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6月03日(星期六)
自从17年前6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6月成为中共政权敏感的月份之一,六四成为中国大陆的禁忌话题之一,尽管中共封杀有关六四的信息,全球各地每年都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请记住1989年6月3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几千名民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害的民众中也有我们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们驾驶着装甲车,用机关枪来对付千万名试图阻挡他们向前推进的本地市民和学生们。当装甲车强行通过之后,士兵们仍然肆无忌惮地向街上的民众扫射。据一些目击者说,有些战车甚至撞向一些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悼念那些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并呼吁所有的听众与我们同声抗议这一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人民的行径。……
这十七年间,中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那场运动的参与者们也已各奔东西。不过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不断地回忆、思考着那场运动。那么他们思考的结论是什么?“六四”的枪声是如何影响着他们的追求和中国社会的变迁?下面是记者申华采写、制作的纪念“六四”十七周年的特别节目《十七年的反思和变迁》。
十七年来,有人不断要求中共暴政给“六四”平反,尽管“六四”根本不需要暴政的平反;有人不断希望中共暴政为“六四”屠城而忏悔,尽管中共暴政首先应当为其反人类罪行受到公正的审判;有人不断呼唤同中共暴政和解,尽管中共暴政只有资格为其反人类罪行向历史谢罪。
1988年,莫建刚赴北京,和北京的民主诗人在燕山地区发起了“现代诗歌”运动。六四期间,在北京和同仁们参与六四的示威及宣传工作,被镇压后,在燕山被抓捕,经北京诗人黑大春及其家人的全力营救后获释。
就是在这种五味杂陈的诡异氛围下,我匆匆离开了那弥漫着狼烟的故国。六月七日,两天之后,在上海我任教的大学(当时名为华东化工学院,现名华东理工大学)接到北京三个衙门(国家教委、中组部、中宣部)联合下达的文件,指名不准我出国。
六.四之后,当局指北京大学为动乱之源,挟血洗京城之暴虐,肆意摧残北京大学的自由之魂。那一批青年教师星流云散,水尽石枯。那一代学生,少女朱唇华颜依旧,只是双眸间凋残了自由之诗的灿烂;少年风流俊秀仍在,只是神情间枯萎了理想主义的崇高。创造高贵而美丽的自由知识份子人格的希望,也随之香销玉陨。
当局在镇压六四学生运动之后找了一个理由,就是“杀贰拾万换20年稳定”。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获得发展,也被当局用来诠释当初“果断”杀人的“正确”措施。那么当局的这个说法是否站的住脚?带者这个问题,大纪元记者采访了当年密切关注六四运动 的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他认为这个说法很荒唐。
第一批戒严部队冲过去之后,我来到军事博物馆前的大街上,看见地铁站的窗户和墙上布满弹洞。之后我送一个被击中脚的北京医学院的学生回家,他家住在五棵松附近的一个军队大院里。他告诉我,他是躲在一个岗亭的后面才捡了一条命,在他旁边的一个大学生被子弹击中腰部,当场就死了。我在五颗松路口看到被坦克碾成肉饼一片血肉模糊,薄薄一层贴在地上的人的尸体,根本分不出来哪边是头,哪边是脚,后来我发现有一边有几颗牙齿,料想那边曾经是头部……。
89年「六四」之后曾度入狱的北京独立意见人士江棋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住家附近又有公安开始日夜监视了,而且显然是因为「六四」十七周年的临近。不过他也谈到了自己的应对方法和心态。
为避免影响敏感时期的稳定表象,本人于今天凌晨一点十分入睡后,又被北京市公安局一处的孙狄和韩峰警官一伙请到丰台区樊家村派出所“聊聊”。他们希望我不再通报今晚八点去天安门广场凭吊“**”的信息,并且承诺不会限制我的行动自由,但表示可能派员“护驾”随行,我对此表示理解和接受,“交易”由此达成。这次谈话气氛尚属友好,但警方未曾出示立案或传唤文件。对此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径,本人当即表示了愤慨和理解。
《紫阳千古》和《紫阳千古》续集都是由张伟国、吴国光和鲍扑三人共同编辑。由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现居于美国北加洲的张伟国为原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编委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居于加拿大温哥华的吴国光是原《人民日报》评论员;而居于香港的鲍扑是赵紫阳时代,中共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的儿子。
悲从中来,不禁想起“四五”诗抄:“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我仿佛看到中共决策者正在开怀狞笑。6月4日是中华民族的忌日。中共驻澳使领馆的外交官们,天津歌舞剧院的艺术家们,澳中国际交流中心的掮客们,还有那些生活在自由世界却对中共文化恋恋不舍的华人们,你们在今年6月4日的所作所为将为中华民族的耻辱再添上浓重的一笔,耻辱的阴影将伴随你们一生。
再过两天就是“六四”十七周年的纪念日。十七年来,中国的执政党一直将自“六四”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归功于那场血腥的镇压。他们的“逻辑”是,“及时”和“果断”的镇压维持了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而这种稳定则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遗憾的是,不少中国知识份子和外国的分析家对这种观点也采取认同的态度。
1989年直接引发学生与知识份子怒吼的二项关键事件,一是4月25日江泽民选择强硬整顿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二是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因而促成了4月27日20万北京大学生环绕北京城大游行。5月4日又恰巧是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又再度促使十几万大学生上街游行。
六四对中国政治走向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明显和强烈的。在六四之前,中共政权可能认为在它们领导下的某种民主还是可取的,但是在六四之后,它们已经是非常害怕和恐惧民主,因此采取了强烈的镇压的措施,这样杜絶了中国民主改革的政治道路。
两次坐牢在牢房中我朝思暮想国家大事终于悟出些道理,认清一些人物, 其文字收在《狱中上书》(香港出版)。后来又出版了《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 因为狱中有批毛泽东的文字故曰“狱中意外记”。现在这本书中有我迄今为至涉及“自由的文章”包括狱中的少量文字, 也可叫“狱中意外二记”。
中共对网络的封锁从来就有,一般在每年的六·四期间与春节前尤甚。夏先生分析,今年六·四中共之所以投入特别大的技术力量,是因为国内退党浪潮和民间维权的迅猛发展。“中共看到网络在这些运动中所起到的传播信息和联络草根阶层的巨大力量,因而格外希望能扼杀这种渠道。”
中国官方经营的“天山网”网站2日报导,新疆维吾尔族流亡人权斗士热比娅的三名子女已遭公安逮捕,罪名是逃税。美国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中国政府若真的扣押他们,应予以释放。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指控,中国当局把热比娅家人当人质,逼迫她噤声。
即将刑满获释的维权律师郑恩宠会被当局安排出狱后送到分区警署,不得直接回家,人权组织谴责这是歧视性措施。家属表示会照旧去监狱外迎接。
按照上海《东方早报》2006年5月2日的报导:“5月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2006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名人。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被选为100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此外台湾导演李安、中国首富黄光裕、由记者变环保战士的马军等中国人也名列‘时代100人’。从这则新闻报导中既可以看出中国新闻人的无奈,又可以看出他们的精明。被一个“等”字抹杀掉的“英雄与偶像”,就是35岁的山东盲人陈光诚。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亚洲五国访问之行的第三站是中国。他在19日到23日间的五天时间里对中国进行访问。当时,大量外地进京上访的访民对安南的访华感到兴奋,他们发出公开信呼吁安南关注。为冤声能抵达联合国秘书长耳朵里,他们在安南访华期间,成功的在北京进行了几场游行。这几场明知要遭到当局拘捕而强行的游行呼声,却根本没有机会直接传到在远在黄山等风景区游的安南一行的耳朵里。
几年前江西新余市50多岁残疾妇女郑禄英的两个儿子林国良,林国栋被当地公安与黑恶势力联手害死。晚年痛失爱子的她给儿子申冤雪恨,她却屡屡遭到非法拘禁,因上访北京,在2002年12月她被江西新余市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一年零九月的劳动教养。
上午8:00点钟左右,李淑媛的家属赶到现场,见河套上约有200~300人围观,还有两辆写有“公安”的白色警车。外圈是围观的村民,内圈是公安、法医、台集屯派出所的人围住李淑媛的尸体。李淑媛一丝不挂的躺在地上,从胸部到小腹全被剖开,肉皮分敞着,白色的肋骨根根支露着,内脏:心、肺、肝、肠、肚等所有腹中的东西全部被摘取掏空,鲜血淌了一地。摘出的器官用四、五个袋子装着放在李淑媛尸体旁。当时家人被吓的瘫在地上。法医随后把腹部刀口缝上。
吉林省东辽县宴平乡新城六队法轮功学员张顺龙,44岁左右,2006年5月26日在家中被当地辽河源派出所警察绑架,于当天即被迫害致死。遗体于5月28日未经家属同意下,被强行解剖后火化。
2006年4月26日,陈逊5年冤刑已满,本该期满释放,但是青白江公安分局、检察院、法院在办理陈逊冤案中,把他入狱的时间延后,想让陈逊多坐几天牢。直到2006年5月23日,也是陈逊42岁的生日,才是他重获自由的一天。然而,青白江区610伙同攀成钢厂(原成都钢铁厂)综治办2006年5月23日晨6点左右出发前往雅安监狱,直接将陈逊劫持到了新津洗脑班继续迫害。
我们高度评价和赞扬您的提议;但是,我们也可以忠实地告诉您:劫取器官的血腥罪恶,不幸被您所言中!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给您们二位发出这封十万火急的电子邮件!其次,笔者本人王天增,就曾经是体育工作者;并且在中共残暴统治下,生存了三十七年!首先我对于体育运动的精神和认知,以及对于在中共残暴统治的体验,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所以,以我为主,来写出这封公开信,应该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
文化大革命一度自夸为“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光辉实践”。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在文革期间中国确实出现了自由民主。他们说,在文革中,群众可以随便贴大字报,办小报,可以自发地成立组织,举行集会或游行。这不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集会自由么?
【大纪元6月3日讯】(大纪元综合报导)
自从17年前6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6月成为中共政权敏感的月份之一,六四成为中国大陆的禁忌话题之一,尽管中共封杀有关六四的信息,全球各地每年都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1989年6月3日夜晚,中共军队出动坦克,携带真枪实弹,对北京的示威学生和群众进行武力镇压,持续到6月4日清晨,造成至少数百人、甚至上千人丧生,其中多半是学生。
各地举行悼念六四活动
在香港、美国的洛杉矶、纽约、华盛顿、加拿大的多伦多以及欧洲一些城市这几天都有各种悼念活动,以演讲、研讨会、图片展览和烛光集会等形式纪念17年前发生的六四事件。
6月4日,在纽约曼哈顿的中领馆对面将举行“纪念六四,支持维权”活动,八九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封从德、项小吉、在白宫向胡锦涛喊话的王文怡等将发表演讲,并以合唱、图片展、悼念晚会等形式纪念六四。
6月4日,香港支联会在维园将举行六四烛光悼念晚会。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支联会在今年的口号中除了以往的“平反六四”外,还加上了“声援维权”等口号。
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联合华府各界6月3日将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连续第17年主办6.4纪念烛光晚会,到场演讲和参加活动的包括89学运领袖、著名异议人士和社区领袖。晚会上,全美学自联将宣布本届“自由精神奖”获奖人并颁奖。
6月3、4日,英国各华人民主社团将在伦敦的唐人街特拉法加广场和中国驻英大使馆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纪念六四,举行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反对迫害的和平抗议集会。
6月3日,民主中国阵线日本分部、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日本分部、在日中国人团体联合会等团体在东京都举行大游行,谴责中共六四屠杀,声援海内外千万同胞退党,退垮中共,重建中华。
6月4日,悉尼举办六四与文革座谈会,当晚,中央电视台等将在悉尼歌剧院举办“CCTV中华情大型演唱会”,挑战澳洲华人的良知,更是对六四英灵的亵渎。悉尼纪念六四团体将举行抗议活动。
平反有望?中共加强打压
2006年4月底,四川地方当局同意向1989年六四期间的死难者周国聪的母亲提供7万元人民币的“困难补助”。这被看作是六四难属第一次得到政府的变相补偿。但是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说,四川地方政府说得很明白,这笔款项是给周国聪的母亲唐德英的“困难补助”,而不是给予受害者的赔偿。
对于外界猜测这是否说明六四问题的解决开始有了希望,六四学生领袖王丹提醒不要上中共政府的当。
王丹指出,中共近年来越来越注意形象包装的手段,比如在胡锦涛访美之前,就故意放话说达赖很快就要回国,营造对中共有利的舆论。事后证明,根本就是空口白话。现在,一年一度的六四纪念日又要到了,在这种时候故意制造一些小动作,让外界保一些幻想,当然有利于减轻每年这个时候外界给予中共的压力,因此我希望外界千万不要上中共政府的当。
六四事件17周年期间,中共加强对异见人士的监控和打压。曾因“颠覆罪”判囚5年、出狱后率先对外发放内地首名六四受难者家属获地方政府补偿消息而引起轰动的四川成都“天网”网主黄琦,6月1日再被要求限期搬迁,这是他一个月内第二次被逼搬迁。
几年前因在国际互联网上揭露六四被中共军人射杀致残真相的北京市民齐志勇,这些年一直遭受当地公安的骚扰与迫害,生活没有自由,哪个单位也不敢录用。在六四17周年前夕,齐志勇再次被限制自由。警察警车24小时监恐。
中共禁声 强迫人们淡忘
17年来,中共政权一方面镇压六四民运人士,压制要求民主的呼声,对民间维权和宗教信仰活动也不允许有生存空间,并封杀媒体、网络任何有关六四的讯息,强迫人们淡忘天安门大屠杀。另一方面,中共利用经济开放转移民众注意力,但这种打击公义、粉饰血腥的做法,导致社会道德沦丧、贪污腐败比六四当年更盛。
如今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六四似乎是中国现代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不确定的事件。然而,对于中年以上的大陆民众来说,天安门的血腥是无法忘怀的。
经历过六四的市民表示,像文革和六四这些事件都是社会和政府应该反省和正视的历史问题,不应该掩盖和隐瞒,那样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每到这种日子临近,整个国家、政党、社会都感觉到有压力。六四在人民当中是永不可磨灭的,一个历史的见证,必须得要平反。
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表示,“天安门广场是中国民主之圣地,今年六四,我要去那里祭奠当年为自由和民主而献身的先驱烈士。作为一个72岁的老人,我期盼着,在我的余生能够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六四的烛光晚会(就像香港每年举行的那样)。”
孙教授建议,将来把天安门广场改名为“六四广场”或者“民主广场”或者“青年广场”或者“大学生广场”。建议将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改为“六四烈士纪念碑”,周围镶刻烈士的名字及像片。他坚信中国人将会永远缅怀六四,永远不忘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争。
退党不再对中共抱幻想
经历过六四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当年前那场轰轰烈烈、对中华民族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的民主学生运动。当时来自湖南浏阳的三个青年人鲁德成、余志坚和喻东岳,1989年5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向毛泽东画像投掷墨水、鸡蛋,令世界注目。六四之后,他们被以“反革命破坏罪”
分别判刑16年、20年和无期徒刑,他们被称为“天安门三君子”。
六四至今已是17年,喻东岳经历了难以想像的精神和肉体折磨,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刑满释放”。余志坚已释放。唯有鲁德成一人历经艰险,在海内外朋友、美加等国的营救下,排除了中共的层层阻挠,终于在今年4月从泰国平安抵达加拿大,现居卡尔加里。。
鲁德成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当时的那个举动不是针对毛个人,而是针对这个制度,因为这个画像就是中共专制、暴政的象征。当局在89年5月19日对和平的学生运动却下令戒严,那就不能再对中共抱幻想了。我经常说,‘专制独裁必败、民主自由必胜’。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太大了,如果它们得不到应有的报应,天理将无存!
”
89年以后很多正直的人离开了共产党,自2004年底《九评共产党》掀起退党潮以来,许多当年参加六四民运的人士纷纷退出中共组织,其中包括北京民主人士赵昕、上海民主李国涛、重庆民主人士许万平、贵州民主人士曾宁、湖北民运人士刘飞跃、东北民主人士冷万宝、安徽民主人士沉良庆、家庭教会领袖徐永海等等。
中国大陆终将实现民主
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副主席克里斯.史密斯提出的众议院第794号共同决议案对天安门屠杀事件17周年表示纪念。
史密斯说:“我们不能忘记在天安门广场上曾经发生的事件。这个决议案得到压倒性的支持,那些为民主、自由和人权奋斗的勇敢男女青年,许多被杀害、处决或送入劳改,有一天,中国出现一个民主、注重人权的政府时,他们会得到平反”
他表示,像克林顿政府期间中共国防部长迟浩田到美国访问时居然说天安门广场上没有一人死亡,他在当时立即举行一个听证会,显示这种说法是一个弥天大谎。
他说,不幸的是,许多西方人士愿意相信中国的人权情况越来越好,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像天安门这样的违反人道的事件每天都在中国发生。
史密斯说:“我认为目前胡锦涛政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明显不愿意面对他们犯下的反人道罪行。不过,我相信随着时间,新的一代领导人会出现,有一天中国人民将能享受自由。”
六四大事纪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心脏病发逝世,学生自发举行悼念活动。
4月22日:官方举办的胡耀邦追悼会拒绝让学生参加,20万学生和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
4月25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被江泽民、陈至立整顿。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4月27日:20万北京大学生环城大游行,抗议《人民日报》社论。
5月4日:十几万大学生游行,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
5月13日起,数千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要求同官方对话。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反对派军进城。
5月17日:北京百万市民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并揭露中央代表贪官利益。
5月19日:赵紫阳早上到天安门广场探望学生,劝吁学生停止绝食。晚上,李鹏在党政军大会上指学生运动是“动乱”,国家主席杨尚昆宣布派军队进城。
5月20日:中共高层内部会议决定提名江泽民,接替拒绝镇压民主运动的赵紫阳出任中共总书记。
5月20日:李鹏宣布北京戒严,北京市长陈希同宣布禁止一切游行、集会、罢工、罢课及采访。北京市民自发到郊区阻挡军队进城。
5月21日:百万香港市民上街游行支持北京学生。
5月23日:百万北京市民违抗戒严令上街游行。
5月30日: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竖立民主女神像。
6月2日:晚上万多名军人进城。
6月3日:军警在天安门广场发射催泪弹,装甲车在深夜开进天安门广场前面的长安大街,为进城士兵开路。
6月4日:解放军凌晨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民众开枪,强行闯入广场采取清场行动。几千个留守广场的学生被迫离开。军队进城及前后造成大批北京市民伤亡。◇(
突然,一阵阵整齐响亮的口号声,划破晨的静谧。
“严惩刽子手!”
“打倒法西斯!”
大学生们神情激昂、悲切,他们列着方队,打着横幅,边走边呼喊着口号。各大专院校的学生教师都先后出来游行,强烈谴责北京当局用坦克、机关枪屠杀要求政治改革的学生和市民。
居民被惊醒,纷纷跑到街上,聚到广场。人们对政府居然用真枪实弹对付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感到无比的惊讶和愤怒。
当天,主要街道的交通被阻断,游行抗议的学生、教师一队接着一队。大街两旁站满了围观的群众,大家拍手致意,对发生在北京的血腥屠杀义愤填膺。有人还将半导体收音机挂在路边的树上,播放“美国之音”等海外电台报导北京发生的军队镇压学生事件,一大群人围着听。街道两旁张贴了北京军队镇压学生的列印照片和相关大字报。人们纷纷观看,有人边看边骂“畜生!”
从6月4日白天到6月8日,游行、静坐、演说一直不断,关心和同情北京受难者的人士三五成群的聚集在一起,议论着北京发生的大屠杀;主要交通岗亭都被学生占领,大喇叭里在播放着学生的演说。在这特殊的形势下,街上的秩序比以往出奇的好,往日为点小事而争吵的现象全部消失,人们都变得有礼貌了。大家还纷纷捐助,表示对死难者的同情。
细心的人发现,有不少青年男子拿着高级照相机,对聚集一堆的人拍照;有个男青年,手捧照相机,对着正在看北京事件报导的人摆弄着镜头;街上两边的楼上还有摄像机在拍摄街上的行人和演讲的人群;显然,他们是公安特务,在收集情报和动向。
同时,各单位的职工被告知,不准随便外出,不准与学生联络,否则后果自负。
也有一些上班的人对交通阻断表示不满,对学生的演说和游行不予关心,他们害怕被牵涉到里面,给自己带来灾祸。由于当局的严厉控制,没有发生工人大规模游行。
据报导,大陆各大城市都发生了学生游行、静坐等活动。全国,全世界都对中共当局动用军队屠杀学生表示强烈谴责。
六•四凌晨,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一位播音员,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向全世界报导正发生在北京的大屠杀。这段广播被伦敦“英国广播公司BBC”录制下来,并及时到中文部播出。
十七年了,这位播音员的声音一直回荡在我的脑中,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一定不会忘记那一天。
“请记住1989年6月3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几千名民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害的民众中也有我们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们驾驶着装甲车,用机关枪来对付千万名试图阻挡他们向前推进的本地市民和学生们。当装甲车强行通过之后,士兵们仍然肆无忌惮地向街上的民众扫射。据一些目击者说,有些战车甚至撞向一些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悼念那些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并呼吁所有的听众与我们同声抗议这一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人民的行径。……”
附件:BBC电台于1989年6月4日播送的录音
清心论坛该帖中有录音附件 ,链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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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七年间,中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那场运动的参与者们也已各奔东西。不过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不断地回忆、思考着那场运动。那么他们思考的结论是什么?“六四”的枪声是如何影响着他们的追求和中国社会的变迁?下面是记者申华采写、制作的纪念“六四”十七周年的特别节目《十七年的反思和变迁》。
1989年5月,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绝食宣誓;国际歌; 枪声;喊救护车;救护车声。
4月15号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而引发的以“打击腐败”,“争取民主”为主要诉求的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在6月4号这天遭到中共政权的镇压。“人民子弟兵”们手持机关枪,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扫射……全世界为之震惊!直到如今,中共政权仍不曾公布在那次事件中死难者的确切人数。外界估计在数百到数千人之间。
“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政权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很多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中共政权在国际上陷入空前的孤立。在国内,中共政权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中国青年报》前资深编辑,1989年5月上千名新闻工作者要求新闻自由的公开信的组织者和起草人李大同说---
李大同:六四主要的功能就是让大家绝望。原来对这个党还有些信心。但是,对人民开枪就导致了信心的崩溃。
“六四”绝食四君子之一,被中共政权称为“幕后黑手”的刘晓波说--
刘晓波:“六四这一枪就把共产党这合法性呢,打的差不多了。”
尽管“六四”的枪声使得人们对共产党的信心崩溃,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丧失殆尽,但是共产党政权并没有发生动摇。在“六四”发生后的几年内,中共政权想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局势,想重新获取人心。
刘晓波说,1992年,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南巡,掀起第二次经济改革的浪潮。另外,刘晓波认为,中共政权还采取措施压制党内的不同政见。
刘晓波:“因为它觉得“六四”的兴起主要是来自党内开明派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想搞政治改革,那么呢,他们就对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进行了清洗,同时它又杜绝党内出现任何关于推进政治民主改革的声音。”
“六四”后知识份子的变化
刘晓波还表示,中共政权深知,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知识份子是八九民运的启蒙者和动员者,因此,“六四”之后,中共逐步向几个知识份子集中的中心城市投入大量资源,使得知识份子在经济上获得实惠,收买他们的人心。这一策略的后果就是“犬儒主义”的盛行。中国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丁东如此解释“犬儒主义”。
丁东:“现在知识界有相当一批人是属于脑子里并不是不明白是非,但是在具体行为上呢,他是只计厉害,不问是非。”
“只计厉害,不问是非”的犬儒主义的代表就是最近几年兴起的“新左派”、民族主义和国学。在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看来,与1980年代充满理想、具有批判精神并热心关注国家前途的知识精英相比,受这些社会思潮影响的知识份子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们背后都是为了迎合执政者的趣味,为了谋得一己私利。
程晓农说,犬儒主义盛行的原因除了政府软的收买外,还因为政府用硬的一手对付自由知识份子:
程晓农:“……已经开始在学生当中全面发展特务系统。这个系统现在在国内叫信息员。然后这些信息员就以学生的身份在教室里监控老师。在这种压力下很多教师也是没有办法再在教室里讲自己的见解。”
因此,程晓农说,现在体制内知识份子的言路越来越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体制外,在民间社会,仍然存在着一批执著的自由知识份子。刘晓波就是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他因为六四蹲过监狱,出狱后,仍然坚持不懈批评中共政权,针砭时弊,他因而受到警方长期监控,甚至骚扰。
“六四”后媒体的变迁
中国的新闻媒体在“六四”之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9年4、5月间,在一批坚信新闻自由的新闻工作者的争取下,中国的媒体经历过一段中共执政后最自由的时间,大量真实报导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
但是,“六四”之后的几年,按照《中国青年报》李大同的话说,“报纸、电视新闻简直不能看!充斥党的宣传。”不过,1992年之后,媒体业也开始引进市场机制,增强可读性,并出现了以南方报系为代表的新的报导模式,关心社会问题和民间疾苦。这一演变的后果就是传统主流媒体的边缘化。
李大同: “两千年有一句非常形象的概括,这就叫做主流媒体边缘化,边缘媒体主流化。无论是从发行量,从舆论的影响力,还是都市媒体的广告金额和利润,都远远超过了传统的主流大报。”
李大同主编的《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是传统主流媒体的一个亮点,时常刊登有深度的揭露性报导。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胡锦涛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媒体的言论空间已经紧缩,李大同也被撤职。
李大同:“六四”事件对新闻界的影响李大同是深有感触:“在绝望的这种氛围下,开始了普遍的这种功利化。像《新华社》记者都可以去拿别人的金元宝就把揭露性报导不报了。像这样的事情都是不可思议的。”
社会道德危机,贫富分化
其实,“六四”后知识份子的犬儒化以及新闻界的功利化只是中国整个社会在信仰危机之后出现的道德危机的一部分。北京退休医生尹敏对现在社会的堕落深恶痛绝:“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社会的弊病、贪官污吏、权钱交易、没有法制,比较突出。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要提倡八荣八耻,就可想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低下到什么程度。”
现在旅居加拿大的“不寐论坛”网站的主持人任不寐告诉记者说,“六四”后中国人信仰的崩溃,道德的沦丧,导致了宗教在全国的复兴。据一些研究宗教的学者估计,1990年代初,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信徒只有数百万,但是近几年这个数字已达到五千万,甚至有的说达到上亿人。其中大部分都是不属于官方教会的家庭教会的成员。
另外,任不寐还表示,“六四”后十七年来中国社会另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贫富差距的加大已经到了国际公认的危险水平:
任不寐:“经济上的畸形发展导致了贫富分化,腐败比1989年更为严重。由于贫富(分化)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因此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抵达了一场革命的边缘。”
“天安门母亲”不懈地坚持
其实,八九民运时,学生们的政治诉求就是惩治腐败,进行政治改革。尹敏不无惋惜地说,如果当时政府采纳这些意见,不镇压学生,现在的中国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尹敏的儿子叶伟航“六四”那天被“子弟兵”的枪弹打死,当时只有十九岁。
歌曲:《 历史的伤口》
这是1989年5月,台湾的音乐界人士为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而专门创作的歌曲《历史的伤口》。十七年了,一个年轻的生命被政府的军队打死,没有任何说法,尹敏心上的伤口时时作痛。她和一些同样在“六四”事件中失去亲人的难属们组成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十多年以来,用理性、温和的方式,呼吁中共政权平反“六四”,给难属们以赔偿。
今年早些时候,“六四”期间被警察抓去并被打死在派出所的四川少年周国聪的母亲唐德英获得政府七万元的困难补助,政府的条件是唐德英不再向政府就此事提出诉讼。这是“六四”死难者在全国第一次获得政府的补助。
“天安门母亲”的发言人尹敏说,在“六四”十七周年的前夕他们发表的公开信中,多年来第一次改变了向中共政权讨回公道的策略:
“根据这件事情呢,我们也考虑,因为这些难属当中困难的很多,而且老弱病残的也很多。所以我们也想假如中共真能够给一些难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我们还是欢迎,但是不应该附加任何条件。”
“天安门母亲”群体已经确定的“六四”死难者人数是186位,伤残者有70多位。他们说,这个数字只是整个事件中的极少一部分。
齐志勇就是其中的一位伤残者。他于“六四”这天遭到解放军冲锋枪扫射,左腿高位截肢。多年来,因为不能工作,每个月只有三百多块钱的补助,生活异常艰辛。从今年二月份起,因为声援维权律师高智晟发起的绝食运动,他一直遭到警方软禁。不过他要讨回公道的决心非常坚定:
齐志勇:“我们之所以持之以恒,十七年来一直在寻找那些失踪的人,受伤的和死去的人,正是我们要讨回这个公道,不光是为了个人,也是为了整个民族。”
虽然遭到政府不公正对待,但是齐志勇说,来自民间,甚至是素不相识的人的关怀令他深为感动。他说,一位唐山的老共产党员每逢“六四”纪念日都要打电话给他,向他表示慰问。另外,齐志勇透露说,一位当时戒严部队的士兵,已经连续三年一到“六四”纪念日来临,都要给他打电话,向他表示忏悔。
齐志勇:“他现在是团级还是副师级干部了。他每当‘六四’他都跪地祷告。他每次都痛哭,他说首先向死去的亡灵默哀,行真正的人民的军礼,然后再向我表示忏悔。”
八九民运参与者的反思和向维权运动的转变
具忏悔之心的还不仅仅是这位曾经被迫拿起枪对准人民的士兵,还有当时的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吾尔开希曾是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之一。
最近,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向毛泽东画像投洒颜料的“湖南三勇士”之一鲁德成来到加拿大之后,吾尔开希和另一些当时的学生领袖集体向鲁德成公开道歉,因为三勇士当时是被学生押送到公安局并被判处长期徒刑。
吾尔开希说到道歉的初衷:“具体的责任也许不在我们身上,但毕竟我们作为学生的一份子,他们被学生扭送到公安局,而且使他们损失那么多年的青春和自由,从道义上我们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在旅居加拿大的任不寐当时是“高等院校自治联合会”的常委之一。他现在已经开始在神学院的学习,今后要做一名牧师。他说,中共政权之所以对学生运动如此仇恨,不惜开枪,是因为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太看重权力和利益。另外他对民主人士自身的缺陷也做了反省---
任不寐:“当我们这些人从旧世界出来的时候,如果不改变我们身上的缺陷,那些专制主义的毒素,自由和民主的时代不会到来的。当然我这样说不是为专制主义辩护,我是说,怎样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陷,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去更好的创建一个宪政的国家。”
现在已经有很多八九民运的参与者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反省。但是,吾尔开希表示,他们的反省已经足够了:“我们的反省已经足够了。现在强调学生要反省的声音甚至到了要淹没事实的程度了,已经到了要扭曲现实的程度了。真正应该反省的是中国共产党,他们没有任何的反省。”
从1989年直到现在一直都在中国坚持从事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的赵昕的观点似乎和吾尔开希不同。他对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并付诸行动。他当时是“外地高等院校自治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他因“六四”在监狱中呆了11个月。出来后,就积极开始组织成立反对党。
1998年,他参与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公开冲击党禁。但是这些努力在中共政权的镇压下都告失败。在潜心思索后,他得出结论,在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之前,还要作很多的工作。他说,这包括改变人们的精神信仰文化,建立公民社会,完善平等市场经济。
赵昕:“我们从当初要想一下子建立一个制度,从后来秘密组党,冲击党禁,最后到现在我已经转为,我是中国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也就是维权运动)的创立者和践行者。我们就觉得要从公民的权利做起,从建设公民社会的角度做起,逐渐的达致中国宪政民主转型。”
赵昕的观点和封从德的观点不谋而合。封从德也是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之一。当被问到为什么“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政权还能存在至今,他打了一个比喻:
封从德:“中国是一架被劫持的飞机,中国民众就是乘客。只有共产党控制了所有的政治空间,只有它能驾驶这架飞机。所以在大家没有找到取代的驾驶员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所以这是一个劫机的状态。”
封从德说,最近几年开始在中国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就是要在民间培养新的驾驶员。在刘晓波看来,“六四”遗产的一个积极方面就是,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共产党官员的日益腐化,使得人们不得不站起来维护自身的权利。这期间涌现出来的“维权律师”和以赵昕为代表的维权人士从个案做起,实现从民主运动到维权运动的转变。
十七年了,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们已经成熟起来,而中共政权仍然没有认错,事件的很多真相仍不被人们所知。
八九民运中绝食学生之一,现在知名的维权律师浦志强说--
浦志强:“正确与不正确我觉得都应该展开一种讨论。就像我们对文革一样,文革四十年了。对文革研究到什么程度了?研究到一个不让人研究的程度。荒唐得很!对‘六四’更是讳莫如深。不是当时杀了人之后讨还血债这个问题,而是我们应该从这样一种社会冲突中间,从这样一种人生悲剧、社会悲剧中间,去寻找避免它的办法。”
封从德和浦志强一样,也不主张向中共政权“讨还血债”。封从德在设在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的支援下,建立了最大的“六四档案”网站,搜集了一万五千多条与“六四”相关的条目。他说,他建立这个网站的目的就是为了“真相与和解”:“但是在消除仇恨,达致和解之前,必须要有真相。死亡的名单,伤残的名单,还有今天还有多少人仍在监狱里面,这些情况都遮遮掩掩的话,那以后是很难谈得到和解的。只有有了真相才能够和解。”
“六四”何时才能平反?
要和解,没有中共政权的配合,也只是一厢情愿。去年底,中共政权破例地公开纪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今年初,四川“六四”死难者周国聪的家人首次获得政府“困难补助”。这两起事件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共政权准备解决“六四”问题的前奏。
但是,李大同并不如此乐观----
李大同:“我们认为现在还不到时候。我们一致认为要看十七大的结果。由于胡锦涛先生的班底不是他自己选定的班底,我们想他的一些真实想法也无法得到真实地贯彻。我们希望十七大以后能有一个明显的改变。但是‘六四’问题恐怕这一代人还是解决不了的。不是说他们不清楚。有没有解决的魄力和能力,包括足够的政治资源,我想他们还不具备。”
《 历史的伤口》歌词中写道:“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而真理在心中,创痛在胸口,还要忍多久,还要沉默多久?…… ”“六四”伤残人士齐志勇说,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他说他等着中共政权向他道歉的那一天。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十七年来,有人不断要求中共暴政给“六四”平反,尽管“六四”根本不需要暴政的平反;有人不断希望中共暴政为“六四”屠城而忏悔,尽管中共暴政首先应当为其反人类罪行受到公正的审判;有人不断呼唤同中共暴政和解,尽管中共暴政只有资格为其反人类罪行向历史谢罪。
但是,中共暴政没有表现出丝毫认罪悔过的迹象。
中共暴政正试图用金钱或其它手段来掩盖其反人类罪的斑斑血迹,不容人民追究“六四”屠城罪责,这是中共疯人梦想,人民绝不停止追究,直至天涯海角。
人民已经给了中共暴政太多的时间,事实证明中共暴政不可能主动为其反人类罪行进行忏悔。有鉴于此,我们决定举行“六四抗暴绝食”活动,要求中共暴政为“六四”大屠杀向中国人民谢罪。
我们坚定地相信,中共暴政如果不主动认罪,人民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把暴政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绝食时间:北京时间二零零六年六月三日晚10时至六月四日晚10时
绝食地点:家中、工作地点或者其它绝食者选定的场所
(袁红冰 执笔)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日
一、团体
中国维权抗暴绝食运动大洋州后援团
澳大利亚自由文化人协会
亚太人权观察
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筹备委员会澳大利亚分会
中国民主运动(新西兰)
中国民联南加州分部 (美国)
政治避难者协会美西分会 (美国)
中国社会民主党美西分部 (美国)
中国事务 (美国)
全球审江大联盟 (美国)
全德学联
民主中国阵线
新中国学社
新中国杂志
德国人道互助会
二、个人
袁红冰、陶洛诵、黄平、桑梓、袁铁明、王功彪、钟锦江、张晓刚、钟伟、程哲、黄济仁、姜希莉、高原、阮杰、东方猎手、陈维键、陈维民、潘晴、冯海光、李虹燕、陈志斌、陈弘莘、李宝庆、董小红
伍凡、草庵居士、莫逢杰、于唐亮、冯国将、叶国荣、赵锋、刘新虎、吴仁华、张爱、郭树人、刘允全、蒋品超、李国愚、Frank Ling、Freeman
Ho、Liu Ming、Peter Liu
黄翔、秋肖雨兰、唐柏桥、徐小明
盛雪、一然、逸君 高洁
费良勇 彭晓明 潘永忠
大陆的同胞 高智晟 张鉴康
陈德富、张重发、黄燕明、陈西、廖双元、吴玉琴、杜和平、李任科、申有年、全林志、邓浩洋、曾宁、邓永亮、徐光、王荣清、苏元真、王富华、池建伟、陈树庆、吴远明、莫建刚、李志友、黎小龙、薛振标、
联系信箱 gaojie2006@gmail.com
(参与团体及 个人名单在继续征签中)
1989年6月3日夜晚,中共军队出动坦克,携带真枪实弹,对北京的示威学生和群众进行武力镇压,持续到6月4日清晨,造成无数的死伤者,其中多半是绝食静坐的学生。
大纪元采访了现居住在贵州的民运人士莫建刚先生。
回忆六四 哽咽悲伤
1988年,莫建刚赴北京,和北京的民主诗人在燕山地区发起了“现代诗歌”运动。六四期间,在北京和同仁们参与六四的示威及宣传工作,被镇压后,在燕山被抓捕,经北京诗人黑大春及其家人的全力营救后获释。
莫建刚说:“我和北京的文学同仁们从学生静坐开始,都在天安门演说和解释,跟群众说明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反官倒、反腐败及宣传自由民主的精神等等,为学生送水和面包。六四后,我被抓,经朋友援救,才免受牢狱之灾。”
莫建刚回忆起中共对学生武力镇压的那一幕,仍悲伤难过,泣不成声。他当时也在现场,莫建刚说:“我在西单那个地方,非常恐怖,枪声大作,抬出很多很多被打死打伤的学生,坦克肆无忌惮向前冲,见到人都不停,将人压扁。(哭了)现在,我很悲哀、悲伤。不愿回忆那一幕,很恐怖,那是一种恐怖主义的屠城,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
中共坚持不认错
2006年4月底,四川当局向六四死难者周国聪的母亲唐德英提供7万元人民币的“困难补助”。“天安门母亲”组织负责人丁子霖表示,这次周国聪母亲获得的是“困难补助”,而不是对六四受害者的“赔偿”,这表明政府并没有认错。
今年的六四前夕,天安门母亲发表宣言,要求重评六四,依法赔偿。中共当局依然没有任何正面答覆,更没有看到中共对六四问题的说法有任何改变。
莫建刚认为,六四反映中共执政当局专制暴政的本质,为了它的长久残暴统治,凌虐中国国民,当年,派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时,压根没想到什么平反?它是最专制、最独裁的集团,如果它为六四所谓平反,它最终的下场就是灭亡。
“仅仅对个别的死难者家属‘困难补助’,不足以说明中共对六四的正确态度和公正的对待,也不是中共对六四有什么松动或想解决这一事件的方法,六四死难者无数,中共应该大规模的进行赔偿。”
“仅仅对一个家属补助,不能说明什么?反过来,中共是否别有用心?不得而知。17年了,中共即不承认,也不认罪,说明专制独裁的本性仍然存在,它还是不愿意中国国民走向进步和繁荣。”
“中共要是真诚面对这段历史,必须平反六四,清理六四所有发生的事件,司法审判开枪犯罪的人,大规模寻找六四死难者的骨灰和遗体,经济上赔偿六四死难者家属,精神上给予安慰,政治上要承认这是真正为自由民主而发起的伟大事件。”
“六四反腐败 今天中共更腐败”
“当年,六四学生要求中共惩治腐败和促进政治改革。但今天中共的贪污腐败等问题仍然存在,甚至贪污腐败的方法更加高明、手段更恶劣、更黑社会化。”
莫建刚表示,中共继续腐败,不管是邓、江在位,还是现在胡、温上台,他们都无法改变中共所有官员及其亲朋好友的腐败贪污和欺压百姓的恶劣作风。中共的本质就是一个暴力起家的集团,在这基础上,它绝不会让国民过上好日子,它们只会侵吞掠夺百姓的财产和国家资源,装满它们的腰包,将大量钱财转移到国外。
“所有官员都处在无政府状态,不作为或非法作为,违法事件层出不穷,中共根本没有为百姓的生存和幸福生活着想。改革只是一个幌子,根本没有改革,什么政治或经济改革?全部是扯淡、撒谎,它们的末日也随之而来。”
各地举行悼念六四活动
在香港、美国的洛杉矶、纽约、华盛顿、加拿大的多伦多以及欧洲一些城市这几天都有各种悼念六四活动,以演讲、研讨会、图片展览和烛光集会等形式纪念17年前发生的六四事件。
莫建刚说:“如果中共对六四不平反和公正对待的话,那么每年世界各地都会对六四怀念和悼念。日久天长,将民心向背,这对中共的执政地位必有影响。到现在,中共对六四置之不理,将会引起百姓的反感和反对。我相信,中共当局的独裁暴政,将会在国民的反对浪潮中灭亡。”
西方政要频见民间人士
最近,包括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史考特、德国总理梅克尔、美国总统布什在内的西方政要接连会见中国民间维权人士、法轮功学员、异议学者,被认为是西方对华外交政策改变的重要信号,备受各界关注。
莫建刚表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他们站出来,面对中共的独裁暴政,对国内的自由民主运动起到很好作用。他们无论在政治上、精神上、经济上都应该长期这样做。中国才能更快地、更好地,以非暴力的形式,和平演变方式进入自由民主的社会。
评论人士李鼎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他呼吁西方驻华使节把握时机向中国推动民主,帮助中国政体转型。
悼念六四绝食宣言
6月2日,由莫建刚执笔,发表了〈悼念六四绝食宣言〉。
绝食宣言中指出: “6月4日的杀戮与屠城是中国历史的真实!我们不需要专制暴政对六四的真实进行平反,面对历史的真实,我们要求执政者彻底的忏悔和认罪,并还所有遇难者一个历史的公正。同时,顺应民情,实践宪法,开放党禁实施正常的舆论及新闻自由,在多党竞争的政治格局中建构中国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
为了自由民主的中国,莫建刚等宣布:在6月3日晚上10时到6月4日晚上10时这24小时内,进行悼念六四绝食活动,以怀念在1989年6月4日所有为了自由民主而殉难的烈士们。
参加绝食的人员名单:陈德富、张重发、黄燕明、陈西、廖双元、吴玉琴、杜和平、李任科、申有年、全林志、邓浩洋、曾宁、邓永亮、徐光、王荣清、苏元真、王富华、池建伟、陈树庆、吴远明、莫建刚、李志友、黎小龙、薛振标。
*莫建刚小档案*
.1951年3月12日,生于贵阳。
.1978年10月11日及同年11月24日,参加和发起北京的启蒙民主运动,向全世界宣布成立中国启蒙社,当时是该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79年1月,受中国启蒙社的委派,率队到北京张贴第3次“启蒙”大字报,同时组建中国启蒙社北京分社联络处。
.1980年下半年,参加贵州大学学生所发起的现代文学运动“崛起的一代”的编辑和联络工作。
.1986年,参加“中国天体诗歌星团”(发源地贵阳)的组建工作;同年,赴北京和同仁们举行中国诗歌大爆炸。
.1988年,赴北京和北京的民主诗人们在北京燕山地区发起“现代诗歌”运动。
.1989年,“6.4”学潮期间,在北京和同仁们参与学潮的示威及宣传工作;学潮被镇压后,在北京燕山被抓捕。由于北京诗人黑大春及其家人的全力营救,9天后获释,年底返回贵阳。
. 1990~1999年,在家中潜心学习中、外经典著作,同时思考和观察中国民运的走向,并写有多本著作。
.2001年复出,与廖双元和曾宁两先生推动贵州民运工作至今。(
六月七日,两天之后,在上海我任教的大学(当时名为华东化工学院,现名华东理工大学)接到北京三个衙门(国家教委、中组部、中宣部)联合下达的文件,指名不准我出国。然而,抱歉得很,在下我刚刚离国两天,难以返校恭敬从命了。
原本我的访学计划仅是半年。但是,归途已断……
自那时至今,十七年了。没有料到,我再也没有踏上返乡之路。“从此故土变异国”。
回望前尘。六四前,从1987年末到1989年,我从复旦大学应邀去华化创办并主持了一个文化研究所,兼主编《思想家》杂志。
1989年三月十四日,我在北京举办《思想家》杂志创刊座谈会,因国安骚扰破坏,酿成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在这次半座谈半流产的“会议”上,戴晴、苏炜等拉上我,征集了1989年第三次知识界签名上书活动,即四十三位人文社科学者的联署活动。同时,戴晴也把她千辛万苦印成的关于反对三峡建坝的书连同我们的《思想家》创刊号一同派发了出去。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先生突然去世,北京学运轰然而起,我急急派遣所里两位研究人员驻扎北京,就地观察,随时联络。同时我自己也在上海市内,连同几位学界同仁,四处张罗,征集签名,同时支持北京与上海的年轻学生们与当局的对话诉求。因此,原已定好的4月30日应波士顿学院之邀赴美访问的计划,因学运之故,也因一所美国大学的代表团五月份要来文化所访问之故,推迟到了六月五日。
六月四日晚,本所同仁聚会我家为我次日赴美送行,校长陈敏恒先生亦在座。酒酣耳热之夜,有人急遽而至,手持一份由香港电视节目转录下来的录像带,播放出来,竟是六月三日晚至四日凌晨中共野战军屠城影像!枪声响处,血流漂杵……
六四,作为一个蓦然的转折点,决定性地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自六月五日飞离那血腥之死地后,一系列事变接踵而至,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1989年六月八日,应《波士顿环球报》采访,痛陈六四惨案。
1989年七月十三日,应刚逃离虎口的严家祺、吾尔开希等人之邀,我们前往巴黎参加为期一周的海外学人共商中国国是会议,见识了法国人当年的罗曼蒂克。他们拒绝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参加七月十四日的200周年法国国庆观礼,而把我们这批流亡者请上了贵宾席。最令人涕泪难禁者,是典礼的第一方阵队伍竟是由中国人组成,他们簇拥着三个巨大的中国鼓,上面赫然大书六个汉字:“自由 平等 博爱”……全场起立,掌声、泣声交混回响,久久难息……(当年那些热血法国人而今安在哉?)。
1990年一月,应邀去普林斯顿大学任访问学者,参加《中国学社》研究项目,主笔《民主中国》杂志。
1996年底,应邀主持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节目至今。
2002年初,参与筹办中国信息中心,主编《观察》网刊至今。
…… ……
诸“罪”种种,我遂成了故国的“不可接触者”,被拒之国门以外,至今,也整整十七年了。
我曾经千百次地想像过有朝一日归国时的情景心境,总是不得要领,难以拼出一幅具体的图像。但是不期然的,脑海中却突然冒出刘禹锡那首略蕴沧桑的七绝来: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物异人非,不复当年。昔日友朋,有弹冠相庆者,有门生遍天下者,有坐拥豪宅者,也有落寞寡合者。人各有运,各得其所,我无意也无权去物议臧否。只是,当有人问我,你不悔吗?我很诧异发现自己情绪竟是波澜不兴,心境很淡地回了两个字:绝不。
遗憾自然是有的,并且很深,不足为外人道。最痛者,是父母双亲在这段时间相继离世,不孝子我未能奔丧万里,扶棺哭灵,捧一抔之土,筑室守墓。双亲生前之暮年,我亦未能敬茶送饭,侍奉汤药。这是我身为人子最难释怀之处。然两老深明大义,多次捎来信息严厉阻我探视之妄念。彼情彼言,没齿难忘。我只能叩首东拜,接领教诲,涕泪交流。
我自然明白询问者之好意,因为的确有人曾直率地指我的选择“不划算”。意谓你本有一个相当好的基地和位置,倘若不要过于执拗,就将如何如何,云云 ……
我自问并非自命清高淡泊名利的化外之人,也不是无视身外之物不食人间烟火。既生为常人,七情六欲自然难于超脱,亲情乡情亦时时萦绕于怀。然而,没有办法的是,有些人伦的底线是绝然不可逾越的。我不能骗自己。我无法假装没有看见野战军在大街上滥杀无辜,还要仰人鼻息,假模假式地举手拥护;或者制造一套理论说辞来安顿自己的良知,自欺欺人,换取灵魂的片刻安宁。
我更加无法割舍的,是灵魂的真正宁静,是心灵无尘无埃无愧的坦荡,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良知与自由。
我无法长久维系一个分裂的人格,时时活在一幅面具背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无法长久地被框定于钦定的“语言和语法”内,用一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方式,撰写一篇又一篇的装腔作势的“学术”论文和一部又一部言不由衷的“理论”专著,成为人见人爱不知所云的“学术权威”和“青年导师”,制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垃圾。
我更无法忍受的,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袭人耳目的谎言宣传,那类小儿科式的愚民音像文字,铺天盖地而来,日日轰炸,使你无可逃遁于天地之间。那是对人的心灵和智力的双重侮辱。
…… ……
简言之,在我心中,虽然已经过去了十七年,但六四事件并未结束。它还没有进入历史,它还在等待正义。它甚至还未曾被事件发生国的人们公开谈论,公开评判,甚至事件中死伤的确切人数至今还笼罩在沉沉黑幕之中。论及六四,很多人依然热血沸腾,有些人依然讳莫如深。它依然是当代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代政治中的一根基本杠杆。它仍然在等待“最后的审判”。1989—— 仍旧是活着的现实。
质言之,只要六四事件还未获得公正审判,只要正义未张,一党垄断未亡,我对那片纸醉金迷的“人间乐土”就了无兴致。那不是我的故乡。
据说,北京当局最近非常关心国人道德,欲在中国推行正确的“荣辱观”,倡导“八荣八耻”。我只能直捷地说,免了吧,何须用如此复杂繁琐难于记忆的字句。什么是耻?六四,就是最大的耻,最大的罪。而六四的亡灵就是中国之荣。你们有了这一“荣辱观”,就一通百通了。
中国老话云:知耻近乎勇。特此郑重录下,并转赠中南海诸公。
时间能使岩石都衰老,语言也因十七度春秋变得干枯而苍白。再次讲述重复了十七年的痛苦和悲愤,似乎会亵渎某种圣洁的情怀。痛苦和悲愤也因此变成一种艰难——比从骷髅眼眶的黑洞深处找到希望之泪还要艰难。
有人继续顽强地要求本应因六.四反人类罪行接受审判的暴政为六.四平反,尽管那种顽强已退化为对暴政的病态的依恋;有人继续在死难者灵前亢奋地炫耀他的忏悔和谦卑,尽管炫耀的亢奋中,忏悔已变做掩盖其昨日卑鄙的遮羞布,而谦卑则涌溢出近乎歇斯底里的猥琐;有人继续试图利用哀悼六.四之机为自己迎来“全球主祭”之类的浮名虚荣,尽管这种丑陋的努力可以使惨白的石灰石都因羞愧而呈现出紫红。
忘却生命的神圣感,心灵便丧失纯洁;肮脏的心会侮辱一切高贵的精神,而想要沐浴净洁的风,只有走向尘世之外的意境。于是,便有暴风雪涌入我的生命哲学之中。那漫天飘落的飞雪掩埋了六.四悲情,我将在茫茫雪原上踏出一行孤独的足迹,听从狂风的召唤,到天际之外去追寻雷霆的神韵,追寻可以净化万物的烈焰。但或许,我只想追寻北京大学自由之魂的遗迹。因为,那也属于我生命遗迹的一部分。
暴政是自由精神的墓地。中共建政预言着北京大学自由精神的可悲宿命。林昭的惨烈命运正是北京大学自由精神的人格象征。“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大学更堕落成暴君的佞臣。
然而,自由精神是坚硬的,因为,她与人性最深沉的心灵渴望一致。只要民族的心灵还没有完全死于暴政,自由就总是有希望的,哪怕是被封闭在重重铁幕之后的希望。
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坚守思想宽容的理念,为北京大学自由精神的复兴,提供了一次短暂但却可贵的机会;一群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则构成这次自由精神复兴的生命根据。
这个辉映着未名湖波光水影的青年教师群体风华绝代,俊逸倜傥,才情如瀑,文思如泉。他们相信历史是由坚硬而智慧的意志所创造;他们心中燃烧着创造性思维的激情;他们以生机蓬勃的思想足步,试图引领中国的命运走入理想主义;他们认为诗意比利害权衡的理性更有资格主宰时代的精神;他们欲以自由思想之锤,叩响真理之们。这个群体中我至今尚能记起的名字有张炳九、张来武、孙立平、陈坡、李书磊、齐海滨、曹文轩、余习广、刘伟、徐友军、钱力、牛大勇。那个时期的意志活动值得被北京大学的历史记住,尽管现在其中有些人已经背叛了北京大学的自由精神。
北京大学校园内,从课堂到学生社团的讨论,从学术讲座到师生的聚会,奇思异想之观念星光灿烂,特立独行之思想异彩纷呈。北京大学自由精神复兴大潮洪波涌起,未名湖上激荡着属于大海的思想狂澜。一时之间,人们似乎感觉到某种象征中国伟大命运的高贵文化精神正在思想自由之中孕育。
青春的生命对两项精神意境最为敏感,即美与自由。正是思想自由为八十年代中期后入校的北大学生的生命,注入精神朝霞的神韵:少女明眸皓齿间,有理想的晨星灿烂;少年的英俊秀丽处,有思想的春花怒放——这一批北大学生的生命风格似乎在预言,高贵而美丽的中国自由知识份子人格即将诞生。
教师是青年俊杰,人中龙凤,学生是少年华彩,丰神俊朗。于是乎,师生连袂,或携烈酒于梁任公墓前,重醉“少年中国”之梦;或踏瑞雪于未名湖畔,期盼民主中国与腊梅一起盛开;或揽金风于香山之巅,唯愿漫山红叶预言自由中国的降临。
暴政悖逆,山摧地陷。自由之理想,魂断于烈焰烧焦的夜空;民主之梦境,破碎于血浴之长街。
六.四之后,当局指北京大学为动乱之源,挟血洗京城之暴虐,肆意摧残北京大学的自由之魂。那一批青年教师星流云散,水尽石枯。那一代学生,少女朱唇华颜依旧,只是双眸间凋残了自由之诗的灿烂;少年风流俊秀仍在,只是神情间枯萎了理想主义的崇高。创造高贵而美丽的自由知识份子人格的希望,也随之香销玉陨。
对于我,六.四之后的北京大学乃是秋风萧瑟的墓地,墓穴中埋葬的是我生命中最美好岁月的残骸,陪葬的唯有一枚红叶,两行清泪。
岁岁六.四,魂归北大;今年六.四,梦萦燕园。满眼但见衰草如蓬,枯叶遍地,狐走鼠窜,一派荒凉。但我却不愿撕裂梦境,直面现实。梦境荒凉,尚可自持;现实中之北大,污浊之物欲横流,卑俗之贪欲烛天,远思即已痛绝,又岂堪近观。
六.四乃中国之大殇,国人可有痛楚千种,哀恸万般。今年之六.四,我独悲北京大学自由精神之湮灭,并洒酒祭之。只是不知当年灿若星群之校友与学生,可还有一、二愿与我共祭自由之魂?
思想至此,悲怆至极。但是,在那高入云空的悲怆之巅,有坚逾铁石之意志向苍天宣示:冬雷震震,夏雨雪,山无棱,天地合,乃敢忘却对自由的永恒之恋。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日
(首发于《自由圣火》网站。《自由圣火》网站网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
当局在镇压六四学生运动之后找了一个理由,就是“杀贰拾万换20年稳定”。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获得发展,也被当局用来诠释当初“果断”杀人的“正确”措施。那么当局的这个说法是否站的住脚?带者这个问题,大纪元记者采访了当年密切关注六四运动 的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他认为这个说法很荒唐。
明居正对“六四”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说:“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发生了‘六四’后,足足看了3天3夜的电视,虽然很多消息、很多画面是重覆的,但还是不断在看,心里不知如何是好,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火光及一排排的军队从火光中走出来,还见到平民在叫和掷小石头的画面,当时的感觉是痛心和愤怒。痛心是一个国家的军队,口里说为人民,但竟然可以屠杀人民,他们用到坦克车来对付学生更是难以想象。”
明居正忆述,从89年5月份起学生在天安门聚集,喊口号,要求和平和民主,反贪污、反官倒。当时在台湾的中正纪念堂有大集会,和北京的学生现场连线,大家互通电话。当时有人帮手筹款、联系等工作,有人甚至亲自到北京声援。明居正说:“那时候觉得中华民族有希望了!民主要来了,没有想到那个结果是如此的残忍和血腥。”
明居正有一位记者朋友,当时也去了北京,他中枪了,子弹从头颅进去,从颈部出来,居然没有死,那是一个奇迹。他说,那位朋友经常中、台两地走,所以在北京交了很多朋友,当晚中枪后,他的朋友应声倒地,结果当地的人把他放在木板上,死命把他拉到医院去,才救回他一命。
明居正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在屠杀发生后不久去了北京,结果给关押了一个月。这些朋友的经历对他的冲击很大,也让他感受到在大陆所发生的事情,等同发生在他的身边。
“六四”屠杀发生后的2、3年,明居正有机会到北京,当时有一位的士司机免费载他到处去看屠杀当晚所留下的痕迹;有弹孔、火烧的痕迹和血迹。那位司机很年轻,他表示自己心里仍然过不去,他很清楚“六四”屠杀当晚发生的事;他的朋友和亲戚很多都被打死。明教授自己看了也觉得很震撼,一下子把他几年前的记忆,清楚地唤回来。
17年过去,明居正对“六四”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也因为“六四”让他决定投身民运,在能力范围内尽力去帮忙,当时组织了很多的活动。后来又邀请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到台湾来,减少他们在外地的孤独感,也看一下台湾的情况。当时很多民运人士看到台湾就觉得,中国还有希望;走台湾的路,中国是会有希望的。
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因为“松绑”而获得发展,被中共作为对当年“杀贰拾万换贰拾年稳定”的正面注解。而的确也有一部分当年投入学生运动的人,现在为了经济原因,否定了自己那时的做法,明居正表示,见过这类人,觉得他们很可悲,竟然接受了中共当局这个荒谬的逻辑,否定了当年对的事情,现在看到少少的“发展”就觉得很好。他说:“若当年没有发生镇压,中国已经民主17年了!他们有没有想过?”
明居正又说,若中国出现民主发展,今天的经济会发展得更好。他举例说:“东欧、俄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得不错,不比中国差,而中国却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来换取共产党的稳定来发展经济?为何不发展民主政治稳定来发展经济?那个代价是不是更低?对百姓是不是更好?”他说,解决“六四”问题是不需要流血的,而流血了,巩固的是中共,不是中国。
明居正说:“‘六四’当年学生提出的诉求是反贪污、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这是当时的口号。对比起来,17年后,贪污是严重得多,腐败、官倒也是严重了,民主也少了。10多年前学生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是变本加厉。现在提出的维权只是10多前提出的诉求的延续。这说明了共产党没有改变;这个社会的本身并没有改变,政治的本质没有改变,所以百姓的要求是一样的。”
我们把伤患送到衙门口的铁路医院的附属医院去后,救护车司机对我说, 他不敢沿长安街返回北京军事博物馆附近的北京铁路总医院,因为来的时候解放军用冲锋枪冲他们的救护车扫射,他们想绕道从丰台六里桥回去,所以不能送我回老山,要不我自己走回去,要不我跟它们的车到北京铁路总医院看看那里的伤亡情况,回来好跟老山那里的人讲讲,救护车的司机还警告我:“你可想好了,前面可有生命危险阿!刚才解放军还用冲锋枪冲着我们的救护扫射呢!”我把心一横,就跟他们去了军事博物馆附近的北 京铁路总医院。可到了医院后,医院里的情景,尤其那些伤患痛苦的呻吟让我有点害怕了, 来之前光想到生死了,忘了想到还有可能打不死,而被打伤呢,那得多疼啊!我看见许多被子弹打死、打伤的市民和学生,有一个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一个被击中头部的年轻小伙子躺在地上,血不断从头上的绷带中流出来,喘一口气,吐一口血,身下已经是血流成河,但是没有医生抢救他,我问一个匆匆路过的医生为什么不抢救他,这个医生难过地告诉我,送来的死伤的人太多,根本抢救不过来,被子弹击中四肢的在这里都属于轻伤,包扎一下就不管了,伤势太重没有太大把握抢救过来的也顾不上了,只有伤势很重,但很有希望的才抢救。这个小伙子被子弹击中了头部,即使抢救,也很难说是否能救活,而且做个开颅手术最少要好几个小时,恐怕把抢救别人也给耽误了,还是把希望留给那些更有一些把握被抢救过来的伤患,只好任他痛苦中残喘生命中最后的几口气了。
第一批戒严部队冲过去之后,我来到军事博物馆前的大街上,看见地铁站的窗户和墙上布满弹洞。之后我送一个被击中脚的北京医学院的学生回家,他家住在五棵松附近的一个军队大院里。他告诉我,他是躲在一个岗亭的后面才捡了一条命,在他旁边的一个大学生被子弹击中腰部,当场就死了。我在五颗松路口看到被坦克碾成肉饼一片血肉模糊,薄薄一层贴在地上的人的尸体,根本分不出来哪边是头,哪边是脚,后来我发现有一边有几颗牙齿,料想那边曾经是头部……。
6月4日上午因为公共交通已经瘫痪,我只好从五颗松搭一辆北京130敞篷卡车回家。 在车的后车厢里,有几个刚从天安门广场回来的北方工业大学的学生,他们都显得很悲愤,一个女孩一直在哭,我问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她哽咽的告诉我,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驱赶他们,在一字排开的坦克和装甲车从长安街金水桥向广场隆隆开过来时,有些学生还在帐篷里,在坦克和装甲车一路撞倒、碾碎广场上的帐篷时,从帐篷里传出一片骇人的惨叫声。
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六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据他指正,当时解放军不时的从人民大会堂方向向广场射击,枪支射击时发出的火光在夜空中显得格外耀眼,广场上不断的有人中弹,被抬走。
共产党利用解放军用冲锋枪和坦克终于从人民手里把北京城给“解放”了。这大概就是共产党把它的军队称为解放军的真实原因吧,准备随时把各地从人民手中“解放”出来。
从六四开始电视里24小时扑天盖地谎称什么北京市民和学生暴动,平民和大学生没有被解放军打死一个,电视里除了谎言还是谎言。当时强迫每个人明确表态支持政府所谓“平暴”。中共的电视宣传的和我亲身经历的完全不一样。
中共就是靠谎言维持其统治,六四有千百万的见证人,还有全世界通过国际媒体的镜头看到了真相,可中共居然还是脸不变色、心不跳撒谎,否认其罪行,其厚颜无耻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
戒严部队后来端着冲锋枪到我们学校抓了十几个学生,抓进去不问青红皂白先打一顿,后来都判了刑。
为了消灭罪证,六四之后一年多天安门广场都由军人把守,禁止入内。一年多之后,共产党相信罪证已消灭干净了,才开放天安门广场。开放后,我和同学特意去看了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仍能辨认出被堵上的枪眼。
看了《九评共产党》之后才明白,为什么中共八十多年来一直大量的屠杀中国人,原来它就是从西方传来的邪灵,对中国人不但没有感情,而且对华夏传统文明和华夏子孙充满仇恨。
联想近日来,中共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被广泛曝光,中共在一九八九年六四敢当着上千万北京市民和许多国际媒体摄像机的面肆无忌惮用坦克和冲锋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百姓,那么法轮功学员被它们抓到秘密集中营后,在背地里中共有什么干不出来呢?
现在已有一千多万华夏子孙,认清邪共并退出它。随着邪共的解体,相信还会有更多的邪共罪恶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希望更多的中国人,把自己和亲朋好友所见证的邪共迫害中国人的罪恶曝光。“驱除邪共、恢复中华”指日可待!
记者:请问是江棋生先生吗?我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今天听说有警察上门来找您?
江棋生:是的,今天他们开始上岗。
记者:「上岗」是什么意思?
江棋生:就是「看管起来」呗!他们经常这样做。
记者:这次他还把你叫到派出所去了,是吗?
江棋生:没有到派出所,到中间一个地方,那是两三天以前的事情了,他们到我楼下来正式坐镇了。
记者:那么对你的行动自由,显然是受影响了?
江棋生:肯定是不舒服的。
记者:今天开始上岗有什么原因吗?
江棋生:就是「六四」快到了。
记者:他们和你谈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规定,或者特别的意见吗?
江棋生:就是上头要他们来站岗了,他们没有什么别的话可说的,他们自己也不愿意来,他们自己一点意思也没有,上头非要他们来。
记者:他也跟你这么说?
江棋生:对,这是他们的实话,我也能看出来他们不愿意来。
记者:你估计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江棋生:要过「六四」,十七年了没有停止过,年年如此,2004年时最厉害,十五周年时他们如临大敌,那就不是今天才来了,5月14日就来了。
记者:那么从今天开始上岗之后,你如果出去他们会怎么样?
江棋生:就跟着呗!他不能不让我出去,他没有道理,他要在那儿坐着,你也不好意思把他拽走,但是他不让我出去,他做不到。
记者:他们的跟踪是很贴近的那种,还是…
江棋生:他们不能贴近我,那是我不能容忍的,今天因为警察上门了嘛,他们专门有一个屋子,一年四季就是为我而开的,他们安排一个屋子,平时没有人的,一旦有事警察就进驻在那个地方,比如「两会」期间他们来了、比如说赖斯来了、比如说布什来了,他们就又来了、联合国调查酷刑的官员来了,他们也来了,这些人走了,那个屋子就锁起来。
记者:今天上午开始门又开了,又有人了?
江淇生:对对对!他们里面好几个人,正在吃盒饭,中午我出去买东西看到他们。
记者:有事先打招呼给你?
江淇生:这是我对他们的要求,我说:「你们来必须打招呼,说明什么时候来,为什么来,走的时候,必须打招呼,对我要有礼貌,不能对我没有礼貌。」这个他们做到了。你只要以文明的准则先要求我,进而去要求他,我想这个事情是可以做到。来必须打招呼而且要表示歉意,「江老师我们抱歉了,来麻烦你,打扰你了。」这话一定要说,他们说了,每回来都说。
记者:那很有意思!
江淇生:「不准在我楼道里抽烟,不准污染空气」,我都跟他们说清楚了。听起来多不可思议,是不是?你看警察都跟我这么文明。
记者:他们房间就在你同一个楼面,是不是?
江淇生:他们最紧张时在我门口有,楼下有,外头有,我的楼层还有,电梯口坐着两个人,别人来还要检查身份证。
记者:那是2004年的时候?
江淇生:对,2005年的时候他们也干过一阵,后来大概看我屋里搞多了,人就稍微少了一点,我跟你谈了半天,估计明天他们又要加岗了,因为他电话是在监听的,他们看我屋里搞完了,又活跃起来了,他们大概又要派兵马来了,这个他们也很晓得,也很会算计的,他们也要呈报上去。
记者:看来「六四」之前的看管,恐怕不仅是一个人。
江淇生:不会我一个人,有相当一批人吧,他们会这么做的,当局还是心里有鬼吧。
记者:那你们会有什么对应办法和你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江淇生:我只能不理他,只当他们没有,这是我的对应办法,我的眼里没有他们。
记者: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江淇生:对,因为他们也是无奈被派来的人,对他们发火也不太合适,他们都那么低三下四、赔礼道歉的,怎么跟他们发火呢,我和他们打了十七年交道,该干什么就做什么。
(据自由亚洲录音整理)
──转自《博闻社》
《紫阳千古》和《紫阳千古》续集都是由张伟国、吴国光和鲍扑三人共同编辑。由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现居于美国北加洲的张伟国为原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编委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居于加拿大温哥华的吴国光是原《人民日报》评论员;而居于香港的鲍扑是赵紫阳时代,中共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的儿子。
张伟国近日接受记者采访,谈到续集与去年出版的文集的不同之处----
张伟国:“续集,一个是弥补前篇文集所没有收到的文章,有很多是没有发表的。另外一个区别就是第一次我们没有收诗歌、挽联,这次专门设立了一个部分,把这个内容包括进去。”
《紫阳千古》续集共30万字,书中收集了中共党内改革派阵营中如杜润生、安子文、李锐、杜导正、李普、孙长江等人纪念赵紫阳的文章,全书由鲍彤作序,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首次发表了1979年10月份,赵紫阳给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
张伟国:“97年的9月也就是中共十五大举行的前夕,海外曾经广泛报导了赵紫阳给大会的一封信,要求中共从新对六四做出评价。在编这本《紫阳千古》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收到了他在这一年10月,也就是前一封信相隔一个月以后写的这封信。这个信提出来:他因为写了前面一封信,人身自由全部被剥夺了,纪录了他为争取自己的公民权利和党员的权利所做出的抗争。”
无论是《紫阳千古》文集还是续集,都充分展现了赵紫阳伟大改革家的形象和他的原则立场。
张伟国:“八九年赵紫阳做为中国的领导人,为了坚持原则,付出代价。1997年他做为中国公民这样子的下台领导人,为了同样的原则,再次付出代价。这个时候他的处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赵紫阳的原则他没有变,就是坚持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社会矛盾,坚决要求从新评价六四,并实行政治改革,维护公民的政治权利。”
三位编者在《紫阳千古》续集编后记中写到:本书编罢,我们觉得对良心和历史做了一些交代,对此张伟国说到----
张伟国:“我们做为那个时代,经历过赵紫阳领导的改革开放的过来人,都有相同的理念。最主要的一个愿望还是希望中国能够转型成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现代宪政国家。那么现在这样一个理念被打成不同政见,六四以后的这十七年,对这种曲折有新的认识。编这个书当然就是等于对历史、对紫阳是一个交代,对自己的良心也是一个交代。”
(据自由亚洲录音整理)
细心的读者可以马上发现,在歌剧院的售票广告及网站(http: //www.sydneyoperahouse.com/sections/whats_on/boxoffice/event_details.asp? EventID=1868&sm=1&ss=1)上主办单位只有“澳中国际交流中心”,而没有公布央视、天津电视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市文化局、中共驻澳使领馆等真正操办的黑手。中共很清楚,央视等中共喉舌在西方民主国家早已是恶名昭彰,一亮出爪子,就显出原形。至于在悉尼中文媒体,针对悉尼侨界,中共则赤裸裸地打出了“CCTV中华情---情聚悉尼”和驻澳大使馆的金字招牌,单刀直入,血淋淋地摘取了华人的良心。有多少人想到,中共名为“弘扬国乐、团结华人”,暗藏“拥共护共”的玄机?作为有史以来最为狡猾奸诈的邪灵,中共当之无愧!
澳洲华人社区已经同法国华人社区一样早已沦陷为中共的精神殖民地。中共劫持澳洲华人的灵魂,并非始于今日,中共的策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耐心细致,潜移默化”施行多年,不知不觉地摄取了澳洲华人的魂魄。撒谎大使傅莹“诚实”地宣布,中共在今年将至少役使15个大型文艺演出团组,共800多名乖巧伶俐的艺术家,到澳洲巡演,推销扭曲变质的“中国文化”。那么,今年中共在澳洲兴风作浪至少要掀起三个高潮:春节期间悉尼街头已经展示过中共300多名艺术家;这次是80多名;下半年还有420多名,我估计会在10月1日“中华国殇日”期间再掀高潮。中共外宣“节日品牌”项目,原先只在春节和“国殇日”举办,现在竟猖狂到在“六四”忌日为暴政涂脂抹粉。中共要明目张胆地抹杀海外华人对“六四”屠杀的记忆,掏空海外华人的良心。如果你是人,你还能沉默多久?作为有史以来最为冷血残暴的刽子手,中共当之无愧!
据悉,央视在全程录制此次演唱会后,拟在其卫星频道播放,“泽披”全球华人,激发海外华人的“爱国爱乡热情”,甘之如饴地做中共的仆人、爪牙和打手。中国大陆来的移民都是喝狼奶长大的,血液中浸透着共产主义的毒素,不少人依旧身在海外,魂在中共,思维都打上了中共的兽印。与主流社会接触较多的华人一般都较能顺利地除去兽印,但兽印未除尽,甚至是完整保留者大有人在。我到德国,明显体验到原西德人与东德人的差异,西德人总体上热情好客善良,原东德人则受过共产主义洗礼,至今缺乏宽厚仁慈的人性。兽印未除,奴性不改。民运前辈王若望生前曾告诫,即使是民运和人权人士,也要驱除心中的“小毛泽东”。魔鬼撒旦与犹大订立契约,以达到它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中共邪魔也这样做了。中华文化早已被中共打造成驯服人民的工具。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已经完全被中共吸血魔王吸干舔尽,徒留一具行尸走肉,谈何“中国文化”!相信6月4日将会有不少华人被魔鬼牵引在犹大的鼎力协助下前往歌剧院与魔鬼一同狂欢。中共之“CCTV中华情---情留悉尼”是悉尼华人之大不幸!也是中华民族之悲哀!
17年前的那场屠城事件改变了多少中国人的思想、生活和命运。中共接二连三推出诸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讲”、“三个代表”和“保鲜”等洗脑运动,进行了疯狂的反扑。然而,中华民族的良心们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与中共暴政的博斗与较量。民运实干家胡石根、杨天水、杨建利、马文都、刘京生、侯文豹、王炳章、许万平、张林,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张先玲,维权人士高智晟、郭飞雄、胡佳、赵昕、齐志勇,法轮功人员王文怡,以笔为枪的刘晓波、余杰、郑贻春、李元龙、王怡,等等,为中国大众的民主与人权前仆后继,都发挥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与这些人相比,我辈深感汗颜和无地自容。10多年来,我在体制内做中共的奴隶,在恐惧和谎言中苟且偷生,直到忍无可忍,愤而出逃。
缅怀“六四”英灵,我扣问自己的灵魂:你真的自由了吗?我虽远离牢笼,牢笼却罩住我不放。目睹“六四”难属在地狱中受尽煎熬,良心人士、民主人士和法轮功人员在生死间游离,基层民众在苦难中挣扎,我的良心怎能不哭泣!
悲从中来,不禁想起“四五”诗抄:“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我仿佛看到中共决策者正在开怀狞笑。6月4日是中华民族的忌日。中共驻澳使领馆的外交官们,天津歌舞剧院的艺术家们,澳中国际交流中心的掮客们,还有那些生活在自由世界却对中共文化恋恋不舍的华人们,你们在今年6月4日的所作所为将为中华民族的耻辱再添上浓重的一笔,耻辱的阴影将伴随你们一生。@(
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不错,“六四”以来中国的经济的确是在高速增长区运行。但是,“六四”的发生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政治上的压制也完全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以“六四”作为分界线将一九七八年至二零零五年的二十八年分为两个时期(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和一九八九年至二零零五年),根据中国官方的资料,前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高于后一个时期。例如,按照复率计算的这两个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百分之九点七和百分之八点七;而这两个时期经济增长的算术平均数则分别为百分之十点二和百分之九点二。
任何人也无法否认,中国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中国的许多重要的经济改革政策正是在第一个时期开启的。例如,农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体制改革、外汇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开办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等。
事实上,“六四”镇压后的前两年,中国的执政者曾经想方设法地逆转中国的改革开放,江泽民曾经在公开会议上咬牙切齿地发誓要将中国的个体户和私有企业“罚得倾家荡产”;宋平等人则再在农村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妄图取消农业生产责任制。只是当这些做法四处碰壁之后,执政者才不得不在经济政策方面回到现实中来。
由此可见,即使是纯粹地从经济增长速度的角度看,将高速增长归因于“六四”镇压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将经济增长质量和财富分配合理性等因素考虑进去,“六四”镇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更是显而易见。
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尤其是普通劳动者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没有缺乏保障,城乡之间和贫富之间收入的两极分化,普通劳动者工作条件的不断恶化、水土和其他资源的严重缺失和环境的破坏,银行大量的呆账坏账、尤其是各级官员的腐败愈演愈烈甚至基层政权组织的黑社会化等等,这些问题的形成恰恰主要发生在“六四”以后。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普通劳动者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也正是中国的增长难以持续的症结所在。
这些问题产生和长期难以解决的根源,正在于中国的执政者在“六四”之后顽固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没有一个通畅的渠道进行表达;没有一个自由的新闻制度,社会的阴暗面长期得以掩盖;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腐败的官员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痼疾。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不应该局限于经济的增长。追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与追求物质生活上的改善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和权利。这一点无论是从中国的历史还是从世界的历史看都无可否认。如果把维持现有政治秩序和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的标准,孙中山推翻清王朝的斗争、美国解放黑奴的战争、世界上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都是错误的;相反,殖民主义的侵略和统治、德国法西斯制度等则都是合理的。
毫无疑问,人类社会应该得到均衡的发展。如果自由、民主和经济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矛盾,唯一有权利在它们之间进行平衡、做出抉择的是人民自己。任何政府、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用坦克和自动步枪来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从这个角度看,即便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真是拜“六四”镇压所赐,我们也无法在价值观上接受“六四”镇压的合法性。更何况“六四”并非真正的经济增长的源泉。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江泽民在六四镇压中的角色
1989年直接引发学生与智识份子怒吼的二项关键事件,一是4月25日江泽民选择强硬整顿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二是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因而促成了4月27日20万北京大学生环绕北京城大游行。5月4日又恰巧是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又再度促使十几万大学生上街游行。
而酿成5月13日起北京大学生长期在天安门广场抗议示威的主要因素,则是改革开放以来所累积的各种政府官员贪污腐化的弊案,年轻纯洁而充满正义感的学生们希望与政府对话,要求改革,目的就是为了救党、救中共政权!
但是共产党怎能接受被统治者的“指正”呢,这看在江泽民的眼里,实在太不像话了,江于是拿着他成功镇压《世界经济导报》的“成就”,老远从上海到北京,向当时的总理赵紫阳邀功,但赵紫阳给了江脸色看,这让江泽民吓的半死。
不过邓小平却欣赏江泽民的作法,也觉得江强硬镇压的主张,才是符合共产党一贯的“流氓性格”,说文雅点就是“党性”。反倒是赵紫阳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没有展现流氓性格,也因此违反了中共建党以来的“政治正确”,其结果就像是中共多任的总书记一样下台鞠躬,换成流氓性格十足的江泽民,才够资格领导中共流氓党!
5月20日江泽民被提名成为中共总书记,取代赵紫阳,同日总理李鹏宣布北京戒严。6月4日军队开枪强硬驱离民众,死伤无数。善良的中国人民再度成为惊弓之鸟,狠毒成性的流氓党,又再一次靠枪杆子与坦克车,制服搞定了只是想“说真话”的人们。为了达到军队相互钳制和军队仇恨群众的效果,中共甚至布置火烧军车、士兵被杀死的场面,制造人民子弟兵屠杀群众的惨案,就是为了压制人民反贪污、反官商勾结、反腐败的呼声,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呼声。
无疑地,江泽民成了六四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只是靠着“主张强硬镇压”就能从上海市委一跃登上权力的顶峰,这一招真是太管用了。从此之后,江泽民就食髓知味地死抱着这招不放。然而,更大的灾难,才正开始酝酿当中。
血腥镇压六四的社会后果
江泽民血腥镇压六四,从此浇息了中国人民心中追求“公理正义”的热情之火,让“疯狂文革”之后好不容易回复的“良知”,又如同乌龟般地缩了回去。
人们为公益伸张的正义感与善良本性,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从此只问个人私利如何获得,不再过问哪些官员贪污腐败。
从此承认共产党就是恐布的蛇蝎豺狼,重要的不是幻想蛇蝎豺狼会因为正义公理的指责而变成好人,而是如何“苟且偷生”地与蛇蝎豺狼共舞,并学会在“喂饱蛇蝎豺狼”的同时,自己也能分到一杯羹!
“逢九必杀”的真正原因
因此血腥镇压之后所维持的没有公理正义是非的社会稳定,只是表面上的一种假稳定,因而必须要靠周期性的镇压才能维持恐布气氛,这是中共“逢九必杀”的真正原因,从1949,1959,1969,1979,1989,一直到1999年残酷镇压法轮功,都是如此。
六四开枪杀人不是目的,镇压法轮功也不是目的,让人们“心中维持恐布”才是真正目的,这一点在《九评》第七评〈评共产党杀人历史〉一文中已经清楚地指了出来:中共的“杀人行为”,其实是有“模式”可以预测的。
“黑心”一箩筐的真相
当人们心中没有公理正义、是非善恶的时侯,虽然没有人挑战共产党的豺狼式领导,但却会反映在各式各样且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上。只要自己赚钱,谁还管消费者的死活,谁去在乎环境生态受到严重耗损与破坏,这就是为什么大陆如此多的“黑心食品”,及各地都有严重生态污染的终极原因。
银行的钱,不捞白不捞,于是从银行行长到企业经营者,大家都在进行各式各样的“圈钱、圈地”运动,其结果就是高达50%的银行坏帐,几乎相当于整个中国的外汇存底总和。
盖棺论定清算江泽民
30万字的《江泽民其人》一书中,以两章的篇幅,盖棺论定清算了江泽民在位十多年中,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教育等方面所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 江泽民时代的“稳定”,是当权者不惜一切代价用来保证权力和利益独占的稳定,是以压制民众声音而维持的火山口上的“稳定”,导致的是更具毁灭性后果的社会危机的积蓄。
江泽民时代的“经济发展”,是不计成本、以巨大的社会不公和摧毁生态环境、耗竭中国未来生存资源为代价的片面发展,这个泡沫化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中国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使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已经没有可能,后代子孙的生存则面临更加严重的危机。
更可怕的是,江泽民出于维护个人权力的自私本性,以腐败治国,对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进行收买,使他们成为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中共的改良动力全部消失。整个权力系统因而彻底堕落,蜕变成为少数精英掠夺国家资源的工具,权力腐败、黑帮政治空前严重,社会道德一泻千里。
从政府到民间,人们都清楚地感受到这种朽烂的蔓延,体会到一种无可疗治的可怕的质变。这种根本性的病变,将使任何既有的社会成果都形同虚设,如同海市蜃楼一般。因为正如流沙之上的大厦,瞬间就可能化为乌有。但这种危险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
记者高山邀请1989年六四镇压后被当局通缉、逮捕和监禁,目前流亡美国的王军涛和在美国纽约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刘青就以上问题进行讨论。
记者:六四这事件已过了十七年了,十七年来,虽然中共政权似乎想遗忘这个事,而且年青人对六四也许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实际上您觉得“六四事件”对中国政治未来的走向是不是有影响?
王军涛:我觉得六四事件对中国政治走向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可以分成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方面就是在六四以后,中共的执政者为了重新恢复他们执政稳定,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进一步的控制和对六四的参与者加以镇压,使得中共政权整个朝向着更威权化的发展。
另一方面,他们为了恢复它们统治在老百姓中间的这种觊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经济进一步进行了改革,造就了今天比较畸形的发展社会。在经济上是发展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贫富差距增大,更加腐败了。
第二个方面,六四之后,整个海外世界,包括海外的华人世界,开始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做了更大的关注,在各个方面参与促进,且成立了一系列的组织,也形成一些国际性的机制,关注这个问题。
第三个,我觉得在六四之后,中国十七年的发展形式,证明了在十七年前被扼杀的中国发展前景,实际上是一个好的前景。
在最近两年中,关于围绕着胡耀邦先生和赵紫阳先生的纪念,已经让中国老百姓一系列的抗争的行动都表明了,他们在重新的恢复对于六四这方面问题的记忆,而且希望以六四做为一个契机,来解决他们目前面临的问题。
记者:刘青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刘青:六四对中国政治走向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明显和强烈的。在六四之前,中共政权可能认为在它们领导下的某种民主还是可取的,但是在六四之后,它们已经是非常害怕和恐惧民主,因此采取了强烈的镇压的措施,这样杜絶了中国民主改革的政治道路。
在89年六四之前,从高层来说,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意识和强烈的要杜絶这种道路;但在六四之后这种道路杜絶了。
再者,对于社会,它们一方面是进行经济改革,甚至经济上的腐败;另外一方面它们对于社会是采取了强力的镇压措施,不让社会有新的火花和聚集的可能出现。从六四到现在十七年来,可以看得出来,只要社会上有一点强烈的不满或者有人凝聚在一起的时候,都会遭到强烈的镇压。
记者:王军涛先生,六四之后的十七年,你觉得中国维权运动是不是对六四有个传承的关系呢?
王军涛:我跟他们讨论过,我觉得这一点传承是毫无疑问的。他们都比较认同在六四那一天被扼杀的中国发展前景,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信念,而不像邓小平的路线:只在经济上改革但在政治上保持威权。在这方面他们是认同六四被扼杀前景和希望。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觉得在特点上表现的有所不同。最近我看到说围绕的维权运动的内部分歧讨论像范亚峰这些学者和高智晟律师等等,他们都在这方面都表现高度的认同,就是他们在讨论六四的精神是什么?他们愿意去继承这一精神。
记者:刘青,您觉得这个六四学生运动虽然被镇压了,但对当今的维权运动还有要求民主这方面的诉求,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刘青:我觉得中国的民主运动实际上都是有传承的。只是因为中共政权在信息上的控制和压制,使很多人对这种情况不了解。
比如民主墙,在民主墙之前有一些民主运动,包括中共掌权之前的一些民主的争取和努力,其实对民主墙都是有影响的,而且民主墙对后来的一些事情也都是有影响的。
像89年六四这样大的事情,中国民众知道的相当多,很多人受到了89年六四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中共政权在信息上的控制,还有由于信息了解的残缺不全,使一些具体做的人,在思想和感觉上甚至是感情上都可能有断代的现象。
记者:中共政权在十七年来对六四一直是采取回避不谈的态度。最近有一个天安门母亲唐德英,她的十五岁的儿子六四时候在成都被打死了,现在她得到了一些困难补助,您觉得是不是表示着中共政权对六四的态度有转变呢?
王军涛:我觉得这件事情还不能说明中共政权对于六四政策有一个根本性的明确的转变。这七万块钱的困难补助是数额高了,但这确确实实是含有对六四这个事情一定程度的影响。
另一方面,我更倾向于认为是一个地方官员在权限范围内对这个事情所表现出来的同情,我觉得最多也做到这一步。
至于说是中共中央在这方面态度还是坚决的,因为最应该补偿和最应该做出回应的是丁子霖女士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的运动,对这个运动中共政权至今还是置之不理,没有做出任何正面的回应。
记者:天安屠杀是用真枪和坦克进去镇压,并没有用橡皮子弹或摧泪瓦斯等等的东西,中共政权好像并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在最近的广东的东洲事件,它们也是向老百姓开了枪。昨天公安部副部长还说要对群体性事件要加以防范,您觉得中共政权为什么没吸取天安门镇压的教训呢?
刘青:它们自己还在吸取教训,比如说它们把一切可能发生这种群体事件的火花,在最初发生的时候就把它扼杀掉,不使它真正形成大规模的群体运动,这就是它们吸取的一个教训。
对于它们来说更主要的是“政权”,如果一旦政权面临威胁的时候,包括从前使用过的手段,它们仍然会再次使用,所以那次对它们来说不是一个教训问题,而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问题。
记者:王军涛您觉得中共政权有没有可能对六四进行从新评估呢?
王军涛:我想这还是取决于中共的执政者是不是有决心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一个全面的改革,在没有下这样决心的时候,对六四任何的评估都会引发政治风潮,假如没有这样的决心和思想准备的话,那么面对这样风潮,它们还会继续重犯它们在六四所曾经犯下的错误或者罪行。
我想最主要的问题还在这个地方。它们对于六四这个事件,我相信絶大多数中共领导人都知道它们做了一件错事,即使是要维持它们政治统治来说的话,它们这个包袱太重了,而且它们做的太粗糙、太生硬、太残忍,所以激起整个国内外强烈的反响,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
另一方面,它们又知道任何一个想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都会导致新一轮的要求民主改革的政治风潮,这是它们不能做的,所以这件事取决于中国有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有没有和平变革政治体制的决心和意志,只要没有,那么它们就不会去重新评估这件事。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呼唤自由》前言
这本书的主体是“自由”, 有记录、有历史、有论述。取名《呼唤自由》, 其中包括《百年祸国》之后作者的全部文章。
两次坐牢在牢房中我朝思暮想国家大事终于悟出些道理,认清一些人物,
其文字收在《狱中上书》(香港出版)。后来又出版了《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
因为狱中有批毛泽东的文字故曰“狱中意外记”。现在这本书中有我迄今为至涉及“自由的文章”包括狱中的少量文字, 也可叫“狱中意外二记”。
(1) 自由先于民主法治
我在狱中辗转思考中国如何走出一党专政的樊笼, 后来认识到必须“自由化”、“民主化”、“法治化”, 而且自由化应该是第一位。民众自由获得自由权力才能够建设民主法治社会。没有新闻、出版、言论等自由无法形成公众的选举, 更遑论法治。在文革中如果一人一票选中国总统,肯定还是毛泽东当选, 很多人会自觉地投他的票。因为当时民众没有基本自由, 整天看到、听到全是一个政党的选择, 到处是毛泽东的光辉形象、丰功伟迹。除了他,人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活着的伟人。甚至直到今天, 毛泽东仍是中国很多青年最崇拜的人。
(2) 争取自由必须唤起民众
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上小学, 每逢星期一, 上课前都要选读总理遗嘱,其情其景,历历在目, 孙中山先生在遗嘱中说, 为了达到中国自由平等之目的,“必许唤起民众”, 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四十年经验的结晶, 经过五十多年的苦难历程我们愈加感到孙中山先生经验的弥足珍贵。
中国当务之急是唤起民众用行动争取、维护自由的权利,这是我近年著述的主要内容。1949年前中国说有政党, 共产党讲“自由”最多, 争“自由”最积极, 但是1949年后, 中共掌权, 人们的自由权利却逐步被剥夺。对政治异见民众,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有嘴不能说, 公民变成极权下的奴隶成了驯服工具,在中国大陆“自由”、“自由化”成了禁忌词,成了批判的对象。在中国宪法中明文写着: 公民享有出版、集会等权利,但民众一但认真行使这些权利, 无不受到严酷打压。50多年来中国的历史, 实际上是镇压自由的历史, 是民众争取自由的历史。
(3) 中国自由之路
中国历史上有追求自由的传统, 在范仲淹的《灵鸟赋》中, 就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佳句,在西方有“不自由毋宁死”的高歌。追求真理, 宣导人权的知识分子, 把为自由抗争视为天职, 他们梦寐以求的是自由世界。但“暴力革命”和暴政统治, 却将亿万民众垄罩在一党专政的天罗地网之中。在中国争取自由,必须重在事件,重在行为,点滴做起,身体力行,不要沉默,不要无所作为。只要人人都为自由献一份力, 尽一片心,发一点声, 中国的自由化便指日可待。近年民众抗争风起云涌, 农民争生育自由, 不同信仰者,争信仰自由, 知识分子争六四平反, 文化工作者争文艺自由。大家使用宪法表达自由权利进行抗争,多少年来从没有停过。这些抗争维权, 不单使民众获得切身的利益, 也使得参加者战胜恐惧增强参与意识进一步觉醒, 这种觉醒是中国走向自由化的前提和基础。
(4)团结就是力量
1949年前后有一首歌曾流行全国名字叫做团结就是力量。
当然1949年所建立的中国,是不是“新中国”可由历史学家评论,但是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首先应该是有自由,有民主,有法制。这样的新中国要靠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一同去争取, 我相信它总有一天会出现。在争取自由过程中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但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团结起来会形成膨湃之势。多少年前听海外广播要按收听敌台论罪, 但是勇者就是去听开始偷偷听, 后来是公开听, 现在是拿着收音机在公园里听, 边听边讨论, 这个收听自由是怎样来的? 不正是大家去听的结果嘛, 现在看海外网站也有类似的趋势。
(5)争取悼念六四的自由
很多人都认为六四该平反, 要悼念英烈,但如果大家六四那天能各自去天安门广场凭吊一番, 白天没空太显眼了可以晚上去,不但今年去明年还要去, 就像宗教信徒做礼拜那样。我想十年、二十年积累下来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那个晚上在天安门前会出现悼念六四的烛光晚会, 到那时距六四平反就不会太远了。
2002年我有生以来发表的第一篇网路文章是“六四看看天安门广场”,2004年我去香港参加了悼念六四十五周年的烛光晚会, 回来后发表了一篇“香港六四烛光晚会参与记”,2005年我与“不锈钢老鼠”刘荻等人在六四那天一起到了天安门广场悼念六四,写了一篇文章, 以上三篇都收入了本书,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每年六四晚上能与朋友在天安门广场相遇。十一年来我一直有个梦想: 六四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烛光晚会,悼念英烈, 我盼望梦想成真。
(6)不要抱怨个人力量太小
办成一件大事必须有众人的参加。人多了就能显示威力。高等数学中有个“无穷小”,小得不能再小,但众多的无穷小相加,能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很大的数字。蛋白细胞很小,肉眼看不到,但正是这种细胞组成了大象,组成了恐龙。问题是要团结起来。农民通常被认为缺少文化、过于分散、资讯不灵, 但争取生育自由却毫不含混。国策“计划生育”要一胎化,这明明是限制生育自由但农民偏要生个儿子, 家中不让生,跑到外面去生,抗争多少年最后政府让步, 说农民头胎生个女儿可再生第二胎, 但农民还是不买帐, 政府为此不知抓了多少人,关了多少人,农民转而控诉侵犯人生自由,长期抗争的结果,胜利者最后依然是农民, 亿万人抗争的最后就是自由。在这一点上农民值得我们学习。@
2005年11月于山东大学
技术上输了半招 影响约十万人
夏先生介绍说,自5月24日开始,中共根据动态网的特点,投入了异常强大的技术力量和计算机资源实行封锁,动态网技术上输了半招,致令好几个软件同时受到影响,一些地区一连被封数天,大约十万用户上网受阻。
故障发生后,动态网立即发布了一个应急版供用户临时使用,现网站已完全修复,访问量回复。为防止今后再出现类似问题,动态网会在近期推出更新版本。
突破封锁合民意 用户与服务商密切互动
夏先生认为此次网络的修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用户与动态网的密切互动。“要摸清情况,需要中国大陆用户的帮助。我们一发出测试分析软件,尽管技术上有难度,但大陆很多非专业网络人士立即学习使用,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夏先生对突破封锁服务的特殊性深有感触:“一般的商业服务,服务不如意时用户会埋怨、谴责,但我们这座连接网站和网民的桥梁一旦出现了问题,用户却爱护有加,主动和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去解决。”
“虽然很多人在研究突破网络封锁,但像动态网那样成功地与一个控制了整个国家所有网络资源的国家机器抗衡的却极少。在这场抗衡中,不管是封锁或是突破封锁,双方都是一个特别的领域,技术上都有个积累过程。尽管这几年中共在技术上也有突破,但由于互联网本身技术开放、信息自由的性质,突破封锁方既有天助,又有广泛的民意基础,所以一直占着上风。”
维权退党是封锁的主要原因
中共对网络的封锁从来就有,一般在每年的六·四期间与春节前尤甚。夏先生分析,今年六·四中共之所以投入特别大的技术力量,是因为国内退党浪潮和民间维权的迅猛发展。“中共看到网络在这些运动中所起到的传播信息和联络草根阶层的巨大力量,因而格外希望能扼杀这种渠道。”
据动态网主页“文章排行”显示,网民上动态网浏览最多的内容大致为:突发性新闻(如维权事件、高智晟的言行、活体器官移植)和与之相关的评论、中共高层的动向,也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关注“明慧”网上法轮功的新闻和大型活动。
四点建议
对几十万经常访问动态网的用户,夏先生有四点建议:
1)尽量传播动态网,用的人多,就可以从方方面面推动突破封锁事业,包括技术上的发展。
2)动态网主页上有订阅服务,用户可以留下电子邮箱地址,再遇到类似情况,网方可以把新软件通过电子邮件发至用户。
3)动态网的技术相当庞大,光是软件也有不同的用法,花点时间学习、尝试,朋友之间多作交流,可以找到一些突破封锁的小窍门。
4)耐心。连接不通畅时多试几次,或者过几个小时再尝试连接。(
天山网报导,热比娅及其在乌鲁木齐市注册登记的阿克达工贸公司,自一九九四至2004年间,用各种非法手段逃漏税八百零七万人民币,欠缴滞纳金二千一百六十五.三万人民币,拖欠银行和个人等各类债务达二千八百九十三.五三万人民币。
报导说,新疆政府出面处理此事,但热比娅的子女已将变现资金二十多万美元转移至国外。身兼阿克达公司法人代表的热比娅其中一子阿里木,在5月31日遭公安传唤时,态度蛮横,致使传讯无法正常进行,公安隔天便拘留热比娅的二子,并就近监视她的一名女儿。这篇报导暗示阿里木可能受伤。
在天山网报导热比娅三名子女被捕前,美国国务院1日对三人的安危表示关切,并向中国高层提出关切,声称至少其中一人可能在羁押过程中挨揍。
“维吾尔人权计划”团体5月30日表示,热比娅的二子一女早在5月29日就被公安带走,时机上正逢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新疆,他们被禁止与家族成员或律师接触。
六十岁的热比娅共有十一名子女。她是知名的维吾尔族女富商,先前因为被控泄漏国家机密给一九九○年代访问新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坐了七年牢,去年3月获释后流亡美国,成为反抗中国统治八百多万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象征。她的遭遇一直是美、中之间的外交议题。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研究助理赵岩,于2004年9月16日深夜在上海被秘密逮捕,罪名是“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外界猜测赵岩将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消息透露给《纽约时报》。2006年4月,就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之前,中国有关部门撤回了对赵岩的所有指控。
但最近中共政权最近又重新起诉赵岩,并将在近期内对赵岩进行秘密审判。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五发布消息说,中共政权对赵岩的指控是出于政治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
该组织亚洲部副主任苏菲.理查逊女士说----
苏菲.理查逊:“我们强烈呼吁中共政权公开对赵岩的指控和审判,这样公众才能够对这一案件进行监督。赵岩被拘捕和监禁的过程已经违反了中国的有关法律程序,赵岩的合法权益遭到严重侵犯,北京对他的审判是对法律的一个嘲弄。”
记者打电话给赵岩的律师莫少平,了解案情的最新情况----
记者:“审判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公开审判呢?”
莫少平:“第一,初步定6月8日上午开庭审理赵岩那个案子,但这只是初步定,最终应该是以法院正式书面通知为准。第二,赵岩那个案子因为涉及到国家秘密,肯定是不公开审理的。”
记者:“国际人权组织呼吁,希望能够公开的审判。”
莫少平:“希望他们的呼吁能起到作用吧!”
莫少平律师说,尽管中国有关当局恢复了对赵岩的两项指控,但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证据。
莫少平:“从新起诉到法院的罪名和以前它撤回起诉也还是两个罪。一个是‘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个是‘诈骗罪’。这个跟以前的指控或指控以后,然后又撤回起诉,法院裁定准予它撤回起诉,这个本身指控是完全一样的。那从新指控是要有些新的依据才能审理的。
我认为他对赵岩指控的两个罪,第一个罪,他是没有任何新的证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又从新撤回起诉之后,不仅没有释放赵岩又从新起诉到法院,这个本身我认为是严重违反中国法律规定的程序。”
原《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记者赵岩是一个国内外著名的维权社会活动家。几年来,赵岩利用新闻舆论,为农民争取土地赔偿款,他于2004年五月才加入《纽约时报》驻京办事处工作,四个月后就遭到上海国安局人员的逮捕。目前中国共有三十多名记者遭到监禁。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这个新闻自由组织同时也谴责中国政府对另外两个网络异议人士刘水,和熊忠俊的迫害。他们两人由于在网络上贴政治批评言论而被中国警察强迫离开他们生活的城市。
“我们今年以来,已经记录了因为在网上发表文章而被逮捕和判刑监禁的案例各两宗”,记者无国界组织宣称,“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监禁网络异议人士最多的国家,他们中已经有50人被判刑后投入监狱”
这个组织补充谈道:“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网页,博客和在线论坛的监控越来越严厉,已经成为对全球互联网发展的主要威胁。它已经创造了一个建立在网络过滤和压制基础上的另类互联网模式,并且已经被世界上其他一些集权政权所仿效。”
45岁的郭起真在海外的网站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公开批评中国政府。他被逮捕似乎同他参加由律师高智晟发起的接力绝食抗议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活动有关。推进民主的活动分子们从四月四日开始轮流参与24小时的绝食。郭就是在轮到他开始绝食的时候被捕的。
据其律师李建强讲,官方使用了郭在互联网发表的文章作为逮捕郭的借口,因为开展绝食抗议并不违法。郭目前被关押在河北中部城市沧州第二居留所。其家人和律师至今都为获准前去探视。
据记者无国界组织从李律师处得到的消息,郭的一条腿已经断了,并且目前心理非常脆弱。他目前已经无法行走,而那个拘留所缺乏给郭相应的治疗条件。
刘水是1989年中国北方甘肃省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八九年被判劳改15个月。之后他去了深圳,在深圳为一些地方报纸工作。由于写反动文章而被开除后,他开始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他于2005年再次被捕,获得释放后他重新开始其网上活动。他于今年5月29日再次被深圳警方拘押。第二天被释放后,警察告诉他必须在48小时后离开深圳。
26岁的熊忠俊是中国独立笔会成员。他在互联网上发表文学评论,诗歌和政论文章。他曾经有过在警察的压力下被房东从家里赶出经历。五月十五号当他刚刚搬入一个新租的公寓的时候当局再一次强迫房东将他赶出。
由于厌倦了这种无尽的骚扰,他决定离开他生活了六年的深圳。
与此同时,博客吴浩的家人仍然没有他的如何消息。吴在三个月前被北京的安全部门绑架。
(“六四天网”义工小组注:以记者无国界法文、英文版本为准,中文翻译文本仅供参考。)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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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N:huangqi6-4@hotmail.com dyongliang2000@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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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网网站:www.64tianwang.com
(转自《天网》,原题目“记者无国界呼吁释放郭起真 停止迫害刘水、熊忠俊”(
郑恩宠5月25日写信给妻子蒋美丽告知当局的这一决定,信中说∶“今天上午北站街道里委支部书记、社工和户籍警以及天山街道里委支部书记,到监狱里来找我谈话,要我与他们达成共识∶6月5日由北站警署用车接我到(他们)办公室,然后举行一个仪式,宣布剥夺政治权利应遵守的规范。当天你们等待街道方面的通知,届时到指定地点接我回家。”
蒋美丽非常不满这一安排,认为这是当局而不是她丈夫的意思,她星期五对记者说----
蒋美丽∶“民警和区委会和街道里委支部,他们23 日来找我说由他们去接,我不同意,他们又去找我丈夫,后来写了封信出来。原来16日我去看我丈夫时就说好了,家人会在门口等你。可能有压力什么的,否则他不会这样的。”
记者星期五致电北站警署询问事件,从业人员表示具体不清楚,要请示领导----
记者:“想问一下,郑恩宠出狱为什么是由你们去接呢?”
警署人员:“这个事情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清楚,你星期一打个电话来,我跟我们单位领导请示一下。”
蒋美丽认为,上海当局不让郑恩宠直接回家是为了减低舆论报导----
蒋美丽∶“一些媒体朋友告诉我说他们会去提篮桥,还有一些动迁户也会去接他。当局就是想把舆论影响面缩到最小。”
维权律师郑恩宠接办超过500件房屋拆迁诉讼案,曾代理上海静安区东八块被拆迁居民状告上海首富周正毅一案。
而周正毅在今年5月26日刑满获释,大批国际媒体曾安排到场采访,但根本未见其踪影。据称他提早坐车直接回家,没有被安排到警署或街道委员会报到。
中国人权谴责上海当局准备采取的不准郑恩宠在刑满释放后立即与家人团聚是歧视性措施。
蒋美丽向记者表示,她依然会去监狱门口等待丈夫,而且既然刑期已满,郑恩宠应该有权选择跟随家人还是警方----
蒋美丽∶“要带去警署,我也要听到他亲口说要跟他们走。”
据了解当局近期加强对蒋美丽的看管,甚至到女儿的学校进行骚扰,图阻止他们去监狱迎接郑恩宠,蒋美丽说----
蒋美丽∶“我现在也很小心,就怕那天他不让我去,或又耍什么花样。”
现居香港的东八块拆迁户家属沈婷告诉记者,很多拆迁户也预定于郑恩宠出狱当天到提篮桥监狱外迎接他----
沈婷∶“我估计如果去会有百人吧,我们东八块的居民现在这样的情况,他们应该还会坚持去接郑恩宠。同时东八块的居民也等郑律师出来,再继续告周正毅。”
当年委托郑恩宠控诉周正毅的一位东八块拆迁户周大烨对记者表示,即使当局阻挠到监狱外接人,也要去看望郑律师----
周大烨:“他不会给我们接,但接不接是另外一回事情,反正我是要去看我的律师。”
当年拆迁案败诉后,他仍未放弃,数日前再次递交申诉被上海高院无理拒绝了----
周大烨∶“他不收我的申诉状,把我赶出来了,他说不收就不收。5 月28日是我们案件开庭三周年的日子,我们不服嘛!我把一封国家最高检察院的举报信寄出去了。”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新闻背景回放
邱毅博士,是台湾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最近成为新闻人物,是因为他最近在台湾政坛上不断爆料台湾总统陈水扁女婿赵建铭股票内线交易等丑闻,最后导致台北地检署把这位台湾的当朝驸马送进了看守所。
中国政府一贯反对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政府。媒体对有关陈水扁的负面新闻当然不会放过。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人民日报社都刊登了这一消息,中国政府控制的中央电视台还对专家进行了访谈,分析驸马入狱对陈水扁的民进党政府的影响。邱毅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受到邀请前往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演讲的。
并非任何人都有资格够被邀请去北京大学演讲。被邀请者绝非等闲之辈,最近站过北大讲台的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现任总统布什,著名台湾作家李敖,主张统一的台湾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等。
邱毅能够被邀请去北京大学演讲,可见中国对台湾政坛最近发生的变化的关心和欣喜之情。
然而,就在北大学子等着聆听邱毅精彩演讲的时候,北大出现了一纸通知,演讲“因故取消”。
取消的原因,北京大学校方只用了四个字“因故取消”。这个“故”到底是什么缘故,不但北京大学校方没有说明白,中国媒体更是没有进行任何报导。
这就是“对比新闻”显身手之处了。通过对比其他媒体的报导,特别是海外媒体的报导,我们不但向听众朋友介绍邱毅演讲被取消的前前后后,还分析邱毅演讲被取消的原因,以及各方对取消邱毅演讲的反应,听众朋友通过对多角度和多方面资讯的全面了解,自然能够对事情的真相有自己的判断。
怕宣扬新闻自由?
台湾东森新闻报导说:“本来邱毅在北大的演讲,已成为这几天北大校园中的热门话题,原本预定500个座位的演讲厅,共有1000多学生报名参加。但忽然间形势飞转急下,28日的演讲在27日夜间临时被取消,让邱毅感到很错愕。”
据台湾媒体报导说,曾经有中国的一位高级官员打电话给他,婉转地表示是否可以换一个学校演讲,不要在北大,可以到复旦大学,或者中山大学。这一建议遭到邱毅的拒绝。他表示不能在北大讲新闻自由,他只好提前回台湾继续揭发台湾政坛的弊端。
这次邱毅的大陆之行,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在乘飞机返回台湾之前,在北京灯市口大街的一家台湾饭馆请众记者吃饭。席间大家就北京方面取消演讲的真实原因进行猜测。邱毅的分析是,由于他提前暴露了这次演讲的题目是新闻自由,大陆当局担心他的演讲会引起民众响应,来个全民揭弊,从而也在大陆掀起肃贪风暴。
怕引发反腐风潮?
台湾中央社的分析也是如此。台湾中央社发自北京的新闻说:
“中国国民党籍立委邱毅原订今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发表演讲,邱毅事先预告将大谈“新闻自由”和劝告中国慎防裙带贪腐。不过,中国官方向北大施压,已取消这场演讲。他指出,若复旦大学邀请他,哪怕下个礼拜或明天,他都可以去演讲,但“不能叫我像个傀儡一样”,要求他不能到北大,到复旦或中山也可以,“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
“邱毅认为,中国反对他到北大演讲的真正原因,是北大的学风最自由,他若到北大演讲,可能演变成一种引发全民揭发贪污、舞弊,“野火燎原”的现象或风潮。他猜测,中国官方对他的态度是“又爱又怕”,由于他揭发弊案,打击台湾当权者,因此中国喜爱他;但另一方面,任何当权者或统治阶级都害怕异议份子,而他就是天生有反骨的异议份子,中国大陆很可能也把他当作异议份子看待。
“邱毅说:“今天中国大陆有这样的土壤和环境产生一个邱毅出来吗?有这样的雅量,让全民、媒体去做这样的报导吗?”中国未来应让不同的声音出来,才能真正进步。”
六四敏感期和北大敏感地
不过,有专家指出,北京大学的学术空气一向自由,与贺卫方教授等在北大的言论比起来,邱毅事先曝光的有关新闻自由和揭弊的话题并非十分过火。实际原因,恐怕和部份台湾媒体和专家的预测相符,那就是“塞弗”将至,此时任何涉及民主的话题都很敏感,特别是在北大。
台湾媒体所谓赛弗,就是英文六四的谐音--Six-four。十七年前,中国政府动用军队和坦克,在天安门广场镇压了以学生为主的“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民主运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街头向示威学生和市民开枪,打死打伤多人。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公布和证实六四死亡人数的确切数字。
尽管这个事件已经过去十七年了,但是每到六四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中国政府仍然神经紧张,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互联网的监控,加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骚扰,干扰海外国际广播电台的广播等等。
台湾立法委员邱毅的演讲时间,恰巧定在六四之前,地点又选在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的发源地之一的北京大学,有分析家说他的演讲是一场“正确”的演讲选了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因此被中国当局取消。
邱毅赞台湾媒体
在中国政府取消邱毅的演讲之后,台湾媒体引述邱毅的话说,中国政府在让人说话这一点上,还不如阿扁政府。邱毅说:“阿扁虽然恨得我牙痒痒,但还不至于用国家机器箝制我”。邱毅强调,台湾发生这么多弊案,是台湾的不幸,大陆很多人也逐渐看扁、越来越瞧不起台湾;但他要为台湾发声,告诉大陆,台湾今天能够把陈水扁一家打下去,最大功劳就是新闻媒体。
真名说假话 假名说真话
尽管邱毅的演讲被北大取消,但是,邱毅的观点引起很多中国民众的共鸣。尽管他们无法在政府控制的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方兴未艾的信息领域的高科技革命,互联网的论坛以及博客网站,为他们提供了表达自己观点的途径。很多中国互联网的网民表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用真名说假话,只有在互联网上,他们才用假名说真话。由于最近中国出现了数起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政见而被判罪的案件,为了保护网友的安全,我们只引用和分享他们的观点和看法,不提他们的姓名。
网民看台湾想大陆
博客中国一位网友认为:台湾“驸马案”大白天下是制度的胜利。他对比了中国大陆发生的腐败现象和台湾腐败之间的不同。
他认为:台湾实行多党制,强大的的反对党足以制约执政党和陈水扁的权力。这次第一家庭的弊案都由反对党的立法委员暴料出来就是明证。再次,台湾的新闻舆论是独立的,新闻监督促使政治透明,对弊案的揭露也是不遗余力的。比较而言,台湾的老百姓还是幸运的,毕竟这些惊天弊案都被暴料出来,大白天下。这是制度的胜利,是制度保障下民主的胜利。台湾和香港一样,是大中华圈里的一块试验田。这里实验所得出的经验应该成为整个民族的宝贵财富,大陆理应汲取经验和教训。
这个观点受到不少中国民众的附和。
中国大陆媒体报导陈水扁的台湾第一家庭丑闻不断,出发点是看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政府的热闹,然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中国民众的联想和对比。这样的弊案发生在中国会怎么样?为什么中国媒体没有揭发出中国的太子们、驸马们进行股票内线交易的丑闻和倒卖房地产获取巨额利润?
香港苹果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报导了中国的高干子弟和北京四合院的新闻,可以对比两岸太子驸马的不同命运。
苹果日报寸草特稿说:“今日的北京,到处交通堵塞、尘土飞扬、城市规划杂乱无章,被誉为历史遗产的四合院,惨遭蹂躏,令人心酸。奇怪的是,政府一边大规模清拆民间的四合院,迫使城中的老百姓迁往郊区居住;另一边厢,京城的太子党们却大肆收购、翻新四合院,豪装成新的行宫或酒吧会所等。 甚刹海曾是历朝皇亲国戚的居住地,居住在这的人非富则贵,也是当前北京环境相对清幽的地方之一。这除因近年酒吧业的红火,成为中外游客的焦点外,太子党们……在此大肆收购、翻新四合院,豪装成新的行宫,亦遭百姓的非议。 ”
香港苹果日报报导的有关北京高干子弟购买四合院的新闻,我们无法得到独立来源的证实,同时,中国受到官方控制的媒体也没有进行相关的报导。
中国实行的是一党专政,既没有反对党,也不可能出现邱毅这样的反对党立法委员敢于揭发当朝驸马,当朝太子,并且把违法乱纪者送进监狱。
相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在今天的中国和“民主、自由、人权、公正”等数千词语一样,均被当局列入互联网过滤的敏感词汇,加以控制和过滤,不许老百姓公开谈论。有分析家说,今天的中国政府控制舆论的机关和官员的思想高度,甚至达不到封建社会统治者所宣传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水平。
中国民众反应
一位中国人针对有台湾民众在得知陈水扁女婿因为弊案被关进监狱的消息后放鞭炮庆祝的消息说:“台湾民众放鞭炮庆祝欢呼了,中国民众什么时候能放鞭炮庆祝欢呼啊。”
另一位网友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说:“看见他们连在位‘总统’的女婿都抓,如同听到韩国前总统受审等消息时一样,我会不自觉地羡慕起来……什么时候能使媒体拿出追明星的劲头儿去追踪高官和他们的家属,将他们的一切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啊?大概那时侯转移巨资外逃的大员们及他们的儿女就会少些吧?至少我们百姓放鞭炮的机会能多一些!”
一位中国大陆网友说:“民主发展的道路虽然崎岖,但台湾民主的发展绝对不是一个笑话,而是值得所有中国人认真思考的发展路向,因为事实摆在眼前,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民主政治,这种种丑闻能够大白于天下吗?”
另一位网友说:我们的媒体抓阿扁小辫儿的同时也宣传了人家的民主、法制,也对比讽刺了我们自己的制度。台湾赵氏丑闻的被揭露,绝不是可悲而是可喜的事。新闻自由和民主政治的最大功能就是制约权力拥有者胡作非为。“我们大陆的媒体到现在还是以看笑话的心态对待台湾发生的事情,而没有一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台湾的一切,更别说反思大陆的问题。大陆一贯以国情为藉口拒绝政治民主,拒绝新闻自由,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维护权势者的利益”。
一位网友表示:“早就说过西、方、的、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台湾除外),否则大陆要查出若干个赵建铭来,就不和谐了。”
一位网友在中国互联网上发表文章,强烈呼吁国内媒体立即封杀陈驸马的丑闻。他在信中说:国内各大媒体对陈驸马事件的强烈关注已对盛世中国的高大形象造成了不容忽视的玷污,笔者强烈呼吁国内媒体立即封杀陈驸马的丑闻。
其实,中国的几大门户网站的论坛上,有关台湾陈驸马被收押的讨论,已经受到了网管的限制,已经从一片火热,转化成一片冰凉。其中的原因,中国问题观察家认为,陈水扁这个台湾的第一把手,竟连自己的驸马都保不了,陈驸马的锒铛入狱,无形中为台湾的民主政治做了一次再好不过的广告。
一位网友指出:“台湾的民主形象美好、生动,那我们大陆正举步维艰的民主法制建设无疑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大陆这么多年来,也没有一个能与陈驸马等量齐观的人物遭受到类似的处罚,反之民间街谈巷议的多是诸如某高干子弟如何无法无天及又如何逍遥法外之类的传闻,两相一对照,大陆的法制想不自惭形秽都难。”
按照上海《东方早报》2006年5月2日的报导:“5月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2006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名人。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被选为100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此外台湾导演李安、中国首富黄光裕、由记者变环保战士的马军等中国人也名列‘时代100人’。《时代》周刊2004 年开始每年选出‘时代100人’,分成五大类别——领袖与革命家、艺术家与演艺人、创建家和巨擘、科学家与思想家、英雄与偶像。每个类别都有华人上榜。这些从商界、政界、科学领域和娱乐界挑选出来的‘精英’在各自的领域里独领风骚,用他们自己独特的才能引领甚至改变着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
从这则新闻报导中既可以看出中国新闻人的无奈,又可以看出他们的精明。被一个“等”字抹杀掉的“英雄与偶像”,就是35岁的山东盲人陈光诚。
一、女记者眼中的“瞎老五”
我是通过手机短信,于第一时间得知陈光诚入选《时代》周刊百人榜的,当时正在江苏省新沂市窑湾镇陆口村考察当地的农村发展协会及其扶贫基金会,同行的朋友中有一名女记者,正是她以聪慧善良和敏感细腻的笔触,连同悦耳动听、真挚生动的口头讲述,引领我走近了陈光诚。
2005年4月的《法律与生活》半月刊,刊登有这名女记者的人物专访《陈光诚,“以法律为业”的盲者》,其开场白是这样写的:“如果不是6个月大时发的那一场高烧,以及十岁左右一次失败的手术,陈光诚将和他的母亲、妻子以及不到两岁的儿子一样有着明亮的眼睛;如果不是因为10年前自恃懂了点法律,并因此钻进了一只狭长的‘牛角尖’,陈光诚将和他南京中医大学毕业的诸多盲人同学一样,做着按摩医生,过着一种也许不很富有但绝对平静无忧的生活。但陈光诚拒绝这样的假设,人生经不起假设,也不可能推倒重来。他惟一能确定的是:他是一个盲人,是共和国一个普通公民,他不健全,但很健康。他要讨回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并且有能力帮助更多的公民(残疾人以及健全人)维护自己所拥有的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
这篇文章是把陈光诚当作“英雄与偶像”来报导的,这也是杂志社赋予女记者的采访任务。出现在她笔下的陈光诚,除了是盲人之外,几乎拥有男人应该具备的所有优点。
2005年3月28日下午,在京沪高速129公里处,女记者第一次见到了等候在路边的陈光诚,此前她只在电话里听到过他清泉般悦耳的声音。此前在临沂采访期间,她已经从当地的记者同行那里,了解过陈光诚因为“一丁点小事”起诉沂南县公安局行政不作为的案子:2004年3月,东师古村的公告栏里贴出一封 300多村民联名写的公开信,要求村委会公开10多年没有公开过的村务账目及侵占村民土地的“黑地”问题。公开信贴出一个多月,村委会无动于衷,村民们推选6名代表到乡、县、市多次上访,也被有关部门踢皮球似地踢来踢去。懂法律的陈光诚告诉他们可以依据《村民组织法》罢免不称职的村委会。于是,村民代表用红纸张贴公告启动了罢免程式。没有为村民做过多少实事却自称欠下了30多万元贷款的村委会主任兼信贷员陈光生,终于坐不住了,他派人在村里张贴22张大字报公开进行谩駡恐吓,陈光诚多次拨通沂南县的“110”报警电话,并给乡派出所送去证据,却从所长那里得到这样的答复:“我们很忙,管不了这种小事。”而陈光生等人,甚至在村里公开叫板:“看看公安局是你们家开的,还是我们家开的?”
事情持续7个多月后,陈光诚等人于2004年11月通过邮局向沂南县法院立案庭递交诉状,起诉公安局不作为。十多天后,公安局的人拿着起诉书找到陈光诚: “就这么点小事你还起诉吗?”然而,当村民代表第二天到沂南县法院立案庭交纳立案费时,却遭到拒绝:“没有收到你们的诉状。”
就这样,从2004年11月开始起诉,直到2005年1月25日才收到法院受理案件的通知书,2005年2月28日才第一次开庭。用陈光诚的话说:“我进行的几乎就是鸡蛋与石头的斗争。斗争的胜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通过这种斗争让普通老百姓明白了他们有对不负责或者是违法的政府部门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
陈光诚最初走上维权之路只是为了给自己维权。1991年,20岁的他从父亲那里得知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其中规定“县级和乡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减免农村残疾人的义务工、公益事业费和其他社会负担。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增加对残疾人的其他照顾和扶助。”他希望能够免除自己的税费以减轻父母的负担。然而,一直到1996年,镇政府还在收取他368元的税费,于是他开始上访,结果是从1997年开始免交“三提五统”之类的税费,并且享受到了每年200元的助学金。
就在这一年,村里开始实施“两田制”,即40%的土地按人口分,60%由村里按照每亩240元的价格由村干部转包出租,陈光诚只享受一年的助学金也被取消。1998年,他考取南京中医药大学盲人大专班,并且从《半月谈》中得知“两田制”完全是违法之举,便于这年夏天再一次到北京上访,并因此断送了地方官员的一条发财之道。“两次上访之后,镇里的人恨透了我,他们不找我收农业税了,却把我的农业税转成了贷款,不过,也没有人来找我还钱,这个事情就这么拖着。”
正是这两次上访,点燃了陈光诚对于法律的信念:“我觉得上访是没用的,和古时候的拦轿喊冤是一回事,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必须依靠法律的力量。”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一直在为残疾朋友和当地农民提供免费的法律支持。
邻近乡镇的两位七旬老人皆盲,儿子儿媳生下的两个孩子又得了婴儿瘫。就是这样一个本应该由政府给予民政扶持的赤贫家庭,每年却照常缴纳着各项税费。陈光诚获悉主动代理了此案,案子开庭审理时,周边三区七县的盲人到场声援。官司打赢了,有人把《判决书》复印下来转送给其他残疾人。一些盲人走街穿巷替人算命时又将此事口口相传,陈光诚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传奇人物。
比起印在杂志中的文字,女记者的口头敍述显得更加感性也更加灵动:“当时的陈光诚既是临沂地区正面宣传的模范人物,也是当地居民的骄傲。在前往沂南的公共汽车上,听说我要到京沪高速129公里处下车,开车的司机立即问:你是不是去陈光诚家里啊?他可真是比我们健全人还厉害呢!车里还有一位在双堠镇兽医站工作的男士,对陈光诚的事情了若指掌。车里的人几乎都对陈光诚有所耳闻,他们一致的赞誉是:他帮助大家做了很多好事,这个瞎老五了不起。我在东师古村待了两天一晚,当我和陈光诚夫妇在夜色下的蒙河边散步时,袁伟静告诉我说:‘见到陈光诚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生会和一个盲人发生联系,在见到他之后,才觉得他比任何一个健全的人都要阳光和健康。’”
袁伟静毕业于山东化工学院外语系。2001年春天,她打电话给广播电台诉说自己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的苦恼时,恰巧被陈光诚收听到了。他听完节目给小袁打电话,按照小袁的话说:“他告诉我他是个瞎子,说他在南京读大学的时候,一年家里才给400元钱,常常饿得直打转。我第一次知道人间还有这么沉重的生活。”
这年夏天,小袁从100公里外的临沐县来到东师古村,两个人由此开始了艰辛的爱情之旅。2003年,已经成为英语教师的小袁在父母反对下离家出走,然后从沂南县城坐上了迎亲的婚车。两个人的婚礼被当地电视台作为重大新闻予以宣传,小袁的母亲看到后懊悔不已:“要是知道她态度这么坚决,我还是会答应她的。”
结婚后,小袁辞掉了喜爱的工作,和陈光诚一道从事残疾人的维权事业:“光诚有句话对我触动挺大。我曾向他抱怨,这么多残疾人的困苦,都是社会问题,光靠我们俩能改变什么?什么也改变不了。他说,很多很多人都有你这种想法,说同样的话,都在讲这个社会如何如何不好,多么多么黑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这个社会做了什么?哪怕只说一句公道话,干一件公道事;哪怕把这个社会不好的地方,改变一点点,尽一点点力也好。假如人人都能这样,那咱们的社会肯定能改变。”
就在这次采访后不久,这对执著倔强的小夫妻,勇敢地揭发了山东临沂的暴力计生现象,并且因此付出了丧失自由的惨痛代价。
二、临沂计生大案概述
2004年7月9日,中共临沂市委、临沂市人民政府印发(临发〔2004〕18号)《关于加强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为暴力计生运动提出了政策依据。
2005年2月14日,临沂市政府再次印发红头文件,大意是过高估计了百姓的素质,依法办事不行,必须采用更加强硬的传统手段。
2005年3月开始,临沂市三区九县开展大面积暴力计生运动。
2005年4月中旬,陈光诚、袁伟静夫妇开始对此事进行调查,并且先后邀请李健、江天勇、李和平、滕彪、郭玉闪、涂毕声等维权人士赴沂南县、费县、兰山区、蒙阴县等地进行调查并提供法律援助。
2005年8月25日,被监视居住的陈光诚逃往上海、南京,并辗转来到北京。
2005年9月初,国家计生委一名官员会同省、市、县计生官员在临沂进行调查。
2005年9月6日下午,陈光诚在北京市朝阳区丽都职工公寓涂毕声住处,被双堠镇镇长朱洪国带人采用绑架手段带回沂南。华盛顿邮报、美国之音、自由亚洲、BBC、南华早报等多家国际媒体于第一时间进行了报导。
2005年9月7日晚8点,陈光诚回到家中被限制自由。
2005年9月19日,国家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政法司司长于学军就临沂计划生育有关情况的初步调查结果发表谈话,指出临沂市个别县乡有关人员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违法行政、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并称有关责任人已被免职、拘留或立案侦查。临沂计生野蛮执法行为停止。
2005年11月4日,女记者花费一整天的时间电话采访沂南县双堠镇政府办公室、沂南县计生委办公室、临沂市计生委办公室、临沂市委宣传部新闻科、山东省政法委办公室、临沂市政法委办公室及东师古村村民,希望这场冲突及早理性地被化解。采访记录随后发表于《法律与生活》2005年11月下半月刊,这是国内媒体惟一公正报导临沂计生事件的文章。
2005年11月18日是陈光诚父亲的周年忌日。他的父亲生前是一名党校教师,在没有盲校供儿子读书的情况下,他在家中坚持不懈地阅读各种名著给儿子听,使双目失明的儿子从小就读懂了侠义之气,并且一直崇尚自由、民主、独立的现代意识。在此基础上,19岁的陈光诚于1989年到临沂盲校就读小学一年级,并且逐步成长为国际知名的“英雄与偶像”。这一天,陈光诚和刚刚生育孩子的妻子坚持要到坟地去祭奠父亲,临沂当局竟然出动300多人跟踪监视。
陈光诚于当天奋笔写下一封公开信,其中谈到2005年9月7号上午九点,临沂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刘杰对于他的训话:“我是临沂市的副市长,领导安排我来和你谈谈话,是平等的。停顿了一下又说,好,你不说,也不要紧,我现在跟你说三点,第一,关于计划生育的问题,有什么事情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向政府反应解决,而去向境外的敌对势力说,向美国这样的敌对国家。你没有事他都想找事,把我们的党和政府搞垮。你这样一说,正好被他们利用了。第二点,不能因为社会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就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也不能因为我们党存在个别的腐败现象就说我们的党不好,党把你培养这么大,上了小学上大学,不但不报答党,还反过来咬党一口,不行。第三,现在把你弄回来,没对你采取其他的强制措施。政府是为了挽救你,我们考虑到你还年轻,犯错误也是难免的,只要你认识到错误,政府也不会一棍子把你打死的。何况你是被境外利用了。让你留在北京,那么多外国记者都利用你,你现在已经涉嫌触犯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你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一次采访,就够判五年了。再接受一次采访,就够判十年的。接受的越多,判的越重,政府为了挽救你才把你弄回来,虽然你现在不理解,慢慢的你就会理解。对我的话有什么回应,我的工作很忙,你要是没有什么要说的,我还要去忙别的事,没功夫呆在这。”
针对刘杰的三点训话,陈光诚反驳说:“就临沂暴力计生的问题,别说我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国家计生委的工作人员也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我不知道他们应该判五年十年还是更多,用流氓手段把我从北京绑出来还说什么平等,真是大言不惭。在他看来,临沂的事情只有临沂市政府才是总裁判,换言之,只有直接或者间接找他们来解决才是正确的渠道。我认为,事实才是最重要的。临沂市三区九县有十多万人在他们的强制要求结扎之列。几十万人遭株连,这血淋淋的事实他不说,当事人被偷偷抓去,做结扎手术,其亲属被绑架做人质,并致遭到流氓的殴打,报警警察不管;起诉,法院故意刁难,或不与立案。到检察院控告,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说,请示一下领导再说,便石沉大海。这些事实他不说。这些渠道难道不是法定的正确渠道嘛!这些渠道又是被谁堵死的!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至于美国,我知道中国政府称其为伙伴国,并无敌对一说。关于外国媒体对临沂暴力计生的报导,只要看是否属实足矣。至于是谁报导,并不重要。既然做了还怕说吗?怕说就没有实事求是了。至于党和社会制度如何,我陈光诚你刘杰不管怎么认为都是个人看法。不是定论。因为我们不是裁判。关于上学,我是抱着二分饱的肚子读的大学,晚自习的时候看着别人吃着泡面,我只能在屋里挨饿踱步。就是这样,地方政府96年还向我征收了360多元的钱物。……看来我还得谢谢刘长官的宽容和挽救。原来把我弄回来还是网开一面的善意之举呢。”
三、陈光富谈陈光诚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到了2006年3月11日,陈光诚从家里被带走,从此再没有被送回家里。
2006年5月4日清晨,我们一行人天不亮就驾车上路,赶往临沂火车站与陈光诚的大哥陈光富会面。在临沂打工的陈光富昨天回家看望年迈的母亲,对发生在东师古村的最新情况有所了解。
双方的会见还算顺利,一看便知陈光富是通情达理的农村精英,谈起惹下大祸的弟弟,他表现出的是满腔的关心而没有丝毫的怨气。我们找到附近一家还没有开始营业的小饭馆,三个人围坐在小饭桌旁一边喝茶一边谈话。以下是陈光富的谈话记录:
昨天我回去的时候,发现在205国道边,进我们村的地方有一辆车,车里有三个人。他们主要是为了防止北京来的记者或者是律师,他们最怕的就是北京来人。陈光诚在3月11日晚上9点被带走,在12号下午给了一个继续盘问通知书,说是到12号9点为止。继续盘问通知书是沂南县公安局开的,盘问地点说是到双堠镇派出所。之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也没有说是怎么处理的,也没有说把陈光诚带到哪里了。至今是任何消息也没有。
我昨天回家数了一下,大门口有9个人在守着,出了大门口往我们家拐弯的地方有三个人,在村口有三个人。和陈光诚在家里的时候一样。他们曾经威胁我说,陈光诚继续这样下去,第一个死的是陈光诚和他的全家,还有就是你的全家,他们直接这样对我说。还有,我有两个女儿在沂南一中上学,我大女儿今年高三,他们直接找到学校,对我女儿说,你五叔这个人做的这些事,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即使你学习再好,你考上了也没有学校敢录取你。这给了我的孩子很大的压力。我离家到临沂打工后,没有被骚扰了。但是他们时常造舆论,说我被抓起来了。我还有一个弟弟陈光军,被抓了37天在看守所,现在放出来了。现在村子里,因为陈光诚的事,前前后后被抓捕了19人次,因为有的人被抓又放了,然后又被抓了。春节后除了陈光诚还有四个人被批捕了。陈庚江、陈光合、陈光东、陈光军,因为他们支持陈光诚。
一是《法律与生活》那篇《临沂计生事件中的陈光诚》的文章,村民们争着去看,因为只有一本杂志,陈光军和陈光合便找了地方复印出来,让村民们传阅。他们说这几个人是在发放反动传单,这成了给他们治罪的罪名之一。不过,他们被抓的主要罪名损害公共财务,春节时村民砸车,砸了三辆警车。他们是以故意损坏财务的罪名被抓起来的。
事情起因于春节时他们抓走了陈华。因为陈华家临近陈光诚居住的院子的西墙,他们为防止陈光诚越墙跑掉一直在这里设岗看守,有三个人看着。三个多月来,每天都是一把阳伞打在这里,升个煤球炉子,几个人在伞下打牌。陈华说,过年了,你们打一把太阳伞在这里,像个灵棚,真是不像话,春节里我希望你们搬走,至少要到初六之后再回来。因为当时陈华说的时候口气挺硬,所以他们就搬走了。结果不到初四他们就搬回来了,陈华就这样和他们发生的冲突。他们把陈华抓走以后,陈华的奶奶就到村里的“看望陈光诚指挥部”那个地方,说你们把我的孙子抓到哪里去了,大过年的?指挥部里的人不理她,老人家就气“死”了,就是休克了。村里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开车把老人家送往医院,可是他们不拉,有的说钥匙不在我这里,有的说我不会开车。村民们看到他们见死不救特别生气,在这个过程中人越聚越多。其中有老百姓说:你们政府见死不救,不为老百姓办事,要你这样的政府干嘛?于是大家就都动手了。可以说是很痛快地发泄了一下。后来政府采取了强硬手段,出动了防暴警察。后来调查砸车的人,就抓了三个为首的村民。
车子的玻璃被村民砸碎了,但是还能开走,后来就是他们自己把车开走的。他们统计的结果,是说有16万元的经济损失。就给这几个村民定了损坏公共财物罪。
四、陈光诚的人权与温家宝的政权
谈话过程中,我特意问到一个问题:“我看到他们在文章里说陈光诚和妻子,放着国家分配的工作不干,不干活不种地,然而两个人的生活却很好,很有钱,这是怎么来的呢?你可以解释吗?”
陈光富回答说:“其实陈光诚没有什么收入的。因为他最小,眼睛又不好,我们弟兄几个一直让着他。2005年之前他一直靠父亲800多元的退休工资生活。我父亲是个很能干的人,他去世时71岁,给家里留下了很多粮食。陈光诚是一个特别爱管闲事的人,小袁也是。所以,他们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了。我昨天回去,伟静对我说,这次陈光诚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全球的一百名人物,最开始得到的消息陈光诚的名字是在温家宝总理之后的,属于第二位的。结果在我们国内的报导中,陈光诚的名字就被省略了。”
谈话结束,由于女记者和我在新沂各自为扶贫基金会捐款500元,身上已经没有现款,她留下200元,我留100元,委托陈光富转给还在哺乳期的袁伟静,算是一点祝福,也算是一种无奈。
一行人再次回到京沪高速,路过129公里处的孟良崮出口时,尽管渴望能够去亲眼看一看被限制自由的袁伟静,同时也看一看陈光诚所生长的那片热土,我们还是很气馁地抑制住自己的冲动,以免给别人造成不必要的惊扰和麻烦。因为我们和陈光诚一样,并不是要故意与政府当局对抗的异端人士,而是要堂堂正正做公民的文明人。借用陈光诚写在公开信中的原话,“这不是陈光诚与临沂的斗争,实际上是权力与法律的公开较量,是人治与法治的博弈。也是正义和邪恶的角逐。也是人道和残暴的交锋。这种公然践踏国际法,无视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难道任其猖獗下去吗?宪法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废纸吗?难道临沂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建立了临沂国吗?”
2006年5月4日,就在我们与陈光富会面的同时,因为“在支持中国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及成长的同时,也提出要重视提升社会平等”而与陈光诚一同入选《时代》周刊的温家宝总理,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与师生共度“五四青年节”并发表讲话:我们今天讲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环境,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平等、公正、自由的环境中全面成长;就是要把发展民主和完善法制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我们今天讲科学,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遵循经济规律、科学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就是要鼓励创新,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
我的同事吴祚来在第二天发表的博客文章《谁会回应总理五四讲话?》中写道:“总理把民主科学的精神要义说出来了,这种精神在近百年前就已由五四先锋呐喊了出来,直到现在还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口号,没有人付诸实施。……学子们也没有问总理,中国的民主进程民主路线图将给我们怎样一个日程,怎样一个信心,会不会还要一代人像五四一样走上街头,呼号奔走?社会需要稳定,稳定需要政府把民主议程做在前头,我们期待着总理的五四讲话得到认真的落实,而不仅仅是一次演说。”
同样是《时代周刊》的上榜人物,风光无限的温家宝只把“平等、公正、自由”的大道理挂在嘴巴上,陈光诚把它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却遭到了本国政府当局黑社会式的关押拘禁。中国的人权与政权,就这样被政府当局摆放在了人为制造的对立之中。截止今天即2006年5月18日为止,陈光诚已经被临沂市委书记李群以及他所领导下的黑恶当局非法关押了68天!我倒是要问一问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温家宝总理,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和善意来打破这一僵局、化解这一事端呢?!
另据网上查到的资讯,陈光诚除了在临沂地区从事维权之外,还把活动范围延伸到了北京等地。他曾经为3元钱的地铁费,花了近3000元钱与北京地铁打官司,就是这场官司终止了一项不合法的收费,确保了残疾人免费享用公共服务的权利。2000至2001年,他在中国法学会发起并负责“残疾人维权专案”,并且得到英国联邦基金的资助。2002年3月,他戴着墨镜、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形象,出现在了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的封面上。2003年7、8月间,他入选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与妻子袁伟静一起到美国考察一个多月。从2005年1月开始,他在海内外朋友的支持和资助下,在东师古村筹建了一个以法律书籍为主的乡村图书馆。
《人与人权》2006年6月号
【大纪元6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子法、纪剑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亚洲五国访问之行的第三站是中国。他在19日到23日间的五天时间里对中国进行访问。当时,大量外地进京上访的访民对安南的访华感到兴奋,他们发出公开信呼吁安南关注。为冤声能抵达联合国秘书长耳朵里,他们在安南访华期间,成功的在北京进行了几场游行。这几场明知要遭到当局拘捕而强行的游行呼声,却根本没有机会直接传到在远在黄山等风景区游的安南一行的耳朵里。
这是安南上任以来的第七次访华,也是他2006年底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对东亚访问,这次他对亚洲的韩国、日本、中国、越南、泰国共计五国进行访问。
19日下午抵达北京的安南于当天晚上携夫人抵达黄山风景区。20和21日,安南夫妇对黄山进行了“考察”。21日下午,在中共官员的陪同下,安南夫妇又到世界遗产地西递进行了一天“考察”。22日,安南在北京和总理温家宝等人会谈。23日,在当局的森严戒备中,安南在北京大学进行了演讲和回答几个提问,后在北京奥组委主席刘琦的陪同下参观了北京奥运会主会场的“国家体育场”。23日下午,安南一行离京。
与此同时,20日,约300名访民喊着“打到腐败”等口号、有的举着状纸和条幅,游行到联合国人权署前,当时约有100多人被公安抓走。 21日,300多人去建国门(访民以为安南会下榻在该地带)游行喊冤后被抓。
22日早5点多开始,当局堵住了外地访民经常聚集的最高法院信访处一带和附件的公交车站,访民只能进不能离开最高法院,一个要出去的上访老人被最高法院的保安打了两拳后倒下,警察对在车站附近出现的访民“是见一个抓一个”。
访民感到很气愤,安南访华不但没有引起他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反而使得中共当局的镇压更加肆无忌惮。
中国访民状况依然非常悲惨,在安南访华前夕的15日,一位长期上访的老访民病死在最高法院不远处的马路上,没有亲人收拾后事,警察拉走了尸首。
署名“中国上访群众”在致安南的公开信中呼吁安南关注中国真实国情和上访人的人权问题:你到中国访问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事情。这是因为中国是联合国世界大家族中的一员,我们这些上访人也应当成为受联合国关注的对象。
我们这些上访人都是国家的守法公民。因为形形色色的腐败,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冤案。一些年来,中国的腐败者们已经失掉了基本的人性,他们在政治上疯狂的结党营私,在经济上大挖国家墙角,在文化上进行拙劣的愚弄人民。对他们来说,这个国家是他们施展阴谋诡计的超然舞台;对我们弱势群众来说,这个国家已变成水深火热的炼狱。腐败者通过掌控党政军司法各个系统的领导大权,说话可以呼风唤雨,行事可以生杀予夺,广大人民只能任其摆布,这哪里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您想了解中国人民是生活在怎样一种水深火热的状况,最好的办法就是您到我们的“上访村”来亲自走一趟。在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门前,您会发现我们所说的不是假话。如果您还需要了解更多个中缘由,您就排出一个观察员组驻守上访村,或许能够探知真实的中国国情,也只有这样,您才能真正全面的了解我们上访人的人权状况。
【大纪元6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几年前江西新余市50多岁残疾妇女郑禄英的两个儿子林国良,林国栋被当地公安与黑恶势力联手害死。晚年痛失爱子的她给儿子申冤雪恨,她却屡屡遭到非法拘禁,因上访北京,在2002年12月她被江西新余市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一年零九月的劳动教养。
郑禄英说:常言倒养儿防老。可是他的两个儿子都遭到不幸身亡。作为母亲,她悲痛欲绝。几年来,为儿子伸冤耗费了她的全部经历和才力。从当地省、市、中级法院到高级法院,终点又回到原点。一层层,一次次;层层转批、循徊往复,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无奈她索性从江西到北京上访,直接找党告状。而肇事方——新余市公安局,面对郑禄英申诉,无言以对。看到她到处告状,又进京上访,脑羞成怒,于是虚构罪名加害于她。
郑禄英说:为达到让她息诉罢访,2002年11月12日新余市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将郑禄英双脚戴上5公斤脚撩,再双手拷在车厢上由北京截回当地。并决定对其实行劳动教养。2002年底,郑禄英接到《劳教通知》,她拒绝签字,无论她如何争辩,抗争,最终还是被警察强行送到南昌女劳教所。她的人身自由被剥夺,一关就是一年零九个月,饱经摧残。对于那断痛苦经历,郑禄英并不想再回首。
目前正在北京上访的郑禄英表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上访制度也是政府规定,为何有冤的人不能去北京上访?去北京上访就要付出沉重代价。新余市公安局知法犯法,害死了她的儿子还要让她闭嘴,不闭嘴就判劳教,这些人心不是太黑了吗?一点人性都没有!
劳动教养的决定也不经法庭审理就判,把人就抓走,剥夺人身自由,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规。新余市公安局为掩盖罪恶,肆无忌惮侵害百性权益,害起人来玩的得心应手。家法代替了国法。
她愤怒的表示:为什么国家法律不制裁这些违法者?难道就是因为他们是警察就可以网开一面吗?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是不是?儿子的冤未了,家中又添新恨,血上加霜,该如何生活下去啊?
郑禄英说:这样丑恶事件,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丑陋中国人”的现有人性。世上猛兽,都没有那些丧失理智和良心的人可怕。而让整治人民的《劳动教养制度》合法存在的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黑暗政治的体现。它给贪官污吏随意迫害异己留有足够施展拳脚的空间。新余市公安局就是这样为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创业绩?!依法治国必须落到信访部门!上访的洪峰高潮迭起,我们这些社会最底层的访民强烈呼吁,给我们生存的空间,给我自由申辩的权利,还我们做人的权利。
据明慧网报导,李淑媛,女,51岁(死亡时),葫芦岛市连山区台集屯镇大荒地村村民。2002年7月6日晚与同修到葫芦岛市连山区台集屯镇金砬子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约22:30分,在金砬子村被蹲坑的便衣冲散。次日,台集屯镇派出所通知各村法轮功家属到村边的河套认尸。
上午8:00点钟左右,李淑媛的家属赶到现场,见河套上约有200~300人围观,还有两辆写有“公安”的白色警车。外圈是围观的村民,内圈是公安、法医、台集屯派出所的人围住李淑媛的尸体。李淑媛一丝不挂的躺在地上,从胸部到小腹全被剖开,肉皮分敞着,白色的肋骨根根支露着,内脏:心、肺、肝、肠、肚等所有腹中的东西全部被摘取掏空,鲜血淌了一地。摘出的器官用四、五个袋子装着放在李淑媛尸体旁。当时家人被吓的瘫在地上。法医随后把腹部刀口缝上。
解剖完毕,李淑媛的家人向公安询问,火化时是不是需要死亡证明,警察说,我给你开一个去火化就行了。随手给写了一张“窒息死亡”的验尸报告证明,又说:“心脏没病,脑子没病,我们拿器官去化验”。随后,两辆白色公安警车带上李淑媛的器官离开现场。
9:00多钟在李淑媛的家属忙着收尸时,台集屯镇派出所又带人赶到李淑媛的临时住处抄家,抄走法轮功书籍。
李淑媛的遗体被掏空内脏,曝尸河滩,好心村民拿来布盖住尸体,家人买来装老衣后给她穿上。穿衣时身上都是血,帮忙的和家人一边擦掉血一边穿,发现李淑媛的右额头处、右脸凸出处、右臂、右腰处都有淤青蛋黄大小的伤,带帽子时发现后脑处整张头皮被掀开,后脑勺下有一横切口,没给缝上,还在往出流液体。
11:00点钟左右,家属送李淑媛的尸体去葫芦岛市南票区火化场火化。因7月份是盛夏,骄阳似火,尸体不能存放。据亲人讲,临火化前,被掏空了内脏与大脑的李淑媛的双眼竟然流出了眼泪。
李淑媛的家,由于中共的迫害,生活十分贫困。李淑媛死时的丧葬费800元都是村里的几个好心人给凑上的。事后,李淑媛的家人去葫芦岛市司法局索要被割走的器官,没人理睬。第二次李淑媛的兄嫂又托熟人跟着去要,答覆说:“没有,臭了,给扔了”,也没再给验器官后的任何结果和证明。
家人事后调查及分析
1、李淑媛的尸体是7月7日清晨5:00钟左右被金砬子村村民发现的,她当时身体侧卧,双手背在后面,口鼻有土,身体周围有手抓、脚蹬、散乱的扭打留下的痕迹。台集屯镇派出所法医、公安到达现场后,花钱找人把尸体抬到金砬子村与卧佛寺村交界的河套上,距死亡地点约1华里。派出所赶到第一现场后,不立即勘查案由,却立即命人抬走尸体,转移到一华里外去,破坏第一现场,而在第二现场拍照取证,是在掩盖什么?
3、7月7日8:00点前,公安机关在没有确认死者身份,家属未到现场也未同意的情况下,立即给死者解剖,私自摘取器官和脑子,而且器官被割下还没有化验就当场开具了验尸证明。这一切都极为反常。
4、两个目击者证实,他们分别看到2002年7月6日晚约11:00点左右,李淑媛发真相资料时,村头站着一个大个子男人,据曾去金砬子村发真相资料的其他学员讲,以前发资料时也见过此人,很可能是蹲坑的便衣。从死者双手背后的死亡姿势中分析,像是公安常用的擒拿手法,一般情况人要跌倒都是双手在前,防范要倒地的姿势,不可能双手背到背后倒地。怀疑此人是中共便衣─谋杀死者的凶手。
5、如果李淑媛不是炼法轮功的,是否凶手敢害死李淑媛?如果李淑媛不是炼法轮功的,公安是否能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取走器官?过后也不查死因,不用给家属任何说法、交待?这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的见证。
此事已经过去近4年了,仍在人们心中泛着疑云。
辽宁省葫芦岛连山区台集屯镇派出所电话:0429—4270085
辽宁省葫芦岛连山区台集屯镇书记电话:0429—4270018
辽宁省葫芦岛连山区台集屯镇派出所所长李志勇:13942954222
据明慧网消息,4月26日张顺龙的弟弟张顺红及弟媳刘香卓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不法人员绑架,非法关押在辽源市看守所。5月26日早7点,张顺龙与妻子吕凤玲及妻妹吕××(不修炼)、哥哥张顺明,准备当天去辽源市东吉分局要回自己的亲人,却被辽河源派出所警察于家中绑架,可能是为了阻止张顺龙及家人去要人。张顺龙被迫害致死后,张顺龙的大哥张顺明,妻子吕凤玲的妹妹(不修炼)仍被非法关押在辽源市看守所。其妻子吕凤玲听到张顺龙的死讯后,受打击太大,呈现精神恍惚状态,被放回家。
据目击者称,警察在派出所暴打张顺龙,张顺龙被打的满脸是血,惨不忍睹。后来,有人看到张顺龙从三楼坠下,不幸身亡。尸体解剖后被强行火化,没给家属任何说法。现辽河源派出所对外已封锁消息。
现在张家只剩下七、八十岁的老母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正值农忙季节,张家七、八坰地无人照管。
辽河源派出所所长:张传洪,办公电话:0437-5184110
东辽县司法局(0437)局 长张 彪,,5108806,5101005,13843759693
王安东,副局长,5105096,3234131,13514376699,刘颖慧,副局长,5105096
据明慧网报道,陈逊,42岁,毕业于天津大学,原成都市青白江区成都钢铁厂运输部职工。2001年4月27日,陈逊在家被青白江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警察绑架至青白江看守所,后被判5年重刑。在成都市看守所转运站时,因出现严重的肝腹水症状,看守所多次要求青白江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接人,被团结村派出所拒绝。后被送往四川省雅安监狱服冤刑,在狱中受尽折磨。
2006年4月26日,陈逊5年冤刑已满,本该期满释放,但是青白江公安分局、检察院、法院在办理陈逊冤案中,把他入狱的时间延后,想让陈逊多坐几天牢。直到2006年5月23日,也是陈逊42岁的生日,才是他重获自由的一天。然而,青白江区610伙同攀成钢厂(原成都钢铁厂)综治办2006年5月23日晨6点左右出发前往雅安监狱,直接将陈逊劫持到了新津洗脑班继续迫害。
刚刚做满5年冤狱的陈逊,在陈冤未雪下,又被中共610执法者,违法绑架,知情人对执法者的公然违法行为,无法苟同。
参与迫害陈逊的单位和相关人员:
攀枝花成都钢铁公司:厂长兼书记:苗长江(028-83616811)
运输部书记:葛××(013808213578)
保卫部:罗××(028-83617614、028-83617258、013980651108)
青白江公安分局一科:警察:罗齐辉(028-83665046)
尊敬的欧议会主席爱德华先生:您们好!
当你们收到这封信时,一定很奇怪:您们二位,即不在一起供职,又没有业务的联系;给您们写信是不是笔者神智有问题?
但是,笔者既然在网络上公开此信,就必然有自己的理由。因此,就本人以下信件的内容,来向您们说明给二位的理由;以期获得您们的重视和处理。
首先,我及我所代表的朋友们,应当向爱德华先生,致以崇高的敬礼!我们兴奋地在网络上看到了您在香港和台湾的,关于中国大陆人权的论述。虽然您所看到的,中共对本民族弱势群体——这里主要是指法轮功——的人权迫害,这只是冰山的一角,但是您与其他所有国家领导人到中国访问后,最大的不同:是您大胆地揭开了在中共高压下的血腥罪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向您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您在会上指出:“如果劫取法轮功器官谋取暴利的指控属实,那么奥委会就不可能在中国举行!”
我们高度评价和赞扬您的提议;但是,我们也可以忠实地告诉您:劫取器官的血腥罪恶,不幸被您所言中!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给您们二位发出这封十万火急的电子邮件!其次,笔者本人王天增,就曾经是体育工作者;并且在中共残暴统治下,生存了三十七年!首先我对于体育运动的精神和认知,以及对于在中共残暴统治的体验,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所以,以我为主,来写出这封公开信,应该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
我想,奥林匹克的宗旨,大家应当非常清楚的,那就是:
“友谊.博爱.平等.拚搏!”象征着五大洲的五个彩色光环,紧紧相扣,正说明生活在世界各国的和平人民,以运动场上的拚搏,来证明人类体能向自然的挑战,更是人类体能和智慧的一次大表演。胜者是败者的老师,而失败又必然促使败者勇于探索不足,继续努力,争取下一次的胜利!所以人类的博爱,就在探索奋斗中产生!
所以说: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友谊的海洋,博爱的诗歌,是所有和平人类的真诚追求!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竟然选择了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做为主办国;而这个国家,竟然又是全人类中,对自己同胞施以最严峻的酷刑,最后发展到绑架劫夺同胞活体器官以谋暴利的反人类罪的野兽也不耻的罪恶的国家!
这种选择,显然与奥林匹克精神原则,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完全拥护爱德华先生的提议:立即停止奥委会在中国大陆举行的决定!
我们想:二位都是欧洲人,一定不会忘记1935年在德国柏林举办奥委会的历史吧!那个时代,欧洲各国的经济都出现了不景气,而偏偏德国经济出现了奇迹;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德国不会再发动战争了,一心一意搞和平建设了!
然而,四年以后,欧洲除了英国以外,几乎全部的国家都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了;一直到1945年春,战争才结束!……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军国主义的存在将会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的毁灭性的灾难!
您们可以想一想:在当今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还有谁的军事力量能中共控制下的军队相抗衡呢?!中共一直担心的潜在的敌人(苏联),已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解体了,而美国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如果中共不侵犯美国利益,美国是绝对不会去攻击中国的。
但是,中共从来也不这样想;他们一直就把美国当成最具威胁的敌对势力。他们即派间谍到美国去盗取高级军事秘密技术,又到美国民间去拉拢势力,这已成为人们所共睹的事实。
去年七月,共军防务学院副院长朱成虎将军,就曾面对国际媒体,毫不隐晦地放言:“……我们不惜用核弹头炸毁美国西海岸一.二百个城市!”
……想一想吧1在一个毫无言论自由的国度里,这句话根本就不是随随便便地信口开河的乱讲,而是当事人一时不慎,暴露了中共统治集团的集体思维和战争构想!
…………
这里,我们可以用中共去年的军费开支来证明!根据中共公布的军费开支为国民收入的GDP为6%,但是中共从来就不透明的军事支出,早已超过了14—18%;众所周知的是:中共仅在中国大陆东部沿海一带,就布置了七百枚导弹,是专门针对台湾岛上自己的骨肉同胞的!而在内陆地区,更有大批的核导弹基地,埋伏在地下!——这是为什么?!
中国人有句古语:“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正因为共产党时时处处都在做着“共产主义世界霸主”的迷梦,所以才加紧扩军备战,才时不时地挑起民族主义的叫嚣!
您们二位都去中国访问过,对中国的建设发展,也有所称赞;可是,您们去到的地方,只是大陆最繁华的地区,您们对大陆绝大地区的情况,并不了解的。
您们不必到边远的内陆去观察,只在离北京市区五十公里的地方看一看就会知道,中共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国民的了。……有多少适龄儿童,因为家中无钱而无法就学;而广大人民中,竟然有40%的人,因为贫苦而上不起医院,看不起病!城市中,到处可以看到失业下岗的流浪汉,而农村乞丐也遍地可见!
尽管国民生活水平如此巨大的差别,但共产党却把大把的人民用血汗缴纳的税金,用在了军事上,用在了特务对人民言论行动上!对全民实施国家恐怖!
您们一定知道人民律师高智晟先生吧。您们知道吗?——共产党为了禁止人民和高律师接触,每天都要派至少四辆车,十几名特务跟踪骚扰!最多的时候,竟然派出四五十辆车,几十名特务跟踪监控!如果按照中国儿童受教育的费用来计算,这二百多天,仅特务的工时费,汽车的燃料费,至少可以供一万名儿童一年的费用!
中共就是这样,公然践踏人民的权力,严格控制不同声音的出现!
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共为了准备奥委会,都做了些什么?!
北京为了建奥委会主赛场,强行逼迫人民搬迁;当他们满足不了人民合理要求,遭遇抵制时,政府竟然顾用黑社会打手,强行拆迁打死人命!山东胶南为了奥委会帆船竞赛,停发教师工资,毒打拆迁户……;更有甚者,上海为了2010年的世博会,竟然烧毁居民的楼房,烧死房内的老人!……
如此一个非人类政权,您们却要去在那里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精神中的“博爱”一词,从何体现?!
至于,共产党活体劫取器官,已经有不少人以大量事实在证明!可以肯定,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有他们内部良心发现者,自己站出来,向全世界揭露真相!历史将证明:您们选择中共统治的大陆,是对民主的耻辱!
仅就在大陆中国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提出强烈反对!特提请您们从新考虑另择其他国家举办!
此致
敬礼!
中国民主党(日本分部)
2006.6.3.于东京
文化大革命一度自夸为“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光辉实践”。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在文革期间中国确实出现了自由民主。他们说,在文革中,群众可以随便贴大字报,办小报,可以自发地成立组织,举行集会或游行。这不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集会自由么?
其实,文革中出现的上述现象并非真正的自由。
以言论自由为例。真正的言论自由必定包括反对意见的自由。如果言论自由仅只以当权者的意志范围为限,那么古今中外,还有哪个国家是言论不自由的呢?众所周知,文革中的言论是严格地限定在“伟大领袖”的意志范围之内。文革中,所谓反动言论和反革命的言论是没有自由的,是必定要受到严厉惩罚的。所以文革期间并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在文革中,你要是贴一张批判毛的大字报或者宣布成立一个明文反对毛反对共产党的组织,那都是马上就镇压的,而且常常还不等政府出马,革命群众就把你给办了。不只是所谓保守派会这么做,造反派同样也会这么做。李井泉之子,北航的李明清在66年12月(那是文革期间言论最“自由”的时期)贴出一张“炮打……?”的大字报,质问:刘邓派工作组事前是征求过毛的,怎么都怪在刘邓头上了呢?结果就被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北航红旗的学生围殴致死。
67年1月,正值造反运动高潮,当局颁布所谓公安六条。公安六条明确宣布,无产阶级大民主只属于“革命群众”,“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中的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注意,这里的“改造得不好”,“坚持反动立场”两个定语,弹性很大,尤其恐怖。公安六条明确宣布以言论治罪:“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这怎么能叫做言论自由?
那么,为什么在文革中又有很多人感到他们很自由呢?原因也很简单。我们知道,共产党压制言论历来采用两种办法,一是事前预防,一是事后追惩。由于共产党直接控制了一切公开发表言论的渠道,从而在事前预防方面做到了史无前例的天衣无缝。在那时,凡是不被领导认可的言论差不多都没有公开发表的机会,尽管这些言论中的大部分还扣不上“反动”或“反革命”的罪名。文革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在文革中,事前预防这道关大半垮掉了。这一来是因为各级党组织陷入瘫痪或半瘫痪,二来是因为张贴大字报这种方式本来就无须乎经过领导的事先审查。于是,很多原来得不到公开发表机会的言论就得到了公开发表的机会。这样,公开言论的空间就比以前广阔了许多。另外,在文革的造反运动期间,毛泽东为了利用群众打击他的党内对手,有意识地在特定的方面放宽了言论尺度。过去,你反对单位的党支部书记都会被扣上“反党”的帽子,而在文革中,群众却获准可以批判除了“毛主席司令部”之外的任何一级的党政官员。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许多群众会感到他们言论很自由的原因。
但是,这毕竟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也不能说它是部分的言论自由,因为它否定了反对者(即所谓反革命)的自由,否定了反对意见的自由,因此它不是言论自由,而是言论不自由。如果说在当年我们确实有过言论很自由的感觉,那只说明当时的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言论自由。同理,文革中也没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
《人与人权》2006年6月号
六四惨败以来,渴望民主又感到无望的中国人,时而痛斥“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时而抱怨“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而南韩和台湾先后民主化,又使这两句话成了政治学上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
然而,上个月尼泊尔人民民主运动的胜利告诉我们,至少在民主运动的关键时刻,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最后产生什么样的制度和政府。
尼泊尔民主运动的肇因
是次尼泊尔人民民主运动的肇因可以追溯到一九九○年。当时尼泊尔全国爆发大规模的“人民运动”,人民向国王比兰德拉争取民主。在西方压力下,比兰德拉被迫接受民众的要求,改君主立宪制为君主立宪的多党议会制,由此开启了尼泊尔政党政治。在政党林立的过程中,尼泊尔共产党的几个组织合并成“联合马列”,竟然在一九九四年的大选中获胜组阁,首开在国王手下执政的世界先例。但好景不长,因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难以奏功,不到一年就丧失了执政地位。
尼共(联合马列)中的激进派以此为契机,批判尼共领导人走议会道路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在国王掌权的体制下改良必败,并于一九九五年从尼共(联合马列)分裂出去,组建了尼共(毛派)。毛派仿效毛泽东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农村建立武装割据的根据地,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几年间扩大到半数以上的农村。
二○○一年比兰德拉在王室血案中猝死,贾南德拉继承哥哥的王位,他推翻比兰德拉推行的君主立宪制,颁布“反恐怖分裂法令”,将“毛派”定性为“恐怖组织”予以镇压。“毛派”针锋相对地在西部成立人民革命联合政府,尼泊尔由此进入两个政府并存的状态,使内战进一步加剧。同时,贾南德拉以对付“毛派”反政府武装为由,不断强化自己的个人独裁,实行军法统治,压制党派活动和异见分子。二○○二年五月干脆解散议会,且藉故无限期推迟选举。二○○五年二月又宣布解散德乌帕首相领导的政府,由他亲自组阁成立新的大臣会议(内阁),并宣布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并派兵包围德乌帕和其他政府要员的官邸。贾南德拉的军事独裁加速了尼泊尔的内乱,成了尼泊尔完善民主及平息叛乱的最大障碍。
尼泊尔反独裁争民主的革命
二○○五年五月,尼泊尔主要政党成立七党联盟,公开反对国王贾南德拉。十二月一名士兵在首都加德满都开枪打死十一个平民,引发加德满都万人示威大游行及罢工,揭开了二○○六年尼泊尔人民反独裁争民主的革命。
二○○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七党联盟发动游行示威,要求国王恢复民主还政于民。四月六日,尼泊尔开始了全国总罢工,国王宣布首都加德满都白天戒严十一小时,安全人员可以对违规者格杀勿论。当天,安全部队就打死一名抗议国王的示威者。四月十二日,约一百名记者聚集在加德满都,抗议政府打压言论自由。四月二十日,数以万计民众不顾政府的戒严措施,继续在首都加德满都示威游行。四月二十一日,贾南德拉做出让步,宣布解散由他领导的大臣会议(内阁),根据尼泊尔宪法还政于民,要求七党联盟尽速推举新首相。
次日,七党联盟领导人拒绝国王的建议,并重申除非恢复议会重新制宪,不然将组织更大规模的抗议。当天,二十多万示威者不顾戒严冒雨向王宫挺进。四月二十四日,示威活动进入第十八天的首都处于瘫痪状态,七党联盟宣称将发起一场二百万人参加的大游行,并在两天内将国王赶下台。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穷途末路的贾南德拉宣布,同意恢复国会及民主制度,并向在反政府示威中牺牲的十四名死者表示哀悼。
尼泊尔的人民民主运动胜利了,原定二十五日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改成庆祝集会。四月二十八日起国会重新开始运作,七党联盟推举曾任总理的国大党领袖柯伊拉腊为新总理,新政府将开启包括反政府“毛派”武装在内的各派对话。五月十八日国会一致通过决议,
剥夺国王包括军权在内的权力,军队的控制权由首相领导的新政府负责,尼泊尔由此步入现代民主国家的进程。
从邻人看尼泊尔人的素质
因为我的邻居中有不少尼泊尔人,使我对尼泊尔的这次民主革命格外关注。尼泊尔国内人民在争取民主斗争中的表现和我熟悉的尼泊尔邻人互相验证,使我清晰地看到国民的素质和民主化的关系。
我刚来都柏林一个住宅小区寄居,就注意到邻居中有四、五户尼泊尔人。他们可能是住在这个城市的全部尼泊尔人,因为不断有尼泊尔人到这里找房子,当然是先住下来的同胞介绍和代找的缘故,好像宁可贵一些他们也要团聚一起,渐渐的这里形成一个小小的“尼泊尔人村落”。和印度人一样,尼泊尔人也有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尼泊尔人村落”里也有高、低不同种姓的区别,但那些高种姓的尼泊尔人深明大义,摒弃原有的阶级意识和种姓偏见,和低种姓的同胞和睦相处。他们知道尼泊尔人在此地弱小无力,大家抱成团才能互相照应应付各种不虞。
由于同一城市的中国人有互相“避嫌”的“离心”倾向,尼泊尔邻人团结协作的精神令人羡慕。有四个尼泊尔人在同一家印度饭店工作,他们每个人都有私车,但出于省油护车的节俭目的,他们四个人合用一辆车上班,每天一个人轮流开自己的车搭载另三位同事。他们竟然这样合作了近十年。
去上班的男人们如此,那些留在家里的尼泊尔家庭主妇也是如此。她们带着各自的孩子一起散步,或者坐在大草坪上晒太阳聊天,看着小孩们一起戏耍,是我们小区一到晴天就出现的场景,也是一幅充满人情十年不变的别致画面,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互相宽容妥协谦让以及富有牺牲精神的良好素质。
尼泊尔这次民主运动的胜利靠的就是这种精神和素质。
七党团结协作领导民主革命
领导民主运动的是七个党派组成的联盟,尽管他们政见不一,有左、中、右之分,但在反对国王专制独裁上能够达成一致。在运动的每个过程中,七党总是通过协商作出决定,然后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没有一个党中途变卦节外生枝。同时,七党联盟还同“毛派”谈判,双方达成十二点共识,“毛派”承诺实行民主改革后停止武装斗争。“毛派”的承诺尤其难能可贵,他们已经占领尼泊尔的大部分农村,却没有(根本不懂)仿效祖师爷毛泽东当年利用蒋介石抗日壮大自己军队的行径,在国王和政党间争斗中渔利,乘机扩大自己的地盘,而是支持七党联盟的民主运动。
当然,尼泊尔全国人民在七党联盟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勇往直前的精神,更是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
尼泊尔民主革命成功的启示尼泊尔虽然是中国的邻国,但很少得到中国人的关注,中国人向来以穷富评判一个国家,对已经享有五十多年民主的印度尚且满不在乎,更何况比印度还穷的小国尼泊尔,尼泊尔民主化了又怎么样?
然而,尼泊尔民主革命的成功,却给中国以很大启示。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难以实现民主是因为教育水平太低。尽管二百年前的美国和三十年前的印度早已给出了否定的例子,这次尼泊尔的情况又添一个反证:尼泊尔目前仍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儿童没有上学,初级教育的普及率远低于中国,但尼泊尔照样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六四民运失败后,有人又认为,只要中国形成了中产阶级,中国的民主化就能够水到渠成。如今中国中产阶级增加不少。与一九八九年相比,离民主化不是近了,而是更远了。而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还没有形成中产阶级的尼泊尔却成功了。
从这次成功的民主运动中,可以看到尼泊尔人的素质。
首先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判断力,无论是比兰德拉还是贾南德拉,都是一七六九年统一尼泊尔的沙阿王朝的继承者。尼泊尔人有着尊敬和爱戴国王的传统,但是,当尼泊尔人民明白君主制阻碍了尼泊尔发展时,就毫不犹豫向国王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尤其是贾南德拉国王以存在“毛派”为藉口,倒行逆施搞专制独裁时,在野党和民众“两害相权取其轻”,认定解决国王的独裁是关键,只要实现了民主,就可以通过议会政治,用和平的手段处理“毛派”问题。
其次,就是前面强调的团结协作精神。在这次民主革命中,尼泊尔七个政党组成联盟,制定民主运动的行动规划及目标,统一组织游行示威罢工罢市。当运动遭到警察的镇压出现困难时,他们共同商讨相应的对策,运动取得进展时又一起筹划下一步的行动。最令人感慨的是,四月二十一日晚,贾南德拉被迫作出退让,宣布解散由他领导的大臣会议(内阁),允许七党联盟推举新的首相组建临时政府,美欧等世界各国对国王的讲话表示欢迎,但七党联盟领导人没有“见好就收”,而是坚持国王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恢复议会重新制宪,因为选举议会和首相是人民应有的权利,不是国王的恩赐。
胜利永远属于勇敢无畏的人民
尼泊尔人民的表现更值得大书特书,许多人从几十里甚至几百里远的地方赶到首都加德满都参加游行,如果国王再不妥协,全国将举行二百万人的大游行,几乎占了尼泊尔人口的十分之一。同时,由于近二十天的罢工罢市,食品短缺物价飞涨,老百姓没有抱怨参加游行的人,而是加倍对国王的不满,激起更多的人加入反抗的队伍。
面对国王的格杀勿论,他们愈挫愈勇,不顾近千人拘留、几百人受伤、十几人死亡,游行示威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尼泊尔人民还铿锵有力的说:“国王对人民来说是一个累赘,很多人为赶国王下台已经付出了生命,我们不会回头。我们不怕国王的子弹,因为胜利就在眼前。”
胜利永远属于勇敢无畏的人民。
值得一提的是,尼泊尔七党联盟得到在印度的六百万侨民的支持,我的尼泊尔邻人也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声援国内民主运动,所以这次是全世界尼泊尔人民的胜利。可叹的是,尼泊尔侨民支持国内民主运动时,中共党魁胡锦涛正在访问美国,欢迎胡锦涛的中国侨民是抗议者的几倍,不少人不过是为了拿几块钱的津贴。对照尼泊尔人的精神和素质,这些为几块钱而出卖自己的中国人多么丑陋卑琐。
我为这种人感到羞愧。
转自《争鸣》2006年6月号
我曾通过香港商务书局的电脑查询,得知全香港所有分店一本库存都没有了,还发现某人把一家店内全部20多本全数购去的事情。最后离开香港那天,我问遍了机场的书店,也都全部售罄。
这几天,香港的出版商一定会加快添印《十二个春秋》,希望下次回去能够买到。在香港翻看此书时,最感兴趣的内容,当然是胡耀邦下台前后那些事情。更有意思的是,我同时又拿到上下两厚本的《胡耀邦年谱资料汇编》,同一件历史公案对照着看,各有很不相同的讲法,甚至针锋相对,只能边看边叹气。
而这套有关胡耀邦的详尽资料,也是香港最近出版的。可以说,最近几年,香港已经成了中国政治类书籍的出版销售中心。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四十周年,但北京当局却把有关题材当作禁忌,不许媒体和出版社触碰,连关于1957年反右的书也不能够出版。于是,不少政治题材书稿外流到香港,成为当地出版的一个热点。特别是文革人物的回忆录,以及关于胡耀邦、赵紫阳的书籍,相当好销。
台湾只能望洋兴叹
要说大陆以外的中文出版业,最发达的要数台湾,相比之下香港市场小、成本高,本来就没有没什么优势。但为什么大陆的这些政治“禁书”不在台湾出版呢?有人归因于台湾民众对大陆的陈年往事越来越隔膜,越来越不感兴趣。
在我看来,这只是次要的原因;实际上,绝大多数香港人也不会购买这种书籍。像一般的香港大学生,就是把邓力群的书送给他都未必会看,甚至连邓力群的名字都没有听到过。
到书店购买这类书籍的,除了我这种从大陆移居香港的中老年人,更多的是各类在香港短期逗留或者途经香港的大陆人士,包括大小官员、公私老板。台湾还没有对大陆人士入境全面开放,也就只能眼睁睁看着香港独享这方面的利益。
自由行令香港出版业找到新空间
香港还有几种专讲大陆政治秘辛的刊物,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后一度气息奄奄,销量萎缩;因可信度太低,国际媒体也早就不把它们当回事。不料北京为帮助香港度过经济转型的难关,陆续开放多个省市民众到香港“自由行”,香港也允许大陆民众过境时逗留一个星期,这些刊物也如同大旱之日遇甘露。
尤其是大陆几个“黄金周”,成千上万大陆游客涌入香港,看到报摊上竟然有这种大讲中南海里面你斗我、我斗你的东西,大开眼界,管它是真是假,10几20元港币买一本看看。“自由行”对香港经济究竟有多大好处还讲不清楚,但起码使这几本刊物起死回生,也使香港出版业找到新的空间。别看那些政治类书籍在大陆不获官方允准,香港的中资书店却照样摆上书架,买卖归买卖,有钱可赚白不赚。
这些年,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常讲要把香港建成某某中心、某某港,结果却是一事无成,只剩原来的金融中心地位还可以维持下去。但不经意中(更没有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关心),香港已经成为中国文革资料和其他政治书籍的出版销售中心了。
其中的道理就是,香港要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要一直过好日子,只有两个出路:凡是中国大陆能够做的事情,就连人带钱北上为好;凡是大陆无法做、不会做、做不好或不敢做、不许做的事情,就在香港多做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