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9月13日(星期三)
高智晟律师被拘留审查接近四个星期,他经营智晟律师事务所时的助手温海波星期二告诉记者,大约一个星期前,公安人员主动与他接触,告知高智晟案即将进入预审程序,由于存摺等已被扣下作为证据,耿和生活费没有着落,要求温海波出手相助。
围绕营救大陆维权律师高智晟,国内外救援呼声波波不停,而大陆当局也极尽所能:在关押了高智晟30天后,仍阻挠家人委托律师、对高律师的家属实施24小时的监控。近日,耿和在警方的监控之下给外界打电话并发出“声明”,引起各方关注。分析人士指出:声明是中共的又一个圈套,再显耿和处境极其艰难,应紧急实施救援,防止出现悲剧后果。国内人士呼吁:各国政府及人权团体应继续保持高度的关注,中共近期的一系列举措是向尊重自由民主人权的整体文明社会进行的挑战。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耿和被软禁近一个月来,星期六在警方的监控下主动致电告诉外界,高智晟的事是家事,不需要外界再关心。显然这个电话对证实那份可疑的网络声明很有用处。而且这个电话打过之后,耿和的电话再打就不通了。说明这个电话被人有意控制才通的,要达到的目的和那个声明是一样的。只不过电话能够补充声明的不足之处,没考虑周全的地方,是阴谋被揭穿的后续行为。
耿和是在警察就在身边的情况下,打出来的电话;这样的心情下,就好像被绑匪拿着刀子逼着拿钱一样,明明是非常不情愿,但是考虑到家庭和自身的性命安全,不得不交出保险箱的钥匙。所以说这样的回应,并不能代表耿和的心情表白!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在亲人遭遇灾难时,不希望有人帮忙救援的;更何况她是高律师的妻子了。
其实反观中共的历史上我们看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张志新的亲人虽然回家抱头痛哭,可在外面不也得装作和她划清界线吗?邓小平心里不服,时刻准备东山再起,不是也得向毛泽东保证自己是最大的走资派,并永不翻案吗?就连那“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不也在“打倒彭德怀”的文件上签了字吗?如果耿和真的想写这份声明,识文断字的她为何不自己动手,还用得着“口述整理”吗?
高律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对中国还是始终抱有希望的,尽管我有时侯也觉得好像很渺茫。但是我最近发现一个情况, 很多中国律师和记者应该是属于中国的中层社会,他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底层老百姓所受到的不公正问题,有法轮功群体,还有下岗工人、农民这些问题。我想知道,现在中国社会当中是不是形成了反对中共政府的一种大联盟。可以说这个大联盟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当中吗?
郭起真的妻子在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情绪相当激动,她指责沧州腐败官员迫害一个如此正直的人,而且对无辜的家人亦不放过,包括派出公安多次骚扰在学的儿子,以及未有搜查令破门入屋搜查。她认为现时只有上天才能惩治这批腐败的官员,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做好人实在太难。她说:我为了他这十二年来的冤情,我看着他在庭上带着手拷的样子,我实在受不了,我作为他的妻子感到很难过,我看着他走到现在这一步,做好人难道是这样难,难道做好人就是太难的吗?
非盈利性互联网网站《维基百科》的创办人、维基媒体基金会董事长威尔斯最近对《观察家》等媒体表示,维基要么是不经审查、原封不动地进入中国,要么是干脆不进入中国,维基不向中共政权的审查屈服。
在您今天参加“汉堡中欧峰会”之时,我们德国法轮功学员特向您呼吁,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立即作出明智的决策:严惩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尽量早结束这场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迫害。
很多外国商人已经接受中共的规范,甚至跟中共同流合污,这说明号称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为了赚钱也可以抛弃原则。那么自称权力在政府之上的西方媒体,是否会屈服中共的禁令,帮助中共欺压中国人、欺骗全世界的观众,我们要一起来观察和监督。碰到中共这样最大的独裁政权时如何面对,这对西方媒体是一次最大的考验。
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指出,过去外国媒体公司在新华社登记之后可以在中国推销它们的财经产品,但新规定出来之后,情况就要改变。新的限制措施究竟会对美国企业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有关机构,如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业界组织都在进行研究,待情况明了之后再做正式反应。
问题是2008年北京要举行奥运会,中共事先承诺会给外国记者充份的新闻自由,因此现在这个禁令不但不是开放新闻自由,而且完全是倒行逆施。试想想,奥运会期间,各项比赛成绩出来时,每一个都要先报给新华社批准,事关中国荣誉的要大报特报;关系到中国丑闻的则不许报。外国通讯社还不严重抗议?新华社有这样多的人手吗?
中国最高法院最近规定,人民法院的法官和工作人员不准擅自接受记者采访,或在新闻媒体上对重大敏感问题发表议论。法律界人士认为,对法官采取纪律约束是必要的,但是对法官和司法机构的监督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温家宝一行今天(9月13日)前往唐宁街10号和11号分别与首相布莱尔和财相布朗举行会谈。双方在双边贸易、能源政策以及伊朗核危机等国际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会谈后,中英签署谅解备忘录,温家寳与布莱尔在首相府举行联合记者会。布莱尔在会后称:他与温家宝坦率、公开地讨论了人权问题。
中国云南昭通市7月发生了一次5.1级地震,力度不算太强,却造成了22人死亡108人受伤,地震后不久,有媒体指这次地震早有预报,有关地方官员也承认有其事,只是预报分析未能准确地预报具体时间,而他们为了避免社会恐慌,并没有把可能发生地震的预报传达下去。
据《华夏时报》报导,在事发地朝阳区健安东路安贞西里1区可以看到,在近40多米长的地面上留有上百处大小不一的血迹。安贞西里1区的多名居民说,12日上午的确发生了斗殴事件,不知道谁先动的手,几个小贩被城管打趴下了。后来,小区里的老太太高喊‘再打,要死人了’,那20多人才停手,边散开还不忘踹上一脚,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5分钟。
恐怕也只有独裁国家才敢提出这样的一个口号,为了“和谐社会”这一个虚名,牺牲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也就是这个虚名创造了多少贪官、奸商、为富不仁的人,在这样的虚名之下又有多少人自欺欺人,同样也就是这个虚名把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化为了泡影。
奥地利获救少女坎普希日前告诉“新闻”杂志,她已顺利过渡到现在的自由生活,“现在与其他人生活在一起已经没有问题”。现在还在中共控制下的国寨人质许多人如同坎普希逃离前或刚逃离时那样视中共自己生命的一部份,不时地提出“没有了共产党,怎么活?”的蠢问题。相信中共一旦被废、受审,大多数人也跟坎普希一样会信心十足的告诉世界:过没有中共的日子,“已经没有问题”。
因为单凭退党不能够退垮中共,就因此否定退党运动的意义,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退党当运动促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精神觉醒,如果没有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觉醒,民运想瓦解中共的统治将困难得多。
中国大陆社会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几乎人人都明白XX党邪恶,但是绝大部分人却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默认XX党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中部分人还会为XX党的暴行叫好,“六四应该杀”,“要是我也会镇压法轮功”。然而,理智清醒的人都知道,既然知道一个东西不好,却又“认同”它甚至为之辩护,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那么还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有些怪异了。
加州州长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于本周一(9月11日) 签署了一项法案,为惩治偷取或破坏免费报纸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以应对过去发生的多起大量偷取或破坏免费报纸的行为。2005年2月,洛杉矶大纪元工作人员经过十几天的观察、跟踪,发现一对老年华人男女竟然以专门到各处偷窃大纪元时报报纸为职业。这两个人的活动范围遍及洛杉矶东区所有华人聚居的城市。
根据前不久的《小康杂志》报道:7月3日下午,国家级贫困县安徽霍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谢明拿着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霍山县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名册,初步勾勒出了霍山县政府领导班子的构成:“除县长和九个副县长外,还有梁修存、李燕两个非党员的副县长”,霍山县县政府的县长是一正11副。
我正在网上与一些法学界朋友讨论中国的“严打”刑事政策,提到“严打”像月亮,有“初一十五不一样”的现象,“严打”时候就法律就严格,不严打时就“松打”,法律走过场,甚至“严打”的时候,警察为了完成指标或任务,采用侵犯人权的刑讯逼供方式,屈打成招,形成另外一种“恐怖主义”
父亲同样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渐渐的感到不方便往家打电话了,只要一提到对法轮功迫害的事,电话就断了。记得有一次,父亲非常痛苦的说,如果他必须在子女和共产党之间作选择的话,他只能选择党。我感到一种沉重的压抑。我体会到了中国历次运动中无数家庭妻离子散的滋味。
张戎在她自己的回忆录《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一书中,对中共革命的诠释基本还是没有跳出中共一边的说法,但张戎毛传完全突破了她出身那个阶级的局限,客观公正地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今天许多中国人已认识到,中共革命就如军国主义的兴起对于日本,纳粹主义的兴起对于德国一样,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一段歧路、邪路。但这个判断由一个中共革命者的后代作出来,实在是难能可贵。她和丈夫花十余年功夫发掘出来以支持此判断的史料之多之扎实已达空前的程度。其史料价值比李志绥医生回忆录更高。
高智晟律师被拘留审查接近四个星期,他经营智晟律师事务所时的助手温海波星期二告诉记者,大约一个星期前,公安人员主动与他接触,告知高智晟案即将进入预审程序,由于存摺等已被扣下作为证据,耿和生活费没有着落,要求温海波出手相助。温海波星期二对记者表示----
温海波:我之前跟耿和通过一个电话,听她简单说了一下,但具体的情况因为我没法和她见面,不能了解更多、更详细的一些事情。
记者:什么时候通话?说了些什么?
温海波:一周之前吧。开始是这样,北京公安的人找到我说,耿和那边因为家里的存摺什么的被暂扣了,公安机关要预审,要暂扣,所以耿和经济上有些困难,问我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我就给她拿了三千块钱,通过公安交过去。
然后没过几天,耿和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说高律师在(看守所)里面给她写过信,也可能是因为她觉得电话里不安全,说得比较少,只简单地说了一下(说)高律师在里边挺好的,没有受到什么人身伤害。耿和说这是高律师在信里面这样说的。事实上怎样,在律师没有见到高律师之前一切都不能确定。
我估计当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应该有警察在身边。之后,电话就关机了,一直打不通。她在(电话)里面多多少少跟我说过一些,说一直被监控中。之前有人直接住在她家里,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住在她家里的人就撤掉了,但是包括她和她的孩子的行动、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中。
然后她上次给我打电话,有一个比较急的是,让我帮她发一个声明,也就是我在网上帮她发过的那个。
记者:就是高律师的事是她的家事,不需要外界再关注了…
温海波:对对对。之后我和李和平律师他们商量过,李律师他们那边的意见就是说,觉得这个声明不是出于耿和本意。后来,她那边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说还是要发那个东西,可能她那边也有一些压力吧,如果不发的话日子可能会更加不好过。也是出于尊重她本人的意见,我就在外边帮她发了这个声明。
温海波透露,维权人士正在努力为高智晟安排律师----
温海波:听说李和平律师,滕彪博士,范亚峰博士,都想和她见面,有可能的话要办理委托(律师)手续介入高律师的案子。但也都没成功。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星期二早上和在陕西佳县的高智晟的侄子高显通过电话,前些天,耿和和高智晟的大哥通话时,高家老小只听到耿和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即使高智晟不在,耿和还是会孝敬高家老人的。
胡佳:我让高显特别核实了一下,通话是三分多钟。除了这一句话可以辩认的比较清楚,其他时间她从头到尾都在哭。高智义在这边安慰她,但这不是耿和在说话。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9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高凌采访报导)围绕营救大陆维权律师高智晟,国内外救援呼声波波不停,而大陆当局也极尽所能:在关押了高智晟30天后,仍阻挠家人委托律师、对高律师的家属实施24小时的监控。近日,耿和在警方的监控之下给外界打电话并发出“声明”,引起各方关注。分析人士指出:声明是中共的又一个圈套,再显耿和处境极其艰难,应紧急实施救援,防止出现悲剧后果。国内人士呼吁:各国政府及人权团体应继续保持高度的关注,中共近期的一系列举措是向尊重自由民主人权的整体文明社会进行的挑战。“耿和声明”是中共的一个圈套
自8月15日后,高律师的家中住进了20多名警察,三班、24小时对耿和及两名年幼的孩子实施非法监禁,阻止包括亲人在内的任何探视。此举引起了国内外强烈反响:以国内女性为代表的大学教师、女律师公开签名呼吁当局停止对高律师家属的人权侵害行为,海外人权团体、知名律师纷纷发表谴责,一些海外媒体的记者及人权团体联名上书美国总统夫人劳拉及英国首相布莱尔夫人呼吁紧急关注高律师家属人权遭受侵害问题。
在国内外的强大反弹之下,25日晚,中共警察撤出了高家。次日上午,高律师的女儿格格摆脱监控逃到高律师的友人家中向外界求救,耿和母子三人的遭遇得以曝光!据悉,警方曾多次警告耿和并逼迫耿和写下保证书,不得向外界透露母子三人的遭遇,否则,将对高律师不利。
12岁孩子的哭诉激起了外界的巨大同情,各界声援四起。但之后形势急转,27日晚,耿和突然通过电话将格格从友人家中叫回,再次失去与外界联系。而收留格格的人士则遭到涉嫌“诱拐”刑事犯罪的警告。直至9月6日,耿和在警察的监视下与胡佳通话,谈到了格格的事情,并在几个小时后,在网上出现了“耿和声明”,称高律师的事情是家事,不需要外界再继续关注、相信政府等等……
据帮助发布此声明的温海波律师表示:“估计当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应该有警察在身边……她那边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说还是要发那个东西,可能她那边也有一些压力吧,如果不发的话日子可能会更加不好过。也是出于尊重她本人的意见,我就在外边帮她发了这个声明。”
但国内法律界人士认为:耿和在人身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哪些是她真正的心愿?这是中共的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有消息透露,最初当局的希望是由高律师国内法律后援团来发布该声明,但遭到了拒绝。
国内法律界人士分析:高律师是一名精通法律的著名律师,他可能为了家属放心,通过字条告诉自己很好,但是高律师决不会表示不需要外界的救援或者法律援助,不可能出现这种原则性的错误,除非他不是高智晟,除非高智晟是一个抓住了就下跪求饶的人。因为目前国内救援团体所捍卫的是高智晟最简单、最原始权的权利:请律师——这个连“四人帮”和死刑犯都享有的权利,而当局却百般阻挠,实在太离谱。
逼迫家属或律师封口是中共的一贯手法
观察者则指出:在所谓的“耿和声明”出现后,在网络上便被某些一贯攻击高律师的人到处张贴,惟恐天下不知。但是这些人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常识:妻子不给丈夫请律师,却无权阻止兄弟姐妹以及高律师的朋友实施同样的法律权利。
国内法律界人士指出:为避免外界批评压力,胁迫家属和当事人的律师封口,或以欺骗的方式诱供当事人,是中共在审判异议人士中一直采用的手段。历史上,有很多所谓“政治犯”的家庭被中共类似的手法搞得家破人亡、亲人反目。
即使在21世纪,重庆民主人士许万平遭到羁押的时候,律师也答应了当局的条件,不报导、不炒作、不向外界透露讯息,以期可以得到轻判的“承诺”,却遭到重判12年的结果。
网络作家郑贻春的亲人曾对当局抱有巨大的期望,配合当局要求对郑贻春施加压力,郑贻春受到诱供,被判7年徒刑,家人捶胸顿足悔之当初……
近日警方向一直参与救援工作的胡佳施加压力:看看你年轻的22岁的妻子曾金燕以及已经70岁的年迈的父母,你自己不考虑后果的话,也要为她们着想。并暗示胡佳本人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麻烦就会很大,也随时会像高律师一样遭到拘留或逮捕。
而高律师家人的遭遇则更加严重。国内人士分析:至今已经30天了,耿和及孩子每天处在24小时的监控之中,丈夫被抓捕,小天宇只有3岁,格格只有12岁,每天还要上学,其间压力可想而知!而中共当局目前仍毫不手软,继续在耿和身上制造非人道的心理恐惧,施加压力逼迫耿和对外发表不利于高律师的言论,这将对耿和及孩子身造成不可想像巨大伤害和可怕的后果!
救援活动不会停止
中共想利用高律师的家人达到让外界缩手的目的似乎并没有达到,相反让国内的人士更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受到了当局威胁的胡佳表示:“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救援,特别是各国政府、国际人权组织的抗议对当局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些方面是中共当局不得不面对和解释的。所以他们又采取了以往的手段,想通过家人或朋友来阻止外界的介入。只要我在外面一天,我就会付出有限的自由去帮助我的朋友。”
高律师的大哥说:“虽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我不会放弃为老三(高律师)请律师的权利。我已经50多岁了,胃也不太好,大不了一死吧!”
国内法律界人士表示:即使把我们抓起来,救援高智晟的行动也不会停下来。目前之所以没有更多的人曝光前台,是不愿像前一阶段,把高律师的侄儿等的行踪暴露给当局,导致孩子们的行动乃至其他从事救援的人士全部受到监控,而最终受损失的则是高律师。
高智晟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工作者郭飞雄日前曾表示:他相信高律师的人品,就像他相信自己一样。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抓进去,酷刑、毒针决不会让我们屈服,也绝不可能连累其他的朋友!”他呼吁各界人士及媒体要保持清醒,在律师没有见到高律师本人之前,要辨析各种流言,不要中当局的圈套。他认为目前最关键的是解除对高律师家人的监禁,请亲友信任的律师尽快介入。
中共向整体文明社会进行挑战
国内人士呼吁:国内外应加大救援力度,特别是各国政府、人权组织应对中共施加强大的压力:首先还高律师家人的自由!让耿和陷入艰难困境的并非外界的关注和报导,而恰恰是中共的政府黑社会手段。如果导致耿和出现任何身心不健康的后果,他们将永远保持追查当事者及谣言制造和散布者的刑事责任的权利!
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刑事拘留最长期限为37天,之后,就必须对当事人释放或者立案批捕。国内人士表示,在37天未满之前,他们会作出许多的努力,来避免高律师遭遇逮捕的命运,同时强烈呼吁,在未来的7天中,外界应向中共方面施加压力,尽快的让高律师家人及朋友信赖的律师介入。
分析人士指出: 高律师的遭遇将代表着国内维权界未来的命运。从目前中共对国内维权界代表人物的打压以及近期对国内外媒体的种种制限,都标志着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正面临着一个最黑暗的倒退时期,中共的此举是向整体文明社会进行的挑战。在未来的7天内,仍是双方较量的重要标志阶段。
【大纪元9月13日讯】高律师被抓后,善良的人们都在关注着事件的发展,但当局调动了强大的国家机器来封锁消息,外界非但无法了解高律师本人的真实情况,甚至连高律师家人的处境也无法知道。在资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要做到这一点还真不容易。莫非这就是中共执政能力的体现?掌握了信息控制权就是封闭了真相,那么这个时候中共就能够随心所欲,说什么是什么了吗?最近网上出现了一份来历不明的耿和声明,内容与高律师有关,但这个声明却迅速遭到人们质疑。这是为什么呢?人们知道,高律师没被抓的时候,就已经不能自由使用互联网了,高律师很多文章都是通过电话记录整理出来的。那么高律师被抓了,高家的互联网就突然通畅了?而且高家能抄的东西都被抄走了,只留一部电视机,但那是给警察用的。用电视机上网也不太可能。
这个声明里有很多措词也有问题。“首先感谢各界朋友对高智晟及家人的关心!”,首先“家人”不是第一人称,疑似某代表的手笔,没有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真正的当事人会怎么说。以己之见,强加于人,其实这也是代表的特点了。其次,“高智晟触犯法律一事,是应由我们家庭内部解决的事务,我们相信政府会依法办事,做出公正处理。”触犯法律,怎么是家庭内部的事务?难道中国的法律是高家制定的?“相信政府会依法办事”,如果真触犯法律,也应该是法院依法办事吧?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好像是说中国司法还没有独立,这么看还有点道理。总之这个声明疑点太多,不能一一列举。
但是事情到这里还没完,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耿和被软禁近一个月来,星期六在警方的监控下主动致电告诉外界,高智晟的事是家事,不需要外界再关心。显然这个电话对证实那份可疑的网络声明很有用处。而且这个电话打过之后,耿和的电话再打就不通了。说明这个电话被人有意控制才通的,要达到的目的和那个声明是一样的。只不过电话能够补充声明的不足之处,没考虑周全的地方,是阴谋被揭穿的后续行为。
那么中共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中共就是绑匪,劫持本国人民当人质,是中共统治的一大发明。中国人多了,随便就能抓几个威胁别人,和国际社会玩人权游戏。现在抓了高智晟,更是直接威胁耿和,要耿和表态“外界不能关注高智晟”,无非是通过耿和向外界宣布“谁敢报警,我就撕票”。在一个秩序正常的社会里,被绑票了可以找警察。那么被中共绑架了,又能向哪里报警呢?无非是求助于国际社会,人权组织,自由媒体等正义力量。虽然中共释放出的信息是要求外界不要关注高智晟。但是外界基于道义的责任,能不关注吗?在正常社会里,警察知道了绑架案,能不介入吗?对于高律师的亲人来说,高律师的安全是第一关注的问题,即使有配合绑匪要求的行为,那也是以前者为目的的。这个道理很简单。耿和与高律师其实都是被绑架的对象。
但是再简单的问题也有人把它“复杂化,在复杂化的过程中通过偷换概念、简单概括、逻辑诡辩而得出有悖于人类基本道德和常识的结论”。比如最近某些人一直在造舆论说,“维权要远离政治”,谁都知道中国是共产党当家做主,谁吃饱了撑的非要摸老虎屁股呢?不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吗?为平反冤案上访是参与政治?失地农民起来维权也是参与政治?多生个孩子也是参与政治?早上起来在公园比划两下炼功动作也是政治?
高律师所做,就是探索这些问根本解决办法。如果这些是政治,参与也是应该的。法律有规定中国人不准参与政治吗?“境外的道德高调会增大维权人士的风险”,不报警绑匪就能放了人质吗?就不用实现绑匪条件了?持有这种论调的人,哪一个没有与境外势力保持互动呢?
举最近的例子,笔会副会长与布什在白宫会谈,按中共宣传定义,布什是美帝国主义头子,试问哪个境外势力比这个势力还大呢?为什么与这个势力会谈不是风险,而是一种权利呢?“维权运动应改称维权活动?”如果国人的维权,都像茶余饭后的活动一样轻松,那还简单了。也就用不着叶小文等宗教骗子也跳出来表演了,如果存心不让会见成功,不许出国就行了。何必遮遮掩掩,欲擒故纵呢?斩断真正维权人士与境外的联系,任由伪类来往;切断耿和与外界联系,允许“不要关注”的信息出入,二者手法何其相似!
结束共产暴政,主要是中国人民的责任,东欧那些国家的人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在中国,人民首先需要的是精神觉醒。由于种种原因,唤醒民众这一任务落在了九评和退党身上,而不是由知识份子完成。哈维尔不是中国知识份子,当他看到退党运动时,表示支持。有人喜欢谈论哈维尔,但对退党则唧唧歪歪,推三阻四,怀疑其真实性,诸多藉口,其叶公好龙之程度可想而知。
耿和的网络声明、被监控中主动致电,这些同一性质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传达的无非是中共同一个声音:谁敢报警,我就撕票!这就是耿和目前所面临的处境,也是被中共暴政劫持的中国人所面临的处境。而某些精英知识份子所拚命宣传的论调,则是在配合绑匪的声音,强化中国人的恐惧,影响对人质的救援。
【大纪元9月13日讯】人民律师高智晟的夫人耿和女士在给维权人士胡佳的电话中说:“你们不要再管我们家的事了。他(指高智晟律师)在那里很好。……”而且以“嗯”表示了警察就在身边。不管怎么说,这是耿和向外界的一次回应。我们应当怎样来理解耿和的回应呢?
首先,耿和是在警察就在身边的情况下,打出来的电话;这样的心情下,就好像被绑匪拿着刀子逼着拿钱一样,明明是非常不情愿,但是考虑到家庭和自身的性命安全,不得不交出保险箱的钥匙。所以说这样的回应,并不能代表耿和的心情表白!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在亲人遭遇灾难时,不希望有人帮忙救援的;更何况她是高律师的妻子了。
大家都知道高律师是被以“有刑事犯罪”的罪名抓捕的。那么,高律师真的有罪吗?答案是否定的!相反,有罪的是抓捕高律师的中共政府。
首先,高律师是在写了第二封致胡/温二位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公开信后,就被关闭律师事务所的,并无端被国安特务监视骚扰居住和行动自由的。中共特务系统,不惜动用最多达到八十多辆警车,时间长达二百余日的监视.跟踪.和骚扰,不仅对高家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进而骚扰了邻居和他的亲人;这本身就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更何况高律师的公开信,既是希望胡/温控诉其下属的惨无人道的犯罪行为,以制止暴力事件的继续发生,又是呼吁所有具有人的良知的善良的人们,发出自己应有的声援。
作为共产党的领袖们,如果真能在阅读此公开信后,立刻下令下属停止暴力行动,并追查它们的罪恶,那么这正是为胡/温政府继续执政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胡/温毕竟不是迫害法轮功的始作俑者。要知道这是高律是在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尊严!更是维护人的最基本权力——生存权。
然而,愚蠢僵化如猪的中共核心领导人,不仅不采取有力措施,甚至于连回答都没有!更派出长达九个多月的国安特务,监控骚扰!这真是世界未见.恒古未闻的天下奇闻。
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成语——欲盖弥彰!它们越想堵住高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嘴,就越是在世间暴出共产党践踏中华民族人权的种种罪恶,直到今年三月八日共产党为谋取暴利而非法强行劫夺人体器官后,焚尸灭迹的血腥罪恶行径!!从而激起全世界正义人士的公开声讨!
今年七月,由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发表了有关共产党非法劫夺活人器官并焚尸灭证的反人类滔天罪恶,极大地震撼了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领袖,以铁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在把中共推向世界法庭!中共法西斯被国际法庭审判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
中共法西斯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在四面楚歌,万方声讨的情势下,狗急跳墙地逮捕了人民律师高智晟的。
今天,耿和打电话,希望大家不要再支援高律师,并说高也有错误;其实并不难解读:
一,担心高律师在里面遭遇更残忍的迫害;更为两位幼小的孩子的成长担忧。因为这个共产党法西斯政权是什么恶事都做得出的。
二,由于逮捕高律师已经激起各国政府的反对,使中共感到了害怕!一向自居强权的它们,没有想到会惹出如此巨大的麻烦,加上活体劫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曝光,于是就威吓高妻,逼迫她向外界打电话声明。以减轻它们对高的迫害!耿和是在被逼后,经万般深思远虑,才下的决定。
首先,我们说:人民律师是没有任何罪恶的。在世界先进国家,给国家领导人写公开信,都不能判罪。在日本也有信访部门,叫广听科;日本政府并没有给任何反映情况者判过罪,而且总有回答。只要你反映的情况属实,他们就会去改正。
然而,愚蠢僵化的中共,根本就不对高的信件做出任何回答。它们就是用这种方法,逼着高说出一些抓捕高的话,然后再达到逮捕的目的的。这正中共领导集团,卑鄙无耻的恶劣手段的体现。反右派如此、文革如此、“六.四”更是如此!它们真正的目的是让人们把嘴堵住,但是,我们应当反其道而行之。
为了高律师及其家人的安全,我们可以先放一下对高智晟的声援,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做。我们的共同目的是要结束共产党的残暴统治使我们的祖国,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使我们的祖国早日溶入世界民族之林。
例如:加大对中共非法活摘人体器官的调查力度;例如: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和经历过中共迫害的普通的人们,用铁的事实,把它们的所有罪恶,公布于世;向你所了解的朋友亲人,推广九评劝三退以解体中共,结束它们的非法统治……等等。我们唯其如此,才能解救我们被绑架民族,实现我们真正的共和!
努力奋斗吧!我亲爱的同胞们,是时候了!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不再遭受中共蹂躏,为了我们的新中国的早日到来,努力奋斗吧!同胞们。
王天增 2006.9.13于东京家中
【大纪元9月13日讯】最近在国际网路上看到高智晟夫人耿和的声明,我宁愿相信这个声明是耿和真实的心境,有心境去向往安宁的日子,相信国家政府也会依法办事。可是仔细一读发现了很多不寻常的地方,也令人感受到了他们全家的危险处境:第一条,是对朋友的感谢,就不必复述。
第二条,耿格跑到朋友家住了两天,对媒体说了些话,好像是小孩子不会说话,说错了话,可最后一句却实在奇怪,作为母亲,没有因为孩子给大家造成的误解道歉,却说希望“真正关心高智晟的朋友”不要再对高智晟的事情“作文章”了。
媒体炒作谁是媒体的事情,高智晟被抓是冤枉的,一般的人求人帮着说话还来不及呢,耿和却要大家别为丈夫说话了。而且后面的隐台词更可拍,好像朋友们再说话,就会有不好的后果。这样的语气不禁让人们想起了被土匪挟做人质的人对营救他的警察说的话。
到底是谁这么不愿意高律师的朋友为他说话?!
第三条也很奇怪,高智晟如果触犯了法律,那就不是一般家庭的事物了,既然要“秉公处理”,那“内部解决”自然是不行的,而且高律师被冤枉,相信也应该相信法院,哪有相信政府的呀?不知道这个“政府”在这件事上做了什么!
最后一句话更奇怪,声明中所说的“事实”是什么呢?哪家媒体的报道?哪件事情上“失实”了呢?报道事实是媒体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媒体的自由,连熟悉高律师的各界朋友都要猜测正说明事实不明,如果真想辟谣,那就让高律师和耿和直接接受全世界各大媒体的访问就好了,那样岂不是事实大白于天下。
而且丈夫身陷囹圄的弱女子,有什么义务,有什么理由,有什么道理要为“政府”辟谣呢?当然更令人疑惑的是声明中所说的“内部解决”是什么呢?高律师和他的家人现在最需要的是司法的公正,什么样的“内部解决”能够代替司法公正呢?
第四条更加没有道理,一切相信政府,不管政府做什么,都是“公正”的,家属不发表言论,不采用任何法律手段,甚至不会托朋友帮忙。原因是他们需要“平静的生活”,难道一个律师因为帮人打官司,就被抓起来被“调查”,“处理”,就是所谓的“平静生活”吗?
其实反观中共的历史上我们看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张志新的亲人虽然回家抱头痛哭,可在外面不也得装作和她划清界线吗?邓小平心里不服,时刻准备东山再起,不是也得向毛泽东保证自己是最大的走资派,并永不翻案吗?就连那“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不也在“打倒彭德怀”的文件上签了字吗?
是二十四小时监视耿和的特务们却连耿和的亲笔签名都拿不到,只好弄了个“口述整理”,草草了事。如果耿和真的想写这份声明,识文断字的她为何不自己动手,还用得着“口述整理”吗?
从这声明中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全家基本的生活都受到了中共的严重威胁。它不管是真是假,只能证明一件事,那就是中共是彻头彻尾的流氓。
【大纪元9月13日讯】今年6月11日,为了解中国的人权现状和法轮功受迫害的实情,德国法学家、人权顾问韦唐仕博士(Thomas Weyrauch)曾专门和高智晟律师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电话交谈。根据他的意愿,大纪元将陆续刊登他和高律师的对话内容。去年9月韦唐仕出版了介绍中共统治后期中国人权状况遭受严重迫害的专著《受难的巨龙》,该书获得今年5月德国国际人权协会颁发的中国人权新闻奖特别奖。目前《受难的巨龙》第一版几乎售尽,内容经过补充的第二版即将发行。
*对话(3):
韦:高律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对中国还是始终抱有希望的,尽管我有时侯也觉得好像很渺茫。但是我最近发现一个情况, 很多中国律师和记者应该是属于中国的中层社会,他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底层老百姓所受到的不公正问题,有法轮功群体,还有下岗工人、农民这些问题。我想知道,现在中国社会当中是不是形成了反对中共政府的一种大联盟。可以说这个大联盟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当中吗?
高:您用的是联盟,我们普遍认为现在中国人啊, 抛弃中共暴政的心理基础应该说是共同的,也是现实的。前阶段我在山西的时侯和很多农民、工人、下岗职工,一些机关干部,中共那些干部官员也进行了一些私下的接触。我们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今天的中国人要抛弃中共无需人们做心理的动员。因为它的这种不道德和残暴已经完全背弃了基本的人性。实际上您说的这种现象在中国,严格意义上讲是在形成过程中,是在快速的形成过程中,非常的明显。正如您看到的那样,许许多多的人不再把目光朝上看,看着权力和金钱,而是许许多多的人把目光盯向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底层的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韦:在我想了解中国的时侯,中国的官方资料也提供了一些每年发生冲突暴乱的数字。我把这几年来的这些冲突数字做了一个图表,发现民间暴动的数字,图线不是平滑的向上升长,而是呈指数向上增长。也就是说它不是按照比例增长,而是几倍几倍的在往上翻。这么大的一个冲突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会对中国的政权产生极大的威胁呢。
高:您知道这个直线上升的态势本身就是一个威胁的状态。您知道文明社会解决问题的场所是在法庭,在法院,是司法过程。但是在野蛮的专制社会就是靠双方的这种力量对峙,人民的奋起反抗。政府把解决问题的所有方式赶出法庭, 它不需要法庭. 简单的理解就是一元化, 社会的多元矛盾应当有多元的解决方式.象中共这样的集权制度只理解为一种方式: 那就是警察的野蛮抓捕. 现在在中国对中国人抓捕的理由和随意性是外部难以想像的. 所以这也是专制集权统制的必然, 它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韦: 您认为这个政权的倒塌会不会出现暴力呢?
高: 这正是我们力图避免的. 实际上现在政权的控制者也完全抱着一种末日的心态. 象最近几年屡屡出现由中央政府干预, 然后通过最高法院作出赤裸裸的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决定. 比方说法轮功案件, 强制拆迁案件, 失地农民的申述案件, 退伍转业军人的申诉案件, 撤销国有企业老年职工的劳动福利保险, 以及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许多案件就是公开以法院文件的形式说不得受理.
实际上我们看出了这种专制集权统治的末日心态: 就是说根本就不打算再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不解决这些问题, 矛盾还在不断的激化, 原有的矛盾并没有因为你的一纸文件使得矛盾化解了. 那么人们寻求解决问题的途经不会中止, 但是文明社会解决问题的场所和路径给堵死了。像刚才提到的暴力冲突事件就会多起来. 就像高压锅加热一样, 不断的加热, 但是不让它通过减压阀来减压, 这怎么得了.
中共今天迷信的就是暴力, 它就是暴力能维持一天算一天, 所以我们担心出现这样的局面, 这也是我这次到了山西以后写的一篇文章叫“中共暴政使我们全民族坐在火焰口上“ , 因为许许多多农民跃跃欲试, 他们就想通过暴力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我们每天都在努力的去消减和排除这样的可能, 但是可能不能排除.
韦: 我非常高兴能够跟您直接通话, 希望以后有问题的时候,还能够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希望有机会能到北京来看看您. 我刚才在电话当中听到一个小孩的声音, 我不知道是不是您的女儿. (高: 哦, 谢谢!)虽说您现在受到了很多压力, 但是我非常希望,您和您的家庭都还能够生活的健康, 快乐, 我不希望您会成为这个迫害的受害者.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 不光您还能保持一定的自由, 对您的打压, 包括对您的所有的朋友的打压能够尽快的结束. 我还有一个最后的问题, 刚才我们的对话您是否允许我把它公开.
高: 在我这里没有限制的东西, 我也同样想表达, 我非常高兴和您个人之间建立这种联系,希望未来在北京见面, 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一定会到来.。您刚才谈到的对我个人的打压问题, 由于我们长时间的面对这种搅扰, 威胁和迫害, 我们已经不把它当作是一种让我们生活无法过下去的一种因素, 这已经是我们的一种生活状态. 当然您刚才电话里面听到我孩子的快乐, 这样的打压过程大至上还没有影响到她的快乐. 虽然可能外界还不太了解, 今年我已经是两次被从家里面逼出去, 被从北京逼得我离家出走, 然后到了老家以后再次被逼, 逼得离开了老家. 就是说他们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卧室, 客厅来进行骚扰和威胁, 使得我和我的家人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 我们回到了老家, 回到了我母亲的前住过的窑洞里面, 他们仍然进入到窑洞中来进行骚扰, 24小时进行骚扰, 使得我们根本就没办法休息. 但是尽管这样, 我们还是艰定的挺了过来, 我们还活着, 还活得很好, 这大概是暴政的能量的局限性.
韦: 我非常非常的祝愿你们全家能够一切安康. 我也希望我还能够再跟您通电话, 不光是为了向您了解信息, 我也希望能够知道您的生活消息, 希望您能够平安, 能够过得更好. 我想对于您来说我所能够做的帮助您, 就是在这个西方社会当中让更多的公众能够了解您, 我会尽量去做.
高: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在今天的中国, 说真话, 难能可贵, 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也不是很普遍, 所以让我们非常感谢. 但是, 关注我本人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关注今天中国, 造成中国民众这种深受灾难的根本原因, 以及这些正在发生的灾难的真相.
韦: 我同意您刚才说的, 您刚才也讲到了从1999年之后, 比如说对法轮功的迫害, 法轮功是一个遭到了非常严重迫害的群体. 中国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 这种迫害是呈持续性的发展. 这么多年来中共迫害死的人有多少?
高: 现在官方基本上默认的, 仅仅大跃进饿死的就有四千万. 整个中共执政57年以来, 中国人民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已经是8千万, 现在中国社会普遍接受这个数字是8 千万.
韦: 是不是在中共建政之前差不多应该有非正常死亡的1千9百万, 然后在中共建政之后有7千3百万.
高: 对, 将近这个数字。
韦: 高律师, 我看到了, 您现在在中国的整个维权运动当中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如果是说中国维权运动能改变整个中国人的命运, 那么我今天跟您能够有幸通两小时的话, 恐怕是我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我非常感谢您能够拿出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跟我讲这么长时间的关于中国的事情.
高: 您知道这样的沟通同样是中国, 是我和我的维权事业需要的过程. 我想特别告诉您, 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 就是中国的维权事业在中国必然胜利. 就像今天的中国人可以肯定的说法轮功将伴随未来人类社会的存在而在中国长期存在. 而中共将会在今天晚上的某一个时间或者明天, 后天的某一个时间迅速毙命, 这都是我们今天的安全, 也正是我们活下去的理由. 非常感谢! 我们也非常需要这样的沟通, 非常感谢!
韦: 高律师, 我去年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的书,题目是《 受难的巨龙 –中共统治末期的人权状况》。今年要出第二个版本.。和您的这一次采访能不能够作为书中的一部分发表?
高: 毫无疑问, 您享有这个自由.
韦:如果这本书的第二版出来以后共产党已经倒了, 我不会觉得难过.
高: 哈哈, 应该说我可能到时候也不会难过, 这大概是我们共同的东西. 非常感谢! 中国有一句话叫 饥饿的时候给一口比饱足的时候给一顿, 给一碗价值要高得多. 今天中国人民处于极度的艰难时期, 每一位西方的朋友, 外部世界的朋友对他们的关注, 对他们灾难状况的关注, 对他们所经历磨难真相的关注都将会被我们牢牢的记住. 我非常感谢!
韦:我非常理解, 我应该是属于生活非常富裕, 有自由, 吃饱了的人. 但是我还是想说, 今天跟您的谈话对于我的一生来说会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这个世界很小, 我们都是里面的一员,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接近对方, 能够共享这个幸福, 这是我人生的愿望. 高律师, 我知道您那边已经晚了, 我祝您, 您的太太, 当然还有您的女儿, 一家幸福. 希望明天你们醒来的时候是真正新的一天.
高: 谢谢! 非常感谢! 我希望未来经常和您保持这样的联系.
韦: 我非常高兴, 如果我们能保持这样的联络的话. 高律师, 再次感谢您! 再见!
高: 再见!
(全文完)
【大纪元9月13日讯】(据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建军报导)河北省维权人士郭起真被指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周二在法院开审。郭起真的律师指郭起真批评政府是基于社会不公的事实,而且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因此他表示对审判结果感到乐观。河北省沧州中级人民法院,在周二早上九时,对维权人士郭起真,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开审。审讯长达三小时,但未有审判结果。
郭起真的辩护律师李健强,散庭后接受本台访问,他指被扣两个多月的郭起真健康状态较差,郭起真本人及他的妹妹都在庭上做了无罪辩护。郭起真否认颠覆国家政权,他写文章批评政府,只不过是揭露社会的不公现象,以及对推动国家民主化作出贡献。
而李健强和郭起真的妹妹郭慧萍都指郭起真的言论只不过是措词较为严厉,并没有煽动群众推翻政权,而且言论自由亦是得到宪法保障。
李健强指,他对审判结果是审慎乐观。他认为郭起真过往曾受到司法不公的不愉快经历,加上看不过眼官员贪污腐败,才会批评政府。因此,他希望当局能无罪释放他。李健强说:他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他对政府的批评是有自己的基础,并不是像独立知识分子,从理论和制度去批评政府,纯粹从感性基础,来作出他的批评。
郭起真的妻子在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情绪相当激动,她指责沧州腐败官员迫害一个如此正直的人,而且对无辜的家人亦不放过,包括派出公安多次骚扰在学的儿子,以及未有搜查令破门入屋搜查。她认为现时只有上天才能惩治这批腐败的官员,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做好人实在太难。她说:我为了他这十二年来的冤情,我看着他在庭上带着手拷的样子,我实在受不了,我作为他的妻子感到很难过,我看着他走到现在这一步,做好人难道是这样难,难道做好人就是太难的吗?
四十八岁的郭起真,在文革时期曾受因迫害,导致精神失常,之后亦曾经多次被公安逮捕。在1994年,由于他揭发沧州官员贪污腐败的情况,因而屡受迫害,多次上访。在2000年,他曾经前往四川担任维权网站天网的义工。在今年六月,郭起真因在网上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被沧州公安当局拘捕,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大纪元9月13日讯】有人盗我姓名,电子信箱、通讯录,发出37封“孙文广隐退书”给我友人,贺卫方等收到后,致电慰问,我现公开回复,以谢友人,以正视听,以揭黑信。(一) 伪造的“孙文广隐退书”
今年5月底,济南公安抄走了我家两台电脑。一个多月后,很多朋友收到一封伪造的“孙文广隐退书”,内容如下:
今年以来,我经历了一些不寻常的事,反思过去数十年的风雨历程,我受到了太多不公正待遇,家人、同事、邻居、同学及至整个社会都不理解我的行为和诉求,只是对我的经历、表示同情,对我的观点表示诧异,甚至视我为异类,对我敬而远之。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几乎付出了毕生的代价,但社会没有因我而改变,我也没有获得相应的社会尊重,一腔热血付诸东流。而今,我已年入古稀,在有生之年难以有所作为,思前想后,退意萌生,决意封笔归隐,颐养天年,从此不问世事,请大家见谅,勿扰我清静。
孙文广(发件日期:2006年7月11日)
奇怪的是,这封信用我在山东大学网站的电子信箱sunwg@sdu.edu.cn发出,群发37封信,收件人邮址全部来自我计算机中存放的通讯录。谁有这么大的能耐?细心的人不言自明(注:我的计算机在被公安抄走前,其信箱从来没有给外人使用过,甚至我的家人)。
(二)贺卫方教授的慰问电
北大贺卫方教授,收到了“隐退书”,很快给我发来电邮:
孙先生:收到大札,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您已经为我们民族的民主法治事业做出了太大的贡献,让后人在回顾起这段历史时,不至于为国人缺少抗争而哀怨。我知道,您的家人也在不断地给您支持和理解,只是长此以往,的确让家人背负太过沉重的包袱,为您担心,也确实有些不近情理。我希望老天能够显示公平,让您和家人能够过上平安和美的生活。至于世事,我想这个社会不能永远如此不振作;“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后面的人们会继续接过您的火炬,更多的人会加入,最终,我相信您会看到真正的转变的。
祝福健康,全家人快乐!
后学 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 100871(发件日期:2006年7月14日)
贺教授对我的“隐退”表示慰问、表示理解,并对我的过去给予肯定,其回复实际上反驳了“隐退书”中的“整个社会都不理解我的行为和诉求”,他的回复,使我在打压下备受感动。当时我曾想给他写封回信,但无奈信箱被封,不久有些不了解实情的朋友又把“隐退书”贴到网上。
现在我给他写回信,并公开发表,一是说明真相,二是使很多收到隐退信的朋友有所了解,让世人帮助分析,那些躲在暗处,盗人姓名,盗人信箱,伪造“隐退书”的人,是些什么人?抱有什么动机?
(三)我给贺卫方的回信
贺教授:
在一个多月之内我先后被抄走电脑,收到公安不准出境的
“决定书”,六月三日被济南公安从北京车站押回济南,两次遭“传唤”,家中电话连续被恶性骚扰,恐吓信电不断,在困境中,收到了您理解、肯定和鼓励的信件,让我倍感温暖,使我这个70余岁的老人为之动容。
您收到的“隐退书”是伪造的,我现在没有隐退的思想。在中国一党专政结束前,我是不会隐退的。你的信使我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把余生献给中国的自由、民主与法治。
1982年我从劳改队平反回到山东大学,心想自己年龄大了,多年关监狱脱离现实,政治上冲锋陷阵,应该由中青年人担当,后来我看到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多少储蓄,少有动弹就受打压,危及生计和生存;并且他们长期接受的宣传和灌输,让思想背上了包袱。看到现状使我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我虽年老体迈,但有点储蓄(包括金钱和历史经历),面对中国千载难逢的社会转型,我必须献出自己一份力量,这是我光荣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去年初我接到您的一封贺年信,那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第一封毛笔书写的贺年信,信中情感洋溢多有肯定和鼓励,我反覆阅读,视为珍贵的永久纪念;电脑被抄走后,我怕像文革那样抄走您的来信(文革中我曾多次被抄家),最近我有回到“文革”的感觉,比如警察可以不要法律文书随便入室抄人东西,,也可以随便把人关起来;不同的是“文革”抄家、关人是“红卫兵”,而现在则变成了警察,在农村还有“计生办”。看来上层有人反对“文革”,多半是反对“文革”中整了自己,一旦他们当了权,则仍是无法无天那一套。“文革”前我写了多年的日记,运动中全被抄走,而且作为定罪的证据。所以多少年不再写日记,后来记日记也多是流水帐,备忘录。近年来写文章,随写随发,家中没有存货,这也是“文革”后遗症,怕抄家。我认为,文章发表在海外网站,放到海外的“文集”中,要比保存在家里更安全;所以我现在把您的两封信都发到网上(贺年信附后)。
您在山东大学的演讲,我根据记录稿整理,并收入我今年在香港出版的《呼唤自由》一书,当作附录,也是一种保存方式。因为种种原因,付印之前未能请您校对,也请谅解。
孙文广2006年9月12日于山东大学
附:贺卫方的贺年信
孙老师文广前辈大鉴:
值此乙酉新年之际,特向您及韩老师遥致新春的问候,卫方在过去的一年最大的收获便是有幸结识孙老师并面聆雅教,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的民主宪政而奔走呼号与强权抗争,不顾危险为青年一代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尚请在新年里珍重身体注重安全并祝
吉祥如意
后学 卫方敬白 五年二月六日
星期二记者就此专访了该杂志主编黄良天,从百姓网站重开,谈到大陆传统新闻媒体受到的限制以及一些新一代媒体人的职业价值观----
黄良天:我们通过技术手段重开了。
记者:是指新的网址么?
黄良天:对的,这个新的网址我们注册近一年了,因为百姓杂志网站也已经是过五关斩六将,被攻击过好几次,所以我们做了另一手准备,但是换了这个也可能会被关。
记者:好像论坛还是打不开?
黄良天:必须注册登陆才能打开,以前不用的,现在我们学乖了。
记者:那你们改网址有没有对外公布?
黄良天:没有,由于你们这些传媒同行的支持,百姓杂志已经被放到了“极不恰当的”的地位,为了保护我的团队,保护我们的杂志,希望能够在中国改革进程中为老百姓保留那么一点话语权。
记者:会在新一期杂志上告诉读者新的网站地址么?
黄良天:第十期我们会公告。我们建立这个网站的目的就是,因为中国的期刊一般都只是得到上级单位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办,或是应该怎么办,但读者真的意愿我们很难体会得到。
所以我当主编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一个网站,能及时地听到我们的读者对我们办的期刊有什么意见,然后改进,办得更好。因为我们的上帝不是上级部门而是读者。
记者:之前您提过网站这次被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上面转载了外媒报导,为什么你们要冒险去保留这些文章呢?
黄良天:因为我们内地对外媒的报导一般比较敏感,最近新华社不是又发了一个你们外媒报导一定要通过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世界应该是个开放的世界。因为我们百姓杂志从严格意义来说,还是内地的一个官方媒体,在报导或行文过程中必须维护我们主办单位或主管单位的利益和形象。
但是网站就不同,作为(大陆)媒体,我们如果想跟进某个(报导)事件进程的话很难很难,用网站我们就可以为外界打开一扇门,让读者、让百姓自己能够跟进那个事件。
大陆的媒体在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宣传机器,甚至每周、每月的报导计划都已经订好了,而且是根据有关部门或主管单位说你应该宣传什么、宣传什么。也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的网站经常受到干扰,包括一些政府部门利用骇客的手段。
记者:我看见你们新网站上也刊登了新出的第九期内容,一些海外媒体评论你们第九期虽然论坛等栏目内容还是很尖锐,但是报导方面就只有完全不涉及政府及不引起民愤的文章,对于这种看法你有什么回应么?
黄良天: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正确的,我是根据上级的建议作了一些调整。我作这个主编之后,一直保留着这么一个部分,我们现在的媒体一直说要有欣赏功能,教育功能,教化功能,我说还有一样:宣泄功能。
所以我们一直保留这一部分,让老百姓甚至说访民,因为中国现在上访的民众很多,他们哪里都找不到出气的地方。
但是这第九期中,比如说非常具体的对某一地方(政府)直接批评的一些稿件,我们撤掉了;还有论坛栏目中针对现在某一论调,某一出台政策进行直接批评的,我们也撤掉了。这个我们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总体的定位没有改变。
记者:近期网站被关,你也接受了很多外媒的采访,有没有因此受到进一步的压力呢?
黄良天:有,只能跟你说,我很明确地受到一些压力。但是我可以也明确地说,我还是我,我不会拒绝一切媒体的采访。因为我们杂志是开放的杂志,有国际刊号也有国内刊号。作为一本开放杂志的主编也应该是开放的,我们不是任何党派或任何地方政府的代言人,我就是一个媒体人。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9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综合报导) 据六四天网今天(12日)的消息,重庆异议人士、自由撰稿人罗长福于9月5日在厦门因涉嫌偷渡被行政拘留5天,现已在被遣返的路上,可能明天到达重庆。据悉,罗长福因拒绝当中共特务,并准备实地探索台湾民主化的精髓,于8月13日出逃,但在游泳横渡台湾海峡的过程中被抓。
另据大纪元此前报导,同样因为遭受中共迫害而出逃的陕西异议人士颜钧,今年1月2日在金门跳船寻求台湾政府的政治庇护,经过半年等待,颜钧于7月7日从金门抵达台北获得自由。
拒当特务 罗长福出逃被抓
罗长福因在互联网上发表异见文章,2003年3月13日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拘捕,后判刑三年。
今年3月13日出狱后,罗长福在狱中撰写的70余万字手稿被狱方扣押,经奔波辗转于重庆市监狱狱政科、狱侦科,重庆市国安局、重庆市监管局等地,三个月后罗长福终于从狱侦科处索回原稿。
据罗长福的友人透露,一名陈姓国安两次邀罗长福在茶楼喝茶,欲发展他当线人,罗同意合作,但原则是不出卖任何人,并保留随时退出的权利,国安大怒,对罗扬言:“我们可以重新抓你”,并说:“只有隶属关系,得全听我们的”。
据悉,陈姓国安还许诺为罗申请一笔钱,还可对罗进行各种培训,并极力吹捧罗的能力,最后,见罗不肯按他们的思路办便采取强制骚扰措施。
从3月13日出狱至8月13日出逃,罗长福上网一直受到干扰,申请的两个国外信箱都无法使用。当地派出所要求他每月写“思想汇报”,并要他每周五到派出所参加学习,还骚扰其家人。罗长福坚决拒绝并要求其拿出法律依据。后派出所找人带给罗“公安部23号令”及盖有派出所公章的公函,继续要求罗长福写汇报和学习。
罗长福出逃前两天,重庆市公安局三人来到罗家未找到他,后打电话要他到市局去,罗只好仓惶出逃,并带走了监狱手稿。
罗长福在出逃前对其友人说,他完全是在国安、国保及派出所和网警的持续干扰之下忍无可忍才选择出逃的,他只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他在狱中写的70多万字的手稿整理出来,将真实还原于人世,便于后人了解我们这个时代。
8月底,罗长福在向六四天网透露他恐惧重庆国安的政治迫害,必将亡命天涯、追寻民主自由以后,便与各界断绝了任何联系。
9月12日晚,友人接到罗长福前妻的求助电话才得知,罗于9月5日在厦门因涉嫌偷渡被行政拘留5天,现已在被遣返的路上。
《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表示,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我们人类的天性。中国政府把罗长福逼到了喂鲨鱼的境地,应该是个很丢脸的事情。希望重庆方面善待罗长福,关心他的生活和工作,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是一个值得留恋的地方。
金门跳船 颜钧投奔自由
陕西异议人士颜钧因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而在2003年4月9日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2年,2005年4月4日获释。
出狱后,颜钧想再次从事他喜欢且擅长的媒体工作,但被国家安全局阻挠。由于政府对待不同政见者就业的限制,颜钧一直没有工作,无生活来源。
今年1月2日,颜钧在金门大二胆海域跳船,经驻防的金门海巡艇救起后,由金门海巡队看管。颜钧表示自己受中共当局迫害,要求台湾政府给予政治庇护,
之后海外诸多民运人士对颜均的处境表达高度关切,呼吁台湾政府站在人道立场,将颜钧转往自由地区,免受中共迫害。
经过海内外各界持续的关注,经过半年的等待,颜钧终于现身台北,住在陆委会安排的住处,并可以自由行动。
【大纪元9月1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非盈利性互联网网站《维基百科》的创办人、维基媒体基金会董事长威尔斯最近对《观察家》等媒体表示,维基要么是不经审查、原封不动地进入中国,要么是干脆不进入中国,维基不向中共政权的审查屈服。
中国官方去年10月封杀了维基百科网站,维基媒体基金会董事长威尔斯最近对中国官方此举表示不解。他说,维基内部所确定的规则是:保持中立,对个人攻击等不恰当的内容一概加以删除,不为异议人士提供庇护所,不办成抗议性网站。
威尔斯说,中国对维基网站的封锁应当解除。他还表示,希望谷歌等公司采取与维基百科相同的立场,不向中国官方妥协。
维基百科亚洲地区协调中英文网站的行政管理人员安德鲁.李表示,封杀维基网站是中国广大互联网使用者的损失---
安德鲁.李:中共政权对传统媒体的控制和政策不应当延伸到维基百科。维基百科是一个异常有用的网站,受到全世界越来越多使用者的广泛欢迎,是全世界受到访问最多的二十个网站之一,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参考性网站,向使用者提供了最好的网上讯息。
中国对维基百科封锁一天,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就要蒙受一天损失。我们希望有朝一日中国官方会说:向学生、学者甚至普通公民开放维基百科看来并无大碍。
安德鲁.李说,维基在中国遭到封杀并不影响维基媒体基金会的运作---
安德鲁.李:维基百科网站是非营利性质的维基媒体基金会开办的网上百科,和谷歌、雅虎和微软等商业实体不一样。谷歌、雅虎和微软等公司在作决策的时候,必须考虑持股人的利益,维基媒体基金会则不然,中国让我们进去就进去,不让我们进去就算。维基网站的大多数服务人员都是志愿者,不拿薪水。
网路杂志《中国事务》主编伍凡也说,与微软、谷歌和雅虎不一样,维基对中共政权无所求---
伍凡:它没从你那里赚钱嘛,所以你在钱上搞不倒它,它的目的不是赚钱,中共政权对它也没有办法嘛。
伍凡说,维基百科的词条对敏感人物和敏感事件的看法与中国官方相左---
伍凡:其中对蒋介石的评论就跟中国不一样;对毛泽东的评论不一样;对文化大革命;对“六四”这些政治类型的东西完全跟别人不一样。它是一批独立的人写的,对中国大陆就是有很大的影响。
伍凡希望维基坚持并弘扬自己的中立立场---
伍凡:我是非常欣赏它的宗旨的。不管任何一个观点它都是在中间,不偏任何人,所谓“不偏任何人”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用钱买不到我,不在乎你的钱;维基百科的这种观念应该扩大、应该坚持。
维基媒体基金会董事长威尔斯最近还对媒体说:“假如我们明知中共政权反对某一组数字,却还要发布这组数字,那么中共政权恼火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我们在发布我们的数字的同时,也发布中共政权的数字,那么,中共政权应当欣然同意才对”。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9月14日讯】温家宝先生:在您今天参加“汉堡中欧峰会”之时,我们德国法轮功学员特向您呼吁,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立即作出明智的决策:严惩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尽量早结束这场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迫害。
1999年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国家政权和暴力机器竭尽全力镇压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群体灭绝、任意拘留、强制劳动、残酷野蛮的虐待、洗脑、酷刑和谋杀,更为惨烈的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起,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非法被监禁在劳教所、监狱、医院或军事机构,在那里他们的器官被活生生的摘取,以暴取巨额利益。
今年七月六日,前加拿大国会人权委员会主席、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向国际社会公布了他们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结果,证实了对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报告指出,从2001年到2005年,据估计共有41,500起没法用其它来源解释清的器官移植。“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邪恶。”大卫.乔高在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四日的柏林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
中共对法轮功残酷的持续迫害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八月二十六日在香港参加了声援一千三百万人退出中共的集会,宣布加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并与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世界各地的律师,就中国大陆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遭到秘密逮捕与酷刑虐待一事,向当地的中共使领馆提出抗议,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高智晟律师。
欧洲议会二零零六年九月七日一致通过了对“欧洲与中国”报告的修正案,要求中国当局释放法轮功学员卜东伟、人权律师高智晟和其他维权人士。
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灭中共即将成为事实。
识时务者为俊杰,温家宝先生,希望您能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拿出勇气,作出明智的决策,严惩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罗干、刘京和周永康。愿您有个光明的前途 !
德国法轮功学员
【大纪元9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中共在7月公开“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的消息之后,又于9月10日在新华网发布管制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的管理条例,要求外国国通讯社要得到新华社的批准,同时新华社对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的新闻信息有选择权等。此举再次引起海内外舆论哗然。大纪元特此采访了原陕西省电视台记者和经济节目制作负责人马晓明、香港《动向》杂志总编张伟国、《开放》杂志总编金钟,以及台湾《当代》杂志总编、前总统府国策顾问金恒伟。
张伟国:管治外媒荒谬愚蠢
张伟国表示,中共当局将活跃的国内媒体整肃得没有新闻灵魂、“舆论一律”之后,现在竟然要公开的控制外国媒体。这个规定极其狂妄,等于要把外国通讯社变成新华社所属的分支机构,要其跟中宣部保持一致,成为中共的喉舌和工具。
中共这种对国际社会新闻自由的干预、公然对抗现代文明的作法极其荒谬愚蠢,因为外国通讯社有自己的采编原则,不要说中国政府管不了它,它自己本国的政府都管不了它。
这只能使国际社会对中共更加放弃幻想,看清中共是名副其实的头号新闻自由大敌、头号现代文明大敌,认清它尽管经济发展实力增强了,但对抗世界文明准则的能力也增强了,现在甚至要改造世界文明准则的野心。
马晓明:突现中共危机深重
马晓明指出,这说明中共现在面临致命的生存危机,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已发展到相当激化的程度,媒体的哪怕一点点真实消息可能都会对中共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中共政权一直在封锁信息的同时标榜自己,但现在它撕掉一切伪装,这说明它危机的深重,假面具已经盖下住了。
许多年前,我就跟一个基层宣传部长说,所谓的民主制度,其它的条件且不说,只要在中国消除新闻管治,真正做到新闻自由,不出半年,这个政权就要垮台。
通过舆论封锁和愚民教育的手段,不可能挽救专制政权的灭亡命运,只会更激化矛盾,使社会的变革来得更迅猛、更强烈。中共将专制的绳索勒得越紧,它的危险就越大。
这样的倒行逆施下去,只会加速中共政权的垮台,其实专制政权的倒台就像腐朽的木头断掉一样容易,可能就是瞬间的事儿。
金钟:倒行逆施引国际反感
金钟表示,最近两三年来,中共当局对媒体的控制有增无减。中国加入WTO后成为世界主要的工厂和市场,跟外国人的来往不只限于经贸方面,必然也会涉及到文化、新闻、科技等领域,客观上逼迫中共当局不得不扩大对外开放的幅度。
但由于其政治上的保守,对国内媒体言论和出版自由控制得相当严厉,所以也不会给外国媒体更多的机会。这反映中共政权这种所谓二元化的政策,经济开放和政治保守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使得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其实只局限于经贸方面,在其它方面则设有很多限制。以前是用技术等手段管治外国媒体,现在则用明文法律的规定,将这种限制公开立法,这是一种倒行逆施。
西方媒体追求新闻的真实和迅速,虽然受到限制,但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些记者不理会这一套的。中共当局这种作法只会增加它们和外国政府之间的矛盾,会引起外国传媒、民众的反感,而且这种反感也一定会反映到中国的对外关系方面。
金恒伟:外媒在中国的现状
金恒伟表示,独裁政权害怕民众了解真相,所以要从上到下一言堂的垄断媒体,但是很多外媒也因经济利益而屈服于中共。
著名作家Simon Leys从1970年开始,观察在中国的西方媒体,写了很多文章批判西方媒体,认为它们完全没有尽到责任,只是拿着中共官方的东西作为自己的观察报导出来。
台湾很多媒体已经被打上了“亲共”的印记,屈指可数的几家在大陆可以活动的台湾媒体,无须什么禁令,早已跟着中共的调子走了。
前北京大学新闻及传播系副教授焦国标今年7月访台后撰文指出,“我深感台湾绝大部分媒体的大陆新闻做得已是天怒人怨。为了得以在北京设立驻在机构,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新闻职业精神。这背后的黑手就是国台办。国台办本来是专职搞两岸统一的,可我的看法是,第一个该拿国台办为两岸现状祭刀。因为它实际上是天天在干为渊驱鱼的勾当,污染了整个台湾新闻业,恶心了二千万台湾人。”
中共管治外媒由来已久
张伟国指出,其实中共对外媒一直有很多限制,设办事处的批准权、进入大陆的人选、给不给签证、多长时间的签证、跨省到外地采访、采访的题目、提纲……都要经过中共当局的审批。
外国新闻社有自己的运作和同行的竞争,他们会按照自己的习惯寻找新闻来源。有时中共一时管不过来,但会在抓到把柄时算总账,把记者抓起来、驱逐出镜、剥夺采访权,或者整治消息来源、线人,将其判刑等等,这都是惯例。
马晓明表示,据我和一些外国媒体记者交往的经历来看,境外媒体发布中国消息,绝大多数来源也都是官方发布的信息,记者很少有机会自己去采访了解真实情况。
有的外国记者要当面采访我,还没过来就在北京被当局阻拦了。很多境外记者通过私人关系采访普通民众,都受到公安的追踪,有的抓住后马上给予警告、押解回京,甚至驱逐出镜。接受采访的公民也要受到追查甚至很严厉的制裁。
信息难阻
马晓明认为,从现在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来看,信息是阻挡不住的,通过各种渠道都可以传播出去。中共此举只会让国际社会更进一步看清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张伟国表示,信息流通就像人身上的血液一样无法阻挡,只不过是因为垄断性控制,提高了传播的成本,降低了传播的效益。
但随着中国大陆高科技的发展和开放的持续,这种控制的可能性就更渺茫了,互联网、进进出出的人员、外国机构、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都是难以完全垄断的信息源,所以这个规定只能是自欺欺人,客观上达不到它所预期的目标。
对外媒有待观察
张伟国指出,对国际媒体来讲,到底是俯首称臣,为了利益向中共低头以维持和中共的关系,还是借此机会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迫使中共在国际新闻自由文明准则面前低头,是一场新的较量。
金恒伟表示,就像人权一样,新闻媒体有全球性的位阶,应该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不只是哪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
很多外国商人已经接受中共的规范,甚至跟中共同流合污,这说明号称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为了赚钱也可以抛弃原则。那么自称权力在政府之上的西方媒体,是否会屈服中共的禁令,帮助中共欺压中国人、欺骗全世界的观众,我们要一起来观察和监督。碰到中共这样最大的独裁政权时如何面对,这对西方媒体是一次最大的考验。
【大纪元9月13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木风2006年9月12日华盛顿报导) 中国政府颁布新的限制外国媒体的消息不仅引起国际上的不安,更造成中国内外的外国企业的紧张情绪。美国专家认为,这些新闻限制不仅会伤害到外国财经新闻机构的利益,更会影响到所有在华的外国企业。*企业界表示不安*
中国政府新近颁布的新闻控制办法继续在国际工商界发酵。企业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对此表示出越来越大的不安。
这个关于《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规定外国财经媒体不能够直接向中国用户提供它们的服务。
中国政府委托官方媒体新华社组建一个叫做中国经济信息服务的机构来负责审批外国财经媒体在中国销售产品的申请。除非得到批准,否则外国财经媒体,如路透社集团和美国彭博新闻社将不能够对中国用户提供它们的财经新闻。
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指出,过去外国媒体公司在新华社登记之后可以在中国推销它们的财经产品,但新规定出来之后,情况就要改变。新的限制措施究竟会对美国企业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有关机构,如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业界组织都在进行研究,待情况明了之后再做正式反应。
*古特曼:会带来负面影响*
不过,有关美国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新华社进行财经新闻垄断的做法是不明智的,不仅直接影响财经媒体的利益和中国开放的形象,而且会给所有在华企业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学者、《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伊桑.古特曼说:“我认为,任何企业都不能够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做出发展规划,不能够在它们的中国伙伴掌握着另外一套数据的情况下做出规划。我们做生意要处在同一条件下,拥有同样的数据,并据此对经济走向做出判断。如果信息和数据完全被中国政府垄断,企业就失去了做出明智的决定的依据。”
*菲利普:影响中国开放形象*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前官员唐纳德.菲利普坦率地表示,除了新华社,没有什么公司会从限制媒体的措施中获得好处。
菲利普说:“这个决定会伤害到所有在华经营的公司,不只是那些要向中国销售信息产品的企业。原因是,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在中国经营的公司需要获取最佳的信息。如果信息都要由政府机构过滤,其正确性和价值就要大大折扣了。这不会有利于任何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已经成为企业生存的根本所在,中国政府时常要走回头路,企图重新垄断信息,这非常影响中国开放的形象。”
*给新华社提供创收机会?*
总部设在北京的麦健陆投资资讯公司董事长麦健陆认为,中国政府加强新闻控制的主要原因是给新华社提供创收的机会。
一些媒体分析说,新华社社长田聪明跟胡锦涛关系很深,据信,新的限制措施就是在田聪明的推动下推出的。
中国问题专家古特曼持不同的看法。他指出,过去北京也多次采取过类似的措施,每次都很有针对性。在1999年和2000年之间,中国国家统计局就颁布措施,限制外国民调机构在中国的活动,要求所有民调问题都要得到国家统计局的批准,那次针对的是盖洛普。
古特曼说:“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有些类似。我的直觉告诉我,目前发生的事情跟过去也差不多。新华社这样做的原因可能并不是要保护财经新闻市场,不是市场准入问题,而是要保护金融市场的某种活动,以免中国民众知道。”
古特曼表示,有人说是为了今年年底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做准备,也有人说是为了2008年举办奥运会做准备,究竟是什么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菲利普:共同行动迫使北京让步*
美国前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唐纳德.菲利普指出,美中曾经就外国金融信息服务公司直接向中国市场提供服务达成过一个正式协定,中国现在的做法显然违背了协定的内容。
菲利普认为,美国政府和企业界以及其它国家是不会接受中国政府限制媒体的做法。
菲利普说:“这种问题过去就出现过。我记得不仅是美国、还有欧盟和其它许多有关国家都表达过非常强烈的抗议,这些抗议也得到了中国国内舆论的同情,认为限制媒体是愚蠢的。我认为,有关国家和有关方面应当聚在一起商讨如何采取共同行动,迫使北京改变这个决定。”
*古特曼:学习微软经验*
古特曼也表示,国际社会应当学习当年微软公司组织美、欧、日产业联盟挫败中国政府强迫微软交出其产品原代码的企图,一致行动才能够让北京认识到这个决定的错误,从而做出让步。
【大纪元9月13日讯】中国官方在9月10日宣布,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应当经新华通讯社的批准,并且由新华通讯社指定的机构代理。外国通讯社不得在中国境内直接发展新闻信息用户。中国本来对资讯控制相当严格,而且黑箱作业,要判断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发布这个禁令委实不容易。但是如果从中共的本性出发,结合目前中国内部的大气候,要找到原因其实也不太难。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下,不排斥新华社将从中捞取巨大经济利益,当然相关部门也会“利益均沾”。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当然还是中共内部的政治问题。如果我们看到胡锦涛与上海帮已经到了埋身肉搏的地步,隔几天就有有关上海反贪污的消息出来,像剥笋一样,一层层剥下,虽然不可能剥到江核心部分,但其连续剧造成的悬疑效应,也可吊人胃口,乃至震撼人心。因此颁布禁令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处理上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到明年十七大胡锦涛一统全党的结果,甚至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无独有偶,台湾也在反贪腐,它的运作完全公开,民主国家体制的优越性,以及民众政治权利的保障展现无遗。中共虽为民进党与陈水扁总统的困境暗中窃喜,然而更担心中国人会将两者对比,制度上的优劣立现。如果中国民众有样学样,重现六四场景,那么它的结果可能与十七年前大不相同。
如果注意到这个禁令是在9月10号发表,那天不但是星期天,而且前一天的9月9日是台湾的“百万民众倒扁日”,中共无法预料那天或以后台湾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中国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因此在启动国安机制检查资讯监管情况时,发现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是一个漏洞,于是不顾周末两天休息日,加班加点炮制这份禁令,而且立即生效。中共这股“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若漏网之鱼”的丑态,暴露出内心的慌张不安。
问题是2008年北京要举行奥运会,中共事先承诺会给外国记者充份的新闻自由,因此现在这个禁令不但不是开放新闻自由,而且完全是倒行逆施。试想想,奥运会期间,各项比赛成绩出来时,每一个都要先报给新华社批准,事关中国荣誉的要大报特报;关系到中国丑闻的则不许报。外国通讯社还不严重抗议?新华社有这样多的人手吗?所以也许在奥运会开幕以前,因为各方的压力,中国摆出“从善如流”与“改革开放”的样子,宣布取消这个禁令,表示实现承诺云云,至于其他对外国记者的限制,则仍然保存。这样,中国也只是停留在原地。因此这个禁令可说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了。
然而问题是,施明德发动的倒扁运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阿扁却表示,他不会倒,施明德也不会倒,因此运动可能持续到2008年,那年也是台湾的总统选举年,以台湾现时的政治激情,那时还会出现许多未知因素和事件。一旦中共觉得禁令万万不可废除,甚至还需要加上新的禁令,互联网更须加强控制,或者要过滤“台湾”这两个字;甚至“政治运动”、“群众运动”、“革命运动”等等,成了禁忌而要过滤“运动”两字,那么奥运会干脆就不要办了。所以北京2008年的奥运能否办成,台湾的作用相当大。而禁令中一条“不得破坏中国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队将成为“中国队”的一部分了。台湾要站起来,走出去,朝野应该捐弃成见,蓝绿合作,恶搞那红色,联合国际媒体,用新闻自由来改变红色中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大纪元9月13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2006年9月13日华盛顿报导)中国最高法院最近规定,人民法院的法官和工作人员不准擅自接受记者采访,或在新闻媒体上对重大敏感问题发表议论。法律界人士认为,对法官采取纪律约束是必要的,但是对法官和司法机构的监督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建立发言人制度 统一管理*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肖扬星期二在北京说,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已经具备条件的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基层法院都应该设立新闻发言人、建立新闻发布制度。
肖扬同时强调,法官应当慎言,未经批准,人民法院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不准擅自接受记者采访,或在新闻媒体上对重大敏感问题发表议论。重大事项统一由新闻发言人发布,并接受记者采访。法院其他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应由新闻宣传部门统一管理,严格履行审批手续。
北京法律界人士表示,法院基于公正办案的考虑,对法官采取内部纪律约束是必要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劲松说:
“作为法官来说,在案子没有判决之前他是不应该接受采访、发表倾向性意见。我们作为律师很清楚,法官在开庭审理期间始终应该保持中立的态度和姿态。不允许在开庭期间发表倾向性意见。基于这种考虑,对于法官接受媒体采访有纪律约束是应该的。”
*对法官及司法机构监督极重要*
不过,李劲松律师认为,新闻媒体和公众对法官和司法机构的监督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他说:
“但是总体上来说,有一个问题是一定要注意到的,这就是对法官的监督,特别是对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滥用职权行为的监督,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单纯指望法院内部纪律的约束或者法官的自律,我认为,这是靠不住的。一定要有外界的力量、民主的力量的监督。具体地来说,新闻监督是比较直接的。”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日前也对媒体表示,人民法院的新闻发布工作应严格遵守新闻宣传纪律和法院工作纪律。 凡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情况,以及上下级法院的内部函件;以及未经有关部门或领导批准的有关刑事案件审判中的各种综合性数字等等,均不得向媒体和公众透露。
*人权组织担心中国全面管制媒体*
人权和媒体权益组织担心,中国高层领导人正在加强对异议人士和观点的钳制。出于对日益增多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担心,中国政府同时还加强了对印刷和电子媒体的控制。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日前宣布规定,在中国的外国通讯社在发布消息、图片和画面时必须获得新华社的批准。这一规定甚至限制了彭博新闻社和路透社等西方财经媒体直接向中国的银行和证券交易公司提供信息服务。
国际媒体权益组织记者无国界最近对167个国家的新闻自由程度的调查发现,中国排名第159位,是新闻最不自由的几个国家之一。
【大纪元9月13日讯】(大纪元驻英国记者刘圆报道)温家宝一行今天(9月13日)前往唐宁街10号和11号分别与首相布莱尔和财相布朗举行会谈。双方在双边贸易、能源政策以及伊朗核危机等国际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会谈后,中英签署谅解备忘录,温家寳与布莱尔在首相府举行联合记者会。布莱尔在会后称:他与温家宝坦率、公开地讨论了人权问题。记者关心媒体自由
在温家宝与布莱尔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有记者向温家宝提问近日新华社公布的限制外国通讯社在中国报道的条规问题。温家宝重申,中国政府对外国媒体、新闻机构的开放政策没有变化。中国政府将保证这些机构的报道自由和权利,同时相信这些机构会遵守中国的法律。
9月10日,大陆新华网发布管制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的管理条例,条例要求外国国通讯社要得到新华社的批准,同时新华社对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的新闻信息有选择权等。此举已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抨击。
布莱尔称谈到人权
在温家宝来访前,英国一些政界人士曾致信布莱尔要求他在与温家宝会面时谈及中国的人权问题。另外,英国民间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不久前也曾到唐宁街10号,向布莱尔递交了一份联合请愿信,信中呼吁布莱尔敦促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高智晟律师。
布莱尔在与温家寳会后称:他与温家宝坦率、公开地讨论了人权问题。但他没有披露所谈细节。而支持西藏自由的人权人士则批评英国政府隐瞒温家宝的访问行程,阻止抗议活动的进行。
此外,在温家宝与布莱尔会谈中,除了双方主要关心的议题,也讨论了两国的教育与文化交流合作,以及未来两国主办奥运会的互助问题。
温家宝访英是他本次欧亚之行的第二站,他此次出访主要是为了加强双边的经济合作,同时化解欧盟在中共人权和环境等问题上的疑虑,也希望借此机会说服欧盟解除自1989年中共6.4屠杀学生及市民以来对华实施的武器禁运。但欧盟领袖对中共的承诺仍有疑虑,武禁将继续维持。
此外,欧盟对中共人权问题的恶化反映强烈。欧盟表示,将在今年10月的中欧人权对话中提出中国人权法规的议题。欧盟认为:中共对新闻自由进行任何形式的限制、增加国家干预等,都是非常负面的发展。
【大纪元9月13日讯】(亚洲时报方德豪撰文)中国云南昭通市7月发生了一次5.1级地震,力度不算太强,却造成了22人死亡108人受伤,地震后不久,有媒体指这次地震早有预报,有关地方官员也承认有其事,只是预报分析未能准确地预报具体时间,而他们为了避免社会恐慌,并没有把可能发生地震的预报传达下去。新华网9月13日引述昭通市市长罗应光说:“昭通市政府确实收到过可能发生地震的趋势分析,但它有几个月的较长时间范围,要准确地预报具体时间根本不可能。”云南省地震局对于昭通市的解释“表示认同”,他们认为昭通市在这个事件中“受了委屈”。
应该指出,这次事件,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不少中国地方官员水平低下。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仍未有能力准确预估地震时间,但对地震可能发生的范围和强度都可作出分析。在地震高危区,若地方干部接获地震分析而没有作出充份反应,则肯定已涉及渎职。
以这次昭通市地震不传达预警事件来说,从官方报道看不出地方官员在知道未来数月可能出现地震后的预防措施。例如地方官员有没有组织当地居民作地震演习,有没有提醒居民做好防震安排,例如储备一定食水和食物。必须指出,地震演习和呼吁居民储粮等安排,是地震常发区经常要做的事。若昭通政府这次事前没有做,就肯定是失职,若他们有做但在事后不晓得对外解释,则是他们危机公关处理能力差劲。这次昭通事件中,有关官员肯定犯有其中一者毛病。
在中国,每次发生地震,灾区官员每每都拿出“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仍未有能力准确预估地震时间”做挡箭牌,地方官员这样做,只是说明他们自己水平差。在国际社会,对付地震的重点早已转为防震建设和做好抗震安排方面,美国日本,莫不如此。是否能够未卜先知,根本不是重点。可是,在中国,迟至1986~1990年 “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讨好中央领导人,实效不大的“地震前兆预报方法研究”还是列为“攻坚项目”。
当然,防震工作,并不只是地方政府的问题。举个例说,在日本,政府除了在震区的建筑条例上对防震功能提出颇高要求外,还在八十年代开始引进一套系统,让列车遇上地震时会自动刹车,现时在较中国贫穷的土耳其和墨西哥都已有类似装置。中国的铁路系统享受到垄断式的经营,在赚取利润之余还有国家补贴,但它有没有意愿引进这种防止地震时做成更大伤亡的自动刹车系统,真正实现执政为民的政治理想?
另外,中国近年经济起飞,建筑物的防震要求也有必要相应提高,有关法律的修订,也必须提出议事日程。2005年末,建设部发现其住房公积金被挤占挪用资金为46.3亿元人民币,如果这些被挤占挪用资金有一部份用于资助贫困地区提高建筑物的防震水平,中国新疆、西藏、云南等地区的地震死伤人数会否可以大幅减少?
减少地震伤亡,也并不全是政府的问题,群众的自救能力和对政府的合理期望也很重要,但这一样是涉及政府的教育问题。在美国地震常发点加州三藩市,政府特别着重防震教育。其中一条重点,就是加强居民的自救能力。在美国加州的地震教育纲领里,其中一条就是说明地震后,救援人员可能最迟要数天之后才能到达,因此居民必须自备数天食水和粮食。在学校、政府机关等公共机构,地震演习也是经常举行。在中国,经常出现灾区居民质问政府为何不能未卜先知,这也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地震防灾教育做得很失败。教育部门对此,应负有一定责任。
说穿了,防震问题并不单是国家地震总局和地方地震部门的事。中国中央政府的国务院和人大,也应该参与统筹协调,规划监督。防震的成本也许不少,但肯定较灾后重建的是少,中国政府若能加大防震投入的力度,则实在是中国人民之福。(
【大纪元9月13日讯】9月12日,北京安贞城管分队队员和队内协助执法的保安总计20多人在着便装执法时,将4名无照商贩打伤,据受伤小贩说,站在一旁的队长一直喊“再打,再打”。据《华夏时报》报导,在事发地朝阳区健安东路安贞西里1区可以看到,在近40多米长的地面上留有上百处大小不一的血迹。安贞西里1区的多名居民说,12日上午的确发生了斗殴事件,不知道谁先动的手,几个小贩被城管打趴下了。
一名居民表示,由于城管总来这里,他们穿了便衣照样能认出来。后来来了一辆城管的车,4名保安抬着躺在地上的男子往车上一扔,就像装货一样。
案发当时正在事发地对面的一处公园晨练的纪老先生目睹事件的经过,他说,当天上午8点10分左右,对面突然发出一阵嘈杂声,只见20多名男子围着打3男1女,统一的黑棍子起起落落,一个小伙子脑袋挨了几棍躺在地上了,穿枣红外衣的女子整截袖子都被撕了下来。
纪老先生说,后来,小区里的老太太高喊‘再打,要死人了’,那20多人才停手,边散开还不忘踹上一脚,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5分钟。
被打伤的小贩王凤伟被送到医院救治,他前额和右手分别缝了5针和4针,王凤伟的弟弟则被打坏3颗牙齿。
据另一名被打者张女士说,他们上午在安贞西里围栏外摆地摊卖水果,小区里出来20多名穿着便衣的城管队员和保安。到了摊位前二话不说,掀翻摊子抡起棍子就打,小王抓着杆秤顺手回击了几下,保安就围着他狠狠地打。打完后抬起来就往车上扔。
张女士说,城管收了我们也认了,但我们无照也不能随便打啊。我们都是内蒙古人,一直在附近摆摊卖水果。城管我们都认识,站在一旁的队长一直在喊,“再打,再打”。@
【大纪元9月13日讯】“和谐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提出的口号但是胡锦涛提出了,也许朝鲜也敢。以下提出几点我认识的和谐社会。第一, 什么是“和谐社会”?它的意思就是说不允许有不和谐的事情发生。
首先共产党是无神论,当然要对宗教信仰进行监控,顺者昌,逆者忘。以基督教为例,你们要信仰,可以,不过要在党组织之下的教会进行活动,讲道内容要符合党的精神,各种聚会要在党的掌控之下。对于家庭教会不能手软,坚决打击,封教堂、抓信徒,不服从党的领导能称为和谐吗?前些日子举行世界佛教大会在杭州,没有党领导的安排敢吗?大家不要忘了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可是人大政协委员。
还者,就是对媒体的管制,“和谐社会”会有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吗?当然不会,我跟大家分享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去年,我在广东某个论坛开创了辩论会的栏目,大量发布了国内媒体禁声的文章,包括太石村、汕尾市以及六四历史回顾等话题,正在我们暗自庆幸得到了言论自由的时候,突然论坛被“维护”了,管理员私下告诉我有政治原因;几天之后论坛重开,辩论会关闭,从此论坛禁止谈论任何宗教与政治话题,此后管理员告诉我,信息部打来电话,说我们论坛存在大量不真实报导。哎,有照片、有录像,这也称为不真实?荒天下之大唐。谁怪人为刀叉我为鱼肉了呢。
回到主题,民生问题,能体现党领导的一定要报导;贪污问题,党领导让你报导绝对不能不报,国外的事情,报导的越少越好。如果有挑战“和谐之音”者,用一新名词形容——“控负”。一位凤凰卫视主持人一语道破寻机,“控负”就是控制负面消息。所以国内尽是太平景象,“和谐之音”悦达于耳。
再者,对各种维权、上访、抗议、游行进行打压,“和谐社会”绝对不会有不和谐景象产生。“知识份子”你们要维护的是党的权利,绝对不能说一党执政不好,人民上访抗议不能威胁政府的利益,上告的一定不能是政府领导,群众游行一定要有上级领导的指示,游行主题是政府默认的。如果产生了不和谐景象,要用武力进行平乱,不怕牺牲,可以流血,警察死了算烈士,人权卫士死了算暴民,其他百姓属于不明真相的愚民。李敖有句话还是对的,“这个时候一切开枪的政府都是王八蛋政府”可惜他不敢指名道姓。
“和谐社会”就要有一群和谐环境下的太平绅士,不然上亿的豪宅、名牌的商品、高档的娱乐场所为何许人提供?这些人的生活就是代表着和谐。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同样发挥的淋漓尽致,建造和谐城市的人永远不可能容入这个城市,中国有多少农民工干完了一年的工作没有钱回家,榨取了亿万人的血汗换来的只是一部份人“和谐”,就连温家宝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可想而之,付出辛苦劳动的人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官商勾结的人高床暖枕。这样的社会里想出人头地就要牺牲,但是很多人连牺牲的本钱都没有。
结论:恐怕也只有独裁国家才敢提出这样的一个口号,为了“和谐社会”这一个虚名,牺牲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也就是这个虚名创造了多少贪官、奸商、为富不仁的人,在这样的虚名之下又有多少人自欺欺人,同样也就是这个虚名把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化为了泡影。
【大纪元9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亦平9月12日华盛顿DC报导,9月9日下午,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的三十几位美国华府华裔在美利坚大学举办“自我关怀诉苦求安”沙龙。71岁的李玉珍老人声讨贺龙恩将仇报、害死她家三代人的土匪流氓罪恶;杨先生专程来替其福建老乡说出不被当人看的心里话;大陆军校65岁的女教官控诉了因不愿放弃修炼法轮功而来美国被迫给人当保姆的辛酸故事;庞玉滨医生讲述了母亲目睹他的妹妹被活活饿死的惨景和文革期间他的父亲及其他两名外科医生文革期间因善良而挨整被判刑、被枪毙的遭遇;年过8旬的大学退休教师谢真言女士揭露:1930年夏季“红军”路过她们县城,将她父亲绑票导致40岁的壮年期便吐血身亡,共军被称为共匪是名实相符;来自台湾的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聂森讲述了父母逃到台湾后逢年过节只能遥拜北方家乡、难尽孝道的伤心故事。沙龙座谈让人颇多感慨。我由此看到了一条“诉苦讨共,营救人质”的路。
记忆中小时候读过一本书,讲共产党在内战中用诉苦会的方式将民国军队的俘虏洗脑转化成“解放军”战士的故事,其实那样的苦对比中共在苏区的作为算什么?可它因为把自己的罪恶行为掩饰得好,将别人的苦难根源转移得好,老百姓还夸赞:共产党就是比国民党行!我还记得读初中的时候被组织起来听农民“忆苦思甜”,听一阵听迷糊了,原来讲到了中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苦难。中共给人制造的苦难真是太多太深重了,都要来诉,100年还诉不完。
而这里就蕴藏着一条讨伐中共、营救人质的新路。
法轮功自从遭受迫害之后,一直走着“讲真相,救众生”的路。“九评”社论发表之前,讲真相主要是告诉世人法轮功受迫害的真实情况,让世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而得福报;“九评”社论发表之后,讲真相主要转为揭露中共邪恶的本质、历史和流氓现实,倡导离弃中共——传九退三、促三。从传播九个字的“两好”到推进“三退”退党潮,世人很多(包括我)对其意义有这样、那样的理解,但法轮功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目的:不让受蒙骗的世人因为骂法轮功而得到天惩的恶报。
我从去年四月介入传九退三、促三活动,并于八、九月由衷地发出“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心声,亲身体验摘兽印释放智慧和喊“两好”解除病痛的神奇。我对天发誓:法轮功讲真相真的是在救人。
修炼者们以修炼中的所见所闻和修出的慈悲情怀在救被中共邪灵拖往地狱苦难的芸芸众生。可来自天地间的阻挠巨大,许多人被挡得厉害,你告诉他(她)“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她)怕听,你劝他(她)三退他(她)怕退,其实是害怕清醒、不敢面对中共的暴政和欺骗。法轮功的救人活动很艰难。“两好”送福报牵涉信仰,愿念的人目前比较有限。三退救人从涉及党文化对人全方位的控制,退的人数从去年五月到现在都徘徊在每日两、三万,鲜有立即退的(一考虑就是几个月和一年多)。无论两好还是三退,世人都较被动勉强,难在这里。
9月9日华府华裔在美利坚大学举办“自我关怀诉苦求安”沙龙,唐子以为是一条“诉苦讨伐中共,营救中华人质”的新路,让世人变主动,新在这里。
据报导,从李玉珍老人到聂森教授,几位发言人都是在掏心窝说话,或讲亲身经历的苦难,或讲亲友诉说的伤痛,过程中人们的不满和痛苦积淀在心产生的压力得到了释放,作为心理治疗这本身就有帮助人恢复心理健康的效用,尤其重要的是,人们将通过这种公开表达对中共的不满,解体中共特务系统,消除民众心头莫名的恐惧。这个沙龙活动,我没在现场,实际效果不得而知。但我曾经组织和主持过多次成年人家庭问题诉说的沙龙,效果是很不错的。所以诉苦讨共沙龙值得推广。不过,我建议这个活动的主题定为“诉苦讨共,营救人质”,从海外做起,让华人在海外通过倾诉自己和家庭的苦难,在思想和精神上脱离中共。
过程中,对中共的不满就会公开化、社会化。这样的活动应该跟清朝末年的倒清活动一样从海外做起。因为海外华人能做,而国内中共人质目前无法做。但海外华人一旦做起来了,在思想和精神上真正脱离中共了,在国际电讯和互联网的今天,必定会迅速影响到中共国寨。海外有一百万华人参加这样的活动,国内就可能会有一千万人起来响应,一个人影响10个人的效应。一旦国内有一千万人利用家庭聚会和亲友、学友聚会形式搞这个活动,那么再扩大就是一亿、十亿……中共的军警控制国寨管制人质的系统就将全盘崩溃,下面就是颜色革命。
切记:“诉苦讨共,营救人质”的活动一定要跟“传九退三、促三”活动相联系。这才能真正“道解中共,德兴中华”。中共将古代皇朝和中华民国时代的国家政权统治弄成现代绑匪流氓的国寨强权统治,皇朝臣民和民国国民无一例外的成了中共绑匪的人质肉票。单纯的诉苦讨共,虽然可能让人冲破对中共的恐惧,去了会掀起仇恨而引发报复活动,从而让中共有机会再度焕发“血染的风采”。诉苦讨共跟传九退三、促三相结合,自然就成为营救中共国寨人质的活动。诉苦讨共过程中,心头的压力纾解同时对中共的莫名恐惧也将消失,读、传九评和退三、促三就没就会不仅自自然然,而且心甘情愿。首先这些海外华人真正获救了。倘若海外华人广泛的在思想和精神上自立于中共,像清朝末年驱逐清朝官吏及走卒一样,从各国各地的唐人街把中共官员及其特务驱逐或揭露,这种扬眉吐气的振奋感通过电讯和网络传到中华大陆,很快家家户户、社区单位都会讨伐中共,这时候三退潮就会海啸般呼啸而至。同时灾难审判也会来临,该灾灭的一定要灾灭,如此幸存的人才会长记性:天灭中共原来是真的,才会真的信神守德。
如今三退已经超过1300万人了,可依然还在被人质疑,其实还是恐惧心理在作祟,另外还有特务在捣鬼。然而诉苦讨共、营救人质活动一旦掀起并与传九退三、促三活动融为一体,质疑顷刻间就没有了,恐惧和捣鬼也都烟消云散。
我们就该这样做。从法轮功信仰的角度看是救众生,从中共国寨的现实情况看则是救人质。谈起人质、肉票,让我想起了最近成为知名人物的奥地利少女坎普希。中共国寨的人质,很多人(包括2005年3月以前的我)都很像坎普希。
坎普希10岁的时候被绑匪皮克罗比绑架,今年18岁的她8月23日趁他打电话时逃离。皮克罗比在她逃离后自杀身亡。28日坎普希表示,她已经将绑匪视为她“生命的一部份”“某种程度上为他感到哀伤”。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中共国寨人质里普遍可见。坎普希说她与父母隔离8年不觉得虚度青春。我这代被毛泽东赶鸭子一样赶到农村消磨了8年青春的人,很多成了白字和别字先生成了讨厌看书的人,却以世故和世俗为成熟而认为自己“青春无悔”。
经过心理治疗一个多星期,坎普希在荧屏露面,告诉大众:被绑期间她“只想着要逃跑”。她说:“我一直有这样的念头:我来到这个世界,当然不是为了要被锁起来,让我的一生完全毁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像是养鸡场中那只可怜的鸡。”“我告诉他(绑架者)我不能再这样生活,表明我一定会尝试逃走。”皮克罗比威胁她,若她逃走,他就会杀死所有邻居,之后杀死她,然后再自杀。事实上中共国寨的人质,只要有机会的,没有不想脱离中共的,因为不愿意活得像猪狗。坎普希逃离了皮克罗比,皮克罗比并没能把邻居和她怎样,只无可奈何的自杀了。中共国寨的人质如果快速用三退方式从精神上脱离中共,中共也无法兑现迟浩田老头和朱成虎少将毁灭美国的威胁,结局必定是无可奈何的被解散。
奥地利获救少女坎普希日前告诉“新闻”杂志,她已顺利过渡到现在的自由生活,“现在与其他人生活在一起已经没有问题”。现在还在中共控制下的国寨人质许多人如同坎普希逃离前或刚逃离时那样视中共自己生命的一部份,不时地提出“没有了共产党,怎么活?”的蠢问题。相信中共一旦被废、受审,大多数人也跟坎普希一样会信心十足的告诉世界:过没有中共的日子,“已经没有问题”。
那就来拓宽美国华府华裔这次“自我关怀诉苦求安”沙龙开拓的路吧,走出一条“诉苦讨伐中共,营救中华人质”的新路来。国寨人质期待着。@(
【大纪元9月13日讯】现在退党(团、队)人数的总数已经超过了一千三百万人,但是中共的统治仍然没有立即垮台的迹象。有一些人士据此否定退党运动的意义,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首先指望仅凭退党就能退跨中共的想法是错误的。退党运动是法轮功发起和领导的一场救心(精神觉醒)运动,以精神觉醒为目的,而没有其它政治目的,所以退党运动没有消灭和瓦解中共的政治职能,法轮功是宗教信仰组织,不适合也不应该参与政治活动。至于瓦解和消灭中共这个世俗的政治组织,还必须得有民运人士合组只来完成。
因为单凭退党不能够退垮中共,就因此否定退党运动的意义,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退党当运动促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精神觉醒,如果没有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觉醒,民运想瓦解中共的统治将困难得多。
从六四屠杀后到本世纪初法轮功讲真相运动之前,民运在缺乏精神觉醒运动的情况下搞了十五年,结果怎么样?结果是民运变得一盘散沙、群龙无首,越来越边缘化;而中共则妖运亨通,在国际上越来越火,江贼民八面玲珑、招摇过世,还政得了奥运会主办权、加入了WTO。
而从2004年年底退党运动兴起以来,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共即厄运连连、日暮途穷、危机大大加深,这不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吗?
事实无可辩驳的说明:退党运动已经严重打击了中共邪党的运气。随着退党运动的持续进行,中共的厄运越来越多。
单凭退党不能够退跨中共,就因此否定退党运动的意义的人们错了,他们错在:只从物质层面看问题。而世间有些事情,光从物质层面看是看不出所以然的。
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前共产党国家和现有的共产党国家,夺权之前,共产党的力量很弱小,看起来其得逞的概率并不大,但是共产党居然胜利了,当时许多聪明的人士跌破了眼镜。
这两个问题,都要从物质以外的层面来看。共产党在世间的兴起和执掌权柄,从根本上说是外层空间的一个巨大的邪灵——大红龙的操纵的结果。大红龙是宇宙中的灵体,人看不见、摸不着,它本来在外层空间活动,如何降临到人世间来了呢?《圣经》之《启示录》告诉我们:这大红龙的前身就是伊甸园中的古蛇,是魔鬼的化身,他在外层宇宙空间和天使们的争战中落败,天上已经没有它的位置,它就恼怒的逃到地球上来祸害人类……
这大红龙为什么要残害人类?因为“它就是坏,它就是毒”,不残害人类,它就无法生存。魔鬼本是上帝创造的天使长,它却背叛了上帝;它既背叛了上帝,就得不到上帝的恩养,就只能通过邪恶不法途径吸取能量以维持灵体。大红龙既下到人类中来,就大量地汲取人类的鲜血和生命以滋养自己的灵体。它的采补方式有两种:
一是杀人,血流满地,在惨叫哀号声中,这无形的恶灵就悄然附在地上贪婪地添食冒着热气的汩汩鲜血,这是大红龙最见效的采补方式;二是吸附于人体,逐渐汲取人的生命力精华,终其一生,汲干为止。这是大红龙长期采用的一般的采补方式。
大红龙因为是灵体,要在人间作恶,只能通过人的手来实施。为了有效采补,大红龙就要操控特定的民族、人群和个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翻新。
19世纪中叶,大红龙来到人间,先后依附于尼采、马克思,并赐大能与这两人,结果邪灵的邪性在马克思身上结出了硕果,故马克思受到邪灵拣选,建成了“科学共产主义”暴力崇拜理论大厦;而尼采却因为过于敏感和人性化,结出的果子始终不够邪恶,所以他被魔鬼抛弃,他狂喊“上帝死了”,结果自己却发疯而死。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使无产阶级第一次有了“理论武器”——即大红龙在人间有了诱惑人的工具。接下来大红龙就要拣选最容易操纵的民族,并在法国和中欧做了好些革命暴乱试验,这些民族均不满意,专制习性不够重、基督教传统又太深厚……选来选去,选中了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这是因为:这两个民族都是大民族,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专制习性根深蒂固。而专制是万恶之源。
俄罗斯民族有八百年的沙皇专制帝制传统,专制性在欧洲首屈一指;而且,俄罗斯民族民风强悍、十分崇尚暴力、侵略扩张成性;再说,俄国人天资优良,创造力不逊西欧 …总之,控制了俄罗斯,再问鼎其他国家就容易多了。
中国比俄罗斯还要深得魔鬼的青睐:中国有五千年的崇拜龙的传统,这个民族的图腾崇拜与魔鬼有不解之缘;中国有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传统,极端的专制,专制到“留头不留发”,专制性在全世界首屈一指;不像俄罗斯民族,中华民族没有任何宗教传统,奉儒家尊人为大,从没有罪恶感、陋习深重、民风残忍;而且,中华民族有着世界第一的人口,却有一盘散沙、酷爱内斗…能够轻易的从人数众多的自相残杀中得到采补,魔鬼焉能不喜欢这个如此愚劣残忍大民族;再说,中华民族的文化有极强的同化力,控制了中华民族,更能够有效的对外渗透,与俄罗斯的武力配合起来,一文一武,岂非相得益彰?
要控制一个民族,首先要操控一个天才的领袖人物。
在俄罗斯,大红龙拣选了一个叫列宁的人,这个人有大学文凭、大秃头特别好用、精力特别旺盛、口若悬河魅力十足、阴险毒辣、野心极度膨胀…邪灵赐大能与好运给他,通过列某人凝聚了一大批人,这列宁果然不负魔望,带领布尔甚维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但是,布尔甚维克的胜利真的如中共教科书上宣传的,是历史的必然吗?完全不是,这是一个大大的偶然。事实上,当时列宁夺取政权的机会非常小。二月革命之后,布尔甚维克在议会中始终是少数派,在民间也没有成大气候,其掌握的最主要的枪杆子不过是彼得格勒的五千水兵和两三千工人赤卫队武装,而且列宁一帮人分歧严重、争吵激烈,暴动阴谋一再外泄。合法当选总统克伦斯基受到普遍的支持,克伦斯基掌握着军队和警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粉碎列宁的暴动阴谋,列宁曾惊慌失措,一度逃往芬兰。但是克伦斯基却阴差阳错的浪费了八个月的时间,迟迟没有调军进京,保卫首都,相反,他居然幻想利用布尔甚维克帮自己稳定秩序。克伦斯基的一错再错,给了列宁大好的喘息和发动政变的时机。
这就是所谓“鬼使神差”,从物质层面是理解不了的。这只能从零星层面上理解:列宁一伙能够爆出“十月革命”这个震撼世界的大冷门,是因为他们有大红龙着巨大邪灵扶助;而列宁的敌手,克伦斯基却没有援手,关键时刻,他既糊涂又倒霉,不输给列宁才怪。可见,物质上的优势并不是决定性的。
在中国,即使加上苏俄的援助,中共的力量始终也无法和蒋介石政权抗衡。中共在二十八年的夺权路途上,有不下数十个灭顶之灾,而蒋介石政权先、后有德、美的支持,物质上几乎占尽优势,垮台的可能性很小,但最后得胜的是中共,蒋介石政权在大陆就是垮台了。这又是从物质层面上无法解释的。
中共遭遇的几次大的灭顶之灾分别是:
1927年“清党”,中共在全国各地的组织遭到沉重的打击,但它的最有才干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虎口脱险,特别是毛泽东,本来被抓,就要死定了,却能够九死一生的从民团刀口下逃脱,堪称奇迹。追兵几次走近毛泽东藏身的水塘,脚踩在他的鼻子旁,却就是发现不了他。毛泽东的造反天才是不可替代的,如果毛泽东没能逃脱,历史肯定要改写。毛泽东等杀人如麻的暴动领导者,断然得不到神佛的保佑,他们之所以妖运亨通,是因为他们受到红龙邪灵的拣选,有邪灵护身。
同年末,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率农民军攻打长沙失败,被迫窜入井冈山落草;朱德发动南昌起义,失败后也逃入井冈山与毛合流,中共土匪武装此刻极其虚弱,不堪一击,如果蒋介石率大军围剿,朱、毛等人将死无葬身之地。但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几个大军阀偏偏此时与蒋介石叫板,军阀混战打得老将抽不出身来剿共。军阀混战,救了中共得命,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共,李宗仁等人,怎么不像是受了邪灵的诱惑呢?
“长征”路上,剿灭中共易如反掌,但这时候老蒋之子蒋经国被斯大林扣为人质,遂使老蒋狠不起心,江西剿共前功尽弃。共产邪灵用的手段不可谓不下流。
尽管逃到陕北,尽管有“西安事变”,尽管中共牢牢占据陕甘宁,如果没有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共以西北之贫瘠,想“解放”全中国,不啻痴人说梦。但是日本就像得了神经病一样,早不打、晚不打,偏偏在1937年全面侵华。如果日本早十年侵华,中国必亡无疑,当然中共也完了。日本在1937年的侵华,使中共席卷天下有了现实可能性。日本以亚洲第一强国的国力、人力,以亡国为代价,帮了中共特大的忙,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怎么不像是受了邪灵的诱惑呢?
即使在抗战结束,中共势力增长数十倍的时期,中共也碰到两次差点灭顶的事件。
一是重庆谈判,毛、周身赴重庆,在国民党政府的天罗地网之中,随时有被扣留的可能。如果蒋介石向中共学几招下流,硬是扣留毛、周,美国也没办法。但是蒋介石在这点上却不如袁世凯,要绅士虚荣,放毛泽东回延安,纵虎归山,小不忍而乱了大谋。关键时刻,老蒋妇人之仁,怎么不像是受了邪灵的迷惑呢?去谈判之前,毛泽东焦虑得在窑洞里睡不着觉,后来还是泰然地去了,怎么不像是受了邪灵的指示呢?
即使已经纵虎归山,内战开启,老蒋仍有大好机会摆平共产党。当年在最重要的东北战场,林彪率军攻四平不下,死伤惨重,仓皇北逃,东北国军乘胜追击,林彪在黑龙江眼看立脚不住,准备逃往苏联。此关键时刻,老蒋却在再次犯妇人之仁的错误,接受美国马歇尔愚蠢混账的“调停”,错失了一举彻底粉碎中共夺取天下图谋的战机。接着又头脑发昏,不顾戡乱时期急需兵源的形势,盲目裁撤东北五十万伪军,把这些人都赶到了中共队伍中,从而跟本地断送了东北战局。蒋介石如此雄才大略和精明的一个人,在关键时刻一错再错,接连犯下低级失误,怎么不像是受了邪灵的迷惑呢?从灵性的层面上说,这一点不难解释,人的智慧永远敌不过灵的智慧,蒋介石虽然声称阪依基督教,但他同时又死抱着妄自尊大的儒家思想,因此不能有效地得到上帝的灵性护佑,他以人的智慧对敌从邪灵那里获得大能的毛泽东,不败才怪。
从上可以看出,共产党的兴起,不是因为其物质力量的强大,而是因为其享有巨大的运气,巨大的运气总是出自神灵的护佑,共产党极端邪恶,不可能受神佛护佑,它的惊人的好运气是来自大红龙的护佑。大红龙嗜血,所以所有的共产党政权无一不嗜血成性:
它们几乎都在兴起过程中大量的杀人。十月革命后残酷的内战、列宁下令对富农进行群体灭绝、斯大林搞“大清洗”...在中共方面,则是肃ab团、整风、残酷的国共内战、镇反、文革…...在柬埔寨,四分之一的人口被柬共屠杀…除了东欧前卫星国家杀人运动规模较小以外,各国共产党无一不血债累累,杀人总数上亿,超过纳粹几倍以上。即使不发动大规模杀人运动,共产党国家没有一个是废除死刑的国家,它们无一例外都是最经常动用死刑的国家。
人类自相屠杀的鲜血滋养着大红龙,使其精力旺盛的操控和护佑各国的共产邪灵组织、和政权,这就就能够解释:
中共及各国共产党杀人最多的时期,也是其最成功的时期。
人血虽然是最好的采补,大红龙也清楚:人力资源有限,要维持自己在人间的邪恶势力,就不能无限的杀人,而应该有序的杀,在中国,大概每隔十年左右大杀一次:
“解放”之初“镇反”、“保家卫国”,杀人约六、七百万;十年之后,因“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又杀人约三千万;“文革”杀人两三百万;“自卫反击战”杀人数万;八三年“严打”枪毙数万;八九年镇压天安门运动屠杀约四万人;九九年开始的“揭批”法轮功,至今已害死两千多人。
中共是国际共产组织中最邪恶的一个分支,杀人之多、时间之长,无出其右。正由于中共最能杀人,它今天已经成为大红龙邪灵在人间势力的核心部份。
但是,共产党建政以后,总的趋势是是杀人越来越少,这也是不可否认的。这是邪灵良心发现,自己变好了吗?不是,这是因为邪灵自身的局限性,白邪不敌一正,邪灵只能蒙骗人一时。而是因为人毕竟有着辨别善恶的能力,在神佛的启示下,良心会渐渐的苏醒,邪灵对人的控制就逐渐的松动了。随着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共产党的领导人越来越难以下达杀人、整人的命令,邪灵所获得的滋养就越来越少、控制就越来越失灵,最后失控,届时,厄运降临,邪灵政权土崩瓦解。
这一过程在俄罗斯、东欧前卫星国已经成为事实。苏、东的共产政权拥有比中共更优越的物质条件,为什么会先中共垮台?这只有从灵性层面上才解释得通:
因为前苏联、东欧的主流民族毕竟是西方民族,他们拥有深厚的基督--东正教宗教传统,其知识份子在从邪灵的欺骗中清醒过来时,容易回归宗教信仰传统,从而容易彻底抛弃个人崇拜的模式,对国家的错误历程进行深刻的反思。由于回归宗教传统,社会大众的连心觉悟、道德复苏也比较容易、比较迅速,邪灵的控制也就能比较快的、全面的瓦解。在这样的土壤中,上帝播下的两颗拯救俄罗斯和东欧民族的种子--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才能够茁壮成长、出头,最终结束苏维埃专制。
反观中国,从来没有宗教传统,在儒家尊认为大的影响下,民间有着根深蒂固的个人崇拜传统:期盼青天、企盼圣王。一开始把毛泽东捧上天,热泪盈眶地喊万岁,后来受尽折磨,总算清醒了点;但是获得“平反”,尝了点小甜头,马上好了伤疤忘了痛,高唱“小平你好”,《春天的故事》…历经文革劫难,六四屠杀、“揭批”法轮功,至今却不见有俄罗斯人的那种反思,就是在最近汕尾大屠杀惨案过后,死者的亲人还要继续双膝下跪,哀求“胡青天”、“温青天”来解救他们,殊不知,中央就是杀人犯!这样的反思和觉悟程度,岂能挣脱邪灵的操控?
本来,上帝在中共党内也播下了胡耀邦、赵紫阳两颗种子,以拯救中华民族脱离共产邪灵,岂料,这两颗种子在中国的土壤里竞相夭折,合演了一出《河殇》的悲剧。
六四大屠杀之后,又吸饱了一次人血的大红龙邪灵回光返照,将江泽民扶上了台。陈泱潮老先生指出:江泽民乃南阎王下凡。此人果然是个阎王般邪恶毒辣的人物,其坏不在邓小平之下。江泽民比邓小平更为狡诈的是,他竭尽全力要阻止中国的道德良心复苏,以尽量维持邪灵对中国的控制。江泽民忽然疯狂的镇压法轮功,许多人,包括好些中央领导人都不理解,从灵性的层面来看,这非常好理解:法轮功最能唤醒中国人的道德和良知,而江贼民就是要搞坏中国的道德和良知!顺便,他要流法轮功成员的血,以供邪灵采补。
现在,继江贼民之后,胡锦涛虽然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但是大红龙邪灵的气数已将近了:上帝的追兵已快要到来,要擒拿着大红龙;法轮功在海外发起的退党运动,顺天讨邪、已呈汹涌澎湃之势,目前退党人数已超过七百万。
前面说过,红龙邪灵害人又第二种方式,就是是吸附于人体,逐渐汲取人的生命力精华,终其一生,汲干为止。这是大红龙长期采用的一般的采补方式。
邪灵吸附于哪些人的身体?一则是受其蒙骗,执迷不悟的人;一则是虽然不信邪,但是为了物质利益而入党(团、队),因而头上打上了兽印的人。现在的中国,前一种人已经很少,但后一种人还很多,因为邪灵非常善于抓住人的弱点,以财、色诱惑人。
打上了兽印,身体就被邪灵的触角上的吸盘粘附着,生命力的精华就会源源不断地被邪灵取走。很多为了利益入党的人,过着人格分裂的生活,因为根本不信邪灵,既得不到邪灵的庇佑,又对于邪灵没有利用价值,邪灵就会大量地取走这些人的生命力的精华,这些人就容易暴死、横死、患上癌症等各种疾病。这就是今天很多中共的贪官污吏离奇死亡的原因。
实际上,就连共产党的领袖都无法避免被利用完后,被邪灵抛弃的悲惨下场。邪灵通过列宁获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又通过列宁之手大杀富农,吸饱了人血,但是接下来列宁就没有利用价值了,因为列秃子头脑太过敏锐,看到强制实行共产主义制度会对经济造成大破坏,因而患得患失,搞起了“新经济政策”,要“转换路标”,容许私有经济,至此,列宁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因为邪灵政权这时候,需要的是杀人、破坏,而不是让人们过得好。被邪灵抛弃后,原本很强健的列宁,很快,很快就在梅毒和枪伤的发作下死去。其后斯大林因为比列宁更专横、更残暴而受到邪灵的拣选,在残酷的内斗中胜出,然后废止新经济政策,强制推行共产主义制度,导致苏俄大地饿殍千里…...
在中国,邪灵通过毛泽东的领导,打下了共产党的江山,再通过毛泽东之手,完成对经济的大破坏--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一系列杀人、整肃、清洗…刘少奇因为主张容许私人经济、彭德怀因为太实事求是而丧失了利用价值,被邪灵抛出,通过毛泽东之手打倒,下场悲惨。但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末期突然萌生了自我否定的意识,指出:共产党官僚比资本家还厉害、革命的对象就在党内等等。毛泽东要砸烂他亲手建造的专制机器…至此,他也丧失了利用价值,邪灵立刻抛弃了他,毛泽东死于一种极为罕见的怪病--中枢神经细胞衰死。邪灵选择邓小平来做毛泽东的接班人,一则是因为,邓小平的邪恶程度不在毛泽东之下,更主要的是,中国社会当时濒临崩溃,邪灵需要邓小平推行走资派路线来恢复元气,挽救邪灵政权,以供邪灵更好的采补。后来,邓小平虽然对六四运动大开杀戒,他还是照样被邪灵抛弃了,因为他对宗教信仰采取“三不”政策,没有及时对法轮功和其他气功采取镇压措施,邓小平被抛弃后立时中风,有四年时间几乎成了植物人、半个木乃伊,大小便都要在床上进行,一直到死,十分的窝囊。
不相信马列主义的人要想彻底摆脱邪灵的吸附,唯一的办法就是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因为这等于抹掉了额头上的兽印,抹掉了兽印,邪灵的触角也就脱落了,再也站不上来。
在今天的中国,有很多不相信马列主义的人不愿退党,因为他们觉得中共在实际行动中已经抛弃了马列主义,因而认为中共正在变好。
这些人大错特错!实质上,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不是共产党的本性,大红龙的本性--专制和嗜血才是共产党的本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仅仅是共产党在其兴起的早期用以欺骗、诱惑广大民众的超级精神武器。事实上,前苏、东国家从来没有遵守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和消除剥削的精神;金正日的北朝鲜体制实际上是一个马克思严厉抨击的那种特权专制与金家封建王朝结合的超级奴隶制!中国和越南如今则是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权贵资本主义法西斯流氓国家!
但是,从列宁时代到胡锦涛时代,共产党的专制和嗜血性根本没有改变、丝毫没有改变,这不变的,才是共产党的本质!
奉劝那些有“如今的中共已经不是原来的中共了”、“共产党正在变好” 幻觉的人,赶快从梦中醒来、赶快退党(团、队)!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退出中共,红色邪灵所能够汲取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少,它的控制力就会越来越弱,随着邪灵护佑的减弱,中共邪恶政权就会越来越倒霉。
让我们冷眼回望2004年,自2004年底退党运动发起以来,中共政权是不是越来越倒霉?
其官僚体系全面彻底加速腐败、资金和贪官外逃愈演愈烈、银行坏债恶化、股市跌瘫,丧失圈钱功能、海外上市圈钱失败、金融危机迫近、“保先”彻底失败、宏观调控失败、人为灾害事故愈演愈烈、民间维权抗争一浪高过一浪、基层组织人心涣散、体制内官员叛逃迭起、新闻记者队伍开始公开抗争、军队派系发出兵变威胁;国际上,中共四面楚歌,核威胁言论引发西方世界重新警惕、欧盟拒绝解禁军售、美国态度日趋强硬、战略封堵已经开始、经贸领域,美欧联手封堵中共、胡锦涛访俄受辱、访美受锉、访加灰头土脸、台湾问题上,主张民主化统一的马英九崛起,中共“道义”破产越来,越没有牌打 …...
事实表明:自2004年底退党运动兴起以来,中共越来越倒霉了,而且2005年开始,急剧的倒霉。
事实已经表明:天要灭中共。退党就是顺天而行。
退党运动正在终结、而且必将完全终结中共已经享用了太久的亨通妖运。随着更多的人退出中共,中共会更加倒霉,并在倒霉中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解体。
曾节明 作于2006年1月15日,修改2006年九月十二日下午
【大纪元9月13日讯】中国大陆社会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几乎人人都明白XX党邪恶,但是绝大部分人却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默认XX党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中部分人还会为XX党的暴行叫好,“六四应该杀”,“要是我也会镇压法轮功”。然而,理智清醒的人都知道,既然知道一个东西不好,却又“认同”它甚至为之辩护,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那么还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有些怪异了。无论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多少邪恶,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中华文化的主流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道家的“真”以及佛家的“善”,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更有“杀身取义、舍身成仁”等追求正义的传统。然而,这个历史上非常优秀的民族,为什么会臣服于XX党的暴力政权之下呢?我们必须注意到,在XX党横行于中国的同时,有一种充满谎言、通过暴力和恐惧推行的文化密布于中国大陆。它没有理性却又无所不在,让人深陷其中而不自觉;它不但控制你的行动,更加控制你的灵魂;它让人们失去分辨善恶的自主意识;它强迫你认同它;它怂恿灵魂的堕落;它通过“逆淘汰”的方式选择“中坚分子”,它就是党文化,它就是邪灵的附体!
党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其非理性,这个特性也表明了,党文化绝对不是人类应该具有的文化系统,人类是讲理性的。这种非理性从表面而言表现为行为或者语言逻辑的混乱性,或者称其狡辩、强词夺理、神经质,但是从本质而言,这种非理性的特性其实是XX党邪灵兽性的具体体现。
XX党以阶级划分社会人群,并在一段时期内以此为标准确定人的生死。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社会中贫富的差距是一直存在的,有为富不仁的,也有“穷”凶极恶的,然而这个常识性的事实存在,却被XX党强行作为区分“好坏”的标准,荒谬的可笑!笔者小时候曾苦思冥想为什么会有穷富之分,XX党曾经说,富人是靠欺压、剥削穷人致富的。然而笔者的乡里民风彪悍,我从小就知道人真的不是那么好欺压的,所以设想“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一定养了剧多的打手才能致富,但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地主老财们在致富之前是如何养活那么多打手的!?后来长大啦,“改革开放”了,XX党说“勤劳致富”,这个口号让我再次想起小时候认真“思考”过的这个问题,现在的人可以“勤劳致富”,那么以前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呢?那么那些“地主老财们”会不会也是勤劳致富的!?既然“勤劳致富”那么会不会“懒惰致贫”?那么穷人!?这些都是孩子幼稚的思维,当然并不是说实际就是这样的,富贵都是自己决定,老天是非常公平的。然而,我现在非常明白儿时被这个问题弄的稀里糊涂,不是我的智力发育有问题,而是XX党的谎言以及前言不搭后语造成的。
记得第一次上政治课的时候,老师用了整整一节课的时间说明学习政治的重要性,“政治贯穿于整个人类生活之中”,“不懂得政治就无法正常生活”,当然我们都明白XX党最善于在冠冕堂皇、夸夸其谈的谎言外衣之下进行洗脑的教育。然而,我们长大了,成年了,才发现不但“政治”与我等无关,而且连提及“政治”都噤若寒蝉,到现在“搞政治”已经成了一个大得不得了的罪名,并且可以“无偿的”戴在任何人的头上。这种类似的XX党非理性的行为在我们人生经历当作数不胜数。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我看这些都是谎言而已,为什么你说是非理性呢?小时候,我家里附近有个外表很体面的人,他整日无所事事就是喜欢给别人指路,但是他从来都是告诉路人往相反的方向走,有些走了冤枉路的人返回头时会大骂他是个大骗子,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其实是个精神病人。我之所以说XX党非理性、党文化当中充满了非理性,正是因为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可能终生都在说谎言,不管那些谎言编造的是多么精致,这都不是一个正常的、理性的人的行为。谎言只是局部,它的整个过程是非理性的。
党文化是由谎言、暴力、恐惧为主要元素组成的文化。这三个主要元素相辅相成的组成了党文化的 “容错”性、“自适应” 性、“自我繁殖”性等庞杂生态系统的某些特征。党文化之中之所以充满了谎言和暴力,是因为XX党的存在本身不具备合理性,没有谎言和暴力,它一分钟也无法生存。党文化之中之所以充满了恐惧,正是因为XX党天生的不合理性,使其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的防备着有可能会影响到它生存的因素出现,并且由此产生“扼杀于摇篮之中”这句“名言”。
党文化有种奇特的性质,那就是“遗传性”。党文化是XX党用来愚弄人民维护其政权“合理性”的,民众是受害者,按照常理人们是应该能够认识到XX党政权的非法性以及邪恶性的。但,怪异的是被XX党压迫的人们,不但被党文化所侵染而且还继承了XX党的非理性、谎言、暴力和恐惧。那个大名鼎鼎的"娘错打了孩子",就是这种受害者表现出的非理性的典型表现。受害者由于既往的被迫害经历对“党”怀有明显的或者是潜意识的恐惧感,然而不可思议的是部分受害者对XX党政权的垮台同样还有恐惧感,因此XX党那些所谓“XX党是中国稳定的根本”、“XX党没有了,谁能治理中国”等等虚假命题才被一度广泛的认同或者被默认。
其实,仔细的想一下就明白。这些思维是不正常的,没有任何一个被暴力侵犯的受害人会希望作案者继续在自己身边行恶而不是受到应有的制裁,这不是正常人的思维,这其实都不是人的思维。这是那个邪灵附体的思维。高人早就讲过,XX党是邪灵附体。党文化在每个人身上的体现,其实就是这些邪灵控制人类思维的结果。对XX党的灭亡感到恐惧、迷茫,其实不是人的情感,而是那个邪灵附体的恐惧。因此,不解体党文化、不解除邪灵附体难以恢复正常的人性。
苏东坡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评论或者研究甚至大骂XX党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如果不解除自己身上的附体邪灵,用那个邪灵强加给我们的党文化的观点和方法看待XX党,如何能识得XX党的“真面目”呢!?
为什么要解体党文化?是为了解体XX党吗?当然不是主要目的,XX党貌似强大,但是在神佛眼里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一个受党文化控制,被邪灵附体驱使,认同XX党邪灵的人,是正常的人类吗!?神佛慈悲于人,解体党文化解除邪灵附体,是给人恢复人性的又一次机会。这个世界是人类的世界,天灭中共的时候,那些仍然被邪灵附体的“非正常”人类会如何呢?
解体党文化、解除自己身上的邪灵附体,不但是自救,也是在救他人,救民族,少一个它可以控制的人,XX党就少一份行恶的能量。是不是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自己的未来,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机会不是一直都有的!快!@(
【大纪元9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王清华编译报导)加州州长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于本周一(9月11日) 签署了一项法案,为惩治偷取或破坏免费报纸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以应对过去发生的多起大量偷取或破坏免费报纸的行为。位于南加州圣盖博谷地区的中文报纸大纪元时报曾因为客观公正如实报导发生在中国的一些敏感的话题,如香港23条、SARS、法轮功、宗教迫害、官员腐败和九评、退党消息而出现大量失踪的现象。
2005年2月,洛杉矶大纪元工作人员经过十几天的观察、跟踪,发现一对老年华人男女竟然以专门到各处偷窃大纪元时报报纸为职业。这两个人的活动范围遍及洛杉矶东区所有华人聚居的城市。
3月6日星期日,大纪元洛杉矶办公室在当地警察的帮助下,抓获了该涉嫌偷窃报纸的持枪嫌犯,场面就像警匪电影中的镜头。
同样,在南加州圣地亚哥市也出现大纪元报纸严重失窃现象。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报社基本摸清了偷报人的活动规律。2005年4月8日,报社工作人员捉住一名盗报者,并通过911报了警。
伯克莱市长Tom Bates 在2002年因为扔弃成百份每日加州人报而被罚款100美元,原因是该份由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学生创办的报纸公开支持其政治对手。
目前南加州偷报贼十分猖狂,除了被收买专门偷大纪元报纸的那种贼,还有专偷报纸去卖的,他们经常在凌晨扫荡所有的免费报纸。
据记者观察,在深夜1、2点时去查看报箱时,里面还有很多报纸,周围其它报纸也是一样,但到第二天早上8、9点时就被全部被清光了。
发行于南加州的Chula Vista的星报(Chula Vista Star)的整期报纸曾被人分三次全部从报箱中盗走当废纸卖往墨西哥。
由于报纸被蓄意偷盗的程度很严重,已经严重侵犯了读者读报的权力,影响了广告商家的利益。
因为免费报纸很难估计市场价值,当局因为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而对这些偷报贼束手无策。
根据这个代号为AB2612的议案,偷取超过25份的报纸,不管其目的是为了卖钱、打击竞争对手或让别人无法阅读,初犯者将面临高达$250的罚款。再犯者将被以轻罪起诉,并面临高达$500美元的罚款,蹲10天的监狱,或两罪并罚。
这项法案是由加州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代表南加州拉霍亚地区(R-La Jolla)的众议员普雷西亚(George Plescia)提出,普雷西亚议员的发言人表示,此项议案使起诉类似案件变得容易了。但他也表示议案并没有当初设想的苛刻。◇
【大纪元9月13日讯】根据前不久的《小康杂志》报道:7月3日下午,国家级贫困县安徽霍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谢明拿着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霍山县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名册,初步勾勒出了霍山县政府领导班子的构成:“除县长和九个副县长外,还有梁修存、李燕两个非党员的副县长”,霍山县县政府的县长是一正11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有11个副县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1、当官的浪费不算浪费。我们提倡节约型社会,首先应该从官员的节约开始,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的官场上有一种怪现象,就是当官的浪费不算浪费。一个国家级贫困县,11个副县长,无论任职还是挂职,每个人都有自己15平方米左右的单独办公室,每个办公室配一台液晶台式电脑,一个壁式空调,每年有二万元的招待费,如此待遇,十几个正副县长一年要花多少钱?
2、官帽子是平衡器。在一些地方政府中,工作不是靠感情激发人,智慧启迪人,政策鼓励人,精神感染人,而是靠官帽子刺激人。
从报道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专职还是挂职,都是为了达到一种畸形平衡,是在用官帽子管理人,平衡各方利益。
3、权力崇拜症。为什么要这么多副职?就是因为官场上有一种权力崇拜症,好像不给个官就不尊重,好像没有官职就少点什么,这是权力崇拜症的表现,其本质是特权思想泛滥,权力崇拜泛滥。
4、官员能升不能降的机制。这是中国官场的一个怪现象,一但当官,如不发生特殊问题,就不会降,只能向上升。没犯错误的局长多了,自然要多设几个副县长的位子。
5、官员配备机制不严格。7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12380”举报热线工作人员表示:“国家未对县级政府副县长的数量有过明确规定,人员多少,由地方按实际需要产生,但霍山副县长的数量确实多了。”这不能不说明在官员配备机制上的工作漏洞。上边一个小漏洞,地方政府就给财政戳出一个大窟窿,引人警醒。
6、基层官员的清闲。一个小县城,11个副县长,其工作内容之少可想而知。现在有许多官员整天忙的最多是自己的事情,其次就是形式主义的事情,是喝酒,是检查,真正能够走在老百姓中搞调查搞研究的很少。
7、官员没有吃苦在前的精神。作为官员应该有吃苦在前的精神,然而,这个贫困县的县长却把工作分给了11个副县长,而副县长工作环境如此优越,说明官员缺乏吃苦在前的精神,只懂得享受在前,这样的贫困县领导怎能带领老百姓脱贫?
8、官员机构臃肿。我们一再提倡小政府,大社会,可是我们一些地方依然是大政府,官多,车多,费用多,官员机构臃肿。
一个贫困县,11位副县长折射出的是十大官场丑陋现象,这绝对不是贫困县的独特现象,而是现今中国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不改变权力来源于何方这一根本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任何换汤不换药的改革,都只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出路,那就是还政与民,开放党禁与报禁,实行民主政治!
转自《民主论坛》(
【大纪元9月13日讯】“9.11”过后,防恐是主流,是金币的一面;但恐怖主义是不是可以说是金币的另一面呢?如果主流社会不能找到恐怖主义的真正根源,想当然地打击恐怖主义,那么,是不是也毁掉了整个金币呢?我这里不多说美国的“9.11”五周年,因为该说的、不该说的,已经有很多人说了。我说我的经历还是与“9.11”有关系的:2001年10月1日,也就是美国“9.11”刚发生以后,主流声音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恐怖主义”。当时,我正在网上与一些法学界朋友讨论中国的“严打”刑事政策,提到“严打”像月亮,有“初一十五不一样”的现象,“严打”时候就法律就严格,不严打时就“松打”,法律走过场,甚至“严打”的时候,警察为了完成指标或任务,采用侵犯人权的刑讯逼供方式,屈打成招,形成另外一种“恐怖主义”--我的网络文章标题为“严打,新的恐怖主义”。我当时在网络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一说法可能“言重”了,但对于某个个体来说,遭遇“刑讯逼供”和“屈打成招”就是真正的“恐怖”,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难道里面就没有一丝“恐怖主义思想”吗?这个侵犯人权的“严打思想”,又与反文明的“严打主义”有什么区别呢?
当时,中国已经有很多刑讯逼供案例记录在案,如昆明的警察杜培武,因为妻子和某公安局长意外被歹徒枪杀(他们本身就有男女不正当关系),警方就怀疑是杜培武所为,认定是杜杀妻、杀公安局长,杜不招供就刑讯逼供,险些被枪毙,后因证据不足,判无期徒刑。再后就是真凶落网,遭遇“严打恐怖折磨”的杜培武恢复自由,恢复公职并得到国家赔偿。
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假如真凶没有“奇迹般”落网,杜警察岂不要冤死了吗?
后来,中国又发生多起因“严打”导致的刑讯逼供恶性事件,湖北的佘祥林,因为被警察局办案人员指为杀妻(1994年“严打”时期),也险些被枪毙,后来其妻子意外出现,他才恢复自由之身,可惜已经在大牢里坐了11年。虽然后来国家给予90万的赔偿,可是“酷刑”和冤屈对他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是一辈子也无法消除的。
浙江人董文列是温州苍南县灵溪镇南海棉塑制品厂厂长,1994年被公安以毒贩为名抓获,后被温州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但令人震惊的是,此案竟无任何物证、人证,拿来当证据的口供又是侦查人员严重刑讯逼供、伪造签名等违法行为的产物。尽管死刑判决书漏洞百出,上级浙江省高院也在五年内两次认定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定案”,但喊冤者关押了八年,到2002年仍未得到公正裁决。2003年1月终于被无罪释放。他蹲了8年冤狱,做了19个月死刑犯。这起全国罕见的冤假错案暴露出这么几个问题:如此刑讯逼供,如此莫须有的案件,为什么长期难以得到纠正?
无一例外的是,1994年,正是中国的“严打”时期。看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讲话就可知道上面的党中央对“严打”的重视:“一个地方的治安好坏,首先取决于这个地方的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尤其是党政一把手。不能保一方平安的领导,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政法部门在维护稳定、搞好治安方面要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机关的职能作用,继续坚持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端正执法思想,纠正打击不力等问题。(1994年12月23日《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严打”斗争得民心、顺民意,实践证明这是解决治安方面突出问题的一个有效手段,今后要继续深入开展下去。明年,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要继续把“严打”斗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以“破大案、抓逃犯、打团伙”为重点,坚持“依法从重从快”方针,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为两个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1996年12月18日《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前,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严打”整治斗争,坚决打掉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尽快改变治安面貌,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严打”是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长期方针,要坚持贯彻执行。我们现在不搞运动,但开展工作必须有气势。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没有气势,没有群众支持,很难奏效。这次,要拿出大的威势来,要对犯罪分子产生强烈震撼。政权在我们手中,几百万军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在我们手中,我们怕什么?这些刑事犯罪分子我们还打不下去吗?共产党要是没有这个本事,那就没有资格在中国执政。我相信,只要我们真正抓,下决心干,全党和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是一定能够抓好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立即行动起来,按照中央的要求,精心组织,全力推动,一抓到底,务求实效。(2001年4月2日《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10月,杭州的警方对我批评“严打”刑事政策的文章《严打,新的恐怖主义》进行了经济处罚,我也把他们告上法庭,现在已经结束,我捍卫言论自由权利没有得到两级法院的支持。时过多年,尽管国际舆论批评如潮,但中国至今并没有公开承认抛弃“严打政策”。虽然“严打”已经不怎么热提了。可是,“严打”还是“正在进行中”的有效政策,还是有许多严重“综合后遗症”的,比如2006年9月11日,也就是美国“9.11”五周年这天,《中国青年报》又披露了一起可怕的“刑讯逼供”事件《安徽巢湖四名学生被错误羁押3个月遭刑讯逼供》,中国青年报记者黄勇报道:
2005年9月2日凌晨5时许,安徽巢湖市居巢区半汤镇57岁的农民刘之华到市政府门前的一个大池塘起虾笼时被人打得不省人事。其家人闻讯当场报警并将其迅速送往医院。9月7日,刘之华因颅脑损伤,在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对发生在市政府附近的蹊跷命案十分重视,指定居巢区公安分局管辖,并抽调相关部门协助办理。在警方的调查中,居巢区一农民李某到办案部门反映,该案可能是其邻居张佑龙家的两个儿子张峰、张虎干的,理由是刘之华遇害当日,李某的母亲悄悄对他讲,张佑龙家“世代都不是好东西”。如此荒唐的理由和线索,警方竟然当了真。9月9日晚,居巢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办案人员传唤焦裕,经过5个小时的“思想工作”,焦裕透露说,听其父母议论,该案可能是其哥哥焦华和王浩、张峰及张虎4人所为。
四人被抓时,张虎刚领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即将进入安徽省一所职业技术学院读书,弟弟张峰是巢湖市一所中专学校的学生,王浩和焦华刚上高二才两天。4人中最大的刚满18岁,最小的才16岁。
本来,抓人后,案子仅仅有公安一方还无法“唱戏”,于是下一步就有检察院接上,可有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的检察机关,却没能抵住政法委压力,遂批准逮捕了这四个学生。2005年10月17日,居巢区检察院果断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之后,在巢湖市党委政法委的“协调”之下,短短4天后,2005年10月21日,居巢区检察院撤销了原不批捕决定,并于当日批准逮捕。最终,基层单位仍没能抵抗住来自上级党委部门的高压。
在长达100天的牢狱生活中,4名原本清纯的学生遭遇了办案人员实施的“车轮战”等闻所未闻的折磨:侦查人员轮番进行审讯,不让你有片刻休息,哪怕是合眼的机会;有的人还被罚站、罚跪十几个小时,或是双手整天都被铐在墙上。经过最长达五六天的煎熬,4人最终精神崩溃,被迫作出违心的供述。
这四人没有违法,却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他们应该感谢真凶的落网,2005年12月26日,办案民警在摸排中发现,案发现场附近的出租房在8月中旬有外地人租住,通过租房人留下的手机号码,几经周折,警方在安徽省全椒县(滁州市辖)找到了19岁的无业女青年于某,得知其曾与男友王伟及王的朋友房某、刘某等人在那里租房居住。经进一步的审查,居巢区警方最后确定此4人有重大犯罪嫌疑,立即开展追捕工作。2006年1月19日至22日,警方相继在上海、合肥及宿州市的灵璧县将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经审讯,4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最后,当地且警方对冤屈的四人每人赔偿6万元。
对此,有专家批评说:“某些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在执法、司法过程中,片面追求结案率和办事效率,是造成弥天冤案的根本原因。”正确的司法才是实现正义的关键。国家权力的行使最终要以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依归。可惜该案中,或者是因为“破案立功心切”、“严打有效论”,或者是“严打后遗症”作怪,导致基层片面追求办案效率,执法和司法人员对法律精心设计的执行程序、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疏忽大意,丧失公平正义就是自然结果。
“严打”始于1983年,当时地方公安在社会治安不好和上面压力的情况下,为一味完成任务,导致一些重判和冤案发生。至今,我们都不清楚,1983年的“严打”到底枪毙了多少死刑犯。从某些资料看到,有法律工作者提到中国每年的死刑犯大约有千人左右。我从一本史书上看到,中国在1983年至1989年间,执行了1500例死刑。中国有2300多个县市,在我的印象中我在家乡县在八十年代几乎都有处决死刑犯的记录。假如每个县每年都有一个死刑犯,那么整个中国每年枪决的人就是一个可怕的数字了,同时也说明中国的“严打”刑事政策是多么地令人恐怖。但同样是共产党执政的苏联,1985年至1988年间执行了64例。到了1989年,苏联的死刑罪犯减少到6例(见江苏人民出版社《哈金森思想辞典》死刑条目,P77页)。
现在到了该抛弃“严打”刑事政策的时候了,到了该消除“严打后遗症”的时候了,如果不重新调整,改正,恐怖会有更多的冤案不断发生。
尤其是我们中国的法律,还应该注意到:法律是惩罚罪犯,同时保护无辜的每个人,不能让人人觉得恐怖,而不能觉得安全,比如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应该防止和避免以下这些“酷刑”和“非文明手段”的发生:
--对被关押人员进行人身虐待导致死亡;
--对犯人进行刑讯逼供;
--对认为对危险分子的人士进行骚扰、拘留和监禁;
--不经法律手续实施逮捕和监禁,包括法律外的行政拘留和劳动改造、关进精神病院、以及延长审讯前关押的时间;
--政治干预司法,在牵涉到持不同政见者的某些案件缺少必要的法律程序;
--以“文字狱”关押放言人士,未经司法部门批准的软禁、监视以及拘留持不同政见者;
--监视公民的邮件、电话和电子通讯;
--实施强制生育限制的政策,某些场合甚至有强迫流产和绝育的案例;
--限制集会自由,包括拘禁和虐待示威者和上访者;
--强迫劳动,包括监狱劳动。
当下,当媒体隆重纪念“9.11”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严打”和“酷刑”的条件下,难免保证不滋生“新的恐怖主义”。2006年9月8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纽约发表声明,热烈祝贺60届联大在九一一事件五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一致通过《全球反恐战略》。这个全球反恐战略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五个D,即阻止任何人诉诸或支持恐怖主义(Dissuading);剥夺恐怖分子实施攻击的手段(Denying);威慑各国使之不致支持恐怖主义(Deterring);发展各国击败恐怖主义的能力(Developing);捍卫人权(Defending)。
为什么“捍卫人权”会与“反恐”挂在一起呢?北京的《百科知识》副主编张田勘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大敌和大病,正如任何疾病的防治一样,预防应当重于治疗。“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什么?五个D中的最后一个D--捍卫人权,基本上已经回答了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全球反恐战略》也指明,人们对恐怖根源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人权是指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权以及生活在世上应该获得的公平和公正的对待权。但是,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人们连这样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证。”其言外之意,可见防恐的问题在防恐之外。
无疑,是生存危机让人走向恐怖主义,张先生指出:《全球反恐战略》更多的是注重治疗的措施和方式,却忽略了预防的战略和方法。在这5个D中,只有最后一个D谈及或涉及了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而前面几个D则只是侧重于对恐怖主义的打击或切断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当然,前面几个D中的方法犹如疾病预防中的切断传染源,虽然有用,但毕竟没有像找到和根除传染源那样有效和迅速。“放眼看去,在全球许多地方都存在着大量孕育、滋生和制造恐怖主义的沃土和环境。比如,过去不被欧盟承认而今天却被欧盟划归到恐怖主义名单中的斯里兰卡淡米尔之虎组织,之所以采取极端暴力手段反政府,在于他们是为了获得基本的生存权和争取公正和公平待遇。为了要获得维持基本生存的水源,也成为他们采取暴力反抗的理由。当人基本上生存无望,在绝望之余会选择仇视世界和他人,并采取同归于尽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而要充当人肉炸弹。另一方面,当不公正和贫困让人陷于绝境时,恐怖主义就不免应运而生。这种恐怖既有对他人的恐怖(如人肉炸弹),也有对自身的恐怖。例如,因为贫穷和需要获得维持生命的口粮,甚至为了养活家人,在非洲饥饿的土地上,一些女童便不得不当雏妓,以实行对自己的‘恐怖主义’,因为她们当中很多人便因此而染上爱滋病。……当饥饿者知道这个世界上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数达到8亿,而超重和肥胖人口却在10亿以上时,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屈辱感就会油然而生,其中一些人如果再无法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离恐怖主义就只有一步之遥。当然,尽管遭受贫困和受到不公待遇有自身的原因,但是作为人类,总会有抑制不公正、缩小不公平、减少贫困的方法,也应能改善或解决贫弱者的基本生存权,例如推行慈善事业、税收政策以及扶贫计划等,无论是授人以渔还是授人以鱼。”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承认,《全球反恐战略》决议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无论是谁从事恐怖活动,也无论恐怖活动的原因何在,恐怖主义都是不可接受的,这也包括国家恐怖主义在内。因此,分析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并非是同情恐怖分子,而是要找到根除恐怖主义的方法。“9.11”之后,打击恐怖主义扬汤止沸固然可行,但釜底抽薪才是最主要的策略。由于“严打”政策的严重不合理性,甚至背离法治精神,恰恰使法律不能伸张正义,不能保护人民,难道这样的刑事政策不应该废止吗?
今天,我们应当从国际大视野再回到中国的“严打”刑事政策上来,可以判断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都是反文明的,也是反人类的,无论其是大事,还是蛛丝马迹的小事,如不好好检讨,如不能揭开“严打”的弊端和“严打”多年来制造的不幸真相,这些“恐怖”会临到我们每一个无辜的公民头上。
最后,为减少令人恐怖的悲剧在中国发生,让我们重温安徽遭连续审讯4天4夜的四位少年的牢狱噩梦吧:
张峰说:第二次提审时,有人把我铐在墙上。警察对我讲他们几个人都承认了,不相信的话可以把他们的口供拿给我看。我就表示要看口供,谁知那个警察就冲过来打我嘴巴,打得相当重。我在墙上大概被铐了两个多小时后,这个警察拿了一份口供给我看,并用手把上面和下面蒙着。我因为连续几天没睡觉,精神实在支持不住,再加上心里害怕,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开始瞎编,说是我们干的。我讲的大概跟现场情况不符合,审我的人就开始提示我,我就根据他的提示一步步编了事情经过……其中有一天,我从早上被铐在墙上站着,一直站到晚上,两条腿都站肿了,跟他们讲也没人理睬我。
焦华说:他们跟我说,我家里人都承认了,我根本不相信。就这样,他们一连审了我好几天都不让睡觉,最后我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开始胡编。这时就有人提示我,还有人画图给我看。11月的一次,也是连续五六天不让睡觉,在审讯过程中不断有人吓唬我,还讲要找人打我,把我打成残废。
王浩说:我第一次被带到审讯室就被铐在墙上,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开始审讯时,一个自称姓王的走到我跟前,用拳头使劲往我胸口打,非常痛。还有一个自称姓项的把皮带拿出来,在桌子上打得啪啪响,并说再不招就打我。审讯时他们还跟我讲,有一个案子里面的人态度好,承认得快,他们公安局就到法院去讲情,结果那个人判得很轻。由于我很害怕,就承认是我干的,并胡编了过程。公安人员不断地提示,我就根据他们的提示讲。后来,他们又重新做了一份笔录,让我签了字……
──原载《民主中国》
【大纪元9月13日讯】阳春三月的时光,突然传来了噩耗,跨越国界的电话铃声响了,亲戚告诉我,我的父亲去世了!像晴天辟雳一般,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但这却是不容质疑的事实。在极度的悲伤之余,泪水中感叹人生无常,生命有终。在我生命的长河中,父亲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和朋友。同时,父亲又像慈母那样从小照料我和弟弟。因为母亲在我12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回忆童年的时光,走过的成长路渗透了多少父亲的心血和关爱啊。在母亲去世后很长很长的岁月里,心灵中的辛酸和孤独始终伴随着我,假如没有父亲的爱,我和弟弟的生活是不勘设想的。
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妈妈被一群群无知的孩子追在后面扔石子,因为她是一个教师。孩子们带着天真无邪的恶意的笑容追在她后面骂着:“大学生,大学生!”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的法则使得工人阶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知识份子突然都变成了“臭老久”。当时,学生批斗教师是司空见贯的事。后来终于有一天,当她在洗澡间洗澡的时候,邻居工人阶级家的孩子,爬到了洗澡间的间隔上面,偷看了我母亲洗澡,并用了最肮脏下流的话侮辱母亲,母亲再也承受不了没完没了的伤害从此精神失常。在一个秋天的夜晚,母亲在我们都睡着的时候上吊自尽了。
那是我一生中最惨痛的记忆,悲惨的画面铭心刻骨永远都无法抹去。从那以后,白天弟弟和我相伴孤独的去里弄食堂吃饭。晚上父亲几乎每天都在拉瞎子阿炳的二胡曲“江河水”,每天晚上,那首悲伤的曲子伴着我和弟弟入睡。在后来的生活道路上,我几乎不能听那首曲子,不堪回忆的往事像刀子一样割着心。
漫长的一天又一天,我和弟弟和父亲相依为命。我和弟弟经常去奶奶那里,为了省五分钱的车钱,我哄着弟弟走五站路。为了排除寂寞和孤独,有时就自己学着看父亲写的曲子,用二胡试着拉一拉来度过那些悲伤的日子。
母亲去世后,父亲从来都不提孩子们对母亲的伤害,逢人总是解释说,母亲的身体和神经脆弱,受不得刺激,原本就身体不好。明白人都不会多问,只是叹口气。
父亲的音乐才能是远近闻名的。五十年代朝鲜战争的时候,父亲刚刚高中毕业,因为“出身不好”所以就很难有机会进音乐学院深造。父亲报名参了军。父亲为什么要参军?其中真是有难言的苦衷。父亲是一个非常孝顺懂事的孩子。那时我爷爷已经去世了,而父亲是全家的长子,上面有年老的母亲,下面有五个未成年的妹妹,在那种革命的年代里,“出身不好”的家庭是会有各种噩运的。自从我父亲参了军,家里母亲和妹妹就是“军属”,她们就可以摆脱下等公民的命运,父亲的军籍成了全家的保护伞。
幸运的是,父亲参军后居然没有被分配到前线。上天有眼,他没有被送去战场当炮灰,而是被留在了后方的文工团里。命运就是这样在安排着一切。就这样当我出生后我的家庭成份是属于“红五类”了。因此我的姑姑们都非常羡慕我,我的小姑姑只比我大六岁,她总是对我说,“小进你好福气,有一个好爸爸,不用像我们那么辛苦。”可是我知道,我的爸爸是多么辛苦的去工作的,他经常花比别人多一倍的时间去做事。
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问问题,天南海北什么样的问题都要去问父母,我母亲常说,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打破沙锅问到底。可是母亲又把我当成唯一能说说知心话的亲人。母亲告诉我,父亲的档案里写着对父亲不信任的材料,所以无论父亲怎样辛勤的努力工作,都是属于那种可以用的人,而不会把他放到关键部门去。我问,什么是档案?母亲告诉我,在中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随身跟着走的文件袋,里面记录着那个人的表现及领导对他或她的评价。当那个人转换工作单位的时候,或者搬家的时候,档案袋就会随那人到新的工作单位或新的居民委员会。哪些人可以重用,哪些人是要控制使用的,档案里都会有明确的指示,可是那个人本人是不会知道档案里写什么的。这样,每个人的细微表现都被掌握在党的组织部门的手里。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一切是被随时观察中的,所以必需表现好,表现出最大的忠诚和努力,才会避免灾祸。
母亲去世后,渐渐的我学会了从小说中去寻求我想了解的一切。小说中的世界带给我色彩纷呈的境界,使我可以忘记现实。从巴尔扎克、雨果,到但丁、莎士比亚。从托尔斯泰、大仲马到三国演义、水浒。傍晚黄昏落日的时候,父亲会带我去散步。上海人民广场的大灯柱映着夕阳的倒影,宽阔的天空展现着落日的余辉。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因为在散步的时候我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我提的问题真可以形容为海阔天空,从日月星晨的运行到花鸟树木的生长,从历史故事到古今中外的事件,父亲无一不详详细细的讲解,父亲解答问题的耐心和思路的清晰,像一河清流,从我的心上流过,使我在心灵深处重新唤起追寻美好的愿望。
但是父亲又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当我读书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开始阻止我看书。他说,书会给我带来太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对我的成长不利。甚至有一次,父亲狂怒地撕掉了我借来的一本书,当时把我吓坏了,那时的他根本就不像是父亲了!
以后的日子里,我越来越多的发现了父亲身上这种矛盾的特性。文革结束后,我准备去报考美术院校,父亲拚命的反对,说我们家的人最好不要再读书了,就好好的做一颗“螺丝钉”,在工厂里老老实实做个工人是最好的。可是父亲又给我介绍书法家老师和画家,晚上我画素描石膏像他也让画,最终我还是考取了美校。显然的,父亲还是很高兴我被录取。他用自行车将我的行李送到车站,又每月给我生活费。后来,父亲结婚了,继母人品非常好,贤惠而善良。
在后来的生活中,父亲将我的每一点艺术上的成绩,都那么珍惜的珍藏好,比我自己都更用心。等到我成年后,在社会这个人群中混,更体会到天下父母心的含义。直到我出国前,当他知道了我已经报了加拿大的学校,签证批下来了,他没有反对,只是说,像我这样小资产阶级意识浓厚的人,也许还是出国更好。
岁月如流水,一晃在加拿大呆了十年。心中所追寻的真正的艺术没有找到,人事匆匆,身心劳累,因为得了慢性肾病,学业只能停了。父亲听说了我得病的消息,马上写了一封信来,让我回家调养,并说要给我请最好的医生,我知道家里的经济并不富裕,可是父亲却毫不犹疑的要我回家,可见对我的关爱。正在这时,蒙特利尔的一位画家朋友的妻子,给我介绍了法轮功。她借了我一本书看,我从没有想到一本书会对人产生如此的震撼,这本书是“转法轮”。我一口气看到半夜,迷迷糊糊睡着了,醒了又接着看,什么事都没做,整整看了一星期,连看了三遍。然后我就问借我书的大姐,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这本书?她说蒙特利尔没有。所以后来我去了多伦多才请到这本书。还参加了九天教功班,真正的开始了修炼法轮功。没想到炼功后,我这么快的就摆脱了疾病,原本我是整天躺在床上的,一个月后就能去工作。于是我决定回上海家里去看望家人,好让父亲及家人高兴。年底,我回到了上海,一个完全健康的我,给全家带来了突如其来的惊喜,父亲笑了,说心里一个大石头放下了。炼法轮功那么好,父亲看到了,所以他后来也跟着学会了五套功法,周末有空的时候也会炼功,但是父亲却总是与我说,他还是相信唯物论。可是自从他看了转法轮后,父亲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讲要守德。我相信父亲会逐步的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假如没有后来发生的这场残酷的灭绝人性的对法轮功的迫害。
99年3月,在上海的家乡我结婚了。6月的时候,父亲有一天骑着自行车横穿了上海市到我的新婚住处,特意来告诉我和丈夫,让我们小心些,因为那是4.25之后。当时我和丈夫都说没事的,朱镕基和国务院的通知都明确的说国家保障气功修炼的自由合法性。可是没想到7月就开始大批抓捕法轮功学员,震惊世界的迫害开始了。
我和丈夫去北京国务院信访部上访,目的是为了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可是上访后丈夫就被送进了拘留所,随后就是两年的劳改营关押,我被警察押送驱逐出境回加拿大。我们新婚的家就这样被拆散了。只因为我们向政府说了一句真心话。
父亲同样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渐渐的感到不方便往家打电话了,只要一提到对法轮功迫害的事,电话就断了。记得有一次,父亲非常痛苦的说,如果他必须在子女和共产党之间作选择的话,他只能选择党。我感到一种沉重的压抑。我体会到了中国历次运动中无数家庭妻离子散的滋味。
我爱我的父亲,我经常想如果能有一天回到中国,能和父亲在一起,父亲会像儿时那样和我亲切的闲聊。再大的委屈,再大的解不开的问题,当父女在一起时,又有什么化解不开的呢?可是我整整六年无法回国,是因为中国持续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但是我期盼着总有一天我会回国看望父亲,因为对法轮功的迫害一定会结束。
知道了父亲去世的噩耗后,心情难以平静,我作为家中的长女,在父亲病重时不能守候在跟前照料,父亲去世后我无法回家看望和奠纪,我感到难以叙说的悲愤!
假如父亲在天之灵有知,父亲一定会知道女儿始终如一的爱你,父亲去世女儿感到最深沉的遗憾是,女儿没有多打一些电话给你,女儿本应该更耐心的多陪陪你说话,才能告诉你好多好多真相,父亲的一生都想往真理与知识,可是女儿寻找到的珍宝却无法捧给你。假如父亲能来到海外生活,父亲的思维会宽广很多,可是女儿自从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四处奔忙在营救丈夫,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在监狱里,救人要紧啊!所以就没有顾得上用更多时间照顾父亲,父亲在天之灵有知,不会责怪女儿吧?女儿最大的心愿,是盼望父亲有个好去处,将来有希望去幸福的彼岸。@(
【大纪元9月13日讯】早在十四年前我们已知道张戎要写一本毛泽东传。一九九二年开放杂志六周年酒会请来因写《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而全球知名的张戎女士作嘉宾,听她提到要写毛传,其夫哈利戴正要前往泰国访问一个曾见过毛泽东的政要。说实话我当时对张戎能写出一部真实权威的毛传是颇有点怀疑的。
虽然张戎的自传《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已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质疑,但她毕竟是共产党高干的子弟,父母早在四十年代已参加中共革命,是为中共打江山的一代革命者,死于文革的父亲张守愚在红色圣地延安受过洗礼,文革前官至四川省宣传部副部长,属于高干。以张戎的出身背景,她能否超越自己的阶级视野的局限性,公正而真实地揭示毛泽东和他领导的革命?
我是相当有偏见的,在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出版后,我亦怀疑张戎的毛传在史料的披露上能否超越李医生回忆录。
去年首次读到张戎毛传的英文原著,上述疑虑已一扫而空。张戎在她自己的回忆录《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一书中,对中共革命的诠释基本还是没有跳出中共一边的说法,但张戎毛传完全突破了她出身那个阶级的局限,客观公正地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今天许多中国人已认识到,中共革命就如军国主义的兴起对于日本,纳粹主义的兴起对于德国一样,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一段歧路、邪路。但这个判断由一个中共革命者的后代作出来,实在是难能可贵。她和丈夫花十余年功夫发掘出来以支持此判断的史料之多之扎实已达空前的程度。其史料价值比李志绥医生回忆录更高。
我也感叹道,写这样一本毛传,也只有张戎能做得到。《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一书的成功使张戎有足够财力能心无旁骛以十载岁月来追寻历史,而带来的名气也使全世界与此段历史有关的名流政要乐意接受张戎的采访,为她提供第一手见证。名利之用得恰到好处,除张戎还有谁呢?
这次开放出版社编辑出版张戎毛传的中文版,使我有幸最早读到这个版本,由于毫无语言的隔阂,张戎的中文亦生动传神,读起来更是百感交集,不能自已。
中共革命是被硬性输入的
张戎毛传一个很大特点是,用大量苏联解密档案、国际共运史资料,及与此相关的国际人士的见证,首次从中共革命的国际背景来解读中共革命何以能够兴起和成功,结果使人痛心看到这场革命完全是一些抱有共产乌托邦理想的左倾狂热知识份子,加上几个权力欲炽热的乱世枭雄,在强大国际势力(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部署下,硬性输入中国,强加于中国工农身上。中国的劳工大众根本是被裹挟进去的。张戎提供的史料显示,早在国共内第一次内战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共产党建立的苏区已是控制严密、令人恐怖的极权社会,其后的延安如是,一九四九年后的“新中国”更如是。
而这个极权社会的建立,更是血腥无比,杀敌人,杀无辜,杀自己的同志,杀得血流成河,天地变色,将中国的近现代倒退回到黑暗血腥的中世纪。毛泽东的红色江山真真是鲜血染成的!
而使得中共革命最后能够胜利的毛泽东,诚如张戎而言,并非什么理想主义者,而只是以共产主义革命起家而成就其霸业的皇权主义者。
张戎对毛泽东专制帝王心态的掌握很到位,尤以该书对毛泽东最后岁月临终前心理的分析写得最精采。在毛泽东走到生命尽头之时,他除了权力没有任何精神信念,除了权力没有任何东西使他留恋。但他深知,生命一完,权力即失,而文革后期天怒人怨,他的权力已摇摇欲坠,甚至有被推翻的危险。他一生追逐的帝王霸业,此时转瞬即空,因此陷入自恋、自怜、虚无的悲凉心境,这大概是枭雄毛泽东一生唯一软弱的时候。这时的毛泽东一言一行连一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伪饰也不要了,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垂死帝王而已。
一些西方学者不能接受张戎毛传中的主角是个邪恶之极的坏蛋,不能理解这样坏的人为什么能领导中国革命而获得胜利,因此认为张戎有偏见。
中共权力场是比坏比心硬
这些学者可能对左派革命有一厢情愿的同情,我想更主要的是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正统意识形态是儒家伦理,但在权力场中却完全奉行权术、所谓“无毒不丈夫”“宁可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之类的冷血原则。中国有一套已奉行两千多年专门教人如何夺取帝王权力的帝王术,全是阴谋诡计,薄情寡恩的训导,因此在中国的权力场中,最冷酷、最无情、最奸诈、最不讲道义诚信者最有希望获胜。在张戎的毛传中,毛泽东的一个个政敌都败在毛的手下,不是在人性的黑暗上他们比毛坏,而恰恰是他们不够毛泽东坏,有这样那样的人性弱点。中共有一个妖魔化蒋介石政权的经典宣传,说蒋介石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其实纵观蒋介石当权四十年,他在处理政敌上恰恰没有做或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讲人情,即使真正的共产党人被捕,经亲友一疏通就放人。被放走的共产党何止千人、万人?而共产党恰恰不是这样,不断地内部血腥清洗,错杀者何止千人,万人!延安整风是典型一例。结果,国民党内部包括机枢部门都打进大量共产党特务为毛通风报信,从而使国共两军作战毛泽东“用兵如神”,而共党中则根本无国民党特务容身之地。
文革被毛打倒的刘少奇是个真正信奉马列主义的革命者。马列崇尚暴力,美化暴力,只讲革命,不讲温情,心要够硬够冷酷,刘少奇大半生也都是硬心肠的,但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饿死中国三千万人,尚有一点温情的刘少奇的心再也硬不下去了,纠正毛的大跃进政策,结果也使自己被毛整死,而且死得更惨, 张戎书中,都有生动的描述。
卷入中共这种血腥权力生态中,好人能够出头根本是不可能的,只有两种选择。或硬着心肠认同这种丛林原则,认为为了革命的最终胜利,为了建立“共产主义天堂”,付出亲情、友谊、爱情这一切的牺牲都是值得的,同时使出一切欺骗、恐怖手段也都是合理的。另一类温情脉脉,心肠不够冷硬,被革命清洗下场悲惨就是迟早的事。
中共革命女性的命运令人感叹
读张戎毛传最使人感叹的是中共革命女性的命运。中共革命号称男女平等,但实际革命女同志只是男性的附庸和工具,她们的爱情、婚姻、性自主权、养儿育女的母性都由党(实际是男性领导)一手操办,是一种对女性的新三从四德戒条。
从张戎的毛传可看到,革命需要时把女同志当作性工具,如派给第三国际代表李德、日共头子野参三、苏联驻延安代表孙平作老婆,以解决他们的性欲。我一位朋友听我谈起后说,这不就是日本慰安妇吗?在长征时的已婚女同志在艰苦卓绝的行军打仗时仍然要满足丈夫的情欲,而饱受怀孕产子,产子又加以遗弃的巨大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这给她们心灵上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巨大创伤。书中提到有个女人在行军中临产,自己一步步走到宿营地,第二天生下来的孩子被遗弃在空屋上的稻草堆上,身上蒙着稻草,哇哇地哭着,母亲又上路了。张戎说,“长征路上生孩子宛如酷刑”。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也遭受了这样的痛苦,在长征行军中生了一个女儿,拿着一把银元和做货币用的鸦片找人收养。这个孩子被人收养三个月后夭折。贺子珍一九八四年去世那年仍然向人提起这个孩子。
张戎毛传中最让人伤感的就是毛泽东两个妻子杨开慧和贺子珍命运之悲惨。两位美丽的少女被卷入革命,最后被她们的革命丈夫遗弃。一个被国民党杀害,一个疯掉。杨开慧被杀害时只有二十九岁。张戎披露了杨开慧被毛泽东抛弃后的日记,读来催人泪下。
对于那些情感丰富、希望坚守自己的友谊、亲情、爱情、母性之爱的女性,置身残酷无情的革命队伍,精神会永远处于一种挣扎撕裂的痛苦中。而被改造过来的女同志或人性被异化,如周恩来妻子邓颖超。这种女性缺乏女性美 ( 精神上的 ) ,党性比革命男同志还强。张戎书中有几个细节显示邓颖超甚至比丈夫周恩来更不近人情。由邓颖超担任中国妇女组织,全国妇联的领袖,其象征意义真是耐人寻味。或人性扭曲变态,如江青、叶群之类恶毒、怪僻的女革命同志。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老鬼的《母亲杨沫》提供了革命扭曲女性的另外两个典型例子。
重读张戎自传《鸿》
在校对张戎毛传的书稿时,我又把张戎的自传《鸿》重读了一遍。从中找到了两书的关联,明白了张戎这位中共革命者的后代为什么会穷十二年时间去发掘史料反省这场革命。
张戎父亲是经历过延安整风的严峻考验的中共高干,深谙中共铁血纪律之残酷,因此虽深爱妻子,但党性很强,把革命事业摆在妻儿之上。一九五五年爱妻在中共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一年半,在头六个月完全不能回家的日子里,这位丈夫竟然未写过信、未探视过她一次,觉得安慰妻子就暗示对党不信任。但妻子需要爱和支持,因此不能原谅他。
张戎的母亲在一九四八年中共军队占领东北锦州后参加中共革命,嫁给中共延安来的干部,她是一位追求进步的城市女中学生,年轻漂亮,感情丰富,涉世不深。她有个男朋友是国民党上校,被中共关在狱中,她多方营救,还不断到狱中探监,知道无救后,她哭红了眼,与这位国民党上校在桌上手拉手痛哭。婚后第一次上夫家,这个共产党媳妇向旧式女子的婆婆行跪拜大礼 ...... 很显然,这是一个温情的革命者,亦是很不合格的革命者。因此在参加革命后经历了漫长的精神煎熬,革命同志对她的作风看不惯,对她的人格和忠诚表示怀疑,诸多指责批评,比如说她是“剥削阶级的娇小姐”。而她也无法忍受革命队伍冷酷、不近人情、丈夫缺之温情,曾提出离婚,也一度要退出革命。丈夫知道共产党革命只准进不准出,劝阻她说这会被共产党视为逃兵,会毁了她一生,终身受歧视。
在张戎的父母亲家族中,有几个来自旧社会的平凡女子对张戎一家,尤其是张戎五兄弟姊妹的人生影响很大。这几个旧式女子(张戎的姥姥、祖母和姑母俊英娘娘)不懂共产党阶级斗争政治,以平常人心态待人处世,对亲人充满爱心和奉献。在张戎父母将所有时间都付给党的事业的时间,是这几位平凡女子给他们以长辈的爱和温暖,也使得这个家的成员之间能够维持未被当时铁血政治扭曲的人伦亲情。
五兄妹文革中千里救父
张戎自传中最令人动容的故事是五兄弟姊妹千里寻父救父的故事。
张戎父亲张守愚在文革初期揪走资派时被四川省当局抛出来当替罪羊,后来又拒绝与新上台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合作而受到迫害,无数次在批斗会上挨斗,还遭到毒打,但他性格刚强,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反对文化大革命。信在邮局递交后被捕,因精神崩溃获释,虽然医治好,但不断被拘留,被抄家,被毒打,有一次造反派打他的时候用水灌入他的鼻子和嘴里,然后踩他的肚子,把水、血和粪便踩了出来。张守愚昏了过去。两条肋骨被打断。张戎的母亲也成了走资派,遭到批斗和毒打,并受到压力,要她与丈夫离婚。但在大义灭亲盛行的疯狂年代,张戎这一家人表现了惊人的亲人相濡以沫的人性的光辉,母亲两次冒着危险上京为丈夫申冤,五个儿女对父母表达了“超乎寻常地强烈的爱”。
一九六九年张戎父亲被发配到四川最边远的西昌米易县五七干校。父亲白天劳动晚上被批斗,为了保护父亲张戎兄妹跋涉千里(那时成昆线未通车,从成都要坐整整三大汽车,途中要翻越以险峻出名的泥巴山)前往米易,轮流日夜陪伴父亲,与父亲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在他挨批斗时在场以示支持,尽量给父亲以家人的温暖。张戎去过三次,每次一待就是几个月。
家人的爱使张戎的父亲在绝望的时候未走上自杀绝路,也是家人在他一辈子效忠的党迫害他时给他的爱使他大彻大悟,不断反省和自责,自责他对家人付出的爱太少,对当过军阀的姨太太的岳母不近人情,强迫信佛的姐姐开斋吃肉,而最使他自责的是未以温情回报妻子的爱。在干校时有次张守愚接信获知妻子生病,他马上请假要回家探妻,但被领导拒绝,这位刚直不阿的男子当众痛哭失声,随即给妻子发电文:“闻君病重,辗转不能成眠。待罪之身,不容榻前相伴。不知今生今世能见一面!我深知自己‘不是个好丈夫’,万望君勿撤手而去,容我朝暮谢过,以赎前愆。”
可以说,这一位共产党人是因为亲人之爱而获得人性的救赎。
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张戎父亲得以回到成都,由于百病缠身,精神极度痛苦,一九七五年心脏病发未获及时抢救去世。死前对他一辈子效忠的党已经在精神上与之决裂。
张戎父亲曾对他的长子京明说,“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想过去。我是学徒出身,童年很苦,眼看社会有那么多不公平。我参加共产党,就是想建起一个公正的社会来。结果这个社会有多公正呢?”“如果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你也就不要相信共产党了。”
敢于正视痛苦的真相
我想,要弄明白中共革命的真相,探索父母人生悲剧之源,大概是张戎要写毛传的初衷。由于真诚,敢于面对历史,她十二年发掘的史料在书中必然作出这样的解答:毛泽东发动领导的这场革命是中国民族二十世纪的一场历史大浩劫,父母的悲剧是在他们投身这场革命的那一天已经注定。
我对张戎感到由衷的佩服,因为敢于否定父母大半生的事业,正视痛苦的真相,并把它揭示于众,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而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勇气又是极之稀缺的东西。
在今天大捧毛泽东,大捧中共红色历史的中国年轻人,相信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父母或祖父母,实际是毛泽东的受害者。从毛泽东时代活过来的人,几乎人人都有一笔伤心账,至今仍有许多人的心灵创伤还在滴血。但他们对这段历史出于种种原因不敢回顾,不愿回顾。
上海有位著名音乐家陆洪恩因反对毛泽东反对文革,被当局枪杀在文革中,他的儿子文革后结婚生子,但他从来没有把父亲惨死于文革的事告诉妻儿,有关其父之死的资料悄悄地放在他的工作单位,害怕妻儿知道。
正是由于许多像陆洪恩儿子这样的中国人怯懦地选择了沉默和回避,任由儿女被当局篡改的历史教育洗脑,结果他们的子女竟认贼作父,将父辈的迫害者当作历史伟人来崇拜,甚至肆意谩骂敢于披露历史真相的勇者。中国现实的荒谬真是莫此为甚!
我希望这些中国人和他们的子女都来读读张戎的书,以从中获得启示和醒悟。总之,只有正视这段残酷而令人痛苦的历史,中国才有希望告别过去,迈入明天。
转自《开放》2006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