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23日(星期一)

林牧遗书

为了维护我个人和千百万中国人的人的权利、人的尊严,我决心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我绝不自杀,因为自杀会使法西斯份子找到推卸罪责的藉口。我要争取死在法西斯的枪口下或监狱中。这里所说的监狱,包括拘留、逮捕、判刑以及在家或在外的所谓“监视居住”等种种形式在内。一遇到上述那些形式的政治迫害,我立即绝食并断绝饮水,拒绝任何输液、注射葡萄糖之类延续生命的措施。

中国列2006年世界新闻自由倒数第六

总部在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每年都公布世界各国的新闻自由指数。2006年公布的情况,涉及的国家数目比2005年多了一个国家,总共有168个。中国在这个报告中,被排在163名,为倒数第六。新闻自由状况最差的,则仍然是朝鲜,其次是厄立特里亚、土库曼斯坦和古巴。

欧盟希望中国降低贸易顺差、进一步改善人权

欧盟将于下星期二公布一份政策文书,这份文书将对欧盟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给予积极评价,但是也将呼吁中国降低对欧盟的巨额贸易顺差、进一步改善人权。

汕尾高唱和谐 阻东洲血案村民抗议

10月21日至22日,汕尾市政府举办了中共某位领导的110周年暨2006年经贸活动,并举行一场大型的演唱会。汕尾市委新上任书记戎铁文宣称要加快专案建设,展示汕尾的良好形象。但如此大的“和谐”形象活动,当局为了防止东洲人去现场抗议,揭露当局去年枪杀村民的暴行,凡是东洲的人都不许进入汕尾市参加活动。

江苏访民被抓打 外媒关注有效果

恰逢11日一早,《大纪元》记者致电苏的手机,询问她的状况,苏立即向记者求救,希望外界知道她的可怕处境……。当时在场看管她的人都听到了,立即阻止她再多说,迫使苏挂断电话。苏就对那些人说:“是外国记者要救我,如果你们把我害死了,会有人找你们麻烦的。”看管们马上向其领导汇报,最后领导决定遣送苏回盐城了事。

吉林警察称:对法轮功一点人权不用讲

在去派出所的路上,两个派出所的警察都想“争功”,抢着要把被绑架者送到各自所在的派出所,最后被带到站前派出所。在车上时,警察们互相谈论:“这回咱们领了奖金要上哪去好好的玩一玩……”与此同时,警察们还对被非法绑架的几人说:“对死刑犯还讲个人权呢!对待炼法轮功的人一点人权不用讲。”

陈沅森:制止“我们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从9月14日开始,笔者抓紧时间,怀着虔敬的心情,一句一句仔细阅读了三遍,然后一段一段做摘要,全文摘要完毕(将近一万字,见[加国活摘器官报告全文及摘要翻译]),才基本掌握了这个调查报告。对西方人认真的工作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缜密的思维模式,深深敬佩!

胡平:唯怯懦者最凶残

最近,中共当局大张旗鼓推出《江泽民文选》。这本书虽然洋洋数十万言,但充满假话大话空话,且毫无个人风格。只是其中个别篇章乃至段落,多少透露出一点有用的信息,值得我们略为评点一番。

《你我大家谈》:父亲和哥哥

我哥哥和另一个同事(总经理)揭发他,他就买凶杀人,他两次试图杀总经理都没得逞,就转向杀我哥哥,在我哥哥上班的路上,凶手用板手把他的头打到全部破裂了,就好像一个西瓜甩在地上,手上、腿上、身上全被砍伤,眼睛被挑掉一个。就这么残忍。可是这个贪官怎样呢?几年过去了,他还逍遥法外,就是因为他贪的钱太多了,可以买通人和各个关口。他还吹自己是江泽民的学生,胡锦涛的学生,所以现在也没解决。

八年全面抗战史实全景大澄清(5)

1939年10月底,在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曾说,自德、意两国在欧洲发动侵略战争起,东方和西方的战争就紧紧联在一起了,因此,中国的抗战就决不是孤立无援的。蒋介石心中有数:日本人要打败中国不可能,中国人要单独将日本军队打出中国去,至少在短期内也是不大可能的。因此,他在会上提出,中国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世界问题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解决,必将得到世界民主国家的支持和援助。我国我军今后的任务就是坚决抗战,决不和谈,决不妥协,力争取得最后胜利。

上海移植界黑幕 拿正常人作实验致死

近日大陆媒体纷纷报道了由一例医疗诉讼案披露的移植界黑幕。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与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攀登心肺联合移植的医学高峰”,以正常人作试验品,至少导致一人死亡,一人残废。大陆网友表示,器官移植领域的学术造假以及漠视人生命的做法,让人惊骇。

今钟:中华古文化与天灭中共有何关系?

道家文化内涵深邃,其预测学仅为末技,为世界之冠。诸葛亮《马前课》从蜀国必亡直到现在步步应验;唐道家袁天罡、李淳风从唐太宗以后,历经五代十国、宋、元、明、清,直至民国,两次世界大战及中共兴衰,几千年历史道家早观察认定于前;宋朝邵雍的《梅花诗》、明朝刘伯温的《烧饼歌》以及韩国的《格庵遗录》与上述预测并行不悖,所见皆同。他们“观天之道”,把世界历史轨迹、中国之命运,暗示给后人,福荫子孙:“天灭中共”也是既定的宿命,问题只是如何减少陪葬。

英大主教吁中共改善公民辩论自由

英国圣公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星期的访问,这是12年来英国教会领袖首次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威廉姆斯大主教与中国官员就宗教自由、滥用死刑、环境污染、西藏地位以及北京与梵蒂冈的关系等问题交换了看法,此外,他还在北京等地的教堂参加了布道活动。


林牧遗书

【大纪元10月23日讯】[编者按:此文稿是林牧先生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稿时发现的,据家人介绍,这是在1997年警方第三次抄家后林牧先生留下的遗书。]
林牧遗书

为了维护我个人和千百万中国人的人的权利、人的尊严,我决心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我绝不自杀,因为自杀会使法西斯份子找到推卸罪责的藉口。我要争取死在法西斯的枪口下或监狱中。这里所说的监狱,包括拘留、逮捕、判刑以及在家或在外的所谓“监视居住”等种种形式在内。一遇到上述那些形式的政治迫害,我立即绝食并断绝饮水,拒绝任何输液、注射葡萄糖之类延续生命的措施。

我所以要献出生命,一是由于生活在目前中国大陆特务控制一切(包括人的生存、人身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科研、写作、居住、旅行、通讯、银行汇兑、等等)这种世界上仅存的几个极端反动、极端野蛮的警察国家,活着是最大的痛苦,死亡是最大的抗议,最大的解脱,最大的幸福。二是由于我感到在国内和国外相当多的政治家和知识份子中(包括西方大国)尊重人、保护人、维护人权、伸张正义的人文精神失落了;苟且偷生、屈辱求活,不敢理直气壮地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的人;为了眼前的商业利益不惜牺牲人权、民主、自由的国际公法和人类道义而迁就残害人民的专制政府的人,至少暂时是增加了。我希望用我的生命和鲜血来激励那些保留着人类良知的人:发扬中国知识份子“以天下为己任”,“可杀不可辱”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优良传统;发扬西方启蒙运动中“不自由毋宁死”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高贵精神。用这种精神来推动中国的和平的全面改革,保障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和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权利。

我不赞成年富力强的人采用我的这种做法。年富力强的人应该珍惜生命,珍惜自己的有用之身,为中国的民主、富强、文明,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富裕、幸福做出尽可能多的贡献。

我年已七十,一无权,二无钱,三无气力,过去只凭一张嘴和一支笔为人类服务,可是嘴和笔都被封杀,千难万险地写一点东西,也被特务机关一而再、再而三地搜查、没收(西安两次,杭州一次)。现在,我唯一可以献给人民、献给人权、民主事业的,只有一条老命了。

中国的哲人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要郑重警告中国的法西斯分子:民不畏死反而求死,你们赖以维护一小撮法西斯份子和贪官既得利益的特务、监狱和枪炮逞能吓得了什么人!何况号称中国人民子弟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六四”的沉重教训,今后也未必会执行你们的反动命令去屠杀自己的骨肉同胞。

我担任“中国人权”理事两年半,由于环境恶劣,没有做出大的贡献。但是,就人格和责任心来说,我无负于中国的人权运动。我没有拿过“中国人权”和海外任何组织、任何基金会的一分钱,就连“人权奖金”也被长期冻结,自己交的手续费也无人退还。

“质本洁来还洁去。”我死以后,中国的法西斯份子将会开动宣传机器,对我竭尽攻击诬蔑之能事。但是,人民和历史一定会做出公正的结论。

我的一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是在政治迫害中度过的,可谓饱经忧患。但我相信:一个光明的中国,一个自由、民主、富强、文明的中国,不久就会出现。我死而无憾。

林牧

1997年7月27日

中国列2006年世界新闻自由倒数第六

【大纪元10月2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采访报导)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200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从2005年世界排名倒数第九下降到倒数第六,显示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进一步恶化。

总部在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每年都公布世界各国的新闻自由指数。2006年公布的情况,涉及的国家数目比2005年多了一个国家,总共有168个。中国在这个报告中,被排在163名,为倒数第六。新闻自由状况最差的,则仍然是朝鲜,其次是厄立特里亚、土库曼斯坦和古巴。

美国中文杂志《北京之春》总编辑胡平表示,无国界记者组织对中国新闻自由状况的判断,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

胡平:应该是这样,比原来更严重,包括最近抓一些人不管是高智晟、郭飞雄还有陈光诚,基本上还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还有一些独立作家像力虹等。还有就是封闭网站,光拿网站来说这些年每年都在封,当然就是一步比一步恶劣。像《世纪中国》这么学术性的网站都是说封就封。另外,最近对维权异议人士、独立作家的关押都非常说明问题。

在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网站上,列出了全球被关押的记者和作家数目,中国关押的记者和作家的数目排在首位,数量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

胡平表示,中国不仅是民间的言论和出版受到极大压制,即使是官方媒体,2006年言论公开和自由的状况也有明显的倒退。

胡平:官方媒体的言论状况也在收缩。主要表现在比如前几年大陆的公共知识份子现在越来越难以在官方媒体上出现。而且有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根本就是…本来还有可能在官方媒体上出现一两篇文章,现在是一点都没有。最近高智晟、郭飞雄的事件,还特意警告体制内的学者,叫他们不要有任何表示。这些也是恶化的突出表现。

过去几年,无国界记者组织对越南的评价都和中国差不多,但2006年对越南的评价似乎有所好转。现居美国的社会学者刘晓竹表示,这可能是由于越南开始推动共产党党内民主有关。

刘晓竹:越南的改进是因为它开始走党内民主,然后开放社会,跟中国胡锦涛的思路恰恰相反。越南从反面证明了共产党改革的方向,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应该学习越南共产党,在言论自由方面、在新闻出版自由方面应有所改革。

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的报告,美国新闻自由的排名从去年的第49名进一步降低到第五十三名。法新社报导说,美国从2002年第十七名的位置迅速下降,显示反恐战争对新闻言论自由的影响很大。

另外,去年新闻自由排名第一的丹麦,因为伊斯兰安拉漫画事件,排名被降低到第19名。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欧盟希望中国降低贸易顺差、进一步改善人权

【大纪元10月2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欧盟将于下星期二公布一份政策文书,这份文书将对欧盟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给予积极评价,但是也将呼吁中国降低对欧盟的巨额贸易顺差、进一步改善人权。

欧盟的打算是在其贸易委员曼德尔森11月访华前夕公布这份文书。路透社援引欧盟官员的话说:对于欧盟来说,中国是一个巨大商机,但是欧盟必须正视其内部的贸易保护主义声音,改变其内部对于有关来自中国的威胁的感觉,而中国在改变这种感觉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报导说,欧盟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界一方面对于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怀有畏惧,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市场所提供的巨大契机、以及欧盟在中国的制造业所获得的竞争力感到兴奋,心理是矛盾的。欧盟希望中国更快地由出口型经济向刺激内需转变,以减少其贸易顺差。

另外,欧盟委员会还将在同时出台一个有关欧盟与中国总体关系的报告。这份报告预计将表示,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欧盟呼吁中国在这方面做出更大努力。

香港《信报》总编陈景祥表示,欧盟对于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难以释怀----

陈景祥:欧洲一直都针对中国进口,尽管中国进入世贸以后开放市场,但是中国对欧洲包括对美国的出口都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包括人民币已经升值一部分到了4%,也锁不住出口这个强势。主要是大陆产品竞争力非常强,这个强势来自劳动成本太低。欧盟就希望再用一些贸易制裁措施,希望能够减少中国货品的进口。

这位学者表示,他同意欧盟的建议:中国应当为刺激内需做出更大努力----

陈景祥:现在大陆银行存款跟外汇已经长得非常高,但是内需方面却一直非常疲软。下一步拉动经济增长光靠外贸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推动内需是不可避免的。

有关人权问题,陈景祥说,欧洲方面、特别是欧洲议会强烈希望中国改善人权----

陈景祥:我觉得那是针对贸易对手的时候提出来的筹码。包括现在欧洲的情况更明显,根据我的观察欧洲议会方面意见比较大。

自由撰稿人、评论家李洪宽表示,中国的人权实际上并没有好转,但是欧盟为了跟中国做生意,不愿意在文件中说得罪中国的话----

李洪宽:在政治家之间肯定有这样的议论,就是为了达到欧盟跟中国之间更进一步的贸易关系,在人权上就要说些好话,给中共政权一个面子。

虽然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但是欧盟一些政治家尤其是代表企业界贸易这一部分势力的政治家为了给自己一个面子、找个台阶下,他就会说中国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还远远不够,还要继续做,这当然更像外交辞令。这恰恰会给外界一个印象,觉得欧洲为了取得贸易上的优势,宁愿把人权牺牲掉。

据悉,欧盟将在星期二公布的政策文书中重申有关希望中国允许人民币更快升值的呼吁。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汕尾高唱和谐 阻东洲血案村民抗议

【大纪元10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特约记者江文权报导)10月21日至22日,汕尾市政府举办了中共某位领导的110周年暨2006年经贸活动,并举行一场大型的演唱会。汕尾市委新上任书记戎铁文宣称要加快专案建设,展示汕尾的良好形象。但如此大的“和谐”形象活动,当局为了防止东洲人去现场抗议,揭露当局去年枪杀村民的暴行,凡是东洲的人都不许进入汕尾市参加活动。

据东洲梁姓村民说:“看电视,汕尾市举办载歌载舞的活动,很热闹。但却害怕东洲人进去,公安要查身分证,凡是东洲人,一个都不许进去。”

在东洲镇,虽然村民遭阻止到汕尾示威,但是从10月20日至22日,全镇罢市3天,每天都有大约数千名村民在佛爷公集会后,游行到火电厂门口静坐。

据村民透露,他们之所以办大型的抗议活动,是因为听说有中共中央官员会过来,村民希望能让上面的官员迅速到东洲来,查明去年12月6日汕尾政府射杀村民的血案真相。

* 中央官 市领导避见村民

而引发12.6血案的火电厂,21日早上举行点炉仪式,原本会有很多中共中央及省市的领导参加,但不知何故,后来又取消了活动。

据东洲魏姓村民说:“原本希望上级领导来,能听到东洲村民反贪官的声音和要求土地补偿款问题能彻底解决。沿路都挂着反贪污横幅。我们“游行”一路上喊着反贪官的口号。大家只能在电厂路口坐着,不许我们进去电厂,里面有带枪的防暴警察,怕他们开枪,村民也不敢进去。这里的官都很黑的,随便就可以扣个罪名给我们。”

* 小学生也参加集会游行

这几天,东洲的市场都买不到东西,所有的店铺都关门,大家都去火电厂静坐,连小学生都参加了。

村民说:“每次听说上面有领导来,都让我们充满希望,但一次次又失望而回。如果土地问题不解决,大家还是要坚持维权到底,讨回公道,还东洲人民的清白。”

据悉,汕尾当局举办的这次经贸活动,提出的主题是“红土地 新汕尾”。村民说:“他们的主题对东洲人来说是多么的讽刺,这所谓的‘和谐’汕尾是骗人的。这些狗官射杀我们村民,火电厂的这片土地沾满了东洲人的鲜血,他们一定要偿还的。”(

江苏访民被抓打 外媒关注有效果

【大纪元10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长年上访无果的江苏盐城访民苏纪兰,在中共的六中全会期间来到北京。本月10日上午,她一到“国家纪检委信访办”接待站,就被115号接待员斥责为又“无理上访”,说这是领导给她定的结论,要带她走。

因为苏纪兰多次被此处的接待人员威胁要“搞死她”,出于恐惧,不敢跟他走。该接待员就打电话叫来三个截访人员,对她披头盖脑就打。其中两人是四十岁左右的壮汉,另一个是年轻男子。他们揪、拽苏的头发,把她的双臂反拧到后背,连踢带打,苏被打的晕头转向,全身疼痛。打过后将苏扔进警车,押往盐城市驻京办事处。

日前苏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将近10天的养伤、休复,她此次上访挨打的头部、腿部、臀部仍感很痛,受伤部位还是青紫的。苏还透露,她被送到盐城市驻京办事处的当晚(10日),又被那里的看管毒打过,并对她说:“上边定下来了,明天(11日)要把你关起来,打残了,让你无法出门,看你还能再去上访。”

《大纪元》记者关注 暂避厄运

恰逢11日一早,《大纪元》记者致电苏的手机,询问她的状况,苏立即向记者求救,希望外界知道她的可怕处境……。当时在场看管她的人都听到了,立即阻止她再多说,迫使苏挂断电话。苏就对那些人说:“是外国记者要救我,如果你们把我害死了,会有人找你们麻烦的。”看管们马上向其领导汇报,最后领导决定遣送苏回盐城了事。

12日回到盐城后,那些截访人员并没到此为止,他们到苏纪兰儿子的工作单位找其领导,说如果苏再与外国媒体联系,就开除她儿子,让单位所有的领导都给苏的儿子施压。单位领导们都知道了此事,但目前尚无相关动作。

没活路了只好进京上访

苏表示:自己是从84年开始厄运的,自己的财产、房产被当地政府侵犯,告状又遇到官商勾结、官官相护。打官司判决却每次都是她受害人输,告到最高法院,那里根本就不给立案。被逼上绝路后,不得不从2000年起走上上访之路,开始是按法律规定逐级上访,又遭遇逐级迫害、欺骗,没活路了才进京上访的。

去年上访了6次,每次都是以被抓、被打、被关收场,且放出来时,都遭到多次恐吓:“再上访,搞死你,暗害你,让你死不见尸。”

苏透露:她的案子涉及到盐城市有关领导──信访局局长、副市长等的行贿受贿问题,故她上访的影响较大。盐城的信访部门为了达到阻止她上访的目的,还表示,只要苏到哪上访,他们就把对苏人身攻击的黑材料在那散发。最后干脆给她定个“无理上访”的结论,也就是表明苏上访是违法的。

“和谐社会”下访民何其多

苏与其儿子都表示,尽管像他们这样的冤民在中国不计其数,但大陆的所有媒体还是自说自话“和谐社会”,大陆受苦受难的民众太需要境外敢讲真话的媒体了。这次幸得《大纪元》记者的及时帮助,否则或被打残,或被打死,这在访民中太普遍了。他们熟悉的多年上访的访民失踪的、销声匿迹的都有。

苏表示,老访民都不怕死,但不等于找死或送死。她认为自己的这条命早晚要丢,如果害怕邪恶而不抗争,也是死路一条。现在有境外媒体的关注,给访民说话的权利,自己憋了多年的冤屈可以让外界知道了。她看到了希望,盼望更多的外媒曝光大陆访民的悲惨境遇。

暂时逃过一劫的苏,谁能保证其和其他千千万万的访民,今后能如此“幸运”?(

吉林警察称:对法轮功一点人权不用讲

【大纪元10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林雨综合报道)吉林市东局子派出所与站前派出所自一九九九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已有多位法轮功学员遭到了他们无理的关押和迫害。警察还称:“对待炼法轮功的人一点人权不用讲。”

二零零六年十月九日中午,吉林市东局子派出所和站前派出所,共派出6人非法闯入了法轮功学员梁子英家经营的“百顺草参茸”店铺,非法抄走了法轮功书籍,同时,梁子英的女儿及女儿的男友被非法绑架。在去派出所的路上,两个派出所的警察都想“争功”,抢着要把被绑架者送到各自所在的派出所,最后被带到站前派出所。在车上时,警察们互相谈论:“这回咱们领了奖金要上哪去好好的玩一玩……”与此同时,警察们还对被非法绑架的几人说:“对死刑犯还讲个人权呢!对待炼法轮功的人一点人权不用讲。”

东局子派出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中国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吉林市东局子派出所、东局子街道办事处以迫害了多名法轮功学员。以下仅举几例迫害事实:

2004 年5月19日两个五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齐玉珍、张俊云去功友家探望,被东局子派出所所长韩东飞、高阳等四五个警察强行绑架,在拉扯过程中把她们的衣服都扯坏了,并被带上背铐推倒在地,遭到轮番狠打,从楼下打到楼上,被左右开弓打嘴巴,二人都被打的头昏眼花,当天晚上她们被关押到昌邑公安分局后院铁笼子,又冷又湿,半夜张俊云的心脏病被打得旧病复发,十来个东局子警察将张俊云拉到了昌邑区公安分局指定医院,大夫开了假证明说没病,但是据当事人称,张俊云当时严重抽搐,不能走路。尽管如此,她还是被警察强行抬 回铁笼子,第二天被转移到市看守所。

2004年11月23日昌邑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同东局子派出所伙同将在炭素厂住宅附近的十余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捕。其中,刘春华被打的遍体鳞伤,又被非法抄家,其家人也遭到了恐吓。
另外,其中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吴玉珍的丈夫是以捡破烂维持生活,供2个孩子上中学,生活极为窘困,吴玉珍被绑架后,四五个警察破门而入却发现家里除了破烂没值钱物品,就把吴玉珍不修炼的丈夫连打几个耳光后又连踢带打,之后还被绑架到东局子派出所惨遭毒打。据了解,吴玉珍目前还在被关押之中。

站前派出所对法轮功学员王桂华的迫害

王桂花,女,因去北京讲真相,遭到站前派出所的多次非法抓捕。被释放后又遭到当地派出所和街道的无数次骚扰,最终由于长年生活在恐怖之中,王桂花于2004年8月25日晚含冤离开人世,终年54岁。

陈沅森:制止“我们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大纪元10月23日讯】
(一)一句顶一万句

2006年7月14日《大纪元时报.特刊》刊载了《加调查团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报告》中译文本(以下简称《加调查团报告》)。三天后,笔者分别询问十位关心时政的朋友“是否通读了《加调查团报告》?”

有三位朋友“早在网上浏览了一遍,但没有细读”,有五位朋友“浏览了一下小标题,仔细看了‘结论’一章”,有两位朋友“太忙,只看了‘结论’部份”。

《加调查团报告》是一篇维护人权的伟大历史文献,由于文章较长(中译文本约2万5千字,不包括“附录”),工作、学习十分繁忙的人确实一时难以通读。

笔者拿到《特刊》的瞬间,虽然是两张“薄薄的”报纸,但感觉份量特别沉重。赶忙浏览了一遍,重点阅读了“取证方法”和“结论”两章,决定稍闲时再去细读,特别将其收藏到箱子里,避免与其它看一眼就扔的报纸混在一起。

一位华人朋友说:“林彪拍毛泽东的马屁‘一句顶一万句’,成为历史的笑柄,但《加调查团报告》真是‘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因为我们无论怎么诉说‘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即使说一万句,西方人总是将信将疑,反正是你们中国人自己说的。《加调查团报告》是加拿大两位信誉卓著、精通法律的社会精英,为维护人权,自愿无偿地进行公开、深入的调查,在不让去中国大陆取证情况下,通过对大量证据和反证的仔细思考、分析、组合、判断,最终得出了‘非常遗憾的结论’。这就不能不引起全世界有正义感、关注人权的国家和人民的注意了。”

《加调查团报告》确实是一句顶一万句,意义重大,它揭露了“我们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一个罪大恶极的局面”。(引号内的话录自《加调查团报告》,下同)

除了文章较长之外,《加调查团报告》另一个难读之处是,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中文提倡简洁,古时候一条狗躺在大路中间被一匹飞奔而来的马踩死了,简化成“奔马毙犬”四个字。简是简洁,毕竟丢失了时间、地点等种种要素,只能给人一个大致的印象。西方人每一句话都要将时间、地点、单数、复数以及性别等种种属性交代得清清楚楚,滴水不漏。于是,东方人的语言文采飞扬,想像空间大,有空子可钻;西方人的语言逻辑缜密,与事实相符,虽有“啰嗦”、“重复”之嫌,却非常严谨,无懈可击。各自有优缺点,但牵涉到法律方面的事务,西人的语言就占有明显的优势了。

阅读惯了汉语语言模式的华人,阅读西方人的作品,尽管将其翻译成为天天见面、无一不识的方块字,但对那些一长串一长串左限定右制约的句法,总是感觉不对味,阅读起来不那么顺畅,要顿一顿,想一想。于是阅读西人作品的通篇汉译文本,速度就放慢了,感觉“难读”。像《加调查团报告》这样一篇宏文,不老老实实用中、小学生读教科书的态度,一句一句去认真读,采用一目十行,飞快的速度浏览一遍,想全面掌握其精神实质,是很难做到的。

从9月14日开始,笔者抓紧时间,怀着虔敬的心情,一句一句仔细阅读了三遍,然后一段一段做摘要,全文摘要完毕(将近一万字,见[加国活摘器官报告全文及摘要翻译]),才基本掌握了这个调查报告。对西方人认真的工作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缜密的思维模式,深深敬佩!为这篇报告,两位伟大的人权卫士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和努力,笔者对他俩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我深信,还有亿万华人同样会对他俩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二)西人是怎样思考问题的

西方人做事,大多是公开的。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怎样做?开宗明义,交代得清清楚楚。

在第一章《A:导言》中,乔高和麦塔斯声明,是“鉴于这些指控的严重性和我们对维护世界人类尊严的责任”,才接受“调查真相委员会”的要求,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调查的。

接着,公布了自己的身份和简历,表示对这份报告负完全责任。

在第二章《B:工作方法》中,交代了调查是“完全独立”的,是“自愿无偿的从事这份工作”。

“没有任何人为此报告向我们支付酬金”一句,实际上是表明,他们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控制,是用自己的人格、道德、思维、知识、经验和良知,以法律为准绳作调查和作出判断的。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接受赞助,就可能代表出资人说话,结论就难以令人信服了。

他们声明“曾要求前往中国进行调查,但此请求没有成功”。——这样,就只能在中国大陆以外取证,“不能前往事件发生地取证”的责任,就不在调查团了。而现在——调查报告公布后,他们“仍愿意前往中国展开第二阶段的调查”,就把“球”抛到了中共一方:你们声明没有“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那么就让两位大卫先生到中国去调查吧!中共不敢向国际社会开放,增添了一个与“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指控一致的事实。

最重要的是,调查团公开了他们《E:取证的方法》,他们是怎样取证和进行判断的呢?

首先,“为了判断这些指控是否属实”,他们“不得不参照多个因素来决定这些证据是否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由于取证难度大,“这些证据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独立的否认或确认这些指控的真实性”,因此,他们不得已求其次,将多个证据进行组合,然后再进行判断。

其次,他们“检查的很多证据都不能单独构成证实这些指控的铁证”,但是,如果这些证据“不存在”,“则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构成反证”。——采用反证法,来确认这些证据的价值和可信度。

他们还找到一些“可能否认指控的证据和因素”,结果这些证据和因素“都不能推翻这些指控”,所以作出“这些指控属实的可能性就非常大”的判断。

他们运用了刑事调查通常应用的推论性证据,“将许多单个证据缝合成一个一致的整体”,“推论出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

他们还运用了归纳论证,“既向前又向后推”,分辩证据的真假,找出证据与指控“一致性”的事实,帮助他们得出最终的结论。

在第六章《F:证据和反证的要素》中,他们调查考虑了当时“可以得到”和“可能得到”的18个证据及反证的要素。尽管“有些证据线索最终没有引向任何结果”,他们还是尽力进行了跟踪调查。

整篇报告条分缕析,正辩反驳,思前顾后,严丝密缝,最终使真理彰明较着。著名的美国纽约大华府人权律师、中国问题专家叶宁先生认为:“《加调查团报告》水平极高,有很高的权威性,公正、客观、超然……列举的事实和论证的角度都是非常可信的,有很大的说服力和可信性。……两位调查员从中共政府经营的网站和医疗单位,获得了大量出售人体器官的公开信息……足以作为制造骇人听闻罪行的人的自我认证,就是自证。这种自证在证据学上是作为第一手的证据,可以用来定罪的。”

对比中共在《加调查团报告》公布的第二天匆忙发表一个事先写好的“声明”,根本没有对《加调查团报告》进行仔细研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辩驳,尽讲歪把道理,横蛮武断,给别人戴“大帽子”,自己却矢口抵赖。中共心亏、理屈、词穷的丑态,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了。

(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怎样形成规模化经营的

有这样一个问题必须解答:“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究竟是怎样由个案发展到成批,由点蔓延到面,由少数城市祸乱到全国许多城市并形成规模化经营的?

要说是自上至下,由中央或某一级党、政机构下达文件或命令,哪怕是未形成文字的口头命令,指令下级这样做,我不大相信,几乎没有这种可能。

但是,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案例由基层上报后,中共某一级领导——例如610办公室的负责人获悉后,装聋作哑,视而不见,把文件锁在抽屉里,不继续上报,默认,默许,口头赞扬,暗中指使,甚至立即考虑到谋私利……都是极有可能的。

最初“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个案,是在中共统治下中华民族道德总体下滑到当今的历史最低点的背景下,在“一切向钱看”极端化,在中共“打死法轮功学员算自杀,尸体直接火化”政策容许和诱导下发生的……当一个道德沦丧、狼心狗肺的腐败堕落份子,“勇敢”地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时,在暴利的引诱下,许多人便争先恐后、昧着良心蜂拥而上了……这种超级暴利的引诱,以雪崩似的加速度下坠,很快便蔓延开来……

再者,“阶级斗争”现在虽然不提了,但由于没有对其进行批判和清算,未肃清其流毒,这种“党文化”已深入各级官员的脑海,甚至在普通群众中还有市场。只要是政府认定的、媒体上宣传的“敌人”,就“有充分的理由”消灭其肉体。因此,对“人民的敌人”法轮功学员随意宰杀,也就见惯不怪,毫无怜悯、同情之心了。这些丧心病狂的人甚至认为“利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造福他人”,是“天经地义、合理合法”的。

暴利唤醒了政法部门的头头,“肥水哪能流外人田?”于是,由政法部门统管,将不知名姓、家人不知其下落的在监法轮功学员统一编号,采用从这个监狱转移到那个监狱,从此地转移到彼地的“障眼法”(必须瞒着广大群众和系统内部不相关、不分利的人),几次转移后集中到某个秘密地方,例如像苏家屯这样的地下集中营……

与此同时,对这些法轮功学员强行“转化”的政策变形了,装出“狼外婆”的笑脸以示“关怀”,检查身体、验血……甚至改善伙食,养肥点(保证器官质量)……即使有学员触怒了管教干部挨打,旁边的人立即喊“不要打腰子,那东西留着有用!”……各省、市集中营的电脑配型系统……全国联网……按照“特级绝密”有条不紊地一一展开……

在备妥“货源”的同时,积极疏通“下水道”(销售渠道),于是,英特网上叫卖的市声嚣嚣。各“医院”、“移植中心”……的中、英文广告,像雪片似地漫天飘飞:“专门为外国友人而建立”、“平均等待时间是一个星期”……

罪行发展到这一步,令人想起大陆农贸市场鸡笼里的鸡,小贩吆喝着“活的活的,各要各的”。顾客看中了哪一只,小贩一把抓住,当场宰杀,滚水褪毛,开膛破肚,鲜血淋漓……三下五除二搞定,一手交货,一手交钱,干净利索。笼子里的众鸡都吓得缩着脖子,瑟瑟发抖,一声不吱……不知哪一只被下一位顾客看中……[注1]

2006年3月10日,当我看到《大纪元时报》关于苏家屯地下集中营“大规模活摘器官”的报导,立时坚信不疑。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道德沦丧、人欲横流已经达到只要有钱,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敢干的地步,越是暴利越有人铤而走险。2000年之前,媒体就报导过两起在医院动手术,得到医院的“优待”,出院后发现一只肾脏被偷走了的官司……《中国青年报》报导了一位美国医学博士海归在北京一家医院的太平间盗走刚死者的眼球取角膜,在眼眶里安装一只假眼珠,遗体整容时被家属发现了,索赔50万元人民币……在金钱的驱使下,许多“白衣天使”变成了“白衣魔鬼”。

从前,笔者小时侯只听说过“船老板活猪偷猪油”的故事[注2],现在发展到“偷活人的肾脏”,可以想像得到,凶残恶极的人手中掌握着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这样一群如待宰羔羊般的弱势群体,哪里不敢宰杀!

《加调查团报告》的用词很客气,什么“16)财务上的考虑”,依笔者意见,要改为“暴利的引诱”。报告只提及“腐败”,没有提及“道德的沦丧”。实质上,“腐败”与“活摘器官”,都是道德沦丧的“果”。

加拿大是民主社会,当然不会发生“活摘器官”这样的事。假定在加拿大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活人麻醉在手术台上,重金聘请的外科医师会拒绝动刀,护士小姐会拒绝当助手……有人立即打911电话报警,皇家骑警会将胆大妄为者拘留……新闻记者蜂拥而至,电视、电台、报纸,谴责之声不绝于耳,群众的怒吼铺天盖地而至……整个加拿大会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

在中国大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参与犯罪却静悄悄的呢?就是由于全民道德已经败坏到了极点。在中共恶警裹胁、利诱下,参与活摘器官者都能得到平时想都不敢想的高额报酬,明知是犯罪,怀着“反正我不是主谋”,“不干白不干”的心理,既不信鬼神又不怕下地狱,便昧着良心从众了。

如此大面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规模化经营的重大罪行,在中国境内竟没有一个知情人站出来揭发,指责,一方面是由于中共严厉打压而噤声,另一方面,也证明中华民族整体道德已下滑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因此,用“道德败坏”、“道德沦丧”来解释“活摘器官”,脉络就会更加清晰。

[注1]笔者会见了加调查团采访的蒙特利尔受害人王晓华先生。王先生2002年1月在监狱里进行了体检,2005年初奇迹般的离开中国并来到加拿大。笔者问他“为什么这样幸运,没有被活摘器官?”王先生回答说:“活摘器官的大量受害人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年轻的农民、打工者和不知姓名的人。我是工程师,父母和单位都知道我因修炼法轮功被关押,所以他们不敢轻易动我。”

[注2]从前,商贩在乡下收购了肥猪,请船老板将一船活猪运到城里去,交XX商号。由于没有派人押运,在运输途中,船老板趁黑夜停泊时,用甜酒将猪灌醉(作用如同麻醉),使劲搓揉猪的肚皮(当然需要一定的手法和技巧),然后插入一根削尖的小竹管,液体状态的猪油便哗哗地流出来。一只活猪可以偷三、五斤猪油。

(四)与吴宏达先生商榷

下面与吴宏达先生商榷几个问题。

吴宏达先生在《致美国国会议员的信》中说“据中国信息中心的记者现场调查,该区域(苏家屯)不存在可拘禁千余人的监狱……”

选择哪一个地下设施做集中营,“保密性能”是选址的首要条件。如果苏家屯有地下设施,且被选中做集中营,那么,地方官员和老百姓,包括在该地居住了数十年的老人,都不会知道地底下的真实情况。不知中国信息中心的记者有多大的能耐?笔者认为,在曝光后的3月12日去苏家屯,即使是福尔摩斯再世,也无法调查出真相;更何况记者不能像“土行孙”(古典小说《封神榜演义》中在地下钻来钻去具有“土遁”本领的能人)那样钻到地下去调查。

如果说中国信息中心的记者在苏家屯转几圈,就能调查出苏家屯地下有没有集中营,那就太小看中共政法系统的保密能力了。

从3月15日至4月4日,调查人员汇报6次,但吴宏达先生只听取了3月15日和3月17日两次汇报,便匆匆给美国国会议员写信。如果这两次汇报已有结论,后续调查和后面的4次汇报就没有必要了;如果这两次汇报没有结论,那么,吴宏达先生就是在他亲自指挥的调查结论出来之前,凭主观臆测写信,是否操之过急?

如果苏家屯有地下设施,可以容纳数千人吗?

这是一般人对毛泽东“深挖洞”号召的后果了解得不够的缘故。

60年代初,长沙市岳麓山从中南矿冶学院一侧山麓,由解放军打洞,用卡车昼夜往外运泥土,运了好几年……据知情人士说,岳麓山底下已经掏空,四车道的主干道和两车道的公路四通八达,大小房间无数,设施齐全……别说几千人,几万人都容纳得下。

某市人防办主任告诉笔者,他上任后第一次到地下去参观,吓了一跳,楼堂倌所,灯火辉煌,一、两千人的大会场(剧院),有好几个,能容纳数十万人众……

苏家屯的地下设施如果属于军、警系统,容纳数千人简直是“小菜一碟”,而且出口绝对不止一个。“狡兔有三窟”,那里至少有四、五个出口,数千人一夜之间可以疏散得精光。

2)关于医生的数量问题:“10名医生每年1500例手术……不可信。”

如果苏家屯地下集中营存在,绝对不会只限定使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的10名医生去摘取器官。可以说一句这样的大话:要多少医生都有,可随时调派过来。特别忙的时候,甚至连流动手术车都可以随叫随到。

3)“被摘取的器官随后出口到泰国……泰国法律明文禁止器官进口……与事实不符。”

三位证人都不是法律工作者,既没有专职去取证,也没有能力突破中共严格的保密措施深入取证,他们只是有良心的普通人,平日与人闲谈,道听途说,一一记在心里。不排除某次听到“出口到泰国”的说法,作证时只能按照听到的实话实说。人们可以相信他们的证词进一步去调查,人们也可以不相信他们的证词,但将这一证词理解为所有摘取的器官“全部”出口到泰国,显然是不恰当的。

另则,“泰国法律明文禁止器官进口”,难道没有“走私”渠道?笔者不知道发展中的泰国人是不是守法的模范?笔者只知道,即使在许多发达国家,几乎每天都有人犯罪。如果“法律明文禁止”的事没人干,那就没有罪犯,也不需要监狱了。可现实是,犯法的事天天有人做,有毒的东西(海洛英)时时有人吃!

吴宏达先生23岁被错划为“右派”,19年大好青春岁月虚掷于中共劳改营。旅居美国后,争取到200多万美圆民主基金,创立劳改基金会,帮助了许多“劳改犯”,出版了许多回忆“劳改生涯”的文章和著作。2003年促成“Laogai”一词被国际社会认同,收入英国牛津大辞典,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吴宏达先生现任劳改基金会主席,以73岁的高龄老当益壮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深受国际主流社会敬重,在西方高层人士中享有盛誉。笔者一直将“反共老将、人权泰斗”吴宏达先生视为师长,但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一次,吴老可能失误于操之过急。如果吴老像加拿大人一样,通过两个多月对许多证据及反证要素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一篇与乔高和麦塔斯相反结论的报告,人们会信服,不会有异议。

另一方面,反驳吴宏达先生的一些年轻小伙子,也是心急火燎,冷嘲热讽,出言不逊,伤害了吴老的自尊心,把局面弄得很僵。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每一个人的发展和成长,也是不断“试错”而后改正的结果。要用一种宽容的心态,允许所有活着的人犯错误,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时间和机会。因此,笔者呼吁:所有的人立即停止争论,给“尊重事实,把真理放在首位”的吴老一个体面下来的台阶,并对吴老表示真诚的欢迎,爱戴如昨。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桩奇耻大辱。这么大的事,这么多人参与,无论中共怎样打压,到一定时候,一定会有人良心发现,勇敢地站出来作铁证。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据将越来越多。文章写到今天(2006-10-4),乔高和麦塔斯宣布:又发现了一些新的证据,计划将新的证据加入到已公布的报告中,从26个方面进行论证。

乔高和麦塔斯先生提醒我们:“对于所有对指控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我们请您问自己一个问题,如何防止这些指控中所讲的(情况)成为现实。”(K:评论)——不能让“活摘器官”犯罪继续下去!

乔高和麦塔斯先生还提醒我们:鉴于中国执行新法律的总体记录,器官移植的旧做法,不管它的现状如何,至少在中国某些地方会继续沿用相当一段时间。(18立法)——也就是说,“活摘器官”此时此刻还在进行!

想一想那些受苦受难的同胞,想一想那些关在铁笼子内等待某个配型适合的顾客前来移植他(她)的器官的兄弟姐妹,我们欲哭无泪,还争些什么个人意气!情况紧急,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促成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促成联合国,促成全世界所有主持正义的人,向中共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它尽快停止活摘器官的罪行。中共内部绝对不是铁板一块,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多数,一定会战胜那些灭绝人性的少数败类,制止“我们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五)与张鹤慈先生商榷

2006年8月14日张鹤慈先生发表了《我对〈中国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调查报告〉的一些看法》,几个问题商榷如下:

1)张鹤慈先生说“加拿大的调查报告,就是他们的数字是真实的,也有明显的错误”,接着引用了《加调查团报告》中的一段话,其中有几个数字。

仔细一看,张先生引用的数字,不是“他们(加调查团)的数字”,而是中共“公开的报告”中的数字,加调查团只是“引用”这些数字而已。

这几个数字如果有错误,错在公布数字的人,不在加调查团;但笔者左看右看,实在看不出“明显的错误”在哪里。张先生在文章中还没来得及指出“错误”之所在,又是一句指责:“对中共公开的数字,认为对他们调查有利的一律不置疑的采用,对中共数据的取舍完全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劈头盖脑的连续指责,使人如坠五里雾中。

笔者不知道中共是否还公布了1994—2005这十二年有关器官移植的其它数字?如果有,加调查团故意不引用,那才叫有所“取舍”;如果中共仅仅只公布这几个数字,加调查团全部予以引用,就谈不上“舍”了。

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共仅仅只公布这几个数字,加调查团全部予以引用,指责他们“有利的一律不置疑的采用”,“完全是实用主义的态度”,也就没有道理了。

笔者相信,如果中共还公布了其它器官移植数字,加调查团一定会引用并对互相矛盾的数字进行析谎。笔者不知道中共是否还公布了这十年有关器官移植的其它数字,所以只能提出来存疑。

2)接着,张先生对器官移植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一些分析,并提出了两个“假设的百分比”,最后的结论是“用器官移植的数量统计人数,是不准确的”。——张先生的意见有道理,“一个器官移植并不表示一个生命,一个人有几个或十几个器官可以移植”。张先生的意思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死囚和自愿捐者的器官利用率有所提高,一个供体可能提供好几个器官进行移植。

领会了张先生的意思后,笔者再次仔细阅读《加调查团报告》“F:证据和反证要素”一章的第7节“器官的来源”,发现“41500个器官”这个数字,可能就是张先生指的“他们(加调查团)的数字”。——不知对不对?

为了将问题剖析清楚,现将《加调查团报告》中这个数字的来历摘录如下:

根据公开的报告,1999年之前在中国总共进行了大约30000个器官移植,1994年到1999年的6年中进行的有确定器官来源(死刑犯加自愿捐献者)的18500个器官移植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副会长石秉义教授说,2005年以前进行了90000个器官移植,自从迫害法轮功开始后的2000年至2005年,进行了60000个器官移植。

在2000年至2005年的6年中会产生同等量的器官移植数量(即有确定来源的18500个器官)(结果是:)这意味着2000年至2005年这6年间进行的41500个器官移植,无法解释这些供体源自何处。

上述摘录白纸黑字证明,加拿大人引用的数字和“他们的数字(41500)”全部是“器官移植”数,没有一个是“人”的数字。因此,无论是 1999年之前和2000年之后每一个供体被移植的器官数,都包含在这些数字之内。换句话说,每个提供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器官的供体,其器官数量,均已统计在内。

因此,《加调查团报告》是严谨的,没有错误。张先生的指责,可能是一种误会。

这个误会是怎样产生的呢?

可能是这一句:“在2000年至2005年的6年中会产生同等量的器官移植数量(即有确定来源的18500个器官)”。

这一句是怎样来的?摘录如下:

根据国际大赦的记录,在1995年和1999年之间被处决的囚犯的平均数量是每年1680人,在2000年和2005年之间是平均每年1616人。这些数字每年都会回弹,但整体平均数字在迫害法轮功的前后是相同的。

《加调查团报告》引用死刑犯人数的目的在于落实1994年至1999年6年中“18500个器官”“供体源自何处”。在这里引用的是死刑犯“年平均人数”,且将每年“回弹”(下降、减少)的人数忽略不计。

虽然这里引用的是人数,但不影响引用的“器官移植数”,无论器官利用率年增长率是多少,均已统计在“器官移植数”之内。

那么,张先生认为的“错误”在哪里呢?

“错误”可能是张先生对《加调查团报告》看得不够仔细,或者是“假设”了“两个百分比”。

张先生说:“1994年可能没有多少医院能够作器官移植。过去的器官移植可能是全部器官的百分之十,随着医学的进步,一些原来没有技术、设备的医院,也可以做器官移植手术。原来能够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会增加手术能力,这样,器官移植占全部可用器官的比例就可能是百分之四十。“这两个百分比只是假设””——请注意,两个“可能”,一个“假设””

笔者不知道西方民主国家捐献者的器官利用率是多少?西方国家有成熟的计算机配型网络,生前自愿捐献器官的人很多,需要移植器官的人早已登记在册,资料齐全。一旦发生不幸,将捐献者的资料输入电脑,立时会自动配型。运输条件也很先进,远距离甚至专派飞机运送……因此,发达国家每个供体的器官利用率肯定比较高,但是否达到40%,还得问一问这方面的专家。

大陆有卫生部统管,又成立了“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这样的全国性组织,当然具有官方的计算机配型网络。但这个网络是哪一年建立的?设备、资料是否齐全?网络终端达到每一个县?还是每一个区、乡?大陆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那么少,广阔的农村许多地方交通不便,航空运送一时难以实现……人死亡后器官移植是争分夺秒的事,官僚体制又阻碍着信息的及时传递,因此,器官利用率肯定比较低……

不知张先生“假设”“过去的器官移植可能是全部器官的百分之十”,(现在)“器官移植占全部可用器官的比例就可能是百分之四十”,有何依据?

张先生又说“一个人有几个或十几个器官可以移植”、不知这两个百分比的基数是多少?是“几个”器官的“百分之四十”?还是“十几个”器官的“百分之四十”?含混不清。

笔者认为,加调查团两位资深法律工作者,绝对不会轻率地提出这样的缺乏科学依据、缺乏事实基础的假设。

即使存在这两个“假设”,《加调查团报告》的用词遣句和调查结论也没有错,仍然是“41500个器官的移植,无法解释这些供体源自何处。”

设身处地,加调查团取证是那么艰难,他们不引用这些中共公开的和国际社会提供的数字,难道要他们使用一些生造出来的数字?

这里有两个要注意的地方:

1国际大赦记录的“被处决的囚犯”,“1995年和1999年之间的平均数量是每年1680人”,“2000年和2005年之间是平均每年1616人”——前一个是5年之间的平均数,后一个是6年之间的平均数。但不影响“18500个器官”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已包含了1994年的器官移植数。

2“无法解释供体源自何处”的“41500个的器官移植”,不代表41500个人。由于有的供体提供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器官进行移植,所以,供体总人数一定小于41500这个数字。——加拿大人从来没有说是41500个人,倒是在网上看见有华人写的文章说是“41500条生命”,这一点须注意。但是,无论这个数字转换成实际人数是多少,哪怕少一半,数量也是惊人的,也是无法落实供体源的。

3)张鹤慈先生另一个看法是:“第二位调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员N”的国际长途调查电话记录“明显的不真实”,“证据应该是伪造的”。

“证据应该是伪造的”这句话用词很准确,表示这是张先生的猜想。

张先生的理由是:接听电话的人“绝对没有必要说出器官的来源”、“更不会说出是法轮功的器官”,“这应该是绝密”。

张先生持这种看法,是不熟悉市场经济“推销术”的缘故。

笔者在国内时曾潜心研究市场经济,熟稔“推销术”,1994年在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以介绍(合理合法)推销技巧为主的《商海探秘》一书。但由于国人道德下滑很厉害,“推销术”变成了“骗销术”,典型事例是曾经席卷大陆的各种传销。许多“一心向钱看”的推销员,“死的讲成活的”,“竹篮子打得水,水里面点得灯”……只要把钱骗到手,不顾后果。

“法轮功学员身体好,修炼者的器官质量高”,已成为“器官移植市场”一个众所周知的“优质品牌”。这么大的行动,这么多年的连续作业,财源滚滚,暴利惊人,哪里还存在什么“绝密”?为了把“器官产品”推销出去,负有推销责任的人不顾后果地摇唇鼓舌,将“优质品牌”挂在嘴上已成习惯,有什么话不敢讲?

电话铃一响,接电话的人并不知道电话打来的目的,认为是广告产生效应需要器官的顾客打来的。他们早已利令智昏,也不会去理会“长途短途”、“国际国内”,只要不讲外语,你问什么,他(她)就会答什么,把器官推销出去,钞票掳进来,才是唯一目的。这样的对话,已成为他们的日常用语,习以为常,只是久居海外的华人才感觉奇怪。我相信,调查员N一定打了数以百计的电话,许多问及“活摘”、“法轮功”的电话,对方有所警惕没有回答的,就没拿出来作证。

另有一个疑问倒是值得研究:“活摘器官”3月9日曝光以后,国际掀起轩然大波,为什么这些大陆人还敢于这样说?——根源在于中共的心亏理屈,海外消息不准传播,不敢登报,不敢下文件,只能鬼鬼祟祟地口头一级一级往下传话,时间滞后,传话荒腔走板,可能变调为“抓紧推销,赚一个算一个,7月1日之后就麻烦了……”

如果调查员N的30个电话调查都是伪造的,这样大的“把柄”中共岂有放弃不抓的道理?如果是伪造,中共会大做文章,大肆宣扬,无须旁人置喙。

张鹤慈先生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对法轮功的某些说法、做法不赞同,先入为主,使他看到《加调查团报告》后,得出与笔者截然相反的意见。张先生有充分的理由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是身处自由世界的人一定不能忘记至今还关押在铁笼子里的兄弟姐妹。一想到“那群可怜的待宰羔羊”,笔者内心就惴惴不安,就产生一种强烈的呐喊冲动,于是,认真研究《加调查团报告》,奋笔疾书,写着,写着……不觉又超过一万字了。@

2006-10-10于加拿大满地可

胡平:唯怯懦者最凶残

【大纪元10月23日讯】最近,中共当局大张旗鼓推出《江泽民文选》。这本书虽然洋洋数十万言,但充满假话大话空话,且毫无个人风格。只是其中个别篇章乃至段落,多少透露出一点有用的信息,值得我们略为评点一番。

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主政期间犯下的一件最愚蠢也最残暴的罪行。《文选》收录了他在4.25事件后写给政治局常委的信。信中,江泽民提出法轮功中南海请愿“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这“是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失误”,“可能同西方有联系”,“幕后可能有‘高手’”,最重要的是,法轮功已形成“全国性组织”。注意,在这里,江泽民根本没有谈到邪教的问题.可见镇压法轮功和邪教不邪教根本不相干。再有,所谓包围中南海事件也不是镇压法轮功的理由。中功、香功总没有“包围”过中南海吧,后来还不是一锅煮了。我们知道,所谓包围中南海事件其实不过是一次集体上访请愿。问题是江泽民从这件事看到法轮功具有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因此十分恐惧,再联想到其他气功群体也动辄有几百万上千万修炼者,俨然成为共产党之外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所以才下令镇压:“一不做,二不休”,统统取缔。江泽民说一万多法轮功成员到中南海请愿是“人不知、鬼不觉”,但那并非法轮功搞什么秘密组织,因为江泽民信上写得很清楚,“从互联网上就能迅速找到法轮功在各地的组织联络系统”。在这里,江泽民不是指控法轮功搞秘密组织——他知道法轮功不是秘密组织,江泽民指责的是下属有关部门为什么事先不注意,如果注意了为什么不反映。江泽民是要一方面消灭在共产党之外的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另一方面藉此整顿党内,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并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权力。

一直有人以为,中共对台湾的政策主要是反台独。错了。在《文选》中,江泽民明确宣布中共对台湾的政策是“全力封杀台湾国际空间”。去年,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向中共喊话。马英九说:台湾人民值得享有应有的国际空间和尊严,台湾需要在国际外交上获得更多认同,如果中共连这个空间都不给,是把所有台湾人逼反,不一定是台独人士,“我们这些人都会反,这和独不独没关系,你没有给我生存空间嘛!”《江泽民文选》证明,江泽民完全知道台湾的问题不是独不独的问题,是国际空间的问题,而他就是要全力封杀台湾国际空间。中共不是反台独,中共是反台湾。中共不但反对台湾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而且反对台湾争取双重承认,甚至还要“牵制和组织有关国家与台湾发展实质关系”。好一付赶尽杀绝的架式。如果说现在中共还没做到这一点,那只因为它的力量还不够而已。

关于六四。江泽民照例大骂赵紫阳。他指责“赵紫阳身为总书记犯了分裂党、支持动乱的错误。这是使这场动乱逐步升级为暴乱的重要原因”。数年前,中共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与讲话中,提到六四都改称“风波”而不再称为“暴乱”。外界普遍解读为当局在对六四问题降调。其实不然。在我看来,那只不过是中共想使外界淡化对六四的印象而已。在谈到六四时,最荒谬的是江泽民居然说“这个用鲜血换来的深刻教训,我们一定要永远记取”。我们知道,一般人说到血的教训,那必定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是“我们”付出了鲜血,因此“我们”要汲取教训。江泽民明明是杀人的一方而不是被杀的一方,然而他却奢谈什么“用鲜血换来的教训”,岂不荒谬绝伦?

江泽民一再告诫全党要坚持一党专政,绝不能搞自由化多元化,否则“就会犯下不可饶恕的历史错误”,红色江山就会改变颜色,“有一天我们的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掉的”。这套话我们在毛泽东时代听得太多了。共产党要杀人要镇压,可是在和平时期,别人既未作过违法之事又手无寸铁,你凭什么去杀别人?所以共产党就编出一套话,说阶级斗争你死我活,你不杀他,他要杀你。只是这套话连一般的共产党人都难以相信,所以伟大领袖就要说你是糊涂虫,脑子里没有阶级斗争这根弦,到头来“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这样,共产党就“理直气壮地”大开杀戒了。当年毛泽东就是藉口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红色江山改变颜色,防止千百万人头落地,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其结果倒是实实在在地使千百万无辜的人们失去了生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用自由民主取代共产专制就是用“数人头代替砍人头”;苏联东欧的的情况也告诉我们,民主转型并不会让人——包括原来的共产党人——掉脑袋(唯一的例外是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而齐奥塞斯库掉脑袋恰恰是因为他下令屠杀和平抗议者)。如今江泽民又重新捡起毛泽东的这套话,他当然无法指望还有多少人相信。只不过他不敢公开讲出我们共产党就是要靠镇压过日子这种话。他必须要把他的凶残掩饰起来,同时又必须让人们感受到这种凶残。如果要问江泽民为何如此凶残?很简单,因为江泽民深知他要维护的政权是不得人心的,是内在虚弱的。哲人曰:唯怯懦者最凶残。诚哉斯言。

《你我大家谈》:父亲和哥哥

【大纪元10月23日讯】2006年10月15日星期日,悉尼大纪元时报举办九评沙龙《你我大家谈》,与会者以个人或家庭的经历谈出他们的故事,会后有听众评说,“每个故事都透出了中国人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辛酸坎坷、愤懑无奈;每个故事都是历史的见证和缩影,把中共一贯伪装的皮扒开,震撼!精彩!”沙龙主持人介绍说,这次九评沙龙改变了以往嘉宾主讲的模式,所有与会者人人都是主讲,下面是发言精选,以飨读者。

罗女士:上个月我父亲去世,我弟弟申请回国去尽孝,可是中领馆不给签证,为什么呢,他们说,我们不是因为你的信仰,如果是因为你的信仰的话,就不让你进这里来了。可是话是这样说,他们拿不出来更好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不能回去,因为我弟是法轮功的老学员,已经是澳洲公民,就等于是一个外国人。他们对于一个外国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待遇?那肯定不是,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法轮功学员。

中领馆在接受他签证申请之时,让我弟讲明他对“九评共产党”的看法,我弟说,“九评共产党”说的都是真话,他说“这些东西都是我经历过的,你说我能怎么看?”我弟这样问他们。他们再问:“那你说这就是对的了?”我弟说:“你怎么能让我说是不对呢?”因为我弟毕竟也是四五十岁的人了,都经历过后来共产党的这些迫害。

我父亲也是老党员了,有着六十五年的党龄,说实话在共产党里能活到像他这么老的人已经不多了(他去世时93岁),但是在他的晚年他却感到非常悲哀,对共产党非常失望,因为他在当初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是个特殊时期,国民党已经非常腐败了,像现在的共产党比那时的国民党还要腐败,这也是事实,但对当时的热血青年来说,听信了共产党的宣传,以为能够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所以加入了共产党,而且十分卖命。

我父亲曾经参加过游击队,因为是地下党,被国民党通缉过,逃到香港,继续努力卖命。当时开的钱庄,都是家人从东南亚寄钱过去的,赚到的钱都给了共产党。一次,我母亲为了逃避迫害,在水塘里整整泡了一夜。全家都这样坚持着所谓的革命。

49年后,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很耿直、刚正不阿的人。在反右倾时,因为是公社书记,从不像其他人那样虚报亩产千斤万斤的,其他人都升官了,因为虚报亩产。但是他坚决不这样做。后来,我们曾问他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虚报,所有做的人都升官了,你就不想升官吗?他说,不是想不想升官的问题,这样做会把人害死。他说,因为要交公粮,如果你报大了,报了是要上交粮食的,没有那么多怎么上交?下面的农民就会饿死了,你怎么向人民交待?那么这个官怎么去当?他说,我只要问心无愧。所以他的仕途不畅。

他晚年为自己写过一个对联里有一句话:“辛勤工作待青天”,有些人不理解,好像不太顺,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他辛辛勤勤为共产党工作了一辈子,但是到头来,他还是头顶青天,没有一片瓦。晚年他的房子都没钱买,还是我们在国外的孩子凑够了钱寄回去。

再说我哥哥的遭遇,他因为反贪,差点没命。他单位的一个领导,用各种方式将国家的财产吞噬了10个亿,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我哥哥和另一个同事(总经理)揭发他,他就买凶杀人,他两次试图杀总经理都没得逞,就转向杀我哥哥,在我哥哥上班的路上,凶手用板手把他的头打到全部破裂了,就好像一个西瓜甩在地上,手上、腿上、身上全被砍伤,眼睛被挑掉一个。就这么残忍。可是这个贪官怎样样呢?几年过去了,他还逍遥法外,就是因为他贪的钱太多了,可以买通人和各个关口。他还吹自己是江泽民的学生,胡锦涛的学生,所以现在也没解决。

我哥不服啊,又能怎么办?连警察都跟我哥说,“罗工,别说你不服,我当警察都不服啊!明知道他就是杀人犯,可我们却无法将他绳之以法,为什么?”他反问我哥未什么?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警察说的话。

所有的人都知道是谁干的,可是他却可以逍遥法外,为什么,就是共产党的制度。
(前面有人提到做中国人的讨论)其实做中国人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共产党给人民带来了不幸,中国人其实是值得骄傲的,因为他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没有人瞧不起你,只是我们受了党文化教育的影响,才会有这种变异的思维。我们必须认清共产党,只有我们这些中国人去改变中国,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是我们想要的中国。

从我父亲和哥哥经历可以看到,共产党干了太多太多的坏事了,把我们的国家搞得从上到下不像样,什么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人人都是一切都是向钱看,只知钱不管其他,社会道德良知没有了,才有这么多蛀虫,共产党养的这帮蛀虫,把中国都蛀空了。

这样的一个党为什么还不退?还没有退出来的人,应当好好想以想,别失去机会。(

八年全面抗战史实全景大澄清(5)

【大纪元10月21日讯】

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939年10月底,在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曾说,自德、意两国在欧洲发动侵略战争起,东方和西方的战争就紧紧联在一起了,因此,中国的抗战就决不是孤立无援的。蒋介石心中有数:日本人要打败中国不可能,中国人要单独将日本军队打出中国去,至少在短期内也是不大可能的。因此,他在会上提出,中国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世界问题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解决,必将得到世界民主国家的支持和援助。我国我军今后的任务就是坚决抗战,决不和谈,决不妥协,力争取得最后胜利。

1940年12月7日。

蒋介石收到驻美大使胡适博士发来的电报。主要内容有三点:
1.美国会批准借一亿元巨款援助。
2.已在美国购买一部分飞机。
3.国民政府拟雇用美国飞机师一事,美国也准备给予大力支持。

1941年6月22日。

希特勒以五千多架飞机,一百九十个师的兵力,从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三千公里战线上,向苏联发动闪电进攻。虽然取得了巨大胜利,但是,希特勒也感到苏联疆土之辽阔,兵力之雄厚,抵抗之顽强,是他的纳粹军无法一口吞得下去的。面对这一新的情况,希特勒马上改变了要日本南下攻英的打算,在纳粹军进攻苏联的第六天,就迫不及待地要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急电德驻东京大使欧根· 奥特,要他尽一切努力使日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向西伯利亚进攻。

7月10日。

德军在苏联的进攻势如破竹。德外长再次给驻日大使去电,以更加迫切的心情要求日本出兵,会攻苏俄,他说:“我要求你用一切办法继续要求日本尽早参加对俄国的战争。日本参战越早越好。德、日两国的目标当然仍是在冬季到来之前,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会师。”

当时的日本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未能使希特勒的战略企图如愿以偿。

一方面,日本陆军几乎大部深陷于中国战场,无力抽兵北进。另一方面,日本海军却热衷于南进太平洋。随着东条英机控制日本局势并于十月就任内阁首相以来,他认为日本陆军久留中国战场,不能再有大的作为,但陆军配合强大的海军,在太平洋上还可以大显身手。因此,日本政府狂妄的南进计划,已经付诸实施,并进一步加快了准备步骤。而对希特勒的要求,则虚与周旋,这就是日军不出兵西伯利亚的真正原因。

1941年12月8日(当地时间12月7日)。

日本终于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棋盘上,投下了一颗最不合常识、最冒险的棋子——奇袭珍珠港,向美国人开战。这场开战使国民政府的存在多了一些时日,这种存在起到了保邪恶的苏联共产党的作用。因为日军如果不进攻美国及南洋,必全力向极其困难的国民政府进攻。征服了国民政府,则日本会会同希特勒进攻苏联共产党,将共产党彻底击碎,人类的历史将彻底改写。

珍珠港事件使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几乎被全歼。

当天,天皇发表广播讲话,对美、英两国宣战。

珍珠港事件的同日,罗斯福总统向美国人民宣布,此日为美国国耻日,发誓领导美国人民报仇雪恨。美国朝野内外,各阶层人士的意志一下被珍珠港的火海给熔炼成一块。罗斯福政府顺利通过了国会审核,并于第二天宣布对德、日、意法西斯处于战争状态。

日军奇袭珍珠港,对美、英宣战的消息传到中国,艰苦抗战的国军,从前线阵地到后方重庆的街头,将军和士兵都一片欢腾,庆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12月8日凌晨,蒋介石在重庆郊外黄山乡居接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告急电话,立即返城,上午八时召开高级幕僚会议,决定正式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三国宣战。同时,决定向美、英等国提议,组成反法西斯同盟,并提出三项原则:

1.成立太平洋同盟和联军总司令部,推举总司令,由美国领导该同盟。
2.要求美、英、苏与中国一同对日宣战。
3.太平洋战争胜利前,联盟各国不许单独对日媾和。

日本在珍珠港的大轰炸,在希特勒看来,他的这位亚洲伙伴简直是神经错乱,是发了疯。避免同美国开战,是他从战争初起直到现在,都竭力努力的事。但是,现在大错铸就,无可挽回。为了将日本更紧地捆在他的战车上,也为了鼓舞德军士气,他不得已而于12月11日硬撑面子,对美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进入了全球战略性的转折时期,中国的抗战也由区域性转变为国际性。

1941年12月下旬。

罗期福邀请英国首相邱吉尔访美,共商反法西斯战争大计。

英、美三军参谋长取得了一致看法,认为德国是举足轻重的轴心国家,打倒德国是胜利的关键。因为只要德国一失败,意大利的失败和日本的崩溃必然跟着而来。这就是同盟国的“先欧后亚”战略方针,这种方针保了苏俄共产党,并最终使中共祸乱中国大陆。

1942年元旦。
美、英、中、苏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发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宣言》,决心共同对轴心国作战,决不单独媾和。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动用海陆空军,像切豆腐块似地,轻而易举地把美、英、荷苦心经营的南亚诸岛国,一块块地切了下来。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数万英军向日军第23军投降;
1942年 1月2日,日军占领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1月23日,日军南海支队在拉包尔登陆,并占领该市;
1月24日,日军攻占巴厚巴板;
1月30日,日军东方支队占领安汶岛;
2月4日,日海军航空队对爪哇海域荷属东印度舰队进行攻击;
2月9日,日军占领望加锡;
2月10日,日军占领马辰;
2月14日,日空降部队占领苏门答腊岛;
2 月15日,日军攻占英军远东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新加坡。英军司令官白西华向日军第25军投降。日军攻占新加坡时,缴获各种山炮三百多门;高射炮一百门;要塞炮五十四门;步枪六万多条;汽车一万多辆(比中国全国的汽车还多一倍余);向日军投降的英军各级将官和士兵共十万多人。

日军统帅部在开战前判断,攻占新加坡至少需一百天时间,实际战斗整整缩短了一个月。攻占新加坡要冲,日军实际上已突破南方要域作战的关键。

五月初,日军南方军占领了菲律宾全域。至此,西、南太平洋上的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香港、关岛、威克岛、俾斯麦群岛、新爱尔兰群岛、新不列颠群岛、中所罗门群岛、吉尔伯特群岛、新几内亚岛等,尽为日军占领。

长沙大捷

1941年12月13日。

这是个异常寒冷的日子。

皇宫内,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正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向天皇报告第23军进攻香港九龙的情况。他说:“第23军对香港方面的进攻,比想像的要顺利得多,我军于12日轻易地夺取了九龙市区,正向半岛其他地区扩展战果,扫清残余英军,可以预料,香港指日可下。”

一提起香港,天皇心里不禁掠过一丝阴云,这阴云来自中国军队的巨大威胁。天皇问道:“进攻香港,是否考虑到中国军队向广州或九龙半岛方面反攻?”

这倒是个不容轻视的问题。很快,杉山元就得到来自中国的报告:在长沙附近,暂编第二军八日以后开始移动;在岳州东南地区,第四军也好像要经株州南下。

日军大本营立即指示驻武汉的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中将:

“重庆方面以大集团军向广州背后方面移动,企图牵制我军。大本营期望你军发动一场果敢的攻击,以牵制敌军。”

阿南将军决定向第九战区发动进攻,旨在牵制国军增援香港。但无论是大本营还是阿南军司令官本人,都没打算要进攻长沙。

阿南以第11军主力第三、第六、第四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以及泽支队,配以飞行第44战队和军直炮兵、工兵、战车和海军舰艇部队,从岳阳方面向长沙进攻。同时,命令第34师团和独立第14旅团从南昌方向在南浔路一带佯攻。

12月23日。

阿南将军发出进攻命令。

12月24日。

第六、第四十师团从新墙河北岸发动进攻;第三师团,独立第九旅团和泽支队随后投入战斗。

日军来势凶猛,意在创造一个大陆上的胜利奇迹,与太平洋上的奇迹相媲美。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对日军的进攻不屑一顾。在这之前,九战区曾与第十一军进行过两次大会战,薛某早已摸透了眼前这匹“野驴子”的脾气,成功地总结出“天炉战法”的战略战术。

“天炉战法”即后退决战。根据长沙地区的地形特点,在后退中创造“天炉”,即彻底破坏道路,中间地带实行空室清野,在伏击地区纵深配置兵力,以逆转敌我战斗力对比。待敌侵入决战地区之后,从四面八方以强大火力聚歼之,犹如天然巨炉熔铁,将敌烧为灰烬。

薛岳摆下的“天炉”阵如下:

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以部分兵力配置于新墙河南岸至汨罗江地区,以诱使日军进入“炉中”;
王陵基集团军主力,从武陵、修水调到平江地区;
罗卓英第十九集团军从上高调到浏阳、株州,醴陵一带,与王陵基集团军在长沙东南面形成百里侧击态势。

第73军从益阳推进到宁乡,在长沙西面处于机动态势。

素有打硬仗著称的第十军坚守长沙城。在长沙城西湘江对岸的岳麓山上配署155毫米榴弹炮兵一个旅,支援城防作战。

此时,蒋介石从重庆打来电话,指示薛岳,“我第二线兵团应由战线稍为后退配备,占领外线有利位置,以主动把握战机,容敌先攻长沙,我则乘其进攻受挫时,集中全力从各方面攻击敌人。”

显然,蒋介石的意图与薛岳的“天炉”相吻合,两人构思的部是一场在后退中包围敌人,再行歼灭的大战。

此次会战,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41年12月24日至12月31日。日军大举进攻,第九战区各部队节节抵抗,诱敌深入。
第二阶段:1942年 1月 1日至 1月4日.日军进攻长沙城,钻进“炉中”,第九战区各军将敌包围。
第三阶段:1942年 1月4日至 1月15日。第九战区“烧烤”日军,敌军决计突围。

第一阶段战斗。

1941年12月24日,夜。中原大地。风雪弥漫,天寒地冻。阿南为了就近指挥,把军指挥所推进到岳州,在这风雪交加的夜里,他向集结于新墙河北岸的部队下达了进攻命令。

第六、第四十两个师团,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徒涉冰冷的新墙河,向南进攻。

杨森集团军第二十军之133师和134师,在新墙河南岸第一线即设阵地上,顽强阻击,使敌无法进展。

25日拂晓。

阿南命令第三师团和泽支队投入进攻,并增强炮火力量。天亮以后,第44飞行战队的的飞机也一齐出动,对守军阵地狂轰滥炸,掩护地面部队进攻。

守军第二十军在第一线与敌激战三天三夜,予敌大量杀伤,随即按照预定计划撤出战斗,退避侧后。

12月26日。

阿南司令官根据飞机侦察的情报,对汨罗江南岸的第37军,作出了错误判断。该军本来是在此吸引敌军主力,阿南却完全上了当,对他的部队发出这样的命令:

敌第27军以第60师、第95师在瓮江、桃花、桐子山、湖源山、磨石山一线,又以第140师以花门楼至周家湾一线,占领阵地,企图长期战。……

于是,阿南命令第三、第六、第四十各师团主力,加快进攻速度,向汨罗江岸推进,务于12月29日天亮前,向汨罗江南岸进攻,以迂回包围第37军,并吃掉该部队。

日军这三个主力师团争先恐后向前突进。第三师团跑得最快,于27日上午就赶到了滔滔作浪的汨罗江北岸。于当天下午,提前强行渡河。

第37军99师与敌第三师团勉强打了一下,便不知撤向何处去了。

阿南见第三师团攻过了江,大喜过望,决定扩大战果,命令其他师团加紧渡河,快速迂回包围37军。

但是,当第六师团和第四十师团赶到汨罗江畔时,江水却陡然上涨,不能涉渡,江上的桥又被中国军队给炸了。日军这两个兵团只得冒着严寒在汨罗江上进行艰苦的架桥作业。

12月28日。

正急于歼灭第37军的阿南中将,猛然发觉自己以前的判断有问题,因为第37军的三个师不但没有要在原来的阵地上作长期死守,连短期战也不准备打了。其中第六十师已由大湖岭、梧岗源、大平岭一带退去;第95师的情况更复杂,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也弄不清楚,好像是往麻石山、大头岭方向去了;第140师的情况也不太明,好像要以金井为中心,在象鼻桥东侧南北高地一线,向西配备。

其实,薛岳已将第37军调归玉陵基集团军。王司令正指挥该军向侧面山地后退,以便空出大道,让日军去攻长沙城。

日军各主力兵团根据阿南的命令,渡过汨罗江后,由于找不到攻击目标,处于彷徨之中。

是进是退?阿南也彷徨了。直到12月29日下午5时许,侦察机才从天上向他报告:“敌军正向长沙方面退却”

进退维谷的阿南司令官,狠了狠心,决定向长沙进攻。本来,像进攻长沙这样远距离的大兵团作战,是需得到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部和东京大本营批准的。可是现在,阿南已顾不得那么多了。因为他亲率大军出击,已在新墙河岸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现在就这样灰溜溜的退回去,未免太损大日本皇军的面子了。

12月29日,傍晚。

阿南又一次错误判断国军的运动,以为是在退却逃跑,于是,发出进攻长沙的命令。

一、敌有向长沙和金井方向退却之迹象。
二、本军司令官决定以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

各师团接到进攻长沙的命令,争功取胜心切,又争先恐后朝长沙扑来。

第3师团士气最高,昼夜兼程,一路上未见到一个中国兵的影子。一路顺风,于12月31日下午,赶到了浏阳河畔,争相涉水过河,向长沙城挺进。

第6师团于12月30日下午进至麻石山、鸭婆山地区,遭到37军95师阻击,只打了几个钟头。日军见国军甚少,无意在此纠缠,直向长沙奔去。

第二阶段战斗。

1942年元旦。长沙地区浓雾紧锁,寒风凛冽。

第三师团大队人马在浓雾中向长沙城挺进。一路上风声鹤唳,仍不见一个中国士兵的踪影,都以为国军已被大日本皇军吓破了胆,逃得无影无踪了。将到长沙市郊,日军便看到了他们的飞机从天上投下的一面标志占领长沙的太阳旗。

第三师团数万官兵顿时欢呼雀跃,狂呼大喊,今晚将在长沙城热热闹闹地庆祝元旦。

上午11点钟。一颗信号弹划破浓雾紧锁的天空。日军第三师团在丰岛中将指挥下,开始向长沙城进攻。

日军前面出现一些零散的国军。他们见了日军,掉头就往市区里跑。

日军见了这情形,士气更加高涨,不顾一切地穷追猛进。丰岛师团长据此估计,最迟到本日黄昏,便可占领长沙全城。晚上便可在城里放军休整。

其实,这些零散的中国军队,是第十军的前哨警戒部队,其任务是故意逗引敌人的。

第三师团前锋的野联队猛追到城边,突然遭到守城的第十军猛烈射击。日军后续部队源源赶到,陆续投入攻城战斗,直打到黄昏六点半,仍未能前进一步。

丰岛中将命令师团直辖的夜袭部队——加藤大队投入攻城。

加藤大队长亲自带领部队趁黑夜“摸夜螺丝”,结果,被守军全歼。加藤本人也被打死。加藤身上带有日军出动以来的计划、命令等重要文件。丰岛恐其落入守军手中,组织大批人马抢尸,结果,加藤尸体被守军抢去。

守军从加藤尸体身上搜出重要文件,当即送交战区司令部。薛岳从这些文件中判断出日军粮秣弹药将尽的情况,禁不住拍案大喜“一纸虽轻,胜过万挺机枪!”

第三师团在城东南苦战两天两夜,死伤盈野,仍然毫无进展。

1月3日,拂晓。

第六师团主力赶到,从城东北发起强攻。下午一时许,日军一部攻占了城外阵地。日军正在阵地上欢庆胜利,湘江西岸的守军榴弹炮群突然怒吼起来,炮弹如急风暴雨般落到城外阵地上,炸得日军血肉横飞。

一千多名日军向湘雅医院守军进攻,被岳麓山上飞来的炮弹,尽数炸成肉泥。

攻城已经是第三天了,日军弹尽粮绝,只能靠飞机空投接济。有的部队子弹打完,只得和国军拼刺刀。

第十一军司令部里,充满了失败泄气情绪。军参谋长、副参谋长和作战参谋们,都一致主张中止攻城,尽速撤退。

阿南司令官火爆爆地把部属们狠狠训斥一通:“第六师团今天早晨才刚刚投入攻城战斗,自然还未取得战果,现在中止攻击,实属过早不当。”

阿南将军还蒙在鼓里,他的厄运在五天前就已注定了。

1941年12月30日下午。

薛岳向第九战区各部队下达命令:

一、敌已渡过汩水,企图进攻长沙,我军决定采取 向心攻击,一举围歼敌军。
二、杨森副司令长官应以第58军自长乐向安沙,以第20军自清江口向石子铺搜索并攻击敌人。

第一次、第二次攻击到达线如下:
第一次攻击到达线:在湘江东岸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对长沙构成半图形包围圈。具体位置为安沙、赤石河、春华山及郎梨以东、东山以南一线。
第二次攻击到达线:在第一次到达线内侧,具体位置为石子铺、望仙桥、长桥、朗梨市、东山一线。
三、王陵基副司令长官应以第37军自瓮江向望仙桥,以第78军自三角塘向长桥搜索并攻击敌人。
四、罗卓英副司令长官应以第26军主力自洞阳市向朗梨市,以第79军主力自金潭向黄花市,根据情况向朗梨市,以一部向渡头市或东山,以第4军向长沙南侧分别攻击。

五、第10军固守长沙,第73军固守岳麓山,待各兵团进至第二次攻击到达线,即应断然反攻。
六、第99军第197师应防御湘江,洞庭湖岸。第92师应自三姐桥,第140师应自粟桥。分别专攻捞刀河之敌。第99师应固守湘江东岸阵地,并派一支有力部队向粟桥、福临铺攻敌侧背,截断其补给联络线。
七、各军以1942年1月1日零时为期开始攻击,4日夜前即应进入第一次攻击到达线。

1942年1月3日。

日军攻城第3天,第九战区各路大军正日夜兼程,从四面八方朝长沙压来,东南面,罗卓英的第79军、第26军、第4军各部,已快迫近长沙;东北面,王陵基指挥的第37军和78军,分左、右两路,沿金井至长沙的公路,快速挺进,也已迫近长沙;西面,第73军守卫在湘江西岸,随时准备反攻;重炮兵旅居高临下日夜轰击着攻城的日军。北面,杨森的第20军和58军,已断日军归路,并配合二十万民众,大肆破坏日军后方公路。桥梁:日军后勤运输已被完全卡断。

1月3日,夜。

阿南终于感到情况不妙,下令撤退。

1月4日。

蒋介石致电薛岳将军:“此次会战,举世瞩目,各部务必不惜任何牺牲,发扬高度攻击精神,施行坚决勇敢之包围,聚歼残敌,以求获得空前胜利与光荣战绩。”

薛岳向蒋介石回电表示:“本次会战岳已抱定必死决心,必胜信念。”

薛岳向所属各部转达了蒋介石的命令,严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各军长、师长,务必确实掌握好自己的部队,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定按革命军人连坐法重处,决不姑息宽容。如果敌人从某部队作战地境内安全逃脱,即严惩该部各级主官及幕僚。

1月4日,拂晓。

长沙城郊东南角天空出现红色闪光信号弹——国军对日军的包围已经完成。

第三阶段战斗。

1月4日下午。

第三、第六两师团,在长沙城郊丢下累累死尸,向北突围。却被罗卓英、杨森两集团军分割包围,并分别加以痛击。

日军处于极大困境,而且各部队都拉扯着大批轻重伤兵,行动更为困难。从长沙城外突围时,仅第三师团司令部就躺着七百多名伤兵,有的部队情况更严重,拖累更大。

4日深夜。罗卓英所部第53师在沙湖桥附近,将第三师团的野联队团团围住,发动勇猛攻击,两军短兵相接,互相混战。国军接连打出照明弹,竟相投掷手榴弹与敌拼杀。

第三师团司令部和石井联队经过一夜苦战,于五日凌晨来到浏阳河畔,又陷入张德能第四军的重围。国军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朝敌人冲杀。敌军旗被国军迫击炮弹炸飞。两军在师团指挥所展开惨烈的肉搏战。敌又一个联队赶到,才把丰岛师团长救了出去。

经过四天四夜反复拼杀挣扎,第三、 第六、第四十师团只向北挪动了几十里路,均未突出重围。

1月8日。

阿南决心来一次困兽斗。向重围中的各兵团下达命令,“坚决围歼青山市以北地区之敌。”

青山市以北主要为杨森的部队。

是日,第六师团按照阿南司令官的命令,全力向青山市以北迂回,结果,被从郎梨市、黄花市追击而来的罗卓英集团军第四军,第26军和王陵基集团军之78军包围。全师团立即被国军斩成三块,层层围住,分别给予毁灭性打击。

与此同时,奉命由北南下策应大军突围的独立第九旅团,也在青山市以北影珠山钻进了杨森之20军的“口袋”。其先头部队山崎大队,自大队长以下于当日被全数消灭。

第六师团各部被分割包围,互相不能救应,且弹尽粮绝,毫无战斗力,有的冲进民房抢食生米、生菜。

阿南司令官派飞机前来救应第六师团,但双方混战成一团,飞机在天上团团打转,不知把炸弹往哪儿扔。

阿南接到飞机上传来的上述报告,万分震惊,立即命令第三、第四十两师团火速前往救援。

此时,第四十师团在白沙桥一带正被37军围攻,不能自拔。第三师团残部趁中国军队主力围攻第六师团之机,终于脱出重围,逃至汨罗江岸。但该师团已死伤惨重,毫无战斗力,不敢再南下救援第六师团和独立第九旅团了。

第六师团和独立第九旅团在青山市以北的重围中血战至 1月12日,大部被歼。后在大批九七式轰炸机的轰炸掩护下,神田师团长和其残部才侥幸逃出重围。

1月15日。

残敌在飞机和炮兵掩护下,逃过新墙河,本次会战结束。整个会战,日军死伤共为: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人,被俘一百三十九名。

第27集团军总司杨森的部队在打扫所辖地区战场时,因日军尸体太多,无法处理,便令平江、长沙、湘阴三县出动民工若干,挖了三个大土坑,将日军尸体集中掩埋,一个坑即有数千具尸体。杨森派人在坑旁立上石碑,上刻“万人坑”三字,以作标记。

此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同盟国军的第一个伟大胜利。

英国《泰晤士报》评道:“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国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伦敦《每日电讯报》刊文:“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美国记者福尔门实地采访湘北战场后,撰文报导:“中国第三度的长沙大捷,证明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中国军队的配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即可很轻易地击败日军。”

日军中央统帅部认为,此次惨败,使部分将士的必胜信念发生了动摇,需要年余始能恢复。

阿南军司令官对自己独断进攻长沙;造成如此惨败的后果,曾向日军统帅部表示愧疚。

国军在长沙的出色战斗,提高了蒋介石在同盟国中的威望。当长沙会战还在紧张进行的时候,罗斯福即致电蒋介石,建议将中国和英属缅甸、法属印度支那划为中国战区,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请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1日3日,蒋介石覆电美国总统,表示愿意就任此职。当日,同盟国宣布了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决定,并委任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为联合国军计划参谋部参谋长,兼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协助蒋介石指挥中国战区的部队作战。

长沙大捷后的二十二天,美国政府宣布:给中国五亿美元的贷款,以援助中国抗战。

美国如此慷慨地出钱援助中国,主要原因在于四年多来的战争证明,国军特别能战斗。这对于拖住日军,缓解西、南太平洋美军压力,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

1942初。

日军接连攻破马来西亚,新加坡后,日本大本营为尽速攻占东南亚各国和西太平洋诸岛屿,令第15集团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率两个师团由泰国麦索侵入缅甸,攻陷仰光后,又增调两个师团,共约九万五千人,飞机250架,分路向缅甸北部进攻。

为保障中国国际交通线滇缅路(中国昆明─缅甸仰光)畅通,国民政府根据1941年12月签订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以三个军十个师共十万余人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二月下旬,应驻缅英军总司令T.J.胡敦请求,由第一路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将军率第五、第六军入缅,于三月初接替英军仰光─曼德勒铁路以东至泰、老、越接壤地区的防务。之后,又增调第66军进至曼德勒地区,并派中国战区参谋长J.W.史迪威(美军中将)、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将军入缅指挥作战。

3月18日。

担任警戒的第五军骑兵团在彪关以南约20公里之大桥,遭由勃固北进之日军第55师团先遣队的攻击,骑兵团予敌以杀伤后撤回东吁。

3月20日。

日军第55师团在第5飞行集团一部配合下,向东吁外围阵地发起攻击,遭守军第5军第200师顽强抗击,经五天激战,始夺取外围据点、东吁机场。

3月26日。

日军第55师向东吁市区发起总攻。守军在师长戴安澜将军指挥下与日军展开巷战。

3月28日。

第5军廖耀湘将军所率之新22师前来增援,在东吁以北之南阳车站被阻,激战两日,未能突破阻击。战至29日夜,增援的日军第56师团搜索团加入战斗,师团主力接近东吁。

据此,杜聿明将军鉴于第5军预备队第96师尚在输送途中,不能集中主力与日军决战,以解东吁之围,遂命第200师撤出战斗,退往彬马那,以图相机再战。

美方认为,东吁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所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并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3月30日。

日军进占东吁,随后分兵两路:第56师团东向南梅黑克,然后向北进攻腊戍;第55师团和增调的第18师团向北面的曼德勒攻击前进。新22师在斯瓦地区依托既设阵地,逐次抗击北进日军;第6军暂编第55师在茂奇地区阻击东进日军。

4月18日。

第66军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将军奉命率所部主力驰援,救援在仁安羌被日军第33师团一部包围的英缅军第一师和英装甲兵第七旅,次日击破日军包围,击毙日军1200多人,解救出被围英军7000余人、传教士等500余人,获仁安羌大捷。

4月24日。

戴安澜部克复棠吉。

4 月29日,腊戍失守,5月1日曼德勒陷落,5日中国云南怒江惠通桥西岸地区被日军第十八师团攻占。远征军被迫先后回撤,至9月大部退回云南,孙立人新38 师及廖耀湘新22师先后撤至印度,后组成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此役,远征军经一个多月作战,在保卫东吁、解救英军诸战中,英勇顽强为世人所赞誉。

期间,戴安澜将军率第200师突围,退入泰、缅老边区原始森林地带,条件异常艰苦,国军将士们无衣无食,每天只能以野草杂菜充饥,爬山越岭70余日。 1942年5月16日,大雨滂沱,第200师突遭日军重兵伏击,激战两天后,全师伤亡惨重,戴安澜将军在一个小平山坡上指挥夺取敌军阵地时,不幸被敌军枪弹击中肺部,血流如注,由于无医无药,伤口发炎溃烂。5月26日,第200师进军至茅邦村时,戴将军流尽最后一滴血,以身殉国,年仅37岁。当时缅境无木棺,将军马革裹尸回国。途经保山、昆明、贵阳、柳州等地,至广西全州,将遗体安放于湘山寺内,沿途民众无不怆然泪下,隆重奠祭戴将军。

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的嘉奖命令中说:“中华民国陆军第200师师离戴安澜将军于1942年同盟国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时期,作战英勇,指挥卓越,圆满完成所负任务,实为我同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

在美国罗斯福总统颁授丰功勋章给孙立人将军的嘉奖命令中说:“中国孙立人中将于1942年缅甸战役,在艰辛环境中,建立辉煌战绩。仁安羌一役孙将军以卓越之指挥,击灭强敌,解救英军第一师之围,免被歼灭。后又掩护盟军转进,于千苦万难中,从容殿后,转战经月,至印度,犹复军容整肃,不减锐气,尤为难能可贵。其智勇兼备将略超人之处,实足为盟军楷模。”

惹争议的杜立特轰炸机中队轰炸东京

1942年4月18日中午。

在暖融融的阳春气氛中,日本人正在快乐地享用午餐。不少国民都陶醉在南进部队节节取胜的捷报声中,大和民族在太平洋上的无敌行动带来的无尚荣耀和自豪感,在不少日本国民脸上都能看到。

12点15分。

在东京中央大本营陆军部的一个大院内,高参们已用过午饭,正在大院里踱步和交谈,突然,天空中响起了一阵巨大的轰呜声,仰头一看,只见一架大肚子飞机贴着房顶迎面冲来,一张令日本、人“厌恶”的白种人的面孔从机舱露了出来,向下张望。

高参们惊愕不已:那不是美国人吗?哪里来的美国人?他怎么可能出现在日本本土的上空?

那架大肚子飞机连同那张令人厌恶的脸从他们头顶上一晃而过,消失在林立的房屋后面。飞机过后,平地卷起一股强大的狂风,把庭院的花草小树都几乎给吹折了。

轰!轰!几声巨响。

高参们还没回过神来,那架大肚子飞机扔下的炸弹已经在房屋群中轰然炸响一大片,房屋像乱七八糟的破片,飞上半空,又缓缓落下。

接着,又有三架同样的美国轰炸机,超低空呼啸而来,机上的机关枪像魔鬼眨眼似地闪烁,一路扫射过去。

东京的警报终于开口大叫起来。真是一呼百应,霎时间,整个东京都是怪叫的警报声;全市一片混乱,市民都在惊慌失措地抱头鼠窜。

这些美国飞机像平地刮起的一股旋风,把日本的太平世界搅得七零八落。它们从水户方向飞来,席卷了千叶、东京、横滨、横须贺、名古屋、四日市、和歌山、神户、以及新泻等地。

日本飞机慌里慌张地起飞迎战,但终因美机飞行技术太高超,大低空,没法追踪攻击;日本的防空高炮,对这批身怀绝技的美国佬,也因其超低空飞行之速度变换,难以捉住目标而无可奈何。任其在大半个日本的领土、领空上姿意乱转,扔炸弹、扔燃烧弹、打机关枪。

三个小时零十五分钟之后,他们把炸弹、燃烧弹、机关枪子弹都倾泄完了,才从日本南端的九洲上空,向中国大陆方向速然离去。

日本陆海军部里吵成一团:这些家伙从何而来?他们的飞机到底是多少架?有的报告说只有两架,有的说有几十架、有的报告说一共有一百多架。有的猜测是从美国本土横跨太平洋而来。不可能,因为太平洋大宽了,当时无论哪种飞机也飞不过这漫漫无际的太平洋。

有的说从阿留申群岛飞来。也不是,因为日本海军早已对阿留申方面进行了严密监视,没有发现那里有什么动静。

日本陆军部认为,是美国在太平洋上某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日本海军部却坚决不认帐。因为自南进以来。海军方面一直在向国内报捷,千百次地宣布已把美、英军打得落花流水,仅有的一点力量,被日本海军赶得远远的,日本本土以外辽阔的海疆已成为日本海军的领地,绝无美、英舰只,更谈不上航空母舰了。

海军部还倒打一耙,说袭击东京等地的美国飞机是从陆上飞来的。其理由有三条:
第一,空袭日本的美国飞机是陆上飞机而非海军舰载飞机,陆上飞机不可能从航空母舰上起飞;
第二,这些飞机空袭日本后,飞向了中国大陆;
第三,只有从中国大陆起飞,才有可能轰炸日本后安全返航。况且在1938年时,中国轰炸机就曾有过类似的冒险行动。

美机从中国大陆起飞的说法占了上风,日本陆军部感到汗颜。

美国飞机实际上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一切都出人意料,充满了神秘的冒险色彩。

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美军的士气。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以一次大的冒险行动,袭击日本本上。组成了一支由十八架经过改装的B25双引擎陆军远程轰炸机队。挑选曾数次打破飞行速度纪录的冒险家、海军中校詹姆士.杜立特为队长。

杜立特的冒险轰炸机队,由海军“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秘密运至日本东部海域,待飞机起飞后,航空母舰就不声不响地返航而去。因此,美国轰炸机从何而来,就显得神秘莫测。

奇袭取得圆满成功。杜立特中校指挥着奇袭队朝中国大陆飞来,于当夜分别降落于江西、浙江的玉山、衢县、丽水等机场以及桂林机场。有一架飞向了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安全着陆。有一架飞机在浙江省象山海面不慎坠落,三名机组人员跳伞后失事,不幸身亡。还有一架搞错了方向,于18日半夜降落到了南昌机场,当即被南昌日军包围,五名高鼻梁小伙子被日军俘虏。

19日中午,对美国飞机来路仍摸不着方向的日军大本营,得知在南昌俘获五名美军机组人员,立即命令派遣军总部严加审讯,查清敌机起飞地点。

五名倒霉的美国飞行员当即被飞机载送南京。由烟俊六总司令亲自组织审讯。在动了各种刑具之后,美国飞行员们忍着拷打折磨的疼痛,一个个仍然吊儿郎当地胡乱“招供”。

有的招供说是从中途岛的海哀尔(法国的地名)岛起飞的。有的说是从莫莱尔(西班牙的地名)岛起飞的……

烟俊六大将只得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供词,如数电报大本营。

大本营陆军部认真研究了审讯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美国轰炸机可能是从中途岛、阿留申群岛、澳大利亚等地方起飞的,到底从何处起飞,还是说不清楚。

4月21日。

五名美军俘虏被押送东京。在日军大本营进行了连续四天四夜的突击审问后,仍一无所获,后来,在估计航空母舰已经安全返航之后,他们才说出真正的起飞地点,日军觉得受了这些该死的美国飞行员愚弄,不禁恼羞成怒,不久,便将他们杀害了。

日军大本营认为,由于杜立特这次空袭成功,今后,美军将以广阔的太平洋某个岛屿或航空母舰为基地,轰炸日本,然后飞向中国大陆降落,或者从中国大陆起飞轰炸日本。又据可靠情报,中国空军在美、英扶持下正在重建。

在当时情况下,中国大陆各地的机场中,在浙江、江西省的机场群,特别是丽水、衢县、玉山等地的机场,对日本的威胁最大。

大本营决定进行轰炸浙江机场群的航空作战,从南方军抽调飞行第62战队(重轰炸机)至南京,飞行第90战队(轻轰炸机)至广州;又将南方军飞行第84中队(双座战斗机)的主力调至广州。隶属中国派遣军指挥。

东条英机觉得仅用空军轰炸还不够。于是,又派步兵从陆路进攻,以彻底摧毁浙江机场群。

4月30日。

大本营命令派遣军总司令(火田)俊六大将,以步兵四十多个大队兵力,配合航空兵摧毁机场群。

烟俊六大将接到命令却不以为然,认为浙江方面的第三战区主力才是心腹之患,歼灭顾祝同的第三战区主力部队才是当务之急。

于是,这位于1939年9月至1940年7月曾任日本陆军大臣的总司令官,根本不买他的后任东条英机的帐,按着自己的构想,调集了步兵八十二个大队为基干兵力,准备以东西夹击的攻势,歼灭第三战区主力。

这是日军从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来至1942年间,第二次使用这么大的兵团作战。(第一次是1938年武汉会战,日军地面部队为一百四十个大队)

至此,日军将对杜立特轰炸机队空袭日本的冲天怨气发泄到了国军第三战区身上,获得收获的是美国人,受尽苦难的是本来就近乎山穷水尽的国民政府,多年来,对杜立特轰炸机队空袭日本褒贬不一就在于此。

疯狂的发泄

5日5日。

东线开始进攻。

日军第13军第70、第22、第15:第116、第32五个师团,和第40师团之河野旅团等部,共五十四个大队,从浙江杭州、宁波之间向西进攻。随后又增派三个大队投入战斗。

5月31日。

西线开始进攻。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遭到毁灭性打击的第11军第6,第3两师团,经过五个月的补充整训。已恢复了战斗力,第6师团竹原支队和第68师团之井手支队从南昌向三江口进攻,以牵制第九战区在该地区的部队,掩护第3师团和第34师团主力沿浙赣铁路向东进攻。

第11军地面部队有二十五个大队投入战斗。

海军驻南昌部队同时在长江中、下游配合进攻。

蒋介石和顾祝同开始的战略意图是:以最小兵力配置于浙赣铁路西段,对付第11军的进攻;战区主力集中在浙赣铁路东段的衢州一带,相机与敌决战。同时,以一部兵力退到浙赣线东段之两厢,开展游击战破袭战,袭扰第13军后方。

大战初期,第三战区仅以小股部队节节抵抗,日军因此进攻神速,仅九天时间,就推进到了金华外围。并从东、南、北三面对金华形成合围态势。

日军第13军司令官决定于5月25日开始,对金华发起总攻。

这时,顾祝同权衡双方兵力。敌处于优势,气势汹汹而来、锋芒正露。若在金华、兰溪地区决战,于我不利。遂命令在金华的第10集团军等部,于5月23日夜,向衢州转移,不与敌决战。仅留第88军在金华、兰溪地区阻止、迟滞敌人。

5月25日。

日军未察觉第三战区主力已转移,仍按原计划,以第15、第70、第22三个师团和第40师团之河野旅团,全力向金华、兰溪进攻。

国军第88军将士,在山岳水网地带和敌进攻的路线上,大量埋设地雷。又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阵地、以山炮,迫击炮狠狠打击进攻之敌,迫使日军每向前推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

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猛攻四天四夜,仍未能拿下金华和兰溪。

5月28日上午。

第15师团长酒井中将带领司令部参谋人员及副官,骑着高头战马,亲自到兰溪前线督战。酒井一行在兰溪北面约三公里处,战马踩响地雷,连人带马坠人血泊之中,酒井中将左腿被炸飞老远。接着,附近又接连有人触响地雷,随行的兵器部长、兽医部长等人尽被地雷炸死炸伤。

酒井师团长被炸身亡,在日军中引起极大震动。因为在日本陆军历史上,“在职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第一个。”

5月29日。

日军主力同国军第88军血战五天五夜。终于攻取了金华和兰溪。这时,他们才发觉扑了个空,不但没围歼住第三线战区主力,连第88军这会儿也不知哪儿去了(第88军完成阻击任务后,便转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去了)。

5月30日。

第13军此时才弄清,“敌第三战区军主力集结于衢州附近,显然企图进行顽强抵抗。”

烟俊六大将决定在衢州地区与国军决战,一举歼灭第三战区主力。令第11军两个多师团沿浙赣线向东进攻,第13军从金华地区向西进攻。战略构想是:两军于衢州地区会师,包围夹击第三战区主力。

6月1日。

第13军主力沿衢江两岸浩浩荡荡齐头并进。北岸:第32、第116两个师团;南岸:第15、第22两个师团和河野旅团。

6月3日。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对家乡浙江的这场大战,十分重视。日军使用牛刀杀鸡战术,出动了如此多的地面兵力,目的是要找第三战区主力决战,以便一举歼灭之,决战,是日军求之不得的。于是,蒋介石电令顾祝同司令长官,原定在衢州的决战不打了,立即放弃衢州,主力转移外线,争取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

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主力向衢州南北山区转移,仅留部分兵力利用现有阵地,打击敌人。

日军预定于6月3日夜包围衢州中国军队。可是天公震怒,雷霆大作,暴雨倾盆。衢江和附近纵横交错的大小河流,河水暴涨,恶浪汹涌。暴雨连续下了三天三夜。

远道而来的几十万日军,刚发起攻势,就被浇成了落汤鸡,各路大军受阻于江河岸畔;望洋兴叹,江河上的大小桥梁,在这之前尽被国军炸毁;民船也早已坚壁清野,见不到个影儿。

日军冒着瓢泼大雨,在洪水和泥浆中与即设阵地上的国军苦战四天半,付出了惨重代价,于6月7日早上,扑进衢州城,这才又一次发现,第三线战区主力早不知遁向何方。

日军千里劳师,连续扑空,其战略目的彻底失败。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吃尽苦头,损兵折将,为此还创造了陆军有史以来第一个师团长战死沙场的记录。于是,恼羞成怒,疯狂的发泄,在占领区内大肆清剿、屠杀百姓以复仇,同时,还狠狠地破坏衢州等地的飞机场,把水泥跑道也挖了个底朝天。最后,竟撬走了二百公里长的浙赣铁路钢轨了事。

自动破产的大远征作战

1942年5月上旬。

在日军南进的凯歌声中,鉴于对华和平工作已经绝望,日军大本营提出了进攻重庆,彻底灭亡中国的设想。

5月10日,前往南京布置浙赣作战的大本营陆军部田边参谋次长,与烟俊六进行了密商。田边通报了大本营对华新方针。即:现在南方作战大致告一段落,今后日本对外战争的重点,重新转为处理中国事变,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日军都需倾注全力尽快彻底解决中国问题。

田边说,统帅部已决定在1942年9月以后发动西安作战(50号作战),以大约五个师团的兵力,突破黄河天险,歼灭西安平原胡宗南的主力,攻占西安和宝鸡, 以取得从北方进攻四川平原的出击地,统帅部计划于1943年春季以后,发动进攻四川的作战(51号作战)。设想以八个师团从西安方面从北攻占成都平原;以三个师团从宜昌方面进攻重庆,51号作战的目的是彻底覆灭国民政府,结束中国战争。

田边指示中国派遣军按照50号和51号作战要求,立即着手进行秘密准备。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作战部长田中,是积极主张进攻重庆的关键人物。他认为:如果能攻占重庆,势必影响印度和整个西亚,并促进打通印度洋,与德、意军协作,有转变全盘战局的可能。因此,覆灭重庆国民政府是促进彻底征服亚洲的唯一办法。

杉山参谋总长、田边参谋次长和田中作战部长等统帅部上层,都一致积极主张进攻重庆。但统帅部的一些课长,班长们却有不同看法,认为日军不一定能攻下重庆,即使攻下了重庆,也不一定能使蒋介石丧失抵抗力。6月27日,第11军司令官阿南将军得知统帅部正在策划进攻重庆后,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作为在华日军野战主力长江主战场的指挥官,已在长江中游两岸的武汉、长沙地区同中国军队主力多次较量,最了解蒋介石部队的战斗力,因此也最有发言权,他认为凭日本现有国力,不可能进攻四川,也不可能彻底覆灭中国。

6月15日,陆军部起草了进攻四川作战的计划大要。即:从关东军抽调一百五十架飞机,加上华北、华中原有的三百五十架,共为五百架飞机;作战所需陆军地面兵力:合计为三十四个师团,进攻的重点放在长江的宜昌方面。

6月底,统帅部决定连续实施西安、四川作战方案,取消50号作战,将两个作战计划统称为51号作战。即西安作战为进攻四川的序战。设想中的51号作战,直接用于地面进攻的陆军为十六个师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空军为两个飞行师团。其规模超过整个太平洋作战的兵力。

中国这块骨头,确实难啃。

7月以后,由于日本南方军在太平洋上的进攻逐渐受到美、英军强有力的抵抗,以及中、美空军的联合和加强,日军大本营深感将受到太平洋上和中国大陆两面夹攻的危险,对进攻重庆的作战准备加快了步伐。

8月25日。

杉山参谋总长指示将51号作战改为5号作战,26日,召集将参战的中国派遣军总部,华北方面军、第11军、关东军后勤和航空部队参谋会议,传达了5号作战计划,并就有关问题进行商讨,派遣军各部最了解中国军队实力和战斗意志,对5号作战提出了非难。他们的主要意见是:

第一、质问大本营,5号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歼灭敌军,还是为了占领重庆?
第二、如果是为了歼灭敌军,则派遣军的野战主力第11军就不必进入四川,深入到地形极为险恶复杂的重庆,在武汉附近寻求战机了,因蒋介石的主力大部集中在长江中游两岸地区。
第三、统帅部应该看到:武汉地区的第11军以八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同长江北面的第五战区,西面第六战区,南面第九战区,共约一百个师的国军主力相对峙,完全处于被包围状态,能保住武汉占领区已经很不错了;如果我们视而不见,置之不顾,大举西进,只能是自取灭亡。

关东军也反对抽兵南下。

海军开初竭力支持陆军进攻重庆,但是,进入9月以后,却突然转向反对进攻重庆了。但是,杉山总长和东条英机召集大家来,是研究如何进攻重庆,而不是讨论该不该进攻重庆的问题。

统帅部已下最大决心,决定在实施5号作战时,再向中国增调三十六万兵力。东条英机说:“进攻南方的地上兵力为三十六万、而5号作战计划使用的兵力相当于南方作战的三倍,堪称百万大军的大远征!”

9月3日。

杉山元参谋总长和东条英机陆相一起向天皇汇报5号作战方案,得到天皇同意,同日,陆军部正式命令中国派遣军对重庆的进攻进行准备。

9月9日。

烟俊六大将在南京召集华北方面军、第11军、第13军、第23军和第3飞行师团等部参谋长会议,部署5号作战准备工作。

10 月以后,太平洋战事对日军日趋不利,美军已开始反攻,日军接连受到重创,10月25日,日军第二师团在瓜岛发动总反攻,遭到失败; 11月14日,第38师团分乘十一艘轮船增援瓜岛,遭到美海军舰队攻击,有六艘运兵船被击沉,第38师团损失惨重;12月8日,驻守新几内亚巴萨市的日军守备队被盟军全歼……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的失败,抽调日本国内兵力于中国,进行5号作战,变成了抽调各地兵力增援太平洋战争。对重庆的进攻变得日渐困难。

11月7日,陆军部秘密与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联系,决定中止5号作战。

12月10日。

杉山元总参谋长经请示天皇同意,决定中止5号作战。并向烟俊六大将正式发出命令:
中止5号作战。

12月7日。

烟俊六在南京召开各方面军、各军司令官会议,心情沉重地宣布: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失利,原定于1943年春季进行的5号作战,决定正式中止:在诸军司令长官眼前,一场规模空前的百万大军的大远征作战,像一个气泡似的还没有吹出个样就破灭了。

12月18日。

于6月29日自阿南之后接任第11军司令官的冢田攻大将,偕同高级参谋藤原武大佐等人,乘飞机从南京返回武汉,座机飞临安徽太湖上空,被驻扎在大别山区的第五战区第21集团军之138师官兵发现,立即摇动高炮,瞄准飞机就是一阵狠揍。

冢田攻大将的座机彼炮弹击中起火。拖着浓浓的黑尾巴,坠毁于太湖附近,飞机爆炸后燃烧,大将和随行人员无一生还。

冢田攻司令于芦沟桥事变前就担任陆军部第三部部长。于1937年11月转任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后任南方军总参谋长,是日本陆军中立下显赫战功的名将。

藤原大佐曾任第56师团参谋长,是在缅甸作战中享有英名的高级军官。

这两位日本高级将领在异国他邦,折戟沉沙,抛尸荒野,可悲可叹。

上海移植界黑幕 拿正常人作实验致死

【大纪元10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华综合报道)近日大陆媒体纷纷报道了由一例医疗诉讼案披露的移植界黑幕。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与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攀登心肺联合移植的医学高峰”,以正常人作试验品,至少导致一人死亡,一人残废。大陆网友表示,器官移植领域的学术造假以及漠视人生命的做法,让人惊骇。

“生命垂危”,可免费手术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这一诉讼案是由死者陈凤英的儿子黄凌所控告的。死时49岁的陈凤英,原是长江航运公司的职工,后来下岗。2003年3月26日,陈凤英到上海东方医院求诊。

“是院长刘中民的门诊,仅仅几分钟时间,没有看胸片,没有做心电图、超声心动图等,刘中民就诊断妈妈是肺动脉高压、先天性心脏病。这与以前其它医院所诊断的冠心病和更年期综合症大不相同。”黄凌在许多网络论坛中都粘贴了他妈妈的悲惨经历。

“刘中民还对我妈妈说,你的心肺功能衰竭已经到了终末期。目前只有换心换肺是挽救你的唯一办法,如果不换,你活不过三个月。”这些话,是后来陈凤英的第二任丈夫王翔生向黄凌转述的。当陈凤英死在手术台上时,王翔生和东方医院签署了一份协议,从此再不过问此事。

黄凌称,“妈妈之所以同意手术,是因为医院表示可以全部免费。刘中民说,只要母亲答应交给他做换心换肺的手术,她的手术费、住院费、交通费、伙食费及其他费用,一切都由院方承担。”按刘中民计算,正常的手术费用至少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随后的半年时间里,陈凤英在东方医院等待供体器官。直到2003年9月21日,刘中民称在江苏省的镇江市找到了供体,于是东方医院将陈凤英办理了“病愈出院”的证明,同时却由东方医院的医生将陈凤英护送到了镇江市人民医院。

据负责转院的医生告诉黄凌,手术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把握。“他们说了很多遍,98%的成功率。此前,还有个叫徐小平的农村妇女,曾到妈妈病房现身说法,称她就是由刘中民成功实施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的。”

然而,第二天的9月25日,黄凌突然接到镇江打来的电话,当黄凌赶到医院停尸房时,见到母亲身上还插着氧气管,肚子被划开了,没有缝合,全身上下都是血。尽管三年过去了,黄凌仍然会经常梦见母亲血淋淋的身体。医院称陈凤英死于器官移植中的急性排斥反应,手术还没做完,人就死在手术台上了。

状告医院拿健康人当试验品

随后三年里,黄凌父子一直在追查陈凤英的死亡真相。2005年9月5日,黄凌向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递交了一纸诉状,将上海市东方医院(被告一 )和镇江第一人民医院(被告二)推向被告席,指控被告在根本没有掌握心肺移植技术的前提下,将不需要做移植手术的陈凤英,以免费手术的方式骗到手术台,实质是拿正常人当试验品练手艺,以换得虚名。

黄凌在诉状中提出了几大疑点:陈凤英是否需要做心肺移植?移植手术前是否做匹配试验?两家医院是否有做该手术的资格?刘中民是否成功做过该类手术?

起诉书中称,如果陈凤英真如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诊断的先天性心脏病,她怎么可能生下8斤重的健康黄凌呢?她怎么可能在船上工作几十年,并多次义务献血,还一口气爬上八达岭呢?即使在东方医院住院期间,她有时回家办事,也能一口气爬到六楼,哪点像先天性心脏病的后期病人呢?

再说,2003年3月,刘中民称陈凤英不做心肺移植就活不过三个月,可真正实施移植手术的时间却是2003年9月,她没做移植手术,不是还活了六个月吗?

黄凌曾就刘中民提出的诊断病因和必须做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的结论,向法庭申请司法鉴定,而两被告医院以“过了时效”为由,坚决反对做鉴定。

黄凌还要求医院提供细胞配对试验结果及抗排异药的运用情况,也遭到医院拒绝。这么大的移植手术,若没有匹配试验合格的结果,贸然动手术,那不等于在杀人吗?于是,在医疗事故民事诉讼的同时,黄凌还以刑事诉讼的方式,将两被告告上了刑事法庭。

另据调查,上海东方医院只被卫生部评定为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没有资格开展器官移植。同时按卫生部规定,此类超大型手术必须先经过省市卫生主管部门审批并同意后才能实施,而两家医院在没有批文的情况下,暗地里私自进行了手术。

在陆家嘴法庭第一次开庭审理陈凤英手术死亡案件后,东方医院曾让法官捎话给黄凌父子,愿意出8万元了结,被黄凌父子回绝,因为他们要的只是真相,以及如何阻止黑心医生继续危害他人。

2006年2月24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据黄凌的律师称,“这是一份模糊的判决,既判了黄凌赢了官司,但却不支持其诉讼请求,被告只是承担一个举证不能的责任。”目前案件还在继续审理中。

欺世盗名的学术诈骗

2003 年8月起,在上海乃至全国的许多主流媒体上,多次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上海第一例心肺联合移植手术于2003年7月24日在上海市东方医院施行”,报道称,来自江苏镇江的33岁的女病人徐某,自幼患有先天性心脏病,7年前开始出现胸闷气急丧失劳动力,近一年来不能平卧,全身浮肿,口唇紫绀。在上海市东方医院著名刘中民教授主刀下,成功实施了心肺联合移植手术,手术非常成功。为此,刘中民等五人撰写的《同种异体心肺联合移植1例》,发表在权威杂志《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2004年4月第20卷第2期第87、88页上。

于此同时,在江苏省的各大媒体上报道了同一时间发生的类似新闻:2003年7月24日,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由该院胸外科主任陈锁成主刀,成功完成了江苏省首例心肺联合移植手术,而描写该女病人的各种情况与上海媒体报道的基本一致。陈锁成等十人写的《心肺联合移植术一例及围术期处理》一文,也刊登在2004年3月10日的《江苏医药》第30卷第3期上。

难道在2003年7月24日同一天,东方医院和镇江医院同时进行了不同的两列心肺联合移植,并同时攀上了世界医学高峰?

然而据调查,2003年7月24日那天,东方医院的手术记载中查不到该院有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的记录,那天真正在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室主刀做心肺移植的,是来自德国的华裔专家翁渝国,陈锁成在手术中担任助手,而刘中民只是在一旁观摩学习,被做手术的女子叫徐尚明。

事后,刘中民曾于2005年7月亲自出面,向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提出以二万元租借徐尚明24小时的代价,把徐尚明全家请到上海市东方医院。刘中民用东方医院的财务支出,雇佣并操纵了新闻媒体全方位的报道了昔日患者“徐平”欢乘磁浮列车、在心脏病房与她的主刀医生:刘中民院长共同庆祝“心肺移植术后存活两年的“生日”,并分吃了“生日蛋糕”。这些做秀文章和电视新闻,欺骗了不少病人接受刘中民那无资质的换心换肺试验手术,陈凤英只是受害者中的一个。

然而刘中民却凭着这个假成果,获得当年的“上海市临床医疗成果三等奖”、“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功臣”、“上海市十佳医生”等荣誉,并被授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的称号。镇江的陈锁成也以《江苏医药》上发表的假论文骗取了 2004年镇江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荣誉。

“医托”的悲惨生活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被德国人实施心肺移植的女病人,真名叫徐尚明,却被刘中民、陈锁成不时称为:徐小平,徐平、王女士以混淆视听。徐尚明是江苏淮安农村妇女,后到镇江打工,当时33岁,育有3个孩子。她根本不是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否则怎么可能有3个健康的孩子?),尽管徐尚明只有150厘米高,但身体十分健康,在镇江打工,她每天黎明前就起床生炉火、和面粉、做大饼油条,白天一个人还要把两百多斤重的猪用自行车拖到集市上去摆摊卖肉,光她手上那把卖肉刀就重达7斤。

2003年她只是由于腹泻、发烧伴有胸闷才到镇江医院去看病的,在那里突然被诊断为心肺疾病而住院,然后被宣判必须接受换心换肺手术。

据悉,手术前,镇江市京口区公正处为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徐尚明做了公证书,称:医院方面主动提出为徐尚明免费做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如果她和家属同意接受手术,那么她还将得到医院给的每月2000元生活费;医院帮助她开一小店做生意;医院给她院旁闹市中心的住房二间包括所有的设施和家电;医院落实她三个小孩从苏北农村到镇江市区学校上学并承担全部的学费一直到上大学;医院在她每次无条件的参加宣传和学术活动后都将“补贴”她1000元到2000元;医院给她丈夫安排工作并免费提供交通工具等等。

事后,镇江医院在履行承诺时大打折扣,甚至还自作主张将徐尚明改名为“徐小平”,然而每次徐小平的现身说法,随时充当“医托”和“活广告”,都得到了数千元的报酬,最后以致陈凤英等人才在徐小平的鼓励下,接受了免费心肺手术。

手术后徐尚明身体十分虚弱,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据徐尚明称,当刘中民、陈锁成等因这个假手术而获取巨大名利之后,对曾经以生命为他们做出特殊贡献的她说:“你以前对我们来讲象大熊猫是国宝,但现在你对我已经失去作用了”,甚至陈锁成还对手术后很虚弱的徐尚明采取拖拉、捆绑、打骂等侵犯人权的行为。

目前,徐尚明由于手术后身体极其虚弱及文化和经济上的诸多原因,至今未能将两位学术骗子告上法庭,但她正在积极寻求法律援助和社会舆论上的支持。

移植界黑幕重重

自从黄凌在许多网络论坛中发表他妈妈的悲惨经历后,许多网友纷纷谴责披着“白衣天使”外衣的恶魔医生的草菅人命。为了虚假的荣誉,为了由此荣誉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刘中民这样的医生,竟然拿正常人当小白鼠一样的来练手艺,而这个制度却从不同方面给其罪恶的实施提供着方便。目前状告刘中民等的案子不能顺利进行,各地非法器官移植手术仍在背地里疯狂进行,而海外媒体指控的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谴责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不少网友称:是该彻底清查移植界的重重黑幕了。

今钟:中华古文化与天灭中共有何关系?

【大纪元10月23日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化文明源远流长,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究。许多人把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挂在嘴上,究竟如何博大精深,却都浮在表面,难以说出所以然来。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修炼文化的启发,人们眼界在开阔,近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已有人提出“五四”以来中华文化被全部否定及道家文化被贬低、扭曲与边缘化的问题,探究其根源已提到日程。

列宁在其《哲学笕记》中曾提到哲学上两种认识路线:即先验的从内到外的唯心路线;与从外向内的唯物路线。

这种共产党文化往往是非颠倒。

西方哲学鼻祖苏格拉底反对去探讨外部世界,主张先认识自己,向内探讨,不被后代学者领会而被埋没。

大文学家苏轼关心中华文明之源,研究中华人文始祖黄帝思想的来源,写出《广成子解》历代儒家学者看不懂,这和怀疑《黄帝内经》道理一样,认为作为天子,又不是医生,怎么研究起医学与生理卫生之类,其实就是从内向外的探讨宇宙的认识路线。道家认为人是宇宙的一分子,一细胞,本身就是小宇宙,就是宇宙的模型,从粒子物理学角度看确实如此,人的肉体约有60亿细胞;每一个细胞内分子的数量,相当于整个银河系大、小星球总数的一万倍;而分中的原子大得更不得了,它对于其中更微观的粒子更像星系一般无垠地广阔,证明人体就是具体而微的宇宙。西方三百多年前莱布尼兹Teidniz(1646-1714)就提出了《单子论》:认为人是被宇宙赋予同样机能的分子,称“单子”;东方明朝的王传山先生也提出:“吾身亦小天地也;天地一大父母也:万物皆备于我。”同样认为人体为小宇宙,为大宇宙之缩影。

道家文化就是从人体探测生命与宇宙,而不是象共产党文化那样的作为宇宙之外的对立物去征服“无生命”的冷冰冰的“死亡”宇宙,造成主客观的分裂。这种认识路线无法认识宏观世界,即恩格斯所认为“宇宙恶无限性”因为无法证实;在微观世界更难:最大的加速器也无法使更微观的粒子分裂,巨大的能量级差使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的认识路线到此碰壁而止步。

中共统治大陆三十年,从来不让民众知道中华民族自己的祖先有个人文始祖黄帝,直至台湾同胞到大陆寻根,祭祀中华祖先,大陆民众才知道陕西有个黄帝陵,至于黄帝给中华子孙留下什么宝贵的遗产,更无人知。

除《黄帝内经》中与歧伯对答外,黄帝在《阴符经》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大道至简至易,十个字,言简意赅。

姜子牙、张良、刘伯温都是领会祖先深意而“执天之行”的典型,张良还是《阴符经》的注释者,作为被秦国灭掉的六国中的韩国后代,他立志恢复韩国,曾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未遂,在圯桥纳履,获得黄石公所著《素书》后,领悟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帮助刘邦破秦灭楚之后,功成身退,“从赤松子游”。刘邦受其引导,入函谷关,与秦民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完全是道家路线,只禁止暴力,与抢劫偷窃,废除一切秦朝苛法,十个字抵得上几百篇批判法家的文章,“执天之行”顺天应人;而法家韩非、李斯却都作法自毙,制定苛法管制民众,没想到也治死了自己。

黄帝说:“天有五贼,见之者昌”。“贼”有戕贼、残杀的含义,即宇宙有五种不允许的大逆不道,必灭。秦残暴虐民,项羽坑降卒四十万大概都属“五贼”之内,张良“见之者昌”。

道家文化内涵深邃,其预测学仅为末技,为世界之冠。诸葛亮《马前课》从蜀国必亡直到现在步步应验;唐道家袁天罡、李淳风从唐太宗以后,历经五代十国、宋、元、明、清,直至民国,两次世界大战及中共兴衰,几千年历史道家早观察认定于前;宋朝邵雍的《梅花诗》、明朝刘伯温的《烧饼歌》以及韩国的《格庵遗录》与上述预测并行不悖,所见皆同。他们“观天之道”,把世界历史轨迹、中国之命运,暗示给后人,福荫子孙:“天灭中共”也是既定的宿命,问题只是如何减少陪葬。

人们习惯于只认西方科学为科学,但要对未来的预测都达不到如此精确的程度,这种从内向外的认识路线实在是更高的科学。现在七十岁以上的读书人,在日本投降前几年就知道1945年日本必败。因为千年前初唐时的《推背图》第39像已写明“一声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因为1945年是鸡年,日本败于海军被全歼于太平洋。

大陆学者在历史研究的死胡同转圈,黄帝指出的光明大道看不见。因为中共不准看,并且诬蔑予测科学为迷信与“事后编造”,批评为宿命论。

而五百年前的宋朝人邵雍早就预测到六四屠杀及赵紫阳的命运:“火龙蛩起燕门秋,原壁应难赵氏收。”(见《梅花诗》)

其实中共之兴也在予测之中,国军八年抗战并非不能打仗,内战中兵败如山倒,也在宿命之中,使中华文化得以保留在台湾。

中共说五四运动为中共产生作了思想准备,这倒说对了。现代大陆国学家也有人提出五四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否定中华文化问题,其实客观上为中共党文化铺平了道路。

中共否定传统文化包括:

断根:消灭汉字,让中华世代子孙看不懂古籍,一刀斩断民族文化之根;

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在二十年代就提出“西学有实无虚,中学有虚无实”,说道家是玄学:孤立、静止、片面。与毛称与毛心相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鲁迅不断讽刺“中华精神文明冠于全球”,“五千年文明古国古”,说《道德经》“大而无当”于革命无用;举凡中国文化体系:中国医学、中国药学、中国哲学、中国武术、中国汉字、中国文学:《庄子》与《文选》,中国古籍,一概打倒,借《狂人日记》疯子的话说:从字缝里都看出“吃人”二字;挖苦扬名美国、苏联的国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是“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挖苦得仿佛男妓一般,把国剧贬低到一钱不值,彻底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对日军侵略上海,从来无一句指责,对淞扈抗战从来无一句鼓励。而对支持抗战的文人“特制钢刀九十九,赠前线将士”也冷嘲热讽,不知是何民族心理?

排斥: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要给以总结”,把黄帝、老子剔除在外;

丑化:“考证”出诸葛亮是野心家;老子是阴谋家;陶渊明有“灰色收入”,怕“双规”逃到乡下。而且散布到到海外,搞意识形态统战。

改造历史:历史研究公式化、概念化用“唯物史观”限止研究,“以论带史” 、“古为今用”去其精华,取其糟粕;间隔:把历史、文化研究与现代科学发展隔绝;

掩耳盗铃:把历史研究与现实隔绝,大言不惭地宣传历史进化论,说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进步的高级阶段,不敢面对其治下的大陆道德普遍沦丧的现实。

其实晋代盗墓贼从张良衣冠墓之玉忱内发现帛书使黄石公《素书》得以问世。在此之前都以为兵书战策列为诸子中之兵家,其实是黄帝、老子之学,在黄帝讲“道”,老子讲“道德”之后,《素书》五章讲道、德、仁、义、礼,而无“智”与“信”,以“礼”为社会最后道德规范与底线。五章中具体而微,全面而周详,因果鲜明,违者必败,循者必胜。与老子所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属于同一历史逻辑,为中华道德依次下降的五个阶段,至“礼”而为最后底线。至于“礼”以下的“智”与“信”已属于道德底线之外:逞智相斗的政治角逐,靠“信”维持契约关系的商品世界已临此界外。

早在清末丧权辱国之前,在明末清初蒲松龄就已经发现社会道德衰落的迹象,着《聊斋志异》原为挽回世道人心,世人以为志怪故事,未知作者深意。

这也是国人失望,中华文化敛藏,五四文化运动全盘西化的历史背景,否则在中华文化昌明盛世,共产党难以立足,党文化难以滋生。包括中共灭亡,同属历史宿命:“成、住、坏、灭”,马列文化也讲事物都有发生、发展与灭亡的过程,中共却想例外,垂死挣扎,回光返照。

共产党不仅系统地灌输党文化,取代中华文化,而且宣传共产党的神取代一切神。

现在青年难以想像,当年个人迷信的狂热。大陆民众不知中华祖先黄帝,却处处看到马、恩、列、斯的洋人形象,把流氓当神崇拜,马克思把女仆当性奴,私生子推到恩格斯头上,列宁梅毒不治而亡,斯大林霸占女歌星,毛泽东秽乱宫闱,个个都成了“生身父亲”、“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 “伟大舵手”,个个都足够流氓坏分子。民众当时并不觉肉麻,反而热泪盈眶,一言堂天天灌输,从小到大毛泽东思想可以“指导”打乒乓球,如同当代一切都要归功三个代表一样。

林彪提出:

三忠于:忠于毛、忠于毛思想、忠于毛路线;

四无限:无限敬仰,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崇拜。

“毛是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光焰无际”。

成吨《毛选》烂在仓库,毛象章成百种,由小似钮扣到大如菜盘,成吨金属浪费。

人人一本小红书《毛语录》,遇到问题查语录。

对毛相片早请示、晚汇报,齐跳忠字舞,齐唱颂毛歌。

世界上听不到大陆别的声音,迷信传到海外。

湖南三位好汉1989年6、4中甩油采抛污天安门毛画像,被6、4请愿的学生扭送公安局,判了大刑至今才出牢狱,一人折磨成疯。可见党文化危害之深,替代中华真正文化之烈。

英大主教吁中共改善公民辩论自由

【大纪元10月23日讯】(美国之音记者:中文部2006年10月23日华盛顿报导)英国圣公会的威廉姆斯大主教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他呼吁中国当局给予公民公开辩论的自由,并表示这是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必须迈出的一步。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与宗教自由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当局不可能从根本上松动对宗教问题的立场。

英国圣公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星期的访问,这是12年来英国教会领袖首次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威廉姆斯大主教与中国官员就宗教自由、滥用死刑、环境污染、西藏地位以及北京与梵蒂冈的关系等问题交换了看法,此外,他还在北京等地的教堂参加了布道活动。

*中国限制宗教活动*

威廉姆斯表示,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接受宗教作为帮助中国社会应对快速经济变革的方式。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星期一在北京结束对中国两个星期的访问时发表了这番评论。

威廉姆斯说,中国的无神论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宗教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和创建社会和谐。威廉姆斯说,许多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被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落在了后面,希望从宗教中找到社会问题的答案。这位圣公会领导人说,他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对政府关押和骚扰地下基督教会成员的关注。中国只允许基督徒在政府批准的教堂里从事宗教活动。

*大主教:中国政治进程必不可少一步*

威廉姆斯大主教说,人民不仅有寻求经济繁荣的自由,而且必须有维护个人尊严的自由。他表示,中国领导人希望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和谐,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取决于当局是否允许公民展开负责任的辩论。威廉姆斯大主教说,这是中国政治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而基督徒应当在建立公民社会的过程中做出积极的贡献。威廉姆斯大主教说,他向中国官员提起一些中国宗教人士遭到迫害的问题,而中国官员只表示请他提供更多信息。

观察人士指出,威廉姆斯大主教这次访华与以往宗教人士对中国的访问一样,其行程都是经过中国当局的周密安排,因此不可能看到中国当局压制宗教自由的真实情况。

*余杰:形象包装*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政治评论家余杰是家庭教会成员,他今年5月曾经同美国总统布什会面,讨论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等问题。余杰认为,中国政府邀请外国宗教界领袖访华,是针对西方的公关活动。

余杰说:“他们会邀请更多的西方宗教界人士、人权组织,包括西方国家官员,到中国进行这种预先安排好的访问。中共越来越懂得如何面对西方进行这种形象的包装、这种公关活动,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注意和警惕的地方。”

中国当局只允许教徒在官方认可的教会从事宗教活动,这些教会声称拥有一千一百多万成员。据估计,中国的家庭教会,也就是所谓“地下教会”的成员可能多达六千万。国际人权组织指出,中国的地下教会成员经常遭到当局的压制和迫害。

*余杰:不可能实现真正宗教自由*

威廉姆斯大主教说,中国高层官员表示社会和谐不排除辩论,这种积极的态度使他感到意外,同时也感到鼓舞。威廉姆斯大主教没有公开批评北京对宗教活动的控制,但他表示,当局应当把有关规章解释得更明确。

政治评论家余杰认为,中共政权的性质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宗教自由。他说:“中共企图把宗教团体纳入官方更加严密的控制之下。从骨子里面, 中共对宗教团体的敌对、仇视、压制的性质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这种冲突和矛盾不可能用‘和谐社会’这样轻飘飘的术语来掩盖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