,家人不准抬回家。村里的一些非常贫穷的人把衣服从尸体上剥下来,尸体光秃秃地就那么扔着。后来有些被狗吃了,有些腐烂了,但谁也不敢动。
“我们村里很多人都死了。有些人是攻击县武装部时死的,有些是被枪毙的,还有不少人是后来清查时自杀的。有些人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不知是因为在监狱里受虐待的缘故还是什么原因很快就死了。”
当年新华社驻西藏的藏族记者巴尚(化名),曾经跟随平息“尼木事件”的军人参与围剿“反动尼姑”赤列曲珍的行动。2001年夏天,他向我详细地讲述了解放军围剿所谓“叛匪”的经过:“……可能有一个排的兵力吧,武器装备很全。再加上尼木县里的部队,后来进山沟围攻尼姑驻地的时候大概有七八十个军人。当时从麻江(尼木的一个区,羊八井往南)跟部队来的也有我们的记者。……当时部队的指挥员是西藏军区的参谋长,叫李传恩(音)。
“我们一早就从县里出发,不久走到一个山谷里,据说从这山谷进去就是尼姑的驻地。山谷里全是乱石成堆。我们看见一个个山头上开始挨着冒烟,这显然是发现我们来了,他们在相互报信,用古时候那种烽火报信的办法。当我们走到山口,看见两栋民房,部队便分开埋伏,向房子里的人喊话,但没有人答话。部队就准备上去冲进房子里察看,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的一个排长中弹了,当场死亡,但枪是从哪里打来的根本不知道。这一下部队当然就很气愤了,就用四0火箭筒对着房子放了一炮,然后冲进去了,结果发现屋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大概七八个,都死了,有个老人还在被窝里,看上去是在睡觉。活着的只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手已被打断了。部队搜查了一圈,既没有发现武器,连个弹壳也不见,也没有发现年轻人。我问过小孩话,他说我们都在睡觉,什么也不知道,就被你们汉人的炮弹打死了这么多人。我对部队说这个事情要处理好,不然影响不好。后来小孩被送到总医院治疗。那些死人,本来部队打算拖出去,我说还是抬起来埋了吧,于是就挖了一个坑把他们全都埋了。
“这么打了一下,部队的情绪就上来了,直往前冲,走不多远就和尼姑的人遇上了。他们那边有几支火枪,更多的是矛和刀,还有牦牛鞭‘乌朵’,包着石块朝部队这边扔。一般情况下部队是不会开枪的,可能他们也以为部队不会打枪,所以他们气势汹汹的,用最落后的武器来对抗。所以当部队一开枪,他们慌了,赶紧逃跑,部队就边追边打,可能那次打死了30来个人。他们那边都是老百姓,也就是农民,其中还有几个基层干部,大多数比较年轻。后来追到了尼姑驻扎的那个村子,我们埋伏在一个土坎下面,附近还有一个小水库,相互距离很近。我们向那个尼姑喊话,可她不但不出来投降,还穿着法衣、戴着法帽站在房顶上跳神作法,在那儿乱跳乱舞。参谋长下命令不准向她开枪,要抓活的。这么相峙了一会儿,我们喊话也不起作用,尼姑还耀武扬威的,向我们宣战。于是部队就往尼姑房子开枪,结果那里面也朝我们开枪,但他们那枪都是破枪,子弹也不多,一发两发的,根本打不到我们。而我们的冲锋枪一打一个准,后来发现打死了七八个人。这么打着打着,天快黑了,尼姑还是拒不投降,部队想冲上去,但这样就会肉搏,双方伤亡就会很大。参谋长就叫战士们别打了,可战士们不听,都打红了眼,想冲上去把他们全部消灭。我就向参谋长建议,这样不好,他们活不成,我们也会有伤亡,而且我们已经发现他们非常顽固,今晚就算了,明天再进攻吧。于是部队就撤回来了。当天晚上,尼姑他们就跑了,跑到山上去了。
“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冲到房子里的时候已是空空荡荡,只有七八个人的尸首,有几个还被扶起来靠在墙上,身上都是枪眼。尼姑的房子里还点着一盏酥油灯,油燃的不多,可能跑的时间不长。在房顶上有个简单的帐篷,里面一张桌子上面有几个盛满弹壳的盘子。弹壳都是自动枪的弹壳,只有部队才有,是不是收集在一块表示证据的意思呢?那楼下有个隐蔽的小经堂,点着灯,供着佛像,还有些经书、法器和护身符之类。……接下来部队就搜山追击,在山上发现不少在逃的人,于是各个击破,击毙的击毙,抓获的抓获,尼姑就是在山上被抓获的。当时这场战斗,被打死在寺院里的有七八人,在山谷和山上被打死的有40多人,解放军只有那排长一人牺牲。尼姑后来是被带到拉萨经过公审之后枪毙的。她下面的得力干将大都被枪毙了,只有一个叫热群的跑掉了,没有抓到,这人原来是一个基层干部,杀解放军就是他带头的。”
巴尚强调,之所以要“剿匪”,正是因为在这之前“杀了解放军,这一事件当即被定性为‘反革命叛乱’”。而“那些解放军是去‘支左’的,没带枪,尼姑手下的那些人半夜三更搞袭击,把有的解放军从窗户里甩下来,有的用磨盘石砸死,再把他们都埋在三叉路口,意思是那些人都是鬼,而且上面还放着军帽。那些解放军都是汉族。这样一来部队当然就要剿匪了。这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叛乱’行为。”另外,除了那些“支左”的军人,当地的一些支持解放军的农民也遭到严酷惩处,如“剿匪”时在赤列曲珍的住处发现:“一个女的被砍了双臂,一个男的被砍了双腿,居然还活着,据他俩说是周围的老百姓给他们喝茶、喝青稞酒才活下来的。已经被砍了好几天了。是因为在这之前,县里干部和解放军来的时候,他俩跟他们谈过话,所以尼姑就说他俩是叛徒,狠狠地惩罚了他俩。在尼姑门前的一块空地上还钉有四个橛子,群众说尼姑处罚被认为是叛徒的人时,就把他们的手脚捆在橛子上再砍,那满地都是血,已经干得起壳了。这我是亲眼看见的。又说还有两个基层干部被活埋了,我们挖出来一看,有一个浑身水肿,到处是刀口。”
巴尚还介绍了赤列曲珍近乎传奇一般的身世:“这个尼姑30多岁,个子高高的,她在当时很有号召力,把周围村子里的人都集中起来了,其中有一批就一直跟着她干。她一开始就打着造反派的旗号要造反,红卫兵最初冲击县城的时候就有她那伙人,当时冲击县城不成,还说要用炸药把县城炸掉。据我分析,她不是一个单纯的造反派,而可能是有另外的目的,据说在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她就造过很多谣,说什么印度人打过来了,中国人就要撤回去了,等等。这个尼姑是有文化的,听说她背诵毛主席的语录很熟,在鼓动群众时还常常把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挂在嘴上,能说出很多最新指示,但没有发现她与拉萨的造反派是否有联系。另外。这尼姑也很会利用群众的迷信心理,她说她自己是格萨尔传说中下凡的女神‘阿尼古尼甲波’的化身,会预言、跳神和打卦。还把她手下的人都封为格萨尔里面的将领。她在老百姓中的威望挺高的,常常被请去降神,预言各种事情,包括农作物的收成。”
“尼木事件”被镇压之后,当局在尼木县举办巡回展览,向老百姓展示被杀的军宣队员、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照片,以示阶级教育。后来还建立了“烈士纪念馆”。西藏的藏族官员久尼(化名)当年是图片讲解宣传员,20出头的女军人。我在2003年3月采访她时,提起这段往事,她依然气愤难平,坚持认为“尼木事件”就是“再叛”:“不能说它是武斗。它已经超出武斗这个界线了。……这事件完全是派性的矛盾升华为阶级的矛盾,不单纯地是两派之间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当时在部队,被派去尼木搞展览,发动老百姓进行阶级教育。我正因为参加了这个活动,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件。当时我们部队派的有一个工作组,以这个尼姑为首的人,打着派性的旗号来闹,攻打到部队的驻地里边,把所有的战士全部杀害了。唉呀很厉害。那些图片我全看了。那个杀害的场面相当吓人,有的人被勒得舌头都吐出来了,眼珠子都爆出来了。拿石头砸,拿刀砍,惨不忍睹。
“当时我心情很激动。看见部队遭受这么大的打击,这么多的战士英勇地牺牲,我觉得义愤填膺。在作讲解的时候,我边讲边流泪,气愤得很。老百姓也是边看边哭啊。很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尼姑煽动的只是少数人。有不少喇嘛,还有些个别老百姓。大多数人不知道,结果一看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大家就很明白了。所以尼姑很快就被交出来了。尼姑跑到山里去了,怎么被抓着的呢?还不是老百姓给交出来的。
“这个尼姑,她能量很大的,煽动性很强。我记得据说她常年躲在山洞里边。她好像不是一般的尼姑,还是一个有点地位的尼姑。而她之所以这样,还是她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同时跟西藏过去遗留下来的矛盾有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这是一个根本的分野。她是早就蓄谋已久的,只不过在等待时机。时机一旦成熟,她就会卷土重来。对这些宗教界的人物,我们应该用一种非常客观的态度来对待,而且要用党的政策。对他们正常的信教,我们应该给予他们自由,但如果是利用宗教、披着宗教的外衣来达到其政治目的,那我们必须要识破。而这个尼姑是有根基的,不是普普通通的尼姑。她年纪倒不大,可能40来岁吧,后来枪毙了,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给枪毙了。她杀了那么多的解放军战士,肯定是要枪毙的。那种惨无人道,绝对不是一个出家人干的事情。作为宗教来讲要行善积德,连一个虫子都舍不得杀,但她杀起我们解放军就那么凶残。你说不是阶级报复又是什么?难道会是派性吗?记得在‘波林卡’体育场开了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然后枪毙的她。当她挂着牌子游街时,我们大家都朝她吐口水,非常气。当时这个尼姑的行为震惊了整个西藏的老百姓,觉得这个尼姑太可怕了,完全背离了她的教义。
“他们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的。那些跟随尼姑的人都是社会上的残渣余孽。虽然也有老百姓,但是老百姓也是被尼姑煽动了的。当时说什么‘达赖要回来啦’等等,还是利用这些分裂民族的言论。也提出了一些口号。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反正对汉人就是要进行报复。解放军是红汉人,那就是要斩尽杀绝。这在那些年,在六十年代末发生这样的惨剧,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甚至59年‘平叛’时候都没有发生过的。59年西藏那么大规模的‘叛乱’,部队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都没有遭到过这么惨重的失败,竟然在69年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是骇人听闻的,实际这也就属于‘再叛’了。那么,这样一种局势你不‘平叛’那是不可能的,等于是‘平叛’一样。”
巴尚的看法也是,“本来这一事件是可以按照内部武斗处理的,但是杀了那么多手无寸铁的解放军,恐怕这就不能说是武斗了。那些被杀死的解放军没有带武器,也没有和他们互相打石头,甩‘乌朵’,是在突然袭击中被打死的,这显然就是一种仇恨心理,一种敌对心理,不是一般的武斗,也不是一般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蒙骗的问题。另外,尼木这个地方在”文革“前还发现过大量空投的传单,内容是跟‘西藏独立’有关的,因此,如果要说没有‘叛乱’的基础也很难否认”。
不过巴尚还是比较谨慎,他承认有矛盾的地方:“实际上这个事件很复杂,参与者似乎应该分开来看,具体分析。比如尼姑她是有政治头脑的,而且从其行为来看对解放军是有仇恨心的,所以整个事件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在搞武斗,我认为她是利用这个时机进行她的报复。如果说以造反派的名义,鼓动群众冲击县城还可以说是搞派性,但是杀解放军就不是单纯的问题了,好像西藏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事情,即使有,也只是极个别的,这么大的规模好像没有。这个尼姑本身就复杂,她既是造反派的头头,又有尼姑的身份,擅长降神弄鬼,在群众当中有一定的威望,要煽动和蒙骗群众是不难做到的。
“尼姑的那个干将热群是个基层干部,也是个‘翻身农奴’,但杀解放军很凶狠。那时候,农村里也分两派,基层干部也分为造反的和保守的。一说解放军是支持保守派的,那些造反的当然就敢下手了,那时候要欺骗人是很容易的,尤其是被派性所鼓动。但是像热群这样的人是不是和尼姑怀着一样的心思就说不清楚了。另外,在跟随尼姑的人里面,确实没有发现有过去的领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没有发现有59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奴’。”
这真是意味深长的结论。虽然“尼木事件”的领导人是尼姑赤列曲珍,但比较年轻的她只是生活在乡村的穷苦尼姑,也可以算作党要解放的“翻身农奴”。那么,既然是“翻身农奴”,而不是“三大领主”,就不应该对把他们从“三大领主”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的“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怀有如此之深的“阶级仇”和“民族恨”,这是说不过去的。可如果这的确是事实,那就必须得追问:这是为什么?
—— 为什么,西藏在被“解放”多年之后,还会有像那么多“翻身农奴”,竟能做到义无反顾地去杀解放军呢?仅仅是因为当时去“支左”的解放军不支持“造总”吗?还是因为他们就是解放军的缘故?比如赤列曲珍所率领的村民们,用大刀长矛和绳索石块杀死熟睡中的数十名解放军军人和积极分子,其目标之明确,其场面之血腥,显然不同于通常武斗中的派性厮杀。又比如在“边坝事件”中,发生过四个年轻的农村女人用绳子勒死解放军士兵的惨剧。那么,诸如此类,是不是很不符合党所塑造的感恩戴德的“翻身农奴”的形象呢?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文革”中藏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是一开始就暗中潜藏着,一旦时机出现就立即爆发?还是随着“解放”的神话被殖民的真相所替代而逐渐产生的?而这一切,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的呢?是由派性冲突演变成民族反抗,还是将派性冲突作为民族反抗的藉口呢?可是,既然声称“百万翻身农奴得解放”,又为什么会爆发民族主义的运动呢?而且,这是否与1957年-1959年在全藏爆发的民族主义运动相似呢?如果是相似的,又何以不能接受共同属于一个民族的那些“出身成份不好的人”?还是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源自于最底层、最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如果真的是这样,连最底层的西藏人都愤然而起,中共所精心营造的“新西藏”便丧失了最起码的基础。而这,既是当权者自己不愿意看见的,也是当权者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
2005年11月,我专程去“尼木烈士陵园”寻找“尼木事件”的遗迹,在新建的陈列室里除了意外地看见赤列曲珍和她的追随者们被公审处决的照片,还看见一份译为汉文的题名为“反动文告原文”的档,其内容之奇特,言辞之晦涩,如同神秘莫测却充满杀机但又深含当地文化的预言。那么,“尼木事件”是否包括的有宗教冲突的因素呢?从一个古老的宗教精神体系被“翻身”到另一完全对立的现代“政治宗教”之中的民众,传统文化在其心理积淀之丰厚并不是毛泽东思想这颗精神原子弹轻易就能够摧毁的,所以当赤列曲珍以宗教习俗中疯疯癫癫的神谕者的角色发出“自卫还击”的号召时,或许正是调动广大底层民众以原始方式杀戮外魔的绝对力量,而要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尼木事件”,这份并不容易诠释的文件无疑是一把钥匙,打开的是西藏民间的无数宗教信仰者怎样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大门。至于其中出现的“毛主席”和“江青同志”,或许正是出于将民族反抗混淆为派性冲突的考虑:宗旨:神降临人世,就是为了征服魔鬼这个敌人。裁判者就是毛主席。对于多财或者吞财的,对于这种人的裁判,是没有发言权的神。住在属于自己房子里的人,如果有人来挑衅的话,就要按照江青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坚决自卫还击。旦增加措(指14世达赖喇嘛)的国家被罪恶的喇嘛(指与中共合作的活佛)交给毛主席了,毛主席又把它送给了神界。过去因为没有发言权,肚里有火,嘴里不敢冒犯。求神从比如(指该县境内一个地方。)一带来了一千多人,对他们说:“不要贪婪,不要忌妒,对厚恩的父母不要顶嘴,要与邻居亲近,要尊从党的话。”在求神的人当中,其中有三十多个好人,其余的以后再详究。用一个藏戛戛布(藏语,小银币)做一个渡母佛像,解放军叔叔放明白点好,如果你们听信个别人的话,怎样动刀动枪,那么从今天起,别做吃饭的打算吧,从今天起,就是疯子也不要吃饭了。整个的国家都不是毛主席和旦增加措的国家,而是我们神的国家,虽然你们不乐意,但是,从属羊的那年(指的是1967年)起,就已被神接管,在六月分内有好戏看。谢谢你们俗人叔叔们,你们已恩将仇报了,佛益西诺布和护法神神们可以慢慢地报答给你们。一千个僧众请来了尼姑,孔林加母尼姑住在山上,过得很好。在这个地方有妖魔鬼怪,在活的人世上,对财产的裁判者是毛主席,对心灵善恶的裁判者,是我这个尼姑,我是按照伟大的毛主席指示前来的。俗人叔叔们,你们的寿命好象烟囱里见到的光线。有的人心胸狭窄,对俗人叔叔们造成了灾难,天亮了,太阳出来的时候,马吉白吉拉姆女神要前来细判。俗人叔叔们,你们想得倒好,你们想用一个藏戛戛布做一个渡母佛像。神没有造过谣言,对于俗人叔叔们进行了教育,奉上来的哈达,也各自退还。尼姑孔林加姆对于黑心的俗人感到愤怒,罪大恶极的九十个人已经到手了,还有有待于落到手里的人。宗教信仰的人,该信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信仰的人,想造孽的地方也在这里,要坚决进行自卫还击。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2006年6月号
1966年我已经4岁了,初懂人事,人世间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我母亲肩上挑着的一双箩筐,一只箩筐里躺着我妹妹陈爱武(刚出生)嚎天大哭,另一只则是我龟缩在里面饿得哇哇大叫,母亲狠心,没有任何言语,只是啷呛啷呛地跚跚而行。
母亲是一个修鞋匠,修鞋摊摆在兰田双江街与民主街相通的一座桥旁,这座古老的福星桥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它记载着涟源的风云,也承载着故乡的血泪。那一年,民主街有一造反派,名叫“湘江风雷”,由马汉年带领攻克了兰田镇政府,夺取了兰田的大权。而当时的兰田镇政府设在双江街地域,原镇长由双江街人谭源山担任,遂由他组织了一只更大的队伍,旗号为“红色暴动队”,想夺回自已的江山。
母亲的摊子夹在双方阵地的中间,灾难时常濒临。
我与妹妹在摊前玩耍,全然不知大人们的事情。记得有一天来了一队人,每人手臂上戴着一个红袖章,有的手中提着一支红缨枪,有的则身披一排排黄灿灿的步枪子弹,还有的扛着一箱箱的土制手榴弹。他们来到母亲的摊前,把母亲木架子踢翻,箩筐里的妹妹吓得直打哆嗦,我也吓得扑在母亲的怀里。
他们把木架子架在桥头,队伍立即形成一支战斗队型,钢制的红缨枪位于前例,桥中央摆着二挺机关枪,把母亲的箩筐垒着用玻璃瓶装着的硝药、硫磺、铁屑的手榴弹。路旁的行人立即躲藏到每一个角落里去了,铺面也关了,街头呈现出一片恐怖的战斗气氛。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死人的场面。死的人是双江街的梁轮交,他是被人用红缨枪挑出肠子,脖子被人砍了下来,那个头颅滚到了母亲的摊前,那双没有闭眼的眼睛至今令我惊怵。
梁轮交,涟源茶厂工人,十七岁,没结婚,住在双江街三元巷居民点,与我大哥陈厚生同年,且是同学,所以他经常到我家里来玩耍,与我爱有着比较好的情谊。但他们家是一个纯正的无产阶级家庭,而我家则是一个黑五类分子(工商业地主)家庭,大哥厚生因此不能加入到“红色暴动队”,梁轮交则被拉进了这个声势浩大的队伍里,成了“伟大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的“红卫兵”。成了这支队伍里的一名先锋队队长。
他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来到福星桥,我看到他的双眼是阴森森的,表情是凶煞煞的,虎着脸,暴筋裂骨挥舞着拳头,在那个年代里的年青人大抵都是这张脸、这副心,人性严重被当时的疯狂时局严重扭曲了。
民主街“湘江风雷”那边的武装比双江街“红色暴动”武装的要落后得多,因为涟源县(现改为市)的所有工厂都在桥西,即双江街这一侧,因此,工厂里面的枪支弹药比较好搞。然而,“湘江风雷”队伍人数比“红色暴动”要多很多。战斗一打响,首先“湘江风雷”倒下一大片,他们在呼喊着“毛主席万岁!”之后,又一次冲上阵地,而“红色暴动”把弹药打完之后,被“湘江风雷”攻垮了。
首当其冲的物件是梁轮交,他被五六个“湘江风雷”的战士掀翻在地,三五支红缨枪朝着他的腹腔死劲猛捅,梁轮交没有呼救,只是一味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的声音渐渐地消失,身体全部被鲜血染红,他死在了他父亲的身边,他死在了他的弟弟脚底下,而他的父亲与弟弟无法抽出身来为他解救,因为他们也陷入了生死绝境。
死亡所带来的痛苦产生了连锁反应,梁轮交的父亲为报仇,亲自带领一支敢死队冲到“湘江风雷”保垒中,活生生地把“湘江风雷”头目马汉年来了一个五马分尸,其后,他也在1968年的一次战斗里被人乱刀砍死。
我无法用详尽描述这场惨烈的场面,只是其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使我至今仍旧迷惑不解:战斗双方都呼喊着:“毛主席万岁!”,都自称自已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不是为了自已的生存而抗争,也不是为民族的存亡而奋斗,更不是为了自已的私欲而拚命。用一句“年青人的单纯、运动的疯狂”来搪塞,是不够有说服力的。
因为在双方阵营里有无数的中老年人,有知识份子,他们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亦有历史的教训,在中共的无数次政治风暴里,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品尝政治所带来的灾难。然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为党内夺权运动而甘愿付出自已宝贵的生命呢?
答案被人当然有意识、有目的地封存了,一切真相当然被人扼杀了,留下的只是一个空洞的世界,在那个人妖颠倒的世界里,十四亿中国人无法自省、自救、自强。有的人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在窃笑,有人却在企图历史的重演!
他们是谁?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北京之春2006年6月号
真是莫大的讽刺!原先毛泽东拚命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如今自己的遗像却被子孙后代毫不留情的拿来做交易,拿来敛财了!
记得当年我的叔叔不小心将一张报纸上的毛泽东像弄出裂口,结果被判了两年劳动改造。如果按当年的标准衡量,现在这些公然拍卖毛泽东画像的“反动派”该定怎样的罪行呢?想想都令人毛骨悚然!
可是,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忌讳的时代,这是一个能将任何东西都变为商品的时代。毛泽东画像赫然出现在书画、瓷器玉器和珠宝首饰等拍卖品中,让人思绪万千,百感交集!
有人大喊:不能卖啊!那是文化瑰宝,那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怎能这样“忘本”!有人大喊:卖吧卖吧,看毛泽东的遗体能卖否?看国旗国徽能卖否?把列祖列宗的家当都买光吧── 一帮败家子!
大概更多的年青人讨论的是这幅画像究竟能值多少钱,100万~120万是低了还是高了?他们根本不需要考虑能不能卖的问题。在金钱衡量一切,一切用金钱衡量的社会,人们很容易忘记历史的印记。曾经让数以亿计人顶礼膜拜的伟大领袖,在今天,人们就可以让他成为可供赚钱的物质载体。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有人也会将“文化大革命”拿来经营!
说起“文革”,现在的人们可以轻松的调侃和嘲弄那段历史,已经找不到一点受伤的痕迹。当浮躁得几乎“疯狂”,功利得几乎不长记性的时代,有谁还会再承受一次心灵的痛楚去做没有听众的反思?有谁还会不识时务的去告戒后人以史为鉴呢?连我曾经遭受过“文革”劫难的叔叔,在回忆往事时也都是面带笑容,一副麻木不仁的神态,何况在物欲中沉浮的红男绿女呢?
这是一个市场经济时代,这是一个任何东西都要用金钱衡量其价值的时代。维护什么,坚守什么似乎都不值得付出牺牲的代价。毛泽东的画像曾经是千家万户正堂中的“供品”,然而,现在不过是一件简单的“艺术品”,如此而已。看来,任何价值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任何思想观念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今天你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也许多少年以后就成了民族的偶像;昨天你还是万人敬仰的风流人物,可是没过多久,历史却无情地将你钉在耻辱柱上,成为人人唾弃的狗屎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我们曾经盲目崇拜过,我们曾经无知疯狂过;我们曾经受过伤痛,我们曾经流过鲜血……但是,今天我们都可以将这一切巧妙的标上价格,拿来贩卖,这似乎让人感到已经重回到过去的无知和疯狂,但又不是那种无知和疯狂的简单重复!
毛泽东的像,就是“这一个”人的像,当然可以拍卖,这一点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可是,让我担心的是,迟早有一天人们会拿“文革”的宗宗罪恶去卖钱!当一切历史的浩劫都变卖了,当一切历史的创伤都被金钱“包装”起来了,当一切不能忘却的纪念都从年轻一代心头消失了,我们的民族还会不会再重蹈覆辙?我们的民族还会不会再重新陷入相互倾轧、残害的灾难之中?这恐怕是中华民族一切有识之士都应该为之思虑的问题。
转自《民主论坛》(
当时我十岁,还算不上公民。但保长选举不是公民选举,而是不管家户人口多少,一户出席一个人,拥有一票的选举权。三保包括三个村子:党家村,党家村东面以樊姓居多的下干谷村,南面以复姓“相里”居多的南塬上村,共计三百来户人家。保长一年改选一次,时间就在农历年底。党家村有党、贾两大姓,班辈不乱,在我的记忆中,保长不是党清,就是贾幼捷,都是家道中等的正派人,两个人轮流当选。还有副保长,是下干谷村的樊酉九,不管什么事。保下面是“甲”,就是现在的自然村。我们二甲的甲长,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一直是“场子二伯”,一个和善的从来也不得罪人的老头。每逢开会,先由“官人”党家乐敲着锣沿巷子呐喊一周,然后是甲长挨家挨户通知。当时我父亲不在家,妇女又从来不参加任何会议,我就成了我们家的“惟一合法代表”。
开会一般都在晚饭后进行。等人到齐,天已经老实黑了。所谓“到齐”,也就是六七十个常来开会的那些人,有些人家是永远也不来开会。当时并没有什么“保长选举法”之类的东西,反正只要选出一个保长就是了。实际上参选的按户计,也就四分之一的样子。
来开会的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大约有六七个,聚在一起说些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大人们分别聚集一堆,好像在商量事情。只见贾幼捷和党清分别一会儿和这一堆人说说,一会儿和那一堆人说说。我模模糊糊地只听到贾幼捷和人嘀咕的是:“让党清干吧,我今年要出门去,而且也有病。拜托了。”党清对别人说的则是:“还让幼捷当吧,我老人身体不好。再说,上面的事情我也应付不好。对付上边幼捷比我强。”两人都在积极活动让对手当选,视保长为烫手山芋。临投票前,只见贾幼捷的脸上显出自信的表情,党清则显得有些忧心忡忡。
一位长者宣布:选举了,各人来领票。于是我到前面领了一张白纸,点着油灯的桌子上放着几枝毛笔和一个方形的铜墨盒。我写了党清,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党清比较和善,而贾幼捷则有些凶巴巴。填完票,交给一位监票的人。
结果,还是贾幼捷当选了。党清的脸上显露出一种喜不自胜的表情,幼捷则拍案大怒,脸红脖子粗地大声喊道:“我坚决不干了!”接着就有几个老者上前“玉成”说:“既然大家选你了,你好歹就再干上一年吧,明年再让别人干。”党清也涎着脸搭讪,贾幼捷最后气呼呼地总算认了这个倒霉账。
保长虽然“管”三个村子,实际上没有什么权。第一,不拿一分钱报酬。全保上有报酬的就三个人:保书记,保队副和一名保丁。保书记并不是什么国民党支部书记,而是相当于后来的文书,就是保管一些公文、账簿、户口册之类的东西。保队副相当于后来的民兵连长,有一支长枪;下属一个保丁,也有一支长枪。这三个人每月的“工资”是80斤小麦,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64元,三个人一个月下来也就相当于如今的192元。保长、副保长、甲长,都没有工资,尽义务而已。第二,那时土地是私有的,保长除了自己的土地,谁的土地也管不上。第三,公粮是县上统一收缴的,保长的责任不过是通知欠缴公粮的户按期缴纳。过期不缴的,自有县上的催粮队,保长只要把欠粮户的家长或主要成员叫到保公所,或者把催粮队领到欠粮户的家门口就行了。公粮不经过保长的手,他就无从贪污作弊。第四,保长的另一个任务是通知征兵,但征兵都有明确的政策界限,譬如兄弟两个都在服兵役年龄,必须有一个当兵,也只能派一个壮丁。没有什么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模糊不清的政策空子,保长也就没有任何作弊的可能。不过通知纳粮和当兵,都是得罪人的事情,所以没有人愿意干。当保长不过是尽义务、白受气而已。
当年那个盘惠乡三保早已分成了三个村委会。如今村委会权力可大了,管“集体所有”的土地,管“计划生育”,直接经手征粮收款,还要管一切他们认为有利可图因而决计要管的事情。我们党家村现在拿工资的,就有村委会干部5人,党支部委员3人,自然村村长5人,共计13人。每人月工资平均300元,总计3900元。如果加上原来的下干谷村和南塬上村,原“三保”一个月的干部工资总数上升到10000元,村民负担相当于1949年以前的50倍以上。这仅仅是阳光下的明白收入。如果有征地和工程之类的收入支出,再加上计划生育罚款,则干部的好处是无法计算的。
什么是特权?特权就是对普遍权利的侵犯。当土地是一家一户的私有财产时,当生育是夫妻双方不受侵犯的权利时,当购买土地是买卖双方之间的自主交易时,政府在这方面的特权就会等于零。当保长的特权等于零而义务却无法逃避时,谁还会打破头去争取保长的“宝座”呢!说到这里,读者就会明白了,为什么管三个村子的保长硬是没有人愿意当,而只管三分之一个保的村委会主任的宝座,现在却会打破头地去争。
黄宗羲先生在《原君》一文提出“为君”的职分:“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则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黄宗羲先生提出为君的这个高标准,很少有人能达到。按照这个标准,“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许由、务光是古代传说中逃避天子职位的高人隐士。黄宗羲先生的理想在专制制度下永远也无法实现,而西方发明出来的现代民主制度,却不要求领导者都是能力和品德超群的圣人,而是把领导者的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尽量由私人做好各自的事情。盘惠乡三保的保长“管”的地盘虽大,保长却没有任何特权利益;只管三分之一个保的村委会主任管的地盘虽小,却有着许多特权。所以过去的当选人拍案大怒,现在为争官保官却贿赂选民和上级,大打出手,甚至导致开枪流血;合法罢免一个村长,上级政府就会如丧考妣,要违法行政,要抢夺账簿,要非法逮人,不惜把臭名声闹到国际上去。只因为村委会主任的权力太大了。不是他们不明白“为一村之君”的职分,而是法律和制度付给这个“一村之君”的职权太大了。
现在村委会的最大职权就是控制着全村的土地所有权。上级政府所以要极力维护或者干涉村委会的人权和事权,就是看中了村委会的这个权力。只要土地还没有回到它们原来的主人农民手中,而控制在村委会或者别的什么机构手中,法律上承诺给农民再多的权利,都不过是一张废纸;所谓村委会的“基层民主选举”,则不过是一场流血的闹剧或者不流血的骗局。在中国融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土地私有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近年来大陆最尖锐的社会冲突无不与土地有关,上访大军申诉抗争的主要是土地问题,而村委会的选举和罢免,也都围绕着土地的利益回到村民手中还是被官僚奸商侵夺这个核心问题。
俞梅荪先生去年在一篇文章中说:“9月11日上午,广州市番禺区鱼窝头镇太石村的村部贴出了镇政府的公告宣布:‘该村582位村民要求罢免村长的动议已获通过。镇政府将会同区民政局依法指导该村按照罢免的有关程序做好下一阶段的具体工作。’至此,广大村民要求罢免村官的行动,总算取得初步进展。但在次日,近千警察突然袭击而攻入村部财会室,抢走村民日夜守护保全的存在大量经济问题的帐目,48位村民被抓。9月16日,7位村民当选村的选举委员会并于次日决定10月7日召开村委会罢免会议。9月18日,选举委员会成员及有关村民受到威胁,其委员会主任陈银萍似已找不到人。”
不论村民罢免村委会的要求是如何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不论他们为此付出了并且还要付出多少代价,也不论政府对村民有过或者还会做出什么承诺,更不论太石村的村民会得到什么局部的让步,在现行体制下,所有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如果真正落实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举权掌握在农民手中,那岂不意味着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也回到了农民手中?这是官僚特权集团绝不会答应的。既然斗争的核心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为什么不直奔主题,提出土地私有化的要求呢?凭什么原本拥有“土地证”的农民的土地,就应该永远是“集体所有”呢?只有解决了土地私有化的问题,农村才有安宁,中国的事情才会走上轨道。什么时候,村委会主任的位子不但不再有人抢,而且尽量往外推,到了怎么选都可以,选谁都可以的地步,中国才有望步入和谐社会。
写于2005-9-25,2006-5-19修改
《观察》首发
自从2002年李峻甫做妇联工作以来,几年来一直充当迫害法轮功的打手,涂抹法轮功标语,给派出所打电话举报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因他举报而遭绑架被劳教三年,法轮功学员向他讲真相,他不听。
2003年秋天,他用四轮车拉玉米秆时,从车上摔下,玉米茬子从手心穿透手背,到锦州二O五医院治疗花去5000元,而后来又得肺癌做手术,将肺叶切去一片。欠外债4万多元,亲朋好友的钱借个遍,殃及亲人。2006年3月30日,李峻甫遭恶报死亡。
原本加拿大政府已经决定在6月2日将赖昌星遣送回中国大陆,不过他提出上诉要求暂缓遣返,并以回到中国大陆会面临生命危险、恐遭杀害灭口为由,要求加国法院进行遣返风险评估。
加国联邦法院法官在判决书中说,目前还无法保证赖昌星遣返中国并不会受到生命威胁或者刑求,且有可能对他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因此决定暂缓遣返。至于赖昌星所申请的遣返风险评估,司法覆核一般相关程序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完成,届时赖昌星是否遣返才能正式拍板定案。
远华案涉及中共贪官共犯结构
赖昌星旗下的厦门远华集团遭中共判定不法走私价值上百亿美元的商品,1999年他逃到加拿大提出难民申请,中共好几次要求加拿大引渡赖昌星,但远华走私案因卷入中共贪官受贿黑幕而与政治扯上关系。
据悉涉案者至今仍有上千人逍遥法外,赖昌星曾强调自己与现任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有往来,还对外宣称如果被遣返中共,将全盘供出与此弊案相关的人事,外界预期,赖昌星遣返的政治效应甚至可能震撼中共中央政治局人事。
赖昌星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如果他当初没有逃亡,他早就被杀灭口了。赖昌星也承认,他把巨额资金“借给”中共官员,也给一些官员购买过新车,但这些并不是行贿,赖昌星狡辩称:“我没有贩毒,没杀人,没偷别人的东西,也没危害社会,我是一个合法的商人。”
中共不处死赖承诺遭质疑
上月26日中共就由驻渥太华大使馆发出照会,证实2001年的外交照会仍然有效。这份照会指出,中共保证,赖昌星如被遣返中国,不会因为过去在中国所涉罪行而被判处死刑,中共最高人民法院会把这项担保,通知给负责审理赖所涉走私、行贿罪名的法院,并确实遵行。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上周在北京一项记者会上,被询及中共是否能保证赖昌星遣返后不会被判处死刑时,只回应说赖如被遣返中国,根据法律,他会得到公平审判。赖的代表律师梅塔斯即指称,中共相关的外交保证“并无意义”,因为一旦赖被送回中国,就没有任何机制可监督他所受到的待遇。
梅塔斯致函联合国反刑求委员会,请求该委员会在赖昌星申请暂缓遣返案若遭加国联邦法院驳回时,立即介入。梅塔斯表示,国际特赦组织、人权监察、国际法律人协会等组织都认定,这类承诺不刑求不迫害的外交保证,无异自行承认该国确实存在着这类举措和问题,因此更不值得信任,他也同意此一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