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25日(星期三)
这些年以来,年纪越大,他心里的新的思路,新的想法越多。他就非常想抓紧写。还有一点,他要资助这些为争取自由而受到[中共]迫害,家里非常困难的人的这些家属。今年高智晟律师的事情对他的打击是最大的。对他来说简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他觉的高智晟律师是当今争取自由民主的一个领军人物,而且是年轻的,名望高的,国内唯一能扛起这杆大旗的他认为就是高智晟。
中国著名画家严正学被浙江台州国保抄家绑架一周后,严正学的妻子朱春柳今天(25日)下午4点左右,获警方口头正式通知,严正学被刑事拘留,现关押在台州市路桥区公安分局看守所。
“在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第五次去了,就坐在大门口,我用一个毯子摊在那里,旁边写上字说,我要吃饭,要生存,旁边有很多人在围观。同时,我也把判决书摆在那里让大家看,因为我第四次去的时候,局长羞辱我说,你以为你光荣啊,立了什么功回来要我们给你介绍工作。”
我们提醒家属要求当局出示刑事拘留通知书,但是家属和杨建明、胡晓玲均称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当局开出的刑拘通知书等文字资料,只是上城公安局的国保警员在家属询问后承认,目前对池建伟的强制措施是刑事拘留。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中国八九民运时上海“高自联”主席李建平,因发表文章批评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今天被山东省淄博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三年。
被判刑一年的前《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阳小青,10月17日,法院二审判决以“免于刑事处罚”获得释放。阳因报导湖南省隆回县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被当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判刑。目前在家休养的阳小青表示,自己没有罪,但判决认定他违法犯罪,将通过法律途径,让司法还他一个清白。
本文为高瑜在2006年10月24日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IWMF)第十七界年度“新闻勇气奖”颁奖午餐会的答谢致辞,题目为编者所加。高瑜生于中国重庆,原在中新社工作,1989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不久该报被停刊,1994年北京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其六年监禁。1999年2月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
10月24日,纽约华道夫酒店主会议厅内高朋满座,约上千嘉宾列席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IWMF)第十七届年度“新闻勇气奖”颁奖午餐会。今年的获奖者包括: 基督教科学缄言报专栏作家吉儿.凯罗尔(Jill Carroll)、黎巴嫩广播电视公司名主持人梅.齐地亚克(May Chidiac),以及来自北京的著名自由记者高瑜。74岁的墨西哥名记者伊琳娜.波尼压陶斯卡(Elena Poniatowska)获“终生成就奖”。
在九月二十六号组织二十九名赤壁移民到天安门下跪哭诉的移民代理人周志荣被公安拘留后,近日又从家属得到消息说另一位组织者洪运周也在十月六号被拘留。星期二,洪运周的妻子唐翠玉向记者表示,洪运周是因为打电话给家里被公安探测到所在位置,之后在湖北的襄樊被抓住......
“一提到共产党,我就心里冒火,不是人啊。”因在天安门自焚被判刑一年的广西青年柏国龙说:“北京的警察说东城看守所是亚洲最人道的看守所,管教往死里整,吊死整死了好多人,简直是人间地狱。共产党的社会太黑暗了!”
被称为“大胡子”的广东揭阳老访民张潮新和其他四名访民于14日遭当局刑事拘留,继当地已被判刑的二十多名访民之后,他们将继续遭到判刑。而揭阳访民林镇发在冒险向记者透露了大胡子等人的下落后,于当天晚间也失去了音讯。中共监狱从前几年法轮功学员是主要成分后,现在访民人数也渐渐上升,成了中共监狱的又一主要成分。
中国当局拘捕了两名西藏人和一名尼泊尔夏尔巴族人,他们被指控护送寻求庇护的西藏人到印度。根据自由亚洲电台西藏语组星期三的报导,不具名的消息来源指出,这3个人是因为9月30号的枪击事件而在本月9号和10号被拉萨警方逮捕。
远在新疆的哈撒克族一家人接到了海外打去的电话录音广播,便按了回拨键。记者立即电话打过去,一个女孩子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告诉记者:她叫哈依(化名),听到录音电话中讲到的三退的消息,尽管听的不是很清楚,但明白内容说的是什么事情。她告诉记者她18岁正在读高三。加入过团和少先队,同时她表示:她父亲是党员,母亲是过团员,她的哥哥和妹妹也都加入过团队,希望记者帮助她家人上网声明三退。并说“生命最宝贵”。
10月24日,一位在大陆劳教所里遭受折磨长达5年又7个月的法轮功学员投书明慧网,披露自己在劳教所里受到的非人待遇,以及亲眼见证的其他法轮功学员的遭遇,这位学员表示,劳教所就是人间地狱。
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如何规避维权中的风险,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然而高智晟面对陕西警方对朱久虎律师的被捕,单枪匹马闯入地方公安局长的办公室,大义凛然的质问:你们什么时候抓我?!
《天涯》、《世纪中国》等网站在新一轮整治运动中被扼杀之际,因创办《思想的境界》网站而闻名的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永刚教授发表了《中国网络审查》研究报告。本文主要介绍和评论李永刚先生研究成果,本文之观点由本文作者负责,与李永刚先生无关。
中共垮台后出现社会动荡地方割据民族分裂的情况,只是可能发生的众多情况中的一种,而且也是最坏的一种,还有许多好的情况也可能发生,中华民族就此摆脱中共黑暗统治走向辉煌明天难道就没有可能了吗?
刘万永说,庭审结束后,他发现法庭的门被层层堵住,随后在法庭外遭六十多人围追与谩骂。“我站起来,勉强从几个人之间挤到法院的院子里,而此时在王亚忱亲属的谩骂声和指认下,足足六、七十人呈扇形迅速围向我,刺耳的尖叫声、谩骂声瞬间掺杂在一起。一些身穿牛仔服、脚蹬运动鞋的壮汉叫嚣:‘打他,打他!’”
在江苏省经营药品经销的王承志,因经济纠纷被控涉诈欺罪,2003年遭关押北山拘留所达四个多月。期间每天24小时双手被反铐在床上,打耳光,拳打脚踢;不让吃饱饭、不让睡觉。2006年9月,保安出面为他作证,惨遭恶徒持械殴打致头部受重伤。
据《天府早报》报导,据一名讨薪工人说,孩子要交学费,没法啊。我们去年10月就进场开工,直到该楼盘今年9月30日完工,工资都没有着落。该工人还说,今年10月15日他们已经来过一次了,当时一个姓毛的经理开了一张200多万的空头支票给他们,到银行去兑现却被告知帐上无钱。
违背了父母要她立即返城的的意愿,一九八0年在内蒙扎赉特旗我爱人与我毅然结了婚。同年春节前夕,我们回北京探亲。在泰来车站等车时遇到一位中年妇女,她就坐在我俩的身边,身上穿着一件带补丁的旧黄棉袄,一条两个膝盖上都带补丁的条绒棉裤,脚上穿着一双黑棉胶鞋,身边还有三个孩子,大的是女孩,大约六、七岁,两个小的是男孩,一个五、六岁,一个三、四岁,身上穿的全都是带补丁的衣服。两个男孩嚷着肚子饿了,那位妇女便打开一个破黄书包拿出两个黑面饼给孩子吃。听她跟孩子讲话是天津口音,我爱人便跟她聊起来。
十月的欧洲秋高气爽,一家中餐馆像往常一样忙碌着。“您来了!里边请。”老板娘露出一贯的笑脸,对刚进门的两位客人打着招呼,得知他们是上海副市长杨晓渡先行人员,便领他们到事先准备好的餐桌前。岂料这两位趾高气扬的对她吩咐道:“老板娘,马上把餐馆前马路边上的汽车弄走,给我们让地方,还有那边的……”用手一指餐馆另一边几桌用餐的中外客人,“让他们都走,我们市长马上要来了。”
这是因为从初生牛犊的红卫兵口中,响彻当时整个中国的两个“非常化”——“非常无产阶级化”和“非常革命化”,由意识形态的口号变成了两把所向披靡的快刀,在一往无前、左奔右突的挥舞和砍杀下,但凡“四旧”几乎无一逃脱被“非常化”的命运。而改名字也是属于“破旧立新”的重要标志之一,摒弃旧的名字,更换新的名字,这是建立一个新世界所需要的必要形式,不但要给人改名字,还要给事和物改名字。
现在,我不能用精彩来形容,我只能说,我的身心是无限的舒畅,整个尤其是最后的那几个场景,美妙无双,配器的展现中西合璧,听来辉煌动人。每一个画面卡的恰到好处,不矫饰,恰如其份的表达完拍摄者的意图,也不能说有拖泥带水之嫌。我,站在这高贵的电影艺术作品面前,她宛如好友,娓娓道来,她如同春风,一再的溶了你的心。非常非常的朴实,因而也造就了非凡的亲和力,似乎人人都能与这部电影契合交友,她真是良师益友。
真是太突然了。头一天下午,他还嘱咐我叫我把他刚写好的东西打印。第二天他准备让我拿走的稿子写完了,但是他人已经走了。别人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相信,我还以为家里又有什么突发事件。进来以后看家人很平静。然后看父亲在那儿睡着了。
他一生不畏权贵,而且从来不拘小节,没有安宁的时候。但这会儿这么宁静,而且睡的很平,很平整。不知道他想赶着去干什么。赶着赶着他就走了。
这些年以来,年纪越大,他心里的新的思路,新的想法越多。他就非常想抓紧写。还有一点,他要资助这些为争取自由而受到[中共]迫害,家里非常困难的人的这些家属。以前我们经常投稿给民主论坛,还有其他的网站,什么地方都投。后来他发现这些地方的稿费很低。他说我们不能给它投了,这个稿费太低,根本不够我用。谁家稿费高就投谁吧,要不然根本就救不了急。经常稿费一到他就催着说,“谁谁谁又受难了,他们连饭都没的吃了的。我已经借了你吴伯伯的三千块钱,稿费来了你一定交给我”。然后稿费来了,他马上拿去还。
这两年他写的特别勤,“我是拚命写,凭我的力量,我不是大款,但我一定要救助这些人。”我说:“你这么大岁数,快八十岁的人,你能救几个人呀?”他说:“我能救一个是一个。”我说:“如果你要让全国的人都来救助,这才能有用。你一个人有什么力量?”但是他不听。他说:“我有多大力量,使多大力量”。所以这些年,特别是今年,他就写的特别辛苦。
最近他准备一部份钱给高智晟的家属。不但是高智晟,还有外边的其他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我昨天收拾他的遗稿的时候,还发现一个不知名的人写来的求助信。说谁家没有饭吃了,估计他都给人钱了。我根本都不知道他都给了什么人。我替他领稿费,因为他去银行很麻烦。领来了,他老是催着给他,他又去给别人。所以有时候他说,对不起洪先生,他说我得给他写一点儿东西,但是我现在不能给他写,他们那儿稿费太少。他与洪先生、徐先生很好的朋友,但他不能给他们写。因为向他求助的人,真的、假的,什么人他都给。他不去落实什么、证明什么。
今年高智晟律师的事情对他的打击是最大的。对他来说简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他觉的高智晟律师是当今争取自由民主的一个领军人物,而且是年轻的,名望高的,国内唯一能扛起这杆大旗的他认为就是高智晟。所以高智晟被抓以后,他特别痛心,特别气愤。这就是为什么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会拍桌子,他会非常的愤怒。星期五谁采访的时候,估计是关于高智晟的事,他也发脾气,很生气很生气。所以我觉的高律师的事情对他打击很大。他在最后一封信里还在想着怎么营救高智晟,他从来没为自己想过争点什么。他非常爱才的,他觉的高智晟有才,又能为老百姓呼吁说话,所以这个事情对他应该有影响。
有关林牧先生的后事吧,办的还算顺利。因为对各地来的朋友们,还有其它在西安帮忙的朋友们,比较激进的呀,年轻的呀,我母亲再三说:“老爷子这么多年一直在保护你们,怕你们谁再进监狱去,每一次你们有一个人进去,老爷子就要到处去找人来营救你们。你们这次要如果为了他的事情再有一个人被抓进去,老爷子会走的很不安心的。说咱们要低调。叫老爷子平平安安的走。”所以这些孩子还好。
我说跟他们国安、警察起冲突没有意思,不说话就是最好的说话。所以在吊唁大厅里可以不说话,我不说任何话。让我们发言,我们没有发言,不要发言。所以就是这样,就是平静的。外面虽然发生点小冲突,但是它也没有影响仪式的任何事情。所以就安安全全的走了。所以各地赶来的朋友看来是都安安全全的走了。昨天还有一个,从广西过来的,他走的很早,可是辗转了几趟车,因为被人围追堵截,他来的很晚,但他说他没有办法。还有很多人是上了火车又被人赶下去,我们对他们也非常感谢,我想父亲全部都知道。
最后还有一点我要纠正一下,我父亲不是胡耀邦先生的秘书,他只是胡耀邦在陕西工作的时候的一个助手,父亲他是陕西省委的副秘书长。
【大纪元10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中国著名画家严正学被浙江台州国保抄家绑架一周后,严正学的妻子朱春柳今天(25日)下午4点左右,获警方口头正式通知,严正学被刑事拘留,现关押在台州市路桥区公安分局看守所。为追寻丈夫的下落,朱春柳专程从北京赶回台州老家,近日为丈夫的事四处奔波。
朱春柳说:“今天我又去台州市公安局,写了一个书面信函递交给他们后,国保大队承认了是他们抓了严正学。我问要拘留多少天?公安说:‘不一定,反正现在是审查阶段’。”
朱春柳要求公安出示拘留严正学的刑事拘留通知书,公安则回答说:“以为你在北京,叫人送去北京了。”朱表示,刑事拘留通知书需过几天才能从公安手中拿到。
朱春柳多日来分别到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区公安局、路桥区公安分局,寻找严正学的下落,并且递交信函,但几个公安局都表示不知此事,互相推诿责任。
25日当天朱春柳又再次询问公安拘留严正学的原因,公安回答:“反正你们都知道的,是什么事你们都知道的,你们自己最清楚的。”始终没有告知朱,以什么理由拘留严正学。
18日严正学被浙江台州国保公安局绑架后,台州市国保公安局当天即派公安到严正学家中,朱春柳表示,家里没有人,公安是撬门进去的,把电脑抄走了,还有严正学以前打官司和维权的材料都拿走了,网上写的东西也拿走了。
台州维权人士吴高兴说:“公安讲在北京找不到严的家人,所以没有通知,他们本来都不承认,现在媒体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承认。”
对于这次公安是凭什么理由抓严正学,吴高兴认为,严18日刚从北京回来,当天晚上就被抓,这个事情可能是中共高层指挥下令抓他的。吴高兴估计可能他到北京跟维权人士有一些交流,当局害怕了,就把他抓了。
对于接下来该如何营救严正学,朱春柳说:“我要拿到刑事拘留证后,再看下一步怎么做?”
严正学自1994年开始严正学打了40多宗民告官的官司,经常为弱势群体说话,揭露中共当局的暴政,揭露中共司法的黑暗,得罪了贪官污吏,经常遭到打压。
【大纪元10月25日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2006年10月25日香港报导)中国杭州异议人士朱虞夫上星期开始进行静坐抗议。陪伴他进行抗议示威的另外一位异议人士池建伟被杭州警方刑事拘留。*狱中生涯“不堪回首”*
朱虞夫自10月19号起开始静坐。他曾因参与组织民主党在入狱7年,于今年9月14号获释。出狱后他为了自己的生计到原工作单位寻求帮助未果,随后开始这种抗议行动。
今年53岁的朱虞夫是资深的民运人士,1978年就参与过杭州的民主墙运动。他曾经支持1989年民主运动而被传唤、抄家。
1998年6月,朱虞夫投入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1999年11月被杭州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今年9月14号获释。据朱虞夫本人说,他的狱中生涯“不堪回首”, 遭受了非人的待遇。
*出狱后生活困难*
出狱后的朱虞夫,没有经济收入来源,生活没有着落,因此前往原工作单位杭州市上城区房管局,要求帮助解决工作问题。
朱虞夫说,该房管局局长骆云森对他的要求置之不理,他第四次前往原单位寻求帮助的时候,遭到局长的冷嘲热讽和警察的恐吓,被赶了出来。
“在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第五次去了,就坐在大门口,我用一个毯子摊在那里,旁边写上字说,我要吃饭,要生存,旁边有很多人在围观。同时,我也把判决书摆在那里让大家看,因为我第四次去的时候,局长羞辱我说,你以为你光荣啊,立了什么功回来要我们给你介绍工作。”
*朱虞夫:政治犯不存在吃饭问题*
朱虞夫认为,中国的政治环境使得他这样的人士很难找到工作:
“在我们中国,像我这种政治犯,通常来说是不存在吃饭问题的。因为以前像我们这种被叫做反革命集团首犯的人,抓进去就枪毙掉了。那么我们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释放出来的,继续要活下来的政治犯。这也是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社会靠拢进步的后果。因此以前不存在的吃饭问题,现在就突现出来了。”
朱虞夫表示,他静坐请愿时,周围经常聚集几百名民众,对他表示同情和支持。陪同他前往静坐的另外两名异议人士当中,池建伟由于和警方激烈抗争,遭到刑事拘留,前途未卜。另外一名异议人士吴远明是外地人,他及时离开,摆脱了警方的袭扰。
朱虞夫对池建伟为了帮助支持他而被警方刑事拘留感到非常痛苦难过,但是目前他自己实在无能为力,无法营救。朱虞夫希望,如果当局要判池建伟徒刑,他宁愿自己代池建伟再次入狱。
【大纪元10月25日讯】10月24日晚12时,六四天网电话采访杭州杨建明、毛庆祥夫人胡晓玲和池建伟姐姐池美珍等人证实:协助朱虞夫先生在杭州上城区公安抗议,并发展到朱虞夫先生进入绝食的池建伟先生,被杭州市上城公安分局刑事拘留。为此,我们提醒家属要求当局出示刑事拘留通知书,但是家属和杨建明、胡晓玲均称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当局开出的刑拘通知书等文字资料,只是上城公安局的国保警员在家属询问后承认,目前对池建伟的强制措施是刑事拘留。
另据浙江朋友介绍,朱虞夫先生19日以来,已连续4天(周六周日除外)到上城区房管局门口绝食,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多。
——转载自《六四天网》(
【大纪元10月25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卢健辉香港二十五日电)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中国八九民运时上海“高自联”主席李建平,因发表文章批评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今天被山东省淄博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三年。民运中心引述法院一名工作人员做了以上表示。
民运中心人员说,四十岁的李建平被捕前是淄博医疗器械公司经理。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被捕后,今年四月十二日被审判,今天才宣判。
李建平被指控“颠覆”,“罪状”包括发表在中国海外网站一篇题为“坚定是反对二十三条最好的办法”的文章。
这篇写于二零零三年的文章表示,“香港是人性的香港,不是专制手中玩耍的泥团。”
民运中心谴责中国当局对李建平判刑,指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中国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公约,也违反中国宪法中保障言论自由的条款。
【大纪元10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李诗颖采访报导)被判刑一年的前《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阳小青,10月17日,法院二审判决以“免于刑事处罚”获得释放。阳因报导湖南省隆回县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被当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判刑。目前在家休养的阳小青表示,自己没有罪,但判决认定他违法犯罪,将通过法律途径,让司法还他一个清白。将上诉 还我无罪
山东著名维权律师李建强表示,“免于刑事处罚”是有罪认定,这个判决本身是个有罪的判决,阳小青是不存在犯罪的,他已经表示要上诉,这个案件就是证据不足,并不是犯罪行为轻微的问题,法院判阳小青有罪,是很荒唐的。
对于二审宣判的结果,阳小青表示,“免于刑事处罚”对我是不公正的,有罪判决是违背法律的,我将按法律程式,依法向湖南省高级法院提起申诉,一定要讨一个无罪的结果。
“问题”文章惹怒官员
《中国产经新闻报》驻湖南记者阳小青先后发表两篇报导“隆回一亿国资流失的背后 亿元到千万的离奇换算”和“左手倒右手“玩转”国资”,以揭露隆回县官员的不法行为及贱卖国有资産,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等贪污腐败问题。
阳小青的报导引发了当地官员的不满,动用各种手段阻止阳小青发表文章,甚至威胁和试图伤害他的生命,最后动用公权力,以阳小青涉嫌敲诈勒索县委书记杨建新为由,他被判刑一年。阳小青当庭提出上诉。
案情戏剧化逆转
二审宣判阳小青被“免于刑事处罚”获得释放。对于县委书记的证人谭小林为什么在法庭说出“敲诈勒索”案的真相,让案情峰回路转?
为将阳小青定罪,隆回县公安局安排谭小林替县委书记杨建新作证人。阳小青指出,隆回县公安局对谭小林表示,如果指控阳的话,就不会被关押。但谭没想到自己在一审中也被判刑一年,谭觉得被隆回县政府和公安骗了及良心上受到煎熬,在二审中,当庭说出了做伪证的真相。
公安逼供 法官约谈
阳小青表示,在公安的侦查阶段,他们搞车轮战术,连续几天疲劳审讯,他说:“不准我休息、喝水、吃饭,我的身体严重不适,发现乙肝等多种疾病,提出要去医院检查,都被拒绝。如果在他们的记录上签字,就带我去检查。”
阳小青谈到,公安还采取诱供的方法,他说:“说我这个案件影响太大,让他们的压力也很大。只要我按照公安讲的去做,这个案子也不会判得太重或是移送检查院,他们采取多种刑供逼供的方式,逼我就范。”
阳小青表示,法院在二审宣判之前,法院庭长找他谈话,他说:“要我低调,不要让媒体炒作,如果你无罪,就牵涉到县委书记的诬告陷害罪、伪证罪等问题,只能给你‘免于刑事处罚’,你要听我们的话。这个案件影响很大,我们法院也作不了主。”
阳小青说:“1月23日,我被刑事拘留后,杨建新则调到邵阳市政协任办公室主任,他至今没有受到任何处置。这种作法助长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我将向省高院提起申诉,省高院如判我无罪,我将依法追究杨建新等人的诬告陷害罪及申请国家赔偿。”
李建强则认为,这个判决是违背法律规定的,证据不足应该做的是无罪判决,而不是有罪判决。
记者问这有政治因素吗?李建强说:“对,很明显,假设他敲诈勒索是50万人民币,如果它证据充份的话,要判10年以上的。它就要这样判,主要考虑到法院的面子,如判无罪,那面子往哪里去?所以就判有罪,这也算是中国特色的一种产物吧!”
感谢民众和家人的声援
阳小青被关押后,隆回县民众对此案纷纷表示关心,并到法庭外声援。
阳小青的妻子龚杰说:“9月6日,他就取保后审回家了。目前,他的身体状况及精神还不错。我紧绷的心情才放松了一点。”
对此,阳小青说:“非常感谢有正义感的老百姓支持,感谢他们对我和家人理解和安慰。以后,我会拿起手中的笔,继续揭露社会上的腐败份子及不法行为,写出更多关心百姓冤情的文章。”
阳小青最后向这一路坚强陪伴他走出阴霾日子的爱妻,感性地说:“老婆,谢谢你支持和理解我。”(
【大纪元10月25日讯】(编者按)本文为高瑜在2006年10月24日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IWMF)第十七界年度“新闻勇气奖”颁奖午餐会的答谢致辞,题目为编者所加。高瑜生于中国重庆,原在中新社工作,1989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不久该报被停刊,1994年北京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其六年监禁。 1999年2月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她曾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在法国巴黎颁发的“自由金笔奖”,IWMF“新闻勇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记者无国界新闻奖、全球20世纪的新闻自由英雄奖。以下为高瑜演讲原稿:感谢独立中文笔会对我的提名。感谢李普、何家栋、金钟先生对我的推荐。
感谢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再次给我这个奖,能让我和3位我由衷钦佩的同道见面。
1995年,我第一次获得勇气奖,那时我第二次被捕正在北京最偏僻的一所监狱里服刑。
我留给当时的中国司法部部长写信,要求书面向颁奖典礼表达我的谢意。我的信被狱警当场撕掉。
那年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曾盛情邀请我的丈夫代我前来领奖。这令当局恐慌。北京市安全局与我丈夫谈判,说只要配合会尽快给我办理保外就医。
为我早日获得自由,我的丈夫放弃了珍贵的邀请,事实证明当局只是欺骗。
我第一次被捕是于1989年6月3日早晨上班途中被北京市安全局绑架。我和绑架我的警察,都成为没有听到当晚枪声的人。
几天之后我对于这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利高层政治斗争的深层报导,才在香港一份当时最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
作为一个记者,我成了中国政权向西方表示强硬立场的一张人质牌。
我于1993年再次被捕。拘留证上除了姓名、日期,真京都是空白,没有任何解释我是犯了哪条法律──因为对我的逮捕根本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13个月之后,我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判以六年有期徒刑,附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中国从19世纪建立了现代传媒,新闻从业人就有后优秀的传统。
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消灭了中国的民营报纸,也用政治暴力阉割了中国新闻人的独立精神。
当局对历史要求忘却,对现实要求粉饰。讲真话,报导真相的新闻记者都要被开除,甚至更糟。
今天让我想起中国报业钜子、新闻独立的先驱史量才先生的话,“你有枪,我有笔。”史量才先生1934年被国民党政府的特务枪杀在杭州西子湖畔。
六四之后,我也一直处于“你有枪,我有笔。”的境遇,这也是历史对我的选择。
谢谢!
【大纪元10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卫君宇纽约报导)10月24日,纽约华道夫酒店主会议厅内高朋满座,约上千嘉宾列席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IWMF)第十七届年度“新闻勇气奖”颁奖午餐会。今年的获奖者包括: 基督教科学缄言报专栏作家吉儿.凯罗尔(Jill Carroll)、黎巴嫩广播电视公司名主持人梅.齐地亚克(May Chidiac),以及来自北京的著名自由记者高瑜。74岁的墨西哥名记者伊琳娜.波尼压陶斯卡(Elena Poniatowska)获“终生成就奖”。
“今年的获奖者致力于公正诚实的报导,即便是那意味着甘冒风险或承受痛苦的危险后果”,“新闻勇气奖”委员会主席朱迪.伍德拉夫(Judy Woodruff)在开场致辞中说道:“她们所做的一切,使她们走在新闻自由的最前列”。
28岁的吉儿今年一月与她的司机和翻译一同在伊拉克被绑架,她的翻译被当着她的面枪杀,她被囚禁了82天后获释返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主编博根海姆 (Richard Bergenheim)在介绍吉儿时说:“勇气有两个层面,一是当面对危险与困难境地时如何正视它、走过来;另一面是在回忆中咀嚼自己的痛苦,甚至面临着被再次加害的危险而把真相告诉世人。面对如此巨大挑战,吉儿选择讲出自己的故事,为此她赢得了我最深的敬意”。
2005年9月,梅所驾驶汽车的司机座下被人放置炸弹,她在爆炸中失去了左手和左腿,为此经历了26次手术。她相信是因自己直言报导叙利亚对黎巴嫩的侵占而遭到报复。今年7月19日,康复后的梅重返黎巴嫩广播电视公司主持“美好的一天”节目。一位叙利亚官员曾威胁“要喝我的血”,梅在答谢辞中表示,“一些冷血罪犯想把我除掉,但是我活了下来,这本身就是奇迹。虽然我如今仍被威胁,但我会继续我所做的,无所畏惧,并做好了面对任何危险的准备”。
在介绍高瑜时,华盛顿周刊执行编辑关安.艾费尔(Gwen Ifill)说:“中国是世界上监押记者的急先锋。不听话的编辑和记者被解雇或降职,与当局、中宣部口径不一的出版物被停刊,虽有千万的网民,但却被当局安装了防火墙”。
现年62岁的高瑜,虽经历六年中共的牢狱之灾,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她十二年前就首次获“新闻勇气”奖,但因人在狱中无法成行领奖。铿锵有力的简短发言中,她说:“1995年,我第一次获得勇气奖,那时我第二次被捕,正在北京最偏僻的一所监狱里服刑。我曾给当时的中国司法部长写信,要求书面向颁奖典礼表达我的谢意。我的信被狱警当场撕掉”。
“中国从19世纪建立了现代传媒,新闻从业人就有着优秀的传统。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消灭了中国的民营报纸,也用政治暴力阉割了中国新闻人的独立精神。”在领奖后接受采访时,她认为如此现状下谈“和谐社会”无异于是一种讽刺。
“当局对历史要求忘却,对现实要求粉饰。讲真话,报导真相的新闻记者都要被开除,甚至更糟。今天让我想起中国报业钜子、新闻独立的先驱史量才先生的话,‘你有枪,我有笔’”。高瑜认为类似的境遇是历史对她的选择,而她义无反顾。
当问到面对中共强权,这些年来她有否怕过时,高瑜说:“强权就是要人们怕它,不光是让记者害怕,它要让全国人民都怕它。现在讲和谐呢,就是拿着枪,让老百姓都趴地下,它就和谐了。所以你不能怕它,如果怕它,那中国的前途、一切就都完了”。她认为国外的人对中国的最好帮助,就是将真实的信息让更多的大陆中国人知道,因为她认为在中国以外得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往往更真实。
高瑜生于中国重庆,原在中新社工作,1989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不久该报被停刊,1994年北京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其六年监禁。1999年2月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她曾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在法国巴黎颁发的“自由金笔奖”,IWMF“新闻勇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记者无国界新闻奖、全球20世纪的新闻自由英雄奖。
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新闻勇气奖”设立于1990年,用来嘉奖在危险和艰难的情势下,坚持新闻独立自由并展示超常坚毅和诚信的女性新闻工作者。今年该奖项颁奖还要于11月2日于洛杉矶举行。美国银行是“新闻勇气奖”全美最大的资金支持者。
【大纪元10月2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采访报导)上个月带领二十九名农民到北京天安门下跪请愿的湖北农民领袖洪运周,十月六日被赤壁公安拘留。此外被拘留的还有周志荣、曾国华、谭国太等,由于移民们的生存问题仍解决无望,就在星期二又有近二百名农民到赤壁市政府门前请愿,要求放人,要求讨回搬迁费。唐翠玉:赤壁警方在到处抓他,他在跟家里通电话时,警方用探测器探到他的位置,在湖北的襄樊把他抓住,就在十月六号下午三点把他丢到看守所里,他们在九号才通知我,拘留通知书是在十一号给的,警方把他当成政治犯。
家属委托公安给洪运周送进去了一些衣服和被褥,但是,没有见到洪运周本人,也没有收到任何具体的信息。
赤壁市公安局的拘留通知书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我局已于二零零六年十月六日三时将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洪运周刑事拘留,现羁押在赤壁市第一看守所。
此外,据唐翠玉说,被拘留的不只是洪运周和周志荣,农民代表曾国华、谭国太也被拘留。她说----
唐翠玉:曾国华他们是在二十八号从北京回来就把他们拘留了,有三人拘留了十五天都放了。
而几天来,一二百名赤壁移民前往赤壁政府门前抗议,要求政府放人及解决赤壁移民的问题,星期二一位到市政府门前抗议的魏先生向记者表示,他们今天有近二百人想前往市政府,但是在半路被警察截住,只有十几人到了市政府,而且他们被堵在外面,魏先生说----
魏先生:这几天天天都去的,但是不准我们进去。我们主要是有三点请求,一是要求放人,二是要移民的搬迁经费,三是要回山林,但是他们不答覆我们。
据了解,三十年前由湖北赤壁陆水库区移到赤壁柳山镇的一万三千多名移民,不仅移民款项被官员侵吞,而且生活每况愈下,在多次到北京及湖北省政府上访无门的情况下,二十九名移民代表在九月二十六日到了天安门广场以下跪请愿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诉求,这一举动使得赤壁地方当局颜面尽失,因此连续地抓捕多人。但是,移民们并没有被吓倒,唐翠玉表示,由于政府没有答覆,现在移民们又想上北京请愿,目的是希望外界关注他们的困苦遭遇。她说----
唐翠玉:老百姓都说,如果政府不给交待的话,他们还想上北京请愿,我们柳山镇有百分之百的村民都这样说。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和叶国柱一同关押判刑的黑龙江哈尔滨访民孙宝华、也于同日被判刑的北京维权人士刘安军还透露了审判时当局紧张的情景。
天安门自焚者多被关押在北京东城看守所
柏国龙一家遭到地方政府强占地产失去生活基础后,从地方一路上访到北京中央。
2005年8月11日下午5点,柏国龙和另外三名亲人带着孩子到天安门广场自焚,他们在浇油时被警察(天安门分局警察)拘捕,自焚未遂。四人遭判刑一年,拘押审判期间,他们一直被关在在北京东城看守所里。
今年52岁的哈尔滨孙宝华于2004年在天安门自焚后被当局判刑二年,他也曾在东城看守所遭到关押。自焚当时,他把两瓶汽油相碰时发生了爆炸,身体有12%被烧伤,留下了许多瘢痕。
警察称北京东城看守所是“最现代化和最人道的监狱”
许多北京人都听说该看守所是当局最现代化的看守所。一位和警方有关系的北京人士表示:确实,北京警察都说东城区看守所是北京最规范的。
柏国龙:送我们进去的警察说,放心吧,东城看守所是亚洲最人道的看守所,我们当时还松了口气。进去后,才知道里面有多黑。
该看守所押过一些有名人士:北京维权人士刘安军让因阻止法警殴打访民,被最高检察院官员指控入狱。夫人担心重度残疾、一身单衣被抓走的丈夫不耐冬寒,多次低三下四的苦苦哀求该看守所,让她把冬衣给丈夫送进去却遭到禁止,后来她变得精神恍惚;高智晟律师于2004年向记者透露了闻名维权人士叶国柱在该守所里遭20多小时吊起,两手腕红肿的状况;和叶国柱关在同一个房间的黑龙江的孙宝华向记者证实该看守所对犯人实行“冷水浴、吊打、用各种刑具上刑;广西的柏国龙则披露了该看守所更多的酷刑黑幕。
据称:北京市东城看守所里被致残的人士比比皆是,该看守所还不让睡觉活活整死在押人员,申冤无果绝望上吊;在上面例行检查时藏匿被折磨在押人员,欺上瞒下;看守所还巧立名目大发黑财,日用品天价出售,看守警察勒索、掠夺被关押者的钱财物是公开行径,有些同情心不肯毒打在押人员的看守遭到排挤,去看大门等。
一名打通当局公检法的各种关节,以期亲属的刑期少判些的人士表示:你想想,最规范的都这样,不规范的又会怎么样?
摆样子律师 心虚审判 高智晟雄辩
柏国龙:好多北京市民不经过审判就判刑,判两年的。比如上午判两年不服气说判多了,法官就说,你说多了,那就下午再判,下午再判就判四年。他们北京市民的惨了!审判我时,在照相的审判时律师在场,真正的审判时他就不在场了。审判后,判刑书也不给家人。有的人刑满后,家属去接人,警察说,你有什么证据他们刑满了。再被关一年半年的是常有的。法律是对老百姓的,我看透了共产党。
2004年11月27日周六,在外界的密切关注和声援下,由著名律师高智晟辩护的叶国柱案于开庭,刘安军、孙宝华案也于同一天开庭。然而,不但外界对刘安军案开庭毫不知晓,甚至连刘安军的夫人和是因为当天去声援叶国柱案时才偶然知道自己丈夫的审判也在同日进行。
两年刑满释放的刘安军回忆当时的开庭情况时说:一般开庭五六个警察押送一辆警车,我们开庭通知了三次,都准备好了,没开。过四五天又开庭。周六四点半就被叫起来了,别的犯人说,外面怎么那么多法警啊?你一个人开庭来了十多个法警,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啊?共有五辆警车,三十六个警察。我的警车里一面四个警察,共八个警察。我们的头被按下,看不到窗外。(到了法院)天还没亮,我们被关在一个屋子里。就像共产党谈的共产党被国民党审判的情景。怎么那么心虚啊。
孙宝华:开庭时间一改再改,最后改到周六,没有人周六审判的。开庭时,我和叶国柱坐一辆警车。法警拿着电棍不让我们抬头,出了法院的那条街才让我们抬头。
为叶国柱辩护的高智晟律师在法庭上雄辩滔滔,叶国柱和家人到感到振奋。孙宝华说:叶国柱律师的辩护副本给了叶国柱,我们大伙传着看,说,这才是给老百姓说话呢!这才是老百姓的律师啊。大家伙都要雇这样的律师。
管教让天天唱革命歌曲 好心管教被调去看大门
柏国龙:管教说东城最仁善,让天天唱革命歌曲。很多人被打的变形。我看到手指变形的人,就是把牙刷嵌在他们的指骨里,一个一个手指的捏,叫做挑骨(音)。凡是手指变了形的、伸不直,一个指头偏上,一个指头偏下的都是被这样折磨过的。
柏国龙说,除了某管教不打人外,他碰到其他的没有一个好的。孙宝华还证实:和犯人说笑的、不肯打犯人的某管教被派去看大门。
侮辱、殴打、鸡奸 柏国龙:建什么“和谐社会”?
柏国龙:看守所里班长穿白布鞋,提白鞭。管教穿皮鞋。他们进来了,我们都要低着头,抱着自己的鸟蛋(睾丸),不能抬头。过了半年多,才敢慢慢说话。听说非典时,关十四五个人的房间里关六七十个人,当时人多的都踩死了好几个。
十四五岁的少年进来了,老大说今晚跟我睡吧,晚上就给鸡奸了。孩子喊也没有用,越喊越打。
犯人冬天倒水进到门里,我说了两句,被刘管教看见了,他当时心情不好,就把我上了手铐脚镣,关在小屋里,关了一周。
柏国龙介绍:脚镣手铐分12斤,18斤,36斤,如果被打上两付36斤的脚镣,镣铐重达72斤,人就走不动了。
刘安军:孙宝华浑身溃烂,不敢盖被,脓水一夜就打湿了被子,烂得露出了白骨,才送医院。
柏国龙说:建什么和谐社会,管教打人往死里打,除非你要死了,否则不会理你的(送医院的)。有的人连续吐血,吐的连肺都吐出来了,快死了,才让家人接走。
柏国龙:刘管教打我了两次,一次是犯人倒水进了门里,我说了两句被他听见了,管教就把我上了脚镣和手铐,关在小屋里一周,一天放风两次,(上厕所)得赶快拉出来,拉不出来也得拉,要是拉到裤子上,其他犯人就打我们。
白管教打了我六警棍,打得掉了牙齿的人很多,管教往死里打。说在里面能申冤的都是假的。一名北京公路局的人因贪污被判刑,他说自己太冤,在2005年8月,他将棉被撕成条后上吊身死,当时他53岁。
刘安军:管教让狱中犯人头子打人。我绝食五天被灌食两次。
东城看守所整死人 医生查不出死因
柏国龙:监狱领导发现不听话话的,就示意房间老大,老大就让十几个人轮流看着,昼夜看着,也给吃给喝,就是不让人睡觉。一闭眼就往胸脯上、身上打。就这样,不让睡觉的折磨,基本上折磨一周就整死你了。被整死的人,就是送到医院检查也检查不出来死因。从2002年以来,听说东城看守所被整死好几个了。
柏国龙:法轮功真正是好人
在东城看守所里,不认罪的多是法轮功学员和访民。柏国龙表示:法轮功真正是好人。法轮功勤劳、卫生、不贪不抢,一天五个馒头,他们只要三个,早晨一个,中午一个,晚上一个,从来不抢也不浪费。他们有的被关了三年了,有的被关了四年五年了。有的都被关傻了。河北的一个叫无名氏,当初管教让他招供有多少法轮功弟子,他不招供,管教就威胁要活埋他。拿他的牙刷刷马桶,再给他刷牙……,他现在已经不会说话,疯了。不要相信共产党说的好人不受灾,越是好人越受灾。
这名法轮功学员是和女儿和老爸同时被关进来的,他的女儿和父亲的下落不明。
看守所不让监狱管理处的检查官员和法轮功学员、访民见面,柏国龙说:他们来了就把我们关在四楼、五楼里。
柏国龙透露,2005年9月,一个姓赵的法轮功学员被管教唆使的犯人们活活打死。
绝食抗议遭到两次灌食后又开始进食的刘安军表示:从这次入狱,我看到法轮功他们人太好了,真是他们所说的真善忍。和我一个房间的两个法轮功被灌食的时间更长,五六个人按着灌食,灌棒子面粥。北京一名叫董华(音)的法轮功是个律师,他在东城看守所绝食了三个月,一次也没有吃,每次他被灌食以后,起来后擦擦嘴,就去擦地板,我问他恨不恨给你灌食的人,他说,我们讲真善忍,用善心去温暖别人。他绝食了三个月,三个月里一次也没有吃。被判了三年,后来大概被送到前进监狱了吧,那里是专门关押法轮功的,一些抢劫犯之类的越缺德的人越往哪里送,让四个犯人看一个法轮功。董华今年12月份才能被放出来。
“几个月不见一块肉丁” 日用品天价
柏国龙:监狱规定一周改善两次生活,可是我几个月不见一块肉丁;外面三五元的盒饭,里面卖十几块;消炎药和止痛药,外面十多元,里面卖六十多元;家人送的名牌内裤都别管教拿走了,管教说:“犯人穿什么名牌。”小偷、诈骗、抢劫、绑架犯的可以轧出油水的,管教就对他们好些。法轮功和强奸犯的就倒霉了。强奸犯没有油水可轧,法轮功让往死里整,踢法轮功象踢狗一样。
管教卫生纸都要犯人买,他们还开通烟道,一个管教管四个所,每个所里关15到20人左右,要是有四个抽烟的,他就管16个抽烟的,两元一包的烟,管教收抽烟的犯人每月500元,每个月最少也能收七八千元。
中共媒体宣传东城看守所是最现代化的看守所。囚室内有卫生间,每周两次供热水,可如厕和洗到热水淋浴。然而,为什么房间里的洗脸盆都被挪换了地方呢?
刘安军透露了洗脸盆被换地方的原因。2004年,关在二处九号房间的一名在押者喊冤,后来他踩着洗脸盆在窗户上上吊身死后,监狱当局就把洗脸盆都挪到够不到窗户的地方了。锯断的水管子还可以看到。
后续:
北京的刘安军介绍自己出狱后,身体状况更加糟糕:双手颤抖,拿不起筷子,吃饭时手放到碗上,嘴贴在碗边上,用勺子往嘴里扒拉饭吃。虽然被陷入狱使他更不能自理,但当局拒绝给刘安军最低生活补偿。当局对刘安军长期监视,一些访民则暗暗的帮助刘安军度日。
哈尔滨孙宝华的90多岁的老母亲在听到来电时,颤颤巍巍的问:你是不是警察啊?记者大声的告诉她说不是后,她才向记者告知儿子的下落。暴政淫威无处不在。
柏国龙家人说:刑满释放去接他时,看不出他有高兴的感觉,就是看什么都害怕的样子,人被整的简直变了一个人。
一个月后,恢复了血气方刚的柏国龙给家人留下他要到天安门跳楼的话后,就又到了北京。一个多月过去了,柏国龙杳无音讯。他终被逼上很多访民走过的悲惨无尽的上访路了。
【大纪元10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每天全球退党义工打往中国大陆的电话连绵不绝,覆盖大陆各个省市、区、县、村、镇。即便是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民众也接到了来自海外的退党电话。远在新疆的哈撒克族一家人接到了海外打去的电话录音广播,便按了回拨键。记者立即电话打过去,一个女孩子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告诉记者:她叫哈依(化名),听到录音电话中讲到的三退的消息,尽管听的不是很清楚,但明白内容说的是什么事情。她告诉记者她18岁正在读高三。加入过团和少先队,同时她表示:她父亲是党员,母亲是过团员,她的哥哥和妹妹也都加入过团队,希望记者帮助她家人上网声明三退。并说“生命最宝贵”。她透露:全家人晚上一起看九评共产党一书。
远在内蒙古的一个青年牧民,接到海外退党电话后,希望了解更多内容打了回拨电话。记者随后电话跟踪采访,他说:他生活在内蒙古依克招蒙(音),每天放牛和羊。方圆百里才有一户人家。荒芜人烟。家里有电话、电视、收音机。家里有六口 。
因为地处偏远,从小没有上过几天学,所以也没有入过什么团队的,家里也没有党员。当他听说“天灭中共”几个字时,他立即表示:我们根本见不到共产党,他们从来不会来关心牧民的生活,他们也不需要。他们吃的粮食是用羊和牛去几百里外的交易市场换来的。自给自足。
他说一个朋友是党员,他愿意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他,让他退党,于是他留下了海外退党电话号码。同时记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播出频率和时间表,希望听到九评共产党和最近的海内外的消息。
【大纪元10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子法报道)被称为“大胡子”的广东揭阳老访民张潮新和其他四名访民于14日遭当局刑事拘留,继当地已被判刑的二十多名访民之后,他们将继续遭到判刑。而揭阳访民林镇发在冒险向记者透露了大胡子等人的下落后,于当天晚间也失去了音讯。中共监狱从前几年法轮功学员是主要成分后,现在访民人数也渐渐上升,成了中共监狱的又一主要成分。北京上访村老访民证实,张潮新和妻子等人今年10月初还在北京上访,后被当地截访抓走。
过去是养鸭大户的广东省揭阳市的林镇发已经有两年没有上访,他说现在很穷。10月24日,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大胡子他们被强制回家,(当局)让他们在家中等着解决问题。他们4号被抓,14号被刑事拘留,要判刑了。从去年正月以来,我们揭阳有20多人被抓被判刑了。现在我们的电话也都有监听的。我们揭阳太黑了!到处都是抢劫,当官的花140万买官。
而冒着危险接受了记者采访的林镇发,他的电话于当天晚间突然打不通,电话录音反复说:“没有这个电话号码”。
一年半前,频繁到北京联合国人权处喊冤的湖北省访民王桂兰遭当局劳教后刚刚释放。她向记者揭露当局官员从医院中很不人道的把她抓走,开始给她按的罪名是“侵占”,后来改为“扰乱社会治安”,将她劳教一年三个月。“太黑了”,她不由自主的说出了这句许多访民和百姓的口头语。
北京也有四十多名访民(马景雪等人)遭到劳教或判刑,其它如辽宁、山东、河南、上海等地访民也持续遭到当局入狱,如辽宁访民刘华丈夫被劳教一年半等。
当局出笼的新上访条例和北京条例规定访民穿状衣、打状纸、截当官的车抓到就要劳教,大量访民无辜入狱。有许多访民已经体验到当局把他们当做法轮功学员,遭到拘捕、劳教、判刑。在北京长期上访的吉林访民杜明荣就被警察以法轮功的借口抓了起来,还曾被施以一天电刑,其后遗症至今不消。210月4日,她表示:被劳教的很多,我们现在上访都很小心。
访民人数渐渐上升,中共监狱从前几年法轮功学员是主要成分变化为成访民也是中共监狱的主要成分。访民和法轮功学员一样,不肯认罪。北京维权人士刘安军透露说:“我们上访被判刑的三四十人,没有一个认罪的。”广西访民柏国龙表示当局监狱方面在上面来检查时,要将法轮功学员和访民都藏到检查不到的四楼、五楼,访民和法轮功被同等对待。
继镇压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成功败坏了败坏社会公德、道德后,毫无顾忌的中共当局无所掩饰的将獠牙呲向一般平民百姓,是否是必然的结果呢?
【大纪元10月25日讯】(美国之音记者:中文部2006年10月25日华盛顿报导)中国当局拘捕了两名西藏人和一名尼泊尔夏尔巴族人,他们被指控护送寻求庇护的西藏人到印度。根据自由亚洲电台西藏语组星期三的报导,不具名的消息来源指出,这3个人是因为9月30号的枪击事件而在本月9号和10号被拉萨警方逮捕。据报导,9月30号那天,当大约75名西藏人登上喜马拉雅山一个高达5千8百公尺的通道口时,中国边防军向他们开枪。一名25岁的尼姑被打死。这批逃离西藏的人当中有43人于10月10号抵达加德满都,其他36或37名西藏人则被中国警方拘禁。
中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批西藏人非法离开中国,而且边防军是因为遭到他们的袭击,出于自卫才开枪的。
【大纪元10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周围综合报道)10月24日,一位在大陆劳教所里遭受折磨长达5年又7个月的法轮功学员投书明慧网,披露自己在劳教所里受到的非人待遇,以及亲眼见证的其他法轮功学员的遭遇,这位学员表示,劳教所就是人间地狱。黄敏,男,37岁,家住天津大港油田,1991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1997年夏天开始练习法轮功,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身体的疾病全部不治而愈,至今9年多的时间里,再也没有生过病。中共当局在99年7月开始镇压法轮功后,深受益处的黄敏想为法轮功讨回公道,于8月30日到北京上访,9月7日被抓,在昌平区收容所和天津大港看守所,被关押近两个月后判两年劳教。
双口劳教所:酷刑折磨+超强度劳动
99年11月2日黄敏及其他法轮功学员共计13人被押到天津北辰区双口劳教所。其中有一个20岁的小伙子叫贾志明,因为给朱镕基递交上访信而被判2年劳教。他认为自己并没有错,所以判劳教时没有签字,结果到劳教所的第一天就被毒打几次,到晚上又电击了几个小时。当时在劳教所监舍里,贾志明凄惨的叫声混杂着电棒电击的声音,叫人听起来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贾志明原来是虎背熊腰,很健壮的小伙子,当他一年多以后离开劳教所时已被折磨的脱了相,只剩了皮包骨。
几天后,警察又将这十三名法轮功学员都赶到厕所里,不分老少,脱下裤子,用大木板每人屁股上打十几大板,而且规定他们在头一个月里不许抬头。
然后他们就开始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因为是新手,所以经常干不完活,常常连续几天几夜不让睡觉。每天6点出去干活,常常第二天的凌晨3、4点才收工,快的也要干到深夜12点,碰上赶工期常常是几天几夜不能合眼,有时走路、站队就会不自觉睡着了而摔倒。而且干不好活,走不好队,或活干的慢,都要挨打。
2001年5月份,劳教所里按照上面的要求对所有法轮功学员办起了强制洗脑的学习班,要强制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转化,上午强制学习,下午则大强度的练队列。同时给其他的劳教人员分工,有专门的打手、专门的骂手;晚上分小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批斗、辱骂、谩骂,稍有抵触就打。一位叫常天祥的学员由于不写诋法轮功的“作业”,被警察拖到厕所毒打2个多小时,打的昏死过去用冷水泼过来再打。直到打的他浑身青紫,失去知觉,在极度痛苦和理智不清时逼他答应写这些违心的东西,同时还给录了音。之后在他身体还没恢复时,又脱光他的衣服在楼道里示众。
为了达到“转化”的目地,警察们用尽了各种酷刑,甚至许诺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就给予打手们重奖或提前释放等,还告诉他们即使打死人也没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毒打致残,甚至毒打致死。黄敏认识的陈宝亮、孟季祥两位老人就被折磨死在劳教所中。
2000年在双口劳教所成立了个以恐怖和暴力著称的五队。一名叫朱刚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这个队,警察和犯人用尽酷刑,毒打,也不能使他屈服,最后气急败坏的将他吊起来后,往他鼻孔里塞未熄灭的烟头,后来把他放下时共从鼻孔里取出6个烟头。他们实在没办法了,就把这位学员送进了精神病院,并对外造谣说他炼法轮功得精神病了。
到了2003年初,劳教部门又搞起了所谓的“百日攻坚”,集中所有的力量强制转化所有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双口劳教所动用多根电警棍,同时对法轮功学员电击,为了考察效果先拿猪做试验,八根电警棍同时电一头猪,把猪电死了,就用七根来电法轮功学员,把被电的学员蒙上黑头套后拖到小屋,七根电警棍一齐电,电的皮肤都被烧焦了,小屋里充满了皮肉焦糊味儿。
蓟县渔山劳教所:毒打+灌食
由于后来被抓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2001年9月黄敏被转到蓟县渔山劳教所。一个月后,渔山劳教所派了3、4个人对他进行毒打,平均每天6次。看到拳脚不起作用,就把他驾到车间用夹棉花用的一尺多长的渡铬的大镊子敲他的腕、手指关节,直到打的手腕上的软组织、韧带等肿起老高,又打脚踝、脚趾等对疼痛敏感的地方;用铜导线卷成锤子象打鼓一样敲打他的头,打的他头上肿起了满头的疙瘩。最后用缝衣服大针插左手的五个指尖,插得手上鲜血淋漓,又用手掌立成刀状猛砍他的后颈和喉结,当时黄敏感到喉结几乎被打碎了,好长一段时间不能发声,脸也被打的象馒头一样肿了起来。
后来,黄敏开始绝食抗议,身体瘦到只有不到80斤,警察开始对他灌食。下胃管时,警察们找来一根食指粗的管子从鼻孔往下塞,却怎么也塞不下去,鲜血直流,旁边的犯人都不忍心看了说:“别塞了,怎么说他也是个生命啊!”
后来警察用筷子,用手指粗的木棍撬他的嘴,改从嘴灌食,被他用牙咬断了,就改用不锈钢汤匙来撬,每次灌食那钢匙都会把上颚挖下一块皮肉,很疼,流不少血,一天要撬两次。一开始还灌一些营养品,后来就换成了胡椒水、辣椒水,而且还用特别多的猪油和很多盐,玉米面混在里面,黑糊糊的热汤往下灌,灌的黄敏火辣辣的难受。
这些办法都不起作用后,队医又说要给他注射点滴,在葡萄糖水中加进一些药,遭到拒绝,四、五个警察就先按住黄敏再给他注射。看到注射药物不起作用,他们又出一招,强行带黄敏去医院抽血、化验,回到劳教所后,通知他说血糖浓度高,怀疑有糖尿病,要给他抽血。当时就遭到黄敏的拒绝,但是警察根本不听,一上午共抽取他的血液6次,说是看病,再也没有了下文。
2002年11月黄敏又被判3年劳教,送到大港区的大苏庄劳教所,2003年底转送双口劳教所。这时由于长期关押、折磨,加上绝食抗议,黄敏的身体已半残了,腰、腿、颈都落下了毛病,走路都极为缓慢。即使现在出来一年多了,仍然不能干稍重一点的体力活,腰腿总是酸痛的。
在双口劳教所的,警察不让他和任何人接触,由两个人24小时盯着,单独囚禁在一间小屋。每天早上6点坐马扎(一种类似小凳子的坐具)直到夜里12点,除了上厕所外,其余时间都要静坐不动。经过前面4年多的折磨,黄敏的身体已经到了灯尽油干的地步,再也承受不住这种非人的折磨,不得已,他写了他们所要的“认罪书”“悔过书”等。
如今,黄敏的内心仍然无法平静,因为在普通劳教犯看来,劳教所就是人间地狱,里面的黑暗、恐怖是被劳教过的人所共知的,所以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中都流传这样一句话:“宁坐三年牢,不当一年劳教!”那些被强制劳教的法轮功学员的苦难更深重百倍。
黄敏希望世人通过他的遭遇能了解真相。他表示“这场镇压法轮功的运动是一场比‘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灭绝人性的迫害。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清醒,都能够正视它,共同来谴责、制止这场迫害,使人间重现光明,使正义得到伸张!”
【大纪元10月25日讯】高智晟终于被逮捕了,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的心竟然变得平静异常,人就是这样奇怪,在出事之前,越是担心越没事,当真正出事之后,反而什么都不害怕了,我们的恐惧被提前透支了。高智晟的恐惧也被透支了吗?高智晟似乎从来就没有恐惧过,在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的律师所仍然在继续营业,简单的办公室围坐了国内维权界赫赫有名的其他律师和学者,大家仍然可以自由自在的交谈。高智晟喜欢用非常抽象的语言表达一个问题,他的哲学化思维使得他轻而易举得超越事物的一般表象,像一把利剑,直接穿透事物的本质。他的语言铿锵有力,及富号召力。
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如何规避维权中的风险,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然而高智晟面对陕西警方对朱久虎律师的被捕,单枪匹马闯入地方公安局长的办公室,大义凛然的质问:你们什么时候抓我?!
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在中国,还会有第二个吗?
“自由需要勇气”,高智晟以肯定的语气强调,“中共所践踏的根本是普世价值,这也是中共在这场对道德对良心的战争中注定要失败的逻辑必然。”
然而很多人,包括一些民运大佬,对高智晟的做法不以为然,说他鲁莽,甚至认为他危害了维权的事业,跟共产党斗,要讲智慧。
这些人眼里所谓的智慧是什么呢?绕来绕去,说到底就是一方面在维权的圈子里,说两句不痛不痒的话,获得一种赞美和所谓的声望,另一方面避免惹毛了中共,自己获得一种安全感,一举两得。智慧这个词被如此的解释,也难怪中华文化堕落到需要被拯救的地步。
维权,维谁的权,失去权利和即将失去权利的人,维权这个中国特色名词的产生于黑暗帝国里强权压制私权而同时私权的持有者觉醒的历史时刻。
整个社会似乎没有失去对弱者的同情,社会媒体还能够站在弱者的一边,这似乎也可以看作一个社会良心未泯表征,可是具体到一个真正弱者的时候,年轻的记者也难免困惑:“为什么为弱者说话,还有这么多困难?”
高智晟的回答掷地有声:“往往弱势群体的问题会牵涉到更敏感的事情,弱的反义词是强,你替弱者说话,就是和强者对抗,对抗强者,谁的麻烦会少!”
高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在为城市拆迁户呼吁,是在为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奔走。
这一切,国内的媒体还能及时报导。
然而当高智晟为法轮功修炼者大声疾呼的时候,国内的记者们连问都不敢问了。
他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强者”。
他接二连三的遇到了最大的麻烦,先是他的律师所被停业了,接着他的人身自由被限制了。
据说,有一个“维权律师”为法轮功辩护之后,后悔了,因为他失去了工作。
高智晟会后悔吗?他会屈服吗?
各种各样的声音传了出来。
我想起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高智晟在代理的一个案子中,遇到派出所警察的抓捕,所长把他关到一个小黑屋里,抽出皮带准备殴打高智晟,高大义凛然的说,你要是动我一下,我立刻撞死在这里!
派出所长握着皮带的手,停在了半空。
高智晟苦难的人生经历、对生命、对人生超越性的思索成就了他英雄的性格。
自由需要勇气,没有必要太多的解释,我想起了美国战争纪念墙上的一句话: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免费的)
──转自《看中国》
【大纪元10月23日讯】【导语:《天涯》、《世纪中国》等网站在新一轮整治运动中被扼杀之际,因创办《思想的境界》网站而闻名的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永刚教授发表了《中国网络审查》研究报告。】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永刚教授以创办《思想的境界》网站而闻名,该网站主要讨论学术思想与一些热门的学术话题,很受知识分子的欢迎,但于2000年10月14日被迫关闭。(李永刚:《未完成的任务:写在思想的境界关站之后》,《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一期)多年来,李永刚一直在关注互联网,最近完成了一个研究报告《中国网络审查》。与此前后又有香港大学冯广超《长城在我家门口----香港网站被内地禁封情况调查》(《二十一世纪》2006年六月号),胡化《不留一个透气孔?》(《明报月刊》2006年九月号)以及何清涟《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发表或出版,一时间中国大陆互联网管制竟成了热门话题。本文主要介绍和评论李永刚先生研究成果,本文之观点由本文作者负责,与李永刚先生无关。
一,中国目前互联网的现状及中国当局的管制
现有中国网民,今年已经达到一亿二千万人,占总人口不足百分之十,可见发展空间仍大;网站数量:截至今年六月止是七十八万八千四百多个;网民年龄:三十岁以下占六成,或二十四以下的青年人占一半;网民文化:高中、中专及以下占七成;职业:学生占三成六;行为:阅读信息、网络游戏、网络交流与交往、收寄电子邮件,从事商业活动等;上网地点:除家庭和工作场外,网吧占二成九,学校占近一成九,所以目前监控重点在网吧和学校。
2002年哈佛大学一个研究中心对二十多万个网站的调查显示,有一万八千九百三十一个网站是对中国网民封锁的,十分之一内容被政府过滤;现在的情况,只能比以前更为严重。因从事互联网活被监禁的中国人,2001年及以前只有綦彦臣等四个,到2006年有陶东海、赵岩、郑贻春、张林、许万平、任自元、李元龙、昝爱宗等六十二个,居全世界前列。
到2006年七月止,全国人大、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和广播电视电影总局等十四部门先后出台了五十多部有关互联网的法律、法规,成了全世界有关这方面法律、法规最多的国家。在记者无疆界协会二OO五年全球一百六十七个国家新闻自由度排行榜上,中国列第一百五十九位,其后是尼泊尔、古巴、利比亚、缅甸、伊朗、土库曼、艾特利亚和朝鲜。胡锦涛则被该组织连续三年评为全球最大新闻杀手之一。
2006年四月份,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直属的千龙网等十四家网站发起了《文明办网倡议书》,它们在自查自纠中,删去了不健康文字、图片二百万条,关闭不良论坛六百多个,收到网民举报一万多件,警告用户一百多名。这些网站本来就处在高度自律中,但在自查自纠中依然可以取得如此巨大成绩;这一说明中国互联网活跃程度,二说明中国互联网管理难度。某网站催用一百多人自我监控信息,每天删的文字量是百分三十,图片量为百分二十。这说明管理十分严厉,但也说明有很多人在做让管理者不喜欢的事情。
2006年六月二十四日广东省公安厅称本年度将重点打击境内外插手内地维权问题。作为控制手段之一,深圳警方要求在网吧安装视屏监控器材,直接由警方监察什么人浏览不良网站和发布不良信息。深圳市还在2006年一月一日率先推出“网上警察”,公开在网上巡逻;五月十六日公安部决定在全国推广深圳市做法。“网上警察”是安装在网上的两个动画人物:“警警”和“察察”,它们像幽灵一样随着用户游动,功能之一是对用户造成心理威慑;之二是实际连接,一旦发现“不良行为”,便启动举报系统,立刻现身执法。
2006年六月二十九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言人说中国整治互联网重点是博客、搜索引擎,因为中国当前有三千万到六千万人在网上书写网上日志,非常活跃。信息产业部长王旭东说:今后要加强技术能力研究,要为加强互联网管理的保障而加大投入。
2006年中国已经全部实现过滤颠覆性、敏感性内容,古狗、哑虎、为软以及中国本土搜索引擎,都已经不会有负面消息出现了。六月份又开始新一轮大规模整治运动,以论坛活跃闻名的《天涯》网、《世纪中国》网等分别在七月份内被关闭。古狗在2006年一月推出Google.cn,任何违背中国政府的内容都被过滤。在Google’s搜索“六四”时,有二百六十七万条信息;但在Google.cn搜索时只有一万O二百条,可见被过滤幅度非常之大。Google.cn还有一个说明:“符合当地法律规定,本搜索结果已过滤部份内容。”这是古狗在中国的独特做法。“雅虎中国”更被指帮助中国当局调查网上异见人士,导致师涛、李志被捕判刑。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于今年六月份在新浪等两个网站上注册了自己的博客,并在上面做测试中国舆论底线的有趣试验。他先写赵岩被抓的事,贴上去了;再写“问胡总书记为什么不推动政治改革”,也贴出去了;他接着写六四事件,又贴出去了;于是他在《纽约时报》宣布说:中国政府已经控制不了互联网,已经管不了。可惜他说了这话之后,他的博客就被取消了。
有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参与的“开放网络促进会”在2005年四月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称,中国网络过滤系统是全世界最发达的、范围广、手法细致、效果显著。整个制度包括多层次的法律限制和技术控制,牵扯到众多的国家机构,以及成千上万的政府职员和企业员工。
二,“垃圾桶模型”与专项打击
西方研究公共政策常用的“垃圾桶模型”也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网络管制的演变过程。中国政府管制互联网的过程也是其政策学习的过程;因为这是一个崭新的技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或当时五六十岁的管理者的第一个感觉:这是什么?其次是新鲜;再后是恐惧;最后成立监察部门来管制它。
从无知到知,从知少到知多,所以决策模式非常混乱。互联网到底应看重它的科技功能、商业效用呢,还是把它当看作犯罪工具、散布不良信息挑战意识型态?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人、不同的立场,评价都不同,于是形成混乱的垃圾桶模式:有人往里扔,有人往外拣。一个老人的偶然生气,一个部门利益的偶然被触动,都可能引发一场大的整治。
自1994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首次通过海底光缆接通了美国大学作为科研的计算机网络起,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制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1,1998年前是低度管制,或叫做救火式的消极管治。因为1997年互联网人数才六十二万,所以除封闭一些明显敌对网站外,其他则是放任自流。
2,1999年进入中度管制。打击与预防结合,监管与治理同步;想到用法律约束和预防互联网的负面效应。1998年法轮功冲击中南海及在互联网上反弹,使中共当局第一次领教了异端力量利用科技的厉害。
3,2004年进入高度管治、法例细化。因为非典期间政府表现了少见的开明而引发的网民参与热情,在非典之后依然不减;特别是出现了如广州市孙志刚事件、哈尔滨市宝马案等几起大规模网络抗议和网络维权运动,政府因恐惧而加大了压制民间表达的力度;趁2004年夏天第一次大规模打击网络色情活动之机,对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网站实行严厉打击和监管。从此“专项打击”日益横行于互联网领域。
当局扩大网络监察队伍,加强网上舆论审查。网警超过三万人,也有人说有三十万人;这些网警除管制政治讯息外,也顾及经济犯罪、色情、诈骗等网络治安。
2005年教育部规定在大学BBS实行实名注册,以便于监管和追查在网上的言论;信息产业部设立“举报网站”;各地政府招收的网络评论员以普通网友身份为网络“正确导向”,他们被称为“互联网政治工作者”,是拿钱的,每个帖子五毛钱;网民把网络评论员叫做“五毛”,以示轻蔑。政府还雇请网络监督员、网络保安进行网络监控,中宣部有老干部组成的“网络评论组”。从实名制、备案制度,到相互监视、自查自纠、行政处罚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对人、对地点、对公司的严密管制。
管制总体呈现了密度渐强的趋势,强化了心理空间控制权,阻止境外“有害”信息进入,包括外国、香港、台湾的宗教、台独、藏独、法轮功、反共的信息、小道消息,通通都不让中国老百姓看到。同时阻止境内独立信息流出,为安全起见一般人多在网吧里发布讯息,于是又开始管制网吧;内容供应商、论坛板主,都受到规范。区域之间、部门之间、系统之间的合作,使控制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严密。
所有“敌对网站”都在广州、北京和上海这三个国际信息入口处,根据黑名单过滤完毕,这就是所谓“防火长城”。当年曾因为封闭BBC等国外网站而引起随布什来访的记者们的抗议,当局则以“技术故障”搪塞,但当这些记者走后,那些网站又永久“故障”了。
2002年以后实行敏感关键词过滤,据统计有一千到三千个关键词被列入黑名单,如“六四”、“法轮功”、“王丹”等,在庞大的扫瞄器之下的所有网页,如有关键词出现,便会遭短暂屏蔽。甚至使用“共产党”一词也被认为不怀好意,于是“共产党”和它的一切替代词,包括倒过来写、拚音简写都在黑名单中;现在只有“伟光正”是例外,得以幸免;现在网民只好用“斧头帮”来代替“共产党”。
“不矢口亻十么日寸候,亻奄口斤言兑言仑土云有□寸氵虑白勺言兑氵去,于是,亻奄学会了扌斥字。后来,亻奄米青礻申分裂了”,这是网民用拆字法对付敏感关键词过滤;最近流行的“恶搞”,实际上是网民对当局管制互联网的一种反抗,当然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如“八荣八耻”在网上有几十个版本,完全消解了当局原有的“严肃”意义;连毛泽东、刘胡兰、董存瑞、电影《闪闪红星》等都成了恶搞对像,遍及文字、图画、影像。这说明管制越严厉,失控越严重。
还有域名劫持,你想浏览A网站,结果却去了B网站;组织骇客攻击海外敌对网站等。除国家大规模监控外,在各地网吧还安装公安部开发的监控软件,如有人浏览或发布敏感信息,该软件就会发出警告或记录在案。从控制人,尤是活跃的异见人士(约谈、骚扰、跟踪、软禁、恐吓、殴打、抓捕、判刑)开始控制网络虚拟世界,控制的重点依次是信息、地址、人群。
三,中国政府在互联网管制上的中国特色
中国政府在互联网管制上也有强烈的中国特色:1,普遍过滤与人工抽查相结合的预审查模式。
2,标准模糊与多部门介入的暗箱作业,五十多法例中什么叫“有害信息”、“敏感信息”、“颠覆行为”?全无标准可循。
3,程序不透明和缺乏行政纠错手段、司法覆核缺位。中国相当多网站被关闭或删除内容,都难以寻求复议与诉讼的途径。谁实施处罚、违反了什么法律、依据什么处罚都难以明确。一些学术、法律、维权网站尤其如此。
4,严控、严打大型抗议活动,有海外景的政治行动;此时当局则不会顾及国际影响,而只会考虑政权的安全。世界各国一般只管制网上诈骗、涉及儿童的色情之类,中东也只管制宗教内容,即使像古巴、朝鲜这样专制国家也没有像中国这样多层次、多手段、多途径、分布式的过滤和管制体系。
四,在互联网管制中,中央、部门、地方、机构、网民所扮演角色及其行动逻辑
1,中央政府是导向控制,是主导者;在全能国家治理惯性驱动下,产生了对权力效应的高度迷恋,以为什么都能管好;一切可以通过计划达到斧头帮的境界。另方面是对民间的普遍怀疑,以为不管一定会乱;把社会、市场通通都消灭,无孔不入地渗入到老百姓生活的每个细节。于是形成自称“代表最大多数人”和根本不相信“所代表的人”的悖论。
主义国家靠意识型态的宣称、灌输,政绩的宣传,来维持国家稳定和政权的合法性;但这只有在封闭的状态下,才能见效。所以就垄断讯息、管制舆论:不让你知道外国、外国人是什么样子。像朝鲜一样,让老百姓以为全世界都是饥荒,都在饿死人,只有自己最幸福。但开放的多元化,却使人有了反省和独立思考的可能;因为空话、大话太遥远了,只有“改善我们的生活了吗”才是实际的问题;这些来自民间的有时是隐藏、有时是喷发的压力,理所当然地引起执政党的焦虑。
由于不相信民众自治能力,害怕异见力量,共产党总怀疑敌对势力在挑动。日常的管制压抑了人们的言论、表达、抗争和聚会的自由,于是互联网就为革命狂欢、快感冲锋提供了空间,成了民众参与的、能使事件放大的虚拟广场;它挑战“稳定高于一切”的最高价值观。互联网超强的动员能力,例如“铜须门”、虐猫事件、反日、反美等事件所引发的“道德民兵”的“网络暴动”,也让当局为之忧心忡忡。
2,部门与地方是政策管制的执行者,一面在问责机制下愿意与中央保持一致,倾向于严厉管治;一面在经济利益引诱下也乐于厉行管治,以使寻租机会增大;因为准入限制越多,利益越丰厚;如大量出售监控器材、安装软硬件、处罚等,都是生财之道。中共帝国早非铁板一块,而更像是一个财政联邦制。可以说,这种财政联邦制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但也可能为打破舆论一律留下许多空间。因为,部门与地方没有最高当局“江山永固”预期和“红旗能打多久”的焦虑,只有仕途平安的利弊平衡,求得保住乌纱、升官发财。
3,机构包括网络服务商、供应商是管治的协助者;在权力警告和资本施压之下,连跨国企业也本土化;为了巨大市场的财富诱惑、扩大嬴利空间,使机构积极地投入到互联网的管治中来。跨国企业如哑虎、古狗、微软,最终都选择了和中国政府合作,加入禁上自由言论、迫害记者的行列。
4,底层老百姓对政府多有怨言,但一遇到事情又都会想到他们并不相信的政府,而责问“政府为什么不管?”这是由于在国家机器异常强大之下,民间力量异常软弱的缘故。政治认同、政治冷漠、为了平静生活而远离危险,使非常庞大的沉默多数成了管治的参与者。网民高度自律、相互监视,为网络监管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持,而使监管成本大大降低。例如金盾工程也就是八亿美元。可见互联网上的“万里长城”不是建立在外部,而是建立在心中。所以,每个人都要自我反省。
五,管制互联网之文化背景及在严密管制下的中国互联网的前景
中共当局奉行的是父爱专制:这是以父母官自居,对子民不平等的先天设定;爱是当局自我逻辑定位: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好,所以在“爱”的外衣下的专政就变得神圣而让人无法拒绝。其次是革命斗争传统,实际上革命斗争是属于不和谱社会。共产党总是设定“敌人无处不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有风吹草动,它就咬定“民众中一小撮是别有用心的,大多数人是不明真相的”。于是就把“一小撮”逮起来,然后去教育“大多数”。再次,共产党总认为人民的头脑是空的,他们不占领反动派就一定去占领。
去年发了超过三百亿条短讯的四亿部手机,将是当局下一个管治的目标。成千上万的反美、反日游行以及几起“网络民兵暴动”,都是通过手机发布讯息、征集签名和召集队伍;广东发生沙士和禽流感消息也是靠手机短讯向外传播。这些都让当局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现在已经有人民代表提出《管制手机的草案》:对手机实行实名制,购买手机电话卡要登记个人资料,要让使用手机的人无所遁形。
威权日见碎片化的今天中国政府,已不是原来那样的中央集权了;国家权力已经日渐向资本集团、知识精英、意见领袖那里流失。例如中央的宏观调控,各地方可以不理。如今中国是中央董事会与地方经理人之间利益博奕的党控股份无限公司,中央董事会谋求长期利益,地方经理人只要短期套现。地方、部门利益比政治意识型态更重要,例如文化部和国家版权局可以为收取卡拉OK版权费大打出手。教育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卫生部也插手互联网,籍管治来分一杯羹。
在发达国家强烈示范下,满怀时间焦虑、人口焦虑的执政党选择了隐定、秩序,放弃了公正、自由、民主,小康、和谐早已成了画饼。执政精英以新三民主义说词和改革的小恩小惠来谋求弱势群众合作,对人数不多、嗓门较大的知识精英、经济精神则以福利、地位来拉拢和收买;对不肯就范的一小撮则予以排斥、打击。
由于共产党对舆论信息的严厉管治,中国这个断裂社会已经像个没有出气孔的高压锅;但对前途却不必太过悲观,因为禁令的背后也反映了当局权威的疲弱,中共中央对自已的统治越来越失去信心。像地区竞争有助经济成长一样,媒体、网站也以打擦边球的方式为自由表达开拓了空间。立法管制也为管理者自己行为设下法律标准,使管理者有了走上守法的可能;也为依法维权、依法抗争,准备了有利条件。技术进步是双刃剑,在强化管治能力的同时,也强化了突破管治的能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动向》2006年9月号
【大纪元10月25日讯】目前对于很多大陆民众来说,也都能从亲身体会中感受到中共邪恶专制带给人民的种种苦难,自然也都盼望着能迎来一个公平自由民主法制并且富裕安定的社会制度。可是由于长期受中共灌输与环境熏染以及经验观念的影响,逐步的强化了头脑中的这样一种认识:就是中共实在太强大了,掌握着全部国家权力与社会资源,目前在大陆没有一支可以同中共相抗衡当政治力量,一旦中共垮台,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地方割据民族分裂等等,到那时甚至经济崩溃社会犯罪频发战火连绵恐怕连基本生活状况都保障不了,还有新疆内蒙西藏甚至台湾都可能宣布独立,也将给中国的大国地位与中国人民大一统的观念造成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害,所以有鉴于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尚能放开一点人们能自由追求经济利益的权利,还是不要激烈彻底的解体中共,只需不断的对中共上书斧正与国内外小范围持续施压,给它一个逐步改良的机会,相信中共会慢慢变好的。难道将来的结果真的会像人们想像的这样吗?首先要说的是,这种担忧情况的发生倒是确实有可能的,从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到一些国家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出现的情况都可以作为例证,再说中国大陆内部也确实存在这种隐患,只等到中共垮台就有可能相继爆发。但是,既然这是一个敏感而又引来众多中国人关注的话题,那么好多人也在思考这个命题的正确与否,好多人也在考虑未来的应对措施。再从另外的角度讲,就是人们越是考虑到了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就有可能越早作准备防止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发生的几率也就可能小了。对此,笔者有要说明的四点。
第一点:走出中共的思维框框。
中共垮台后出现社会动荡地方割据民族分裂的情况,只是可能发生的众多情况中的一种,而且也是最坏的一种,还有许多好的情况也可能发生,中华民族就此摆脱中共黑暗统治走向辉煌明天难道就没有可能了吗?可人们长期在中共统治环境的熏染下,见惯了黑暗丑恶的现象。又由于中共的信息封锁,对国外的情形了解不多,中共也同时对国外民主国家的实际情况刻意去抹黑。这样就使得大陆民众往往头脑中判断事物的发展不自觉的倾向于坏的方面,丧失了对未来美好事物的憧憬。这种忧患意识看似谨慎稳妥,实则让人丧失人生的希望与社会前进的动力,产生这种想法的人都以为是出自独立思考,其实也是在不知不觉中中了党文化长期影响的诡计,中共也是在刻意引导着人民产生这种想法:让人觉的中国离了中共不行,现在中共虽然不好,可离了中共会更糟。可是从历史的发展规律看,虽然社会的发展也会出现或长或短的社会倒退与黑暗波折时期,但总体上依然向着不断改善进步的美好方面前进,所以有此想法的人首先就应该把这种偏激动意识端正过来,多角度全面深入的看待这个问题。
第二点:中共必然垮台,问题必须面对。
尽管有人担忧中共垮台后会出现上述的不利情况,从而不愿中共垮台,难道中共就会因此而长期存在不垮台了吗。中国五千年历史经历了十多次大的改朝换代,哪个政权都想千秋万代江山不变,可都逃不过兴衰起落的历史规律。到了现代社会在民主国家政权更替更加频繁,而对于尚处于专制政权统治的国家,虽然其统治政权目前依然在长期执政,但都在整个世界的民主大潮下变得岌岌可危,加之专制国家多数国内矛盾日益突出,说不定何时就容易轰然倒台,当然中共特不例外。也就是说中共垮台是个注定将要发生的事实,也同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那么你无论怀着的忧患意识是否正确,却追究一定要面对这样的情况发生,个人想法转移不了客观规律推动的社会潮流发展。
对于中共何时垮台以什么方式垮台,目前还是个未知数。乐观者估计不出三五年就会实现,而悲观者则认为要等上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管怎么说,还是认定中共会垮台的。其实有时大陆普通民众并不清楚,而中共高层却异常明白,中共统治下的这个政权是多么岌岌可危。所以中共领导人才会在高层会议上经常把亡党亡国挂在嘴边,所以才发出了要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到萌芽状态这样的口号,才会整日胆战心惊,连本来并不反对其政权的信仰人士、维权民众都要列入镇压的范围之内。中共目前靠强力打压维持着政权与社会相对表面化的短暂稳定,可这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稳定。目前大陆社会就像一个不断加温度高压锅,中共不但不去打开闸门放汽,反而力图给封闭得更加严密,这样下去迟早就会爆发的,而且拖得愈久爆发得就会愈加强烈。
有人还幻想中共会逐渐变好,觉的现在的中共已跟过去的中共大不一样应该给中共机会与时间,应该允许它逐渐平稳的改善,这样付出的社会代价也许最小。可中共会通过逐步改良变好吗?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只是想挽救其危机四伏的统治,并非是真心实意为国家人民着想,是一种不进行彻底改变其本质特征的专制改良。然而更令我们更加悲哀的现实状况是,中共连目前做做表面文章的专制改良都无法进行了,自六四以来17年过去了,政治改革一直止步不前,相反对人民的镇压与控制在日益加重,中共也变得更加黑社会化,连仿效中共搞改革开放的越南都后来居上走在了中共的前头,可笑的是当今中共领导人胡锦涛竟然打算要中共向更为保守的朝鲜古巴学习。
中共目前无法继续改良固然由于其邪恶专制本性所决定,同时中共在历史上已经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罄竹难书的滔天大罪,中共自己也知道到了罪不可赦的地步,反正改也是死不改也是死路一条,就只好这么苟延残喘想要多维持些时日。另外还由于党内你死我活不讲规矩道理的派系斗争严重,中央内部形成不了核心凝聚力,所以即便中共高层个别人抱有改良意愿,为了避免被对方抓住把柄都不得不选择宁左勿右的路线,所以对中共的改良千万不能抱任何幻想。
目前中国大陆面临经济畸形发展靠外资输血维持、官员贪污腐败严重并且普遍、银行坏帐成堆随时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环境污染持续不断地恶化、政府采用黑社会手段剥削打压普通民众、弱势群体生存得不到保障等等存在着相当多的引发社会转型的冲突根源,民众普遍对中共失去信任无比痛恨。而目前中共虽然还在表面上依然稳固定掌握着政权,但中共将依然在今后的日子里愈发走向邪恶的深渊。虽然现在正邪力量的对比看似相差悬殊,但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今后的趋势。中共依然在不断地继续疯狂愚蠢,不断地邪恶堕落,不断地把镇压矛头全面化,不断地向着侵扰最普遍民众的最基本生存权力迈进,还在继续丧失民心的资源,整个国内外发生的形势变化都在越来越对中共不利,真应了当前流行的“天灭中共”这句话。
同时中共还要面对民众不断高涨的反对声浪,目前中国大陆每年发生几万起群体抗争事件,而且每年都呈递增趋势。继民主运动之后中国大陆有出现了维权运动,同时还有不同信仰者如法轮功与家庭教会的反迫害运动。在此尤其要说一说法轮功的反迫害运动,在中共这场史无前例的血腥残酷的迫害面前非但没有倒下,反而在七年多的风风雨雨中走向更加成熟与辉煌。法轮功学员所进行的讲真相推九评促三退活动,遍及大陆社会地各个角落,越来越让民众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并唤起精神觉醒,越来神得民心获取支持,越来说展现出洪大的影响力,并且有能力有决心一直坚持不懈地搞下去,直到中共彻底在中国大陆解体为止,而且中共对法轮功的强力镇压与大肆谎言欺骗做法已经被事实证明彻底破产。法轮功已经成为自中共夺权政权以来,最为有效的反抗中共迫害的典范,也是目前反抗中共迫害一支令人刮目相看的中坚力量。从策略的角度说,中共镇压法轮功也是其执政以来的最大败笔,中共会由此将自己送入坟墓。
2006年3月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贩卖这一惊天黑幕被曝光后,对中共又是一项致命的打击。这一利用国家政权残害群体生命并利用此进行赚取金钱的国内外商业活动,是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罪恶行径。这一惨绝人寰的罪恶直接挑战人类的道德良知底线,随着消息不断地被披露证实,随着消息不断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将掀起全世界人民的谴责制裁中共浪潮。这几个月来情况一直在发展变化并取得进展,七月份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与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共同完成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独立调查报告,这项独立报告,根据十八类证据的证明和反证(Proof and disproof)得出结论,即中国政府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是真实的。在中国大陆大规模的、违背意愿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摘取一直存在,而且现在仍然继续着。有关中共活摘器官事件的独立调查报告自7月6日发表以来,他们在过去两个多月走访了15个国家,介绍报告的内容,得到了多国政府与民间的回应。过程中两位调查员接触到当地的议员、政府、非政府组织、外交官员、医术界专业人士、宗教界及媒体。除了提高当地对于有关事件的认识以外,还获得了4 个突破:澳洲方面已达成了跨党派的共识,要求中共政权允许国际调查组织进到中国境内调查;9月份,在欧盟与中国的峰会上,芬兰外长向中共外长提出了有关问题,而且欧洲议会也通过了有关中国人权记录强烈的决议案;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他获准发言,进一步指证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9月29日在美国国会首次就该指控举办了听证会。
与此同时,针对北京08奥运的国际间联合行动将点到中共的死穴。世界上已经有多位人士提议对北京奥运采取行动,如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说:“如果劫取法轮功器官谋取暴利的指控属实,那么奥运会就不可能在中国举行!”乔高警告说:“如果事情继续恶化,对法轮功活摘器官继续发生,我认为很多人,包括麦塔斯和我,都会呼吁杯葛北京奥运会。如果2008北京奥运会无法举行或者许多国家不来参加,都将严重影响中共的国际形象与国内民众心中的地位,谎言与黑幕也将被彻底打破,这也将是对中共的一个致命打击。据悉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计划更新调查报告,将新的证据加入到报告中,从二十几个方面论证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结论。形势还在一步步的发展之中。
另外在2006年6、7月间,有大陆军中人士连续发表文章,表明在中共军队内部,已有正义之士打算以待时机成熟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以军事政变方式推翻中共统治。随后由多名民运人士与海外知名学者共同发起的一个极具特色与众不同的网络交流平台——未来中国论坛在海外成立,开始寻求如何结束中共的方式方法,应对中共解体后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与挑战,让各方正义人士团结起来同心协力一块勾画未来中国的理论框架,目前已经在制定未来中国宪法,过渡时期各项法律法规,筹组过渡政府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也是自六四过后十七年里首次出现了这种情况,可谓天象演化到了这一步出现了这么个水到渠成的现象,是为中国垮台的种种征兆之一。
目前中国大陆的社会变化形势并不剧烈,但却在一点点的稳步不停顿的推进,每过一段时间就可能爆发一些预料不到的事件,但件件都对中共不利,情况越来越向正义的一方倾斜,而中共已无力扭转局面,也许将来出现代某个突发性事件就断送了中共的命运,就如同苏联东欧剧变一样教人难以预料。现在社会表象的模糊不清与扑朔迷离考验着每个人的智慧与悟性。如何选择却决定了每个人的未来。
第三点:谈谈未来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如何应对社会动荡与民族分裂的问题
虽然出现这种担忧情况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笔者依然比较乐观。俗话说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中国人民在经历了五十多年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称得上前所未有的黑暗悲惨时期之后,很难想像会在中共垮台后迎来一个更坏的局面。
说到由于掌握了中国大陆全部权利的中共垮台后造成权力真空与权利割据,出现权力真空的可能性非常小,历史上无论哪个政权倒台了,都没有长期出现无政府状态,不管准备是否充分领导力量是否强大,新的政治势力都能快速组成并接管政府行使权力。
至于在中共垮台之初短暂造成地方割据到有可能,但要求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点理念也必定在整个大陆民众中形成强大的民意基础。同时还将会有两种思潮在中国大陆快速普及,一个是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一个是去除党文化重建传统优秀道德的传播。到时无论政府、社会、媒体、各个组织与各阶层人士,都会自觉热情的投入到这项工作宣传当中,特别是对于道德重建,法轮功学员将会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其实法轮功学员现在讲真相、传九评、劝三退,就是等于在中共尚未垮台时已经超前做这件事情了,特别是大纪元最近又推出了一篇重要社论《解体党文化》,更加明确了法轮功学员就是要在思想文化层面(而非政治层面)帮助大陆民众从中共的邪恶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重新找回对正义良知道美
好思想道德追求。即使在目前如此残酷迫害的险恶情况下,能够把传播真相唤醒良知做得坚持不懈卓有成效。相信在中共垮台之后,这项工作不但不会就此终止反而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广阔。不仅如此,到那时其他宗教信仰人士估计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进来。
再从广大的普通民众这边说,这几十年遭受中共邪恶统治的痛苦,对中共政权黑暗残暴谎言的认识,都有或多或少的亲身感受。虽说出于对中共高压统治的恐惧与日积月累谎言欺骗的影响,好多人变的冷漠麻木及认同作恶。但是如果环境一旦彻底改观,各种宣传行动遍地普及,相信大陆民众一定会比较迅速的清醒过来,到时全民要求民主自由,要求统一稳定的呼声会在大陆任何一个角落日益高涨。一旦打碎了中共这个枷锁,就没有回头路可走,如果新诞生的中央政府或各个地方政府胆敢继续搞独裁搞分裂不维护社会稳定,那么必遭全国人们的强烈反对,毕成众矢之的,基本上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当然在当初清朝灭亡民国初建之时确实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但那时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与历史背景。当时民主多党选举的理念还未在整个世界流行,全球的民主国家寥寥无几,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更是少的可怜。拿当时不断爆发的学生运动来说,多是以反帝爱国为主题的。而当时的北洋政府,虽不值得称道,但也谈不上怎么邪恶,跟中共镇压人民的残暴比较起来,都不够一个小手指头。当时的军阀混战,规模与持续时间也是很有限的,与后来的抗战国共内战都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当时的军阀也不敢为所欲为,有想复辟帝制的立即就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抵制,并且也需要在表面上维持国会的存在。所以当时中国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了这种社会状况,但这种局面最终还是被拥有民意支持北伐所结束。
而今天的情况则已大不相同,自由民主已成为世界潮流深入人心,全球大多数国家已实现民主选举制度。从这二十多年的情况看,所有摆脱了专制统治的国家,如苏联东欧国家,柬埔寨,伊拉克,印尼,部份非洲国家,都走上了民主之路。而中国为什么不能呢?中共专制度黑暗残暴也使得人们对专制本身深恶痛绝而更加渴望民主自由。而且如今人们的知识水平普遍提高,信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传播速度快流通普及面广,人们接受新生事物的程度同样比较迅速。所以也不要因为现在大多数大陆民众的思想状态就感到失望,一旦枷锁被打破,形势会一日千里的迅速改观。
再说如果中共垮台后出现社会动荡甚至爆发战乱的局面,国际社会也要出面干预的,特别是美国。中共的长期宣传把美国给进行了妖魔化描绘,其实仔细思考一下就会明白美国自然也是希望中国越变越好的,其一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符合美国人民整体的基本价值观念,其二中国社会稳定人民富裕有利于美国在华投资与商贸往来,其三中国出现动乱容易滋生恐怖主义也容易使境外恐怖势力乘虚而入转而威胁美国,其四如果中国动乱而美国无所作为的话将严重动摇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与影响力。不光美国,还有联合国,欧盟与其它国家都会进行干预。无论过去与现在,国际社会都有过多次干预调解地区冲突的事例。
再谈中共垮台后将会出现的民族分裂问题,首先要谈目前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独立倾向的根源是什么。在中国古代虽然各民族之间战争冲突不断,但都不是因为宗教、文化、生存资源与仇恨所导致。各民族之间有作为的领袖都渴望着自己能坐镇中原威服四方天下一统,实际就是个谁称王的问题,很多时候大家战场博杀之后败者愿赌服输,而中央政府给予周边民族可以高度自治的权力,只要求称臣朝贡就行了,又时甚至允许他们在朝中做官,互相联姻,迁往内地居住等等。文化上更是一直以来有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的传统。
可是这一情况到中共掌权后被打破了,中国政权在少数民族地区同样实施高压专制残暴统治,也强行推广党文化并破坏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血腥屠杀镇压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例如59、89年的西藏镇暴,云南沙甸大屠杀,清查内人党等等,还有通过一系列政策破坏当地的生存环境,向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迁徙汉人等等,这些措施都把少数民族逼到了忍无可忍只好寻求独立的地步。所以目前出现民族独立倾向的根源依然是中共一手造成。
那么中共垮台后的未来中国政府,会在自由民主的理念下,与各地区少数民族代表进行平等协商,修补中共统治历史造成的伤痕,制定各民族地区高度自治的法律政策,创造未来各民族间和谐相处的环境。但如果哪个民族地区一意孤行实施分裂行径对抗中央政府的话,我想那是挑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下一根最敏感神经。到时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全国人民,都会以各种强力手段维护国家统一,这一点可以说毋庸置疑。而且少数民族地区欲求独立还有一个被制约的方面,就是这些地区已被中共强行大规模迁入汉族人口。这项政策虽然不好,但也已造成不可扭转动既定事实。在内蒙汉族人口占了80%,在新疆占了38%,还有其它地区也都为数可观。,目前这些地区当地驻军也是绝大多数以汉人为主。这些都使得独立倾向变为现实困难重重,大可不必过于担心。
至于台湾独立的可能性比大陆的少数民族地区还要小,毕竟两岸都是以汉族人口为主。虽然目前台湾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独立状态,但大多数台湾中国人依然希望跟大陆统一,只是不想跟目前受中共统治的大陆统一,不愿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富裕环境被中共的黑暗专制所破坏。一旦中国大陆实现了自由民主制度,台海两岸统一点最大障碍也就消失了。统一以后对台湾人民其实也是益处多多,可以更好的进行多方面交流,也使得台湾人民更方便的到大陆发展。特别是台湾当各政党组织,可以到大陆发展党员,参与大陆各级权力机构的竞选,甚至有可能成为统一后新中国的执政党,其领导人也有机会参加未来中国总统选举并当选。如此看来,如果那时谁要再鼓吹台湾独立,会被人当作傻瓜看待。
相信没有了中共统治的中国还会在这方面走的更远一些,未来中国政府会力求争取历史上被沙俄怂恿脱离中国的外蒙古重新回归,会废除中共跟俄罗斯暗中签订的出卖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地卖国条约。甚至还可以大胆的预测,未来中国也有可能联合日韩与东南亚各国,组成一个类似欧盟的世界第一大强势集团。
第四点:谈一谈如果中共垮台后,万一社会动乱国家分裂不可避免,我们还要不要解体中共。
谈这个问题就要去谈中共如果继续统治下去将给中华民族带来什么。中国古代讲民为重社稷次之,现代国际社会讲人权高于主权。当这二十多年里个别几个共产主义国家政权垮台后,确实出现了国家分裂局面,如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还有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社会至今依然动荡不定。但你若是询问那里的当地民众,是否会因此愿意回到过去的时代,恐怕民众都会回答宁愿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也不要回到过去那种黑暗残酷没有自由得专制统治时期。而中共的统治,已不仅仅是个独裁专制的问题。而中共是个历史上最为邪恶的邪教政治集团,对中国人民实行政教合一式的统治。如果说一般性的专制统治使人民受苦的话,那么共产主义特别是中共的专制统治,却在使人民生活更加痛苦的同时,还在无处不在地引导着人民学坏堕落,这也是最可怕的。
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以无法得到证实的进化论与无神论,加上带有偏见狭隘的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利用批判资本主义初期造成的社会状况不完善,打出公有制平均分配的幌子来吸引一部份对社会不满的民众加入其中。实则推行极端的独裁专制,排斥消灭其他一切思想学说与团体组织与个人。同时从其理论基础中衍生出来藐视自然、妄自尊大、可以肆意胡为,对生命的不尊重更是导致人民大规模的被血腥屠杀,连自身从普通党员到高层领导都不放过。共产主义所推行的阶级斗争,破坏了社会各阶层之间和谐共存的状态,进而演化成了社会所有成员间的争斗与不信任。总的说来,共产主义制度就是靠暴力与谎言夺取与维系政权,并在民众中强行推行它那一套反自然、反社会、反人类的歪理邪说。
我们都知道出现社会动乱国家分裂害处极大,可我们要深入全面的思考一下中共继续统治下去我们将面对些什么。中共掌权后,实行了一次次的整人运动,造成8000万大陆无辜民众死亡,迫害造成的伤害几乎波及了每一个家庭,人们心灵所受到的创伤至今难以抹平。
在集权专制高压统治下,人们没有政治、言论、、结社、游行示威、集会、宗教信仰、批评政府、甚至自由流动的权利,前三十年的经济政策使得社会物质极度匮乏,国民经济几乎崩溃。虽然改革开放的松绑政策使得经济有了一定发展,民众生活水平获得提高,但单纯经济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逐年增加日益突出越来越变得尖锐激化。其实中共的最为邪恶之处还是在于摧毁变异了中华传统文化与有神信仰,强行对民众进行以“假、恶、斗”为本质特征的党文化洗脑灌输。这样一来有着五千年优秀道德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变得道德大幅滑坡,社会风气败坏,正义良知沦丧,行为举止粗鲁,空话谎言遍地,勾心斗角横行。这种后果导致了虽然中国在表面意义上没有亡国,可中国人们的民族精神丢失了,中国人民的国民性丢失了,大陆民众目前被称作狼性人或党奴,这不知要比东亚病夫这个称号要可耻多少倍。如果真要继续让中国统治下去。中华民族将面临着文化消亡的命运,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亡国灭族。
目前的中国民众在中共统治下出来除了无法享受自由民主,还将面临许多问题。法律法规不能有效执行形成的社会极度不公平环境,假货泛滥已遍及食品药品令人成天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高额达教育、医疗、住房费用使得一般民众难以承受而弱势群体将生存更加艰难,中共计划生育政策引来了人口老龄化与男女比例失调问题,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人际交往关系紧张问题,资源消耗殆尽环境恶化严重等等,这些无疑不是在中共一整套邪恶制度下衍生出来的产物。如今可以说人人都被围困在这种自私冷漠、缺乏良知关爱、充满争斗猜忌郁闷的社会大监狱中。中共此时在频频高唱“和谐社会”,可真实情况是当前大陆社会处于历史上最不和谐的状况,中共当前的黑帮治国策略还在继续走向深渊。许多大陆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对未来中国的长远美好憧憬,有些能耐的人纷纷让子女出国留学不再回来,网易最近的一份民意调查也显示绝大多数人对现状不满,表示来生不愿再做中国人。假如社会动乱国家分裂让我们无法接受,那么上述倾向我们又将如何接受,天晓得一条道走到黑的中共会不会在大陆社会资源消耗殆尽矛盾冲突不可调和之时,以发动战争甚至是核大战的方式转移它的执政危机,到那时……
解体中共就是目前中国人的头等大事,中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点苦难,也给人类的文明蒙上了奇耻大辱,不要被中共的片面宣传所蒙骗,正确对待这些忧患意识,要相信没有了中共,才会有中国美好的未来。
【大纪元10月25日报导】(中央社台北二十五日电)据报导,北京“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日前在辽宁丹东采访一名退休高官侵权官司时,遭对方与其亲属数十人阻挠与包围,最后在法警介入下才得以脱身。北京“华夏时报”报导,刘万永以一篇“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报导辽宁阜新“退休高官”王亚忱及其子女与当地商人高文华之间的争斗。结果高文华被从其投资人民币一亿余元的阜新商贸城扫地出门,并被关押了十一个月。
据表示,高文华被关押期间,王亚忱从顾问到总指挥、财务总监,再到完全控制了整个商贸城。
一年多前,王亚忱及其亲属分别对中国青年报提出告诉,指遭侵犯名誉权,并索赔两百二十万元。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法院日前开庭审理这起案件,刘万永到当地采访。
刘万永说,庭审结束后,他发现法庭的门被层层堵住,随后在法庭外遭六十多人围追与谩骂。
“我站起来,勉强从几个人之间挤到法院的院子里,而此时在王亚忱亲属的谩骂声和指认下,足足六、七十人呈扇形迅速围向我,刺耳的尖叫声、谩骂声瞬间掺杂在一起。一些身穿牛仔服、脚蹬运动鞋的壮汉叫嚣:‘打他,打他!’”
报导说,最后是法院警察赶了出来,将刘万永推上计程车,才结束众人的围追。
刘万永说,“这一刻,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和个人的无助!新闻教科书里所教授的自我保护技巧全都成了苍白的理论!”
【大纪元10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熙/采访报导)在江苏省经营药品经销的王承志,因经济纠纷被控涉诈欺罪,2003年遭关押北山拘留所达四个多月。期间每天24小时双手被反铐在床上,打耳光,拳打脚踢;不让吃饱饭、不让睡觉。2006年9月,保安出面为他作证,惨遭恶徒持械殴打致头部受重伤。南通药商王承志2003年在徐州经销药品,因与客户窦兰芳间利益摆不平,遭诬告诈骗,被关押北山拘留所时受虐迫害,遭受不平等待遇,当时与保安闲聊时请保安能为他作证,在狱中所受的遭遇。
2006年9月,云龙分局经侦大队的保安耿静接受媒体采访,告诉记者,王承志被云龙分局关押的时间,他看管过。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 9月28日晚上9点钟,耿静和朋友黄中义,在耿租的房子(离段庄派出所东20米)吃完饭,去纺织厂接他对象去上班的路上,被一群人绑架到沙唐村。十几个人拿着匕首、棍子和酒瓶把他狠狠地打了一个多小时,他的头打得缝了五、六针,身上打的到处是伤。
记者打电话给耿静,他的手机一直没接听;而耿静的姊姊也语多保留,不愿多谈,似乎怕再惹祸上身。
利益当前 人心失控
2003年4月,“非典”疫情突然爆发,造成各方药商抢购“甘露聚糖肽”这种药品的热况。王承志,在年初,刚从朋友邝良平手里接过一批莱恩药厂的甘露聚糖肽注射液,由于“非典”突然发生,许多地方来电话询问他甘露聚糖肽的事。
窦兰芳在河北邢台平乡县经营人民医院和一家中医医院,在这期间也委由经办人彭庆硕跟王购买“甘露聚糖肽”。彭第一次买了二十件的货,共付了12万4千元,彭要求王写收条回去好交帐,王打好收条落了款,并在收条最后写上“货已发”三字。
接着,“非典”疫情恶化。因原料不足,也来不及生产,价格迅速飙升,有的厂家马上涨到二十五、三十元一支。王也随行就市,彭表示,一支20元,他们愿把余货全吃下。这次提了二十万元的货,王也很顺理成章地写了20万元的收条。
据调查,“甘露聚糖肽”当天零售价江苏报60元多一支,河北的物价是39.8元一支,而窦兰芳卖108元一支。
几日后,彭说,他们拿货那天成都利尔只卖十五元一支,要求退四、五万元钱。此后彭又说“甘露聚糖肽”不是非典药品,问退钱的事考虑得如何。过几日,彭又说,他们拿的货是GMP认证前的产品,不可按新价格39.8执行,只可按老价格执行,再说招标价16块多,他们的拿价就比招标价贵,不给钱就告厂里(因标书是厂里做的),并说物价局药监局在查他们。
王说,“生意场上,愿买愿卖,既已成交本不再说二话。钱的事我们可以商量,不过可能没那么多。你卖108元一支狠赚了怎不说?”窦则表示,最后一批货,没赚到钱,总不能亏本,坚持让退五万元。
没几天,彭来到徐州,准备解决那五万元的事。而彭又到处宣扬王拿了他几十万货款不发货。第二天,与彭同行的李孟义在电话中称,“已经对所有涉案人员进行了充分调查”,“白道黑道都能玩死你”,“限24小时内将所有货款打到指定的帐户或者莱恩药业的帐户,否则后果自负。”
事情发展至此,王一边让律师赶紧处理此事,一边躲避迫害逃离家乡,到通州市暂住。
黑社会化的公、检、法
2003年7月7日,一群公安来到通州王暂住处,漏夜将王带到南通陆洪闸拘留所,两天后被押往徐州。
在徐州云龙分局审讯时。公安对王的供词一概不取信,也不准见律师,并扬言还要把两个律师也抓起来,发货没发货是他们说了算的。接着将人送往北山拘留所关押。
在北山拘留所关押期间,他被提审多次,但检方都不作记录。检察院马建军认定王没发货,还说没发货也可以要求退部分货款,很有创意。他拒绝记录。
马再问关于收条的事。王说记得上面好像有“货已发”三个字,马说这是废话、 胡说八道,拒绝记录。这些王与公安也说过,但却以“下次补上”、“时间太紧”、“最后一起作补充”等拒绝记录。
在北山拘留所“监视居住”时,王一直被非法拘禁。特别是10月份,一个月的时间,保安每天24小时将他双手反铐在床上,以至双手浮肿麻木,至今双手再也不能用力。并不让吃饱饭(每日5个发酵小馒头、榨菜),白天黑夜不让睡觉,最严重的一次,是将他双手紧铐在床上打耳光,拳打脚踢。公安人员置若罔闻。
2003年11月14日王被取保出来时,王妻子说,案子之所以拖这么久,是李孟义与周福海他们里应外合,在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而不批捕的情况下,一再胡搅蛮缠,试图改控非法经营,同时敲诈勒索。周还牵线搭桥拉了云龙政法委的刘广泽(音)与李一起说瞎话,给检察院施加压力。
王说,“2004年11月13日,由于周找不到任何我没发货的证据,我终于结束了带罪之身,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是,留给我的伤害和阴影是一辈子也消除不了的。”
出狱后的王承志,为了洗刷清白,不断地找相关单位查处周福海办黑案,只见大家互踢皮球,没有作为,最后终于得知周因违纪被撤职处分,但周妻却说只是平级调动到市局马上还要高升。
王承志指出,在中国是可以买官的,虽说是撤职平调,其实只是停止职务,避避风头,过段时间还会再出来。
记者打电话给周福海,他一听到王承志名字马上挂了电话,再打就不通了。
记者打电话给徐州市公安局常科长,他表示,案子是云龙分局办的,他不清楚。
记者再打电话给云龙分局潘局长,他则一直重复“我人在南京开会”,不愿正面回答问题。
【大纪元10月25日讯】10月23日,在四川省成都成龙路附近发生讨薪民工与保安血战事件。一群民工在四川银河投资集团的国际汽摩商城门口讨要工资时,与保安发生冲突。其间,2名妇女被抓并遭到欧打,整个打斗过程持续了40多分钟,造成8名民工受伤。据《天府早报》报导,据一名讨薪工人说,孩子要交学费,没法啊。我们去年10月就进场开工,直到该楼盘今年9月30日完工,工资都没有着落。该工人还说,今年10月15日他们已经来过一次了,当时一个姓毛的经理开了一张200多万的空头支票给他们,到银行去兑现却被告知帐上无钱。
“我们要血汗钱”,百余名民工大声的喊着,60 多岁的尹润芳,赶工程时她在工地上给工人们做饭,却没拿到一点工资。她对保安说,我们都是出来挣钱生活的,你当保安也是为了钱,可我没拿到钱,要是你你咋办?没想到保安将一根1米长的铁棍子一晃就打到她的嘴上,流血不止。
保安打人的行为激怒了民工,他们反问“为什么打人?”这时,保安将尹大妈和另外一名已怀有身孕的妇女杨秀菊一把抓扯进了玻璃门,并且是被提着腿倒挂着拖到后门踹了出去。这一举动引发了后来的打斗。
讨薪工人黄先生说,民工开始拿起门外的小花盆、石头扔向玻璃门,屋内的几十个身穿便服的保安开始拿出更多的铁棍,朝着玻璃门敲打过去,一片哗哗声后,玻璃门就碎成了渣。
喻秀芬说,他们从门口出来对着人的头就打,毫不留情,不当人打。民工们开始跑,但是很多人还是没有躲过。
一名民工仍心有余悸的说,他们保安队长对保安喊:给我打,打死了再说……”。据了解,打斗中导致 8名民工受伤。
【大纪元10月25日讯】违背了父母要她立即返城的的意愿,一九八0年在内蒙扎赉特旗我爱人与我毅然结了婚。同年春节前夕,我们回北京探亲。在泰来车站等车时遇到一位中年妇女,她就坐在我俩的身边,身上穿着一件带补丁的旧黄棉袄,一条两个膝盖上都带补丁的条绒棉裤,脚上穿着一双黑棉胶鞋,身边还有三个孩子,大的是女孩,大约六、七岁,两个小的是男孩,一个五、六岁,一个三、四岁,身上穿的全都是带补丁的衣服。两个男孩嚷着肚子饿了,那位妇女便打开一个破黄书包拿出两个黑面饼给孩子吃。听她跟孩子讲话是天津口音,我爱人便跟她聊起来。“听你口音大概是天津人吧,你这是带着孩子去拿儿”?我爱人问她。
“回天津过春节,看看父母,听你的口音大概是北京人吧,你们这是回哪儿”?她反问我爱人。
“也是回北京过春节,看父母。你既然是天津人,是怎么到内蒙来的”?我爱人又问。
“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六九年我跟一帮天津青年到内蒙扎旗好来堡插队落了户,那一年我刚上高一”。
“噢!我也是下放青年,原在扎兰屯插队落户,七五年邓小平出山,整顿教育,我有幸被保送到海拉尔师专继续念书,现在在扎旗一中教书”。我爱人一边说着一边打开我们的包,拿出我们准备在路上吃的六个茶叶蛋,一人两个给了三个孩子。
“那是你…..”那位妇女指指我问我爱人。
“那是我爱人,也在扎旗一中教书,也是从北京下来的”。我爱人回答她,但并没有说我原是右派,落实政策到扎旗的。
“你们真幸福!”,那位妇女流露出了羡慕的眼光。
“你今年多大岁数?”我爱人问她。
“三十一”她回答。
“我三十,你仅比我大一岁,怎么显得这么老,而且有了三个孩子,你爱人怎么不跟你一块回天津过春节”?
她叹了一口气说:“整天在地里干活,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的,又要照顾三个孩子,人怎么能不老呢!我爱人是一个农民,又没有文化,老实的象根木头,连泰来这样的小县城都没来过,见人又不知怎么讲话,我怎么带他去见我的父母呢!再说家里还喂着一口猪,也要他照顾。”
可能是同病相怜吧,她们俩越聊越近乎,我在旁边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位妇女,从脸庞上看,当年她应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而现在看上去好像四、五十岁的人了,鬓角上过早地出现了白发,眼角上也出现了鱼尾纹。
不久开始检票了,我和我爱人帮她拎着两个小一点的男孩子,较大的女孩子跟着她。她背着一个很重的包,问她里面装的什么,她说是土豆,这大概是她回娘家唯一能带的东西了。就这样,我们一同上了火车。一开始,车上人很多,我们三个大人和三个孩子都站着。大约过了四、五个车站,因为有不少人中途下车,我们才找到了座位,这时她又和我爱人聊起来。
她说:“我父亲原来在天津开了一个不大的纺纱厂,五六年早就公私合营了,文革开始前又全都充公了。我的出身可是资产阶级家庭,为此文革一开始在学校就被那些出身好的同学歧视。因此当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为了证明自己是衷心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我就积极报名参加了(其实,她不报名参加,也非去不可,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多数是出身不好的所谓‘可教育好’的青年学生)”。
“你们一下去了多少人?我父亲虽然也算是个老干部,但因出身富农,没犯什么错误也被打成了走资派,我也是赌气自动要求上山下乡的”。我爱人问她并向她谈自己的情况。
“我在的那一个队一次下去了大约有一百人左右,其中我和另外三个被分到好来堡插队落户,其余的人分散到别的屯子里去了”。
“你是怎么跟当地人结婚的?现在有大批知青返城,可文件规定,凡是跟当地人结了婚的就不能返城了,你知道不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我知道自己是回不了天津了。我们四个青年当中有两个男青年,他们通过各种关系,不到两年就回去了。另外一个女青年被逼着嫁给了屯党支部书记腿有点残疾的儿子。我爱人听说是烈士遗孤,无父无母,人倒是忠厚老实,没念过书,人很木呐,家里很穷,二十九岁了还没娶上老婆。屯支部书记和大队干部硬压着让我跟他结婚。开始我说什么也不同意,可他们反覆对我讲要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想贫下中农所想,急贫下中农所急,我架不住他们天天来动员我,就这样不得已我跟他结婚了。当时我想,我跟贫下中农烈士遗孤结了婚,你们再不能指责我的家庭出身了吧?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就结了婚,后来就生下了这三个孩子,落到今天这样”。说着说着,她的眼圈有点红了。
稍微停了一会,她接着说:“我那位跟屯支部书记儿子结了婚的女同学,听说现在知青可以返城,正闹着离婚,可书记、书记的儿子和屯里的头头们说什么也不答应。我也想过离婚,可三个孩子怎么办?我如果扔下他们走了,三个孩子和我那个老实巴焦的丈夫也太可怜了,良心上过不去,我也就只好认命了”。听着她这样讲,我心里泛起一种苦涩的味道。
火车快到天津了。我爱人拿出五十元钱对她说:“看来你的经济情况不太好,回娘家也没给父母带点像样的东西,你用这点钱下车后买点点心什么的孝敬老人,也算当儿女的孝心”。我爱人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非常具有同情心的人,但可能是自尊心的缘故吧,她说什么也不要。临下车时我爱人对她说:“好来堡离扎旗一中不远,过完春节回扎旗后,我到好来堡去看你”。
我爱人已当了几年老师,平时省吃检用,攒下了五、六百元,落实政策时我又补了二十个月的工资,两人加起来已有两千多元,我们结婚时又没花几个钱,当时在扎旗我们也算是“有钱人”了。在北京过完春节临回扎旗时,我爱人特意买了三套小孩穿的衣服和一包糖果,准备回扎旗看她时送给她。
回扎旗后大约又等了半个多月,估计那位天津下放的女知青已经回来了,捡一个礼拜天我们打算去看她,这时忽然想起在火车上谈了那么多,竟然忘记问她的名字!我说:“不要紧,现在好来堡只有两个天津下放的女青年,一打听马上就知道了。”于是我们搭了一辆来回运粮的汽车去了好来堡。
到了好来堡向一个老乡一打听,这位老乡说:“这里来的天津下放女青年有两个,一个嫁给了书记的儿子,另一个嫁给了老张头(她丈夫姓张),你们找哪一个?”我爱人回答说就找那位嫁给老张头的。那位老乡回答“噢!她姓于,叫于静,就住在前面那栋房子”,说着向我们指了指。
到了房子跟前,隔着篱笆墙看到她正在喂几只鸡,两个男孩子正在院子里玩。我们喊了一声,她看到是我们,迅速跑过来,开开柴门把我们领进屋里,两个孩子也跟了进来。我先看了看房子,是两间土坯房,房顶是用碱土抹的,因为是碱土,下雨一般不漏。里屋一盘大土炕,炕上散乱放着几床被子。外屋垒着一个锅台,做饭时也就把炕烧热了,这样节省柴草。内蒙、东北的农村,农民住的房子大都这样。我爱人先把三套孩子穿的小衣服和一包糖果给了她,她感激的不得了,说:“你们能来看我,我就很感激,怎么花这么多钱!让我实在感到过意不去。”两个孩子眼巴巴盯着这包糖果,我爱人打开包,抓了两把给孩子,他们连蹦带跳地出去了。我爱人又问:“你女儿呢?”,她回答说:“上学去了,还没放学”。这时她开始跟我们聊开了。
她说:“你们进屯子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好来堡这个地方很穷,年年吃政府发的救济粮,我和我爱人一天到晚在地里拚死拚活地干,两人加起来一天挣二十几个工分,一个工分才一毛钱左右,还要养活这三个孩子,日子实在不好过,幸亏我天津的父母还能经常寄点钱来接济我们,日子才能勉强过下去”。
我说:“关里个省大都解散了人民公社,分田到户搞起了单干,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你们这里怎样”?
她说:“我们这里很落后,现在还是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听说公社和大队的头头们害怕解散了人民公社分田到户搞单干,他们就没有什么权利了。前写日子电线杆子上还出现了反对邓小平的反标:打倒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走资派邓小平,好几天也没有人查,后来撕掉算了”。
我说:“解散人民公社,分田到户是党的政策,你们这里早晚也要实行的”。
她说:“我们这个穷地方,即使分田到户搞单干,恐怕也好不到那里去”。正说着,突然那位嫁给书记儿子的女青年跑来了,不过后面却跟着一个人。她一进问门就大声问我们:“你们是不是要把小于带回天津去”?我说:“不!我们哪有那个本事!我们只不过是来看看小于”。
小于赶紧向我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屯子的党支部书记”,我说:“我们是扎旗一中的老师,来看看小于”。书记冷冷地点了一下头,用怀疑和敌视的眼光看着我们,也没说话。因为书记的在场,我们的谈话就冷了下来,幸好她女儿放学回来了。我爱人把她叫过来说:“快过来穿穿阿姨给你买的新衣服,看合适不合适”。不一会小于的爱人也收工回来了。她赶紧向我们介绍:“这就是我们那口子老张,人老实,不爱说话,别见怪”。老张嘿嘿笑了两声,也没说话。老张四十岁不到的人,看上去象五十出头了,我心里泛起一阵淡淡的悲凉。小于命令似地对她爱人说:“你赶紧去杀一只鸡,招待客人”。我马上制止了他:“千万别的!你们一共才养了五、六只鸡,靠鸡下几个蛋换几个零钱贴补家用,鸡千万不能杀!”鸡没有杀,好在家里还有点大油(猪油),于是煮了一锅大碴子饭,吨了一锅酸菜粉条,招待我们吃中午饭。小于叫书记也留下一快吃,书记没留下,带他儿媳一块回去了。
吃完了饭我们要回学校,小于两口子和三个孩子送我们出屯子走了好长一段路,碰到一辆运粮的汽车,我们搭便车回到了学校。
三年后,我们离开了扎旗,回到了我的老家。不过我们却经常谈到那位下放的天津知青,一谈到她,我爱人就叹气。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知现在的扎旗是个什么样子。但从电视报道中我们知道,现在扎赉特旗仍然是全国几十个贫困县(旗)之一。现在我和我爱人都已退休,那位下放的天津知青也快六十岁了,不知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也许是人上了年纪的关系,总爱回忆过去,我爱人常跟我谈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些事情。我对她说:“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毁了一代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像我一样的大学生,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毁了像你一样的一代中学生,你我的后半生总算还是幸运的。当然,在你们那一代人当中也有不少通过特殊的社会关系和自己的拚搏努力,成了现在的所谓大款、大腕、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科技文化精英的,但与数以千万计的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来比,毕竟是极少数。你们那一批人,文化水平都不高,也没有什么特殊技能,回城后大多干的工资低的体力劳动个工作。目前社会上失业下岗工人群体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你们那一代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一旦失业下岗,生活是很艰难的。他们大多数已沦为社会的底层,命运是很悲惨的”。
基督教说,上帝对他的每个子民都是公平的,其实这话并不尽然。你看当今社会不公平的事多着呢!
人们也常常说,爱情婚姻是甜蜜幸福的,这话也不全都正确。大文豪托尔斯太的世界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开卷的第一句话就说“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像天津下放的女知青小于苦涩的婚姻就绝不只是一例、两例。
二00六年五月十六日
──原载《民主中国》
听了这话,老板娘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好一会儿,她才从震惊中反应过来。这是什么事儿呀?!敢情这些人时差尚未倒过来,分不清家门? “你当马路是我们家的呀,还有我凭什么赶走我的客人,你以为这是在上海吗?!”老板娘回覆他们。
那两位尚未来得及说啥,在另一边就餐的一组国内高龄旅游团就炸了营。“什么,赶我们走,他杨晓渡是个什么东西呀,不就是个破副市长吗!我们干革命时他在哪儿呀?!”一位七老八十的先生气的直颤:“哼,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是第一任XXX。”另一位老人接着说:“我是第一任XXX,你们市长算个什么玩艺儿!马上给这儿大使馆打电话,叫他们大使来见我。”一阵炮弹轰过来,把这两位炸的哑口无言,只好臊眉搭眼继续在店里巡视。
“哎呀,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俩男人中的一位突然尖声叫了起来,用哆嗦的手指着报刊架,质问着老板娘。老板娘一看,原来上面有一份摊开的大纪元时报,大标题写着《陈良宇案扩大 胡锦涛清洗上海帮》,“哦,不就是报纸嘛。”“那这些又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摆这些东西。”那人指着其它的报纸大声质问,那封面上大标题为《江胡开战 权力交替你死我活》。说着他们就要动手搬那些中文报纸。
面对他们蛮横无理的行经,老板娘也来了气,她制止着他们:“告诉你们,这儿是民主国家,讲的是言论自由,我爱放什么报纸就放什么。”那俩人一看这阵势,没敢动那些报纸,但又不肯善罢甘休,想拿桌布去盖报纸,老板娘呵斥道:“别动!是你开店还是我开店,不就几个大字嘛,看把你们给吓的。”
“哎,老板娘,您别动气。”那俩人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您要是让我们市长吃的满意的话,说不定还可以跟您合个影,您好挂出来,保证生意兴隆。”老板娘嗤之以鼻:“得了吧,我知道他是谁呀,说不定又是一个贪官污吏,咱丢不起那脸。”
说话间,杨晓渡一行人已大摇大摆地到了餐馆,那俩人吓得赶紧再抓过一个帮手,三条大汉齐刷刷的站在报刊架前,挡住众人视线。在后来的整个用餐过程中,这俩人始终站那儿不敢挪窝,老板娘劝他们去吃点东西别饿着,这俩人也没敢动。
杨晓渡离开后,那俩人又留下来滋事,还留下一位女将也帮着叫阵,扬言要告到中国大使馆去,让所有的中国人都不要来这儿吃饭。老板娘正告这个母夜叉:“你告谁我都不怕,你当这儿是上海哪,实话告诉你,我愿意接待就接待,要是我不乐意,还根本就不希的接待你们。” 一番话顿时灭了那几位的气焰,他们嘟嘟哝哝的走了。
看来这年头,中共官员真是横行惯了,连出了国都懒得掩饰一下。这哪是堂堂有身份的市长用餐哪,分明是哪个大流氓、山寨的土匪头下山了!还真亏了那两位马仔把他的身份给嚷嚷出来了,要不然,杨晓渡的流氓都耍到国外来了,咱还真不知他是来自哪个山头的呢!@
【大纪元10月25日讯】如今看来十分荒诞的事件在1966年的“红八月”[i]及其之后接踵而至,风行全中国,其中之一就是改名字。这是因为从初生牛犊的红卫兵口中,响彻当时整个中国的两个“非常化”——“非常无产阶级化”和“非常革命化”,由意识形态的口号变成了两把所向披靡的快刀,在一往无前、左奔右突的挥舞和砍杀下,但凡“四旧”几乎无一逃脱被“非常化”的命运。而改名字也是属于“破旧立新”的重要标志之一,摒弃旧的名字,更换新的名字,这是建立一个新世界所需要的必要形式,不但要给人改名字,还要给事和物改名字。在1966年8月的拉萨,正如当月29日的《西藏日报》所言:“一个‘破旧立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正以汹涌澎湃之势,席卷拉萨全城。”然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不论报纸或广播等媒体,对其中一个革命浪潮,也即“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是如何将诸如大昭寺之类的“四旧”轰轰烈烈地“非常化”,不但不大张旗鼓地宣传,甚至只字不提;而对另一个革命浪潮,比如给那些旧的事物——用一本文革研究专著中的话来描述,就是“红卫兵‘一看就怒火冲天,再也无法容忍’的街名、店名、商标名、人名、菜名、房名、……都被他们‘革命化’了”[ii]——或者给即将出现的新事物,赋予一个具有革命意味的新名字,反倒大书特书。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而有些事情则可以昭示天下,大肆张扬呢?
把改名字列入“破旧立新”的项目之一实在是用心深远。表面看,所谓的改名字很形式化,无非是将两个“非常化”渲染成一种铺天盖地的新气象而已,其实并非那么简单。什么是姓名?姓名仅仅是一种符号吗?最初的姓名在根本上与什么密切相关?——历史,传统,以及某种类似个性的风格吗?那么,改名字是不是证明了这样一个结论——正如捷克作家克里玛所言:“采用新名字来标识街道说明了想洗刷那些不能洗刷的某些东西的企图——它自己的过去,它自己的历史,一种似乎成为巨大负担的历史”?[iii]
而在这样的革命行动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传统。这是不能忽略的。因为改名字的矛头直接对准的并且予以重创的就是传统。且不说在中国内地被“非常化”的有多少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就说在西藏,同样被“非常化”的亦不知有多少象征西藏传统文化的事物,比如帕廓,比如罗布林卡,比如夹波日,比如门孜康,等等。
·帕廓变成“立新大街”
“帕廓”(又写成“八廓”)是一个具有宗教意味的名字。按照译为藏、汉、英三种文字的《拉萨八廓街区古建筑物简介》的介绍,“拉萨市有三层转经道:围绕大昭寺内各殿堂的廊道为内转经道;围绕大昭寺的路线为中转经道;东至清真寺,南为林廓路,西到药王山,北以小昭寺范围内的拉萨市中心区的路线为廓(即外转经道,全长约10公里)。由此中转经道即叫‘八廓’。” [iv]
也就是说,帕廓是因大昭寺而形成,其最早的雏形是在壁画上可见的那些在七世纪时候的大昭寺周围犹如堡垒似的石屋和篷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是拉萨唯一的一个社区。如书中所记载的,“八廓街铺石而成的路面有一公里,其两侧林立的商店、民居、庙堂和马厩等整齐的建筑群围绕着大昭寺,其风格特色格外引人注目,成为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商贾、集市和举行庆典活动的中心场所。” [i]在这条街上,既缭绕着世俗生活的日常气息,又洋溢着脱离世俗的宗教追求,炊烟与香火、锱铢与供养、家常与佛事十分和谐地联系在一起。而在新政权尚未接替之前的西藏,这条街上还设立的有一些旧政权的机构,如“郎孜厦”(“原为堆龙郎孜德巴在拉萨的住地而称为‘郎孜厦’。建立甘丹颇章政权后改为拉萨市法院,第二层为办公地,第一层作监狱,现列为文物保护单位。”[ii]在习惯上,“郎孜厦”被视作是市政府的监狱)、医院、邮局、军营和市政府等,因此帕廓不仅仅是提供转经礼佛的环行之街,而且是整个西藏社会全貌的一个缩影。
不过,帕廓街这个地名在汉语里经常被称为“八角街”(发音为“Ba Jiao Jie”),而这个容易产生歧义的错误发音,传说源于当年“解放”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当中的四川士兵,或许更早,可以追溯至清朝驻藏大臣时代,但肯定与四川人有关,因为在四川话里,“角”被念作“Guo”,于是帕廓街变成“八角街”也就不足为怪,但它的含意绝非指这条街有八个角,它原本的发音也不是“Ba Jiao Jie”。然而1966年8月28日这一天,帕廓街,不,被四川人最早叫成“八角街”的这条老街,以一个充满革命意味的新名字取代了宗教含义的旧名字,不管是“帕廓街”还是“八角街”,这条街从此改名为“立新大街”了,藏语发音为“萨珠朗钦”。
就像“革命”、“阶级敌人”、“斗私批修”、“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路线”等等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在藏文中并不能找到相应的定义,在当时要把这“立新”二字翻译成藏文并不容易。我们无法想像当时的革命者们是如何绞尽脑汁,才在语言的汪洋大海之中寻找到了勉强可以解释“立新”的两个词汇,继而拼凑起来,在饱含“旧文化”的藏文中生造出、硬插入又一个崭新的词汇。我们也无法知道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如何艰难地念诵并牢记诸如此类的一个个生涩的词汇,以至于有时会闹出把“方向性”发音成藏语中的“猪肉”、把“路线性”发音成藏语中的“羊肉”这样的笑话。那时候,从未有过的新词一个个不断地涌现出来,天性爱作乐的藏族人为了加强记忆力而编造的笑话也一个个不断地涌现出来。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西藏人要面临“立新”的问题,犹太作家埃利·威塞尔在《论文化与艺术中的革命》一文中写到:“在20年代与30年代有过许多关于革命的谈论——几乎像今天一样多,多得甚至让一哈西德教派的拉比,尽管他生活在国际时事的边缘,也决定去打听一下。但当时他在他虔诚的信徒中询问:‘一场革命,那是什么呢?’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它下个定义,因为这一概念并未在《塔木德经》文学中出现过。从没有这么好奇过,这位拉比要求见一下某位犹太人,一个职业的教授,享有开明的盛誉。‘好像你对我们哈西德教徒不理解的事情有兴趣:告诉我,一场革命是什么?’‘你真想知道吗?’教授怀疑。‘好吧,是这么回事。当无产阶级开始与腐朽的统治阶级展开了一场斗争,一个辩证形势就发展起来,它使群众政党化并引发了一种社会经济的变化……’‘我真不幸,’拉比打断道。‘以前我有一个词不认识。现在,因为你,我有五个词不认识了。’”[vii]
肯定有很多藏人并不认识“立新大街”这个新名字,即使它已经翻译成了藏文。肯定有很多藏人并不习惯“萨珠朗钦”这个新名字,即使这已是藏语发音。就像当年有许许多多的孩子们,他们不再叫多吉、巴桑、尼玛、曲珍,而改叫卫东、胜利、红旗、永红之类。就像那家位于拉萨东郊的甜茶馆,更有名气的不是它的甜茶和藏面,而是它的名字“革命”。其实它本来的名字叫做“清真饭馆”,因为老板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已经几代居住拉萨并与藏人通婚的“藏回”。而“革命”是老板前几年病故的弟弟的名字。老板说,她的弟弟原名叫伊苏巴,文革时改名为“革命”,那时他才七八岁。“革命”于1980年代开张,生意非常好。
还有一些街道也改了名字,如朵森格(石狮子)改为新华路、宇妥(如同绿松石的顶盖)改为人民路、江思夏(有很多树林的地方)改为北京路。各居委会也改了名字,如八角街居委会改为“立新”居委会、丹杰林居委会改为“光明”居委会、河坝林居委会改为“东方红”居委会,等等。显而易见,拉萨已经陷入一大堆与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完全无关的新名词之中。
光阴流转,风水流转,当“神界轮回”再度逆转的时候,“立新大街”这个名字被取缔了。据曾经当过八角街居委会主任的一位妇人回忆:“1959年以后,我们这个居委会叫八角街居委会,文革时候改为立新居委会,后来又叫八角街居委会了。记得是1981年前后,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了,城关区群培区长说还是用老名字吧,新名字不适合了。就这样,名字换来换去,又变回去了。”于是,曾经贴满大字报和漫画、曾经游斗“牛鬼蛇神”的“立新大街”,如今又是藏人口中的“帕廓”了,又是汉人口中的“八角街”了,又是一条转经的宗教街和做买卖的商业街了,但也是秘密警察最多的街。
·罗布林卡变成“人民公园”
对于西藏这个喇嘛王国来说,布达拉宫与罗布林卡都是法王达赖喇嘛的宫殿。当然,矗立在拉萨这片河谷地带之中的神山——“玛波日”(红山)上面的布达拉宫更为悠久、显著和高贵,它早在1300多年前,图伯特王松赞干布时期就有了最初宛如城堡的形貌;公元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权,统一西藏,成为全藏至高无上的僧俗领袖,而他的另一令人瞩目的成就即建造了布达拉宫。规模宏伟的布达拉宫从此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的象征,而他自己不但深居于此,圆寂于此,珍藏其法体的灵塔也安放于此,这成为后世达赖喇嘛所要承袭的传统。
始建于七世达赖喇嘛时期的罗布林卡,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它那包容在大自然和世俗民间之中的环境,总是为以后的历代达赖喇嘛所钟爱。每年初夏,达赖喇嘛迁往罗布林卡的日子,是拉萨盛大的节日,但见明媚的阳光下,脱下沉重冬衣的人们无论贵贱贫富皆倾城而出,手捧洁白的哈达,夹道护送心目中的观世音菩萨移驾夏宫。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自传《流亡中的自在》里也忆旧:“辞别我在布达拉宫的阴暗卧室,无疑是我全年最欢愉的一日。……这时节,正值芽萌叶出,到处涌现新鲜的自然美。” 1954—1956年,罗布林卡里修建了一座两层楼的新宫“达旦明久颇章”,意为“永恒不变的宫殿”,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寝宫,里面的陈设颇具现代化,但不料三年之后,罗布林卡竟成为他未来长达47年流亡生涯的起点。在传记中,达赖喇嘛这样回忆1959年3月17日深夜,最后一次来到护法殿的情景:
我推开沉重而吱吱作响的门,走进室内,顿了一下,把一切情景印入脑海。许多喇嘛在护法的巨大雕像的基部诵经祷告。室内没有电灯,数十盏供灯排列在金银盘中,放出光明。壁上绘满壁画,一小份糌粑祭品放在祭坛上的盘子里。一名半张面孔藏在阴影里的侍者,正从大瓮里舀出酥油,添加到供灯上。虽然他们知道我进来,却没有人抬头。我右边有位僧人拿起铜钹,另一名则以号角就唇,吹出一个悠长哀伤的音符。钹响,两钹合拢震动不已,它的声音令人心静。我走上前,献一条白丝的哈达。这是西藏传统告别仪式的一部分,代表忏悔以及回来的意愿……[viii]
几天后,在拉萨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猛烈炮火中,罗布林卡变成屠戮之地,无数西藏人被当作“叛乱分子”在这里流血丧命,多年以后,在一些建筑上仍可见深深的弹痕,在红墙下仍可挖出累累白骨。1959年的罗布林卡因此成为西藏历史上最为血腥一幕的无言见证。
“宝贝园林”从此名不副实,虽然在1966年以前仍然徒有其名,然而没有了达赖喇嘛的罗布林卡还是罗布林卡吗?大概这也正是新政权所考虑到的,那么以人民的名义来重新命名岂不名副其实?具有造反精神的红卫兵小将们率先宣称:“‘罗布林卡’原来是达赖以他自己的名字起的,达赖是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总根子,我们坚决不能要达赖的臭名做劳动人民修建的林卡的名字”。[ix]于是,正如1966年8月29日的《西藏日报》所描述的:“从早晨起,‘人民公园’(原‘罗布林卡’)的革命职工就满怀激情地在门口迎接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到来。早在几天前,他们学习革命小将的革命精神,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决定支持红卫兵的倡议,把‘罗布林卡’改名为‘人民公园’。并将一些带有欺骗群众的迷信物拆除、砸碎,在大门的红瓦顶上插上五星红旗,以表示向旧世界宣战的决心。这天,红卫兵抬着巨大的‘人民公园’牌子走来,他们就跑向前去迎接并亲手接过牌子挂在大门上。这时,全体职工激动地擂起锣鼓,和几千名革命群众的锣鼓声、欢呼声响成了一片。前来游园的职工群众也加入了改名的行列,大家唱呀!跳呀!尽情赞颂人民公园在革命的烈火中诞生。”
这天,因出身“三大领主”之家,为逃避学校里的批斗,与一位躲在罗布林卡写书的藏文老师相伴的拉萨中学学生德木·旺久多吉亲眼目睹了罗布林卡变成“人民公园“的一幕。他回忆说:
拉萨的“牛鬼蛇神”第一次被游街的第二天,罗布林卡里的园林工人组织的红卫兵造反队,跑来抄我和龙国泰老师的宿舍,把我们的东西全都扔到罗布林卡的大门口,还把我的相机里的胶卷扯出来曝光。当时我拍了不少照片,大多拍的是壁画,像“措吉颇章”就是“湖心亭”那里面原来有很好的壁画,但这些壁画在“破四旧”时都被砸得乱七八糟。我们的收音机也被说成是“收听敌台”的证据,可说实话,“敌台”在什么地方我还真不知道。他们勒令我俩在大门口低头站着,站了一上午。当时还来了很多红卫兵,不过没有我们学校的,是别的学校的。他们聚集在一起,要给罗布林卡换上一块新牌子,名字叫做“人民公园”。后来学校来了一辆马车,上面坐着几个红卫兵,拿着红缨枪,把我们押送回了学校。
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给布达拉宫改名字。既然将罗布林卡改为“人民公园”,为何不把布达拉宫也改为“人民宫”或者别的什么呢?这两座往昔的宫殿不都是“三大领主”的总头子“残酷压迫劳动人民的封建堡垒之一”吗?据说确曾有人建议过将布达拉宫改为“东方红宫”,而“东方红”恰是被比喻为红太阳的毛泽东威力遍及四方的象征。后来尽管未曾改名,却把文革中最著名的口号“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刻成巨大的牌子,竖立在布达拉宫之顶俯瞰拉萨全城,长达数年。
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第三年,北京政府做出调和姿态,与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在长达30年之后第一次建立联系,积极响应的达赖喇嘛委派参观团赴全藏各地视察,《雪域境外流亡记》中记录了由达赖喇嘛的哥哥洛桑三旦率领的参观团回到拉萨重返罗布林卡时的情景。其中一段是这样描写的:
除了新宫那个院子之外,它里面的花园不过是一片灌木丛。这里的殿堂亭阁只剩下了一副外壳,而且摇摇欲坠,仅仅增加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动物园,里面有些假山和猴笼。二名中国男女领着他们参观朴素的两层楼新宫,参观团听了他们的解说词,这些解说内容有关西藏领袖的生活方式,平时是讲给为数不多的一些参观者听的。他们对参观者说,“这是达赖睡觉的地方,这是他吃饭的地方,这是达赖会见他母亲的地方。这是他的电唱机,这是他的电扇。”最后洛桑三旦插话了,“我对你们讲的十分清楚,难道你们不认为我该告诉你们:你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吗?这座宫殿是我建造的,我曾经天天都在这里工作。”他们没有再解说下去,而赶忙答道,“啊,是的,洛桑是比我们清楚。”过了不久,参观团从格桑颇章门前经过,这是罗布林卡内的一座大宫殿,曾是国家举行重要活动的场所。他们发现正门上了锁,因此从外面的梯子上爬了上去,从破旧的窗洞里看到了里面的大殿。殿堂里面一堆毁坏了的具有几百年历史的佛像、头像、四肢以及基座四分五裂,堆得高达二十五英尺。导游解释说,“这些东西是我们从人们手中抢救下来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毁坏它们的是人民自己,而不是我们。他们抢走了珠宝金子,事实上,假如我们没有保护这些佛像的话,它们也会被偷走的。”
洛桑三旦一想到格桑颇章内的那堆毁坏的佛像,就离开了官方招待他们的地方,大步走到宫殿前门的台阶上向人们发表讲话,这违背了他与中国人达成的谅解——决不发表公开讲话。[x]
至于今天,虽然拉萨城里还是有人把罗布林卡叫做“人民公园”,但那曾经高悬在绛红色的旧日大门上方,犹如君临一切的巨幅毛主席画像和“人民公园”的牌子早已不见,罗布林卡又恢复了从前的名字。可是,这片到处晃荡着行为随便的游客、充斥着旅游纪念品和模样难看的“熊猫”垃圾箱的所谓罗布林卡,还真不如就叫“人民公园”更为名副其实。
·夹波日变成“胜利峰”
接下来说说夹波日。这是一座山的名字,藏语的意思是“山角之山”。它位于布达拉宫所座落的玛波日神山的斜对面,与玛波日以及旁边的另一座小山帕玛日,构成位于拉萨这片河谷中心颇为醒目的三座山。很早以前,此山与玛波日相连,地势状如一条龙,风水十分独特,故有传说将布达拉宫建在龙背上,再盖一小寺建在龙尾上,前后相连,遥相呼应,具有镇伏的效果。据说当年清军大将岳钟琪进藏,见这一带风水强盛,唯恐将来招致祸乱,下令用大炮把两山连接的地方炸断,企图打破这里的气势。后来藏人为了恢复这一带的风水,在山脉被炸断的地方修建佛塔,塔底是进出拉萨的门户,又用铁索和铜铃把前后两处相连,名字就叫“摇铃接脉”,反而成了拉萨的一个特殊景致。又有传说玛波日是神山,夹波日是鬼山,所以在两山之间有粗大的铁链串连着,意思是神用铁链牵制住鬼,表示以正压邪,为此夹波日又叫“铁山”。
1960年代,佛塔被拆,几十米宽的柏油路拉开了两山的距离。民间认为断了神脉,曾想法用经幡将两山连接起来,于是在藏历新年来临之际,虔诚的信徒都要来此将新幡挂上。如今在原址上重新盖了三座白塔,塔与塔之间可容车辆过往。
今天,夹波日更为人知的名字叫做“药王山”,这自然不是藏名,但与藏医学有关。十七世纪末,西藏历史上的一位卓越人物第司·桑结嘉措根据五世达赖喇嘛的旨意,在此山上建立了著名的医药利众寺“门巴扎仓”,因为供奉有蓝宝石装饰的药师佛像,故被汉人称作“药王山”。
但在二十世纪中期,夹波日山上的藏医院却彻底消失了。1959年3月在拉萨发生西藏人反抗中共的“拉萨事件”,夹波日被西藏噶厦政府的军队占据,于是解放军157团“炮轰药王山”,并且“攻占药王山,控制了拉萨制高点,切断了拉萨市内同罗布林卡叛乱武装的联系”,而药王山上的藏医院则在炮火中夷为废墟。两年后,在“这里腾空架起了无线电天线,修筑了炮兵阵地。这里已经成了重要的军事设施,成了弹药库,下面有地道通至一英里之外的宇妥桥。”[xi]夹波日的命运不仅仅止于此。当“破四旧”的潮流席卷而来,虽说彼时已无“旧”可破,红卫兵们仍然要把“胜利峰”的牌子插在夹波日的山顶上,以示一座旧社会的山获得了新的生命。随后,为了“备战,备荒”,又在药王山下大挖防空洞。1985年,曾经红旗飘飘的山顶又立起了一座七十九米之高的电视塔,并且有军营驻扎于山下,日夜严加防守,甚至不允许信徒依照宗教传统在山上悬挂经幡。用一位拉萨老人的话来说,“这下夹波日就完了”。
1966年8月29日的《西藏日报》用颇为煽情的文字描述了红卫兵给夹波日改名的经过。夹波日被认为“在过去封建农奴制度统治的时候,是为以达赖为首的农奴主服务的医疗机关,是残酷压迫劳动人民的封建堡垒之一”,故而“红卫兵在革命群众的支持下,抬着写有‘胜利峰’的金光闪闪的大牌子,在锣鼓齐鸣声中登上了山,山上山下不住高呼:‘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砸碎旧世界!’‘我们是新世界的主人!’等口号。胜利峰啊!从今天起,你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才变得更加巍峨壮丽!”
如今,夹波日的四处崖壁又刻满了形态各异的佛像和长短不一的经文,据说造像数量多达五千余尊,且不断添增,堪称西藏摩崖石刻之冠。近年来,在一位康地云游喇嘛的主持下,在不计其数的信徒的捐助下,这里出现了一座用石板垒砌的嘛尼石塔,石板上刻的是大藏经《甘珠尔》。附近的一些洞窟中则香火缭绕,酥油灯长明,祈祷声訇响。夹波日,不,药王山既是转经圣地,也成了游览胜地,朝圣者不绝,观光客也不绝。
·门孜康变成“劳动人民医院”
藏医学这门古老的治疗科学是西藏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历史源远流长。但医疗机构一般办在寺院里,单独运作且由政府主持的很少。除药王山上的“门巴扎仓”,1916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指令创办一所藏医历算学院,一面行医诊病,另一方面培养历算人才,这就是“门孜康”。在藏语中,门是医药,孜为历算,康则指房屋。“门孜康”即医学历算院。
“门孜康”所在位置与今日相同,位于大昭寺的西面,在当年与建于附近的西藏最早的邮政局为邻。毕业于“门巴扎仓”的当代藏医大师钦饶罗布,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私人医生被委认为“门孜康”的首任掌门人。噶厦政府从前藏、后藏、西康和阿里等地的寺院选派学业优秀的喇嘛作学生,学制九年,前五年学医,后四年学天文历算。所学基础课以藏医学的经典之作《四部医典》为主,还要参加药物加工炮制或碾药的劳动,最后必须经过三次医学大考试和两次天文星算考试才能毕业,其最高学位是在每年的祈愿大法会上,通过考试获得的“迈然巴格西”。“门孜康”还担负全藏妇女儿童的保健任务,并且编写印发每年的藏历历书。
1959年之后,新政府将“门孜康”与药王山的医学院(其实已在炮火中不复存在)合并为拉萨藏医院,钦饶罗布被任命为首任院长。这位藏医学大师幸而在文革来临的前四年离开了人世,否则,他将目睹精心研制的药丸被革命群众倒入拉萨河里,随滔滔河水流失;目睹代代相传的各种木刻、手印的藏医药典籍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而他自己也将被当作“牛鬼蛇神”而遭受无端的凌辱,这对他可谓生不如死。然而他的学生、同样是藏医学大师并接任藏医院院长的强巴赤列却未能幸免,从其祖父传下来的三代藏医世家积累的八百余册珍贵典籍被烧成了灰,他个人被罢官、游街、批斗,受尽凌辱……
藏医学被视为毫无价值的垃圾,属于再典型不过的“四旧”。藏医院被认为盛产封建迷信的地方,甚至包括它的名字。1966年8月29日的《西藏日报》上说,“这个医院在二十五日收到了自治区师范学校的革命倡议书后,革命职工纷纷响应革命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改变了一些原有的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药名,废除了过去看病选择日期的迷信做法,并讨论决定将‘拉萨藏医院’改为‘劳动人民医院’。二十八日,全院革命职工在红卫兵的热情帮助下,把带着红彩绸的‘劳动人民医院’的牌子,隆重地挂在大门前,决心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更高举,把我们‘劳动人民医院’办成一所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1980年9月1日,“劳动人民医院”更名为西藏自治区藏医院,但在西藏人的习惯里,它还是叫作“门孜康”。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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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国的红卫兵自豪地把一九六六年八月称为‘红八月’,当时有几千个北京人被红卫兵杀害。还有大批人被打后自杀。但是,即使在文革后,他们的名字和死亡都没有被媒体报道。对文革受难者,当局只报道高级干部和社会名人的做法,使得他们成为无声无息的受难者。文革的大图景也被扭曲了。可是,‘红八月’红卫兵杀戮的铁证并没有消失。人们也不会忘记,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以及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支持。接着,北京校园的暴力迅速蔓延。八月五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把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园打死。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庆祝文化大革命。万众瞩目之中,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大附中女生彭小蒙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会后,红卫兵暴力急速升级。……同时,被打对像从教育界扩展到和平居民。”——《文革红八月铁证渗血》,作者王友琴,转自www.epochtimes.com/gb/1/2/15/n47858.htm。
[ii]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着,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页61。
[iii] 《布拉格精神》,(捷)克里玛着,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页48—49。
[iv] 《拉萨八廓街区古建筑物简介》,由“西藏文化发展公益基金会”编写,页10。
[v] 《拉萨八廓街区古建筑物简介》,由“西藏文化发展公益基金会”编写,页10。
[vi] 《拉萨八廓街区古建筑物简介》,由“西藏文化发展公益基金会”编写,页20。
[vii] 《一个犹太人在今天》,(美)埃利·威塞尔着,作家出版社,1998年,页279-280。
[viii]《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康鼎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页161—162。
[ix] 《西藏日报》1966年8月26日第一版。
[x]《雪域境外流亡记》,(美)约翰·F·艾夫唐着,尹建新译,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10月第一版,页403-404。
[xi] 《雪域境外流亡记》,(美)约翰·F·艾夫唐着,尹建新译,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10月第一版,页284。
【大纪元10月25日讯】看了大纪元记者辛菲的报导,知道有这么一个可以下载电影《震撼》的网址,于是早已听说的我就来一睹为快——似乎还不能以“快”来言之,那就是了了心愿吧。我用MEDIA PLAYER下载观看,上面的下载方式很多,好些我都没见过。这个网站真是慈悲啊,在人们大讲商业利益的今天,这样一群人仍然顾惜和保有着一种超然世事而又真挚善良的心态,委实可敬。
因为以前喜欢电影剧本《震撼》里的一首诗: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深为感动,还曾经送给朋友作诗画留念。
现在,我紧张,害怕里面必然会有的大陆警察暴力行凶的场面,怀着不欲看到好人遭罪,又要看这部新拍出的片子的心情,我还是看了下去。现在,一个多钟头过去了,我,也看完了。完全不能够做别的事情,老老实实的一路盯着电脑屏幕看完。
现在,我不能用精彩来形容,我只能说,我的身心是无限的舒畅,整个尤其是最后的那几个场景,美妙无双,配器的展现中西合璧,听来辉煌动人。每一个画面卡的恰到好处,不矫饰,恰如其份的表达完拍摄者的意图,也不能说有拖泥带水之嫌。我,站在这高贵的电影艺术作品面前,她宛如好友,娓娓道来,她如同春风,一再的溶了你的心。非常非常的朴实,因而也造就了非凡的亲和力,似乎人人都能与这部电影契合交友,她真是良师益友。
影片中,我有一次流泪,可见作品决不煽情。具体是哪里呢,就是美发师丁燕替同事穿上小号工作服的时候,那样一种善使得我流泪。其余的时候,包括警察行凶的场面,感受不到恐怖,更多的是坚毅、平和这样震撼人心的力量。电影中还有一句话,大意是国人在道德面前窒息,我想真是符合当今的社会现实。
丁燕很平凡,但我看的过程中,两次我脱口而出:神!真是很难以语言表达。他们这群修炼法轮功人的道德风范,足以为中华、世界之万世师表。我想这种精神是永恒常在的。
整个看完的感受就是:平和。平和。平和。毫无党文化的激情、暴力。极为完满的艺术盛宴,我很庆幸生在这个时代,我备感荣幸看到这部影片。法轮功弟子,他们是人类的未来,这点我坚信不疑。
一部非常优秀的影片。一部令人身心愉悦的好影片。一群好人,这个团体的人越多,中国幸甚,世界幸甚。
我实在没有话可以表达内心的充实,认同与感动、信任和崇敬:关于这部影片,关于围绕影片的故事,关于那伟大人物的群像。的确,震撼,法轮功震撼了世界。
这是北美树叶红了的季节,天渐冷,而人心渐明,我想大声的说:支持法轮功。丁燕受尽酷刑,她始终说:法轮大法好。自始至终那种正,那种高尚的、无与伦比的正,令我心驰神往。我想,真-善-忍,这才是生命的意义。
很亲很亲,很近很近,很忧伤很忧伤,很欢乐很欢乐。谢谢导演,谢谢演员,而那真实故事的主人翁,也许就正在天上吹着仙笛——同样是美妙无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