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5月31日(星期三)

国际媒体要求中共停止封锁审查互联网

国际传媒组织“国际媒体研究会”,目前在英国的爱丁堡召开例行年会。会议通过了一项有关中国的议案,要求中共停止对互联网的封锁和审查。

警方释放刘水 威胁其离开深圳

异议人士刘水星期一被深圳公安传讯7个多小时后,星期二凌晨被放。他星期二向记者透露,传讯内容主要围绕他先前接受海外网站和刊物《人与人权》关于深圳收容系统执法黑幕的专访。当局令刘水签署保证书,6月1号前离开深圳。他们说我影响深圳的治安,和影响深圳形象。

讨论:王炳章狱中绝食被剥夺探视权

中国有关当局禁止王炳章的家人去监狱探望他已有6个月之久。有消息说,王炳章在狱中身体不好,并两次中风。就王炳章一案,记者含青邀请目前旅居美国的律师叶宁和在曾在网路中文媒体大参考任编辑的李洪宽进行讨论。

上海访民乔装打扮躲避公安抓捕

在历年的城市建设中,上海当局严重损害拆迁户利益,引起拆迁户不断进京上访。上海当局也一次次的抓人。星期一又有大批访民被抓回,据逃出的张雪英,星期二向记者表示,他们已经到了北京车站,但是被守在那里的截访人员截住,有十几人因为化了妆才能幸免逃出车站。

湖南企业家得罪市委书记 上访11年

一位湖南青年在29岁创业建厂,工厂经济效益年产值百万元以上。由于得罪了原市委书记阳祖耀等官员,企业被迫停产至今。他花了11年的时间诉讼、上访,都无济于事,湘乡公安局还曾以“上访”为由,把他判刑二年。

铁路部撑腰欺负孤儿寡母 四川公安厅出虚假证明

作为肇事者的西昌车务段在铁路部、成都铁路局的撑腰下,不仅对死者不尊重,对死者的妻子也耍起了无赖。西昌车务段不给吉略鑫一分钱的工资,还对她歧视、虐待、非法拘禁。2002年2月26日至3月5日,毫无执法权的西昌车务段竟然非法限制吉略鑫人身自由,导致吉略鑫患上多种疾病,一年只能够上班9天。

高智晟:为沦为弱势群体的复转军人战友们呐喊

他的上访材料标题为:“敬爱的军委主席你在哪里”。他在上访材料中写道:“我是一名已上访了五年的退役士兵,今天我向你反映当地政府‘清廉’的行为。河北省藁城市政府阳奉阴违,颠倒黑白,急兵之所急,想兵之所想,他们知道我们当兵的保家卫国,当兵站岗是站累了,所以就将本该分配给我们的工作,就让给别人替我们上岗,对此我代表藁城市所有的士兵对这样的政府说一声‘谢谢’。

吉林延边当局 疑进行新一轮照册抓捕

据悉,今年3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到延边视察后,5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也来到延边视察。随后,延边公安系统(政保、国保、政法)在5月25日开会,准备于6月15日前,对延吉市全部名单在册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新一轮的迫害行动,并于一个月内清查所有出租房屋。

天堂河劳教所 万元私了杀人行径

据明慧网报导,2006年3月31日,吴俊英(女)在北京市大兴区天堂河女子劳教所,于短短的48小时之内被迫害致死。目前,吴俊英的遗体仍停放在北京仁和医院太平间。劳教所及法院欲以一万元人民币,私了此事。

儿童节的哀思(二)

童年是最快乐的日子,但对于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而言,儿童节的到来并不能带囘父母的関爱和昔日的欢乐。目前在中国大陆,至少有数千万个孩子因为父母修炼法轮功遭迫害而承受着不同程度的伤害。据海外人权组织调查,至少有436名孩子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

爱滋病有关人士呼吁重选基金理事会

法新社星期一报导说,中国的75名农民和其他由于献血而患爱滋病的人士签署了六份信件,批评中国卫生部属下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本月以不透明和不民主的方式,“选举”了一个主管来自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数百万美元爱滋病资金的理事会。

王天增:给胡锦涛温家宝二位同胞的第六封公开信

你们指责说:国际国内存在着反华势力;刚好前边讲了,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反华势力!所以,你们的指责,实际上,就是在污蔑。平头老百姓历来图的就是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有吃有穿过一生;是谁放着舒心的日子不去过,反过来倒要提心吊胆地跟你们对着干?——谁也不犯傻!恰恰相反,反华的正是你们自己!

梁国雄:中国维权必触动中共

5月19日,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中国逃亡作家、法学家袁红冰等世界各地的人权活动人士、学者,及政界人士于在网上发表“修改宪法维护基本人权宣言”,将大陆维权运动推入另一个阶段。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也参与了联署。他认为,这个宣言的意义在于成功建立一个平台积聚力量,他相信维权运动的发展必然触动中共政权。

欧洲议会对西藏问题深表关切

二十九日抵达比利时访问一周的达赖喇嘛,今天上午在欧洲议会除拜会波瑞尔外,并与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成员及一些党团领袖会晤。 波瑞尔告诉达赖喇嘛,为了解西藏的情况,他将于今年夏天亲自前往拉萨访问。波瑞尔并表示,在基于中国统一与符合中国宪法给予地方自治的原则下,欧洲议会希望西藏问题能有一个经由谈判非暴力的解决方案。

甘泉:揭开中共“六.四”屠城黑幕

其实,中共邪党在“六.四”前已部署好了一切屠城的准备工作。一大批、一大批的军车里装满的是各大军区调遣到北京来的军人。有些军车里的军人,在车里傻呆了三天三夜,不准下车,不准听小收音机,不准说话,不准看报纸。一句话,不让他们知道真象,不让他们泄露军事机密。上级,神秘兮兮的,谁也猜不透上头的意图?后来上级正式下达了紧急命令说,北京市民要暴动,学生要造反了!你们的任务是:镇压暴动,稳住政局!

伊川:强力压制纪念文革 将会引发新的社会危机

今年,不但是文革四十周年,也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周年。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虽然造成了经济发展的荣景,但是,因为长期以来改革方向单方面向经济倾斜,中共领导人出于固守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势利益而漠视政治改革和社会公平,令得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演变成了“让一部分有权势的人先富起来”,钱权交易愈演愈烈,贫富差距差距越拉越大,官场腐败变成无药可治的恶性肿瘤,今天的中国大陆社会,同样到达了一个社会矛盾累积、历史积案难解、社会正义无法有效伸张,民众积怨一触即发的危险临界点。

未普:谁来监督这些权贵们?

据近期的香港《争鸣》杂志披露,中国大陆国务院、中纪委及社会科学院四月初完成了一份关于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显示,广东、上海、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及辽宁等七个省市的地厅级以上干部个人及家属的平均财产超过七百万元,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值得注意的是,内地媒体并没有关于这个报告的片言只语。

今钟:党文化中的大笑话

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在《物理学》的下一章,名为《物理学的后面》,意为藏在物理现象后面的本质,即后世所谓的哲学,日本人准确地译为《形而上学》,是来自中国传统的说法:《易经.系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毛泽东遍读古书,不可能不懂,却在《毛泽东选集》一卷之尾压轴的《矛盾论》注解中歪曲为:“形而上学,又称玄学,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观察世界。”成了世界哲学史上的大笑话。

准星:谁说干了缺德事不遭报

王存根是家里的独子,在单位原来是个勤杂工。文革里欺男霸女,没少干缺德事,但一直挺吃香,退休时还弄了个处级待遇,到现在还占房子占地的,活的挺自在。这号缺德的人怎么没遭报呢?母亲叹了口气说:“谁说缺了德不报应?这报应还小啊,还叫存根呢,怎么存呀?都断子绝孙了。”

李大卫:从台湾驸马爷看中共太子党

中国的新闻媒体是中共御用的喉舌,报导第一驸马的弊案,目的是藉此丑化台湾与陈水扁政府,但是听在大陆民众的耳里可就有不同的解读。也因此邱毅原定于5月28日晚在北京大学以“新闻自由”为题发表的演讲,就在官方压力下被迫临时取消。邱毅估计,北京当局忧虑其演讲,可能引发“全民揭发贪污舞弊”的风潮。

自由天使:对中共部分政治运动史实之查证(一)

由于中共统治下的学校教科书,对中共历史上所犯下的错误,都是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甚至根本不承认自己在历史上犯下过错误,说什么:“我党一贯正确”。那么,其实很多人也都是受了中共的蒙蔽。为了让这些人重新认识那段被尘封的历史,我查阅了相关的史料,力求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以使更多受蒙蔽的人重新认识,重新正视那段历史,以求给中共在中国所犯罪行做客观的评价。

吴庸:告别“共产主义”

苏联和东欧巨变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它传达给世界的信息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丧钟业已敲响。20世纪“共产主义”造成的祸害已经使人类清醒,各国掀起的退党高潮迅速演化为以“共产主义”为标志的政党的衰减。

高仁:饿人传说

我爷爷从此豪赌,当家财散尽只有一间草棚的时候,共产党来到,爷爷被评为贫农。爷爷这才明了那位术士的话,好险,如果还有那么多地,一家人遭枪毙都绰绰有余,儿孙焉有平安?不久,爷爷就饿死了,死于所谓的“灾年”。 


国际媒体要求中共停止封锁审查互联网

【大纪元5月3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采访报导)国际传媒组织“国际媒体研究会”,目前在英国的爱丁堡召开例行年会。会议通过了一项有关中国的议案,要求中共停止对互联网的封锁和审查。

在这项针对中国的议案中,与会人士要求中共停止对互联网的审查、释放所有被拘捕的互联网异议人士,并对西方技术公司帮助中共政权控制信息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目前正在英国爱丁堡的“国际媒体研究会”发言人大卫.戴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大卫.戴基:“我们对中国通过了一项议案,要求中共停止对互联网的审查,并释放所有被拘捕的互联网异议人士。据“国际媒体研究会”的统计,目前至少有30名互联网作家或媒体人士被中共官方逮捕,其中包括《纽约时报》的赵岩。”

“国际媒体研究会”发言人大卫.戴基说,中国是除了美国之外,使用互联网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大约有1亿3千万网民。但与此同时,中共官方对互联网采取了严格的控制和审查制度,并同西方的一些公司一起,对涉及人权与民主的信息进行监控,并对网上异议人士进行打压。

大卫.戴基特别对美国的互联网公司提出了批评,他说,议案所针对的不仅是美国的古狗公司,还有雅虎等其它公司,这些公司都在协助中国政府监控所谓的“敏感信息”。

大卫.戴基:“即使被监控的信息只是一小部分,我们认为这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些外国技术公司应当为老百姓提供大量准确可靠的信息。也许有人说,被封锁的信息大约只占互联网信息的1%,但这1%的信息也许是有关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信息。”

中共政权对互联网进行封锁和审查的做法,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助理李晓汀评论说----

李晓汀:“大家如果要想知道目前中共官方对目前局势的真实判断,往往是需要从反理来看,而不是从正理来解读。现在中共官方既然在号召建设一个和谐社会,那就毫无疑问,中国现在存在很多不和谐的地方,或者存在着相当多的、相当尖锐的社会矛盾。包括贫富差距、腐败等等等等,最严重的当然是贫富差距。”

所以,李晓汀说,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上台后,只有采取更为严厉的控制措施,对互联网进行控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这次会议透露,古狗公司面临两个选择,要么为中国的老百姓尽可能提供更多的信息;要么就不在中国做生意。而古狗公司主管技术的负责人表示,古狗作为信息的提供者,不为人们提供信息并不是个好办法。对此,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助理李晓汀分析说----

李晓汀:“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言词,说穿了就是它两方面都不想得罪,一方面像古狗、雅虎这些大公司进入中国,肯定会在技术交换上和中共政权有某些协议,不光是雅虎这些互联网公司,古狗现在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只不过是它们被中国引进的技术正好可能涉嫌被中共拿来镇压言论为目的。”

参加这次“国际媒体研究会”年会的共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人士。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警方释放刘水 威胁其离开深圳

【大纪元5月3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独立意见人士刘水在被深圳公安讯问后获释,但威胁他要6月1号前离开深圳。法学家批评当局这种行为非法。

异议人士刘水星期一被深圳公安传讯7个多小时后,星期二凌晨被放。他星期二向记者透露,传讯内容主要围绕他先前接受海外网站和刊物《人与人权》关于深圳收容系统执法黑幕的专访----

刘水:“他说我涉嫌诽谤,两年前抓我的一个警察也去了,他说没有人打过我,要我提出证据。我说当时没有第三方,而且踹我几脚不可能留下什么伤痕,我提不出证据,但这是事实。他们还问我接受采访的时候提过收教所有处女被定卖淫罪,我说我是听收教所一个管教讲的,不是我杜撰夸大去诋毁公安。”

当局令刘水签署保证书,6月1号前离开深圳,刘水说----

刘水:“说我必须离开,买好车票时要通知市公安局国保。他们说我影响深圳的治安,和影响深圳形象。”

记者:“他们有什么理据呢?”

刘水:“没理据呀,但是他们不讲这个!他们说你在深圳我每天传唤你一次,住在哪、在哪工作我找到哪儿!其中一个警察说了一句,六四也快到了,有提到这么一句话。”

记者致电带走刘水及参与了讯问的明治派出所,工作人员否认有驱逐异见人士出深圳的行为----

记者:“昨天不是抓了一个刘水吗?”

警察:“不清楚不清楚!”

记者:“你们什么情况下会赶人出深圳呀?”

警察:“目前没有,没有这个情况。”

然而在此之前,深圳当局已屡次利用这种驱逐出境的方法对付异见人士,如李剑虹,和熊宗俊等人。

刘水住在深圳的朋友,参加过89学运的张津郡告诉记者,深圳特区曾被认为是较少政治迫害的地区,因此成为一些八九学生和异议人士的避风港----

张津郡:“流落到深圳的这些人,原来大都分配到国营单位,但因为过去的事儿,它几个月就让你去汇报汇报,很多人都因为这样的情况而离开内地的工作单位,跑到深圳来,希望在深圳会自由一些。”

在深圳生活了多年的刘水表示,当局把他赶离这里,间接剥夺了他的生存权----

刘水:“现在等于我生存的权利被剥夺了,我毕竟在这里生活了八年,有一些人际资源,各个方面也比较熟悉了,说实在,这些年一直在跑也很累的,希望有一个环境工作,能稳定下来,但这个愿望也落空了。他们只给我三天时间,我必需离开。作为个人来讲我非常愤怒,他为了地方的形象、地方利益,视法律于无物,真的是非常遗憾。深圳作为特区城市,包容性应该比内地高很多,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北京法学家范亚峰博士指受害人因该就当局这种非法侵权行为提出申诉----

范亚峰:“这是违法行为,毫无疑问的。他可以向法律机关对公安机关违法行为进行举报,他们(受害者)本身对事情过于姑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缺陷。”

记者:“您觉得他们应该采取法律途径去申诉?”

范亚峰:“对。”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讨论:王炳章狱中绝食被剥夺探视权

【大纪元5月3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采访报导)有国际人权组织披露,被中国政府以间谍罪和恐怖活动罪判处无期徒刑的中国异议人士王炳章,不久前,为了抗议狱方不准他为3月份去世的父亲奔丧以及长期的单人监禁曾在狱中进行了几次抗议绝食活动。

中国有关当局禁止王炳章的家人去监狱探望他已有6个月之久。有消息说,王炳章在狱中身体不好,并两次中风。就王炳章一案,记者含青邀请目前旅居美国的律师叶宁和在曾在网路中文媒体大参考任编辑的李洪宽进行讨论。

记者:首先,请叶宁先生对王炳章目前在监狱中的处境谈谈您的看法。

叶宁:在王炳章这个时候被判无期徒刑以后,王炳章在监狱里进行絶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然王炳章现在絶食选择的时机是不是恰当,这应该从特别层面上加以考虑的问题。

因为中共政权现在正在采取非常强硬的政策。自从胡锦涛上台后,中共政权在迫害人权、迫害政治异议人士问题上面不仅没有出现任何松动的迹象,而且变本加厉。

而且中共政权目前完全无视西方国家的这种外交努力、国际社会的敦促。在这个情况下,炳章博士选择在这个时机进行絶食抗议的话,我们要表达愿望的是希望王炳章现在还是要保重身体。

记者:李洪宽先生,请您对王炳章这个案子谈谈您的看法。

李洪宽:首先我听到炳章絶食的消息,我心情非常沉重。因为我们和一个不讲理的这么一个政权在做斗争的时候,用这种折磨自己身体的方式往往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希望关心炳章的人,都能够想办法从各个方面施加压力,让中共政权能够网开一面。

刚才叶律师提到中国现在人权状况特别恶化,实际上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胡锦涛访美的时候没有得到多少面子,因为小布什基本上给了他一个很冷的脸面,就说没得到什么。然后一转身回去之后,美国的白宫就接见了中国的家庭教会的异议人士余杰、王怡和李柏光他们。

这个消息可能是传到了炳章那儿,因为炳章也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对于中国民主的追求和对于基督的认同是一致的,所以他这点上也是中国家庭教会坚强的一个同盟者,所以他选择这个时候絶食,我相信是和信仰基督有一定的关系。

记者:叶宁先生,自从王炳章絶食以后,有关当局不允许王炳章的家人去监狱看望他,大概已经有六个月的时间了,这个从法律上说的过去吗?

叶宁:实际上监狱当局不准许家属探望是违反中国司法部规定的监狱管理规则,但是中国是一个人治国家,就是党大于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和中共政权去就程序上或者程序法上去进行说明的话,这是说不通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认为一方面王炳章再次絶食的信息,就像洪宽刚才说的,他对国际社会、对海外的民运人士提出的要求,这个信息传来,我们第一是非常难过;第二是,应该为改善他的监狱待遇,争取他的释放做更多的努力。

另外,希望把我的意见带回给王炳章先生,希望他尽早的结束絶食。因为在目前极端黑暗的政治条件下面,王炳章先生的絶食不但损害自己的健康以外,我们还看不到任何其他积极的反应和积极的效果。

因为中国目前的整体政治形式正在日益恶化。如果王炳章先生以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做为待价来进行这样一种拼搏的话,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决策、这样一种考虑是值得三思而行的。

记者:李洪宽先生对这个有什么补充。

李洪宽:我觉得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中共最新的这一波对于人权的打压,也和中共最高领导人对于中国国内的形式评估有关系。它们看到现在中国各个阶层的老百姓房子买不起,小孩上学上不起,看病看不起。

这些问题都把中国所谓的最新一波改革,市场化的医疗、市场化的教育和房改市场化,把中国人民已经推到了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就说现在民怨沸腾,老百姓的情绪非常愤怒,等于把中国人民逼上一条只有革命没有改良这样一个死胡同去了,这个是非常可悲的,是我们中国一个悲剧吧!

记者:据悉王炳章在监狱中身体不好,曾经两次中风。他有没有可能请律师申请保外就医,这方面有没有可能呢?叶宁先生。

叶宁:按照中国的法律,像王炳章这样的健康情况是应该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但是王炳章这样一个政治犯,是中共政权最恨,也是中国政府最害怕,也因为王炳章不仅是一个坐而论道的革命家,而且是一个准备起而行道的革命家。

我们知道中共政权对有些政治犯、良心犯,它是采取赶出国境了事。但对炳章这样的人,它不仅不采取赶出国境的政策,而且人家就是在境外它也要想方设法把人家绑架回国进行迫害。我们同时知道中国的监狱环境和西方的监狱环境不一样。

在这样残酷的监狱环境下,炳章先生以这样带病的身体还要进行絶食,这样对他的健康会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我们认为王炳章先生应该立刻停止絶食,要在这么严酷的监狱环境下,要尽可能保护他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不要让中共共产党的进一步迫害提供任何有利的条件。

记者:李洪宽先生还有什么补充?

李洪宽:我同意叶律师刚才讲的。我觉得炳章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但是同时我们海外自由世界的人应该利用各种机会来揭露中国迫害良心犯和政治犯这些卑劣的做法。

尤其是呼吁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因为炳章还是加拿大的永久居民,呼吁这些西方的民主国家通过各种办法,外交的也好、贸易的也好,施加一定的影响,希望中共政权不至于把王炳章在监狱当中迫害致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上海访民乔装打扮躲避公安抓捕

【大纪元5月3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采访报导)上海有大批访民进京上访,但上海警方派人把他们抓回。部分访民乔装打扮才得以逃脱。

《新华社》及海外媒体报导说,上海富商周正毅上星期五上午八点办理完手续,刑满出狱,返回位于上海西郊的花园别墅家中。

据海外媒体报导说,《新华社》发出消息后,大陆各地传媒采纳《新华社》的通稿,没有做进一步的采访及报导。

据香港《青岛日报》引述消息人士称,周正毅出狱前几天,曾有大陆特殊部门人员专程到狱中与他会面半个小时,对于他约法三章,提醒他出狱后保持低调,千万不要乱说话,不要到处亮相及不要接受传媒访问。

据香港媒体报导说,在周正毅出狱的前一天,星期四晚,香港多家媒体连夜守候在监狱门外苦等,但都一无所获。一帮访民状告周正毅严重侵害东八块居民利益的上海律师郑恩宠的妻子蒋美丽,星期二对记者表示,周正毅26日出狱,是海外传媒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据一些官员及警察讲,周正毅早已被释放。

蒋美丽:“我可以肯定而且我也得到很多警察跟我说的,这些人都是区警察,不是市一级的,实际上周正毅早就被放出来。”

据了解外界普遍认为,周正毅是与上海当局高层互相勾结,获得国家银行上百亿的违规贷款和上海黄金地皮静安区东八块,然后再压低赔偿东八块居民获得高利润,但上海当局一语否认,只承认周正毅的农凯集团经营上存在问题。

在历年的城市建设中,上海当局严重损害拆迁户利益,引起拆迁户不断进京上访。上海当局也一次次的抓人。星期一又有大批访民被抓回,据逃出的张雪英,星期二向记者表示,他们已经到了北京车站,但是被守在那里的截访人员截住,有十几人因为化了妆才能幸免逃出车站。

张雪英:“我们到处流浪等于就是逃亡。我们昨天下了火车,他们马上就冲上来,我们没有给他们抓住,我们是化了妆逃出来的。现在好像是在打游击,我们是在维护自己合法权利,但是我们到处逃。从昨天晚上两点不敢睡觉,就过得提心吊胆。”

不仅如此,没有进京的访民也一样被软禁关押,被劳教了一年零九个月,自去年12月31日被释放的朱东辉,星期二对记者表示,他已被当局非法软禁近六个月。

朱东辉:“我12月31日出来,过没几天就被监控,一直监控到现在,我家都是住底楼,他前面设了一个岗亭,后面也放了一个岗亭,每天24小时轮流看守。如果出去找工作和打工,他就围住在你后面紧跟着我,他的呼吸我都听得到,我怎么出去正常的生活、找工作,根本没有办法。上次分局也来过,我问他,他既然做出这样的监视拘束,法律手续给我,他说没有的。”

此外近年二、三月份被警察带到外面软禁的毛恒鳯,上个星期再次被警察带走,到目前没有音信,她家的电话也可能被人做了手脚,海外无法打进,还有陈小明、石长贵、徐惠娟被软禁或拘留。陈小明自今年二月被软禁自今没有音信。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湖南企业家得罪市委书记 上访11年

【大纪元5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美晴采访报导)一位湖南青年在29岁创业建厂,工厂经济效益年产值百万元以上。由于得罪了原市委书记阳祖耀等官员,企业被迫停产至今。他花了11年的时间诉讼、上访,都无济于事,湘乡公安局还曾以“上访”为由,把他判刑二年。

企业经营有成效 官员索求无度

湖南省湘乡市农民出身的青年谭可文,转型经营横新纸厂,1991年创办个体农民企业,当年才29岁就拥有40多名员工。尔后他把纸厂发展到年产值300多万元的企业,为国家、湘乡财政所创造的税收每年超过10万元。

设厂之初,谭可文与湘乡市电力局签订供电协议,并缴纳300元/千瓦的增容费,供给纸厂用电量为60千瓦。最初5年,纸厂在电力与人员充足情况下经营顺畅。

因为湘乡地区上上下下的官商关系网,横新纸厂一年20多万的红包,无法满足湘乡政府阳祖耀等官员的胃口。

95年5月,在湘乡政府的干涉下,强制纸厂改造供电线路,导致供电线路比原线路的距离增加了3倍远,致使三相电压仅312伏,低于国家标准68伏,而造成烧毁机器,机器无法正常运转生产,湘乡政府停止了对纸厂供电。

提出申诉 法院不立案

谭可文因响应农民致富号召,发展经济。换来的是纸厂被无故停止供电,导致停产。95年8月,他只得诉讼,法院受理了此案,并三次开庭,法院的裁定书是:尽快恢复造纸厂的供电,免遭损失的继续扩大。

湘乡政府也做出了对横新纸厂用电决定,只允许用电30千瓦,其余30千瓦由企业自行负责。法院对60千瓦的生产用电,没有裁定,要谭可文找政府,称法院不管电。这一决定,等于宣判纸厂停产。

95年5月至2006年今日止,谭可文不停的上诉,但湘乡政府也提交了7个抗诉书。

谭可文提出申诉,请求再审,并申请执行法院的终审判决书。但湘潭中院至今拒不立案。

上访申诉入狱 再上访申诉

为了依法保护纸厂、恢复生产及依法赔偿,谭可文经历了11年的上访、诉讼。得到了数百张一纸空文的批示,遭到恐吓与2年牢狱之灾。

1995年9月30日,原乡长现湘乡市纪委书记彭建国、湘乡市公安局局长罗玉石、 村支书湘乡市人大代表丁代江带队一百多人,闯入谭可文家,抢走财物和汽车,并对谭及家人进行毒打。

97年9月15日,谭可文正在复印上访材料,被湘乡市东郊派出所所长曾龙武发现,被非法关押48小时,并对谭毒打,声称“你上访,我要打死你。”将他的上访材料及许多证据、录音、录像带等全部没收。

98年2月,将谭可文赖以生存的责任田强行没收。98年4月26日,由丁代江为首,纠集4位社会流氓,将谭的眼球打出,后由乡政府出钱治疗。98年8月,搬走谭的供电电器。

谭可文不会开车,也没有车子。98年11月10日,谭去上访,被湘乡公安局以“上访”为由,“驾车冲击国家机关罪”判刑二年。谭出狱后,继续上访、申诉。被警告“你再告状,我们又把你关起来。”

2001年8月,变压器、电线杆上的电线被剪走;2003年9月,剪走所有电线。2005年5月,将谭厂房推垮,抢走剩余的部分机器。谭可文上下奔波上诉,得到《民事裁定书》:“不予受理的行政诉讼法内容,超过诉讼时效”。

绩优工厂作废 生命受到威胁

一个民营企业,由于没有关系网,得罪湘乡政府,导致企业停产,厂房被摧垮,10多万元的原材料被毁,50多万元的机械设备报废,造成4百多万元的严重损失。

谭可文从未做过违法违纪的行为,11年来依法一级一级的诉讼、上访,但遭到非法关押二次、报复、陷害、坐牢。家中多次遭到打、砸、抢、抄,出狱后继续申诉,被黑势力追杀,至今有家不能归。

谭可文希望有关部门给他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还他清白,还他工厂。

铁路部撑腰欺负孤儿寡母 四川公安厅出虚假证明

【大纪元5月31日讯】1992年5月27日,吉略鑫的丈夫彭锡清退伍转业到成都铁路局西昌车务段,就在他还属于退伍入岗前培训的三个月期间的7月6日,他被西昌车务段欺骗让他一个人开着需要“大修”的车从西昌到成都。由于彭锡清不属于生产人员,不熟悉路况,在汉源境内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彭锡清当场死亡。

事故发生后,西昌车务段的当权者为保乌纱帽,逃避责任,采取了欺骗家属、掩盖事实真相的手段。人们常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但是,丈夫彭锡清在火花时,并没有让吉略鑫和彭锡清的其他家属看遗容,没有任何一个家属在火化时签字。10多年后,吉略鑫去当时的火化地点才知道是西昌车务段的一领导签字同意火化的,这是不符合火化规定的,因为,火化必须家属签字。

彭锡清,一个入伍15年的退伍军人,到西昌车务段才一个半月,就因其单位领导的欺骗死于非命。但是,直到今天,有关方面始终没有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处理;西昌车务段也没有为彭锡清举行过任何的悼念仪式。

作为肇事者的西昌车务段在铁路部、成都铁路局的撑腰下,不仅对死者不尊重,对死者的妻子也耍起了无赖。西昌车务段不给吉略鑫一分钱的工资,还对她歧视、虐待、非法拘禁。2002年2月26日至3月5日,毫无执法权的西昌车务段竟然非法限制吉略鑫人身自由,导致吉略鑫患上多种疾病,一年只能够上班9天。

吉略鑫女士曾经去铁道部上访3次;还数十次去中办、国办、公安部、四川省公安厅、四川省人民法院、成都铁路分局、雅安法院等上访。不是被屈辱地拖走,就是被押送回家。

四川省公安厅,这个早就在“法办”异议人士、宗教信仰人士中做出了突出成就的“先进单位”,于2005年11月11日作出了《答覆意见书》,该意见书不顾基本事实,欺上瞒下,公然将死者彭锡清驾驶的旅行小货车篡改为“货车”,合伙掩盖交通事故真相。

如今,吉略鑫女士早已负债累累,流浪四方靠乞讨为生。她的孩子本来是优秀学生,参加全国“奥数班”,曾经拿过全国的铜牌,由于忍受不了母亲遭受的种种屈辱和打击,现在已经离家出走,不知所终。

10多年来,吉略鑫女士为了抚养孩子,没有结婚,甚至没有恋爱;她孤身一人地忍受人世间的全部灾难。白发已经爬上了她的额头。

采访结束时,吉略鑫女士哭着告诉我们:

上访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幻想光明,看到的却是一片黑暗!

我们深切希望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四川法院、雅安法院等有关部门,不再纵容这种残害老百姓的违法行为,能够迅速向成都铁路分局施加强大压力,按照中共中央维护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有关要求,督促西昌车务段帮助吉略鑫女士找回唯一的儿子,补偿她和孩子的全部损失。

(天网义工:黄琦 邓永亮)

高智晟:为沦为弱势群体的复转军人战友们呐喊

【大纪元5月31日讯】“高律师,河北省藁城政府,吃兵肉,喝兵血,扒兵皮,抽兵骨啊"。

尽管我每年要看阅大量的、被这个凶残的邪恶政权压榨至敲骨吸髓的境地的、无以量计的苦难中国同胞用血和泪写成的上访材料,但当我看到复转军人马永写给我的这段话时,我是潸然泪下!我们夫妇曾经也是军人,我们对军人即那些曾经有过军旅生涯的同胞,有一种终生不会改变的亲近情结。每每的有复转军人同胞的控诉材料寄来时,我都会将之特别放置,我有时也常会将有关材料,有关反映复转军人悲惨境遇的控诉材料拿给耿和看,有时,我们也会一同为这些不能幸免于腐败权力倾轧而身陷人生艰难中的战友们流泪。

中共军人真正的,深层次的耻辱和悲哀,是他们整体的名不正而言不顺。他们及曾经是的我们,被迫沦为中共专制暴政的打手。当这个邪恶的政党需要你时,曾经是的中共的军人们一次次干出了去屠杀他们自己的父母及兄弟姊妹这样的悖逆基本人伦的冷血兽行。我每一天收到的大量的,有涉被腐败权力严重践踏复转军人特有权力的材料中,他们大多是刚刚为中共卖完命而脱下军装的复转军人,还有些就根本是刚刚放下为中共杀罢人的屠刀而离开部队的。河北省藁城市的复转军人马永是代表了一个600多复转军人的庞大群体而写的这份控诉材料。这位身涉上访这种中共国独有的苦难深渊的复转军人的控诉材料中,保持了曾经作为军人的他的幽默。他的上访材料标题为:“敬爱的军委主席你在哪里”。他在上访材料中写道:“我是一名已上访了五年的退役士兵,今天我向你反映当地政府‘清廉’的行为。河北省藁城市政府阳奉阴违,颠倒黑白,急兵之所急,想兵之所想,他们知道我们当兵的保家卫国,当兵站岗是站累了,所以就将本该分配给我们的工作,就让给别人替我们上岗,对此我代表藁城市所有的士兵对这样的政府说一声‘谢谢’。

河北省藁城市政府是吃兵肉,喝兵血,扒兵皮,抽兵骨,偷梁换柱,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暗箱操作,公然占用军转安置指标,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藁城市600多名退伍士兵不能上岗,对退伍士兵生活和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退伍士兵多次到有关部门反映,一次次得到的是各级政府的欺骗。民政局的一些领导为了退伍兵群体也多次向政府打报告,然而一次次的报告都如泥牛入海了无音讯。”这份控诉材料的最后说:“为了这600多名正义的士兵的利益,为了全国的退役士兵,我愿意付出我的生命代价来唤醒中央领导的觉醒。我们要尊严,我们要正义,我们要公道”。

其实退役士兵马永反映的问题并不涉及复杂的法律技术的判断问题,他的案件是非判断简单明朗。马永们的退伍士兵身份,中共自己制订的对城市退伍士兵的安置的具有法律效能的安置规定,一个萝卜一个坑,只要对号入座进行安置即可。但这是一个惯用欺骗伎俩的、从不计较欺骗后果的、没有人不被它欺骗、没有它不敢欺骗的人或者群体的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政权。大约在1999年之前,全国各地政府的腐败滥权行为和贪行还是有一些禁区的,诸如对复转军人的安置问题,虽然也在个别地方存在着侵犯复转军人特有权利的事件,但像在最近6、7年的时间这种愈演愈烈,发展到后来这样公然地、整体地、持续地、普遍地剥夺只属于中共特与的复转军人的权利的事件屡见不鲜。

河北省藁城市的腐败官员,在过去几年时间里,竟将安置军人的名额全部变成了他们自已的权、钱、情交易的资源,致使600多名退伍军人得不到应有的安置。

就像被暴力拆迁房产的城市受害者群体及被野蛮抢夺了土地的农村受害者群体一样,中共军人退出现役后的权益,被中共各地无法无天的恶劣官吏非法剥夺后,这些曾经是军人的人们,已成了在中国另一大被野蛮权利制造出的弱势群体。而中共的腐败权力内部也早已将这个被缺德的腐败权力压迫制造出的庞大受害群体,列为不稳定因素甚至是敌对势力。中国内部那些阴狠的反文明势力,看到我这样的文字时,肯定是会装出一个忿忿然状,会跳将出来大骂我是耸言听闻,别有用心地离间“党群关系”。

已在非人的上访屈辱生涯中寻找了5年希望的马永哪里知道,中共中央政法委、中共公、检、法及安全部门早就有内部文件,将马永们这样的复转军人内定为不稳定势力。2005年11月份,一位自称是四川省高级法院的法官给我打了一个匿名电话(电话号确系由山东济南打来)告知我:“含最高法院在内的、中央5部门连署内部文件,将法轮功案件、强制拆迁案件、失地的群体农民案件、涉及国有企业老年职工及下岗职工的群体案件、涉及复员转业军人的上访案件,各有关部门一律不得受理”。这位打电话的最后还来了一句:“高律师,复转军人们不但成了今天中国的弱势群体,还被与法轮功并列成为实际的敌对势力,这多么可怕啊”。对于电话所涉及内容的真实性,后来我通过安徽省某法院系统的朋友那里得到了证实,并得知,这一文件只发至省级人民法院,省级以下各级法院被要求只能是口头传达。中共野蛮暴政的历史劣迹从来表明,公开的法律他们是从来不会认真执行。而通过内部炮制出的非法文件,从来都是会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这是铁律。不知实情的马永们,即使是上访,为上访跑断腿,磨破嘴,也不会换来问题的解决。马永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政权早已丧失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他们从来在根本上早已根绝了解决问题的诚意。

中共欠下的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债是永远也无法还清的。纵使今天的胡、温有这样的善意和诚意也是完全枉然!含胡温在内的所有的中国人应当清晰地认识到:像中共暴政残酷“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样的罪债,像“大跃进”这样的罪债,像“反右”这样的罪债,像以“社会主义改造”名义大规模抢劫私有合法财产这样的罪债,像“文革”十年浩劫这样的罪债,像“六四”大屠杀这样的罪债,像血腥镇压法轮功这样的罪债,以及像野蛮暴政新近几年里针对失地农民的罪债,对城市被拆迁受害群体的罪债,对下岗工人的罪债,对数以百万计的复转军人的罪债,对反动司法制造出的庞大的冤民群体的罪债,仅上述这些我所列到的罪债,哪一个单独的罪债是以胡、温为首的今天的中共能够偿还得了的呢!

有人说,专制暴政不可逆转的规律就是消灭良心和快速制造唾弃它本身的离心者。中共专制极权的无法无天及从不掩饰的缺德行径,已让越来越多的人们对其是彻底的心寒!脱掉军装的马永们及将来也必然要脱掉军装的未来的马永们,对这种现状应当是到了一个清晰认识的时候了。

2006年5月30日在有中共特务包围的日子于北京一家肯德基店里

吉林延边当局 疑进行新一轮照册抓捕

【大纪元5月31日讯】据明慧网5月30日报导,吉林省延边地区八家子林业局派出所伙同八家子镇派出所、和龙市公安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已达38人,其中30人被关押在和龙市,8人被关押在八家子派出所。

据悉,今年3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到延边视察后,5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也来到延边视察。随后,延边公安系统(政保、国保、政法)在5月25日开会,准备于6月15日前,对延吉市全部名单在册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新一轮的迫害行动,并于一个月内清查所有出租房屋。

早前延边当局得知吴、贾视察延边,即于2月28日当天大规模非法绑架法轮功学员。

2006年2月28日上午9点半左右,法轮功学员刘振喜(45岁左右)在延吉市卫生学校附近国保大队被绑架。同时,董桂子(女),小邓(男),宋国茹被绑架。下午3点半左右,孙泽林(60岁左右)及4名(姓名不详)学员在家中被绑架。晚上龙井市潮阳川镇派出所到八道镇骚扰学员,其中池青松被绑架。

另外,还有多名学员失踪。已知董桂芝和一名男法轮功学员失踪,有消息说,在潮阳川镇有个小村的7名法轮功学员同时被绑架。

3月2日,朝鲜族法轮功学员安英姬(50多岁)和其好友(姓名不详)被绑架到图们市看守所。据目击者透露消息,公安局从安英姬家中,抄走的物品装满了整辆货车。据悉,当天共有有11名法轮功学员被抓。

天堂河劳教所 万元私了杀人行径

【大纪元5月31日讯】据明慧网报导,2006年3月31日,吴俊英(女)在北京市大兴区天堂河女子劳教所,于短短的48小时之内被迫害致死。目前,吴俊英的遗体仍停放在北京仁和医院太平间。劳教所及法院欲以一万元人民币,私了此事。

吴俊英家住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大有庄村,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年8月在北京被非法劳教3年。

2005年12月27日,村长带领大兴国安人员再次将在家中的吴俊英女士绑架、抄家(内含MP3及价值8000多元的电脑一台。在非法关押3个多月后,2006年3月29日吴俊英女士被送往天堂河女子劳教所,并于48小时内被迫害致死。

据悉,劳教所为掩盖罪行,把已经死亡的吴俊英送到大兴仁和医院,对其家属谎称“病重”;“病因”是心肌梗塞。不过,劳教所不向家属出示“救治”的相关资料,不提供主治医生和联系方式,并拒绝谈及吴俊英女士的“救治”过程,劳教所更不提供吴俊英女士在劳教所内的被监控过程。

吴俊英已死亡50多天,劳教所及法院欲强行火化其遗体,欲以一万元人民币,假藉困难补助名义,让其亲属填正常死亡证明,遭其家属拒绝。

儿童节的哀思(二)

【大纪元5月31日讯】童年是最快乐的日子,但对于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而言,儿童节的到来并不能带囘父母的関爱和昔日的欢乐。目前在中国大陆,至少有数千万个孩子因为父母修炼法轮功遭迫害而承受着不同程度的伤害。据海外人权组织调查,至少有436名孩子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

下面是部分明慧网上有关法轮功遗孤的一点情况。

** 潘永侨,小名壮壮,6岁,黑龙江双鸭山市法轮功学员潘兴福及张丽的儿子。潘兴福是双鸭山市电信局交换中心副主任兼友谊县电信局副局长,2005年1月31日遭迫害,含冤去世,年仅31岁。而妈妈张丽2003年1月被非法判刑9年,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女子监狱。

现在壮壮和奶奶生活在一起,每月只有爷爷单位给的抚恤金180元。可怜的孩子常常自言自语道:“要是爸爸妈妈都在家多好啊……”。

** 刘佳慧的母亲于立新四年前被吉林黑嘴子监狱迫害致死,父亲刘宏伟也因修炼法轮功被迫流离失所。当时她只有七岁。这些年全靠亲戚的救助,刘佳慧才得以上学。她学习成绩优异,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但痛失父母的巨大灾难在她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口……

** 吉林法轮功学员侯占海因修炼法轮功多次被非法拘留、劳教2001年11月保外就医后,因医治无效死亡,身后留下一女一子。

侯占海全家1991年刚来到吉林市时,在吉林商城“拉脚”(蹬三轮车)帮人送货维持生活。没修炼法轮大法之前经常与人“对缝”(帮别人卖东西挣回扣),当时每月收入超过一千元。修炼法轮大法后,不再与人“对缝”挣钱,凭着吃苦给人送货挣钱,每月的收入还能有一千元左右,虽较辛苦,但这样赚的钱更心安,人缘也更好了。

侯占海死后家庭陷入困境,妻子高玉华与较大的女儿外出打零工维持生活,但在这样大的打击和压力面前,不修炼的高玉华仍无怨无恨,令乡亲感到敬佩。

** 赵明诚,吉林法轮功刘玉珠的遗孤,在母亲刘玉珠2004年6月被迫害致死后,与父亲相依为命。

** 田志阳是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法轮功学员田俊龙的遗子。 2003年9月16日田俊龙在朝阳沟劳教所残酷迫害、保外就医后含冤离世。田俊龙去世后,田俊龙的父亲因丧子重击在同年10月2日相继含恨而逝。田俊龙妻子安丽琴靠种地维持生活(种9亩地),一人独自抚养儿子。

** 肖亚丽,生前是黑龙江省双城市周家镇东发村村民,于2004年3月6日被双城市第二看守所狱警插管灌食迫害致死。肖亚丽身后留下一对6岁大的双胞胎,天天哭着要妈妈。男孩叫孙日、女孩叫孙月,现在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肖亚丽的丈夫孙万财身体不好,患有肺结核,因治病已欠外债近一万圆。

肖亚丽被抓走六天后死亡,公安称死于心脏病,但据家属示,萧亚丽身体健康,以前没有心脏病。家属要求法医解剖尸体,被告知自行负担解剖费用。因孙家是农民,交不出这么多钱,最后尸体被强行火化。

** 徐帅今年15岁了,父母离异早,从小与奶奶、父亲相依为命。6岁时跟随奶奶、父亲修炼法轮大法,虽然家里生活有些拮据,但家里充满祥和、温暖。可徐帅怎么也没有想到,奶奶、父亲因做好人讲真话而惨遭迫害,二人在2004年相继离世,现在是姑姑在照顾他。

** 一出生才三个月的黄颖(乳名:开心),由于父母因修炼法轮功遭当局迫害及关押,由奶奶抱回山东省老家,就此与妈妈成了永别。2002年12月5日,一岁半的她见到了妈妈的遗体,但那时爸爸〈黄国华〉还在劳教所,还不知道妈妈已经遇害了。

开心长大后很懂事,在大人面前都开开心心的,大人以为她年纪小还不懂事,暗自庆幸未受太大伤害。但是当她一个人时,会拿着妈妈的照片偷偷的流泪。后来黄国华及开心被营救到海外来,本想尽最大努力使女儿幸福快乐,可是开心却每天晚上哭泣,不是小孩那种放声大哭,而是尽力压抑的哭声,令父亲心痛不已。

** 曹晓东,10岁,辽宁大连普兰店徐大屯法轮功学员曹玉强的遗孤。曹玉强于2004年4月8日被迫害致死,母亲也多次被非法关押。奶奶张金荣也因修炼法轮功长期遭迫害,加之儿子的死带来的巨大创伤,于2005年8月23日不幸于去世,现在曹晓东只好和66岁的爷爷曹洪玉相依为命。

** 吉林市法轮功学员肖劲松的遗孤肖真,今年12岁。肖真曾两次同父母进京上访,2001年8月,父亲肖劲松被迫害致死后,在追悼会上,小肖真和母亲被恶警绑架,家被抄。因拒绝说出参加追悼会的二百名同修的姓名,母亲被非法劳教,小肖真也被恶警非法扣在派出所一天一夜。

** 郝爽,女,14岁,是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邓世英的遗孤。邓世英在被吉林省女子监狱残酷迫害10个月后,奄奄一息不省人事,在家人接回的第二天2003年7月19日含冤离世。

** 郭星灿,女 ,12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郭啓源的女儿。郭啓源于2002年3月4日在真像资料点,被吉林市公安局610恶警非法抓捕。第二天中午,郭啓源在吉林市公安局六楼戴着手铐准备走脱时,不幸坠楼身亡。

** 双城市法轮功学员赵德华和他的两个女儿; 99年前,一家人修炼法轮功,生活得和和美美,可迫害开始后,妻子刘凤杰被当地派出所残酷折磨,后被洗脑班长期洗脑,于2001年车祸身亡,岳母王英被双城市第二看守所迫害和洗脑,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也于2005年1月去世。赵德华也因修炼法轮功多次被关押。

** 郭士军之女,6岁,黑龙江省哈尔滨红旗乡法轮功学员郭士军的女儿。她爸妈和奶奶都修炼大法,一家四口原住在通河县爸爸开的一个木器厂里。

起先她的妈妈被通河县的610抓走送到万家劳教所劳教3年;爸爸郭士军被迫流离失所,奶奶领着她在厂子住。期间,通河县的610恶警看守了7天,蹲坑要抓她爸爸,她奶奶被吓得精神失常。因为没有办法营救她妈妈,爸爸被迫领着家人又搬回红旗乡果树厂的正红四屯。红旗乡的610不法之徒又两次到家里骚扰,致使奶 奶再度受到惊吓,卧床多日不起,经医治无效,后含冤去世。

2004年2月她的爸爸郭士军因发放法轮功真像资料被双城市公安局绑架,后关押到哈尔滨市长林子劳教所,期间遭受劳教所电刑、铁椅子酷刑,历经一年的关押折磨,奄奄一息时才被送回家,8天后于2005年2月9日去世。遗体青伤淤紫,惨不忍睹。

** 孙玉博,16嵗,黑龙江省桦南法轮功学员孙继宏、袁和珍的女儿。其父母先后于2002年、2003年相继被迫害致死。

其父孙继宏,40岁,原桦南林业局公安派出所所长。2002年9月25日孙继宏去北京上访,被关押在丰台区玉泉营立交桥处,4天后被恶警酷刑折磨致死,浑身上下被打得体无完肤。

其母袁和珍,桦南林业局储蓄所的储蓄主任,2002年5月在北京被非法抓捕,遭到毒打、背铐、灌食等残酷折磨,后于2003年7月不幸去世。

** 王净,男,5岁,重庆法轮功学员段世琼、王治海的儿子。其母段世琼2002年8月被成都市公安局非法抓捕,2003年6月19日被金牛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7年,9月16日惨死,年仅34岁。
其父王治海也一直遭到绑架和劳教迫害,目前刚满5岁的王净由爷爷奶奶带着,生活十分艰难。

爱滋病有关人士呼吁重选基金理事会

【大纪元5月3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采访报导)中国爱滋病患者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签名批评中共官方主导的“选举”管理爱滋病基金的理事会的过程既不民主,也不透明。他们呼吁,重新举行选举。

法新社星期一报导说,中国的75名农民和其他由于献血而患爱滋病的人士签署了六份信件,批评中国卫生部属下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本月以不透明和不民主的方式,“选举”了一个主管来自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数百万美元爱滋病资金的理事会。

这些抗议人士表示,不承认已经举行的选举的效性,并要求重新举行选举。抗议者计划将他们的信件寄往联合国“全球反爱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基金”、中国卫生部、以及刚刚选举成立的爱滋病基金理事会。

报导援引中国爱滋病活动人士万延海的话说,中国卫生部也没有说明有关的非政府组织的背景,核实它们是否真的是非政府组织。记者就此采访了不久前获得“锐步人权奖”的中国年轻的爱滋病活动人士,中国非政府组织“东珍纳兰文化传播中心”的创始人李丹。他表示,政府应该给予中国国内的民间组织活动的空间,从而使它们能够成长和工作更有效率。

李丹:“我还是要呼吁说,政府真的要给民间空间,让民间成长起来,因为政府没有心思去处理这种爱滋病边缘问题的,它现在考虑的是国家怎么强大,这种公共卫生问题可以说是排在边缘的,它不会重视它。

那把这个工作让民间来做,让民间来成长,成长起来之后让它协助政府共同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中国需要什么?第一,当然是需要钱,但钱不是最重要的。钱拨下来之后政府在用,不是说政府用不好,而是政府里面的官员很多人会贪污、会挪用;但民间去用,民间也没有这个能耐把钱用好。

所以最需要的是人,美国人、法国人可以派人到非洲去干一年、两年、十年,为什么不可以派人到中国来协助中国把事情做好,把钱用起来?我希望他们把人、把经验带过来。因为爱滋病是一个新的东西,但在泰国、非洲已经有了很强的经验,我们需要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再摸着石头过河,再重新走一遍,会造成几百万人、几千万人是因为时间浪费而死。”

法新社的报导说,中国有两种非政府组织,一种是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注册为非政府组织的团体;另一种是来自民间的草根组织。但中共政权由于对草根民间组织不放心,常常迫使他们以商业组织身份登记注册。这些民间组织一般是最积极活动的团体,通常从事许多那些与政府有联系,但所谓非政府组织所不愿从事的工作,如向爱滋病人提供资金、药品和衣物等。

然而,这些真正的非政府组织却没有被包括在新选举的理事会里,包括万延海的“爱之行学院”。理事会所管理的爱滋病资金来自联合国属下的“全球反爱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基金”,它已经向中国捐款一千万美元。

中国爱滋病活动人士李丹表示,政府应该给予中国国内的民间组织活动的空间,从而使他们能够成长和工作更有效率。

李丹:“应该是多部门合作,特别是民间官方合作,但现在民间、官方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合作,所以民间是属于孤军奋战的。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官方领导不希望民间参与到这个方案里边来,它觉得如果民间参与的话,那民间可能会有很大的嘴巴,一定会很自由的,会把地方很多事情给说出去。所以它一直压制民间来参与,那这样民间只能说它没有实践层面的经验,只有说我去批评、我来发现问题。

但是现在政府这边可能说,一个全球基金的操作它需要的是更多实践的经验;但是民间因为自身的这种弱点,因为地方领导没有给空间,所以它没有这种经验,它无法很好的来运作这笔资金。

我希望是政府先给一个空间,让民间来做事情,让民间来积累经验,培训自己的能力,有一个能力建设,有一个实践的积累,然后这个时候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向一个真正的民主合作。”

根据联合国的一项新规定,中共官员必须以选举的方式来设立一个专门主管这些资金的理事会。而这个理事会必须包括: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国际机构、爱滋病患者以及相关政府官员等。中国爱滋病患者和非政府组织指出,中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并没有明确告知他们有关选举的信息,也没有给他们邮寄选票,整个选举过程缺乏透明。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王天增:给胡锦涛温家宝二位同胞的第六封公开信

【大纪元5月31日讯】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二位同胞:

这是我们给你们的第六封公开信。做为升斗小民,我们斗胆向你们提出质问,如果按照共产党的思维,是根本没有资格的。你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但是,你们自称为人民公仆,又掌握着中国全部国家机器与舆论传媒的生杀大权!既然是公仆,又有实权,那么人民就有权力向你们发出质问和要求!否则,公仆二字从何谈起?!

有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在今天的信中,向你们以及你们所领导的党,提出以下几个问题,请你们回答。

一,关于国内外反华势力问题:

“华”字,即中华;当今世界上,以“中华”为国名的,只有两个。一为大陆地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二为在台湾地区的已经立国九十五年历史的、曾经得到国、共两党拥护的“中华民国”。为此,我们实在是不知道你们说的所谓的反华势力,究竟是指反的哪个“华”?!

现今,国际社会上,公开反对“中华民国”的团体或个人,几乎是没有;因为她早已由一党独裁的社会,变成了公民公开投票选举的民主政治实体!

在台湾,人民有权力对执政党说不;可以公开反对执政党的不做为;更可以在执政者违法及违背民意时,命令他下台!——虽然目前还没有一位下台,但由于捷运和股票鄙案,目前陈水扁的日子并不好过。

不管你们承认与否,这是事实存在的,而且得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认可的政治实体。我们虽然拥护中国统一,但是我们所盼望的统一,是在民主.自由.法制下的统一,而绝不是凌驾于人民头上的统一!

那么,对于大陆政权呢?——不错,那里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一直是我们炎黄子孙的祖籍地,那里的人民是我们亲爱的同胞,也是两岸炎黄子孙的故乡!

所以,没有那位海外华侨.华人会去反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同胞的。与此同理,因为共姓“中华”,所以你们的政党所制造的反华势力,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藉口罢了。  

但是,如果说反对共产党的腐败和对炎黄子孙的人权的迫害,那么确实大有人在!然而,共产党并不代表中国。充其量只代表执政党而已。

二,共产党的辉煌时期与得人心时期:

共产党曾经大得人心;共产党也曾经有过辉煌。

(一)共产党曾经是怎样地大得人心?

我们认为,你们对你们共产党的历史,学习的并不深刻;今天就让我来给你们讲一讲你们历史上最辉煌的那个年代吧!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你们的<新华日报>对民主有以下的论述:“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和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你们的党,早在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1939年,就如此苦口婆心地教育国民政府要实行民主政治了。而此时,日寇正在中国大片领土上,疯狂地烧.杀.虏.掠,国民政府动员了所有军阀,如:西北军阀马鸿魁、四川军阀李家珏上将(为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于1944年5月21日在河南秦家坡殉国。)、云南军阀龙云以及冯玉祥等,枪口一致对外,即使是你们共产党,也臣服于国民政府!那时候,应当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最空前的大团结!

然而,此时的普通国民,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教育水平,怎能同今日的中国相提并论?然而,你们在中华大地上,发出了历史的先声!我们虽然不敢说在当年的国难当头时代,民主是否应放在第一位,但毕竟是让中国人民学到了民主这个词汇。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你们的<新华日报>对民主又有更新的教导: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措施,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们批评对不对,是另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是值得赞扬提倡和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应提倡和效法的。”

当年,正是抗日战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也是你们<延安文艺坐谈会>搞的高潮时代;更是国民政府开辟东南亚战场,陷入困境的时期;陪都重庆遭遇到日寇最疯狂地轰炸,平民百姓尸横马路,肠挂树头;可是,延安却悠然自得地召开座谈会,江青飒爽英姿在延河畔练马,那真是“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当然,日寇是不会向延安扔炸弹的,因为日寇的敌人是国民政府,……但不管怎么说,你们仍然还是在此刻再一次提出了民主这个论题!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你们的<新华日报>又一次提出:

“而在重庆被打得头破血流的青年学生们的组织与行动也被当局宣布为'不合法组织……妨碍治安’而加以取缔。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组织,是有益治安而应力加保护.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让我们在这个不合法的罪名下继续奋斗,一直到<人民宪法>出现的那一天吧!”

这是中国内战中,国民党军队开始节节败退的关键的一年,更是共产党军队看到胜利希望的一年。你们在这个历史时期,向全国人民.向国民政府内的民主派,发出了为民主为自由的高声呐喊和承诺!!而此时的国民党内的高官们,正在为五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条<金>子)在拚命。

于是,全国各地立刻掀起了“反迫害.反内战.反腐败.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总而言之,你们是在民主自由的旗帜下,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的盼望和帮助,进而夺取政权的!

我们想,这就是你们共产党最得人心的时期。

(二)共产党曾经是怎么样的辉煌?

一句话——国共内战的胜利,是共产党最为辉煌的时期。

延伸开来的是以下的原因:

1,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八年中,已经损失了三百二十万有生力量,所有的军舰都被日寇炸毁;而美国对国军的援助,自抗日战争结束,就基本结束;加之历经八年的殊死搏斗,无论是将领还是兵员,都普遍厌战,尤其是内战!

2,共产党军队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以逸待劳,又以解放劳苦大众为口号和反内战的号召,在国统区内,掀起了反对国民政府的高潮。

3,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共产党安在国军内的头号间谍葛佩奇,为执行毛泽东的“占据两厢,专打中央”的内战指导方针,为共军高级干部联系了美国军用运输机,及时地将他们送到东北,接受了日本关东军的军火仓库;仅机枪就有一万四千挺;飞机八百架.坦克八百辆.枪支弹药无以计数;并且留下日本坦克.飞机驾驶员做教练员,以及大批日本医生护士;军械武装了山东河北的共产党军队,所剩者全部炸毁烧毁。

你们共产党就是如此,才夺取了政权的!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民主自由的美丽口号下,人民岂有不拥护之理?

于是,你们胜利了。

这就是你们最辉煌的时期。

(三)人民是官之父母,不是党的奴仆:

诚信,不仅是做人之本,更是当政者为政之道!共产党当政五十七年来,究竟是如何执政的,人民自有评说。你们的领袖毛泽东说:“看他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他的将来。”

你们指责说:国际国内存在着反华势力;刚好前边讲了,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反华势力!所以,你们的指责,实际上,就是在污蔑。平头老百姓历来图的就是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有吃有穿过一生;是谁放着舒心的日子不去过,反过来倒要提心吊胆地跟你们对着干?——谁也不犯傻!

恰恰相反,反华的正是你们自己!

首先,你们建国五十七年来,从来也没有兑现你们曾经的承诺(请阅同封寄去的“历史的先声”付件)!

岂止如此;历代皇朝新皇登基,为了缓解人民的矛盾,莫不实行休养生息,大赦天下(秦随两朝除外)的措施;这里也包括了你们1959年的刘少奇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以及胡耀帮总书记的平反冤假错案!也就是胡总书记当政时期,人民才有了一丝春天的喜悦。这五十七年来,你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制造敌人。

不错,毛泽东时代,你们党把工人农民捧到了天上,但夺走了工人的工会,农民的土地,你们逼着民族资本家交出工厂医院,却美其名曰“公私合营”。

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消失了;你们接着又大搞整风反右!把矛头指向了知识份子和民主人士;于是,一场受害几百万人,波及几千万人的文字狱,把无以数计的敢言之士打入十八层地狱!

什么三反.五反,整风.反右,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炼钢铁;什么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不一而足。直到把中国拖到了崩溃的边沿!……

毛泽东死了,四人帮垮台了;改革开放,使人们刚刚感到了春天的回归;正当人们要意气风发地建设自己的家园时,你们却又刮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妖风!

一九八九年四月,因悼念党内开明总书记胡耀帮,进而掀起了“反官倒.反军倒.反腐败”的爱国运动之后,你们党竟然派遣军队,用子弹.坦克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用人民拿税的血汗钱,把人民的鲜血撒在了长安大街上!……

在刺刀下,你们的确得到了“稳定”,按说应该一心一意地搞建设了吧!但是,谁又能想到,你们又在不断地制造新的敌人。

你们一刻也没有停止地,大抓异议人士,清理宗教人士!更从1999年6月开始,对因练习法轮功的信众,展开了血腥的镇压!对待他(她)们,你们不仅施以日寇都没有用过的酷刑,更发展到了强行劫夺他(她)们的器官以谋取暴利!

究竟为什么你们的党会如此残暴地对待自己的同胞呢?!——

啊!我们翻遍指导你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思想著作,终于发现了:原来你们思路原点,竟然是毛泽东的“两论”!即“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你们是在不断地制造敌人,夺其财产化为“国”产,实为私产。你们做的哪一个大的动作,又不是如此呢?——公私合营是;人民公社是;现在的圈地强行拆迁更不离其右。

在内战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你们的“朋友”;至于做朋友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倒国民政府!夺权后你们许以小利,以租息强而代之。土地改革,你们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去,分给了无地的农民;而人民公社化后,又强行收归“国”有。

今天,我们在北京,随时都可看到数以几十万计的上访人员中,绝大多数竟然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城市里被强行拆迁的无辜市民!在当今中华大地,究竟有多少人被迫流离失所,又有多少人被巧取豪夺而断了生计,你们统计过吗?!

还有,城市下岗职工,农村失学儿童……,这些因无钱让孩子接受而会产生底智能的弱势群体,你们不去真诚关爱;即使是有一天中国真的达到了现代化的标准,因为有如此众多低智商人员,谁又能保证不会娼妓遍地,盗匪横行呢?……

这一切的一切,都等待着你们下决心处理;然而,你们的国安.公安.“六.一0”却把大把纳税人的血汗钱,去用来干着伤天害理的得罪天下人的罪恶勾当!

你们的合法性,究竟从何谈起?!

官商勾结,共用黑社会无辜打死人命的案例,在再发生!然而,你们对最高法院竟然下了红头文件说“有关土地拆迁问题,法院一律不受理。”这同对待法轮功的冲天大冤案,又何其相同啊!

你们堂而皇之地表示说:“我们是法制社会。”但有法不依,到底是什么社会?!

巧取豪夺的目的,说到家就是为了化公为私!看看那些地方官员,哪个不是腰缠万贯,又有哪个不是出有公车代步,住有别墅金屋藏娇(二奶)呢?国家的工厂,以超低的价格买断,然后几经倒手,就变成了“人民公仆”的私人财产!

真是荒天下之大稽!何为共产主义?!这不是明明共人民之产,而肥“人民公仆之腰包”又是什么?!

尊敬的胡.温二位同胞:祸国殃民的“两论”,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写到这里,难道你们还能再沉默吗?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带动下,中国大陆被消灭的资产阶级又重新出现了;你们却仍旧以党代法,以权代法!难道你们莫不是想要在国民经济发展到“党”认为可以收归“国有”的时刻,再向新的资产阶级开刀?!

不少异议人士.法轮功的生命都被你们的恶警恶吏创暴利而收走了,你们不回答,不管理,不过问,究竟是何道理?!难道真的要让人民对你们放弃信任而改寻它法吗?!

你们党,从毛泽东制造的江西“中华苏维埃”的国中之国开始,又制造了两岸分制,难道还想再制造出几个军阀割据的国中之国吗?!

你们政府里的官员,你们的国家暴力机器——军队.国安.公安里的人员,他们是同普通人民有着千丝万溇的关系的;如果他们的土地被强行变卖,如果他们的亲人被逼而流离失所,难道他们可以忍让吗?!就连你胡锦涛的父亲离奇亡故,你都会跑到泰州去问个究竟,更何况那些烈性脾气的军人了,你们说是不是如此?!

三,我们的期望和对你们的请求:

我们真心地盼望你们从广大的人民群众着想,真心对人民实行仁政!从国家利益做起,再从祖国统一的千秋功业去争取,那么,你们将是在中国大陆第二(第一为孙中山先生)位实践共和的伟人!反之,则中华大乱,为时不会太远了。莫谓言之不予也!

今天,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最大的需要,就是尊重宪法,实行法制!真正践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下边是我们对你们提出的要求:

1,我们要求你们落实五十七年前,曾经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一个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党,抢夺政权五十七年来,却始终不敢实践自己曾经发表的承诺,岂非是当今世界少见的怪事!
2,共产党无权凌驾于国法之上!共产党无权对法律进行指手划脚。共产党员犯法,与民同罪;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3,立即释放所有的不同政见者!师涛.杨天水.郑怡和.王炳章……等等一切以文字入罪的民主人士!
4,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迫害一切宗教界人士!至于有谁违犯法律,就必需经法律判决!
5,必须立即撤除“六.一0”这个无法无天的组织。
6,立刻配合国际人权组织进行有关对法轮功的活体劫取器官的调查!彻底追查元凶,以平民愤!

我们深信,任何一位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不会容忍一个有法不依,以权乱政的,没有按法律注册的共产党继续下去!

随信同封寄去<历史的先声>的评论和我们在网络上的几篇文章,敬请参阅。

此致

敬礼

中国民主党(日本分部)王天增
2006.5.30.

梁国雄:中国维权必触动中共

【大纪元5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真香港报导/5月19日,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中国逃亡作家、法学家袁红冰等世界各地的人权活动人士、学者,及政界人士于在网上发表“修改宪法维护基本人权宣言”,将大陆维权运动推入另一个阶段。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也参与了联署。他认为,这个宣言的意义在于成功建立一个平台积聚力量,他相信维权运动的发展必然触动中共政权。

作为唯一一名成功联署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形容是一种机缘。他说,自己日前在德国参加一个人权会议时,遇到神交已久的袁红冰。

梁国雄说,约于94年在袁红冰给中共拘捕时,他曾经参与营救袁红冰的活动,所以两人一谈便很投机,袁红冰给了一份文件给梁国雄签署,梁国雄大概看了一遍就同意签署了。

梁国雄认为,宣言在要求修改宪法、解决8大人权问题上,成功搭建平台,凝聚力量。他说:“宣言搭建一个平台令更多的人可以为这件事,表示一个支持的态度。另外,可以提供一个汇合点,在8点人权要求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

他同意宣言中提出修改宪法必须取消中共的领导权:“这个4项坚持令到其他的宪法条文没有意思,凡是都要共产党的批准,凡是都要共产党的解释,所以这个是必要的。”

至于宣言提到的8大人权问题,梁国雄认为,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非常重要,可能会因此打开缺口促进中国民主化。虽然梁国雄不太认同用绝食的方式维权,但他指出,中国维权运动的发展必定触动中共政权。

梁国雄说:“维权运动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广泛的意思就是涉及到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深度的意思就是一个个别的例子就会很直接的触动了政权的根本。无论在广面和深度方面有这样的发展,这也是现在发起这个签名运动的人最好的机会为中国百姓做一些事情。”

梁国雄并希望通过争取香港民主发展促进中国民主,目前他正努力筹备新政党“社会民主连线”,致力结束中共一党专政。他说:“我们(香港人)比13亿的中国同胞,享有更多的政治自由,更多的资讯开放度,享有更加富裕、文明的社会氛围,为大陆民主运动做一些事情。在香港推动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欧洲议会对西藏问题深表关切

【大纪元5月31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唐秉钧布鲁塞尔三十一日专电)欧洲议会主席波瑞尔今天在接见西藏宗教暨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时表示,欧洲议会对西藏尚未解决的问题深表关切。

二十九日抵达比利时访问一周的达赖喇嘛,今天上午在欧洲议会除拜会波瑞尔外,并与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成员及一些党团领袖会晤。 波瑞尔告诉达赖喇嘛,为了解西藏的情况,他将于今年夏天亲自前往拉萨访问。波瑞尔并表示,在基于中国统一与符合中国宪法给予地方自治的原则下,欧洲议会希望西藏问题能有一个经由谈判非暴力的解决方案。

在比利时停留期间,达赖喇嘛也将接受欧盟高层官员邀请,参加一项会议,俾与世界上主要宗教代表就“基本权利与相互尊重”等议题,交换意见。

达赖喇嘛在抵达比利时后,已数度表示,他主要的任务在宣扬及促进人道的价值,以及鼓励不同宗教能和谐共存,除访问欧洲议会及华盛顿外,不会涉及政治议题。

甘泉:揭开中共“六.四”屠城黑幕

【大纪元5月31日讯】十七年前的六月四日深夜十二点正,由邪恶的中共操控下的中国军人手持冲锋枪,竟把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并向他们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冲锋枪那“突、突、突”的凄厉的声音划破了天安门广场上寂静的夜空……

“共产党的豺狼心、蛇蝎性、鬼魅行、祸国术有增无减。六四用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九评》)据当时居住在北京的一位朋友所见所闻的事实,已足见“六.四”屠城血案的确震惊中外,中共恶行,令人发指!

磨刀霍霍 做好准备

其实,中共邪党在“六.四”前已部署好了一切屠城的准备工作。一大批、一大批的军车里装满的是各大军区调遣到北京来的军人。有些军车里的军人,在车里傻呆了三天三夜,不准下车,不准听小收音机,不准说话,不准看报纸。一句话,不让他们知道真象,不让他们泄露军事机密。上级,神秘兮兮的,谁也猜不透上头的意图?后来上级正式下达了紧急命令说,北京市民要暴动,学生要造反了!你们的任务是:镇压暴动,稳住政局!一直以来,都是党指挥枪的。二话没说,这些军人马上跳下车来,各就各位,堵住各条交通要道的路口,人人端起冲锋枪,如临大敌似的虎视耽耽地监视着过往的行人。这时,街上已看不到一个警察了。一派肃杀的景象,真是白色恐怖啊!市政府通知:老百姓一律留在家里,不要出门。如你要出门,只能往前走,往前看;如你边走边东张西望的,那子弹就不长眼了,就会朝你射来。“六.四”那天上、下午,在天安门广场里到处都有学生代表站着演讲,坐在地上的学生都十分专注地听,纪律好极了!老百姓都纷纷支持和鼓励他们,还主动送东西给他们吃。当时,每个学生都围上一条毛巾,带着一瓶水。大白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一直反覆回荡着北京当局的广播声:“你们注意了:现在限令你们在今天晚上十二点正之前要撤离天安门广场,否则后果自负!”到了傍晚,老百姓主动组织起来,把政府特意摆放在地上沉重的隔离墩搬开,让游行队伍畅通无阻。这时,天安门广场四周,人山人海,群情激昂!由知青们组成的三十多辆摩托车队,精神抖擞地、浩浩荡荡地围绕着北京城墙转悠。高喊着声援爱国学生的口号:“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反贪污腐败!”、“我们要民主!”

入夜,天安门广场灯火通明。九点到十点,无数军人已逐渐缩小包围圈,把仍留在天安门广场内的爱国学生团团围住,并宣布:“只准出,不准进!”另外,他们企图寻找杀人的藉口,制造开枪的事端:他们指使邪恶烧毁汽车,引起爆炸;又指使坏人到中山公园前,让坦克起火。接着,造谣中伤说:“这是那些学生搞的!”舆论有了,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大开杀戒 灭绝人性

深夜十二点正,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灯火突然全灭了!这时,坦克开路,缓缓前进。冲锋枪“突、突、突……”的凄厉的声音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包围着天安门广场的军人们肆无忌惮地向不肯离开的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开火了!一批又一批的军人冲上来;一批又一批的爱国者倒下去!这庄严而神圣的天安门广场,此时此刻竟变成了屠场;这些军人庄严而神圣的帽徽,此时此刻却溅满了爱国者的鲜血!他们这些充满了灵气的有理想、有抱负、有学问、有才华的热血青年,万万没有想到人民军队的枪口竟会对准自己的胸口。但这“六.四”屠城,一切都已成为事实了,他们没有谁能幸免,一个个都倒在血泊里了!他们那血染的风采,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啊!

毁尸灭迹 死无对证

屠城后连续三天,北京戒严了!人们只听见直升机在天空上发出“嗡、嗡、嗡……”的声音,它们来回地忙碌着,紧张地用了三天的时间,才把学生惨不忍睹的尸体运完,并马上进行处理。这就叫做“毁尸灭迹,死无对证”。

惨象,已使人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人耳不忍闻!中共邪党豢养的文人墨客还纷纷登场,为其主子呐喊:“军队没有开过一枪!”还恬不知耻地说:“在这事件中,没死一个人!”我们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竟有如此之人毫无人性到这等地步啊!还有更令人气愤的是,中共把“六.四”定性为:“这是一场动乱!”呜呼,这到底是一个怎样邪恶的党啊!

可贵的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被坦克碾死了!断手、断腿、脑浆迸裂的、到死仍怒目圆瞪的爱国学生被射杀了!有他们的尸骸为证;有无数幅死难者的照片为证;有许许多多血迹斑斑的衣服为证;有那些“军人”脸上留下的血污及他们双手沾满的鲜血为证;更有“天安门母亲们”血泪的控诉为证!!

人们已不忍再看下去了!惨痛的“六.四”是中共恶党把一场爱国之火扑灭了!在这十七年后的今天,即使是时光的流驶,也不能把鲜红的血迹染成绯红;这刻骨铭心的记忆,又怎能使人忘怀?!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清算这中共恶党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伊川:强力压制纪念文革 将会引发新的社会危机

【大纪元5月31日讯】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近期以来,海内外的媒体网路上关于纪念文革的话题持续发烧,同时,关于中共现任最高领导层严厉压制对文革的纪念和讨论的消息,也频频在中外媒体里引起关注。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尽管中共官方采取多种方式压制、严控,大陆各地民间关于纪念文革、建立文革博物馆、牢记历史教训的呼声,还是一波又一波地上呈中央高层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从退休的中共高级干部的联名上书,到48名全国政协委员连署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提案,还有各地报刊进行的关于文革问题的民意调查,在在说明: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的“大年”,中共领导层如果一味无视民情民意,强行压制广大社会阶层对文革的纪念,将有可能触犯众怒,引发新的社会危机。

此情此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从毛泽东到“四人帮”,强力压制广大民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而造成的巨大的社会反弹。从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开始,这种悲怆的社会情绪越被压制,就越加发酵、激化,终于酿成“四、五”清明节的全民悼念抗争活动,成为导致“四人帮”垮台的第一个先声。

把“四、五运动”的发生,和当前中共官方压制纪念文革的活动作一个比较,是相当耐人深省的:1976年周恩来逝世,已是文革运动的倒行逆施走进了绝路的境地,民生凋敝,民怨沸腾,老百姓利用悼念周恩来作为宣泄对“现代秦始皇”毛泽东及其四人帮的不满,因为官方压制而把不满情绪激化到沸点,最终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危机,动摇了“文革派”的政治根基。

今年,不但是文革四十周年,也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周年。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虽然造成了经济发展的荣景,但是,因为长期以来改革方向单方面向经济倾斜,中共领导人出于固守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势利益而漠视政治改革和社会公平,令得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演变成了“让一部分有权势的人先富起来”,钱权交易愈演愈烈,贫富差距差距越拉越大,官场腐败变成无药可治的恶性肿瘤,今天的中国大陆社会,同样到达了一个社会矛盾累积、历史积案难解、社会正义无法有效伸张,民众积怨一触即发的危险临界点。

此时此刻,中共当局如果不是用疏导、释放的办法,利用对文革的纪念开放言路,为政治改革试探水温;而是用堵塞、压制的下策,压制广大民众对文革的纪念反思要求,其后果,必然适得其反,甚至有可能最终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

中共领导人应该记住一个事实:十年文革浩劫是刻在民族历史上的一道巨大的伤痕,其触及面、伤害面遍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阶层,以为用几句“一切向前看”的套话就能糊弄老百姓的情绪,以为以回避历史、压制谈论的鸵鸟政策就能让民众遗忘历史的伤痕,其实是徒劳的。惟其因为波及广泛,为政者就更不能一手遮天。事实上,中共官方近期来各种压制活动,或者什么“正面教育升温”,包括近期试图以高运动的方式推动的什么“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处处都让人联想到文革的语言和作派,反而引起民众广泛的质疑和反感。

当然,纪念文革,反思文革惨痛的历史教训,这不仅仅是社会民众的心理需求,也是中国社会步上良性发展、执政党改革自新、改弦更张的历史需要。也就是说,纪念文革,不是要做给老百姓看的,也不是要应付国际舆论的压力而为的,而应该成为中共最高领导层总结历史教训、把握历史发展方向的自觉行为。

今天中共官方对几年文革的压制行为,只能说明,他们的思维方式,并没有走出文革时代的文化专制、反智愚民的阴影。说到底,他们还在享用着那样一个专制极权时代的利益,他们还是“活在那一个时代的人”。“劝君莫唱前朝曲”,中共领导人,是应该借借纪念文革四十周年的契机,重温文革的惨痛教训,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重新反省过去、思考前路的时候了!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未普:谁来监督这些权贵们?

【大纪元5月31日讯】据近期的香港《争鸣》杂志披露,中国大陆国务院、中纪委及社会科学院四月初完成了一份关于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显示,广东、上海、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及辽宁等七个省市的地厅级以上干部个人及家属的平均财产超过七百万元,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值得注意的是,内地媒体并没有关于这个报告的片言只语。

看来,最先富起来的省份,干部也最先富了起来。本来在富裕省份,百姓富,干部也富,无可非议。问题是,这些干部富裕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官员与百姓之间能够承受的差异,而这种巨大的收入反差是由干部手中有权,百姓手中无权造成的。对此,北京当局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一旦这个消息在大陆公布,将会激发干部内讧、党内争议、社会动荡,因此,这份报告就被扣下了。事实上,早在2002年和2004年,中共就做过几次类似的调查,但最后都不敢公布调查结果。

于是,这两年中共干部的贪腐就又有了长足的“进步”。首先,贪腐愈演愈烈,涉及的官员职位越来越高。被“双规”的省长副省长,银行行长副行长经常名列腐败榜首。最新暴露的一位涉贪高官是海军副司令王守业,贪污一亿六千万元。其次,现在的中共官员好像人人都有一种末世情结:好不容易当上官了,能捞就捞,不捞白不捞,捞够了就跑,因此贪官外逃成风。据称,在逃贪官达4000余人,拐走700亿美元。最糟糕的是,清白廉洁的官员如果不同流合污,就无立锥之地。十几年轰轰烈烈越反越腐的运动,使中共变成了“洪洞县里无好人”。

眼下的中共又有谁能监督这些权贵们?中纪委吗?凡是举报贪腐官员的匿名信,中纪委都当废纸处理,概不接受。实名举报的要求又吓走了不少人。很多实名举报人下场悲惨,不是被陷害,就是被解职,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判刑。时间长了,大家就不敢举报了。据称,真正的腐败大案,大多不是靠举报查出来的。而是贪官们自己暴露,或者被其他案子牵扯出来的。

那么,靠高薪养廉能约束这些权贵吗?大陆公务员工资长了好几次,理由是要与国际接轨,高薪养廉。除此之外,现在广州和北京还实行“阳光工资”,就是把不合法收入和名目繁多的“灰色收入”,统统变成合法收入。然而公务员的工资骤然增加了一大块,攫取非法收入的机会成本并没有因此而提高,换句话说,高薪并不养廉。

既然中纪委治不了权贵们,高薪也养不廉权贵们,那就让制度说话。“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是一项自1766年幵始在国际上实行,防治贪腐最为有效的办法。这项制度也叫“阳光法案”,强制官员及其家属对所有财产申报登记,以便民众监督。

这是一项防治贪腐的重典,但在北京当局的政治日程上,这项制度不是难产就是流产。早在1989年6.4前夕,为呼应学生提出的反对官倒诉求,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建议,在北京市部局长以上干部建立自动申报财产制度,被李鹏一口回绝。1995年,中共搞了个领导干部收入申报,但大多数申报只是重复工资收入,不明来源的财产仍然来源不明。2002年,大陆搞了一次全国性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及家属财产自报统计,结果是光打雷不下雨。2004年12月,又搞了一次类似的财产自报,但中央政治局下令不予公布。2006年1月1日,民众期待“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列入《公务员法》,以失败而告终。

为什么这项阳光法案这么难产?人大某委员解释说,因为这“涉及官员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权衡”。这是一个无耻而又傲慢的理由。用大众给与的公共权力非法致富,却反过来要求大众照顾他们的非法致富隐私权。这是公然耻笑天下没有可以惩治他们的力量。在这位委员的眼里,“隐私权”是什么呢?是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的权力,还是内线炒股的权利?是跑官要官的权利,还是行贿受贿的权力?是农村强行圈地的权力,还是城市野蛮拆迁的权力?对那些靠黑箱交易致富的官员来说,他们的财产隐私,加上家属子女的财产隐私,都应该摊放在阳光下,让公众监督,让舆论监督。否则,反腐是没有希望的。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钟:党文化中的大笑话

【大纪元5月31日讯】近日接触到几首日本人写的七律与古诗,使我不仅吃惊,简直是灵魂上的震撼。尤以其中渡边寒鸥论书法为最。

“书法”是中国人中很独到的文明,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手书的《兰亭集序》百看不厌,一直带到棺墓中,现在中国能论书法的已极为罕见,论到点上,入木三分更难能可贵。

日本诗人不论苏轼、林逋之诗,而是论苏轼、林逋之书法。其中论林逋书法更是深入灵魂:

“涂鸦小技眼中无!

何说如山退墨愚?”

林逋,字君复,宋朝杭州钱塘人,不慕名利,恬淡好古,游于江淮,后在西湖孤山结庐独修,诗情超绝,格调高古,书法冠绝当时。但官场中人不能欣赏,说他笔墨如山之重,掭笔(1)而不退墨,近乎愚笨。

日本论者一开头就说,林逋并不把人间崇尚他的书法当作一回事,视为儿童涂鸦般的小技,而眼中所无。接下便说:

“蕴蓄藏来书卷气”。

这对林逋可谓知己,林逋德行高迈读尽诗书而后悟道,有书卷气在书法中蕴敛,只有行家才能领略。

“水魂凛凛在银盂!”

日本诗人透过书法领会到盂(2)中西湖之水凛凛的诗魂,笔者实在是望尘莫及,去年《大纪元时报》文化博览版登载过日本科学家关于发现水因人咒骂或美好善念而接晶成绝美或浑浊的不同形态照片,种种说明日本论者懂得中国久而失传的修行文化。

“栖息西湖侣翠涟,梅妻鹤子绝尘缘。”

点出了林逋独身无子,赏梅友鹤,以西湖清涟为伴,人称“梅妻鹤子”,心灵纯净,书法自异俗趣。

“诗人最尚无拘束”,这正像高行健的论说:“自由就在心中,看你用不用。”不管当权者的禁锢,世俗的好恶,是真正的自由。

“笔似三潭印月渊”,形容浓重的笔墨,像美丽的三潭印月。日本诗人为诗书大家林逋作了最地道的赞赏。

与洒脱、达观的苏轼齐名的林逋,如今中国大陆有几人知道?连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都没有他的踪影,却由日本诗人来论他的书法,且入木三分。这不能怪今天的大陆同胞,是中共害怕人民知道真正地道的中国文化。

毛泽东、刘少奇都是五四时代的读书人,他们对中国文化熟悉,难道不知道古人的修身文化?非也。他们害怕中华文化的精髓(3)会抵制德、俄无神论洋教的传播,他们用洋邪教的修身文化,鱼目混珠。刘少奇的修身专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中共内外广为传播,老党员们中毒最深。延安时代以来中共《干部必读》,高干有二十多本,中级的有十多本,土八路连黑格尔、费尔巴哈名字都记不清;普遍阅读、集体学习的只有中国化的马列读物《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有的学者认为马、恩、列、斯也在搞德育,培养共产主义新人,但他们的方向与中华文化的“修身、齐家”方向是相反的,正如老党员司马路所揭露,秉承斯大林铭言:“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刘少奇说:“党员是把自己交给党的材料,把你做成桌子就是桌子,做成椅子就是椅子,党可能需要把你做栋梁,也可能需要你做马桶(4),你也得准备尝尝臭味。”这种唯物主义哲学彻底到要求党员成为“物质”材料:“党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

如今中国大陆有“经济学不讲伦理是中性的科学”,“人应该学习狼性”,“中国人应该是崇拜狼图腾的民族”,“战争中应该向战俘及妇儒开枪”等说法,这种党文化培养出的新人在大陆已经出现,彻底的唯物论已经开花结果:多少经济学家、省长、市长、书记、委员、法官、律师、作家、演员成了中共“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比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都成了金钱的奴隶”要厉害得多,从里到外深入膏盲。

亚里士多德(5)著作中在《物理学》的下一章,名为《物理学的后面》,意为藏在物理现象后面的本质,即后世所谓的哲学,日本人准确地译为《形而上学》,是来自中国传统的说法:《易经.系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毛泽东遍读古书,不可能不懂,却在《毛泽东选集》一卷之尾压轴的《矛盾论》注解中歪曲为:“形而上学,又称玄学,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观察世界。”成了世界哲学史上的大笑话。

如今若问何为形而上学?连曾经留学中国大陆的外国人都会回答:“又称玄学,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中外古典哲学,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黄帝,老子,庄子的道家玄学与孤立、静止、片面看问题有何关系?风马牛不相及。毛认同这种荒谬的注解,恶意的诽谤,是装糊涂。是害怕人们接触道家的学说。靠污蔑加以禁锢。从而把以释、道、儒为内涵的中华文明彻底灭绝。老党员们无知,又谁敢问个究竟?

于是中共的“批判”史上,讲到反动与错误的认识根源,总是扣上大帽子“形而上学”,成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绝对缪误,几乎是“反革命”的哲学同义词。这顶大帽子使文学史家不敢提诗人林逋,而王羲之大名鼎鼎,但只能让人知道是书法家,而不提他是与道士许迈归隐名山,泛舟论海的修行之士。大陆书法家也只知道其字飘逸不群,而不知“放浪形骸之外”为何意?

连民国以来资深的老哲学家冯定受党文化所治,批判陶渊明为“消极人生观”,不敢再深究陶潜《归去来词》中“既自以心为形役”,“觉今是而昨非”的玄学内涵,而《五柳先生传》中的“不慕荣利”被他释为“消极避世”;人们只知道鲁班是木匠的祖师,无人提起他从孔子弟子子夏之门人端木起游学,后遇鲍老受业,所造奇器,难以枚举,都来自修炼中的灵感。曾周游列国,愤诸侯(??)称王号,志在尊周,后隐居厉山,云游天下。(6)

党文化消灭的不仅这几位。中华典籍历来分列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经部》中十三经被批,废正体字后,无人能懂,成了故纸堆;《史部》只留下法家,连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被毛批判为“十批不是好文章”。儒学被一棍子打倒,毛说“孔学名高实秕糠”(7),和林彪扯在一起,批孔的扬荣国教授时髦了一阵“孔老二,复辟狂”,在大陆被“十亿批判家”扫荡了两年。

至于《子部》,《百子全书》只搜集大家,其实远不止百家。《集部》更是汗牛充栋,十三朝历代名家专集,无人问津,尽成废纸,天天上面督着学习“三个代表论”、“新三民主义”、“和谐社会”、“八荣八耻”;党操控一切:八个“样板戏”垄断的十年中,小学生竟不知相声为何物?文革后济公是仅仅在电视剧偶尔露面。文化沙漠上只有按江酋量身定做的秦皇,清帝,观众随着乐,不知圈套。文科大学生也只能在电视中看《聊斋》,无人能读原本《聊斋志异》。

至于《子部》《集部》中大医学家葛稚川,拒绝前秦符坚屡次征召的一代宗师王嘉,逃避征召的北魏达士眭夸,后唐学识渊博德行超迈的陈希夷,北宋《梅诗诗》著者靖节先生邵雍,无数智慧之士被大陆埋没,后人遗忘。

许多人只知道中共有政治统战,而不懂意识形态上的党文化大圈统战更其广泛:许多中老年人都认同党文化即中华文化,演员陈冲80年代春节晚会上说了一句“中国”,没称“祖国”,首先发难的就是武汉的一个教授;162亿糖弹把美国总统也囊括在内,由于“形而上学”一棒子打得修行文化无影无踪。中共610办下令抓“真、善、忍”修行者,有人就联想到白莲教、义和团;气功内部各派也群起批判,以为可获开恩,最后都被打成了14中邪教;宗教内部不仅傅铁山等人,也有“为邓小平、江泽民祈祷是最高境界”之说,党文化中的“又团结又斗争”应和的又有“又服从,又斗争”,总之要力争成为“人民内部矛盾”,千万躲过“敌我矛盾”,无论盛雪、伍凡、袁红冰、高智晟,举凡中共之敌,不需指令,总有自发攻击者。

看了《大纪元》网站几篇《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深受启发,笔者达不到陈破空先生那种深入浅出的水平,只好抛砖引玉,寄望于更多达者,党文化之网,厚而且广,着急不得,只得尽我所知,徐求勘破。

注解:

1 掭笔:毛笔在石砚上沾墨;退墨:掭下多余的墨汁

2 银盂:研墨储水之盂

3 诺贝尔文学获奖得者中国作家高行健作品《灵山》中有中华文化的全面反映,包括他所说的“隐逸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4 马桶:即粪桶

5 亚里士多德:古西腊学者,哲学家柏拉图弟子。生活在公元前384年~322年。

6 见《鲁班传》

7 毛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给郭沫若之诗中有:“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治”等。

准星:谁说干了缺德事不遭报

【大纪元5月31日讯】母亲住在原地改建的楼房里,喜欢跟我唠家常,我知道做儿女的能耐心听听老人的絮叨,就是在尽孝。所以,一有时间我就领着丈夫孩子回娘家。母亲除了爱说她小时候的陈年往事之外,最多的话题就是文革那些年我们住的机关宿舍大院里那些是是非非了。

聊起当年大院里的那些往事,我自然想到一个叫王存根的造反派头儿,那是机关里、宿舍大院里的风云人物。我问母亲这个人现在怎么样了?母亲让我看楼下靠东头的那片平房,说那就是王存根的家。我记得当年他分了一套单元就在楼里,怎么又跑到楼下去了?母亲说:“楼上楼下都是他的。”我说,这么多房子住得过来吗?连孙子辈的都有了吧。母亲说:“地方再大,房子再多,盖成了金銮殿,没有人住不是白搭?他倒是想给孙子们住呢,哪儿来的孙子?他王存根这辈子怕是有不了孙子了。

我纳闷,王存根有一双儿女,“一儿一女一支花”过去常挂在他们两口子的嘴上,怎么会说有不了孙子呢?母亲告诉我,王存根的女儿是肾炎,动不动尿蛋白就四个加号。好不容易嫁出去了,女婿还有肺结核,也是要死要活的。

母亲说,他儿子没念成什么书,王存根楞把儿子弄到机关里,还特意为他设置了一个电脑室,后来干不下去自己走了。四十好几岁的人了一直没结婚,以前王存根两口子还瞒着大家,后来他媳妇满处打听偏方,才知道她那儿子在医院里查出来没有生育能力。

王存根是家里的独子,在单位原来是个勤杂工。文革里欺男霸女,没少干缺德事,但一直挺吃香,退休时还弄了个处级待遇,到现在还占房子占地的,活的挺自在。这号缺德的人怎么没遭报呢?母亲叹了口气说:“谁说缺了德不报应?这报应还小啊,还叫存根呢,怎么存呀?都断子绝孙了。”

其实我说王存根缺德该遭报, 多少有点气话, 不是真相信会有因果报应的事发生。听母亲这么一说,越琢磨越有道理,不光王存根享受不到抱孙子、逗孙子的天伦之乐,而是连他老婆、儿女、祖辈上的福份、积的德都让他给糟踏光了。看来老话说的“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恶有报是天理”还真不能不信。那些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所有参与者, 犯的是天法, 将要遭到的报应, 比王存根该重的多,何止是断子绝孙呢!

李大卫:从台湾驸马爷看中共太子党

【大纪元5月31日讯】台湾第一亲家卷入重重弊案,阿扁女婿赵建铭已于5月23日收押禁见。当赵驸马从地检署移送看守所时,民众打出“你们集资买股票,我们集资买鞭炮”的讽刺横幅,网路上则出现“庆祝赵建铭收押特价活动”的促销手法!凡此种种,反映人民对特权介入政事和企业的痛恨。

奇怪的是,中共中央电视台等官方媒体机构,也大肆报导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女婿因涉弊案被收押的新闻,甚至跨海连线访问了揭弊立委邱毅先生。

中国的新闻媒体是中共御用的喉舌,报导第一驸马的弊案,目的是藉此丑化台湾与陈水扁政府,但是听在大陆民众的耳里可就有不同的解读。也因此邱毅原定于5月28日晚在北京大学以“新闻自由”为题发表的演讲,就在官方压力下被迫临时取消。邱毅估计,北京当局忧虑其演讲,可能引发“全民揭发贪污舞弊”的风潮。

台湾人民可以用选票直接选举领导人,这已是让大陆民众非常羡慕与钦佩,现在台湾总统的女婿因弊案被收押禁见,这更令大陆民众大开眼界、惊叹连连。大陆民众长期眼见共产党高官的腐败贪凟,而无可奈何,更别提送太子党上法庭,那真是天方夜谭!但是赵建铭案却提醒了大陆民众:若有民主政治和新闻自由,将太子党绳之以法,是有机会与可能的。

大陆中央电视台的党务主管们可能没有料到,想要藉驸马爷赵建铭涉及弊案的新闻来丑化台湾,这同时会造成很强力的回马枪。对大陆民众而言这无异是一种“启蒙”,“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应只是一句冠冕堂皇的口号,只要证据确凿,不仅太子党,包括一票贪官,“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都应该接受法律的治裁。这件新闻将对大陆民众,在思想上造成一种深层的觉悟。

也许对中共高层贪官的审判,就会从父亲已不在位的太子党开始,引爆一连串促使共产党崩溃的弊案与犯匪的审判。

中国第一贪:太子江绵恒

中共太子党下海经商捞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一夕暴富成为千万、亿万富翁的不知其数。迄今为止,公认最明目张胆、最成功的就属江绵恒。

中共太子党捞钱分三波。第一波是八十年代的官倒潮,以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康华公司为代表;第二波是九十年代初的圈地运动,以邓小平次子邓质方等众多中共元老级太子党人物为代表;而第三波即是当今方兴未艾的高科技热,现今得势的太子党都纷纷投身资讯科技行业,江绵恒就是他们的龙头大哥。

我们就拿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大儿子江绵恒作为例子。借着老爸的权力关系,江绵恒大发横财,成了名符其实的“中国第一贪”。此外,江泽民还授意让学术上毫无建树的江绵恒当了中科院副院长,成为中国科学界的大耻辱、世界科学界的大丑闻。

普通技工跃升中科院副院长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中所述,八十年代江泽民让江绵恒去美国留学、生孩子、拿绿卡,观看中国形势。1991年6月江绵恒在美国费城Drexel大学获得电机工程学博士学位后,曾在美国惠普公司打过工。92年江泽民手握党政军大权后,便要江绵恒赶快回国“闷声大发财”。于是江绵恒带着美国籍的儿子全家回国,93年1月他在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当一名普通技术员,四年后就担任了所长。

更夸张的是,又过四年之后,竟就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一个学术上毫无建树的人,也没当过一天教授,又不是科学家,竟然能够成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副院长,路人皆知是靠着老子江泽民的权势。当时的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体察上意”,尽管抗议声隆隆,也只能照办。

这种台面上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话,恐怕会引起轩然大波。赵建铭的父亲赵玉柱也顶多是在一些公司当个顾问,一般民众多未与闻,一旦被爆料则立即解聘,因为多数人民再也无法容忍特权当道。

然而中国大陆多少能人智士,江绵恒担任中科院副院长的事情尽管群起疾声抗议、大呼不可,但江泽民还是照干不误。那么台面下的事情,江泽民与江绵恒显然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江泽民借“神五”为儿子抢功

荒谬的还不只于此。2003年10月15日9时整,耗资190亿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江绵恒居然成了“神舟五号副总指挥”,在两个功臣榜上出现,分别排行第二和第四。

党的喉舌之一《光明日报》在10月17日更是利用“神舟五号”大树特树江绵恒,让各界震惊不已。后来江绵恒自己说是路甬祥“交托”给他的,这种说法表明这是一个私相授受的肮脏做法。看来江绵恒才是中科院的“地下院长”!

中国电信大王、上海滩的大哥大

随着江泽民地位的稳固和权势的增大,江绵恒投入商海不离官职。即使身为位高崇隆的中科院副院长,江绵恒竟还可以大喇喇地继续作生意,经营更大型的企业。

1994年,江绵恒只用了数百万人民币“贷款”,就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而开始他的“电信王国”生涯。表面上“上联”是国企,但实际等于江绵恒私产。江绵恒以上联为个人事业的旗舰,坐镇上海。

由于他是江泽民的儿子,所以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做生意包赚不赔,海外华裔和西方商人包括雅虎掌门人杨致远等纷纷上门拜访或投靠,几年时间江绵恒已建立起他的庞大电信王国。

中共“官商一体”的最高代表

上海商界人士称,江绵恒的董事头衔多得数不清,上海若干重要经济领域他都有染指。甚至上海过江隧道、上海地铁的董事会,他也有份。江绵恒既是中国电信大王,也是上海滩的大哥大。

2001年5月,在香港举行的《财富论坛》,江泽民带了国家领导人中科院副院长江绵恒出席,介绍给非富即贵的国际要人认识,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富豪们,以扩大江氏王国的实力。果然在中国申奥成功的第二天,江绵恒就开始与这些外国富豪们签下大笔订单。此时,江绵恒已经成了中共“官商一体”的最高代表。

台商王文洋与太子江绵恒

还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丑闻,2000年9月,江绵恒和台商王永庆的儿子宣布合作搞宏力微电子公司,总投资64亿美元,号称合资。但据王文洋透露,实际上他一分钱没出,全是江绵恒从银行弄出来的钱。

当时王文洋因在台湾闹绯闻后远走美国,在加州柏克莱大学任客座教授。经姐夫简明仁介绍与在美国念书的江绵恒认识,一个贵公子,一个富公子,一拍即合,成为至交,两人曾一度同游日本。王文洋能够脱离台塑及他在台创建的南亚集团到大陆去拓展商机,可以说是借助了江绵恒的交情。

王文洋九六年到大陆创建宏仁集团,江绵恒已是股东之一,据悉,参股权约百分之十。最初宏仁在广州设厂,但成绩欠佳,在江绵恒帮助下,2001年初将总部迁往上海浦东,两人并共组宏力集团生産半导体晶圆。

据宏仁内部的人员说,两公子门当户对,王文洋常到江绵恒北京家中作客,并见过江泽民。而且江绵恒还多次出席宏仁集团一些正式场合,并与王文洋的生母王廖娇、妹妹王雪龄寒暄聊天,关系甚为亲密。

台开与国开!

在赵建铭所涉的台开案中, 265亿台币巨额银行联贷案的通过已经使得案情显得颇不单纯,但是相较王文洋的宏仁集团抢得国开(国家开发银行)100亿人民币(400亿台币)的贷款,又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江绵恒与王文洋两人的特殊背景,甚至在台湾引起一场密使风波。2001年9月台湾亲民党立委秦慧珠公开指责王文洋,通过江绵恒充当陈水扁与江泽民之间的密使,并曾出示多封王文洋与江绵恒的来往信函为证,但被王文洋坚决否认。

北京消息人士说,江绵恒与王文洋合作不排除是在江泽民授意下的政治考虑,有意结交王文洋,以便通过他影响其父王永庆,再影响台湾的两岸经贸决策。知情人士说,有点来头的台湾商人到上海做生意,许多人都会走江绵恒的路子,而江都乐意应酬,似乎有心做统战工作。

江绵恒主导封锁互联网

在过去数年中,中共藉网路公司的协助,打压迫害异议人士的新闻时有所闻。雅虎提供给中共安全部门的资讯,直接导致了师涛、李志及姜力军分别被判十年、八年与四年的刑期。思科则占据了中国路由器转换器等市场的60%,为中共政权提供了用来监控网路的警察系统。

江泽民要他儿子江绵恒,搞了一个“网路金盾工程”。一方面藉此工程“收买拢络”跨国网路公司,二方面全面封锁国外异议网站,加强中共公安对网路的监控,三方面正可以藉此大大方方的转移政府资金给他儿子的公司,一举数得。

他所主持的金盾工程前期投资就是八亿美元,为的就是不让大陆网民得到任何有关民主、人权、自由,特别是法轮功的海外资讯。江绵恒成了江泽民统治之下的电子警察总警监。

兼职舞弊v.s.专职贪污

江绵恒与赵建铭都是受完教育后,藉着父亲、岳父的权势而在公共领域的钱潮里,大展冲浪捞金的身手。相较于赵建铭的“兼职舞弊”,江绵恒则可说是“专职贪污”之人。

以获取权位与捞钱规模而论,赵建铭相较江绵恒简直是望尘莫及。因此,江泽民父子联手在中华大地上兴风作浪,已无法用“韾竹难书”来描述,而得用“恶贯满盈”来形容了!(

自由天使:对中共部分政治运动史实之查证

【大纪元5月31日讯】在网上辨论时有人说,中共建政后,虽然有过错误,但其对中国也是做了一定贡献的,尤其是大跃进之前,中国人民的日子过得还是可以的。我对此观点并不认同。

由于中共统治下的学校教科书,对中共历史上所犯下的错误,都是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甚至根本不承认自己在历史上犯下过错误,说什么:“我党一贯正确”。那么,其实很多人也都是受了中共的蒙蔽。为了让这些人重新认识那段被尘封的历史,我查阅了相关的史料,力求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以使更多受蒙蔽的人重新认识,重新正视那段历史,以求给中共在中国所犯罪行做客观的评价。

在二战后期,日本战败,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重建日本国。那么中共在同一时期新建政权,两国的发展可以说是同步的。

从上世纪50年代起至80年代,日本开始了新一轮发展。日本政府大力改革,并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订货之机大力发展经济,60年代末,日本已发展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

而当时,中国人正在共产党的带动下,进行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风运动、肃反、人民公社、反右、反右倾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或称社教运动)和三年大饥荒,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各种内斗的运动。事实上,在那些年当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几乎是倒退的。

1.土改运动

1949年后,中共在大陆建政。在中共建国后仅三个月,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事实上,现代经济学已经证明了“租佃制”在自由契约制度下如果被选择,一定是适应特定条件的有效率合约安排。而共产党却认为“租佃制度是地主剥削农民的制度”,因此在中共这种错误的认识下,那些向土地投资的人不但对经济无贡献,反而是罪犯。在这种完全错误的意识形态指导下,中共于1950年在中国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不但违反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产党做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财产的宪政承诺,而且犯下了许多刑事罪。随便成立一个“土改革命委员会”,给地主富农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于是地主富农就可以被就地处决(笔者的祖父即在土改中被共产党迫害致死)。

土改中正式处决的地主大约在20万至80万,而加上土改运动斗争会上打死的地主,富农,总共大约杀害了一百至二百万人。

很多地主的财产不但被非法侵吞,而且在侵吞过程中,共产党又杀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属,这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是一种对经济学的严重无知,而且国家政权在此时已经犯下了反人类罪,谋杀罪。而这类罪行的合法化,为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共产党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开了宪制先例。

对于分得土地的农民来讲,这种“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不到两年的时间,共产党就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要求农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并且增加了户籍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和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得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得进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三亿六千万农村户口持有者变成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

2.三反五反运动

从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及1952年底开始的五反运动(反偷税,漏税,反行贿,欺诈,反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反暴利和腐蚀官员),开始用政治运动侵犯财产,迫害私人企业家,对很多私人企业家的批斗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式,许多企业家被斗争后因羞辱而自杀。45万私人企业中共有约3/4被指控为存在五害,不少企业家被政府派遣的工作组关押以及被任意重罚。

政府建立对经济部门则采取了垄断和直接控制的手段,即在游戏中,既要当裁判,又要当球员,利用经济上的垄断特权与民争利。而这正是国民党执政时共产党予以极力批评,且承诺自己执政时一定要放弃的机会主义行为。

在“三反”“五反”以及其他打击投机倒把和限制私人商业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官方及独立学者都承认的商业萧条,使私营公司营业额下降了42%,而合作社购销额下降了33%,国营商业因此库存上升了3.6倍。

按照交易费用经济学,这种强制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制造了极高交易费用,使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

3.农业合作化运动

1951年,中共政府开始进一步推进国家贸易垄断,从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1954年实行棉花的统购统销,1955年中共政府对粮棉主要商品的全面垄断进一步制度化,城镇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从此以后中国上千年的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制度不复存在,限制人们人身自由的户口制度开始实行了。

当时,由于政府的商业和工业企业无法与私人企业竞争,为了与民争利,中共政府采用商业垄断。以企使政府的工业企业及官员所在的城市可以用不公平交易对农村进行剥削。

统购统销不但对长期经济发展有着极大负面效果,而且在当时就已经造成了市场的严重供不应求,猪肉、蔬菜、粮食都由于统购统销的实行于1954年和1955年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这种统供统销带来的负面效果,却成为中共要求进一步推行商业和农业合作化的理由。

当时在野的非共产党人士非常清醒,对这些经济效果极差的政策有极大的反对声音,但他们的正确意见却被思想改造,肃反等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的威胁所压制,他们的正确意见中共根本就不肯采纳。

中共推动合作化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个人农场不利于机械化,不利于利用生产中的规模经济,不利于为工业提供原料,粮食等等。可这些说法都不能在现代经济学中找到支持。日本的小土地所有制,成功地实现了机械化就证明了这些论调的无知。

1954年,中共政府建成了67万个合作社,有1/4当年减产;1955年由于合作化,导致全国大牲畜减少二百万头以上,1955年合作社耕牛死亡60%,1956年9月猪肉和蔬菜供应非常紧张,加上合作化时农民大量屠杀耕牛,猪羊的情况,在出口未增加的情况下,大中城市猪肉供应下降,小城镇,农村集市则根本没肉卖。

所以合作化全国统计的粮棉产量增加是以产出结构扭曲加大,猪肉,蔬菜严重短缺为代价的。农业合作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力长期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很明显且勿庸置疑的。

4.反右运动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请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帐”。

一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

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此举让知识分子们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

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党和政府批评的言辞十分激烈、尖锐,有些言论甚至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反对党天下”等论调。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为日后的整治“右派”打下伏笔。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另一篇社论(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的罗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

1958年,中共中央对划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轻重作出六种处理,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被处以前两类处罚的右派分子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和不久之后到来的全国性的饥荒,这些被发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则被处罚从事没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如清扫厕所等,或者在被歧视的情况下继续原来的工作。个别人由于不堪侮辱自尽。一般来讲,受到中央点名的,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并在中央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受到冲击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销行政职务等,而来自基层单位默默无闻的众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经历了比较悲惨的命运,一些人因此客死他乡。从1958年起,一些右派们逐渐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冲击。在经历过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整治运动后,加上时间因素,二十年后活到1978年共产党搞的所谓“右派平反”时的仅有十余万人。

在2005年8月,中共向自己的省厅级以上干部解密的绝密档案透露:在1957年这场给党提意见而大祸临头的右派份子,不是中共以前骗人的55万,而是317万8千多人,还另有143万7千多人被划为“中右”……

也就是说当年被屈打成“右派分子”的有461万6千多!加上受牵连的家属子女,那可就是天文数字了!这些家庭成员所面临的生活、工作、升学的窘境和受到的精神摧残甚至长达几十年之久。而一个人的生命有几个几十年?

197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复了统战部上报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将其作为1978年的第11号文件转发全党。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对于错划的右派要落实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但是报告没有提到对错划右派的平反。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

中国共产党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定性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邓小平在80年代对反右运动也持这一看法。事实上,这证明中共对待右派的问题上,并无认错之意。

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或得到升迁,如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反右运动对后来中国的影响极其重大。它标志着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告一段落,今后工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政策中止,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从此压过了经济的发展。

而从反右开始,知识分子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及其政府,政治斗争从共产党对党外势力转变为共产党内部不同路线的斗争。在各个民主党派方面,经历过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骤然转变,各党派参政议政不复1950年代初期的热情,在政治生活中不敢发声,造成这些政党一步一步愈发边缘化。

经过反右运动后,中共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挂帅,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上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右”唯恐避之不及,“紧跟”毛泽东的指示,政治路线从此严重左倾。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这些变化为之后的“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

——本文部分内容取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0-1978)》(杨小凯着)、《中国的“劳动教养”是怎样教养右派的》(木人着)、《世界通史》和维基百科

吴庸:告别“共产主义”

【大纪元5月31日讯】(一)马克思的乌托邦

自从资本主义经济在世间有了相当程度发展,贫富差距拉开一定距离后,就有人向社会申诉这种差距不合理性原则。他们追求的理想境界最初表现为16世纪英国人莫尔所著《乌托邦》,继之则有17世纪德国人安德里亚所著《基督城》、意大利人康帕内拉所著《太阳城》,再后是19世纪圣西门、傅利叶、欧文的著作和实验。他们的主张被称作“空想社会主义”。这些学说式微后,19世纪30-40年代德国人魏特林、法国人卡贝鼓吹“共产主义”,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共有制”,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项原则印在1845年卡贝所著《伊加利亚旅行记》扉页上)。废除市场,不要货币,就地生产,统一分配,是这种社会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工人出于本能、尚欠加工的“空想共产主义”。当时的德国流亡者组织“正义者同盟”邀请马恩为他们拟订新的纲领,马恩就以自己的“共产主义”理念为他们撰写了《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原有的“人人皆兄弟”的号召,“正义者同盟”则改称“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是世界上笫一个共产党。从此,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成为席卷全球的变革社会的运动。

“各尽所能”和“各取所需”是共产主义的标志。它是空想者的前辈描述未来社会时分别确认的理想,卡贝把它们合在一起,认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共产主义”的劳动和分配的总原则。马克思在构思“共产主义”时,采纳了先驱的这个重要表述,也确认它是自己主张的“共产主义”的旗帜。(“各取所需”有时译作“各得所需”,两者的汉语表述略有主动与被动的区别。后来译作“按需分配”则歪曲了原意,不可取。)就总体构思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卡贝等人的“共产主义”并无实质区别,它们都具空想性质。但是,恩格斯说“不”。他认为,由于马克思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从经济上挖掘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渊源,把“共产主义”的兴起建立在资本主义必然被否定的基础上,因而使“共产主义”从空想转为科学。真的如此吗?让我们对此作点儿考察。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的立论基点是:作为理论抽像,商品实行等价交换,只有劳动力这种商品在出售时是不等价交换,它换回劳动力价值,还创造了剩余额。没有这个余额,资本家就无利可得,资本主义经济就无法存在。那么,怎样计算劳动力的价值呢?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因素是:(1)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2)劳动者子女成长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3)劳动者应受教育所需商品的价值。三项总和的大小决定剩余额的多少。问题在于,劳动力价值的可变性难以还原为它的现实性。以“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为例,这些价值不仅因不同地区自然特点的区别而使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自然需要不同,而且,这些自然需要因历史的发展表现为不同的文明程度和民族习惯,从而有不同的质和量。如何界定这种种不同是个难题。再有,这里涉及的是“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些价值由于多方面的影响也是不断变动的量,它的变动自然影响劳动力价值的变化,如何把握这种变量也是一个难题。这么多可变因素,虽然增强了论证劳动力价值的雄辩力,却使它难于具体化为可感的价值量。不应忘记,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计算是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而且,复杂劳动要还原为简单劳动,个人劳动要提升为社会必要劳动,这都是难以具体把握的。这里,抽像理论远离它的具体形态,以致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劳动力价值从抽像到具体的追求,最后也不得不宣告是徒劳的。所以问题归结为:从劳动力的买卖出发,如何验证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必然大于自身价值从而留下剩余价值?如果不能得到科学答案,马克思以此为基础精心构筑的资本主义必然被淘汰、共产主义必然取而代之的宏伟理论就始终处于虚无缥缈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始终是一个乌托邦。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宣告,达到“各取所需”的必要条件是:(1)生产的增长使“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2)社会分工消失,(3)脑体对立消失,(4)劳动成为生活第一需要。但是,什么叫“集体财富……充分涌流”?这是科学的严肃界定吗?依据这一表述能否准确判断“共产主义”所应具备的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如果说那时的经济水平无法进行科学推测因而无法准确表述,那么,人们只能处于朦胧认识状态,而这正是乌托邦作品的特点。还有,“分工的消失”,按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形像描述就是:一个人“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种想像并没有超脱19世纪农村生活模式,以为“分工的消失”不过是个人可以在“粗活”中自由流转,显然没有考虑未来人类对高深技术的掌握以及脑力劳动居主导地位的趋势。而且,在高度发达社会,人类竟然不具环保意识,仍以“打猎”为生活第一需要,也是难于认同的。他甚至说所谓“分工的消失”就是一个人随自己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自由发展”。这样的“自由”也许令人羡慕,但社会的各项公益事业如何有序进行却成了一道无解的高等数学难题。总之,它炫耀的未来之美好会使人向往,但它不能提供现实途径引导人们走向未来,经过无数次实验都无法接近所想像的理想境界,这样的美好设想只能定义为乌托邦--无可依托的邦国。任何宗教都是凭借想像构筑天国,把美好留在天上,马克思不同之处在于,他企图把天国筑在人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建立人间天堂的构思都注定是空想。

(二)马克思的乌托邦实验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诞生于西欧,但它在西欧工人运动中未能扎下根,倒是在落后的俄罗斯帝国获得积极回应:布尔什维克一举夺得政权并把他的“共产主义”奉为国教。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对落后国家的渗入可以迎合当地民族文化传统并与之融合,从而成为民族意识的一部分。它在中国的传播和渗透就显示了这个特点。

中国社会存在深厚和悠久的平均主义文化传统,最显著的标志是太平天国的纲领:“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种平均主义又称“农业社会主义”。土改时土地、耕畜平分,侵犯富农和中农生产资料私有权;没收地富房屋、家产甚至祖坟的埋藏物,侵犯消费资料私有权,结果是平均主义泛滥。土改后不久的高级合作化,说穿了就是不仅要搞掉新富农,而且眼红富裕中农私有的土地、耕畜、农具、技术等优势,无偿归大堆,便宜大家沾。这就是毛所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实际是共新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产。以一年多时间强行实现高级合作化后,又迅速实行并社运动,几个月内将全国74万个农业社并为2.65万个公社,使穷社共了富社的产(公社统一核算,使穷富拉平)、公社共了个人的产(社员自留地、自有林木、猪羊归公)。不难看出,从土改到公社化,平均主义或曰农业社会主义一直作为指导思想发挥作用,它反映的是破产的、好吃懒做的、农村游民的要求。

人民公社化在毛泽东头脑中却是另一种意义。他设想,公社使工农商学兵结合,这样的单位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型。中共中央的正式决议确认,公社是“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且预言“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样,就把实质是平均主义的产物包装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萌芽而面世,这就是本土文化消融外来文化的例证。由此引发了毛泽东的共产狂:(1)他用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加强对农民的控制,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把农村变成军营,用压制和胁迫手段追求生产的大跃进。(2)他把战争时期只能满足最低生存需要而平均分配的供给制称作“军事共产主义”,把八级工资制称作“资产阶级法权”,要求逐步恢复供绐制,破除工资制、等级制。(3)他把吃饭不要钱、大办公共食堂看作共产主义的起步,由此逐步推行“各取所需”。(4)在培育“共产主义”新人方面,以拔白旗方式大灭知识“威风”,提倡敢想、敢说、敢干,结果是生产队白手起家造飞机,村里计划两年出郭沫若。(5)到达“共产主义”的期限:他提出苦战3年改变全国面貌,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1958年郑州会议拟定计划:“15年内实行基本生活资料各取所需”。(6)他讲,到共产主义时无政府、无国家、无民族,又讲:家庭要消灭的。这就是毛氏“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其实质仍是以阶级斗争观点观察社会,以军事斗争方式处理实务,以低水平物质条件强行向“各取所需”过渡,杂以对“共产主义”的想入非非的议论。外来的“共产主义”落到这个远离现代进步潮流的华夏大地后演出的闹剧是何等荒唐,于此可见一斑。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中共中央“共产主义试点”河北省徐水县,全县农业社合并为一个公社,农民的房屋、树木、猪只、羊群、大车全部归公,农民、工人、干部吃穿住用行由公社统一供给,宣布5年进入共产主义。1958年3月21日毛批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3月到10月有32万中外人士到徐水参观。到12月,因无力兑现吃喝穿用的供给只得宣告夭折。比徐水更积极的山东省范县县委书记鼓吹两年后进入共产主义的情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色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毛看后大加赞赏。但陈伯达去调查,发现虚夸严重,最后不了了之。最奇特的是,湖北省当阳县跑马公社党委书记宣布1958年11月8日为共产主义开始之日,会后人们纷纷到商店抢东西,早去的抢的多,最后一个只抢了两筒蜡纸。然后就抢吃。户家的鸡随便抢走,队里的菜随便挖走。这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向中央报告的实事。

1958年“共产风”是一场毁禾稼、摧屋舍的飓风。湖北省委书记王延春说:“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省级,下至小队,一杆到底。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至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夜壶,什么都刮。”普遍的、凶恶的对农民及其依以生活的生产队的剥夺引起农民极大恐慌,或藏,或拆,或卖,或宰,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1961年比1957年,全国耕地减少2亿亩,大牲口减少1/4以上,农具减少40%,劳力减少2000万。马克思的乌托邦经毛泽东一伙转化为实际后就是这样一场共产浩劫。

中共领导层并未因此汲取必要的教训。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把这场浩劫的造成归之为“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说得何等轻巧!让人不明白的是,连“夜壶”都共产,用“骄傲自满情绪”解释得通吗?所谓“急于求成”,就是急于强迫农民集中锅碗瓢勺吃食堂、男女老少分开住,破坏数千年来形成的家庭传统,只这一桩就足以看出“急于”祸害百姓的无赖相,哪里有什么用心善良的君子心肠?“主观努力”就是强迫农民交出粮食而“努力”于捆绑吊打,“努力”于不准农民出外讨吃,活生生饿死至少3000万百姓,对此可曾有过一点自责之意?既要检讨就不要文过饰非。要是不想认真自我批评,那么,当人们认清真相时,就不仅要告别“共产主义”,而且要告别“共产党”了。

(三)马克思的乌托邦行将就木

马克思、恩格斯将“共产主义”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奉献给无产者。他们对自己构筑的“共产主义”的到来充满信心,以为这种人间天堂定会给人类带来永世的、最高的幸福。当然,为此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存制度。马恩当时认为,这一任务要靠几个先进国家(比如德、法、英三国)无产阶级同时起来革命才能成功。所以,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后,列宁说: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于是成立第三国际,发动世界革命。1919年列宁在第三国际成立大会上高呼:“让伟大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在1920年诞生吧!”他的急切心情由此可见。但天公不作美,策动的欧洲革命成了短命鬼。德国巴伐利亚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仅存19天,德国不莱梅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仅存25天,芬兰社会主义共和国仅存100天,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133天,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1个半月。策动相继失败,只得亲自出马。苏俄派出大军由托洛茨基指挥侵略波兰,直抵华沙城下,企图由此通往西方,输出革命;派出红军侵略伊朗,在其少数民族区成立受苏俄指挥的吉朗人民共和国;派出部队侵入中国蒙古,唆使蒙古依附苏俄而独立。它还准备入侵阿富汗而拉拢印度,发动东方革命。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侵略”,但是《共产党宣言》教导说“工人无祖国”,所以共产党人把霸占别国领土叫作“革命”。并吞波罗的海3国、与希特勒秘密瓜分波兰,都是以“革命”名义实行的。这样,赤裸裸的侵略也就远离人类和谐相处的“共产主义”理想境界,屠戮异国百姓以换来自己有朝一日可以享受“各取所需”的幸福,也就违背“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共产主义”这种空想学说到了列宁、斯大林手中就变成以美好远景诱骗大家去替一小撮人卖命以壮大他们的势力范围,这才是事情的实质。

在对外扩张势力的同时,列宁不忘对内推进“共产主义”。1920年他宣布“再过10-20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全集2版39卷311页)为此而采取一些取消贸易、消灭小生产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措施,引起社会普遍不满,农民暴动四起,列宁承认犯了错误,改行新经济政策,10-2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保证也就不再提起。到1936年,又提起“共产主义”。苏联宪法宣告,苏维埃国家正逐步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过渡。“共产主义”的招唤再次降临,但它没有引起社会兴奋,因为当时舆论的关注点是斯大林的大清洗、大屠杀。党内元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成了“国际间谍”、“恐怖分子”、“叛徒”、“匪帮”。布哈林为了保护妻子不被杀害以便将来替自己申冤,向当局投降,承认“面对一台地狱般的机器,我感到我无能为力”,“我向党和国家屈下了我的双膝。”把一个人的正直、良心彻底摧毁,强迫他自污、自残、自秽、自詈,还有比这样的制度更凶恶、更暴虐、更残酷、更可怕的么?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下,连摆脱恐惧的自由都没有,却让人们相信将把“各取所需”的享受付予他们,这不是天大的谎言么?不过,共产党如果不以“共产主义”乌托邦招示众人,还有什么可吸引群众的呢?所以,人间天堂的谎言还要继续骗下去。1961年苏共22大,赫鲁晓夫宣布,1980年苏联将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他除了许愿外,没有任何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积极步骤,不过是许下空头支票。勃烈日涅夫上台,这人只对自己胸前的勋章有兴趣,“共产主义”云云在他那一代领袖中间早已没有踪影,所以,他在苏共27大留下这么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到2000年达到在生产率上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这句话表明,这位苏联领袖已经昏愦老朽到不知所云的地步。好在不用等到2000年苏联就烟消云散,苏共也寿终正寝了。这个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共产帝国留下的是它自己写就的罪恶的历史。

苏联和东欧巨变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它传达给世界的信息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丧钟业已敲响。20世纪“共产主义”造成的祸害已经使人类清醒,各国掀起的退党高潮迅速演化为以“共产主义”为标志的政党的衰减。苏东剧变后,全球共产党由180个减为120多个。美共成员由2万减为5000,加共成员由3000减为600,英共成员由7600减为600.党员过万的共产党30个,执政和参政的共产党约25个。可以从这些不十分确切的数字看出宏观趋势。意共是大党,也是别树一帜的“欧洲共产主义”中坚力量,1977年拥有181万党员,80年代末降为80万左右,苏东变色,意共宣布自动消亡,另组“左翼民主党”,成为社会党国际的一员。意共另一部分则建立“争取共产主义重建运动”。法共、日共也是大党,它们都在党纲中取消“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虽然仍然名为“共产党”,事实上已不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已非共产党化。原英共领导人认为,“1917年的政治实验以灾难而告终”,“共产党的时代已经结束。”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承认,苏联模式是“强加于我们的”,他主张结束该党活动。结果这个党自动消失。苏东之变摧枯拉朽般地引发共产主义势力瓦解。布热津斯基当时预测:“到下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将作为20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性的畸形物载入史册。”

(200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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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52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高仁:饿人传说

【大纪元5月31日讯】(一)

1958年至1962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未有定论。直到现在,这个数字仍然是个禁区。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的学者金辉想清理那笔糊涂帐。在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饿死 的人数作了深入探讨后,他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

但根据过来人描述,当时平原地区由于可食的草根树皮稀少,饿死者可能有50—60/100左右,山区因有草树等物充饥,饿死者相对要少,到了后来,可食的草树也即将面临绝迹,所以山区人最饿的时期反在62年后,饿死人的情形在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大约死了30—40/100。

按照当时大约六亿人口依此推算,俄死者可能至少得上亿。

(二)

少数民族地区因为偏远,或说“政策”较宽松,允许私人垦地种粮,甚至还有积余,在62年后,“接济”了不少周边的汉族人,条件是汉族人为其打工。我爷爷俄死之后,全靠我叔替少数民族的一家人放牛换粮食,父辈们才得以幸存。

人饿急了,可以产生多么可怕的想法和行为?有一家已饿的只剩下爷孙俩,眼看草根树皮殆尽,爷爷就打起了吃孙子的注意,但嫌孙子太瘦弱无肉,就自己忍饥挨饿,把草树节省来喂孙子。孙子看见爷爷都舍不得吃却给自己吃,自己也舍不得吃,每次都悄悄的又节约下来盛回爷爷的碗里。但后来,草根树皮也被人们吃光了时候,孙子就成了爷爷的腹中餐。

后来,事情败露,爷爷被枪毙了。

很明显,我说这个故事的目地不是为了宣扬什么苍天有眼,更不是为了宣传中共的法律公正严明。

当这个故事冲击我的耳膜的时候,我的鼻子有些无法让我的思绪保持镇定,这个悲剧背后到底还有些什么需要我解释?

(三)

在1950年以前,我爷爷有很多地,很多的意思如果爷爷要步行把自家的地看完,吃过早饭后,逛一趟回来,就是中饭了。

某一天,一个过路的术士朝我的奶奶讨水喝,我奶奶看他很饿,就留他吃了一顿中饭。
饭后,术士把爷爷叫在一边,说:我付不起饭钱,我只有一句话,如果您想将来儿孙平安,必须把家财散尽,但你------

我爷爷从此豪赌,当家财散尽只有一间草棚的时候,共产党来到,爷爷被评为贫农。爷爷这才明了那位术士的话,好险,如果还有那么多地,一家人遭枪毙都绰绰有余,儿孙焉有平安?不久,爷爷就饿死了,死于所谓的“灾年”。

假如我说,如果叫你散尽家财,能保将来平安,你能不能做到?

不能。

假如我说,如果我叫你把曾加入过的党啊、团啊、队啊,退了,你只需向空中说一声“是”或点一下头;你能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