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22日(星期日)

国际笔会抗议中共逮捕异议作家郭起真

国际笔会在呼吁书中说,“关押记者郭起真违反中国1998年就已成为签约者之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郭起真。”

林信舒:请再为高智晟搞个签名

希望大家能继承林老的遗志,理解并支持林老的遗愿,齐心协力响应乔高和麦塔斯两位外国人提出的提议,拥戴高智晟律师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参选人。

乔高报告震惊韩国 朝野共谴活摘器官

曾因发表“中国法轮功学被活体摘取器官的调查报告”而震惊了世界的加拿大前议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收到“国际大赦组织”韩国第49组代表吴世烈的邀请于本月17、18日到韩国进行访问,在韩国国会进行演讲,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马恒隽: 生命的辉煌——见证于自我觉醒的良知

为了对自己未来的生命负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认真读一读《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只要中国人能够重新对自己文化、人性和道德进行深刻的反思,就能够使中共的一切谎言不攻自破;就能够使中共的暴力失去基础;就能够使中共的邪恶昭然于天下,无处可遁;就能够以一正压中共的百邪。

美国之音听众:中国政府关押审判批评人士

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的统计,自从2006年1月到现在,中国至少有3名网络异议人士和7名记者因为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被判刑。在这次听众信箱节目里,我们来听听几位听众朋友对中国政府这种作法是否合理的看法。

记者无国界:《中国青年报》新整肃

记者无国界对由中国共青团及宣传部发起的针对《中国青年报》的管理和编辑人员的最新一论的整肃感到失望。政府认为该报的管理人员, 没有有效的对其看来太自由主义的编辑团队加以控制。世界新闻自由组织指出“该报的管理人员及职员遭到了与‘冰点’一样的下场。他们的直言与坦率触犯了中共的禁忌。” 。

鲜卑雁:“三军”问题浮出水面

曾经被底层社会推誉的胡温新政并不讳言这方面问题,如二00五年八月初军科院王安少将接受公开媒体采访时,坦称:中国不仅有“三农问题”,而且也有军队、军营、军人之“三军问题”。

蔡成: 从中国民谣里窥探真正的中国民意

揭示社会真相的民谣最是流传广泛:“钱难赚,平民百姓埋头干,小人暗算总不断,苛捐杂税名目多,穷人非要去行善,政府官僚却淫乱。翻开书一看,原来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再往下看…….天哪!邓老爷子说,要一百年不变!”

八年全面抗战史实全景大澄清(4)

蒋介石于1939年末在长江下游两岸发动的空前规模的冬季攻势,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同时,使日军看到了蒋介石军队的强大和对侵华日军构成的严重威胁。于是,招致了日军一系列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残酷报复。这就是1940年以后的近两三年的艰难时期。


国际笔会抗议中共逮捕异议作家郭起真

【大纪元10月2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申铧采访报导)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18日发表紧急呼吁,抗议中国网络作家郭起真被判四年徒刑。

河北沧州的维权人士郭起真是在17日被沧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四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中共指控他的证据都是他在网上发表的文章。

国际笔会在呼吁书中说,“关押记者郭起真违反中国1998年就已成为签约者之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郭起真。”

国际笔会下属成员机构、独立中文笔会的狱中作家委员会的负责人张钰告诉记者说,凡是在中国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人,国际笔会都会加以关注,尽力援救…

张钰:“中国所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子,国际笔会都会接受。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中国基本上全部是因为写作。国际笔会关注所有由于写作受到迫害、特别是被监禁的案子。”

除了郭起真外,国际笔会最近还就中国异议作家力虹、郭飞雄、陈树庆被捕发出过抗议声明。张钰直率地说,这些抗议声明对当今中共政权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但是国际上的关注至少可以改善被捕人士在狱中的待遇…

张钰:“如果这个人被国外关注了。他在监狱里大概会好受一点。想要虐待他就会想到这个人在国际上受到关注,到时候弄不好上级要批评他们,所以可能会对他们好一点。那些外界不知道的人待遇就会差一些;外界知道的越多的人,名气越大的就好一点。”

郭起真是今年5月份被捕的,熟悉他的一些人士认为,他被判刑的真实原因是他参与了维权律师高智晟组织的接力绝食活动。

郭起真走上为弱势群体维权的道路是从十几年前开始的,当时他自己因为与单位领导发生争执而被公安非法逮捕,释放后长期受到公安骚扰,为此他差点走上绝路。

后来他绝路逢生并走上维权之路,得益于六四天网主持人黄琦的帮助。黄琦向记者透露说…

黄琦:“在99年到2000年上半年,郭起真先生当时是作为喊冤的冤民,到处发了一些喊冤的文章,当时国内的媒体都不理他。

有一天他要自杀,我们《天网》就启动了紧急的寻人机制,大概用了七、八个小时就把他找到了。我就和他联系要他到我们天网工作一段时间,《天网》给他提供生活费,很快他就到了成都,在《天网》工作了一个月为冤民写申诉的文章。”

从那之后,郭起真开始关注为身边的弱势群体维权,揭露地方官员的腐败。黄琦认为,最近郭起真和其他好几位维权人士先后被捕,表明中共政权希望扼杀维权运动。但是他说,维权意识已经深入老百姓人心,政府扼杀不了…

黄琦:“中国民间维权的最大力量正好是在基层,而不是在互联网上反映出来的。走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发现每个地方的老百姓都在和官方争权利。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国退民进的年代,民间文学的力量经过这七、八年已经迅速壮大了。”

黄琦还希望海外的人权团体多多关心中国草根民众的维权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推动中国的民主发展。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林信舒:请再为高智晟搞个签名

【大纪元10月22日讯】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10月14日到达日本。他们呼吁日本各界关注近期被捕北京人权律师高智晟。他们两人提名高律师为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大卫.乔高对记者说:“高律师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最勇敢的律师之一”。我们建议“ 营救高智晟、郭飞雄律师后援团”或其他海外国内朋友能够搞个签名,支持他们两位的提议,提名高智晟参选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乔高13日曾在陆委会的记者会上说:”中共的起诉太荒谬,高智晟只不过呼吁中国重视法治、人权、司法独立以及民主。”麦塔斯说,高智晟曾经邀请他到大陆调查活体摘除器官的行为是否存在,但是中共政府未给予签证。

今年4月在白宫公开向胡喊话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医学博士王文怡表示,高智晟写给中共高层的公开信触怒了北京当局所以被逮捕。王女士认为高智晟以最平和的方式让各界知道,在中国发生最邪恶事件的真相,他是中国的楷模。她已在洛杉矶成立了工作组,将促进提名高智晟成为0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人。

10月15日刚刚突然逝世的中华的良心林牧先生,在遗留的一封给袁红冰的信中建议他和魏京生、王丹、胡平、茉莉、徐文立、刘刚、徐水良、张伟国、王有才等同仁商量在高智晟被判刑以后,可否由国内外一大批朋友通过世界人权理事会、大赦国际等为他申请欧洲萨哈罗夫人权奖和美国肯尼迪人权奖。

林老认为“这不是为他个人争荣誉,而是说明中国人权民主运动人才辈出”。

林老说他有四点比较突出:

一、他是国内有系统的调查和揭露法轮功成员受到惨无人道的侮辱和虐待的第一人;
二、他是国内首先提出废除中国宪法上关于中共领导和指导思想两条规定的意见的人;
三、他有为人权民主事业牺牲自己职业、优厚待遇、自由和生命的精神,这一点非常可贵。
四、他年富力强而又名重望高,已经成为国内维权运动的领袖,智晟如能获奖,有利于坐一段监狱之后,把他营救出国。

近日,高智晟辩护律师莫少平也表示,他已发函要求纠正高智晟案过程中的不合法。莫少平律师写道:‘我们提请检查机关对公安机关在高智晟案的侦察过程中这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作法,提出法律监督,要求检查机关责同公安机关纠正它的错误。’莫律师日前已再次提出要求会见高智晟。

我想,如果海内外抗议声浪不绝,如果评奖的呼声强烈,当局可能连判刑都不会,或者判后搞个取保候审、保外就医,或遣送出国等。这是有以往的先例的,不是随便说的,中国抓人判刑,随意性很大。我们认为,中国的民主事业源远流长,就像江河之水,后浪推前浪,千万条江河终于汇成大海。现代中国为了和平民主自由人权而奋斗的志士仁人层出不穷,前仆后继。活着的,去世的,在国内,在国外,够评上诺贝尔和平奖的有许多。以前国内外都曾提出多位,他们每位都不逊于以往评过的诺贝尔和平奖的人们,都完全够格评上。但是,名额有限,我们觉得,林老提出的四点,的确很重要,很有份量。

希望大家能继承林老的遗志,理解并支持林老的遗愿,齐心协力响应乔高和麦塔斯两位外国人提出的提议,拥戴高智晟律师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参选人。

由于年龄身体等原因,近年,自己参加的民主活动越来越少,媒体也很少采访我,找我也谈不出什么道道来。而且我的信箱经常被封锁,去年开始,发给《大纪元》《看中国》《新世纪》《北京之春》《博讯》《民主论坛》《人民报》《大参考》等等的文章,往往都是发成功了,又被退回到发件信箱。

最近,看到中青年一个个被关,高智晟被抓,很是气愤,也觉得老年人该说话时还是要说。给《民主论坛》送了三篇文章都收到并发了。林老走后,我通宵写了一篇《哭林牧》,连续三天,用了自己的五、六个信箱,多次发给《民主论坛》的四个信箱,都没有收到,没有发表,他们是一天一期。后来注意一下,看到几封他们发的空白信,不知怎么回事。但是我用朋友们发给我的信箱群,倒是有的收到,有的退回。所以,希望收到此文的朋友们将我的这个建议转发给有关网站媒体。

因为不是首发稿,所以,也不必考虑稿费问题。近20年来,我也接受了不少采访,写了一些文章,虽然我各方面都很困难,但还从来没有取过一分钱的稿费,有的是与警察曾经作难有关。

高智晟被关押后,曾与郭飞雄联系了几次。郭又被关了,其他后援团的骨干联系过几个,也是处在被监控壮态,不知该与谁联系。

如果有搞签名,麻烦帮忙签上福州:林信舒、陈健、张道达、林光、王平。非常感谢!

祈祷上帝,保佑中国!

福州林信舒

2006年10月20日

乔高报告震惊韩国 朝野共谴活摘器官

【大纪元10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吴松/韩国首尔报导)曾因发表“中国法轮功学被活体摘取器官的调查报告”而震惊了世界的加拿大前议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收到“国际大赦组织”韩国第49组代表吴世烈的邀请于本月17、18日到韩国进行访问,在韩国国会进行演讲,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他们的到访在韩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韩国执政党及在野党多位政要纷纷谴责中共的暴行是“令天人共怒的行径”,并提出将会申请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意向。

韩朝野共遣中共恶行
  
韩国国会“法治司法委员会”委员长、韩国最大在野党大国家党议员安商守表示,他将深切关注此事,就赴中国接受器官移植问题他将向保健福祉部提出进行调查的请求,并以此为基础,委托韩国法务部对此进行正式调查。如果证据充分,他将进一步促进对此进行立法。
  
韩国执政党开放我们党议员辛鹤用在18日于韩国国会“宪政纪念馆”举行的“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的调查报告”发布会上,亲自到会并致祝词。他说, 必须立即阻止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摘取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的暴行,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使国民们正确了解中国境内人权遭受侵犯的严重性。辛鹤用在听取了发言后说:“这是一次能生动了解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人权侵害状况的好机会”。

现为联合国非政府机构( NGO )和平大使、曾连任三届的前国会议员金浩一先生,他说:“对死者的尸体有不当行为都要受刑法处罚,那么为获取器官而危害还活着的人这更是令天人共怒的行径”,他誓言将为立即中止中共政权的暴行而尽最大的努力。
  
韩国国会“人权论坛”会长、最大在野党大国家党事务总长的黄佑吕国会议员称,“人权论坛”的下属议员们也将积极参与,他还请求再追加提供10本调查报告书。

前内阁成员、前总统候选人李仁济议员说,他去年曾在国会观看过有关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画展,但还不知道摘取器官的事态是如此严重, 在听完大卫.乔高的讲解后他用英语说道“Terrible!”。他誓言今后将为中止这种蹂躏人权的行为尽一切努力,并对身为基督徒的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能来韩国进行这样的人权活动深表敬意。
  
韩国 “国家人权委员会”事务总长郭鲁炫说,他曾在街头碰到过揭露摘取活体器官真相的法轮学员并为反迫害签了名,当时所见的照片非常客观真实,对他的冲击很大。他说他将持续关注这个问题并约定如果收到摘取活体器官的报告文件,他会把它登在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网页上。
  
韩国执政党议员卢雄来、徐甲源也对此事表示了关注。
  
“国立脏器移植中心”韩国负责人对中国的摘售器官事态深表忧虑,并表示将在掌握事态真相后要将实情告知国民,他们同时请求乔高一行如有后续资料一定要发给他们。
  
韩媒关注中共活摘器官
  
由于韩国远征中国接受移植手术的人数众多,一直是韩媒关注的焦点之一,但器官究竟源自哪里,在韩国一直是个谜,而乔高之行揭露的这一谜底让韩国媒体震惊,纷纷给予报导。

法律专家大卫.麦塔斯引用了一位天津消息灵通人士的话强调说,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者约85%是外国人,像韩国这样盛行出国接受器官移植的国家里应当立法防止他们(法轮功学员)无辜的牺牲。麦塔斯还说,在海外法律规定,接受器官移植时不仅要有捐赠者的同意书而且只有在与捐赠者或捐赠者家属能进行直接联系的情况下才允许进行移植手术。
  
乔高与麦塔斯的韩国之行也受到了韩媒的广泛关注,韩国主要通讯社联合新闻、 YTN TV、 MBC TV、韩国三大报之一的《中央日报》、《Up Korea》、《每日经济》等新闻媒体都对此次的报告会进行了报导。
  
法轮功学员到会证实
  
中国朝鲜族人金学哲,只因修炼法轮功而被判10年重刑,他的母亲权清子女士也出席了此次会议并作了发言。她说金学哲已作完血液检查,下一步将面临被摘取器官的危险,她最后呼吁人们帮助营救她的儿子。

同时,于2003年在中国被捕后,在劳教所里遭受百般严刑拷问,后经韩国国民的营救,获释来韩的法轮功学员高成女女士作为证人出席了发布会,生动地描述了拷问过程,证实了调查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她说,曾经听警察告诉她们,如果不转化的话,就将会被送到大西北的一个集中营里,让她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说,当时听了,还不知警察具体指的是什么,现在回想起来,那不就是指活摘器官的死亡集中营吗?

马恒隽: 生命的辉煌——见证于自我觉醒的良知

【大纪元10月22日讯】从共产党幽灵降临中华大地之日起,中国人摆脱共产党桎梏的努力就没有停止过。然而,无数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仍然停留在事情的表面上去反迫害,中共就会如影随形般地带给我们花样不断的恶梦。因为中共的存在基础不是在制度上,而是存在于人心的不正因素和对真理的误解之中;我们自身存在的不正因素和对一些假理的固执不放,是中共真正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我们无法彻底摆脱中共祸害的主要原因;只要中国人不去主动反省自己的内心,人心不动,中共就可以继续祸害中华。
  
为什么说中共的存在基础是人心呢?因为,共产党的本质是邪恶的,它在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自己的立足基础,只能靠依附在人类思想上操纵别人而生存,这从共产党的表现形式就可以看出来。共产党主要不是依靠创造全新的邪恶东西来表现它的邪恶,而是汇集和利用了我们人性中固有的不正因素去不断加强我们的邪恶,扭曲异变我们的心灵,然后再用这种被加强了的邪恶去反过来扼杀我们自己人性的善良与良知。所以,中共是一个集古今中外一切邪恶之大全的邪灵
  
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没有专门去创造一套全新的假理来骗人,而是利用了人类整体道德水平堕落后,被欲望和贪婪所驱动建立起来的许多满足自己私心的假理。通过将这些假理进行汇总和整理成为系统的理论;甚至篡改一些比较真实的理论,使之也成为假理,然后它再利用这些系统的假理去诱骗人类背离真理而走向歧途。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集古今中外一切假理之大全的歪理,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唯物观,它构成了中共党文化的理论基础。
  
这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必须面对的严肃问题:由于中共的根子是扎在我们不正确的思想之中,当我们谴责中共的邪恶时,必然会同时触动我们自身存在的不正因素;当真理重回人间,冲击中共党文化的歪理邪说时,必然也会同时冲击到我们自身的固有观念。我们对自身不正因素和固执不放的假理的认同,同时也就是在认同了中共的存在。所以,彻底摆脱中共邪恶控制的过程,其实就是每一个中国人无可避免地对自己内心进行深刻反思的过程;是一个道德重建,人心向善,回归天理的过程。一但中国人将注意力放到唤醒内心的道德良知上来之后,表面上貌似强大的共产党就会被中国人连根拨起,瞬间化为乌有。
  
为了对自己未来的生命负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认真读一读《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只要中国人能够重新对自己文化、人性和道德进行深刻的反思,就能够使中共的一切谎言不攻自破;就能够使中共的暴力失去基础;就能够使中共的邪恶昭然于天下,无处可遁;就能够以一正压中共的百邪。
  
没有人能够在今天势不可挡的退党大潮天象之下置身度外。那些表面上承认共产党不好,却对今天的退党大潮自认为是事不关己保持中立的人,其实他们的处境已经是很危险了。也许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当自己内心不正的思想受到冲击时,表面上给自己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而直正掩盖的却是自己对中共灌输的党文化拒绝进行反思的事实。可是,维护自己头脑中的党文化,实际上就是在维护和加强中共邪恶的存在基础,是在逆天意而行。今天不管人心动不动,天灭中共都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只是那些迷在党文化之中的人会随中共的灭亡被连累遭殃,所以“三退”是关乎每一个中国人自我拯救的事情。
  
在今天难得的伟大历史时刻,每一个人的表现都是自己道德良知的见证。也许有人会觉得自己很聪明,躲在一边静观形势变化,直到看清中共确实大势已去,才赶紧出来声明“三退”搭上尾班车,不吃眼前亏;也许有人会决心与中共同存亡,认可被宇宙彻底淘汰也不愿觉醒;然而,真正令宇宙为之赞叹的,却是那些站在汹涌的历史潮流前面的弄潮勇士。
  
那些直接受到中共铺天盖地的邪恶迫害以及周围被谎言毒害不明真相的人间接迫害后,仍然顶天立地坚持真理的人;那些在很多人害怕同法轮功沾边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时候,为了正义和良心,毫不畏惧地公开支持法轮功和为法轮功辩护的人;那些在中共的官场上人人削尖脑子千方百计往上爬的时候,断然跟中共邪恶决裂的人;那些经过了被中共几十年洗脑后,仍然不受中共的利益引诱,不随波逐流堕落,始终坚持不懈地揭露中共邪恶的人;那些在当今许多中国人都将趋利避害,畏惧权势和不吃眼前亏当作做人标准的时候,仍然以大无畏的勇气公开声明“三退”的勇士们,其良知闪烁的光芒,正在勾画着中华民族未来灿烂的新纪元。
  朋友们!让我们继续努力吧,自己未来生命的辉煌将见证于今天自己觉醒的良知。

美国之音听众:中国政府关押审判批评人士

【大纪元10月22日讯】(美国之音记者:萧敬2006年10月21日华盛顿报导)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的统计,自从2006年1月到现在,中国至少有3名网络异议人士和7名记者因为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被判刑。在这次听众信箱节目里,我们来听听几位听众朋友对中国政府这种作法是否合理的看法。

*李女士:与和谐社会口号背道而驰*

湖北的李女士说,中国政府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这与中共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背道而驰。她说:“中国政府违反宪法,逮捕异议人士,这对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很大的讽刺。老百姓说真话,反贪官,对国家本来是好事,反而成了坏事,我真不知道黑白是怎么分的。”

河北的张先生说,如果一个公民犯了罪,就应当受到法律的惩处,但只有公布案情,才能服众,否则当局滥用权力的弊端就难以避免。

*张先生:应公布案情*

张先生说:“文革期间我被判了20年徒刑,其实我就是在在日记里写了几篇文章。当时判刑是根据最高指示,公安六条,凡是对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小组进行批评的,都是恶毒攻击罪。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反思一下历史,应该把案情公布出来,让中国老百姓和世界人民都看一看,是不是名实相符,这才能让人心服。如果笼统地套一个罪名,那么,批评一个领导人,批评一件事情,都可以套上这个罪名。我认为,最好就是公开案情,这不是什么国家机密。”

福建的黄先生说,中共控制言论,就如同蝙蝠害怕阳光。他说:“大家都知道,蝙蝠很怕阳光,如果暴露在阳光下,还能生存吗?共产党如果不控制言论,也很难生存。”

*舒先生:不应把中共妖魔化*

广东的舒先生认为,中共固然有缺点错误,但也不应该把它妖魔化。他说:“中共在执政过程中存在某些不足的地方,这是肯定的。但是,境外和国内的那些民主人士往往把中共描绘成丑恶的魔鬼。”

浙江的吴先生认为,中共当局把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士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从道理上说不通。他说:“颠覆国家政权罪起码要具备一些条件,比如说,有组织,有纲领,并且需要暴力、武器等等。如果缺乏这些条件,怎么能颠覆国家政权呢?一个人发表不同的言论,提一些意见,是不可能推翻政府的。”

*分析人士:“煽动颠覆罪”概念模糊*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煽动颠覆罪”的概念非常模糊,导致中国政府滥用权力,任意逮捕异议人士。

最后,让我们来听听海南的凯先生是怎么说的:“中国就是缺少批评政府的人士,所以才使中国社会上权大于法、势大于法变得很猖獗。”

记者无国界:《中国青年报》新整肃

【大纪元10月22日讯】记者无国界对由中国共青团及宣传部发起的针对《中国青年报》的管理和编辑人员的最新一论的整肃感到失望。

政府认为该报的管理人员, 没有有效的对其看来太自由主义的编辑团队加以控制。

世界新闻自由组织指出“该报的管理人员及职员遭到了与‘冰点’一样的下场。他们的直言与坦率触犯了中共的禁忌。” 。

这个新的处罚使人们想起,在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命运是掌握在他们的上司的喜好及宣传部手中。“ 自由组织的人说。

十月十三日,李而亮被从《中国青年报》主编的位置上撤下,被安排做《中华儿女》的主编。这是一份歌功中国的,相比之下很不受重视的报纸。《中华儿女》和《中国青年报》一样隶属中国共青团。陈小川代替了李而亮,陈小川有三十年人民日报记者的经验。也正是他,替代了箸名的《冰点》副刊主编李大同。

同样,《中国青年报》的社长兼党组书记王宏猷被徐文新代替。一个北京的记者说,目前的认命可能是暂时的。一惯支持胡锦涛并对共青团忠心的人, 有可能被指派去强力控制这份卖给有成百上千定阅者的报纸。

2006年2月,《中国青年报》的副刊,一个很受欢迎的周刊《冰点》,有两位重要职员被免职,李大同和卢跃刚。这两位记者被冷处理到人民日报的新闻研究中心去了。

记者无国界新闻公告

2006年10月19日星期四

——转载自《六四天网》

鲜卑雁:“三军”问题浮出水面

【大纪元10月22日讯】转退军人集体上访、参与维权成了中国时下政治的一个突出点。不久前,河北省农业银行系统千名退休(含买断)干部上访时,某地区(市)的一位营级转业军人的“说理斗争”让大多数上访者对转业军人刮目相待。

曾经被底层社会推誉的胡温新政并不讳言这方面问题,如二00五年八月初军科院王安少将接受公开媒体采访时,坦称:中国不仅有“三农问题”,而且也有军队、军营、军人之“三军问题”。

人海战术导致社会资源紧张

毛泽东对人海战术情有情有独钟,除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抗战口号外,还有“全民皆兵”、“七亿人民七亿兵”的煽情。人海战术也确让中国大陆“收益”不少,如朝鲜战争,高峰期投入十九个军计一三四万兵力,超过李美联军一倍以上;又如中苏关系紧张时,中国仅在中蒙边境就以一点五倍比例的方式抗衡──对方投一五0个师(约一00万人),中国投入一五0万兵力(约二三0个师);再如,邓时代虽有精兵之略,但对越南的战争仍采取了人海战术。

然而,庞大的军队基数不只是增加军费开支以及“人头费多”,而很少用于科研及设备投入,主要的问题是造成了非军事部门的政治资源紧张。大量的转业干部被安排到社会部门(如税务局与银行),占据了业务与管理的领导位置,从而挤压了专业人士如院校学生的上升空间。虽然说,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导致了政府对学生的信任程度降低,但转业军人的“有职安排”也被大大地限制了。

这个学生稀用、军人不用的连锁反应导致了社会部门“近亲繁殖”的炽烈。于是,广义的“太子党”问题又形成了,至今国人抱怨的社会分层中官员子弟占有大部分政治资源的问题。

军队的“社会化”倾向

庞大的军队体系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作为小社会也深受大社会的风气影响,比如公车问题,又比如经商问题,已经成影响军队质量的重大因素。

王安少将在访谈录中曾公开指责车滥现象(还只限于院校),他说:“国外军校只编制一台公务车,而我们一所军事院校通常编制一个汽车连(营)几十台、几百台车。”与车滥现象同时存在的还有比军人基数过大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军队“人治”痼疾甚重。在这个痼疾中条令教育最为落后,被称为“读、抄、考、背”模式导致的结果是大陆军队与现代战争的综合化即舆论、心理、法律、信息“四战综合”愈走愈远。

军队的社会化倾向还在于它同地方政府部门一样,把职责放在第二位而就业功能反上升到第一位。

军队充分发挥就业功能在毛时代已露端倪,虽然那时表面上是学古代屯田(军队搞生产),而本质上仍是如何让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庞大兵员吃饭的问题。毛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给林彪写信说:“人民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交换的产品。”到了邓末江初,军队生产一变而为军队经商,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以致于江泽民一九九七年七月专门发话“军队必停止一切经商活动。”江认为:军队经商会影响军队建设,与民争利而影响军民关系,使腐败渗入军队。

这三大后果,至少最后一项“不幸言中”。王安少将在江讲话的九年后坦率地承认:军队已深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主义的影响,以致于“山高林密挡不住灯红酒绿”、“四面环海也抵不住不良社会风气”。

本质而论,军队经商这样的现象是表面止住了,但是由“党军还是国军?”的根本伦理之争衍生的诸多问题远未解决,于是,作为国家公共品之军队的管理模式确立无效及管理执行力难以到位,已经成了一个超乎军队之上的社会问题。

不可能的“战无不胜”

中国大陆一直希望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国际品牌”的军队,但无论在基础的军事管理、中坚的武器研发、尖端的战术合成方面,均无一套现代化模式。其中尤以武器研发最为落后,基本上没有一套自己的完整体系,大多依靠对俄罗斯的采购与仿制,同时也力争在欧洲采购市场上的份额上升。在这种大背景下,海军的“航母派”与“核潜派”还很难分出伯仲。总的来说,基于吸收马汉制海权的现代海军发展已成畸型:远距突击只有象征意义而无法形成整体战争的有效一环,近海防御尚不足以对付东部的美日同盟,而南部也面临东南亚的“群狼效应”,此中还没包括台海冲突因素。

至于空中优势之论,也只能对台湾“说说”,实际战斗力也没在日本之上。一句话:中国空军二二00架战机的数量,尚不能与日本六00架战机的质量相匹敌。

东部与南部并不乐观的军事对比迫使中国大陆积极联俄,但是精明的俄罗斯却不容易上套。一年前,被大陆一方大肆炒作的“二00五──和平使命”中俄联合演习经俄方的“最后决策”,放在了造离台海且与南海毫不相干的“黄海──远东”一线,确实地表明俄罗斯的态度。在那场中方利用心理战手段宣战“不针对第三方但并非无目的性”的演习中,中国大陆军队的素质立显与俄方的巨大差距。著名军事评论员、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总编平可夫向外界公布了一份资料,称:“中方在演习时共投放十二辆伞兵战车,一辆退出战斗。失败率为8.3%,超过了俄军1%的标准。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空降兵在着地以后甚至不携带武器。”

结合胡锦涛执政以来高调处理军方诸如潜艇事故、运输机坠毁等举措,实在不是所谓军权争夺问题,而是给被高度戏剧化的“二00五──和平使命”作了注解,即素质问题一直存在,絶不是演习时紧张而致。所以说,无论中国大陆愿不愿接受,也无论美国鹰派愿不愿承认,中国大陆军队“挑战美国”的企图几乎是个梦呓式的“神话”。

转自《动向》2006年10月号

蔡成: 从中国民谣里窥探真正的中国民意

【大纪元10月22日讯】当今中国农村的荒芜景象,并不因所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多少改观。像现今这样的极权政权要想把农村问题解决好,实在有点像张飞“喝断桥头水到流 ”。事实上农民是“盼一年、干一年,年年不剩钱;耕一春、收一秋,四季汗白流。辛辛苦苦大半年,七扣八扣不见钱,哪还有劲去种田?”

揭示社会真相的民谣最是流传广泛:“钱难赚,平民百姓埋头干,小人暗算总不断,苛捐杂税名目多,穷人非要去行善,政府官僚却淫乱。翻开书一看,原来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再往下看…….天哪!邓老爷子说,要一百年不变!”

中国当局为了加强自己的专政独裁,强奸民意,将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些条条框框架在人民头上,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形式强行写进宪法。在老百姓看来,为了保住小命一条,他们或许会照样高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但心里却在念新版的“四项基本原则”——“吸烟基本靠送,喝酒基本靠贡,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这般“四原则”,嘲讽是何等人士,明白人一读便知。

对中国政府的领导干部的素描是:“高级干部学泰森(泰森为美国拳击高手,粗暴,与他人进行拳击比赛时,咬对手耳多而臭名昭著;又好色,因强奸而入狱);中级干部学宝森(及原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贪污腐化,事发之后吞枪自杀),小小芝麻官学繁森(即孔繁森,共产党树立的优秀干部的光辉榜样)。

群众对政府官员在官场上左右逢源 ,步步高升的干部的热嘲冷讽,帮一心为了乌纱帽的领导干部的言论进行如下总结:“对上级要甜言蜜语,对舆论要豪言壮语,对外宾要花言巧语,对群众要谎言假语,对同事要流言蜚语,对下属要狂言恶语,对情妇要温言细语,对自己要胡言乱语。”

老百姓看到各阶层的,只要与“干部”二字挂上钩的人都在忙乎,作如下结论:“中央干部忙组阁,省级干部忙出国,地县干部忙吃喝,区乡干部忙赌博,村里干部忙偷摸,学生干部忙爱国。”

借用在中国无所不见的毛泽东的一些诗词,经精心修改后对共产党干部进行的精彩素描是如此光景:“干部不怕吃喝难,千杯万盏只等闲。生猛海鲜腾细浪,鸳鸯火锅走鱼丸。新式烧烤严冬暖,冰镇啤酒酷暑寒。更喜小姐肤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

曾经的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大地上叫嚣得最为热烈的“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今也换上了新内容:“新干部在腐化,老干部等火化,农民离村自由化,工人阶级没钱化(花)。”“民政部门报灾情,宣传部门报喜情,组织部门讲人情,物资部门凭交情。”则是老百姓对官僚主义阶层拿着手中的权利胡作非为,欺瞒哄骗的最深刻揭露。

八年全面抗战史实全景大澄清(4)

【大纪元10月21日讯】

汪精卫南京“新政府”成立

蒋介石于1939年末在长江下游两岸发动的空前规模的冬季攻势,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同时,使日军看到了蒋介石军队的强大和对侵华日军构成的严重威胁。于是,招致了日军一系列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残酷报复。这就是1940年以后的近两三年的艰难时期。

1940年初,日本方面为抵销重庆国民政府,决心推出汪精卫,建立全国性的"新政府"。

1月16日。

汪精卫向蒋介石发出通电,威逼他赶快向日本人投降,否则,他的“新中国”一成立,重庆国民政府就将被取代。通电称:

“兆铭(汪精卫)对救国夙有决心,如先生始终坚决予以拒绝,则兆铭不能再顾虑此事,势必先全力谋求局部和平,再选择到达全面和平之途径。除此而外,别无他途。先生如能以国命民生为重,此时毅然决定大计,与日本停战媾和,根据近卫声明之原则,以求其具体实现,则兆铭及各同志必能与先生同心协力,迅速实现全国和平。”

蒋介石对汪精卫发出的通电,不予理睬。

3月30日。

南京城各高大建筑物上突然挂起一面面青天白日旗。各主要街道上,一群又一群的游行队伍,喊着和平建国的口号穿城而过,大街小巷横空扯起了大字标语:

热烈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和平建国万岁!

上午。

一长溜大小汽车越过铁路,行驶在南京城中央大道上。汪精卫和新“中央政府”各院部及各委员会的头面人物,伫立车上。好一派春风得意景象。

车队驶入“国民政府”院内,在宁远楼举行就职典礼,汪精卫身着礼服,站在麦克风前,声嘶力竭地宣读了《还都宣言》。

为了混淆海内外视听,更好地取代重庆国民政府,汪精卫的新“中央政府”,除名称上照搬重庆政府外,还把南京政府里所有机构名称,一律照搬重庆政府的模样儿。甚至还别出心裁地把南京政府主席的“尖尖帽”,硬戴在现任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头上。汪精卫自己只屈居“主席”之下的行政院长(兼代理政府主席一职)。

但是,正当“还都”剧演到高潮之时,鼓楼和市中心新街口等处,却响起了乒乒乓乓的枪声。随着枪响,“国旗”上顿时现出枪眼儿若干。甚至有的旗杆被“神枪手”击中,“国旗”颓然倒下。

正在游行的人们,开初还以为是哪里在放鞭炮庆祝,但当那枪子儿呜呜怪叫着从头顶上飞过时,这才膛目结舌了。只见一群群日本大兵在街道上,提着枪,指着“国旗”大骂不休。

汪精卫得到日本兵枪击“国旗”的报告,立即派梅思平代表“新中国”政府,前往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交涉。

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回答梅代表,按照事先协定,“国旗”上方必须加一块三角形杏黄色布片,上书“和平建国”,或“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区别于重庆抗日政府国旗。你们没有按协定办,因此,引起日军官兵的愤慨。如果派遣军听任把没有区别的重庆政府国旗飘扬在南京上空,势必严重影响大日本皇军的士气,动摇皇军军心。因此,你们必须立即取下现在的国旗,换上有区别标志的“国旗”。

汪精卫无法“独立”行事,只得下令换上有区别的“国旗”。转眼之间,南京城大街小巷又撅起一杆杆附有三角形黄布片的“国旗”来。

3月30日。

蒋介石从收音机里听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和汪清卫宜读《还都宣言》的声音,顿时大怒,下令中央电台开大功率,向全世界广播,重申1939年6月8日,重庆政府发出的对汪精卫等人的通缉令。通缉令说:

“汪兆铭违背国策,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挠大计。经中央加以惩戒,犹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沪,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敌祸国行为,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第 二条之规定。此来海内外民众同深愤慨,先后呈请通缉严惩者,不下千余起之多。政府如尚曲予宽容,其何以伸张国法,慰我军民。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纪纲。”

接着,蒋介石下令悬赏十万块大洋,拿办汪精卫人头。

日机狂轰滥炸重庆

日军为了摧毁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倾其海陆军航空力量,对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根据地、进行了连续半年之久的狂轰滥炸。

5月20日至30日十天中,日机七次轰炸重庆,共出动飞机五百七十一架次。

6月,重庆被炸二十一次,日军共出动战斗轰炸机一千一百一十八架次。

7月,敌机十三次轰炸重庆,每次出动飞机五十至一百二十架。
8月,重庆被炸十八次,每次出动飞机九十至一百九十架。
9月,重庆被炸五次,每次敌机六十至一百架之间。
10月,重庆被炸五次,五次敌机均在一百架以上……

敌机在轰炸重庆的同时,成都、自贡、乐山、宜宾、万县、南充等大、中城市尽数受到毁灭性轰炸,连巫山、奉节、云阳、涪陵、垫江这些不设防的小县城,也受到日机一次次一遍遍的轰炸,房屋被夷为平地。

7月31日,中午。

上百架敌机顺长江而上轰炸重庆,途经涪陵时,也给这座长江边上的小山城带来了灾难。

机群临空掠过,燃烧弹雨点似地倾倒下来。千千万万的市民呼号挣扎……住在小东门卢陵会馆的上千名受训的新兵,被炸弹炸了个中心开花。会馆变成了焦土,到处是残缺的肢体,一些炸弹落到长江和乌江汇合口,江水里飘浮着数以亿万计的死鱼死虾,人的生命和大自然的一切都无一幸免,备遭战争涂炭。

地处莽莽巫山丛中的巫山县城,是一座从屈原那个时代起,就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民间优美传说的小城镇。神女峰、望天坪、楚阳宫……每一个传说都飘散着长江文化的清香淳秀,但现在却受到了最为毒烈、杀伤力最为残酷的空爆炸弹的轰击。敌机走后,长江边上那座明珠似的小山城被燃烧弹焚为灰烬,男女老幼死伤枕藉。幸免于难的居民,在苏鹏举的国民自卫队和驻军的帮助下,上山割来羊胡子草搭成窝棚,因而在《巫山县志》上留下了“草城”时期的历史记载。日本飞机经常从沙市机场起飞,前去轰炸重庆,总忘不了要丢几个燃烧弹烧烧草城。

大后方民众,已经到了无处安身的境地。

巫山县中学,被迫在离县城三十多公里的早阳乡的一个山洞里上课,被人们称为岩洞中学。

1939年6月11日,夜间。敌机五十四架突然飞临四川首府成都,投下大量燃烧弹。文化古城被巨大的火海吞食,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际。离成都六十余里的新繁镇上的人们,都能看见成都上空那舔食天穹的红红的火舌。许多市民全家被炸、烧死及受害者在六千人以上。

1940年10月27日,白天。大批敌机轰炸成都,数以万计的市民惊慌奔逃,不少人成了敌机俯冲扫射的活靶子,锦江河畔血流成河。

1940年8月19日上午。

敌机一百九十架轰炸重庆。

蒋介石正在举行军事会议,会议室附近连中数枚炸弹,玻窗亦被震碎。

最高统帅部——军委会军令部、军政部被炸得一蹋糊涂,火光冲天。

敌机刚去,蒋介石和宋美龄来到他的统帅部,映入他眼里的是呛鼻的浓烟,灼人的烈火,还有电线杆上、树权上挂着的被炸烂的军装布,血淋淋断手断脚,他也分辨不出那些玩意儿是哪位高参身上的了。冒着硝烟的焦土上,远处崖壁上溅满了浓腥味儿的人血和灰白色的脑浆。

受伤的在血泊中挣扎,没受伤的在奋力扑火、抢救战友,统帅部仿佛是一幅德拉克罗瓦笔下的《希奥岛的屠杀》,又仿佛是米开兰基罗的油画《洪水灭世》。

虔诚的基督徒宋美龄见了这血雨腥风的惨景,禁不住鼻头一酸,流下泪来,赶忙摸出手帕抹眼睛。

蒋介石一动不动地立在坝子中间,他脸色铁青。

离这夫妇俩不到十米的地方,军令部二处年轻的少校参谋裴先章和公务员吴某,正在排除一颗嗖嗖冒烟,即将爆炸的燃烧弹。近在飓尺的危险,蒋介石是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但他没有动,一直站在那儿,一刹那间,复仇的怒火使他忘记了一切。

他的眼光越过院子。山城,正燃着冲天大火,各处不断传来定时炸弹爆炸的轰隆声。

张自忠南瓜店壮烈殉国

蒋介石决定在1940年夏季,对长江中,下游之敌发动一场比冬季攻势规模更大的夏季攻势。第五、第九、第三战区,根据这一战略意图,在冬季攻势结束后,立即着手整训部队,准备大反攻。

但是,在受到冬季攻势沉重打击的华中日军,决心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报复作战,现在又侦悉重庆方面将发动夏季反攻,决心以先发制人手段,打破第五、第九战区的夹击重压,争取主动。

日军中央陆军部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批准了这一先发制人的作战方案,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迅速调集了第3、第13、第39三个师团和第40,第6两师团各一部,于1940年5月1日,发动对李宗仁第五战区的进攻。

日军兵分三路进击。
第一路:第3师团和石本支队,由信阳以北向西进攻;
第二路:第39师团和池田支队,由随县向襄阳进攻;
第三路:第13师团,由钟祥向北进攻,到达枣阳地区后,与中路第39师团和池田支队并排向西进攻。

日军企图:以左、中、右三路同时西进,将第五战区主力迂回包围子枣阳地区唐、白河畔,予以歼灭。

5月初旬。

蒋介石致电李宗仁,指示:日军之战术为速进速退,在一同内恢复原来态势,故应夹击与截击其退路,以消灭敌人。

李宗仁认真按照蒋介石意图,命令战区主力各部,避开日军进攻锋芒,向侧面山地退避,只令小股部队阻击迟滞日军。

5月4日。

日军第3师团和石本支队一路猛冲猛杀,攻陷泌阳,准备乘势向西猛进,突然收到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十万火急电报:

汤恩伯第31集团军开始南下,其精锐部队4日到达泌阳北侧,有于当夜攻击第3师团右侧背之势……

该路日军一听说汤恩伯军到来,立时着了慌,停顿下来,抢占有利地形,构筑阵地,准备迎战。

园部军司令官还很不放心,当即又调一个旅团配属第3师团,以加强抵抗力量。

第3师团等部(约两个师团兵力),在泌阳提心吊胆地呆了三无并未遇到汤恩伯军,才壮了胆儿,于5月7日继续西进。

5月8日,襄东平原。

各路日军会师于枣阳地区,却扑了个空,国军主力早已不在此地。

5月8日,重庆。

夜间,蒋介石向李宗仁发报:

日军企图向原驻地退却,第五战区应以全力先在战场附近围歼敌军,然后向应城、花园一线挺进。

5月10日。

李宗仁指挥的张自忠、汤恩伯等四个集团军和其他部队,已将日军包围于唐、白河畔、襄东平原,准备将其歼灭。但是,日军此时并未疲惫,战力仍强,围歼日军变成了一场短兵相接的大血战。

园部和一郎得到报告:第五战区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亲自率领五个师的部队渡过汉水,进入东岸。在重围中杀得两眼发红的园部和一郎,顿时感到可以借此狠咬中国军一口。立即命令第13、第39两师团和池田支队等部,南下包围第33集团军。

此时,第3师团等部顿呈孤军。

汤恩伯集团军等部,迅即从四面蜂涌而至,将敌包围,予以痛歼。日军不支,拼死杀出一条血路突围。

张自忠将军的情况却日趋严重。

张将军所部原驻守襄河西岸荆门地区。当日军长驱直入,直下枣阳,并向第五战区长官部驻地襄阳进攻时,他接到李宗仁命令,令其渡过襄河截击日军,张自忠决定亲自率领突击队过河作战,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将军竭力劝阻,但无法改变张的坚决态度。冯又提出由自己率队过河作战,张仍执意亲征,不容更议。

出发前,张自忠面对沉沉夜色,深知自己此去生死未卜,提笔给冯治安留下遗嘱,决心以身报国:

“仰之我弟: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D:师的代号)取得连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 179D、 38D取不上连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张自忠率领直属特务营和第74师渡过襄河,立即投入激烈战斗。5月8日,在新街与敌遭遇,恶战一场;5月9日,挥师北进;5月10日,到达峪山,与峪山之敌展开血战。

此时,园部得知张自忠行踪,将张部一个师误认为五个师,倾其三路大军中的两路围歼张部。

张自忠部与绝对优势的日军血战数昼夜、予敌重创,但始终未能突出重围。

5月16日。

张自忠左臂中弹受伤,仍镇定自若地指挥部队作战。战至下午两时许,张自忠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随张自忠作战的全体将士,亦在南瓜店十里长山,全部战死。

重庆。

天低云暗,苦雨潇潇滞,山城在雨雾中静静地淌泪。

巍峨的朝天门码头,站满了自动前来迎榇祭悼张自忠上将遗体的各界群众, 蒋介石一身戎装,伫立在滔滔的大江边,他的身后。肃立着重庆国民政府的“文武百官”。
 

江水的浪涛声,仿佛成了万民悲悼张将军的哭声;从天而降的雨丝,似乎是神州人民哀悼张将军的泪水!迷茫的江面,船影点点,长长的汽笛声,像是呼唤?!表达了对张将军深切的悼念。

民族的优秀儿子张自忠回来了!他的遗体和忠魂一起从前线归来了!

朝天门码头,大江两岸,传来千千万万人的哭泣声!

蒋介石凝视着缓缓而来的江轮,缓慢地抬起右手,向大江,向张将军忠魂致以庄严的军礼!

国民政府为张自忠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全国各地都举行了追悼和公祭仪式。

宜昌保卫战

1940年5月下旬。

第五战区的战况更加严重了。

占领了枣阳地区的日军,以第39、第3两个师团,于5月31日下午,在强大炮火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轰击后,由襄阳南面强渡襄河,突破了第五战区的襄河西岸防线。几天之内,日军接连攻陷襄阳、宜城、南漳、荆门、远安等地,从北面向四川门户宜昌扑来。

6月初旬。

日军第40、第13两师团,池田支队、汉水支队等部组成南路大军,在沙洋南北地区强渡汉水,连下沙市、江陵、十里铺等地,马不停蹄地向宜昌猛进。

南路日军的战略企图是:切断宜昌地区中国军队主力的退路,配合北路日军,进攻宜昌。

宜昌外围防线,已被日军撞开、冲乱。宜昌守军正处于被各个击破和节节败退之中。

宜昌扼川江门户,是战时首都重庆和西南大后方的咽喉所在。宜昌的得失影响甚大。日军向宜昌南北夹击猛进,对重庆统帅部震动很大。大后方民心浮动,谣言四起,纷纷传言日军将进攻四川内地了。

6月3日。

蒋介石急令陈诚赶往前线,组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全权指挥宜昌保卫战。

6月4日。

陈诚风风火火赶到宜昌,在郭仟的江防军司令部所在地三斗坪设立了右兵团指挥部。此时,他面对的已是一个被打得七零八落的烂摊子,宜昌的兵力亦甚空虚。

原来,担任宜昌地区江防任务的主要是郭仟的江防军(三个军)。蒋介石曾有令在先,没有军委会最高统帅的命令,任何人也无权调动江防军一兵一卒。。但是,当6月1日北路日军攻陷襄阳时,李宗仁觉得兵力不够用,便严令江防军主力第94军北上,向京山、随县、枣阳之敌侧后迂回袭击,以解襄阳之围。

由于第94军被调走,江防兵力顿感空虚,无力阻击日军向宜昌的进攻。

陈诚急令在湖南整体补充的李延年第2军赶赴宜昌东北面,

在龙泉铺、鸦鹊岭、安福寺一带组成第二道防线;又令远在四川万县地区整训的第18军,星夜兼程赶来宜昌“救火”。

第18军赶到宜昌,尚未部署就绪,日军便兵临城下了,敌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三路向城郊进攻。激战一天,阵地彼突破,宜昌城内已是火海一片。

6月14日。

日军攻陷宜昌城。

6月16日。

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部队,对当阳、荆门、宜昌之敌,发动反攻。

陈诚严令第18军军长彭善夺回宜昌。第18军以尸山血海之代价攻进城去,收复了这一战略要地。

6月中旬,东京。

就在第18军夺回宜昌之时,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和海军部军令部长,并排站立在天皇面前,报告中国战场情况,军令部长提出宜昌作为海军航空队轰炸重庆的中继基地,有着极大的战略价值,要求占领该地。

天皇当即追问参谋总长,“你们陆军难道就没有办法重新夺取并确保宜昌吗?”

于是,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向中国派遣军下达重新攻占宜昌的命令。

日军又增加兵力,在飞机疯狂轰炸下再次攻占了宜昌城。国军数度反攻,敌据城死守,反攻无效,且伤亡惨重。陈诚只得下令停止反攻,调整部署,在城西长江三峡口处,凭险防守,与敌咫尺相峙,互闻鸡犬之声。

建立拱卫重庆门户的第六战区

1940年夏季。

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面临的局势是异常严峻的。

日军占领宜昌,如同一把锋利的钢刀,将第五、第九战区对武汉形成的铜墙铁壁似地防御体系,给劈为南北两半。“钢刀”的峰刃直对着陪都重庆。

此时,国际局势亦风起云涌,急剧变化,就在日军攻占宜昌之时,华南日军又向法属印度支那国境出动,切断了经由越南进入中国广西、云南的国际援助路线。

7月中旬。英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与日本签订协定,宣布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规定在此时间内,禁止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材料等抗战物资,经缅甸运入中国。

重庆和整个西南数省各大中城市上空,几乎每天都有上百架日本飞机编队临空,向下倾倒炸弹。在炸弹的轰隆声中,大地在瑟瑟打抖。在流血和燃烧。

人心惶恐不安,一日数惊。

来自长江方面的危机最为紧迫。

反攻宜昌,至少在目前状况下是无能为力的。北岸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部队,被日军紧紧挤压在鄂西北偏僻山区,已不便于顾及和指挥宜昌这个缺口了;南岸,薛岳第九战区主力被远远甩到了侧后,因而对江南鄂西地区和湘西地区的防务,亦是鞭长莫及。

以宜昌为中心,北起钟祥,西迤常德,形成了一个数百里的空间,一个混乱复杂而薄弱的结合部。

宜昌以上的长江三峡段,成为拱卫重庆的天然屏障。若宜昌之敌继续西犯,突破三峡天险,则重庆自然不保。若再失去重庆。国民政府就再无立锥之地了。

蒋介石决定在宜昌方面,新建立一个第六战区。他在军委统帅部高级幕僚会议上指出:

“倭寇已紧逼陪都大门,我们已没有了任何退路,新建立之第六战区,负责拱卫重庆门户,这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因此,第六战区比其他战区的责任更为重大,比其他战区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我们的任务和口号是,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

准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蒋介石没有点将,将领亦没有自告奋勇者。

第六战区责任重大、特殊,若守不住这大门,作为司令长官被杀头事小,背上个亡国之罪而遗臭万年却使人望而却步。

会后,陈诚来到蒋介石住所,请求让他去守这个大门。他说“宜昌是在我手上失掉的,理应由我去守。”

陈诚当时身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和三青团书记长等要职,蒋介石觉得将其放到战区,有点儿委屈了他。

但陈诚却执意坚辞所兼中央高官。决心去第六战区戴罪守门户,并发誓挡住日军,着陪都门户有失,愿将自己头颅掷地。

其实,蒋介石也觉得只有陈诚去守那门户,才使他最为放心。便允准了。
两人在一起商议组建第六战区的有关问题。蒋介石问陈准备将长官部设在什么地方。

陈诚早已胸有成竹,说出一番见解来,“日军若从长江方面进攻重庆。江北,有纵横数百里的巫山和神农架原始林区挡道,因此,敌使用大兵团从江北进攻的可能性极微。从宜昌向西仰攻三峡天险,亦可能不大。江南的川湘鄂三省相衔接的边境地区,大多为丘陵、山岳地带,湖南的常德、沅陵、辰溪经四川的黔江、彭水、涪陵,有公路与重庆相通;湖北的巴东、恩施、宣恩、咸丰亦有公路通四川的黔江,而达重庆;宜昌南岸的安安庙经木桥、野三关到恩施、建始,有一条人行大道入川,直抵重庆,这些公路和大道,便于大部队运动。因此,据我判断,日军若攻重庆,必然从江南而来。第六战区的防御重心应放在江南。六战区长官部也应置于鄂西恩施。”

蒋介石对陈诚的意见甚表赞许,意味深长他说:“恩施,据说古代的夜郎之国就是那个地方。我现在拨五个集团军,四十万兵力给你,望你这个夜郎之国,顶住日本这个世界军事强国!”

8月中旬。

陈诚率领新凑齐的第六战区长官部人员,由重庆来到恩施上任。并首先将他的五个集团军和战区直辖部队进行了精心布置。

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该部辖三个军,驻防于巴东至宜昌的长江两岸,在石碑设要塞,构筑永久工事。在悬崖峭壁上凿猫耳洞,配置机枪、炮群,封锁长江航道,如同一把铁锁以住江防大门。

该部郑洞国第8军的荣誉第1师驻守天皇寺、雨台山一线,在山上居高临下俯瞰宜昌机场。一次,敌轰炸机二十一架轰炸重庆之后,在此降落。该部立即以山炮直接瞄准射击,击中机场油库,顿时火光冲天,将二十一架轰炸机全部焚毁。自此之后,敌机再不敢在这个机场降落。

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守备江南湘西的津市、澧县及华容、南县地区。
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之。守备江南石首,公安、松滋、宜都一线。
第26集团军总司令:周磊。驻守江北雾渡河、分乡场、远安地区,该部第32军415团1营一直坚守在宜昌西郊三游洞山头阵地,达六年之久,该营官兵与日军阵地仅隔数十米,说话聊天相互都能听清。
第33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担任江北远安以北洋坪附近守备。
战区直辖第2军军长:李延年。部队配置于江南巴东至野三关之间,以作机动。

陈诚来到恩施。这是一个地处丛山之中的市镇,交通不便,居民不满五千,而且已数次遭日本飞机轰炸,市面破败不堪。陈诚同时兼任湖北省主席。当时的湖北有七十一县市,比较富庶的已沦陷殆尽,尚能行使政权的不过三十一县,均为地瘠民贫的丘陵山地。平时民众自给亦感困难,陡然增加几十万军队,以及从武汉、宜昌等地后撤、逃亡到恩施的公教人员及家属、学生等数万人,粮食和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更成为最突出的难题。

为了安定民心,巩固防线,陈诚致力于军、政两途协调并进的战区建设。

陈诚在战区地方建设中,首先将鄂西的专员、县长中的所无作为者都一个个地撤了下来,换上有魄力、敢负责的人。鄂西单地僻民穷,而且风气特别败坏,吸大烟、赌博、嫖娼盛行,匪猖獗。陈诚上任后,制定了一连串的行政法令、法规,亲自检查督促,务求贯彻施行。对于违法犯规者,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国民党官员,犯了哪条哪款,就按哪条哪款办理,毫不留情。当时的宜昌县长名叫武长青,此人是陈诚在保定陆校的同学,与陈关系甚好。因包庇鸦片走私,违了法规,被陈下令逮捕,经审判后判处死刑,枪毙在七桥坎公开示众;省粮政局恩施办事处主任陈国良贪污腐化,被判死刑;利川县有个搞兵役的营长卖放壮丁,吃空缺,被判杀头……经过一番整治,政府官吏基本不敢玩忽职守,初步稳走了社会局面。

陈诚在第六战区,推行所谓的民生主义新经济政策,以解决军民吃饭问题。其主要手段和措施是:减轻当地农民负担、努力增加社会生产;设立平价供应处,遏制通货膨胀;保证军队、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家属和教师、学生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鼓励商品流通,保障工商业者生产。巴东县有个叫朱立青的在江边大道旁开了个榨油厂,常有过往的军队占往厂房,生产受影响。他便写信给陈诚,述说苦楚,陈当即手书一道“工厂重地,不准驻兵,倘敢故违,严惩不贷。”的告示,寄给朱某。

自那以后,虽然仍常有军队过往,多有累、饿得走不动路者,却再也没人敢进民房工厂了。

收留逃亡教师和学生,兴办战区教育事业。陈诚一到恩施就创办了湖北省立师范学院、省立农学院和省立医学院。这三个学院的院长,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博士,都是陈诚使尽手段,竭尽恭敬之意将他们从重庆等地请来恩施效劳的。

陈诚将逃亡到恩施来的大批教师、学生组织起来,兴办了若干所学校,统叫“湖北省联合中等以上学校”,当地民众称为“联中”,由陈诚亲自兼任联中校长。陈诚经常以一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面孔,到教师、学生中来,笑容可掬地问寒间暖,征求意见,变着法儿赢得知识界和广大青年的拥护。他提出计划教育方升,指派人员编印《计划教育实施纲要》、《湖北省中等学校升学就业办法》等教学法规。所谓计划教育,就是全部实行公费教学制度,所有学校,都是培养各方面专业技术人材的地方。

陈诚亲自抓教育,以“严师态度,父母心肠”对待教师和学生。因为侵占学生利益,他亲自下令撤换了建始高中和巴东初中的校长;恩施一名粮仓主任,因将发了霉的玉米供应给学生,被关押了起来;利川一名学生被土匪杀害;陈诚顿时怒火万丈,限令利川县长于国祯在两天内破案,抓获凶手……1943年,日军大举进攻第六战区,恩施岌岌可危之时,陈诚下令,省府以下各级公职人员一律不准擅离恩施。同时,他却命令省教育厅三科科长王延杰火速去川湘鄂交界的安全地带,为各校联系落实校舍,首先将学生和教师撤离。在战斗打得最激烈的几天,他还抓电话到教育厅,询问各校撤离情况,并规定不准一个学生掉队,否则,拿教育厅长是问。

陈诚初到恩施,为了解决军粮问题,他跟第九战区薛岳通了关系,薛某给了他一批粮食。湘粮运鄂西,千里迢迢,途经土匪云集的永绥、保靖、龙山、桑植、酉阳、秀山、黔江等地、陈无力抽调大批部队去川鄂湘边区剿匪,特派了一名叫傅仲芳的老将军前往匪窝子进行安抚召示,宣传抗战救国的道理,讲明抗战军队的艰难困苦。结果,土匪盗贼皆为之感化,千里山道运粮,畅通无阻。

陈诚采取了一系列的战时措施,不仅很快就将第六战区所在的那块贫穷险恶的数省交接的三角地带,建设成为抗战较为坚实的前进基地,有效地拱卫了陪都重庆,而且还在社会各界为自己赢得了战区建设典范的美名。

1940年,长江方面的国军战场,受到日军极其沉重的打击,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中将向天皇报告:

“1940年,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军队战斗力减少了两三成。中国军队的抗敌意识仍然旺盛,但有穷于补给的迹象。回顾1940年,中国方面由于我政、战两略的各种施策,受到了相当的打击。”

这年年底,中国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向蒋介石报告:

“1940年,我军伤亡严重,据各战区全年历次战报统计,伤亡共为三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入。是开战四年来,伤亡最重的一年。”

血染中条山

1941年春。

华北日军集中了七个师团的兵力,向蒋介石在黄河以北的最后地盘——中条山进攻。

中条山背临黄河,横亘于山西南部,东接莽莽太行山脉,西连巍巍稷山,长三百余里,宽一百余里,为屏障豫、陕,保障西北的战略要地。1938年,冀察战区总司令卫立煌将军率部进入山中,将该山分为东西中三段,分别由所部三个集团军把守。

东段,绛县至横岭关,由刘茂恩的第14集团军驻守。
中段:闻喜、夏县一带,由曾万钟的第5集团军驻守。
西段:平陆一带,由孙蔚如的第4集团军把守。

卫立煌督率全军二十六万人马,依着中条山山势构筑坚固阵地,把诺大个中条山变成一座坚固的城堡。在1938年至1941年初的四年中,日军曾先后八次大举进攻中条山,企图打开这道黄河北岸的防线,向黄河以南进犯。日军的八次进攻都碰了个鼻青脸肿,惨败而回。卫立煌曾自豪地把中条山称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

日军却认为,中条山卫立煌指挥的约二十六个师的国军,成为扰乱华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是华北日军腹中的“盲肠炎症”。

5月5日。

日军决心要割掉这段“盲肠”,以七个师团的兵力,分九路从东、西、北三面向中条山进攻,来势异常凶猛。

在此之前,蒋介石曾亲往中条山前线视察,在卫立煌的总司令部召集高级将领训话,蒋介石训完话、要将领们当面表态,立誓死守中条山,各军长官,群情激昂,纷纷立下铿锵誓言:尽忠职守,誓与中条山共存亡。

第4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将军骑着战马检查部队阵地情况。他从各方面情况判断:日军此次进攻,意在彻底摧毁中条山守军,自知此一恶战,生死不保,决心指挥全军与敌决战,力挽狂澜,以救国救民。他一时心潮激荡,诗情汹涌,勒住战马,立于滔滔黄河之岸,随口吟作《满江红》词一首:

立马中条,长风起,渊渊代鼓。
怒皆裂,岛夷小丑,潢池耀武。
锦绣江山被蹂践,炎黄胄裔遭荼苦。
莫逡巡迈步赴沙场,保疆土。
金瓯缺,只手补;
新旧恨,从头数、挽狂澜作个中流砥柱。
剿绝天骄申正义,扫除僭逆清妖盅。
跻升平,大汉运方隆,时当午。

敌机一群群地飞临中条山上空投弹;日军地面部队在大批坦克、战车和骑兵的支援下,潮水般地朝守军阵地扑来,很快突破了前沿阵地,将守军分割包围。一路日军迁回中条山侧后黄河岸边,占领了平陆等处的黄河渡口,切断了中条山守军的退路。

中条山守军同敌人展开了空前悲壮的殊死搏斗。许多山头阵地被敌机轰炸削平。三百里中条山上,每一寸土地都在燃烧,都在怒吼,都在淌血!血战一星期,国军死伤竟达数万人之多!各集团军总司令以下各级将官,都持枪在第一线战壕工事里同敌血战。

包围圈越收越紧。

守军各部都面临弹尽粮绝境地。有的部队只有杀战马充饥,有的部队已将战马吃完了,只能拔食山地里的野菜、野草充饥,各部队仍誓死坚守在中条山上,没有一个擅自后撤的。

5月7日。

中条山中段血流成河,闻喜、夏县、四交河、张店镇等地的守军已被日军分割包围,呈孤军奋战状态。

日军第36、第37师团和独立第16旅团等部,向张店镇以东猛攻,突破第3军与第80军的衔接处,该两军被迫转移到四交河至望原一线抵抗。

5月8日。

日军蜂涌而至,进袭位于唐回的第3军司令部,因敌众我寡,唐回很快为日军攻占,第3军也陷入重围。

军长唐淮源将军命令部队以团为单位突围,争取跳出铁圈,转入外线作战。唐军长亲率军部特务营和一个团的兵力突围,但遭到日军层层阻截,最后,在夏县附近又陷入重围。唐军长指挥部队左冲右突,无法冲出包围圈,军部与上级失去联系,无法求援,将士战死殆尽。敌人几次冲到军部附近,特务营营长童鹤龄、副营长赵树和士兵们挥舞大刀片,又将日军砍了出去。

战至5月13日,唐淮源军长身边只剩下一名卫士,余皆全部战死。唐军长望着成堆的将士的尸体和血染的阵地,悲愤万分,举枪自毙殉国!卫士见军长壮烈殉难倒下,伏在将军的尸体上失声痛苦,然后举起手枪。在唐军长尸体旁饮弹身亡!

5月13日。

第3军第12师师长寸性奇将军所部,在县山地区陷入日军重围。经数日血战,终未能脱离险境,官兵纷纷战死。5月12日,寸性奇师长亲率部队冲锋时,胸部中弹受伤,13日晚,寸性奇在组织部队突围时,被敌炮弹炸断右股骨。为了不当日军俘虏,寸师长毅然拨刀自杀!

5月9日。

新编第80军第27师师长王竣将军和参谋长陈文杞,率部已在张店镇与强敌血战了两天。敌集中炮火向守军阵地猛轰,数十架敌机轮番投弹轰炸,并施放毒气。王师长、陈参谋长及以下官兵全部战死。

同日,第27师副师长梁希贤率领的部队,在台紫村与日军苦战,官兵阵亡殆尽。日军蜂涌而来,梁希贤纵身投进汹涌咆哮的黄河,壮烈殉国!

5月18日。

第14集团军已经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恶战半月之久了,官兵伤亡近半,部队极度疲劳,此时,刘茂恩总司令接收到卫立煌司令长官的电报,命令该集团军向黄河南岸撤退。为了缩小目标,乘虚转移,刘总司令把集团军司令部的人员分为两部,分别由他本人和参谋长符绍谦率领突围。

5月19日。

刘茂恩率部行至河南济源县龙岩镇,彼紧追上来的日军包围,数次突围皆告失败,情况万分险恶,左右僚属苦劝其更换便衣,设法逃出。刘茂恩却凛然作色道:“我身为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死亦光荣,岂能求一时苟安,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说罢,拔出手枪要自杀,侍从急忙扑上去死死拉住,官兵皆抱住刘总司令嚎陶痛哭。

刘茂恩和残余官兵已弹尽粮绝,对夹围绝望,已做好同敌人最后一拼,以身许国的悲壮准备。

夜色渐浓,奇迹出现,天气突变,雷电交加,风雨狂作,山洪滚滚,黄河之水掀起滔天巨浪。

刘茂恩抓住这时机,在黑暗和风雨的掩护下,顺利突出重围,冒险抢渡黄河天险,抵达南岸,绝处逢生。

该部第65师师长邢良臣,带重病在第一线指挥作战,昏倒在战壕里,送后方就医。在医院听说中条山失守,愤然大叫,口吐鲜血,倒床气绝,含恨身死。

5月下旬。

日军攻占夏县、闻喜等地后,又兵分三路向南横扫,直逼黄河岸边,企图强渡黄河,攻占漏池,截断陇海路,威胁洛阳、潼关。

蒋介石急令第一战区、第二战区发起反攻,阻敌南下。

第二战区以第13军、第40军为主力,向敌后夏县、闻喜发起强攻,迫使日军向后龟缩。
第一战区长官部令冯钦哉第18军为左翼,李兴中第96军为右翼,向敌之两侧出击;又令李铁军第76军从洛阳渡过黄河,担任正面阻敌任务。

第76军以第196师之587团为前锋,跨过黄河,向张茅大道急进,在庙凹以东不幸误入敌人伏击圈。全团一千多名将士,正行进在一条狭窄的凹地里,突遭敌强大火力袭击,团长李南平身上中弹三十多处,壮烈牺牲。全团一千三百余名官兵,全部战死疆场,无一生还……

巍峨的中条山,千秋万代向为保卫她而英勇献身的壮士们致哀!汹涌的黄河水,永远奔腾不息,她在引吭悲歌,呼唤抗日英烈的忠魂!于右任先生遥望北国,悲声大放:“中条雪压云垂,黄河浪卷冰嘶,血染将军战史……”

 

日军的经济封锁

1940年秋季。

随着近卫文第二次上台任首相,东条英机任陆相和杉山元转任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日本与德、意的轴心同盟更加紧密。

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中日战争与世界大战终于沾上了边,挂上了号。此一变化,对孤军奋战的中国或许是很有利的。于是,做出决定,公开宣称与美、英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反对德、意、日轴心国的侵略。

美、英此时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也开始态度明朗起来。10月8日,邱吉尔政府宣布重开援蒋的滇缅公路; 12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华借款一亿美元; 12月10日,英国批准对华贷款一千万英镑。

11月13日。

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又一次策划对华战争措施。认为蒋介石由于公开倒向美、英阵营,对日战争的胜利信心更加不可动摇,因而对东京企图通过单独交涉所提出的和平条件,完全采取不予理睬态度。

针对以上新情况,御前会议确定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其方针包括:继续对中国行使武力打击;封锁海、陆、空路线,严加杜绝美、英援助中国抗战的行为。

12月26日。

日本政府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和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杉山元会谈,商议如何困死蒋介石政权的问题。两人取得一致意见,认为:日军陆海军必须加呷中国的全面封锁。从地面、海面及空中断绝中国与美、英西方世界的联系,切断法属印支路线,破坏滇缅公路,兼以海军封锁海面,陆军封锁海港,加强对华经济压迫。

在此之前的10月3日,日本新组建的印度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和海军航空部队进驻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河内,切断了经河内进入中国云南和广西的国际路线,并作为日本海军轰炸中国内地的航空基地。日军“和平”进驻河内四天之后,海军航空部队就起飞轰炸了重庆政府的“后院”昆明市。

1941年2月至4月。

华南和华中日军调集了六十四个大队的作战兵力和二十三个大队的后备兵力,相当于十个师团的人马,加上海军舰队,海军航空兵团等部队,连续发动了东起浙江宁波,南至雷州半岛一系列的“截断”沿海口岸的作战。

截断香韶路
日军认为在卡断了重庆政府的河内方面的海外补给线后,中国军队必将以香港为基地,其补给物资在香港东海岸卸货,再经陆路运往广东韶关。日军认为截断这一通道至关重要。

1941年2月4日。

日军第18师团之川口支队在香港大亚湾登陆,采用突然袭击手段攻占了淡水;第38师团之末藤支队则由深圳方向佯攻策应。2月12日以后,日军攻占了这一地区有关码头,彻底封锁了香港方面的大鹏湾和大亚湾,卡断了这一交通口岸。

截断雷州方面交通路线。
雷州半岛是中国军在南方的物资进出口的重要基地,香港方面的交通线被日军封锁后,此处更具战略意义。日军第48师团,第18师团和近卫师团,共六个支队的兵力、在海军舰队的支援下,于3月3日拂晓,在广州以西经雷州半岛至北海,长约五百公里的正面要地登陆,对该地区内所有码头港口实施扫荡破坏,以断绝国军在南方的这一重要补给路线。

截断汕尾方面交通线。
早在1939年6月以后,日军独立混成第19旅团就攻占了广东东边的重要口岸——汕头和潮安;为了彻底封死中国, 1941年3月23日,日军又出动近卫师团一部,配合独立混成第19旅团,对潮阳、汕尾地区进行破坏和扫荡,以断绝该地区的海外交通。

截断福州方面的海外通路。
日军大本营认为福州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贸易港口,日中战争爆发以来,一直是海外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援蒋运输路线之一,是中国抗战物资的集散地,必须以大的兵力予以坚决卡断。

1941年4月19日凌晨。

日军第48师团和近卫师团、第18师团各一部,在海军第2遣华舰队和台湾第一飞行集团强大的海空力量配合下,冒着狂风大浪,在福州附近强行登陆。日军第48师团迅速包围了福州,国军守军与敌血战三天,终因力量对比悬殊,突围撤退,福州落入敌手。日军第18师团迂回到福州以南,截断了守军退路,双方又经过一场恶战,日军攻占了海口。近卫师团则攻占了福州附近的炮台。

紧接着日军又先后向甲子和东江等地进攻,截断了这些地区的交通线。

截断浙东通路。
日军攻占并封锁了福州至雷州半岛所有口岸。辽东半岛至上海间的口岸,早在1937年下半年即被日军封锁。现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仅剩下浙东宁波至温州之间一个小口子。

日军大本营决定发动甲号作战,封闭中国这最后一道交通口岸,以达到彻底截断之目的。

3月15日。

大本营发出第490号命令,令华中第13军进行截断浙东通路的作战,并令在日本国内九州参加陆海军联合登陆演习的第5师团火速调往浙东作战。

4月16日。

上海日军第13军为使第5师团在浙东顺利登陆,派出第22师团主力及第15师团一部,在第3飞行师团配合下,由杭州附近向诸暨进攻,牵制和吸引第三战区主力。该路日军与第三战区部队血战五天,于4月20日占领诸暨。

日军第5师团在驻上海的海军部队配合下,干4月19日拂晓在宁波、石浦、临海、温州一带登陆,并顺利占领以上要点。

为夺回这最后一个交通口岸,顾祝同指挥部队进行了殊死反攻。但日军却像钉子似地钉在这些交通要点上,凭其强大的火力和疯狂的“武士道”精神,顶住了第三战区部队的反攻。

至此,中国漫长的海岸线,自东至南,所有交通口岸,完全被日军占领了。

5月12日。

日本大本营在陆军完全攻占中国沿海口岸之后,立即宣布由海岸实行水上封锁。上海、香港、澳门、广州湾等方面辽阔的水域,都变成了日本海军的“军事禁地”,从外部截断中国整个海上运输。打击美、英等国援助中国抗战的“海上走私”活动。

当这一系列“截断”行动完成之后,东条英机向天皇报告:

“从此,在我方占领区与敌方地区中间的陆地上,构成一条封锁线,杜绝了敌方必须物资,特别是盐类等流入其后方,并轰炸重庆附近的制盐设备,以期加强封锁。”

艰难岁月

中国的东方和南方以及东北被日军封死后,在西北还有一条陆上的生命线,这就是
经由西安、兰州、新疆到苏联的交通线。

1941年4月13日。

正当日军正在进行封闭东南部各口岸战役行动之时,这唯一的西北陆上运输生命线又爆出一个大冷门:日、苏双方正式签订《日苏中立条约》,斯大林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刻,客观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完成了封死中国的“宏图大业”。

整个中国,从水上、陆上和空中,仅剩下一条崎岖险恶的滇缅路。蒋介石政府只能通过这条羊肠小道与遥远的美国和英国来往。

四川。在这块小小的盆地四周,北有秦岭、大巴山脉;东有巫山;东南有大娄山、武陵山;南面横绝乌蒙山;西边是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和岷山。

川东重庆。长江方面国军的大本营,被紧紧锁在了丛山峻岭之中。

以重庆为中心,通往各战区的军需、兵员运输、民用必需品的运输,都成了紧迫的难题。

闭塞的西南之地,工业不发达,交通十分落后。当时,占湖北三分之一版图的鄂西、鄂北地区,仅有零零碎碎几条短公路,加起来一共才六百三十四公里长。而在这块地盘上,却驻扎着李宗仁第五战区和陈诚第六战区的百万大军。仅第六战区每月就需从湖南运进稻米一千五百吨。同时,湖南每年需从这个方向从四川运去食盐六万吨。日军占领南昌,长江水路断了,以上两笔运输,几乎成为“0”状态。

四川多山,交通闭塞,抗战前还没有一条与外省相通的公路。蒋介石明白,如不改变四川的交通状况,就势必被日军困死。重庆政府决定赶紧修造东西南北四大公路。
南边:川黔路。四川——贵州;
东边:川湘路。四川——湖南;
西边:川滇路。四川——云南;
北边:川陕路。四川——陕西。

所需劳工,由沿途所在省县就地征用。仅在川境征用的劳工,前后总数在二百五十万人以上。

数百万筑路民工,开山劈岭,挖土运石,全凭一双手。有的使錾子、锄头;有的用木杠、扁担,施工劳作原始而艰巨。在修造川陕公路时,为赶在限期内完成,百万筑路大军以马灯照明,顶风冒雨,挑灯夜战,抢时间争速度。

在抢修川滇路时,正值严冬。工地又多在深山峡谷、悬崖绝壁之中。民工们攀崖开凿,开山放炮,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在全民抗战的激流中,数十万民工拼命大干、苦干,雄壮的歌声在深深的山谷回荡:
修公路,打日本;
大家努力,一齐向前。
……
到1940年底,川陕、川湘、川黔、川滇公路先后竣工。

在修建公路的同时,国民政府根据中国当时交通工具落后的实际情况,成立了驿运管理局。各省、各战区亦于1940年中期,先后成立了驿运管理处。

驿运:原始的非机动车辆的陆上运输。
在鄂西北,战时的湖北省政府,在李宗仁的请求催促下,责成驿运处组织工程师,专门研究,决定开辟鄂西北驿运通道。在技术人员的严格督导下,工程进展迅速。于1940年底,在鄂西北地区、长江两岸的丛山峻岭之中,共开凿了两千二百四十公里的驿运大路,将近在咫尺,千年隔绝的鄂西北山区各要点和城镇,连成了一片,对抗战期间长江方面的军运、民运发挥了极大作用。

公路、大道开出了不少,但汽车却成了宝贝疙瘩。从1944年3月15日四川省公路总局向重庆政府交通部的报告中,我们不难想像当时交通运输的艰难状况。其报告如下:

全川公路总共五万六千公里。客车共220辆,内中缺零件待修者45辆,报废者85辆,可用者仅90辆。

这就是全省的客车情况!

同日,重庆的《中央日报》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报道了一则上“中央”级报纸的大喜讯:“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创制桐油发动机行驶汽车成功!”

1942年12月15日。

四川省省会成都爆出一个令人们惊喜的冷门:“成都市公共汽车经数月筹备,装置木炭车四部,今日试行通车;路线为东门车站至西门车站。”

一个省会的公共汽车公司,仅四部木炭车!

据《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书上说,当时,由于油料断绝和国际封锁,国民政府中只有蒋介石一人才配有专门汽车。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是一个与军令部、军政部平级的单位,却没有配一辆汽车,部里也无钱购买,只有该部总监何成浚上将每月有一百八十元车费补助,而当时的米价每石一千多元。

日军“截断”作战之后的重庆政府的情况是:铁路不通,飞机没有,水运有敌机轰炸。汽车没几辆,没有来源补充,用坏一辆少一辆。

以汽车制造工程师高国恕为首,组织了中国煤气机制造厂,研制用汽油汽车改装成木炭汽车。所谓木炭汽车,就是把固体燃料放进特制的煤气炉灶内烧。使之产生煤气,推动发动机运动。在改装试制过程中,由于煤气爆炸,高国恕面部被烧伤,头发、眉毛被烧了个精光。

木炭车,每行一步都淌着中国抗战的辛酸泪水。

木炭车试制成功了。它首先在鄂西北前线的山道颠簸着行走。接着在陪都重庆,在成都,在川东、湘西,在许多抗日的战场上都有这种车颠颠簸簸地、缓慢地、艰难地爬行。

一次,在鄂西前线运送物资,突遭敌机俯冲扫射,木炭车被敌机打了几个大洞。司机用布条将那些洞扎住,又朝前开。

湖北省代理主席严立三及其省府大员们,坐着木炭车从鄂西经川东、湘西,前往湖南衡山参加军事会议。蒋介石和陈诚等人围着木炭车东瞧瞧西看看,好生稀奇。蒋介石摸摸自己精光的脑袋,翘起大拇指连说几个好。后来,陈诚到恩施就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鄂省主席,也坐着木炭车到四川、湖南、江西、福建、贵州等地公干。

与木炭车同辈的还有桐油车、酒精汽车等。它们恰像中国人的不屈不挠性格,载着沉重的抗战物资、士兵、伤员和将军,在燃烧的长江两岸战场上,在险峻的军用公路上,顽强地、颠颠簸簸地向前挪行!

西南的水路运输也是令人心酸的。

1938年以后,纵观全局,横卧于川东南的长江主干道,仅万县至沪县段可通航。以民生公司为首的数十条火轮,如果在白天航运,就必遭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一次,一条火轮运货去巫山县城外。几架敌机从神女峰脚下顺江而来,迫着轮船扫射轰炸。最后,竟将一颗炸弹投入那条火轮的烟囱里,将其炸沉。

川江的航运,只能偷偷摸摸进行。白天靠岸或驶进港叉间“猫”起来,夜间冒险航运。因此,触礁翻船,人货尽沉江底的惨痛事件,屡有发生。

长江在四川段,北有渠江、嘉陵江、涪江、沱江和岷江。南有乌江。但是,这些纵横于蜀国大地的大江大河,当时几乎都不通航。条条江河,尽是两岸峡谷陡立,河床多呈“V”形。一进峡谷,河道骤窄,河槽幽深恐怖;出峡谷则江面宽阔,河床水浅。江水落差很大,峡谷险滩密布,白浪滔天,山谷震动。

为了支撑抗战时局,必须开发水上交通。重庆政府责成交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等单位,会同川、鄂、湘、黔、滇等省水利局和民生公司等,组成联合勘察队,对四川各条江河进行勘察,提出开发、建设的报告。在此基础上,分别组织人力物力,对乌江、嘉陵江、金沙江等进行突击整治,采用轰炸暗礁,凿掏险滩,修建坝、闸、绞滩站设施和开拓纤道等办法,疏通航路。

蒋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后,把四川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想要把第二故乡建成经济实力雄厚的抗战复兴基地的姿态。但是,他遇到的麻烦肯定不小于当委员长。

战时首都,大量涌进的难民、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和其他人员,以及留川军队和各战区大部队人员的供给,加上日军四方八面封锁和连年干旱,吃饭成为第一难题。

蒋介石就任川省主席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数万名从陕西翻越秦岭来到川北的难民的吃饭问题。蒋介石指示四川省难民赈济委员会将少壮者分别送往昭化、广元、剑阁、苍溪、阆中、梓潼、绵阳、巴中、通江、南江等十县,安置在集体垦殖农场劳动;对老、弱、病、残、丧失劳动能力者,由广元县专设一个收容所来收容。几天之后,又一批黄泛区难民一万五千多人,由秦岭源源不断进入川北。蒋介石又一次硬着头皮,拨出钱粮。他叫川省难民赈济机关,在川陕公路沿线设置黄河灾民配运站,每站都架起若干口大铁锅,煮出大桶大桶的稀饭,灾民随到随吃。然后在配运站住下集中。由配运站将难民们分别送往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安排生产。

蒋介石就任川省主席不到两个月,来川难民已近十万,吃喝拉撒,搅得他不得安宁。于是,便在省府内成立垦务委员会,专门负责将来川难民统筹安排到指定地方垦荒屯田,生产自给。垦务委员会在四川划定两大垦殖区:第一区,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犍为、凉山;第二区:松潘、理番、栾功、清化、汶川。两区计划开垦土地二十四万亩,可收留难民数万人。

中赈会还在成都、重庆、合川等地开办赈济工厂若干座,将四川各县收容的难民中有工作能力者选择入厂工作。

这些措施虽然暂时安顿了无家可归者,但却加剧了整个大后方粮食的紧张。在蒋介石任川省主席第五个月时,康定等地的米价一下上涨了一倍。

3月13日。

成都地区米价暴涨,高价米也很难买到。民众难熬春荒之苦,遂发生了抢米事件,军警前往抢米现场武装镇压,曾打死打伤不少无辜的市民。

粮荒风潮席卷着巴蜀大地。

蒋介石被粮荒风潮冲得头昏脑胀,而且这风潮将越来越猛。他无法再纠缠在这“搞吃的”的事务中,便于1940年11月15日,宣布辞去四川省主席职务,而由他的亲密伙伴张群继任。

大后方民众生活艰苦不言而喻,大后方的军队和一般政府人员的生活同样难以过下去。

1942年1月19日,中国陆军大学特六期学员夏鼎新等人,写信给军委执法总监何成浚上将,述说在校吃不饱饭之苦,请求补助。

1942年2月2日,中央内政部参事包惠僧,因其家人口多,陪都米价昂贵,难于糊口,四处求人说情开后门,要求到生活较好点的战区去工作。

1942年3月14日,少将参议兼中央考核委员会少将委员黄格,专门来找老熟人何成浚将军,求他写封信给陈诚,让他到六战区去工作。何问黄为什么要去前线,黄说陪都生活太苦,想到前线去拼将一命,吃碗饱饭,其他绝无侈望。何将军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各机关人员,日日为柴米油盐所苦,不能专心致力于其职务者,实在十之八九以上……近以一般人生活艰窘,窃贼特多。”

在这艰难的岁月里,抗战所需有相当一部份只能靠捐款来维持,而这种捐款一方面是由于国军抗日将士的事迹感动了百姓,一方面对于被压得叫苦不迭的老百姓来说也是迫不得已。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些捐款,一窥全貌:

合江白鹿乡施晋先一次献金六十万元;
合江县工商地主兼私立祖毅中学校长陈秋农,捐款六十二万元;
乡绅丁慎辉、木材商人雷绍清等人也捐献了三十万元。
合江国立女子中学教师、学生共捐出金戒指二十多只,该校许多女学生在大街上给人擦皮鞋,用劳动挣的钱捐献。
合江第十四陆军医院住着一批从前线转来的荣誉军人,他们最知前方之苦,将节约出的口粮四百五十斤全部捐献。
合江救济院的孤寡老人们也掏腰包,凑了一千元,捐献出来。
合江三青团、民教馆等团体,举行了三天时间的篮球义赛,卖了三万元,全部捐献。

当时的合江只是个二等县,人口四十来万,连遭三年天灾,同时多次遭受敌机轰炸,满目创伤。但他们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捐献达一千二百五十多万元。

在内江,金台旅馆经理李焕章表示,从今后每年向国家捐献黄谷六百担,直到抗战胜利为止。
在自贡,盐商余述怀一马当先,捐了一千万块;
自流井大老板王德谦不甘落后,捐了一千五百万元。
川省主席张群捐了一万块,在他的带动下,成都献金顿呈高潮;
内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学生,家乡沦陷,生活非常艰苦。时已严冬,许多学生尚无寒衣。学生郑德信、熊汇莹等人发起每人捐十元运动,很快就有百多人签名认捐。

在江津,许多来自沦陷区的大中学生,成群结队到轮船码头扛大包、下苦力,到大街上替人擦皮鞋,挣钱捐献。

在前方,张自忠将军在就义以前曾对部属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别无其他办法!
在后方,青年学生们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献出良心,别无其他办法!

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公布,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五亿多元。

那不是钱,是大后方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

在抗战最艰难的日子,从精神和经济上支撑重庆政府这座大厦的,除了国内的民众,还有一根顶梁柱——八百多万华侨。

海外华侨以地区形成三大集团:
第一大集团,南洋华侨。居住南洋诸国,人数为六百七十多万,以陈嘉庚为首成立有南侨总会。
第二大集团,美洲华侨。主要为美国华人十万余众,以司徒美堂为首,称为全美洲洪门华侨。
第三大集团,欧洲华侨,主要是居住在英、法两国的华人,成立有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成立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蒋介石任主任委员。第一期发行救国公债五亿元,海外华侨认购了大半,以后,凡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华侨都大力认购。1937年至1942年,国民政府先后发行了六次救国公债共三十亿元。华侨购买了十一亿元,占总数三分之一强。

南洋诸国华侨每月平均实际捐款为:七百三十四万元;
美国华侨每月平均实际捐款为:五十八万三千元;
八年抗战中,华侨捐款共计为:十三亿二千二百五十三万余了元;
各地华侨汇兑的侨汇就更多了。
侨汇:即华侨以赡家费名义寄回国内的款项。它成为抗战期间重庆政府财政经济的重要支柱。整个抗战期间的侨汇为: 九十五亿元以上。

美国华侨为了支援抗战,竟将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汇回国内。

1940年,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1939年政府全年的战费开支为十八亿元。这一年,华侨的捐款和侨汇共为:十三亿三千万元。华侨承担了绝大部分战费开支。

华侨除捐款、认购公债和侨汇外,还捐助了大批军需物资。

重庆政府宣布:抗战头三年中,华侨捐献飞机二百一十六架;救护车汽车一千余辆;坦克二十三辆;其他如棉衣、麻袋、医药用品等无法计算。

重庆国民政府统计宣布:从1937年到1941年底,国民政府的总收入为:二百二十六亿元。其中华侨汇款为:五十三亿元,相当于国府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将近国府军费开支的二分之一。

国民政府对此评价:华侨庞大之外汇,对于祖国之抗战,实予以巨大之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