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维权通讯(2006/09/10-16)

几天前被传唤两天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目前被软禁在家。胡佳说，自己随时有可能被警方拘留送审。警方警告说，软禁期间不许对外讲话，但是，胡佳表示，一定要拼尽最后力量来营救被秘密抓捕的维权律师高智晟。

瑞典议会议员安内利.埃诺克松(Annelie Enochson)星期一向美国之音透露，她已经向诺贝尔评选委员会提名流亡美国的新疆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热比娅为下届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埃诺克松:“新疆地区大约有8百万维吾尔族人，他们一直在努力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宗教。热比娅就像他们的母亲一样。我认为，让她成为这8百万维吾尔族人争取和平的发言人非常重要。”

9月4日-11日，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的大卫．乔高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应邀到访北欧。4日上午，瑞典多党的国会议员联名在首都斯坎迪克-赛格尔旅馆（Scandic Segels Platz）的会议厅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上，瑞典议员兼欧委会议员约让.林德布劳德先生(Goran Lindblad)代表6个政党的议员向到场的多家媒体宣读了一份题为“必须制止在中国发生的盗取器官的罪行”的联合声明，以示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谴责基对乔高和麦塔斯两位先生有关活体器官摘除之调研报告的支持。

赵岩原先被以“泄漏国家机密”的罪名起诉，他与纽约时报都否认这项指控。后来，他的“泄漏国家机密”罪被撤销，但被中共改以欺骗的罪名判刑3年。隐藏在这项举动后的讯息是，当中共政权下定决心逮住某人时，它可以罗织任何罪名。

何频：“很多中国地方性的报纸，它们自己也开始翻译西方通讯社或西方媒体的作品，各个媒体如果比较自由的翻译这些稿子，那么它们在中共讯息政策的掌握、拿捏的分寸，当然不会像新华社那么的严厉，准确的掌握党的信息路线，这是中宣部不愿意看到的一种状况。”

报导显示，中国在这次赫尔辛基会晤中继续试图将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脱钩。德新社援引温家宝总理的话说，中国愿意同欧盟讨论人权问题，但是这样的讨论应该同贸易严格分开。

今年二月中旬，刚刚回到北京，市国保警察就来找我，要求我与他们“合作”，当民运密探，否则不允许我继续呆在北京。以前，他们也曾提过同样要求，但这次完全不同，明确进行要挟。我感到他们认真了，于是将此事告知了几位朋友。但我仍希望他们只是说说而已。

今日中国，既是物欲横流，也是道德蒙昧。前者表现为大众文化上的“娱乐至死”，其最突出标志是“乱搞”；后者表现为价值领域的钦定道德，其最醒目标志是中共党魁胡锦涛向全民发布道德新训令。大概是为了落实“八荣八耻”，六四后一向纵容大众娱乐的中共官权，现在突然扳起面孔、不苟言笑起来。它对除了卖笑而再无其他卖点的大众文化厉声吼道：卖笑也要正经，也要经过审批！没有经过批准的笑料不准上市。

不能不提，这浙江“海”里有两朵不幸逝去的浪花，一朵是今天的戴海静，另一朵就是昨天的吕海翔，结论都是政府定性的“自杀”，都一度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和群体性事件，当地群众要求为死者“打抱不平”和伸冤。

安徽省巢湖市公安局居巢分局在办理一起伤害致死案时，错误拘捕张虎、张峰、焦华、王浩等4名青少年学生，其中张虎与张峰是亲生兄弟，4人在被关押3个多月的时间里，受尽刑讯逼供的折磨，直到真凶被抓才重获自由。

昨天在医院，还碰到一个不幸的家庭，一对老两口，也是农村来的，衣衫破旧，面容憔悴，做丈夫的患的是跟我养父一样的病，聊起来才知道他们的几百块钱检查费都是借来的，还有两个孩子在读书，一个高中一个大学。一听到检查结果后，做妻子的当时一下没了注意，顿时失声痛哭，“天哪，这可怎么办呀！”我怕养父伤心，赶快拉着他走开了。

中国官方的新华网并没有为毛泽东去世30周年制作任何专题报导，只是以处理一般新闻的手法，刊登了几篇有关毛泽东的文章，包括毛泽东儿子毛岸青纪念父亲的文章；转载了一篇《中国青年报》的只有几百字的文章，题为《毛泽东同志逝世30周年千万青少年网上纪念》。

自中共窃据国家政权以后，大陆从来没有实现过言论自由。几十年来，多少人因言获罪，家破人亡。中共搞开放政策后，深知言论自由业已成为普世的价值，为了让世人承认它的合法存在，给自己树立开明、进步的形象，中共也谎称中国人享有言论自由，并且堂而皇之的将“言论自由”写进了宪法，欺骗世人。那么中国人真的享有言论自由吗？

以上事件，几乎是每一个有良知的关心民生的的人都知道并踊跃支持的事件，这仅仅是我所举的几个例子，比起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所发生的类似事件来讲，这只是九牛一毛而已。例子已经够多了，我就不再列举，只是，我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在缄默？每个人，扪心自问一下，是我们这个社会不民主还是我们失去了争取民主的勇气？

近十年来，中国监狱的贪腐现象日渐浮出水面，重大案件如湖南邵峰监狱狱方介绍卖淫案（从社会上为有钱有权犯人召妓）、四川川西监狱纵容马建国案（向马借钱、索贿，放其到社会游乐），均在社会上造成了轰动后果。与这类的重大个案相对应，中国的二次犯罪率近十年内如同经济发展速度一样节节上升，监狱内部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呈现不受遏制的势头。

“全民腐败”一词，还是我于90年代在中共的公安局供职时亲耳听一位共产党的资深老干部对我说的。记得当时我在和他谈到自89“6．4”后的共产党党内腐败和官场黑暗时，他不无愤慨地说：“岂止是全党腐败，现在是全民腐败。你看看这个社会哪里还有什么正气！？”

台湾某大报的地方记者，撰写法轮功活动消息在“地方版面”刊出后，当天就接到国台办从对岸直接打来的电话，威胁他以后不可以再写法轮功的报导。记者直呼匪夷所思：“这里到底是台湾还是大陆？”

北京的爱滋病活动者、维权人士胡佳上星期四、五连续两天被警方带走，传讯一整天。从周六开始，他继续被软禁在家。警方对他说，随时随刻要传唤他，因为警方说，他现在已经是“高智晟犯罪案中的同案犯罪嫌疑人”。

胡佳说：“他们事先告诉我，你现在是犯罪嫌疑人，你随时要听候刑事传唤。他现在把你定义成高智晟犯罪案件的同案犯罪嫌疑人，这些警察只要拿一份刑事传唤书就可以把你带走。”

北京维权律师高智晟上个月在山东被秘密抓捕，胡佳积极参加了联系律师和呼吁放人等营救活动。当局随后也对高智晟家属采取了行动。

胡佳说，虽然警方把他带走传讯是因为高智晟案，但吩咐他不许对外泄露高智晟的罪名和具体案情。

胡佳说：“这个他们是保密的。对我审讯期间，他们没提任何具体的罪名。但他们问我的许多问题，我想是他们想要指控高律师的罪名。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无法判断，到底他们想以何种罪名起诉我们。”

胡佳说，警方询问他时多次说，他现在是高智晟案件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所以，传讯中涉及到的具体涉案细节不能对外透露。另外，警方要求他不能接触境外的媒体、外国使领馆、联合国的人权官员。胡佳还透露，他家现在的网络和座机电话都已被切断。

胡佳认为，国安警察这次传唤他主要是想从他那里获知和高智晟有关的内容，拿到对高不利的证据。同时，也给胡佳增加压力，让他意识到他自己随时也可能被捕送上法庭判刑。胡佳说，警方对他说，他现在已经被列为高智晟案同案犯，不适合参加任何有关高智晟的法律活动，不能在协调组织对高的任何营救工作。

高智晟被捕近一个月以来，当局没有透露任何有关高的罪名的消息。但胡佳认为，从他和警方打的交道来看，当局很可能用刑事罪名来起诉高智晟。

胡佳说：“他们一定会给高智晟找一个刑法上行得通的煽动和颠覆之类的罪名，一方面又是国保办的案，证明他是和政治、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有关。有一点可肯定，高律师的案件，现在就是刑事案件，警方就是这样定的，而且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他一定会被官方检察院起诉，审判最后被判刑。”

胡佳说，官方一定会把这些程序走下去的，而不会迫于海内外为高智晟呼吁而产生的压力，释放高智晟而停止所有已经启动的法律程序。在他受审的两天中，胡佳已经强烈地感觉到了当局的企图和目的。

胡佳的身体不好，肝脏有病。记者问他是否会暂时退下来，安心养病，不管外界的事情。胡佳说，这不是他的选择。

胡佳说：“我可以非常明白地告诉你，这不是我的选择。我了解他们刑事传唤我的目的。他们一再说，不让我和外界联系，他们非常害怕。但我现在来说，首先要把自己的安危和命运放在一边。陈光诚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失去自由，现在又被送进牢狱。高智晟律师和妻子耿和，他们的家属面对这个压力，要远远大于我和妻子曾金燕所遇到的压力。

“这个时候，我没有什么其他可顾忌的。我依然会营救陈光诚，营救高智晟。只要我在外面一天，我就会付出有限的自由去帮助我的朋友！”

瑞典议会议员安内利.埃诺克松(Annelie Enochson)星期一向美国之音透露，她已经向诺贝尔评选委员会提名流亡美国的新疆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热比娅为下届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埃诺克松:“新疆地区大约有8百万维吾尔族人，他们一直在努力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宗教。热比娅就像他们的母亲一样。我认为，让她成为这8百万维吾尔族人争取和平的发言人非常重要。”

热比娅流亡美国之前，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人大代表，并且被列入美国《福布斯》杂志评出的中国20大民营企业富豪排行榜。2000年被中国当局以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的罪行判处有期徒刑8年。2005年，获得保外就医，来到美国和丈夫团聚。

热比娅一共有11个孩子，5个在美国，1个在澳大利亚，另外5个孩子留在新疆，其中3人被抓，1人受到软禁。协助“挪威诺贝尔评选委员会”挑选诺贝尔和平奖人选的“挪威诺贝尔学院”院长盖尔.隆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说，到今年2月1号截止日期之前，诺贝尔评选委员会一共收到191名候选人提名。

隆德斯塔德:“在2月份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们筛选出30到40名候选人，并撰写有关这些候选人的报告。之后，我们再筛选出不到10人，由世界级专家提交有关这些人的详细报告。诺贝尔委员会10月13号公布最后的获奖者之前，一般会召开5次会议。今年的颁奖仪式在12月10号举行。”

据盖尔.隆德斯塔德表示，根据诺贝尔奖的评选规则，他们不能公布任何候选人名单，也不能就任何候选人提名发表评论。但是，他说，历史上一共有12位女性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

热比娅(Rebiya Kadeer)在被中共关押期间就曾经获得挪威“拉夫托人权基金会”2004年度拉夫托人权奖。热比亚对这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感到欣喜。

热比娅:“我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很高兴，我也希望我能得到这个奖。我的愿望是和平解决新疆维吾尔族的问题，而且全世界需要自由的人们都能和平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并得到自由。我也希望中国政府能释放我的孩子们和那些无罪被抓的政治犯。”

总部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指出，如果热比娅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对于新疆维吾尔族人民以及亚洲的穆斯林妇女争取自己的权利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迪里夏提:“我认为，热比娅所做的一切符合诺贝尔和平奖的规定。如果热比娅能够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不只是给她个人的，而是给予整个维吾尔民族的。新疆维吾尔族长期以来在争取自己的权利方面采用以和平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

另外一方面，被中国官方控制的新疆地方媒体报导说，热比娅出国之前一再向政府保证，出境后绝不参与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任何活动，但一到国外立刻撕下伪装，与境外民族分裂势力频繁接触，并参与各种反华分裂活动。

中国外交官员还对美方为它所说的“在中国从事过犯罪活动的人”提供讲坛的做法提出谴责，因为热比娅曾经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揭露中国当局抓捕和虐待新疆异议人士的暴行。

会上，瑞典议员兼欧委会议员约让.林德布劳德先生(Goran Lindblad)代表6个政党的议员向到场的多家媒体宣读了一份题为“必须制止在中国发生的盗取器官的罪行”的联合声明，以示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谴责基对乔高和麦塔斯两位先生有关活体器官摘除之调研报告的支持。声明译文如下：

据可靠消息，这些被摘除的器官被高价贩卖，尸体被立即火化。乔高和麦塔斯先生称这种行径为“我们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报告中提供了详细的信息。所有提出的证据，无论是单一的看还是放在一起看，都给我们展示了为了灭绝而将那些无辜的人们杀害并且用其来盈利。

我们，签字的瑞典议会议员，呼吁瑞典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与欧盟、欧洲委员会、联合国及其它国家的有关机构相配合对此罪行继续做调查。我们要求中国政府开放所有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包括监狱、劳教所、拘留所、医院和精神病院。我们要求瑞典政府帮助停止在中国发生的盗取人体器官的罪行。

倡议人：
瑞典人民党（fp）议员兼欧委会议员海林娜.巴伊赫尔兹（Helena Bargholtz）
瑞典温和党（m）议员兼欧委会议员约让.林德布劳德（Goran Lindblad）
瑞典人民党（fp）议员兼外交委员会主任西西莉娅.维格斯顿（Cecilia Wigstrom)

应签人：
瑞典基督民主党（kd）议员俞瑞克.林德格林（Ulrik Lindgren）
瑞典左翼党（v）议员斯万-爱瑞克.赫斯朗德（Sven-Erik Sjostrand）
瑞典中心党（c）议员瑞格姆.斯顿马克（Rigmor Stenmark）
瑞典环境党（mp）议员罗塔..海德斯顿（Lotta Hedstrom）
瑞典基督民主党（kd）议员赫尔格.古斯达夫逊（Holger Gustafsson）
瑞典温和党（m）议员吴拉.罗福格林（Ulla Lofgren）
瑞典温和党（m）议员龚纳.阿克森（Gunnar Axen）
瑞典基督民主党（kd）议员俞瑞克.林德格林（Ulrik Lindgren）(

加拿大环球邮报在9月7日针对上述案例发表法兰克-秦(Frank Ching)的评论文章。文章说，中共除了暂缓主要的人权改革计划外，也变得较不愿意和其它国家讨论人权问题，它再次指控批评其人权问题的外国人为“干涉中国内政”。

文章说，赵岩原先被以“泄漏国家机密”的罪名起诉，他与纽约时报都否认这项指控。后来，他的“泄漏国家机密”罪被撤销，但被中共改以欺骗的罪名判刑3年。隐藏在这项举动后的讯息是，当中共政权下定决心逮住某人时，它可以罗织任何罪名。

中共对国家机密的定义极其模糊，使得几乎所有的事都可能成为国家机密。事实上，任何中共官方媒体未公布的讯息都被视为机密。

中共对程翔的审判并未公开，如此可以避免进一步泄漏“国家机密”。这次的审判产生了另一个国家机密─程翔的判决书并未公开，这显然是因为它也是“国家机密”。

讽刺的是，如果中共是对的，而程翔真的将国家机密出售给台湾，那么似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藏住一切事。毕竟，中共在政治上的敌人已经知道了此一讯息。唯一还被蒙在鼓里的就是中国社会大众。

中共应当了解，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时代，试图将任何事蒙上国家机密的面纱是不切实际的。在执政长达约60年之后，中共的做法仍像地下组织，害怕其行为曝光。

此外，为何自称人民共和国的政权须要隐瞒老百姓呢？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应该是人民可以完全参与自我管理，并能在获得充分讯息后做出决策的国家，例如决定是否让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

时代杂志在9月5日也报导了上述几件案例。报导说，要了解中共高层究竟想藉由这些行动表示什么，有时候是令人沮丧和徒劳无功的。中国观察家们对于这些行动是否统一由中共中央指挥的看法仍然分歧。有些人猜测这是中共在明年举办奥运之前，清除有可能使其难堪的异议人士。

美国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中国研究项目主任裴敏欣表示：“这是中共协调一致的动作，此一镇压行动的指导方针是中共认为严打有效的旧心态。中共高层有两手策略。一方面，他们试图采取对受压制者看似平和的政策，例如降低农村税赋和增加支出；另一方面，他们加强政治上的控管并锁定麻烦制造者。”

中国星期天通过新华社所发布的《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明文规定，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应当向新华社提交书面申请，并提供有关所发布新闻信息的说明等相关材料；另外，除指定机构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经营、代理外国通讯社的新闻信息。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澳门和台湾的通讯社在内地发布新闻信息，也将“参照本办法执行”。

此间新闻从业人士表示，这个办法是对新闻信息自由流通的限制。多维媒体公司创办人、资深评论家何频表示，中国所出台的这个“办法”旨在维护新华社的既得利益----

何频：“新华通讯社就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它是中共的国家通讯社，当然它现在面临中国媒体各方面的发展，新华社本身也有它的压力，因为中国现在媒体竞争比较激烈，那么很多媒体有的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编辑、采访和翻译能力，它们自己也会有自己的国际新闻的管道或者是其它编译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之下，新华社它会感觉到它自己的稿件被其它媒体采用的机率在下降，所以它用这个政策来维护它的既得利益。”

这位评论家表示，出台这个“办法”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局不愿看到党的宣传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

何频：“很多中国地方性的报纸，它们自己也开始翻译西方通讯社或西方媒体的作品，各个媒体如果比较自由的翻译这些稿子，那么它们在中共讯息政策的掌握、拿捏的分寸，当然不会像新华社那么的严厉，准确的掌握党的信息路线，这是中宣部不愿意看到的一种状况。”

网络杂志《大参考》主编、资深评论家李洪宽表示，他怀疑中国想把中宣部对国内新闻媒体的管制延伸到外国新闻媒体，这位评论家说，信息流通的本质应当是自由的----

李洪宽：“世界上一件事情发生了，发生事情这个新闻本身是属于全人类的，像中宣部控制中国媒体，非要它批准才能发；就好像一个事情发生了，非得它批准才能认可。这种管制思维就是非常非常落伍的，完全是违背信息自由的本质。”

多维媒体公司创办人何频表示，对信息流通的限制，与中国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

何频：“对于一个正在走向国际社会，而这种国际社会现在这么密切的经济大国来讲，信息的流通基本上是很重要的。但是这种做法只会起到垄断的作用，概括上，对中国，不要说一般性人们知的权利的侵犯，更重要的是对商人们来讲，对这种商业性资信的掌握也是一种审视。”

《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就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的新闻信息的内容所作规定包括：不得违反中国宪法；不得破坏中国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不得违反中国的宗教政策、破坏民族团结；不得扰乱经济社会秩序；不得宣扬淫秽和暴力等等。

温家宝和以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为首的欧盟代表团星期六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了中欧领导人第9次会晤，并且在会议结束后以联合声明方式总结了会晤成果。国际主要新闻媒体的评论认为，中欧关系之间的核心分歧依然没有解决。

温家宝在会晤中利用多种场合试图努力推动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温家宝说，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是有关相互尊重和彼此平等的问题，欧盟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应该具有远见卓识。

欧盟承认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问题很重要，并且承诺将继续朝解除禁令的目标努力。报导说，欧盟的确正在推动制定有关武器销售的共同行动准则。尽管如此，中欧双方在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似乎还没有超出以往的立场。

德新社以《武器禁运问题使欧洲和中国的会谈黯然失色》为题，为这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下了结论。

美联社说，就在温家宝同欧盟主要领导人举行会晤前，欧洲议会星期四曾坦率表示，欧盟在中国人权问题得到改善前，不应该解除武器禁运。

德新社说，人权问题是温家宝同欧盟主要领导人这次赫尔辛基会议的一个内容。本届欧盟轮值主席国、芬兰总理万哈宁还说，同温家宝总理就有关死刑问题的讨论“非常坦诚”。不过温家宝表示，中国不准备废除死刑。

路透社报导说，尽管中国和欧盟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不过欧盟委员会的一位女发言人表示，双方对继续讨论这个问题都不持异议。双方看来都没把继续谈判的大门堵死。

中国和欧盟贸易不平衡问题是这次赫尔辛基会晤中的另外一个实质性议题。新华社说，目前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德新社说，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表示，中国与欧盟贸易应该在平衡和互惠的基础上，这是防止欧洲公众对中国经济力量崛起反感的关键，也是防止欧洲对华贸易赤字进一步恶化和失业日益严重的核心问题。

中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也对欧盟国家带来巨大损失。温家宝保证，将继续加大国内在这个问题上的整治力度。

然而5月11号，他们再度找我，下了最后通牒：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考虑，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6月11号必须走人。但是晚上，房东突然找到我，叫我到期（5月18号）搬家。看来他们汇报后，头头觉得没有争取我的可能，于是决定立刻动手。

他们表示，如果与他们“合作”，不仅收入丰厚，还能“立功受奖”，并称与他们“合作”者发大财的多了。我问他们，为什么喜欢引诱他人当叛徒，做告密这样的龌龊事？这种行为对民族的道德良知是极大的败坏，是犯罪。如果再发生民族战争，由于他们的刻意鼓励与诱导，汉奸一定会比抗日战争期间更多更坏。

我疑问说，如我这样温和理性的人都不能见容于当局，像我这样只不过为生活工作的人尚被步步紧逼，其他人看到这一情形会怎么想？可以肯定，他们绝不会向我学习，因为那是死路一条，他们一定会反其道而行之，以激烈而情绪化的方式与你们对抗，一定会想方设法做一些生活之外的事情。届时，你们将穷于应付。他们轻描淡写地回答：能怎么着呵？不知道这种满不在乎、十分骄横的看法是他们个人的观点，还是他们部门的看法。不管是那一种情况，都殊为不智。

需要指出的是，今年，警方对我的采访工作多有干扰破坏。例如，三月初，我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先生，谈当局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在警方的压力下，访谈夭折；又比如，四月底，对遭到当局阻挠，无法进行文革四十周年摄影展的摄影家李先生的访问，在警方的威胁下流产。种种迹象表明，如果我拒绝他们的要求，便不可能继续在北京采访。虽然很容易就能在别处租到房子，但他们会时刻捣乱，最好的情况也必须一个月搬一次家，那可太麻烦了；甚至在他们的时刻“关注”下找不到房子，或者被强行送回武汉。因此，我决定18号主动离开北京。

中国宪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权，但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明确予以保护。不言自明的是，迁徙自由是人身自由的自然延伸。显然，北京市公安局要求我离开北京的要求不仅无理，而且违反了宪法。由于个人原因，我暂时无暇提起讼事，但本人保留追究北京市公安局法律责任的权利。@

官权禁止主持人的方言腔和港台腔，禁止国外动画、涉案剧和古装剧，禁止网络视频短片；整顿家庭伦理剧，凡是涉及婚外恋等争议话题的电视剧，将被逐出黄金档。今年年初，广电总局就下发“2006年广播影视工作要点”，对2006年广播影视工作提出总体要求。通知表示，2006年广播影视工作要进一步改进广播影视文艺、娱乐、情感类节目，着力提高质量、品位和格调，抵制低俗之风，净化荧屏声频。通知要求广播影视界“把作风搞实、风气搞正、按规矩办事”，并宣布广电总局在上半年将组织对各地开展抵制低俗之风的工作进行督察，敦促认真落实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职业道德准则及自律公约，推动出台从事未成年人电视宣传工作人员、电视制片人、广播电视广告从业人员等自律公约，研究建立抵制低俗之风的长效机制。采取措施解决主频道、主频率节目弱化新闻节目和电视剧播出过多问题，遏制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倾向。最近，针对兴起于网络的视频“恶搞”，广电总局也将颁发新的互联网视频管理条例。该规定将要求任何人在互联网上传播包括短片在内的视频节目，都必须接受广电总局的监管。

官权禁止网络“恶搞”，固然与胡戈制作的“馒头血案”恶搞大片《无极》的轰动效应有关，但更直接的导火索是署名“胡倒戈”的网民恶搞红色经典，搞到中共正统的头上。此次恶搞发生于今年4月底，更具戏剧性的是发生中共大喉舌主办的节目中。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第12届青年歌手大奖赛组委会组织的一次媒体见面会上，播放了“胡倒戈”制作的短片《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和《铁道游击队参赛记》。

两部短片都具有讽刺此类赛事的批判性，让红小鬼潘冬子、春伢子化身为时尚选节目秀的参赛选手，且经历了赛场上的“种种黑幕”。更恶搞的是，曾经让无数青年人崇拜的英雄变得流里流气。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被说成“和坐台小姐熟”的出名混混，队员变成了满口脏话、满腹牢骚的参赛歌手，对白中夹杂着一些下流话；小英雄潘冬子变成了一心挣大钱、满脑明星梦的“富家子弟”。他的这两大嗜好来自遗传，其父是著名的“地产大鳄”潘石屹，其母一心想参加央视的选秀节目《非常6+1》，因为她的梦中情人是该节目主持人李咏。红小鬼潘冬子与恶霸地主胡汉三之间的敌我斗争，也变成了歌手与评委之间的脑筋急转弯游戏。

拿红色经典开涮，激怒了出品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该厂生产部副主任刘金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但对这种恶搞红色经典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而且声言该厂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这起文化官司本身就颇具恶搞的意味：争执发生在两个官方机构之间，被八一厂控告的中央电视台一直在高调反对娱乐庸俗化，肃然是捍卫官方正确舆论导向的中流砥柱。而现在，这个中共电视喉舌的老大却变成恶搞“红色经典”的帮凶，很有点“大水冲了龙王庙”的味道。

其实，早在2004年4月，中共意识形态衙门已经动用行政命令来干预文化领域的红色经典热。国家广电总局在2004年4月19日发布了“三大禁令”中，其中第三条就是针对“红色经典”的改编。禁令的原文如下：“一些观众认为，有的根据‘红色经典’改编拍摄的电视剧存在着‘误读原著，误会群众，误解市场’的问题。有的电视剧创作者在改编‘红色经典’过程中，没有了解原著的核心精神，没有理解原著所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过多情感纠葛，强化言情戏；在人物造型上增加浪漫情调，在英雄人物身上挖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追求所谓的人性化和性格化，使电视剧与原著的核心精神和思想内涵相距甚远。”

六四后，中共不准失去孩子的母亲们流泪；现在，中宣部、新闻署和广电总局这三家意识形态部门又不准民间搞笑。还不如干脆成立一个“禁哭禁笑部”。

其实，恶搞红色经典的民间思潮始于九十年代。由于切近民众生活的当代时政话题遭到官方严控，一股复古怀旧的思潮在九十年代骤然兴起，满清大辫子伴随着毛泽东热，仿古建筑点缀着满街唐装，儒学复兴与红色经典比翼齐飞；当大众对古装戏泛滥的影视市场逐渐厌倦时，屏幕上开始出现“革命题材”热和重拍红色经典热，甚至号称以地下电影起家的第六代导演张元也来赶时髦，高调重拍红色经典《江姐》。在1999年中共掌权50年庆典前后，红色文化复兴达到了一个高潮。近两年，央视名嘴崔永元又搞了再现“红色经典影片”拍摄现场的电视专题《电影传奇》。鉴于近年来电视剧戏说古典名著的倾向，崔永元特别向媒体表示：“《电影传奇》发誓决不戏说红色经典”。之后，崔永元又出任央视的《我的长征》节目的主持人，组织了重走长征路活动。

然而，在革命理想早已破灭而纵欲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更在“时尚第一”和“娱乐至死”的文化市场上，红色经典所象征的革命意识形态必然被消费主义所利用，也就难逃被“恶搞”的命运。经过商业包装的“红太阳”变成了时尚流行歌曲，重拍的红色经典大量加入了武打、情色等时尚元素，而且尤以情色因素为主。男英雄要充满阳刚的男性魅力，女英雄更要还原为充满“女人味”；男女英雄不光要爱得轰轰烈烈，还要在三角恋中挣扎。所以，恶搞红色经典的前奏是“色搞”。

小说《沙家滨》对原著的最大“再创作”，是在情色上下功夫，建立了一个女人与多个男人的人物关系。在小说中，革命的阿庆嫂变成了风骚的老板娘，智斗变成色斗。阿庆嫂像潘金莲，其夫阿庆象武大郎，所以，她也像潘金莲一样欲火中烧、把持不住。她不仅要有婚外情，还陷入了三角关系；她的风骚甚至到了敌我不分的程度，她是“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的姘头，也是新四军郭建光的情人。怪不得阿庆骂道：胡传魁、郭建光都是“奸夫淫夫”。

电视剧《红色娘子军》被拍成英雄美人的偶像剧，男女主角由帅哥靓女扮演，广告宣传语是“更抒情、更浪漫”。于是，打土豪的红色传奇加上吴琼花与洪常青的情色传奇。激情不仅仅是献身革命，也是饮食男女之间的战地拥吻。以至于，原电影编剧梁信拒看电视剧《红色娘子军》。

《林海雪原》被重拍成了警匪加言情的电视剧，原著中少剑波与白茹的暧昧，在电视剧中被放大为雪原激情，还加上一个苏军少校萨沙，变成了“三角关系”；孤胆英雄杨子一身匪气，肃然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土匪。更绝的是，扬子荣有了一个“旧情人”槐花，甚至还陷入“三角恋”。槐花的丈夫是土匪出身的老北风，槐花的儿子被座山雕收养，槐花被栾平强奸过。所以，杨子荣在智取威虎山的过程中，既要面对美色的考验，又必须解救情人的儿子。电视剧中的杨子荣，与其说是在与土匪智斗，不如说是在情天恨海中“情斗”。

如果说，在小说和影视剧中，“红色经典”被“戏说”成“桃色经典”，那么在网络上，“红色经典”就被“性说”成“黄色经典”。一些国内BBS上，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捧在胸前的女红卫兵宣誓说：“好好学习，天天想你！”手握钢枪的战士喊出的誓言是“严防死守，根除二奶！”

有评论指出，作为时尚流行的“红色经典热”，原动力当然是文化商人看准大有卖点，最鲜明的特征是“去红色”而“加粉色乃至黄色”，“去革命化”而“加人性化”， “去英雄主义”而“加凡人主义”，“去一本正经”而“加没有一点正经”。

当中共假大空意识形态在民众心中失去魔力之后，革命英雄也必然遭到质疑。其中，网络民间对雷锋的质疑和恶搞最为引人注目。因为，曾几何时，在毛泽东的号召下，雷锋成了红色中国最著名的英雄人物，他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全国人民的好榜样。

雷锋第一次在网上被恶搞是在2004，一篇关于雷锋的著名网文广为流传，题目为《1962：雷锋VS玛丽莲·梦露———螺丝钉的花样年华》，作者特别注明：兹以此文纪念“螺丝钉”论诞生四十周年。

该文是从中国媒体上广为流传的一则谣言谈起。两年前，中国媒体上大肆炒作一条新闻，说的是中国英雄雷锋也成为了美国军人的偶像，在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中，到处都有雷锋的雕像、塑像、画像，还有学雷锋手册、语录和日记。由于大陆某电视台生活频道曾经渲染“西点军校挂雷锋像，学雷锋日记”传言，西点军校两年多来接待了一万余位前来寻找雷锋像的中国游客。

2002年3月28日，美国西点军校公共关系办公室克里斯蒂娜·安克拉姆对中国大陆盛传的谣言作出澄清。安克拉姆说，西点军校没有雷锋的任何画像与塑像，雷锋语录也没有被印在任何正式的学员出版物中，希望中国媒体予以澄清。

“西点军校中雷锋”就是搞笑新闻，“雷锋的螺丝钉精神”在今人眼中也是笑谈。作者认为：直到现在，还有人为了雷锋及其“螺丝钉论”苦恼不已。螺丝钉也有不干的时候，而且是永远不干了，至于是什么时候，不好说。可能是“制度缺失”的时候吧，有意外（生命之外的制度缺失）或者死亡（生命本身的制度缺失）的时候。关于雷锋的死因，该文说：“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是由于驾驶技术不好死的”……在对这篇网文的跟贴中，发展出关于雷锋的死因的20种戏谑性说法，其中最恶搞的说法是：“雷锋是看了楼主的帖子后被气死的”，“雷锋是看了这个网络笑话之后笑死的！”

从恶搞雷锋开始，关于“英雄人物”的大话文化在网上非常流行，毛泽东时代的其他英雄人物被一一恶搞。比如：“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董存瑞为什么牺牲？因为被炸药包上的两面胶粘住了。”等等

网络上最著名的恶搞雷锋事件发生在2006年1月，由一则网络传闻引发。网上传出“炒作大王”邓建国要拍网络电影《雷锋的初恋女友》，主题是“戏说”雷锋的初恋。此消息激怒了雷锋生前战友，3月25日，薛三元等七位雷锋生前战友联名上书解放军总政治部，指责“《雷锋的初恋女友》不符合事实，有损雷锋形象和国民感情”。 4月20日，总政宣传部新闻出版局的回信给薛三元等人，表示总政治部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已经责成我们转请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认真查处。结果将及时函告你们。薛三元等人接到覆信当日，网上就有了《雷锋的初恋女友》被广电总局封杀的新闻。

也许网民们觉得《雷锋的初恋女友》的创意不错，也许是网民们对封杀令的不满，广电总局的禁令并不能阻止对雷锋的恶搞仍然以其他形式在网上进行。一张拼贴而成的“雷锋姐弟恋”的照片出现在网上，并冠以“雷锋的初恋女友”。还有网友再次声言邓建国正在筹拍《雷锋的初恋》，还公布了雷锋初恋的情节。

　　官方禁止恶搞红色经典的理由，不可谓不冠冕堂皇。它是为了纠正“误读原著，误导群众，误解市场”的不良倾向，也为了“忠实于原著和忠实于历史”。似乎中共的红色经典直在“正导群众”，所记录的历史都是真实历史。

然而，中共体制本身就是靠谎言来支撑，所有红色经典不过是这个制度谎言的一部分而已。它们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产物和独裁意志的体现。所以，红色经典的原著本身所体现的绝非“真实历史”，而是按照官权的政治需要创造的历史，是经过篡改、加工、夸大、歪曲的历史。官权维护红色经典的本来面目，不过是为了维护官方历史及其意识形态正统而已。

如果把恶搞理解为贬义词，那么恶搞一直是中共的强项，它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最大恶搞。它先用暴力革命和民主承诺恶搞到了政权，再用独霸的话语权把恶搞变成正搞。于是，奴役被搞成解放，禁止娱乐被搞成净化市场，篡改历史被搞成还原历史，强奸民意被搞成自由恋爱。

正如青年作家韩寒所言：“禁止恶搞才是最大的恶搞。”这恶搞，不仅在道义上和法律上是对言论自由的粗暴践踏，而且从文化产业的经济利益出发也实属不智。在价值观和欣赏趣味日益多元化的今日中国，文化娱乐市场已成为赢利颇丰的行业，再霸道的禁令也很难落实。对于文化商人和广大受众而言，道德不能当饭吃，赚钱才是硬道理。所以，与官方的“道德正搞”相比，民间自发的“不道德恶搞”更有魅力。因为，凡是能在茶余饭后让大众开心的文化产品，也就能让文化商人赢利。

目前，这两人在网络上的影响，已经超过任何一个名字含有“海”字的普通人。

2006年8月18日晨，浙江温州市下属的瑞安市三中美女教师戴海静，被人发现身穿睡衣从家中五楼堕下死亡，其夫谢家称其是自杀，但戴家认为死因可疑。事发后，戴生前任职的瑞安三中的一千多名学生曾自发上街示威，又在网上设立祭坛，称“六月飞雪”，为老师伸冤。

9月6日，当地公安部门作为官方公布调查结果，指戴海静死于自杀。当天，有人打着戴家名义（被怀疑是谢家人所操纵），以50元人民币和一包中华牌香烟为代价，骗取民众签名支持官方结论，民众将四人扣留，警方在救人过程中使用武力，村民砸烂警车玻璃泄愤，警方动用催泪弹镇压，多人受伤。9月7日，约一千多村民到市公安局抗议，因未得到明确答覆，村民冲入死者姓谢夫家的公司，见东西就砸，无一放过，有民工更乘机将谢家的家洗劫一空。9月8日、9日，当地民众不满官方定性，连续二日到市政府门口示威，并堵塞104国道。官民再次爆发冲突，民众称警方打伤多人，但未有人被抓。从当地情况看，已引发一定的骚乱。

2004年5月19日晚，浙江省嘉兴市所辖海宁市一名叫吕海翔的普通农民，水性很好，能够畅游钱塘江，可却遭遇“投河自杀”的结局。

5月20日凌晨5时许，浙江海宁市殡仪馆，周王庙镇石井村村民吕楚生见到了儿子吕海翔的尸体。一个小时前，吕楚生与儿媳王茹琴（吕海翔妻）被带到周王庙镇派出所，海宁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郭宗敏介绍了吕海翔的死因：5月19日晚，吕海翔在歌厅包厢内嫖娼时，被斜桥镇派出所民警当场查获。在等待警车时，吕向民警提出要小便，然后走向南面路边，小便后吕站在原地抽烟，这时正好从公路西面开来一辆汽车，灯光较亮，吕乘民警不备，突然纵身跳入路旁洛塘河向对岸游去，最后溺水死亡。

而据目击者说，吕坠入河中之前是戴着手铐的。5月20日，吕的尸体被打捞出，发现身上伤痕累累。接着，当地群众议论纷纷，指责公安打死人，并纷纷《东方早报》和《新京报》先后关注并报导。这个时候，当地公安又紧张起来，先是给吕家五万元“赔偿”，又与吕家抢尸体欲“强行火化”，同时跟踪记者，前后有试图掩盖真相的多重嫌疑，或者是为防止群众和媒体知情而捂盖子，欲强奸民意。浙江海宁政法委书记、前任公安局局长马维江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大为光火，指责记者“瞎搅和什么？我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下的飞机，知道你们都找了谁，我也知道你和另外两个记者家是哪里的。”

吕海翔非正常死亡后，6月22日，海宁当地一个名叫朱金标的农民，因为在吕家门前墙上写了这么一句“海宁市公安局是有执照的黑社会”而被拘留，海宁市公安局向他发出了与其他三人“罪名”完全相同的拘留通知书──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

6月23日，当地对政府结论“吕海翔属自杀”不满的群众纷纷到杭州至海宁的公路上堵车一个多小时，他们甚至要到省政府门前上访。6月25日，《海宁日报》报导了堵车事件：“溺水身亡者吕海翔的亲属及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是在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指使下，公然聚众围堵交通、破坏社会秩序，造成堵车一个多小时，已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故对为首的张鹿亭、范惠发、夏根荣等三人实施刑事拘留。”

2004年7月7日，北京《新京报》刊发报导“记者调查吕海翔命案：海宁政法委书记恶言威胁”，给予尖锐批评。但后来，全国媒体对此事纷纷封口，真相到底是什么，不知道。

从今天的戴海静，到昨天的吕海翔，遭遇非正常死亡后，都是官方出面定性“自杀”，可偏偏是官方的定性让广大群众觉得不真实，觉得“受骗”，为什么呢？是政府没有公信了，还是政府本来就是擅长掩盖真相？

一个是“六月飞雪”，一个是“海宁市公安局是有执照的黑社会”，是不是可以反映一定的民意和真实情况？

2004年，我当时是《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站长，曾想就吕海翔这位曾经当过鱼贩子的农民的不幸事件写进报导，可惜并未成功。中国的宣传部门有个所谓的不准“异地监督”和“跨行业监督”的规定，如海洋报的记者不能报道非海洋地区，外地媒体不能监督本地，等等，这是非常可怕的打击新闻自由的政府非理性行为，又是掩耳盗铃、掩人耳目的恶劣行为。

戴海静，吕海翔，两个“海”的不幸，引起广大民众的关注，在网络上产生“突发效应”，这说明当地政府已经堕落到了对人民不负责任，同时广大人民已经不信任的地步。这样的政府，还是人民认可的政府吗？人民还授权给这样的政府吗？

据《中国青年报》9月11日报导，该4人被抓时，张虎刚领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即将进入安徽省一所职业技术学院读书，弟弟张峰是巢湖市一所中专学校的学生，王浩和焦华刚上高二才2天。4人中最大的刚满18岁，最小的才16岁。

2005年9月2日，巢湖市居巢区半汤镇57岁的农民刘之华因与人纠纷被打得颅脑受伤，在医院经抢救无效，于9月8日死亡。

刘之华死后第二天，居巢区一农民李某到办案部门反映，该案可能是其邻居张佑龙家的两个儿子张峰、张虎作的，理由是刘之华遇害当天，李某母亲跟他说，张佑龙家“世代都不是好东西”。如此荒唐的理由和线索，警方竟然当真。

此外李某还反映，在刘之华遇害之前那天的晚上10时许，张佑龙的母亲很神秘地寻找焦裕、焦华、王东峰及其同学4人。“作案人数”又一次吻合，警方更深信不疑，就根据这些所谓的证据逮捕了4名青少年。

从2005年10月21日批准逮捕直到12月15日，公安机关为将案件办成“铁案”，继续对4名无辜学生开展大量的侦查工作，但还是无法把证据链不足的硬伤抹平，最后只好对4名“犯罪嫌疑人”实施取保候审。

在长达100天的牢狱生活中，4名原本清纯的学生遭遇了办案人员实施的“车轮战”等闻所未闻的折磨：侦查人员轮番进行审讯，没有片刻的休息，哪怕是合眼的机会；有的人还被罚站、罚跪十几个小时，或是双手整天都被铐在墙上。

经过最长达五六天的煎熬，4人最终精神崩溃，被迫作出违心的供述。后经调查发现，警方对张佑龙等4人的很多次讯问笔录没有起止时间、没有讯问地点、没有讯问人、没有记录人。

审讯完毕回到牢狱中，4人也没有什么好日子过。在被羁押看守所的3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家里人送些衣服也被禁止。在看守所的号房里，谁待的时间长，资历深，就要听谁的，4人动辄要挨打受骂。

幸好，警方后来获得新线索，查出刘之华遇害案可能另有其人犯案，今年1月19日到22日，警方相继在上海、合肥及宿州市灵璧县抓获另外4名犯罪嫌疑人，这4人坦承是因为偷虾和刘之华发生殴打。

在查到真凶后，4名无辜的学生才在2006年1月23日被释放，近日，直接导致错案发生的居巢区公安分局的三名办案刑警被以涉嫌刑求逼供立案侦查。

张虎的父亲清楚地记得孩子从看守所出来之后在大门口说的第一句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话音未落，父子俩已禁不住泪流满面，抱头痛哭。

昨天没上班，陪从都昌农村来的养父去了一趟南大一附院检查喉咙。养父的喉咙自今年过年后就不舒服，一直在当地农村的一家诊所看。因为他知道我的负担重，日子过得很艰难，所以一直没告诉我，直到前段时间我在县医院做医生的表弟觉得病情不对劲，才打电话告诉了我。闻讯之后，我马上把他安排到县医院去治疗，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和检查，病情还不见好转，所以前天表弟专程把他带来南昌作进一步检查，检查的结果是喉癌。医生告诉我要尽快做手术，手术费至少2.5万，住院费另计！

因历史原因，本农民的家庭情况比较复杂，是养父一手养大了我。他还有一个亲生儿子，我那弟弟早几年患有乙肝大三阳，也一直是我在帮他治，因农村劳累，弟弟的病情反覆发作了多次，前后花了几万块，他的病情目前还算稳定，但已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我妻子那边三姐妹，她是老大，母亲身体不好，每月都要去几次医院，父亲下岗，两个妹妹读书都是我在供！所以我在《开学了，几家欢喜几家愁》的那篇网文中说，本农民不是一个有钱人，家里压在我肩上的负担太重了，以致我经常失眠。

看到检查结果，我有点发懵。不治吧，于情于理说不过去，养父养育了我那么多年！治吧，只有由我来想办法，到哪里再去筹那么多钱，自己去年买房，都是靠朋友们的支持，现在真不好意思再向他们开口，昨晚我又是一个晚上失眠。

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这样的家庭，但是我经常听到这方面的新闻。前不久齐鲁晚报登载了一则新闻，说一个自己身体也不好的中年儿子，因无力承担母亲高额的医疗费用，在花去15万之后，将年迈又病重的母亲遗弃在医院的大堂，之后这件事一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捐款的不少，无疑，这对母子是幸运的！还有另一则新闻，说一个大学生深夜患急病，被送往当地医院，因无法预交住院费，同行的一个白发苍苍的教授都给院方下跪了，院方还是坚持不接收，老师和同学只好眼睁睁地看到病人在医院的大堂中死去！

天下最善良最朴实的最容易满足的莫过于我们这些农民，从共产党夺取政权开始，中国的农民兄弟就给了党和国家莫大的支持，就连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全国农民也是毫无怨言。现在党和国家逐渐强大了，又为农民做了些什么？改革的成果仅仅只有少部分农民受惠，而我们的党和国家却总是来拿这部分人做宣传！

想想不久的将来真的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一个家庭会有四个以上的老人，如果医疗问题再得不到妥善的解决，那到时这个社会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现在农民没有医保，得了大病只有等死。当初国家在推行计生政策时，为了消除农村养儿防老的时候，说等我们农民老了后国家是不会不管的，而到了现在，以前的承诺都到哪里去了？

在中国首都北京，中央政府没有对这位曾经在1949年创建人民共和国的人，曾经被尊称为伟大领袖和伟大舵手的人举行任何纪念活动。

中国国家电视台在晚间新闻节目里没有提到毛泽东。毛泽东是1976年去世的。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只发了两条短讯，一条是关于互联网上的纪念活动，另一条是在毛泽东诞生地修建一座桥梁的消息。

北京日报报导了星期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场非官方的纪念音乐会。北京出版的各大报都没有对毛泽东去世30周年发表任何社论。

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怀旧的中国民众星期六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外排长队，希望能够看一眼他们的“伟大救星”的遗容。路透社报导说，排队的人当中，有些是渗入队伍之中的警察和便衣特工人员。

在毛泽东的诞生地湖南韶山，法新社援引毛泽东纪念馆的管理员的话说，九月九号星期六大约有六到八千人参观了这座纪念馆，参观人数是平时的一倍。这位管理人员说，参观者向一座高达20米的毛泽东雕像鞠躬，并献上花环。

分析家说，中国政府担心高调公开举行纪念毛泽东活动会重新唤醒人们对毛泽东造成的一些悲剧历史时刻的记忆，从而引发对今天一些社会问题的公众愤怒。

毛泽东发动的运动包括大跃进，那是一场加速工业化的灾难性尝试；以及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使用一些过激的手段试图把握手中的权力，导致几千万人死亡。

法新社援引中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李大同的话说，讨论毛泽东，不可能避开文化大革命，不可能避开数千万人被饿死的事实。纪念毛泽东的活动，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成为公众情绪的宣泄口。

法新社援引另一位中国著名新闻记者高瑜的话说，当前的中国社会矛盾非常严重，中国当局不敢对毛泽东的去世纪念日大肆宣扬。

然而，观察家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普通民众，特别是那些在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时受到沉重打击的中国民众，使用怀旧来作为抗议目前无情现实的手段。

法新社分析说，很多人透过玫瑰色的眼镜回过头来怀念过去的日子。那时候中国也许比现在穷，但是人们比较单纯，社会也比较公正。这种怀旧派的人数正在增加。

香港《苹果日报》也报导说，在毛泽东故乡韶山，每日有逾千名旅客走上陡峭的韶峰山上，参拜毛的祖坟，希望得到庇佑。

北京一位四十岁的出租汽车司机对法新社记者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在非常大，老百姓很生气。他指着北京街道上的车辆说：看看路上的这些奔驰，宝马，他们经常违反交通规则，因为他们有钱有权。

中国当局今天仍然禁止公开辩论或者批评毛泽东的生平，担心这些讨论会导致对现政权政策的仔细审议，并且威胁现政权的生存。尽管中国人今天享有的自由度和毛泽东时代无法相比，但是他们的领导人仍然严格坚持毛泽东强化的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

法新社分析说，目前在中国掌权的仍然是毛泽东的政治继承人。他们仍然紧抱着毛泽东时代传下来的正统政治系统不放。

法新社援引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的话说，他们担心国家会失去控制。李锐现在是批评毛泽东的声音最大的学者之一。他说，中国领导人不知道，如果你想要一个国家稳定，你就要允许言论自由。

夏史上记载：大禹在位时，深恐政事有误，四方远近之人无法畅所欲言，将钟、鼓、磬、铎、鞀五种乐器挂在外面，用来征询管理国家的办法，等待百姓提出好建议。他说：“前来教导我事理的人，请击鼓；想告诉我怎么样做事的人，请敲钟；告诉我具体事情的人，请摇动铎；想要述说忧虑的人，请击磬；若是有打官司评理的人，请摇晃鞀。”

春秋时期的子产是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在他的治理下郑国变的很富强。有人问孔子，子产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惠人也”，（《论语·宪问篇》）即宽厚慈爱之人。《春秋左传》上记载：郑国人经常在乡间的学校里游玩聚会，并且议论朝中政策的得失。有人对子产说：“把乡间的学校毁掉吧！”

子产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人们没事时到那里游玩，并且议论国家政策的好坏。他们认为好的，我们就推行；他们所讨厌的，我们就更改，这是我们的老师啊，为什么要毁掉它呢？我只听说尽心择善来减少怨恨，没有听说过依靠威权来压制人们的怨恨。威权固然能很快把人们的嘴堵上，但这种做法就像用堵塞的方法来防止决口一样。河川如果一下子大决口，伤人必定很多，到那时我们就不能挽救了。所以堵塞言路，不如我们去听取人们的意见，并当作治病的良药来对待。”

后来，孔子听到这些话，说：“从这件事来看，有人说子产不仁，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子产去世时，孔子流着泪，痛心的说：“子产，是继承了古人仁爱之风的人啊！”

但是，历史上也有不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君主，如周朝的厉王、秦代的秦始皇及二世胡亥、隋炀帝等，而他们的下场世人皆知。

据《史记》记载：周厉王在位三十年，非常贪财好利，行为残暴，百姓到处议论厉王。厉王非常恼怒，就从卫国找来一名巫士，让他去监视民众，只有发现谁胆敢议论朝政，就来报告，然后杀掉他们。这样一来，议论的人是少了，但四方诸侯再也不来朝拜了。

厉王越来越严苛，全国的百姓都不敢发表意见，路上遇见，也只用目光示意。厉王很高兴，告诉召公说：“我能禁止议论了，谁也不敢说三道四了。”

召公说：“这不过是堵塞了言论而已，并不是什么成就。堵塞百姓的言论，其危害要超过堵塞水流。堵塞水流，如果一旦崩溃，那么伤人一定会更多，百姓也是这样。所以，治理水害的人采取的措施是疏导，治理百姓的人应采取的办法是让他们宣泄，以便使言论畅通，那么好的主张就能听到。百姓的话，是考虑以后才流露出来的，堵住他们的嘴，那么谁还敢拥护您呢？”

厉王还是不听进谏。国内谁也不敢发表评论。三年以后，臣子们联手发动叛乱，袭击厉王。厉王逃亡到彘地，最后死在那里。

悠悠万世，后人总结历代成败兴废的经验教训很多，纵观历史，能否开放言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今天，如果你看到东航机长袁胜因为向人讲《九评》与三退大潮受到邪党的威胁，被迫背井离乡在美国避难，你就不会相信中国人有言论自由；如果你看到高智晟因不忍法轮功学员惨遭杀虐，三次直言上书而遭到长时间围堵、跟踪直至绑架迫害，你就不会相信中国人有言论自由；当你看到有那么多的维权人士和良心人士只是说出自己想说而邪党不想听、惧怕听到的话就身陷囹圄；当你看到在号称自由无国界的网络空间有那么多的中共网特在监视你的言行，你就知道所谓的“言论自由”不过中共邪党的自说自话，不过是它独裁、残暴、伪善的一块遮羞布。

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其结局就是衰败、灭亡，这是历史的教训。且不说中共作恶多端，天要灭之。单单从大陆人常常因言获罪这一点来看，邪党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从思想上、组织上摒弃恶党，的确是明智的选择。中共灭亡之时就是我们真正的享有言论自由和身心自由之日。没有了中共邪党，中国人民才会有真正的自由；没有了中共邪党，中国人民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2001年多名原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博士或硕士研究生因言获罪，被关进了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我是其中一名。同年9月7日，我和其它几名研究生一起又被换押到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海淀区看守所位于清河镇龙岗路25号。这里关押的大多是流氓、地痞、无赖，很大比例的人吸毒。我们被押送到海淀看守所之后，看守警察们首先来个下马威，令犯人将我们全身扒的一丝不挂，搜查一遍。在这里，看守们就是中共的代言人，他们就是这里的“爷”， “皇上”，一切都要看他们的态度。

平时看守所静静的，因为在北京的看守所里每天都要求在押人员‘坐板’思过。‘坐板’是一种很痛苦的折磨，必须双手抱腿，坐在一个很硬的大板子上。身体坐直，不准动，不准东张西望，不许说话。时间一长屁股尖着板部份就像针扎一样痛。在人均不到1平米囚室内，二三十个在押人员吃喝拉散全在里面，装了一个摄像头，号里的一举一动看守们全能看见。号里还装了一个又小又破旧的电视机，这是必要时给我们“洗脑”，看中共录制的“教育片”用的。

2001年9月12日清晨，号外的筒道里好像没有了往日的平静，不时的传来电话铃声，脚步声和看守们的狂笑声。整个看守所里一片喜气洋洋，这样的地方能有什么喜事呢？我心里很疑惑。我预感一定有大事发生了，能否让我们这些犯人中的最低层知道呢？他们在等上级指示？

一会儿一个看守把我们的号门打开了，号里的流氓老大被叫到了他们的办公室去。不久，又一阵狂笑传来了，接着就是脚步声，看守警察带着“老大”急冲冲的回来了。他们面带笑容，我还在不停的揣测到他们会有什么喜事，让这些中共的代言人这样开心。

看守重新给“老大”打开号门。老大冲了进来，对大家叫：“……都给我坐好喽。……还不坐好点。美国挨打了！！！哈哈哈……”。说完，他就把电视机打开了，电机中不停的播放着中国各大媒体对头天晚上（即美国的9月11日上午）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民航飞机冲撞美国经济的心脏─世界贸易大厦的画面一遍遍的播放。双子塔在自杀飞机的撞击下倒了。犯人们兴奋起来，一个个面带红润，眼珠充血，大声欢呼。要知道这种喧哗，平时在看守所里根本不充许的，轻则招来一顿暴打，重则手脚都被大铁链拴起来，然后会被看守在各号门口那几十米长的筒道里，像狗一样牵来牵去，口里还要反复悔过。此时，看守所的这种禁令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犯人们可以毫无顾忌的庆祝着美国的“战败”。世贸大厦中那数千生命，在他们心里已经变得像蝼蚁一样轻贱。此时的中共领导人表面上在向美国总统表示慰问，但我感到他的心里却在笑。死亡的人里有没有华人在他看也并不重要。

我在狱中一共度过了三个911。后来这两个911，犯人们也“有幸”聚在一起看中共的新闻节目。新闻节目中除了回顾当年911之外，还特别精选细选的加进了很多美国士兵如何在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误伤了平民及人们如何不满等内容。于是犯人们就一起大骂美国人咎由自取，死了活该。记得其中一位农村老头因自制了十一支猎枪, 便被判了十年重刑。在中国私人持有或制造枪支都是犯罪，这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

2004年3月我“刑满出狱”后回到家乡。弟弟含泪为我“接风”。他十八岁即参军，在中共的军队里摸爬滚打十年，当了军官。我因言入狱，他在部队恐怕也难以再干下去，于是就退伍回到家乡。

没想到几天后我的亲弟弟就和我发生了激烈的争论。2004年台湾大选期间，大陆的媒体每天都在不断骟动民众，并扬言武力攻台。我弟弟眼睛盯着电视，摩拳擦掌，随后就放出话来：如果打台湾，他要重返部队，“扫平台湾”。这些话是完全把战争当儿戏，把台湾两千多万生命当儿戏，况且我家在台湾也是有亲戚的。而后，民选总统陈水扁被枪击，弟弟也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我开始简直不敢相信那是他，我像看着外星人一样看着他。在中共的部队多年，他的心中充满了血腥与仇恨。

在我们发生争论后，我家一位年纪大的亲戚出来劝他：打台湾你去干嘛？咱们江主席精神好得很，膘肥体胖，八十岁了还要当军委主席，两个儿子都是身强体壮，请他们在前面冲锋陷阵，给全国人民作个“爱国”的榜样多好……。

2004年9月11日，逢出狱后的第一个911，我继续受到非法管制，既无自由又无工作，在家闲来无事，就浏览中共政府主办的各大论坛。我看到了一大片类似下面的话：

“满含热泪向执行911任务驾机撞向大楼的视死如归的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

“向所有正在抵抗美国侵略，企图打击颠覆美国的英雄们致敬！兄弟们中国人民与你们同在！”

“打倒美国！干掉美国军队！全世界团结起来把美国摁到茅坑里去 ”

“ 911烈士就是新时代的董存瑞黄继光，冲啊同志们，向法西斯开火，把一切不合理的制度灭亡”

“我每天下班回来，点上一支烟，打开电脑，我在等待美国玩完的消息，快了，快了。”

中华民族是有着辉煌的历史、灿烂文化的礼仪之邦，长久以来人民善良，崇尚和平。今日的中国，充满了仇恨和暴力，而昔日孔孟之道，仁义礼智信和恻隐之心被破除得一干二净。

由于中共担心自已权力合法性受到挑战，对内镇压，漠视生命，愚弄百姓；对外采取长期敌视西方民主社会的态度，穷兵黩武，历年军费开支狂涨，甚至不惜与流氓国家勾结。一些臭名昭著的残暴政权，都成了中共的盟友。这使中国在失去大量来自西方的先进文明的帮助同时，还要经常将大量资源用于援助这些流氓盟友。

在中共“仇恨教育”的长期灌输下，很多人丧失了人性和最基本的道德，中国社会更不可能和谐。各地腐败泛滥，官民冲突，黑社会仇杀比比皆是，维权运动也风起云涌。中共就像坐在火山口上一样。

中共当局为转移国内矛盾焦点，又不得不继续极力煽动仇恨，刺激国民，这已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它妄图把矛盾焦点转移到“台独”和美国身上，利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来维护其政权。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解放军少将朱成虎就公开表示，中国为了解决台湾问题，不惜打一场核战争。朱说：“准备让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朱的讲话又赢得了国内青年一片叫好。中国青年人这种狂热和二战前的日本人极为相似。

当中国国内矛盾重重而且在继续加重，当这些矛盾解决不了的时候，中共采用的方法不外乎是两个，一是对内屠杀，二是对外战争。其实，对内屠杀一直在上演着，三反五反，四清，文革，六四，法轮功，中共统治下不断的积累新的社会矛盾。无论是对内屠杀还是对战争，中国人的灾难，都将十倍、百倍、千倍于美国的911！

我已经闻到了血腥。中华民族啊，你何时才能摆脱中共，摆脱厄运！中国啊，我为你哭泣！！

正在因为个人问题郁闷的时候接到了朋友消息，她说她在关注温州瑞安暴动事件并给了我一个相关连接。我进去后看到了52张现场照片，瑞安群众围攻政府，大概有三万余人，而根据现场群众反映，有两人被防暴警察当场活活打死，逮捕更是不计其数，甚至警方还用上了催泪弹以及枪支，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大的暴动呢，在相关论坛了解情况才知道导火索起于瑞安三中的戴老师，戴老师善良正直为人很好，却不明不白跳楼自杀，根据照片来看，死状极为悲惨，半个头颅脑浆迸裂，面目全非。根据现场重重疑点，戴老师自杀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戴老师和她老公的不和在同事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她经常被这个除了家里比她有钱外一无是处的老公的殴打，在戴老师的日记里可以看出她的家庭生活是何等凄惨，以至于她患上了抑郁症。

这样一位众人眼里的好老师却在所谓的“自杀”后，在疑点重重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却对此事缺乏公开公正的调查态度，为什么？只是因为他老公家里有钱么？终于，在谢家（戴老师老公家）的种种作祟被群众识破后群众愤怒了，暴动了。

你不给我民主，我惟有争取民主，而我们的政府这时候并未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反而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这些追求民主的人们。某瑞安女士说，温州杭州的各传媒的电话打爆了，接到这个电话都做出了唯一相同的举动：挂电话。这就是我们的群众导向么？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由传媒精神么？不但传统媒体封锁消息，甚至网络上也遭到了严密封锁，根据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温州论坛在事发后就被封过，包括瑞安论坛的服务器也被停过，他们不就讨论了一这个问题么，为什么要封杀，为什么不敢让群众正大光明地公开讨论？难道，难道戴老师之死真有不可告人的么？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这几年发生一些事情：2003年下半年的孙志刚事件，我们的法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要用一个人的死来为法制建设增砖添瓦？在执法的同时，我们的人道主义精神去了哪里？我们的执法人员已经演变为一群机器，做事追求的是领导满意而不是群众满意，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否升职是领导说了算。殊不知他们忘了自己的本质所以在，就是那句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五个字：为人民服务。

还有发生与03年一直拖到06年才结束的被号称为“中国网络第一案”的湖南女教师黄静裸死案，这条漫长的路不仅仅是黄静老师的父母单独跑完的，是几十万上百万网民陪着一起跑完的，三年磨一剑，到最后却得出个不是结果的结果来，在这期间，甚至连最主要的证物都能不明不白地丢失，我们的司法机关，要你们还做什么？为什么？难道还是仅仅因为黄静的丈夫家里有钱么？

还有那个众人皆知的湖南广播电台主持人罗刚事件，仅仅因为说了中国人应该说的话，就被逮捕么？逮捕了一个，后边还有成百上千万网民的支持，群众的怒火你平息的了么？难道做传媒就要做到夹紧屁股不说真话么？

还有获得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度吉列尔莫．卡诺．伊萨萨世界新闻自由奖的南方都市报的程益中先生，竟然就因为说真话而被以贪污受贿而逮捕，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在恐怖和谎言中不在坚持常识？还有发生在05年年底的新闻界地震──《新京报》主编杨斌下课事件，不就是因为说了几句真话么？诚如程益中在创刊时所说的，这份报纸还没有出生，就有人想把他杀死。等到终于出来了，慢慢有点影响，程益中又因为得罪权贵身陷囫囵，后来经多方声援无罪释放，但凄凉地离开他钟爱的新闻岗位。杨斌接盘基本上萧规曹随，报纸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就不需要再举例了，大家都看在眼里。“负责报道一切”的宣传语被取消，这是一个信号，一位置身事外的传媒朋友在写的贴里说这使他感觉到隐隐的不安，当时他给新京报一位负责人发了一条短信：“动静已大，根基未稳；上有凶恶婆婆，旁有嫉妒娥眉。多加珍重。”这里所说的“根基”，自然与新闻本身无关。我们就必须得这么严密么？面对秉承80余年前《京报》遗志的《新京报》，难道我们要学“5．4”时期的国民政府么？

还有去年12月6日发生在广东汕尾的枪击事件，这是继1989年“6．4”事件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开枪事件，结果是一样，各种媒体一致严密封锁此消息，我当时除了在自由亚洲电台能听到事件的追踪报道和我的一些和我一样正义的朋友给我的消息外，国内几乎得不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信息，一经发现报道即被封杀，那时候，似乎是连论坛也被封了不少。

何以出现这种悖论现象呢？原因有三：一是，中国监狱以“劳改”为主即“生产劳动与思想改造”相结合的政策，犯人必须依此政策向国家提供额定的劳动，作为罪性的补偿；二是，监狱管理实行“经费与业绩挂钩”的政策，一个监狱完不成相应的上交经济指标，监狱管理当局（司法部门的二级局）下拔的经费就按比例递减；三是，狱警在各警种当中地位最低，灰色收入较少，扩大这种收入的“攀比冲动”大，且被揭发的概率又较其他警种小。

监狱里存在一套考核机制，即对每一个犯人实行“一表两类”的记分：劳动成绩类占70％，思想表现占30％，而实质上“劳动就是一切”。只有达到额定或超额完成劳动数量，才能记分，比如说在规定的表格上有“积极劳动超额完成任务”一项，具体可记为：“加夜班4小量，插纸芯，完成1200个（两箱），记3分。”

等这些积分总计到一定量，就换给犯人一个表扬或一个记功。表扬可换1个月减刑量，记功可换3个月减刑量。如果一年下来，三次记功，就可换一个“积极分子”。从理论上讲，这个“积极分子”可换6个月的减刑量。

在实际劳动中，由生产量太大，有相当数量的犯人完不成额定任务，或因身体状况、思想情绪等原因导致残次品出现。于是，狱警就一律将此定性为破坏生产，其处罚方式一般是按序升级：

（一）在单独处所如队长办公室，给予扇耳光、警棍击打处罚。——此项完全违法。

（二）罚跪，或在劳动工地或在生活区，被处罚犯人要下跪2至4个小时。——此项惩罚完全违法，即侮辱犯人人格。

（三）加戴戒具，手铐或脚镣或两者并用。——此项表面合法，要经过申批程序。

（四）关禁闭并“上双件”（手铐与脚镣共上），一般在7至15天之间。——表面合法，但被关禁闭后多数要遭到禁闭室代行警察职权的管理犯人的殴打。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禁闭室管理犯人都是有相当社会关系的人才能充任。此中犯人可获得相当数额的“被关”犯人的贿赂，如香烟、罐头乃至于现金等。

《监狱法》明确规定不准体罚犯人，也不准许侮辱犯人人格，但为了生产任务即监狱的经济利益，只好不顾所执之法即以执法之名行犯罪之实。我曾服刑的石家庄北郊监狱三大队（又称“三监区”）的大队长（又称“厂长”）曾多次公开地说：“哪个犯人想不干活儿，好说！让你家属每月交200块给我（即监区），你可以什么都不干了。”

监狱，已经成了纯粹挣钱的机器，所谓改造也失去了说服力。监狱的超强劳动与对犯人的人格侮辱已经成了二次犯罪的最大动因：

（一）由于相当多的犯人不愿接受再次的强迫劳动，声称“再犯，就犯死的！”即犯到被立即枪决的程度或干脆死在与刑警的对抗中，而不想进监狱活受罪。约在2000年前后，京广线上发生了一起匪徒团伙持枪“洗火车”（逐车厢抢劫）案件；该团伙与警方交战，多数被击毙，事后证明：团伙90％的成员是刑满释放人员。

（二）由于人格受到严重创伤，许多犯人报复社会的心理极为强烈，如河北省石家庄发生的震惊世界的“靳如超爆炸案”－－靳在监狱是“最没份儿”的那种犯人——队长欺负他，犯人也欺负他。另一方面，人格受伤严重者就不再以犯罪为耻辱，以为偷抢奸夺乃至于杀人也是一种“自我补偿”办法。

监狱严控现金，不言自明的道理是：犯人积攒多了现金可能贿赂警员，得到逃跑的机会。由于存在这个“古典”训条，犯人的现金（主要来源于家属会见时送给）就必须存在一种专用折子上。折子也不归自己掌握，而是要放在监区集中管理，一般由一个有代行警权的犯人保存并予记账、核对。

然而，手头存有现金还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委托监狱工人购买急需的药品（监狱医疗条件非常差，经常“治人于死”）乃至购买一些食品等等。更有一方面的原因是犯人要将一定数额的现金交给主管队长，让他去请客，请那些主管减刑的监区教导员、狱里的狱政科（处）长及主要经办人员。于是，由于存在一个对现金的三方分利机制（犯人、主管队长、狱管理层），现金也就成了“不合法但合理”的存在了。

这个“合理存在”为众多狱警提供了敲诈勒索的机会。比如说，在现金主要流入渠道接见室，犯人要是不将自己家人送来的现金交主管队长而是“另有所用”地冒险自己带出接见区，很可能让狱政科或狱侦科（后者为主）的警员查获。按规定：现金没收，上交狱里；犯人要送禁闭室，关至少7天的禁闭。这样，犯人的另一种“囚徒困境”就出现了：（一）要罚单，关禁闭，一年内无法申报减刑；（二）不要罚单，暂时放归本监区，再托主管队长向狱侦警察说情，“摆平”此事。几乎没有一个犯人敢放弃“摆平”的办法，狱警的执法也就有了相当经济收益。同样，藏在生产区及生活区的现金也免不了遭到包括本监区主管队长、值班队长或狱政狱侦警员的搜查。曾有一个比较讲信用的邯郸犯人借过我300块钱的折子款及现金，他答应在接见后还一半。拿到家人送的300块钱后，一下子全被狱警以“私藏现金”为名掠走。为了减轻他的压力（年龄尚小，20多岁），我不得不豁免他的债务。

监狱里还存在一种比较文明的敲诈，在外人看起来，几乎是天方夜谭。监狱除了生活区内设有使用存折购物的小商店之外，接见室里还设有可用现金购物的超市。如果一个犯人从生产区带现金去超市买东西，路上被狱警抓住，说明是去超市，就不没收现金；相反，你所带的现金如果在超市里没花完，回来的路上若被查到，那就得没收（只没收，没其他处分）。

超市里的东西一般是社会上物品价格的150％至200％。比如说，一只在市面上卖的低等面包1块2毛钱，而超市要卖到2块。就算超市把过期未售面包损失的成本全加到了犯人（消费者）身上，也还是价格太贵了。有一种不易变坏的烤肠，社会上的销售价在3块5（北京）到3块2（泊头）之间不等，而监狱里要卖7块钱一根。超市存在的合理性也被犯人认可：其（一）是，它总比生活区的价格低一些；因为“里面还黑”，比如一双系带黑色棉布鞋，用折子的小商店卖22元，用现金的超市卖20块5毛（社会价为12至16块之间）；（二）是，有了这个超市，“现金存在”至少降低了一些风险系数。

监狱是一个封闭程度极高的“小社会”，其他执法部门几乎无法涉入。就不用说文化执法与环境执法，就是驻狱的检察院工作人员也很少到里面“转一转”。

我曾服刑过的石家庄北郊监狱第三监区，有过两项主要收入来源。一项是印刷盗版书，一项是承担社会上无法开工的污染大的小电镀（药瓶盖镀锌）。盗版的书籍很多，我见过并拿到手的有两种：一为商务印书馆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一为一本英语语法书。其中，英语语法书一看就是假书号、假出版社，因为正文中竟然有“中华民国是台湾”的例句。可以相信，若按正式出版程序审批，这是绝对过不了关的。至于电镀瓶盖，污染程度之严重，让人不敢相信，只要你到那个车间走一圈，就喘不过气来。这样的项目无法在社会上开工，就是不用环保局去检查，雇工人一项就无法解决：工资给的低了，没人去干；工资给的高了，厂家无利润。于是，监狱就成了这类项目的承接者。监狱生产成本核算中有一项“虚拟犯人工资”，从来就没开给过犯人，所以叫“虚拟”。当然有的地方如广东等地也有的监狱开给犯人一些工资，但占不到“虚拟”的1／5。因为监狱里的“人吃马喂”、迎来送往、修车盖房等项大都从这块“虚拟”中转化为“现金”以开销。

可以公平地说，整个狱警系统就是靠“吃犯人”这种绝对廉价的劳动力来过着相对安逸的日子的，他们是一个残暴的毫无人性的新剥削阶级。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讲，中国监狱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换个角度讲：监狱制度重置应当成为国家民主化初期首先解决的“当务之急”之一，或曰：现在就该设计“影子文本”。

作为异议人士我们的文章无时不刻地都会受到当局的监控，如果这篇反映中国监狱实情的文章能通过监控程序送到决策高层－－设想我们的“明君贤相”胡温二人也能抽空一读，基于人性，痛下决心，改造我们的监狱制度，未尝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由于当时自己身在官场上的警察系统，只是忙于警务工作和官方应酬，对于共产党内的腐败现象（比如说公款吃喝玩乐、只报喜不报忧的假大空等）还是了如指掌并深恶痛绝的。可对于社会上和民间的腐败现象我还是缺乏了解的。即使在离开公安系统后，也只是为自己和老百姓的维权而疲于奔命，无暇顾及到更多的社会问题，因此，对“全民腐败”不甚了解。但是，今天高科技的成果、尤其是通过互联网信息的传播，使得我这个坐在家里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问题，并从中获益许多了。也因此，我通过网上和网民的聊天知到了令人吃惊的“全民腐败现象”而感到有责任把它记录在案。

前不久，我在ＱＱ聊天室和一个女士碰上，也可能是“异性相吸”的原理所致吧，我们聊了起来：

女：你的网名很好，叫松柏，你是不是很坚强不屈啊？
我：是的，我很坚强，否则早就被迫害致死了。

女：啊！有那么严重吗？你是干什么的？
我：我原来是警察，现在无业了。

女：啊！那么好的工作，你为什么不干了？
我：因为我在89年“6．4”（二个字无法连续发出）支持大学生反腐败，后来被公安局辞退了，又因为替家乡父老兄弟上访鸣不平被判刑了，所以至此。

女：哎呀！你太可惜了。你干么多关闲事，连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都管不了，你一个警察又能怎么样。这个社会已经腐败透顶了，你还看不透？
我：如果中国人都不管，这个社会不就更加腐败了吗？

女：更加腐败才好哪，早点烂掉早利索。你打字怎么这么慢啊？
我：我的眼睛残疾，一只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用一只眼睛用放大镜慢慢看着打字。

女：你的眼睛是怎么回事？
我：是因公负伤，而且一条腿也残疾了。

女：那你既然如此，公安局还辞退你，真不讲理了！
我：没有办法，和共产党讲理很难，谁让我们都不幸生在中国哪！

女：看你这样的下场，我得告诉我那当兵的儿子，千万别给共产党卖命，否则像你这样可怎么办？
我：告诉你儿子，只要不要有思想和只听党的话就没有事。

女：在山东济南市。
我：是吗？太巧了，我儿子也在济南市打工。

女：认识你很高兴，真没想到现在这个社会还有你这样的好人，现在的人都为自己着想，你也该为自己想想了。
我：我没办法好想，现在只能是活一天少一天，半百之人了，又残废了，还能干什么？

女：你家里安装空调了吗？
我：安装了，但是很少开，因为电费太贵。

女：这个好办，你还不知道吗？有办法可以让你省电费，现在老百姓都是这么干的。我：用什么办法可以节省电费？

女：只要你花500元人民币，我就可以帮你找到电业局的电工，他们就可以把你的电表调到每运行十度电只有一度电的显示，也就是说你消费十度电，只需要交一度电的电费，而且没有人能够查出。这样一来，你可以大胆的使用电了。时间长了，你不就省出很多钱了吗？
我：这不是偷电吗？是违法行为啊！

女：哈哈！你还真是老夫子。现在很多居民都是用这种办法。当官的有钱消费，我们老百姓就不能想办法，管他的。你得改变观念了，反正社会上都是巧取豪夺。

女：就是这样，你现在不太了解社会了，你别考虑了，保证万无一失。如果你想调电表，我马上就帮你找人。现在偷电的很多，抓不着就没事。

过了很久，我也没有继续就此事和那位女士取得联系，因为对这种公然的偷窃行为我是绝对做不到的，尽管那位女士说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对这种缺乏基本社会公德和无视国家利益的事情，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良知的公民都很难做得出。显然，我是难以做到的。遗憾的是，当今的中国社会却成了“普遍现象”。这不是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腐败”现象的自然反映吗？！

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就曾经说过：“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经历过多少次政治教育的共产党人并没有从思想觉悟上自觉抵制腐败，才使得党内和官场上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而缺乏法治观念的社会上的老百姓在不满和仇视之余，也只能是利用各种办法进行感情的宣泄和利益的谋取。从这种民间的“窃电”行为到大街上的“窨〔音“印〕〕井盖被盗”之类极端低下的偷盗现象，除去突出一个“穷”字之外，整个社会的公共道德底线也到了令人担忧的临界点了。

中国的腐败成本非常之可怕。由于官场腐败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法律制裁，使得社会和民间采取上行下效的办法，用我过去曾经审查过的犯罪分子的话来讲，就是“当官的贪污是大偷，我们没有权力只能是小偷”。如此上下交恶，正气得不到张扬。这样的社会又怎么能不让所有矢志于中国进步的人士忧心忡忡呢？！

由于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使社会大众不再相信公认的游戏规则，因而所有人的行为都变成非常机会主义的：只要对自己有利，可以不顾社会的道德准则，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偷抢横行、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盛行的社会。在丛林规则指引下，官民之间的互动陷入类似囚徒博弈的困境，构成个人理性与集体非理性恶性共生。其结果也只能是到今天总体下降沉伦的“官场腐败”和“刁民社会”一派难以言说的景象了。

也许，我的这些亲身经历和感受，就是对那为资深的老共产党人所感慨的“全民腐败”最好的例证和诠释。

今年三、四月间，前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应约为台湾《新新闻》周刊写三篇短文，之后却杳无音讯。最近他发表一篇〈国台办污染台湾媒体〉的文章中，提到他七月访台时，有位中央社记者告诉他，《新新闻》因先前刊他文章受到北京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台办）的“严厉敲打”，说：“大陆那么多作家，为什么偏偏要请焦国标为你们撰稿？”所以就不敢再用他的文章了。

国台办紧张什么呢？原来焦国标2004年在大陆发表了《讨伐中宣部》一文，严词批判中共这个箝制言论自由的中宣部，并把中国的审查官员与纳粹德国官员相比。这篇文章发表后，洛阳纸贵，文章在海内外广泛转载，焦国标声名大噪。随后，他被迫辞去北大教职。

这样的异议份子不见容于中共当局，我们能理解。可怕的是，中共言论箝制的魔爪，竟然同样伸到台湾媒体中来！

据《大纪元时报》透露，一名前台湾官员，因为参加该报在台湾举办的“九评研讨会”（《九评共产党》是大纪元的系列社论，2004年年底发表后，引发“退出中国共产党”大潮，累积至今已超过一千三百万）。三天后即有台湾友人转来“国台办”的关注，希望他不要再参加这类研讨会。

另外，台湾某大报的地方记者，撰写法轮功活动消息在“地方版面”刊出后，当天就接到国台办从对岸直接打来的电话，威胁他以后不可以再写法轮功的报导。记者直呼匪夷所思：“这里到底是台湾还是大陆？”

中共染指台湾媒体，已经严重到令人难以想像！另一方面，这也显示台湾媒体堕落的程度。焦国标说，他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后，欧、美、澳、日、韩等民主国家几乎所有驻北京的媒体都曾经采访过他，表达他们对中国大陆新闻自由的关心，可是他“从来没有接受过台湾驻北京记者的采访”。他加了一句：“伊斯兰国家、非洲和南美洲的（也）没有。”

焦国标直指台湾媒体的堕落，不仅抹黑台湾民主，更美化大陆专制。他痛批台湾媒体为了得到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的眼前利益，可以放弃新闻职业精神，而这背后的黑手就是国台办。

美国独立非营利机构“詹姆斯通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在2001年11月发表一篇“中国政府是如何试图控制美国的华语媒体”的研究报告，披露中共做出巨大努力介入北美的中文媒体。报告中说，当时美国主要有四种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明报》和《侨报》，发行总量约七十万份，中共通过赞助、给广告等形式，对这些媒体实施了程度不等的控制。而据台湾情报部门确切的消息，台湾至少有17家媒体暗中接受中共的官方黑钱。

这次的倒扁“红潮”，许多媒体专业人士都知道是台湾亲共的媒体在背后兴风作浪。台湾民主的机制，如果沦为“街头运动”甚至演变成“街头暴力”，无视于多年来辛苦建立的“人民直选总统”及宪政司法体制，台湾岂不遂行了中共的阴谋伎俩，让“亲者痛、仇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