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19日(星期日)

海外后援会:严正学被捕,我们呼吁!

严正学先生是著名的维权人士/作家/画家,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祖国和人民。全世界都在关注他,为他遭受的危难不平/祈祷。鉴于严正学先生曾受到警方的暴力虐待,我们吁请严案具体执行者台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支队长胡普荣先生/经办人王爱军先生依法办案,善待严正学先生,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同时,我们吁请海内外关注严正学的人们,声援救助严正学。

杨天水获独立中文笔会首届“狱中作家奖”

国际笔会成员--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理事会在11月11日决定把从今年开始设立的首届“狱中作家奖”授予今年5月被判刑12年,目前正在江苏监狱服刑的中国网络作家杨天水,并在星期三公布了这一消息。

胡平:祝贺余英时教授荣获克鲁格奖

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不少西方知识份子,包括华裔知识份子,为中共的宣传所迷惑,争先恐后地去北京朝圣。余先生非但不受其惑,而且还对之进行严肃的批判。中共六四开枪杀人,激起国际学术界一片抗议之声,可是没过几年,许多学者就把当年的抗议置诸脑后,又向中共当局示好去了。余先生依然不为所动。

“中国人权展” 场外警察抓人

11月19日是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中国人权展”开幕的第三天。展场内悬挂着几百幅照片,场外戒备森严,大量上访维权民众被拒入场,一位访民举牌抗议后被警察抓走,多人被警察24小时监控,失去人身自由。访民高玉清说,“政府是人权展,我们是展人权。”

支联会发起爱心 寄“六四”难属及狱中异见人士

向来坚持平反六四的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由这个星期六开始到圣诞节前夕,将先后在九龙及港岛各大地铁站设置摊位,呼吁市民签圣诞卡,慰问“六四”受难者家属及在狱中的异见和维权人士。

《未来中国论坛》议会成立预告

本论坛议会的宗旨:一,将讨论和制定针对中国大陆社会现状的各种政策方案(草案 )。 二,对《未来中国论坛》的工作内容和项目提出现实可行性方案。

张健:《九评》一剑封喉 退党叩击邪党中枢神经

11月19日是《大纪元时报》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两周年。文章的发表,使民众认清了中共的真实面目,从而在中国引发了退党潮。到今天为止,已超过一千五百多万人退出中共。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海外民运联席会议及中国民主阵线在法国的代表张健,他认为,透过《九评》有许多人更加清楚的认清了共产党的实质,毅然决然的退出了共产党。退党也直接叩击了中共这个邪恶政党的中枢神经。

【解体党文化】之八: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下)

一位大陆学者在海外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数千人的大游行时,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观感:“我立即感觉到了我头顶上似乎是有一根天线,在张皇失措地探向太平洋的彼岸。我探什么?我在探大陆的各种禁忌和口径,我在斟酌我吐出的每一个字,回国后会带来麻烦。此时此刻我特别感到我的嘴和腿似乎都在颤抖,我特别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口齿之间的艰难!”

洛杉矶时报:中共承认摘取死刑犯器官

据洛杉矶时报十一月十八日报导,经过多年的否认,中共当局终于承认目前使用的大多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并指出,接受器官者主要是不愿在自己国家里长期等待而偿付巨款的外国人。

全球营救就王博一家再遭关押发表声明

2006年7月27日晚,大连市国安特务、大连市610、大连市公安局及甘井子分局、营城子派出所伙同河北警察把王博一家租住的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的房子团团围住,强盗般翻墙而入,进门就大打出手,疯狂毒打他们一家三人。然后将其秘密押走,这是自2001年以来,王博及其父亲王新中,母亲刘淑芹遭受的又一次肉体和精神上的严重迫害。


海外后援会:严正学被捕,我们呼吁!

【大纪元11月19日讯】惊闻台州市公安局以 “严正学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经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06年11月15日10时40分“,对严正学执行逮捕,现羁押在路桥区看守所。

严正学海外后援会对此表示严重关注。严正学先生是著名的维权人士/作家/画家,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祖国和人民。全世界都在关注他,为他遭受的危难不平/祈祷。鉴于严正学先生曾受到警方的暴力虐待,我们吁请严案具体执行者台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支队长胡普荣先生/经办人王爱军先生依法办案,善待严正学先生,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同时,我们吁请海内外关注严正学的人们,声援救助严正学。

谨列有关电话如下:
台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直接经办严正学一案王爱军先生电话:86-159-6769-4081
台州市国保支队长胡普荣先生电话(办公室):86-576-8212128
严正学妻子朱春柳电话:86-576-8632951

严正学海外后援会 2006年11月17日
成员:(排名以参加先后为序)
黄河清、郑义、万之、刘国凯、王策、羊子、盛雪、张辛欣、喻智官、胡平、袁红冰、
武振荣、邓韫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后援会成员武振荣一篇声援文章

如此“紧套”,焉能“和谐”?
——就严正学被捕一事斥当局的“社会和谐”

武振荣

我和助手邓韫璧先生于本月初,在羊子女士的帮助下参加了“严正学后援会”。这个后援会帮助国内那些站在了第一线同专制做斗争的人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能做后援会的成员是很高兴的。

惊闻台州市公安局发出了如下的通知书:“严正学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经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06年11月15日10时40分,由我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路桥区看守所。”

其实,我和严正学并不认识,但是一个搞民主的线把我们之间的心牵连在一起了。因此,我认为严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在中国民主的战线上如此勇敢的向专制挑战,的确在中国当代艺术家中属于凤毛麟角的人,他是一个“行为艺术家”,在当今这一类艺术家的“裸”和“脱”风气中,更显得更加高尚,但是就是这一位高尚的艺术家因为敢于公开的追求民主,敢于公开地为中国社会上的“受迫害者”团体鸣不平,所以才要遭眼下的牢狱之灾啊!何况严先生不是头一次坐牢了,好像在他的生命中就有着一种“牢狱之灾”似的。

严先生长我5岁,可以说和我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我在网上观看了他在牢狱里所创作的那些非常优秀的绘画作品时,内心深处产生了很大的震撼,一个身陷缧绁的囚徒,“在铁窗下,他在几十厘米宽窄的宣纸上,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创作,然后等画纸稍干,团成一个一个的废纸团,藏在冰冻的粪坑,埋在菜窖里,让解除管教的狱友带回京城再拼接成数米宽窄的巨幅作品…… ”其情节怎么能够不令人震撼呢?因此当我看到这些画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不屈不扰的生命在专制的泥潭中痛苦挣扎的图像。因此,我认为艺术家实际是在批判人间地狱,向往的是艺术的天堂。在名为《梅杜萨之筏》的作品中,流露的就是这样的情操……。在这一方面,我虽然不是一个画家,但是我在少年时代一心要作一个画家,并且为此坚持了4年多时间的“天天画”(是从钱松岩先生的《边点滴》中得来的)却是事实。仅就这一点而言,我和严先生是有共同经历的,不成器的倒是我——在画家没有当上时,竟然当上了混饭吃的解放军干部。但是话又说回来,也许因为就有这些一段搞艺术的经历,我读严正学先生的画就可以读出一点味道的。

如果说到严先生也曾经把自己写作的日记藏了起来的那种一段经历的话,那么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不甘寂寞者的遭遇就是非常雷同的了。以前,我所知道的是,高行健先生把自己的小说藏在地下,刘国凯先生把自己的文章藏在地下,摄影家李某某把自己的底片藏在地下,现在又知道了严先生也这样做过,那么我在30年前的同样举动(把《绝妙之戏》的书稿藏在地下)就好像不是“神经过敏”了,那是人在专制情况下于精神上求生的一种本能式的行为啊!严先生的画就是对这一段历史的解释。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说上述情况是20世纪中国人面临的悲剧,那么在21世纪它还没有结束,就必然要迫使我们中国人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不分行业地联合起来,反对专政、反对专制、反对一切反人类价值的人和制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援助严先生也是援助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朋友的。

严正学先生是一位勇敢的人,他在一个言论禁制的社会中,敢于说那些“危险”的话,我们在他的言论中,可以发现许多的要企图打破禁制的话。譬如,在今天当“6-4惨案”还是大忌的时候,他可以说:“塑造“天安门母亲”在民族的灵魂之中”的话,当法

轮功被宣布为“邪教”是时,“九评”被宣布成“反动书籍”时,他挺身而出,敢说“中国人,都是《九评共产党》的作者!”;当中国共产党的专政机构在正常运转时,他敢于发出“【行为艺术】决战公、检、法、黑”的宣言,当共产党还在正常执政时,他敢于公开地作“《审判“共产”党清算“刮民”党》的事情,诸如此类的言论,在严正学先生的“文集”中比比皆是。因此,他事实上成为我们这个“以言犯法”,“以言定罪”的国家中,是一位真正杰出的人物。他的全部的“武器”就是一枝笔,即画,又写。在共产党社会“向权看”的时候,他不畏强权;在共产党社会“向钱看”的时候,他没有迷失人的方向,用宗教家萨拉的话讲:他“是独特的个体——原本正装,绝非复制”。说到这里,我们如果用“民主人士”孙文广先生对于“和谐”的“谐”字的解释,“‘谐’字的左边是个‘言’字,右边是个‘皆’字,和起来的意思是,人人有讲话的权利,也就是说人人都有言论自由,才能和谐”。既然是这样,严正学先生被捕的根据就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人治”。今天,口口声声地讲要把“人治”换成“法治”的人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因此,在这一篇短文章中,我呼吁大陆和海外的所有的具有良心的人,以自己的方式起来援助严正学先生,严先生不但是一个很有成就的艺术家,也是一个蜚声海外民运人士,相信在未来的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他将会做出比我们普通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也呼吁共产党当局,如果你们真心要搞“和谐社会”,那么下从无条件地释放严正学先生的事情开始吧!

我的这一番呼吁在不被当权派理睬时(这是必然的),那么,我呼吁台州市人民法院的法官们:你们在审判严正学“涉嫌颠覆国家罪”的时候,请你们千万不要认为网上的一篇文章,或者艺术家的一幅画,或者正直人的一项言论就可以成为“颠覆国家”的“武器”,如果那样的话,“国家”要不被“颠覆”就应当实行新的“武器管制法”,把因特网、人的口和人的手,都用法律“管理”起来,以至于使因特网从中国消失,中国人的口只能吃饭,手只可以“喂饭”,那时“社会”就可以彻实现“和谐”了;若不是这样,请你们要按法律来判,不过就我所知,中国——这个“国家”——在古代就已经懂得了“以言为戒,国之大忌也”的道理,在现代,你们要治严正学的罪,就以古代法为依据,也应该无条件地宣布他无罪,况且你们是21世纪的人!

最后,我期待在海内外朋友们的呼吁下,审判能够出现峰回路转的后果,人民法院真正能够依据法律,宣布严先生无罪!

严正学后援会成员:武振荣

2006-11-17于韩国首尔市

杨天水获独立中文笔会首届“狱中作家奖”

【大纪元11月1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报导)独立中文笔会宣布,将今年的“狱中作家奖”授予正在中国监狱服刑的网络作家杨天水。

据海外的中文博讯网消息,国际笔会成员--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理事会在11月11日决定把从今年开始设立的首届“狱中作家奖”授予今年5月被判刑12年,目前正在江苏监狱服刑的中国网络作家杨天水,并在星期三公布了这一消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理事,在美国的廖天琪女士向记者介绍了笔会设立“狱中作家奖”的初衷----

廖天琪:“这是今年才设立的奖项,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最近以来,中国作家们和文字工作者被大批逮捕、关押、入狱、判刑,基于这种严峻的形式,独立中文笔会就设置了这么一个奖,并且在11月15号向国际笔会总部正式宣布了这个奖,第一个获奖的就是会员杨天水先生。”

廖天琪女士介绍说,今年的获奖作家杨天水从1989年“六.四”以后,多次因言获罪,现在仍在狱中----

廖天琪:“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第二年他就被逮捕,并以反革命罪判刑,监禁了10年。10年后他被释放,但还是被剥夺政治权利4年。此后他经常被传讯、软禁,进进出出很多次,他是因言获罪的非常典型的例子。

2005年他被拘留的理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后来保外候审了一年,到去年年底又遭到拘捕,并于今年年初正式被逮捕。在5月被秘密审判为“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次被判了12年。”

谈到中共政权对言论自由的控制,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在美国的陈奎德先生表示----

陈奎德:“我要严肃的指出,中国因言治罪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57年,在中共统治下都没有缓解。而胡锦涛从江泽民那里接过政权以来不但没有放松反而加紧了对言论的控制,国际社会对此非常关注,这与胡锦涛先生所谓的‘和谐社会’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现在由独立笔会救援的27名会员已经有6个会员获释,但还有21人在监狱里。”

陈奎德表示,目前,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已批准杨建利、赵岩、程翔、蔡卓华、李建平、李长青、李元龙、郭起真、努尔莫哈提亚辛等9位在中国监狱服刑的人士为独立中文笔会重点营救的荣誉会员,并已经上报国际笔会。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胡平:祝贺余英时教授荣获克鲁格奖

【大纪元11月19日讯】余英时教授荣获克鲁格奖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荣获2006 年"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余先生也是我们北京之春的编辑顾问,这里,我谨代表北京之春同仁向余先生致以热烈祝贺。

克鲁格奖被称为人文诺贝尔奖。余先生获此殊荣,是对其学术成就的充分肯定。余先生的了不起还不仅在学术上,而且也在为人上。余先生堪称人文精神的典范。中国老话讲"道德文章",其实道德和文章并非一体,道德是道德,文章是文章。天下有的是道德好而文章不好,也有的是道德不好而文章好。不过余先生却完全当得起道德文章这四个字。

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不少西方知识份子,包括华裔知识份子,为中共的宣传所迷惑,争先恐后地去北京朝圣。余先生非但不受其惑,而且还对之进行严肃的批判。中共六四开枪杀人,激起国际学术界一片抗议之声,可是没过几年,许多学者就把当年的抗议置诸脑后,又向中共当局示好去了。余先生依然不为所动。这使人想起高行健在 六四后的宣告--"有生之年,不再回到一个极权政治下的所谓祖国。"我并不是说身在海外的华人唯有不回共产专制下的大陆才足以表明其固守自由的立场,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对余英时和高行健的坚持表示钦敬。自 1978年访问大陆后,余先生就再也没有去过大陆。正所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余先生虽然人没有再去大陆,然而他在大陆知识界的影响却越来越大。这是我们深深地为余先生高兴的。余先生是大陆流亡知识份子的忠实友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建立和维持多年,余先生功莫大焉。多年来,余先生给很多大陆学者或作家——熟识的或不熟识的--的书写了序言,这既表明了他对中国的关怀以及对他人的帮助,也表明了大陆学者或作家对他的尊敬与信赖。

说起来,在大陆学人中,我是和余先生相识较早的了。八七年我来到美国,那年十月,世界日报的张作锦和孟玄开车带着我和哈佛同学丁学良去普林斯顿余先生住所,安排了一场对谈,从此和余先生相识,屈指一算,已经十九年了。

术业有专攻,余先生在专业上的成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全把握的。然而,作为公共知识份子,也就是中国古人说的"士",余先生却是我们可以、也应该效仿的典范。@

──原载《博讯》

“中国人权展” 场外警察抓人

【大纪元11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11月19日是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中国人权展”开幕的第三天。展场内悬挂着几百幅照片,场外戒备森严,大量上访维权民众被拒入场,一位访民举牌抗议后被警察抓走,多人被警察24小时监控,失去人身自由。访民高玉清说,“政府是人权展,我们是展人权。”

北京访民王建平(音)19日对记者说,“在‘中国人权展’展场外,今天上午警察开始抓人。昨天警察光录像,还没敢抓人。今天就开始露狰狞了。”

王建平说,曾经连续两天要看人权展的北京访民张连喜,因不得入门而愤愤不平。无奈他自己做了个牌子举着,上面写道:“ 我们苦等哭等中国人权到来!”19日上午,他被好几个警察拉上警车不知去向。

北京访民高玉清等多人因18日来到“中国人权展”现场,19日都被当地片警看了起来。

高玉清说,18号晚上宣武区白纸房派出所给她发出警告,当晚警察来到她的住所,24小时监控,三班倒。她对记者说,“政府是人权展,我们是展人权。老百姓有人权吗?”

北京访民王建平说,她昨天今天都去了,明天还会去,直到这个会关门为止。王建平的丈夫是因为房子问题被政府逼的喝农药自杀的。

18日,王建平进入了会场,想录像,立即被现场工作人员制止,并被撵出会场。

她问工作人员:“为什么不让录像?你们都敢上广 播电视,为什么怕老百姓录像?难道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撵我干什么,这个展览不是让人来看的吗?不会只当个摆设吧?”

据王建平说,里边挂了好多图片,还有解说员讲解。展场里冷冷清清,没几个人。既然向公众开放,除了访民来的比较多外,市民几乎没人来。她看到过十几个武警战士来看,是组织来的。王建平说,“一个政府公然在光天化日下造假、骗人,真不要脸。”

19日早晨从人权展回到家里的北京西城区访民赵淑玲告诉记者,她一大早到了文化宫还没进展场,就看到西城公安分局二龙路派出所扎残她耳朵的那个警察王华强和所长王海涛在那里值勤。场外好几辆警车停着。

她高举着一个写着“私有房地产被强抢,警察扎残耳朵,人权在哪里?!”的牌子朝会场走。那两个警察立即就把她照下来了。

赵淑玲说,她气愤的指着这两个警察告诉她身边的群众 ,“他们是凶手,他们把我耳朵扎残了。”那两个警察听了还笑。

赵淑玲收好牌子,走进会场,她看到警察、武警还有便衣比参观的人还多,都眼睁睁看着她。看门的人还拿着个仪器在人身体上下移动,就像在机场安全检查那样。看到这个架势,她感到很恐怖,于是她马上决定回家。

赵淑玲说,“门里边中国人权展,门外边警察镇压。真是鲜明的对比啊。真不知道羞耻啊。办人权展的就是迫害人权的,都是这伙子人干的。”

在“人权展”现场采访的外国媒体记者报导说,“人权展”展出了很多彩色宣传照片,都没有提及人权迫害。有些西方记者在会场内外采访到一些上访维权民众,华盛顿邮报记者撰文讲述了“中国人权展没有提到的发生在中国的故事。”

这次展览预计将于26日结束。

支联会发起爱心 寄“六四”难属及狱中异见人士

【大纪元11月1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报导)向来坚持平反六四的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由这个星期六开始到圣诞节前夕,将先后在九龙及港岛各大地铁站设置摊位,呼吁市民签圣诞卡,慰问“六四”受难者家属及在狱中的异见和维权人士。

六四事件即将踏入第十八年,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发起爱心寄天安门,签圣诞卡慰问“六四”受难者家属及在狱中的异见和维权人士,包括新闻工作者程翔、赵岩、喻华峰和李民英等;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和维权律师高智晟;因参与八九民运被捕至今仍在狱中的民运人士;工运人士李旺阳、姚福信、萧云良等;以及网络作家师涛、孔佑平、宁先华、李大伟、徐伟、靳海科、张宏海及张力钧等,合共约一千人。支联会常委陶君行向记者表示----

陶君行:“举办这样的活动除了不断提醒港人之外,其实很重要的是那些在狱中的异见人士收到这些卡片会有很大的鼓舞,对中共政权而言是很大的压力。”

支联会表示,“六四”事件已踏入第十八年。“六四”受难者家属们,很多已年纪老迈,部分更已离世或病卧在床。十多年来,“六四”受难者家属不只要承受丧失亲人之痛,更不断受到监视、骚扰、跟踪及拘留,一再被扣压没收来自海外的“六四”人道捐款,不准为亲人伸冤,不能自由悼念亲人。

支联会敦促中央政府正视人民的诉求,立案侦查“六四”事件真相,向受害者及其亲属作出赔偿,追究侵犯人权者的法律责任。大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对记者说----

丁子霖:“每年许多时刻支联会都用他们力所能及的方式,来表达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这点我们十分感谢。”

事实上,香港目前是唯一一个在中国领土上,每年还能够大规模举行悼念六四烛光集会之地,每年的烛光都将唯园映照成一片烛海。

除了“六四”受难者家属之外,支联会今年特别印制了四款明信片,内容包括:“监狱的伙食如何?能不能供给基本营养?是不是只有冷饭吃?每天有没有足够的开水饮用?”;“有病是否可以及时治疗?有没有药物提供?”;“亲友是否可以定期探监?会不会被人打骂、侮辱?”

支联会从这个星期六开始,就会在各地区的地铁站出口设置摊位,让市民写上慰问及支持的字句,而虽然这些卡片往往无法顺利到达天安门母亲们或异见人士手上,但他们认为这是一份心意也是一份坚持,只要坚持就能够薪火相传。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未来中国论坛》议会成立预告

【大纪元11月19日讯】在论坛发起人小组的支持下,本论坛决定设立《未来中国论坛》议会。经过《未来中国论坛》议会预备小组全体成员:怎么个情况、董青、夏林、火麒麟、里根等先生一个多月的共同努力,《未来中国论坛》议会即将公布论坛议会整体计划。

《未来中国论坛》议会将是第一次利用互联网技术,汇集中华儿女的强大声音和智慧向非法的中共集权暴政说:NO !。

本论坛议会的宗旨:一,将讨论和制定针对中国大陆社会现状的各种政策方案(草案 )。 二,对《未来中国论坛》的工作内容和项目提出现实可行性方案。

《未来中国论坛》议会是中国民主运动,以及中国民衆追求自由、平等、法治社会的一次和以往历史完全不同的探索。过去的57年来,中国民众为了驱逐共産邪灵对国家和民族的肆虐蹂躏,曾不惜冒着血雨腥风同中共暴政不屈抗争,《未来中国论坛》议会承载着先辈们的寄托,秉持当代人类 文明的普适价值,以全体中国公民的智慧与意志,直接从人心向背的层面,以和平的方式从内心中拒绝中共暴政与共産邪灵,探索未来中国现代文明的社会政治运作方式,协助筹划未来中国蓝图。

预备小组正在紧锣密鼓着手《未来中国论坛》议会的预备工作,论坛发起人也时刻关心着论坛议会的发展情况。我们将在北京时间11月19日发布论坛议会的预览版本,利用周末时间大家可以一起探讨如何更好的办好论坛议会。

《未来中国论坛》热诚欢迎关心中国前途的网友和志士同仁加入和参与《未来中国论坛》议会的工作,对《议会章程》和相关文件提出各种意见和给予指导,期望能对论坛议会提出建设性的设想和思考,以求在论坛议会正式成立前能订出一个较满意的议会架构和运作指导文件。

《未来中国论坛》议会办公地址:www.futurechinaforum.org


《未来中国论坛》发言人 伍凡

2006年11月18日

张健:《九评》一剑封喉 退党叩击邪党中枢神经

【大纪元11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张子纯、林慧欣法国巴黎采访报导)11月19日是《大纪元时报》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两周年。文章的发表,使民众认清了中共的真实面目,从而在中国引发了退党潮。到今天为止,已超过一千五百多万人退出中共。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海外民运联席会议及中国民主阵线在法国的代表张健,他认为,透过《九评》有许多人更加清楚的认清了共产党的实质,毅然决然的退出了共产党。退党也直接叩击了中共这个邪恶政党的中枢神经。

以下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九评共产党》的系列评论发表,可以说通过各个媒体机构、媒体的报导, 我听说在香港呢发行几万份,许多人都看到了。包括中国的朋友,国外的朋友,从我自己的了解看呢,国内一些老干部、共产党员也都看到过这个报纸。

《九评》就是对中共的一剑封喉

那么《大纪元》的发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九评》就是对中共的一剑封喉。中共就好像是吞下了一根鸡毛,直接咽到脖子上下不去,而自己又吐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九评》将中共的实质,中共的历史到现在,包括到未来来说,就是一个邪恶的政党,历史上是怎么样欺骗、压榨的,怎么样荼毒中国人民,可以说他写的是淋漓尽致。

而且将中共如何控制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等,分析的非常深刻,讲论的也非常详尽。可也说使中共措手不及,直到今天面对《九评》呢,也保持着非常大的沉默,也超乎异常的沉默,为什么呢?《九评》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所举的每一个共产党所犯的罪行都是历史事实。也就是说,面对这个强大的历史事实和尖锐、锋利的评论面前,中共这个反动、专制政党是没有任何能力、没有任何水平,也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推诿的,因为在这样强大的事实面前它只有低头。

透过《九评》人们认清共产党的实质,毅然决然退出共产党

《九评》的推动,也推动了中国大陆的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从新的认识。以前呢流行一段,好像是今天共产党发生了变化了、今天共产党已经进步 了、今天的共产党你看多么开明了、那今天的共产党强调以人为本了、今天的共产党已经变成全民的政党了,你们看资本家现在入党了,今天的共产党关心老百姓等等。也就是说对共产党充满着幻想、充满着憧憬、充满着甚至是自我安慰式的期待。这些人,透过《九评》他们应该看到中共这样一个政党,能够自新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非常小非常小的, 所以《九评》呢对共产党真的是一剑封喉。透过《九评》有许多人更加清楚的认清共产党的实质,也就毅然决然的退出了共产党。

‘退党’直接叩击了中共这个邪恶政党的中枢神经

关于退党,我的看法一直是这样的,退党的人数是网络上的人数,多与少并不是特别主要。但是,退党这样一个运动的过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通过退党这个运动,使许多人从新审视共产党,从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共产党。 也站在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远景角度上来看待共产党,就清清楚楚的知道中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如果说由一个原始的食人族进化到今天,也只不过是拿了盘子用刀叉在吃人肉,中共就是这样一个表现。如果是一个蛮荒时代的,所谓的赤裸裸的、残酷的,去残害中国人,到现在穿这西服革履,拿着刀叉在一个所谓还是非常罗曼蒂克的环境之中继续吃人肉,吃人不吐骨头,这样的一个专制的邪恶政权、邪恶政党,对它抱有任何幻想,采取任何支持都是幼稚的。

这里,我要提到中国的国民党,我们清楚的看到了马英九先生自己也提到的,‘六四’不平反,两岸统一是没得可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总是有这么一批投降派。这些人什么观点呢?总认为这样的一个邪恶政党能够变好、这样的一个邪恶政党能够自新、这样一个邪恶政党能够合作。我们总结,凡是历史上所有跟共产党合作过的无论是人,还是执政党,没有一个不倒霉的、没有一个最后不被中国共产党分解、肢解、吞并甚至被消灭的。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假如说没有一个能跟中共合作之后能有一个美好结果的,那么这个政党有什么地方值得信任的呢?

《九评》恰恰是以历史的眼光,以大量不争的事实,将这些问题阐述得清清楚楚。所以说,这个退党的活动在国内外也起到了非常好的影响,同时也使得中共也一再的发表声明,一年现在新增7 百万共产党员,人数还不断的增加,甚至它们中共专门负责入党这样的官员,还公开出来讲话。

‘退党’也直接叩击了中共这个邪恶政党的中枢神经,所以说退党这个过程很重要,《九评》呢我想是为中国民主自由运动、为揭露共产党起到了一个旗帜性的作用。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呢,传扬、推动退党这件事情。

【解体党文化】之八: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下)

【大纪元11月19日讯】目录:

3.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
4.党文化使人习惯性的讲八股话
5.混淆党与政府、党与国家、党与民族的概念

结语:回归正常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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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

“这些话以后千万不能说——尤其是不能到外边去说!”

“这些想法反动,很危险,连想都不能想。”

“注意,不能谈这些危险话题,对你自己没好处。”

“我们换个话题好吗?你知道,谈论这个问题是很危险的……”

这是人们经常可以碰到的一些反应。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人们有着高度的敏感,那是危险的禁区。

1)“危险意识”无处不在

在开放初期,一位台湾历史学家应邀到大陆参加学术交流。当着那些历史学家的面,他直陈共产党歪曲历史,尤其是关于国民党抗日的历史。当时的会议主持,同样是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听后赶紧说:“你敢说,我可不敢听。”

另一位大陆学者在海外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数千人的大游行时,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观感:“我立即感觉到了我头顶上似乎是有一根天线,在张皇失措地探向太平洋的彼岸。我探什么?我在探大陆的各种禁忌和口径,我在斟酌我吐出的每一个字,回国后会带来麻烦。此时此刻我特别感到我的嘴和腿似乎都在颤抖,我特别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口齿之间的艰难!”

2004年在加拿大有一个民间审判江泽民的集会,一位组织者邀请一位老人来看一看。在电话里,老人想了一想说,我还是不来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出来十七八年了,没有回去过,我还想在有生之年回去一趟,万一明天有人看到我把我汇报了,我这辈子不就完了。”他七十六岁了,虽然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六年,但是心仍然没有真正自由。

一位女游客到香港看到有关《九评共产党》的信息的第一反应是:“哎呀,这些人胆真大,敢说这些‘反动’的话,在国内早被抓起来了。”因为人们知道这些信息不符合中共的观念,所以,即使不在中国,还是无法不产生危险意识,“本能”地躲避。

人们知道高压电、过马路闯红灯、火灾、蛇等等东西危险,这些东西的出现会让人们产生危险意识。但是这些都是有形的东西,即使可怕也还可以躲避。而人对有形的东西的害怕,有时远远不及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害怕。共产党控制社会的最极端表现,就是内化成为中国人心里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检察官,随时监控着人的一思一念。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在每个人的意识里都可能出现。一旦产生这种危险意识,常常会带给人一种无处可逃的极度无助和绝望。伴随着对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估计和猜测,自己吓唬自己又加重了对这种危险的恐惧。

目前最典型的一种表现就是对所谓“搞政治”罪名的恐惧心理。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政本来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所以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在中国历史上,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就是有学识有能力应该成为治理国家的良才,那是一件很光宗耀祖的事情。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政治家,像诸葛亮、李世民,“政治家”向来都是一个褒义词。

但对于现今的中国人来说,一听到“政治”可能会产生反感,甚至恐惧。如果有人有对正当权益的诉求,或者对社会现象和政策的意见,或者一谈到共产党,马上就会被中共扣上“搞政治”的帽子。中共把“搞政治”轻易就弄成了一个可以用来诋毁别人声誉、肆意打击别人的罪名,让人们对被扣上此帽子的人或者团体感到危险,避而远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中国人认为“政治”是危险的,但人们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政治之中。中共的一切事情都是政治挂帅。从学生所谓“思想品德”教育,到上大学、就业、参军,都离不开政治审查。对重要社会事件,更免不了要进行一番表态。四十年前,在家里种几根青菜,养几只鸡都是政治问题,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历次运动中,不跟上形势,“政治思想不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往往成为被社会歧视的对象。党反对的不是搞政治本身,而是看你是否与党保持一致。与党一致的时候,再大的搞政治都是正确的,与党不一致的时候,再不是政治的事情也会被扣上“搞政治”的帽子。

2)党文化造就的心牢

俗话讲,“初生牛犊不怕虎”。小牛因为没见过老虎,自然不会认为老虎危险。而很多中国人并没有直接受到中共迫害,但是这种思维却几乎人人都有。原因何在?是因为党文化使中国人产生了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的意识,给中国人造就了心牢。

从心理上讲,“危险意识”来源于“怕”。人脑子里想什么,别人又不知道,为什么会怕呢?因为人的言论和行为是受人的思想控制的。如果思想中有了不符合党的观念,保不准什么时候就露出端倪或者说漏了嘴,不就会遭到中共的整肃吗?历史上吃了这种亏的人大有人在。于是,人们为了保全自己,就连跟党不一致的想法都不敢有,要自我约束。不但自己不能有,还要让家人都不能有。整个社会造成了这样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危险意识”。

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的意识与中共长期的思想灌输和高压统治是分不开的。

中共自建党以来,就周期性的杀人、镇压、搞运动,目的就是强化民间的恐怖记忆,巩固中共的政权。中共历史上的种种残酷的镇压手段,给人们造成了深刻的恐惧心理。中共控制一切资源,掌握中国人的生杀予夺大权,其迫害手段没有底线,也没有预知范围。持有与“党”不同意见的人,遭到的是从小到大,从经济、名誉、心灵、肉体、生命等各层面的压制和迫害。不信和质疑共产主义邪说,不满并批评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人被定为“反革命罪”的重罪。即便是其党的高级干部,如果存有不同意见,也会遭到严厉的清洗。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共仍然实行着高压统治、特务统治和黑社会统治。其手段包括:封锁自由资讯,监听人们的言论,实行文字狱;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关押追求自由信仰、自由言论以及合法抗争的民众;监控海外归国人士;挟持国家资源进行海外渗透,等等。

人与人之间的戒心也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心理。人们不知道谁最后会捅自己一刀,会告自己的密,党监视的眼睛似乎无处不在,有时是自己的敌人,有时却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甚至是自己舍命相救的人。告密成为了中共统治下独特的一道龌龊的文化景观。为了保全自己,很多人就采取了与党一致的做法,在稍微“敏感”一点儿的话题上,就不敢流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于是,接受了党文化的人们主动地用中共的思想考虑问题,揣摩中共的心思,体会中共的观念。表现形式有:先假定自己是中共,跟中共保持一致,然后判定什么是符合目前党观念的,接着拿这个规矩去衡量自己或他人的想法;对自己是画地为牢,努力排除自己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连想都不愿想;对别人谈论“敏感”话题进行阻止和劝说,更有甚者直接就去举报或者打小报告,直接让党来迫害有不同想法的人;即便来到海外的中国人,在没有党控制的环境里,仍然“本能”地害怕,人们像机器人一样服从党的命令。

3)“危险意识”危害民族

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自动与党保持一致的思维形成之后,人们变得处处小心翼翼,怯懦求全,习惯于通过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来得到极权者和上司的恩宠,像奴隶般过日子,人的尊严彻底丧失了。六四时,有位参加游行的教授打出的横幅是,“跪久了,站起来遛遛”。可见,中国人被奴役久了,连抗争都有气无力——遛完了,再回去跪着。可悲的是,有很多人真的又重新跪下去了。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史官精神,春秋时代齐国的大臣崔抒杀了国君,被史官以弑君记录入史。崔抒杀了这个史官,但第二个史官还是这样记录。第二个、第三个史官被杀了,其他史官还这样坚持。这就是一种气节,一种民族能够长久生存的精神内核,也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但中共的党文化灌输和迫害手段却无情地摧毁了这种精神,知识份子或遭胁迫,或被收买,助纣为虐,帮助中共编造更多谎言欺骗民众,以维护中共的独裁统治。

中国古人也强调“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概。历朝历代,都涌现出不少无畏强权、蔑视权贵、为了尊严与价值可以不惜牺牲生命的人。西方社会里,也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名言。但在今天的中国,在中共的暴政与党文化灌输下,中国人的勇气却空前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无端的怕心与恐惧。

于是,中国自古的民族尊严消亡了,一个民族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被扼杀了。有人说,中国早已是亡国奴,是殖民地。不错,自1949年之后,中国其实就在精神上亡国了。共产党扼杀了中国的民族精神,所建立的不是“新中国”,而是从精神到肉体的残暴专制帝国。

一位著名的盲人作家曾经说过:“我的身体不自由,但是我的心是自由的。”正常社会里正常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有充分选择的权利,生活丰富多彩,人们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今天的中国人虽然有了吃喝嫖赌的自由,但是却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危险意识”使得中国人把自己关在思想监狱内,不符合“党”观念的一概不接受,甚至害怕,躲避。在这样的一个严密体系生活过来的中国人,非常难以在党给的思维体系外思考。在自己的心牢里只能拥有符合党文化和中共观念的东西,其看世界的方式也只有自己的框框里的那一点。思维立足于党文化之中,受其精神奴役,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乐趣,人生变成了为中共而活。

4)摆脱无形的恐惧 主宰自己的头脑

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基本的常识:“危险意识”的想法直接违背了现代的法治精神。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法律所惩罚的都是人们的犯罪行为,而绝不能是人们的思想。也就是法律只能根据一个人做什么去惩罚他,而绝不能根据这个人在想什么去惩罚他。当我们觉得某些想法很危险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是中共以思想入罪的野蛮做法的后遗症。

“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这种习惯性党文化思维、这种危险意识是非理性、无根据的。人的大脑由自己支配,想什么由自己来决定;一个人有自己的独特想法,共产党也并不能把他怎么样。就其主观意图而言,共产党的确想控制所有人的思想。可是,即使在共产邪灵最猖獗的时期,这一目标也没有完全实现过。今天,共产党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的意愿空前强烈,但其控制能力却空前虚弱。中国人需要从中共制造的那种无形的恐惧中走出来,也一定能够从这种无形的恐惧中走出来。摆脱对共产党的非理性恐惧心理,此其时也。

摆脱恐惧,我们才能恢复做人的尊严,才会拥有一个自由的社会。

4.党文化使人习惯性的讲八股话

“要认真学习×××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不断保持和发展×××,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的伟大道路上奋勇前进。”

“要深刻认识×××的长期性、复杂性、艰钜性,把×××工作作为×××的重大战略任务,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好,一刻都不能放松。”

“全党同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为全面建设×××,不断开创×××而继续奋斗!”

这是在中共某次大会报告中的段落。这样空洞无物、套话连篇的党八股话在中共的大会小会、广播电视、报章杂志中比比皆是。党八股话是中共官员的典型话语系统,但党八股话不仅仅限于官员,同时也在民间广为普及。从官方到民间,讲党八股话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党魁毛泽东曾写过一篇《反对党八股》,可是他的真实用意并不是反对党八股,而是以此为藉口,用“言必称希腊”之类玄玄乎乎的话影射和打击党内有留俄背景的共产国际派,主要是被其视为夺取党内最高领导权最大障碍的王明。换句话说,毛不是要反党八股,而是要用自己的毛式党八股替代别种样式的党八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人狂读“老三篇”、狂背“毛语录”、狂挥“小红书”的时候,毛却再也不提“反对党八股”了。

1)时时流露的习惯性党八股话

每逢什么大会,必定得来个政治表态,说什么离不开党的坚强核心,离不开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理论,什么观;或者历史证明什么什么是正确这类大话空话。还有要坚持某某某的领导,以什么思想为指导,以什么来武装群众,沿着什么特色道路前进,或者是紧密团结在某某人周围,高举什么旗帜,为什么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豪言壮语。

每逢领导讲话,就要拍马说什么“重要讲话”,以突出讲话人的地位,拔高讲话的内容,说出一堆好话,如深刻说明了什么,引起什么重大反响,具有什么重大意义,等等。

代表上级讲话,就一定要说到党中央十分关心,高度重视。

官员去世,典型悼词就是纵观某某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什么什么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官员出现了什么问题,一定是因为偏离了什么什么理论,没有领会党的什么什么精神,表决心一定要干得更好。

受到表彰,一定要表示感激党的培养,离不开组织的关心和爱护,最后要为什么什么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社会上或党内出现什么状况,一定就会加上“极少数”、“极个别”、“一小撮什么分子”。

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总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西方××势力……”。

还有千篇一律的套话,要以某某为指导,某某为基础,某某为动力,某某为保证,某某为目标,某某为中心……领导讲话几乎篇篇如此,以套话成堆来显示深刻和全面。

还有紧跟政治宣传口号的,什么张口就是“三讲”、“三个代表”、“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稳定压倒一切”、“三步走发展战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国两制”、”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时俱进”、“和谐社会”等等。

有人总结过“套话大全”,比如: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都是典型的八股话。

写文章结尾难免要出现:“我们相信,在××××的努力下,××××一定会……”。

在文艺娱乐、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充斥着党八股话。

《四郎探母》是著名的京剧,在庆祝中国京剧院建院五十周年的经典剧目展演的《四郎探母》光盘上,赫然写着这么一段话: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京剧院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创排并上演了一系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传统和现代京剧剧目,造就了一批艺术人才。作为国家级艺术表演团体,中国京剧院为传承民族艺术,弘扬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郎探母》的创作是几百年前的事情,在京剧舞台上唱了近二百年经久不衰。成功的原因是剧本好,演得好,与中共没有任何关系。相反,京剧遭到了中共惨烈的破坏。京剧界四大须生中的马连良、奚啸伯、周信芳、四大名旦中的荀慧生、尚小云、著名武生盖叫天等均遭迫害。因此,那段话实际上是对京剧传统经典的亵渎,背后反映的是一种讨好当局的讲党八股话的思维。

潮菜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在《中国正宗潮菜》菜谱的前言里,有一段话:“新中国建立后,潮菜烹调又有新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了潮汕地区经济的腾飞……当今潮菜已经进入了一个鼎盛发展的时期。”既然是正宗烹调,当然是口味牌子越老越好,越传统越好,不知道为什么改革春风能吹到锅里,让潮菜进入“鼎盛发展时期”。这反映的同样是一种习惯性讲党八股话的思维。

可以说,谁都知道党八股话不好,谁都觉得党八股话让人恶心。但为什么人们却又为何如此高频率地讲党八股话呢?甚至很多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觉得时髦?其背后反映的到底是怎样一种心态呢?

2)讲党八股话背后的心态

党八股话背后隐藏着一种恐惧心理。人们形成讲党八股话的思维,时时处处随口讲党八股,在某种意义上无非是向当局告白:他服从独裁秩序,没有任何反抗的意图。在中共专制之下,人们不知道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言论什么时候会给自己带来不良后果,甚至于杀身之祸。所以重复党说过的话,就成了一种最好的防护办法,除了党用过的词,人们轻易不敢用。而党说过什么话,则必须“紧跟形势”,这样才有安全感。自己说了党八股,起码政治上是正确的,不但别人挑不出毛病,还可以站在制高点上去攻击别人。这种恐惧心理是人们养成讲党八股话的习惯思维的直接原因。

讲党八股话也是中共强行灌输的结果。报纸、电视、电台、领导讲话,到处充斥着那些党八股词,还有各级官僚部门发行的名目繁杂的“简报”、“内参”、“通讯”、“信息”,更是党八股话连篇。长期的灌输,使得这些词占据了人们的思维,当人们用语言来陈述事实或自己的想法时,会自然而然地首先想到这些语句。而很多不知道党八股话危害的人,则习惯于鹦鹉学舌,共产党说什么自己就说什么。

讲党八股话也是由中共党文化的话语系统决定的。在党文化里,歌功颂德、吹须拍马、政治表态,构成了中共官场三大特色。正如第六章《习惯了的党话》所分析的那样,中共的党话具有黑社会的鉴别身份的作用。会讲党八股话,是中共对其帮派成员的基本要求,是该成员飞黄腾达的通行证。不讲党八股的人,则被认为不是这个圈子的人,不被信任,受到排挤打击。人们要欺世盗名,要削尖脑袋往上钻,抑或只是为了在夹缝里卑微地生存,都不得不说党八股。还有的人认为讲党八股话才符合中共统治社会中的“主流”,把党八股话当成场面上的话随时随地来几段,显示自己很入流,有本事。别人也觉得他会说话,很佩服,这样又加重了这种习惯,整个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3)党八股的毒害

习惯性讲党八股话的党文化思维带来严重后果。

人们对党八股话的传播,不管人们是违心还是讥讽,都使得党文化成为人们生活、生存的一部份,因而在不断地给中共创造着生存的环境,起到维护中共黑帮邪教的作用。因为人们对党文化语言系统的使用,就是对中共因素的接纳,就是在加强中共生存所依赖的场。

讲党八股话的思维也使得中国人与国际社会难以沟通。党八股话反映的是一种虚伪的帮派文化,它使人难以在言语上跟他人沟通。其他国家的人在和中共领导人会谈的时候,听着后者说出来的一套一套党八股话,常常愕然莫之能解、茫然不知所对, 不知道这个诺大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能从十几亿人里面找出一个半个会说正常人的话的人来管理这个国家。

同时,人们习惯于说党八股话的时候,也许不会意识到,党文化因素已经开始了对人们独立话语的扼杀,对独立思维的绞杀,对独立人格的虐杀,对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的闷杀。不管中共如何坏事做绝,中共的党文化话语系统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人们的思维,扭曲人们的判断标准,同时隐瞒自己的罪责,结果造成很多人习惯性地为中共辩护。因此,不管中共如何一次次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苦难,如何犯下一桩桩无法饶恕的罪恶,中共对中华民族的附体和对中国人的控制通过言语像梦魇一样长期挥之不去。

4)冲破语言牢笼,恢复自由心智

一个人的语言是其精神世界的反映。语言反过来又能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党八股语言反映的是一种虚伪、丑陋、僵化的病态心灵。逐渐习惯于说党八股话的过程,就是逐渐放弃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过程,就是逐渐成为党文化僵尸的过程。而诚恳的、和善的、宽仁的、自由的、灵动的、优雅的语言,则反映了美好的内心世界,同时有助于培养自由的思维习惯和丰富多彩的个性。

告别党八股,告别束缚我们语言和心智的牢笼。只有这样,中国人民的智慧才能真正发挥出来,中国社会才能重新恢复活力。

5.混淆党与政府、党与国家、党与民族的概念

共产党夺权之后,把改朝换代称为“建国”,继而以“救世主”和“缔造者”的姿态在中华大地上开始了数十年的宣传灌输,仿佛我们五千年的历史并没有在地球上存在过。于是,政府成了由党创建、永不变更的政府,国家成了由党缔造、终生领导的国家,民族成了由党来救世、无条件代表的民族。没有了共产党,政府要成无政府,国家要成一锅粥,民族要成亡国奴。党给自己规定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凌驾在“政府”、“国家”和“民族”之上。

为了稳固党的统治,中共严密地控制社会运作和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机构从中共中央一直建到穷乡僻壤,无处不在;行起事来从杀人放火到战天斗地,可谓无所不敢;就是节庆婚嫁和女人生几个孩子,党也要无所不管。党所到之处,“政府”、“国家”和“民族”就变成了党手中的木偶,线牵在党手里,为党服务。

今天的许多中国民众,不是不知道党同政府、国家和民族是两回事,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心理上党的影子是如此沉重,如此微观,“党”成为左右中国人命运的解不开的符咒。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人们觉得离开共产党来谈这个政府、来维护这个国家、来兴旺这个民族,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就像离开水来谈鱼儿,觉得简直是胡闹瞎扯。于是,党、国家、政府、民族等概念的理论区分挡不住经验范围内的混杂一处,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情结也就全都转融到了对党的情结中。反党就是反政府,就是不爱国,就是反华,就是卖国,就是给中国人丢脸,给民族抹黑。党伪装成政府的权杖、国家的化身、民族的代表。一言以蔽之,党就是一切。

1)党就是“一切”

(1)党自封为“亲爱的妈妈”

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孝道中对母亲的孝顺最为突出。共产党就把自己比作了母亲,甚至比母亲还要亲的亲人,从而获得民众的百般孝顺。儿不嫌母丑,共产党再坏人们也愿意去维护党的形象。

(2)党号称自己养育着人民

党不种地不织布,哪里能养育人民呢?正相反,是人民养育着党,是“纳税人”的钱养活了共产党。

但共产党通过国家机器控制了全中国人的财富和资源,“共”了全中国的产。拿了原来属于中国人的东西,再“恩赐”一点给百姓,人们自然觉得是党送自己上的学,为自己分配的工作,为自己介绍的对象,为自己分的新房,为自己发的退休金。长期的封闭灌输造成的母亲情结,让人们本末倒置地普遍觉得“共产党再怎么不好,但毕竟它对我有养育之恩啊”。其实恰恰相反,正常社会里人人都要上学工作,成家立业,从来没有听说是哪个党的功劳,一切是人们自己的劳动和付出所应该得到的,是正常的生活状态。中国人生活的改善绝不是来源于共产党,而是来自自己的辛勤劳动。而且,没有共产党的剥削和压榨,中国人的生活肯定比现在更好。君不见,没有共产党的国家,不是有更多的人上学,有更好的工作,更大的住房和更多的退休金吗?

(3)党控制饭碗

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相信这个外来的邪劲十足的“母亲”。不过,“人是铁,饭是钢,三天不吃饿得慌。”“党妈妈”对于不听话的人自有“大义灭亲”的办法。不给你饭吃,你怎么办?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前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料,任何一个人需要找工作,都得到党那里去找,这样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党给了我们饭碗一样。直到今天,党只要愿意,它可以不讲任何道理地抢走我们的饭碗。这反而让人感到——党本来可以抢走我的饭碗,但它竟然没有抢。由此人就对党“感恩戴德”,觉得饭碗是党给的,却不想想“党本来可以抢走我的饭碗”这个前提本身就是荒谬的。从心理学上讲,党越把饭碗控制得牢,人们也越觉得是党给了自己基本生存的保障。人民是离不开饭碗的,当人把党和饭碗等同起来的时候,“反党”就成了“反人民”了。

(4)党代表“先进”

共产党热衷于划分“先进份子”和“落后分子”。“落后分子”是斗争的对象,而党员必须是“先进份子”,是“先锋队”,是社会的“精英”,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于是,党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栋梁”、“未来”、“走向”。在这样冠冕堂皇的宣传攻势下,恶党居然成为“好人”,于是人们的潜意识中就更加依赖共产党。

(5)党是“出路”

整个社会的权力被控制在党的手中,不入党就提不了干,不入团个人前途就受影响,甚至不让入少先队都会成为奇耻大辱。加入党组织成为人们在社会上找到出路的前提条件。党同人们的事业和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了。

(6)党掺和个人生活

党支部书记不务正业,也没有什么正业,除了宣传灌输党的方针政策,外加抓思想工作。这个思想工作不但有监督群众是不是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的这种政治思想,还包括邻里纠纷、职工纠葛和家庭矛盾。于是,党同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私生活都分不开了。

(7)党标榜自己是“道德化身”

虽然共产党社会的道德都很低下,特别是现在的中国大陆,道德危机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共产党在宣传上总是一以贯之地把自己标榜成道德的化身。每个时期都有一堆道德口号,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雷锋好榜样”、“五讲四美”、“精神文明”、“三个代表”、“以德治国”、“八荣八耻”、“和谐社会”等等。因为它倡导的道德观只是忠于党维护党的道德观,共产党自己又是不讲道德的,所以道德总是越来越下滑,到了今天已是乱象丛生了。但是,这些道德政治宣传运动让人们误认为党是强调道德的。在学校,道德课也是属于政治课,同党绑在一起,让人相信是党要求人们学道德的,虽然中共宣传的道德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但是从小就灌输党是所谓“道德化身”的教育体制,让人总是相信党本身是好的,坏事是个别人干的。这一切都把党同它自己造成的道德败坏分开了。

(8)党以国家民族的代理人自居

爱国热情和民族感情是最朴实的公民意识,而共产党把这些感情的表达完全操纵在自己手里。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的教育基本上是通过共产党的少先队、共青团和党支部来组织宣传的,宣传的时候总是打着爱国主义教育用一堆一堆的谎言来灌输对共产党的热爱。这样,从小教育到大,习惯于从党那里接受有关国家民族的信息,人们不但觉得共产党是爱国和维护民族利益的,更重要的是,人们更加热爱以国家民族的代理人自居的党了。

中共在宣传爱国主义时,有一个专用词汇,叫“爱国进步人士”。这里的“进步”就是指拥护共产党。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说,只有支持共产党的人爱国才有意义,才是正确的。反党的人不配爱国,或者,爱国是“落后”的,是错误的。这种宣传确实能把人们的思维弄乱了。爱国就是爱国,是超越政治的,中共的这套把戏反而说明中共是不爱国的。

中共还有一个词,叫“反党反人民”。它把这两件不相干的事放在一起说,长期下来,人们也就习惯认为反党的就是反人民的了。

(9)党是一把手

中共喊了多年的“党政分开”,但党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的,根本分不开。从中央到地方到街道到乡镇,书记永远是一把手。这种从上到下密密麻麻的一把手权力架构,让人们无奈地接受“党才是真正管事”的现实,人们也习惯于说“党和政府”而不是“政府和党”,觉得离开党来谈事情,没有意义。

(10)党从宏观和微观同时控制着政府

共产党并不是给每个单位派个书记就完事了,而是本身从中央到基层有一整套的并行于政府机构的班子——“中央军委”与“国家军委”,“党中央”与“国务院”,“省委”与“省政府”,“县委”与“县政府”,“乡党委”与“乡政府”——政府有“公检法”,党有“政法委”;政府有“广电部”,党有“中宣部”;政府有“人事部”,党有“组织部”;政府有“监察部”,党有“纪检委”。党是一把手,党委永远领导政府。人们想像不出没有了党,政府部门该如何运作了。同时,政府官员都由党系统任命,政府官员反过来绝大多数又都是党员,官员身份的二重性进一步把党和政府盘根错节地绕在一起。正常社会里,各党派的党员、组织机构不能由纳税人供养。但是共产党却直接附体到了政府身上,各类专职、半职的党务机构强行由纳税人的血汗钱供养。

国家的运作本来靠政府,但是共产党附体到了政府身上,并从宏观和微观同时控制着政府,掌握着政府大大小小的决策。从宏观上讲,行政部门层层由党领导,“党中央”领导“国务院”,所以政府要听书记的;从微观上讲,政府官员本身又是党员,在党员小组会上,要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所以,宏观上摆不平的事,党通过微观的手法一定会摆平。如此,一方面党完全控制了政府,让后者成为其傀儡,另一方面也让人们难以分清到底哪个是党,哪个是政府,由此而经常把党和政府混为一谈。

(11)党利用一切好事为自己涂脂抹粉

运动员得了奖,科学家把卫星送上天,农民有个好收成,申办个奥运,修了个水库,中共都会把功劳算在自己身上。时间久了,人们还真认这个邪理了。把有点突出表现的人再诱骗发展入党,这样好事都成中共干的了。所以,有个现象,只要说一点中国的好事,人们自然就觉得是在说中共的好事,都能成为给中共涂脂抹粉的颜料。有一个词叫“党的政策好”。党不管农民,农民有饭吃了,党不管个体户,个体户发财了,没有党干扰了,百姓日子好过了,这本来是暴露共产党有多么不好,但共产党反过来把这叫“政策好”,老百姓跟着就感恩戴德。现在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靠的本是廉价劳动力、海外投资和中国人的聪明勤劳,中共把这些都当作自己的资本。其实,恰恰相反,中共急功近利维护其合法性的心态,造成了多少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以及社会不公和道德败坏。是因为中国有十几亿人的大市场才掀起的中国热,可是中共的宣传总是把世界对中国的重视当作对中共的拥护。

(12)党动辄就要代表一切,领导一切

中共独裁专制,却很喜欢把“国家”、“民族”和“人民”挂在嘴上,动不动就发声它要“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如何如何。老百姓没有发表言论的份儿,只好被“代表”了。而反反覆覆被“代表”后,也就习惯了,好像中共真是个“代表”。

党不但代表一切,还管一切。党管政府,党管军队,党管国家机器,党管外交,党管着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党就像癌细胞,侵入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真是民族的大不幸。

(13)党把“反党”标成“反华”

虽然党无处不在,弄得人们分不清党同政府国家民族的概念,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是共产党掩耳盗铃地把“反党”、“反共”涂抹成“反华”的主动混淆是非的宣传。

共产党的暴政在世界上名声很不好,有的西方国家在移民时有三种人不受欢迎,纳粹、恐怖主义和共产党。说有人反共,那是很普通的事情。可是,中共在批判反共言论时,总是给对方贴上“反华”的标签,“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把坚定反共的称作“反华头子”。如果是中国人自己反对中共,更被骂作“卖国”、“给中国人民抹黑”等等,潜移默化地灌输“中共”就是“中国”,就是“中国人民”。

党成为“一切”后,人们就真的弄不清党同政府、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了。

2)人们混淆了党同政府、党同国家和党同民族的概念

批评美国总统的人,没有人攻击他不爱美国;批评美国共和党的人,也不会有人攻击他不爱美国人民;反对执政党,并不意味着就是在反对美国政府;不论是在美国白宫前还是在美国之外抗议美国政府的美国人,不会被人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也不会让人觉得他是在给美国人民丢脸。反某个党,更不会被控煽动颠覆国家的罪名。

但是,当有人揭露共产党、批评社会黑暗的时候,很多人就会破口骂道:你是中国人吗?在海外,如果有人对中共高官抗议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人愤怒不已,认为给中国人民丢脸。当有外国政要批评中共的时候,中共会奋不顾身地起来批判,老百姓也跟着附和。这些人的愤怒常常是出自内心的。当你在曝光中共的恶行时,他觉得你此时此刻真的是丢了他的脸,他认为因为你揭露中共的丑事而使他遭到洋人的鄙视,看不起他,让他的脸在洋人面前挂不住了。可是,洋人们根本就不会有这种反应。中国人敢于出来揭露一个专制政权,反而会让洋人们佩服你的勇气和良心。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有这种“丢脸幻想症”呢?就是因为混淆了党与政府、党与国家、党与民族的概念,把自己作为了中共的一分子。很多人不自觉地把爱国等同于爱党,以为批评中共就是批评中国,反对中共就等于反华,就等于出卖中国人民。

中共领导人出访时,现在有一个很特别的景观,就是有抗议人群也有中共组织的欢迎人群,但欢迎人群基本上是见不到被欢迎者的。那为什么还来欢迎呢?他们自己的理解是,欢迎不是目的,本来就知道领导人不会同他们照面,安排他们来的目的完全是针对抗议人群的。胡锦涛2006年访问美国白宫时,有西方媒体采访欢迎队伍的组织者,问道:“你看对面啊,有两千多人的抗议队伍,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欢迎队伍的组织人回答说“中国领导人来访是一个很高兴的时刻,在这个时候抗议领导人,是不合时宜的。”这个回答很可笑,因为你说现在不合时宜,那你能给这些抗议人一个合时宜的抗议时机吗?你在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那个机会去见中国领导人,就敏感问题上访是“扰乱社会秩序”,要坐牢的。而领导人到民主国家访问,人民才有机会去抗议,为国内没有说话权的同胞表达诉求,可有人又说在“高兴的时刻”去抗议是“不合时宜”的,领导人出访又都很高兴,那也就没有任何机会去抗议了。欢迎人群他们觉得他们是为了表达爱国热情来对付抗议人群的。可是,不让中共领导人听到受到迫害的人民的心声,中共如何能改错呢?改不了错,继续迫害民众,对国家和民族不是灾难吗?这种后果是爱国还是害国呢?说白了,那些欢迎的人以为是在爱国的面子,其实是在爱党的面子。

在正常社会,人们拥护政府是不需要表达的,因为他们的选票已经表达了这一点。恰恰相反,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是需要表达的。政府无论做得多好,那都是它份内之事,当初百姓不就是看你能做好,才选了你吗?反过来,政府做得不好,那就下台,换个能做好的上来。所以我们从来看不到法国总统出访,法国大使馆要组织人去欢迎他。民选政府领导人也有这个自信,他不需要这样的外在形式来证明他的权力合法性。而共产党这么干的时候,它自己都意识不到,欢迎的人也意识不到,这是中共缺乏执政合法性而伪造的补救措施。

党、国不分的混乱思维是中共有意制造的。中共知道自己只有几十年的根基,又是舶来品,所以需要找个依靠。中国人向来爱国,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于是中共几十年来一直把自己吹嘘成爱国者,把自己打扮成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欺骗百姓。同时它把党和国家、人民、政府总是连在一起用,爱党爱国,反党反人民,反党反政府,因此制造出种种党与国之间的混乱。

3)中共不等于中国

我们需要确立的一个常识是,中共不等于中国。政党与国家、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存在了几千年,而中共的出现只有八十多年的历史,统治中国不过五十多年。

中国一词自古有之,最早指居“天下”(世界)中心的中原地带。近代以来,特别是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一词始成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法律和政治概念。一般而言,从历史的角度,“中国”是从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开始,经历了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中华民国和伪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一系列朝代和政权的连贯历史的整体。从地理的角度,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约 13亿)的国家,国土面积排行第三。从政治或行政的角度,目前存在两个政体: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

当一个人提到中国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出现的是什么?可能是一张中国的地图,或者是那里的亲朋好友,熙来攘往的人群,也可能是长城、黄河,地标性的建筑,文物古迹或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等等,但不会是一个政党。这都是人的自然反应。国家的内涵包括了国土,国土上的各族人民,经济、科技、文化、饮食、教育、节日、社会、宗教和政治等诸多层面。中国是指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缘上的中国,而中共不等于中国。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中国货风行世界,标签上的“中国制造”,没人会理解成“中共制造”。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中国人的确把中共等同于中国,爱国等同于爱党。一谈到中共,很多人就下意识觉得是在谈中国如何如何,“没有了共产党中国还能存在吗?”,“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还是拥有广泛市场。

在中国人普遍不相信共产主义,贪污腐败盛行的今天,“我党一贯正确”,“社会主义好”等政治口号已经不足以再让中国人相信共产党。为了保持中共的统治,不让人们质疑为何要让共产党来统治中国,中共再次把党和国家概念混淆,利用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来引导中国人把爱国情绪放到党身上。爱党的行为和思想被中共宣传为爱国的行为和表现。

中共中央制订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重要目的就是要用中国人经济建设的成果来让人坚持党的路线,用党的路线的内容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首先自我肯定,党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中国好;然后偷梁换柱说,中国的成就都是党造成的;最后把爱国定义成坚持党的路线;起到混淆概念的目的,让人把爱党拥党等于爱国。

4)爱国不等于爱党

中国自古以来都不缺爱国者,但爱国并不是爱党。真正的爱国者关心的是人民的疾苦,而不是忠诚于一个领袖、政权或党派。因此,爱国者经常针砭时弊,批判现实。屈原曾“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则控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些人都是中国真正的爱国者。按照中共今天的标准,他们很可能就会因为“恶毒攻击政府”,“反党反政府”的罪名遭到批判,身陷牢狱。

中国大陆如今流行的观念,其实是要在中共政权的意志下,按照其规定的方向去行动,并为符合中共利益的成就欢呼,这就是爱国了。其实这是一种荒唐扭曲的爱国意识和爱国行为。2003年萨斯(非典)爆发,卫生部长张文康信誓旦旦表示中国很安全,非典得到控制。但他显示的是对党的忠诚,而不是对人民的忠诚。他是爱党,爱他的乌纱帽,而不是爱国,爱民族,这样的爱党付出的代价是中国人的生命。真正的爱国者是蒋彦永医生这样把萨斯真相公布出来,使萨斯能够被重视,使人们能够采取措施,挽救更多生命的人。真正的爱国,不是为了向中共表示自己的忠心而做出的种种“爱国”的表现,而是发自内心的对中国负责任。反对当权者对中国人民的迫害是真正爱国的表现,是因为中共的诋毁、中共混淆党与政府、国家的概念才制造了种种思维误区,让人们不能理解被迫害者和平抗争的正面意义。

5)谁在伤害中国形象?

对于批评中共的人,共产党经常用的一个词就是伤害中国形象,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但非常清楚的是,中共不等于中国,批评中共当然不等于批评中国。事实上,真正伤害中国形象的恰恰是中共。中国古人讲“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自己做好,在别人眼里的形象自然就会变好。中共对中国民众的迫害,对信仰者、独立思想者、敢言者的人权迫害,利用共产党的体系搞残暴统治,在国际上扶植暴君和独裁者等等行为是国际批评中共的根本原因。因此,正是中共的高压残暴政策,伤害了中国的形象。而那些批评中共迫害民众做法的人,恰恰是维护中国形象的人。它意味着中国人敢于捍卫自己的尊严,有勇气去改正自己的错误。

2005年10月24日,美国一位名叫罗莎.帕克斯的黑人妇女辞世。50年前,她在阿拉巴马州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拒绝服从不公正的种族歧视法令,拒绝向白人“让座”。她的公民抗命义举引发了一场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种族隔离制度因而被废除。在她的葬礼上,国会参议员肯尼迪说,美国失去了一位真正的英雄。同样身为黑人的美国国务卿莱斯发言说:“没有她,我今天不可能以国务卿的身份站在这里。”

另一位受到美国民众高度尊敬的民权领袖是马丁.路德.金博士。1963年,他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组织了一次25万人的集会,反对种族歧视,要求种族平等。就在这次集会上,他发表了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次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死后十五年,美国设立了国定假日“马丁.路德.金日”以纪念这位民权领袖,他是除了华盛顿总统外享有此殊荣的唯一普通人。

没有人会认为罗莎.帕克斯和马丁.路德.金给美国丢了丑,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形象。相反,他们带给了美国荣耀,因为他们以巨大的勇气捍卫了人权与尊严,带来了平等与公义,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们的努力,改变了一个种族的命运,改变了美国,甚至也改变了世界。

中共诋毁人们对中共政权和中共迫害中国人的揭露,经常用的一个理由就是国家形象。但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正义者们的精神和目的,如果我们明白了中共是中国形象的真正伤害者,那么,我们会更容易理解今天无数反对中共暴政的抗争者,尤其是千百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和反迫害的努力。维护信仰和制止中共对无辜百姓的迫害是中国人的正当权利。他们的努力,事实上维护了所有中国人的天赋人权和尊严,维护了中国人的形象。

6)丧钟只为中共而鸣

有些受到党文化洗脑深的人,一听到中共要完了,就想我们该怎么办啊?好像中共完了,他也完了。

在一次“九评研讨会”上,一位老太太提问:共产党垮台之后,谁给我们发养老金呀?一位主讲人回答到:没有了共产党,就没有了这个庞大的官员系统,而这个庞大的官员系统是一群世界上最腐败的官员,没有了他们以后,中国老百姓的退休金要翻倍地成长。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看看海外的华人就知道,没有共产党,日子完全可以过得更好。如果中国大陆不是共产党统治,中国今天人均收入应该与台湾类似,那么中国今天的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等于美国、日本、俄国等几个强国加起来的总和。中国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

对于中国的政府官员来说,没有共产党不是他们的末日,而是他们的真正解放。没有了共产党,他们才能真正施展才华,发挥才能。现在的官员都不得不主动顺应中共的粗暴领导,或者干脆被党的系统束缚住了手脚,想干正事干不了,想不堕落却不行。

现在的中国人,大半生或一生都生活在共产中国。虽然这段历史充满了恐怖和荒谬,但很多人的青春、理想、友谊、爱情、婚姻、家庭、成就甚至整个人生都和中共统治的这段历史不可分割地纠结在一起;那些为民主自由奋斗了多年的人,他们的智慧和辛劳也和这段历史纠缠在一起。因此,很多人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共的罪恶,但在感情上还对中共和中共的党文化存在相当大的依赖。比如,有人不自觉地唱所谓“革命歌曲”来配合内心的感情;或者拿这样那样的“红色经典”当艺术;受到不公待遇的人怀念“毛主席”时代的绝对平均;对外来文化冲击担忧的人错把党文化当成中华文化而维护等等。这种怀旧情绪反过来又使人们无法真正理智地审视中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因为自己本身的经历和中共联系在一起,对自己的维护和珍惜不由自主地也分给了中共一份。一旦没有了“党”,有些人好像话也不会说了,手脚不知往哪儿放了,人生的意义也不知应该寄托在哪里了,心里甚至觉得空落落的。

其实,一个人成就一番事业,实现人生价值,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是中共把人逼到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空幻而险恶的小道。古来的圣贤在正常的社会里,通过自己的修为和涵养,达到了崇高的人生境界。“天生我材必有用”,各行各业的精英也都能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做出贡献,从而青史留名。没有了共产党的中国社会,将会恢复仁、义、礼、智、信等中华传统道德,人与人之间将会更加关爱和睦。

东欧共产党国家解体后,在党文化下生活的民众从谎言包装的生活下解脱出来。他们发现不用再看政府过滤后的假新闻,不用再被党文化塑造自己的思维,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才是人真正应有的生活状态。虽然中共媒体一直对东欧国家进行妖魔化宣传,以表明中国人决不能选择抛弃中共、和平过渡的道路,实际上除了少数国家外,东欧改革总体上说是成功的。东欧转型到现在将近二十年,尽管共产党可以再次组党参加竞选,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再次选择共产党,也没有民众再次选择党文化。抛弃共产党和党文化的东欧人,失去的是一座监狱,得到的是平静地安享自由和正常人的生活,社会和国家非但没有崩溃,反而更加生机勃勃。

因此,丧钟只为中共而鸣;亡党不等于亡国。中共是现代中国人苦难的根源。不理智的怀旧只会加强中共对你心灵的控制,使你无法摆脱昨日的梦魇。

解体中共,解体党文化,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意味着一种新生。

结语:回归正常思维

人的头脑就像一个口袋,装进去金子他就是一袋金子,装进去一袋党文化,这个人就是一袋共产党思想,不知不觉地成为共产党的传声筒。中共的宣传覆盖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人从有成就的学者到普通百姓,离开了党文化,都无法正常思考、无法正常说话了。

共产党就是要让党文化、让意识形态、对党的恐惧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细胞深处、心灵深处,形成条件反射。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化的产生与传播,而是为了建立中共独裁暴政所需要的“软专政系统”,也就是思想专政系统。在党文化里,不管是中共最高层的官员,还是一般百姓,都生活在党文化里,难以逃脱党文化思维的影响。这个恶果相当可怕。

中国人的党文化思维不是一天一时形成的,它不是某个个人某个官员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现状。这个过程是中共长期有意识造就的。它运用一套扭曲的道德善恶标准,通过暴力灌输和血腥恐怖,通过欺骗宣传与扭曲逻辑,让中国人对一个强行霸占中国社会资源的集团感激,让人们恐惧,让人们成为党文化的囚徒和奴隶,乐于接受中共谎言而排斥正常思维。正是这种不正常的思维,维系着中共的谎言欺骗,维系着中共的暴力专政,维系着中国人的苦难与悲剧。

要改变一种定型的思维或心智模式,需要深刻的反思,一种集体的反省。但党文化的思维恰恰不是内省的。在中共的资讯封锁中,人们要想听取不同的角度看法都很困难,更不要说一种新的视角对人们惯常思维的冲击了。但是要想走出党文化的陷阱,回归正常思维,真正做自己心灵和思想的主人,我们今天就不能不正视我们曾被中共扭曲的思维,主动改变自己在党文化影响下形成的观念和思维方式。

要想真正爱国,真正为这个民族的将来着想,就需要抛弃党文化的思维,用正常人的方式来思维。要真正得到健康的生活和社会,需要每个人清除自己的党文化思维。因为中国社会是每一个中国人一起组成的,其中包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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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时报:中共承认摘取死刑犯器官

【大纪元11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孙灿编译)据洛杉矶时报十一月十八日报导,经过多年的否认,中共当局终于承认目前使用的大多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并指出,接受器官者主要是不愿在自己国家里长期等待而偿付巨款的外国人。

据英文版中国日报本周四报导,本周二,中共健康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广州的一外科医生会议上表示,“除了一小部分来自于走私集团外,大多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这也证实了二十年来流传在器官移植病人、许多杂志以及网上的公开秘密。

然而,中共并没有透露每年被执行死刑的人数,大赦国际表示,在二零零五年,仅通过中共官方掌控的媒体报导数量来说,至少有一千七百七十名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占全世界两千一百四十八名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一些专家则表示,真实数字可能上万人而不止。相比之下,美国每年执行的死刑犯只有六十名左右。

二零零四年九月,大陆媒体广泛报导了著名喜剧演员傅彪(Fu Biao)花费三万六千美元从山东一名死刑犯身上买取肝脏的新闻。此外,自二零零五年六月起,网上也报导了河南省许多被判死刑的黑社会人士,在本人未同意的情况下器官被摘除。

洛杉矶时报报导指出,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外国人之中也有美国人。其中,加州北岭(Northridge)市六十九岁的吴(Mabel Wu,音译),今年七月不顾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肾专科医生达诺维奇(Gabriel Danovitch)的劝阻,前往广东省东莞(Dongguan)市太平人民医院获得了肾移植。达诺维奇表示,他“对中国器官捐献者的身分以及当局是否获得捐献者同意等问题表示怀疑”,此外,他担心中国医疗服务质量。

吴的女儿莉莉(Lily Wu)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癌症研究专家。她表示,母亲的移植手术花费了四万美元,捐献者是一名三十岁的男士。她自己怀疑器官来自一名死囚犯,但是她说“我不想去知道。”

吴女士也指出,在她在太平人民医院做手术的同时,有另外四名来自台湾的病人同样也在等候肾移植手术。吴在手术后十二天回到美国。

在今年七月波士顿举行的一项国际器官移植会议上,中国器官移植医生陈忠华透露,中国在二零零五年总共做了八千一百零二个肾脏移植手术,三千七百四十一个肝脏移植手术,以及八十个心脏移植手术。

一些专家表示,鉴于其他器官来源的罕量,他们相信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器官来自于死刑犯。

中共当局在一九八四年施行所谓器官移植法案,规定只要死刑犯的亲属同意,或者不愿意领取尸体,当局有权摘除该死刑犯的器官。然而,目前,外界完全无法得知这些器官是如何分配,或哪些病人有优先权等等问题。

此外,中共司法部、军队以及公安在整个器官移植中扮演的角色也是未知数。

近年来,除了传统的枪毙方式之外,中国出现了流动的执行死刑功能车,以及毒药注射等执行死刑的方法。北京当局推托,这些方法较为人道,然而,专家则认为这是为了方便器官摘除工作。

中国的器官移植市场近年来也遭到了海外的广泛谴责,其中最强力的来自于法轮功人士。

今年七月,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David Matas)以及前加拿大亚太司长乔高(David Kilgour)发布一项报告指出,中共当局在过去的六年来不断从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心脏、肾脏、肝脏与眼角膜等器官,并以高价出售给外国人。报告写道,“据目前收集的资料,我们非常遗憾得出的结论是:对中国当局非法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属实。”

本周,中共当局也承认目前有许多外国人以旅客的身分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虽然据中共官方媒体数字显示,中国每年有两百多万人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然而,只有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能够获得移植手术,而许多能够付出昂贵手术费的外国人则能够插队在数日或数周内获得器官移植。

全球营救就王博一家再遭关押发表声明

【大纪元11月19日讯】2006年7月27日晚,大连市国安特务、大连市610、大连市公安局及甘井子分局、营城子派出所伙同河北警察把王博一家租住的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的房子团团围住,强盗般翻墙而入,进门就大打出手,疯狂毒打他们一家三人。然后将其秘密押走,这是自2001年以来,王博及其父亲王新中,母亲刘淑芹遭受的又一次肉体和精神上的严重迫害。

2002年3月下旬,中宣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省市610组织一伙人来到了河北省洗脑中心,欺骗王博一家,对其进行采访。《焦点谎谈》和新华社采用偷梁换柱、移花接木、断章取义的嫁祸手段歪曲事实,毒害世人。

2002年5月12日,王新中摆脱了洗脑中心对他的监禁后,离家出走。洗脑中心惧怕王新中的出走会揭露“焦点谎谈”造假内幕。担心造假的败露而非常恐慌,省、市“610”投入相当大的警力,四处抓捕王新中,妄图掩盖省市“610”、公安、新华社、“焦点谎谈”串通预谋构陷的造假事实。

2002年8月18日王新中公开揭露中共610恶警的残酷洗脑、及610伙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造假的内幕;揭示了《焦点谎谈》和新华社鼓吹的中共政府“春风化雨”般的“关怀、教育、挽救”的“腥风血雨”的内幕。

“焦点谎谈”的丑恶行径被彻底的暴露于光天化日之后,河北省610异常恼怒,在省委省政府门前张贴了关于王新中的所谓“通缉令”,以造声势,到处悬赏抓他。王新中为了避免政治流氓集团的进一步迫害,被迫流落到了山西。2002年10月底王新中在山西再度遭绑架,落入暴徒之手。

王博,就学于中央音乐学院。大学一年级后,2000年12月进京上访,被石家庄裕东派出所非法送进石家庄劳教所,成为劳教所里年龄最小的人。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强迫退学。

2002年4月8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谎谈”节目用移花接木的欺骗手段播出一曲关于王博一家的骗剧,中共新华社等媒体相继编造谎言宣传欺骗。在中共达到了利用王博一家欺骗世人的目的之后,同时为了进一步控制王博一家,在中共中央610头子李岚清的亲自批示下,让王博复学。2002年9月份王博复学于中央音乐学院。王博复学读书的三年,河北省市610一直很“关心”王博,派了一个专职女警“陪读”,左右不离的监视管制。2002年“十.一”王博放假七天,从中央音乐学院回到石家庄后,就直接被送到河北省洗脑中心非法关押。

中共做贼心虚,惟恐丑行再次败露、再次曝光。几年来,中共为了让他们一家消音,一直对王博一家严密监控,并准备伺机迫害。为了避免遭受中共的再次迫害,王博一家再次流离失所,居无定处。

2005年12月,王博自述被中共欺骗、洗脑及利用的经历在明慧网上发表,王博写道:“我现在才发现,最险恶的就是他们笑着骗你。如果说这个凶神恶煞般地对待你的话,你还能够看清真相。可是他们对待我的时候,他们总是笑眯眯的,可是使出来的招都是特别阴的。他们总是用各种方法,看到你担心什么,看到你担心你的父亲,那么他们就会利用这一点,达到他们的邪恶目地。”文章中所揭示的在劳教所、洗脑班中痛苦的经历、和“焦点谎谈”谎言的出炉、以及自焚伪案的背景,使人们更加看清了恶党在7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所使用的阴毒手段。

他们一家的出走和文章的公开发表,使中共异常恐慌,利用公安、特务等一切手段搜索他们的下落,并于2006年7月27日晚再次将其一家人非法拘捕。

自中共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经过核实确认的已有298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中共的暴行,不仅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清了它迫害法轮功的邪恶面目,也使更多的中国人加入了“解体中共”的退党大潮。

在天灭中共在即,我们再次呼吁在监狱,劳教所等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任何人,立即停止一切暴行,退出并摆脱中共的控制,为自己获得新生创造条件。

我们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王博一家的迫害,释放包括王博一家在内的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我们也呼吁所有人都来关注发生在中国持续7年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协助我们的营救工作。

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
2007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