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9月10日(星期日)
据新华网10日消息,北京今日发布管制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的管理条例,要求外国国通讯社要得到新华社的批准,同时新华社对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的新闻信息有选择权等。
沈女士:“他给了传单,我就看,上面写的关于下岗工人啊,老人退休抚恤金呀,吃地保呀,我觉得他的说法对百姓是最好的。我还没看完,有三个人过来把那纸抢走了,说我们街道和派出所都组织人在管这个事情,不允许搞。我是这样想,文炎是年轻人,既然有这种想法,改变社会,为老百姓着想,这种观点我是同意的。为老百姓办事,为啥又不行呢?”
瑞安女教师离奇死亡引发的冲突还没有结束,又碰巧9.10日的教师节到来,传言9月10日将有大规模示威。为阻止事件发生,网上消息称,温州市副市长亲临瑞安部署对策。9月10日早上,瑞安市三中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所有家长星期天送学生来学校上课。并且威胁学生如果再“闹”,都要取消高考资格。
由多伦多港加联组织的 “华叔与你真情对话”晚宴于9月8日晚7点在士嘉堡红宝石大酒楼举行,各界人士450多人参加,45围酒席全部坐满。会上司徒华讲述了自己数十载推动香港民主运动的心理路程,并和来宾一起探讨了中国及香港社会民主政治的前景。
据明慧网9月9日报导,在空军第二飞行学院预警指挥引导系的政审证明中,赫然列着“我部按照空军政治部[2003]政保字36号文件精神和上级指示要求”,对学生“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审查”,要特此证明“本人及其家庭主要成员、关系密切的亲属”“没有涉及到“法轮功”等问题的人和事”。
我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能认识陈忠升先生这样的硬汉,是我这生的荣幸。为此,我还得“感谢”共党当局。没有共党的专制把我这把老骨头关进大牢(浙江金华十里坪劳教所)里,我这生也不太可能认识他。
据明慧网消息,孙继宏,男,40岁,法轮功学员,原桦南林业公安局派出所所长。孙继宏修炼法轮功前,像很多大陆警察一样,性情蛮横粗暴,酗酒打架,在执行警务时经常随意打人,因为会些功夫,地痞都惧他三分。修炼法轮功后,他改掉了这些恶习,变成了一个文明警察。
这些年来,有难以计数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祛除了顽疾甚至绝症,这是中共媒体报道的个别法轮功学员因病去世的例子所否定不了的。中共媒体拿出这些个别例子以偏概全诋毁法轮功,不过是在七年的迫害和诽谤都无济于事之后的气急败坏的叫骂。
江泽民2002年10月22日进出美国芝加哥理兹-卡尔顿酒店(Ritz Carlton)时,使用的是垃圾道。因为酒店前挤满了前来抗议的法轮功学员、民运人士、藏独和台独等团体。其中一辆海外民运人士的“江卖国车”,车身用红黑蓝三色大字写着“江泽民 还我河山!民族败类 千古罪人”“344万平方公里国土正式纳入俄国版图”“千古罪人,罪责难逃!”等字样。
大纪元编辑部从党文化的形成历史、成因、表现、危害,以及中华正统文化的角度出发,从今日起推出特别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以期被中共蹂躏85年的中华民族,通过道德与文化的重建,平顺过渡到一个自由而昌盛的新纪元。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句话可算是对党文化的高度概括。但经共产党刻意灌输,许多人形成了一个深深的误解,似乎秦始皇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就是“愚昧专制”、“封建迷信”、“吃人的礼教”、阴谋诡计和宫廷斗争等,并成为中国现在的专制、内斗和腐败等问题的文化根源。
最近,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了一篇署名赵黎青的文章,题为“如何看待在中国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尽管作者声明自己既不赞同将外国NGO“天使化”,也不赞同将其“妖魔化”,只是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其做“全面”评价,但这篇文章所标识的对外开放动向却值得高度关注。
毛泽东一贯称斯大林为“老师”,有时为了表现虔诚与爱戴,毛也会搔首弄姿一番。那么,毛泽东是否也做过斯大林的“老师”呢?据我看,曾有过一次,或许是唯一的一次:毛泽东使斯大林学到了怎样在共产党内进行大清洗,怎样把所有那些他不喜欢的、不信任的人,从肉体上彻底消灭。
正在北大攻读博士的孔东梅曾写书谈到外婆贺子珍说:“外婆一生怀过十胎,生育六次,最艰辛的莫过于长征中在川黔两省交界处那次了。……外婆在行军路上突然生产,几个女战士把外婆抬到山坡上,孩子刚生下来就送走了。”
香港东方日报星期五报导,组织者表示,七千张门票已大部分售出,观众来自全国各地。报导并说,这场演出组织者之一的毛先生昨天突然以“观看演出人士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担心一些人在现场发泄不满情绪”为由,婉拒境外传媒前去采访。北京资深新闻工作者高瑜对本台说:“现在新闻控制非常严,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禁令。”
该名为《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的条例,要求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应当经新华通讯社批准,并由新华通讯社指定的机构代理,不得在中国境内直接发展新闻信息用户”。条例指发布的信息,“不可以违反中国宪法,危害国家安全和领士完整,不可以宣扬邪教迷信,不可以煽动民族仇恨,发布假消息扰乱中国经济,破坏社会秩序。”如果违规,除了对违规外国通讯社予以警告、暂停特定内容发布,最终可能被取消发布资格。
条例亦规定,国内用户订用外国通讯社新闻信息,应当与新华社指定的机构签订订用协议,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订用、编译和刊用外国通讯社的新闻信息。特别提出,港澳台的通讯社及有通讯社性质机构,在内地发布新闻信息,亦参照这条法规执行。
有媒体疑问,若2008年奥运期间发生地震或其他紧急事故,齐集在北京的外国媒体是否等待中国官方发布消息才能报导?
两个月前,中共在反对声浪中通过《突发事件应对法》,即被著名评论家刘晓波指为“扼死新闻喉咙的恶法”。
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早前曾表示,由于近年大陆发生多宗突发事件,出现太多危机,大陆担心无法控制及驾驭,惟有立法加大新闻封锁的力度。蔡永梅说,即使大陆加强对新闻封锁,但现时已经是互联网的年代,很多资讯仍可透过互联网上获得。
大纪元专栏作家王一峰表示,中共继两个月前的恶法出炉后,再次匆匆推出另一新闻管制恶条例,表明中共对新闻自由的恐惧和压制已经到了赤裸裸的阶段。
王一峰也指出,在现今资讯发达年代,中共的管制已经不能起到什么实质的作用。在国内的民怨沸腾、禁不住的退党及维权声浪中,只能凸显中共对其政权不保的最后的惊慌失措。另外,在临近2008年奥运期间,中共此举明显违背奥运精神,只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大纪元9月1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信奉三民主义的大陆泛蓝联盟成员孙不二参选人大代表,受到不少基层民衆的支持,而官方采取各种手段打击独立参选人和支持者,意图操纵选举,引起一些选民不满。沈女士:“昨天我去登记,四五个人围着我,说文炎劳改过,他妈妈被开除党籍。我说这关我什么事,你知道我选谁呀,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你这做法就不对头呀。选举是民主,你干嘛要做我工作呢?”
而这位不满当局做法的选民立刻受到了调查,当局还通过房东对她进行威胁,沈大妈说----
沈女士:“今天上午房东找我,叫我安心的做生意,别的事不要管。我什么事都没管,只是登记选举,为什么要调查我,问我住哪、从什么地方来?他跟我房东讲,意思是不让我在这做生意了,如果真的这样,我不会罢休的。”
自从文炎开始竞选活动以来,官方不但阻挠他的宣传工作,更用贿选要求居民支持官方安排的候选人,曾有选民平先生向海外媒体揭发这一行为。记者星期五再致电平先生时,电话无人接听。
文炎告诉记者,这位选民受到了当局的骚扰----
文炎:“他举报贿选的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说公安和居委会打电话给他,他说不敢接,问我怎么处理,我说要不要帮他向媒体反映。正好那天在街上碰到他,他说你还向记者反映呢,你看你后边。我一回头后面有两三个人跟踪着。他就赶快走开了,今天打给他电话就不通了。”
记者致电当地居委会,电话无人接听。
虽然官方在文炎的选区内不断施压,但还是有很多居民陆续站出来表达对独立候选人参选的支持,居民汪先生星期五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说----
汪先生:“文炎把材料发出去后,老百姓的议论反映,知道了,区里有一个叫文炎的青年,现在想自己参加人大代表选举。大家认为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说百姓们有很大的愿望,既然是人大代表就要由人民来选,政府内定的有什么意义呢?坦率地说,我是非常支持文炎参选的,因为大陆老百姓的心情是非常压抑的,要改变国家,离不开人民真正参与国家、社会的管理。”
居民沈大妈也表示欣赏文炎的勇气和理想,以及认同他的参选理念----
沈女士:“他给了传单,我就看,上面写的关于下岗工人啊,老人退休抚恤金呀,吃地保呀,我觉得他的说法对百姓是最好的。我还没看完,有三个人过来把那纸抢走了,说我们街道和派出所都组织人在管这个事情,不允许搞。我是这样想,文炎是年轻人,既然有这种想法,改变社会,为老百姓着想,这种观点我是同意的。为老百姓办事,为啥又不行呢?”
汪先生觉得官方阻挠选举的丑恶行径,只会自暴其短----
汪先生:“现在老百姓对社区这些做法非常反感。现在整个社会民衆对这个政府、这个党已经相当不满的情况下,社会的意志是不能由人的意志扭转的。所以那些为共产党卖命的各部门人员要承认这个事实,因为人的思想在进步,你不接轨的话,这个社会永远是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
文炎表示,他不会放弃竞选活动。
而另外几位在各地参选的泛蓝联盟成员,也受到官方不同程度的打压。同时记者曾报导湖南长沙泛蓝成员张子霖因在网上发起纪念918 活动遭公安国保传唤,本周更传被警察殴打扣留,至今下落不明。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9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薛飞综合报导)瑞安女教师离奇死亡引发的冲突还没有结束,又碰巧9.10日的教师节到来,传言9月10日将有大规模示威。为阻止事件发生,网上消息称,温州市副市长亲临瑞安部署对策。9月10日早上,瑞安市三中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所有家长星期天送学生来学校上课。并且威胁学生如果再“闹”,都要取消高考资格。据互联网消息称,温州市副市长亲临瑞安,召集了所有高中的学校的校长召开紧急会议,9月9日晚上,瑞安市三中全体学生家长收到学校里的电话通知:9月10日不准学生外出,出意外者后果学生家长自负。然而在9月10日早上,瑞安市三中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所有家长送学生来学校上课。民众估计当局担心昨天的紧急通知会没什么效果。
“昨天温州市副市长来到瑞安,召集了所有高中的学校的校长召开紧急会议。之后9月9日晚上,瑞安市三中全体学生家长收到学校里的电话通知:9月10日不准学生外出,出意外者后果学生家长自负,9月10日早上,瑞安市三中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所有家长送学生来学校上课,想必是觉得昨天的紧急通知会没什么效果。所以今天早上叫学生来上课。教师节老师的节日,老师没得休息,学生去学校会上课吗?只是一种策略,将学生关在学校里以免暴乱发生。”
“学生都没有发言,应该已经都在学校了。估计学生都被压了,再闹,他们都要取消高考资格。”
“我朋友刚从三中回来,学校星期天竟然上课,还有10多位JC(编注:警察)把门,还有两辆市府车在门口,而且学生放学都要家长去领,他们并没做什么坏事 ,你们怕什么,真可笑,还把学生给软禁起来了。 ”
ZF(编注:政府)软禁瑞安学生,悲哀,可耻!
学校被当局控制了!
“据可靠消息,省里的领导班子来了几百人,现在那里的消息不便透露,我想塘下人都知道,明天的冲突将会是一场百姓战胜武警的好戏。游行人数估计也不会少于10W(编注:10万)。”
“星期天召集老师学生紧急上课! 没天理!气愤难当啊! 到了这地步不骂ZF都不行啊!”
“明天将有大规模游行,希望经过游行地点的人不要开车,走路就可以了。”
中国第一贴
截至作者发稿,由瑞安三中学生早先贴出的一个帖子“冤比窦娥,八月飘雪---我们的老师就这样走了吗? ”的点击量已经上升到近两百万,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贴。但是由于大量帖子揭示瑞安冲突真相,张贴图片,视频及发表敏感言论等等被删除,目前此帖的回复量为一万七千多。尽管不能反映真实回帖数量,但仍然洋洋洒洒上千页。
其他的网站论坛也没有逃脱类似的命运,留下的多是官方允许范围之内的帖子。因此,几个敢于冲破封锁,大胆上传事件真相的个别论坛,博客网站备受欢迎,各种鼓励网站和温州市民勇敢行为的词层出不穷。
“向不畏强权的网站致敬!”
“佩服温州人,敢于发出心里的声音。”
“温州人的性格是坚韧不拔,不达目的不罢休,唉!这个事情何时了啊!**论坛经常关了开,开了关,向**论坛致敬,向##致敬!”
“温州人好样的!温州学生好样的!警察,武警是群**!”
“瑞安人民万岁!黑龙江人民支持你们的正义要求!镇压是犯罪!是违反宪法的无法行为!”
“起立,致敬!致敬!致敬!致敬!致敬!”
“只要中国人的血性还在,中国就还有救,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鼓舞着我们。”
“温州人令人钦佩!”
“不信青史尽成灰。”
“这下越堵民口越糟!”
“向不畏强权的网站致敬!”
“没有人能完全堵得住消息,我看到了昨天的一幕,我看到了熟悉的ZF门前的广场,看到了JC的行径,但我知道,在这里我不能说,我只是愤怒,愤怒,总有一天,会来报应的,会来的。”
“敬礼!向所有不畏强权的人敬礼!向**论坛敬礼!”
官方发文吁稳定 网民不屑
瑞安新闻网近日还发表“维护稳定责无旁贷”文章,称戴系抑郁症发作跳楼自杀是科学、客观的。称围绕戴海静死亡事件,街坊有着许多不同的谣传,塘下还出现了不和谐现象,少数当地群众及外来务公人员不明真相,并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出现捣毁哄抢财物的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呼吁维护瑞安社会和谐稳定等一串官方套词。
然而网民对此不屑一顾,“为什么一定要等出了乱子才想起维护稳定, 早做什么去了,一个非正常死亡事件,正是因为瑞安ZF的作为不力,才搞的天怒人怨。你们才要对此事负全责。”
“他们收了谢德永的钱肯定要他负责到底,你看看他们多讲义气。”
“不要以为戴着面具,就可以不要脸,为弱者伸张。”
“戴案已经没有翻案的可能,政府说圆的它就是圆的,政府说方的它就是方的,何况,我们谁见过我们的党和政府认过错?理性不闹事,没用;愤怒,闹事,也没用;谁让我们不幸生在红色中国呢?”
“GCD(编注:共产党 )最拿手的伎俩就是---愚民 ”
“当年解放上海时,国民党几十万来不及逃到台湾的军队被围在上海机场,解放军空着手去说服他们放下武器,结果没有人向解放军开枪,最后他们自愿上缴武器,而现在面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学生,警察却带着武器去对付!”
“明天是教师节,瑞安市全体教师要上街游行啊!为戴讨回公道.”
“好像是生活在北朝鲜啊,恐怖极了!”
“多做点实事吧. 能避税的就避,能不交的就不交,能少交的就少交.能逃的也只能逃.实在没办法的.那只能懒了!”
“所有死亡都有可能自杀,所有自杀都有可能是抑郁症!这就是失去公信力的恶政最后下场!瑞安人民万岁!辽宁人民支持你们的正义要求!镇压是犯罪!是违反宪法的无法行为!”
“那些打人警察大家都认识他的吧,报复他们的家人就是了吗!”
“人民应该持枪!”
“现在打得爽,什么时候你们全家人莫名失踪你都不知道”
“民怨沸腾啊!”
“砸衙门这种事全国都在出呀.真七处冒火,八处冒烟了.”
一首祭文
瑞安有戴女,年龄二十八。
毕业浙师大,下嫁到谢家。
师德作风佳,温稳亦无瑕。
婚后育一子,爱护又有加。
奈何夫君虐待她,娇躯怎堪受此吓?
谢家狼,太疯狂。
掐她双手殴打她,还用棉被来闷她。
文明反抗终徒劳,尊严可怜遭践踏!
恶人行凶无所忌,激烈抗争遭虐杀。
此冤不诉如何得?三中学生游行啦!
无奈谢家势力大,罪证一朝成飞花。
媒体不公冤难诉, J C办案又拖拉。
我恨天公雾遮眼,八月飘雪窦娥冤。
平凡如我可作啥?唯有长叹愤敲打!
喜闻媒体来报道,法医去把死因查。
日日关注事进展,殷盼此冤早日雪。
帮凶说她患忧郁,还把谢家拿来夸。
证据确凿却犯傻,结果竟判为自杀。
我恨,我叹,我泪。
人间正道已沧桑,律法亦被恶人砸!
义愤填膺意难平,兔死狐悲心感怕。
和谐社会如楼阁,我辈之人下面爬
歌舞升平一片声,贫下中农苦自挎。
总说万恶资本家,我问 Z F好在哪?
当家作主被迫压,冤屈苦难无处抹。
长叹一声释恨意,草书一篇祭海静!(
司徒华在回答来宾问题时讲道,现在暴力在香港越来越猖獗,不但挑战法治与治安,还直接攻击政治人物。他说起自己家里曾收到很多恐吓电话,有电话甚至说“知道你什么时候在哪里,小心我砍你。”
司徒说他对这些事是“一笑置之”,“因为怕也没用,不如不怕。”他还借用一位诗人的诗句“绝望之为希望,正与希望相同。”鼓励大家在艰难的时候要坚持。
有嘉宾说,“华叔对黑白有特别偏好,喜欢书法,用的是白纸、黑字。”还说他像个背着十字架的苦行僧,不停地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
应嘉宾邀请,司徒华为大家即席书写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港加联主席李树德在讲话中,赞扬司徒华一生对民主信念及改革进步的追求从不动摇。
“在他(司徒华)身上我们学到什么是坚持,什么是勇气。”李树德说,“希望你(司徒华)能继续带领我们在争取民主的路上奋斗,在不久的将来看到一个民主、进步和开明的社会。”
晚宴的最后,由多伦多支持中国民主运动会的创办人陈世超, 宣读了两位国会议员周至蕙和林顿对司徒华的褒奖信。
司徒华此次北美巡回演讲活动包括温哥华、卡加利、多伦多、 纽约、华盛顿、三藩市等7个城市。
今天(9月9日)中午12时半到2点,将在万锦市城市广场(Kennedy & Steeles)举行“与华叔无底深谈”的公开论坛,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现场同司徒华探讨香港和中国民主运动的未来与前景。联系方式:416-505- 5058,info@chkl.ca。 冯玉兰 (416) 706-0111或关卓中(416) 804-1527
【大纪元9月10日讯】 (大纪元记者文华综合报导】据近日传到海外的一份证明显示,空军第二飞行学院预警指挥引导系在对每个毕业生就业政审中,要求学校证明学生“本人及其家庭主要成员、关系密切的亲属”“没有涉及法轮功的人和事”。文章评论说,由此可见“袁胜为了生命安全,决定摆脱中共的迫害,留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被迫性。”据明慧网9月9日报导,在空军第二飞行学院预警指挥引导系的政审证明中,赫然列着“我部按照空军政治部[2003]政保字36号文件精神和上级指示要求”,对学生“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审查”,要特此证明“本人及其家庭主要成员、关系密切的亲属”“没有涉及到“法轮功”等问题的人和事”。
证明中可以看出:中共空军政治部在2003年曾制定过36号文件,明确参与迫害法轮功。按照文件精神,可能不只是空军第二飞行学院预警指挥引导系,而是空军全系统都参与执行了类似迫害政策。文章呼吁追查国际组织进一步调查该文件。
空军第二飞行学院预警指挥引导系的证明落款时间是2006年6月30日,今年大学生毕业分配前夕,由此可见对法轮功实行的“外松内紧”式迫害政策还在延续。
证明还表示了中共对法轮功实行的株连制迫害方式,不但本人有信仰不行,连“本人及其家庭主要成员、关系密切的亲属”中若有炼法轮功者,毕业政审都不合格,都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
【大纪元9月10日讯】我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能认识陈忠升先生这样的硬汉,是我这生的荣幸。为此,我还得“感谢”共党当局。没有共党的专制把我这把老骨头关进大牢(浙江金华十里坪劳教所)里,我这生也不太可能认识他。2001年我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劳教二年。说实话我在入狱前对“法轮功”的一些理念和行为可以说一点也不了解。只知道共党说“法轮功”是“邪教”。
到了浙江省十里坪劳教所我有意无意的接触到了因修炼“法轮大法”而被投进大牢的“法轮大法弟子”。起先我是带着一个“邪”字去接近他们,去看他们到底有多“邪”。
然通过与这些“法轮大法弟子”的接触和了解,我不但没有从他们的身上看到“邪气”,相反,从他们身上折射出来的正气──真、善、忍(美),让我和其他难友们肃然起敬。尤其是陈忠升先生不畏暴政酷刑、坚持信仰、捍卫真理的勇气让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陈忠升,男,38岁,浙江省乐清市人,曾为部队军官、公安干警,因修炼“法轮大法”被开除公职,于2000年10月10日,被温州市当局非法判劳教二年。同年11月30日,由乐清市看守所押往浙江省十里坪劳教所劳教。2001年1月28日,该所为了达到洗脑的目的,在该所四大队直属中队二楼第三个宿舍,对他采取了为时十天的酷刑。
28日20时许,所部一些恶警对他进行简单的问话后,令他脱下衣服,只穿一套内衣和一条裤子,坐在靠背木椅,底板是两根细铁棍上,然后用胶带把他的四肢绑在椅子上,不得动弹,不许睡觉,不许大小便;每天只给一点点米饭,一点点开水。
平常人一、两天不睡都受不了,他们长达十天时间不让睡觉!在漫长的痛苦中,陈忠升熬得眼泪嘀叭嘀叭外涌,有时眼皮实在支撑不住,稍微一闭,就遭到拳打、冷水浇身或捏乳头。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目光呆滞、神志不清,好似植物人,同时出现多种幻觉。
在此期间,狱头们每天只给他一点开水,吃两顿,每顿一点米饭,半块小豆腐乳,或者给点什锦菜什么的,饿得他口干渴得发烧;厕所不给上,尿憋不住只能尿裤子,又臭又脏更冰冷,令他欲死不成,欲活活不了。本来140斤重的魁梧身材的他变成了皮包骨头。
那时正值严冬大寒,房间还开着窗户,寒风刺骨。他身上只穿一套内衣和一条裤子,冷得全身直哆嗦,牙齿直打颤,日日夜夜久坐之后,腿脚冻僵硬了,肿得很大,皮肤绷得紧亮,一触即破。就这样,他忍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承受着痛不欲生的生死折磨。
这种酷刑持续到第十天才松绑。不久,他被转入新的强制措施──非人的禁闭和“隔离转化”。这种惩罚有时比直接的肉体惩罚还要痛苦,它会把人逼疯的。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勇气才能挺得过来啊!
解禁松绑后,他腿脚钻心地痛,痛得不能睡,睡了痛醒。须有人架着他才能站稳、才能移步……
他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仰深深地感动了难友们,赢得了难友们由衷的敬意。接下来的日子他在难友们的帮助和关怀下,加上自身特有的军人身体素质,他的身体慢慢地有所恢复好转。
平时他也时常力所能及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难友们,以自己的行为告诉周围的难友们什么是真、善、忍(美)。
别看他面对暴政是条铮铮汉子,可对朋友却是一位谦谦君子。难友戚惠民先生回忆道:“一次,我和好几个难友围着陈忠升先生闲聊,难友们大多是年轻人对军事比较感兴趣,不知谁问了一句有关飞机用什么燃料问题,我不假思索地说是用:‘军用汽油’。还作出一副不容置疑的神态。”这时陈先生走到他旁边用很低的声音说:“据我所知飞机用的燃料是特种煤油。”戚先生当时不信,还振振有辞地坚持自己想法。此时的陈先生也不和他争辩,笑一笑就把话题转开去了。不久戚先生从一本“军事杂志”上看到,飞机用的燃料确实是如陈先生所说的是“特种煤油”。戚先生现在说起当时的无知和固执,还一脸的难为情。他引用了契可夫的一句话感慨道:“有教养不是吃饭不漏汤,是别人漏汤的时候别去看他。”陈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有教养的谦谦君子。
人们在谈起共产党为什么要如此残酷地迫害法轮功时,有多种“猜测”。有的说,法轮功发展太快了,修炼人数远远超过共产党员的总数,这个一党独大是决不允许任何组织超越它的。也有人说,法轮功在中南海外静坐──是反对共产党的具体行动,……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这些都没有说到要害,中国庞大的群体不光是法轮功,工人的队伍、农民的队伍、基督徒的队伍,都超过法轮功,对待这些群体,共产党似乎没有对待法轮功那样神经质──当然,这些群体不是没有受到共产党的迫害。至于中南海外静坐,这是中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无须我赘述。
要说共产党最最害怕法轮功的原因,那是因为法轮功的道德魅力、道德境界、道德操守。在中国这块巳被共产党糟蹋殆尽的道德境地里,唯一剩下法轮功这块道德净土。共产党这群流氓成性、恶贯满盈的土匪,靠的是打家劫舍、坑蒙拐骗。现在在它的面前树立着这样一群中华传统优秀品质的法轮功群体,两相比较,他们不得不自惭形秽。开始时,他们是恨,恨得咬牙切齿,浑身发抖──比尔.盖茨夫妇对巴菲特捐赠370亿元的决定让他们“发抖”,那是充满敬意、激动得发抖。──而共产党是感到临将灭亡的发抖。为了挽救它的覆灭,摆在它面前它选择了惯用的镇压手段这条路了。
要说法轮功表现在真、善、忍的美,凡是见过法轮功的人,都会感慨万千。我有许多法轮功朋友,大多是在监狱里相识的。有多位还亲临寒舍叙旧。他们的行为举止、思想品质,在物质享受上完全是苦行僧式的:不吸烟,不喝酒,甚至不喝茶──一杯白开水就知足了,待人诚恳、助人为乐。
在国内,我还没有发现有“冒牌法轮功”的人(冒牌基督徒倒是见过),因为国内法轮功的处境太危险了。可是有人说,“如果中共真的被法轮功铲除了,中国会不会有面临另一场文化或宗教的浩劫?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我们中国民主党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什么?”
这些人已经快要走到共产党这条老路上去了。这个问题我在《祝贺2006年柏林民运大会》的信中已说明了。今天我要告诉这些人,法轮功决不会向你们抢权,不然的话中国又走上共产党政教合一的专制道路。但是,未来那一位中国领袖,是法轮功修炼者却是完全可能的,就像现在的美国总统是基督徒一样。所以,我要劝告未来中国的领袖们,不要像共产党那样,为了权力、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像毛泽东、江泽民那样无恶不作、无耻之极,而要学习法轮功那样诚挚、诚信,像我的法轮功朋友陈忠升那样做谦谦君子。
我和陈忠升先生先后相处于2001年12月和2002年8月他释放后。出狱后,他依然修炼他的“法轮大法”,依然传递着“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美)。
当然,当局也始终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时不时地会用各种手段威胁他及家人。他们一家根本没法过上正常人应该过的基本生活。
现在,陈忠升先生又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未经审判,非法送到十里坪劳动教养(8月24日)。等待他的又将是酷刑啊!我悲愤!我无奈!天理何在?!天理何在?!!
藉此机会我要向《大纪元》记者李新小姐、辛菲小姐,希望之声记者夏语冰小姐致以衷心的感谢。感谢她们在陈忠升先生危难时间,鼎力相助全力营救。我还希望国际媒体和天底下所有善良人们,随时关注陈忠升先生的安危,呼吁中共当局立即把他释放!
谢谢大家! @
(2006年9月5日于浙江)
(大纪元首发,转载请注明出)
【大纪元9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娄娜综合报道)孙继宏,男,40岁,原黑龙江省桦南县林业公安局派出所所长,因修炼法轮功多次被非法抓捕、关押。2002年9月25日孙继宏被北京丰台公安局绑架,第4天即被刑讯殴打致死。同是法轮功学员的妻子袁和珍,于2003年7月也在迫害中离世。商锡平,男,40岁,原黑龙江省桦南林业公安局三级警督、副所长,99年7月20日后,商锡平坚持信仰真善忍,曾6次被非法关押,妻子程淑杰4次被非法关押。2005年9月7日,商锡平在鹤岗再次被绑架,在鹤岗第一看守所被关押期间被酷刑逼供,膝盖骨被打碎,最近得知他被鹤岗市法院判重刑10年。
据明慧网消息,孙继宏,男,40岁,法轮功学员,原桦南林业公安局派出所所长。孙继宏修炼法轮功前,像很多大陆警察一样,性情蛮横粗暴,酗酒打架,在执行警务时经常随意打人,因为会些功夫,地痞都惧他三分。修炼法轮功后,他改掉了这些恶习,变成了一个文明警察。
1999年7月以来,孙继宏因为法轮功上访曾多次被抓。2002年2月4日孙继宏走上天安门,打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后被天安门警察强行关在天安门派出所。当他告诉天安门的警察“自焚”是导演出来的时,那警察竟然说:导演出来也是为了共产党的统治,后他神奇的闯了出来。
有警察称:“被打得不行了,还说大法好!”也暗自佩服。当家属来认尸体时,竟然认不出来,北京警察无奈擦掉涂在其脸上东西,才得以确认。亲属看到其遗体惨不忍睹,头肿得很大,已变形,眉心处有一个洞,面部有6个圆形的洞,腮边有两个洞,有的像烟头烫的,浑身上下被打的体无完肤。警察自知理亏,怕家人上告,赔上万余钱。警察不让拍照,其遗体于10月2日被强行火化。
其妻袁和珍,原桦南林业局储蓄所所长,也抛家舍业随夫进京上访,多次被抓。2002年元旦走上天安门广场请愿,被抓后绝食闯出,2002年5月在北京被非法抓捕,在看守所遭到毒打、背铐、灌食等残酷折磨,出现吐血、便血症状,身体极度虚弱,在身体快不行了的时候被看守所放出。由于身体在被关押时遭受了严重迫害,流离在外期间又缺乏安定的修养环境,又得知丈夫被打死,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于2003年7月不幸去世。其岳母贾桂兰,女,69岁,见女儿、女婿惨死,状告无门,老人悲伤过度,于2005年3月3日含冤去世。孙继宏、袁和珍夫妇遗下14岁的女儿,由其奶奶抚养。年近7旬的孙母始终不能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爱子惨死的事实,面对儿子、儿媳含冤而死又状告无门,老人整日忧愁满面,每当一提起儿子、儿媳就悲伤不已。
商锡平,男,现年40岁,原黑龙江省桦南林业地区公安局三级警督、副所长。修炼法轮功前由于社会和恶党的影响,商锡平在工作中也有勒、卡、索、要、贪等恶习,冷、横、硬、冲的工作态度,还有个绰号“商大巴掌”,因为他一米八多的大个,身材魁伟,大巴掌打人挺狠。修炼法轮功后,商锡平完全杜绝了一切恶习,不但不打人了,工作中从不占便宜、受贿赂,在名利上从不与人争斗,基本每年都是先进或标兵。在单位、社会、家庭,是大家公认的好人,领导都有意提拔他,认为他工作出色,有潜力。
自99年7月20日江氏发动迫害法轮功后,商锡平曾6次被非法关押,妻子程淑杰4次被非法关押,同时夫妻二人均被开除公职。2000年正月初三商锡平同妻子等七人去北京上访,被当地公安机关“阻碍公务”为名非法拘留长达66天。关押期间,不法人员对商锡平实施背扣、用绳捆、戴手铐、轧脚镣等等酷刑折磨,释放时强行收取伙食费、保金六千余元。而当时商锡平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保金全是借的钱。
获得释放后,商锡平并没得到自由,而是被不法人员长期监控、监视居住、跟踪盯梢、监听电话并强令每天到派出所签名、报到。并经常到家骚扰。商锡平的个人行动完全失去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商锡平被迫流离失所。
2001年11月20日,商锡平在北京饭店吃饭时,被德外派出所绑架,后被关在北京西城看守所,和京城杀人案中的傅怡彬关在一起,真正看到这是个疯子,在那里人人尽知。12月15日,商锡平被当地公安劫回桦南,被送进医院加重迫害,绑大扁担强行灌食,被轧脚镣,直到2002年6月4日送劳教所时才卸下来。商锡平在佳木斯劳教所时,也受尽折磨。
解教后商锡平与妻子程淑杰为了维持生活摆了一个水果摊。2004年9月30日,商锡平夫妇再次被绑架,2005年3月28日第三次开庭时,法庭来了20多个全副武装警察看押,戒备森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商锡平被非法判刑4年,妻子程淑杰被判1年。 程淑杰家人不服,去询问时,得到的回答是“谁让她是商锡平的妻子”。
2005年5月17日,商锡平正念闯出魔窟。
2005年9月7日,商锡平在鹤岗再次被绑架,在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被酷刑逼供,膝盖骨被打碎,最近得知他被判刑10年。
东北的公安警察很多都是黑道流氓的好朋友,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这两位警官一改随波逐流的方向,改掉恶习,要做好警察,然而在中共的天下却没有容身之处,成为残酷镇压的对象。这一切都证明《九评》所言不虚,使中共的魔教本质毕现。
【大纪元9月10日讯】新华网七月中旬曾刊登一篇文章,对海外个别法轮功学员的去世发出豺狼之笑。日前,被中共操纵的地方媒体再次炒作这些旧闻,显示中共在对法轮功七年诋毁迫害后的黔驴技穷。信仰之所以成为信仰,就是因为信仰者所追求的不是世俗的利益,而是永恒的生命的意义。当年基督徒被以各种方式迫害、虐杀,可是圣徒的血泊不仅没有使后来的信徒望而却步,反而成就了一个世界性的信仰。法轮功学员在过去七年多的时间里,遭受中共媒体的狂轰滥炸,遭受中共政权的凌虐荼毒,可是这些苦难没有动摇法轮功修炼者的信仰,反而使这些信仰者在苦难中炼就得更加坚定和成熟。从七年的受诋毁和被迫害中走过来的修炼者怎么会因为个别同修的病逝而动摇其信念呢?
这些年来,有难以计数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祛除了顽疾甚至绝症,这是中共媒体报道的个别法轮功学员因病去世的例子所否定不了的。中共媒体拿出这些个别例子以偏概全诋毁法轮功,不过是在七年的迫害和诽谤都无济于事之后的气急败坏的叫骂。法轮功从来没有说一个人修炼了就等于买了长生不老的保险,对于一些学员被迫害致死或因病去世,法轮功师父早已告诉弟子们其中的修炼和超世俗的原因。法轮功学员修炼的目标是同化真善忍,返回生命永恒的家园,在修炼中他们绝大多数人会得到身体的健康,但他们修炼不是为了换取健康和安全的保险。中共文字打手们以为信仰者也会像他们那样只看重世俗的利益,他们不知道真正的信仰者是看穿俗世得失甚至生死的人,人世间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动摇他们的心。
法轮功学员之间没有任何等级。中共媒体所说的“骨干”,不过是因为这些学员在常人社会中的地位和技能而在反迫害和讲真相中自愿担负一些特定的责任而已,他们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在修炼中没有区别,都需要扎扎实实地修才能升华自己的境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之初,中共绑架了大陆各地炼功点的辅导员并强迫他们中的部份人上电视说违心的话,可是这并没有阻止广大法轮功学员轰轰烈烈的上访、讲真相。同样,对于个别海外同修的病逝,法轮功修炼者都会从修炼的角度平静理性的看待这些问题,并一如既往的向民众讲清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修炼者遭受中共恶党迫害的真相。@
【大纪元9月10日讯】今天是九月九日,打开网页看看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中共党魁毛死忌30周年 揭毛泽东暴政专著面世
——欧洲议会一致决议 要求中共释放人权律师高智晟、维权人士陈光诚和法轮功学员卜东伟
——芬兰法轮大法学会依据芬兰刑法以酷刑罪起诉前来参加芬兰中欧峰会薄熙来
——教皇本笃十六世(Benedikt XVI)九月九日至十四日访问故乡巴伐利亚
呵呵,可真热闹!太远的不行,近的热闹总可以去凑凑,先看看教皇啥时候环城游览慕尼黑吧。打开官方和媒体网站,教皇的行程、详细到钟点的安排表、交通示意图、步行或骑自行车的建议、何时何地能更清楚地看到教皇等等,一目了然。其中一张日程安排表更是引起我的兴趣,教皇在德期间全程行程表由官方网站公开,图中日程表的左上方说明:
九月九日,星期六
1. 17:00 教皇从下榻处出发去玛琳广场
2. 17:30 在玛琳广场祷告
3. 18:15 离开玛琳广场去王宫
4. 18:30 在王宫会见政要和社会名流
5. 20:15 回到下榻处
九月十日,星期日
6. 17:15 教皇从下榻处出发去圣母教堂
7. 在圣母教堂做晚祷
8. 19:00 从圣母教堂穿越步行街回下榻处
不光是在慕尼黑,教皇所有的走访巴伐利亚的日程表全是这样详细,让大众明了,人家教皇可是有神保护的,怕啥。
老毛专列半夜出动
中共党魁毛泽东经常在国内乘专列出游,大多选在半夜出发,行踪诡秘,他想什么时候出发、去哪里,连他的贴身警卫都不知道,只有毛一个人清楚。往往突然间改变计划,一个地方多住几天就会令他不安。他随意改变计划不要紧,全国的火车时刻表都要受到影响,有时时刻表被打乱后,往往一个月都无法恢复正常。
专拣垃圾道走的中共领导人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法轮功开始,一些中共的领导人出访国外,别说堂堂正正的将行程安排广而告知了,就正门都不敢走。随时还得提心吊胆,生怕突然接到法轮功学员的起诉书、或有人当面喊一声“法轮大法好!”
江泽民2002年10月22日进出美国芝加哥理兹-卡尔顿酒店(Ritz Carlton)时,使用的是垃圾道。因为酒店前挤满了前来抗议的法轮功学员、民运人士、藏独和台独等团体。其中一辆海外民运人士的“江卖国车”,车身用红黑蓝三色大字写着“江泽民 还我河山!民族败类 千古罪人”“344万平方公里国土正式纳入俄国版图”“千古罪人,罪责难逃!”等字样。
2002年10月23号下午三点,大约200多名华侨欢迎队伍集中、在休士顿Inter-Continental酒店等待江来访,他们身穿免费衣,头戴免费帽,令他们失望的是,江泽民又走了垃圾道。
德国戈斯拉报2002年4月12日以“中国热正在蔓延——今天江来了”为题目刊载了一篇文章,描述江泽民到德国戈斯拉市的当天,该市民众怨声载道。商店改变营业时间,职员推掉会谈,音乐会改期,市民热线电话超负荷运转,内城区的井盖被焊死,警察要求大家星期五在戈斯拉城外绕行——一切都按照中国主席江泽民今天的参观计划而定。
“再也不敢出国了”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四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苏荣随吴邦国出访非洲期间,接到赞比亚高等法院传票,就苏荣在一九九八年至二○○一年担任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时指挥全省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犯下谋杀和酷刑折磨等多项罪行,法轮功学员提出控告。法院规定苏荣不能离开赞比亚,他只好脱队等候法院传讯,后来苏荣出逃赞比亚。赞比亚警方发出全国通缉令,搜捕苏荣。这个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经过将近十天的逃亡,越过边境,到了津巴布韦,又潜逃到南非,于十一月十五日乘飞机逃回中国。回忆这段噩梦般的逃亡经历,他说:“再也不敢出国了”,这件事轰动了世界。
【大纪元9月9日讯】中共的历史是谎言与暴行交织的历史,而其谎言却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在于对事实本身的掩盖或歪曲;第二个层面,则在于给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这种灌输一方面以中共所劫持的国家暴力为后盾,另一方面更通过垄断的所有社会资源而强迫人从记事或学语的第一天即开始耳濡目染。久而久之,人们一方面对事实无从了解,另一方面却以中共的善恶标准去分析对错,用中共的思维方式去解释其行为,用中共的话语系统去批判中共,用中共规定的行为方式去表达意见,由此形成了无孔不入的党文化,让人深陷其中而不自觉。其结果就是让中共在党文化环境中苟延残喘,继续为恶。同时在党文化作用下,人的心灵和思想以及行为产生了深刻变异,在社会、家庭、教育、工作、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偏离正常人类状态,直接危害到人生活的各个层面。
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其传承性。鉴于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解体党文化,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为祸中国人,就变得尤为迫切。
党文化具有庞杂的生态系统的某些特征,其表现为一定的“容错”性、“自适应” 性甚至“自我繁殖”性。一个或许多物种的灭亡常常不会导致一个生态系统的崩溃,而在党文化中一些看似简单的观念、语言和行为方式背后都有各种谎言、逻辑陷阱、似是而非的价值标准等因素的支撑。这些因素交织起来,互相配合形成了党文化体系。一旦某一部份被揭穿,其它的部份就会自动补充,继续支撑着党文化系统的存活。因此彻底破除党文化,需要系统的论述、剖析和反思。
大纪元编辑部从党文化的形成历史、成因、表现、危害,以及中华正统文化的角度出发,从今日起推出特别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以期被中共蹂躏85年的中华民族,通过道德与文化的重建,平顺过渡到一个自由而昌盛的新纪元。
大纪元编辑部
2006年9月9日
绪论
中共建立党文化的原因
党文化的由来
党文化的邪恶特征
第一章、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
1.宣传无神论
1)为什么宣传无神论
(1) 无神论是党文化的基础
(2) 有神论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挑战
(3) 无神论便于共产党控制思想
2)如何宣传无神论
2.宣传唯物论
1) 中共本身并不“唯物”
2)中共宣传唯物主义的目的
3)强制宣传唯物主义的必然恶果
3.否定传统文化
1) 否定传统的历史观
2)按照中共统治需要来解释历史
3)否定和睦相处,宣传中共的斗争哲学
4)实践“假恶斗”
5)否定人性中的美好
6)否定人的谦卑,否定对天地自然的尊重
4.宣传马恩列毛的伟大
1) 共产党需要造神运动
2)如何造神
3) 造神的后果
结语
第一部分:党文化是怎么建立的
绪论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句话可算是对党文化的高度概括。但经共产党刻意灌输,许多人形成了一个深深的误解,似乎秦始皇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就是“愚昧专制”、“封建迷信”、“吃人的礼教”、阴谋诡计和宫廷斗争等,并成为中国现在的专制、内斗和腐败等问题的文化根源。也有不少人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党文化,它只不过是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而已。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秦始皇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人类文明的精华,比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道家的“真”,佛家的“善”等等。这种以“信仰为本,道德为尊”的文化才是本书中所指的“传统文化”或“正统文化”。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儒、道、释始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中华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境界,以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开创出众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盛世。如果传统文化真如中共所教育的那样一片黑暗愚昧,又怎么可能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明?四大文明古国能存活下来的只有中国,这本身就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程度和生命力。
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几千年的历史中也出现了很多如诡计、权谋、厚黑术等成体系的糟粕。自先秦以降,真伪学说同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道德的下滑,那些文化糟粕越来越有了市场。人们往往从中共的政治宣传和实际运作中记住了宫廷斗争、整人手段和厚黑术等,并误以为这就是传统文化,却忘记了汉唐时“重德才、讲仁义、重礼仪、海纳百川”等真正代表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共将马列邪说与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种糟粕和伪学说混杂一处,集其大成,形成了一套以维护中共统治为目的,符合中共的论理标准的文化,包括中共所宣扬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和行为方式,是为党文化。
这种“本土化”了的党文化更有欺骗性,人们对党文化中夹杂的流传下来的文化糟粕辨析不清,共产党则进一步混淆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本质区别,把党文化说成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文化正统,利用中国人对党文化的排斥去排斥正统文化,结果使党文化得到了维护。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文化可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第二种为民众为了在中共暴力和谎言下生活和自保而产生的文化;第三种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进行理论包装,并推广普及和充分实践的文化。
中共建立党文化的原因
一种政治制度需要相应的文化支撑。儒家的“奉天承运”和“施仁政”的文化回答了帝王的权力合法性和如何执政的问题;西方“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文化支撑着民主制度;而中共这个邪恶的制度也需要一个文化来支撑,即“党文化”的支撑。
“党文化”与“传统文化”截然对立。这也可以解释中共许多运动背后的动机,即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初为什么要疯狂的消灭信仰、整肃知识份子,随后更有“破四旧”等“文革”浩劫。“传统文化”中天理高于皇权,以及君轻民贵的“民本”思想,也对中共的独裁和暴政形成了实质性的威胁。
辛亥革命以前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出现社会的动荡和战争。老子讲:“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旧的统治秩序解体,新的统治秩序尚未建立,中间都要经过至少几年的动荡,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等新的秩序建立后再进行休养生息。但是过去无论怎么动荡,传统文化没有破坏,社会秩序因此会很快在新的政权建立后恢复。
事实上,每一个执政者都要面对两个问题。一个是凭什么你来执政,即合法性问题;另一个则是如何执政的问题。传统皇朝分别有“奉天承运”和儒家的“施仁政”作为答案。
而共产党建政后尽管以历史的规律,即编造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权力合法性来源;然而在如何执政的问题上,中共发现它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暴政”不但无法继承儒家的“仁政”道统,且面临着儒家文化的全面否定和排斥。中共必须立即和彻底的摧毁传统文化,建立自己的执政思想。因此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建立“党文化”的任务变得极为迫切。
党文化的由来
谁掌握了文化,谁就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并进而介入人的精神世界。在几千年的传统皇朝中,皇帝登基都要颁布新的年号,乃至改正朔、易服色、避名讳,更有一些帝王将相,如武则天造字、鳌拜兴“文字狱”,明成祖修《永乐大典》、清乾隆修《四库全书》等等都是希望能通过介入文化来维系统治。然而他们的介入程度都很浅。因为中国人传统上是信神的,儒家、道家和佛家的学说已经给人奠定了一个恒定的道德标准,尽管文化的表面上有所改动,但是“信仰为本、道德为尊”的传统文化精髓一直通过儒家经典著作和佛经道藏等承传着。
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皇朝不能算作大独裁的社会,因为他们从未做到政教合一。掌握不了“宗教”,就是掌握不了“道德解释权”,就是掌握不了文化,就是掌握不了百姓的精神世界。百姓永远都可以用“天理”否定“皇权”,帝王们也要努力证明自己的行事符合“天道”,以免被“替天行道”的起义所推翻。
而当共产党爬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这一切都被彻底颠覆了。中共用“无神论”破掉了人们的道德标准;用“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证明它执政的“历史必然性”;用“个人崇拜”和“政治学习、统一思想”建立起党的“道德权威”;用暴力将这种反宇宙的“道德解释”推向全社会,由此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并衍生出一套反天、反地、反人性的文化体系——这就是党文化的由来。
党文化的邪恶特征
传统的社会中文化决定了政体形式,政体虽然对文化有反向影响,但不起决定性作用,这种自发生长的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是正常的关系。而共产党反其道而行之,利用手里掌握的政权倒过来强行建立起一种文化,再利用对文化的垄断来维系政权。这种倒置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本身就决定了“党文化”是一种反自然的文化。
《九评之六》写道:“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象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
传统社会以信仰驾驭道德,以道德驾驭文化,以文化驾驭政治,中共则处处相反。几十年来,中共一直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以政治驾驭文化,以文化沦丧传统道德。而中共所搞的政治具足其“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这九大邪恶基因,因此其党文化便成为这些邪恶基因的具体体现。
一种文化的传播常常依靠的是文化本身的魅力。老子是个默默无名的人,道家文化却能够流传几千年,完全是因为其中蕴含的大智慧。孔子出身贫寒,但有弟子三千。儒家文化的形成与流传也完全是因为其中的道德内涵。自古文化传播基本如此。而共产党的文化却一天也离不开暴力的推广和维护。
中共当年的语录歌、样板戏、忠字舞是有赤裸裸的暴力作为后盾的,现今,暴力的影子依然无处不在。比如“六四”或者镇压法轮功,需要全民进行人人过关的政治表态,一部诬蔑法轮功的影片要在酷刑和电棍的支持下,强迫法轮功学员观看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暴力在党文化中的角色。
过去的帝王杀人或者淫乱,也都是自己干坏事。桀、纣、秦始皇、隋炀帝算做典型的暴君,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强迫人们学习他们的杀人理论,并通过歌曲、绘画、舞蹈等文化形式将他们的暴行美化成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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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文章将分析中共是如何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如何系统的进行思想改造,采用何种灌输手段,以及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种种表现。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党文化的话语系统、生活中的党文化以及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这些遍及思想、语言以及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也将在本文中详加论述。
第一章、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
中共在建立党文化方面采取了极其细腻而系统的步骤,试从以下方面论述之。
1.宣传无神论
1)为什么宣传无神论
(1) 无神论是党文化的基础
共产主义理论在出现的时候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要在人间建立“天堂”的理想吸引了无数热血沸腾的人加入其中,其结果是红祸流布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被奴役,上亿人口死于非命。
在夺取政权阶段,中共就忠实执行着被共产党尊为“俄国革命的圣经”的涅恰耶夫写的《革命者教义问答》——“为了革命胜利,革命者可以同一切社会公认的道德法则决裂。如果饥荒、水灾、地震能促进革命胜利,那么,就让饥荒、水灾、地震来吧。如果同盗匪结盟能加速革命胜利,那就不妨结盟吧。如果人民不觉悟,就设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促其起义……”在夺取政权之后,中共继续执行涅恰耶夫的教导,“为了让俄国人民更好的奔向社会主义的未来,他们认为必须将大多数居民消灭,因为这些人是无法改造好的,无法奔向社会主义天堂的——为了社会主义,必须将大多数居民置于死地。”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镇反、土改和文革等运动,中共的所作所为就是对《革命者教义问答》的具体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中华大地,血流成河。
仅用暴力维系的政权不会长久,共产党在“坏事做绝”的同时还要“好话说尽”,即需要用谎言为血腥的杀戮提供某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谎言经过精密的共产主义理论包装,显得如此美妙和貌似完备,它不仅为杀戮辩护,还必须对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学、教育、社会管理、医疗卫生,乃至住房、养老和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提出一套指导和控制的理论,对于历史也要提出它的一套解释。另一方面,中共要对社会各个行业、各个微细胞进行全面控制。如果从宏观上来看,要对这么多东西能够用一套统一的理论来解释,这套理论就一定是一种哲学。
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到“科学”社会主义,后来又加进了列宁、斯大林、毛、邓、江等的歪理邪说,这些学科从中学到博士毕业,强行灌输,其实都是伪哲学、伪科学。
而这套“伪哲学”和“伪科学”的基础被恰当的反映在共产国家的国际歌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简而言之,就是“无神论”。
因为无神,所以不必再修行去神佛的天堂了,把人间建成天堂成了共产国家百姓的最高目标和理想,人民被欺骗说忍受苦难和杀戮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共产党教育说,建成人间天堂的途径就是要依靠最先进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于是以“无神论”让共产党坐在了执政党的位置上,并以其权力建构、催生和推广了一整套党文化。
一切有神论都是中共批判的对象,相信宇宙中存在神的各大宗教都被称为客观唯心主义,相信个人精神为世界本原的称为主观唯心主义。而中共的辩证唯物主义,实为辩证“无神”主义。
(2)有神论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挑战
许多人都对中共为什么如此残酷镇压西藏僧侣、地下教会和法轮功大惑不解,不清楚为什么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就立即下毒手整治“会道门”,实际上的原因很简单。整个中共的理论体系以及权力来源都建构在“无神论”的哲学基础上,任何一个有神论都足以令中共的理论体系倒塌,令中共的执政丧失合法性。一旦涉及信仰,就动到了中共的命根子。
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是以信神信天为基础的。中国古称“神州”,就是明证。从轩辕黄帝开始,中华文化就是道家修炼文化,其后儒家文化和佛家文化也相继在中国落地生根。无论是道家的阴阳、儒家的《周易》、佛家的因果轮回都带有预言性质,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社会都有其命运,主掌命运的或为神佛、或为天道。特别是从中国有正史记载以来,对于未来各个朝代大事的预言完全系统化、精确化,史不绝书。这其中从未给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以立锥之地。
成汤伐桀的时候曾经写下《汤誓》说:“不是我这个小子敢于作乱,因夏桀无道,我畏惧上天,不敢不去征伐他。”武王伐纣时也说:“纣王罪恶深重,自绝于天,毁坏天地人的正道,现在我姬发要恭敬的执行上天的惩罚。”历代农民起义常常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这种革命一旦成功,帝王就自然成为天命攸归的人,其权力的合法性便会被民众所接受。
这一切对中共都不适用。中共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之一则是进化论。在这里没有了全知全能的造物主,而只有大分子随机碰撞产生的生命,再经数十亿年进化为人,人又依据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经过阶级斗争而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化”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套漏洞百出的说法尽量回答了为什么要中共执政的问题,然而却与传统文化对社会、历史和政权的认识格格不入。
(3)无神论便于共产党控制思想
正统信仰具有稳定的特性。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中国人则讲“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有正教信仰的人会根据其经典来判断对错,这种是非标准是稳定的。而共产党却需要根据其政治需要,不断改变或推翻它刚刚还在宣传的是非标准。
正教都教化人修心向善,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而中共却要与天、地、人斗争;信仰正教的人有着对天国世界永恒幸福的追求,不看重世间的荣耀和享受,甚至能够看破生死,而中共却要靠镇压和杀戮来恐吓民众,用物欲来收买民众;正教给人树立的善恶标准更显出中共的逆天而行。因此,中共把信仰的存在视为其统治的最大威胁。
共产党对于社会管理和发展经济一窍不通,邓号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中共不断对其党章进行修改,其治理国家的政策朝令夕改,南辕北辙。民间流行一句话说,“共产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从消灭资本家到允许资本家入党,从“一大二公”到“包产到户”;从消灭私有制到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从“大鸣大放”到“不争论”;从“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永不翻案”的邓小平等毛一死就翻了案;“毛主席身边的人”被毛的卫士长逮捕成了阶下囚;“割资本主义尾巴”变成了“发家致富”,每一次改变都是原来的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再继续下去就要威胁到中共自身的安全了。
尽管中共的政策变来变去,但是全体人民却必须“统一思想”;尽管中共罪恶累累,人民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如英国著名作家奥威尔所说:“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
中共非常害怕人们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难以转弯,从而思考中共理论的欺骗性,宗教的存在无疑会给人一种思考的基础和参照。因此,宣传无神论,就会封闭人从宗教的角度思考——既然没有了神,没有了下一世,怎么活还不是活着,想那么多干什么?珍惜这一生中的享受,不要和当权者发生冲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成了许多人的生活信条,这恰恰是共产党无神论宣传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
《共产党宣言》中称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传统观念中有很多比如“人命关天”等非常基本的道德判断。如果以此为标准,“六四屠杀”“镇压法轮功”显然是罪恶,而中共治下的很多人却编出种种理由为其罪恶辩护。这种论证过程常常反映出党文化的另一大特点,即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在复杂化的过程中通过偷换概念、简单概括、逻辑诡辩而得出有悖于人类基本道德和常识的结论。
更何况中共还要战天、斗地、斗人,只有宣传无神论,中共那些无法无天的统治方式才能存在,才能推广。
2)如何宣传无神论
宣传无神论的最大障碍就是各种宗教信仰。因此,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就以镇压“反革命会道门”的名义向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各大信仰体系举起了屠刀;并派出特务打入宗教内部成立协会,一方面肆意歪曲宗教经典来迷惑信徒,另一方面宣布效忠于中共的领导,将中共的地位置于宗教教主之上。
中共承认它于夺取政权之初,在文化领域上做了三件大事。首先“在全社会普遍开展了以社会发展史为主要内容的唯物史观的教育和学习运动”,中共并不讳言该运动“为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新生政权基础的巩固,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资源。”其次,是“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改革”,包括从1950年开始即编写全国统一教材,按照中共的政治需要来教育下一代。第三是“知识份子的学习和思想改造”。“知识份子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肩负着传承、播撒、创造文化的重任”,而在中共看来这些知识份子的知识却是从“旧社会”来的,必须加以改造。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最重要的两部分软力量为“媒体”和“教育”。垄断媒体就可以控制人们获取什么样的信息;垄断教育则可以控制人们以何种是非标准和思维方式去评判和思考获取的信息。因此中共除了进行自己的一言堂宣传之外,文化领域三件大事全部是关乎教育的。中共的这种强迫洗脑教育彻底蹂躏了中国的正统文化,颠覆了人们的正教信仰。
在宣传上,中共也采取了极其细密的手法,试举例如下:
人生有三大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传统信仰对此相应的解释分别是:创世纪,前世今生,与天国地狱。无神论也必须找到对应的替代品,只不过是在时空上极大的缩短了——“创世纪”变成了“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了人”;“前世今生”变成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天国地狱”变成了画饼充饥的共产主义。
在传统信仰中,“三尺头上有神灵”,他们以超常的能力监护着人。中共在摧毁人们的信仰后不断吹嘘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带领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宗教中有救世主,中共则称自己的领袖为“人民的大救星”。
中共认为知识份子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本来就与道家渊源极深,宋朝之后佛家的因素也逐渐渗入儒家学说,因此中共消灭信仰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除了消灭修行者和神职人员之外,也对知识份子进行整肃。
中共为否定神学而高举“科学”的大旗,而从整肃知识份子到在各项工作中由外行(党的干部)领导内行(技术人员)来看,中共是最喜欢抛开科学蛮干的。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必须服从党的意志,由此给中国带来无数诸如“大饥荒”之类的人祸。在中共那里,“科学”仅仅是对付宗教的招牌而已,不是什么指导国家发展和建设的工具。
2.宣传唯物论
“唯物”是中共的许多常用词汇之一,如“辩证的唯物主义”、“唯物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等,与之相对的则是“形而上学”、“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之类的词汇。
这种哲学上的划分在中共那里并非属于学术上的争鸣,而是属于路线斗争的范畴。一旦划入唯心主义的阵营,就是中共批判和消灭的对象。这种消灭并不仅仅是思想上的消灭,而是改造、洗脑乃至肉体灭绝。
1) 中共本身并不“唯物”
中共将“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客观规律”挂在嘴边,写在书上,强迫全民学习。似乎只有树立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中共,才最遵循“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最尊重“客观规律”。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正是“唯意志论”的体现。
1959年“庐山会议”,“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彭德怀因指出“浮夸”、“小资产阶级狂热”,以及用政治挂帅取代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的问题,被毛泽东将其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起批为“反党集团”,并在全国开始“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场政治运动直接导致了三千多万人饿死的大饥荒。实乃中共唯心的结果。
1960年9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提法将思想置于物质之上,毫无疑问属于“唯心主义”,毛却夸奖说“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中大力提倡 “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这些都是解放军无往而不胜的原因。”
时至今日,中共还在吹嘘“三个代表”,声称这几十个字“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是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称“必须下大力气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行动指南,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
且不论“三个代表”本身的欺骗性与荒谬性,这种把某位领导人说的几句话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表现,与林彪的“四个第一”一脉相承。以至于在某农村墙壁上,都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2)中共宣传唯物主义的目的
尽管中共并不“唯物”,它却在拚命宣传唯物主义,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统治。“唯物主义”宣传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作用。
在夺取政权之初,中共一方面用唯物主义消解传统信仰;另一方面,用历史唯物主义论证其执政合法性。此处不再赘述。
而当今中共拚命宣传其经济成就,实则为“唯物主义”的另一种翻版。邓小平称之为“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里我们丝毫看不到道德和文化建设的影子,而许多民众也以生活水平的提高或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为中共的统治辩护,即用执政的有效性来代替执政的合法性,用物质领域的虚假繁荣掩盖精神领域的实际沉沦和将来的隐患危机。
在此过程中,中共不断宣传建设成就、崛起、“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用夸大的、不计道德后果和生态后果的所谓经济发展让中国人认可并接受“党的领导”,并把一切腐败现象、生态破坏、黑社会、毒品、妓女、赌博、走私等问题一律归结为发展中的问题,并不加论证的称这些问题都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解决。
换句话说,党文化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发展必将导致政治文明、民主完善、法制健全、道德升华、文化繁荣,这种彻底的党文化“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已经被我们亲眼所见的与几十年改革开放伴生的政治腐败、专制横行、道德沦丧、文化凋零、司法系统沦为专制帮凶等现象彻底证伪。
中共用经济发展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常常陷于一种两难的困境中。当你指责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缺位,信仰、言论、结社等基本自由被国家暴力残酷而无耻的剥夺时,中共会以经济不发达、教育水平低、人民素质差为理由。
果真如此吗?
“我们再不应该以为,只要船坚炮利就能算是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力量。一切财富,一切国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强大的力量。”“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上面的两句话看来似乎是今天的民主人士为中共不肯实行民主而撰写的批驳文章,实则出自中共自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只不过印刷时间分别是1944年3月5日和1939年2月25日。
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前,从来不认为民众的经济状况和教育程度是实现民主的障碍,而现在的经济状况和教育程度总要比抗日战争或国共内战期间好得多,因此要么中共的“唯物主义”是假,要么经济发展是假,要么二者可能都是假的,但绝不可能都是真的。
3)强制宣传唯物主义的必然恶果
党文化的“唯物主义”,最初表象为“暴力崇拜主义”。因此我们看到——
马克思:“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恩格斯:“机关枪、大炮是最有权威的东西。”
列宁:“暴力比100次辩论更有效。”“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林彪:“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有了政权,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可以打倒。”
现如今,党文化的“唯物主义”进一步派生出“物质崇拜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它引导人走向真正的道德堕落。当代中国众多的“知识份子”匍匐于中共暴力镇压和金钱收买的面前,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中共按照“物质决定意识”的“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人权进步的充要条件,也就是说:因为经济不发达,所以就不能有人权;等经济发展了,人权自然就会有。这两个结论显然都是不成立的。
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等等都属于消极权利,即它不是要求政府做什么,而是要求政府不做什么。消极权利与经济发展毫不相干,譬如一个人即使吃不饱肚子,一样可以说话,一样可以喊饿。
相反,当政府需要干涉这些自由的时候,却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和人力物力。为监视和限制民众的网络信息自由,仅金盾工程一项,中共就至少投资了8亿美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信息显示,希望工程实施15年来,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25亿多人民币,即3亿多美元,还不到金盾工程的一半)。这说明,中共一方面称国家不富裕,民众教育水平不高,因此拒绝实行民主,而另一方面限制民众的自由时却一掷千金。中共豢养了数万的网络警察、网络特务,内部报告称镇压法轮功的费用相当于一场战争。
另一方面,香港人均收入高达24,750美元,其教育程度也远高于内地,而香港哪怕有50万人上街游行,要求普选特首,中共仍然拒不答应。北京人均GDP在2005年达到5457美元、上海预计2007年人均GDP可达7500美元,厦门、广州、深圳等地的人均GDP也早已达到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然而不要说普选市长,即使普选一个区长都不可能,由此更可看出,所谓“经济发展”不过是中共惧怕民主的遮羞布而已。
迷信暴力和金钱的中共不理解信仰的力量,它对镇压的信心也来自于它的“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否定道德的作用,认为没有超越于人类之上的普世道德。所谓道德都是从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而在中国,道德的定义者和阐述者自然就都是共产党。中共对道德翻云覆雨的做法让普世道德在政治运动中彻底颠覆。“道德多少钱一斤”,此乃党文化教育出来的“唯物主义者”典型的思维逻辑。
唯物主义带来对生命的漠视。由于不承认人的精神要素,只承认肉体要素,因此恩格斯认为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一个人死了,不过是一堆蛋白质改变了存在形式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共产党杀人的重要理论基础。
唯物主义直接否定了良知的作用。信神的人做了恶后都会良知难安,恐惧于神明鉴察、因果报应。而无神论者行恶却没有任何顾及,正如毛泽东所说“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如果没有了神,能够惩罚人的只有人间的暴力,而一个人或组织本身就是人间暴力的掌握者,那么还有什么恶事是不敢做的呢?
3.否定传统文化
1) 否定传统的历史观
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象中国人那样重视历史。从中华民族创造文字之初,记述历史就成了历代最重要的工作。造字的仓颉就是轩辕黄帝的史官。春秋乱世,齐国的伯、仲、叔、季四位太史中有三个被杀了头,只为了写下一句真话:“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竹简写字十分不易,司马迁硬是在受了宫刑后,藉着昏暗的油灯在竹简上写了五十多万字的《史记》。自汉代以降,“隔代修史”的传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有着连续而准确的信史的国家。
历代修史之人都为当时之大儒,要求兼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记事之后常有“太史公曰”或者“臣光曰”之类的评论,这类评论体现了作者站在儒家观点上对一件事情的是非评断。因此,中国的史书不仅仅记录了真实的历史事件,也不仅仅是包括了当时的官制、天文、地理、水利、商业、兵法、音乐、科学等方面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更包含了修史者所抱持的儒家道统。
这种儒家的历史观承载了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是中共一开始就要立即消灭的对象。
1950年,中共刚刚夺取政权就开始批判电影《武训传》。武训出生于清朝末年,出身贫寒,曾随母亲行乞度日,受尽屈辱。他深切的体会到穷人必须读书识字,因此不惜几十年行乞为佣,一分一厘的善款都不敢妄费,只为筹办义学。该片于1950年10月由昆仑影业公司完成。影片公映后,毛泽东于1951年5月20日为《人民日报》写了《应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认为武训“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毛认为应“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由江青等人撰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污蔑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随着对《武训传》的批判在全国展开,中共建政后的第一场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也由此开始。
回顾历史的时候,许多人觉得毛泽东对一部电影大动肝火实在是小题大作,而实际上作为“党文化”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深刻的知道对《武训传》的讨论之所以能够展开,是因为还有相当一部分知识份子认同武训所致力推广的儒家传统文化。
毛泽东对于历史的看法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因此跟风的史学界的一些人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一概否定,除了起义的农民领袖外,无论是杰出的帝王,还是文人、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等等一概骂倒。
这种看法也受到翦伯赞等史学家的抵制。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翦伯赞,称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研究”,“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高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勇敢的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
毛泽东看后大为欣赏,称赞说“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之所以要“学问少”的,就是因为他们对传统文化一知半解,毛正好利用他们来整肃学术权威,砸烂传统文化。
2)按照中共统治需要来解释历史
共产党总要为自己的存在和统治找一个藉口。离开了中国传统的“奉天承运”和“仁政”思想,共产党为自己编造了另一个东西——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的发展解释为“阶级斗争”的结果。解释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结果,并“预言”无产阶级将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建立政权,而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然就成了掌权者。
如果看看中共的教科书,你会看到它对于历史的演绎完全是从其统治需要出发的。比如中共靠农民起义造反夺权,那么所有的农民起义就都被赋予了正面色彩。尽管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几百万人,洪秀全做了很多杀人和淫乱的事,在中共那里也都是作为正面的形象宣传。秦始皇搞焚书坑儒,暴政甚于纣王,于是毛就给纣王和秦始皇翻案。邓小平搞改革,于是专门以诡谋和杀人为事的商鞅就成了改革家,并在历史教科书中以很大篇幅正面介绍。
而在历史上另外一些为民请命的人和教育家,如武训、海瑞、孔子却先后成了中共批判的对象。
中共在建政后大杀功臣,从“高饶事件”到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彭德怀、贺龙等中共元帅都被迫害致死。于是中共的历史教育就极力要给人这样的印象:皇帝登基后就有杀功臣的“传统”。
事实上,秦始皇并没有在登基后杀掉王翦、蒙恬这样的开国元勋;汉初韩信、彭越、英布也都是死在吕后而非刘邦的手里,张良、萧何、樊哙、陈平等功臣都安然无恙;隋主杨坚没有杀功臣;唐太宗不但没有杀功臣,而且将他们的画像供奉在凌烟阁中受祭祀;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没有杀功臣;忽必烈、顺治和康熙都没有杀。唯一一个大杀功臣的朝代是大明,还有不成朝代的太平天国。因此这根本就构不成历史传统的主流。
中共对于历史胡乱篡改和解释,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它的邪教政权,“党文化”自然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中共对历史的划分机械照搬马克思从欧洲历史研究得出的划分社会阶段的方法。
举例来说,所谓封建社会即封地建国。周武王分封诸侯,建立了八百个诸侯国,这才是封建的本义。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分封、置郡县,中国成为皇帝君临天下的集权国家,既非封建、亦非资本主义,于是中共的“历史学家”削足适履,硬把秦朝至清朝的两千多年历史说成是封建的历史,把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国家说成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其目的无非是想把辛亥革命建立的民国归为资本主义,把中共建立的伪共和国称为社会主义,由此解释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如是而已。
中国人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以及“善恶有报”,认为富贵名利都是因前世今生的所作所为积下的因果。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因此并不存在共产党“阶级斗争”史观所灌输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共产党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完全从阶级立场出发。对于那些为民请命的清官,却被中共认为缓和了“阶级矛盾”,延续了所谓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受到比那些无恶不作的贪官更严厉的批判。
3)否定和睦相处,宣传中共的斗争哲学
中共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社会,“治理”国家,因此夺取政权后就要尽快对每一个人划分阶级。
1950年8月20日,政务院公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全国农村全部开始划分成分。
按规定,凡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为地主。其主要剥削方式是收取地租,占有或租人土地、有比较优良的生产工具及活动资本,参加小部分劳动但主要以剥削雇佣劳动为生的为富农。占有或租人土地、有相当工具、直接从事劳动并以此为生的是中农。租人土地来耕作、有不完全工具、受地主、富农剥削的是贫农。全无土地和工具、主要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是工人(含雇农)。
划分阶级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斗争”。
共产党知道它的一套“斗争”历史观难以被中国人所接受,其结果就是它执政的合法性缺失。中共采取了“诱之以利”和“捆绑杀人”的两手策略。
所谓“诱之以利”就是让跟着中共走的“贫下中农”获得土地。这种获得并不长久,中共在1955年就通过“农业合作社”的方式剥夺了农民对土地和农具的所有权。然而在土改期间,确实收买到了许多农民的支持。
与“诱之以利”同时进行的是“捆绑杀人”。陶铸号召“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每一户都要参与到对地主的镇压运动中。整个中国当时有二百多万地主死于非命。这种参与把“斗争”的思想灌注到人的心中。
在城市中划分阶级,则是为了挑动工人对资本家的“斗争”。在戏剧界划分阶级,则是要挑动跑龙套的“底包”对名角的斗争,等等。
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包容的文化,儒释道三教并存,儒家学说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并存,道教中南方的正一教与北方的全真教并存,佛教的禅宗、净土、天台、华严等不同的宗派并存,乃至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回教等也都和中国文化和睦相处。这都显示出中国人海纳百川,以和为贵的精神。在中国从未发生过不同宗教之间的战争,和宗教内部不同教派的战争。
这种包容思想与中共的斗争思想截然对立,因此是必须消灭的对象。
中共并非为“斗争”而斗争。这里至少有两个目的:人们在互相的斗争中失去信任,变成一盘散沙,便于中共控制;更重要的是,中共耍了一下赵高“指鹿为马”的权术。承认“指鹿为马”的赵高可放心重用;沉默不语的人显然良心未泯,赵高要加以排斥;反对者都被赵高杀掉。
如“土改”、“镇反”、“工商业改造”、“戏剧界的改制改人改戏”等诸多运动,都是一次次“指鹿为马”的检验。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必须表态。在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中,不跟中共站在一起的就立即成为斗争对象。
4)实践“假恶斗”
道家崇尚“真”,修成的人也称为“真人”,然而道家修炼中也有“善”和“忍”,如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就是说天道并无偏私,一直会帮助善良的人。道家当然对“忍”也很重视,《道德经》中“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大国者下流”(这里“下流”指要象水流向低处一样,保持谦下的态度)等教诲俯拾皆是。
佛家以修“善”为本,然而也非常重视“忍”。佛教中僧人要勤修“六度万行”,其中“六度”的第三条就是“忍辱”。当然佛教中也修“真”,入佛门受戒,最初级就要求“不妄语”,不能说假话。
孔子主张的“仁”与“信”体现出“善”与“真”。孔子主张: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指贪得无厌)。这三戒需要涵养人的“忍”。
而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假、恶、斗”的历史。按照中共1987年通过的档案法第十九条规定,一般档案超过三十年即可解密,普通公民皆可查阅,然而中共至今仍不敢开放涉及抗日、内战、镇反、土改、大饥荒等历史档案、不敢公布毛、周与斯大林签订的中苏密约,无非是害怕用谎言掩盖的罪恶曝光而已。
共产党的“假恶斗”相辅相成。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中共都是“假恶斗”并用。譬如批《武训传》,就是用说假话的方式将武训说成是“大流氓”、“大骗子”等,然后就是用致人于死地的“恶”来“斗争”。从起家开始到今天镇压法轮功,中共的“假恶斗”手段已经磨砺得相当成熟,并将此手段深入到中国每个人的心中。
5)否定人性中的美好
人性中有一些超越种族和国家的基本的东西,比如“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与人为善,为他人着想,家人之间的亲情伦理等。
任何的人性美好都是共产党统治的障碍,以至于中共发明了一个常含负面意义的词汇——“人性论”。对于党员来说,需要以“党性”压过“人性”,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人性”也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
在中共的文艺宣传中,曾经高举“禁欲主义”的大旗,否定爱情、否定家庭。《红灯记》里的李奶奶、李玉和和李铁梅是三个家庭中的人物,靠着阶级友爱成了一家。小兵张嘎和《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从来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孤儿,失去了父母的照顾反而让他们在“革命风雨”中历练成熟,并有“革命大家庭”的阶级友爱成为亲情的替代品。《平原游击队》的主角李向阳在最开始的版本中还有一个母亲,回家乡李庄的晚上,推开门的时候还喊了声“娘”,而母亲则迎上来说:“向阳子,队伍都来了?”文革的时候改版重拍,去掉了李向阳的母亲,称呼也从“娘”变成了“大娘”。
其他如《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沙家滨》里的郭建光,《红色娘子军》里的洪常青,《海港》中的方海珍,《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奇袭白虎团》里的严伟才,《平原作战》里的赵勇刚,《杜鹃山》里的柯湘,这八个样板戏中主角都像是石头里面蹦出来的,一个个既无配偶,也无子女,凸现出要放弃个人,回归集体,彻底成为政党的工具的精神。
这里顺便指出的是,中共已经从“禁欲主义”进行了180度的大转弯,如今鼓励“纵欲主义”。中共可以投入整个国家机器镇压法轮功,用高科技手段严密监控每个在册者的一言一行,如果用同样的力度禁止毒品、娼妓、赌博和走私等,这些现象必会迅速消失。因此大陆黄、赌、毒的蔓延,中共“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这些看似与中共以前的做法互相背反的政策,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过去让人禁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效忠共产党,让党性高于家庭、高于人性;如今共产意识形态破灭,中共鼓励人沉迷于黄赌毒、一夜情、包二奶,则是为了沦丧人的道德,在纵情的享乐中无暇反对共产党。这样的“左、右互搏”在中共的统治历史中比比皆是,背后维护中共统治的目的则一以贯之。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伦理,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如《九评之六》所说: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父亲对子女的“慈”可以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种家庭伦理给人心中关注的是亲情,是仁爱。在共产党的宣传中,则是以阶级感情来取代亲情和友情。如李玉和所唱“人说道世间只有骨肉的情义重,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所谓“亲不亲,阶级分”,并发明出一个界限分明的词“同志”。互相成为“同志”者,即成为革命大家庭的一员,反之则是坚决镇压的对象。是“同志”还是“敌人”,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划分了一切社会关系,凌驾于亲人或朋友关系之上。当阶级斗争需要时,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用检举、批斗、毒打自己的亲人来表示自己阶级性强于人性,向党表示效忠。
另一方面,在中共的宣传中,亲人被敌人杀掉的结果不会给活下来的人带来深沉的哀痛,只需片刻就会把悲伤迅速转变为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万丈怒火燃烧起,要把这黑地昏天来烧塌。”
这种仇恨的反复灌输成为中共各种群众运动的动力所在。
6)否定人的谦卑,否定对天地自然的尊重
宣传韩战的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歌传唱遍大江南北。仔细看来,就是“造神”的歌词。中共歌唱英雄的时候“风烟滚滚”,青山也要“侧耳听”,晴天的时候就要打雷当作歌曲中的鼓声,大海的波涛只能给赞歌作和声。接下来,“英雄”出场的时候,“一道电光裂长空”来壮其声势。哪怕天塌地陷,“英雄”用一只手就可以把天托起来。孙悟空得道后称自己“步日月无影,入金石无碍,水不能溺,火不能焚。”齐天大圣不过如此,而中共“英雄”也可以“两脚熊熊趟烈火,浑身闪闪披彩虹”,中共的炮火则可以“倒海翻江”并且把天地都炸碎。
大跃进的时候人们高唱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这种造神的词句,在八个样板戏中俯拾皆是。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出现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们开始“改变世界”或者说破坏世界。
从人类发明能够探测红外线、紫外线、X光,伽马射线等仪器之后,用这些设备观察到的是一个与肉眼看到的完全不同的宇宙。如果人能进一步扩展自己的感官功能,则看到的会是一个更加不同的宇宙。事实上,以人生命之有限,感官功能之有限,将永远无法认清宇宙时空之无穷。因此中国的正统文化是通过自身精神与道德的升华,延续人的感官和生命,如佛家讲的“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就是典型的通过佛家修炼方法达到感官功能的扩展;而性命双修则可达到生命的延续。人通过“顺应自然”的方式与自然成为有机的一体,这才是认识自然的正途,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以这样的哲学思想做指导,中国人一直在自然面前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几千年来,中国给世界留下无数精神和物质的财富。而中共统治中国几十年,不仅破坏了中国文化,而且破坏了中国人的生活环境,造成了江河污染、空气污浊、水土流失、洪水泛滥、沙尘暴等诸多问题。
老子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又说“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种谦逊的态度,才是社会应有的文化。
4.宣传马恩列毛的伟大
1) 共产党需要造神运动
对于共产党来说“造神”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一方面,由于所有的传统信仰都被中共镇压,民众在信仰上就形成了一个空白,此时需要中共造出的“神”去填补真空;另一方面,中共的造神运动成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释迦牟尼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而在中共的宣传里,中共造出的毛泽东这位“天才”、这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才是人们迈向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道路”,他也顺理成章的代表了“真理”,且“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因为“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的思想”,所以我们只能接受毛的领导,这便是毛的执政合法性。随后,邓成了“总设计师”,江则成了“继往开来的领路人”,这些歌曲歌词所表达的无不是严重的造神情结。
这种造神运动,造出了一个真正“政教合一”的邪教组织——共产党。
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如“黄巾军”、“太平天国”之类政教合一的政权,然而这些政权都没有统一中国,更没有把他们的教义推广到其组织之外。而中共是唯一夺取了全国政权,并用暴力手段强迫人接受其教义的“政教合一”的组织。其教主就是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最高掌权者。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后,还有过两年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然而当邓小平夺了华国锋的权后,“英明领袖”这一造神词汇,就自然从华国锋的头衔中剥落下来。
造神词汇永远被用来修饰共产邪教的教主。因此相继成为“革命导师”的马恩列毛就是理所当然的造神对象。他们被冠以“解放者”或“救世主”的荣誉,捧上神坛。
恩格斯吹捧马克思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林彪则吹捧毛泽东时说毛“全面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毛的著作“一本万利”。到六十年代以后,林彪进一步吹捧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当代的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的书“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的,中共在“造神”运动中,不会使用“神”这样的词,然而“领袖”、“导师”、“舵手”,对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等说法,已经确立了中共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威。这样的词汇在今天也许换成了“紧密团结”“领导核心”,以及对“三个代表”或“八荣八耻”的漫天宣传,从深层角度看,仍然是一种“造神运动”。
2)如何造神
“我们的王成,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
这是《英雄儿女》中的一段台词。在将王成塑造成“顶天立地的英雄”后,再点出他仅仅是毛泽东的战士而已,这样毛泽东的形象无疑会更加高大。
在八个样板戏中所表现的中共干部一般只是连长、排长而已,毛本人并不出场。而每当“斗争形势”不利,有人感到悲观的时候,突然接到“毛委员的指示”,或者读上一段毛主席语录,就会立即让官兵充满力量。最后解决问题的总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被一次次的证明为“无所不能”。
这种安排也是一种造神的需要,一方面保持毛的神秘性,不出场也能决胜千里;另一方面则可以在万一出了差错的时候寻找一个替罪羊。
找替罪羊是造神运动的重要方法之一。例如1927年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命令下,准备在上海发动武装暴动,结果失败了。之后,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亭就找到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讨论责任问题。虽然这个暴动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发动的,但却不能说共产国际错了,理由是如果共产国际都错了,那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还跟谁走呢。所以只能说中国共产党错了,但也不能说是中共的政治局错了,那样党员就会失去对中共的信心。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把责任算在陈独秀身上,别人都是对的。最后,共产国际发动共产党中的其他人,一齐起来揭发陈独秀的错误,批判陈独秀怎么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所以把革命给搞失败了……
神是全知全能,不犯错误的。中共在造神过程中也在树立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因此,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果在位的话,是不可能真的认错的。因其权利的合法性来源就在于他的“一贯正确”,一旦认错,就会造成合法性的丧失。而在另一方面,人不是神,不可能不犯错误,此时撒谎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办法。
造神的另一个办法,就是伪造历史。举毛泽东为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狼奔豕突,四处逃窜。这一场失败大逃亡,在共产党的教科书中被宣传成了“北上抗日”。明明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三个月,毛泽东就在井冈山成立了分裂国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了西安事变的时候,却成了“逼蒋抗日”的英雄。这种对历史的伪造给毛泽东套上了“民族英雄”的光环。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四渡赤水,第一次和第二次完全是军事上的盲动主义,却被夸大成了“四渡赤水出奇兵”。《彭德怀自述》中对四渡赤水只字不提,聂荣臻回忆录中说他当时不知道四渡赤水是出奇兵,却在后来听没有参加长征的陈毅说四渡赤水是毛军事指挥历史上最精彩的一笔。
韩战中有五次战役。由于麦克阿瑟没有料到中共会正式介入韩战,故而前两次战役共军带有偷袭性质,并取得了胜利,而后三次中朝联军都失败了,而且是第五次战役是大败。在第一次战役结束,美方认为中共只是有限介入战争而发动的感恩节攻势被中共以优势兵力击破后,即退至38线,并要求停火。此时美方的提议与3年后双方签定的停战协议基本上并无不同,而中方却因为毛泽东的一意孤行多付出了90万人伤亡的代价。且将北韩两千万人推入常年的奴役和饥饿之中,大约有150万人在北韩的饥荒中饿死。
中共自己也承认,当时是毛泽东个人力排众议参与了这场战争。这一场灾难,被宣传成了毛泽东的“伟大胜利”,至今中国人仍然沉醉于与世界第一强国打了一仗的谎言中。以韩战为历史背景的《奇袭白虎团》成为文革时八个样板戏之一。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挑战毛泽东左倾冒进和浮夸。这种对共产党领袖的挑战一旦成功,“造神运动”就会失败,如前所述,会直接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因此,毛周等人在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后,更加失去理智的宣传“跃进”,直接导致了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那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
1962年,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教训,林彪做了赤裸裸的“造神”发言:“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林彪还编了一套“付学费”之类的理论为毛开脱。
这种昧着良心拍马屁的话,毛泽东听起来相当受用。他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准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来。”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又就修改林彪的讲话问题写信给田家英和罗瑞卿称:“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1971年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写进九大党章的法定接班人成了叛徒,按说这一回毛泽东的神话该破灭了吧。实则不然,共产党又编出“为了打鬼,藉助钟馗”、“主席早就知道”之类的谎言继续为毛造神。
中共不但通过文字,还动用戏剧、电影、歌曲、音乐等形式造神,用语录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方式造神,用敲锣打鼓欢迎“最高指示”造神。时至今日,中共仍然在用“反复学习”、“深刻领会”、“贯彻实施”、“抓好落实”之类的宣传对待江泽民或胡锦涛的“重要讲话”,实则为对现任领导的造神运动。
3) 造神的后果
无神论的推行来自十九世纪的进化论学说(进化论的谬误将在稍后的章节中述及)。所谓“唯物”并非完全否定精神的力量,而是否定超越人类之上的一切存在,即神的存在。
至此,来源于信仰经典的道德标准,包括东方佛教中的善、道家的真、儒家的“克己”与“和为贵”、 西方的摩西十诫等等全部失去了依托。于是,道德标准变成了“人”们可以不断改变的行为准则。
既然是“人”的约定俗成,那么人,尤其是共产党教义的制订者自然也可以重新定义道德,这是共产党最巴不得的一件事。没有神,中共就可以用它的暴力来推行它的价值观——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实则反对宇宙中一切善的力量。
既然道德的解释权落到了中共手里,那么中共永远都是“伟光正”,甚至犯了错误也一样。在中共承认错误以前,它自然是“伟光正”;在它承认错误以后,它会把错误归到几个倒霉的替罪羊身上,然后再把“勇于改正错误”作为它继续“伟光正”的证据。一切与中共价值观抵触的普世道德,则可以轻易被中共扣上伪道德、封建残余、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等各种帽子,而后中共自己再站在解释道德的制高点,冠冕堂皇的进行批斗镇压。
既然中共“伟光正”,一切“党文化”就必须歌颂这种“伟光正”。然而另一方面,中共又是一个血债累累、邪恶至极的邪教组织。在失去道德坐标的情况下,歌颂共产邪教“伟光正”的文化,可想而知,会对人的道德造成什么样的混乱,会对社会风气起到怎样恶劣的导向作用。
在中共的宣传中,马克思不仅仅是革命家、哲学家、科学家,而且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然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1843年贵族小姐燕妮嫁给了25岁的马克思,还带来了陪嫁的女仆琳衡。一向对“剥削”假装深恶痛绝的马克思,不但心安理得得花着当资本家的恩格斯“剥削”来的钱,无偿占有着女仆琳衡的劳动,并强占琳衡的身体在1850年产下一个私生子。当时,燕妮因为此事和马克思吵得不可开交,于是马克思把眼光投向了老朋友兼单身汉恩格斯。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声誉,要恩格斯替罪,私生子用恩格斯的名字命名,由恩格斯寄养在工人之家。吃了哑巴亏的恩格斯临死之前得了喉癌,不能说话,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弗来迪就是马克思的私生子,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这段丑事,现在已经在东德的博物馆里展出了。
2004年6月的《欧洲神经学学报》(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披露,三位以色列医师参考历史资料得出结论:列宁在领导1917年的10月革命之前,就在欧洲感染了性病梅毒,并终于在1924年毙命。所参考的历史资料包括列宁在欧洲和苏联的治疗医生的记载、列宁的健康状况材料及被研究者称为“政治宣传”的验尸报告。研究者之一的精神病医生勒纳(Vladimir Lerner)对纽约时报记者说:“如果你消去列宁的名字,而把其症状拿给任何一位精通传染病的神经学家看,他会说,‘梅毒’。”
中共党员在文革以前似乎都是禁欲主义者,但毛泽东有三个老婆当无疑问:杨开慧没有死,就娶了贺子珍;还没有与贺子珍离婚,就娶了江青。1990年底,大陆流亡作家京夫子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一书统计,跟毛泽东有着超越“同志关系”的女人甚多。名女人即有十几位之众。其中与毛相从最久、影响最深的是四位:杨开慧、贺子珍、江青、张玉凤。1994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二十二年之久的李志绥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披露了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生活。书中提到毛“一贯以女人为玩物”,征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
毛泽东的卫士宣称毛在大饥荒的时候不吃肉,以示和人民同甘共苦。而事实上毛在大饥荒已经发生的1959年,指示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为他修建了滴水洞行宫,其代号为“二○三工程”。从1960年下半年启动到1962年,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的一、二、三号主体工程连同韶山冲至滴水洞公路,同时竣工,耗资1亿。这些金钱如果购买粮食,湖南省就不会在那三年中至少饿死150万人。
共产党领袖的荒淫生活当然不会仅仅局限在纵欲方面,其权谋、冷酷、骄奢淫逸因为缺少信仰约束、道德约束、媒体监督,所以利用国家权力行起恶来,其后果就极具灾难性。且其低下堕落的品质所起到的示范作用,带动社会道德急速下滑。
“造神”成为个人独裁的基础,因为神不会犯错误,共产党的领袖也自然要被装扮成真理的化身,其他人只要盲从就可以了。于是“一言堂”被合理化,一个大脑代替了几亿大脑,灾难性的后果得不到纠正。独立思考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可能会得到中共不想让人得出的结论,于是人们随大流、跟风等等,自己的人生自己不做主。一切问题唯中共马首是瞻,或等待组织决定。
造神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许多人在被迫害很严重的时候,仍然“相信组织相信党”。当信神者被迫害时,他们可以对着心中的神去祈祷,寄希望于神的公义,而无神论者被迫害时,他们无法寻找更高的道德权威,而陷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人只好自我安慰说:中央是好的,“组织上会搞清楚的”。这种自欺欺人,也是中共自我神化的结果。
有神论者遇到困境时,会祈祷,甚至到寺院道观中烧香许愿。无神论者无处可去,于是“有困难,找组织”,希望党来解决问题,却不知党才是问题的真正制造者。
结语
中共在否定传统文化的同时,一直在系统的用党文化去替代传统文化。这个过程看上去是经过相当周密的策划后执行的。每一场运动在时间的把握上都相当精准。中共夺取政权之初即垄断媒体和教育,以一言堂的方式灌输“无神论”和“唯物论”,对传统信仰进行取缔、歪曲和镇压,对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对传统文化进行多方抹黑,贬成“封建”、“迷信”,一概骂倒。在中共眼里,认同哪一种文化,并非是一个学术问题或单纯的观点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阶级立场的问题。
中共指挥暴力机器,消灭不肯服膺于党文化的出家人或知识份子,或者利用切断生活来源的方式胁迫反对方臣服。由是,“无神论”和“唯物论”替代了传统对天理和神明的信仰,中共的价值观替代了传统观念,再通过个人崇拜的造神行动填补人信仰需求的真空。至文革后期,党文化终于磨砺成熟,对传统文化的替代也达到了中共希望的程度。劣币驱逐了良币,新生一代都在党文化教育中长大,对正统文化和观念懵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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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9日讯】最近,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了一篇署名赵黎青的文章,题为“如何看待在中国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尽管作者声明自己既不赞同将外国NGO“天使化”,也不赞同将其“妖魔化”,只是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其做“全面”评价,但这篇文章所标识的对外开放动向却值得高度关注。这篇文章的内容分成三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有助于中国社会发展和推进法治,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破坏政治稳定,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助长中国腐败。第一部分表明作者的客观与公正,第二部分是政治指控,第三部分则是道德指控。
但细细读后却会发现一点,该文所有指控都未列举具体证据。如在“危害国家安全”项下只说“从公开的资讯看,外国非政府组织通过刺探和收集中国的军事、政治或者经济等方面的情报以及其他方式危害了中国国家安全的事例迄今还并不多。但是,始终不能排除这方面的可能性”。在“ 破坏中国政治稳定”这项指控之后,该文说:“迄今外国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从公开的资讯看,在破坏中国政治稳定事例的背后,同外国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也很有限。”而在“助长了中国的腐败”这项指控后面,做的结论也是“虽然接受外国非政府组织资助的中方组织和机构的活动多数得到了正面的评价,但从已被公众所知和尚未被公众所知的一些事例看,腐败现象也是相当多地存在着的,尽管这些组织的活动一般都是以公益性为标志。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外国非政府组织难辞其咎。”
凡稍有头脑的人,读过这三项指控之后,都多少会感到这是“莫须有”的现代版本。那么,既然该文承认“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和所资助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的各类社会组织,如政府主管下的社会团体和基金会,起自民间的各类‘草根组织’,政府体制内的各部门和研究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等”,而且所有的活动也都在政府严密看管之下,再加上接受资助者高度自律,何以还要高调指出这些NGO潜在的危害呢?
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这些NGO“在中国推行外来模式”。尽管多数外国NGO“提供资助时尊重中方合作伙伴”,“鼓励中方伙伴自主开展活动”,但也有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喜欢以导师自居,以金钱为依托”,“将其所在国家的一些既定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发展模式和活动方式,照搬到中国来”。这句话的意思用中国政府惯用语言来说,所谓照搬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就是“和平演变”,让中国西化,算是广义的“颜色革命”。
允许外国NGO进入中国,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项主要内容。但随着近两年防止“颜色革命”成为当局的中心政治任务,当局对外国NGO的防范控制日趋严格。早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一两年内,北京当局就一直在清查接受“外国可疑资金”的一些民间草根组织。在防范外国NGO这一点上,中国有个意见一致的盟友,那就是俄国。今年4月,俄罗斯普京签署了《非政府组织法》,这部法律对俄非政府组织接受国外资助进行了严格限制。该法规定,在俄注册的外国NGO与本国NGO必须通报资金来源并说明资金用途,如果这些组织的活动目的被发现与俄宪法相抵触并威胁到俄国家利益,其注册权将被取消。可以预见,《学习时报》上这篇文章可以被视为中国对外国NGO政策收缩的一个公开信号。
检讨近期内涉外政策,就会发现三种几乎同步发生的现象:一是在外企建立党支部与工会――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撰文指出当局此举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帮助工人而在于加强社会控制;二是收缩对外国NGO开放之门,为防范“颜色革命”预作舆论准备;三是一向颇受欢迎的外国资本最近也在中国受到了排斥――凡属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则被中国舆论视为“中国全球化的里程碑”,而跨国集团在中国的并购,不管其收购物件是否属于战略型产业,一律目之为危害中国经济安全。将这些资讯综合起来分析,不难得出判断: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将发生逆转。
《华夏电子报》第156期
【大纪元9月10日讯】 9月9日大陆媒体通报:湖南省岳阳县发生饮用水源被砷化物污染事件。经环境监测中心监测,发现砷超标10倍左右。饮用水砷超标10倍
据《新京报》报导,污染源为上游50公里处的临湘市一化工厂废水池发生的泄漏,致使大量高浓度含砷废水流入新墙河。
据监测站9日数据表明,新墙河监测断面及岳阳县水厂取水口砷浓度为0.31-0.62mg/l,超标10倍左右。据预测,污染团现尚未通过岳阳县取水口。
八万人停饮自来水
新墙河是岳阳县城八万多居民的自来水取水源。污染事件发生后,当地八万多人的饮水安全成问题。相关部门已通知勿饮自来水,并使肇事企业关停。目前,污染源已被切断,河水中的污染物在解决中。
中国环保总局专家说,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属无臭无味的白色粉末,高毒,为致癌物。主要影响神经系统和毛细血管通透性,对皮肤和粘膜有刺激作用。中毒后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四肢痛性痉挛,最后会昏迷、抽搐,呼吸痲痹而死亡。
大陆饮用水污染严重
水环境污染必然影响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问题,直接饮用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的城乡居民饮水质量和卫生状况难以保障。据调查,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不合格的约占25%,其中淮河、辽河、海河、黄河、西北诸河近一半水质不合格。华北平原地下水饮用水源地,有35%不合格。2004年12月22日水利部长汪恕诚公布:我国70%以上河流湖泊遭受不同程度污染,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有机污染水、血吸虫等,造成农村3.6亿人饮水不安全。其中,1.9亿人饮水中有毒物质含量超标。
附:相关连接
水污染对健康影响
地方性氟中毒病:是在高氟环境中,长期摄入超过人体需要量的氟元素而引起的慢性中毒性地方病,以影响骨骼和牙齿等硬组织为主的全身性疾病。早期病变为损害发育中的牙釉质发生氟斑牙,继续发展可引起骨骼变化,表现为腰腿疼、关节活动受阻。重者骨骼变形、致残甚而瘫痪,生活不能自理。
据报导,我国农村供水约有六千万人饮水中氟化物超过卫生标准要求,约有二千多万人因而患上地方性氟斑牙和氟骨症。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水砷标准0.01mg/L计,中国砷中毒危害病区的暴露人口高达 1500万。
另外,化学物质对饮水污染所带来的危害与微生物所造成的污染不同,主要健康危害是长期接触后造成的有害作用,特别是蓄积性毒物和致癌物质。许多种人工合成的有机物具有致突变、致畸变、致癌变作用和毒性,对健康产生潜在危害。@(
苏联红军即将进入东北时,毛对参加“七大”的代表激动地宣布:“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就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夕,毛还在苏共领导人米高扬面前,反覆强调他是斯大林的信徒。
那么,毛泽东是否也做过斯大林的“老师”呢?据我看,曾有过一次,或许是唯一的一次:毛泽东使斯大林学到了怎样在共产党内进行大清洗,怎样把所有那些他不喜欢的、不信任的人,从肉体上彻底消灭。
一
这件事发生在1930年。当时的毛泽东已经完全控制了两支红军:朱毛红军和彭德怀军,以及闽西红区。但他眼睛一直盯着井冈山东边的江西红军和他们的根据地。
红色江西领袖是个颇有魅力而相对温和的人,叫李文林,指挥着一支几千人的队伍。二月六日毛在一个叫陂头的地方,开所谓'联席会议',把红色江西的权夺到手。毛的连襟刘士奇(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的丈夫)当上红色江西地方党组织首脑(赣西南特委书记)。李文林只得到一个低级地方职务:赣西南特委下属的赣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没过多久,毛又夺了江西红军的权中央没有授权毛泽东管辖江西红军,把江西红军编为十三个军之一,与朱毛红军平行,连军长都物色好了:蔡申熙。据江西的报告,蔡到江西后,毛“用手段打击蔡申熙同志”,不准蔡就职,而是派一个听他话的人任军长,连襟刘士奇当政委。
江西跟在上海的中央没有电讯联系,全靠巡视员、汇报人在数百公里的长途上,凭两条腿传书带信。毛竭力封锁与上海的联系,很可能还跟刘士奇合谋杀了反对他们抓权的巡视员江汉波,后来又用江的名字写了一份支持抓权的报告给上海。
八月初,毛泽东带着部队北上长沙。江西共产党人抓住这个机会,在老领导李文林的主持下召开代表大会,把刘士奇选掉了。
开会时群情激愤,人们不断站起来斥责刘,矛头直指毛。据刘士奇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人们针对他和毛说:“我们党内危险,负责人好当官,会变成军阀。”还说他们俩“不许别人发言,任意加入机会主义的名词”,枪毙了太多人,“逼成了党内浓厚的赤色恐怖”。大会作出决议,要求中央开除刘士奇。但这些红色江西人不像毛、刘那么心狠手辣,他们没有杀刘,让刘去了上海。中央把刘派到另一块红色根据地鄂豫皖,在那里他成了张国焘的刀下鬼。
二
刘士奇既被解职,毛泽东失去了掌握红色江西的手。二打长沙后,他打马回头,要重新控制江西。他也是回来报仇的。十月十四日,他在归途中给上海写信说,江西共产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为AB团(AB是英文Anti-Bolshevik的缩写,江西曾有过这么一个反共组织,早已停止活动)富农所充塞”,“非来一番彻底改进,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毛泽东的大清洗就此开端。毛不光要杀光红色江西中反对过他的人,还要灭掉他的红军队伍中不忠实于他的人。
十一月下旬,毛先从红军开刀。他把部队集中到红色江西的中心,以便没人能逃。他宣布在彭德怀军里发现了AB团,首领叫甘隶臣,罪名是“煽动官兵脱离前委领导”。也就是说,企图摆脱毛的控制。逮捕和处决就此开端。
朱毛红军里,毛也有不少的帐要算。一年多以前,这支红军曾把他选下了台。毛知道人们厌恶他,自己在1930年十二月二十日给上海的“答辩”信中,承认人们说他是“阴谋家”,“喜欢用政治手段'拉一个打一个'”,“陷害同志”。
毛主要使用李韶九来搞大清洗。不少人认为李韶九 “素来卑鄙龌龊”。一个巡视员写道:“李在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因李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
在李韶九主持下,“首先是总政治部,接着就在各军、各师开始了。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朱毛红军“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
毛在给上海的信中说:一个月工夫,他管辖下的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所有的都受到严刑拷打,大多数被杀。一旦把红军中曾经反对他的人杀得差不多了,毛就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
三
十二月三日,他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夏天开会把刘士奇选下台的人。毛把这个会称作“反对毛泽东”的“AB团取消派的会议”。他下令“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李韶九在十二月七号到了富田,当晚就开始抓人用刑。一种刑法叫“打地雷公”,把竹签从手指头与指甲盖之间的缝里打下去,一锤锤钻心的痛。另一种刑法,用香火烧,也是慢慢地折磨你,叫你长久地痛。李韶九还为江西领导人的妻子备有专门的刑法。据受害者事后的控诉,他“将女子衣服裤子脱下无片纱,用地雷公打手,线香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暴行激发了一场兵变——第一场直接地、公开地反对毛泽东的兵变。领导人是刘敌,是毛的老乡。毛曾派他去江西红军中做官,想用他协助控制江西红军。李韶九一到富田就把他找来,先对他说有人咬他是AB团,吓唬他,然后说只要他肯合作就没事,还能升官。
在兵变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刘敌写出是什么促使他挥戈而起。他看见李韶九的屋里“酒肉火腿摆着桌上,大喝大吃”,而脚边是受刑的同志。他听见李韶九“非常起劲高兴”地讲他怎样刑讯,周围的人又怎样恭维他。“尤其是李韶九说不是AB团问题,全是政治问题,更使我怀疑而肯定这里面一定有鬼”,“一定是毛泽东弄鬼派走狗李韶九来屠杀江西党的干部。”刘敌决心拯救他的同志。他先对李韶九说:“我是你老人家的老部下,我的政治水平非常低,你老人家是完全知道的,现在幸喜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的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你老人家总不是AB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们三位是追是随”。这样一来,李“便安慰我不要恐慌,因为他们又要审人了,要我到小屋子里去坐,门口有人守着,听到李韶九审政治部政务科长尚子龙同志,被地雷公打得听天喊地,我便在屋子里铺上睡着打主意。”第二天一早,刘敌继续装作讨好李韶九:“用足踢李一下子,眼睛睬他一下子,李又随我出另到一间房子,那时我又横竖是不要脸,同他大排谈一番,专门讲小话,这样一来他相信了我。” 李韶九要他“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将你这团的AB团马上肃清”,还告诉他AB团就是那些毛“调不动,靠不住”的部队。
刘敌回到自己的部队,同志们“都非常希奇,同时喜欢,那时党内一般干部都感觉得同志之生命毫无保障,非常恐怖”。他说了他的所见所闻,部队都愿意跟他一起行动。十二日,刘敌集合起部队,直奔富田,“救出一大批被陷同志”。他没有想要加害毛的走卒,李韶九跟其它人都安然逃走。
当晚富田出现“打倒毛泽东”的大标语。第二天上午在富田广场召开了反毛的士兵大会。下午,江西党组织离城退到六十公里外的赣江以东。他们散发通告,这样描述毛:“毛泽东为人谁都晓得,是极其奸猾,个人意识非常浓厚,英雄思想充满了脑筋,对同志素来是命令主义恐吓手段,惩办制度,对党一切问题素来是少有会议讨论解决,无论在某一问题只要他发表意见,便谁都要赞成,否则他即藉组织来对付及拟造新的谬误理论来为难。毛还经常惯用政治手段来打击同志,对干部的培养他素来是做他个人工具利用。总之毛泽东他平日的一切言论行动工作的表现,已经不仅不是一个革命领袖,而且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战斗者——布尔什维克党员。”通告称毛想做“党皇帝”。
四
在场的中央巡视员不准公开抨击毛,说毛“与国际革命都有影响”。江西共产党人服从了命令,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中央。从苏联回国后主事的周恩来遵循斯大林的指示,完全给毛泽东撑腰。斯大林要的就是像毛泽东这样最狠、最下得了手的人,非这种人不能成事。江西共产党人虽然忠于党,但可以被牺牲掉。周恩来要他们“毫无抵抗的执行”毛的命令,否则就要受到“无情的武装斗争”,也就是说被歼灭。
毛“审讯”、处决了参与富田事变的刘敌和其它仗义救人的官兵。行刑前,他们被押着在红区巡回示众。行刑时,基层干部一律组织观看。
大清洗越演越烈。据一九三二年五月的一份秘密报告,当时“一切工作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审讯时“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胜利县)。就胜利说,刑法计有一百二十种之多。”有一种想像丰富的刑法叫“仙人弹琴”,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杀人的办法也多种多样,“剖腹剜心”是常见的。
数万人就这样死去。根据当时的报告记载,仅红军就有一万人死亡,是所有毛管辖下红军的四分之一。
斯大林当时的结论是,毛的做法在“根本上是正确的”。毛策划的这场狂杀共产党人的运动,显然启发了斯大林,使他学到不少东西。再过几年,斯大林的大清洗就将在苏联掀起血雨腥风。从毛的大清洗中,斯大林已经看到他未来消灭数百万共产党人的雏形。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
【大纪元9月10日讯】早前在纽约一个朋友家里遇见一位大陆来的“访问学者”,他对旷世独裁者毛泽东数十年来带给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有深刻的认识,唯独说起毛到底没有像蒋介石、金日成那样父传子位,建立“毛氏王朝”而感到些许安慰,说是他老人家“坏事还没有做绝”,到底还为国家民族留下了一点好处。我对他说,此言差矣!非不为也,莫能为也!不是老毛不想父传子位,建立“毛氏王朝”,只是天意难违,天理不容,他想做而做不到而已。究毛泽东其人,出生于晚清时期,小时在乡村私塾受封建传统教育,最高学历中等师范,从未接触过西方现代文明,对民主政治一无所知;相反,热衷于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崇拜草莽英雄,信奉成王败寇,钻研帝皇御术、热衷宫廷争斗。早在乡间务农时,每天挑粪下田够了父亲规定的指标,就躲进树林子里看他的三国水浒,做他的山寨皇帝梦;延安时期中共偏安一隅,毛泽东就和丁玲等玩起了封妃子的游戏,将妃子的名号一一封给延安仅有的几十个青年女性。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毛泽东竟要求放56响礼炮,纪念他56岁登基,世界史上闻所未闻。1951年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大游行,毛泽东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在在可见他满脑子极其根深柢固的封建帝王思想。
一,从毛泽民到毛岸英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伐战争时期,毛泽东秋收起义事败逃上井冈山,上山仅短短数月,就无情地抛妻弃子,另结新欢。元配夫人杨开慧被杀后,是毛的大弟毛泽民将毛泽东的三个儿子送去上海,进入中共秘密开设的“大同”幼稚园。后上海中共机关被破获,三兄弟流落街头,1936年才被共产党营救将毛岸英、毛岸青送去苏联,毛岸龙下落不明。
毛泽民比毛泽东小三岁,是毛泽东最信赖的人之一。中共“一大”后不久,毛泽民便被毛泽东发展成为党员,当时毛泽东已经离家出走,毛泽民在韶山老家管家,是毛泽东把他带出来的。当年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毛泽东趁乱实行军事割据,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自任主席,封其弟毛泽民为“财经人民委员”兼“中央苏区银行行长”,让他管钱,早期的毛氏兄弟王朝已初见端倪。
据张戎女仕“鲜为人知的毛”一书透露,毛泽民任职“银行行长”时,曾经帮毛泽东隐藏了一大笔私财,这是毛泽东1932年打下漳州时抢掠敛聚的金银珠宝和银元。红军长征前夕,为了要求博古不要丢下自己,毛泽东要毛泽民将这些钱财全部交给博古和李德,当时中共非常缺钱,一再向莫斯科求援,毛泽东雪里送炭,解决了燃眉之急,博古李德才没有将他丢下不管。
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打倒主要政敌王明,派遣毛泽民以“治病”为名,于1939年6月去苏联。到了苏联后却一次都没有去医院看过病,只是不停地向莫斯科报告,攻击王明和其他留苏派,说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没有“革命斗争经验”,不能当党的领导层,直到把王明拉下台。此时毛氏兄弟王朝有了进一步发展,如果不是毛泽民1943年9月在新疆被杀,其后毛氏王朝肯定会成为现实。
毛泽东最信赖的弟弟毛泽民死了,三个儿子中第二个疯了,第三个生死不明,剩下大儿子毛岸英,毛泽东将毛氏王朝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毛泽东周密地计划和安排毛岸英的接班前途。延安时期,毛泽东喜新厌旧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搭上了上海滩三流影星蓝苹,把压寨夫人贺子珍和女儿李敏丢在苏联疯人院,把儿子毛岸英从苏联接回来。根据张戎女仕“鲜为人知的毛”一书所述,狂傲的毛岸英穿着苏军的呢大衣和马靴,在穷山沟里招摇过市,狂跳交谊舞,大摆太子爷架子,不拘小节,惹得众人议论纷纷。毛泽东不得不将他送到农村去参加“土改”,“拜农民为师”,要他“夹起尾巴做人”。可是,毛岸英以特殊人物自居,不恰当地参与政治,经常在毛泽东面前议论中共的高层领导。毛泽东也偏听于他,他说谁不好,毛泽东就疏远谁,因而,当时许多人为免遭难,纷纷拍他马屁,把他哄得找不着北。
毛泽东东北一到手,就把毛岸英安插到东北最大的机器总厂里当党委副书记,让他学习如何管理工业建设。1950年3月,毛泽东与其湖南老乡周世钊谈话时说:“岸英是个年青人,它从苏联留学回来后,去农村锻练过,在工厂也干过,但还很不够,在战争中成长比任何其他环境都更严更快”。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按照毛泽东一贯的轻视知识份子,重视“工农兵”的思想,他要让毛岸英尝遍工农兵的味道,好让他将来子承父位,顺利接班,于是就安排毛岸英跟随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入朝。但是彭德怀不敢接这个太子包袱,1950年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设家宴为彭德怀饯行,举杯对彭说:“我替岸英求个情,你收下他吧”!很显然父子俩早已商量好,并共同作出决定。(见毛新宇“我的伯父毛岸英”)。
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49天之后,同年11月25日,毛泽东的“毛氏王朝”梦想便告彻底破产,毛岸英被美国飞机炸死在朝鲜大榆洞,其时他刚过完28岁生日后一个月。
原中共志愿军作战处副处长成普先生在回忆文章中说,彭德怀司令及先头部队其实早已秘密入朝,为躲避敌机轰炸,彭德怀将司令部从屋舍搬入山洞。在司令部会议上,一个俄文翻译经常敢于当面顶撞彭德怀,令与会人士对这个人的来头都有了好奇和疑问,可是出于保密原则,谁也不知道这个人的真实身份。1950年10月25日,中共正式宣布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一个月后的11月25日,上午9点多钟,彭德怀和副司令员洪学智在司令部山洞里下棋,毛岸英带着两个参谋\离开彭德怀所在的山洞,回去附近的司令部屋舍炒鸡蛋饭。当时志愿军的日常生活极其艰苦,据说这一小篮鸡蛋还是金日成送给彭德怀的礼物,毛岸英就私自取用了。却不想因烟囱冒烟暴露了目标,引至美军用燃烧弹猛炸,成普及时爬出窗口,毛岸英和高瑞欣参谋\躲在床底下被烧死。有人报告彭德怀后,彭德怀立即赶赴现场,面色苍白连连自言自语:“叫我怎样向主席交代?叫我怎样向主席交代”?旁人才知道这个翻译原来是当朝皇太子。
毛泽东原意是让他镀上一层战争的光环,以便将来接班,却不想弄巧反拙死于傲慢和特权。中共建政是1949年10月1日,一年后毛太子就呜呼哀哉了,暗中策划多年的“毛氏王朝”胎死腹中,这实在是给毛泽东带来最沉重的打击。毛泽东毕竟也是人,也是个父亲,其失子之痛,虽然深埋心底,但在他的事业遭到挫折的时候,曾经以其特有的形成流露过。
其后毛泽东的许多思维和决策都与此大有关系,毛岸英一人之死,间接地导致了亿万同胞深重的苦难和死亡。
二,“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1958年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失败,全国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在党内外受到极大的批评和压力,1959年8月不得不召开“庐山会议”,让大家发表意见,纠正“左倾”错误路线。没想到半途杀出一个程咬金,彭德怀递交“意见书”,暗讽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恼羞成怒,突然改变会议方向和议程,改反“左”为反右,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彭德怀被打翻在地,几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折磨而死。这一件惊天大案,表面看导火线是彭德怀不识时务犯了天颜,内中原因人莫能知,毛泽东是否突然想起爱子毛岸英之死,藉机大兴问罪之师,绝非没有可能。
“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曾经在中央委员大会上痛切地哭诉:“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是始作俑者,我无后乎?……”,说彭德怀绝了他的后,一众共党高官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71岁生日后三天,毛泽东突然写条子给秘书田家英,索要“三垂岗”诗,便条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导: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岗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查一查,告我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田家英为他找出了这首“三垂岗”诗: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岗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这首诗为清代严遂成所作,是歌颂后唐李克用父子的战争咏史诗。三垂岗,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据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唐庄宗本纪”载:“初,(李)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今河北邢台),还军上党(今长治市),置酒三垂岗,伶人奏“百年歌”(西晋诗人陆机写的组诗,共十首,每十句为一首,歌唱人的一生从幼到老的悲欢变幻),至于(唱到)衰老之际,声甚悲,座上皆凄怆。时(李)存勖在侧,方五岁,克用慨然捋须,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儿也,后二十年,其能代我战于此乎!”。
二十年后,公元908年,李存勖果然带孝出战,在山西潞州境内三垂岗大败朱温父子,其后灭掉后梁,在洛阳重建后唐,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奠定了霸业,三垂岗亦由是载入史册。
中国古代诗歌浩如烟海,其中咏史诗所占比例不大,而描述战争的咏史诗更少;严遂成在清代诗人中不算出名,其“三垂岗”一诗被收集传诵不多。但是,为什么毛泽东在他71岁生日后突然想到这首诗,其后并恭恭正正地抄写下来?原因有二:
其一,这首诗不但描写战争,而且写出了父子两代英雄。唐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李克用从代北沙陀少数民族中崛起,一生征战,创立了“连城犹拥晋山河”的基业。他死后,儿子李存勖父死子继,又是南征北战,消灭后梁政权,统一中原,建立后唐,被历代史家视为父子英雄。“风云帐下奇儿在”,毛泽东显然从这首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想起了毛岸英。
其二,为什么会在这个特定的时候想起毛岸英?因为这时候毛泽东心情极为烦恼,在党内的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他亲手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背叛了他,令他十分生气。专制国家特有的“接班人”问题和激烈的党内斗争令他寝食不安,一时感触,竟写条子给秘书查找古诗“三垂岗”,并且居然罕见地称晚辈田为“同导”,可见他当时心情十分紊乱。“鼓角灯前老泪多”,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三,“接班人”的背叛
其时,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全国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建议同时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研究“社教运\动”二十三条。会议开得比人大还长,是因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令他对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从根本上发生怀疑和动摇,他为此感到忧虑、烦恼、生气甚至痛切。
刘少奇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亲手提拔和培养的接班人,中共“七大”后一直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共建政后,1959年毛泽东还将“国家主席”的宝座让给了他,同时对外宣称刘少奇就是他的接班人。可是,事与愿违,1958年大跃进失败后,两人之间出现裂痕,随着毛泽东将“阶级斗争”不断推向高峰,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激烈和公开化。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受到党内外极大的压力和非议,不得不作出检讨,领导地位发生动摇。刘少奇在大会上作报告说大跃进失败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公开和毛泽东文过饰非的“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唱对台戏,从此引发毛泽东的不满。1963年毛泽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亲自制定“前十条”,估计“基层单位有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同年9月,刘少奇主持制定“后十条”,比毛泽东的估计更严重,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开始时,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两个“十条”也是毛泽东批准下发的。后来,作为“四清运\动”总指挥的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下乡蹲点,搞出一个秘密扎根串联的“桃园经验”,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刘少奇亲自出席鼓掌支持,并且人手一册在全国各地推广。刘少奇要求干部通通下去蹲点,还说“毛主席的调查研究方法已过时了”,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进一步引发了他的不满。毛说:“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说那是“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就在1964年12月毛过生日那天,他发了一通脾气,话中有话地说:“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第二天,12月27日,毛泽东在会上说:“内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四清运\动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四清和四不清是阶级斗争”;刘少奇反对说:“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能统统上升为阶级斗争”,于是,在会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其实,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早已逐渐有所流露,1964年11月,在一次工业汇报会上,毛泽东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通通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这段粗卑不堪的农民语言,来势汹汹,可惜刘少奇没有听懂。
更严重的是,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时,负责组织工作的邓小平,以为这只是一般的工作会议,出于好意,曾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刘少奇在会上插话太多,喧宾夺主,令毛泽东极为不快。事后几个党国元老批评刘少奇对主席不够尊重,劝刘少奇向毛泽东认错。第二天,毛泽东手持两本书参加会议,怒气冲冲地说:“不是有两本书吗?一本叫党章;一本叫宪法。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嘛,可是,现在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怒形于色,惊震全党。正在此时,那边的“人大”选举照常进行,刘少奇再度当选为国家主席。当天,毛泽东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他“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会后,毛泽东和大区书记谈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接见外国共产党的时候,也直通通地问人家,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弄得人家无言以对。
1970年斯诺访问中国时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很干脆地回答:“那就早了,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第一条就说四清运\动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当场就反对”。(见彭明道“接班人的忧思和痛切”)
由此看出,1964年毛泽东71岁生日前后,刚过古稀之年,毛泽东为自己权位受到威胁寝食不安,同时也为接班人问题忧心重重,因而痛切之时,不由得想起了毛岸英,想起自己早已破碎的“毛氏王朝”之梦。
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中共的党史,其实就是一本自相残杀的历史。建政前党内尚有一些民主之时,凡是遭到重大失败挫折,党魁都会被人轰下台,如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和张国焘都是如此。虽然毛泽东挟得天下之势,居开国皇帝之功,党内外对他的颂杨崇拜一时无两;但是随着大跃进失败,全国大饥荒,党内许多高中级干部都对毛泽东的治国才能产生怀疑。“庐山会议”后大批干部为彭德怀鸣不平,毛不得不对“反右倾”进行甄别;刘少奇接手领导经济工作后,扭转困难局面,使他在党内的声誉地位迅速上升。毛泽东从彭德怀到刘少奇身上开始感觉出对其地位的挑战,也从他们的反叛深刻地感觉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有老婆儿子最可靠。于是,毛泽东就密谋\策动“文化大革命”搞掉刘少奇,同时,开始着手安排亲属传位接班,延续“毛氏王朝”之梦。
毛泽民、毛岸英死后,他最亲近的健全的亲属就剩下了江青和毛泽民遗孤毛远新两人了。可是江毛二人资历尚浅\,毛泽东一方面放江青出来干预政治,另一方面更极力栽培毛远新。文革开始以前,1964年大专院校里广为传达“毛主席和毛远新的谈话”。毛泽东没有让毛远新上清华北大,而让他去“哈军工”,是因为毛泽东深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为了让他效法金正日,在专门培养军队高级干部的基地认识同学,建立自己的军队班底。可是毛远新无心向学,自命不凡,与一众高干军干子弟合不来。文革开始后,为毛远新返哈军工领导文革,毛泽东御准全国65届毕业生可以回校“闹革命”,以至文革初期“八八”派头目敢于叫出:“毛远新算老几”!毛远新到北京告御状,由“中央文革”出面宣布该派为保守组织,勒令解散。毛泽东随即任命他为“中央文革联络员”,让他在辽宁充当钦差大臣。当时辽宁分三大派别,其中最大的“八三一”不听他的指挥,毛远新选择军区支持的“辽革站”,将其他两派镇压下去,并将“八三一”头头逮捕。1968年毛泽东破格任命年仅27岁的毛远新为沈阳军区第一政委,统领东北三省军管会,官至大兵团级;并且委任陈锡联为司令,牵制林彪四野势力,辅佐幼主。毛泽!
东的计划是将东北作为建立“毛氏王朝”的大后方,进可攻退可守。可惜毛远新是个典型的纨绔弟子,只懂得吃喝玩乐,身为东北最高长官只会玩女人、看外国电影、拍照片……。其间将一个来沈阳军区总医院探姐姐的上海女工全秀凤搞大了肚子,在上海帮的极力拉拢和江青的热心劝说下结了婚。婚后又因为习惯性流产长期住院,攀上枝头变凤凰,出身寒微却又硬充高贵,对全是军干高干子女出身的医护人员颐指气使,在东北军干高干圈子里暗地里传为笑话。有一次专机送两人去大连看球赛,他未到不敢开场,他一到,主席台全体老军头起立鼓掌,他竟然理都不理,在中央坐下来,老军头一直站到完场。毛远新在东北六七年,除了安插了谢富治女儿女婿在鞍山外,不但没有建立自己的团队,反而得罪了许多高级将领。(见方丈“毛泽东的最后安排”)
深喑宫廷帏术的毛泽东知道,要传位给皇太子,如果能在生前亲自扶值上台最好,比如蒋经国和金正日,可是,毛远新实在是不争气,扶不上壁;江青又素质低下,树敌太多。党内外反对的力量很大,朱德、周恩来都实行亲属避嫌,毛泽东一时难以办到。如果不能赶在生前亲手扶上台,唯有先将权力交给后党,由皇后辅佐幼主;同时物色扶助太子上位的“顾命大臣”,与后党势力互相牵制。毛泽东熟读史册,知道如果幼主无能,后党必然坐大,像吕后、武则天、慈禧太后一样垂帘听政,加上毛远新非江青所出,日后必然反目成仇。因而必须同时物色像诸葛亮一样的,你让他当皇帝他都不肯当,鞠躬尽瘁扶助太子可靠的“顾命大臣”。环顾四周,一将难求。一来为了借力打倒刘少奇,当时需要一个资历深、有实力的人取代刘少奇;二来也为了观察顾命大臣,考验他的忠心,毛泽东选中了林彪。可是林彪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以为老毛真的要传位给他了,不去觐见真命天子毛远新,树立他的权威,反而大树特树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加上争当国家主席,令毛泽东看清楚了自己死后,“毛氏王朝”就会变成“林氏王朝”。于是先下手为强,出巡游说各路诸侯必要时勤王京师,逼得林彪仓惶出逃,折戟沉沙。毛泽东亲?!痔暨x,并且公然写入党章的接班人背后向他下毒手,大大出乎他的意外。经此一役,共产党颜面尽失,老毛也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更重要的是留给他打着共产主义旗号,暗中筹划封建传位的时间不多了。
于是,毛泽东双管齐下,一方面重用后党江青四人帮、另一方面加紧栽培皇侄毛远新,将其调来北京做共产王储,任命他为“主席联络员”,他成了全中国最特殊的人物,颁布当今皇上圣旨的皇太子,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开会,他坐在中央主席位子上,一众党国重臣两边正襟危坐。毛同时将在东北辅佐幼主的陈锡联调来北京,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为防诸侯作乱,又仿效古代帝王将七大军区司令对调。此时,后党四人帮与前朝旧臣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明争暗斗,毛泽东一时难冒天下之大不讳公然捧后党四人帮上台,唯有暂时采取平衡策略,由后党四人帮与前朝旧臣联合组阁,采取放长线钓大鱼静观其变的策略,以静制动。由于江青四人帮太不得人心,老毛偶尔也不痛不痒地批评几句,一来可以缓和双方的矛盾;二来万一江青四人帮实在扶不上壁,也可宠络旧臣们支持毛远新,自己还落下英名。尽管毛泽东老谋\深算,费尽心机,可惜为时已晚,周恩来一死,亿万群众中长期积聚对毛泽东四人帮的不满和愤怒藉机爆发,1976年4月5日发生天安门事件,群众矛头直指“当代秦始皇”毛泽东。浅\薄无知的四人帮还为武力镇压了四五运\动沾沾自喜,老谋\深算的毛泽东却不得不叹息说:L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变化,我看军心、民心不在我们这边,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最后,不得不在病榻上哀叹“在血雨腥风中交班”(见张玉凤回忆录)。
五,“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守四方”
此时“毛氏王朝”的成败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老天爷留给暴君毛泽东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老毛慌不择路,一手再次贬谪中兴重臣邓小平;一手破格提拔“顾命大臣”华国锋。看中他的忠心耿耿和知恩图报,同时也考虑到华任公安部长,亲手镇压了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手上有血,不敢谋\反。另外还选择叶剑英、陈锡联、汪东兴等辅佐华国锋,向他们托孤,寄望他们将来扶助幼主上台。此时,党国元老周恩来朱德已经先后去世,去除了传位亲属的最大障碍,毛泽东最后能做的事是公然留下一份政治局名单,其中赫然居于首位的就是皇侄毛远新,江青居其后,托孤大臣华国锋、叶剑英、陈锡联、汪东兴等榜上有名。最后,老毛还没有忘记黄昏妃子张玉凤,也赫然名列其中(见汪东兴、张玉凤相关回忆录)。宫廷内宠一无赫赫战功、二无治国之材,单凭皇上恩宠便可以挤身安邦定国重任之列,实在比封建王朝还不如。
刘少奇、林彪的背叛,周恩来、邓小平的阳奉阴违,朱德的冷眼旁观,加上四五群众运\动群情汹涌,令到毛泽东众叛亲离,深感大势已去。回首自己一生,数十年来戎马生涯,南征北战,好不容易打下一朝江山。本想效法历代开国皇帝,传之万代,不料后辈死的死,疯的疯,剩下的杇木不可雕,烂泥扶不上壁,令他几许无奈,几许叹息。此时,他想起了和他一样出身自贫穷农家,崛起于行伍之间,在乱世中,勇取强敌项羽,掠得大好河山的汉高祖刘邦。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西楚霸王项羽灭掉大秦,刘邦起于阡陌之间,形成楚汉之争,垓下一战击败强敌项羽,得掌天下。犹如清朝末年,孙中山推翻满清,军阀混战,国民党北伐一统江山,毛泽东共产党螳臂捕蝉黄雀在后,趁日本入侵之机会,乘势坐大,抗战胜利后羽翼已丰,悍然发动内战,三大战役打倒强敌蒋介石,江山社稷尽收囊下。中国本来就是封建传统根深柢固,袁世凯当了大总统还想到皇帝呢!眼见宿敌蒋介石在台湾成功地传位儿子,满脑子封建思想的毛泽东怎会无动于衷?于是,汉高祖刘邦成了他的好榜样,也成了他最崇拜的人。但是想到刘邦成功地诛灭了各路诸侯,倚靠吕后成功地传位儿子,而他碍于冠冕堂皇的共产主义言词,不敢明目张胆;老婆、子孙后辈又不争气,众叛亲离,使到他日薄西山仍然未能传位毛氏后人,确立毛氏王朝,再次伤感一时,召王储毛远新入宫,老泪纵横,伤心地吟颂刘邦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守四方!
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登位,建立大汉皇朝。开国之初,不得不大封有功之臣,让他们各据一方,其中以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势力最大。刘邦放心不下,其后花了六年时间,藉词诛杀各路诸侯,特别是公元前196年御驾亲征,虽然阵前中箭负伤,仍然最后平定了英布的叛乱。在班师回朝的途中,路过故乡江苏沛县,在那里住了十几天,邀请父老乡亲摆酒庆功。席间,刘邦高歌一曲,慷慨起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风歌”。
史载刘邦想起两雄相争,勇克强敌,其后又为江山社稷传之万代,连年征战,削平各方山头,如今垂垂老矣,子孙后辈能否守住江山,又能否则安邦定国?一时感触,于是“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汉书.高帝纪)。史学家纷纷评说“大风歌”透析着英雄迟暮的苍凉感,表露了刘邦内心深刻的忧虑和恐惧。如果说“垓下歌”表现了失败者项羽的悲哀,“大风歌”则流露出胜利者刘邦的悲哀,翌年,刘邦在不安中去世。毛泽东不是不想效法刘邦传位后世,只是很多事情他来不及做。毛泽东此时对毛远新吟颂大风歌,不难看出,其心情和当年的刘邦一样不安无奈。
六,有贼心,无贼胆
毛泽东和刘邦一样,看不起知识份子,无容人之量;心胸狭窄,猜忌多疑,天下为私,不惜劳民伤财,兴师动众,诛杀功臣,消灭异己。可惜他有贼心,无贼胆;有贼胆,也没有贼能(力)。有心想建立毛氏王朝,却无刘邦的本事;生前自吹自擂如何聪明伟大,其实草包一个。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时数学英文等自然科目全部不合格,甚至得O分,最大的学问就是写几篇狗屁不通的作文。不过以他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如果安分守己在乡下做一个小学教师,或者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的时候,发愤读书,潜心学问,像梁漱溟先生一样自学成才,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中文教授。可是他却更喜欢当一个造反起义的农民领袖,历史的阴差阳错,把他推到了一个武装反对党主席的位置上,更让他在乱世中取了天下。
其实,他的所谓军事天才只是自吹自擂,长征途中他接手指挥军队后的第一仗,就在贵州土城大败而回。他不顾将士疲劳,不断兜圈子和国民党追兵捉迷藏,自己躺在担架上,官兵们却苦不堪言,当年彭德怀林彪都曾经上书要求取消他的指挥权。他一路流窜到达陕北保安县,只剩下几千残兵败将,实际上,如果不是日本入侵,全国人民联合抗日呼声高涨,张学良阵前反戈,毛泽东早就像张国焘的西路军一样全军覆没了。国共内战之初,毛泽东仗仰苏联支持,抢先派兵接收东北,国民党军秦皇岛登陆,他一日数电令林彪死守山海关、四平、沈阳、长春,“将其变成马德里”,结果一个都守不住,被蒋介石一直赶到北满。若不是马歇尔强令蒋介石停止追击,实行休战恢复和谈;若不是斯大林将二十万伪满军队和大量日本军械交给毛泽东,共产党在东北早已垮台了,他之所以能得天下,其实是时势造英雄而已。可是他却贪天之功为己有,以为得天下是他一己之功,他有权私相授受。
毛泽东最献丑的是得天下后,自不量力地试图领导一个大国的建设,可是却因为先天不足,出身在穷乡僻壤,受教育少,知识贫乏;后天的经历也很狭窄,戎马倥偬,大半生在马背上度过,从未接触过现代文明,根本就不是治国之材,连最基本的科学常识都不懂,更不用说国际视野。结果建国短短十年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已经搞到民不聊生,饿死几千万人。毛泽东最致命的的缺陷在于自以为是刚腹自用,最明显的弱点是不善识人。别的不说,光拿择偶一事就已经在全世界面前出丑了。在延安被贺子珍持刀(一说驳壳枪)追得满窑洞跑、采访他的美国记者斯诺德莱还被贺子珍吃醋扯头发;和江青吵架要经常劳烦手下周恩来夫妇劝架、文革期间江青将家事抖到大庭广众面前,像泼妇一样骂街、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在外国人面前不顾礼仪口不择言;在那个不小心沾污了他的画像就要处死的年代,竟被他黄昏妃子张玉凤骂“小狗”……。说到底毛不过是一个好色之徒,专爱搞那些没有文化的女人,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元首会如此丢脸?在这一点上说,他还远比不上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更比不上他的老对手蒋介石。他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王洪文不是背叛他就是扶不上壁的阿斗,没有一个看得准。最后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也背叛了他,把他老婆侄子一扫而光,让毛氏王朝彻底破灭。
毛泽东希望临死前受命托孤的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像诸葛亮一样,原谅他的一切错失,全心全意扶持江青毛远新。自己却从来不检讨一下,你能不能像刘备一样礼贤下士,用人不疑。刘备也犯过大错误,为报关羽之仇,起全蜀之兵攻打东吴,诸葛亮带领群臣拦路苦谏,刘备不听,把诸葛亮放回蜀中,亲自带兵东进,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大败而回,带残兵败将逃往白帝城,无颜见江东父老,在白帝城住了一年就死了。刘备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诸葛亮仍然鞠躬尽瘁辅佐幼主,是因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毛泽东一意孤行,大搞政治运\动,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搞到几乎国破家亡,但却毫无悔悟,反而文过饰非,强词夺理,诿过与人,把有功之臣、有识之士赶尽杀绝,谁会替你卖命?毛泽东希望共产党里也出一个严家淦,老老实实做一个过渡人物,扶值太子上台,将大权移交蒋经国。可是他也不想一想,就算共产党内真有严家淦式的人物在他身边,他也没有伯乐的眼力,没有容人的器量,更没有服人的威望。所以说,不怨天不怨地,只怨你毛泽东没有这个本事,有贼心,无贼能。
正如方丈先生所说的:文化大革命什么路线斗争、思想斗争、阶级斗争全是鬼话,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争权夺利和企图传位亲属的宫廷斗争。毛氏王朝的彻底破灭,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避免了一场封建大倒退,但是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化,仍需要我们大家共同不屈不挠的努力,愿我们的国家民族大难过后,幸福来临。@
(写于4/8/06纽约)
(“观察”杂志全文首发,部份内容刊于“开放”杂志06年9月号)(
【大纪元9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华综合报导)9月9日,是中共首领毛泽东去世30年的日子。前不久其外孙女孔东梅出书,让人们再度想起被大陆媒体淡忘的贺子珍:一个与毛泽东结婚十年,怀胎十次,最后孤独死去的女人。孔东梅是毛与贺子珍女儿李敏的女儿。日前新京报报道了这位毛家第三代中唯一的女性,三次出书讲述其外公毛泽东,并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签售。据报道,孔东梅与毛泽东容貌颇为相似,尤其是下巴上那颗痣。
正在北大攻读博士的孔东梅曾写书谈到外婆贺子珍说:“外婆一生怀过十胎,生育六次,最艰辛的莫过于长征中在川黔两省交界处那次了。……外婆在行军路上突然生产,几个女战士把外婆抬到山坡上,孩子刚生下来就送走了。”
据中共党史介绍,贺子珍,江西省永新县云山人,人称“永新一枝花”。17岁加入共产党,18岁组织永新农民暴动后上井冈山,不久与34岁的毛泽东同居。1928年19岁的贺子珍与毛结婚。两年后的1930年,毛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因拒绝声明与毛脱离夫妻关系,在长沙遇难,毛的三个儿子成了流浪儿。
从1928年到1937年九年间,贺子珍作为毛的妻子兼秘书,曾为毛怀了十个孩子,共生下三子三女,最后唯一留在毛身边的只有李敏。其他子女,算上杨开慧所生三子排序,贺子珍为毛生的六个孩子分别如下:
长女毛金花,1929年3月出生于福建,送人后失去联系。四子1930年出生在江西,出生后夭折。1932年11月五子毛岸红,乳名“毛毛”,生于福建,长征后下落不明。1935年2月次女生于贵州,生下即送人。1936年三女李敏(小名“姣姣”)出生于陕北,1938年10月六子生于莫斯科,十个月后夭折。
1935年在云贵交界处,贺子珍因飞机炸弹曾受重伤,其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共17处负伤,险些丧命。后来人活下来了,但这些弹片一直留在体中。
据史海沉钩介绍,尽管在枪林弹雨生死未卜的日子里,贺子珍尽心服侍毛,为毛生下六个孩子,但毛依然拈花惹草。1937年,28岁的贺子珍经常撞到毛与其漂亮的女翻译吴广惠幽会,贺接受不了,终日与毛吵架。
不久,中共以“精神病”为由,将贺子珍送到莫斯科就医,吴广惠亦被逐出延安。随后45岁的毛泽东邂逅江青,两人迅速同居。由于江青曾先后和四位男人同居过,再加上当时毛还未与贺子珍离婚,中共起初反对毛江结合,但在毛的一再坚持下,后同意了他们的同居。
1947年贺子珍回国,但由于毛已与江青结婚,贺子珍无法回到北京,后担任浙江省杭州市妇联主任,1984年在上海孤独离世。
孔东梅表示,她写自己的外公,是想“还原一个浪漫情怀的革命者”,告诉读者,毛泽东也有和普通人一样的“美好情感”。
在一生化公司工作的王女士表示:从毛身上,看不出一点丈夫应有的体贴和忠诚,毛几次未离婚就先跟别的女人同居,不说犯了重婚罪,也算流氓通奸。但表面上,你看《蝶恋花》写得多感人,全是假话。在人活下来都难的战争年代,毛却连续不断让贺子珍怀上孩子。现在有个词叫性奴,我看她跟性奴差不多了。人不是机器,哪能这样折腾?
有网友评论说,共产党的头目们都差不多,马克思与燕妮的陪嫁保母私通,生了孩子说是恩格斯的、列宁嫖妓染梅毒、斯大林霸占歌星被控诉。据毛的私人医生介绍,后来的毛泽东过的更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一贯以女人为玩物,这样的流氓骗子,真是印证了流氓无产者的“光荣”称号。
【大纪元9月1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逝世30周年前夕,中国大陆各地纷纷举行纪念毛的活动。香港有媒体报导说,原本星期五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活动,组织者突然以担心出席者在现场发泄不满为由,拒绝境外记者前去采访。今年的九月九号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北京多个民间组织分别于星期五及下星期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活动。星期五晚举行的大型史诗音乐会名为《太阳最红 毛主席最亲》,演出内容包括《沁园春.长沙》等毛泽东的诗词,以及《东方红》等歌颂毛泽东的歌曲,演出时间约两个小时,票价为一百二十元至八百八十元不等。香港东方日报星期五报导,组织者表示,七千张门票已大部分售出,观众来自全国各地。报导并说,这场演出组织者之一的毛先生昨天突然以“观看演出人士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担心一些人在现场发泄不满情绪”为由,婉拒境外传媒前去采访。北京资深新闻工作者高瑜对本台说:“现在新闻控制非常严,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禁令。”
香港媒体连日来都发表不少关于毛泽东方面的评论,香港苹果日报的报导说,30年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继续俯瞰芸芸众生; 30年了,官方对毛泽东功过七三开的评价,犹如横亘在历史长河的“三峡大坝”,钢铁般坚固。苹果日报引述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 Perry Link)的讲话,毛功绩不到一成,过错却超逾九成:大饥荒、反右、文化大革命,千万计中国人死亡;而当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宣布死亡、谎言爆破之际,人民向钱看,公共生活道德空虚,骗子、假货满街满巷。林培瑞点名批评,第二代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长期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香港教协副主席区伯权向本台表示:“中共权力来源起于毛泽东,无法否定毛的地位,否定他等于否定共产党。”
毛泽东逝世30周年,以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为主题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于下月在北京举行。与此同时,在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前夕,毛泽东文物馆于湖南韶山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