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23日(星期四)

维权律师向联合国控告中共拘捕高智晟

前往美国访问的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李建强,日前针对高智晟律师及其家人被北京市公安局非法拘禁一案向联合国反对任意拘禁工作小组提出书面控告状。目前在纽约的李建强表示,北京市公安局对高智晟律师的逮捕及株连其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都是违反法定程序的,他将会力所能及的给予他们帮助。

中共特工赴泰 紧盯贾甲

较早前起义决裂中共、目前滞留泰国的原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甲,现正面临再度为自由奔走的命运。贾甲在泰国的签证将于明天到期,虽然不少国家现正考虑对他给予人道救援,但联合国驻泰国的难民专员署人员昨天表示,确认贾甲身份的程序将要一段时间,期间贾甲需要自行保证在泰国的签证合法,否则有可能被当局拘捕,需要开庭来裁定贾甲在泰国的居留权。另外,有消息指中共已暗中派出一批特工到泰国,专案处理贾甲事件,更令协助贾甲的义工担心他的生命安全。

贾甲儿子致布殊总统公开信

作为中华民国国民党官员的后裔,他本身就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实现民主政治是他终身的梦想,我父亲坚持收听了20年的美国之音和利用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体浏览了几年的大纪元网站。他一直在想要为中国的民主工作做些什么,但在中共残酷的统治下,他看不到现在国内有任何可以从事民主事业工作的空间。

中国民主党人及异议人士呼吁释放池建伟

中国民主党浙江党员池建伟星期一被正式逮捕,他被指涉嫌所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目前池建伟还没有请到律师。他的被捕给家人造成极大冲击。中国民主党人及其它独立意见人士一百多人连署呼吁当局立即释放。

李喜阁进京讲学被强行抓回

据了解,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和全国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工作委员会在本月25日到30号在北京召开第二届“血液安全,艾滋病法律和人权”会议,讨论输血感染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相关的赔偿,治疗和关怀等问题,作为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工作委员会的会员的李喜阁想前往出席,此外,北京语言大学邀请李喜阁在24号作有关艾滋病的演讲。

法院定周一重审陈光诚 证人仍遭受压力

因揭露计划生育黑幕而被判刑四年零七个月的盲人维权者陈光诚一案重审,律师再次收到沂南县法院口头通知将于下周一开庭。对辩方有利证人受官方威胁控制,家属向记者表示处境两难。

不满干部代填选票湖北选民夺票箱

彭先生:有选举权的有四、五百人,到场的只有20几个,剩下的就都被那些干部填了。选举程序他这样搞就不对了,村民就把选票箱拿过来,村干部就不满意,村书记大发脾气,就拨打110。派出所来了五、六个人,要把那拿选票箱的村民代表彭希云带到派出所,说他扰乱会场,捣乱选举,污蔑他、扣他的帽子。派出所的人要扭送他去时,我们就上去救。

杨宪宏访谈黄琦:镇压南光全省动员抓间谍

可是最近几个月以来,六四天网持续报导成都当地一军工企业(南光机械有限公司)在国有资产转移的过程中,退休员工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而做出维护厂区的行动;结果被成都市当局贴出传单竟然指控六四天网是境外敌对势力,企图用这样的方法来阻挠六四天网对此事件的报导。待会我要打电话到成都,来和黄琦先生一起来关注南光机械有限公司员工他们维权的状况,还有六四天网艰难的维权处境。

焦国标:公权败坏与公民维权

“维权”二字是中国近年使用最频繁的词语之一。新浪网搜索结果的第一页上面所列条目如下:浙江消费维权网、中国青少年维权中心、中国教育维权网、河北维权网——河北工人报社主办、欢迎访问武汉青少年维权网、东莞消费维权网、中国维权服务网、宁夏3.15维权消费网、旅游维权3.15和内江12315维权网。粗略分析维权活动涉及的范围,可以说在大陆凡合法存在的各个行业里,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维权现象。

伍凡:为什么中共中央军委要颁发《应急预案》?

新华网于11月14日发布中共中央军委颁布《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新闻报导。笔者立即的反应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军委现在要颁布一个与中国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见2006年1月8日新华网)相类似而又相冲突的军队纲领性文件和准则?其背景是什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中国军队将领们要采取这个行动?

【解体党文化】后记

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在神州大地上,共产党采取了高压浓缩的方式,用无神论、唯物论破坏神传文化的精华,否定传统文化,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从而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确立共产党的文化理论;采取铺天盖地的暴力方式,批判儒释道,批判传统观念,灌输斗争思想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灌输进化论和所谓的现代科学,进行了系统的思想改造,把人变成了共产党的基本粒子;共产党更是利用无所不在的灌输手段,从宣传机器到教科书,从犬儒文人到各种文艺形式,彻底把人洗脑了。人们开始用颠倒的是非标准、变异的思维方式、八股的话语系统、暴力的行为方式作为日常思考、语言和行为的基础,中共由此建立起了为维持其生存而需要的邪恶的土壤环境——党文化。

中共认摘取器官 被指耍手段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日前高调承认大陆当局非法摘取死囚器官用于移植。前哨杂志总编辑刘达文指出,这是中共战略性的手段,目的是企图改变其国际的形象,同时减低海外报导中共活摘器官事件的影响。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声明

在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媒体的频繁曝光下,2006年11月14日,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广州的一个移植医生的会议上终于承认了大陆“大多数(移植)的器官来自被执行的死囚犯”,也同时承认器官移植旅游业的存在。但是,这样的认错并没有根本上解决器官黑市的问题,更没有直接回应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群体灭绝罪指控和调查。

刘淇访以色列被控反人类罪

当天下午,法轮功发言人欧拉 菲德曼女士代表以色列法轮大法学会在特拉维夫警局报案,控诉刘淇在1999年-2003年任北京市市长,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参与策划迫害法轮功,犯有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

世银报告:中国10%人口平均收入下跌

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都援引世界银行一组新的研究数字说,在截止到2003年的两年中,中国经济的年增长速度高达10%,而中国最贫穷的10%人口的平均收入在这两年中下跌了2.5%以上,而相比之下,中国最富有的10%人口的平均收入在同一时期增长了16%以上。

何大一:中国一些地区艾滋病蔓延有如非洲

何大一25年前人类发现第一宗艾滋病例时,就从事艾滋病的研究工作。1996年他发明了鸡尾酒疗法,当年被美国的《时代杂志》评选为风云人物,称他是对抗艾滋病扭转乾坤的真正的英雄。然而这位英雄却对中国的情况感到悲观。他指出,中国艾滋病最严重的地区,就是中国南部的云南和中部的河南。

黄晓敏:赤壁移民的过去和现在

赤壁柳山湖这些接近一万的老实移民,为了支援国家水利建设,倾家荡産搬迁到荒芜人烟的三窝子(水、虫、穷窝子)柳山湖。经过了移民后20多年的生存生活,其中很多人不但没有解困恢复到原来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反而还有13,000人中的70%感染了血吸虫病,累计已有100之多的移民死于血吸虫和无钱医治而归天西去。目前仍有大量轻重不同的血吸虫病患者,无钱医治等待死神。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依然严重

就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将届满五周年之际,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最新相关报告称,中国没有履行加入世贸所做的一些重要承诺,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问题尤其严重。

张伐:计程车涨价、中产阶级入党及选举

老爷子,看来您对我们这一行的事是不明戏呀!我跟您这么说吧,第一,先头儿,我一月交份儿钱2500,这一涨车费,我得交3800;这第二,当官儿的、有钱的人家不打的,人家都有车,一般职工坐工交,最不济的蹬着自行车。什么人打的呢?老人、有病上医院的、上下火车的、有急事的,这些人并不是有钱的主儿,你一涨钱,他就该算账啦,干嘛呀?我干脆坐地铁,还能省十来块钱呐,不打的啦。我们就不好找活儿啦。

周宇新:中共许诺给农民的“好日子”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

但老实巴交的“泥腿子们”做梦也没想到,靠他们起家做大的中共夺得江山后立刻就毫不留情的抛弃了他们。半个多世纪来,广大中国大农民用自己的劳动血汗养活了中共各级政权和大大小小的官僚,自己却一直与贫苦为伍,在政治上更是备受独裁政府的压迫,不仅享受不到平等的公民权利,文化教育权利低下,而且没有迁移的自由,始终是中国社会“弱势中的弱势群体”。

晓路:被中共热炒的两大历史经典

近两年,被中共炒得火热的两大经典就是“长征”和“抗日战争”,一个是为了纪念所谓的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另一个是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不过,我总觉的中共的做法太过无耻,他们在报纸杂志上折腾也就够了,还闹到电视上,弄得我看不好电视。为了让中共明智一点(胡锦涛先生不是要国人知荣懂耻吗),我在此也想提醒几句。

曹长青:匈牙利事件和天安门事件比较

在匈牙利事件发生 33年之后,中国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同样是人民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也是遭到了军事镇压。今天回顾这两个事件,它们的异同很值得深思......

萧强:博客实名制扼杀博客空间的言论自由

这个实名制名为减少网路语言暴力、诽谤、低俗现象。实际上当局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靠实名制把博客空间的言论自由用监控的方式扼杀。

黄菊被“留职休养” 政治生涯结束

十一月四日晚,胡锦涛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设盛宴招待中非合作论坛北京会四十八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时,八名政治局常委出席。新华社报导时,只称“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宴会”,未见黄菊踪影,报导中也未提及,看来黄菊开始在政坛逐渐消失,这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了。

中国官员公费旅游被芬兰拒绝入境

芬兰通讯社报导说,中国驻赫尔辛基大使馆表示,这些官员是中国检察机关和反贪污机关的官员。芬兰司法部证实,这些中国检察机关的高级官员持有的访问芬兰检察机关和赫尔辛基大学的邀请函是伪造的。


维权律师向联合国控告中共拘捕高智晟

【大纪元11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艾清采访报导)前往美国访问的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李建强,日前针对高智晟律师及其家人被北京市公安局非法拘禁一案向联合国反对任意拘禁工作小组提出书面控告状。目前在纽约的李建强表示,北京市公安局对高智晟律师的逮捕及株连其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都是违反法定程序的,他将会力所能及的给予他们帮助。

李律师表示,这份书面控告状已在20天前,提交给联合国相关机构,这次他们与联合国几位官员会见后,他们承诺会把这些情况向中共政府反馈。联合国反对任意拘禁小组工作人员承诺,他们会对这份档进行整理,如果可能,高智晟的情况将会编入联合国人权报告。

李律师说:“控告状主要两个内容是:第一,对高律师的逮捕都是违反程序的,违反中国自己的法律程序了;第二,对他家人的监禁是完全违法。这两天我们不停地拜会一些联合国、国会、白宫等官员,他们也都答应了给我们一个联系的方式跟渠道,他们也答应给我们一些交流跟沟通,向中共政府反馈。”

这次访美,李律师一行人原本要考察一个月,为了国内的案件,他个人必须先提前回国。对于回国后,是否受到当局施压,他表示:已经做好充份的思想准备,将会义无反顾给予高智晟及其家人帮助。

李律师跟联合国的一些官员也谈到,高智晟是我们的同行,他为了让世界知道中国的情况,已经付出了很惨烈的代价,他的家人还遭到了严重的迫害,我们理所当然要为他做工作,让家人解除这个恐怖的威胁,我们即使有些压力,从道义的角度愿意承担这个代价。

这次前往美国访问的还有维权律师李劲松、李苏滨及维权记者昝爱宗。他们在对华援助协会的牧师傅希秋的陪同下,先后拜访了美国国会、联合国组织及“纽约时报”等机构,并和当地专家和作家进行了交流。

他们就高智晟律师案、陈光诚案、宗教问题、新闻自由问题和农村维权等问题,进行了座谈。目前,这些案件已引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美国国会的关注。

华盛顿时间22日,李建强一行在对华援助协会的牧师傅希秋安排下,上午和下午分别拜会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及主管大陆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柯庆生,华府官员表达了布什政府对中国自由民主的关注。

据傅希秋牧师转述,助理国务卿对站在第一线上冒着生命危险的这些维权律师和记者的到来感到很荣幸,并且特别强调,美国会一如既往支持他们在促进中国民主、尤其是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和人权方面所做的努力。他也表示,很愿意继续聆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美国政府、民间及非政府组织如何在中国推动尤其法制的进步会继续努力。

“助理国务卿每一次跟中共官员都提高智晟的案例,他说中共的表现令人失望。不光是高智晟,每次跟中共官员谈关于人权的时候,这些相关人员说‘我们谈谈经济和安全的问题,不要谈人权的问题。’当他们递过去案例一提出来,中共官员就说:‘谢谢你!’收下后再没有回音了。助理国务卿还特别提到,他对中共一些官员,多次提到高智晟、陈光诚的案件时,甚至跟他们有激烈的辩论。”

在华盛顿时间23日感恩节,傅希秋牧师一行5人将返回美德兰。

中共特工赴泰 紧盯贾甲

【大纪元11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吴雪儿曼谷报导)较早前起义决裂中共、目前滞留泰国的原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甲,现正面临再度为自由奔走的命运。贾甲在泰国的签证将于明天到期,虽然不少国家现正考虑对他给予人道救援,但联合国驻泰国的难民专员署人员昨天表示,确认贾甲身份的程序将要一段时间,期间贾甲需要自行保证在泰国的签证合法,否则有可能被当局拘捕,需要开庭来裁定贾甲在泰国的居留权。另外,有消息指中共已暗中派出一批特工到泰国,专案处理贾甲事件,更令协助贾甲的义工担心他的生命安全。

对于中共的举动,贾甲表示,从中共一路对事件所作出的安排,说明中共很害怕,因为国内很多知识份子和官员都会从网上关注他起义后的动态,而他最后能否平安抵达第三国家,将影响到国内民主运动的发展。

贾甲于11月3日凌晨抵达泰国后,当日已成功取得联合国难民署发出的临时难民证书。难民署人员当时表示,贾甲需要继续在泰国持有效签证。贾甲其后于11月8日面试,获联合国人员告知可望在一个星期后有结果。

15日,协助贾甲的退党服务中心义工打电话到难民署查询,得到的回覆是还需要时间审批,一个星期后再来查询。

昨日,当义工再打电话查询时,所得到的答覆是由于贾甲的个案需要经日内瓦总部审批,所以需要等候一段未能确知长短的时间。对于贾甲的泰国签证即将到期,难民署人员表示,如果贾甲逾期居留,很可能会被拘捕,需要上庭缴交罚款及由法庭对贾甲在泰国的居留作出裁决。在当地等待审批难民资格的人士表示,很明显联合国是受到中共的压力。

贾甲儿子致布殊总统公开信

【大纪元11月23日讯】《致布殊总统的公开信》

亲爱的布殊总统:

您好!

首先我向美国长期维护世界民主、自由、人权的伟大行为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在这里就我父亲贾甲的情况给您写信,盼求您的支援和帮助!

我父亲贾甲是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法人代表兼秘书长。10月24日,他脱离旅游团后公开声明脱离中共独裁统治,号召广大党员干部退出中共组织,以亲身经历证实解体中共是民心所向和中国人民渴望实现民主政治的迫切愿望。同时他向台湾政府提出了政治庇护的请求。台湾政府拒绝了我父亲的要求并经香港遣返他回大陆。由于正义人士的解救,我父亲暂留香港,在7天的合法居留期内向美国以及其它民主国家驻香港领事馆寻求政治保护但均遭拒绝。合法居留期满之日无奈转移到泰国申请国际难民。

我父亲作为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的秘书长拥有着高尚的社会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他亲身见证了退党大潮在国内悄悄进行着的事实,他清楚地知道很多中共党员干部私底下都表示过希望退党的愿望。他相信1,400万的退党人数仅仅是一少部分勇敢的中共党员的行为,还有绝大多数中共党员还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退党。

作为中华民国国民党官员的后裔,他本身就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实现民主政治是他终身的梦想,我父亲坚持收听了20年的美国之音和利用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体浏览了几年的大纪元网站。他一直在想要为中国的民主工作做些什么,但在中共残酷的统治下,他看不到现在国内有任何可以从事民主事业工作的空间。

在美国建立民主国家200多年后的今天,仍旧有超过13亿人还生活在中共独裁政府的暴政之下,在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政治体制就会遭到逮捕、镇压和迫害,基本人权和自由被彻底践踏。中共这是对世界正义力量的公然挑战,中共的独裁政府无视世界舆论监督,不仅唾弃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普世价值观,还对世界的和平构成巨大威胁。去年在中共外交部安排中共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少将朱成虎的核武器论中讲到,在中美就台湾问题发生武力冲突时会发射核武器到美国。

前中共驻澳洲外交官陈用林说中共正在使用贸易手段收买澳洲,如果中美一旦发生战争,要使澳洲站在中共的一边。陈用林又说,与中共这种政权做生意是很危险的,只怕是当美国人民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时已经太晚了。

我父亲能成功由香港逃到泰国,并在香港中联办前的演讲使得很多中国人倍受鼓舞,引起了“贾甲效应”:一时间退党服务中心收到大量因受到他的激励而退出中共党组织的人们。

在“八九”天安门屠杀之后,各民主国家尝试用经济贸易的方法来改善和推进中国民主的进程,结果却是中共利用了西方国家的善意,使用经济贿赂手段作为诱剂,使一些民主国家在疯狂享受中国利益的时候放弃了他们的核心价值,各民主国家一时间仿佛被中共同化掉。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是来之不易的,决不能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被中共独裁制度所腐蚀。否则,这种代价是多少金钱都无法弥补的。

泰国发生过多起对中国异见人士的暗杀和绑架活动,中共对泰国有着很深的控制力,我父亲在泰国十分的不安全。请您为他提供一个安全的平台,可以让他继续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工作。一个国家或种族如果不保存自身传统价值观是不会长久的,中国今天的社会状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共在历次的运动中,毁坏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如果世界的国家在与中共通商的过程中,容许自身价值观被腐蚀,今天的中国社会就是世界明天的样版,成为了中共的乐园。只有当中国实现了民主,世界才所谓是真正的民主!

谢谢您的关注

敬上

贾阔(贾甲的儿子)
2006年11月21日

中国民主党人及异议人士呼吁释放池建伟

【大纪元11月2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报导)中国民主党浙江党员池建伟星期一被正式逮捕,他被指涉嫌所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目前池建伟还没有请到律师。他的被捕给家人造成极大冲击。中国民主党人及其它独立意见人士一百多人连署呼吁当局立即释放。

浙江的中国民主党党员池建伟十月十九日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后的十一月二十日,本星期一被正式逮捕,杭州司法方面指他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现在池建伟被关押在杭州某处的看守所。记者星期三访问了他的姐姐池美英---

记者:家里是什么时候接到逮捕通知书的?

池美英:前天中午十一点。弟弟在里面不知道什么情况,如果他被判个三年五年,我妈九十岁活得了那么长时间吗?看不见他我老妈不要做人了。现在怎么办呢?

浙江中国民主党的吴远明告诉记者,目前还没有替池建伟找到律师---

吴远明:两个原因(找不到律师),一个是费用,他家经济状况不太好,靠的是母亲的退休金,两母子相依为命的。第二个如果一般找律师的话,在中国是这样的,如果是为一些跟政治相关联的人辩护的话,很多人有恐惧感的。我们也去了解了一下,有的律师一听就婉言拒绝了。

十月十九日上午,原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秘书长朱虞夫因工作问题,在原单位门口举牌静坐。在维权过程中,朱虞夫被公安和不明身份的人围攻,池建伟见状,上前劝阻,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下午两点左右,上城公安分局警员带着便衣来到池建伟家破门而入抄家,搜出《九评共产党》的光碟和一些法轮功的资料,强行架走了池建伟,随后传唤了中国民主党的来金彪、杨建明、徐光等,了解池建伟传播法轮功资料的情况。浙江民主党另一名成员王东海则告诉记者,池建伟和法轮功有联系,但不密切---

王东海:他光碟也给过我,现在我也知道他给过很多人。他牵涉到多深,就凭这事我们心里也有底了。根本就是不深的,无非就是牵涉一下。

记者:就是说,池建伟是有法轮功的一些资料?

王东海:(他)和法轮功的人有联系,但联系多深,加入多深,做了些什么事,我们心中也不是太有底的。

吴远明星期三对记者表示---

吴远明:法轮功这个事情已经很久了,给他提供光碟的人说事情已经很久了。几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来弄他。那么那天(为朱虞夫抱不平)为什么突然来弄他呢?我认为那天那件事只是个导火线。池建伟当时对法轮功什么个想法,我们也经常听到过他说,他的意思是法轮功有些维权的,他是赞同的,因为法轮功他若怎么违法犯罪,你(官方)就按法律来处置他们。

再者,你对法轮功不公的现象,对他们搞人身迫害,甚至有的对身心的残害,他看不下去,不忍心,他可能为他们(法轮功)说话,这次也为这个事传唤我们,就是说他传播了一些(法轮功资料)。我认为池建伟既是为法轮功维权,又是在从事民主活动。

为了营救池建伟,中国民主党在他被刑拘的第十天(十月廿九日),在海外发起连署,呼吁中共官方立即释放池建伟。浙江的中国民主党员王荣清是发起人之一,他星期三对记者表示,已有一百多人签名---

王荣清:对池建伟的逮捕是(与)法轮功问题(有关)。池建伟是民主党人,看来他是民主党人中第一个为法轮功坐牢的人。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也很关注。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李喜阁进京讲学被强行抓回

【大纪元11月2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采访报导)应北京一所大学的邀请前往北京讲学的河南宁陵县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李喜阁,刚一到北京就被河南政府人员拦截,并遣返河南。民间关注艾滋病的活动人士胡佳及北京爱知行负责人万延海对此都表示遗憾及困惑。

据了解,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和全国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工作委员会在本月25日到30号在北京召开第二届“血液安全,艾滋病法律和人权”会议,讨论输血感染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相关的赔偿,治疗和关怀等问题,作为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工作委员会的会员的李喜阁想前往出席,此外,北京语言大学邀请李喜阁在24号作有关艾滋病的演讲。

因此,20号晚,李喜阁躲过了当地监视人员的视线坐火车星期二来到了北京,但是一大早却被赶来的河南官方人员抓住,当时与李喜阁有过电话联系的民间艾滋病的活动人士胡佳星期三对记者表示:截访人员把李喜阁扣留在一个旅馆的地下室里,今天把她带回河南。

记者打电话给李喜阁,当时她正在赶往河南的火车上,由于她的旁边有四个截访人员看守,她只与记者讲了几句话,她说,我现在已到了石家庄,有四个人看着我。

早在今年7月份,李喜阁曾因进京上访被抓回并被拘留20天。

对于李喜阁又被抓回河南,爱知行研究所负责人万延海表示很无奈,他说: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事情发生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这样不作为的态度,使我们感到很困惑及气愤,李喜阁陷入了大的困境,怎么来更好的保护自己,我们也不知怎么办,也感到很疲乏。

胡佳表示,这次不止是北京语言大学请李喜阁作演讲,此外还有另外两个演讲等着她,李喜阁的演讲现身说法,对现在的大学生起到触动作用,胡佳说----

胡佳:她作为艾滋病的母亲,每次都带着她的感染艾滋病的五岁女儿,这种环境下给同学们的教育,给同学们的心灵传导,给同学们的震撼,都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她往往成为学生们平生第一个知道的艾滋病感染者,他们会看到这个感染者与我们没有任何不同,她的演讲效果是很好的,在演讲过程中往往能使许多学生脱离对艾滋病的恐惧感和排斥。

李喜阁是一名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妇女,长女因艾滋病已经去世,二女儿也被感染。李喜阁两年来一直致力于寻求医院和政府的赔偿。胡佳说----

胡佳:李喜阁在为自己家庭讨公道的过程中,也在当地建立起一个叫康乐家的民间组织,为其他的感染者做事,她现在发挥的作用很大,使她自然而然,不由自主地成为输血感染艾滋病群体中的代表,她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论在任何场合她都能站出来向任何人坦然地说我是艾滋病感染者,我是因为什么情况感染上艾滋。

据中国日报引述卫生部数据指,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在今年飙升了近30%,其中,5.1%是因为非正常卖血或在医院输血受感染。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法院定周一重审陈光诚 证人仍遭受压力

【大纪元11月2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因揭露计划生育黑幕而被判刑四年零七个月的盲人维权者陈光诚一案重审,律师再次收到沂南县法院口头通知将于下周一开庭。对辩方有利证人受官方威胁控制,家属向记者表示处境两难。

陈光诚的委托律师李方平星期三早上接到沂南县法院电话通知将于下周一,即本月27号开庭重申陈光诚一案。李律师星期三对记者说----

李方平:“今天上午九点刑庭张法官,也是审委会委员,打电话通知说已经定下来了,下星期一上午八点半开庭,开庭通知书正在路途(寄的过程中)。我问已经确定了么,他说不会再改变了。”

而沂南县法院却仍不愿对外界证实陈光诚案重审日期,记者星期三致电该院刑事厅询问----

记者:“我想确认一下陈光诚是不是下星期一开庭?”

刑事厅:“不知道这个事。”

陈光诚的家属也从律师处得知这一法院的口头通知,他的大哥陈光福星期三对记者说----

陈光福:“法院从来不给我们通知。他们可能也知道李劲松律师去美国,是不是有意的安排这个时间,肯定有很大影响,因为李劲松律师对这案件的整个过程比较熟悉。”

沂南县法院月中曾通知律师将于二十号开庭,后又改口说只是预定日期。陈光诚的另一位辩护律师李劲松,在法定该日期前三天的期限还没有收到正式开庭通知的情况下,按多月前的安排,前往美国参加一个近20天的交流学习计划。李方平律师表示,已经将27号开庭的口头通知转告李劲松,他会尽量赶回来。

李方平律师表示他将于一两天内前往临沂,除了要会见陈光诚,还要抓紧审阅一些再三要求下法院仍迟迟不允许复制的案件材料,包括几位所谓同案犯村民的案卷及作供光碟。

五位所谓陈光诚的同案犯,在一审前,就被分别判缓刑或取保候审。他们的证词曾被官方作为为陈光诚定罪的主要依据。然而,这几位村民都分别向律师和陈光诚家属表示是在公安刑讯逼供下被迫指控陈光诚的。其中陈光余和陈光和都曾向记者讲述事件。陈光诚的大哥陈光福星期三说,目前这几位重要的证人,在官方多次威胁下能否出庭,不大乐观----

陈光福:“十六号你不是采访到陈光和了么?十七号他们就到家找陈光和家属,说听说他还要出庭作证,在什么地方打工,你赶快把他找回来。然后再找光东和光余。前天20号又找了一次,他们对光东讲,你还有一年的刑期,不要忘了,不要参与这事情,后果你自己是知道的。”

记者:“去的公安是县里的还是镇里的?”

陈光福:“县刑警队队长,叫高明,另一个不知叫什么名字。”

陈光和上周接受本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一定会出席陈光诚的重审作证。然而本周记者已无法联系上他。而被判缓刑后到外地打工的村民陈庚江的妻子徐玉枝,星期三对记者表示,丈夫处于是否出席陈光诚重审的两难处境----

徐玉枝:“你说这不出庭吧,对不住陈光诚;出庭吧,我还是担心他被抓嘛,毕竟他还是缓刑一年。”

李方平律师呼吁法院保证证人出庭,以显示司法公正,他说----

李方平:“现在证人出庭遇到非常大阻力,主要是外界,公权力给他们施加的压力。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有法院的出庭通知,或法院能保证证人出庭的话,对此案能公正审理会有好的作用。”

记者:“这个要求有没有向法院提?”

李方平:“我们提过,但是他们现在还是不置可否。”

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也是辩方要求法院传召的证人之一,她星期三对记者表示没有收到法院出庭通知,而且也还被软禁----

袁伟静:“我肯定想去,他们肯定不让我去,反正我就慢慢等着。”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不满干部代填选票湖北选民夺票箱

【大纪元11月2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湖北省基层代表选举继续发生官员干部违反选举法的事件,他们不但代选民填选票,还用各种方法阻止独立候选人参与选举。

湖北省天门市周一举行人大代表选举投票,其中麻洋镇边湖村票场出现村干部及相关的人填写了数百张选票,遭到在场的村民反对,抢夺票箱的情况。在场的村民彭先生星期二对记者说---

彭先生:有选举权的有四、五百人,到场的只有20几个,剩下的就都被那些干部填了。选举程序他这样搞就不对了,村民就把选票箱拿过来,村干部就不满意,村书记大发脾气,就拨打110。派出所来了五、六个人,要把那拿选票箱的村民代表彭希云带到派出所,说他扰乱会场,捣乱选举,污蔑他、扣他的帽子。派出所的人要扭送他去时,我们就上去救。

据了解,村民不满官方操纵选举,是因为不但近几年村委会干部全由镇里任命産生,土地承包混乱,农业补贴没有到农民手;而且今年四月起,镇上官员还突然要村民补交从零二年至今,每年每亩150元的所谓税款,村民指违反了国家减免土地税的政策拒绝交钱,镇里领导便出动公安威胁抓捕村民。曾任村党支部书记二十多年的彭先生说他们不愿意连人大代表这席位也要由镇上领导包办。

星期一经过一轮争论,组织选举的村干部最后愿意重选,然而村民批评,只不过是走了个形式,干部拿着票箱到一些没有前往投票的农户家走一趟,填选票的,还是他们自己。彭先生说---

彭先生:第二次叫我填我都没有填,还有什么好填。

不但选民维护自己的选举权遭遇挫折;一些独立候选人行使被选举权时,也受到打压。记者上周曾报导湖北枝江市人大代表吕邦列,在竞逐连任期间就不断遭到官方骚扰,不但24小时被跟踪监控,上周更被警方传唤及抄家。

枝江市人代选举选民提名独立候选人的过程本周展开,选举委员会不但拒绝将提名表格交给吕邦列,辖区的百里洲派出所,更再度以破坏选举为名,连续两天对他进行传唤。

记者星期二下午近七点致电吕邦列手机,他当时正在百里洲派出所内---

吕邦列:他就说我破坏选举,反正这本身就是耗我时间,每天把我请到派出所,在外面宣传说把我抓了。就说再选他也没有用,他违法了犯罪了,把他抓起来了,你们不要选他了,就是这个目的。

吕邦列当晚10点才被放回家,传唤近10小时,他说---

吕邦列:昨天也是早上八、九点带去,晚上八、九点才放回来。派出所随时在这里候着有行动的话他们就要传唤。前两天最高峰有二三十人在我家附近看着,现在基本把我和外界隔绝了。

枝江市的人代选举投票日是下月9号,有分析认为官方的种种阻挠显示意图在选举初期就把吕邦列踢出局。然而湖北另一位基层选举专家姚立法,在经历了与吕邦列如出一辙的官方打压后,上月在潜江市的人代选举中落败,但他表示努力没有白费,他说---

姚立法:我们的竞选彻底失败,但正因为我们的竞选,把政府最丑的一面最卑鄙的一面暴露无遗。而且因为我们的宣传、竞选也唤醒了很多老百姓的民主意识,也更加看清了谁是谁非,这样的结果,我们认为是效果特好的。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杨宪宏访谈黄琦:镇压南光全省动员抓间谍

【大纪元11月23日讯】
访谈时间:2006年11月22日
主持人: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杨宪宏
资料来源:中央广播电台特供六四天网
录音整理:天网浙江义工峻宇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为人民服务”杨宪洪时间。今天的节目进行一个单元“焦点访谈”,为大家访问的是四川省成都市维权网站六四天网的负责人黄琦先生。六四天网网站是中国大陆以客观报导新闻来协助弱势群众,以此来维权的模范网站,受到各界包括“中广”在内的表扬赞叹过。

可是最近几个月以来,六四天网持续报导成都当地一军工企业(南光机械有限公司)在国有资产转移的过程中,退休员工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而做出维护厂区的行动;结果被成都市当局贴出传单竟然指控六四天网是境外敌对势力,企图用这样的方法来阻挠六四天网对此事件的报导。待会我要打电话到成都,来和黄琦先生一起来关注南光机械有限公司员工他们维权的状况,还有六四天网艰难的维权处境。稍后进行“焦点访谈”。

境外敌对势力,又想重新炮制一次

杨:请问黄琦先生您在电话线上吗?

黄:你好!杨宪宏先生,我在。

杨:谢谢黄琦先生接受访谈!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主题还有来宾,黄琦先生是1963年出生,毕业于四川大学无线电系,黄琦先生于1998年成立“天网寻人事务所”,1999年成立天网网站,为人们提供平台张贴寻人启事,并协助找回被拐卖妇女。这个网站得到过中国官方媒体的报导和称赞,说它是中国《1999年九大网事》,可是随后天网在时政和公共评论中的声音越来越尖锐,导致黄琦先生在2000年6月3日被捕,经过3年,到2003年5 月9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徒刑。到了去年6月4号才刑满释放,黄琦先生在狱中遭到虐待,可是出狱后黄琦不改其志,重开天网网站,继续用和平的方式来做维权工作。今天我们要特别关心的是六四天网从今天7月底以来,持续关心报导成都南光机械有限公司员工维权的情况。还有六四天网遭当局说成是敌对势力的情形。首先我想先来关心天网网站竟然被当局说成是境外敌对势力,黄琦先生,可不可以就这个事情您先表示下看法?

黄:这其实是很搞笑的说法,因为在98年天网的办公地点就在成都市公安局里面,99年我们的办公地就迁移到四川省检察院,直到2000年我入狱。而在这过程当中,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还有新华社以及全国各省市的报纸,对我们天网进行了2400多次正面报导。而且在我入狱以后,他们还把我的爱人,当时的天网负责人曾丽请到人民大会堂去授予“中华爱国之心”称号,授奖的就是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还没有公开或者私下说过六四天网是敌对势力。

杨:我为什么先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呢?因为我刚跟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你在2000年6月被捕,经过3年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去年6月4日才刑慢释放。现在又来了境外敌对势力的说法,您认为他们又想重新炮制一次吗?

凌晨数千名警察包围南光厂

黄:对!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性。

他们这样做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抹黑我们、同时在抹黑的前提下也为镇压工人维权静坐示威制造舆论。他们这个准备可以说做的很充分也很成功,而且我现在告诉杨宪洪先生一个消息,就在今天凌晨36分成都当局出动数千名警察还有120、110、119的车辆,包围了南光厂,然后控制各个路口,之后采取行动将工人全部带走,带离厂区。有些人也许在现场受了强大的刺激,已经有人入院治疗,我们现在也联系不上。当局昨晚在南光厂周围采取了断电措施,所以根本看不到当时的情况。

杨:所以我们来谈一下南光机械有限公司,现在是有2500多名退休老军工,以退休补偿不合理而进行维权。刚刚我们访问前的凌晨零点36分南光的工厂被警察封锁,人员被驱散或者逮捕,现在并不清楚状况是怎样。黄琦先生你可不可以讲下2500名退休老军工维权遭遇到的困难、以及目标是什么呢?

黄:他们维权的目标就是要解决他们退休后的合法权益、涉及到退休之后的收入问题,以及南光厂转型过程中的黑暗问题。因为工人的权益没有得到合法的保护,所以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工人传递给我们六四天网的消息就是说“数亿资产,一元转让”,所以背后涉及的背景也很复杂的。我们现在只能以工人发布的消息为准。

杨:南光机械有限公司是在成都市,从资料上看,它在望江楼旁、景江河畔。有14万平方米面积,它是一个老厂(1877年建厂、1956年划规电子部直属)是国家大型二级企业,员工有2500人,情况是说2000年元月有一天南光的职工忽然被告知说南光厂已经交给了一个叫“高世君”的房地产开发商人独营,工厂就被解散了,是这样的状况吗?

黄:交给房地产商人之后,实际上就是国有资产私有化,在这个过程中,南光厂还没有被解散,只是说整个厂已经交给了高世君,是这样一个情况。

杨:整个厂交给他有没有要他关厂?

黄:没有让他关厂。

杨:就是他继续经营?

黄:对,继续经营。

数亿资产1元转让

杨:那知不知道这个国有企业交给私人过程中的所有文件,有没有这些文件的资料?

黄:这些文件我们全部发布上网了,就在“数亿资产1元转让:南光国资流失暨老军工维权背景”,这是南光退休工人提供给我们的,我们是原文发表的。

杨:一元转让?这不是很奇怪,很离奇吗?

黄:但是我们国家离奇的事是很多的。

杨:那不晓得他们的交易条件是什么,应该总有一个交易条件?

黄:是,它当中交易很复杂,当中交易经过了几次倒手,然后最终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当然他们当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土地划拨费这些到哪去了,没有说明,没有公开。

杨:我想它真的很复杂,我想请黄琦先生特别介绍就是说换老板后,安置2500名老军工的责任到底属于谁的?我想在合约里肯定会谈到职工的去留问题,如果说真的要离开,那么依据劳工的权益,是谁负责?这个条件是要国家负责呢还是说要后面的老板负担?这类的资料有吗?

黄:有,这个责任完全要南光厂负责,要高世君来负责。

杨:那如果他不负责的话,国家有没有相应处理的程序?

黄:这方面的程序没有。

杨:我想这全世界都一样,如果国营企业要变私营的话,这个过程中责任分布都会写的非常清楚,如果民间要谈条件一般会有很多种方法。就是说这位高先生是何方神圣,他是怎么冒出来的?这人是什么样的人?如果说他是公开招标过程中取得的,但他必须负担他应有的责任。现在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黄:现在政府是说你们工人应该找高负责,而高又说你们应该找政府,找政府去闹!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这都是工人告诉我们的。

杨: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就是要公布南光转给高世君之间的合约,这中间肯定会有合约,应该要公布,不能搞模糊。我觉得资料上很模糊,看上去只是两边在推责任。比较可怜的就是2500多名退休老军工他们求告无门,不晓得该跟谁要钱。

黄:对,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在企业转制的过程中,应当让职工代表大会参加决策,而这件事上就缺乏这样的监督过程。如果当初有这样的监督过程的话,那么今天的一切就属于工人咎由自取,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监督过程,所以工人才把矛盾针对到政府,但他们也无法和强大的政府对抗,所以他们才在旧厂区静坐示威。阻止高世君把旧厂区用于房地产开发。

南光让步,可能产生雪崩效应

杨:是的,所以现在走上维权路后就是这样的情形,我们知道2006年7月29日天网就刊登了“2000军工火拼[红黑]已4月伤痕累累”等文,而且有22幅相关图片揭示南光2000多名老人的惨烈的维权场面,那你们六四天网在报导这个维权案以后,对维权活动的影响如何?后续的媒体效应又如何呢?

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报导这个事之后,当局曾经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包括成都市委副书记专门就南光厂这个事发表谈话:也希望能够理性解决。但是政府考虑到在程度东郊一带有几十万国营企业工人,国营工人在转制过程当中,都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件;所以他们担心如果南光事件做出让步,可能产生雪崩效应。怕大家都起来闹,所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他们也无法做出多大的妥协。

但是工人们从7月份到前段时间还没有遭到今年4月份那样的行动,所以说一直到现在为止,南光厂已经成为中国工人维权的一杆旗帜了!说实话每天在成都的闹市区悬挂大幅标语,因为南光厂就在闹市区,四川大学河对面。对于此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很巨大的,再加上海内外媒体的报导,所以当局也在这种压力之下不得不采取行动。在昨天这个事已经被国外的一些政府机构知道以后,可能有些政府机构要对此做出表态。在这个前提之下,当局在今天凌晨采取了行动。

将会要流血,将会有牺牲

杨:从报导的角度来看,您认为这个案子应该怎么样继续进行呢?都说冤有头,债有主;现在看是怨找不到头,债找不到主,来处理这个案子。

黄:我觉得成都当局在这个事之后,我认为他们或多或少还是会对工人让步,不要光看它强硬的行动。说实话2000多工人,上万家属,那么一个巨大的社会对立面如果形成的话,对于政府也不是很有力。我觉得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就是政府在工人的补助方面向高世君提出一些建议,来增加些补偿。大棒加胡萝卜也是政府历来的手段,如果政府要强硬到底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比较小。

杨:我看到您转的这个是由退休职工他们在2006年10月14日所写的这个“数亿资产,一元转让,南光工人维权背景”这个资料,最后一段其实是相当惨烈,当中谈到维权之路异常艰难,将会要流血,将会有牺牲,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方案可以解决此事。

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其实是蛮迫切的,因为今天凌晨,南光机械有限公司的维权老员工被驱散,天网网站又被当局说成是境外敌对势力,状况很恶劣。我们刚提到的离退休职工在2006年11月14日写的的有关南光厂的背景资料里最后提到,他们希望政府来深入调查,弄清楚事实真相。既防止国有资产进一步大量流失,也为离退休职工们主持公道。他们认为维权之路异常艰险,将会要流血、将会有牺牲。黄琦先生您看他们这样子的情景?

黄:工人在自身权益几年前就受到侵犯之后,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找政府反映,从成都到省里一直到北京,但始终得不到解决。在这个情况下,工人主动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做了牺牲的准备。实际工人们素质很高,本身要进入军工企业就是有高要求的。他们对于法律法规非常熟悉,有些带头人都是教授一类的,所以他们的素质是非常高的。他们的精神是非常可嘉的,在政府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政府是用了无数的办法与手段。尤其他们是一群从65岁到93岁之间的老人,他们有这样一句话:与其我们工厂被解散找政府求告无门,不如我们死在这个厂内!从我们的角度讲,我们还是非常希望他们不要发生流血事件。到昨天晚上他们和我们联系时我们还特别地说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发生流血事件。毕竟人的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只要老人们平平安安的,他们一定会看到中国的法制化、民主化进程,总有一天能讨到公道。

[境内外敌对势力插手南光铁证]

杨:他们现在能够进行的就是进到厂区里静坐是吗?

黄:是的,今天凌晨2点以后就可能暂时被改变了,至于工人们下一步将采取什么措施,我相信工人们是不是善罢甘休的,他们既然能够坚持那么长时间,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我相信政府也是相信他们能量的,我想这个事没有那么快能完的。

杨:我们也看到网站上有这么一个信息,中国信息中心的记者在四川报导,“境内外敌对势力插手南光铁证”的传单贴满了成都的南光厂区,这个文章也写的很有趣,它把大纪元时报刊登的文件做了说明。也把天网扯到文章里去。表面看它在扯敌对势力之意,但实际上我们看他们是不是感觉到了天网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已经产生了一些效果?

黄:他们肯定是感觉到了。因为自从上次接受你专访之后,我们接连就成功了两个维权案件,一是6岁小女童维权成功案件,二是温江农民领袖赖富元在各方联动下,获得了有罪无刑的判决。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感受到我们报导产生的一些作用,政府为什么把我们规为敌对势力,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呵呵,天网就变成境外敌对势力

杨:境外人士常通过天网来获得讯息,所以天网就变成境外敌对势力了,呵呵。

黄:这事说来本身是政府、资方、工人三方面的事,我们只是在旁边做客观公正的报导,而且我们明确了一点,就是假如政府资方有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到我们天网来发布。以示客观公正,举个例来说,他们发的“境内外敌对势力插手南光铁证”的传单我们也是原封不动的发表了上去,而且我们也把它翻译成英文发在天网上,把资料传递给各方。让大家看到我们在做客观公正的报导,所以我们和这个事仅仅是报导关系,当局把我们说成敌对势力,摸黑我们,他们目的就是不让工人给我们传递消息,他们最担心的是工人的声音被国际媒体听到。

杨:传单里提到大纪元,又提到自由亚洲电台,这我比较惊讶,在中国大陆严格控制境外媒体情况下,我们看如此说法意义还是蛮大的。说的敌对势力介入这句话的意思还蛮广泛的,我想请黄琦先生对于它这种提法,而且对于媒体也都一一点名,他们是什么意思?

黄:它点名这些媒体的目的就是抹黑这件事,但实际上你细看一遍传单,你会发现实际上第三部份才是关键,它第三部份说发表了22副照片,在7月29号,影响极其恶劣。为了进一步抹黑,然后它又说“为六四家属维权的犯罪活动”,你想想,六四家属维权的活动是得到政府正面回应的,虽然把我黄琦判了5年,但政府还是拿出7万元给了死难者家属,成就了中国第一起89死难者索赔案。所以他们归根到底的目的,还是通过这些来恐吓工人不要向天网来报料。便于他们的镇压行动,实际上这方面他们做的很成功,比如那天之后,11月19号,工人们和我们的联系就少了,今天凌晨就采取了行动。所以在这个两三天时间里的信息真空,给他们镇压创造了条件,所以我觉得大家以后要从此事吸取教训。

密会美国人权宗教官员

杨:我看传单里头,对你点名批评,中间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它就谈到2006年5月26日,说黄琦在成都的凯宾斯基饭店,与美国领事馆领事兼所谓“负责中国人权宗教西藏问题报告”的官员裴可萍密会,受到国家安全部门的关注,你对这个有没有评论?

黄:这个事说来就很好笑了!首先第一点我和裴可萍见面这原因是出自当时89死难者索赔成功,他们了解一下相应的情况。二是我本身是一个合法公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可以和任何人见面。裴可萍她同样是美国政府派驻中国的外交人员,她也可以和我会面。假如我和裴可萍会面就是所谓境外敌对势力的话,那么胡主席和布什站在一起那怎么说呢?他带头就给我们做出了表率。杨:和大头目,美帝国主义站在一起,呵呵。黄:所以他们时常是一个东西能够用的时候就供为上帝,不能用的就摸黑。对你们台湾也是这样,对于杨宪宏也是这样,国内有些媒体上往往有杨宪宏先生的名字,但一旦你说了他们不爱听的,就马上封杀。能够让他关注到痛骂,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价值的体现。

杨:它如果骂我们,我们都当成是私放礼炮,呵呵。

黄:它这个传单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还是感到很高兴的。杨:我也对写传单的人感到很好奇,中国信息中心记者四川报导,我发现你跟裴可萍密会这也是个事实,那把它写出来不是增加你的影响力吗?他们不是在给你宣传嘛,呵呵。

黄:我们是在凯宾斯基饭店的大厅里,因为当时一去的时候,裴可萍就问我:我们看找个地方聊。我说不用,我们就公开化,就大厅里讲,就是有意识让他们监视。实际上就说明一点:我们从事的维权活动是经得起考验的,是公平、公正、公开的。他给我写成密会,那不是胡说八道吗?

杨:所以你这段英文也翻译了。

黄:对,我们正在把它翻译出来。

希望多打电话962007举报间谍

杨:我想也很必要,应该让敌对势力的美国清楚看看,其实我们不在乎它做什么,都无所谓。其实这种并不是那么聪明的做法到最后只不过把事越弄越大,从他们的反映我们也看到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可以说蛮可怜的,你看它最后这一段,我很有兴趣来分析它内容。他讲境内外敌对势力正在为你们的行为叫好呢,他们能安什么好心?切不可再受别人利用。再做轻痛仇快的事了。他指少数人违法聚集的行为明显有境内外敌对势力插手,值得国家安全部门高度关注,也值得被人煽动的人警惕。你怎么去解读他们这样子的写法?

黄:首先第一点我觉得他们写这种文字的人受“党文化”的影响太深,这种文字写出来发布出去是要被人当成高级笑料的。因为到了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再写这样的文字出来,而且他这样写,也为国家安全部门提供了一个靶子,同时也在抬高国家安全部门的重要性。同时我还告诉你我刚收到的消息,见天成都商报发布了一个“四川省国家安全厅关于发现间谍962007举报”同时我也希望你们海外媒体多打电话,到962007去举报。说实话这个事实际上是南光事件以后的一个连锁反应。他们所谓的间谍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定位的,如果说关心工人维权也算是间谍的话,可以说这是在“文革”中的习惯语言。而且这个报纸发行量是不小的。而且他还说举报间谍重重有奖,他说对提供重要情况或线索,为国家安全机关发现、破获重大案件,防范、制止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行为发生的报告、通报者,将给予奖励。同时他也说假如编造、谎报情况,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杨:这也很有意思,他们会想办法来摸黑,来通过各种手段迷惑百姓,却不想真心来安置下2500名退休职工的生活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这些职工最后也求告无门,他们生活目前如何维持?

黄:他们是这样一个情况,他们平均下来有500块左右的收入,但500块钱在成都这个地方是很难生活的,所以他们的生活还讲继续,维权之路还将继续。

杨:我知道他们的情况非常苦难,所以现在他们会有新的行动出来吗?黄:我想工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至于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目前还在观望。

杨:谢谢黄琦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黄:谢谢杨先生!

(转自六四天网)

焦国标:公权败坏与公民维权

【大纪元11月23日讯】“维权”二字是中国近年使用最频繁的词语之一。新浪网搜索结果的第一页上面所列条目如下:浙江消费维权网、中国青少年维权中心、中国教育维权网、河北维权网——河北工人报社主办、欢迎访问武汉青少年维权网、东莞消费维权网、中国维权服务网、宁夏3.15维权消费网、旅游维权3.15和内江12315维权网。粗略分析维权活动涉及的范围,可以说在大陆凡合法存在的各个行业里,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维权现象。

维权现象的根子是公权败坏

几乎所有行业都存在维权现象,即意味着所有行业都发生了侵权现象,而且得不到合理、合法、及时的解决。解决这些侵权问题,需要动用公共权力;一旦公共权力不力或异化为私权,这些问题久而久之便会“发酵”成维权现象。所谓公共权力不力,这里指公权运用的效率低或时效差。在维权活动中,有些人要求解决的问题甚至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早年。这说明中共全面掌控的公共权力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是严重滞后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滞后,除了这个权力集团本身懒惰,无视民众需求的原因之外,还有公权私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可能因为某个权势人物的一句话,就使得一个问题几十年得不到解决,受害者几代人蒙受冤屈和损害。当然,公权私化,权势人物之所以如此肆虐,也与这个权力集团本身有关,或者二者就是一个问题。因而根本上讲,维权现象的涨落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程度成正比,专制的程度越重,待解决的问题越多,维权就会越“热闹”。

受侵害者的网上“和鸣”

大陆盛产不公正,历来如此,而维权则是新现象,是网络时代的产物。记得有西方学者说,地中海周边的文明古国,好像是一个池塘里此起彼伏鸣叫的青蛙。互联网就像地中海,没有网络这个池塘,就没有维权群体的鸣冤叫屈现象,可以说维权运动是新媒介的产物。

维权的主体有两大类:一类是这个体制下的直接受害者;一类则是这个体制的间接受害者。比如上访维权,主体基本都是直接受害人。许多律师参与维权活动,并不是他们本身的利益受到侵害,而是目睹许多他人被侵害,包括自己的委托人受侵害,“激于义”拍案而起,代人维权。这些律师可以看成是间接受害者维权主体。他们受到的侵害是道义上、心灵上的伤害。

中国权利侵害四大重灾区

当下中国,权利侵害无处无之,而此祸之烈集中而突出地体现于四大群体:信仰群体、异议群体、圈地运动受害群体和农民工(包括矿工)受害群体。法轮功和家庭教会是信仰迫害最严重的群体。特别是迫害法轮功,造成许多命案。异议群体有两种:一是异议作家群体,包括网络写作者;一是异议活动家。此外,计划生育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权利侵害重灾区。计划生育存在两层问题:一层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究竟怎样;另一层是推行这项政策过程中的野蛮执法和执法不公的问题。特别是第二层的问题,其罪恶真是罄竹难书。

镇压法轮功与司法普遍恶化

镇压法轮功可以不走现成的法律程序,可以突破任何既有的限制。这种做法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被运用到其他司法对象和领域。因而自镇压法轮功之后,中国司法状况普遍恶化,改革开放以来积累而成的一点可怜的司法文明成果被毁坏殆尽。与之相伴,权利侵害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加深,最终促成近年维权运动的风起云涌。

如果承认在某种意义上维权运动是网络地中海上的“和鸣”,那么法轮功群体的维权抗争就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第一,法轮功的网络技术专家发明了突破大陆网络封锁的软件。可以说,没有这些破网软件,就不可能形成网络地中海。第二,法轮功背景的几大新闻媒介,是最大的维权信息发布平台。没有这个平台,维权运动的互通声息几乎不可能。第三,他们几乎是白手起家办媒介,几乎全员都是义务做媒体,不拿任何薪酬。同时法轮功如今又是走得最靠前,最无保留地反共的维权抗争群体。有一点需要强调,即便是法轮功提出“天灭中共”这种敌意十足的诅咒性口号,可是毕竟是“天灭”,而不是法轮功自己动手去灭。法轮功和平、理性、非暴力,中共对此应该释放足够的善意。

中国维权,国际关注

维权运动已不局限于中国国内,欧美、日本、台湾、香港,从官方到民间,从个人到非政府组织,都给予高度关注。比如美国国会对高智晟、陈光诚的关注,布殊总统对中国异议人士的关注,法国记者无国界对中国异议作家的关注,欧盟副主席对迫害法轮功的关注,台湾民进党对大陆各种人权问题的关注,海外华文异议媒体的声援,等等。内外力量共同努力,我对大陆民主自由的到来坚信不疑。

转自《动向》2006年11月号

伍凡:为什么中共中央军委要颁发《应急预案》?

【大纪元11月23日讯】新华网于11月14日发布中共中央军委颁布《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新闻报导。笔者立即的反应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军委现在要颁布一个与中国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见2006年1月8日新华网)相类似而又相冲突的军队纲领性文件和准则?其背景是什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中国军队将领们要采取这个行动?

让我们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两个文件作一对比。

● 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01-08公布)

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1) 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

(2) 事故灾难。主要包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

(3) 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

(4) 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
国务院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家相关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机构(以下简称相关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必要时,派出国务院工作组指导有关工作。

在国务院颁发的《应急预案》中规定了中央和地方对突发事件应变的组织、指挥和通讯系统。特别重大或者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各地区、各部门要立即报告,最迟不得超过4小时,同时通报有关地区和部门。应急处置过程中,要及时续报有关情况。

● 中共中央军委颁布的《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有5大任务,是军队参加处置突发事件行动的基本任务。(2006-11-14公布)

(1) 处置军事冲突突发事件
(2) 协助地方维护社会稳定、
(3) 参与处置重大恐怖破坏事件、
(4) 参加地方抢险救灾、
(5) 参与处置突发公共安全事件

军方《应急预案》规定,在处置突发事件 中,师团级以上单位可以越级报告情况,情况紧急时,上级也可以实施越级指挥。在涉及到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时刻,中间环节 的减少,可使军队更加迅速地对突发事件作出反应。此外,当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事发地的军队领导机关还可进行“先期处置”,即边处理边报告。

以上两份《应急预案》除了有军方介入之外,其他4项任务基本是相同的。从上述两份《应急预案》中反映出以下事实:中共面临瓦解,党政军关系、军内关系和军民关系都发生了变化。

一,中共面临瓦解,中共实施最后冒险存活计划 ---- 军队接管政权

国务院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其地位和和作用被中共军方取代了。很明显,中共党政系统在突发事件后的变应功能将被军方取代或军方占主导地位,军方可进行“先期处置”,地方将处于“变相军管”的状态。可见,军方颁布《应急预案》是准备军管的讯号。

这种党政军的关系说明了什么情况?第一,中共军方与国务院及地方党政官员的关系恶化,对党政官员们是否有能力和有权威迅速地处置突发事件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所以,中共中央军委单独颁布《应急预案》,而不是由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联合颁布《应急预案》。国务院颁布的《应急预案》具有法律地位,是全国应变突发事变的法律依据,而军方颁布的《应急预案》是军方命令或准则,没有法律依据。一旦军管,现有的宪法和法律都将无效。第二,当前《三退》运动的发展,巳有1,500万“三退”人员,其中共产党员约有900万名,可见,中共正处于瓦解的前夕,为防止全国政权失控,军方颁布《应急预案》是为下一步巨变来临时全面接管政权。第三,当突发事件发生后,军方将立即监督或接管所有重要设施和交通要冲: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中心站、银行、机场、火车站、航运码头、港口、长途公共汽车站、水厂、电站、邮电局、煤气站、油库、粮库、报社、印刷厂和重要科学研究机构等。中共军方之所以这样行动是为了维持军队生存和维持军管所必须的,否则军队将丧失权力。由此可见,军方颁布《应急预案》是准备在不得不放弃中共政权时的应急措施和长远打算。一旦全国性突发事件发生,军队将立即宣布军管。

中共总结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和苏共瓦解的教训,由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全力发展经济,以为用这种经济开放、政治收紧的统治模式可以克服苏共统治失败的缺陷,被统治的中国人民将会服服贴贴的接受中共统治。但是,近30年改革开放过去了,中国整体国力和经济实力上升了,但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日益加深,金融财政已达破产的境地,贪官污吏腐败盛行,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教育、医疗和就业的困苦涉及到每一个普通家庭,生态环境恶性破坏难以恢复,中华民族生存环境危机逼迫到每个人的头上。由此,全国范围的维权运动日益高涨,中共对这一切矛盾毫无办法,但又不愿放弃独裁专政。中共己意识到仅靠发展经济仍然无法保证中共政权长久稳固,仍将步苏共瓦解,苏联消亡之后尘。因此,中共高层认为,由军队接管政权是保住生存的唯一出路。

一旦全国性突发事件发生,从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来考虑,各大军区和集团军与驻在地的省市官员们有着密切关系,极容易形成地方诸侯势力,造成地方割据的局面。而胡锦涛的软弱无能的中共中央,地方割据极易形成。

地方官员从现实的政冶和经济利益考虑,为保护改革开放30年来中央权力下放己形成的政治经济格局,不愿再回到毛泽东时政治强人时代的专制霸王统治模式,各大军区和集团军乐意和省市地方官员联手对抗中央。上海陈良宇事件给地方各省市官员一个严重警告,如果地方官员不反抗必将一个个被“双规”,将丧失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由此可见,大军区的实力派和中共省市官员们联手组成实质性的诸侯割据统治,抗拒现在胡锦涛想把己下放的权力回归中央将可能成为趋势。军方颁布《应急预案》使地方党政军可能联手抵制中央。

另一方面,军队官兵对于那些从未当过兵,未上过战场,没有经历过生死搏斗场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们是非常没有好感的,甚至反感,凭什么理由要中国军队绝对服从这批对军事战略战术毫无经验和兴趣的党棍们的指挥和领导呢?他们不是全国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统和三军统帅,没有宪法赋于的权位。因此,相当多的军队官兵要求军队国家化,不愿再做中共党卫军,不再做中共的打手,要求军队有宪法保障的地位和尊严,以保证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的合法权益。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军方颁布《应急预案》在某中意义上来讲,具有军队要摆脱中共党绝对领导的味道。

据上述分析,军方《应急预案》出笼,在党政军关系中有多重含义。

二,军队内部有政治改革的要求

中共军队内部有两派,一派是以迟浩田老军头为代表的保守派,迷信武力镇压,妄图向美国、加拿大和澳洲侵略扩张,建立军事殖民地,以维护中共统治万世不变之梦,实为军国主义扩张之实。这将把中国拖向深重灾难之渊。

另一派以刘亚洲为代表的开明改革派。要求政府和人民之间达成协议,主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推向宪政方向。这将把中国带向光明之路。

上述两派在军队内部各有势力,并激烈斗争着。军队使用军事政变手段改变政局和国家的走向,在中共历史上和世界各国都是屡见不鲜的,不久前泰国军事政变试图解决泰国政坛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

目前,中共邪恶政权腐败透顶,民怨冲天,社会矛盾积重难返的时候,军方颁布《应急预案》,是件好事?还是件恶事?

笔者认为,如果军方开明改革派势力占上风,用军事政变或军管方式结束中共邪恶统治,把中国带上宪政、民主、自由的道路,之后结束军管还政于民,这是天大的好事,必将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自今年5月以来,“军中声音”在《看中国》和《未来中国论坛》多次表达军事政变意图和策划,应该是军中开明改革派的代表作。这是尽快结束中共专制统治的方式之一。

如果以迟浩田和朱成虎为代表的保守派占上风,则军事政变或军管绝对是恶事,必将遭到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反对。

所以,军方颁布《应急预案》的真实背后推动力、动机及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以下对中共军队内部情况作进一步分析。

中共军队系统分军种和兵种,其中以陆军为最主要和庞大军队,又有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之分。野战部队由大军区—集团军—师(旅)—团—营等系统,地方部队由大军区---省军区---师(警备区)---团---县武装部等。

今后,一旦发生突发事件,由陆军介入比其它军兵种(海军、空军和导弹部队)介入的可能性要大许多。现在,军方《应急预案》“规定师团级以上单位可以越级报告情况,情况紧急时,上级也可以实施越级指挥”。这里“越级”是指什么级别?在笔者看来是师团放越过集团军和大军区,将突发事件状态直报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而上级越级指挥也应该是指中央军委或总参谋部直接指挥师团级。

在笔者的记忆中,中共建政以来,在和平时期这种军令指挥系统公布于众是第一次,实在有点令人吃惊。为什么要突然建立这种军令指挥系统?可以推理,中央军委指挥各大军区、集团军或省军不灵或不通,这不是明摆着中央军委对各大军区和集团军,以及对各省军区的不信任嘛!

中国军队一向以来就拥有自己单独的通讯系统,拥有光缆保密电话、传真、电视电话,军用网络、卫星电话。甚至中国军队已开始建立边防哨卡直通总参谋部的网络直视系统。因此,从通讯技术上来讲,根本不存在下情上报不通之理由。唯一造成下情上报不畅的原因全在人为因素。地方党政官员或大军区、集团军或省军区官员为了政治原因,有意封锁消息。或者有些地方官员为了伪造优良政绩,为了保住官位乌纱帽,有可能谎报或隐瞒军情。军方《应急预案》鼓励师团级军官越级上报,就是为了制衡谎报军情。由此可见,中共军队内部之矛盾、权力之争的深重。

何况,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国内情报信息系统,除了军队情报系统之外,还有各级党政系统、新华社记者系统、人民日报记者系统、公安和国安系统,此外还有国务院总理纲络局,专门从网络上收集中国国内外情报信息上报总理和中共中央。因此,藉口突发事件发生后,地方官员延迟上报突发事件状况,这个理由不充分,因为有那么多的情报渠道,不可能全部对北京封锁。

何谓“军事冲突突发事件”,是指中共军队内部军队冲突?还是指中国与外国军队冲突?没有明指,非常含糊。

我们先看看中国周围24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外交和军事关系。至今为止,中国没有遭受周围国家和地区紧急的军事冲突危险。中国过去的宿敌日本仍处在和平宪法约束之下,按日本和平宪法规定日本军队不准派到外国作战。日本派到伊拉克军队数百人是不带武器的后勤部队,不能执行作战任务。俄罗斯军队现在连维持部队的正常训练和守卫国土的任务都有困难,妄谈进攻中国。越南正忙着经济建设,打了半个世纪战争的越南老百姓和官员,愿意享受和平日子,不愿再和中国打仗。台湾的商人、资本和技术源源不断输入大陆,台湾百姓只求维持和平现状。中美关系用美国官员话讲是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现在能兵戎相见吗?除非是疯子。北韩是难民向外逃跑,要靠中国粮食和能源才能维持金正日政权,想要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不是自找死路吗?印度虽然也在发展军力,但它不可能派兵翻过西藏山岭进攻中国,充其量印度只能在印度洋称霸而己。其它国家和地区根本没有能力和兴趣在军事上挑战中国。因此,至今中国周围并没有受外部立即的、可以预计会发生的军事冲突的环境。可见,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应从中国大陆内部,更明确的说应从中共军队内部去找。

由于中共军队内部有保守和开明两派,因此,军事冲突的最大可能性将来自中共军队内部。这就是军方颁布《应急预案》把“处置军事冲突突发事件”放在第一条的原因。

由此,笔者认为,军方《应急预案》中的第一条“处置军事冲突突发事件”实质上是针对军队可能发动军事政变的应对措施。事实上,中共军队冲突己经公开化了,今年5月初胡锦涛在黄海视察海军军事演习时,所乘座的导弹驱逐舰遭另外2艘军舰炮击,胡锦涛命大逃离现场远奔云南。这条消息刊载在香港《动向》杂志2006年11月号,及刊登在美国华文“世界日报”头版头条,2006年11月17日。

三,维权运动日益壮大

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军队执行邓小平命令,屠杀北京学生和市民,军队的声誉跌到谷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自称为人民子弟兵,可对内专门镇压中国人民,是中共的党卫军。之后,17年来中共军队中有150万人转变为武装警察,对民间的维权运动、法轮功、地下教会采取高压镇压政策。所有这些镇压措施不但不能压服百姓,反而激起更大的社会冲突,制造了更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中共近60年的统治一直采用欺骗和镇压手段,社会越来越不稳定。

近年来在中共持续打压下,维权运动、法轮功和地下基督教会不断反抗壮大,中共用150万武警部队并不能阻止民间持续的反抗。现在维权运动和法轮功合作,维权运动和地下基督教教合作,并相互支援。维权运动以律师、记者和网络媒体工作者为骨干领导。中共把法轮功往死里打,妄图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江泽民和中共政权绝对料想不到7年之内法轮功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反对中共、瓦解中共的骨干力量。以法轮功学员为骨干主办的《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和《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成为大陆百姓反抗中共暴政的精神力量和信息来源。地下教会己形成1亿教友人口的庞大组织,坚持反抗无神论的迫害,坚持信神的自由。以上的反抗力量都是在中共武警迫害下成长起来的。

中共数十年来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资本家、国民党份子、党内右倾分子、知识份子、上山下乡青年学生的镇压,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控制和欺骗舆论,都无往而不胜。但是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共镇压法轮功沏底失败了,《九评共产党》和《三退》运动在法轮功学员的努力下,正在中国大陆深入发展,中共内部一批党员正在觉醒之中。中共面对法轮功的坚忍不拔的反抗,终于撞到了铁板,这是中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失败。中共面对1亿基督教徒无计可施。当持续不断发生大规模维权反抗群体行动时,中共武警力不从心。

今年7月,为响应“军中声音”计划发动军事政变,海外一批学者、专家知识份子建立了《未来中国论坛》,立即得到中国大陆网民的响应。事实上,《未来中国论坛》是维权运动在新形势下发展的新形式,通过网络技术把海内外的各种反抗中共、瓦解中共的力量联合组织起来了。建立了一个全国反抗中共、瓦解中共的中心平台,集思广义,共同行动。《未来中国论坛》己发表了以下重要文件:《未来中国论坛宣言》、《未来中国论坛告全国人民书》、《中国国防军民主建政统率部告全国同胞书》和《联邦中国宪法理论纲要》,受到各方密切关注。

可以预料,《未来中国论坛》在今后反抗中共的维权运动中将起着巨大的作用。为了迎接没有中共专制统治下的未来中国的到来,《未来中国论坛》议会即将成立,它将讨论和制定一系列针对中国社会的政策方案(草案),供政变部队或未来中国政府施政时参考。这种政治运作模式就是把广大网民的智慧和要求通过《未来中国论坛》这个平台参与到中国政治午台,这是走向中国宪政道路的方式之一。

并且,《未来中国网校》正在筹组之中,将招收“三退”人员作为基本骨干学员,待中共政权瓦解之后,这些学员将是未来中国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或参选从政人员。

整个反共形势正在急速向前发展。最明显的是在中国大陆富裕地区(四川、广东、江西、浙江、河北)的大型维权抗暴群体行动此起彼伏,正是风起云涌的向中共政权挑战。

面临维权运动的壮大,中共邪恶政权再一次公开叫嚣要动用军队镇压维权运动,这是中共走进死胡同的死棋。中共政权应该明白,军队可以用来镇压百姓,但军队同样也可以发动政变早日结束中共邪恶政权。瓦解中共,结朿中共专政权是民心所向,也是天意所授,中共邪恶罪行太多太深了。如果像暗杀胡锦涛事件再次发生,那末军方的《应急预案》将是压死中共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应是天意也,乃是命运也。

国际社会必将密切关注中共军方颁布《应急预案》后的后续发展。国际社会期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共享的大国。如果“军中声音”代表的开明改革派成功结束中共邪恶统治,将是人类的福音,国际社会必将鼓励和支持中国走上宪政、民主、自由的道路,也必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增加助力,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利益。如果中共军方保守派成功,则中国与美国、日本、欧盟、加拿大、澳洲等国关系必将恶化,国际贸易必将受到严重影响,也必定会严重打击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损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此,我们应该全力支持和鼓励中共军方开明改革派择机发动军事政变,结束中共邪恶统治。

2006-11-22

(作者为《未来中国论坛》发言人伍凡)

【解体党文化】后记

【大纪元11月23日讯】中国曾是神眷顾和传播文化的主要地方。在远古时代,人神共存,在神的引领下,人们直接奔人体、生命和宇宙去研究探索,留下了太极、河图、洛书、周易、八卦、中医、汉字和预言等辉煌的成就。历史上慈悲世人的神佛,下到人间救度众生,留下了许许多多神迹,演绎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他们共同缔造了独具东方神秘色彩的中华神传文化或曰半神文化。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的一场场以天作幕地作台的人类文明兴衰的历史大戏中,让东方的华夏古文明奇迹般地一脉相承,延绵不绝。

宇宙在那漫长的岁月中,层层叠叠纵向和横向空间的无数的生命,经历了成、住、坏、灭的过程,走到今天,各个空间中败坏了的势力安排了共产邪灵,利用邪灵在人这个空间的表现形式共产党来危害人间。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在神州大地上,共产党采取了高压浓缩的方式,用无神论、唯物论破坏神传文化的精华,否定传统文化,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从而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确立共产党的文化理论;采取铺天盖地的暴力方式,批判儒释道,批判传统观念,灌输斗争思想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灌输进化论和所谓的现代科学,进行了系统的思想改造,把人变成了共产党的基本粒子;共产党更是利用无所不在的灌输手段,从宣传机器到教科书,从犬儒文人到各种文艺形式,彻底把人洗脑了。人们开始用颠倒的是非标准、变异的思维方式、八股的话语系统、暴力的行为方式作为日常思考、语言和行为的基础,中共由此建立起了为维持其生存而需要的邪恶的土壤环境——党文化。

当神再来到人间时,神的子民们已经不再信神,而且还要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神,用最刻薄的语言去嘲笑信神的人们。

但是,历史跟共产党开了一个大玩笑。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破坏殆尽之后走到今天,如何满足十几亿国人的文化需求,如何面对同世界接轨时的文化输出,如何因应世界兴起的“中文热”,如何平衡与西方文化和宗教的关系,共产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在“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走向世界的时候,号称代表“先进文化”的共产党,居然羞于让它的“先进文化”——无神论、唯物论、马列主义、毛思想等等——跨出国门半步。在西方总统访问中国要高调去教堂做礼拜敬仰神时,中共领导人出国访问却从不敢搞一个公开的“马列主义先进文化”的讲座。

终于,中共在其文化走向死胡同的时候,把眼光投向了被它批倒批臭的所谓“封建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央视的晚会上出现了《千手观音》,孔庙门前也变得熙熙攘攘,中共甚至也号称要大力发展本土宗教了。舞蹈《千手观音》中所表现的观音菩萨是中国人最熟悉和崇拜的神,不过从编导到演员,在细说作品的创作和排练过程时,并不认为其中有神的内涵。官方的解说是“观音菩萨不过是劳动人民善良的化身”,也就是一介凡人而已。相由心生,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们心灵的直接反映。无神论者展现神的故事,人们除了欣赏到表演者纯熟的技艺外,体悟不到救苦救难的觉者的慈悲和圣洁崇高,也没有超凡脱俗的与神沟通的心灵感应及自我灵性的升华与超越。孔庙祭孔却“忘记”了如何祭孔,祭孔典礼乱如菜市场,更闹出供牲中牛尾巴猪屁股正对着孔子像的笑话。就算能够把表面的礼数学到家,人们心里并没有对神传文化的尊崇,不过是为了用孔夫子赚些钞票,这种形似而神非的炒作反而是对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破坏。宗教的归宿在彼岸,而中共发展的宗教首先要接受不信神的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宗教,何以面对神的教诲?用传统文化包装党文化,是中共对传统文化的再次糟蹋。

博大精深的神传文化,被共产党掏空了神的内涵,掏空了文化的灵魂,只剩下了一堆杂耍和古董。信仰的失落必然导致道德的沦丧,并引发文化的堕落。今天的“中文热”,热的只是外人们想到乱世的中国捞一把银子,哪里有历史上“万邦来朝”时对大唐盛世和中华文化的仰慕?中华文化被中共破坏得如此不堪,还有多少文化的神韵?如何立足于世界?失去了文化之根的中华民族还能走向哪里?

历史给了中国一个机遇,也成为了一个劫数。共产党走投无路为自救而启动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入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境地。穷怕了的中国人,在稍稍松绑之后爆发出对生活的热烈追求,廉价的劳动力加上勤劳智慧创造出了经济的奇迹。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文化的支撑,需要道德信仰的支撑,需要一个适应发展的政体的支撑。但是,承载着一个十几亿人的巨大经济体的却是党文化,而党文化正是扼杀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的刽子手。于是,一方面世界掀起中国热,中国变得日益举足轻重,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危机四伏,道德诚信全面崩溃,整个社会极度腐败,生态环境高度恶化,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民怨民愤,信仰真空,媒体钳制,人权恶化,外面的人想去中国淘金,里面的有钱人想方设法资金外逃和移民他国……有人说中国要崛起,有人说中国要崩溃,真个是乱象丛生!

人们并不是认识不到,乱的根源就是共产党。包括中共媒体都在讨论,反腐败是体制问题,治理环境是体制问题,解决金融危机也是体制问题,人权和信仰问题还是体制问题,都知道一切问题的最后都卡在了体制问题,而体制问题就是党的问题,而中共的底线就是决不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于是,党的因素成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障碍,去除党的因素成为正常讨论和解决中国问题,包括重建中国文化的先决条件。

人们找到了乱的根源,却找不到问题的出路,因为卡在了党文化上。人们被共产党制造的各种谎言和造成的恐惧包围着。或者被谎言所误导,或者被恐惧所震慑,在如何对待党,如何清除党因素时,人们的思维表现扭曲混乱至极,明明知道共产党危害中华,却要去为共产党寻找各种藉口。《解体党文化》一书正是详细论述了党文化的建立过程和在方方面面的种种表现,以期帮助人们摆脱党文化,解体党文化,恢复正常的思维。其实,那些中共编造出来的谎言,无论表面看起来多么地貌似完备、高深或诱人,如果我们回到基本的道德是非层面,那些谎言都不值一驳。

每个中国人都希望中国崛起,中共也在利用这个口号为自己贴金,继续蛊惑民众。但应该清楚的是,如果中共不解体,人们不从党文化思维中走出来,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崛起。在历史上,中国曾被称为“天朝上国”,“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我们的强大不仅仅是经济的强大或武力的强大,亚历山大、凯撒大帝乃至纳粹德国的武力及经济都曾盛极一时,但他们的帝国却迅速衰落、分崩离析,唯有中国依靠文化的力量让我们民族的血脉延续了五千年。

在破解党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对比党文化与中国正统文化或现代自由社会的文化,尤以前者为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文化复古。中国几千年流传的文化中也存在着许多糟粕,为党文化的推广与建立提供了着力点。我们所推崇的是儒释道信仰中所包含的敬天敬神、珍惜生命、重德行善的精神,并由此达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

《解体党文化》一书所描述和批判的很多问题,共产党并不都是始作俑者,很多其实源于人性自身的弱点。神传文化能够帮助人们对这种人性弱点进行反省修正,而党文化却恰恰是有意地引诱甚至强迫人们向外寻找问题的原因,千方百计放大和利用人性弱点,加以极端化,使其破坏性的规模和强度超过任何其他社会和时代。正因为如此,没有真正对自我道德良知的反思和拷问,我们就清除不了生命微观中的党文化,甚至会为自己在党文化建立过程中的推波助澜而寻找藉口,不敢正视。

共产党摇摇欲坠,却又是个庞然大物,其巨大的阴影造成了许多人的无奈。三年,五年,十年,三十年……,人们在数着共产党什么时候垮台。其实,人们在直线外推历史发展时,常常没有意识到改写历史的经常是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历史上无数强权在突然之间倒塌了,那一切看似偶然,其实都是神的安排。

对神不敬,必遭天谴。天灭中共,此乃天意。共产党不可一世,但天意难违。《九评共产党》及其掀起的退党大潮,正是天意在人间的展现。而解体党文化,清除党文化的毒素,正是顺天意而行的必然之举!

解体党文化,才有未来中华民族的崛起,才能重建人与神的联系,重建人与人的和睦,在广阔壮丽的新天地中修身养德,生生不息。(

中共认摘取器官 被指耍手段

【大纪元11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怡香港报导)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日前高调承认大陆当局非法摘取死囚器官用于移植。前哨杂志总编辑刘达文指出,这是中共战略性的手段,目的是企图改变其国际的形象,同时减低海外报导中共活摘器官事件的影响。

刘达文表示,日前中共当局高调承认有非法移植器官的现象存在,是一个战略性的手段,因为中共近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目的是企图改变其国际的形象,他说:“那个背景是,中共近来特别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又提名陈冯富珍竞选世卫总干事,胡锦涛又在东盟亚太经贸会议上表现积极,……这个时候比较高调的强调这件事(非法摘取器官),就是想改善自己的形象,再加上08年的奥运会,因为国际上有人提出如果它(中共)人权状况不改善,就取消不给它办,它觉得很多事损害它国际的形象,所以想改变,问题是能不能改变呢?”

对于中共官员公开承认大部份移植器官来自所谓的死囚,刘达文指出,中共摘取死囚的器官,已是不争的事实,过去前哨也曾报导过相关的内容,证实这是事实存在的。

他说:“(摘取)死囚器官一向都有,只不过官方不承认,有的犯人枪毙的时候,根本都没有得到犯人的同意,也没有得到犯人家属的同意就切除人家的器官,一枪毙就切除。”

刘达文并指,国际媒体报导有关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消息,对中共当局构成很大的威胁。他说:“海外的媒体大规模报导这件事,当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它们大陆就封杀,不过最近广州一份报纸就提到苏家屯(地下集中营)这件事,它当然说根本就不可能的,是海外造谣,但是它提到这件事,实际上它就是正视这件事,就是说不论真假,它提到这件事,就证明它很在意这件事,它才提,虽然是否定。”

中共在今年7月1日宣布实施禁止非法买卖器官的新例,但有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佯装器官买家,亲自到中国大陆洽谈,发现买卖器官生意如旧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声明

【大纪元11月23日讯】在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媒体的频繁曝光下,2006年11月14日,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广州的一个移植医生的会议上终于承认了大陆“大多数(移植)的器官来自被执行的死囚犯”,也同时承认器官移植旅游业的存在。

但是,这样的认错并没有根本上解决器官黑市的问题,更没有直接回应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群体灭绝罪指控和调查。

1. 器官黑市不等同于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a.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是政府制定和执行的群体灭绝罪行。1999年后,中共并没有停止过从“肉体上消灭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政策。中共还为贯彻这个政策专门成立了“610办公室”。

b.器官黑市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有器官买卖的利益驱动,有贫困人士靠卖器官来谋生的动机,器官黑市也会存在。有黑市的存在,就很难避免器官移植旅游业的存在。国际上的器官黑市的存在和发展是主要靠各种庞大利益驱动的。

c.但是,中国的器官黑市不仅仅是利益驱动的问题。中共群体灭绝式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罪行为大陆的器官黑市的暴发式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和保护伞。在中共1999年执行了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后,中国器官移植黑市的暴发对于不明真相的国际器官移植界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国际器官移植界一直头痛的就是缺乏器官来源,而中国器官移植这几年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还招揽国际人士去中国移植器官。

d.中共政府的对法轮功的灭绝性政策是病根,而中国器官黑市的暴发仅仅是病症,到中国去的器官移植旅游业更是衍生的问题而已。病根不除,病症无法痊愈。

2.非法盗用死囚犯器官问题不等同于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a.盗用死囚犯器官问题,中国政府已经是到了无法否认的地步。中共自己的官员和医生都承认过,国际社会也在谴责。但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上中共是一直沿袭否认和抵赖迫害法轮功的一贯政策。

b.在中共现行体制下,要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算作死囚犯,要伪造同意捐献器官的文书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中共是没有允许司法独立的,公检法系统也是没有受监督的。

c.将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模糊为非法盗用死囚犯器官问题,是中共使用的避重就轻的障眼法。

d.中共一直在回避加拿大独立调查报告中从2000年到2005年期间45000个不明来源的移植器官的问题。这个器官的来源已经是不能用死囚犯器官来解释的。中共在这个实质性的指控问题上没有做出解释,也没有允许国际独立团体到中国调查,这说明承认存在非法盗用死囚犯器官问题也只是在耍欺骗手段。

3.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不是由于司法体系不完善才产生的。

a.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是政府系统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下的一个最卑劣的产物,中共甚至控制人大通过一个所谓的发邪教法来配合起来迫害政策,所以这根本上就不是司法体系的问题。

b.在正常的国际社会,如果一个社会问题在立法上的有相关的法规来管理和约束,人们都会认为这个问题的改善就会是顺理成章的。所以,中共通过一个所谓的器官移植法案并让他在7月份就生效,很多人都误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我们不否认这个法案的一些具体条款会有表面的作用,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个法案本身可能也只是中共系统的在活摘器官问题上“避重就轻”的系统欺骗和隐瞒的手段之一。

c.特别是中共政权根本上无视生命存在价值的劣根性没有改变,灭绝式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政策没有停止的情况下,这个器官移植法案能否具体实施也受到国际社会的严重质疑。BBC今年9月27日的报导就说明中国器官买卖仍然猖獗。这个器官移植法案更没有任何条款是针对停止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

d.国际社会不应该对这个器官移植法案有任何幻想。而且,这个法案的实施也不能成为回避追究群体灭绝罪行的藉口和安慰。即使中共近期再推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或者《脑死亡法》等,也同样不能成为回避追究群体灭绝罪行的藉口。

4.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不能归因于医疗界的腐败或者缺乏管理。

a.中共今年也承认了医疗改革的失败,派生的医疗界的严重腐败问题也是举世皆知的。所以,这是中共无法回避的,无法否认的问题。而且中共也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

b.医疗界的腐败确实使得一些医生违背良心参与了活体器官摘除和器官买卖的罪行,但是这和体制性的、系统性的支持医生或胁迫医生参与是根本不同的。

c.目前已经了解的情况表明,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是由多个环节互相配合的一条龙式的操作体系:迫害政策提供政策保护伞,公检法劳教所(包括秘密关押点)提供活体来源,财政部门和卫生部门以发展移植技术为由提供财政拨款支持,军队医院和地方医院的医生参与器官摘取的操作,医院和各种中介提供器官受体。所以,这决不是医疗界的腐败问题可以解释的。2005年12月,《每日电讯报》记者曝光了中共当局贩卖器官谋利的黑幕。记者佯装感兴趣作中间商,向英国患者提供器官销售,从而发现中共军事医院与公安局和警察直接搭线贩卖器官。

d.中共驻英国大使馆新闻参赞张立荣星期五在接受BBC专访时称中共政府准备进一步加强器官移植的管理,使“这个事业能健康有序、规范地发展”。在对法轮功的灭绝性政策没有停止的情况下,加强管理这个事业实际上意味着更有效率的找到配体器官并将活体器官移植到受体身上,意味着更多的无辜的生命会死亡。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最近调查到的为一个病人短期内调配了8个活体肾案例,就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5.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由于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了较多的曝光,目前有消息表明澳洲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外国人士数量有较大的减少。这无疑是国际社会正面作用的有利佐证。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国外去中国作器官移植的人数有下降也不等同于中共器官黑市在缩小或受到控制,更不等同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停止了。

a.到中国作移植的澳洲人士只是到中国作移植的外国人士的一小部份。大部份的外来移植人士是来自台湾,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还有中东和北美也是一大部份。

b.而且,据调查,一些到大陆去做移植器官的港澳台人士,他们的身份被医院要求更改成大陆人士。所以,海外到大陆移植器官的人数的下降也值得置疑。

6.国际社会如果没有针对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作出直接的反应,这也是间接的纵容了这种群体灭绝罪行。国际器官移植协会(The Transplant Society, TTS)的声明虽然谈到了非法盗用死囚犯器官的问题,但是回避了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这实际上在无意中起到了配合中共在核心问题上混淆视听和迷惑国际社会的作用。

7.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和媒体在关注中国器官黑市的同时,不要回避关于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群体灭绝罪的指控和调查。我们也呼吁国际社会强烈要求中国开放所有的监狱劳教所,配合真相调查团前往中国独立调查。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
2006年11月20日

刘淇访以色列被控反人类罪

【大纪元11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熊志远、左成特拉维夫报导)21日前北京市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等一行到以色列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访问期间计划与以色列总理、外长及商业学术机构见面。

当天下午,法轮功发言人欧拉 菲德曼女士代表以色列法轮大法学会在特拉维夫警局报案,控诉刘淇在1999年-2003年任北京市市长,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参与策划迫害法轮功,犯有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

菲德曼女士递交给警方大量的文字资料,其中包括七位曾经在北京地区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证词。

代表法轮功学员办理法律诉讼的米哈埃尔 斯法尔德律师说,以色列刑法有关条例指出,按照以色列所承诺的多方国际条约,以色列刑法适用于惩罚外国的罪行,尽管犯罪者不是以色列公民、居民,无论犯罪地点在何处。

斯法尔德律师还说,自从60年代在耶路撒冷对纳粹战犯阿道夫 艾希曼的审判后,以色列尚没有过对外国的罪行进行刑事诉讼的案件。

市政府外面法轮功学员抗议

晚6点特拉维夫市政府原计划举行欢迎仪式。以色列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市政府大楼前的拉宾纪念碑前,举行抗议活动。据市府保安人员告知,原定的欢迎仪式,由于抗议活动而被取消。

曾在美国被判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成立

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报道,2004年12月8日,北加州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判决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成立。

该报导引述旧金山纪事报的报导说,12月8日,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克劳迪娅-威尔金Claudia Wilkin)判决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违反了美国的法律、中国的法律和国际法。这一判决运用了指挥者对自己所下达的命令应承担责任的法律标准,以及构成协助犯罪,煽动犯罪和同谋等。

2002年,来自瑞典、美国等国家的六名原告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历史上的11月20日

1945年11月20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判纳粹战犯。

2001年11月20日,36名西人法轮功学员冒着被警察抓捕殴打的危险,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展开巨大的“真善忍”横幅,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展示法轮功真相,并合影留念。

欧拉 菲德曼女士表示,昨天是纽伦堡纳粹审判61周年。当初希特勒,纳粹对犹太民族及其他民族进行了疯狂的虐杀和迫害。到头来,所有参与者都被审判,被控犯有密谋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以及反人道罪而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正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希望刘淇等中共官员能从中吸取教训,立即悬崖勒马,弃恶从善。(

世银报告:中国10%人口平均收入下跌

【大纪元11月22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2006年11月22日华盛顿报导)国际主要经济媒体援引世界银行的研究数字说,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两年中,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最贫穷的人口比原来更加贫穷。中国的经济专家则认为,中国贫富收入差距的问题有点被过份夸大,贫富差距是中国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不能因此模糊改革的视线。

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都援引世界银行一组新的研究数字说,在截止到2003年的两年中,中国经济的年增长速度高达10%,而中国最贫穷的10%人口的平均收入在这两年中下跌了2.5%以上,而相比之下,中国最富有的10%人口的平均收入在同一时期增长了16%以上。

最低收入人口收入下跌

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Bert Hofman)说:“对中国经济数据的初步分析显示,在2001年到2003年间,中国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收入轻度下跌,而其它收入群的收入都有相当大程度的增长。”

北京天则经济所理事长茅于轼教授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关于中国贫富收入差距问题的一些报导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了。他说:“我感觉中国贫富收入差距的问题有点被过份夸大了,而且把它看成是绝对的坏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过程造成的问题。就是城市发展得快,农村发展得慢。农村发展得慢是必然的,因为农村人口多,靠种地生产农作物收入增长快不起来的。所以农村不可能很快地致富。”

茅于轼说,目前中国农村人口收入提高的一个渠道恐怕还是进城打工,尽管比城市人口的收入低,但是比原来在农村的收入恐怕还是翻了好几番。

中国经济水涨船高受质疑

华尔街日报的报导说,中国最贫穷人口收入下跌的原因还不清楚,世界银行还没有完成分析工作,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还没有正式发表。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这些研究数字非常重要。如果准确的话,就会对中国经济水涨船高的说法产生质疑。”

茅于轼认为,国际媒体所报导的世界银行的数字即使是准确的,中国贫富差距的真正问题并不是这一组数字就能概括清楚的。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大与农村和城市的巨大收入差距有关。

茅于轼说:“中国的收入分配在城市里看起来问题不是太大,基尼系数是0.32;在农村稍微差一点,基尼系数是0.39。但是把农村和城市合并起来看,两者的差距比较大,基尼系数就达到0.45了。所以中国贫富收入差距大是由于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造成的。”

农村人口收入增长较慢

茅于轼说,农村人口的收入也在增长,但是增长得比较慢。农村与城市收入水平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除了最初的两年是在农村以外,主要是在城市里发展,随后农村可以说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改革,因此城市人口的收入增长非常快。即使是现在,中国城市人口收入的增长速度仍然超过农村的收入增长速度。

茅于轼预期,这个差距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很可能会达到0.46、0.47、甚至更高。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即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份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至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至0.4之间为“比较合理”,经济界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教授说,贫富差距是中国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不能因此模糊改革的视线。他说:“贫富差距在扩大,要分清楚是市场原因造成的,还是权力原因造成的。如果是市场造成的,只能通过政府的措施来抹平和减少一点差距。但是不能够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方针产生怀疑。”

何大一:中国一些地区艾滋病蔓延有如非洲

【大纪元11月2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CK报导)美国著名的华裔艾滋病专家何大一近些年来经常到中国帮助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他所看到的中国艾滋病蔓延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他说,一些地区的情况和非洲差不多。

何大一目前担任纽约阿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大约五年前,他与他的一些同事前往中国,推动一项艾滋病防治计划。何大一对中国一些地区艾滋病蔓延的严重程度感到吃惊。

近日他在美国三藩市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谈到他所见到的情形。他说----

何大一:“我在中国的南部和中部亲眼看到了这个悲剧的发展,人们可能很难相信,那里的情况和非洲没有什么差别。那里的人很穷,每天赚到的钱不到一美元,他们患了艾滋病,却得不到任何治疗。”

何大一25年前人类发现第一宗艾滋病例时,就从事艾滋病的研究工作。1996年他发明了鸡尾酒疗法,当年被美国的《时代杂志》评选为风云人物,称他是对抗艾滋病扭转乾坤的真正的英雄。

然而这位英雄却对中国的情况感到悲观。他指出,中国艾滋病最严重的地区,就是中国南部的云南和中部的河南。何大一谈到河南,他说----

何大一:“河南很多青年因患艾滋病死去,他们的孩子只好让爷爷奶奶照顾。整整一代人因患艾滋病消失了,如果没有爷爷奶奶,那些孩子就成了孤儿。这和我在非洲看到的情况非常相似,这些情况不能不让人感到悲观。”

何大一指出,中国云南艾滋病感染的途径主要是吸毒,河南主要是卖血。谈到卖血,他说----

何大一:“这些人大多数是河南以及附近省里贫穷的农民,他们卖自己的血赚钱。但是不卫生的收血方式,使他们感染上艾滋病。”

何大一接着说----

何大一:“这两个艾滋病严重地区影响到的都是农村中的穷人。他们不为人们所知,因为他们不在人们所看到的大城市。更不在外来游客所能看到的中国,如北京、上海、以及沿海的城市。”

何大一表示,中国的中央政府有着很好的防治艾滋病的政策。他接着说----

何大一:“可是你知道,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有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官僚机构,让中央的政策贯彻到基层是件很困难的事。”

所以,何大一认为,中国艾滋病蔓延日益广泛,但防治工作却进展缓慢,前景使人不能乐观。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黄晓敏:赤壁移民的过去和现在

【大纪元11月23日讯】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党中央核心,做出了扶持农业兴修水利根治脆弱的农业基础,用人定胜天的豪迈气概在蒲圻县修建了一座感情色彩非常浓郁的实验坝(陆水主坝)。

水库建成后,我们的家园万亩之多的良田被淹没,迫于生存的需要和对党中央这个决策的回应配合与支援,从1967年初,共计9,900万居民从该区域的石坑、大梅、荆泉三个人民公社、22个大队、135个生産队,陆续迁往柳山湖东方红农场(后改为乡镇),分居宝塔山村、柳山村、腊里山村、团山村、吴家门村和易家堤村六个移民点,共42个村组。

曾经居住的蒲圻县陆水河畔的农业环境可是山青水秀,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很多人过着丰衣足食的安稳日子。其中大部分人住的是青砖瓦房,种的是丘陵梯田,山上盛産楠竹杉木,吃的是自给自足的大米、小麦和植物油,虽然有些单调和与世无争但是祖祖辈辈在这个优越的自然农业环境中,保持做田园般的生活习惯,这在当时那个岁月还是非常不错的和满心欢喜的优越日子。在未被淹没的库区内,还有祖辈留下的基业山林面积十余万亩,这些茂密的植被不仅仅是这些农民的赖以生存的财富,更是他们守护家园热爱环境的精神依托,因为这儿有他们祖辈的痕迹和汗水、辛劳和墓葬。

50年代初土改后,政府依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27条和土地改革法第30条之规定,给陆水河畔的农民颁布发了土地所有权证。从互助组,初、高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直至1971年底,这些山林都由这些农民用简单的劳动工具进行着日常的管理。就是举国混乱不堪的1968年,原蒲圻县革命委员会也贯彻执行了湖北省移民工作方针政策,以〔68〕蒲革296号文件批转县移民办《移民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第二章第二条和第七条中规定:凡迁往柳山湖的移民原在库区的山林仍归该生産队和大队集体所有,任何私人、集体无权侵占。白纸黑字再次确保和承认了这些个农民对这个原始森林资源的归属、占有和産权等敏感问题。

然而,1971年12月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与当地农民协商的情况下,原蒲圻县政府不经湖北省政府及国务院批准,不经移民同意,不给分文补偿,强行霸占移民十万余亩山林,自己办起了四个林场,并将余下的山林瓜分给荆泉镇办林场和不愿搬迁的少数不理解拒绝执行搬迁的原住农户。来来,林场改制又被赤壁市委干部家属、原林场的干部、市林业局干部、地方干部及原蒲圻县委亲属霸占。而库区大多数移民,也是回应了国家号召的,配合了政府搬迁到新的地址的移民却从根本上被剥夺了山林权属所有权。同样的国民,两样的待遇,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怪延的社会现实,这不仅仅是社会管理有失公道,也是政府对私産、契约、法律和社会责任的基本态度问题。

赤壁柳山湖这些接近一万的老实移民,为了支援国家水利建设,倾家荡産搬迁到荒芜人烟的三窝子(水、虫、穷窝子)柳山湖。经过了移民后20多年的生存生活,其中很多人不但没有解困恢复到原来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反而还有13,000人中的70%感染了血吸虫病,累计已有100之多的移民死于血吸虫和无钱医治而归天西去。目前仍有大量轻重不同的血吸虫病患者,无钱医治等待死神。这个瘟神同毛泽东先生一曲七律《送瘟神》“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得意幻想之作形成鲜明对比,这个“伟人”如果在阴曹地府遇见到这些个冤屈的灵魂,那么他又该做怎么的叹息呢?

夺走柳山湖移民美好生活乃至生命的还不仅仅只是瘟神。

过了40年,这些个移民的生産、生活只能用两个简单的辞汇来概括那就是原始,再过分一些那就是极度的原始。集中表现在:

1、生産工具落后。绝大多数移民农民,因为没有资金贫穷买不起机械,农业生産仍是刀耕火种的肩挑犁耙;

2、农业基础设施和配套几乎是自然农业状态,易涝易旱,抗渍涝、提水灌溉能力差。一遇暴雨,数千亩农田被淹没,汪洋一片,需几天才能把渍水排完;

3、多数以上的移民还住在60年代政府搭建的移民搬迁时的临时构筑的土砖砌房子,这些个房屋时期已久再加上年久失修,现在看见的就是低矮、窄小成了潮湿漏雨的危房,家内的生活物品更是简单的让人难以置信,除了锅碗再有一张简陋的床,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可以说是家徒四壁连基本风雨寒流也不能遮掩;

4、耕地面积少,收入低而且还不稳定,经常受到自然天气的影响,有几年还出现过整年绝收,国家给的补助真正落实到农民的手中也所剩无几。他们生活在绝望和无奈之中,这是最为痛苦和无情的环境,就是为了苟且偷生他们给了自己最后一个期望那就是上访。期望那个叫唤做“三个代表”的政权可以给他们一丝安慰和抚慰。

从移民变成灾民的冤民来到北京,手持着国务院国发1984〔95〕号文件规定:山林权属的确定要以土地改革时期颁发的《土地所有权证》为法律依据。土地改革时期已经分配给农民的山林,其权属一律不再变动。于90年代到这个世纪初选派代表到中央上访,尽管得到了北京政府要求地方政府给予解决的一纸公函,但是当地政府不但不解决移民反映的问题,反而是一方面向上级谎报移民问题已解决,另一方面对移民进行压制,动用公安力量恐吓上访代表,并扬言如继续上访就要抓人坐牢,抓错了由政府赔钱。这些官员们采取与中央赌一把的无所谓态度,为保自己的利益宁肯丢官也不为民,更有甚者,把官和利捆绑一起,不惜代价准备与民抗争一把。结果上访者有的被判刑入狱,有的妻离子散,有的贫困交加,有的逃离故土不再回乡。

如今,移民斗胆再次试探了胡温新政,走向了中国人的天安门广场,试探胡温的新“三民主义”和“和谐社会”的真实内涵,结果移民代表再次被恐吓关押,等待他们最后的命运会是什么,我们也在关注。中国人喜欢说“说得好不如做的对,说的多不如做的好!”冤民能够伸冤,得到自己那个最基本生存权力就是最好的结果?

转自《民主论坛》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依然严重

【大纪元11月2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采访报导)就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将届满五周年之际,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最新相关报告称,中国没有履行加入世贸所做的一些重要承诺,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问题尤其严重。

虽然不久前,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问题专家梅新育表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将届快满五周年,在履行五年前加入时所做承诺方面可以说“表现极为温柔敦厚”,但美国国会所属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专家并不这样认为。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副主席巴塞洛缪女士,星期二在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一次研讨会上,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例表示----

巴塞洛缪:“盗版问题仍然猖獗,遍及整个中国,有的地方甚至整个的城镇都靠制造和销售仿冒产品赖以为生。”

巴塞洛缪女士表示,虽然中共政权声称他们没有能力控制假冒仿冒等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但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今年六月访华期间却发现,中共政权却能成功地阻止印有北京2008年奥运会标志产品的盗版行为。为此,巴塞洛谬女士说,委员会在今年的最新相关报告中建议,美国应该将中国不履行知识保护的问题诉诸世贸组织。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委员马洛伊在同一次研讨会上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对美出口产品的关税平均为42%,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输美产品享有大约2.5%的平均关税。马洛伊认为这是美国给予中国的“大礼”----

马洛伊:“现在,我们也想得到我们想得到的东西。我们想要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我们并没有得到。中国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严重是人人皆知的事实。”

马洛伊注意到,中国有高级贸易官员近来表示,美国如果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诉诸世贸组织,那将是“敌意行为”。马洛伊表示,美国将中国普遍侵犯知识产权问题诉诸世贸组织是在照章办事。

马洛伊:“我们建立世贸组织这样的机构就是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争端。我不认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彼此有争端需要世贸组织出面解决时就是敌意行为。实际上,美国和欧洲国家已经就许多贸易问题进行争执。”

此外,马洛伊还提到,中国应该遵守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规定,改变自己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做法。

巴塞洛缪女士在发言中也一揽子式地谈到中国入世五年来社会与经济方方面面的表现----

巴塞洛缪:“虽然经济改革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经济实惠,但贫富悬殊日趋扩大,经济改革带给人的机会十分不平等, 政府继续践踏基本人权,不尊重劳工权益,不给人民基本的政治自由,宗教自由和新闻自由。”

说到中国贫富悬殊,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最新研究认为,当今中国明显比以前富裕的同时,穷人却比以前更穷了;如果用国际上衡量贫富的基尼系数看待,中国的收入分配没有俄罗斯和美国“公平”。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张伐:计程车涨价、中产阶级入党及选举

【大纪元11月23日讯】(一)

有些日子没来的老夏来了。一进门儿就对老张说:“嗳,老伙计,我今儿个弄到两张戏票,咱俩去`看吧?”

“什么戏?”老张问。

老夏说:“京戏。”

“哎吆哎,真是太棒了。好几年了,我没看京戏。真是太好了。去!去!那一定得去!什么时候去?”老张高兴得简直像个年轻人。

“咱说走就走呗。”

俩老头出来,到街上就拦下一辆计程车。

俩老头坐定,年轻司机一听说目的地是“剧院”,笑着说:“两位老爷子,什么时候我能活到跟您二位似的就好了。”

“嘿,这话儿是怎么说的?你这工作不是挺好的吗?再说你们刚涨了车费。”

“哎吆,您当着我愿意涨车钱呐?我是怕涨吆!”

“怎么着,多挣钱还不好?”

“老爷子,看来您对我们这一行的事是不明戏呀!我跟您这么说吧,第一,先头儿,我一月交份儿钱2500,这一涨车费,我得交3800;这第二,当官儿的、有钱的人家不打的,人家都有车,一般职工坐工交,最不济的蹬着自行车。什么人打的呢?老人、有病上医院的、上下火车的、有急事的,这些人并不是有钱的主儿,你一涨钱,他就该算账啦,干嘛呀?我干脆坐地铁,还能省十来块钱呐,不打的啦。我们就不好找活儿啦。”

“可是你车费多啦。”老张和司机聊上了。

“您真是不知道我们这一行的事。我跟您这么说吧,多挣的车费就在那3800里呐,那是人家出租公司老板挣啦,没我什么事。交的份儿钱多,拉得活儿少,您说我能挣了钱吗?我是又累又挣不了钱吆。”

“原来是这样。”老张明白了一点儿。“那你自己干不行啊?”

“不行,现如今您办什么事没后门儿哪儿行啊!我跟您这么说吧,您要有钱,说我登记一家出租公司,您去申请,政府不批。为什么?您没后门儿。开这类公司您没后门儿根本就叫没门儿!您说说,这阵儿挣钱的都是有后门儿的主儿,您这还不门儿清?”

“那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老张问。

“两千块左右吧!”

“那不错呀。”

“嗳吆,老爷子,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一早儿六点钟从家出来,中午凑和一顿饭,晚上十点回家,扒拉口饭,眼就睁不开了。我一天溜溜儿的干十六个小时呀!容易吗?开着车还得老琢磨:得孝敬父母吧?孩子上学得要钱吧?这个要钱吧,那个要交费吧,嗳吆,真要命呀。要不人家城区的司机好些都不干了,我是郊区的,没法子。”

“是不容易。”老张感叹了起来。

“老爷子,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们这出租司机呀,还他妈的不如旧社会的祥子呐!”

“啊?”老张一时没反应过来。

老夏给老张解释说:“就是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里那个祥子,拉黄包车的。”

老张说:“噢——,赶情是这样啊。那这个行业老板算不算‘特殊利益集团’呢?”

“现如今咱老百姓被蒙得一愣一愣的,背后的事咱哪儿知道啊。”老夏说。

(二)

老郭从单位回来没进家就到了老朋友老张家。一进门儿就说:“唉!老伙计,我今儿个去单位听说有人连党费也不交,我也不交啦,爱怎么就怎么着吧!”

“像我多好,不是党员。不想当头儿,不想捞钱,我也没那笔开销。”

“你猜怎么着,人家说,今后要大量吸收‘中产阶级’了,工人阶级不行了。”

老张一听,感到有点奇怪:“嗳——?你们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吗?怎么又要变成中产阶级先锋队啦?”

“反正听说要大量吸收中产阶级。”

老张又纳闷儿了:“那什么是中产阶级呢?”

“年收入够48000元的。”

“这是卖党票儿还是怎么着?”

老张一边说一边拿电话:“把咱那知识份子找来:喂!老王吗?快来一躺,把隔壁老田也叫着,快点儿!”

老郭说:“怎么着?还要议论议论是怎么着?”

门铃一响,老张开门,两位都来了。

“你俩先说说,年收入多少钱?”

“什么意思啊?”老王和老田一时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

老张说:“今后共产党要大量吸收年收入48000元的‘中产阶级’入党了。你俩报报,看够不够格儿。老田,你是副教授,高知,你先报。”

“我,我不够,退休金每月2300,一年也就27000元。甭管够不够,我不入。”老田先报了。
“嗳,老王,你是干部,十八级,处级,报,报,报。”

“你们这是哪年的皇历?我们是企业,叫作‘职工’,意思是和工人一样。人家公务员才能叫‘干部’。再说什么叫十八级,处级的,没那一套啦,给你多少就多少。现在我的退休金每月1500元,一年才18000块。还不够北京市政府公布的市民平均收入月2000元的水平呐,哪有资格呀?”

“你二位不是52年就大学毕业了吗?现在的大学生可比你们都高。那怎么回事儿?”

“谁能说清楚呀!那钱不都是党的吗?给你多少是多少。怎么着?动员我们入党捞钱去?甭管他变成什么样,他也是贪污盗窃集团,是不是又猫上有钱阶级啦?”

老田说:“那以后就得修改党章啦,成了中产阶级的党啦?”

老实巴交的老郭说:“赶明儿大概都得吸收‘特殊利益集团’的人啦。”

“对,对,什么中产阶级?变成‘特殊利益集团党’才是真格的。一步到位多好。”

“嗨,老郭呵,贵党怎么变也不灵了,现在民主啦,咱有什么说什么呵。说句大实话,谁也治不了喽,来什么招也不行了,你就是把纪念堂你们那毛神再请活也不行了,因为什么?它从上到下都烂透了,烂完了!它整个儿是个大贪污腐化团伙!”

老田问老张:“是不是啊?”

老张说:“不知道,咱这老百姓,又是白丁,什么也不知道。”

(三)

老王一出门儿,碰见老张,“干嘛去啦”?

“买菜。”

“怎么空着手回来啦?”老王问。

老张:“你说,买鸭蛋,有苏丹红,这鸡蛋也有了苏丹红。要不来条鱼吧,又有多宝毒鱼。后来说干脆买点儿番茄吧,旁边儿有个人说那是激素摧的。得!我干脆吃一油饼算了,人家说那是拿洗衣粉发的。天天报上都有‘不合格食品’下架的报道,今天又报道说下架的食品有:蒜、酱油、肉松、烤鱼、果丹皮……。生産的地区东有山东莱芜,西有重庆,南有东莞,北有鞍山,你`说这吃的还能买吗?”

“那——中国人这么多,天天不是也得吃吗。”老王说。

老张问:“嗳,你说人家那些当官的该怎么办呢?”

“咳——,人家吃的都是无污染的。”

“那哪儿来的?”

“这你都不知道?有单门儿给人家种的没化肥的,不用农药的蔬菜和水果;有用无污染物饲养的鸡、鸭、鱼、猪羊,用不着你操心。这事儿毛泽东时候就有,那时候叫‘特供’。这阵儿叫‘特殊利益集团’不过享受的人更多就是啦。”

“噢——?何者‘特殊利益集团’吃东西跟咱们也不一样啊?!外国也这样儿吗?”老张大概明白了点儿。可又想打听打听外国。

老王说:“不知道,这咱不知道。”

(四)

老郭在院里看见老张要出门儿,问他:“嗳,选举了吗?”

“没去!”

“那可是咱的权利呀!”老郭说。

“现在我算明白了。谁认识他?谁知道他?骗了我的神圣一票,他好去吃、喝、玩、乐去?”

老郭说:“人家还提‘议案’呢。”

“他那‘议案’征求过哪个选民的意见?全是瞎编的玩艺儿。我这儿‘议案’多着呢,他问过吗?再说啦,谁见过这么个人?他长得什么样儿?开会时候吃喝,吃完喽他一抹嘴儿没影儿啦,你都不知道他究竟干了些什么?这都是你们贵党蒙老百姓的事儿。那也算民主?骗老百姓你能骗一时,骗不了永远,我现在算明白了,别瞎耽误工夫了!”

老郭有点尴尬:“嗳,嗳,别走,你听我说呀!”

“你还说什么呀,你脑子忒糊涂。中国字‘选’就是‘挑’的意思,仨里挑一个,五个里挑一个,这叫‘选’。你们指定一个人,选不选都是他,那你还选什么?那不是蒙事儿吗?三十年前来这一套还行。世界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老百姓的思想也在提高,这阵儿你瞧瞧,地球上也就贵党和金正日还楞坚持着蒙老百姓,人家越南都差额选举啦,再拿老一套骗人不行了。玩儿那花活有什么劲儿呢?还白糟蹋老百姓不少钱。”

“咱投一票又起不了多大作用。”老郭说。

“得了!你中毒忒深,我说你又不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你还不觉悟呐?你要还说这一套,你要还跟着贵党蒙人,咱们打今儿个就掰,交不交你这朋友不吃劲。你要实事求是,说实话,不蒙人,就跟我买菜去!”

老郭:“等等,我跟你去。我也不选啦!”

转自《新世纪》

周宇新:中共许诺给农民的“好日子”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

【大纪元11月23日讯】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当年势单力薄的中共深知,要想夺得国民党统治的江山,必须依靠农民,也只有依靠农民。

不过,农民向来是讲实惠的,要让他们自心甘情愿的为自己卖命,绝非一件易事。怎么办?以谎言惑众,再诱之以利,许诺给种种好处,是中共使出的招数。

当年,为了动员广大农民起来跟随自己“闹革命”,中共每到一地都要向农民灌输他们那套极富蛊惑性的说辞,什么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在政治上备受统治者的压迫,在经济上备受地主阶级的剥削,毫无政治权利可言,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拉,什么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将彻底改变这一切,让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实现当家作主的美好梦想,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拉------这些动听的话语当年也确实打动了不少农民兄弟的心,让他们心甘情愿的充当了中共夺取江山的炮灰;也正是靠着成千上万农民兄弟的“英勇牺牲”,中共才渐渐做大了自己的势力,并最终如愿的坐上了统治者的宝座。

1949年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成立了,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国家”诞生了!按照中共的说法,农民作为中国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在政治上、名义上和法律上都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如果共产党守信用的话,现在理应兑现他们当年的诺言了。

但老实巴交的“泥腿子们”做梦也没想到,靠他们起家做大的中共夺得江山后立刻就毫不留情的抛弃了他们。半个多世纪来,广大中国大农民用自己的劳动血汗养活了中共各级政权和大大小小的官僚,自己却一直与贫苦为伍,在政治上更是备受独裁政府的压迫,不仅享受不到平等的公民权利,文化教育权利低下,而且没有迁移的自由,始终是中国社会“弱势中的弱势群体”。

为了蛊惑农民跟随自己“造反闹革命”,当年中共对农民许下的一个最大的诺言就是,“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会让广大农民会过上他们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但到头来事实究竟如何呢?

对广大农民而言,这样的“好日子”最吸引他们的无疑是“分田分地”,即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1949年建制后,为了进一步发动农民为“新生的红色政权”卖命,中共于1950年马不停蹄的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土改”。在这次“土改”中,广大农民确实分得了共产党许诺给他们的土地,但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过上所谓的“好日子”。

1953年“土改”结束后,为了改变当时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中共立即着手实行“统购统销”。在中国,几千年来农产品都是随行就市,自由买卖。所谓“统购统销”则是把粮食、食油、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统一由国家收购、销售,而国家给农民的价格则比市场价低的多。这明摆着是让农民吃亏,农民当然不肯轻易答应。于是,中共花了很大力气,几乎出动了所有的干部和公职人员,下乡深入千家万户,让农民把余粮余棉卖给国家。他们对农民说:“搭帮共产党,你们翻身份了土地,现在丰收了,应该把多余的粮食、棉花,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最后农民没有办法,只好把多余的粮食和棉花卖给国家。有的没有那么多多余的,也得从口粮中拿去一部份交给国家,结果弄的有的农民口粮都没有保证。为此一些农民当时抱怨说,共产党刚刚胜利就把他们忘了。然而,他们哪里会想到,这还仅仅只不过是他们在中共独裁统治下的厄运的开头。

为减少统购与千家万户打交道的交易成本,更方便的榨取农民的劳动果实,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中共又急不可待的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短短两三年,“初级社”就变成了“高级社”,“高级社”很快又变成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而农民只耕种了两三年的私有土地,在这场运动中则像“变戏法”一样,一眨眼就变为“集体所有”了。

可笑的是,经过动员、利诱,暗中威胁(不准入社,打入地富“另册”等),干部们坐在挂着“XX初级农业合作社”牌子的办公房里,要农民抬着一块铺上白纸的门板,上面堆满农民“自愿”献出的“大红田契”,敲锣打鼓,高高兴兴地送到办公室来……于是,第二天报纸上就刊载着“XX初级社”成立,农民踊跃加入的头版头条“新闻”。结论是:“农民们是自愿走合作化道路的。”

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后,中共的“统购”便省事多了。县委一个电话打过去,公社干部便服服贴贴将一卡车一卡车质量上好的粮食、棉花……源源不断地运进国家仓库。

与此同时,为了备战,当时的中共学习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加大投入重工业建设的资金,他们人为的制造了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降低农产品价格,牺牲农民利益,无限度地盘剥广大农民。

到了1958年秋熟时节,为实现毛泽东“1070万吨钢铁”的狂想,中共把大陆农村的主要劳力一窝蜂都赶去大炼钢铁,结果让到手的粮食,一片片的都沤烂在田里。这一年中国粮食产量比1957年仅增3.4%。但在中共的独裁统治下,谁都怕当“大跃进的消极分子”,谁都怕成为“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于是全国上下,浮夸虚报成风,粮食产量层层加码,各级干部为保乌纱帽,把农民的口粮、饲料粮、种子粮都偷偷上交了。表面上看不到“横征暴敛”的痕迹,但“平平静静、欺上瞒下”征收之残酷性,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望尘莫及,结果导致了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间大陆举世闻名的“大饥荒”,广大地区的农民没饭吃,最后连草根树皮都啃的精光。更令人愤慨的是,大面积饥荒出现后,因为怕“影响城市形象”,怕“损害党的声誉”,中共还强制农民不准逃荒,在全国各地堵关设卡,围追堵截,抓了逃荒的农民遣送原籍或关押劳改,逼得农民只能困守家中,成批成批的活活饿死。据历史学家统计,这三年大饥荒大陆饿死的人达3500万左右,是全世界历史上和平、无大灾年代,饿死人最多的一次。
“文革”结束后,中共迫不得已搞起了所谓“改革开放”,近30年间,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官僚因此争相“先富了来了”,而广大农民的生活却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相当一部份人仍在贫困线上挣扎。

收入水准的低下是最突出的标志。据统计,2000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366元,仅相当于280多美元,基本上处于温饱阶段。截止到2000年底,大陆2073个县没有达到温饱线的占22.8%,在温饱线到小康线之间的占63.2%,在小康线到比较富裕线之间的占13.7%,而达到比较富裕线的仅占0.3%。

除了收入水准低下之外,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很缓慢。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96年到2001年的这6年里,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分别是1926元、2090元、2210元、2253元、2366元,6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加了440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4377元、5160元、5425元、5854元、6280元、6860元,6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2483元,是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数的5.6倍多。

不仅如此,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也在不断拉大。据官方新华社2004年报导,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估计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那么,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的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为什么仍陷于如此境地呢?归根结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共对农民一如既往的残酷榨取,而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他们强加在广大农民身上的各种层出不穷有增无减的苛捐杂税。

资料显示:到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五,而同期农民人均的“村提留”和“乡统筹”增长了百分之十六点七,农村劳动力承担的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强制以资代劳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七!

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说过:“我们目前从农民的手中收取了300亿元的农业税,600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大约从农民手里一年起码要拿走1200亿元,甚至还要多”(引自朱镕基在2002年3月15日九届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这样一个税费征收水平,一般要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左右;鉴于农村的实际税费征收是平均征收,真正务农的农民显然承担了更大比例的税费负担。据调查,个别农户交纳的税费甚至占到了其纯收入比重的50%。(见《中国百姓蓝皮书之十一--三农问题》)

农民的愤懑与无奈正如民谣俚语所说:
“七只手,八只手,都向农民来伸手。”
“你集我集他集,农民发急;你筹我筹他筹,农民最愁。”
“催粮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盗防干部。”

那么,中共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究竟有多少项?对此,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但名目之繁多,足以令人触目惊心!

据中央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统计,仅中央一级的机关和部门制定的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收费、基金、集资等各种文件和项目,就有九十三项之多,涉及到二十四个国家部、委、办、局;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则多达二百六十九项;还有大量的无法统计的“搭车”收费。

另据《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作者的初步调查,几年前大陆农民承担的各种苛捐杂税主要包括:

“集资类有:建乡镇办公楼集资;建乡镇教学楼集资;建乡镇科技网集资;建乡镇医疗门诊部集资;建乡镇党员活动中心集资;建乡镇计划生育宣传站集资;建乡镇广播站集资;建乡镇影剧院集资;兴建乡镇企业集资;改造乡镇环境以及打击刑事犯罪经费补助集资等。

村干部及非生产人员支出有: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的定额补贴;民兵连长、治安委员、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村民小组长的误工补贴;兽医员、农技员、广播员、护林员、护坡员、报刊投递员、清洁卫生人员补贴;电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里安排的一切勤杂工的补贴等。

教育支出有:民办教师工资;公办教师补贴;校舍建设改造费;学校正常办公费;报刊图书资料费;教学仪器和文体器材设备费等。

计划生育支出有:独生子女保健费;节育手术营养费;计划生育委员补贴;计划生育小分队补贴等。

民兵训练支出有:民兵训练生活补助;民兵训练误工补助;看守枪支弹药执勤补助等。

公益事业及优抚支出有:敬老院建设;敬老院服务人员补贴;合作医疗建设;农村医务人员补贴;烈军属优待;残废军人优待;现役义务兵家属优待;老弱病残复员退伍军人优待;工伤民工照顾;困难户照顾;五保户照顾等。

此外还有交通建设义务工补贴;文明村建设用工补助;开街建集修路费、宅基规划费、房屋准建费;种子检疫费、畜禽防疫费、牲畜保槽费、架设电线费、统一灭鼠费;以及为派出所民警购置对讲机和摩托车、为司法人员添置的服装费……

有的地方,仅乡镇学校就增收有赞助费、辅导费、试卷费、资料费、扫帚费;仅喂猪一项就有生猪税、屠宰税、增值税、所得税和城建税,许多村镇不管你养不养猪,一律要按人头征收猪头税。

非但如此,几乎所有的涉农部门,列入了政府机构序列的和虽没列入却承担了政府职能的,特别是粮食、供销、金融等部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都成为政企不分并有着明显企业化倾向的组织,具有了执行政策和增加盈利的双重功能,常常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依法制定的政策规章,将不应收费的业务活动也强行收费,或搭车收费,这就越发加重了农民的各种负担。”

中共曾信誓旦旦的对农民许诺,“革命”成功后要让他们在政治上当家作主,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那么1949年中共当政后,大陆农民的政治地位究竟如何呢?中共是否兑现了当年的诺言呢?

判断一个阶层政治地位的高下,关键看它享有怎样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以及享有多少政治权利和自由,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而这些基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恰恰是大陆农民在共产党统治下一直缺失的。

先看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两项权利是衡量农民政治地位的一项重要指标。大陆宪法虽然明确规定农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实际上却是徒有虚名,这恰好从一个侧面鲜明的反映了大陆农民政治地位的低下。

以“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和被选举为例。

首先让我们来看代表名额的分配。1953年的大陆《选举法》对农村与城市每一名“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的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按照1995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农村与城市每人所代表的人数为4:1。第6、7、8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规定按照120万农村人口推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第8、9、10届则按照每96万农村人口选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据《数据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统计研究》一书资料表明,1996-1999年,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全国人口近70%的8亿农民所占的席位仅占8.06%,工人占10.84%,军人占9%,干部占33.17%,知识份子占21.08%,归国华侨占1.24%,其他占16.61%。

其次,农民被选举上人大代表的可能性也不确定。在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全国人大代表总数2978名,农民代表应选668名,实选348名,实选比例仅占应选的53.7%;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总数2985名,应选农民代表815人,而实选农民代表251人,实选占应选的比例仅30.8%。据权威人士透露,历次全国人大会议中真正属于农民身份的不足5%。而在农民实现农民参政议政的另一途径“全国政协”中农民委员的席位也很不乐观。据称十届全国政协2238名委员中,真正的农民委员只有1名。

再次,大陆虽说实行的是直接选举制度,但农民只可以直接选举县乡级人大代表,而不能直接选举省、市和全国人大代表。另一方面,农民也不能直接选举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

再从所谓“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来看。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虽然名为直选,但一直都被乡镇党委和政府所操纵,被选举人一般由上级提名,或由村党支部提名。村民委员会已沦为乡镇政府权力的延伸和村党支部的下级。即使有真正经过民主选举被推选上来的村委会主任,也多会遭遇到打击报复,甚至会被乡镇政府找机会宣布罢免,给予撤换。

按理讲,真正的“国家主人”不仅应享有名副其实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且理应享有充分的结社自由,但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大陆农民却毫无这一自由可言。

首先,广大农民没有自己的维权组织。当前在大陆,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学生有学联,青年有团委、科技工作者有科协、文艺工作者有文联、工商人士有工商联、归国华侨有桥联,而8亿农民却独独没有农会,1.2亿进城农民工同样也没有农民工协会。

其次,按大陆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农民不可能成立维权组织。中国现在不批准成立政治性团体,而只能成立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会团体要有业务主管单位,才能到登记管理机关登记,而现实中,还要有挂靠单位,提供人才物的保障。目前,大陆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全国性组织。只有中国科协有一个下属的“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实际上也是半官方的组织,业务范围也仅限于围绕农业产业门类,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专业技术”服务和市场服务。

其实在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下,大陆农民缺失的又岂止是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结社自由呢,他们理应享有的众多政治权利和自由都与自己无缘。事实表明,在中共一手建立的所谓“新社会”里,广大农民不但没有在政治上翻身做主,而且一直被牢牢的压在社会的最低层,中共当年给农民许下的政治诺言完全是一句美丽的空话。

教育是现代国家每个公民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也是广大农民理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中共当年也曾许诺农民说,“解放后”要让他们有书读,有学上。但中共建制后,大陆农民不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而且在教育上也一直都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弱势群体。

仅拿“文革”之后的情况来看,大陆农村在教育上与城市明显存在着三个不平等。

第一个不平等是教育起点的不平等。

1986年9月11日颁发的《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22条意见规定:“城镇,凡国家举办的中小学新建、扩建、改建校舍所需的投资,按学校隶属关系,列入主管部门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予以照顾。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投资,以乡、村自筹为主。地方人民政府对经济有困难的地方,酌情予以补助。”也就是说,城镇中小学属于由国家举办的学校,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建设,农村中小学则是农民自己的学校,由农民自筹资金兴办。为此,不但乡村两级教育经费要由农民上交教育附加费提供,农村学校改扩建也要靠农民集资进行,仅农民每年负担的教育经费就达300-500亿元。制度设置造成的这一不公平是城乡之间在教育上最大的不平等。

第二个不平等是城乡居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据中国青年报1999刊载的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披露,大陆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由此可知,在城乡人口比为2:8的大陆,城乡人口实际上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尚不到8:2。按城乡人口比例来算,城市人受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的16倍。

另据中国财经报报导,1998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公布了本年度的中专分数线的录取公告:城镇考生录取线为376分,农村考生的录取线为532分,相差的额度竟然达到了156分!据说太原市有关部门和人士的解释:大幅度优惠城镇考生的现象“年年如此”,这么做的理由是“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在湖北的嘉鱼一中,农村孩子要比城里孩子多考出50分至80分才能进学校的大门。

而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差别,更是让人心痛,更让人大跌眼镜:北京、上海、海南等地的考生每年的录取分数线可以比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考生相差几十分甚至数百分,同样的考分,北京人可以上北大、清华,而湖北人可能仅能上个普通的二类、三类院校。

第三个不平等是接受教育的经济能力的不平等。

自从1997年高校收费并轨以来,学费连年上涨,受收入水平所限,一个一般的农村家庭根本供不起一个大学生。根据2000年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为2210元,减去生产成本1150元,一个农民家庭(假设三口)可支配收入就是3450元。2000年的高校学杂费一般都在3000-4500元之间,住宿费在500-1200元之间,一些艺术类学校更高。对比即可得结论:一个一般得农民家庭即使拿出所有3450元也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人平均收入在1500以下的省有7个,1500-2000元的有5个,2000-3000元的有12个。而这些省份的农民人口却占总农民人口的77%左右,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63.91%(第五次人口普查),那么这些省份的农民人口占全国约是49%。这说明全国有一半的人上不起大学。1999年,城里人均储蓄为11538元,而农民的人均储蓄额仅1100元(见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王东京教授《为中国“三农”问题求解》,《南风窗》论坛,2002年02月04日)。

进城农民子女的教育困难同样突出。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前,在北京市的300万农民工中,6-14岁的流动儿童20万余人,而其入学率仅为12.5%,也就是说,有87.5%的流动儿童被排斥在正规学校之外。2004年秋季,北京市实行一费制,鼓励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并免收借读费,但是一些区县和学校却让家长自愿,交纳几百元到数万元的“自愿赞助费”,才能换到区县教育部门开具有入学通知书。

综上所述,中共当年为了发动农民曾许下的种种诺言没有一项后来兑现的,称的上是名副其实的空头支票。不过,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他们本来就没有把自己的诺言当真,那只不过是他们用来诱骗农民为自己卖命的幌子,一旦目地达成,幌子当然也就要被抛置脑后了。这充分暴露了中共一以贯之的骗子本性!

今天,中共对广大农民的诱骗仍在继续,善良的农民兄弟,千万不要再上当了!

晓路:被中共热炒的两大历史经典

【大纪元11月23日讯】近两年,被中共炒得火热的两大经典就是“长征”和“抗日战争”,一个是为了纪念所谓的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另一个是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不过,我总觉的中共的做法太过无耻,他们在报纸杂志上折腾也就够了,还闹到电视上,弄得我看不好电视。为了让中共明智一点(胡锦涛先生不是要国人知荣懂耻吗),我在此也想提醒几句。

一、长征

提起长征,在中国没有几个人不知道的,今年又是长征七十周年的纪念,中共又推出几部电视剧,以掩人耳目,欺骗民众特别是青少年。事实是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一伙叫“红军”的强盗在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占山为匪,后来遭到当时国民政府的五次围剿,强盗们终于不敌,最后不得不狼狈逃窜。后来中共的教科书称此逃亡为“北上抗日”(其实此时的日本人在东边),好多年后与时俱进的称为“战略转移”。

拨看历史的迷雾看真相,长征就是一场长逃,为了生存而逃窜,但毛泽东却大笔一挥,美其名为“长征”。“长征”与“长逃”一字之差,就改历史的耻辱为历史的光荣了,大手笔,了不起!

不过这种改写需要多厚的脸皮和多硬的心肠,一般人怎么做得到!也许这就是伟大领袖的伟大之处。要知道,那雪山草地上的路径可是由数不清的年轻人的尸体铺就的。而今在中共的学校,又逼着学生们搞什么“长征精神代代传”的作文征文,不知这“长征精神”到底是什么?是要求人们学着当土匪呢?还是要老百姓学当年中共起来造反。可以说如今的中共,在老百姓心中连土匪都不如,现在是缺少陈胜、吴广,不然老百姓早就揭竿而起,和中共大干一场了。

二、抗日战争

在我小的时候,中共的媒体和教科书上都是讲国民党是假抗日,真反共,抗战的胜利是共产党之功。历史走到今天,问问稍微懂得一点历史的人,就知道当时真正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是蒋中正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别的不说,仅就当时中共只有那么点军队,武器装备又那么的差,可以说是不堪一击,他的土枪土炮怎么能和当时最强大的侵略者抗衡。所以只好避开锋芒,在敌后抢敌之辎重,同时也躲开了国民军的剿杀,趁国难偷偷的发展壮大自己。

平型关之战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这场被中共吹嘘了半个世纪的战役,是中共抗日的最大亮点。可怜从日本解密的历史资料来看,只消灭了200多日本兵,抢的多一点的是日本人的武器,而中共一度吹成消灭10000人,后悄悄的改为1000人。毛某人后来为什么当面感谢日本人呢,可以说没有日本的侵略,就没有中共存在,早被国民军铲除了。

不过,中共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是绝对不能让人们认可的,因为如果中共没有抗日之功,中共所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占不住脚的,因为当时蒋公领导的国民党军队的抗日之功受到国际注目,并且废弃了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平等条约,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

此时毛某人又大毛一挥,“力挽狂澜”的称当时代表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是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此时毛的人民不知指谁,这也许是毛讲话高妙狡猾的地方。如今,曾经的历史已经淡去,但中共为了表明自己的先进性,以继续欺骗老百姓,于是天天在电影上抗日,在电视上“亮剑”,反正在电影电视上抗日热热闹闹,既能吸引眼球,又能展现中共的光荣形象,且不损一兵一足,花的反正是老百姓的钱,何乐而不为?不过这种贪天之功为己有的做法实在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也许中共此时正洋洋自得,因为这种改变历史真相的方式的确能润物无声。不过,我此时确为中国的那些抗日英雄感到不平,特别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残酷战争中牺牲的206位国民党将军,200万士兵,在中国,你们的功绩一直埋没于历史的烟尘中。你们的抗日之功都被中共抢夺去了!中共不仅是共产共妻的大土匪,也是抢人之功的大流氓。@

曹长青:匈牙利事件和天安门事件比较

【大纪元11月23日讯】今年 11月,是当年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整整 50周年。这场匈牙利人民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的运动,最后遭到苏联军队的镇压。这场被称为"人民起义"的反抗事件,标志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崩溃的开始,因为它已经无法靠意识形态来维持,无法靠控制的媒体等继续宣传欺骗,只得摘下面具,用坦克机枪镇压,暴露出它的暴力统治的本来面目。

当年目睹这一事件,后来随父母逃离匈牙利,转辗来到美国,目前在阿什兰德大学( Ashland )讲授政治学的施拉姆教授(Peter W. Schramm )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基于原则》(On Principle ),对这个事件有清晰的描述。加州克莱蒙研究所刚出版的"书评"秋季号,发表了该书片断。根据该书,在镇压匈牙利事件时,苏军调动了大量军力,包括战机、大炮和六千辆坦克。匈牙利人拿起武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后有 2800名匈牙利人、 700苏联士兵丧生。另外有 2万名事件的参与者被随后判刑, 20万人(当时匈牙利人口 9百万)逃离他国,其中 4万 7千人定居美国。

在匈牙利事件发生 33年之后,中国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同样是人民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也是遭到了军事镇压。今天回顾这两个事件,它们的异同很值得深思:

第一,在匈牙利事件初期出任总理的改革派领导人纳吉,公开提出,要"结束一党专制,自由选举"。而当时中国的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从没有提出这样鲜明的政治诉求,他在事件中的最勇敢行为是到广场声援学生,说他老了、来迟了等。

第二,纳吉始终拒绝认错,监禁一年多后被判处私刑,在监狱中被绞死。他留下政治遗嘱说:"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如果将来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那是违背我的意愿的。"纳吉对那些镇压者(包括后来的匈牙利共产政权)持道义谴责的立场。中国的赵紫阳也没有认错,但没被判刑,被监禁在家,直到去世。但赵紫阳从始至终都是共产党员,并以党员身份上书中共中央,等于承认这个杀人政权的合法性,更别说否定共产主义。

第三,匈牙利人在面对军事镇压时,勇敢地拿起武器,进行了近一周的武装抵抗,甚至把苏军抵制在一个海湾几天,击毙了七百苏联士兵。最后一些游击战士还撤退到其它国家,继续组织地下抵抗。他们认为自己有武装抵抗的权利。而在中国,当时的天安门运动主要领袖,几乎一面倒地强调"非暴力"是最高原则,并把要武装自卫的人视为"不和平、激进",更有学生领袖跪在人民大会堂前,对皇帝进谏般苦苦劝说,期盼皇恩浩荡。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塞尔登( Mark Selden )曾对此评论说:"1989 年的天安门运动仍遵循中国古老的对朝廷滥用权力的进谏传统,……和东欧的运动比较,中国学生很少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而波兰、捷克、匈牙利的运动,则是跟共产党对立,最后成功地推翻了共产政权。"

第四,匈牙利的大学生和工人等各界密切合作,没有像中国学生那样以什么"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而排斥工人和知识份子。而且匈牙利人也不是像中国学生那样仅仅在街头抗议示威,他们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和共产党办公室,推倒了斯大林的塑像,把它在大街上拖碎。在苏军要攻进起义者占领的国家电台几个小时之前,他们用各种语言播出当年美国总统林肯的著名盖茨堡演说,并向世界发出 SOS 的求救信号。

第五,虽然美国一直期待中国发生政治变化,国务卿杜勒斯有名言:和平演变的希望在中国下一代,但对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那些所谓"中国通",完全没有预料。连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的哈佛教授费正清,在六四枪响时,也只是感叹,中国的事情像深渊,他没法看清了(他去世前交稿的最后一本书《中国新史》,其中"新"字就有修正他原来旧想法的意思)。在六四开枪时,美国总统老布什,还想给邓小平拨电话,劝说他,而邓小平根本不接他的电话。美国对匈牙利事件也是如此,美国的情报部门等,根本没有预料会有个"匈牙利起义"。虽然"自由欧洲电台"等呼吁共产国家的人民起来反抗,支持他们追求自由民主,但真的匈牙利人民起义了,美国却退缩了。当时被视为反共的国务卿杜勒斯公开表示,匈牙利人不是我们"潜在的联盟"( potential allies ),等于表明西方不会干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以《古拉格》一书获普利策奖)阿普尔鲍姆( Anne Applebaum )最近在她专栏中批评说,美国当时所以这样愚蠢,就是因为视"区域稳定"高于"推广民主"。因而她提醒布什政府,千万要吸取教训,不要一边向中东传播民主,一边还要保护什么沙特阿拉伯等的区域稳定,而把民主的价值打折扣。

第六,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已五次改口:最初定为"反革命暴乱",然后降级为"动乱",后来称为"事件",不久又改口说是"一场风波",最新的提法是"那件事"。这种不断降级说明,中共自己已经越来越无法理直气壮。但中共至今对此根本不认错,更完全不认罪。而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天安门事件发生那一年的七月,匈牙利最高法院就宣判撤销当年对纳吉等人的判罪(第二年匈牙利加入北约)。戈尔巴乔夫曾谴责当年苏军入侵;叶利钦访匈时,向当地人民"道歉"。今年三月普京总统访问布达佩斯,表示虽然俄罗斯不是苏联,但对当年的事件仍有"道义责任"。

从匈牙利事件可以看出,一个历史事件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关键是要有一个民主的政府,实行一种尊重事实和真实的民主制度。如果期待中国的天安门事件获得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最终结果,首先和前提条件是,结束共产党的专制,让中国人像匈牙利人那样,有定期的选举和新闻与言论自由。

2006 年11 月17 日于纽约

(原载《观察》)

萧强:博客实名制扼杀博客空间的言论自由

【大纪元11月23日讯】在网上一位署名‘小逍遥’的博客是这样写的,他说‘对博客实名制的最大疑问是实名资讯交给谁?谁来保障博客的资讯安全?实名信息交给网站吗?不可靠。

笔者虽然对银行实名帐户的作用很怀疑,但是对于银行的权威性可靠性还是信任的。真实资讯交给银行基本没有什么担心的。而对于网站笔者心中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就大打折扣。君不见十几年互联网倒下了多少互联网公司,说不定你今天用实名注册了某博客,明天这个网站就打不开了。这样的话,用户的实名资讯难保不被用在非法用途。由此产生的责任是个大问题。管理机构能负责吗?’

在正式的官方媒体上也有同样的争论。《新民晚报》在10月21日登出了姜燕钱俊毅的两篇文章。文章这样说:‘博客实名制引发的畸变可能有三大原因可能导致流产:第一是需要严密的技术识别系统,因为侵权者大都是匿名攻击,而被侵权人只能掌握对方临时的IP 位址,无法确认匿名者的其他资讯;第二涉及到了个人资讯保护的立法问题。我国还没有出台隐私权保护法或者个人资讯保护法。在没有相关法律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博客实名制以后的个人资讯不被滥用呢?《新民晚报》的文章还提出第三条:实施的效果很难保证,从网吧实名手机实名等措施来看,博客网站的经营者为追求商业利益,难以认真执行身份登记的工作。’

从这些评论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正式媒体上,这个试探风声的‘博客实名制’建议到目前为止在社会上激起的是一片负面的评价甚至抗议之声。

这个实名制名为减少网路语言暴力、诽谤、低俗现象。实际上当局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靠实名制把博客空间的言论自由用监控的方式扼杀。

顺便说一下,在博客的发源地美国,博客空间虽然也有各种事件,但是低俗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不违反法律,像儿童色情、诽谤也有法律管着。网上调查者用技术手段追踪到诽谤者也不是那么难,至于网路的语言暴力,或者虚假资讯这样的事情,虽然有但是不成为社会问题。所以关于博客的讨论在美国虽然很多,以上的几点并没有引起法律界或者政府的注意。在这个社会,言论和资讯的管道众多,人们习惯见到的资讯也会一般的选择。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使用博客实名制的方式试图对网路语言暴力、诽谤的现象进行管理。

从今天以上的评论来看,即使是实施的效果也是很难保障的,更不用说还存在着侵犯个人资讯和隐私权的潜在危险。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黄菊被“留职休养” 政治生涯结束

【大纪元11月23日讯】(动向月刊记者罗冰报导)十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黄菊留职休养》的决定,从此黄菊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中共中央关于黄菊“留职休养”的决定

十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黄菊同志留职休养》的决定。

该“决定”大要如下:


黄菊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生活会议上,向中共中央提出辞去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六中全会后,黄菊同志再一次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提出“真诚、强烈要求组织接受请辞,回故乡休息养病,接受组织的审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讨论并征求了部分老同志的意见,从如何对党的工作有利,从如何对全局利益有利,从如何对党的十七大筹备工作展开和十七大召开有利,从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从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和廉政建设有利,从如何体现贯彻以法治国、从严治党有利,从如何对黄菊同志身体健康、治疗、休养有利,从如何对中纪委工作组在上海工作有利等多方面因素考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决议,即日起:(一)黄菊同志留职休养;(二)黄菊同志在留职休养期,不负责党政内部工作;(三)黄菊同志在留职休养期间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四)中央政治局、国务院根据情况,授权黄菊同志在留职休养期间出席礼仪活动。

“留职休养”与“请假休养”的争议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曾就黄菊“留职休养”,还是“请假休养”,发生争议;“留职休养”,表面上政治地位没变,随时可以称“病愈”;而“请假休养”,官衔就被摘掉了,要销假就有阻难了。

社保基金案黄菊难逃罪责

陈良宇负隅顽抗的防线已崩溃。陈良宇已交待:社保基金事件,他曾请示过黄菊。黄菊作了答覆,称:“看着办。要有把握,不能亏损,要处理好几道关系风险少些,要在内部通一通气。”但,黄菊的自我批评中却称:(我)一再叫陈良宇按规则办,不要另搞一套。四十多亿,不是四五百万,“吃夹生”,谁也负不了责任。(我)叫陈良宇要放在常委会上、市长会上讨论。根据陈、黄所讲,不论谁再护短,已证实黄菊是脱不了罪责的。关于社保基金,中央有明文规定,要存放在国有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经国务院核准,才能购买欧美国家债券。而陈良宇竟把四十多亿社保基金借给了私有商贾,是知法犯法,黄菊也难逃罪责。

中纪委报告上海市委市政府班子基本烂掉

自九月二十五日陈良宇下台以来,上海、浙江、江苏、北京等地党政、国家机关,有多达二千七百多件信函,要求中央、国务院、中纪委彻底追查上海社保基金大案,要提高透明度,给人民知情权。

十月三十日,中纪委又增派了六十名人员进驻上海。据中纪委最新报告,指:上海市委、市政府班子基本烂掉,都涉及不法经济活动和不法经济来源,而且牵涉到外省市党政高级干部及其亲属。

有消息指:二千五百多名高干及退离职高干家属,部分资金已外流到香港、欧、美、加等地。

中纪委报告又指:中纪委进驻上海后,已查到从市、局、区,有销毁、转移一批原始单据档案情况,增加了工作展开进度。

至十一月初,上海市已有四十多名干部外逃、失踪,七名干部自杀,涉及资金资产达三十八亿多元。

黄菊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十月二十七日,黄菊飞上海“留职”休养。

十月二十八日,黄菊出席中国与印尼第二次能源论坛。

十一月一日,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上海举行,黄菊偕同妻子一起出席,大概是企图利用这个机会给他妻子冲冲喜,以洗刷她在社会上的坏名声。

十一月八日,黄菊在上海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统。然后他就到青浦休养去了。

十月三十日,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韩正,在市委常委会议上,仅传达:黄菊要求要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十一月四日晚,胡锦涛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设盛宴招待中非合作论坛北京会四十八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时,八名政治局常委出席。新华社报导时,只称“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宴会”,未见黄菊踪影,报导中也未提及,看来黄菊开始在政坛逐渐消失,这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了。

中国官员公费旅游被芬兰拒绝入境

【大纪元11月23日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丰2006年11月23日华盛顿报导)芬兰当局星期三表示,芬兰边防机关早些时候拒绝10名中国高级官员入境,因为这些人假冒工作访问,试图到芬兰公费旅游。尽管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明令禁止公费旅游,但是公费旅游依然是中国官员最喜爱的特权之一,很多中国公众感到愤慨却无可奈何。

被指伪造邀请函

芬兰边防机关表示,这些被拒绝入境、已经在星期二被遣返回中国的中国官员持假邀请函抵达芬兰。

芬兰通讯社报导说,中国驻赫尔辛基大使馆表示,这些官员是中国检察机关和反贪污机关的官员。芬兰司法部证实,这些中国检察机关的高级官员持有的访问芬兰检察机关和赫尔辛基大学的邀请函是伪造的。

公费旅游越来越多

中国是世界人口头号大国,也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收入在每天一美元国际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数以千万计。据报导,中国官员的公费旅游却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豪华,跟中国大批的贫困人口和大片的贫困地区形成刺眼的反差,引起中国公众的愤慨。

很多人认为,过去20年公费旅游在中国已经形成明显的公害,是执政党和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最明显表现之一。批评者说,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各级、各个部门的官员巧立名目,用公款进行国内和国外旅游。中国检察机关和反贪污机关10名高级官员本星期试图公费到芬兰旅游被阻挡,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有关国家并不积极阻挡类似的中国官员公费旅游。

刘晓波:民众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

在北京的评论家刘晓波对中文部记者表示,执政党和政府官员用纳税人的钱公费旅游屡禁不止,中国民众对此深恶痛绝,但却无可奈何,这跟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弊端有关。

他说:“政府的权力,特别是有关官员的权力过大,财政不透明,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怎么花、怎么用,从财政预算一直到怎样花,一直不向纳税人做交待。”

政府禁令难以奏效

中国政府最高层三令五申,禁止官员公费旅游。这些禁令当中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1993年发出的“关于严禁用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的通知”。

通知说:“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针对过多过滥的出国(境)活动,特别是假借各种名义用公费出国(境)旅游的问题,多次作过规定,严加制止。但是近一年来,一些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考察、学习、研讨、培训、招商、促销为名出国(境),实为用公费旅游的现象愈演愈烈,并有蔓延之势,不仅挥霍浪费了国家的大量外汇,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

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1993发出明文禁止公费旅游以来,13年过去了。批评者指出,本星期中国检察机关和反贪污机关10名高级官员试图公费到芬兰旅游被芬兰当局阻挡一事显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所说的公费旅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受到制止,反而更加变本加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