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9月12日(星期二)
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耿和被软禁近一个月来,星期六在警方的监控下主动致电告诉外界,高智晟的事是家事,不需要外界再关心。据与她通话的胡佳表示,耿和此话不仅不通情理,而且语调牵强,其中一定另有内情。另外,高智晟的两个侄子在警方的陪同下见过耿和。
记者采访了孙不二的母亲,他母亲一直在哭,他妈妈说:“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都被打了,有三、四个人,但只有一个人动手把孙不二打晕啦,半天他才有反应,我后来说:‘打死人了。’国保后来用砖头打,打得太厉害了,往孙不二头上打。当时我挡在儿子前面,国保就把我移开,就往他的头猛击,我也被打在头部,我还跟国保说:‘我才开了刀’,他照打,我都吓昏,好毒,我以前真是没看过,以前听了九评说共产党怎么样?还有点半信半疑,我现在觉得共产党是黑社会。”
赵昕的妻子接受大纪元采访时透露,赵昕是在8月19日晚上10点半被当地派出所一个罗姓警察带走的。赵昕妻子后来去找警察,得到的消息是赵昕被遣送云南老家了。赵昕曾在失踪前一天(18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呼吁海内外良心人士:搁置一切分歧、同心协力营救善良、勇敢、高尚的中国良心高律师,作最坏的考虑尽最大的努力,破除中共分化瓦解正义力量的企图。 他说,唇亡齿寒。当局现在对高律师和陈光诚下手,只是第一步而已,接下来就将是其他人,不断分化、瓦解、打压,逐个清除。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破除中共这种企图。
每当人们喜气洋洋准备欢度春节的时候,我们这些被人遗忘的老人,(说是退休工人,却不如社会最底层的人,每月只有120元退休工资,)就老泪纵横、疾病缠身、过年如过鬼门关。
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今天抨击中国当局采取加强管制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资讯新措施是一项“负面发展”,并矢言将在欧盟与北京展开人权对话期间提及此事。
被指责箝制新闻自由的北京当局进一步紧缩对外国媒体的管制,引发无疆界记者组织的严厉批评说,中国共产党的发声机器─新华社,扩权到审查外国通讯社发布的新闻,而且有权删除稿件内容,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令人愤怒。
前任英国广播公司时事评论员,前香港信报总编邱翔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取消对华军售禁令的问题上,现在的情况比2004年还不乐观。北欧的一些国家自不必说,它们一直比较强调人权,认为中国人权状况没有改善,所以这个问题暂时要搁置起来;如今,就连原本支持取消禁令的法国和德国也没有原来那么积极了。
政治学习,改造思想,这类事情中国人都多多少少经历过,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何人的思想需要改造?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的一套好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都是反人性的,不可能在大众中自然产生。也正因其反人性,在民众思想没有改造好以前,稍微放松思想控制,就会造成人性的复苏,危及中共统治。更何况共产党本是西方的舶来品,是被唾弃的政教合一的独裁体系,与中华民族文化极为抵触。中共要想立足,就必须营造一个党文化环境,改造思想就成了必须而迫切的一步。
在北京,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盛华仁声称: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要防止西方敌对势力“渗透”。他振振有词地说:“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大做文章,妄图从基层选举中寻找突破口。”
中国是世界上自杀人口最多的国家,每年有三十万左右的中国人自杀身亡,占全世界自杀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五,而每十万人自杀三十人的自杀率也高居世界之最。自杀,是人类发生心理和精神问题的一个极端表现。根据中国官方的数位,中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人数高达1,600万,超过人口总量的千分之十。而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中国人数量,官方专家估计,高达近两亿人。如果考虑到大部分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隐性特征,中国人心理和精神不健康者数量,将数倍于此。
自改革进入深化阶段以后,国有企业员工下岗失业的原因大多数都是由于政策原因造成的,特别是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下岗失业更是如此。失业者不是由于自身不努力而下岗,他们曾经是模范、先进工作者、单位的骨干,本想依靠自身的努力和企业共存亡,但政策是无情的,他们或因为年龄太大(说大也不大,到中央都是青年干部),或因为积劳成疾,或因为单位整体被裁撤,反正没有一个是自愿离开自己劳动了半辈子工作岗位的。
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星期一说,中国的爱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中国在落实爱滋病防治政策以及发挥公民团体的作用方面还需要加强。这位联合国官员还指出,中国警方必须停止对爱滋病工作者的骚扰和拘押。
中国政府一向认为,人权问题是内政问题。中国政府一向反对干涉内政。中美都有人权问题。美国无权指责中国。尽管中国政府并非民选,西方反华势力更是常常攻击中国的内政, 诬蔑它是劣政加暴政,中国与美国其实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当然,中美又各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本文仅在此抛砖引玉,小列二十一条中美异同,以飧读者,更以此证明反华势力的攻击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共产党也有好人,中共能变好”,如果按着这种逻辑,各朝各代都不应该灭亡,因为任何时代的统治者中都有好人!一个政权腐败到一定程度,就应该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这是历史的规律。如同一个苹果已经腐烂了,其臭气冲天,应该把它扔进垃圾堆。你不可能说这个苹果还有一点没有腐烂,就不能丢,从而让臭气散发满屋。
我们看到的是“暴力下的和谐”。在政府强大武力的压制下,局势平静下来,紊乱终于变成和谐。由此看来这暴力还真是有效。由此,我联想到去年的太石村、汕尾东洲村,联想到重庆重特,联想到其它类似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之中,政府无一例外地以武力解决问题。打你,抓你,没商量,一切取决于拳头、力气与武器。
从上个月开始,“铁甲城管”一词,正式进入了大陆的大众语汇。这首先倒不是因为人们发现广州,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开始对城管人员装备钢铁头盔、防刺背心、防割手套和反光背心,而是因为8月11日,北京无照小贩崔英杰,被城管执法行动激怒,用尖刀将城管分队长李志强刺死,引发了舆论的广泛议论和争论。这些议论和争论中,许多人质疑大陆当局把城管“铁甲化”的措施,尖锐地批评当局正在把大陆社会领进“铁甲城管”的时代。
从小酷爱写作、读书,六年前创办地下文艺刊物〈水沫〉的湖北交通警察吴幼明,近期成了众多大陆网民的关注焦点。今年初以来,他分别在互联网和报章上发表了〈交警为什么热爱罚款〉、〈罚款任务猛于虎--一个民警对罚款任务的反思〉、〈活人上户难,死人不销户〉等多篇文章,揭露警队工作及体制的流弊,并提出改革建议,可是这样温和的个人抗争行为,仍不见容于专制的中国社会,当局正以非法出版和发行的罪名,对吴幼明采取行政处分,支持他的网民都担心当局还会有进一步打击报复行动。
张思之大律师是中国律师界权威人士,他在六月十四日下午发表的观点大多是正确的有影响力的,但是在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绝食运动的观点上,我和郭国汀一样不能同意他关于:“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律师绝对不应该做的,千千万万不要做,我在这里第一次公开的讲这样一句话:例如所谓的绝食,我不具体分析这个事件了,我跟个别同志,比如李和平律师,我曾经很坦诚的讲过我的意见我的看法:那些事情我借用一个词是只能自毁我长城,只能是我们自己毁灭我们自己,是不是?”。张思之律师的出发点是想保护律师事业,不忍看到律师业被中共大开杀戒。
9月14日,是清水君入狱的3周年。作家黄金秋,以清水君之名驰骋海外网站。他在马来西亚获英国林肯大学资讯理学士学位后于2003年8月回国,立即被共警跟踪。9月14日,他先被连云港公安局以涉嫌以涉嫌“非法传销”为名扣押,7日被江苏常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名刑事拘留,成为中国首例“归国留学生因海外民主言行受审案”的被告人,一年后,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处12年徒刑。时年30岁。9月14日,是清水君被绑架3周年。大纪元特发表徐沛的文章以示纪念。
8月15日晚8点,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区国保大队一行6人,闯入法轮功学员熊金泽家,企图绑架他。熊设法逃脱后,熊的妻子担心公安再度骚扰,遂让其姨母带着7个月的女儿暂时离家回避。当晚12点半左右,三人刚走到火车南站大院时,见一辆轿车从后面慢慢开来,前行至三米远处,突然朝怀抱婴儿的姨母急速倒车,并来回碾压,致使姨母被当场压烂,婴儿被撞出十几米,四根肋骨断裂,遍体鳞伤。
丹麦红绿党国会议员佩尔. 克劳森 (Per Clausen)主持了此次会议,他表示:“我很关注中国的人权现状。今天我在这里与麦塔斯先生联合召开这个会议,是代表丹麦政府,丹麦人民对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作出反应。这是一种对于人权问题的行动。”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导说,湖南北部岳阳的流入洞庭湖的新墙河发生污染。与此同时,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表示,自从去年11月东北松花江发生严重污染事件以来,中国又发生了一百三十多起水体污染事件。有评论家指出,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强调经济增长为第一优先的政策以及对新闻媒体的越来越紧的控制,促使中国的环境污染持续恶化。
据香港大公报和新华社报导,乌鲁木齐市环保局、水务局和监察局等单位联合组成的执法组于六日至八日对冰川进行了检查,检查组发现,在本不属于旅游景点的一号冰川,旅游者只要花二十元,便可以进入一号冰川,与冰川亲密接触,这些旅游者把垃圾随地丢弃,使纯净的冰川遭受污染,当地经营者还为旅游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出租防寒羽绒服、代步的马匹、过夜用的毡房。
德国明星杂志(Stern)九月十日在《诱惑者》和《暴君万岁》两篇文章中这样写到:尽管毛泽东直接或间接的杀死、迫害、饿死或者关押过多少中国人,尽管按估算有近七千万人死于毛统治下的共产中国,然而中共当权者在毛死去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拒绝揭示那段历史的真相。实为暴君的毛泽东在中共的宣传中总是一副光辉伟大的形象。毛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的罪恶今天仍旧被极力掩盖。
四川省这个领导干部出国培训一年不得超过一次的规定,也从侧面暴露了以往有些领导干部出国一年是不止一次的。那么这些领导干部一年多次往国外跑究竟干了些什么呢?是真的对国外的体制建设、先进管理经验感兴趣、还是借培训等公事之名到国外游山玩水呢?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越来越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其实在组织部门之前,坊间和有关学者已经早有议论。
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第八十七回“凤仙郡冒天止雨 孙大圣劝善施霖”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凤仙郡侯上官氏,在玉皇大帝下界视察之日,竟与妻子恶言相斗,把献供斋天的素供桌推倒,唤狗来吃了,且口出秽言。玉帝见他不仁,犯有冒犯上天之罪,就在披香殿立下三事,即鸡吃米山完、狗舔面山尽、灯焰燎烧锁梃断,才肯降雨于凤仙郡。
【大纪元9月1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报导)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耿和被软禁近一个月来,星期六在警方的监控下主动致电告诉外界,高智晟的事是家事,不需要外界再关心。据与她通话的胡佳表示,耿和此话不仅不通情理,而且语调牵强,其中一定另有内情。另外,高智晟的两个侄子在警方的陪同下见过耿和。
维权律师高智晟的朋友胡佳星期一告诉记者,耿和在上星期三突然主动打电话给他说不需要外界再关心高智晟的事了。胡佳星期一表示---
胡佳:她就告诉我说:知道我在外边为高律师做的努力,也谢谢,但现在高律师在里面挺好的,也写了字条告诉她说很多事情他的确有问题,相信政府会调查清楚。现在不需要外界再参与更多了。
这让我非常震惊。尽管有格格的事出现,就是耿和非常严厉地把格格叫回去;但她在请律师的方面,她这样表达还是让我感到非常意外。所以我又问:嫂子,你看到的东西是高律师的亲笔吗?她说是。但是她说这话不是很连续的,不是很自信的。
我又问她非常关键的一句:嫂子,你身边有警察吗?她说“唔”,她回答这“唔”倒是很痛快。我可以这么讲,在整个电话中只有这个“唔”是让我感觉确信的,其他的任何回答我都是怀疑的,甚至否定的。她打到这里的时候电话突然断了。我想像中是她电话被警察拿过去了,警察疑虑了,电话被切断了。
我马上再继续打,还是没有办法。我只好停下来,一会儿,突然电话又响了,打回给我,是耿和,声音是强作轻松,说:胡佳,你又打回来了是吗?我再次问她:你身边是不是有警察?她说“唔”,然后说:胡佳,我们家的事你不用再管了。把电话挂了。我再打过去,又有人接起来,然后有声音,是耿和,似乎是在叫格格把手提电话关掉。此后,我的电话也被彻底切断了。
胡佳还透露,星期天,高欢和高欢龙见过耿和---
胡佳:在昨天,高欢和高欢龙被陕西榆林佳县的国保从北京接了去找耿和。在耿和那里用高显留给高欢的电话打电话给高智晟的大哥高智义。耿和打了二三分钟,只说了一句话好像听得清楚,说不管高智晟出了什么事,她会照顾好老人,但高律师的父母都过世了,家里没有老人了,不知她说的老人是谁。因为高显当时在他父亲(高智义)的身边,只能听到耿和从头到尾都在哭。
记者随即拨打耿和常用的市话小灵通,但一直占綫---
电话录音:嘟嘟嘟。
记者接着拨通高智晟的大哥高智义的电话---
高智义:高显回来了。
记者:平安吗?
高智义:平安。
记者:高欢和高欢龙呢?
高智义:他们明后天回来。
记者:为什么那么晚回来。
高智义:不知道。
记者:他们好吗?
高智义:好着呢。
记者:你签署委托书吗?
高智义:没有。
记者:你能告诉我什么?
高智义:不能告诉,也没什么。
记者:你那儿有警察吗?
高智义:没有。
记者:你准备去北京吗?
高智义:暂时不准备去。
记者:为什么不准备去?
高智义:以后再说吧。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9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唐宇采访报导)当地时间9月12日晚9点35分左右,准备竞选武汉市基层人大代表的中国泛蓝联盟负责人孙不二,遭到当地国保殴打,被打得头破血流。记者发此消息时,孙不二已去当地医院就医。记者采访了孙不二的母亲,他母亲一直在哭,他妈妈说:“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都被打了,有三、四个人,但只有一个人动手把孙不二打晕啦,半天他才有反应,我后来说:‘打死人了。’国保后来用砖头打,打得太厉害了,往孙不二头上打。”
孙不二的母亲说:“当时我挡在儿子前面,国保就把我移开,就往他的头猛击,我也被打在头部,我还跟国保说:‘我才开了刀’,他照打,我都吓昏,好毒,我以前真是没看过,以前听了九评说共产党怎么样?还有点半信半疑,我现在觉得共产党是黑社会。”
孙不二的母亲看到儿子受伤如此严重,情绪开始很激动说:“我决定跟共产党斗到底,谁涉及到民主的问题,它就对谁毫不留情,它们派流氓来打我儿子,我支持我儿子,他是对的,我要永远支持我儿子,跟这些邪恶的政党斗到底。”
此时,孙不二的母亲几乎崩溃地说:“做人要做到这种地步,太悲哀了,共产党真是罪恶,我儿子都晕啦!叫他别打他还打!(大哭)我恨共产党,我要为我儿子出气,共产党这样打我儿子,我退党了,我退党啊,当时我儿子眼睛都看不见了,(一直哭……)我们跟别人没有冤,这个邪恶的政党……”记者无法再听清他母亲说什么了。
而受伤的孙不二告诉记者,“我现在头很昏啊,就是因为选举,不然我们有什么矛盾啊?被国保打的,我把照片发给你,我要去看医生了。”
孙不二较早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和其他2位参选的泛蓝成员万里、倪江峰,多次遭到武汉公安及社区安保等不同程度的跟踪和监控。当地有关部门使用各种手段阻挠这种民间参选,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很大的压力。
孙不二此次用原名文炎参选,并开始在江汉区内进行竞选宣传,介绍参选纲领、派发印有孙中山头像以及要求平等均富等口号的文化衫。得到选区很多选民的支持。他宣布参选后,频频遭到选举单位及公安施压,竞选活动被破坏。
据说,社区有一个安保队,是派出所出经费雇的安保队来协助居委会搞社区管理,他们负责收孙的传单。武汉市政府公布了这三个人要由公安、社区盯住他,把他作为犯人监控,对他采取了刑侦的措施。孙不二表示,原来只是派出所暗中破坏,然后是公开的抢、公开的收;再来就是召开所有党员大会,派出所还上门做选民工作,说“我们是海外派来的。”
【大纪元9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北京民主人士赵昕自8月19日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其亲友非常担心他的安危,呼吁外界关注。大纪元记者多次拨打赵昕手机,都处于关机状态。记者致电北京市公安局及赵昕居住的北京海淀区派出所,对方均表示“不知道”。
赵昕的妻子接受大纪元采访时透露,赵昕是在8月19日晚上10点半被当地派出所一个罗姓警察带走的。赵昕妻子后来去找警察,得到的消息是赵昕被遣送云南老家了。
8月19日下午3点7分,胡佳等曾接到赵昕发来的短信:“市局找我到派出所谈话,如回不来,请代为照顾家小。”
在赵昕失踪一周后,现居云南昭通的赵昕父亲接到记者询问赵昕下落时才知道赵昕失踪。传
赵父9月11日表示,他10日下午找到当地国保负责人马玉良,询问儿子下落,马玉良表示,“我们不知道此事,也没有谁通知我们说赵昕要送到昭通来。”马还劝赵父不要过分担心,赵昕应该是安全的。
贵州民主人士廖双元10日表示,北京市警方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应及时的告知其家人。不要再做这样如此伤天害理的事了,以免将来报应不爽。特望国际社会都来关注一下赵昕先生的失踪情况,共同谴责北京公安的违法乱纪行为。
据赵昕妻子透露,自8月初以来,警方通知赵昕不能离京,他家门口楼道虽然没有国保或片警,但每天都保持有一个年轻保安,不过基本并不影响赵昕出入自由。但在赵昕失踪前一周内,警方要求赵昕如果外出要给他们打电话说明去向。自8月16日开始,需要外出就基本上是先通知所在小区的罗姓警察然后由他批准并跟随。
传与营救高律师有关
自高智晟律师被抓捕之后,张鉴康、邓永亮、欧阳小戎、马文都等多名异议人士失踪。据赵昕的亲友推测,赵昕失踪很可能是与他倡议营救高律师有关。
贵州民主人士曾宁指出,政府、警方之所以拘捕这些道义人士,很可能是为了防止、防范这些异议人士肯定会有的、而且会是持续不断的呼吁、声援、救助高智晟等的行为。
他说,不排除还有一种极坏的可能,就是这些异议人士的“失踪”、被抓捕,也极有可能是为了收集、做定“高智晟案件”的旁证材料,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也是必须从一开始就引起海、内外的朋友们,以及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
赵昕曾在失踪前一天(18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呼吁海内外良心人士:搁置一切分歧、同心协力营救善良、勇敢、高尚的中国良心高律师,作最坏的考虑尽最大的努力,破除中共分化瓦解正义力量的企图。
他说,唇亡齿寒。当局现在对高律师和陈光诚下手,只是第一步而已,接下来就将是其他人,不断分化、瓦解、打压,逐个清除。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破除中共这种企图。
他同时表示,每个个人的力量都很重要,每一个智慧火花的作用都不可低估。大家都来集思广益,制定全套的、切实可行的各项营救措施,国内国外配合互动,这样才有希望将高律师营救出来。(
【大纪元9月12日讯】每当人们喜气洋洋准备欢度春节的时候,我们这些被人遗忘的老人,(说是退休工人,却不如社会最底层的人,每月只有120元退休工资,)就老泪纵横、疾病缠身、过年如过鬼门关。谁能相信?──在目前整个社会从业人员和非从业人员社会保障逐渐有秩序地完善过程中,我们这些退休工人却过着无人关心、无人过问的痛苦生活。如今我们年龄大都在70岁以上,而每月退休工资只有120元。这120元还是我们经过多次磨难争取来的。
今天在上海这个高度文明、发达的城市中,居然还有这样的怪事在发生!虽然我们的派出代表多次向上反映,但是最终没有一个权力部门愿意解决此事。他们都互相推诿,最终不了了之。真是不可思议、令人深思啊!
我们原是上海市龙华羊毛加工厂的职工,现由徐汇区龙华街道管辖。1990年因烈士陵园建造,单位厂房需拆迁(按道理应该都要妥善解决我们这些年龄大的养老问题)。由于我们大都年龄偏大,于是大都办理了退养手续,年龄小的被安排到其他单位。
当时有80多人(2004年初40多人,目前只有20人左右),动迁补偿费和场地归龙华街道所属的龙华经济发展实业总公司,场地早已用于其他投资(这些投资也足以养活我们这些人,并足足有余)。我们这些老人退养后,由企业(动迁后属街道管辖)每月发放生活费。当时没有“最底标准”,这个说法,(现在有街道派人每月发放)。从最初43元到70元,一直到2004年,增加到120元(现在街道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这120元到底是什么钱)。
93年社会实行保障,由于当时办事人员的失责(这是他们自己承认的),考虑我们都已办理退休和退养手续,认为不需要再办理社保,就不再给我们转入社保。(经有关法律部门谘询:93年之前退休的,按照老人老办法可以补办补缴进社保)。结果他们没料到,社会在不断进步、完善,退休工人的工资也有了最底限度,并且每年不断增资。
由于大家都不懂法,都稀里糊涂地在混日子,我们这些没有背景、没有文化的退休工人后来从电视里看到、听到有关退休工人的政策,就到街道反映,要求增资。
但是,街道采取不理不睬态度,吵得厉害了,就加点。有的向市里、区里反映,上面很重视,但下面最终没有解决,欺上瞒下,最后无声无息。我们这些老人哪有精力、体力、财力等去和他们周旋,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去奔波、打持久战和疲劳战。
这些费心、非力、费精神的事,正常人都吃不消,何况我们都是些年老体弱、没有背景、没有文化的老人呢?我们都是些即将步入黄泉之路的老人,大都靠子女接济,靠邻居帮忙,有的孤寡老人只能靠自己的微薄收入,饥一顿、饱一顿,最后生老病死,有的临死都没人知道。真是可怜、可悲!死不瞑目啊!
为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没有任何部门或者领导敢去纠正、解决?为何我们这些退休工人竟连无业人员,犯罪份子都不如?连社会最底保障都没有?
难道我们的社会真得就无动于衷地对待我们?难道真得没有一个部门、领导、新闻媒体敢出面过问妥善解决我们的问题?
当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民众知道此事时,不知作何感想?!
我们曾经给市里、区里、电视台反映此问题,虽然这些机构能及时反馈来访信件,一封封向下传达,要求下面核查解决,但到具体部门就没有声音了,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上海市社保中心回信,建议我们向有权利的部门反映解决,但有权利的部门到底是哪个?没有一个敢承认。我们不知道到底找哪个部门?
为此,我们只能含泪向社会呐喊──向社会、新闻媒体呼吁:请救救我们,为我们这些被人遗忘的退休工人伸张正义,维护我们的合法权利!
上海市徐汇区龙华羊毛加工厂
全体退休职工
2006年1月18日
〔推荐者:(浙江湖州)范子良〕
提供者附言
洪博士:
这篇呼吁书是犬子发在我的hotmail信箱里的。因hotmail信箱有一个多月打不开,耽搁太久了,实在对不起这群苦难的老人。
上海的“低保”已从290元加到400多元。7月份开始,搭公务员加薪的便车,全国的退休职工也加工资了。我已在上月拿到二个月的补发工资,但比浙江加幅小。按浙江加工资推算,基数每人56元,工令工资分三档,60至70岁(女性56岁起)每年1.5元;70至80岁每年2.5元;80岁以上每年3.5元。看来上海的贪官将社保资金贪光了,因而加得少。更可怜的是,上文呼吁书中的这群老人,用呼吁书中的话:真是可怜、可悲!死不瞑目啊!
他们说:我们只能含泪向社会呐喊──向社会、新闻媒体呼吁:请救救我们,为我们这些被人遗忘的退休工人伸张正义,维护我们的合法权利!
借洪博士的“宝地”,向这群苦难的老人伸出援助之手,为他们呼吁!为他们呐喊!
(转自民主论坛)
【大纪元9月11日报导】(中央社布鲁塞尔十一日路透电)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今天抨击中国当局采取加强管制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资讯新措施是一项“负面发展”,并矢言将在欧盟与北京展开人权对话期间提及此事。欧盟执委会发言人莱登柏格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昨天宣布的这些措施,让欧盟执委会深感忧心。”
莱登柏格说:“在这个周末(九日)举行的欧盟和中国高峰会期间曾讨论到舆论自由的问题,我们曾强调,我们强烈反对诸如此类限制作法。”
依昨天公布的规定,外国媒体必须获得中国国营通讯社新华社同意,才能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图片和照片。
新规定授权新华社得就外国媒体在中国境内发布的新闻进行审查以及删除被认定为违禁的内容。新规定亦寻求禁止包括路透社和彭博社等国际财经资讯业者,直接向中国客户出售资讯服务。
外国媒体长久以来一直被禁止直接向中国媒体贩售一般新闻,但外国媒体业者先前得直接向中国境内银行、经纪商和企业贩售财经资讯服务,前述客户在全球市场进行交易时仰赖这类资讯。
此外,新华社将每年进行检讨,决定是否核发新商业执照给外国媒体。违反规定的外国媒体将遭到警告或给予改正错误的宽限期。
【大纪元9月12日报导】(据中广新闻刘芳报导)被指责箝制新闻自由的北京当局进一步紧缩对外国媒体的管制,引发无疆界记者组织的严厉批评说,中国共产党的发声机器─新华社,扩权到审查外国通讯社发布的新闻,而且有权删除稿件内容,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令人愤怒。中国刚颁布得这项法规名称是“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这项新规定要求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照片和图像时,必须首先得到中国官方新华社批准。
新华社每年对外国媒体进行评审,以决定是否延长外国媒体的经营许可证,凡违反规定者会受到警告、限期改正等处分。
外国媒体如果发布了中国政府禁止的消息,或自行开拓新闻用户,就会遭到暂停或取消工作资格的惩罚。这项办法适用于台港澳的通讯社。
一般认为,这是北京当局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对中外媒体使出的杀手鐧。
由于这对外国讯社冲击太大,无疆界记者组织今天发布声明说,此举令人愤怒,令人忧虑,这对在中国新闻圈内居于关键角色的通讯社记者造成威胁。
无疆界记者曾于去年发布一篇报导,题目是“新华社:世界最大的宣传机构”,现在特别将此文登于网站上。
在大陆的外国讯社记者已表示,应联合起来反抗如此不公又开倒车的规定。
中广记者刘芳美国华盛顿报导
【大纪元9月11日讯】(美国之音记者:蔚然2006年9月11日华盛顿报导)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目前正在欧洲访问,参加第九次中、欧领导人会议和第六届亚、欧首脑会议。温家宝此行再次推动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温家宝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很难取得进展。*联合声明调门低*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欧领导人会议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呼吁欧盟采取正确的政治决策,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温家宝表示,这符合欧洲自身利益,问题解决得越早,带来的好处就越多。
然而,会后的联合声明只是说,欧盟承认解除军售禁令的重要性,并确认,愿意在2004年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以及此后的欧盟首脑理事会结论的基础上,向解除禁令的目标推进工作。
*邱翔钟:解禁军售今更难*
前任英国广播公司时事评论员,前香港信报总编邱翔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取消对华军售禁令的问题上,现在的情况比2004年还不乐观。北欧的一些国家自不必说,它们一直比较强调人权,认为中国人权状况没有改善,所以这个问题暂时要搁置起来;如今,就连原本支持取消禁令的法国和德国也没有原来那么积极了。
邱翔钟:“法国政府自己现在问题非常多,是一个非常弱势的政府,负责外交的当然是总统,希拉克总统本身的地位非常脆弱,不能做什么事情;至于德国,换了政府,原来的总理施罗德支持法国,想要取消对华军售禁令,但是现在的德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这么积极,所以现在来看,不管当初是不是想要取消军售禁令的,现在都变成不能够做什么事情了。”
*欧盟坚持市场经济地位标准*
温家宝这次欧洲之行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再次推动欧盟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近年来,欧盟和中国双边贸易迅速攀升,年贸易额已达到2550亿美元,但是这一贸易关系却因为中国鞋等产品的倾销之争受到了影响。
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中欧领导人会议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提出,欧盟在决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前,中国必须在国家影响、会计规则、破产法和金融服务部门改革这四大领域内达到特定的技术标准。
针对欧盟的这一立场,南华早报引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的话说,这是政治原因所至。
*邱翔钟:问题在中国*
时事评论家邱翔钟指出,虽然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家因为纺织业和制鞋业受到中国进口产品的冲击比较大,因此抗拒比较厉害,但是多数欧盟国家的市场都是相当开放的,比如英国、德国和北欧国家,都认为中国产品的进入是利多弊少。因此,欧盟拒绝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还是出在中国自己的身上。
邱翔钟:“中国的经济,特别是中国的那些大的企业,都是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它不是完全按照市场原则来运作,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中国政府现在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做一些指导,实际上它的大企业都是由党、国直接控制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很难让人认为你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来说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非市场经济”地位让中国在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案中,被征收了很高的反倾销税;二是得到“市场经济”的地位也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具有与世界其他经济大国平起平坐的象征意义。
【大纪元9月12日讯】目录:1. 批判儒释道
1) 批判儒家
(1) 批判孔子
(2) 批判知识份子
2) 批判释家和道家
(1) 批判宗教创始者,歪曲信教动机
(2) 摧毁修行的精神和物质环境
(3) 歪曲宗教经典,将宗教庸俗化
(4) 成立中共宗教协会,让代理人从内部批判宗教
(5) 营造宗教自由假象
2. 批判传统观念
1)批判对天的敬畏
2)批判命运与报应
3)以财产为衡量道德的重要依据
4)批判忍让
5)批判传统社会秩序的理论基础
6)其他受到批判的观念
7)滥用传统观念的方式
第二章、系统的思想改造
政治学习,改造思想,这类事情中国人都多多少少经历过,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何人的思想需要改造?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的一套好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都是反人性的,不可能在大众中自然产生。也正因其反人性,在民众思想没有改造好以前,稍微放松思想控制,就会造成人性的复苏,危及中共统治。更何况共产党本是西方的舶来品,是被唾弃的政教合一的独裁体系,与中华民族文化极为抵触。中共要想立足,就必须营造一个党文化环境,改造思想就成了必须而迫切的一步。
改造的重要一步就是批判中华文化的信仰之本——儒释道。中共除了要消灭文化的外在表现——文物、古迹、古玩、字画、典籍等等,还需要从思想上清除三教的影响。
如果说儒、释、道是在信仰层面统领文化,那么民间的传统观念,就是三教所确立的价值观在世俗中的反映。这些观念早已成为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容易使人上溯到其宗教根源,因此对传统观念的批判,就是中共从中国人的思想里彻底清除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信仰的那部分。这样,中国人就丧失了对中共及其文化的辨别和判断能力。
中共对儒释道的批判和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清除不是到此为止,同时还要灌进去它需要的那部分思想,例如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还有进化论与现代科学,以彻底清除传统文化在人们头脑中的影响,从而接受中共以无神论为基础的邪说,进而再制造并维护适合中共生存的社会环境。这就是中共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的后果。
1. 批判儒释道
1) 批判儒家
(1) 批判孔子
儒释道三教中最溶入生活的还是儒家思想,盖因中国人一直以家族为生活中心,而儒家文化所规范的正是家庭伦理,再将家庭伦理推广到社会生活和政治中。
近两千五百年来,中华文化的入世部分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主导。自鲁哀公立庙祭孔开始,汉高祖用儒家的礼节制定朝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太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到清圣祖康熙大帝手书“万世师表”四字于曲阜孔庙等等,东汉、魏、唐、北宋、南宋、元、明、清、北洋军政府和民国政府对孔子都有追封或祭祀,即使是在汉化程度最浅的元朝,元成宗也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自汉代以降祭祀孔子的香火不绝。夺取了国家政权却骂孔子、砸孔庙的事情只有共产党一家而已。
中共从毛泽东开始就非常痛恨儒家文化,其原因在《九评共产党》的第六评中已有分析,此处不再赘述。毛喜欢秦始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与秦始皇一样采用法家的诡诈权谋祸乱国家,特别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尤为毛欣赏、仿效和超越。
倡导“文、行、忠、信”的孔子被中共骂成“一切旧理论的师表,恶势力的灵魂”,称“自有生民以来,实未有如孔子最大恶极,而为善人、大多数人的公敌者。今后,人类共起而攻之,可也!在古今中外所有思想家的言行当中,孔丘可算第一荒谬。”
上述泼妇骂街式的言论占据了中共批判孔夫子文章的主流,因为中共除了对孔子的言论进行断章取义、玩逻辑陷阱之外,从来没有拿出过、也不可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中共对儒家的批判是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和基础的,今天在资本家已经加入中共,或者中共官员自己已经成为腰缠万贯的权贵资本家或权贵地主的时候,阶级斗争理论破产到中共都不愿意提起的程度(当然并不妨碍中共以阶级斗争的手法继续迫害异己)。此时回头观看对儒家的批判都成了笑话,因此中共为维护自己统治起见,也不得不假装去褒扬孔子。最近几年为了搞统战,中共又在海外准备建所谓“孔子学院”,试图利用自己批判过的孔子去骗向往中国文化的人。另一方面,大陆教学生背诵儒家十三经的民间学校却被中共取缔。
中共早在夺取政权之初,就出版了蔡尚思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一书(以下简称《批判》),对孔子进行诋毁、谩骂和批判。其中中共所惯用的逻辑陷阱值得概要分析,因为这些逻辑问题仍然是中共党文化中大批判的重要手法。
第一种是断章取义。从孔子要收取学费(束脩)就断定孔子只为贵族服务,全然不管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孔子的学生中子路就出身贫贱。
第二种是张冠李戴,把别人说的话安在孔子的头上。例如《春秋谷梁传》为子夏的弟子所做,《批判》用其中有关伯姬的论述部分攻击孔子。而儒家主张“处常守经,遇变从权”,比如孔子虽然讲“忠”,但是也讲“危邦不居,乱邦不入。”
第三种是不当类推,从孔子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得出“这无异于认‘国家兴亡,匹夫无责’”的荒谬结论。把个人对待职位的态度类推到公民的义务上去。
第四种是不当类比。称自汉代以降的独尊儒术与秦始皇独尊法家一样,全然不顾儒家以道德感召人,而法家以赏罚来引诱和胁迫人的不同。
第五种是混淆原命题与逆命题的不等价关系。比如《批判》中说:“既然女子全是小人,就可想见男子全是君子了。”
第六种是扣“反科学”之类的帽子,称孔子“违反自然科学”。 事实上,孔子谈论的大多是伦理和政治层面的事情,这些都与自然科学无涉。正如不能用直尺测量重量,自然科学的原理也无法衡量人的行为的善恶。更何况孔子规定的“六艺”中包含“数学”,此为自然科学之基础。
第七种是含沙射影。提出“三纲”者明明是法家韩非子、汉儒董仲舒等人,《批判》一书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指出妇女为守贞节而自杀的时候举了几个很惨烈的例子。这些例子与孔子毫不相干,恰恰相反,《礼记》记载,孔子的儿媳妇与孙媳妇都是再嫁的。然而在通篇批判孔子的大背景下,难免不让读者将《批判》一书中的悲剧算在孔子头上。
第八种是挑动人的妒嫉心。《批判》一书专门渲染“孔子的贵族生活”挑动人的妒嫉心。事实上,如孔子所言“鱼馁而肉败,不食”等实为基本的养生之道,并非什么贵族生活。
(2) 批判知识份子
改造知识份子也被中共视为极其重要的一步。中国传统社会讲四民,即“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简言之就是知识份子。“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承担者,因此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甚至比统治者更有话语权,更遑论普通民众。因此从古到今的统治者要么消灭知识份子,如秦始皇;要么顺从知识份子,如清兵入关后,民间反抗激烈,满清统治者不得不在顺治朝重开科举,做出赓续华夏道统的姿态,知识份子觉得文化道统能够承传,对满清统治也就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反过来对异族进行文化的同化。
中共不认同知识份子代表的正统道德观念,但需要以知识份子为中介去改造普通人的思想,因此中共一旦掌握政权,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知识份子的思想。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就谈到,对知识份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 。毛所谓的教育和改造除了令大中学校组织教师学习政协三大文件、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之外,从1951年秋天开始,组织大批知识份子参加或参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一场场的血腥运动让许多知识份子看到了共产党的残忍和凶狠,许多人的脊梁骨那个时候就吓软了。1952年1月,全国政协常委会做出《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即让被改造后的知识份子把中共给他们灌输的思想推向全国,改造所有人的思想。
儒家思想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四书五经是读书人学习的内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读书人的人生目标。士大夫阶层以道统的承载者自居,“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是正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的维护者。《左传》上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此乃知识份子追求的境界。
自清末废除科举后,知识份子成为一个失落的群体。从政治上,他们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进身之路;政治前途的渺茫也导致了经济上的失意;更严峻的问题是西方科学的引进对传统文化所造成的冲击,令知识份子开始怀疑自己的所学。“以三寸舌为帝者师”的政治环境不复存在,此时,知识份子中的很多人转而去依附政党。这个过程是个痛苦的过程,也是知识份子“主动”进行思想转变的过程。
这种转变当然不会被中共认为已经足够,因为知识份子尽管认为他们需要高扬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而儒家的绝大多数修身立命之学仍可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这恰恰是中共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政治立场上看,现代中国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于小资产阶级范畴的。”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就足以让知识份子抬不起头来。
中共通过宣传机器歌颂工人和农民,将他们的知识匮乏当做是革命的动力,宣传“朴素的阶级仇恨”加上共产党的引导就足以使革命走向胜利。而在另一方面,知识份子被电影赋予了符号化的脸谱——戴一副眼镜,畏畏缩缩;他们拘泥书本,看不起群众,做事主观等等。
1958年由成荫导演的《上海姑娘》公映不久就受到严厉批判,其原因竟然在于:“第一,知识份子在没有一个党委书记或支部书记给以批评教育的情况下,居然坚持原则,在建设中发挥自己的才干,这是取消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第二,没有写知识份子的‘软弱性、动摇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缺点,把他们写得活泼可爱、很有朝气,这是美化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第三,没有把工人写成先进的英雄人物,反而写了他们只重视奖金的落后自私心理,为奖金而闹情绪,说怪话,甚至表现主人翁是受到工人中一些落后思想的影响才导致急功近利,犯了忽视质量的错误。这是‘往工人阶级脸上抹黑’。”第三点的原因也是挑拨工人与知识份子的关系。
这些对知识份子的污蔑宣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知识份子一直是社会思潮的领导者,一直是社会问题的发言人,一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论述者,当知识份子的形象被成功抹黑后,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观也就被随之颠覆了。在群众眼中,知识份子不再是尊重和求教的对象,而是嘲弄和批判的对象。
对知识份子的批判进而波及他们所倡导的一切生活细节。比如知识份子讲卫生,中共则号召人们“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才是最革命。知识份子讲礼貌,中共则宣传“大老粗”。在文明与野蛮之间,中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野蛮。
时至今日,中共也一再打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标语,而现在的知识阶层已经不同于那些继承了深厚正统文化和行为方式的知识份子,其中大多数都是经过中共无神论、斗争哲学、社会发展史洗脑后的知识份子,又或者是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员,对正统的儒释道文化并未做过深入研究,更未将其融入生活。因此,此时在党文化已经成功造成正统文化的断裂,并系统形成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已经不会给党文化造成致命的冲击。更何况,中共在营造“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铁三角,需要的就是象何祚庥、潘家铮之类的“知识份子”。
2) 批判释家和道家
(1) 批判宗教创始者,歪曲信教动机
神佛为宗教之本。无论是佛教、道教或其他正教,信徒努力提升自己的境界,最终是为了去所信神佛的天国世界,如佛教净土宗的人希望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基督教是为了去神的天国等等。如果否定神佛的存在,否定天国世界,对于宗教信徒来说,修炼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而宗教这个修炼团体也就会瓦解。
中共一方面进行社会发展史宣传,否定神的存在;另一方面,令其在各个宗教内部的代理人散布否定宗教创始者的言论。佛教认为佛是天国世界的创造者,如极乐世界即为阿弥陀佛愿力所成,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1965年在见到印尼总统苏加诺的时候却说“佛陀被神化了”“佛不是造物主……不能主宰人的吉凶祸福。”与此类似,受中共控制的基督教三自教会的主席吴耀宗也称耶稣的神迹都被自己“扬弃”了,并说“上帝已将人类得救之钥匙,从教会手里夺去,交予共产党了”。
中共做为无神论的宣传者,将宗教描述为“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虚幻的反映”,“在于劳动者对于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基于这种宣传,一切有关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的教义都是中共直接否定的对象。
中共宣传“社会苦难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肥沃土壤”,并刻意将那些在常人中遭遇苦难、万念俱灰的人入教当作是宗教信徒的常态。这种说法完全是出于将1949年前的中国描述为“万恶的旧社会”的宣传需要。
道家的张道陵(即张天师)曾三次被汉和帝征为太傅(在九品官制中为正一品官),张道陵都没有答应,而是隐居在鹤鸣山中修炼。释迦牟尼佛出家之前是迦毗罗卫国的太子,他的父亲为了阻止他出家的念头造了一座大花园,修筑壮丽宏伟的宫殿,令几百美丽的宫女日夜歌舞管弦陪伴他,并为他迎娶印度第一美女耶输陀罗为妻。然而太子仍然夜半骑马跨越城墙,至山林中苦修。太子成佛后,最早度化的五十六人中有五十一人都是波罗柰国的豪族公子。世尊返国宣说佛法,有王族豪贵的子弟中品貌端正者五百人随佛出家。
虽然佛门广大,学佛者来者不拒,但出家受戒却被认为不是人人可求的福气。佛经中规定“端正者出家,清净者圆具(受大戒)”。而奴婢、负债、身心不健全、五官不端正等等,都属不符合出家条件之列。因此,出家绝非对现实苦难(感情失意,或经济困难等)的逃避,而是发菩提心,以慧剑斩断尘缘的大愿。
当然,中共对出家目的的扭曲,无非是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已。
(2) 摧毁修行的精神和物质环境
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民间有一个信神的环境。释教和道教中的修行者被称为“法师”、“道长”、“高僧大德”等,是德高望重的象征,也是人们尊重的对象。即使是传统皇朝的皇帝遇到高僧也都给予礼遇和尊重。
而中共夺取政权后,就在民间强行推广“社会发展史”教育,破坏信神环境,将修行者描绘为愚昧、无知、迷信,甚至利用宗教敛财等形象。此时,修行者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从被尊重者变为大众嘲弄的对象。许多出家人因为受不了这种精神落差而还俗。
如果出家人不为所动,继续精进修行,那么接下来中共就要断修行者的粮道了。
一般来说,修行者的资粮来自两个方面,一为大众的供养,二为庙产土地的收入。当中共破坏民间信神环境时,第一个来源就中断了。对第二个来源,中共的对策就是土地改革。中共在1950年1月颁布的《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中规定寺庙、教堂等土地一律收为国有。各地寺庙中凡是有劳动能力的僧尼,转而从事农、林、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到麻袋厂、织布工厂、印刷厂、比丘尼缝纫组等处工作。
依照佛教传统,小乘佛教的教徒也都以乞食为生,并不从事生产。传入中国后,禅宗四祖道信定居双峰山,聚徒五百人,因为住地远离城郭,乞食困难,于是自耕自给,以农养禅。道信教诫门人,“努力勤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疗饥疮,即闭门坐。”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并非目的,仅仅是为能打坐参禅而从事的糊口劳动,且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要闭门打坐。
由于中共对生产资料和商业行为的全面垄断,寺院道观的生产性质已非道信所提倡的以农养禅,完全成了世俗化的工作单位,并被置于共产党的经济控制之下,仰共产党鼻息而生存。经济上对政权的依附,结束了宗教的独立性,并进而在政治上成了共产党的附庸。这是对宗教传统最大的破坏。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肃反运动”,打着“纯洁佛道教队伍”的旗号,杀一儆百,将不与中共合作的僧尼道士当作反革命分子逮捕枪毙。经济上的剥夺、政治上的压迫以及这种“罗织罪名、万人公审、宣判、枪毙”的恐吓,使很多僧尼站到了共产党的一边。
(3) 歪曲宗教经典,将宗教庸俗化
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其中“法”即佛经。中共除了否定佛的存在、镇压迫害高僧大德之外,对于经典的破坏更为隐晦和阴险。
释迦牟尼在《大般涅槃经》中预言了未来的情况,即有魔王转生成僧尼和男女居士从内部坏乱佛法。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太虚和尚提出“人间佛教”的说法,认为三乘共法(天乘、声闻、圆觉)要么属于“迷信神权”、要么属于“消极避世”。“人间佛教”进一步主张“修行现代生活化”和“寺院现代学校化”,“现代化的佛教事业应包括工厂、农场、保险、银行、公司、所谓工农商贸”,等等。这种打着“人间佛教”的幌子而将佛教彻底世俗化、庸俗化的做法,与佛陀原意直接相悖,并不符合佛教几千年来所要求的远离尘世欲望,追求心灵升华与超脱的修行方法。藏传佛教的白教始祖密勒日巴也告诉弟子说:在自己修成正果前,不要谈度化众生的事业。
然而,中共认为“人间佛教”种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恰好可以大加利用,只要信徒把关注“天国”的眼光转移到关注“人间”,那么中共就可以轻易编出更多的谎言,操纵教徒的思想。于是,“人间佛教”的传人,太虚的弟子赵朴初就成为中共最理想的代理人人选。
在赵朴初等人的带动下,中国佛教协会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时时挂在嘴边。事实上,佛经中提到的“庄严国土”是指庄严佛国净土(如《妙法莲华经》中的诗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利乐有情”是指将“有情众生”渡化到涅槃彼岸,而绝非佛教协会所说的“积极参加祖国建设,努力为人民服务。”
(4) 成立中共宗教协会,让代理人从内部批判宗教
五十年代,中共建立了完全受其操纵的佛教协会和道教协会,以其代理人占据要津,成为附属于中共的类似现在所谓八个“民主党派”的政治组织。这些协会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归统战部管辖,在政府体系中归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管辖,其目的不是为了繁荣宗教,而是为了控制宗教。
中国佛教协会在其发起书开篇处即热烈讴歌中共镇压反革命,并“感谢这一切的领导者──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谀词滚滚,与任何一个世俗组织相比都毫不逊色。
释迦佛出世为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悉达王子,出家后又有瓶沙王欲以国王之位相让,悉达太子都没有接受,而是入山林苦修。可见,佛教之真意并不在人间的荣华与世俗的政治。而中共操纵的中国佛教协会在其成立章程中确立的宗旨即要求佛教徒参加所谓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道教的情形也差相仿佛。2005年通过的中国道教协会章程中明确规定要“加强……时事政策的学习,提高道教徒爱国主义觉悟和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自觉性。……促进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简单地说,道教协会就是要让《道德经》适应于中共的政策,直白露骨地要改变信仰的内涵。
佛教协会、道教协会在政治上投靠中共,自然也就按照中共的看法去解释教义。宗教认为世界是苦难的,这种苦难自然是与天国世界的美好相比,否则就无法解释释迦牟尼为何要放弃王位去修行。而中共的宗教代理人却谎称中共治下的中国“就不能再……说成是黑暗的、痛苦的”。更进一步,为促进信徒更进一步溶于世俗,各协会都在批判所谓“消极厌世、逃避现实的宗教观念”,让教徒相信建立人间天堂。这种说法与佛陀所说“苦、集、灭、道”的四谛妙法截然相反。
这些宗教协会的代理人以其在宗教中积累的资源从内部进行批判,例如佛教的主张废除戒律并说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这种内部的批判要比中共从外部的诋毁有力得多。
(5) 营造宗教自由假象
中国所谓的“宗教自由”是一种伪自由,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简单的说,一个人烧香磕头、忏悔许愿,干什么都行,但是当他的信仰和共产党冲突的时候,他就必须服从共产党。
在中国,宗教局是政府用来控制宗教的部门。许多寺院的方丈、道观的主持同时也是中共的干部,他们有行政级别,领工资,参加政协会议,甚至配备车辆、电脑,每周进行政治学习。与其他中共干部唯一不同的是,这些人穿着袈裟或道袍而已。其心不在方外,四大不再皆空,寺观仅仅是其工作单位而已。
伪宗教自由的另一个表象就是建立大量的庙宇,组织各种宗教大会,修佛像、印佛经等等,给人中共在极力扶持宗教的假象。然而这些事情却跟真正修行的实质没有任何关系。
《六祖坛经》中曾记述了梁武帝和达摩祖师之间的一次著名对话。达摩祖师本为南印度香至国国王的第三个儿子,梁武帝普通元年(西元五二零年)来到广东番禺。梁武帝派人将他迎接到建业(南京)后,开头即问“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回答说“一点儿功德也没有(实无功德)。”通俗地说,建寺本身的目的是为了僧人有一个修炼的环境,谁能修炼得见性明心,谁才有功德。而建寺本身即使会有福报,但却无功德可言。达摩评价梁武帝当时的境界说“武帝心邪,不知正法。”
《九评之六》写道“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静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无论是佛教、其他宗教还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们沦落到这步田地。”
如今中国的禅宗祖庭少林寺已经成为旅游和拍摄电影的场所,少林寺方丈贩卖少林文化,近期决定花费3.5亿元人民币将清静佛地变为休闲区,被讽刺为少林寺的“CEO”。他推崇“少林寺也应该有企业的观念”,于是开着豪华越野车,乘坐喷气式客机周游世界,策划各种大型表演,每日周旋于企业老总、政府官员、国际友人等各类社会人士之间。他生活中最多的时间,是用于接待来宾和处理事务。达摩老祖所传的“壁观”修法需要清静的环境,如今荡然无存。
2006年8月,江西省化成禅寺监寺圣观法师因为今年“六四”为天安门死难者举行佛教超度仪式,而被当局威胁、逼迫离开寺庙。桂阳县宗教局何局长对圣观法师说:“你吃、喝、嫖、赌都行,就是不能反对共产党。”
伪宗教自由让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加入到中共把持的宗教场所,他们研习的经典被中共歪曲,他们的正信被中共用世俗的利益所侵蚀,这都是中共系统破坏佛、道教的圈套。
伪宗教自由同时让一大批听命于共产党的品行恶劣之人成为寺院、道观的住持以及各级宗教协会的负责人,一方面他们积极配合中共需求在国际上为中共的伪自由涂脂抹粉,另一方面拚命敛财、乃至吃、喝、嫖、赌。例如广州两座寺庙里的和尚到三元里集体嫖娼;光孝寺、法幢寺和南山寺等三大古寺的和尚集体嫖妓;广东佛教协会的会长、光孝寺的方丈明生和尚,在寺院内开了一个“甘露坊”素食馆,弄了几个小姐模样的人站在寺院口门招揽顾客……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求神拜佛的传统,但必须指出的是,到寺庙烧香许愿都是相信眼下的不如意乃因果报应所致,以虔敬忏悔之心许愿未来要做多少好事加以弥补,求神佛给以一时之方便,解脱目前的困境。伪宗教人士则把求神拜佛歪曲成给寺观布施钱财即可获得保佑,全然不管这些钱是否是偷抢或贪污来的。此时求神拜佛从“忏悔”变成了“花钱收买佛,与佛做交易”。
“贪官拜佛,和尚嫖娼”这种伪宗教自由对正教的破坏力最大,许多人因此而批判宗教为虚伪、敛财和淫乱的场所,这种自发的批判比中共的直接诋毁具有更深远的影响。
2. 批判传统观念
《共产党宣言》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中共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是其从中国人的生活中彻底清除传统文化以及信仰的必要步骤。举例如下。
1) 批判对天的敬畏
中国人一直保持着对天的敬畏。即使那些没有明确信仰的人,也相信“老天爷”。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天虽然无形无象,但却无所不知、无处不在。更进一步,汉儒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学说。
当王朝末世或者社会普遍道德堕落的时候,天就会降下灾难,之前也会有警告,即所谓“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帝王登基后,要行祭天之礼;每年正月十五和冬至,皇帝都要到天坛祭天。因皇帝为天子,也就是天的儿子,因此总面积是270万平方米的天坛比故宫还要大4倍,这都体现出对天的尊崇。
在政治生活中,“天”昭示了治国的法则,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在日常生活中,“密室私语,天闻如雷”;兵法、建筑、乐器等都体现着天的规则,即使造反也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
对“天”,传统观念中从来都只有敬畏,而只有共产党对“天”才“斗争”。
对天的敬畏维护了人的道德,“人命关天”的观念维护了对生命的珍视,“天人合一”的观念则有效的保护了自然。这些都是共产党杀人和毁坏环境的障碍,而中共却需要依靠杀人来让人在恐惧中臣服于它,需要“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激起人们对它的崇拜,和破坏自然的决心。
“人定胜天”最初的意思是“人定而胜天”,大陆1979年以前出版的字典仍然保留了本义“言人力能挽回运数”,即人心地端正,多行善事,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中共现在却将其解释为“人一定能够战胜自然”,这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
毛泽东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本来是贬义的“无法无天”变成了褒义的勇敢,并鼓动人参与到“无法无天”的政治斗争和环境破坏中。
2) 批判命运与报应
“认命”是中国常说的一句话,被中共解释为面对困境的消极与无可奈何。事实上,“认命”的真正意义是“尽人事而听天命”或“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孔子提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却仍然在54岁时辞去鲁国大司寇的职位,周游列国十四年,推行王道,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里并无消极避世的含义。
在个人的生活中,“认命”的思想并不否认个人的奋斗,仅仅是对人生中不可抗力的解释。更进一步说,传统观念中认为人的命运取决于前半生、乃至数世行善或行恶所承受的善报或恶报。因此“命运”也常常与“善恶有报”、“福报”、“恶报”联系起来。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秧。”这种观念让人努力行善,为自己今后的生活,乃至子孙后代积累功德。“善恶有报”也基于“头上三尺有神灵”“人间私语,天闻如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等观念。
相信命运与报应,让人能够努力行善,看淡欲望,顺天而行,不会为逞一时之快而不计后果。这种思想更让人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人心生一念,天地必相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对朝代更替来说,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就不断留下对后代历史大事的预言,其准确程度令人十分惊奇和赞叹。这种“奉天承运”的天命观也是帝王执政合法性的来源。
中共将“命运”与“报应”批判为“封建迷信”,并禁演宣传这类题材的戏剧。其依据为无法证实的“进化论”及“历史唯物主义”假说。中共非常清楚地是,如果一个人恐惧于报应,是绝对不敢一直跟着中共行恶的。
3) 以财产为衡量道德的重要依据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源远流长。翻开中国正史的第一章,《五帝本纪》中记载了五帝的德行以及百姓对这些德行的认可和尊敬。这些德行深入人心,流传数千年,并从汉地流向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国家。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道德和学识是使人获得声望和地位的来源。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一个人的人品成为选官的重要指标。
汉代的时候实行察举制,荐举标准为:“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学通行修,经中博士;明达法令,足以决疑……”另外还要具有“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的美德。至魏晋,官府实行九品中正制,道德也成为选官的重要因素。至隋唐开科取士,对于儒家道德的理解程度也同样是应试者能够写出好文章并由此登上仕途的先决条件。
到了中共建政时,德高望重的乡绅、行会首领和知识份子反而成了镇压和打击的对象,而一个人的出身是否“根红苗正”才是获得社会资源的最重要考量。每个人的道德本来取决于其个人的思想行为,而到了中共那里,道德成为一个阶级的群体性标志。“谁受穷谁光荣,谁致富谁狗熊,”贫穷代表了天然的正确和正义,代表了受压迫者、代表了“造反有理”、代表了“革命”最坚决最彻底。
一个人的贫穷和富贵本来是不定的,也可能因为勤奋肯干和抓住机遇而致富,也可能会因为挥霍而败家。也可能某人田连阡陌,但数年后却讨饭为生。而中共实行“一刀切”,以它夺取政权的那一刻来划分阶级。
对于富贵的仇视,导致中国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以贫穷做为傲视他人的资本,直到最近江泽民雇人为自己出版传记的时候,江的妹妹也仍然在炫耀自己当年的贫穷(尽管实情并非如此)。
在另一方面,中共在打倒某人时,只需称此人是地主或者资本家,余下的话就不用多说了,富贵代表了“剥削”,代表了“镇压”,代表了“罪恶”。
几十年后,共产党自己颠倒乾坤,号召大家去发家致富。今天的人们不再以富贵为罪恶,转而以贫穷为可耻。此时评判一个人的好与坏、成功与否也和道德脱钩,而以人的富裕程度来衡量,谁有钱谁就有本事,哪管这钱是偷来、抢来、骗来、贪污受贿来的、出卖肉体来的或者出卖灵魂来的。“笑贫不笑娼”的结果是让大家更加不择手段地捞取财富,之后便沉迷声色之中,以既得利益者的身份认同中共的统治。
4) 批判忍让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忍让”是一种美德,“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韩信受辱于胯下的典故流传了两千多年,这都反映出对“忍”的推崇。
中共则鼓吹斗争,“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协商与对话,而是靠暴力和镇压,并将敢于报复描述为勇敢。
苏东坡曾经说过,受了侮辱后就立刻拔剑而起与别人打起来,这是匹夫,根本谈不上勇敢,真正勇敢的人,在突然面临侵犯时,总是镇定不惊。而且即使是遇到无端的侮辱,也能够控制自己的愤怒。这是因为他的胸怀博大,修养深厚,志向高远。(“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忍”在传统文化中是自持、宽容、不记他人之过,但绝不是懦弱和无原则的退让。
中共主张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实为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表现。这非常符合其“斗争”精神。这种思路让社会上的人冤冤相报,人人为敌,这也是造成今天人际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的发言人现在也常常把“对话”“协商”“合作”等等挂在嘴边,这种谎言是镇压的另外一面。近者如汕尾事件、汉源事件、陕北油田事件以及对上访人士、失地农民、拆迁户、下岗工人的残酷镇压,实则为斗争精神的延续。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斗争已经成为中共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一旦寻求对话与和解,中共自身就会解体。
5) 批判传统社会秩序的理论基础
中共一直打乱秩序,谎称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社会不存在中共意义上的平等。
在社会生活中,一个国家、企业、社团或家庭,总要有人负责任去协调一些事情,有人提出计划,有人具体执行,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也是每个人的智力、体力等综合因素决定的。而中共将其极端化了,将其描述成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所以中共要打乱一切尊卑和秩序,这事实上是无法做到的,这种所谓的“解放”实为制造“混乱”。
中国人从天尊地卑的自然状态,以及《易经》中“乾坤”与“阴阳”的对应扩展出一套社会伦理,再从这套伦理中派生出社会秩序。
“尊卑”是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重要部分。按照正统文化,“卑”不一定是坏事。道家一直推崇水的美德,因为水总是“处下”。“处下”的一方是被爱护和保护的一方,处上的一方则是付出的一方。男为强,女为弱;男为刚,女为柔;但刚强不一定意味着好事,道家讲“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柔弱胜刚强”。
举例来说,倡导男女平等的人也无可否认,在遇到灾祸、疫病、饥荒、战争的时候,妇女儿童都是首先要保护的对象。如果倡导男女平等,似乎妇女应该和男子受到同样的对待,这显然是不对的。当年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妇女和儿童是最先上救生艇的人,即使她们的丈夫也必须以一个男子汉的担当和轮船一起沉没。无人对此决定持有异议,这反映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并无男女的绝对平等。
推广到社会生活中,一个企业或者国家需要有决策者,决策者的决议需要执行者去执行;一支军队需要司令官,下面的将、校、尉和士兵负责执行命令;如果从社会职能来看,确实存在“尊卑”的问题,但“尊卑”并不必然意味着剥削和压迫,它也需要上下之间的“仁”和“忠”的美德来维系。
而“平等”从根本上来说,是佛法中的“众生平等”,是道家的“天道无亲”,是儒家的“有教无类”,是西方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而绝非结果的平等。
中共对于“平等”的歪曲宣传导致了社会的极度失序和混乱;对于“男女平等”的歪曲解释实则为对妇女的迫害,强迫她们去做力不胜任或者不适合妇女做的工作。例如中共1976年4月出版的《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一书中列出了15位女青年的文章,她们所从事的行业即为本应男子所做的送煤工、屠宰工、装卸工等,“紧握杀猪刀,能顶半边天”成了歌颂的对象。
中共治下的社会同时也是极其不平等的社会。由于中共垄断了一切资源,虽然它号称人民公仆,实际上人民都被当作奴隶,无论是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官民毫无平等可言。
6) 其他受到批判的观念
中共的批判常常不是理性的批判,而是将思想批判转变成人身攻击。然后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歪理邪说将被批判者的思想一概骂倒。而对于思想者的人身攻击,也仅仅是非常简单地扣上“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等帽子而已。
中共通过诋毁孔子,随之否定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仁义礼智信”、“克己复礼”、“温良恭俭让”等。许多人在看到这些字眼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其本身的内涵,而是高分贝的广播、铺天盖地的大帽子、大字报,以及被批判者的悲惨下场,从而出于恐惧而自觉与这些思想“划清界限”。
儒家讲“仁”,就是要关怀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仁”的批判导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中国人崇尚“中庸”。“中庸”绝非中共所解释的“和稀泥”、滑头、骑墙、左右逢源、无原则调和、两面派,其本意是“常守中道”,即遵循天命,“不可须臾离也”。其中包含学习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处理好“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的关系,达到“至德”,完全是修身治国之道。在中共那里,完全扭曲了“中庸”的本义,变成为了保护自己而放弃原则的犬儒。
7) 滥用传统观念的方式
中共对传统观念也会提出一套它的解释,但其中隐藏了各种逻辑陷阱,这些陷阱使普通人对传统观念的认识面目皆非。其结果是或者让人反感传统观念、或者用中共歪曲后的观念为中共辩护。以下举出几个典型的例证:
(1) 扩大外延
中国人一直将“内圣外王”视为社会的理想境界,即国家的统治者同时是个圣人,或至少道德高尚,如唐太宗、康熙都可称为“内圣外王”的典型代表。而以诡谋治国之人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皇帝。
中国传统上的兵家是讲“诡道”的,也就是说用兵打仗要运奇谋、出奇制胜。但孙武子明确地说“兵,凶器,可暂用而不可久也。”即“诡道”的运用绝非常态,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用。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中共将诡谋从兵家扩大到治国,在逻辑上称为外延扩大。事实上,传统观念上的治国绝不可用诡谋,而如老子所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2) 偷换概念
例如兵法上有“速战速决”的说法,来自《孙子兵法》之作战篇,“兵贵胜,不贵久”。然而这里指的是战争中后勤支援消耗巨大,使国用不足,引发内患。
中共则将其歪解成快速歼灭敌人及平民。1979年炮打凉山,带兵的人下令“凉山上面不留一个人,一座房屋!”,竟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共战争的经典。至今还有人嘲笑美国对付不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残部,称美国下手不狠。“超限战”之类的流氓手段,倒成为中共鼓吹的作战方式。
正统文化中,在春秋以前,用兵都以“王道”,适可而止。其中包含了对生命的珍惜,故孙子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老子说,打了胜仗之后,要象丧礼一样的心情,要对阵亡的人哭泣哀悼(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正统文化在用兵上的速战速决,绝不是中共歪解的概念。
(3) 主客易位
举例来说,当有人揭露中共的罪恶时,中共就辩称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并给人一种“总抓着别人过去的事是否不够厚道”的想法。事实上,当甲做了对不起乙的事之后,宽恕权在乙方,甲方是没有权利要求甚至强迫乙方宽恕的。中共一方面犯罪,一方面又要被害一方讲“恕道”,这是非常荒谬的。更何况中共所犯下的都是罪行,需要上升到司法层面去解决的,以社会公正而言,此时即使乙方也无权宽恕。中共歪曲儒家的“恕道”,却不知儒家也讲“以直报怨”,最终的目的还是要维护社会的公平。
再例如,中共在遇到指责时,常常会反过来指责对方也有类似问题,以“你自己还没做好,就不要来管我”的思维方式搪塞。孔子确实讲过“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然而一方面孔子这句话根据上下文是讲君王治国的道理,另一方面,作为指出别人缺点的甲方,他可以更好地完善自己,有“身教胜于言教”等想法,这是甲方权利,但是对于被指出缺点的乙方,他的态度只能是“闻过则喜”,改正错误。
这种逻辑陷阱的迷惑性在于正话反说,中共使用时,其主客对像完全是颠倒的。
(待续)
【大纪元9月12日讯】中国各地正面临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涉及乡级政权3万5400多个,县级政权2800多个,要选出两级人大代表200多万人。县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涉及选民9亿;乡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涉及选民6亿。中共高层,为此高度紧张。在北京,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盛华仁声称: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要防止西方敌对势力“渗透”。他振振有词地说:“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大做文章,妄图从基层选举中寻找突破口。”
在这里,盛某意有所指:国内民间维权人士跃跃欲试,打算在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有所作为。盛某故意乱指“西方渗透”,纯属指桑骂槐。
盛某同时铁口直断:“直选乡镇长违宪” 。他指的是,近些年,曾经发生在中国部份地方的乡镇长直选。盛某声称,要“避免类似由选民直选乡镇长的情况再次发生”。他露骨地说:换届选举要由中共党委统一领导,保证中共推荐的人选顺利进入国家政权机关,“使国家政权掌握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手里”。
同样在北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称:中国农村改革分三步走,第一步,承包经营;第二步,税费改革;第三步,农村上层建筑变革。现在面临的农村改革,就是“第三步”。熟悉共产党话语系统的人们,都知道,所谓“上层建筑”,就是“政治体制”。温在这里说“农村上层建筑变革”,等于就是说“农村政治体制改革”。采用抽像术语,显然是要把事情表达得更婉转、更含蓄、更隐晦。
既然说到“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农村基层选举,无疑就是重要一环。事实上,就中共高层权力斗争而言,今年的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对胡温当局至关重要,关系到其未来路线和政令能否在基层畅行。
值得注意的是,同日(9月4日),国务院连续召开两个会议。在另一个会议上,温家宝讲话时,有意拿《江泽民文选》垫背,声称要落实江的“三个代表”理论,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
温家宝讲话时,江泽民亲信、副总理黄菊就坐在他身边,仿如某种监视。温家宝讲话的弦外之音,仿佛是弹给黄菊听的,而唱的又是江泽民的高调。温家宝的无懈可击,肯定让黄菊如坐针毡。罹患绝症的黄菊,曾经长时期没有公开露面,后来终于现身,随后就不断露面,生怕被人们遗忘似的。
而与此同时,中纪委对上海30亿社保基金挪用大案的查处,正进入白热化阶段,上海市社保局长祝均一和富豪张荣坤先后出事,前者被“双规”,后者被“带走讯问”。与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关系密切的新黄浦集团总裁吴明烈也受到调查。实际上,暗火已经烧到了黄菊头上。因为,黄菊妻子余慧文,正是这笔巨款流出的牵线人。
在上海官场,无人不晓,祝均一和张荣坤,与黄菊妻子和弟弟的关系,不同寻常。祝均一得黄菊一手提拔,是为黄的亲信。张荣坤则可以随时与黄菊通电话,通过黄菊,他可以拿到别人拿不到的大项目,比如“沪杭高速公路”项目和“嘉金高速公路”项目。而经营这些项目,张荣坤还是“空手套白狼”,因为,他可以贷到别人贷不到的大宗款项。张的这种赚钱模式,令上海商界人士垂涎,被称为“张荣坤模式”。
祝、张出事后,上海各银行已接到通知,开始对张荣坤旗下的公司进行核查,要查清到底张贷了多少款项。看来,如果胡温敢动真格,黄菊就极可能像当年的陈希同一样,因腐败丑闻,而沦为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继续下去,还极可能牵扯到黄菊的后台大老板江泽民。据传,祝、张等人,也经常跟江泽民办公室联络。其间的瓜葛,剪不断,理还乱。如果有关案情真的牵涉到江泽民头上,胡温与“上海帮”或江系人马的总摊牌,就在所难免。即便胡温
不敢法办江,至少也可以藉此机会,把江彻底逼下政治舞台。@
(09/05/06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大纪元9月12日讯】中国是世界上自杀人口最多的国家,每年有三十万左右的中国人自杀身亡,占全世界自杀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五,而每十万人自杀三十人的自杀率也高居世界之最。自杀,是人类发生心理和精神问题的一个极端表现。根据中国官方的数位,中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人数高达1,600万,超过人口总量的千分之十。而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中国人数量,官方专家估计,高达近两亿人。如果考虑到大部分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隐性特征,中国人心理和精神不健康者数量,将数倍于此。
人类的健康,包括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中国人据说已经摆脱了“东亚病夫”的称号,但一个半数以上人口有心理和精神问题的民族,却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个健康的民族。
*写在中国人面孔上的公开问题
在中国,即使是从人们的脸上,也可以轻易看出问题。恐惧、忧虑;猜忌、多疑;易怒、愤懑;焦虑、不安,暴力、狂躁,都并不是潜藏在心里,而是写在中国人面孔上的公开问题。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出自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暴虐统治。
现代心理学创始人之一荣格(注)认为,心理疾病主要是人的自我意识无法和内心阴影达成和谐造成的。所谓的内心阴影大部分是隐性的。荣格称之为潜意识,并划分为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
*谎言和欺骗---中国人多疑猜忌共同人格的来源
对于中国人来说,经历了几十年的冷酷暴力洗礼,恐惧和焦虑已经深深压入心灵暗处,而谎言和欺骗,又成为国人多疑猜忌这一共同人格的来源。人类或许是健忘的,中国人也许忘记了直接面对血腥死亡时的恐惧,但心理问题却永远被埋在内心深处。恰如被催眠一样,等到时机成熟,或者等到某一个信号出现,立刻全体释放,再度陷入心神不宁的境地。
笔者在大陆读大学时,哲学教研室某位专门教授马克思主义的教师忽然精神病发作,在学生宿舍中赤身裸体,大骂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被送入精神病院。半年后病愈,再回校教授共产主义理论。结果几个月后再次发病,脱光衣服手持菜刀,在学校大骂共产主义和毛泽东,从此下落不明。
1989年,香港一位大陆移民,在六四运动期间突然发作,高叫打倒走资派和毛主席万岁等口号跳楼自杀。
九十年代在某个宴会上,十多名厅局级官员集体醉酒,结果酒席成为诉苦大会,大家争相痛斥前省委书记,大骂文革和毛泽东,最后演变成为声讨共产党罪行。第二天酒醒之后,大家继续参加党委会议,落实中共中央的政策精神。
大部分情况下,国人的这种集体心理问题潜伏下来,暗中发挥效果,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无尽的伤害。
*党文化让人陷入罪恶而不自知
最近中国大陆一位退党人士黄小朴,在退党声明中说:“在接触《九评》前,多少也知道共产党整人很厉害,也知道六四屠杀的残暴,也知道镇压法轮功实在说不过去。但是那时看问题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基点: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问题,从政治高度上看问题,所以看来看去共产党所干的一切都有情可原,是政治的需要,维护统治的需要,无可厚非。
现在明白了这种以邪党文化为基点看共产党的历史不仅十分荒谬,也十分害人,它能使人失去人性,失去先天的良知和善念,等于以罪犯的心理看犯罪,陷入了罪恶之中而不自知。
本来像杀人、掠夺他人财产、欺骗民众、不让人讲真话、强迫人改变或放弃信仰,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罪恶,可是经过共产党的一番说教,这些不但不是罪恶,反而成了推动历史进步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旷古未有的大荒唐、大颠倒变成中国现实
这样一来,人性还需要维持下去吗?这个旷古未有的大荒唐、大颠倒,经过共产党几十年的浴血奋斗,却变成了当今中国的现实,被无数个像我这样的中国人认可了、接受了。想一想真的是一场噩梦!”
*中国人集体焦虑恐惧症如何解除?
当代中国人的压抑、恐惧和噩梦是在中共邪党文化的氛围中不自觉地扭曲了人性,压抑了精神。
解铃还需系铃人,心病必经心药医。
现代医学对心理疾病的治疗,主要是通过心理疗法。大体上,是病人在极度放松的情况下,向经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医师倾诉自己的问题。医师从中分析出病人心理阴影所在,诱导病人解除问题。很多时候,病人已经忘记的事情,会在治疗中记起来,然后通过心理医师的解释获得解脱。
中国人这种集体的焦虑恐惧却如何解除呢?想来,应该也是类似的过程。中国人应该寻找安全的所在,然后把几十年来所受到的中共的暴虐欺骗故事痛快淋漓地诉说出来,卸下自己内心的包袱,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今天,中国大陆许多地区的民众已在公开骂中共,将对中共的不满公开化,人们将自己对中共的不满写在人民币上流通。这样公开表达对中共的不满,能够在不自觉中破除对中共的恐惧。
*民众都公开不满能让特务系统失效
中共本质上是依赖特务系统和秘密警察统治的政权,在一些党政系统和军方,虽然一直有军人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推翻中共政权,但由于这些系统特务太多,一些有抗暴思想的官兵往往不等行动就被告密,而遭到虐杀,这些年来中共军方一直在秘密处决军中抗暴的军官。
若人们能够在本质上认识中共,即使在这些被中共特务密布的地方,大陆人也开始公开表达对中共的不满,公开谴责中共,中共邪恶灵在中国大陆将没立足之地。
*不满公开化 谈笑间解体中共
不要忽视每一位普通人的愿力和诅咒,无需动枪动刀,人们在谈笑之间可将中共解体掉。一位大陆民众说:现在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也做不了,只能骂中共!
上星期,居住在美国华盛顿DC附近的一群华人居民,就举办了一次聚会,其间所哭所诉,颇有些中共历史揭密的内容,诉者随后解脱,而听者也大开了眼界。聚会的举办者,为聚会准备了横幅,“自我关怀、诉苦求安”。
这种聚会,应该在华人世界普遍展开。只有彻底医治了中国人内心的疾病,这个民族才可能有真正的前途。@
(注):荣格,一八七五年出生于瑞士,一九零零年获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一九零九年与佛洛伊德同时应美国克拉克大学之邀请赴美讲学,被视为佛洛伊德的继承人。但两人关系在一九一四年决裂,此后荣格不再支持精神分析理论,转而倡导分析心理学。
【大纪元9月12日讯】自改革进入深化阶段以后,国有企业员工下岗失业的原因大多数都是由于政策原因造成的,特别是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下岗失业更是如此。失业者不是由于自身不努力而下岗,他们曾经是模范、先进工作者、单位的骨干,本想依靠自身的努力和企业共存亡,但政策是无情的,他们或因为年龄太大(说大也不大,到中央都是青年干部),或因为积劳成疾,或因为单位整体被裁撤,反正没有一个是自愿离开自己劳动了半辈子工作岗位的。一个买断政策,几万甚至几千元就把他们几十年对企业的贡献抹杀了——他们成了社会无业人员!
一个内退政策,让当年在退与不退之间犹豫不决的老职工一步不慎就跌入了温饱线.这些人员中极少有领导干部。他们原本就是企业最底层的职工——家无积蓄而负担沉重。如果是公务员,像他们这个年纪,或许可以安享晚年,或纵情山水,或沉于爱好,但是他们是企业下岗失业人员,仅有的那点积蓄只能省了又省,指望又病时能医已之病,或者是让孩子们早日读完大学,早日工作好侍候他们稍有点尊严地死去!
几年甚至是十几年过去了,这些为我们的改革做出了极大贡献(连生存的保障都没有了,还不是极大?)的下岗失业人员都怎么样?
一、精神无依靠
1、离开了企业的他们,没了组织,没了领导,没了希望。闲杂时间靠打牌和回忆渡日,等待着上帝召唤的一天。
2、由于失去了企业尽管有些微薄的工资,仅靠前半生的那点积蓄,日渐日少,能不心焦?
3、社会的歧视。这就不用讲了。
4、有苦无处诉.看看人民法院关于不受理下岗失业人员同原企业纠纷的决定就可见一斑!
5、心理失衡严重。想想自己过去的辉煌和现在的落魄,心里能平衡吗?
二、生活无保障
1、就业困难.由于社会就业岗位有限和劳动力的剩余,要想在千万军(包括每年上百万的毕业大学生)中寻一既能发挥自己专长,又能养家的工作简直是难上加难.尽管他们曾有过尊严,尽管他们过去曾有过荣誉,可是生活的压力不得不放弃这些,去干那些最伤人面子的工作。找到工作,还是好的,大多找不到工作的,不计其数。
2、家庭负担沉重。没有工资收入,家庭负担沉重,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那样不需要钱?原有的那点积蓄,早已被过去的几年所消耗!有的早已一名不文。孩子缀学,老人拖病在床,就是他们真实的写照。
3、就医困难.这倒不是医院太少了,医生太差了,而是他们根本就看不起病!我就呐闷了,医院越来越多,医生也越来越多,可是却越来越看不起病,这难道是市场化吗?
三、创业环境不佳
1,没有人组织他们集体创业,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少数仍有创业热情的人,奋力一拼,想独创一个自己的天地。可是他们太天真了——社会上比他们有钱人多的是,现在都讲的是资本的利量,就他们那点积蓄,那经得起市场的考验?
2、各种税费吓人!尽管国家有优惠政策,请问又有谁统计过这些政策的落实情况(国家的统计局,怎么这些不在统计之列?)?
3、适合他们创业的项目少得可怜.现在的市场,哪个什么利润大?房地产、汽车,他们能干吗?大部分行业已被各种资本抢占一空,利润薄得可以忽略不计!在这些行业,要想和雄厚的资本一搏,除非他有更大的资本,他们有吗?其它适合他们干的行业,大多是政府不鼓励或限制的行业.(登三轮?你问问城管)
4、没有市场经验、缺乏流动资金。贷款?像他们这个年龄,且不说银行是否贷给他们,他们自己能否经受失败带来的灭顶之灾?
四、畸形就业
由于许多下岗失业人员无法就业,为了生存,不得不干些法律和道德所不允许的“工作”。做台(我真不想用卖X这个词去说他们)、卖血、当二奶、偷盗、抢劫等等等等,这些“工作”,有多少是出于他们的真心?什么叫逼上梁山?什么叫逼良为娼?形容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再合适不过了!
五、他们日渐被社会遗忘
1、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模糊了社会的视线.似乎这些岗位是专为他们准备的,可惜啊不是。每年新增上百万的大学生,还有农村不断增加的青年劳力队伍,都在和他们抢工作。另一方面,让他们和自己的儿子甚至是孙子们抢饭碗,谁愿意要?再学习?说这话的人问问他们的父母,还再学习吗?
2、社会的关心和关注与他们越来越远,或许,在公众的眼中,他们比农民好过些,是这样吗?是的,他们的积蓄或许比农民要多些(可以看作在一个水平线上),但别忘了,农民有自己生产生活的土地!
《北京之春》06年9月号
【大纪元9月12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2006年9月11日华盛顿报导)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星期一说,中国的爱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中国在落实爱滋病防治政策以及发挥公民团体的作用方面还需要加强。这位联合国官员还指出,中国警方必须停止对爱滋病工作者的骚扰和拘押。新华社报导,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皮奥特于9月8日和9日两天在中国贵州省考察,他对贵州省防治爱滋病的工作表示赞赏,认为贵州织金县的综合防治爱滋病方式值得提倡。
中国官方估计,中国现在有65万人携带爱滋病毒或者患爱滋病。卫生专家说,目前的患者当中大多数都是通过性接触而感染爱滋病毒的,紧随其后的是通过使用毒品而感染爱滋病毒。
*皮奥特:政策落实存在不足*
路透社援引皮奥特的话说,两年前,他不会想到中国各地能像现在这样有将近300个美沙酮维持治疗诊所,为注射毒品的人提供治疗。他说,他在贵州看到了政府提供的免费美沙酮治疗诊所和针管。皮澳特说,印度、泰国、俄罗斯和越南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不过,皮奥特说,尽管中国政府制定了正确的爱滋病防治政策,但具体贯彻落实这些政策还存在着不足。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董事长、爱滋病活动人士万延海在接受中文部采访时说,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中央政府。他说:
“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中央政府这一块,因为它还没有充份地开放社会的市场,还没有充份地去动员社会本身的力量去参与爱滋病的防治工作。在它的政策里面,还是强调政府主导,政府发挥领导的作用,民间组织、民众仅仅起一个跟随的作用。
“这样的一个政策,包括它对民间组织的一些发展在法律上或者经济上的一种不支持的态度,是导致目前中国社会爱滋病这个反应,到了社会基层的时候,会出现很多比较脆弱、比较薄弱的地方。”
*万延海:应给公民团体充份支持*
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皮奥特还说,政府并不能做一切事情,还需要发挥全社会的力量以及吸纳爱滋病感染者参与爱滋病的防治工作。爱滋病活动人士万延海也有同感:
“我们看世界各地对于疾病做出最快反应的是那些受疾病影响的人和疾病的感染者。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在社会组织方面、在社会资源方面、在法律方面给予民众团体、公民团体充份支持的话,不能对于他们参与爱滋病防治工作过程当中一些权利的保护给予充份支持的话,那么全社会的动员、爱滋病的政策的执行就是一句空话。”
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皮奥特说,中国的公安部门过去经常骚扰和拘押爱滋病活动人士,这一行为必须停止。他还说,警方也不应该因为从某个女性的钱包里发现安全套而认定她是妓女并且逮捕她。
爱滋病活动人士万延海说,今年以来,在全国的很多地方,因为不同的原因,爱滋病工作者受到很多骚扰,例如爱滋病活动人士胡佳最近被警方多次带走。他说,不仅仅是爱滋病工作者受到骚扰,受疾病影响的这些人群受警察的骚扰更加严重。
*万延海:警察骚扰问题严重*
万延海举例说,最近天津一家浴池因为配合民间组织做爱滋病的防治工作,向顾客发放爱滋病宣传材料和安全套,可是公安人员发现了安全套之后,对这家浴池罚款,并且警告这家浴池的老板说,发现一个安全套罚款5千块钱。
万延海说:“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现在在浴池、在酒吧、在很多娱乐场所,影响爱滋病工作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警察对于这些场所的骚扰,警察对于性工作者的骚扰,警察对于娱乐场所经营者的骚扰。
“这是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的最常见的一些问题。因为如果没有安全感,这些经营者就不会把爱滋病防治作为优先的目标,因为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警察对他们的骚扰。如果说他们能够得到某种在爱滋病的防治工作、在安全套的发放方面的容忍的话,不能以安全套作为证据的话,那么这些场所就会更积极的来做爱滋病的防治工作。”
【大纪元9月12日讯】中国政府一向认为,人权问题是内政问题。中国政府一向反对干涉内政。中美都有人权问题。美国无权指责中国。尽管中国政府并非民选,西方反华势力更是常常攻击中国的内政, 诬蔑它是劣政加暴政,中国与美国其实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当然,中美又各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本文仅在此抛砖引玉,小列二十一条中美异同,以飧读者,更以此证明反华势力的攻击是根本站不住脚的。1。共同之处: 中国与美国都有人在批评美国的政府和执政党。
中国特色: 中国人热爱中国的政府和执政党,正在为之献出一切。
美国特色: 美国人对美国的政府和执政党怨声载道, 批评的声浪此伏彼起。
2。共同之处: 中国与美国都可以有自己的共产党。
中国特色: 宪法明文规定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美国特色: 宪法明文规定民主共和。
3。共同之处: 中国与美国的官员都不准用公款赌博。
中国特色: 中国官员脑子灵活创造力强总有办法钻法律的空子。
美国特色: 美国官员头脑死板手段欠缺。美国的法律太不近人情。
4。共同之处: 中国与美国的宪法都讲宗教集会言论出版自由。
中国特色: 共产党永远伟光正。党比法大。
美国特色: 法律永远伟光正。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5。共同之处: 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都可以阅读人民日报和中国日报。
中国特色: 所有人都不得在中国阅读大纪元时报。
美国特色: 所有人都可以在美国阅读大纪元时报。
6。共同之处: 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都可以观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中国特色: 所有人都不得在中国观看新唐人电视。
美国特色: 所有人都可以在美国观看新唐人电视。
7。共同之处: 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都可以访问中国大陆。
中国特色: 中国人不可以无签证进入中国的神圣领土港澳。
美国特色: 美国人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中国的神圣领土港澳。
8。共同之处: 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都不可以在对方使用自己的货币。
中国特色: 人民币不可以自由兑换。
美国特色: 美元可以自由兑换。
9。共同之处: 中国与美国都关注朝鲜问题。
中国特色: 与金家王朝唇齿相依。
美国特色: 把金正日当作小丑与疯子。
10。共同之处: 中国人与美国人都喜欢看电影。
中国特色: 中国人不准自由拍电影。用玩具和鞋换美国电影。
美国特色: 美国人可以自由拍电影。用电影换中国玩具和鞋。
11。共同之处: 中国与美国都知道中国和印度打过一仗。中国打胜了。
中国特色:
中国人民全然不知人民政府白白送掉了三个台湾大的肥沃国土给印度。那片当年的处女地如今生养着七千多万印度人。中共本来不必害死和饿死八千万中国人,只要把他们流放到那块土地上就好了。
美国特色: 美国人民全然不理解为什么中国要白白送给印度三个台湾大的国土。
12。共同之处: 中国人与美国人都知道台湾海峡两岸的人民同族同宗。
中国特色: 红色中国在世界上处处与自由中国为敌。
美国特色: 美国的公义和强大保证了自由中国的继续存在。
13。共同之处: 中国人与美国人都热爱生命。
中国特色: 政府鼓励独胎、堕胎、严打、信仰迫害与政治迫害。人造灾难频繁。每年非正常死亡与执行枪决人数为中国之外世界总和的数倍。
美国特色: 政府鼓励领养。法律重视生命。坚信不自由毋宁死。非正常死亡大都因个人的不负责或冒险行为造成。
14。共同之处: 中国人与美国人都欣赏文化修养。
中国特色: 文人像军人。
美国特色: 军人像文人。
15。共同之处: 中国人与美国人都尊重历史。
中国特色: 政府任意篡改历史,尤其是内战历史。
美国特色: 政府刻意保护历史,尤其是内战历史。
16。共同之处: 中国人与美国人都珍视土地。
中国特色: 任何人都不得拥有土地。
美国特色: 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土地。
17。共同之处: 中国人与美国人都知道共产主义是近代西方的垃圾。
中国特色: 政府鼓吹共产主义是国宝,党权高于人权。
美国特色: 政府鼓励个人奋斗自由竞争相互尊重。
18。共同之处: 中国人与美国人都知道体育的好处。
中国特色: 体育的全部意义在于为国争光。
美国特色: 体育的根本动力在于改善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19。共同之处: 中国人与美国人都重视教育。
中国特色: 中国政府视教育为商业。要读书先交钱。
美国特色: 美国政府视教育为民权。无人因缺钱而上不了小学中学或大学。
20。共同之处: 中国与美国一起打过日本。
中国特色: 中共趁火打劫在日本的侵华战争中起家。许多抗日将士死于共产党的枪下。篡国后又利用和煽动国人的仇日情绪以转移国人对共产党的不满。
美国特色: 打日本同仇敌忾。二战英雄倍受尊敬。对日本不计前仇,和平共处,互助互惠。
21。共同之处: 中国人与美国人都知道中国与越南打过一仗。中国损失惨重。
中国特色:民众早已识相地承认共产党强售其奸的混帐理论是不容争辩的。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共产党是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的。经验证明,理论总是应该与实际相反的。
美国特色:
民众普遍相信,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都是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尽管从当年中共帮助北韩打南韩打美国和帮助北越打南越打美国,怎么也看不出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有什么好处。
美国民众的大前提错了,他们以为中国的政府也是民选的。靠欺骗起家靠暴政维持的共产党的反人类统治在本质上是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早在中共国成立的那一天就已荡然无存了。那一天就是中国的亡国日。帮越共也好、打越共也好,中华亡国奴的命运就是任人摆布。在中共的眼中,士兵们的生命是一钱不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只是羊头,真名应该叫做中央共产独裁国。中共窃国窃名,偷天换日,鱼目混珠,以假乱真,小人得志,鱼肉中华,伤天害理,丧尽天良。它将其中共国简称为中国,故意误导,让人以为它的伪中国是原来那个中华文明之国的自然延续。美国人在七十年代以前是将中共国称为红色中国或共产中国以别于残存于台湾的自由中国的。懒惰的美国人逐渐省去了前面那个关键词,最终造成了误人子弟的后果!
今天是911恐怖分子劫机悲剧五周年。今年是101恐怖份子劫国悲剧五十七周年。仅以此文纪念八千万受难者和无以计数的被取消出生资格的中国孩子。
【大纪元9月12日讯】随着九评的问世,共产邪灵解体在即。但现在还有人说,“共产党也有好人,中共能变好”之谬论,实让人感到悲叹!“共产党也有好人,中共能变好”,如果按着这种逻辑,各朝各代都不应该灭亡,因为任何时代的统治者中都有好人!一个政权腐败到一定程度,就应该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这是历史的规律。如同一个苹果已经腐烂了,其臭气冲天,应该把它扔进垃圾堆。你不可能说这个苹果还有一点没有腐烂,就不能丢,从而让臭气散发满屋。况且中共暴政是历史上最持久最邪恶的暴政,是任何朝代的暴政无法比拟的邪恶,因为它是邪灵,是用人的理念无法理解的。其迫害民众的运动不断,从土改、工改、镇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学潮到血腥迫害法轮功,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迫害过,拈满了八千万中华同胞的鲜血;现在还干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灭绝人性的邪恶勾当,这种邪恶真的是任何时代的邪恶都无法比拟的!难道中共邪党还不该解体吗?
“共产党也有好人,中共能变好”,再说一下,首先共产党员中的好人,并不是中共邪党教育好的,而是邪党拉拢一些好人,一些知名人士,充实其门面,充实它的力量。中共邪党不但教育不出好人,恰恰相反,很多好人加入中共后则变成了坏人。党文化毒素害人,共产邪恶主义,通篇大论中,没有一点谈到道德,而没有道德基础的方式,就是一种手段,而手段是不分善恶的,是为了目的不分善恶的。这种邪恶的理论,再经过中共邪党加以进化,溶合了中国历史各朝各代宫廷斗争的邪恶,使其党文化更加邪恶,没有一点正统的因素,甚至是没有人情味。人的脑袋里被灌进这些毒素,能不变坏吗?即使没有被邪党的毒素影响太深,看看邪党的氛围环境,已经腐败成风,败坏至极,清官成了江河一粟,极其少见。在这种环境中你很正派,大家都贪污腐败,其他人就认为你有企图,处处排挤你,处处整你,那么你要想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唯一的办法就是变坏,和大家同流合污。再不然,如果你还有人应有的良知的话,就会落得像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那样悲惨的结局!
这样导人向恶的中共邪党,难道不应该解体它吗?
清醒吧,中华同胞们,看看九评,看清共产邪党的邪恶本质,退出解体它,这才是你的希望!作为一个有神论者,应该退出中共邪党,因为神要灭中共!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退出中共邪党,因为这个邪灵迫害太多的中国人,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止,只有解体它才能迎来美好的未来!作为一个为求自保的人,也应该退出中共邪党,因为在中国天灾人祸不断,这是上天在警示人,神给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已经不多了!因此退出中共邪党吧!这才是你理性的选择!
【大纪元9月12日讯】2006年9月7日,中国浙江省海滨城市台州市的章安镇发生一起群体性骚乱事件。事件已造成上百人受伤与数十人被捕。事发地现仍处于高度警诫状态。事件的起因是因为一起可疑的死亡事件,一位九岁女童疑被人丢入一大桥下的河中淹死。事发后,女童父母即向当地警方报案,警方未及时处理,女童之父故向当地政府上访交涉,但为当地政府官员视为缠访,据相关报导,当地政府将女童之父殴伤。此事激起当地村民的愤怒,以致数百村民包围当地镇政府,并引发骚乱事件,激愤中的村民放火焚烧了镇政府食堂等处,掀翻了数辆政府汽车,砸坏了数台电脑并烧毁政府部分文件,由此,当地政府出动数千警察,进行“反击”、镇压,结果自然是握有强大武力的政府“获胜”了。政府获胜的标志就是“暴民”们被赶跑,被打伤,被抓起,政府获胜的另一标志即是事发数日后,在那“出事”的大桥边,还停泊着多辆警车,甚至还有装甲车。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谁对谁错,我也不想研讨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我所考虑的是与此事件相关的另外一些问题。
显然,这又是一起政府动用国家暴力解决相关社会问题的典型案例。自然,当地的村民有过激行为,比如他们在凶狠的镇政府官员(党委书记、镇长领头)以野蛮暴力击伤前来伸冤的女童之父时,没有保持冷静态度,以求得和平的法律的解决,他们攻击了政府,对政府设施造成了一定的损坏,但是,我们的政府又是如何办的呢?政府的反应是激烈、迅速的,快速赶来的数千全副武装的军警立即开始动用武力“平暴”,结果当然是占有绝对优势的政府打了胜仗。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暴力下的和谐”。在政府强大武力的压制下,局势平静下来,紊乱终于变成和谐。由此看来这暴力还真是有效。由此,我联想到去年的太石村、汕尾东洲村,联想到重庆重特,联想到其它类似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之中,政府无一例外地以武力解决问题。打你,抓你,没商量,一切取决于拳头、力气与武器。
但是,这样的“暴力下的和谐”究竟有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好政府所追求的是否就是这样的和谐呢?如果是,那么,结论将是可怕的,那结论将是我们的政府视暴力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必要手段,在所有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中,动用暴力几乎成了政府唯一的选择。我们知道,以暴力手段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的政权通常被人们视为“暴政”,我的推论将使我视我们的政府为“暴政”政府,这是我所不愿但又无法从逻辑上加以否认的。反过来,如果不是,即我们的政府追求的不是这样的“暴力下的和谐”,那么,说明我们的政府所追求的理想是正当的,是好的,可是,面对那一件件充满血腥气味的事件,我们又如何才能理解我们政府良好的用心呢?
古人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让人们不作恶事,不作凶狠的伤害他人之事,这样的要求对于政府来说是否也一样适用呢?政府是一个抽像的东西,政府的行为仍是人的行为,是那些政府官员的行为,而那些政府官员显然是人,是人就应该接受古老的教训。放下屠刀,寻求和解,寻求暴力之外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我不否认政府在特定的情形下拥有动用警力处置特发事件的权力,比如出现严重骚乱并出现严重暴力行为时,政府可动用警力抑制。但是,抑制也并非就是可以不择手段,抑制也并不就是可以胡作非为,抑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约束暴力行为,消除暴力事件,像上述台州章安镇发生的警察一来即如战斗开始,军警官员立即大打出手,使用各种器械随意殴打村民,直到打得被打人头破血流,人倒人伤,宛如一场战争一样。在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里,有这样的执法吗?而在汕尾东洲村发生的事件就更是令人匪夷所思了,那里的村民并没有任何的暴力行为,他们只是在和平地维护他们的权利,结果,军警们竟然开枪了。在太石村则动用了暴力殴打等手法。
暴力真的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我无法相信。像现中国政府这样的迷信暴力,惯于用暴力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政府,在现今世界是越来越少了。一般说来,对暴力的使用通常被人们视为野蛮行为,政府使用暴力也不例外,喜欢使用暴力的政府不能不被人们视为野蛮的政府。我自然不愿意将我们的“人民政府”视为“野蛮政府”,一来是因为那样说太难听,有辱人们喜欢听良言美语的耳朵,二来也容易给自已召来“言语之祸”──在当今中国还是有“文字狱”这样过时的封建“宝贝”的,但是,我们的好政府必须作出良好的行为来表示它的文明呵,否则,它若是在行为上总是不能表现出文明、理智,却要我等该死的喜欢批评社会的“知识人”、“文化人”说它文明可爱,那不是要我们睁着眼睛说盲人所说的话吗?(当然,盲人也未必一定说瞎话,盲人也未必肯说假话,比如陈光诚先生就是一个最肯说最敢说真话的盲人,可惜,他因为说真话而把他说到了监狱里,我这样一位呆呆傻傻自称为大作家的汉子,也不能确定我的命运如何?我会不会也象陈光诚先生一样因为说真话而把我自已说到监狱里去。总之,在中国,监狱确实是为我等而设的,所幸地狱不是为我等而设)
请记住,暴力下面没有和谐,暴力下面只有屈从与反抗,只有一时的隐忍与以后的暴发,暴力可能引来更大的暴力。暴力无法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政治解决,思想问题思想解决,利益问题法律解决,反侵略与某些国际冲突需用军事战争方法解决。人民的和平诉求只能用谈判、对话解决,只有如此,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和谐起来,我们社会所具有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社会矛盾、利益冲突才能得到最为合理与妥善的解决。如果,一味地使用暴力,也许可以一时奏效,但是,你不可能长久地使用暴力而不遭致被暴力打击者的反抗。当反抗者起而反抗的时候,“暴力下的和谐”就将彻底不复存在。
我们的好政府,不想转换一下思维,改变一下应当改变的政策吗?我愿意看到的是一个仁爱、明智、富有远见与责任感的政府,我不愿意看到一个与相反的政府,那个政府残忍、愚蠢、没有远见与责任感,总是把事情弄糟,弄得一塌糊涂,结果使自已的形象丑陋得让人不忍目睹。
转自《民主论坛》
【大纪元9月12日讯】从上个月开始,“铁甲城管”一词,正式进入了大陆的大众语汇。这首先倒不是因为人们发现广州,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开始对城管人员装备钢铁头盔、防刺背心、防割手套和反光背心,而是因为8月11日,北京无照小贩崔英杰,被城管执法行动激怒,用尖刀将城管分队长李志强刺死,引发了舆论的广泛议论和争论。这些议论和争论中,许多人质疑大陆当局把城管“铁甲化”的措施,尖锐地批评当局正在把大陆社会领进“铁甲城管”的时代。铁甲城管一词从此不胫而走。城管是大陆体制的怪胎,它的职能是维护与市容和环境相关的城市秩序。为了完成这一职能,怎么会发展到要把城管人员武装到防暴警察的程度呢?其中的荒唐显而易见。
铁甲城管,有这个必要吗?这是大陆线民普遍提出来的问题。如果仅仅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城管是否需要铁甲化,我相信也很难得出肯定的结论。因为城管所面对的并不是那些蓄意进行暴力犯罪的人。这些人不是城管的物件,而是警察的物件。难道大陆的当权者连这一点常识都没有吗?铁甲城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出于技术上的需要,而首先是反映了大陆当权者的心态。
我们从铁甲城管的出现所看到的,是大陆的当权者对整个大陆的社会矛盾和治安形势的极端忧虑和恐惧。没有这种极端的恐惧,他们就不可能变得如此愚蠢,竟然让维持市容的行政执法队伍,以防暴警察的面目出现。很显然,大陆的当权者作此决策的时候,脑子里一定想到的是2008的北京奥运。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对于外国游客来说,铁甲城管对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市容,决不是什么装点,而是真正的视觉污染。
大陆线民对铁甲城管的反感,更多来自于对街头小商贩的同情。有人在网上质问当局,为何不把城管铁甲化的巨额投资,用来扶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穷人,包括不得不在街头谋生的小贩。更有一位元青年学者,在网上组织了一次关于是否应该开放马路市场,给穷人一条自救生路的辩论。正方和反方的辩论在网上进行了数日,大多数参与者支持放开马路市场。但是,反方也有人以非常情绪化的方式,表达了街道开放必乱的观点。也有人以事实来支持这样的观点,指出“中国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太多了!北京免费开放公园就有百姓去公园厕所洗菜洗衣服,如果开放马路市场情况将不可想像。开放马路市场应该做成一件满足多个群体需要的事情,而不是简单的扶贫。”
不过,即便是认为开放马路市场不现实的人,也都普遍认为,政府采取城管铁甲化的办法很不明智,显示了政府的无能。一些人还表示担心,铁甲化会助长城管暴力执法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早已达到非常严重和危险的地步。一位线民指出,只要在百度搜索网站打上“城管打人”四个字,就可以得到二十几万条结果。我试了一下,果然有十几万条。多数条目都表达了民众对城管以强欺弱之强烈反感与不满。
铁甲城管表现了大陆政府的愚蛮与无能,同时也宣示了大陆当权者的一个决心,那就是他们绝不能容忍大陆的城市像多数发展中国家那样,给大批的来自农村的贫民以谋生和立足的空间。大陆当局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发展中的穷国,同时又总是情不自禁地要炫耀自己发达的城市。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也是铁甲城管出现的一个背景。
大陆的城市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强权集中资源的结果,铁甲城管表明他们要用强权来把穷人排斥在城市的繁华景致之外。问题是,大陆城市的发展成本太高,无形中早已夺去了许多人的生计。在“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太多”的情况下,大陆当局想用铁甲城管等强力手段,拒穷人于城门之外,显然是非常危险的。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大陆当局依然执迷不悟呢?
或许大陆当局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样愚蠢,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建立在强权基础上的城市,看上去很美,一旦城门开放,秩序要比建立在私产和民主基础上的城市脆弱百倍。因此,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死硬到底,其结果是或者让城门外的穷人持久的贫困,或者等专制大厦一朝倾倒,大家同归于尽。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大纪元9月12日讯】从小酷爱写作、读书,六年前创办地下文艺刊物〈水沫〉的湖北交通警察吴幼明,近期成了众多大陆网民的关注焦点。今年初以来,他分别在互联网和报章上发表了〈交警为什么热爱罚款〉、〈罚款任务猛于虎--一个民警对罚款任务的反思〉、〈活人上户难,死人不销户〉等多篇文章,揭露警队工作及体制的流弊,并提出改革建议,可是这样温和的个人抗争行为,仍不见容于专制的中国社会,当局正以非法出版和发行的罪名,对吴幼明采取行政处分,支持他的网民都担心当局还会有进一步打击报复行动。埋首读书境界升华反省自己
现年三十二岁的吴幼明于九四年开始任职湖北省黄石市的巡警队,他形容自己性格反叛,高中时为躲避老师的管教,一度逃课在外头看书,高考后便无缘升读大学。当警察也并非自愿,只是父亲认为警察因工资稳定、福利好,便替他报名,刚入职时感觉还不错,以为是很正义的工作。上班不到两个月,老民警便带着他们一伙新丁到街上向违规摊贩收取罚款,并表明罚款是警队的收入来源。之后为了争取表现,吴幼明一早就去巡街,每天都能收到一百多元罚款,一千五百元的月任务经常超额完成,很快便成了创收的骨干。他认为那时想法单纯,领导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也轻松简单,公余就埋首书堆和写作,他在《小说界》、《大家》、《天涯》等刊物都发表过文学作品。
转变始于一九九九年,那时吴幼明正处阅读和文学创作的高峰期,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卡夫卡笔下“现代人的困惑”、贝克特荒诞又洞察现实的戏剧等大量的外来知识与哲学思想,使他开始重新审视人生,思考社会问题。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已变成权力滥用者,更令他感到羞愧和荒谬的,是他曾抓错人打错人,但因为自己是掌握权力的执法人员,受害人往往要忍着伤痛,带同礼物来向他道歉。吴幼明对工作的抵抗情绪逐渐升温,他一方面自资创办地下文艺刊物《水沫》,并参与独立电影制作,藉此开拓心灵空间;另一方面在工作上采取不合作态度,先是不完成收取罚款的指标,继而多次与上司正面冲突,批评交警大队以克扣工资的方式来对付没有完成罚款指标的交警,是全无法律依据。
质疑经济利益出发的执法动机
但吴幼明的不合作抗争未能奏效,在去年五月至九月,他被扣考勤工资累积达八百多元,他曾向上一级的官员投诉,甚至在去年十二月具名去信黄石市公安局长和党委书记,痛陈警队的管理滞后和失误,但没有得到回应,反而发信后不久,他便被调派到偏远的乡郊派出所驻守。他于是在今年一月把信件在网上公开发表。吴幼明指出:“哪怕我就是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公安机关能非法罚我的款还不给我罚款收据吗?能面对一位公民的申请复议信不闻不问吗?这哪儿还谈得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完全是一群冷漠和高高在上的官老爷。我在网路上公开这些事实,动机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我个人的权益。让罚款任务这个词成为公共话题,让更多人来讨论此事的是非对错。”
吴幼明此举获得不少网民和同僚的支持,称赞他有良知有胆识,并引来媒体的采访,他在随后发表的文章表示:“每一个小人物也有他的尊严和梦想,我以前就像《功夫》里周星驰演的小混混一样,在体制内没有个人思维的随波逐流。但是当我的思想由量变引起质变,由渐悟到顿悟后,我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盲目的服从领导,对领导们的违法命令我必须勇敢的站出来反对,依法拒绝执行。我没有因为众多网友的支持就以为自己真的变成了英雄。我个人的力量很微弱,但重要的是提出问题,正视这个问题,问题才有可能在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下得到解决 ...... 难道要让罚款任务问题成为公安机关的体制顽症五十年不变吗?难道这种从经济利益出发的执法动机还谈得上是执法为民吗?还能保证公正执法吗?我希望有更多的同行们也能勇敢的站出来说话,提出你们的真知灼见,集中群众的智慧去解决这个跨世纪的体制难题。”
留在警队做个不合作的警察
事后吴幼明获发还被克扣的工资,但很多朋友都担心吴幼明今后的处境,劝他离开警队,但吴幼明认为,既然迈出了这一步,那么留在警队内做一个不合作的警察,将更有意义。他说:“如果因为我说了真话而遭到开除,我将感到光荣。”
到了八月中,吴幼明投函《南方周末》,以自己在乡郊派出所工作的亲身经验,详细分析了现行户籍制度的流弊,指出很多死亡村民未销户,活着的村民未上户的不正常现象,主要是不合理的制度使然,这不但影响人口资料和治安管理,同时会带来了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吴幼明在文中批评公安部门因为父母没有缴纳计划生育部门的罚款而不给孩子登记户口,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政治权利,那些没有合法身分的“黑人”没法参加高考、报考公务员、办企业、结婚 ...... 将如何生活下去?但这个体制难题竟长时期得不到解决。而中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看似严密无比,实际操作过程中常常是漏洞百出。比如大毒枭刘招华化名李森青找某村干部出了份假证明,然后以被招商引资的商人名义合法的迁入了广西全州镇。此外还发生过很多杀人犯顶替他人身分参军、参警来逃避法律惩处的案例。
文章在《南方周末》刊出后,吴幼明就收到黄石市新闻出版局的行政处罚通知书,指他自二○○○年四月以来,未经批准擅自以“水沫文学社”的名义出版《水沫》刊物十四期,当中夹杂有违禁内容,其间并将部分刊物通过广州、北京、兰州的一些书店,以及个人直销方式违法经营,当局将会对他采取行政处罚,包括罚款二万元,及把四十六本《水沫》充公。吴幼明已即时要求举行听证会提出申辩。
当局今次只以较轻微的罪名来惩处吴幼明,看来是基于他在文艺圈薄有名声,而且行文有理有节,并未爆出警队内令人瞩目的严重贪污渎职恶行,但吴幼明的可贵,也是当局感到可怕之处,是他敢于站出来挑战上级权威,并公开讨论内部错失,打破基层公务员唯唯诺诺、得过且过的处事模式。专权者向来极度痛恨那些胆敢公开内部矛盾的自己人,绝不会容忍这种作风蔓延,吴幼明今后何去何从?无疑会面临更大的考验。
转自《开放》2006年9月号
【大纪元9月12日讯】我在七月份阅读的<<开放>>杂志中的一文,张耀杰先生写的<张思之痛陈党管律师太可怕>后,就想提笔就两位法律界的名人的一些观点进行商榷,现在郭国汀律师撰文<<我不同意张思之和贺卫方的观点>>,我赞同郭国汀律师的观点,他是从法律专业角度上阐述,我不是念法律的,只能从良知道德方面进行阐述。张思之大律师是中国律师界权威人士,他在六月十四日下午发表的观点大多是正确的有影响力的,但是在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绝食运动的观点上,我和郭国汀一样不能同意他关于:“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律师绝对不应该做的,千千万万不要做,我在这里第一次公开的讲这样一句话:例如所谓的绝食,我不具体分析这个事件了,我跟个别同志,比如李和平律师,我曾经很坦诚的讲过我的意见我的看法:那些事情我借用一个词是只能自毁我长城,只能是我们自己毁灭我们自己,是不是?”。张思之律师的出发点是想保护律师事业,不忍看到律师业被中共大开杀戒。
但是,在绝食的认识问题上,正如郭国汀律师所说的:“事实上绝食抗暴活动已发展成为全民参与的绝食抗暴运动,更发展成为一场深入持久的维权运动。这场运动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法律,经济,文化,心理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成败,其重大意义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曾说过高智晟律师业已成为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律师之一。虽然发起这场运动的功绩并非高智晟一人享有,然而无疑高智晟律师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与贡献却是最大的,因为他表现了一个中国律师的大勇大智大仁大义。因此我坚决支持高智晟律师等人发起的绝食抗暴运动。”
我也参加了在澳大利亚中国领事馆前的绝食活动,我没有很多的考虑,我认为符合人类道德良知的事,就应当支持,我不会去考虑个人的后果和得失,正义良知与人类道德是我的第一选择和判断,我没学过法律,我写诗歌,我讴歌人类的一切高尚情操,我鞭鞑世间的一切黑暗丑陋行为。法律并不是真理的代表,追求真理的才配做一个高尚的律师,真理高于法律,法律只是在人间的人强行约束的一种低层次条文,法律也和社会的黑暗与堕落合着节拍起舞的,如:四项基本原则,同行恋结婚等等,这些人类中最为反动肮脏和腐朽的法律条文也能塞进国家的宪法里,可见人类道德的良知堕落之深。神的话才是人类生存的最高与千古不变的法律,中国有十几万律师,不知到有多少人是信神的,高智晟律师是基督徒,他按照神的“自由、平等、人权、博爱、公议、怜悯”准则行事,他为受欺压受迫害的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为受尽人间酷刑的法轮功学员上书胡温,他没有为自己将会为此所承受的得失与迫害退缩,他遵循神的旨意,跨越了中共为维护自己独裁专制流氓黑社会所规定的底线,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大律师。
当律师的首要条件就是要为人类的良知与道德当好卫士的献身精神,而不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与怎样符合中共恶当的底线来替自己的生存作辩护,而不是替中共守卫中共的底线,考虑不要“惹毛了它们”,中国律师们守住中共的底线,中共从来没有停止疯狂地对千千万万的民众大开杀戒,跨越中共的底线,律师们所承担的痛苦与牺牲可以减少千千万万民众的痛苦与牺牲。
过去在冀察晋边地区流行一句话;日寇侵略中国时,一个日军可以控制一个县的中国人。这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人的懦弱性,看看去年在香港举办的世贸会就可见一斑,南韩才几万农民,就去了一千人抗议,中国有九亿农民,一个都去不了。中国有十三亿人民,一个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就可以把十三亿人民迫害的暗无天日,民不聊生,把五千年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道德礼仪破坏殆尽。这说明了五毒俱全的中共恶党的残暴与狡诈,把中国人民都洗了脑,还要让中国人民乖乖地替中共暴政迫害自己的人民,替中共守住所谓的底线。
自由主义法学家袁红冰在一次关于《中国的崛起与现实中国》为主题的演讲会上,语出惊人地指出中国人已经成为亡国奴:
“中国人已经成为亡国奴,我们之所以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有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我们之所以在自己的祖国,遭受任意的欺凌和虐杀,我们在自己的祖国几乎被剥夺了现代公民应有的一切维护做人尊严的权利。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已不属于中国人,中国已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殖民地和精神殖民地。中国人在精神上和权力上都已经是亡国奴了。”.…...(www.dajiyuan.com/gb/6/1/10/n1184958.htm)
这篇文章太精辟了,中国在中国统治下的五十六年,已堕落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最坏的时期,中共这个汉奸党,披着华人的脸皮,干着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1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出卖,56年来屠杀着八千万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现在的法院拒绝受理计划生育案件、法轮功案件,圈地案件、房屋拆迁案件等等,这样无法无天的中共暴政,律师们还有什么理由保持沉默?去年,国安部发布的消息承认,2005年有7万多起暴力抗争事件,中国人民每天都在遭受中共的残酷的迫害,作为律师,应当要义不容辞地站出来维护人民的权益,中国人已经成为亡国奴,作为律师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的懦弱行为辩解,贺卫方教授在西山会议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政部是没有注册的,是非法组织”的敢言,让我钦佩,但在法轮功问题上显得缩头缩脑,贺卫方教授说:“有一些律师从事让政府恐惧的事情,譬如为法轮功说话。我是很尊重这样的律师的。我自己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更策略一些,采用更加温和的方式,而不是经常去惹毛了他们”。
我不赞成“惹毛了他们”这句话,这是懦弱、明哲保身的一种自我辩解。当高律师第三封给胡温的信发表后,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呼吁“千千万万个高智晟站出来”,中国有十几万律师,现在才有高智晟、深圳的周立太,上海的郑恩宠,北京的张星水、滕彪、莫少平、浦志强、周泽、李和平、魏汝久、郭建梅、朱久虎、李苏滨、许志永、李柏光、陈永苗、范亚峰、郭国汀、郭飞雄、赵昕、陈光诚、杨在新、张鉴康等律师站出来,不到中国律师总数的千分之几,如果有一百个一千个律师站出来,每个人都写出三篇法轮功学员受迫害被活体摘除器官的报告,大家都拿着宪法越过中共的底线,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才真正体现了中国律师界的群体觉醒,那样才能真正撬开中共的独裁封建专制底线的吃人门坎,中共的律师界十几万的知识精英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智慧和良知去书写律师界的辉煌历史呢?
律师在社会上承担着人类道德和良知守卫者,良知道德永远高于法律,对一个独裁暴政长期草菅人命、屠杀无辜、酷刑折磨、活体摘除器官的滔天罪恶,绝不能保持沉默,维权是律师的天职,正如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天职一样神圣而不可玷污,可是被中共邪党物欲化腐蚀的司法界、医疗界腐烂透心了。现在的军、警、公、检、法与医疗界相互勾结,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中国的律师们为什么沉默了这么多年?答案正如郭国汀所说的:“不过我认为中国律师制度实质上是在中共党控下的变态的逼良为娼的制度。在此种党控律师体制下,中国律师能守身如玉不充当司法娼妓者少得可怜。中国司法部纯属中共的帮凶与打手,至于中国律师协会则是被阉割了的太监型伪律师协会,除了谋财害命几乎从不干正事。”
已经乘鹤归去的我父亲吴鸿根先生系1936年燕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后在国民党部队任职军法官,49年后留在大陆,受尽中共的迫害。我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有跟我讲过有关法律的事,他精通中国古代史,平常讲史书中的故事给我听。有一次,他带我去看市里举办的象棋比赛,路上碰到一伙人在吵架,后来打起架来。父亲说:“像这类事,警察来管也只能解决表面上的问题,吵架的内在原因还是解决不了。”父亲接着说:“如果碰到有人溺水了,那一定要去救的,这是人命和人心问题,如果碰到有人在杀人放火,那一定要出手制止,杀人放火在历朝历代都属于重罪,要重判的。”现在,中共独裁暴政时时刻刻都在杀人,对善良人民施酷刑,对律师、记者、良心犯栽赃陷害,以“政治问题刑事化来解决”,制造冤案,草菅人命,对法轮功学员施行古今中外数百种的酷刑,多少我们的母亲和姐妹被中共恶警蹂躏强奸,多少我们的亲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家可归,多少我们的骨肉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中共的欺凌迫害,现在有揭发出中共流氓集团在36各集中营里关押着无数的法轮功学员,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器官,我们的律师有什么理由保持沉默?有什么理由要去维护中共杀人放火残暴专制的底线?我们的律师还有多少人还是中共党员,还在充当着中共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帮凶?律师们为什么不像高智晟律师那样退出这个无仁无义无人性的邪党?
高智晟律师在文章《这个政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杀人》中写到:“故此,当务之急是丢掉幻想,从每个人的身边现实地做起,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力促身边的人退出这杀人的集团,不再做杀人者的帮凶,更不再做杀人者的工具!和平结束杀人集团的狗命——退出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彻底摆脱中国人民的灾难厄运!”
律师们,请千万别忘了律师的天职,人权和人性高于法律,没有善念良知和职业道德的律师与一只会狡辩的乌鸦嘴有什么区别?正如堕落的许多大陆伪医生,参与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器官的罪恶行动;正如堕落的许多大陆伪教师,参与教育产业化,腐蚀青少年的灵魂,毁灭中华民族明天的一代;正如堕落的许多大陆伪基督徒,他们忘记了神的平等、博爱、公议的教旨,他们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幸灾乐祸、冷言冷语、助纣为虐,充当当代的彼得和犹大;正如堕落的许多大陆伪自由知识份子,他们千方百计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不断地提出完善中共统治的理论,不断地抛出在专制铁笼里四项原则下与狼共舞的花俏旋律。
律师们,你们还记得50年前,北大的林昭,一个柔弱的女子,向着世上最残暴的邪恶政权发出震撼世纪的声音:“如果有千千万万个鸡蛋去砸石头,石头也会被砸出一个坑来。”50年后的今天,律师们已经不需要用鸡蛋去砸封建专制的巴士底狱,律师们只要用中国的宪法就能浩浩荡荡、摧枯拉朽地冲垮中共这个邪党、恶党、妖党、黑手党、汉奸党吃人的魔鬼宫殿。
律师们,你们还记得被割喉的张志新女士吗?残暴的中共政权以卑鄙兽性的迫害,它能够锁着追求真理的光芒吗?它能抹去张志新一个觉醒女性伟大光辉形象吗?
中国的律师们,请重温一下人们纪念张志新写下的诗篇:
“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韩瀚:《重量》)
“法律呵,怎么变得这样苍白,苍白得像废纸一方;正义呵,怎么变得这样软弱,软弱得无处伸张!”(雷抒雁:《小草在歌唱》)
“一枝无产阶级专政牌号的枪,对准了一个女共产党员的胸口!中国的良心啊,岂能忍受这种奇耻大辱,清明雨,洗不净不清明的时候野心取代了良心,兽性代替了人性,权力枪毙了法律,暴政绞杀了自由”(熊光炯:《枪口,对准了中国的良心》)。
现在高智晟律师被中共当局秘密抓捕了,高智晟律师是为中国人民的弱势群体受迫害的人民维权而受迫害的,高智晟律师是中国人民正义的化身、良心的典范、律师界的英雄、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的律师们,读读以上三首诗,想想看吧,从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到当今的高智晟律师被捕,中共的残暴的兽性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收敛,还是更加野蛮残暴更加兽性化呢?我们的律师们的良心职业道德是随着人类的进步而提高,或者是更加堕落呢?中国的十几万律师中有多少人苟活着?当高智晟律师的第三封信发表后,有律师表示,这替我们洗刷了律师界沉默的耻辱。
现在我认为,律师界的律师们,要全部行动起来,参加维权活动,参加营救高智晟律师活动,参加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活体摘除器官的罪行,每个律师都去传九评,促三退,每个律师都去传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合写的关于中共摘除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的调查报告,(http://investigation.go.saveinter.net/ www.cipfg.org)营救高智晟律师就是在营救自己,就是在拯救自己的良心、自己的灵魂。人活着不是为名利地位而活,人是神造的,是让人在地球上迷幻的现实中,看破红尘,修真养性,返本归真,作个觉悟的高级生命。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所有的光明磊落、虚怀若谷、公正无私、刚正不阿,善良慈悲的人,其身上发出的色彩特别漂亮,那些苟且偷生、助纣为虐、残忍暴虐、追随中共邪党迫害中国人民的汉奸走狗,全身在冒着黑气,它们的名册早已登记记录在地狱里,中共恶党的祖师爷卡尔、马克思,这个恶魔早已在地狱里等待更多的决心留在恶党里的徒子徒孙去报导。
中国的律师们,抛弃一切幻想吧,加入到营救高智晟律师行列里来、加入到维权的行列里来,维护千千万万受迫害的民众权益,也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完善律师自己的人格和职业道德,也是使中国律师成为获得良心上自由真正的律师,也是为即将来临的新中国建立一支独立自由、高贵人格的律师队伍。
──转自《自由圣火》
【大纪元9月12日讯】(编者按: 9月14日,是清水君入狱的3周年。作家黄金秋,以清水君之名驰骋海外网站。他在马来西亚获英国林肯大学资讯理学士学位后于2003年8月回国,立即被共警跟踪。9月14日,他先被连云港公安局以涉嫌以涉嫌“非法传销”为名扣押,7日被江苏常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名刑事拘留,成为中国首例“归国留学生因海外民主言行受审案”的被告人,一年后,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处12年徒刑。时年30岁。9月14日,是清水君被绑架3周年。大纪元特发表徐沛的文章以示纪念)
写出《七十年代,万岁!》的清水君堪称七十年代生人中的一绝。
看他被以“国安”名义跟踪他的暴徒拳打脚踢后,不仅无怨无悔,相反还检讨自己的言行,我很感动,以此来看他似乎不比我离“真善忍”的高标准远。感叹之余我想起了因炼法轮功已失去人身自由的陈小柱。在他们这两个七十年代生人之间我走过了一段修炼的路。
我读《孙子兵法》只学会了一招,三十六记走为上策。所以我2002年在大陆亲历了法轮功的神奇后就提前结束了海归行。在德国读完《转法轮》,我便迫不及待地想学功,打了一通电话,满足了心愿,结识了陈小柱。本来他在汉诺威大学学电脑,为了给来德国旅游的中国人讲真相,在我海归期间他弃学来到了科隆,因为科隆大教堂是德国最有名的景点之一,中国游客不少。而且就在我住家附近的中餐馆里打工以维持在科隆的生活和制作各种真相资料。
我常去那家中餐馆,跟老板和老板娘很熟。他们都说小柱是个好人,但脾气暴燥,谁指出他的缺点,他就会暴跳如雷,尤其不能听人说法轮功的坏话。有一次我去吃饭看见小柱站在门口剔牙齿,我笑着说他这样有碍观瞻。小柱没暴跳,倒像泄了气的皮球,表示他不知道这样不雅观,以后一定注意。半个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几乎让中华文明丧失殆尽。小柱的不雅只不过被我撞见了,而江泽民当众掏鼻孔等丑态则远扬全球。
小柱虽不懂礼貌,但真诚善良,乐于助人。为了上班前来教我炼功动作,他甚至牺牲睡眠时间,我则一有机会就打听他的思想。问来问去,几无所获。问他为什么信法轮功,他的答案很简单。他炼功把病炼好了,也开了天目,还有别的神奇体验。就是说小柱和我都是法轮功的受益者,但我们却没什么共同语言。
是小柱帮我解决了上网的技术问题,我才得以读到清水君文集。我一下便为清水君所吸引,尤其是读了他那篇《鲁迅-汉奸还是族魂》。鲁迅用犀利的笔锋大大伤害了我热爱的中华文化,而同样笔锋犀利的清水君则替我出了这口气。鲁迅的阴暗让我反感,清水的明朗则招我喜爱。
小柱像根柱子,踏实可靠,却沉默寡言,而清水则洋洋洒洒,冲开了我的话匣子,我汇积起来的中国话滔滔不绝地流向他的邮箱,然而我能在清水中照见自己,清水却跟不上我的话头,以致误会我的本意,但他似乎没感觉,还找上门来,于是我回答说:你又把我逗笑了!炼法轮功后我的体重从最轻时36.5增到50公斤,身高约160厘米的我不再拥有泼猴的身材……你要不重道义,我才不会冲你来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依我来看,你还得好好修身!“重德悟道,经过修炼,功成圆满”,这是人生之最高境界。泼猴知道,而清水不知,实在可惜!
不久他再次公开曲解我对他讲的私语,于是我只好忍痛割爱、不再理睬他。
刚传来陈小柱回国被绑架的报导,就读到清水君发出的他被跟综的消息。然后就是他的自白—《清水君其人其事》。他为中共所迫给自己涂的保护色令我这个连口红都不抹的古董目瞪口呆。这之前我扫瞄过黄金文集,断定作者像我过去一样算中国浪漫派,(浪漫派首先于法国大革命后在欧洲兴起,是他们共同背离了教会,把爱情推上了神坛,结果他们要么为此自杀身亡,要么又重新信奉上帝),而我已赶在三十岁前结束了对德国浪漫派的研究,不相信爱情,只信仰上帝,所以不曾关注黄金。清水君点明他就是黄金后,我一想倒也是,清水君不就是出国后因识破中共的骗局而获得思想大跃进的黄金。类似于六四前的我和六四后的我。只不过我出国前不曾发表作品,六四后忙于德文创作没取笔名而已。
正当我独自在德国思念着这两位敢于坦然面对暴力的勇士时,电话铃响,一个略带山东味的陌生男音自报为清水君,问我是否有月饼吃?这或许就是心灵感应吧!我高兴地说我正在写他,他笑嘻嘻地欢迎我骂他。历来冷清的中秋节因一颗黄金般的童心而异常温馨。
我又一次打开黄金文集,去读他在电话上对我提及的代表作《留在我心里永远的泪》。他眼里“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名人们,我要么闻所未闻,要么避之不及,他热爱的周星驰,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读了这篇黄金故事,我明白了他为何总要误会我。虽然我们使用共同的语言,但表达的是不同的感悟。他所受的无神论教育,让他把《西游记》完全世俗化了,而在我看来《西游记》和《高僧传》等古书都是从人修炼到神的真实故事。它们讲了修炼的艰辛,修炼人的神通,更讲了佛法的求之不易。当然这和我在欧洲能自由地与三教九流打交道密切相关。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起,不少西方人走进了佛门。我参加过他们的活动,和他们有过交谈,也读过他们的书籍。一位男友的父亲,已修炼了四十年,他的师父是一位印度高僧,为了上门朝拜师父,他吃了不少苦,这位高僧也神通广大,可以手到病除……这些修炼方法像基督教等几大正教一样虽未从道理上说服我,却让我能够有眼识法轮功。陈小柱则身在修炼中,不用读别人的故事,也一样相信神佛。
可惜的是清水君既不信神,也不信我,可喜的是他虽不信仰法轮功,却也在实践“真善忍”,所以也成了“国安”的迫害对象。
2003年9月首发
2006年9月审阅
过失?谋杀?
据明慧网报导,在现场的熊妻回忆说,那天晚上她们从位于长沙火车南站大院的盐业公司宿舍1栋305室出来,正走在每日经过的出南站大院的小路上。狭长的小路一侧是铁轨,另一侧是成堆的黄沙,仅仅只够一辆小车单行,小路的尽头是只能行人通过的出入口(如图二)。当时天热,外面还有人。
她们正走着,就见一辆牌照为湘AH****的小轿车从后面慢慢开过来。从她们身边经过后继续往前开了三米左右,轿车突然倒车,急速的倒车,就见轿车猛地撞在姨母身上,孩子被撞飞了,接着汽车又来回的碾压。熊妻见状,感到来者不善,惊恐之下,边呼喊救命,边朝人多的地方跑去……随后肇事者逃逸。
事后据办案人员鉴定,死者是经多次碾压致死,整个身体被压烂了,特别是右腿骨头断裂、翘出,骨肉分离,血流满地。7个月大的婴儿被抛在沙堆上,背后四根肋骨断裂,遍体鳞伤。
案发后,死者家属怀疑是有意谋杀,曾在火车南站挂标语喊冤。其主要疑点有:第一,火车南站大院历来有规定,外来车辆不得入内,且晚上十一点关大门。那这辆肇事车是哪来的?没有院内保安开门,它又怎么出去的呢?第二,肇事者从死者身边缓缓行驶前去,完全看得清路上有两个大人抱着一个孩子。明知车后有人,为什么要急速倒车,并来回碾压呢?
另据车祸现场勘查人员分析,肇事者非常熟悉周边情况。车祸发生后,还有人告诉办案人员,他看见姨母曾从熊金泽家出来,到相距三、四百米远的自己家中捎了些东西回去。除了国保派来的跟踪人员,谁会在深夜关注一位老年妇女这么详细的行踪呢?办案人员为什么不进一步调查这位特殊的“知情者”呢?
屡遭迫害的熊金泽
目前公安调查进展迟缓。另据明慧网报导,近年来熊金泽一直是当地公安局国保大队迫害的重点对象。几个月前的2005年12月20日晚8点,天心区国保大队曾动用10辆车30多人,在长沙芙蓉苑小区内非法绑架了熊金泽,当场抢走熊身上现金一万多元,价值四千多元的装修材料以及微型车一辆。
随后,国保人员闯入熊金泽的家中和办公室,抢走六千余元现金及单价一万多元的电脑和打印机两台,并将熊金泽押入长沙市第一看守所。由于公安找不到抓捕理由,加上熊金泽15天的绝食抗争,今年初熊被家人领回,但国保对其暗中监视一直不断。
早在1999年10月,熊金泽因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劳教3年。在长沙新开铺男子劳教所,熊金泽曾被强行穿上约束衣,戴上厚重的头盔,关进长二米、宽一米多的禁闭室内,连续七天在里面受刑。七天之后,熊金泽由人从禁闭室中抬出来,据警察私下议论,从来没有人在这种折磨下熬过三天的,熊金泽是个特殊的人。(
【大纪元9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林达哥本哈根报导)著名人权律师、独立调查员大卫. 麦塔斯(David Matas)9月8日来到丹麦在国会大厦召开发布会,介绍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报告,受到国会议员和非政府组织团体的关注。丹麦红绿党国会议员佩尔. 克劳森 (Per Clausen)主持了此次会议,他表示:“我很关注中国的人权现状。今天我在这里与麦塔斯先生联合召开这个会议,是代表丹麦政府,丹麦人民对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作出反应。这是一种对于人权问题的行动。”
他强调,这次会后,国会将再次向丹麦政府提问,他们是否真正想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器官的问题上做些事。他表示,“我们经常在谈论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以在人权上做些什么,今天的会议提供了丹麦的国会和政府很多这方面的建议。”
大卫. 麦塔斯(David Matas)详细介绍了独立调查团就《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独立调查报告》调查和取证的情况,以及在他们的报告发表以来,在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响。麦塔斯先生对他们在报告中的结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确有其事,做出详尽的解释。他呼吁西方民主社会的政府与人民都能尽快行动起来,制止这种前所未有的邪恶。
在独立调查报告发表后的几个月里,大卫. 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先生走访了欧、亚、 澳、美洲的许多国家,把发生在中国的活体摘除器官的事告诉人们。麦塔斯先生说,许多人开始关心此事了。
麦塔斯先生是在与乔高先生共同访问了即将召开欧亚高峰会议的东道国芬兰,转道瑞典,挪威后,来到丹麦的。他对于这几天的北欧之行,表示满意,因为整个斯堪地纳维亚国家的反应是积极的,正面的。
他说:“我走过不同的国家,每一个地方都有政要人士来积极回应。就像今天,佩尔. 克劳森在这里主持会议。一些民主政党给予了很多帮助,一些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十分关注此事。我认为,我们所到之处,都有许多人参与进来, 许多人开始认真地对待此事。” 他说:“我做了这件事,那么我就要为这件事做出努力,这是确定了的。”
当有人问到,有关活体摘取器官的事被曝光至今,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但是好像大部分西方政府仍然没有对此采取有效的行动时,麦塔斯先生说:“一般来讲,政府的动作总是慢一点的。我们的报告在七月份才发表,到现在九月份, 表了两个月。也许他们需要时间,我们在促使政府能尽快动起来。”麦塔斯说:“虽然许多西方政府有经济利益的考虑, 但我不认为他们将会只是满足于经济利益,而让器官摘取的事情继续下去。在民主社会,政府是必须反映各阶层民众的意愿的。事实上我们得到了很多议员的支援,这确实能够保证事态的加速发展,以达到解决的目的。”
多个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前国会议员维果.菲谢(Viggo Fischer)在会上发言,对发生在中国的群体灭绝罪行表示严重关切,并纷纷发表看法。
器官移植协会理事会成员、肾脏移植外科医生班塔. 埃斯伯森女士(BENT JESPERSEN )说:“在我读了加拿大独立调查报告后,我曾经把这件事提交到了丹麦道德委员会上。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提交到丹麦政府和不同的那些与中国有关系的社会团体那里。 ”
她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制止这种罪恶的继续发生?我认为我们可能通过惩罚去中国接受器官的人,来帮助制止这件事,我们可以发表声明,告诉他们,无论是什么原因,去购买法轮功学员器官,还有人为了钱而捐献器官,甚至有人通过谋杀来盗取器官, 这都是不能够被接受的。”
法轮功学员遗孤刘晓天介绍了他的父母因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双双 迫害致死的情况。刘晓天说,“我的父母是非常健康的,可是他们因为炼法轮功, 中共警察非法逮捕后,仅仅5个月就死于非命。我连任何文字证明也没有看到过,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被曝光后,我不由的想,是否我的父母也遭受了这样的残暴,被摘取了器官?”他以亲身经历呼吁,“在中国,像我这样在迫害中家破人亡,孩子流落街头的事到处都仍然在发生着,我恳请善良的人们都来救救法轮功学员的孩子,使更多的孩子能够不再遭受这样的痛苦。”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士,包括丹麦国际合作协会副主席、丹麦国际合作协会对中国全球联系专案协调员、赫尔辛基委员会丹麦联合国协会哥本哈根分部主席,前国会议员、丹麦器官移植协会理事、丹麦与中国社团传教士、人权律师、教师等多家非政府组织及个人。
【大纪元9月12日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丰2006年9月11日华盛顿报导)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导说,湖南北部岳阳的流入洞庭湖的新墙河发生污染。与此同时,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表示,自从去年11月东北松花江发生严重污染事件以来,中国又发生了一百三十多起水体污染事件。有评论家指出,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强调经济增长为第一优先的政策以及对新闻媒体的越来越紧的控制,促使中国的环境污染持续恶化。*砒霜进入8万人饮水来源*
中国国家控制的新闻媒体星期天报导,中国湖南省岳阳发生河流污染。新墙河发现有毒物质砷化物为正常标准的10倍。官方的新华社说,岳阳县环保部门星期五对8万人饮用水来源的新墙河进行例行监测化验的时候发现了水污染。砷的俗名是砒霜,能导致人中毒。中毒症状包括恶心、呕吐、痉挛,甚至昏迷、死亡。
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普遍指出,自从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推行经济增长优先的政策以来,经济增长数字成为执政党提拔干部的首要标准,各级执政党和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仕途竭力追求经济增长数字,对环境污染的问题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态度。
*党政相推诿 记者可问谁?*
记者就岳阳河流污染事件询问中共岳阳县委宣传部,那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中共岳阳县委和政府对污染事件很重视,但是,她不了解最新的污染情况。这位中共岳阳县官员要记者询问岳阳县环保局。环保局一位官员表示,新墙河水体内污染物浓度的最新情况他也不了解,他要记者询问中共岳阳县委宣传部。
县委宣传部说有关问题应当问环保局,环保局则说有关问题应当问县委宣传部,这种显然是相互推诿的做法会给公众一种什么印象?对这个问题,阳县环保局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说,你对我说这样的话没有用。
*政策和体制原因*
在北京的社会评论家刘晓波说,中国近年来的环境污染持续恶化,跟中共的急功近利的经济发展政策、以及权力独揽没有制约的情况有直接的关系:
“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保护自己的乌纱帽,保护当地的经济利益以及经济利益背后的官员的个人利益,他们就要做出这种非常不负责任的推诿性的行为。他们对公众舆论不负责任,再就是对被污染的环境不负责任。”
*污染层出不穷*
湖南岳阳新墙河污染,是中国各地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环境污染事故的一起。
新华社报导说,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星期天表示,自从去年11月东北松花江发生严重污染事件以来,中国又发生了一百三十多起水体污染事件。新华社的报导没有提供这些污染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及污染性质等详情。
*新闻不自由 污染几时休?*
在执政党掌握一切国家权力的中国,环境污染常常被执政党和政府认为是属于敏感新闻,即使是在中国公众的生命和健康面临威胁的情况下,中国的新闻媒体也必须听从执政党宣传部门的指示,不能自由报导有关环境污染的消息,给公众发出必要的警报。
去年松花江发生严重污染事故之后,当地有关官员首先对公众散布假消息,说绝对没有污染水源。只是在事故发生将近两个星期之后,中国当局才承认发生严重污染。这种做法,导致松花江下游的俄罗斯对中国提出抱怨,也使中国公众难以相信执政党宣传部门以及国家控制的新闻媒体。
北京的社会评论家刘晓波说,中国当局近来在不断加强新闻报导的控制,在新闻媒介不能自由报导的情况下,中国的环境污染持续恶化的形势很难扭转: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环境保护在没有新闻舆论监督的情况下,可以说没有办法真正地制止住环境污染。”
【大纪元9月12日讯】中国大陆各地的河流山川遭遇愈来愈严重的污染,即使是人烟稀少的天山一号冰川也难以幸免。日前乌鲁木齐当局对被誉为“冰川活化石”的天山一号冰川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发现,冰川遭受人为破坏和污染程度惊人。据香港大公报和新华社报导,乌鲁木齐市环保局、水务局和监察局等单位联合组成的执法组于六日至八日对冰川进行了检查,检查组发现,在本不属于旅游景点的一号冰川,旅游者只要花二十元,便可以进入一号冰川,与冰川亲密接触,这些旅游者把垃圾随地丢弃,使纯净的冰川遭受污染,当地经营者还为旅游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出租防寒羽绒服、代步的马匹、过夜用的毡房。
此外,检查组还在一号冰川的山坡地带发现成堆的白色塑料袋包装的“蘑菇棒子”(培养蘑菇所用的培养基),使冰川遭受严重污染。这些“蘑菇棒子”来自于当地的多家蘑菇种植大户。
据种植户技术员介绍,由于阿魏菇喜凉,种植地越靠近冰川,蘑菇的产量就越高,所以种植户就把蘑菇大棚逐步向“天山1号冰川”附近推进。
一些种植大户种植阿魏菇,未经环保部门同意,擅自兴建大棚80多间,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在种植过程中,大量被废弃的蘑菇包和生活垃圾随意堆放在河道边,对一号冰川造成严重的污染。
“天山1号冰川”是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冰川“活化石”,其科研价值无可替代。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表示,自从去年11月东北松花江发生严重污染事件以来,中国又发生了一百三十多起水体污染事件。有评论家指出,中共强调经济增长为第一优先的政策,各级执政党和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仕途竭力追求经济增长数字,促使中国的环境污染持续恶化。@
【大纪元9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袁文编译报导)9月9日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逝世30年,数家德语媒体在近日进行了大规模报导评论。德国明星杂志(Stern)九月十日在《诱惑者》和《暴君万岁》两篇文章中这样写到:尽管毛泽东直接或间接的杀死、迫害、饿死或者关押过多少中国人,尽管按估算有近七千万人死于毛统治下的共产中国,然而中共当权者在毛死去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拒绝揭示那段历史的真相。实为暴君的毛泽东在中共的宣传中总是一副光辉伟大的形象。毛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的罪恶今天仍旧被极力掩盖。
法新社记者在九月十日的“毛泽东死亡日”一文中分析说:直到毛死后30年的今天,中国政府仍旧拒绝把真实历史展现出来。从道德方面看,毛被洗的一干二净。给毛泽东“翻案”的正是共产党自己:1981年,共产党宣令,毛泽东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由于这些错误是出自于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就完全可以不必给与追究。一条数学公式被用来计算毛泽东的功过:七分功三分过。因“功大于过”,历史就这样被一笔带过,毛从未面对犯下的罪恶。共产党非常在行的就是怎样驾驽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和数不清的受害者人的记忆。
“比如说,他们不停的重复事先准备好了的标准记忆模式,直到它被人们接受。在一些影片中,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和历史事实出处被抹掉,毛像是一个光的影子,被杜绝在空间和时间以外。”杜伊斯堡大学中文系教师璪斯米卡特女士在采访中对法新社说。
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党员都愿意轻易的让毛溜之大吉。曾经有人主张把毛的宝座打翻。然而,一个和主席拥有紧密联系的党派,怎么能做到既要打倒它最重要的象征代表性人物,而又不把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下呢。
法新社的另一篇文章还说:到现在,死了30多年的暴君仍旧在喘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推动起了一股崇毛潮流,人们把毛的胸章带在胸前,而今天走在大街上的德国人中,谁又敢想像,把臭名昭著的希特勒的胸章佩戴在胸前呢?
德国南德意志报在九月九日的报导中写到:毛泽东死亡的那一天,政治局异常紧张,除了要敲定毛的接班人外,还要让毛的尸体变成一个不朽的身体。就像列宁的防腐大师登尼索夫所说的:“一个历史纪念碑的生物组织。”问题是,怎样对尸体进行保存,在当时的中国尚无人知晓。
由于喷剂过多,毛的身体肿胀了起来,皮肤爆裂,让所有参与者吓得魂飞魄散,恐怕这技术上的过失会让他们难以保命,过了许多个钟头后,他们终于一层一层的把毛的身体又弄回了近乎原来的模样。毛的身体被送到了位于北京心脏处的纪念馆内。一个小小的身体,从此躺在了一个巨大的太平间里 。
【大纪元9月12日讯】今年夏天,曾经让多少学子慕名仰望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遭遇一场信任危机。这其中,不乏美籍华裔教授丘成桐之“功”。丘成桐称,北京大学引进的海外人才“大部份是假的”,北大是以虚假的“引进全职教授”骗取国家数以亿计的教研经费。一语激起千层浪。最近,丘成桐教授在接受香港《亚洲周刊》专访时,再次痛批中国学界的霸权垄断现象扼杀后辈人才,并且直言中国学术腐败,“不是做学术,是玩权术”。
并针对具体症结,逐一细数,无一放过,批评了很多。尤让我们这些在平日里就很人微言轻,且长期生活在体制外的边缘人看了颇为过瘾,也非常满足。
丘成桐不愧是学界名流和风云人物,极具才气和实力,所以其言谈举止就举重若轻。固然由他所掀起的这种阵风,确实在大陆网络就极为猛烈地刮了这么长时间。尤其当笔者在新华网论坛突然看到,有人竟紧随其后,对堂堂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有理有据的公然指责,就更使笔者不胜欣喜若狂,而感慨万千了。
这名叫亦明的作者说,闵维方先生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据北大的官方网站介绍,闵先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教育学学士。1983年国家公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1984年、1985年先后获得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和组织社会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教育管理与决策)。1987—1988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从事教育经济学和教育财政学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并兼任该校校长助理。 1988年回国受聘至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任教。”(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网站:闵维方网页)。按说,闵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出国的一批人,加之毕业于美国名校,并且专攻教育管理,由他来担任北大领导可谓名至实归。不过,近来耳闻目睹一些他的言论,使我开始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
该作者指出,闵维方第一无知是在央视《对话》谈北大人事改革时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十几个人获得过诺奖,他批评说,不了解美国大学的人一定会以为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二十几位教授中,有十几位得到过诺贝尔奖。实际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目前有34名教授,他们之中只有4人得过诺贝尔奖,其中还包括一名退休教授。
“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年开始评选,至今全世界只有51人获得过这项荣誉,而得奖时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总共只有9人,哪来的十几个?其实,即使按照常识来推理,也不会得出“二十几个教师出了十几个诺贝尔奖得主”的结论的。当年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系汇集了天下英才,有一段时间五名诺贝尔奖得主在那里共事,那就已经是名闻遐迩的佳话了,一个系同时有十几个诺贝尔奖得主,得需要什么样的想像力才能编造得出来呢?而一个在美国呆了四、五年、得过三个高等教育学位的人,却在全国人民面前作如是说。闵书记和林教授在中央电视台唱的这个双簧戏,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在有意误导中国人民。我当时认为是后者。另外,闵书记提到的那个著名大学校长说“我的大学的正教,你闭着眼睛随便摸一个,他就是世界一流的学者”,根本就不像一个著名大学校长说的话,倒活像一个文盲暴发户的口气。闵书记,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校长姓甚名谁?
另外,他还重点批评他的英文水平太差,不懂美国历史还冒充行家里手硬是写论文胡说八道等等,无一不有理有据,言之凿凿。于是笔者便想,这可真正把中共的脸丢尽了。
毕竟,堂堂北大党委书记,应该说是中国最著名学府的老大,虽然重点管党务,但由于党是老大,即便在不主管的政务上,也绝对比主管政务和教学的校长大许多。本来,学校历来是一个国家综合素质、道德修养以及文化底蕴的最好见证,而这个每年都要耗费巨资搞专门形象工程宣传的北大,可以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色招牌,是专门给中共领导人脸面上贴金的。
据说,北大每年仅为校庆,请国家领导人赏光,请海内外知名人士赏光等,就耗费招待装扮费高达数千万甚至上亿的教研经费。可是,最近却连遭如此指责和批评,一时间,这神圣不可动摇的金子招牌,终于在众多好事者的关心下,确实已被批臭批烂了。尤其当我们看看人民群众的眼光所到之处,真正所关心的众多具体事实,就颇为使人不堪入目了。
当然,在中共一党的大黑幕下,当局究竟是如何用人的,而把一个好端端的,本来百年崇高的老校,竟然像妓女般的玩弄于股掌之间,就仿佛把一个大家闺秀,黄花处女,糟蹋得面目全非,今非昔比,极为肮脏丑陋了。
固然,无论外界如何批北大,北大确实也网罗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人才,尤其是众多莘莘学子们,这绝不可否认。但是,这些来自全国的精英人才,在眼下的中国,尤其是在共产党统治的这么多年哩,由于把阴谋政治总是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所以,所有只要是人才的人,便都慢慢把本该专长且极为嗜好的专业放弃了,而一心都玩弄着由共产党人所亲自创造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封建权谋政治游戏了。尤其是自清华出了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以来,在这个与清华大学完全齐名的老校里,则把这种歪风邪气,愈刮愈猛烈,且非常强劲,极为兴旺发达了。
也就是说,只要你进了北大,就不是好好搞学问,并专业研究学术,在各类学科技术领域攻尖的人才了,而通通都权谋政治化了。毕竟在中国,当把中共一党的权力高高凌驾于国法和人权之上时,这种风气也便自然而然形成了。毕竟人是动物,只要是正常活着的人,不能不图轻而易举即可垂手可得的巨大利、名与享乐的速成。所以,这北大便不得不彻底堕落,而完全变质了。固然,今天的北大,即便多么花巨资苦苦包装和营造本来的纯真面目与风味,但毕竟,这就像被人玩弄老化的妓女,再多么涂厚脂抹重粉,用再多么先进的高科技美容美体,都难以改变发自骨子深处的腐朽本质。固然,就不说是稍有经验的嫖客了,只要是一般正常人,一眼便会看穿这北大究竟是怎样一个货色。
虽然我们还依然不可否认,北大即便在眼下,还一如既往地面向全中国,招纳着最优秀的学生。我们也绝对不能否认,这些学生本来都是天资聪颖,极端优秀的。但是,再多么优秀的学生,由于正处于成长阶段,可塑性极强,只要在这种歪风邪气的长期浸泡以及无时无刻的强烈刺激的严重腐蚀下,如果他们不完全堕落,或彻底变质,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他们本身的某重要器官或功能严重缺失,或衰退,或很虚弱,否则,就绝不可能。
尤其是,当香港大学,还有国外的许多大学也参与到中国抢人才时,这北大还有这个竞争能力和优势吗?毕竟近些年来的北大,仅仅是靠一味的包装与粉饰才有所支撑的,尤其当与香港的许多大学发生正面交锋时,而被迫毫无疑问地败北,也就可想而知了。实际上,今日北大容光之全面崩溃瓦解,实质上还是与一味用谎言欺骗全国人民的共产专制的暴政统治密切不可分割的。
因此,今日北大被批烂批臭,甚至被彻底批倒,这实质也与共产专制的谎言暴政经不起真枪实弹,尤其是真话的一击一样是属于同一原理的。@
2006-9-5
原载《议报》
【大纪元9月12日讯】据《成都日报》2006-09-10报道,四川省委组织部日前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境外培训管理的通知》,规定领导干部参加境外培训,一年不得超过一次。四川省这个领导干部出国培训一年不得超过一次的规定,也从侧面暴露了以往有些领导干部出国一年是不止一次的。那么这些领导干部一年多次往国外跑究竟干了些什么呢?是真的对国外的体制建设、先进管理经验感兴趣、还是借培训等公事之名到国外游山玩水呢?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越来越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其实在组织部门之前,坊间和有关学者已经早有议论。
议论的焦点是,与愈演愈烈的官员出国培训风相反,官员出国培训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效果。不可否认,确有部分官员通过培训,提高了知识素养和职业能力。但大多数情况下,官员出国培训的成效却难如人意。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关于官员培训归国后的成效,有观察人士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虽有整批整批、难以统计的官员到公共财政管理比较规范的国家考察,可是,他们学到的东西给人的感觉却是有限得很。公众对官员出国高成本的非议,使官员出国培训成为公众眼中一件“既费钱,又不讨好的”事。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发表在《学习时报》上的《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一文中提出: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毫无疑问,由此所消耗的财政经费肯定也是水涨船高。
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既然官员出国培训是一个既“既费钱,又不讨好的”事,那么笔者以为,对官员出国培训不仅要在“量”上进行限定,而且要在培训绩效方面进行严格考评。对那些确需要到国外考察培训的,只要工作实践需要,只要是为真正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学成以后真的能“为我所用”,那么“量”上就不一定非要控制那么严;而对于那些可有可无的、挟公济私的培训,或者是以敛财为目的的境外培训机构组织的培训,就应该坚决控制,直至制止!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川省“领导干部参加境外培训,一年不得超过一次”的规定似乎并不严谨。
现在有许多地方实际上是把出国当作一种福利,当作一种奖赏领导干部的“红包”。领导干部“一年出国不得超过多少次”等土政策背后,正暗含了某种“激励”的信号。四川省这个《通知》虽然对遏止当前领导干部热衷出国培训之风有所帮助,但是究竟能起多大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因为出国培训毕竟既不用自己花钱,又能得到深造和以后的晋升机会。即使啥也落不到,至少还公款旅游了一次。所以对于出国培训这个“肥差”,绝大部分领导干部是有机会要去,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去的。为了出国,领导干部不惜破坏规定的先例有的是啊!
行文至此,笔者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即,假如出国培训象援藏或者支边那样艰苦的话,四川省这个《通知》中还会有“一年不得超过一次”的规定吗?
转自《民主论坛》(
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第八十七回“凤仙郡冒天止雨 孙大圣劝善施霖”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凤仙郡侯上官氏,在玉皇大帝下界视察之日,竟与妻子恶言相斗,把献供斋天的素供桌推倒,唤狗来吃了,且口出秽言。玉帝见他不仁,犯有冒犯上天之罪,就在披香殿立下三事,即鸡吃米山完、狗舔面山尽、灯焰燎烧锁梃断,才肯降雨于凤仙郡。因此,凤仙郡已三年无雨,旱灾遗害黎民。后来孙大圣知晓该郡大旱根由,劝善凤仙郡侯及百姓。那位郡侯及阖郡百姓,纷纷跪拜上天,家家户户人人敬香礼佛,满郡人心归善,顷刻间披香殿内米山、面山不见,锁梃燎断,凤仙郡阴云密布,大雨倾盆,上官郡侯及其百姓黎民叩谢上天。从此,该郡百姓虔心敬天礼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一、凤仙郡的三年大旱灾是不敬上天的结果或报应。二、凤仙郡侯上官氏一人不敬上天,殃及满郡黎民百姓。三、人心向善,敬天礼佛,灾害可解。
可以说,故事中凤仙郡的这一境遇,正是当今中共恶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的缩影。中国大陆近年来天灾人祸频仍,越来越烈,有人说是这个原因、那个原因,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恶党及其治下官员和众百姓不敬上天、不信神佛、无法无天造成的恶果。
世人皆知,几十年来,中共恶党在其邪恶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强制洗脑下,广大中国民众逐渐丧失敬天拜佛的基本信仰。中共不仅不让民众信神佛,而更恶劣的是,这个共产邪灵长期以来给民众灌输的是“反神反佛”的邪恶观念,什么“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把神和鬼、蛇并列,多么邪恶!)、“战天斗地”、“人定胜天”。这样以来,就把中共统治下的百姓信神敬天的信仰和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彻底打碎了。结果人们只相信了中共邪灵的无神论,思维中原有的一点神佛观念被抹掉了,使中国民众信神的底线降到了极低点。
特别是从1999年7.20之后,中共恶党与江氏互相利用迫害法轮功,从而把中共恶党邪灵对抗天理天法、反天、反地、反宇宙的邪恶本性暴露无遗。
本来,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法轮大法的师父把宇宙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洪传于世间,目的是挽救这里的众生。然而,这样一部使人心向善的天理天法,却遭到了江魔小丑利用整部恶党的国家机器的疯狂镇压。试想,《西游记》故事中凤仙郡侯由于推倒供桌喂狗表现出来的对上天的失敬,使满郡百姓跟着遭殃,而今日江魔与恶党狼狈为奸,对法轮大法这部造就无量众生的宇宙大法进行肆无忌惮的破坏,将会给这个国家和百姓带来什么灾祸呢?
中国大陆的百姓都应该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就是在中共恶党与江氏大肆迫害法轮功的这七年间,中国大陆的天灾人祸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大有中共恶党不可抗拒之势。仅以今年为例,天灾人祸频频出现于中国大陆。比如,弥漫中国北方数省的沙尘暴;东北大兴安岭和西藏的森林大火;河北廊坊市文安县等地的地震;内蒙古大草原几千万亩的蝗虫灾害;直扑南方沿海地区的数次强台风使数百人丧命,生命财产损失严重;山西等地的矿难不断,使多少人命丧九泉;特别是已持续多日的四川、重庆等地的特大旱灾,已使地表干裂、禾苗枯萎,人畜饮水困难。而且,据中共媒体宣称,大旱还将持续数日。旱灾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水涝灾害。中国大陆灾害频发,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么大范围的天灾人祸,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面对如此严重的天灾人祸,中国大陆的当政者和老百姓该作何感想呢?人们能想到这是上天的惩罚与警示吗?在一个恶党邪灵独裁专制的社会里,人们受的毒害太深了,早已没有信奉上天的观念和自由了,所以人们也只能把上天的惩戒和示警说成是“自然灾害“。这也正是当今中国大陆民众的最大悲哀。
须要指出的是,一个地区的长官蔑视上天、不敬神佛,会给这个地区带来灾祸,而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逆天背理又何尝不是如此!由于魔头江氏的妒恨,发动这场长达七年之久的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亿万善良民众的正信受到了非法无理镇压,况且是利用了中共恶党这个流氓政府机器行恶,欺骗和毒害了世界民众,使很多世人对大法犯了罪。
江氏与中共邪党这恶贯满穹宇的大罪,能不受到上天的处罚与警告吗?神佛是威严的,也是慈悲宽容的。尽管江氏与中共犯下了弥天大罪,上天和神佛也一直在给予世人机会,通过天灾人祸这种形式不断给世人警告。
同时七年来,受迫害中的大法弟子也一直在向世人讲清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大法弟子不畏严寒酷暑,冒着生命危险,一遍一遍的告诉世人:只有认同大法,告别恶党,才能有美好的未来。《西游记》中的孙大圣能够“劝善施霖”,解救的是凤仙郡一方百姓,而今大法弟子讲清真相的劝善之举,撒向人间的是“甘露”、是“春风”,救度的是一个被共产邪灵长期蒙蔽和毒害的泱泱大国的民众乃至无量众生。所以,大法弟子的大善大忍之心,苍天可鉴!
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官郡侯听信了孙大圣的劝告,带领百姓心生善念,敬天礼佛,解除了百姓所受旱灾之苦。然而,眼观今日之中共恶党,既不顾及上天的警示和惩罚,也听不进大法弟子的真言相劝,不思悔改,愚蠢至极,牵了驴、又拔橛,江氏发疯,胡氏作哑,邪意孤行,对大法的迫害仍在继续发生。而且,广大无辜,深受其害,尚未觉醒。那么,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灾祸降临之时即在最可怕的人类大淘汰中,真不知有多少亿中国大陆民众成了共产邪灵的殉葬品!岂不悲哉!
我们知道,机会虽尚有,但时间很紧迫。本文旨在唤醒中国大陆民众的良知或善念。今天的人们,只要记住法轮大法的美好,退出中共恶党及其一切邪恶组织,就是人类最大的善念。谁拥有此善念,谁就拥有美好的未来。这是中国大陆民众的最佳选择,亦即远离灾祸的唯一途径。
满天皆是眼,神目犹如电;善恶必有报,天理定昭彰。正像《西游记》中说的那样:
人心生一念,
天地悉皆知。
善恶若无所,
乾坤必有私。
希望中国大陆的广大民众真正认清中共恶党的邪恶本质,抛弃恶党,选择美好未来。
【正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