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维权通讯(2006/09/10-16)

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度特派员程翔今天透过家人发表声明说，他从未做过间谍，也未主观或故意将中国国家机密交给台湾的欧亚基金会。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胡丽云女士在记者会上表达了对程翔二审判决结果的愤怒情绪。她表示，中国对间谍的法律定义非常含糊不清，容易让人陷入陷阱。这次程翔案的判决结果似乎带出这样的信息，那就是新闻工作人员都要听从内地的方式报导新闻。

“国安/国保”在22日当天把公司的网络封锁，然后第二次跟公司老板（中山）谈到我，拿出我的所有的上网记录，以及公布我过去的经历（六四分子和坐牢），还在网上搜索我的文章（反动言论），公司董事长当天就赶到顺德，跟我谈完话之后，就宣布解雇了我。

11月的北京有二个展会同时开唱，《北京国际汽车展》和《中国人权展》。《北京国际汽车展》媒体被天天炒的热火朝天。而 “人权展”媒体只字不提，似乎压根没有这么个展会。

只是在人权展场外露了一面，大门都没进去的北京访民李春明告诉记者：现在警车就堵着他家的门呢，不让去啊。他说23日一大早就看到家门口多了一辆警车，三个警察守着他家。李春明向警察表示要去看人权展，警察说开车送他去，结果警察带着他在大街上瞎转悠就是不往民族宫去。

对于当局的态度，当地16个乡镇的移民，组织了2,000多人多次到民政局和移民局上访抗议。经过多次抗争后，直到去年下半年，曾都区才出这个方案：“国家拨下来的款项分4年付清，每人每年300多元。”

记者曾报导的广东顺德三洲村村两周前将官员和外籍商人彻夜围困粮仓，而后被警方解救事件后，政府终于派人调查土地问题。而邻近的希涌村，星期四上百村民则用围堵工厂的方法要求土地补偿款。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首届年会将于11月25号到12月1号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出席会议的包括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香港文学委员会主席胡志伟以及流亡海外的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徐文立、自由作家贝岭、人权律师郭国汀以及自由派学者仲维光等50多位自由知识份子。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将于2006年11月25日墨尔本时间 8：30 正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这次预计历时4天的会议，绝大部份议程将开通全球网络同步会议，欢迎所有关心中国自由文化建设的朋友都能通过互联网来列席这次盛会。

中国新闻总署的一位官员表示，根据中国2005年实施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除了中共政权有关行政部门批准的新闻和出版机构之外，其他机构人员一律不能申请和持有记者证，因此不能进行采访活动。

为什么媒体的舆论监督开展得令民众不满，而民间网站的舆论监督却开展得深受群众欢迎？是什么原因使媒体不敢完全履行自己的职责？文章还提出了这样的思考：民间网站监督合法吗？民间网站监督影响不好吗？民间网站监督怎样管理？民间网站开展舆论监督有不有安全隐患？

根据无疆界记者组织公布的一份名单，中国目前有三十二名记者被关押，但因言论大胆遭整肃的“中国青年报”前“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认为，这份名单不能直接反映中国的新闻控制程度，中共箝制媒体有独特办法，只要控制总编辑就可达到目的。

二十多年来，中国中产阶级为经济改革喝采，但却对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压迫视而不见。但是中产阶级政治上的冷感并不是永久的，当他们自己的权益受到中共压迫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中产阶级奋起抵抗中共的独裁制度，他们第一次学习到为自己的权利挺身而出。

在离第19届艾滋病日还有一个月，政府用来宣扬政府战绩的专题节目已经于本月初在河南录制完成。凤凰卫视刚走；ＣＣＴＵ又跑来了；河南，好一片繁荣景象！用河南省省委书记的话说：“在我们伟大的党的领导下，河南因卖血而引起的ＡＩＤＳ问题已经获得圆满的解决！”

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席李迅接受国会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之邀，在中国人权听证会上就中国法轮功学员七年来遭受的迫害作证。

您被抓了以后，他亲身经历了中共的黑暗。给人大代表写的信石沉大海，在给抓您审您的看守所、公安局打电话时，在对方无一例外的蛮横挂断或草率推诿时，他常常需要控制自己才能不被气得发抖。“这是人吃人的社会啊！”他在给家里打电话时说。他开始相信中共很快就要倒台了，因为连您这么好的人都抓了起来，还要判刑，又完全像黑社会一样做法。

据深圳《晶报》11月14日披露，此次参加中国作协第七届代表大会的作家代表有“900余名”，但铁凝却能以区区161票当选中国作协主席，这“161票”说明什么呢？

这部文集收录了我写的近八十篇文章。这些文章题材庞杂，体例不一，时间跨度也不小。无论取什么名字都难免以偏概全。最后我决定取名为《数人头胜过砍人头》。这话是我当年下乡当知青时从一本不知何处得来的什么书里读到的，从此就铭记在心。

他重要的著作包括：《资本王义与自由》、《自由选择》、《价格理论》、《美国货币史。1867年～1960年》等等。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尤其关注他在1955年发表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因为此文已经带给了，并将更大范围地带给穷学生以选择的自由。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今天驳回程翔的上诉，维持五年监禁的原判。程翔随即透过家人发表上述声明。

程翔在声明中说，为本身自辩时已经推翻中国当局的指控。恳请中共中央政府考虑“一国两制”原则，以及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仍未立法实施的理由，赦免他的刑责。

程翔的家人对判决感到失望、沉痛及震惊。程翔的哥哥程曦表示，程翔一直为中国做事，最终得到污名，让人痛心。

他说，法院只单方面支持原审论证，未考虑到程翔提出的证供，家人怀疑中国司法制度的公正及透明度。

五十六岁的程翔为新加坡海峡时报驻中国首席特派员，去年八月被北京国家安全局逮捕，并遭指控涉嫌由二零零零年起，替台湾情报机关搜集中国情报，获数百万港元报酬。

程翔于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被判间谍罪成立，遭判刑五年。程翔透过家人和代表律师向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新华社报导，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今天进行二审公开宣判，驳回程翔的上诉，维持原判。

在程翔被扣查期间，部分香港传媒公开呼吁，要求公平处理案件，并发起国际联署，获得超过逾五十万名新闻工作者的签名支持。

该报发表声明，由于程翔健康欠佳，恳请中国当局在程翔服刑时给予宽松对待。该报将会继续给予程翔及其家人所需的支持及协助。

【大纪元讯】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程翔的间谍罪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4日驳回上诉，宣布维持原判。

程翔因为间谍罪成，早前被判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3.9万美元)的判决。程翔之后提出上诉。

程翔的哥哥、弟弟同妹妹24日到北京听审，程翔的哥哥程曦对判决感到难受和震惊，指法院完全不接受他们的上诉内容及申辩，家人对中共司法制度的公平及透明度感到怀疑，并深信程翔无罪。

程翔关注组发言人许天福，对于程翔上诉被驳回，表示难以接受及失望。他说，从程翔案一审的判词看到，判刑证据不足，本来希望透过上诉更改刑期，但法院无开庭审理就作出裁决，令外间觉得案件没有被认真处理，难以令人心服口服。

程翔的代表律师亦对判决感到失望，并为未能协助程翔脱罪感到无助。

程翔因受到“间谍罪”指控，今年8月31号被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判处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1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

程翔不服，提出上诉。11月24号星期五早晨9点20分左右，经过大约30分钟的审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程翔案件做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在本案二审期间，除程翔本人进行自行辩护外，还听取了程翔委托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消息传来，各方纷纷做出反应。程翔原供职的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声明，对程翔一案上诉失败感到非常失望。香港特区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关注程翔一案的判决结果，但基于“一国两制”的原则，不评论内地法院做出的司法判决，同时会继续与程翔家属保持联络。

程翔的家人和朋友星期五下午3点召开记者会。程翔的妻子刘敏仪在记者会上首先宣读了程翔的个人声明，在这份通过律师发表的声明中，程翔重申自己没有从事间谍工作，没有将国家机密文件交给台湾欧亚基金会，自己的所谓罪行已经被控方提供的所谓证据所推翻。程翔同时恳请中央政府赦免自己的刑责。刘敏仪表示，自己坚信程翔案是一起冤案。

她说：“我家人对北京上诉庭对程翔案维持原判感到震惊。本案一审时，法庭无视控方起诉程序违法，举证薄弱，而做出明显的错判。早就招致海外有识之士的批评。如今上诉庭又极力偏袒，没有处理种种错漏，便维持原判，实在令人遗憾。一宗在国际法制社会普遍认为理据不足、事理不清的判词，竟然仍在一审及二审判罪成立，令人不得不怀疑中国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让人不得不怀疑当中涉及长官意志的政治判决。”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员、香港记者协会法律顾问王友金在记者会上表示，对程翔案的判决结果感到心情沉重，非常失望。

他说：“失望，非常失望。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我希望中国的法制可以改善，而且中国的法制已经提出改进20多年，但是到今天来说，仍然做出这样的错误同判决。而且，一审是错误的判决，一审是中级法院，二审是高级法院，仍然做出错误的判决，所以，仍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以呢，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今天的法制的改革是表面上的，实质改革不多。”

王友金认为，从程翔案今天做出的判决没有看出中国司法的独立性，表明中国法律的改革不多，进步不大。王友金对程翔案一审判决中，仅仅凭藉中国国家安全部对欧亚基金会属于间谍组织的一纸鉴定书这唯一的一项证据，就判定程翔罪行成立的做法提出严重质疑，认为判案证据不足，而且鉴定书应当由学者专家来完成。

王友金对帮助解救程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表示，中国法律规定，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不能申请缓刑，程翔被判5年徒刑，因此无法获得缓刑，但是程翔可以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在不服二审的情况下，提出法律程序之外的申诉，同时根据自身健康不佳的现状，申请保外就医，争取早日归来。他说，尽管效果可能不会很好，但是程翔还是应当积极争取。

香港程翔事件关注组成员许天福在记者会上表示，很多专家都指出了程翔一审判决书中的疑点，认为定罪证据不够充份。在这种情况下程翔一案二审仍然维持原判，违背了法律工作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他的组织希望中国政府基于人道精神，为健康状况日趋恶化的程翔进行全面体检，并会为程翔争取保外就医。

程翔的妻子在记者会上感谢香港政府和程翔的律师对解救程翔做出的努力。但是王友金认为，香港政府被“一国两制”的原则捆住了手脚，表现被动，眼看着香港居民在中国被判刑而不能维护权益，施以援手。他建议港府多谘询香港中国法律专家的意见，能够更加积极，更有作为。

记者电话采访了程翔的律师何培华，询问他对程翔案判决结果的看法。何律师说：“我们尊重法院的判决，但是作为程翔的律师，我们对没有帮到他的忙感到遗憾。其它的就没有意见了，因为我们跟他的委托关系已经结束了，对下一步他要怎么做，我没办法评论。”

【大纪元11月24日讯】（编辑按：24日，民运人士陶君通过朋友辗转发来紧急呼吁，朋友表示自己当前处境也很危险）

再次遭解雇，天也有绝人之路？

我被紧急辞退，这是个无奈的日子，本来是准备24日的营销会议的，但公司懂事长还是出于安全解雇了我这个过去一年来做的最好的分公司总经理，顺德分公司我已经干了一年多的总经理，是六年来最成功的老总，分公司业绩连续成长了一年多，公司规模增大了四倍，自认为工作成绩是相当出色的，但还是被解雇，为什么？没办法，只因为我是“反革命”，是个死硬的“反革命”，“国安/国保”在22日当天把公司的网络封锁，然后第二次跟公司老板（中山）谈到我，拿出我的所有的上网记录，以及公布我过去的经历（六四分子和坐牢），还在网上搜索我的文章（反动言论），公司董事长当天就赶到顺德，跟我谈完话之后，就宣布解雇了我。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你只有种植果园，一个人劳动，一个人收获，远离都市，没人打扰你。”

我担心的事情，还有可能发生，可能再次被捕（2001年就是这样的）我躲了两天。

未来的生活怎么办？我不能工作，孩子的生活费从哪里来，难道这么大的中国，就没有我生存的地方，到哪里解雇到哪里。

首届《中国人权展》悄声无息的展出7天了，前去参观的观众许多竞然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访民”。

猩红地毯的人权展大厅，天天来一帮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访民”，令主办方哭笑不得。这真叫“驴鞭敲脑门子疼倒不疼——恶心啊。

更要命的是，挺安静的展厅，时不时冒出一句“冤啊”的干嚎，让在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乱成一团，前四天，厅内工作人员在一惊一炸中熬到下班。

笔者家住展会不远，这几天都到那溜一圈，发现北京一般市民对“人权展”不感兴趣。几十年了，老是那一套——自吹自擂，谁还有时间陪你玩啊。

在这展厅为数不多的观众中，看见不少新老上访者。有文革时就上访的“老访”，黑发告到白毛了还没戏呢，今天“人权展”，老人家们又出山了，打出“还我私有访房产权”、“文革历史遗留问题必须解决”等标牌。

北京上世纪的60、70、80、90年代的访民穿戴还干净，而进入新世纪突增的这帮访民衣衫褴褛，南腔北调，百无顾忌。大概受冤已久旧习成积，不时的就从“公民有信访权”展版前传来一声高吼“冤啊”，或者在“公民有言论自由权”展版前炸一声“我要人权”，看到他们的不成“体统”，笔者都为主办方“难过”。

做为旁观者，笔者注意到二位上访女人：一位是不服法院判决的北京访民孙连喜，在“人权展”大门前吐露心声道：“苦等中国人权到来，哭等验收中国人权”，据说她已经被拘留；另一位是刚从狱中放回来，现正流浪北京街头的郑明芳——昔日天津蓟县成功的女企业家，数百万家产被政府巧言花语的占取、上访维权遭搜家判刑后全部被抢的干干净净，她于2004年9月被判刑二年。在牢中拒不认罪被铐48斤大脚镣、双手背铐折磨等残忍折磨，24日，郑明芳带着狱中折磨未愈的伤残，独自默默立在”中国人权“展版面前，一言不发死盯许久后，泪流满面，离开”展板。

家破人亡、不准接收媒体采访被剥夺人权的郑明芳路过“人权展”不进却无言离去，笔者认为，是对当婊子还立牌坊的《中国人权展》莫大的讽刺。

但《中国人权展》拜托每天数百以上的访民光临，给死气沉沉的展会，带来生机和鲜活的标本。

北京汽车展则香车美女，莺歌燕舞，岂止用“和谐社会”可了得。北京晚报惊呼：千万美圆的劳斯莱斯遭“抢劫”，大款向劳斯莱斯101e—全球唯一样车放言说，“多少钱，我都买”。旁边另一辆738 万元人民币的劳斯莱斯.幻影也已贴出售出标签。”多少钱，我都买“富豪不是非理性的”烧包“中国富豪的钱真是花不完。

【大纪元11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北京“中国人权展”连日来遭到大量访民以及遭受人权迫害的各界人士前往场内外的抗议。抗议群众表示：这个展览再次向世界人民展示共产党惯用的伎俩—欺骗和谎言。它应该叫“中共人权展”，那是共产党给自己立的‘贞洁牌坊’，它无权代表中国，真是无耻之极！

李春明表示：看看我们这些人跟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差不多啦。他们就是立牌坊呢。听说下个月北京要开什么世界人权会议，现在这个展览是热身呢，造点舆论宣传，骗骗人。看着我不让出门毫无道理，中国没人权，只有共产党的流氓手段。

曾经站在“人民的信访”大型宣传图片前的气愤不已的东北访民告诉记者：看到那个熟悉的场面，简直哭笑不得。他们指着图片跟现场的工作人员说：“这个信访口我们太熟悉了，不是这么回事情。多年来，门槛都被访民踏烂了。去年两办大铁门都被访民给挤倒了，在那个大厅里发生过很多暴力事件，很多访民遭到截访的殴打，上访材料被抢被撕毁，有人被打的都残废了。门口还有人被打的头破血流。这么残酷真实的镜头，怎么这个展览上没有？那个高高在上藐视国家宪法、法律、歧视访民的官老爷他们的嘴脸怎么不给公之于众！共产党让老百姓实事求是，他们怎么公然撒谎？这个展览真是挂羊头卖狗肉！

看过展览的辽宁访民表示：她看了这个展览非常气愤和难过。如果说当初还对共产党有一点期许，看完整个场内场外的展览后，她完全失望。她说：共产党就像民间骂的那个婊子一样，这个人权展就是它们给自己力的一个大牌坊，还有脸称作“中国人权展”？！真不要脸到家了。说共产党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统治，一点不假。这个伪人权展，不就是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曾经遭受到共产党迫害的民运人士表示：对那个所谓的人权展我们根本不屑。不用看也知道是什么货色。它们像小丑一样每天演戏，装扮各种角色，没有货真价实的东西。如果是真只有对人民和百姓的暴政统治才是真实的。中国每天发生着无数人权迫害的事情，不用展览，大家都看的到。太多了，这个人权展其实都多余。不过为了行骗，还是要伪装的。这对共产党而言是自然的很普通的事情。全世界都被这个流氓政权给骗了。

据访民说：18号因举牌抗议而遭到警方关押的北京访民张连喜已遭刑事拘留。另有数十访民失踪，疑被遣返。大多数北京访民在19号以后被当地片警24小时看管。

原湖北省均县（现丹江口市）境内，因要修建丹江口水库，1968年，这批丹江移民从均县搬迁到随州市曾都区各个农村。然而38年过去了，据丹江移民说，他们没得到任何补偿与救济。

一些移民谈到这些年来的遭遇和处境，他们说：“刚搬来时，环境很陌生，对生产、生活都不习惯，当地人存在一些歧视移民的现象，受到当地人的排斥。现在，家里的总财产也不到300块钱人民币。”

据移民们透露，移民的生活条件很差，很多人还住在1968年搬迁过来的土房子，有些人住在歪歪倒倒的地方，大人、小孩有病了，也没钱去治疗，有些小孩到现在还没有读书的机会，很多人小学都没有毕业，年纪大的老移民生活状况更差，地方政府也不给解决、也不管。

直到去年，丹江移民才辗转知道早在2002年，上级出台了“六年扶持计划”政策。这份国办发[2002]3号文件，主要内容是：“从2002年至2007年，用6年时间，解决水库移民温饱问题；解决水库移民遗留问题所需投资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

按照这份“六年扶持计划”的政策，移民可以拿到按人均6年累计1,250元人民币的补助。丹江移民拿着这份文件，多次找到随州市及曾都区政府要求领取扶持款，有关部门用各种方法搪塞，声称没有这样的政策、没这样的事。

38年来丹江移民才领到第一笔300多元的救济款，虽然钱不多，但是他们还是很高兴。

今年8月，丹江移民又获知上级出台了“20年后期扶持计划”，从2006年7月开始，再扶持20年，给移民每年扶持600块钱人民币。近期，当局发了移民核定登记的相关文件，并进行了核定登记工作。

但移民发现文件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如“六年扶持计划”的补助还没发完，当局就把它并入“20年扶持计划”中，事实上6年计划款项被取消了，移民对此很不满。

这份文件还规定，原迁女移民的后代及移民后代中的出嫁女不能被核定登记。移民们认为，这样规定是“重男轻女”、“歧视女性”。

一位女移民说：“为了截留我们的钱，女孩子嫁出去了，就不能享受这个待遇，不让女孩子登记，现在都是男女平等时代，当局却歧视女性。”

虽然登记了，但是移民们又失望了。当局又规定“‘20年扶持计划’款项不发到个人，而是作为项目资金，发展各村里的公益事业。”

近期，丹江移民多次去移民局上访，他们说：“文件中说得很清楚，能发放给个人就发放到个人，但移民局官员说：‘你们吃地方的饭、喝了地方的水、种了地方的田、用了我们的山、走了我们的路，这些钱不能发到个人，应该把这些钱放到乡里，搞基本建设。’”

记者去电曾都区移民局询问，一位女姓工作人员说：“由于移民上访，我们把6年计划项目改成发给个人，现6年计划的内容已经停止了，现后期扶持政策都是项目扶持，就是发到村，也不会发到他们个人。具体问题等领导给你回话，现他们都不在。”

对于当局对上面的政策如此解读，移民们非常不满，一直进行上访维权，但上访过程中，他们受到当地政府打压和监视，不许他们去上访。

今年11月6日，丹江移民准备到北京上访，曾都区民政局、移民局及许多公安到随州火车站进行拦截。一位移民说：“去上访，他们就恐吓老百姓，说：‘把你们关起来，你们上访是违法的。’但如果我们自己不站起来的话，我们永远受当地政府的压迫和欺压。”

《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耀表示，他们在实地调查了解到，这些移民的生活确实很苦，这20年计划应包括他们的后代，现在当地政府说这个款项不是分给个人，是用在项目扶持，而是用在公用事业。

移民表示，他们还继续上访，但至今没有任何结果。刘飞耀认为，因受到打压，移民代表心理压力很大，当局确实存在大量侵犯移民合法权益，损害其切身利益的规定和行为。

村民：“土地普查小组要厂方签名，做个公正，他们征了多少地，他们不签。”

几位村民代表随后被请进了厂里的办公室。然而协商不得要领，村民五点钟散去，并表示明天还会再来。其后一位代表说----

村代表：“他们用政府来压我们，说有什么问题找政府解决。”

然而一年多以来，希涌的村民们已经多次走访各级政府信访部门，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上个月村民指由官员操控的，伦教土地发展公司人员还殴打了一位支持村民维权的民选村干部。

而伦教街道下的另一个村－－三洲村，两周前上万村民通宵围堵数百到当地粮仓剪彩的高官和外商，要求撤查征地，引起了香港和国际媒体的广泛报导后，征地维权地终于有了曙光，村民说不但顺德区国土局派人前往测量粮仓的土地，本周佛山市派11位纪检专员下来调查三洲问题，星期二还在伦教街道办事处会见了一些村民代表。一位参与会面的代表说----

村代表：“11 个人，其中最大的是佛山市检察院的。他们就是问一些村里的经济问题，而且说随时会到村里来，解决问题前不会回去。说是这样说，没做到实施前，怎么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怎么相信他？”

三洲的村民们连续几天开会商讨，当工作组到村里的时候，要先反映哪些问题。
三洲村九千多亩土地，超过一半被村官私卖。村民去年年底发现后，便用阻止施工、上访请愿等多种方式维权，但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回应。

村民认为这次终于有专案小组下来调查，是因为把外商围堵在粮仓的事件，涉及外交和外资的引进，才迫使政府关注问题。一位妇女说----

而同样存在土地问题的希涌村比三洲面积小，人少，维权规模也较小。在几乎顺德每个村都有非法征地问题的情况下，希涌村民不知等到哪一天政府才会去处理他们的问题。于是村民自己成立了土地普查小组，去村内各个工厂要求出示相关文件，进行调查，从土地的使用者方面着手索赔。

本次会议由澳大利亚墨尔本《自由圣火》网主编袁红冰主持。袁红冰2004年7月以旅游签证进入澳大利亚后向澳大利亚政府申请政治庇护。

他曾经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还担任过贵州省法学会会长以及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

袁红冰说，本届年会筹委会迄今收到25篇论文，这些论文体现了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价值。他介绍了“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创办宗旨。

他说：“我们创办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基本的宗旨就是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创作和自由地表达。从我们发起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以来到今天将近5个多月的时间，签名成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成员的有300多人，其中210多人生活在中国大陆。”

袁红冰进一步介绍了“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首届年会要讨论的主题。他说：“第一个主题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历史使命，第二个主题是讨论如何重建自由知识份子自由和高贵的人格，第三个主题是对于49年以来中国的精神史作初步的探讨。”

袁红冰说，本届会议还将讨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系列丛书”的出版计划。他说，这个系列丛书由“国际学者基金会”资助，每年将出版25本到30本被中国大陆禁止的书籍。

袁红冰说，这套丛书可望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禁书系列。他说：“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首届年会是一个象征，也是一个起点，它象征着中国知识份子，特别是中国自由思想者和独立写作者第一次以社会历史运动的名义开始了创造自由文化命运的过程。

近年来，特别是胡锦涛上台以来，中国政府加紧了对国内自由知识界的打压。很多作家、诗人、律师、学者等自由知识份子因言论获罪，他们有的被判刑入狱，有的受到监视，还有的行动受到限制。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首届年会邀请的大陆人士高智晟、焦国标、严正学、孙文广、力虹等因为受到各种拦阻无法前来参加会议。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将于2006年11月25日墨尔本时间 8：30 正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这次预计历时4天的会议，绝大部份议程将开通全球网络同步会议，欢迎所有关心中国自由文化建设的朋友都能通过互联网来列席这次盛会。为了保证网络同步会议的顺利进行，特于11月24日北京时间20：30点进行相关音像软件的网络调试。现特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1月24日晚澳大利亚时间晚上23：30－24：00（中国大陆晚上20：30－21：00）ziyouwenhua会议室将开放测试。

11月25日：上午8：30 － 12：00；下午14：00－18：00
11月26日：上午8：30 － 11：00
11月27日：上午8：30 － 12：00；下午14：00－18：00
11月28日：上午8：30 － 12：00；下午14：00－18：00

三、如何使用Paltalk messenger参加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

1步：下载并安装Paltalk 软件http://www.paltalk.com/en/start_chatting.shtml在电脑桌面上。

3步：打开界面，在左上角点击 actions会看到下面倒数第4行的join a chat room点击它,就会出现room list serch result ，然后在空格处输入ziyouwenhua再点go，接着你就会看到下面有 ziyouwenhua几个字,然后再点击ziyouwenhua就正式进入会议室了。

4．如果无法登陆，请将您的电脑上的杀毒软件或防火墙关上。

你如果想要发言就点raise hand 举手,当被允许发言后,再按电脑的ctrl 键就可发言了,发言完毕即松开键。

所谓的普通网站，包括中国的一些著名门户网站。台湾的中央社星期四引述《中国青年报》的消息说，没有持记者证的人员，不能从事新闻采访工作，也不能组织报导活动。中国新闻总署的一位官员表示，根据中国2005年实施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除了中共政权有关行政部门批准的新闻和出版机构之外，其他机构人员一律不能申请和持有记者证，因此不能进行采访活动。

香港《动向》杂志总编辑，资深新闻工作者张伟国表示，对新闻记者身份进行官方的严格控制，是中共政权历来的作法。他说-----

张伟国：在中国共产党一元化垄断性的统治下面，包括新闻媒体的报导、采访权利在内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信息资源也都是被共产党垄断的。

事实上，由于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中国出现为数众多的新闻网站。大部分网站只能转载官方媒体的新闻报导，但也有一些网站进行自己的新闻报导。

四川成都的六四天网，一直以来坚持对中国大陆民间的维权等民间活动进行报导。该网站负责人黄琦承认，他们确实从事了许多采访和报导活动，但没有官方发放的记者证件。他说-----

黄琦：我们肯定是采访活动，我们都是旗帜鲜明地采访。我们根本不认为我们是非法采访，因为我们很多事是按国际惯例办的，而且我们的运作方式也是按照民族理念来办。当局的这种规定也许符合这个体制，但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发展。而且我知道一些新兴的媒体，特别是在一个国家的转型过程当中，最终是会成长壮大的。

黄琦表示，由于近年网路的发展，也由于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变化。政府部门在有关新闻记者的管理方面，多采取默许和默认的态度。他认为，这是一种和谐互动的好趋势。

黄琦：现在这个阶段还是由官方来认定。但是我们正在打破这个界限，而且我们天网在这方面认为要打破这种状况，还需要一种理性的互动。就是看你站在哪个角度？如果是在一种无可指责的角度，即使不合法，即使国家没有给你任何证件，但只要你站在符合老百姓利益的角度，同时又不是直接针对这个政权。这种情况下，宽松度还是比较大的。

张伟国则表示，互联网的兴起，对中共政权传统的管理新闻媒体和新闻报导的模式构成了相当大的挑战。他分析说，新闻记者和作家一样，是一种职业身份的自我表述，不是官方身份，不应该由政府认定。他认为中国官方的这种落伍的管理方式，最后肯定无法行得通。他说-----

张伟国：现实的发展和中共的意图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落差。尤其是互联网发展以后，各种各样的网站层出不穷。这些自由撰稿人和自由网站被封杀以后也照样借各种名义重新死灰复燃，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共产党形成了一种挑战。

《中国青年报》报导说，最近被北京法院判处四年徒刑的中国投诉网主任记者李凌，并不具有记者身份，因此有关部门将取缔他的非法采访报导活动。不过，报导说，李凌是因为涉嫌敲诈勒索而被判刑。

新闻舆论监督，本是新闻传媒一项基本的、重要的功能。可是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媒存在着舆论监督功能弱化的现象，而一些民间网站却自发地开展起舆论监督，且势头强劲，其中，中国舆论监督网是比较活跃的一家。最近，笔者通过互联网对中国舆论监督网进行了调查，并与“站长”李新德进行了交流，感到“李新德现象” 值得新闻界深思！

李新德说：中国舆论监督网全职在岗的就我一个人，网站维护是由一个技术员兼职，文章编辑还有一个人兼职，其他采访人员大都来自其他媒体的记者，以及地方厂矿企业宣传部门的人员。目前的设备有数码相机一台，IBM笔记本电脑一台和无线上网设备。网站人员少，为了应付封杀，我要不断地做“博客”，每天工作15个小时是经常的事情。

李新德说：“做人民喉舌，用证据报导！”是我们的宗旨。我们网站主要从事维权、反腐方面的报导，因此对证据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我们的步骤是：１凡是发到我信箱里的投诉信，我都认真阅读，并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分析，感到应该进行监督，就要求将投诉信中提到的相关证据，如起诉书、判决书、裁定书、发票、图片、录音等，扫瞄成图片或制成录音（像）寄来；２我们对这些证据文本进行确认后，还给投诉者一个地址，让投诉者将这些证据寄来或送来进行查验；３如果证据全部没有问题的话，就做好稿子，传给被监督者或被监督者的上级领导单位，并约定等待答覆的时间；４如果超过约定时间没有答覆，就把“没有接到对方任何回音”等字样，加到稿子的后边，一起放到网站上帖出；如果对方给予了答覆，就把对方的答覆也一起放到网上。

李新德说：中国舆论监督网还接受来自媒体记者的稿件。这些稿件的作者，大都是做监督新闻的，都有丰富的经验，他们的稿子质量当然不错，可在单位都被领导“枪毙”了。所以，他们很乐意跟我合作，前提是我不付稿费。我们网站自开办以来，没有惹上一起官司。

李新德说：网站刚开办时，其经济来源主要是个人以前的积蓄，后来不断遭到封杀，没有了资金来源，我就在国内做起了“博客”，先后做了大约80多个。有一段时间，有人组织对我的“博客”进行封杀，先后有30多个被“枪毙”了，目前我仍然保留“博客”50多个。现在他们看到封杀没有用处，封杀的势头锐减。我的经费很少，大部份都是稿费，也有少量的民间赞助。目前中国舆论监督网（http://www.yuluncn.com）由于遭到国内的封杀再加上经济上的原因，不得不使用国外免费赠送的服务器（当然，前提是不得干涉我网站上的任何事情，实际上人家也做到了这一点）。最近要接受国外某维权基金会的支持。

李新德说：中国舆论监督网在扳倒“下跪副市长”这一案件当中，不断地遭到封杀，在有了网站备案条例以后，中国舆论监督网就开始积极的在山东申请注册，但很久没有获得批准，于是我回到安徽申请注册，当服务商告诉我已经注册上以后，我心里非常的高兴，但网站只开通了一天就被关闭了，理由是“非法”。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备案制，只要不违反互联网管理规定都应该给予备案，就是违反了规定，也应该告诉我撤销网站备案的原因，但是没有人对我说。

李新德说：网站的生存环境非常艰难，政府表面上不反对，但只要曝光了，他们就暗地里搞“动作”。只要和公安部门或者宣传部们领导关系好，随时都可以封杀，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到目前为止，中国舆论监督网的服务器还设在国外，现在只能用代理服务器。目前，我们最主要的困难就是不能在国内开通,现在只能藉助代理服务器上网。

李新德说：网站开办以来，监督的案件影响较大的有：山东济宁“下跪副市长”案；山东单县未婚女被强制放节育环案；河北省“国投公司董事长死亡调查”；辽宁阜新市“退休高官”王亚忱案。其中“举报人李文娟”案，从最先报导一直到李文娟走进央视演播大厅都是我策划的。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河南新乡《平原晚报》记者敲诈案件在我的报导影响下，两名被诬陷的记者洗清了不白之冤。下面是几起主要案件的概况。

1、下跪副市长李信案。　李玉春和李信合办了岩昆公司，２００３年１月，李玉春发现李信涉嫌犯罪，就离开了岩昆公司，开始举报。同年２月，李玉春就遭李信绑架、拘禁、伤害、殴打。此后一年多，李玉春东躲西藏中仍坚持向省、市、国家有关单位部门举报，有关部门不给予立案查处，新闻单位收了材料却不敢报导。2004年4月底，李新德介入此事，6月10 日在“中国舆论监督网”上发稿《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南方周末》等媒体很快跟进，2004年7月26日李信被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最终使李信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举报人李玉春也被判五年徒刑。

2、辽宁阜新市“退休高官”王亚忱案。王亚忱历任辽宁阜新市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15年，1996年退休。2002年2月初，王亚忱以顾问名义、其子王晓军以董事名义进入双龙公司（后改名为华隆公司），二人联手打压高文华这个董事长。在最初的公司出资证明上，高文华的股份占62.5%；到公司正式注册时，下降到60％；2003年8月调整公司注册资本金，又降到50％，竟与王晓军这个没出一分钱的董事平起平坐。2004年初，双龙公司投资的商贸城竣工后，王亚忱以儿子王晓军的名义向阜新市公安局举报出资的高文华涉嫌虚假出资罪、挪用本单位资金罪。高文华被抓捕。2005年初，检察机关认定“证据不足”，高文华被“取保候审”。2005年5月1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一文，详细披露了上述事实。8月22日，王亚忱、其女儿王晓云、儿子王晓军在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中国青年报侵犯名誉权并索赔220万元（后败诉）。中国舆论监督网应邀参战，开辟了“退休高官王亚忱”专栏，先后发表和转载了退休高官文章和评论共21篇，点击人次总计已经超过350万。2005年9月28日，王亚忱的心腹、华隆公司（双龙公司改名）总经理于雅君、财务科长曹玉睿、会计王纯杰先后被批准逮捕，11月6 日，任华隆公司财务总监的王亚忱和他的儿子王晓军也被批捕。

3、“常委企业”案。安徽临泉县化肥厂厂长张兆振、县文王酒厂厂长刘素敏由于治厂有功，县里让他们一个兼任县委副书记、一个兼任县委常委，这两家企业因此成了“常委企业”，一般人根本碰不得。李新德采写的文章《“常委企业”何时退出江湖》，被《中国改革报》头版头条刊用，《新华文摘》等100多家报刊转载。此事引起了中央对“红顶商人”的注意。不久，张兆振、刘素敏两人的“常委” 帽子被摘除。不久中央下决心在全国企业采取“摘帽”行动。

4、李文娟事件。原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李文娟在负责税收登记工作的过程中，发现鞍山市国税局存在人为地少征国家巨额税款等违法和违规行为，在犹豫了五个月之后，向国家有关部门进行了实名举报。中国舆论监督网先后发了《国有巨资流失，举报不了了之——来自辽宁省鞍山市的报告》等报导，然而李文娟却遭到了更多的打击报复，两次被辞退工作，还被劳动教养1年。中国舆论监督网进行跟踪监督，先后发了4篇报导。李文娟解除劳教之后，毅然把鞍山市劳教委员会告上法庭，法庭最后判决李文娟胜诉，劳教委不服提出上诉后又撤诉，法律最终给了李文娟一个公道！当李文娟手拿判决书找到李新德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事件很有意义，通过朋友推荐给了央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也进行了采访报导。

5、山东单县未婚女被强制放节育环案。　2004 年4月16日，25岁的单县姑娘霍秋丽到汶上县去看望恋人陈建超，可陈建超远在河南的一个工地上打工。次日，霍秋丽陪着陈建超的母亲到距离村子1公里的麦田里打药，被汶上县刘楼乡计生办的干部抓去放了节育环，并关了5个昼夜，直到4月22日晚8时，才被济宁市检察院会同汶上县检察院解救出来。中国舆论监督网发了《未婚女被强制安装节育环续：当事官员逍遥法外》等报导，引起社会和有关部门关注。2005年4月15日，法院作出再审判决，郑衍香、赵书霞以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徐卫东以非法拘禁罪被判处管制6个月。本案受害人霍秋丽获得赔尝6万元。

李新德说：弟弟的一场官司使我开始了真正的舆论监督生涯。那是1999年的事情了，在一桩案件审理当中，法院一审判决对方赔偿我弟弟246万；还是这家法院，发回重申的时候判决我弟弟赔偿他人38万，这难道就是我国的法律？我国的司法不是独立的，案件都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尤其是来自权利方面的干扰，这就必须要对权力进行监督，最有效的监督应该是舆论监督。腐败分子在目前的社会当中能量还很大，他们已经结成了一个完整的腐败体系，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依靠人民群众利用互联网对他们进行揭露。

李新德说：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认识了网络。2001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村支书动辄开枪，村民日夜难安》。这篇文章刊登在安徽的一家报纸的网络版上，后被全国各地许多网站和报纸转载。那个时候我还不会上网，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我在网上发现，网络果然厉害，文章发表的当天就传到全国各地了。这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反腐败网哨”的站长，在他的帮助下，我就建立了一个中国舆论监督网站。我做网站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利用它传递民众的声音，把他们想说的话放到我的网站上来，并要把中国舆论监督网做成一个品牌。我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是互联网给我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李新德说：最后一个原因是没有权利的百姓真苦。说实话，我的一切也正是为了百姓。每当看到他们的问题在我的曝光下得到了解决的时候，我比什么都高兴。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封杀我的网站和“博客”是愚蠢的，最终是不能得逞的，因为我的背后屹立着千千万万的人民。你封杀我一个“博客”，我一天可以做10个。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可以在10分钟之内把我想要发布的消息发布到整个世界。这就是人民给我的力量，同时，我的网站还得到了同行的大力支持，无论是文章转载还是信息的提供，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思考之一：舆论监督为什么媒体开展得不尽人意，而民间网站却开展得较受群众欢迎？论职责，开展舆论监督就是媒体的职责，而民间网站就没有这个职责；论条件，媒体从人员到设备，都是 “正规军”，而民间网站可以说是“赤手空拳”。可是从监督的对象看，媒体监督打的大都是“死老虎”，而民间网站对李信这样连中央媒体都不敢碰的“大老虎” 也敢打。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媒体的功能在弱化？《南方周末》创造了“跨地区监督”，珠海成立了“特别报导组”，海南有了“舆论监督中心”，　长治出现过“传媒治市”，民间网站开展舆论监督是不是一种新的监督模式？

思考之二：民间网站开展舆论监督是否合法？这个问题“下跪的副市长”　李信问了，“退休高官王亚忱”也问过，还有不少的人问过。我国《宪法》总纲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宪法》　第三十五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2006年“两会”记者会上，温总理指出：“每一个公民都有利用互联网的权利和自由，但同时要自觉地遵守法律和秩序，维护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

思考之三：民间网站揭丑影响好不好？中宣部部长刘云山2004年12月18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指出，要正确运用舆论监督手段，促进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的解决。舆论监督要做到客观公正、事实准确，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有利于社会稳定（2005年第1期《党建》杂志）。按照这“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山东单县未婚女被强制放节育环案，如果不监督不知是一个什么结果。“常委企业”曝光以后，中央不是在全国企业采取“摘帽”行动了吗？只有把问题解决了，社会才根本稳定。至于影响，一些时评讲得好：“敢于揭丑才是最好的影响。因为，只有不怕揭丑，丑陋的东西才能及时发现并将其清除，使躯体到得有效的救治。”（谢茂明《“揭丑”是最好的影响》人民网　）“一个公民关心与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应该是一种常态。从这个角度看，我更愿意把李新德，还有杨东平等十九位中国公民的行动，看成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态下很平常的做法，这种平常的做法越多，也许我们的社会进步越快。”　（张金岭《民间反腐网站体现公民社会常态》青年时报　1034期（2004年））

思考之四：民间网站开展监督会不会乱？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5年1月19日发布“第十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04年12月底，中国上网用户总数为9400万，比上年同期增长8.0%，其中使用宽带上网人数4280万，上网计算机4160万台。CN下注册的域名数、网站数分别达到43万和66.9万。报告预计2010年使用宽带上网的人数将达1亿（孙正一、柳婷婷《2005年中国新闻业回望》新闻记者网）。　可以肯定，我国的互联网还有更大的发展，民间网站也会越来越多，参与舆论监督的网民也会越来越多。我经过两周的搜索，发现了近百个民间网站,其中，有数十个经常进行舆论监督活动，其中比较活跃的有30多个，我重点点击了以下10家。

网站名称　　　　　　　　创办人　　　　　　　　　　网址　　　　　　　　　　　　　　　　　　　　　　　　创办时间

中国舆论监督网　　李新德　　http://guduyan.bloghome.cn/ ;　　　　　2003-10-1

中国名记在线　　　　　徐祥　　　　http://www.007news.net/default.asp

拆迁维权网　　　　　　吕锡珍　　http://news.net4free.org/sdlxz/ ;　　　1998-8-3

至于怎样管理，总的答案有了——2006年“两会”记者会上，温总理指出：“每一个公民都有利用互联网的权利和自由，但同时要自觉地遵守法律和秩序，维护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在回答外国记者有关互联网问题时，温家宝进一步明确表示：“中国对互联网依法实行管理，同时我们也倡导互联网业界实行行业自律，实行自我管理。”温总理强调：“网站要传播正确的信息，不要误导群众，更不能对社会秩序造成不良的影响。这些规范作为职业道德，应该得到遵守。”　

思考之五：民间网站开展舆论监督有不有安全隐患？李新德说：目前中国舆论监督网（http://www.yuluncn.com）由于遭到国内的封杀再加上经济上的原因，不得不使用国外免费赠送的的服务器，当然人家说不干涉我网站上的任何事情，实际上人家也做到了这一点。最近要接受国外某维权基金会的支持。”这样做会不会被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民间网站开展舆论监督到底应该怎么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法律法规资讯网
《信息产业部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信息产业部ICP/IP备案管理系统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互联网IP地址备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网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网
《公安部关于对与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备案工作的通知》国家信息产业部网
《深圳市经济特区计算机信息系统公共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网
《深圳市公安局互联网备案管理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网

作者：蒋玉生　　工作单位：《永州日报》　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传播学院在职博士研究生

德国之声报导，总部设在巴黎的无疆界记者组织于当地时间二十三日进行第十七届被关押记者日活动，这一活动宗旨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因坚守新闻职业本分而被当局迫害、关押在监狱中的记者。

根据无疆界记者组织的名单，包括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起诉、最终以欺诈罪判刑三年的前“纽约时报”新闻助理赵岩，同样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起诉、最终判刑十年的师涛，以及因“间谍罪”被起诉、判刑五年后上诉刚遭驳回的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程翔。

目前全球有一百三十九名记者被关押，而中国就有三十二人。中国在关押记者名单上再次名列榜首，使得人们再次关注中国的新闻媒体自由及新闻从业人员的安全。

李大同指出，这份被关押记者的名单并不能直接反映中国的新闻控制程度，因为官方对于管制新闻另有一套办法，根本不用通过直接关押记者的方式就可以达到控制新闻报导的目的。

李大同表示，如果纯粹从关押的角度来看，这肯定不是政府的既定政策，因为中国这样的体制，根本不需要直接迫害记者，因为记者并没有独自采访和发表报导的权利，只要控制总编辑就行了。

他进一步说，这是中国媒体的基本特色，总编辑听起来是新闻从业人员，但实际并不是。总编辑实际上就是代行新闻检查的职位，总编辑日常的工作就是确定什么东西不能发表，而不是要发表什么东西，这是中国新闻的症结所在。

他指出，中国政府的媒体控制是从上而下的一个系统，很少有中央级媒体或者省级大型媒体的记者被关押就可以证明，中国政府一般不需要通过对个别记者的单独迫害来箝制媒体。

而对于师涛等人被判刑的事实，李大同解释说：“他们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整你一下，但是我想他们也没有那么蠢，现在看来因为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他们自己也发现这一点，而且引起广泛公愤，纯粹由于报导方面的问题来整你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今年初，中国青年报的周刊冰点因言论尺度被停刊，被降调的该刊主编李大同成为新闻人物，因为他直接直接挑战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管制的权力。

11月27日版的新闻周刊报导，二十多年来，中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一直活在巨大的妥协之中。他们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喝采，但却对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压迫视而不见。有些人曾留学海外，他们返国工作后拿的薪水是同事的两倍。有些人成功地离开农村上大学。另有很多人是商人和有专业技术的人。

但是这种政治上的冷感并不是永久的。越来越多的特权人士奋起抵抗中共的独裁政治制度，特别是当中共试图加强对新闻、宗教、社会和网路的控管时。很多人突然认识到，原来国家改革还有另外一面的故事。他们也学习到，有些政治上的目标是值得追求的。国际部落格网路“全球之声线上”(Global Voices Online) 的共同发起人之一麦克金南(Rebecca MacKinnon)表示，她看到越来越多中国中产阶级的活动人士在她与其他人的论坛上发言。她的网路凝聚了不了解真相的人并协助他们公开他们的目标。

今年53岁的陈晓兰(Chen Xiaolan，译音)因揭露在中国的部份庸医及其假的疗方而成名。她曾在故乡上海当中医并赚了很多钱。但是在90年代末，她发现雇用她的国家级医院以毫无价值的浆液注射到病人身上。在亲身经历这种疗方后，她揭露了这种欺骗行为。之后她被迫离开工作，现在她是全职的告发他人不法行为者，她的家人提供她财务上的协助。

举例来说，中国各地的有钱人已经针对贪腐举行抗议活动。深圳的高尔夫球配备商邹涛(Zou Tao，译音)在4月份开展了一项“不买房”活动对抗与日俱增的房价，敦促社会大众停止支付与地方官员勾结的开发商所订定的过高房价。邹涛已经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10万多封支持信。

有些像曾金燕这样的中国人，在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他们安逸和稳定的梦想不太可能实现。22岁的曾金燕去年从北京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因为从事爱滋病的志工，她认识了另一名中国著名的爱滋病活动人士胡佳，两人双双坠入爱河并在相遇不久后结婚。

但是即使在结婚之前，他们两人的关系已经使曾金燕面对中共强硬的政治制度。今年32岁的胡佳先前在参加上海的爱滋病会议后遭到北京当局拘禁。曾金燕决定反抗，而不是静待佳音。尽管她遭到警方恐吓并被困住，她还是立即将胡佳被拘禁的消息透过电子邮件寄给名单上的几百个人，包括爱滋病活动人士、外国新闻媒体和国际人权组织等。100天后，胡佳被中共当局无罪释放。这个经验转变了曾金燕，她现在已经成为全职的反对派。

的确，像曾金燕这样的勇气已经改变了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异议人士行事有调有理、有系统，而且熟知自身法律上的权利。当他们的权利受到威胁时，他们使用中共政权关于创造公平和合法社会的口号来与其对抗。

36岁的吴娜（Nina Wu）曾就弟弟被关押一事征询过曾金燕的意见，尽管这两人从未见过面。她的34岁的弟弟吴皓是纪录片制作人，今年2月被中共国安局人员逮捕并拘禁5个月，他的家人一直未收到通知。有些人认为他因为拍摄基督教地下教会的活动而激怒中共当局。

这件事使吴娜从无知的雅皮(yuppie)转变为人权活动人士。她遭遇了她长久以来一直忽视的现实─法规的缺乏以及中共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尽管公开骂中共仍不太有人敢做，吴娜勇敢的发表部落格文章，详细地描述了她对中共政权的失望，中共当局一直闪躲她的质问和上诉。

吴娜的部落格是她的最佳武器。它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媒体关注吴皓。吴皓在7月获释。吴娜对中共的观点已经改变。她试图警告其他正在享受美好生活的乐观同胞们：“一直到你遭遇麻烦了，你才会知道游戏存在着基本的规则。”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痛苦的考验还没到来。

正是在这样无望之中，在北京、在广州、在南京，在全国许多地方，一群老年人不顾衰迈老弱之身，点燃起自己黄昏的生命，他们日日夜夜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而忧虑，不断地为发出内心真实的声音，借助他们独特的影响力，在国内的万马齐喑的舆论夹缝中一次次地弹出不和谐的音符。

对这些老年人，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两头真”，许多年轻时追求真理而误入乌托邦阵营、受尽折磨的知识分子，到了晚年又回到了追求真理的轨道上，他们当中有很多曾身居高位，最终看清了这个体制的真相，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在当局看来“不合时宜”的道路，比如三年前去世的李慎之先生，不久前告别人世的林牧与何家栋先生都是。他们如果老老实实，玩点花鸟虫鱼，与当权者保持一致，或者至少保持沉默，对任何社会不公、体制病症、腐败问题都不吭气，对民族命运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当局一定会很高兴，他们生前的待遇一定会好得多，他们身后的葬礼一定风光得多，什么级别、规格之类都会给予他们。“两头真”的出现，成为一个时代现象，这些有风骨的老人站起来，成了哽在这个时代咽喉的刺，让现存体制吞不下去、吐不出来。

他们曾是这个体制的同路人，其中有些人还参与了这个体制的创立和建构，至少加过瓦、添过砖、做过铺路石。等到风烛残年，他们开始重新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时，曾吸引过他们年轻时的乌托邦已经灰飞烟灭，这个体制只剩下了对裸裸现世利益的贪婪，有时连遮羞布都不需要了，目睹这一切，他们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我曾亲眼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干部，说起现今官场腐败、无可救药时，禁不住潸然泪下。那泪水是真诚的，一如他们当年踏上抗日、反蒋的路也是真诚的。

毋庸讳言，他们中很多人对这个曾经号称革命的政党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们血脉相连，打断骨头连着皮，他们的逆耳忠言都是本于挽救、感化的善良初衷，无奈等了多少年，总是等不到一点希望的信息。也只有到了“第二种忠诚”始终不被接受，这种“忠诚”中才会逐渐产生出相对独立的力量。这个“燃烧”的老年人群体，和血泪中挺立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和上访村和散落在全国各个角落的自我维权群体，和其他致力于争取自由、民主的群体一样，都是中国今天这一轮转型中不可忽略的社会力量。由于中国的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环境，老人群体的力量更不可轻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在变革进程中起到平衡、稳健的作用，他们比较有公信力，他们的追求本身比较纯粹，他们不图自己的私利。如果要图利，他们只要跟现体制保持一致、合谋就可以了。

学者邢小群曾在一个座谈会上感慨地指出，“如今是老年人燃烧，青年人取暖”。这些年，她做过一些口述史，接触到很多老人，都是60多岁以上的人，甚至是七、八十岁、八十几岁，老人们对近现代一些问题、一些历史真相的反思，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怀与热情，他们那种紧迫感，对中国问题的那种燃烧的心灵，都使她深受感动。令她感到困惑和担忧的是许多青年人、大学生对历史反思与现实问题的冷漠。南京一位老报人强剑衷先生也有一种类似的说法，“现在的老革命干部在燃烧，他们忧国忧民，是争取言论自由的激进派，受够了灾难的大多数普通人则是‘政治管他妈’，不愿问讯，青年人则致力于挣钱，吃喝玩乐，快活过日子”。前些日子，我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上面看到深圳企业家白建钢这样的感叹——“有的人老了，但他却很年轻；有的人年轻，但他却很老。”他说，围绕着《炎黄春秋》的这些饱经沧桑的老年人，“面对改革开放，他们接受新事物，勤奋耕耘，思维敏捷，逻辑严密，铁肩道义，与时俱进，语出惊人，就像二十多岁的青年；而我们不少中青年，初生牛犊，现在却暮气萦绕，人云亦云，守旧抱残，确实思辩，没有创意，生不敢当人杰，死不敢想鬼雄，仿佛活在古老的历史世纪中，他们已经很老很老。”

毫无疑问，“老年人燃烧”现象的出现，是我们这个灰暗年头的一抹亮色。他们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没处可说的话，老百姓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他们的呼吁，他们的建言，他们的忧虑，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微不足道，可以不屑一顾。至少，也是对这个粉末化时代一种小小的安慰。我们无法估量这种力量到底有多大，这些老人早已离开权力舞台，他们所拥有的只是道义的影响力，他们代表了一个衰亡时代说真话的残存勇气，或者说，他们只是一种道德的力量，而且他们正在一天天老去，如秋冬的落叶般不断凋零。但，我可以断言，这个群体的反思、醒悟，对于中国新一轮的社会转型有着不容否认的重要意义，他们将启发更多的人重新认识一切，激励一部分人挣脱身上的精神枷锁。他们的反省本身足以埋葬一个漠视人类尊严的旧时代。

当然，仅有“老年人燃烧”是不够的，只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起来关心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和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时，希望才会真正出现。这才是包括上述学者、报人、企业家在内的人们担忧的原因。那些“政治管他妈”的人没有意识到，你可以不关心“政治”，“政治”却没有一天不关心你，“政治”无所不在，每时每刻都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著作用，而我们没有丝毫的发言权，我们完全是刀俎之间的鱼肉，听任“政治”的宰割。或者许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在强权面前感到普遍的无奈和无力，既然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宿命，那么就选择放弃吧。说到底，对于随时随地都可能损害我们切身利益的公权力，如果我们不想尽一切办法约束它；对于高悬在我们头上的那把危险的利剑，如果我们不造出一个鞘给它装上；对于社会的不公、不义，如果我们都袖手旁观、不予理会，那么，这一切又怎么可能主动改变？信奉“政治管他妈”的人们最终也免不了被“政治”吞噬的命运。

“老年人燃烧”现象启示我们，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不管你试图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都没有理由回避现实。换言之，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方式来关注现实，关心这个民族的命运，但我们都得为结束这个粉末化、原子化的时代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

所以，民间组织被告之：我们已经不需要你们在这里活动了，你们把外界捐献的钱交给我们政府吧！所以，香港智行基金会被赶出去了；台湾关爱之家也被迫在9月份关闭办公室；政府在此时又想到一个人：高老太太！对，不错，用她来宣传政府的功绩！善于搞宣传的徐长春为了塑造一个涣然一新的河南，先后推出了李学生、洪占辉、任长霞的这些榜样人物。尝到了过去塑造英雄人物的甜头，徐长春这次再想利用舆论来火一把：抹掉河南卖血引起的艾滋问题给政府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次他也想试试：找个人，写本书，声明河南的艾滋问题已经获得圆满的解决！但是徐长春没有想到80岁高龄的老太太脾气居然还这么刚烈，老太太不但不答应，还干脆到外省去继续打游击，做讲座。徐长春这次的算盘自然是落空了。

宣传，是让大衆了解真相，争取人心的重要手段。共产党的宣传系统可以说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比拟的，因此，用其庞大的宣传体系向国民灌输那一套歪理邪说是其惯用伎俩。那么我们只有抢占其制高点，在政府喉舌播放的节目之前，我们就把事实的真相告诉给大家，这就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志愿者们连夜整理出2006年中国民间力量参与艾滋病防治过程中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其中大量涉及中共打压民间力量和侵犯人权的记录：

◆2006年2月16日，著名ＡＩＤＳ活动家胡佳先生失踪，在胡佳被绑架之前，国ＡＩＤＳ工作的爱源资讯谘询中心受到干扰，胡佳被迫辞去爱源理事一职，此事被认为是政府打击中国民间力量的一个举措；

◆2006年3月8日，艾滋病支援组织松花江自助家园发起人朱炳金先生打算组织感染者旅游长城，但遭到政府人员拦截。2006年3月10日，政府以“聚衆扰乱社会次序”将朱炳金先生正式拘留。政府拉开了2006年对ＡＩＤＳ感染者上访的镇压的帷幕；

◆2006年3月28日，东珍纳兰文化传播中心李丹获得锐步人权奖（ReebokHumanRightsAward），这被认为外界对中国从事ＡＩＤＳ工作者的肯定，李丹的获奖也是对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河南农村ＡＩＤＳ工作的社会工作者的鼓励；

◆2006年4月10日，高耀洁老师伴侣，郭明久先生去世，郭明久老师一直支援高老师做ＡＩＤＳ防治工作。在高老师防艾十周年纪念日前，郭老师永远地离开了大家，这对夫妇被认为近十年来为河南ＡＩＤＳ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民间人物，但是政府一直在干预他们的生活；

◆2006年4月17日，世界血友病日，近40位北京的血友病病友在北京举行纪念活动，同日，近40位来自全国各地因采用血污染制品而感染上艾滋病和肝炎的病友在上海游行，示威，并要求政府赔偿，此次集会吹响今年血友病病友维权的号角；

◆2006年4月20日，上海警方袭击血友病病友以及ＡＩＤＳ感染者记者招待会，警方包围了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宾馆，并扣押了现场记者，包括一名美联社记者；4月21日，上海40多名ＡＩＤＳ感染者以及家属在与警方的冲突中以绝食抗议政府的行为；

◆2006年5月28日，联合国特别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中国五个非政府组织派出代表参加会议，他们是红树林、爱白、东珍、爱知行、沈阳爱之援助。五个草根组织的代表出访展示了中国民间力量的崛起，并且表明这些民间力量已经获得国际上的重视；

◆2006年6月15日，媒体暴光中国西南贵州省存在大量非法采血的事件，该报导引起外界的强烈反响。“血浆经济”在河南省给人们造成的阴影使大家再次对“卖血”感到担忧。而早贵州省的“卖血”证明了中国地方政府做的工作还远不到位；

◆2006年6月21日，以ＡＩＤＳ感染李喜阁女士最代表的九名宁陵线输血感染者到河南检察院反映情况，检察院官员表示“不以立案”为由拒绝答覆。随后李喜阁女士在信访局上访，信访局承诺90天内给大家答覆。但是这90天的等待是等来了喜阁被关押的结果，同时也向世人宣告了一位优秀的人权活动者的诞生；

◆2006年7月18日，李喜阁女士第五次上国家卫生部上访，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喜阁跟往常一样填了登记表，但是没有获得任何正式答覆；7月19日，李喜阁女士与同行的大约50人返回河南；7月20号，地方警察拘留李喜阁和其他三名随行者，警方拘捕理由是喜阁涉嫌“聚衆冲击国家机关”，8月11日，迫于外界的压力，政府以“取保候审”释放李喜阁女士。此次事件是中国政府在2006年打压民间力量、侵犯人权的典型个案；

◆2006年7月20日，媒体暴光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贪污上蔡县艾滋救济款达1,000万余元，此消息在外界引起轰动。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是普遍的，而这只是中国政府官员侵吞百姓救济专款的案例之一；

◆2006年8月14日，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发言时强调，中国政府在防控艾滋病的工作中已充分认识到非政府组织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今后将通过加强引导，建立与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和合作机制，一如既往地鼓励非政府组织围绕国家和地方的防治规划和策略，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控工作。政府一方面宣扬接纳民间力量的口号，另一方面，又积极打压民间力量，这充分证明了政府的言而无信；

◆2006年8月22日，东珍纳兰文化传播中心主任李丹发表竞选区人大代表宣言，同是从事ＡＩＤＳ工作的艾滋活动家万延海和雪莲花艾滋调研专案常坤也表示要参与本地区人大选举。ＮＧＯ不止参与社会公共服务，同时推进大陆的的民主选举，预见了大陆未来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ＡＩＤＳ草根组织的种种举动，让政府感到民间呼声的压力；

◆2006年9月7日，胡佳先生被软禁在家中长达50天后，胡佳先生再次被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国宝支队带走，从上次被释放出来后，警方一直将胡佳先生软禁在家，其妻子曾金燕女士也常常受到国安的跟踪，这是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典型个案；

◆2006年9月8日，河南地方政府将智行基金会、台湾关爱之家驱除河南，同时河南省省委书记徐光春强迫高耀洁老师编撰一本文献：歌颂河南政府在抗击ＡＩＤＳ过程中突出贡献，河南省的ＡＩＤＳ问题已经在党的领导下获得圆满解决！这种不实事求是的行为遭到高耀洁女士的断然拒绝。不堪政府骚扰的高耀洁老师被迫在开封去隐居了一个多月。政府这种卑鄙的行为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声讨；

◆2006年9月28日，上海血友感染ＨＩＵ患者30多人在上海市政府门口向政府提出抗ＨＩＵ药物，适合血友感染者的抗病毒二线药物！要求给感染者手术和严惩肇事责任人的诉求，300多名防暴警察采取非人道手段，对身患因血友病而感染了ＨＩＵ的残疾病人进行武力镇压，造成多人受伤。冲突一直到29日凌晨3点才结束。此次事件将2006年血友病病友维权活动推到高潮；

◆2006年10月18日，新疆“雪莲花艾滋调研专案”遭到当局取缔，雪莲花发起人被迫离开学校，并一直在外地流浪，而此时常坤同学还没有完成大学学业，这是政府侵犯公民结社自由，打压民间力量的一个典型举措，该事件被认为是政府在试探民间实力的一种策略；

◆2006年10月24日，我国著名血友病人权活动家、中国血友病人组织杰出的领导人孔德麟先生，被上海市公安部门以传讯名义带走，同时遭到羁押，至今没有任何消息。孔先生一直致力于关注我国血友病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情况，并推动我国血友病人感染艾滋病疫情的公开化，帮助感染者通过法律行动寻求赔偿。政府拿中国血友病联议会会长开刀，证明了政府有进一步打压民间力量的打算。

以上例子就是2006年政府在ＡＩＤＳ问题上，面对民间组织关系或者个人采取的种种举措。以上事件不全，希望大家补充，也希望政府做到“遏止艾滋，履行承诺”。更希望政府在《艾滋病承诺宣言》和2010年全面开展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的承诺的基础上，面对事实，一步一个脚印，为感染者做些实事，为老百姓造点福利。

李迅说，律师高智晟被称为“中国律师的良心”，他不是法轮功学员，但他自己因维护中国人权，尤其是给中国领导人的“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的三封公开信而被捕。

李迅引用二零零五年高智晟给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信的话说，在政府针对人民毫无人性的残暴记录中，最持久跟最不道德行为纪录，即是“六一零”人员和警察的下流行径，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女同胞生殖器、乳房及男性生殖器，都在被迫害过程中都遭到了极下流的攻击。

李迅举出法轮功学员过去七年，在中国遭受野蛮伤害的两个实例，大量的案例仍旧没有被报导出来，揭露这样的消息会构成“泄露国家机密”等重罪。

李迅说，卡尔利居民刘文宇的妻子姚悦，是十四名被非法监禁在中国的加拿大居民的亲属之一。二零零一年，姚悦因为从法轮功网站下载讯息，并加印散发揭露迫害的传单而被判高达十二年的刑期。

李迅接着向人权委员会的成员们简介法轮功和中共迫害的情况。他说，法轮功信仰的是真善忍，而中共推崇的是暴力、欺骗和摧毁传统价值观和信仰。至今已经有超过两千九百八十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被确认。

李迅提到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的罪行，他说，最近大卫麦塔斯和大卫基固尔在独立调查报告中得到结论，中国政府和全国数不清的部门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强行摘取器官的行为一直存在，而且继续着。李迅说，镇压法轮功的政策意味着学员在监狱里没有任何权利，任凭腐败当局处置。

李迅认为，这些摘取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的重大发现，足以让外交委员会对此举行独立的听证会。

关于加中双边人权对话，李迅引用中国问题专家伯顿教授报告中的发现，强调中国外交部的责任是在海外保障中国的利益，从机构角度讲，它不会关心在国内提倡尊重中国人权。李迅说，双边人权对话开始于一九九七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迫害的升级都在对话开始之后，而对法轮功的迫害，透过煽动仇恨、酷刑、虐杀等犯罪，构成了严重的反人类犯罪。

李迅向国会提出建议：呼吁中国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一切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暂停双边人权对话，直到伯顿教授报告中提到的严重关注得到足够的考虑；将人权置于加拿大对华关系的中心，利用每一个机会提倡尊重人权，公开反对中国的人权践踏；在未来的对华人权对话中，邀请民间团体及法轮功代表等参加。

从“九评”发表到今天快两年了吧，Steven的对三退的态度也许就是一个海外华人的缩影。

一开始他说，中共虽然不好，但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说让穷人家的孩子有机会念大学；他还说，除了中共以外中国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有统治这么大一个国家的能力，所以中共要是倒了必定天下大乱，倒霉的还是老百姓；他还认为“九评”和退党是法轮功学员在搞政治。

他也不再认为法轮功学员搞政治不爱国了。因为我们揭露的只是中共的罪恶。迫害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比起大陆弟子受的苦，海外学员再搞多少活动都不算多，都只能曝光中共犯下的罪恶中的一小部份。如果没有明慧、大纪元网，谁能曝光我们家发生的惨剧呢？

他常常设想如果我们都还在国内工作，如果上海市公安局威胁他如果向外界呼吁就要开除公职，他也是不敢怎么出声的。推想到其他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如果没有这些网站为法轮功学员们说话，他们怎么办呢？而受迫害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其他各宗教信仰团体也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当今中国腐败横行，官府欺压百姓，中共是万恶之源，所以早倒早好。记得开始给人大代表写信后的两个月后，您的案子还是按部就班地被送到了检察院，他说：“看来接下来要寄‘九评’了。”

可是他自己还是不肯退，因为觉得自己不是团员了，公开声明是形式。

我在香港时正赶上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发行，我买了一本回澳洲。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差不多：知道中共教的党史不是真的，可真的历史怎么样也无从知道，所以基本上是没什么历史知识，“九评”里讲的很多史实我都不清楚。毛的一生差不多和中共历史是并行的，那段时间我就把这书当作“九评”的参考书看。

Steven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么详尽又不枯燥的资料，常常看得手不释卷，还想着给国内亲友寄去。他的理解还挺深刻。有一天晚上，悉尼这里的电视台里放关于文革的记录片。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林彪的影像，和他讨论说：“林彪和毛倒是有一点相同：都不爱洗澡。”他答：“这些人天天算计人，当然心理会变态！”我说： “不过毛不洗澡应该是后来的事情，他念大学时还以爱洗冷水澡出名呢！”他答：“又不是天生就那样，是在那种斗来斗去的环境里才变态的。”

大纪元社论《解体党文化》上篇出完以后我把它打印下来，和Steven一起看。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篇社论对许多中共混淆是非的问题如“人权”“稳定”做了剖析，让诡辩无处立足。我知道Steven在改变着，从他越来越多地看大纪元，越来越关心高智晟、胡佳等人的消息就可以看出。

已经很久没有和他谈退团的事了。所以前几天我偶尔提起现在有百分之一的中国人退党，他突然接口说：“要不哪天我也退了吧！”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天灭中共的概念对他来说还是有点玄。我和他说，从其他方面理解退党的意义也可以，比如说多一个人退就能早一天让中共解体，也确实有很多人是这样想才退的。可法轮功学员根本上确实是出于救人的目的才推动“九评”和退党的。不过没关系，我们并不求每个人都理解。

今天，我在大纪元网上一边帮他输声明，一边念给他听：“‘因为反对中共……，我宣布退团。’怎么样？”他答：“别忘了我还要退队呢！”我笑了。

我想，第一，此选举严重违反了“得票必须过半数才能当选”的选举常规，创造了以17.8%的得票率当选的世界奇迹（可入迪斯尼纪录）；在中国作协历史是，无人能以如此之少有选票当选——铁凝是在有人破坏选举法后非法当选。

第二，官方关于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的理由是谎言——官方报道说，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是因为她 “人缘不错，文学地位也可以，反对的人最少。中国作协副主席谭谈如是评论铁凝──具备良好亲和力，能保证文学界的团结、稳定、发展。许多作家也普遍认为，铁凝人品好，在作家中有凝聚力。”试问，只有17.8%的得票率，怎么就是“在作家中有凝聚力”？“能保证文学界的团结、稳定、发展”？有网上消息说，铁凝的许多书，皆是市场上“半价出售”也卖不出去的书。如此，“半价作家”当中国作协主席，中国作协能凝聚天下文人？

为何有人要制造谎言保送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这与“铁凝特色”有关。

其一，继承“荷花淀派”，只写“新和美”——“原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小放评价铁凝说，她善于在凡俗的生活中发现新，发现美。”“她的眼睛总能在时代的变迁中发现那些迷人的‘秀色’”。铁凝自称：“作家应该表现美，这种美不分民族种族，是全人类的！”她说，“这是我向往第三性写作境界的一种努力。我认为达到第三性的写作境界可能需要我一生的时间。”

其二，铁凝从不批评人，既不与同行争鸣，更不批评现实与政府。铁凝说：“晚年孙犁也搅进了文坛中文人间的一些是非争论，那也不是我这样的后辈所能评说的了”她连恩师的名誉也不愿澄清与维护，为了避免学派之争，她干脆声称：“我也不认为河北迄今为止已经形成一个‘荷花淀派’”。其堪称一个“你好我好他也好”的“好好女士”，这极其符合当今“新核心”的“和谐社会”需要。

其三，铁凝“政治可靠”无人可比。她在中国作协河北分会副主席任上就是中共十六大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以省级作协分会副主席当候补中委，这是大陆作家五十七年来从未有的宠幸。可见其虽然写作平平，既不“德高望重”，也非有佳作“洛阳纸贵”，但与官场“和谐”的手段却远胜同行，非同寻常——能具备“三重身份的和谐：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

网上有文说这次有三人竞选中国作协主席，即前文化部长王蒙、反腐作家张平、老诗人贺敬之，但这三人皆不为当局放心：王蒙在作协副主席中排名第一，曾为中央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又出身团干，机智伶俐，一向巧于回旋于官民之间，本是中国作协主席的较佳人选，但王蒙“六四”期间以“思想解放”闻名，曾以拒绝看望“戒严部队”获取民望，后虽然表态赞同“三个代表”，依然在“新核心”中留有阴影；至于反腐作家张平，其作品虽然有不小影响，但艺术上无高度，更因执政者深知，若真的鼓励作家大写反腐败，社会定难“和谐”；而老诗人贺敬之，虽然有现代舞剧《白毛女》闻名，也曾担任文化部代部长，但“左”的历史太深，“左味”太浓，让其当选，不利于“新核心”保留退路。于是当局以“年轻化”为名——年过七十者一律退出中国作协领导层，不但不让王蒙等当主席，连原有的“副主席”也拿掉了，并由此轻松地将白桦、邵燕祥等“右派”老作家排除于“中国作协主席团”之外。可以说，中国作协中的“思想解放派”，在此次选举中全军覆没。

从铁凝当中国作协主席，可见，中共曾给予中国作协的“特区政策”全部取消——虽然毛泽东1942年就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文化人全部纳入党的严厉领导之下，但一直还是将作协文联与党政部门略有区别，选作协主席、文联主席，没有像其他行业，用外行领导内行，前两届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巴金，两人均为中国现代文学巨匠和领军人物，皆是多数作家认可的文坛“精神领袖”，皆有公认的流行巨著。可此次产生第三任中国作协主席，则完全抛弃“祖制”，仅仅以“政治过硬”、“年轻化”为中国作协主席标准，与选任党政官僚的方法毫无区别。

这就预示，今日中共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艺术，实则大大倒退——中国历代专制帝王，虽然屡兴文字狱，但总还是给文化人一点“特殊奴隶”的优待，如明太祖朱元璋，错杀了才女苏妲妹，会立个“罪己碑”；对入朝的名士刘伯温，会在其“逆鳞”之时想到其文人性格，稍予宽容，任其永葆文人心志。就是毛泽东，虽然一再大抓“反右”，但也知道要树一个永远批判执政者的鲁迅来笼络文化人，知道文学的本质是批判现实，古今中外的名著皆是“悲剧文学”，因此只能用“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之巧名来悄悄限制作家们不越“红线”。可而今，“新核心”却敢于去掉一切“面具”，直接钦命一个绝对听话的“美女作家”来当全国文人的“奴隶总管”，赤裸裸地要求作家们只能赞美“和谐”，不顾这一事件将使民间关于“中国作协是二奶”的传说更加形象化。这真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一叶知秋。中国作协第七届代表大会其实就是中共明年十七大的缩影和预演。从中国作协第七届领导人的平庸保守，可以预见中共十七大也只会产生一个保守平庸的新领导层。未来几年，中国文学不会有什么自由写作的新希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不会有什么顺应民心和世界潮流的“共生主义”新建设。

铁凝啊，你升官加薪换大房当然是喜事，但你可曾想到，你将成为一个永远的笑话与悲剧的帮凶？！

(注：本文中铁凝自述引自《南方周末》2006年2月9日记者夏榆、实习生纪冰冰报道《铁凝：任何状态都能回到自己的灵魂中》。）

2006年11 月15 日于深圳
--------------------------
原载《议报》第277期

谈到民主与专制这两种制度的比较，前人已经写下过大量文字，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在我看来，就以“数人头胜过砍人头”这句话最精辟，一语破的。专制就是砍人头，民主就是数人头。民主制纵有千般弱点万种缺陷，单单就凭它用“数人头代替了砍人头 ” 这一点，就胜过专制一万倍一万万倍。我把这句话当作书名：即使你没有读过我的书，但只要你见到这个书名，记住了这个书名，那也就很不错了。

收入这部文集的文章，大体上都可以算作政论。政论，就是对政治问题的讨论。人世间的各种问题，就数政治问题是最需要由公众公开讨论的了。所谓言论自由，尤其是指讨论政治问题的自由。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没有自由，首先就看它有没有讨论政治问题的自由。

记得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郭罗基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阐发言论自由的文章。题目取得很妙──“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单是这个题目就令中共当局无法反驳：难道你还能说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吗？

专制者当然认定政治问题不可以自由讨论，但是专制者不敢公开宣布禁止讨论政治问题。专制者也并不和你讨论政治问题是否可以讨论，专制者禁止讨论，干脆封住你的口。早在当年反驳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考茨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当然，我们所要求充分的讨论就表明我们已经是站在民主的立场上了。专政则并不想反驳相反的意见，而只用强力制止那些意见的发表。可见，在讨论开始之前，民主和专政这两种方法就已经是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了。一个要求讨论，另一个禁止讨论。”

为什么政治问题格外需要大家讨论？因为政治问题不同于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不同于科学问题。科学问题只涉及事实。科学上的是非对错可以通过计算，通过逻辑推理，通过实验来确立来验证。政治问题不但涉及事实，而且还涉及价值，涉及人的利益。它们的是非对错不能仅仅通过实践来检验，更需要通过理性的讨论去发现去确定。政治是众人之事，政治问题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而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鞋夹不夹脚，所以政治问题必须允许大家都来参与，每个人都有权讲出自己的观点和感受。政治讨论的目的是寻求公道公理。俗话说，要得公道，打个颠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可见在政治讨论中一定要允许对立面，一定不能搞一言堂，一定要有反对意见的言论自由。政治问题的讨论，归根到底，是诉诸人的内在的道德感。寻求对一件事情的正确意见，就是寻求大家对这件事的共同感觉。英文commom sense，是指共同感觉，也是常识的意思。

政治讨论的性质既然是这样，那么，政论写作又应当是怎样的呢？在我看来，好的政论写作应当是面对一般公众，不居高临下，不盛气凌人，侃侃而谈，娓娓道来，深入但须浅出，通俗而不媚俗，不搬弄晦涩的术语，不铺排繁复的学理，只诉诸普通常识和集体记忆，剥茧抽丝，力求直抵人心──“是真佛只说家常”。如此而已。

以上讲的是政治讨论的道理，也是我自己在政论写作时遵循的原则。就当作这部文集的自序吧。@

我们国家的人们已经习惯于让孩子按户口所在地就近上学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所配合的，是同一个城市内各区之间的公立学校，办学经费按人头一致，学费一致，看起来这很“公平”。但这仅仅是一个城市内的公平，而不是城市间的公平，更不是城乡间的公平。分税制度导致越是贫穷的地方，财政收入越低，能被用于教育的经费开支就越低。

但是，这种制度所忽视的，是教师也像其他职业的职员一样，属于理性人。也会在收入既定条件下偷懒。学校也会在经费既定条件下丧失提高竞争能力的动力，丧失压缩经费的动力。他们的合力的影响，就是要求政府尽量增加教育投入，然后继续按以上逻辑复制自己的行为。

实际上，所有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都来自纳税人的税收贡献。私立学校则因为经费主要来自家长的学费，因此与公立学校不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弗罗里德提出教育券的目的是让学校之间因为学生掌握充分的选择权而增强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促进各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整体提高。

他认为应该改变对公立学校的直接补助的教育投入方式，由政府向学生家庭直接发放教育券。也就是说，政府把本该投入到教育中的资金经过折算发给每一位学生，学生凭券可以自行选择任何一所政府认可的学校，包括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就读，学校凭券到政府兑换相应的公用经费。而政府可以通过发放教育券保持对教育的投入；学校之间也会因为学生掌握充分的选择权而增强了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各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整体提高。

弗里德曼的学券制理论虽然逻辑非常清晰，但实施的过程却异常艰难。1955年提出的理论，过了近四十年后才开始有国家将这种理论付诸实施。目前在美国有一州两市推行教育券制度，加拿大、英国、荷兰、日本等国家纷纷步其后尘。中国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在浙江省长兴县、湖北省监利县、山东省临淄区等地区开始实施该计划。

教育券制度在本质上，是将教育和被教育的关系，转换为服务与被服务的交易关系。这种关系的转换，既是“中心”的转换，也是理念的转换，在中国这种以儒教为本的语境下，意义尤其重大。

原先，学校里面是学生们以老师为中心，老师们以校长为中心，校长们以教育局长为中心。教育局长以市长为中心。一切向权力看齐，因为市长手中掌握着经费的分配权。对学生而言，“老师说的”就相当于真理。这就固化了学生的思维活力。

但是，经济学家柯武刚说：必须将竞争理解为一种搜寻、检验和证实有用知识的过程。竞争过程成为一种发现过程——不是一个在既定的构造性前向无知和横向无知的条件下生产出“完备知识”的过程，而是一个将无知减少到市场参与者易于控制的程度的过程。

以后，教育经费分配给学生，校长们以学生手中的教育券为中心，教师也必然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收入高低不仅仅决定于教师的文凭和职称，更决定于学生的认可。“老师说的”未必等于真理才是真理。学生们将会比较“哪个老师说的”。

这将引发一系列制度变革：校长竞争上岗制、教职工全员聘任制、内部分配结构工资制和职称评聘分离制。简单地说：学校不再像机关，而更像企业，并带来企业般的效率。这意味着：学生（及家长）根本无须了解学校的“利润率”的高低，而是关注哪个学校的效率高，自己可以因此获得更加值得的学问。那些成本高的学校，必然被淘汰。最终受益者，必然是学生。也就因此省略了教育部出动庞大团队，劳民伤财、象模像样地调查“大学生培养成本”的行为。

当然，这项制度的推广，必须建立在教育局能够获得稳定的教育经费为前提。在一些贫困地区，特别是广大的农村，连正常教育经费都不能保证，实施这项制度就根本是无源之水。这需要中央财政能够加强转移支付的力度。

学生选择的自由，带来的不仅仅是教师间的竞争、学校间的竞争，更将有效地减少“老师的无知”。选择的自由带来的，不仅仅是效率，更是对真理的无畏追求。

谨以此文纪念表达我对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尊敬。
──原载《右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