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29日(星期三)

大陆玫瑰卡活动 吁打耿和公安心灵忏悔

为了响应联合国宣布的“国际终止妇女受暴纪念日”及声援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耿和遭到北京警方殴打受伤一事。近日,胡佳、艾晓明等国内的一些维权人士、学者、律师发起“佩戴白丝带--两朵玫瑰两张卡”的张贴、转发、传递活动,声援耿和,并呼吁殴打耿和的公安心灵忏悔。

王彼得: 家庭教会部份成员就耿和遭殴打事件的声明

实际上,家庭教会相当多的老中青传道人和普通信徒一直密切关注着高律师及其夫人和孩子的安危。这个群体里面的人大部份是善良的,是有良心的。不管有多少人冷眼看待高律师,我们对他的爱和尊敬不会改变。我们对中国政府野蛮抓捕高律师、残暴殴打耿和,无耻跟踪骚扰老人和孩子的流氓行径深恶痛绝。

澳民阵关于耿和女士被殴事件谴责中国政府

我们也正告负责跟踪监视耿和女士的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东城国保支队、北京市公安局十一处、小关派出所等单位及具体参与迫害耿和的公安人员,你们的肆无忌惮也许在今天会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但你们的恶劣行径同样也会被中国人民所牢记,你们的无良行径终究要得到惩罚!

贾甲关于中共迫害高智晟全家的声明

高智晟律师的每一个行为都是在为实现中国的民主做出突出贡献,他的行为深令我敬佩,我将全力的支持高智晟律师,与他站在一起,携手并进与海内外的民主力量共同实现中国的民主。

心言:耿和道出国人的屈辱、无助与悲哀

国保警察的暴行、对全家人流氓式的跟踪监视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威胁敲诈,使耿和彻底的清醒了,她们的处境没有比高智晟更好,她们跟高智晟一样也坐着牢,在家里坐着中共设的牢房。而且耿和终于认清了这样的道理,她的一再容忍没有也不可能让中共给高智晟松绑。只有把全部的屈辱公布于众,把中共的丑行暴露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才会给高智晟和全家人的自由带来希望。

孙立勇: 尊敬的袁伟静女士,我们是您坚强的后盾

2006年11月28日中午12:25分,正处于重审阶段的著名盲人维权斗士陈光诚先生的妻子袁伟静女士被沂南县公安便衣带走,直到当晚20:55分,袁伟静被几个穿制服的公安人员抬着四肢扔在了村口……尊敬的袁伟静女士:请您坚强起来!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永远是您坚强的后盾!

从池建伟案件看“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本质

当池建伟姐姐电话打来的时候,我们预感到池建伟已经被批准逮捕。果然,21日上午池美珍到上城区公安分局后,警方交给了她一张“上公刑字[2006]491号《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逮捕通知书》”,称“池建伟因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经上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06年11月20日14时由我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上城区看守所。”

热比娅的儿子被判刑当局报复行为?

一直支持新疆维吾尔族人民主进程并流亡美国的私营企业家热比娅的儿子阿里木被新疆当局以偷税漏税的名义判刑七年,而在此时热比娅刚刚在德国当选为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主席,有分析认为,这是当局明显的报复行为。

纽约时报前雇员赵岩上诉案周五宣判

对于上诉可能宣判的结果,关安平认为,“在技术层面上,应该是乐观的”。但他指出,审理过程出现多处违法的情况,所以无法肯定胜算的把握。他说,首先,案子本来就不应该归北京管辖,而应该是赵岩的行为地吉林或居所北京郊区通州三河市或者他的户口地哈尔滨。他解释,按照中国法律,案子由北京法院管辖,就可以被当作国家机密案件审理,而如果由地方法院管辖,则案件就不能算是国家机密,而必须公开审理。

四川国企改革成腐败温床 宜宾工人维权被打

继成都原国有南光机械厂退休老人不满改制中公有资産被变卖,发起静坐维权遭遇官方打压,该省宜宾市原国有二建公司的工人,也因同样的理由发起维权面对暴力威胁,星期一有三名退休老工人受伤。他们指打人的资方有官方背景。

上访无效 中国农民自组护地队

据报导,近年来中国各地因征地纠纷爆发多起冲突,农民在多次上访无效后,开始由松散上访走向联合,通过推举“护地代表”,成立“护地队”、“农民维权联谊会”等,“打响土地保卫战”,维护自身权益。

浙江失地农民代表被限制人身自由

在体制内外的维权途径都被堵死的情况下,农民代表王妙增等人十一月十六日到北京向法律学者范亚峰寻求援助,不料见面前夕被温岭当局拦截。温岭在京的四十多名代表被抓回浙江后陆续被放。范亚峰星期二接受记者电话访问表示---

澳大利亚民主中国阵线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

我们认为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极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却发生了逮捕严正学先生的事件是对‘和谐社会’理论莫大的讽刺。我们认为,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构建容纳好人的社会氛围。严正学先生是一个严格依法进行维护公民权益的好人,而这样的人却被以捏造的罪名加以逮捕,这样做何谈‘和谐社会’?

孙不二:民主制度是捍卫台湾的坚盾

现在的共产党他不怕台独,就怕民主。贾甲先生对于台湾来说,简直太重要了,民主制度的杀伤力会比先进的武器更管用,买不买武器,蓝绿不必争,大家一起来向共产党叫板民主自由,鼓励三退,才是真正的决战境外。届时,共产党自顾不遐,土崩瓦解,哪还有欺负台湾的份呢?

民运人士从胡温体制看中国反腐败

由美东民主中国阵线所举办的‘从胡温体制看中国反腐败’研讨会于11月26日在纽约举行。讲者一致认为,唯有实行民主制度并且让司法独立运作才能真正的解决中国贪污的问题。

“雷霆一号”大案 中共密处三基督徒

李和平律师今天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今天法官打电话要我的地址,说要给我寄判决书。我就问案件情况,法官说,人已经在上周被处决了。我非常震惊,在我们还没有得到判决书、家属还没有跟被告见一面的情况下,人就被秘密处决了,这实在是太过分、太过分了!”

古道:贾甲再次“登台”的启示

原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甲先生公开与中共决裂,并到台湾寻求政治庇护这一事件,在经历了台湾“跳机”、遣送香港、逗留泰国等诸多波折后,贾甲最终仍戏剧性的被台湾政府所接纳,从而得以再次登陆台湾。

《大国崛起》:谁在和中宣部做生意?

从媒体行业来说,这部片子出来与80年代的《河殇》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建设性吹捧,理性的拍马屁。与八十年代启蒙意味浓重相对浓重之下,《大国崛起》的算计和迎合之态,可以说更加的明显。近年来,避免非典之后中国媒体的“政治亢奋”,中宣部对敏感话题的控制狠得更狠,这样的姿态也是中国媒体这些年来不得不养成的习惯。

乌克兰确认当年大饥荒为民族灭绝

乌克兰议会通过法律正式确认上个世纪30年代造成乌克兰数百万人丧生的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动。这项法律还谴责了斯大林时期的苏共政权所实施的恐怖统治。俄罗斯对此表达不满。

张健:河南人的痛苦

当时河南的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号召大办特办采血站。事情荒唐到是个权利部门都下属了许多的血站,例如工商所,派出所,税务所等等,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私人开设的采血站。经办血站者们知道血浆的利润是暴利。一时间驻马店地区的农民成群结队的到血站去出卖自己的鲜血换的现金来缴纳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和购买农业生产物资当然还包括孩子读书所缴纳的学杂费。

借陈良宇案敲诈高官 网友叫绝

据《燕赵都市报》报导,十月廿六日,上海不少党政官员收到一封署名“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驻上海工作组”的来信,信大致内容是表明工作组目前已经查明对方涉及陈良宇案,但不是很严重,希望以“特殊方式”来“挽救”对方,让对方向信中所留的银联卡账号中汇款。至于究竟有无官员因“心虚”中招,目前还不知情。

中国失业人口一千三百万 不利政经情势

中国大陆就业市场形势严峻,估计有一千三百万失业大军,美国之音今天引述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的失业人数远超过政府承认的数字,中国必须加强结构性改革,否则一旦遇到国内外重大经济波动,庞大的失业大军将对中国政治、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曾宁:论有多少中国人收听“美国之音”

中国山东地方当局有一个声音说(大意):“陈光诚是盲人,双目失明,中国的发展进步他看不到,陈光诚对中国社会所有负面的认识、偏见,他的信息的来源主要就是依靠收听美国之音”。

热线论坛:中国政治犯境况

香港记者程翔间谍罪成的上诉案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后,程翔随即继续服刑。究竟在中国服刑的政治犯所面对的是怎么样的生活?他们怎样克服漫长的刑期?怎样处理自己的心境状况?出狱后所面对无形的社会歧视又有几深呢?我们请来曾经于八十年代因反革命罪成而服刑十年的香港民运人士刘山青先生与听众朋友分享他当年坐牢及出狱后的心路历程。

武汉老人筹资数百万助学 善款被骗自杀

十四年来,湖北武汉市七旬老人江诗信走遍湖北、河南、陕西的六百多个村庄,并筹资人民币数百万元,协助两千多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不过,由于数千元的善款被骗走,报案后又无法追回,江诗信日前因心理压力过大而自杀。

沙叶新:1958年的中国麻雀

那一年中国麻雀所遇到的不是天网恢恢,是人网恢恢;全世界的麻雀,从古至今的麻雀,也从未像1958年的中国麻雀那样被毁灭在人民战争的恢恢巨网之中。中国的人民战争,有两次超凡的体现:一次是体现在和国民党的战争中,装备精良的800万国民党军队硬是被小米加步枪消灭了;一次就是体现在1958年对麻雀的作战中了。这一年的12月13日,光这一天,仅上海一个地区,用最原始的武器就消灭近20万只麻雀!全国知多少?不止800万只吧?

辛灏年:中共又捧又批孙中山的原因

11月26日著名文学家与历史学家辛灏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对三百多听众做了《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的专题演讲。解析中共目前为何一边宣称自己是孙中山继承人,一边大骂孙中山的深层原因。

特别报导:99广州法轮功国际法会纪实

99年10月28日北京法轮大法新闻发布会后,中国大陆还发生了一件大事。11月19日开始,来自13个省市及澳大利亚、美国、瑞典等国家的100多位法轮功学员在花城广州,召开了为期九天的99年广州法轮大法国际法会。法会进行至第七天(11月25日夜),警察包围了学员住所,除了十几位学员躲过搜捕,其余学员全部被捕。在警察重重包围下,一位学员通过电脑将法会的所有发言稿发给了明慧网,为历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见证。

陈慕涵:澳洲报社的编辑们(三)

回到澳洲以后,我发现我们地区的几个西人弟子在筹划着一个揭露中共罪行的研讨会。正巧没有人会设计海报和传单,于是我也参加了进去。我们恐怕光靠传单海报还是难吸引到足够的人,于是又想起了Manly Daily(是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免费日报,覆盖了悉尼风光旖旎的北海滩地区,每家每户每个商铺都能收到)。

透视中国:一切为了奥运

当时不少网民在中国国内的一些论坛上质问:为了几天的国际会议,这么做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不过北京市的官员已经进行了解释,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年多之后的北京奥运会进行的演习。

陈太世卫才当选,中共变脸批管轶

中共不惜代价力挺陈太,显然有其政治意图,即要展现中国的“强大”已经足以操控国际组织而激发中国与香港民众的“爱国心”。如果说陈太当选是一种荣耀,那应该是香港人和港英殖民当局的:陈太在港英政府服务了近二十年,是港英培养的人才。中共统治大陆半个多世纪,为什么就培养不出一个这样的人才来呢?!所谓陈太带来的荣耀,恰恰是中共的耻辱。

金海涛:两个“新闻自由”的笑话

安徽省枞阳县采取了一个新的措施,规定如果有媒体记者赴该县采访,被采访的单位须“全程陪同”。按照他们的新规定,对于各级新闻媒体前去该县采访,被访单位必须热情接待,并负责协助记者及时联系有关被采访的人员,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主动接受采访,对重大舆论监督报道更要全程陪同,等等。


大陆玫瑰卡活动 吁打耿和公安心灵忏悔

【大纪元11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李诗颖采访报导)为了响应联合国宣布的“国际终止妇女受暴纪念日”及声援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耿和遭到北京警方殴打受伤一事。近日,胡佳、艾晓明等国内的一些维权人士、学者、律师发起“佩戴白丝带--两朵玫瑰两张卡”的张贴、转发、传递活动,声援耿和,并呼吁殴打耿和的公安心灵忏悔。

参与者也希望借此鼓励男性检视自己的态度与行为,提醒其他男人,以阻止各种施加女性身上的暴力形式。

1999年联合国正式宣布每年的11月25日为“国际终止妇女受暴纪念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radication of Violence Women)。每年11月25日起开始佩带白丝带至12月6日。表示男人“反对男人以暴力加害女人”的决心。

胡佳:白玫瑰让殴打耿和的男警官心灵忏悔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因为弱势群体、特别是为法轮功公开向当局上书而遭当局打压并抓捕,至今被中共当局秘密关押103天。但北京市公安局并未停止对高智晟家属的迫害,跟踪、监视及限制耿和女士及其子女的人身自由。

11月24日上午,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在购物途中,因要求贴身跟踪的警察离开一段距离,遭到一名身高1.80左右的北京男警察一拳打在脸上,当时,耿和的嘴巴牙齿被打流血,牙齿也松动了,右手小母指甲都打翻起来了,衣服全都扯成碎片……

耿和被打的录音在互联网上公开之后,让外界感到震惊和愤怒,纷纷谴责中共当局的暴力行为,而那天正是联合国宣布的“国际终止妇女受暴纪念日”的前一天。类似耿和的例子,还有袁伟静、曾金燕、方草等等异议人士或维权人士的妻子。

这次活动发起人之一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表示,自从耿和被打的那一刻,大家觉得对妇女儿童的伤害太恶劣了,对于施暴的一方,我们想对他进行规劝,啓迪他向善,只能以这种卡片的形式来传播这样一种情感和理念。

胡佳说:“以11月25日联合国发起的活动为依据,这张卡片设计得很美,希望通过网路广泛传播,红色的玫瑰代表给耿和的支持和安慰,白色的玫瑰是想让殴打耿和的男警官,让他们在心灵上有所忏悔,以后不要再对女性施暴。”

另一位参与者广东律师唐荆陵指出,耿和的事情是一个严重的践踏人权的事件,当局没有对耿和女士提出任何指控,但派公安去跟踪她,并直接殴打她,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衣服都撕烂,这比一个歹徒当街杀死一个人还要严重。

唐荆陵表示,这是以政府公权名义实施的暴力,这也是对妇女实施的暴力,我认为全世界白丝带的参与者都应该对此提出讉责,我还呼吁,白丝带参与者应该对那些受到伤害的妇女,提出一个关注的名单。

同时参与者的网络作家野渡表示,这个活动是联合国发起的,参与这个活动的人是承诺不对女性使用暴力,刚好在这期间发生了耿和被打的暴力行为,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卡片。

维权人士呼吁关注

白丝带活动起源于加拿大,整个运动有明确的诉求跟行动方式,佩带白丝带,每个人都负担起个人对于防止暴力的责任,问题就会有改善的可能。目前白丝带运动已扩展到美、欧、纽澳以及南非等地,加拿大每年几乎有50万人配带白丝带。

发起的人士表示,白丝带运动是一个个人誓言,就是参加者本身不对妇女使用暴力,第二个是参加者对妇女的暴力不保持沉默。不分男女老幼,谁都可以参加。

唐荆陵表示,知道了有妇女遭暴力对待,我就不能保持沉默,所以我必需得关注这些事情,成为它的参加者之一的话,我必需得发出声音来。

胡佳说:“当我们知道有任何妇女受到伤害的时候,都可以佩带白丝带来发出自己的呼声,用这种纯正纯洁的方式来减少对妇女的暴力。”

野渡表示,这个活动媒体报导得很少,我们也想把这个活动让大家知道,现在社会上对女性的暴力是很厉害的,像耿和就是很明显的例子,而且这是中共当局对她直接施暴。

佩戴白丝带--两朵玫瑰两张卡的介绍

11月25日,两张印有红白玫瑰花的卡片在互联网上广传,很多网友都收到这张“祝福与祈祷的白丝带签名卡”。

一、佩戴着白丝带的白玫瑰,是献给殴打耿和的施暴者。

卡片上写着:‘佩戴白丝带是一种个人宣言,表示佩戴者承诺,本人决不参与对妇女的施暴。并且决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保持沉默。我们把这两张卡片转给非常多的朋友,我们希望看见这些卡片的朋友能够佩戴白丝带,或者转发这个图片,表示他们也承诺他们本人不参与对妇女的施暴行为,也不对针对妇女的施暴行为表示沉默。白色在西方代表和平,在东方代表默哀。所以白丝带也表示男女和平,同时为在暴力下受伤和死去的女性默哀。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指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二、佩戴着白丝带的红玫瑰的图片是献给耿和的。

这张卡片上写着:
献给亲爱的耿和
你的伤痛和哭喊
让所有的良知迸出鲜血
我无法把你和你们的孩子揽入怀抱
我只能为那些伤害你的人祈祷
并为他们庄严地奉上
一朵圣洁的白玫瑰
2006年11月25日

王彼得: 家庭教会部份成员就耿和遭殴打事件的声明

【大纪元11月29日讯】经证实:高智晟律师的妻子耿和于2006年11月24日在北京被两名身高一米八左右的男性特务残暴殴打,一个懦弱女子竟然被中央政府授权的彪形大汉滥施拳脚,我们惊得目瞪口呆。更加难以置信的是,这样骇人听闻的暴行竟然发生在标榜“和谐社会”的胡温当局主政的中心,中国的首善之区——北京!我们实在无法接受,但凡有良心的国人不得不发问:中国高层的险恶居心究竟何在?

高智晟律师8月15日被捕以来,我们的心情一直非常沉重。众所周知,高律师之所以被捕,根源在于他长期在高压之下仗义执言,放胆无惧地维护包括家庭教会在内的弱势群体的权利。2005年他三次以公开信的形式上书胡锦涛和温家宝,这也是导致他被囚禁的直接原因。他失去自由,是因为行善;他失去自由,是因为幻想公开信的对象还具有行善的可能!

以前我们天真的以为,在中国发生的种种暴行基本是森严独立的政法系统所致,大概不是“和谐社会”的提倡者胡锦涛本人的初衷。然而面对高律师被绑架,高律师家中的妇女儿童被不断监控骚扰的事实,我们不禁要问:像高智晟律师这样有口皆碑,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良心人士,若没有胡锦涛的默许,身为奴才和爪牙的特务们怎么可能敢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为所欲为地犯罪作恶?!胡锦涛和温家宝难道真的“没有权力”出面阻止政法系统的罪恶行径吗?!这种荒唐的论调只有神经病才会相信。

其实,只要回顾胡锦涛主政以来家庭教会的遭遇,就不难看出胡温政权的本质。刘凤刚、张义南、蔡卓华、张荣亮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家庭教会领袖先后被胡温政权以“莫须有”或借题发挥的罪名判刑入狱,甚至像安徽淮南王在庆这样的残疾传道人也不放过。各地国保和警察随意殴打家庭教会成员、拆毁家庭教会聚会场所的事件几乎没有停止过;野蛮抄家和肆意罚款的情况比比皆是。胡锦涛在“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这条渗透着中国文化诡诈精髓的治国方略指引下,炮制出放松信仰环境的虚伪假象(比如一些大城市所谓“基督教书店”的限量开放,实际上允许发行的图书全部经过严格审查,真正具有信仰本质意义的书籍几乎不存在),掩盖背后变本加厉打压家庭教会的真正图谋。这种拙劣的烟雾弹迷惑不了广大的中国信徒,对这个政权,家庭教会从来就没抱过幻想。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假冒伪善的人打着圣经的旗号,假借基督徒的名义,在高智晟律师身陷囹圄之后,竟然在网络上发表幸灾乐祸的文章,为中国家庭教会的见证蒙上了一层污垢。对这些人的隐晦用心我们不想作过多评论和猜测,只想在这里声明:他们的立场显明的恰恰是信仰的无知,并不代表家庭教会的主张,是我们坚决不能认同的。我们深信,圣经上的信仰榜样若今天在世,没有一个人会认同这种卑鄙的做法。

实际上,家庭教会相当多的老中青传道人和普通信徒一直密切关注着高律师及其夫人和孩子的安危。这个群体里面的人大部份是善良的,是有良心的。不管有多少人冷眼看待高律师,我们对他的爱和尊敬不会改变。我们对中国政府野蛮抓捕高律师、残暴殴打耿和,无耻跟踪骚扰老人和孩子的流氓行径深恶痛绝。

我们顺从人的制度,但这并不等于认同堕落的人制定的一切制度,更不等于认同充斥人间的败坏恶行;面对主流社会和权力部门的罪恶,先知们没有沉默过,耶稣没有沉默过,使徒们没有沉默过,罗马帝国境内的基督徒没有沉默过,今天我们照样不会选择沉默!

为此,我们强烈谴责胡温当局的暴行,呼吁现政权立即无条件释放被非法关押的高律师,解除对高律师全家的非法监视,呼吁国内外广大基督徒强烈关注为义受苦的高智晟律师,更加为福音的广传尽心竭力!

北京、上海、浙江、河南部份家庭教会成员

2006年11月27日

澳民阵关于耿和女士被殴事件谴责中国政府

【大纪元11月29日讯】惊悉耿和女士在北京被北京市公安局警察野蛮殴打,我们对北京公安的暴行予以强烈的谴责!

高智晟先生已经被捏造罪名囚以囹圄,但北京市公安局并没有就此停止对高智晟家属的迫害,跟踪、监视,甚至无理限制耿和女士及其子女的人身自由。

今天这些便衣警察竟然野蛮殴打耿和女士,其行径令人发指,简直失去人性!我们试问打人的警察:你如何可以对一个柔弱女子下手?

我们也要问问北京市政法委,难道这就是你们在北京实施的"和谐社会"?难道你们的"和谐社会"就是靠流氓般无耻的手段来维持的吗?

我们也正告负责跟踪监视耿和女士的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东城国保支队、北京市公安局十一处、小关派出所等单位及具体参与迫害耿和的公安人员,你们的肆无忌惮也许在今天会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但你们的恶劣行径同样也会被中国人民所牢记,你们的无良行径终究要得到惩罚!

我们会坚持调查是北京市公安系统中哪一个单位执行对耿和的迫害,是哪一个警察实施的具体迫害行为。

我们正告那些负责处理异议人士和宗教人士案件的办案人员,这些被你们拘押或跟踪监视的人的行为并没有直接触及你们的利益,他们也并不是为一己私利而遭受逮捕和监视,他们完全是为了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守法公民。所以希望你们不要良知泯灭,懂得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

我们也正告指使迫害具体实施的单位,你们的行径不但不会恐吓任何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人士,反而会使他们更加不屈不挠地争取人权与平等。

我们会继续关注耿和女士未来的安全。

我们也将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其他国际人权组织提供报告,对北京市公安局的无耻行为予以揭露!

澳大利亚民主中国阵线
2006年11月25日

贾甲关于中共迫害高智晟全家的声明

【大纪元11月29日讯】实现民主是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诉求,中国的一切问题只有在民主体制下才能得以解决,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只有实现民主才能结束中国人整中国人、中国人怕中国人、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恶性循环历史。只有实现民主,中国人才能生活在无暗杀、无报复、无清算和无恐惧的生活环境中。高智晟律师的每一个行为都是在为实现中国的民主做出突出贡献,他的行为深令我敬佩,我将全力的支持高智晟律师,与他站在一起,携手并进与海内外的民主力量共同实现中国的民主。

中共抓捕高智晟就是以此来镇压和扑灭在中国大陆即将燃起和升腾的民主大潮,中共近期对高智晟律师夫人和孩子的迫害,就是以此来转移,国际社会对我的关注,采用声东击西和迷惑国际社会的陈旧技俩,企图在世界范围内用重兵围堵抓捕我,用共产党的话说就是,“武装押解回境”。我可以告诉你:共产党的党中央,你们休想抓到我,因为我所有的行动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在行驶,我所有的行为都是按照广大党员干部和全国民众的要求在运作,他们就是我的支撑和靠山。

共产党用暴力和谎言等手段颠覆中华民国合法政权已整五十七年。在这五十七年里,你们用尽人间最残暴的手段迫使广大党员干部和全国人民屈服就范,剥夺了广大党员干部和全国人民所拥有的一切权利。广大党员干部和全国人民恨透了你们,不会再有人上你们的当,你们用人间最残暴的手段所形成的恐惧屏障已经被撕破,更没有人再怕你们,真名实姓的群体退党大潮已经开始,你们已经进入孤立无援的悬空状态,灭亡在即,死到临头!执迷不悟的党中央,清醒吧!摆脱恐惧的聪明起来的广大党员干部和全国民众的民主大潮很快将重新燃起和升腾,迅速汇集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他们将一分不拖的踏平中南海!

你们要做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呢?还是要做罗马尼亚的奇奥赛斯库,你们得赶快抉择,不然就来不及了!

最后,我希望大陆的各级公安、国安和监狱系统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各级警员请你们要善待国内一切因政治原因而被拘捕和扣押的异见人士和他们的家人,对共产党所下的一切指令要阳奉阴违、敷衍搪塞暗中保护他们。为他们提供一切可以做到的帮助。为实现中国的民主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谢谢你们!叫你们为难了!

另外,请你们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网站上用化名或真名退出中共组织脱离共产党,摆脱对中共的恐惧,与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凡是退出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各级警务人员可直接进入:中华民主联邦共和国政府,继续服务于社会和报效于国家!

心言:耿和道出国人的屈辱、无助与悲哀

【大纪元11月29日讯】耿和终于忍不下去了!

国保警察的暴行、对全家人流氓式的跟踪监视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威胁敲诈,使耿和彻底的清醒了,她们的处境没有比高智晟更好,她们跟高智晟一样也坐着牢,在家里坐着中共设的牢房。而且耿和终于认清了这样的道理,她的一再容忍没有也不可能让中共给高智晟松绑。只有把全部的屈辱公布于众,把中共的丑行暴露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才会给高智晟和全家人的自由带来希望。

作为旁观者,这样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于当事人的耿和,却是绝望中被迫的呐喊。她的呐喊道出了中国人在中共治下的屈辱、无助与悲哀。多少中国人一直默默的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屈辱,因为他们得不到任何帮助,而对屈辱的麻木与默认又成了国人最大的悲哀。

耿和告诉胡佳,她去酒仙桥市场的目的,是准备高智晟被判决以后,在市场作个小买卖,还天真的认为那时中共就没有理由跟踪了。她实际上认可了中共对高智晟的非法绑架,认可了中共对高智晟的非法关押,认可了中共强加给她们全家的屈辱。所以,每天面对门口的监视房、被偷走夺走的信件、形影不离的跟踪和无赖的进门骚扰,一个律师之家的耿和竟然没有抵制的法律意识。

是中共用它无所不至的洗脑术和邪魔般的暴力,强迫着大陆的中国人放弃诉说屈辱的权力。

家中遭遇了不平与不幸,人们不但上访无门,动辄还会因“影响社会安定”而招致驱逐与监禁;本来是管理不善和以权谋私导致的大批国企失业,硬冠以机制改革的名号,丢掉饭碗的失业者反过来还会被说成能力不适应;庞大的官员队伍挥霍着世界上最繁重的赋税,老百姓却得自己倾尽积蓄供养子女上学,有的还换不来一张认可的文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每月被强行从工资里扣除,最后却被大小蛀虫们蚕食掉,人们每天担心未来无着,怕得大病,又买不起房;五十多年了,看着特权阶层明目张胆的为所欲为,大多数中国人辛勤劳动,却只能过上温饱的生活,反过来还要感激中共的改革开放……

在中共强加的这些屈辱面前,人们显得那么孤独无助。就如同耿和碰到一个好心的出租车司机,他也只能通过“不要钱”来表达他的同情,却不敢站出来为可怜的耿和作证。绝大多少的中国人由于得不到任何帮助,最终只能选择默默的承受,心中的悲愤慢慢的在亲朋好友的同情与劝说中磨平,在目睹周围人同样的遭遇中得到畸形的安慰。逐渐的人们一点一点失去了抵制的信念,也不再懂得权利与自由为何物。以至于一些人虽然走出国门,却说“家丑不可外扬”,让人哭笑不得。

耿和清醒了,国人也该清醒了,这些强加的屈辱是不该承受的,权利与自由就这样被中共强行夺走的,是不该承认的。苦难深重的中国人,上天都已经落泪,流氓统治中国的时代应该结束了,中华民族应该回归正途了。@(

孙立勇: 尊敬的袁伟静女士,我们是您坚强的后盾

【大纪元11月29日讯】2006年11月28日中午12:25分,正处于重审阶段的著名盲人维权斗士陈光诚先生的妻子袁伟静女士被沂南县公安便衣带走,直到当晚20:55分,袁伟静被几个穿制服的公安人员抬着四肢扔在了村口……

陈光诚,一个盲人,一个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人,一个为正义与良知不顾一切风险的人,一个为中国的自由而失去自由的人,无疑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他不仅是亚洲的风云人物,他也是世界的风云人物。

袁伟静女士,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一个爱自己丈夫的女人,一个坚持要为丈夫讨回公道的女人,却被四个身着警服的“人民警察”在漆黑的夜晚抬着四肢扔在了村口……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山东临沂地区公安局的四个施暴者疯了!山东省“人民政府”疯了!中国政府疯了!中国共产党也疯了!

尊敬的袁伟静女士:请您坚强起来!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永远是您坚强的后盾!@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2006年11月29日于澳大利亚悉尼

从池建伟案件看“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本质

【大纪元11月29日讯】11月20日晚上,池建伟姐姐池美珍打电话给我,说上城区公安分局叫她明天上午8点半到分局去一趟。当时我和几个朋友正在商量营救池建伟的事。前几天,朋友们先后到市公安局和上城分局去要人。根据警方的口气,池建伟可能不会被逮捕。他是上个月19日被抓进去的,到这个月18日下午15时是 30天。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只是刑事拘留的话,他18日下午应当获释。所以,到了19日,我们就急了起来,感到池建伟被释放的可能性很小。当池建伟姐姐电话打来的时候,我们预感到池建伟已经被批准逮捕。果然,21日上午池美珍到上城区公安分局后,警方交给了她一张“上公刑字[2006]491号《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逮捕通知书》”,称“池建伟因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经上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06年11月20日14时由我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上城区看守所。”

池建伟是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是杭州“海德公园”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个下岗工人,当过保险公司的营销员(因参加民主活动被解雇),为人豪爽,朋友很多,所以他跟法轮功学员关系也很好。事实上,法轮功学员不仅仅是法轮大法的信仰者,而且也具有相当深的民主、人权理念。池建伟是位民主人士,法轮功学员也非常信任他,给他一些光盘看。这些光盘,主要是宣传民主、人权和自由的,如,里面有经济学家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历史学家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及他的一系列演讲,有六四事件、老百姓维权、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及《九评共产党》等内容。所以这些光盘与其说是宣传“邪教”,不如说是在传播民主、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因此,说池建伟因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完全是无稽之谈。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全称“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的一条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加在中国公民头上的莫须有的罪状。该法条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条法律的一些关键性概念都是含混不清的,因此它不能算是一条“法律”。如什么叫“会道门”、“邪教组织”,在立法时都没有明确的界定,只是到了1999年法轮功力量壮大后,中共的“两高”(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才匆匆搞了个《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给法轮功定了个“邪教”以便予以打击,这完全是政治实用主义手段,而非严格的法治措施。关于“会道门”,它实际上是个多神教(包括大乘会、白蜡会、黄极会、同善社、归根道、一贯道等),“会道门”是“会门”和“道门”的合称,是共产党给它们取的名字。会门以兵器种类命名,偏重吞符念咒,炼功习武,据地自保。道门则诵经拜神。会门、道门形成于明代中后期,在清朝得到活跃和发展,在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兴盛,其组织名目多达数百种,表现为各类会、道、教、社。在民国时期,这些会、道、教、社是合法的宗教团体、公益团体或慈善团体。“新中国”建立后,将其统称为“会道门”,并称之为“反动组织”,但这只是一个政治用语而非法律用语。1951年2月,中共政权公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中第八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所以对于会道门,现行法律没有予以新的解释。中共“取缔”法轮功后,《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说,法轮功组织具有邪教的所有重要特征。文章列举邪教的六大特征为:教主崇拜、精神控制、编造邪说、敛取钱财、秘密结社、危害社会。老百姓把这篇社论拿来与共产党一对照,觉得除秘密结社一条外,其他几条都与共产党对号入座,所以这篇文章不打自招地揭露了共产党的邪教本质。《人民日报》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于是中共“两高”在1999年10月所作的司法解释中,把“邪教组织”界定为“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并指鹿为马地把法轮功和其他气功团体称为“邪教”。

中共“两高”作出《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同年10月30日又作出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为中共专制政权镇压信仰团体和民间组织提供法律依据。几年来,中共利用这两部恶法迫害了大批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他炼功人士,把许许多多无辜老百姓投入监狱。

即使按照上述两部恶法处理,对池建伟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来逮捕也是不适当的。1999年“两高”作出的《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一)聚众围攻、冲击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扰乱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生产、经营、教学和科研秩序的;(二)非法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煽动、欺骗、组织其成员或者其他人聚众围攻、冲击、强占、哄闹公共场所及宗教活动场所,扰乱社会秩序的;(三)抗拒有关部门取缔或者已经被有关部门取缔,又恢复或者另行建立邪教组织,或者继续进行邪教活动的;(四)煽动、欺骗、组织其成员或者其他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情节严重的;(五)出版、印刷、复制、发行宣扬邪教内容出版物,以及印制邪教组织标识的;(六)其他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行为的。

2001年6月,”两高“又作出了一个补充规定,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第一条规定:”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宣扬邪教,破坏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定罪处罚:(一)制作、传播邪教传单、图片、标语、报纸300份以上,书刊100册以上,光盘100张以上,录音、录像带100盒以上的;(二)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DVD、VCD、CD母盘的;(三)利用互联网制作、传播邪教组织信息的;(四)在公共场所悬挂横幅、条幅,或者以书写、喷涂标语等方式宣扬邪教,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五)因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又制作、传播的;(六)其他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情节严重的。

根据上述规定,这些条款一条也不适用池建伟:第一,池建伟没有“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他只是和个别法轮功学员有交往(法轮功当然不是邪教——笔者注);第二,他没有实施前六条和后六条所说的行为;第三,他所传递的一些光盘的内容是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中的一些有争论的问题以及反映六四事件、公民维权事件和法轮功学员受迫害事件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事件的记录,绝不是什么“邪教宣传品”。池建伟传递这些资料,跟中共宣传部门出版、发行《江泽民文选》,中央电视台播放胡锦涛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讲话等行为的性质是一样的,绝不是犯罪行为。

王荣清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池建伟可能是中国民主党中为法轮功坐牢的第一个人。在笔者看来,池建伟不仅是为法轮功坐牢,也是为全国人民坐牢,为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坐牢。池建伟是中国民主党人,他从事的是民主活动、维权活动、普法活动,绝不是什么“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这样罪名不仅是对他的政治迫害,也是对他高尚人格的一种污辱。实质上,“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是中国共产党为维持其独裁统治捏造出来的一个罪名,是强加给中国公民的莫须有的罪名。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样,“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也是中国当代的文字狱。@

(原载《民主论坛》2006年11月28日)(

热比娅的儿子被判刑当局报复行为?

【大纪元11月2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采访报导)一直支持新疆维吾尔族人民主进程并流亡美国的私营企业家热比娅的儿子阿里木被新疆当局以偷税漏税的名义判刑七年,而在此时热比娅刚刚在德国当选为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主席,有分析认为,这是当局明显的报复行为。

新华网星期一报导说:流亡美国的维吾尔族企业家热比娅的小儿子,新疆艾可达工贸公司总经理阿里木被当地法院判刑7年并被处以5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罪名是偷税漏税,数额为20万元人民币,而热比娅的另一个儿子克哈尔也被当局以偷税漏税罪处以罚款10万元人民币,并没有将他判刑。

记者打电话到判阿里木7年徒刑的天山区法院询问情况,对方表示无可奉告。记者曾致电热比娅儿子的家,对方表示没人在家。稍后记者又打电话过去,对方没人接听。而阿里木被关押前曾接受记者采访并一直否认官方的指控。

据记者了解,世界维吾尔族第二次代表大会本月24号在德国慕尼黑举行,27号结束,而热比娅当选为大会主席,与热比娅一起前往慕尼黑参加维吾尔族大会的热比娅的丈夫星期二下午在慕尼黑机场匆匆向记者表示,热比娅已给家里打电话了解了有关情况,他说---

热比娅丈夫:现在了解到了基本情况,大儿子放出来,小儿子被判七年,还有一个儿子早前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关在哪里也不知道。这是中国当局的报复行为。

热比娅曾表示所谓偷税的罪名与她的儿子没有关系,因为公司在99年以前全权由她负责,与她儿子无关。而在1999年之后,公司是在公安的监督下进行买卖,根本没有机会逃税漏税。

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的前任主席多利库爱沙在慕尼黑向记者表示,热比娅之前曾间接得到当局的警告,如果前往慕尼黑参加会议并担任职务会对他的儿子不利,但是,热比娅没有屈服,多利库爱沙表示---

多利库爱沙:她这次来德国之前,中共托人给她警告说,如果她不担任代表大会的主席,他的儿子会轻判,否则,将重判。结果,26号大会选举热比娅为主席,27号官方新华社就报导他的儿子被判刑7年。

多利库爱沙说:星期二一早热比娅已飞往比利时会见欧洲议会的议长讨论维吾尔族的人权和他儿子的问题。

而“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也向记者表示,热比娅不屈服于当局,她仍然坚持发展维吾尔族的人权事业。

热比娅原是新疆富有的私营企业家,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新疆自治区人大代表。因为支持维吾尔人要求民主、宗教、文化自由的运动,她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从1996年起恶化。1999年8月,热比娅与在新疆访问的美国国会代表团会面后被中国逮捕。2000年3月,她被以“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的罪名判处8年徒刑。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热比娅2005年保外就医到美国和丈夫团聚。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纽约时报前雇员赵岩上诉案周五宣判

【大纪元11月29日报导】(中央社台北二十九日电)英国广播公司(BBC)今天报导,“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前任研究员赵岩因欺诈罪被判刑三年,据辩护律师关安平透露,赵岩的上诉案将在十二月一日宣判。

赵岩也曾经担任“中国改革”杂志的记者,于二零零四年九月被捕,并被关押至今。

赵岩在八月二十五日因欺诈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三年徒刑,后来提出上诉。

对于上诉可能宣判的结果,关安平认为,“在技术层面上,应该是乐观的”。

但他指出,审理过程出现多处违法的情况,所以无法肯定胜算的把握。

他说,首先,案子本来就不应该归北京管辖,而应该是赵岩的行为地吉林或居所北京郊区通州三河市或者他的户口地哈尔滨。

他解释,按照中国法律,案子由北京法院管辖,就可以被当作国家机密案件审理,而如果由地方法院管辖,则案件就不能算是国家机密,而必须公开审理。

对于案子管辖权的问题,关安平说,在一审时已经对此提出异议,但法院没有提出任何评论,一路审下去,这是违法行为。

此外,关安平指出,法庭也没有给予律师传唤证人的机会,而指控并非建立在确凿证据的基础上,所以法院的行为不符合法律程序。

关安平说:“作为律师,我们很难预测结果。这也跟国家体制有关。中国不是法制国家,很多时候审判结果不是律师所能控制的。”

法院欺诈罪控状指出,赵岩于二零零一年在中国一家报社任职时,向东北地区一位村民索取费用,承诺帮助他逃避劳教。

赵岩否认指控,并要求使用测谎器,不过要求被法院驳回。

不过在另一项“非法向外国人提供国家机密”的指控上,法庭今年八月表示泄密罪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

赵岩二零零四年五月开始担任纽约时报研究助理。该报在当年九月七日率先披露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将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卸下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后来,赵岩在上海以涉嫌“泄漏国家机密罪”被捕,引起国际舆论和人权组织关注。

四川国企改革成腐败温床 宜宾工人维权被打

【大纪元11月2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采访报导)继成都原国有南光机械厂退休老人不满改制中公有资産被变卖,发起静坐维权遭遇官方打压,该省宜宾市原国有二建公司的工人,也因同样的理由发起维权面对暴力威胁,星期一有三名退休老工人受伤。他们指打人的资方有官方背景。

原国有宜宾市二建公司(建公)维权工人阻止共有房産被卖,星期一被买方使用暴力威胁,其中三名年过半百的退休工人受伤,一位退休工人星期二对记者说---

退休工人:已经蓄谋好多天了,昨天晚上十点过的时候他们就拿着铁锤,大砖块来打玻璃。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要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就叫了很多人来,打伤了三个,都是老年人。

据工人们反映指使打人的喜临门申久公司总裁黄玉玲(音)是市政协主席,原副市长魏在禄的妻子。工人们指这项房産收购,是官商勾结的结果。另一位在职员工胡先生当时也在现场,他说---

胡先生:魏在禄老婆亲自打的,她把她的工人叫起来,说所有的喜临门的工人们,拿起砖头给我砸,砸烂了我来鉴定。当时我在场,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然后她又叫搬东西,使劲搬使劲拉,老人不让搬,都是些七八十岁的老太婆,那经得起他这样弄,我们年轻人也只敢在一边看。她带了二三十个人,她昨天是这样讲的,她要找黑社会来整我们建公的人,所以我现在不能透露名字。

他还反映,作为股东的工人们,对该公司的建公大厦被卖不但事先完全不知情,也没有获得任何经济补偿。工人们从今年七月起开始看守被卖的大厦,不准喜临门公司接手,或搬走里面物件。他们要求解决赔偿问题,胡先生说---

胡先生:这个房子他是非法买的,没有通过我们职工,据说是官方勾结去买的。我们工人的医保也没有,社保也没有。公司也没有给钱、也没有宣布破産,我们退休的职工也好,在职的职工也好,都是下岗的,没有什么钱,没有工资。我们现在还在往上级反映,今天又去市政府了,也没有得到什么答复。我们去过省里面上访,也没有什么来头的,没有解决方案。

立鑫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原国有宜宾市二建公司),几乎自1997年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后就一直处于停工状态,1600名员工中,退休人员占一半,只有微薄的退休金,没有医疗保险或社保,退休还要递交离职申请。而在职人员,也是多年没有工资,只分过两次红,加起来不足200元。

当地因为举报贪污腐败屡受迫害的维权人士钟鸣章曾向记者反映,宜宾市的官场形成巨大腐败网,在国有企业改制,以及房産开发方面的贪污腐败行为尤为严重。而当记者星期二致电钟鸣章查询建公事件时,他的几个电话都无法接通。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上访无效 中国农民自组护地队

【大纪元11月29日报导】(中央社台北二十九日电)据报导,近年来中国各地因征地纠纷爆发多起冲突,农民在多次上访无效后,开始由松散上访走向联合,通过推举“护地代表”,成立“护地队”、“农民维权联谊会”等,“打响土地保卫战”,维护自身权益。

中共官方期刊“半月谈”报导,最近安徽、江苏、浙江、重庆、河南、陕西等地的土地纠纷案件中,出现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即中国各地农民陆续成立“护地组织”。

据称,农民除了推选上访代表,还成立“护地小组”,经费来源透过挨家挨户凑钱。较松散的护地组织从事较大规模及长时间上访,较紧密的护地组织能集合相当人数,或与政府抗争,或向开发商抗议。

护地组织成员说,农民之所以寄希望于他们,是因为正常的上访途径走不通。

陕西周至县“为失地农民追讨公道暗访监督小组”成员朱俊彪说,“过去农民闹减负,负担重,苦些累些,有土地还能生存;现在没了土地就没法生存。”

朱俊彪表示,“出现征地纠纷后,农民一开始选择正常信访,但告到地方不起作用,于是越级上访,而访到北京后,通过层层批转,处理权还是到了下边,经常是上边批了,下边不解决。”

报导说,一些护地组织成员已不单纯是农民。周至县“为失地农民追讨公道暗访监督小组”除有三名党员外,还发展部分企业失业职工、政府落聘干部以及村组织干部。

至于护地组织也从单纯反映土地问题,发展到反映企业改制、用人腐败等问题。

浙江失地农民代表被限制人身自由

【大纪元11月2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报导)浙江温岭市失地农民代表王妙增近日被温岭当局限制人身自由,目前人在温州但具体情况不明。学者范亚峰表示和王妙增等相约在北京讨论如何申办“民主恳谈会”,但见面前夕,王妙增等被带走押回浙江。

浙江温岭市箬横、横峰等十二个乡镇街道从九十年代起陆续被官员干部强占十多万亩水稻田盗卖牟利,导致农民无地可耕,强占土地情况至今仍在发生。

失地农民长期信访、多方反映问题都没有解决。他们申请大游行不获批准、申请成立农会遭拒绝、起诉温岭市政府不履行审批职责被法院驳回。与此同时,当局还逮捕了协助农民维权的台州独立意见人士严正学。

在体制内外的维权途径都被堵死的情况下,农民代表王妙增等人十一月十六日到北京向法律学者范亚峰寻求援助,不料见面前夕被温岭当局拦截。温岭在京的四十多名代表被抓回浙江后陆续被放。范亚峰星期二接受记者电话访问表示---

记者:有一个叫王妙增和李家柱的是不是来找过你?

范亚锋:没找到我被抓走了,约好了三点,二点五十八分被抓走了。

记者:你们以前见过面吗?

范亚锋:李家柱好像没见过,王妙增以前在台州好像见过。

王妙增是全国劳动模范,曾被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过。记者星期二多次拨通王妙增家中的座机无人应答。海外博讯新闻网星期天的消息说,王妙增在温岭的航太宾馆不肯出来,他质问官方为什么把他关了那么多天,一定要讨一个说法。

据记者星期二了解,王妙增现已被转到温州,但具体情况不明。另有一名代表、公民代理人李家柱仍被软禁在温岭,他们两人曾被关在航太宾馆同一个房间。记者星期二拨通了李家柱的小灵通---

李家柱:现在王妙增己经出去了,主要在外面把他限制起来,二十六号下午四点四十分走的,据说已到温州去了,具体情况现在也搞不清了。

记者:你被抓了多久了?

李家柱:十多天了。温州这次市委书记,公安局长带了一百多人到北京去了,我就被抓进来了。

就温岭市政府、公安局负责人亲自上京抓人并控制农民代表一事,记者星期二致电温岭市政府和市公安局了解情况,均没有得到答覆。

关于王妙增等去北京的目的,香港明报、海外博讯新闻网等媒体报导说,他一方面是向曾经报导过温岭失地农民维权的“经济观察报”致送牌匾,同时也为抗议严正学被逮捕、筹建农会被拒而信访。

王妙增十一月八日曾接受过记者的访问说,他们曾申请成立“农会”,但被人改成了“农民协会”。王妙增本月八日曾对记者表示---

王妙增:原先申请的是农会,农会是由农民组织(当家作主)的。他(搞事者)把(农会)申请偷偷截回去,我们农民协会重新向民政局申请,(农会)名字都已经取消了。

而北京的范亚峰博士表示,王妙增等人打算向他谘询如何举办“民主恳谈会”,范先生介绍说---

范亚锋:我是建议他们回去申请搞一个民主恳谈会,他们很感兴趣。按照温岭的模式,温岭不是民主恳谈、中国基层民主、协商民主的典范吗?

温岭市从一九九九年起定期举行“民主恳谈会”,在会上群众提意见公开质询官员。根据官方资料,这次发生维权事件的其中一个镇:泽国镇也举办过“民主恳谈会”。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澳大利亚民主中国阵线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

【大纪元11月29日讯】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吴邦国委员长:

今天我们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是希望吴邦国委员长和各位常委及委员们,关注近期在中国发生的捏造罪名并逮捕关押中国公民的事件。

十一月十五日,浙江省台州市检察院,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了台州市民严正学先生。请吴邦国委员长注意,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事件。严正学先生也并不是什么‘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嫌疑人,严正学先生是一位对国家和人民怀有责任和爱心的人。

一九九三年,严正学先生无端受到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东宫门派出所警察的毒打。为维护法律和人格的尊严,严正学先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将北京市公安局推到了被告席上。此案虽受到各种阻挠和恫吓,但毕竟使直接责任人张弛受到判处一年有期徒刑(缓刑一年)的刑事处罚。

一九九四年,严正学先生被北京市公安局构陷入狱,在黑龙江省甘南县双河劳教所‘劳动教养‘。在监禁期间,严正学先生更受到监狱方面的残酷折磨。

一九九六年出狱后,严正学先生依旧锲而不舍地为维护公民权利奔走。经过严先生不懈的努力,终于使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将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双河劳教所教导员黄战友开除公职。

此后,严正学先生还就台州市椒江文化馆违规开办色情娱乐场所,北京市昌平区司法局违法行政等事件进行了行政诉讼。在诸多维护个人和群体合法权益的诉讼中,严正学先生严格按照中国政府颁布之法律和法规进行诉讼和申辩,虽有败诉,但在整个维权过程中不存在僭越法律的行为。

我们认为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极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却发生了逮捕严正学先生的事件是对‘和谐社会’理论莫大的讽刺。我们认为,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构建容纳好人的社会氛围。严正学先生是一个严格依法进行维护公民权益的好人,而这样的人却被以捏造的罪名加以逮捕,这样做何谈‘和谐社会’?

我们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吴邦国委员长关注公民严正学命运,关注一个热爱国家和人民的中国公民的命运,使严正学先生能够尽快获得自由。

此致

澳大利亚民主中国阵线

2006年11月24日

孙不二:民主制度是捍卫台湾的坚盾

【大纪元11月29日讯】得知台北邀贾甲先生再次进入台湾,贾甲先生的安全能够暂时得以保障,我感到十分高兴。

台湾人民需要的是自由民主、安宁稳定的社会,但只要来自对岸的飞弹威胁还没有撤掉,台湾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就一天没有保障,台湾人民就一天得不到安宁。无论是统派的蒋公父子,李登辉前期的执政,还是独派的李登辉后期和陈水扁执政,中共的武力威胁无时不在,可以肯定的说,只要大陆的共产制度不变,台湾就没有安全可言。这是共产制度决定的,而不是台北单方面可以息事宁人的。

从我选举人大代表遭暴力殴打可以看出不同于共产党声音的候选人是绝对没有任何可能选上人大代表的,而这些地方国保们只是他花钱雇佣的打手。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胡锦涛和共产党身上。现在的胡锦涛算得上是中国最坏的人,至少我这样认为。因为他是最坏的党的首脑,流氓们的总指挥!其他民运人士不必为胡锦涛辩护,这就好比电影里面的黑社会老大一个意思。胡锦涛是个有良知的人,就会改变这个制度,改变这个党;胡锦涛是坏人,就会维护这个制度,迫害不同政见者。显然胡锦涛选择了后者。

我们小区这里新近贴了大标语:人大代表的选举就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你想人大选举的前提就要坚持他对你的领导,那还谈得上什么民主选举?而这些所谓《选举法》的流氓条款也正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所要维护的,因此为人大代表选举的不民主,不公正给胡锦涛写信只会遭到大大小小的共产党徒们的耻笑。

这时候,退党就显得尤为可贵,退党的都是勇士。我不认同你,退出你,总可以吧!人民都觉醒了,正直人士都退出了,共产党都没了,还能搞个什么选举把戏?还用得着跟流氓头子上书?我和母亲都退出了共产党(团)。我们一家人都不怕共产党,因为我们都知道,他要垮台了。现在我选择了国民党精神党员并大力宣传三民主义,我母亲也找到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我们都为脱离党文化而感到愉悦。我在我自己的竞选文化衫上还特别注明我不是共产党员,在发给选民的选举文宣上注明我退出共青团,我们武汉市很多场所都有退党标语,大家都在谈论退党,现在在大陆,这是个常见的现象。

现在的共产党他不怕台独,就怕民主。贾甲先生对于台湾来说,简直太重要了,民主制度的杀伤力会比先进的武器更管用,买不买武器,蓝绿不必争,大家一起来向共产党叫板民主自由,鼓励三退,才是真正的决战境外。届时,共产党自顾不遐,土崩瓦解,哪还有欺负台湾的份呢?

所以说:现在邀请贾甲先生访台是个明智之举。@

(大纪元首发,转载请注明岀処)

民运人士从胡温体制看中国反腐败

【大纪元11月29日讯】(美国之音记者:宋德成2006年11月27日纽约报导)由美东民主中国阵线所举办的‘从胡温体制看中国反腐败’研讨会于11月26日在纽约举行。讲者一致认为,唯有实行民主制度并且让司法独立运作才能真正的解决中国贪污的问题。

由大多数是海外民运人士所组成的美东民主中国阵线有鉴于海峡两岸都传出贪腐的丑闻而于26日下午在纽约市举行座谈会,讨论在胡温体制下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

*中国反腐败是否当真*

北京之春杂志社主编胡平首先表示,陈良宇的下台并不代表共产党真的有心想要清除贪污腐败,温家宝虽然已提出反腐败的口号,也没有太多人把他当真,因为许多官员都收了好处,自然形成祸福与共。

胡平说:‘就像大家很多人早就讲的,反腐败这个问题对中共而言,你不反腐败要亡国,反腐败要亡党。’

胡平还表示,目前的改革开放的确造成了少数人发了财,但是过程极端的不公正,而且最大的毛病是造成贫富悬殊,使处于弱势的民众生活更加困难。

陈破空说:‘事实上你本身就有责任嘛。你的部下在贪腐,你就有责任,你做为最高领导人,因为你反对腐败却没有反对支撑腐败的制度。’

陈破空还感叹,中国民众对于主权在民的认知与西方国家的民众相比有很大的距离,他认为,这实在是中国人的悲剧。

*如何借鉴西方的民主制度*

曾在中国从事工运活动而坐牢多年的刘念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是只管外表,实质并没有什么改变,而西方的民主制度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已经被证明为是一种比较好的政治制度了。

刘念春说:‘所以中国共产党呢,它要借鉴西方的民主制度,这才是它的唯一出路,否则呢,它就是死路一条。’

曾任天津大学社会学教授的方焰说,他知道一直是有两种说法争论不休,一种是把共产党打倒了之后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就可以消除贪污,另一种是从共产党内部进行改革,而他是赞成后者的。

方焰说:‘因为台湾现在就已经三权分立了,但是台湾消灭贪污没有呢?没有啊!’

方焰还举新加坡为例,新加坡并没有完全实行西方民主,但是新加坡政府的廉洁可是世界公认的。至于一党专政的问题,方焰则表示,中国也不是光只有共产党一个党,只不过是共产党居于领导袖地位就是了。

这场座谈会吸引了近两百人参加。

“雷霆一号”大案 中共密处三基督徒

【大纪元11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中国家庭基督教会“三班仆人”教派领袖徐双富、李毛兴、王军上周被中共当局以“故意杀人罪”秘密执行死刑。徐双富的辩护律师李和平今天接到法院电话获悉该消息。

该案于2004年被公安部内定为“雷霆一号”大案。涉案人员达63人,案发时间从2003年3月至2004年,分别发生在山东、江西、四川等七个省。目前有22人被判死刑,12人已被处决。

李和平律师今天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今天法官打电话要我的地址,说要给我寄判决书。我就问案件情况,法官说,人已经在上周被处决了。我非常震惊,在我们还没有得到判决书、家属还没有跟被告见一面的情况下,人就被秘密处决了,这实在是太过分、太过分了!”

至截稿时,律师与记者都联系不上徐双富的家人。据知情人士透露,徐双富的妹妹因揭露哥哥狱中遭受的酷刑,而被当局折磨成精神病并被抓进监狱。

李毛兴的妻子对大纪元表示,她今天下午接到双鸭山中级法院的电话,要她立即到法院去领李毛兴的骨灰。她悲痛的说,“还没有去领,我也受不了,我也不想去。”

案件简介

“三班仆人”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教派,据悉在中国各地的信徒超过50万人。该教派领袖人徐双富自1976年来曾因被控“非法传教”和“组织邪教活动”等罪名被劳动教养和判处有期徒刑时间达10年以上。

2004年4月,黑龙江司法部门指控徐双富、李毛兴等涉嫌故意杀死“东方闪电”教派的20名成员,另外涉嫌诈骗等罪行。有来自北京、山东和黑龙江的十几名律师为此案作了辩护。

今年3月,经过三天半的法庭审理,该案于3月4日中午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中院一审审判结束。多名被告人披露被刑讯逼供受尽非人酷刑折磨的经过。

今年7月,一审判处徐双富等三人死刑,其他人3到15年有期徒刑。黑龙江省高院于10月17日到19日在黑龙江双鸭山市中院对该案进行了二审。

律师:被告无罪

李和平指出,该案所有涉案人员都是基督徒,被告人是被以刑事案件的罪名起诉的,字面上没有提宗教的问题,但我觉得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他表示,该案证据不合法、证据严重不足、程序严重违法,出现了大面积的、非常严重的对被告进行刑事逼供的情况,徐双富和其他被告在审讯期间受到多次酷刑逼供折磨。每次刑罚都是要你承认某种编造的事实,不承认就不停止用刑,有时直接拉着被告人的手指签字和按指印,甚至有人被刑讯致死。

李和平指出,法院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所谓“证据”,就是被告人在遭受酷刑折磨下被逼出的所谓“口供”。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仅凭这一条是不能定案的。仅有同案被告人口供,没有其它证据不能定案是世界通行的原则;而非法证据不得采信也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据李和平介绍,徐双富坚决否认所有指控,他当庭反供说,有关方面刑讯逼供,打得他“让说什么就承认什么”。他坚称自己跟杀人案无关,他强调杀人是上帝所不允许的。李毛兴自我辩护说:“如果一个人杀了人当时却根本不在场,作案的人不在场怎么能说是他杀的呢?”

李和平同时指出,此案不是集团犯罪,徐双富等只是教会领袖,公诉方要他们承担集团犯罪主犯才承担的刑事责任,这是根本不合法的。

李世雄:中共迫害宗教的惯用手法

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发起人李世雄表示,这是非常严重的、露骨的宗教迫害惨案。全世界的基督徒、正义人士都应该关注,至少要质问中共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秘密处决?!

他指出,这个案子凸显了中共迫害宗教所采取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惯用手法。中共做了大量的工作,利用海内外媒体进行舆论造势,抹黑“三班仆人”教派是“异端”,泼脏水。本来有很多教会、外国基督徒打算到中国去,要求释放徐双富等,但很多人受到中共造谣宣传的影响,就改变了注意。

李世雄表示,据我多方了解,徐双富是一个坚定的基督徒。而很多所谓的宗教领袖却是中共培养的爪牙。“三班仆人”是真正信仰上帝的,真正信神的人决不会杀人。

他说,这个案子的结果,表面上是中共邪恶势力得胜了,但从信仰的角度来说,徐双富等人是为真理而殉道的,他们可以安然的、坦然无惧的去见主了。而那些真正的杀人犯们必将受到上帝和历史的惩罚。

范子良:狱中难友是好人

一直关注此案的浙江民主人士范子良表示,这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今天听到这个噩耗后一直浑身发抖,脑子一片空白,愤怒、悲哀至极。

“这完全是宗教迫害。中共是宗教的天敌,嘴上说什么宗教自由那一套,其实最怕宗教。中共这个杀人魔鬼竟然无耻到在案件上诉阶段,就将他们秘密处决了,这是实实足足的恐怖的法西斯,太无法无天了!滥杀无辜者,绝对逃脱不了民众对你们的审判!不要忘乎所以,还是留条后路吧!全中国民众、全球20亿基督徒一定会记住这笔血债的。”

范子良曾与李毛兴是狱中难友。2001年3月中旬至12月下旬,他们都被监禁于浙江省十里坪劳教所七大队一中队。

“李毛兴先生家庭经济也很拮据,可是对贫困狱友,他常常慷慨解囊。此时我因长期的营养溃乏,牙齿轻动,加上吃的半生不熟的饭,胃疼痛难熬,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李毛兴先生来向我告别,还要给我留钱增加些营养……后来他拿了一袋高山蜂蜜,要我补补身体才肯罢休。他刚刚受到骗子的诈骗,又来帮助一个萍水相逢,素昧平生的难友,这种超凡的境界,高尚的品德,是上帝给予的…… 这样一位大好人,我断定他不会杀人,也不会唆使他人去杀人,我不但用人格担保,甚至用我的生命来担保他不会杀人。”

范子良呼吁:“国际社会、美国等民主国家的政府、人权团体、民间组织等要主持正义,为这些无辜受害的基督徒讨回公道,向仍在中共枪口下挣扎的基督徒伸出援手。”(

古道:贾甲再次“登台”的启示

【大纪元11月29日讯】原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甲先生公开与中共决裂,并到台湾寻求政治庇护这一事件,在经历了台湾“跳机”、遣送香港、逗留泰国等诸多波折后,贾甲最终仍戏剧性的被台湾政府所接纳,从而得以再次登陆台湾。

且不说贾甲公开决裂中共不仅是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共体制内人的一个巨大的震撼,也不说贾甲明确向国际社会、世人传递出的中国国内“传九评、促三退”的事实,就是对那些质疑三退数字的人一个有力的证实:三退的人数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而且实际数字远远高于已经公布出来的数字。我们只看看贾甲这次决裂中共、寻求庇护的过程,他在台湾的“一出两进”中所经历的故事就颇耐人寻味、进而深具启发。

三次脱险,贾甲感慨“如有神助”

贾甲曾谈到发生在他身上的三次脱险过程,用他的话讲,是如有神助。第一次是飞机刚到台湾机场的时候。后来台湾政府调查他,问他怎么从桃园机场出来的?贾甲说自己拿着证件从正确的渠道就慢慢自己走出来了。调查的人不相信,认为他一定是有高人接应,台湾的报上甚至说有组织在接应,不然那些关口贾甲是不可能过去的。贾甲说没有,这就是他说的实情。

第二次是遣送香港,因为遣返前,贾甲突发的要求召开记者招待会的耽搁,才乘坐第二班飞机到了香港,在机场外面正要上大巴的时候,贾甲偶然遇到的一个小女生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告诉他正要上的那辆大巴是回深圳的,当时又来了很多不认识的朋友,把他围起来,就这样贾甲才总算逃脱了中共精心的安排。

第三次是从香港去泰国的时候,那也很险,刚刚一上去泰国的飞机,飞机就开动了,再晚来一会儿,又上不来了;上不来了,当时香港警察就准备武装把贾甲押解回大陆了。正是这一连串的巧合与偶然让贾甲感觉神在帮他。 贾甲深有感触的说,“我想我在这里应该告诉我的神,我绝不会辜负他对我的厚爱,我绝不会辜负广大党员干部,我出来的时候,很多党员干部、很多中国民众都对我抱以热切的希望。”

书面声明,贾甲身证“退党保平安”

贾甲抵达泰国后,向联合国难民署递交的政治避难申请异乎寻常的很快批准了,而随着贾甲在泰国签证的有效期临近,贾甲去向何方?再次牵动了世人的视线。贾甲最终戏剧性的仍被台湾政府接纳,再次平安进入台湾,为这次事件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这一次的转机,在笔者看来,却是贾甲书面退出中共少先队的声明。

为什么这么讲呢?“天灭中共,退党求生”,大纪元在其2005年1月12日的郑重声明中,早已明确谈到了“神”一定要清算共产党这个恶魔,同时告诫世人,“当神对共产党清算时,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唯一的办法是“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的(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而“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它组织的人作证。”

如果说贾甲的三次平安脱险,是见证了“天意”与“神迹”的呵护,那么,贾甲书面声明退出中共组织少先队才真正的使他有资格去获得了自由之身。

贾甲再次“登台”的启示

贾甲的再次“登台”,作为这一事件的点睛之笔,生动的向世人传递了两个“神”要表达的信息。“退党保平安”,以道德和勇气站出来和中共决裂的中国人,必能获得神的呵护;神看人心,更看人具体的行为。所以,书面退出中共组织的声明,才是真正能主宰自己平安的有效方法。可贵的中国人们,贾甲没有辜负你们的希望,你们还等什么呢?!@(

《大国崛起》:谁在和中宣部做生意?

【大纪元11月28日讯】(BBC记者曾飙11月27日报导)《大国崛起》是笔好买卖,政治风险比《河殇》小,市场效应比《走向共和》好。这部纪录片,是一部相对客观一些的宣传片,其中的对中国走向的暗示非常明显:重商主义、军事实力和威权。

与中宣部做买卖

从媒体行业来说,这部片子出来与80年代的《河殇》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建设性吹捧,理性的拍马屁。与八十年代启蒙意味浓重相对浓重之下,《大国崛起》的算计和迎合之态,可以说更加的明显。近年来,避免非典之后中国媒体的“政治亢奋”,中宣部对敏感话题的控制狠得更狠,这样的姿态也是中国媒体这些年来不得不养成的习惯。

与《河殇》的时代相比,当时看不到制片人的利益,现在的这部片子可以估计能够让制片人得到很好的市场回报。2003年《走向共和》在中国大陆受到好评,湖南籍制片人刘文武和罗浩螃蟹是吃足了,但是一路从《雍正王朝》走来,若不是走得太快了,跟过了头,一次性见光死,后续的重播和发行还是有着巨大市场潜力可挖的。应该说,中国的政治市场逐渐也开放了,媒体并非是死水一潭,关键看你怎么和中宣部做买卖,可以预见第一批受益者是与中宣部做买卖成功的人。

本次《大国崛起》底牌更硬一些。《走向共和》的罗浩是季羡林老先生弟子,在中国政治格局中连清流也不入,仅仅算体制内文化人的思考。实际上,当年《河殇》的班底也是与《大国崛起》类似的政治保险阀,但是级别不够,风头太盛,结果一朝树倒,飘零各地的人或是重新上树,或者自辟独立研究的路线。

这次《大国崛起》班底是北京大学的钱承旦和王缉思先生操刀,两位是中国政府智库之一的北京大学中重要人物,却是低调的紧,前者研究的是和平学,历史系教授;后者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体制内级别还算可以;再往背后看应该是人大的力量,发行是人大下属的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大国崛起》出台,在政治上保险功夫做足,加之乖巧伶俐,应该没有政治不正确之虞,除非碰到一群不开眼的吹鼓手,吹过了头。

同时海内外市场也是看涨。据了解大陆一些相对独立媒体,比如南方报系下的《南方都市周刊》、光明报系下的《新京报》都已经跟进评论了。《纽约时报》是少数敏锐的英文媒体,旗下的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中国崛起问题发表最新评论,题目是China vs. U.S.: Democracy confronts harmony,笔调颇为调皮,估计会引发西方媒体对这部大型纪录片的关注。如果下周在英国的The Economist上出现评论,我是一点都不会奇怪的。

宣传与暗示

回到片子制作上来说,除了3D技术虽然有些过,整体上摄影和动画比较不错,但是创作的思路却值得推敲。最明显一点,各个国家崛起的历程其实是互相矛盾,不可拷贝。这部片子与其说是借鉴,不如说为中国发展正名:发展才是硬道理。其次,这个硬道理逻辑之下,我觉得是对中国这20 多年学术成果的忽视,特别是历史学、政治学说的忽视。

以历史学为例,中国学界在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后,引进了很多西方历史学成果,比如年鉴学派,更加具体细微从物质发展方面,观察长时段的历史进程;同时重视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事实上,在这部纪录片中也小有体现,比如攻占巴士底狱当天,路易十六的日记记载是" 无事"。但是这种小聪明在作品中的闪现之下,整体思路依然没有改变。

这部片子试图在展现创作者的多元视角,强调了一些人类科技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那种先入为主的也很明显,比如对于荷兰成功强调了贸易,却忽视了荷兰人那种国家观念和商业精神在当时世界的真实处境,为什么荷兰人那时候就不说“和平的崛起”?

这先入为主的逻辑就是:世界发展是财富的发展,财富的活动方式可以通过武力、技术和战争来得到。另外据报道,11月26日,中央电视台将启动《文明之路.世界文明环球纪行》,展示世界12种文明,中国也在其中。这是一种暗示,更加软的暗示,也是一笔更大的买卖。

可惜,所有的暗示,造牒谱,说软话,都不是实质。在文学写作中,曾经有“第三世界写作”的说法,就是第三世界国家作家往往将对民族的思考和解放诉诸个人创作。中国让人担心的,也许不是他现在明显的强大,而是强大之后干什么?

强权逻辑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马脚,即使中国人再多地鼓吹自己的和平,但是世人依然担心的是你有了钱要发作的一天。因为,中国人还是相信强权胜过公理,不屑于与人有诚意地说道理,依然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潜意识。那么《大国崛起》是一次提前露了马脚。(

乌克兰确认当年大饥荒为民族灭绝

【大纪元11月29日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2006年11月29日莫斯科报导)乌克兰议会通过法律正式确认上个世纪30年代造成乌克兰数百万人丧生的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动。这项法律还谴责了斯大林时期的苏共政权所实施的恐怖统治。俄罗斯对此表达不满。

乌克兰议会在星期二经过激烈辩论之后通过法律正式确认上个世纪30年代在乌克兰发生的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动。通过这项法律的依据是联合国1948年有关谴责种族灭绝和避免种族灭绝行为的公约。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称赞这项法律的通过能够重新恢复历史真相使乌克兰人民团结凝聚在一起。尤先科不久前签署命令,将11月25日设定为纪念大饥荒的全国哀悼日。

*兴建大饥荒纪念馆*

乌克兰总统在议会中的代表瓦修尼克说,根据这项法律,拒绝承认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为将会被处以罚款。他说:“不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民的民族灭绝行为的举动将意味着不承认历史真相。这也将意味着违反人权,因此将会受到乌克兰的法律主要是行政和犯罪等法律的制裁。”

瓦尼修克说,这项法律还规定要从国家财政预算中划拨经费在全国范围内兴建大饥荒纪念碑。首都基辅市更应该为2008年大饥荒发生75周年进行准备。

*共产党投反对票*

在乌克兰议会投票表决时,亲俄罗斯的政党乌克兰地方党没有参加投票。乌克兰共产党投了反对票。乌克兰共产党的一名议员说,大饥荒是悲剧,但民族灭绝并不符合历史真相。乌克兰地方党的议员库甚纳寥夫说:“在对大饥荒的评价以及在谴责斯大林镇压机器灭绝人性的行为时我们的立场一致,没有分歧。我们的分歧在于对民族灭绝这句话的提法。”

库甚纳寥夫说,苏共政权当时不仅仅迫害了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高加索人、哈萨克人等等其实都无法幸免。他说:“1932年、1933年期间苏共政权消灭了农村中最有劳动力的人口,这首先波及到苏联农业地区。正因为如此乌克兰的丧生人数最多。但是在北高加索地区,在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河流域,在白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甚至是黑龙江沿岸地区也有大批苏联农民被饿死。”

由基辅国际社会研究所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大约72%的乌克兰人认为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为。目前共有10个国家的议会已经通过决议承认大饥荒是民族灭绝。利陶宛议会不久前通过的决议说,斯大林共产党专制政权精心组织了针对乌克兰的民族灭绝行动。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也通过决议谴责共产党专制政权所进行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这项决议说,希望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以及有过共产党统治历史的国家能够更好地反思自己的历史。

*俄罗斯表达不满*

乌克兰希望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也承认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为。俄罗斯已经表达了不满。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不应该将大饥荒政治化。

一些乌克兰学者认为,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国,承认大饥荒为民族灭绝这为俄罗斯以后承担法律责任、向俄罗斯提出索赔要求奠定了基础。

*乌克兰1/4人口饿死*

在1921年到1923年,1932到1933年以及1946到1947年期间,乌克兰曾发生过3次大饥荒。但是1932到1933年期间饥荒最为严重,丧生人数最多,当时共有7百万到1千万人饿死。这一数字相当于乌克兰当时全国人口的1/4以及乌克兰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口的一半。苏联其他地区饿死的人数有数百万人。

乌克兰历史学者说,在集体化农庄运动中,农民的口粮、土豆等农副产品被全部没收。但是同苏联其他地区有所不同的是,乌克兰农民的牲畜、家禽等等也被全部没收。

张健:河南人的痛苦

【大纪元11月29日讯】河南的艾滋病危机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最大的耻辱。如果这件事情出现在国外可以导致任何一个政府下台,这也是国内外记者到实地采访受到阻挠的最大原因,决非是患者自发的个人行为。

大量的农民得了艾滋病中共并不感到可怕,几万河南艾滋病农民患者的生死对于中共来讲是小儿科了。但是为什么中共一直在动用各种力量阻挠外界包括国际社会对河南艾滋病的状况进行调查呢,请大家注意,国际社会组织里面有人权方面的专家也对发生在河南的这一情况表示了高度的关注,这才是中共所感到担忧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河南的艾滋病农民患者能得到如此高的关注呢?是什么掩盖的事情又让中共感到惊恐呢?

一位现在中央占据着高位的领导人在河南主政期间在河南曾经提出过发展“红色经济”的这一口号,即“血浆经济”。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同时也是个人口大省,农民的日子一直过的比较艰苦。各种苛捐杂税压的农民抬不起头,只能靠出卖自己的鲜血来维持家庭的开销。

当时河南的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号召大办特办采血站。事情荒唐到是个权利部门都下属了许多的血站,例如工商所,派出所,税务所等等,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私人开设的采血站。经办血站者们知道血浆的利润是暴利。一时间驻马店地区的农民成群结队的到血站去出卖自己的鲜血换的现金来缴纳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和购买农业生产物资当然还包括孩子读书所缴纳的学杂费。

艾滋病是如何大量的传染给农民的我想我不用多说大家都能看明白了,你看看都是什么部门在办血站你就知道原因了。

正因为造成这场灾难的元凶不是一个部门或者是私人的原因,而是以政府的名义来实施并造成的,所以国际社会对于中共的严重渎职甚至犯罪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并想进一步的调查取证,当然就遭到了中共的极力阻挠了。这也是为什么高耀洁大夫在国际社会获得了极高的荣誉和评价而在国内却遭到冷落的原因了。

农民正在大批的死亡,而元凶却以救世者的面目出现向国际社会承诺给予患者以人道注意的治疗,具体的实施者却一路升官直至政治局常委。国人呢对农民患者拿出的不是同情而是鄙视和嘲骂,不断的在网络上和现实中挑起对河南人仇视和嘲笑。导致河南人在生意场上、职业选择上甚至于在选择配偶上都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成本代价!

对外省人的偏见和贬低大都从北京人的口中传出,八十年代中期,看不起安徽人,因为北京人雇的保姆大部份是安徽人,接着又看不起四川人,因为北京市的建筑工地大部份是四川民工,称浙江人叫‘浙皮子’,因为浙江人垄断了京城皮货生意。把广东人叫‘广老冒’,喻其有钱没文化。把东北人西北人称为”东北虎””西北狼”。但北京人很少直接敢对他们说三道四,因为北京人欺软怕硬惹不起怕挨打。现在北京人也不敢惹浙江人了,因为浙江人不光有钱,而且黑白两道通吃,从中央到北京市里都有浙江籍的干部,且浙江人在京城的黑社会的势力强大,连京城警方都头疼(木樨园浙江村现象)。剩下没权没势又整天在北京人面前晃来晃去的就是河南人了,”河南人穷,河南要饭的多,河南人小偷小摸,河南人造假等等”。北京人可以把任何话题扯向河南人的身上,可以把社会上任何丑恶的现象都成是河南人的责任!!!因为北京人天生的太监性格是期软怕硬。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北京各方面的优势正在逐步减弱,下岗人员越来越多,许多就业机会被外地人争取,而北京人又极懒,高不成低不就。宁可呆在家里领取下岗费也不去打工,因为他们把共产党的脉号得极准,共产党的工作重点是‘稳定压倒一切’。哪儿乱首都不能乱!所以北京的下岗工人是全国最幸福的,下岗费每月按时发放而且根据物价的上涨指数而上涨。他们不明白,政府给他们的下岗费并不是北京市的税收!而是国库的钱!!!而国库的钱是全国老百姓缴纳的税收。他们不明白,北京市的许多基础设施和建筑也并不是拿北京市财政税收建设的,也是用的国库的钱。政府工作的不透明,造就了北京人的高高在上,领着下岗费快要饭了还在全国人民面前趾气高扬装大爷!张口闭口你们外地人这几年是否能吃饱等等,整个一国家领导人的口气。全国人民养着北京人,北京人反而以骂全国人为快事!!!他们为了自己的痛快,逞一时口舌之利,殊不知播下的却是仇恨的种子。不知有一天当全国人民都讨厌北京人时,他们会作何感想?

坐着啃窝头的看不起蹲着啃窝头的,穷鬼杀饿鬼,窝里斗,中国人玩这一套很娴熟。 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民族特性。

作为一个公民,没有种族歧视的权利,没有地域攻击的权利,没有告密的权利。这是做为一个人最起码的基本道德。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糟粕太多,还在继续不断的在毒害着一些人的心灵。

当我们在声讨世界其他国家里发生的族群歧视现象时,当中国的官僚们在电视上义愤严词的批判他国“恶劣的人权状况”时,中国人集体意识中的劣根性正在被发扬广大,一个不知道“尊重”为何物的民族,一个不具备“公民意识”的国家。

中国人,一个不知道如何准确评价的名词。这个政府和她的子民都病了,而且病的还不轻。@

借陈良宇案敲诈高官 网友叫绝

【大纪元11月29日讯】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拉下马后,又有多名上海党政工商界要角相继出事,正当上海官场人心惶惶之际,河北男子李海岭竟冒充中纪委驻上海工作组人员,向上海市各党政机关负责人邮寄100多封信,指他们涉嫌陈良宇案,要他们将赃款存入指定银联卡户口。

据《燕赵都市报》报导,十月廿六日,上海不少党政官员收到一封署名“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驻上海工作组”的来信,信大致内容是表明工作组目前已经查明对方涉及陈良宇案,但不是很严重,希望以“特殊方式”来“挽救”对方,让对方向信中所留的银联卡账号中汇款。至于究竟有无官员因“心虚”中招,目前还不知情。

公安追查之下,初步确定疑犯藏匿在河北省境内,并发现疑犯曾在清河县的银行柜员机查账,再根据柜员机闭路录影,拘捕50岁疑犯李海岭,在其住处搜出涉案银联卡13张、未发出敲诈信100多封。经鉴定,恐吓信上的笔、指纹均是李海岭所留。

虽然在公检法内部犯罪嫌疑人被抓的消息已传开,但因此案的“特殊性”,除核心办案人员外,其他人均不得仔细打听案情。公安部门对此事也有相当严格的“宣传纪律”,或具有某一级别的人才有权知晓此案。

或许是大陆贪官污吏确实不胜枚举,多得让老百姓深恶痛绝,此起藉机勒索官员案竟获得不少大陆网友的同情,甚至认为“杀贪官不是罪”,李海岭是“舍身取义”、“现代梁山泊”。

一位网友指出,“这位仁兄舍身取义与恶势力作斗争,且似乎基本没有损害普通人民群众利益,真是新时代的江湖豪杰,只可惜被官府抓了!”

由于警方未透露有无官员“真的付钱”,一位网友称,“真想看看有哪些人给钱了、给了多少,没问题的自然不会被勒索,给钱的自然有问题”。

还有网友称:“此人是个人才,建议由他牵头组织一批人,定期给官员发一封勒索信,必然大大加强纪检效率。”

中国失业人口一千三百万 不利政经情势

【大纪元11月29日报导】(中央社台北二十九日电)中国大陆就业市场形势严峻,估计有一千三百万失业大军,美国之音今天引述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的失业人数远超过政府承认的数字,中国必须加强结构性改革,否则一旦遇到国内外重大经济波动,庞大的失业大军将对中国政治、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日前坦承,中国的就业问题总量之大、矛盾之复杂是任何国家都未曾遇到过的。

据中国官方公布资料显示,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每年仍将保持在两千四百万人以上,但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仅有一千一百万人,失业人口超过一千三百多万。预计二零零六年内可能有一百二十四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一亿多农村劳动力闲置。

中国除了长期存在的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尖锐矛盾以外,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压力也很大。二零零五年底,国企失业人数超过两百多万,今后三年还会有三百六十多万国企人员、四百多万集体企业人员进入失业大军。

旅美政治学者和社会学家刘晓竹指出,中国就业形势的严峻程度远远超过中国政府承认的数字,实际上的情况比政府公布的数字要严重得多。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估计缺口至少在五百万到六百万。另外就是隐性失业。实际上国企再往下发展,就业的情况更严重,破产、下岗职工的面还要大。

他说,中国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结构改革没有到位,因此衍生很多与快速发展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失业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刘晓竹警告说,当中国内部经济情况发生大波动时,当世界经济,尤其是跟中国有巨大贸易逆差的美国经济出现重大波动时,中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庞大的失业大军将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造成严重冲击。

曾宁:论有多少中国人收听“美国之音”

【大纪元11月29日讯】 因为人权受到侵害而为世界所知的贵州记者李元龙说(大意):“美国,美好之国”。

“美国之音培养了我”,前中国山西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甲在海外宣布起义之后,这样说。

记得有传媒报道中共元老陈云曾说过(大意):美国之音,是他的信息的来源之一。

湖南的良心政治人士刘建安说,“八九六四”之后,他在监狱服刑期间因为收听“美国之音”,曾被禁闭“严管”,有过受到残酷体罚、殴打的惨痛经历。

《天网》网站创办人黄琦说(大意):“我在监狱服刑期间,能够收听到美国之音”。

朱镕基说(大意):“我不收听美国之音,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有很多身边的同事经常收听美国之音”。

中国前外交部发言人、前驻法国大使,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说(大意):“我的女儿收听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的一位听众如是说:“如果美国之音不受干扰的话,谁还会收听中央台的广播呀!”

中国山东地方当局有一个声音说(大意):“陈光诚是盲人,双目失明,中国的发展进步他看不到,陈光诚对中国社会所有负面的认识、偏见,他的信息的来源主要就是依靠收听美国之音”。

笔者十五年前被以反革命罪投入监狱的判决书中,有被告人曾宁曾向“美国之音”香港邮政信箱投寄反动邮件的罪状、记载。

笔者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曾说:“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说,笔者是属于收听美国之音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

那么,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收听“美国之音”呢?可以稍微夸张一点这么说,中国人,除了不懂事的小孩子以外,“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在发财,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在腐败,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被鱼肉在挨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收听美国之音“。

而且可以肯定,不仅仅是情治部门在收听、收集“美国之音”报道的各种信息,中国人民收听“美国之音”也绝对不会是或仅仅是为了学习英语。

记得笔者小的时候收听“美国之音”,是从读高中的时候开始。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吧!因为家里有人通过“美国之音”学习英语,每隔整点报时信号之后,都会有五分钟的普通话新闻。那男、女播音员字正腔圆、抑扬顿挫的声音就这样深深的扎根印在了笔者幼小的心灵。每当夜深人静、家里人都睡熟了以后,笔者就忍俊按捺不住,偷偷的摸爬起来,打开那台老式的收音机,把声音音量压低到只有自己能够听到的微小程度,然后开始搜索“美国之音”的频道频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那个年代,电视机还没有普及,电视节目又少的可怜,收音机可是中国人民最普遍、最主要的信息与娱乐的工具、来源!

当笔者因为反革命罪身陷囹圄,在看守所与监狱当中,你仍然可以花钱通过看守或狱警买来微型半导体短波收音机,戴上耳机或躲在被窝里,你依然可以坚持收听“美国之音”。这时,你甚至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还能收听英国BBC、法广、德国之声等等的对华中文广播节目。在这特殊的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环境里,飞越国界、穿透高墙电网的无线电波无疑就是良心犯人们最宝贵的精神食粮、精神支柱。笔者就曾有过在看守所中收音机被没收,以及在监狱中其他刑事犯人收听到“美国之音”广播的与笔者们有关的信息后,转而告知笔者的经历与情形。看守所与监狱中,当然是绝对不允许有短波收音机存在的,每隔一段时间,狱方就会以各种名目对监舍进行突击检查,其目的实际就是为了收缴主要是包括收音机在内的各种所谓违禁物品。而每当这个时候,犯人们又总是会创造出各种奇思妙想来对付狱警的“扫荡”,其中最绝的一招就是,用塑料油纸把收音机层层包裹密封之后,藏在马桶之中。……

中国人民渴望真实的信息,中国人民渴望了解发生在自己身边以及发生在世界其它地方的真实情况。真实、客观、公正,中国人民收听“美国之音”其实就是中国人民渴望真相与自由的反映。在相当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人民认知世界的距离有多远,中国社会距离民主化的道路就有多长”。

人,总是要有追求的。中国,有的人追求金钱、权力、美女,有的人追求自由、公义、大我。当中国最后剩下只有靠传统中华文化来凝聚中国人心的时候,事实上,相当多的中国人依然还没有醒悟到只有依靠民主与自由,才是中华民族的振兴之途!

当中国社会人心腐烂,人人都极端自私自利的时候。当执政者有执政者的腐烂,老百姓有老百姓的腐烂;当官的有当官的极端自私自利,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极端自私自利。这个时候,任何有关中国向何处去的探讨,都将如纸上谈兵、海市蜃楼,理论、学术的探讨将变得失去现实的意义。中国,除了等待解体之外?暴力,又还能维系国家一统的局面多久?!

2006年11月

──原载《民主中国》

热线论坛:中国政治犯境况

【大纪元11月29日讯】(美国之音2006年11月26日报导)香港记者程翔间谍罪成的上诉案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后,程翔随即继续服刑。究竟在中国服刑的政治犯所面对的是怎么样的生活?他们怎样克服漫长的刑期?怎样处理自己的心境状况?出狱后所面对无形的社会歧视又有几深呢?我们请来曾经于八十年代因反革命罪成而服刑十年的香港民运人士刘山青先生与听众朋友分享他当年坐牢及出狱后的心路历程。

刘山青将自己当年被审判过程与目前程翔所遇的相比。他说,这二十多年来,中国在审判政治犯方面完全没有改变,由在看守所被拘押年多才上庭,上诉时候匆忙过场维持原判,这些现象在审判政治犯时完全一样,反映出中国从来未有过司法改革。

刘山青回顾了他的十年牢狱生涯,表示是一种精神虐待。像程翔一样,他与外界隔绝,失去资讯,长时间地被剥夺与家人见面及交谈的机会。尽管如此,刘山青表示,作为政治犯,最重要是明白自己,不要自怨、后悔,理解受到不合理审讯才能解开心结;坐牢期间,更要自定每天日程、看书、抄字及做运动,让自己有规律地生活下去。

来自广东梅州的听众徐先生在交流时抱怨中国最近打压失明维权人士,刘山青回应指,这正好反映了在中国不管残疾与否政治问题大过一切。

广州谢先生则回忆了刘山青当年出狱在电视上看见他回到香港时的情景。他说,事件在他脑海中仍记忆犹深。

刘山青提到了出狱回到香港后的种种际遇,特别是被判反革命罪成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刘山青称,这种无形歧视导致他就业困难,寄出二百多封寻觅教职的信件,一次面试的机会也没有,在社交上也有些少影响。

广州谢先生补充,这种情况在中国便更明显、更恶劣,民众心态与文革时差不多是一样的,如果某人被发现政治上出现问题,便会被排斥,被当作疯子一样遭到远离。

欢迎大家在热线论坛中来电发表意见,我们的热线号码是:请先拨10810,然后再拨866-837-5161
来信请寄:香港邮政总局信箱83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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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张富杰

武汉老人筹资数百万助学 善款被骗自杀

【大纪元11月29日报导】(中央社台北二十九日电)十四年来,湖北武汉市七旬老人江诗信走遍湖北、河南、陕西的六百多个村庄,并筹资人民币数百万元,协助两千多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不过,由于数千元的善款被骗走,报案后又无法追回,江诗信日前因心理压力过大而自杀。

“广州日报”今天报导,江诗信自杀的消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凌晨传出。

化名appleqq的网友说,“据江老儿女和知情人透露,江老自杀前一段时间心情很不好,因为几个月前,有一个骗子冒充贫困大学生从江老手中骗走几千元爱心公款,报案后却一直未能破案,江老心里压力很大,很愧疚。”

另一个说法是,被骗当天,江诗信包里放着准备资助学生的七千元(约合新台币两万九千多元)左右,有个骗子谎称自己手上有笔资金,希望捐给他,但需要他去银行开户,江诗信信以为真,急忙去银行开户,只是等他回来时,包里的钱已经不翼而飞。

事后,江诗信虽曾报警,但几个月来,事情的进展却让他颇为失望。武汉一位人士说,“自己一辈子都在帮助人,没想到最后却被人骗成这样”,这一点让江诗信“非常想不通!”

报导说,江诗信退休后,因为在湖北省丹江口市和红安县熊家河村,看到两个因家境贫困被迫辍学的女孩,从此立下志愿:“有生之年,要让一百个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武汉市洪山区区委的一名负责人说,“十四年来,他(江诗信)终日奔波在鄂、豫、陕三省十五个县市的六百多个村庄中,走过的二十八万公里路程够绕地球七圈。”

据报导,江诗信这些年筹募的善款约在两百到四百万元左右。

对于他的善行,家人并不支持。江诗信的妻子李玉珍表示,“家里本来就穷,他硬是把离休费一分不留地用在山里娃身上,真是苦了家里人。”

李玉珍说,“你问问他,尽到做丈夫的责任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没有?姑娘(女儿)中考五百八十四分,没读成高中,儿子也没有读大学。他从来不操家里的心。说是离休干部,到现在还是住的宿舍,顶层,总是漏雨。他也不顾自己的身体,早晨买两个馍馍吃两餐,他走的这条路啊!特别艰难…。”

湖北“楚天都市报”机动部主任韦忠南指出,“在江诗信十四年的帮扶生涯中,他的功绩不仅在于拿出多少钱,帮助多少人,更重要的是去收集他们的资料,寻找这些人。多年来,他都在寻找那些窝在深山里,不知道外面世界为何物的苦难孩子,本来这些孩子的生活是封闭的,是江诗信帮他们看到山外的世界。”

报导说,为追思江诗信,网友成立一个悼念网站“送别‘希望老人’江诗信,争做爱心火炬传承人”。

有网友评论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很多有钱人,还有很多自封的社会菁英,但民间助学的著名领军人物,经常是社会下层甚至最底层的。天津是蹬三轮的九十岁老大爷白芳礼,武汉是江诗信老人和穷学生徐本禹,十堰是小生意人陈志忠,还有靠按摩为生的盲人傅华明。这个正常吗?”

还有网友为江诗信写下悼词:“一双草鞋,行二十万里,踏遍郧西山水,心系贫苦学子;一生为公,倾其所有,坚持助学几十年,爱心永存人间。横批∶功德无量。”

沙叶新:1958年的中国麻雀

【大纪元11月29日讯】每种生灵都难免有灾有难,但不论是过街之鼠、碰壁之蝇、丧家之犬、毁窟之兔、热锅之蚁、涸辙之鱼、瓮中之鼈、虎口之羊,都不如1958年的中国之雀那样的遭罪;那是一场浩劫,那是灭顶之灾;那一年中国麻雀所遇到的不是天网恢恢,是人网恢恢;全世界的麻雀,从古至今的麻雀,也从未像1958年的中国麻雀那样被毁灭在人民战争的恢恢巨网之中。中国的人民战争,有两次超凡的体现:一次是体现在和国民党的战争中,装备精良的800万国民党军队硬是被小米加步枪消灭了;一次就是体现在1958年对麻雀的作战中了。这一年的12月13日,光这一天,仅上海一个地区,用最原始的武器就消灭近20万只麻雀!全国知多少?不止800万只吧?人们战争威力如何?嗯?

且看当天的上海报纸,标题为《全市围攻麻雀》,这则新闻写得形象生动,至今还能感受到昔日火热的战斗气氛:

“12月13日,凌晨,全市性的灭雀战役开始。全市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楼房上、庭院里、空地上,马路中和郊区的农田,布满了无数的岗哨、假人,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呈现一片战斗气氛。新成区连夜赶制8万多个假人,10万多面彩旗。徐汇区斜土路居民和榆林区杨浦路居民还制作了大量活动假人。在市郊各县几乎抽调了一半劳动力组织灭雀队伍,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全市工厂在保证生産的原则下,也积极投入了战斗。市区的公园、公墓、苗圃等地广人稀之处,共设有150个火枪区。南洋女中射击队,还接受了火枪技术训练。今天,全市人民大战麻雀,据今晚8时统计,全市共消灭麻雀19,4432只。”

查我当年的日记,1958年我随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嘉定县华亭乡建农4社进行教育革命,住在胡家村。12月13日这一天的日记写着:“市里决定今日打麻雀,郊区也不例外。上午3分队打,下午我们分队打。”如今看来我所亲历的这一伟大事件记录得实在是过于简略了,真是愧对历史。经回忆,记得那天我和同学们分别爬在公路两边的一些大树上,不停地敲着锣鼓、脸盆和一切能发出响声的东西,使疲于奔命、惊魂未定的麻雀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然后纷纷坠地身亡;如果解剖当年千千万万铩羽就毙的麻雀,我敢说,十有九是急性心肌梗塞,累死的吓死的!

就像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指挥的一样,这场消灭麻雀的人民战争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指挥的。1958年3月至5月间,他在成都、武汉和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四害之一的麻雀。他说:“办法是,下定决心,统一行动,分片包干,封闭粮食,撒下天罗地网,连续打歼灭战。”有了武功,还需文治,因此他同时又提出大写民歌。我深信大写民歌和大打麻雀一样全是出于好意。关于写民歌,他说:“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我们有9万多个乡,每一个乡出一集,就有9万集。”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学校领导竟号召我们每天至少要写10首民歌!大跃进嘛,农民能在一亩地上生産出一万斤粮食,你就不能一天写10首民歌?好,写吧;实在写不出,就凑。那天打麻雀我就凑了一首:

“全民齐动员,麻雀一扫空;蚊子跑福建,苍蝇躲广东。”

这当然有点地方保护主义,坦白出来,以供批判。

这场麻雀的大劫难是在1959年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反映了朱洗、郑作新等一些科学家的意见之后才终止的。科学家们解剖了麻雀的嗉囊,发现4分之3是害虫,只有4分之1是粮食,可见麻雀基本上还是益鸟。尽管麻雀和知识份子一样也有不少缺点,比如自高自大:麻雀跳到旗杆上,架子不小;又如,麻雀也像知识份子一样爱发议论:麻雀当家,唧唧喳喳;再如,仍和知识份子一样不问政治,缺乏远大理想: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等等。但麻雀毕竟也能捕捉害虫,尽职尽责,这也和知识分子一样勤勤恳恳,技有所长,也是功大于过,是可以三七开的。更何况麻雀虽小,毕竟五脏俱全,同是一样的生灵,同是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不可或缺的成员,怎可戕杀呢?即便有一些害群之雀,那也是极少数,也万万不能运动全民,灭绝其种族,扩大化到如此程度!去年是文革劫难30周年,今年是反右劫难40周年,分别已经和即将在一片升平气氛中悄然而过;明年是麻雀劫难40周年,是否可从保护生态环境或从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这些层面来总结和纪念呢?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

1997、8、31上海善作剧楼

转自《新世纪》

辛灏年:中共又捧又批孙中山的原因

【大纪元11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涵多伦多报导)11月26日著名文学家与历史学家辛灏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对三百多听众做了《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的专题演讲。解析中共目前为何一边宣称自己是孙中山继承人,一边大骂孙中山的深层原因。

孙中山和中共的关系

今年11月12日中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高调纪念孙中山,胡锦涛称中共是孙中山“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辛灏年在演讲中剖析,在思想关系上,孙中山一贯宣扬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主张中华民族独立,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反对均贫富。中共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称“工人阶级没有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小撮人完美无缺的私有制)”,二者完全对立。

在政治关系上,孙中山在1912年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当时独立注册的党派有85个,民办报纸500多份,百姓可“上批总统、下宣民怨”。中共49年夺权后至今只有9个花瓶党,没有一份民办报纸。“中共的政权实际上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专制复辟”辛灏年说。

辛灏年强调,中共所谓的第一次即从1924年至1927年的“国共合作”是中共受苏俄指示,全体宣誓加入国民党,然后在国民党内部搞分化、瓦解、夺权,“你们谁会允许这样的合作”辛灏年说,中共所谓的第二次即1937至1945年的“国共合作”实际是被蒋介石消灭的只剩两万军队的中共投降国民政府,其军队和地方政权接受中央政府领导。

辛灏年总结,从思想关系、历史关系、政治关系和现实关系上看,中共都不是孙中山的支持者、合作者和继承者。

为权力继承孙中山

辛灏年介绍,自中共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屠杀学生后,大陆民间和知识界对中共自我改良的幻想破灭,开始了对历史真相的反思,并逐渐推向对三民主义、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和蒋介石再认识的历史阶段。

“在毛选第四卷中,毛泽东多次命令他的部队以3倍、4倍、5倍、6倍的军力围攻国民党军队” 辛灏年说,“但在毛选三卷中约35万字的抗日战争部分,毛泽东没有向他的军队发出一条对日军作战的命令。”

随着国民党领导中国人民同日本血战和中共假抗日真内战史实的逐渐披露,人们开始质疑 “马列中国”的权力来源的合法性。“这就是中共称自己是孙中山继承人的真正原因”辛灏年说。

为续命打倒孙中山

辛灏年说,89年六四之后,一批被中共流放海外的体制内改良派官员,认识到中国将发生以中共为对象的革命。而受各派中国人尊重的孙中山,既有“三民主义”革命理论,又有推翻专政统治的革命实践。

“这些忘不了前夫的中共官员到海外后马上撰文以‘告别革命’、‘告别辛亥革命’、’告别孙中山’为题大骂孙中山。”辛灏年说,受到提醒的中共马上也在国内收买文人,批判孙中山。

广州中山大学某非历史系以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出版的《一宗现代史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一书中的资料为依据,在香港发表三四十篇文章,大骂孙中山。这在号称孙中山继承者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没有官方的默许是不可想像的。”辛灏年说。

中共是“为争权继承孙中山,为续命打倒孙中山”辛灏年对中共既捧孙中山又批孙中山的矛盾现象总结时说。

希望把退党做扎实

此次由多伦多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会主办的《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的专题演讲吸引了当地三百多民众到场。辛灏年谈及如何看待当前超过1500万人退出中共的运动时表示,九评共产党揭示了中共的历史,彻底拨开了中共的虚伪,其中“既有神的旨意,又有人民的意识”

辛灏年希望再把退党这种和平解体中共的方式“做扎实”,“一个中共高官用真名退党的影响力超过一万个人用化名退党”辛灏年说。

对胡锦涛喊话

辛灏年披露,如果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看毛泽东选集就会看到中共真正干了些什么,辛灏年希望胡锦涛“认真学习毛选,了解中共历史”然后“学习孙中山,走先民主、后统一、在繁荣”的道路。

否则掌握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中国人民将推翻中共的一党专政,“满清的下场就是中共的下场”辛灏年说。

特别报导:99广州法轮功国际法会纪实

【大纪元11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毕沁玉综合报道)99年10月28日北京法轮大法新闻发布会后,中国大陆还发生了一件大事。11月19日开始,来自13个省市及澳大利亚、美国、瑞典等国家的100多位法轮功学员在花城广州,召开了为期九天的99年广州法轮大法国际法会。法会进行至第七天(11月25日夜),警察包围了学员住所,除了十几位学员躲过搜捕,其余学员全部被捕。在警察重重包围下,一位学员通过电脑将法会的所有发言稿发给了明慧网,为历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见证。

七年过去了,当年是怎样在中共严密封锁下召开此国际性法会的呢?法会详情如何,参与者后来又怎样了?为此,大纪元采访了部分参与者,请他们回顾当年的历史细节。

商议九九年广州国际法会

10月份的新闻发布会大家分散撤离后,有的学员去了天安门,有的去了信访办,蒋朝晖、谷琳娜和丁延等人当时已经被全国通缉,他们暂避到了河北邢台。在那里一间简陋的房子里,大家商议准备再开一次全国性的法会。

现居美国的法轮功学员李彬当时经历了这一过程。她说,“我们离开北京后坐火车到了邢台,来到一个住处。只记得当时大家见了面很高兴,但是又都感到气氛很凝重。那里的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大约住了十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吃的非常简单,几乎每顿吃的都是馒头和咸菜。屋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地上铺了薄薄一层棉褥,大家都住在地上。”

大家开始讨论法会的地点,10.28新闻发布会后,各外报驻京记者都被盯梢,电话被窃听,因而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已不可能。有人提议在就近的石家庄召开,蒋朝晖说那里环境紧张、不安全。后来有人建议说去广州,那里当时还不象北方环境这么紧张。就这样,大家决定分头赶往广州。

参加商议的还有两位澳洲学员姜希莉和姜慧洁,当时她们被称为二姐和小妹。

相聚广州

十一月十八日,大约五十几名当时在北京准备上访的学员踏上了南下广州的列车。李彬跟着二姐和小妹乘坐飞机先到了广州,准备接待学员。蒋朝晖、谷琳娜、项姐和丁延由于当时已被通缉,不能坐飞机,也是坐火车去广州。

十一月十九日和接下来的两天,大家忙着租房子,接待陆陆续续到达了广州的学员,当时共有来自全国各地及美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位学员。

当时专程回国的澳洲学员姜慧洁回忆道,“当时共有四个处所,一个是用于筹备法会的,住了十七个人。第二个住所用于制作横幅。当时我们还专为澳洲学员做了一个‘澳洲大法弟子祝法会圆满成功’的横幅。我们每做一条横幅就照一张照片,每一张照片上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清晰可见的法轮。只可惜那些照片在后来都一起被警察抄走。”

“我们还在石和村租用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作为三所,用于参加法会的学员居住。我和其他几位学员负责从广州火车站接参加法会的全国各地的学员,然后把他们带到那套房子里。那套房子的窗户始终都是関着的,为了安全起见,只有几个人可以外出去买菜和日用品,其他的人都留在房间里,动作都要非常的小声以免让周围邻居怀疑,外人无法想象一套房子竟然能住几十个人。最多的时候三所住了五六十人。”

后来陆续来的人越来越多,又找了另外一套房子,被称作为四所,所幸的是,后来三个住处都被警察发现后,四所的所有人都逃脱了警察的追捕。

法会的筹备工作

大家住下后,就开始边交流边写法会的稿子,在互相切磋后,好文章一篇一篇的诞生了,每一篇都足以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篇篇都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维护信仰的一部历史。

一天深夜,在一所,大家正在忙着各自手中的事,就聼到蒋朝晖和谷琳娜几乎同时兴奋得喊道:这是最好的文章!大家都围拢过来,谷琳娜用一种欣悦的语调念到:“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那是丁延写的心得。

开始时丁延一直没写交流文章,蒋朝晖不断的鼓励她去写,丁延每次都很谦虚地説,“我没有什么好写的”。后来那个晚上,丁延趴在桌上认认真真地写了起来,开头很朴实,很自然,就如同她人一様:“我叫丁延,31岁,美发师,河北石家庄市人……”,朴实中凝聚着坚定的信念和睿智的头脑。

在很短的时间内,法会发言的文稿也都准备好了,法会还没正式开,大家已经开始交流了几天了。大家在交流中都汇成更大的信心和凝聚力。法会也因此定名字为“99广州国际法会”

正式法会的前两天,蒋朝晖、小妹等由广州学员鹿先生带着去找场地。鹿先生是广州当地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当小妹和二姐问他参与这个活动怕不怕时,他只是淡淡地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好像要每天出来练功一様,晴天也好,刮风下雨也好,都一様。后来鹿先生也被抓,据説被判了刑。

记忆中的丁延

神州电影制片场的第一部纪实电影《震撼》中的女主角丁燕,就是以丁延为原型的。参加法会的澳洲学员姜希莉回忆说,“在我的印象中,丁延始终是笑眯眯的,大眼睛,白皙的皮肤,因为她长得胖乎乎的,所以一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一条缝,说起话来也是柔声细语,温柔善良,聼她讲话很舒服。”

丁延説起话来很柔,当时小妹形容説,她説起话来真的美得像诗一様,谷琳娜还説未来的女人就应该像丁延一様。

丁延是一名理发师,法会召开的前两天,她开始给每一个学员理发。房间里人多,天气又热,可她从没说过一句累。丁延还特地出去买了口红,发给每个女学员一支,她说,“我们要参加庄严的法会,大家要略微修饰一下。”

她写完发言稿第一稿之后,大家读完都觉得她太谦虚了,后来在大家的交流下,她重写了发言稿,展现了她内心最纯正的境界。

在一次酷刑后,她描述自己的心理:“当我又一次清醒时,我想到了岳飞,那风波亭上的浩然正气,一片丹心,那种身心的痛苦,那种承受……我心里升起了无比的喜悦和庄严。”一个柔弱的女子轻声説出来的言语却令人荡气回肠,震撼宇宙......

记忆中的李真谛

李真谛是电影《震撼》中小女孩真真的原型人物,但年龄比真真大,法会的第一篇发言稿《生命的真谛》为李真谛所作。

那一年,李真谛十四嵗,是四川乐山人。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纯真可爱,就是照片中的那个最小的孩子。当时在四川的一所艺术学校学习舞蹈。一位学员曾经说过:未来的孩子要象李真谛那样。

七年过去了,当时的小真谛现在已经是二十一嵗的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了,不知道她现在何方,怎么样了。

警察破门而入

正当大家在昼夜不停的准备法会的资料时,十一月二十五日深夜,一群警察包围了学员的各处所(一所、二所、三所)。

一位学员从二所走脱跑到一所,说:二所被警察包围了、被抄了。学员还在商量什么时候撤走,后来听到很厉害的敲门声,然后几乎在同时发现警察已经进到屋里来了。原来一个小学员听到敲门,没有防范是警察,立刻就去开了门,开门后才发现门外全是警察。

就在警察包围、进屋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学员非常沉着的将法会的所有发言稿通过电脑发给了明慧网,然后立即将笔记本电脑从所在的六楼扔了下去。后来所有的资料都和其他电脑等用具都被警察抄走。

当时澳洲来的小妹和瑞典学员Anna正在小房闲内翻译学员的发言稿,回过头发现警察正在命令学员交出身份证。看到Anna,警察愣了一下,然后命令她交出护照,接着警察出去打电话,叫来了外事警察。

大家都到被叫到了厅里,都站着。警察问:“谁是蒋朝晖?”朝晖堂堂正正的站出来,大义凛然的说:“我就是蒋朝晖,北京新闻发布会是我组织的。”

尽管当时的气氛很紧张,但学员们毫不畏惧,不报姓名,不跟他们走。当警察企图冲过来时,所有的学员肩并肩紧紧地站在一起,抵挡他们。结果警察竟然被镇住了,都默不作声的站到了房间一侧,看着学员们在这小小的房间中庄严地召开了法会。

大家把法轮章佩带在胸前,举起师父的法像,每人都含着笑与师父的法像合影。丁延说:“我给大家读一读我将在十一月二十七号发言的心得体会吧。《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接着,从容不迫的读了起来。读毕,大家都落下了眼泪,连有的警察都偷偷的转过身去,擦着眼泪。

突然,丁延一头朝墙上撞去,鲜血顺着头流了下来,大家都被震住了,警察呆在一旁,愣了半天。这时,蒋朝晖厉声的对警察说:“人都这样了,还愣着干什么?”两个警察顺从的将丁延擡了出去。十四嵗的李真谛大声哭喊:“她是我姐姐——,我要跟她去。”哭声令人心碎。警察无奈,只好让她跟了去,后来她得以从医院逃脱。后来我们知道,丁延是想用自己的生命给大家创造走脱的机会。

另外两个处所的学员也被抓捕,还遭到了电棍电击。这些学员后来都被各自带囘原籍,有的被送入精神病院,如李彬,有的被劳教,有的被判刑或遭受其它迫害。参加法会的海外学员后来被遣送出境。

可能有人对电影《震撼》中的情节觉得不可思议,但亲身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真实的一切更加惊心动魄,更令人震撼。

那张合影的故事

李彬说,那张合影是我拍摄的,我至今还有些遗憾没能在这张珍贵的合影里,但是,能够为历史留一个见证,真的感到很荣幸。

当时屋子里面都是警察,我们拿出来数码相机説,让我们来合一个影吧,警察都好像没有什么反应。我説,我来给大家照。闪光灯过后,一位学员迅速的把磁盘退了出来,藏在袖子里面,在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悄悄把磁盘塞给了瑞典的西人弟子Anna,因为觉着只有Anna最有可能把这张盘带出去。

大家后来被警察带走时,Anna因为是西方人的脸孔得到了“特殊对待”,由一些外事警察带到一个旅店去软禁。在旅店大厅,Anna巧遇一个西方人,问过之后,发现对方也是瑞典人,于是Anna用瑞典语拜托对方将磁盘带到香港给法轮功学员。就这様一个简单短促的托付,那个瑞典人连夜赶到香港,交给了香港法轮功学员。

当二姐,小妹和美国的孙杰被驱逐出境到香港的时候,她们非常吃惊的看到了那幅照片已经被大篇幅的登在了香港的各大报纸上。

如果大家仔细看那张照片,丁延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光圈。

陈慕涵:澳洲报社的编辑们(三)

【大纪元11月29日讯】陈慕涵,澳大利亚永久居民,中医硕士。2006年5月她母亲香港居民曾爱华因“印刷和传播法轮功资料”遭上海警方拘留,关押在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6月底正式逮捕。8月23日,曾爱华的案件由公安局递交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10月8日,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把案子退回浦东新区公安局,要求补充侦察。

母亲被非法关押后,陈慕涵多方呼吁营救,受到澳洲政府、多位议员帮助。7月9日她来到香港,得到香港多位立法会议员支持。7月12日到13日在香港中联办对面绝食,此后几乎每天在那里静坐。7月13日起公开每日给母亲写的信。9月底,她回到澳洲,继续为母亲呼吁。

妈妈:您好!

昨天说到我去香港前和罗宾的最后一次通话。我在香港时,Steven接到过罗宾的电话,问我的情况。我给她发去了一些照片,并告诉她我在那里遇到的事情。

回到澳洲以后,我发现我们地区的几个西人弟子在筹划着一个揭露中共罪行的研讨会。正巧没有人会设计海报和传单,于是我也参加了进去。我们恐怕光靠传单海报还是难吸引到足够的人,于是又想起了Manly Daily(是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免费日报,覆盖了悉尼风光旖旎的北海滩地区,每家每户每个商铺都能收到)。出钱登广告很贵,我们想请他们免费给我们登个消息。我觉得自己义不容辞应该去联系,但却耽误了一个星期,另一个西人弟子于是先去了编辑部。她见到了另一个编辑,和她说了研讨会的事情,并说我也会去联系他们。那个编辑说,他们一直很关注我和您的故事的进展,也很支持这个研讨会。她还颇善解人意地说,也许我希望迟一些联系他们。

我知道了以后,很不好意思地又一次拨通了罗宾的电话。几个月不见,罗宾还是那样不苟言笑。她问我什么时候会来的,情况怎么样。我回答的时候,听到电话那头敲击电脑键盘的声音,知道她在作记录,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这几个月里发生了很多事情,说起来真有点千头万绪,我后悔没有早一些联系她。她答应我会发一个关于研讨会的消息。

前天,在论坛举行的前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了研讨会的告示,黑体字很醒目,除了时间地点还详细地介绍了演讲嘉宾。旁边是您的故事的最新进展,文章末尾引用了我说的一句话:“I am not asking for mercy to a criminal, but asking for justice to a noble woman.(我是在为一位高贵的女性寻求正义,而非在为一个罪犯祈求宽恕。)”

我和Manly Daily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Manly Daily并不是我联系的唯一的澳洲媒体,也不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但是从他们的那些编辑身上,我感受到了西方媒体最好的一面。是他们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我,又一直出于新闻人的良知关注着您的案件,并支持着我们。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让更多的善良单纯的澳洲人知道了这场原来看来和他们无关的迫害。

他们甚至让我也照见了自己的不足。我问过自己:如果我是编辑,在第一次接到电话听说一个在异国因信仰受迫害的故事时,我会不是先寻找新闻点考虑报导角度而是先安慰当事人?我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追踪这个并不算跌宕起伏的故事吗?我会想到详细地写出征签的时间地点来帮助当事人吗?我会腾出版面为这个受迫害团体举办的一个小型研讨会做免费广告吗?不得不承认,在很多时候我做不到这些。而我原先一直以为自己是富有同情心的。

也许责任并不完全在我。和所有在大陆长大的人一样,我从小就被教育“个人要服从整体”,“个体可以随时为整体牺牲”。这样貌似“光荣”的理念背后是对个体生命的轻视。长大以后,我又看到了太多的民工以自杀相胁讨工钱、姐姐卖淫为弟弟筹学费这样的社会新闻。一个人的苦难是悲剧,一群人的苦难则是生活。不知不觉中,我的心早已被磨砺地坚硬。也只有当苦难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我才发觉普遍的冷漠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而一个善意的微笑、一句亲切的问候又能给自己带来多么大的安慰和鼓舞。现在想起来,中共之所以能发起一场又一场的运动,和大多数中国人被党文化洗脑后缺乏同情心、丧失对个体生命的关怀不无关系。

我相信我们和Manly Daily的编辑们很有缘分。我希望有一天,当您获得自由来到澳洲的时候,我们能一起去他们的编辑部去说声谢谢。同时,也给这个他们一直在追踪的故事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女儿

慕涵上

2006年11月17日

透视中国:一切为了奥运

【大纪元11月29日讯】(BBC中文网中国事务特约撰稿人张家文11月27日报导)

昂贵的“演习”

中非论坛期间,向来拥堵不堪的北京竟然一下子变得畅通无阻。在交通高峰期,北京市内最为繁忙的几条公路竟然没有堵车,这在平时几乎是无法想象的,而北京市政府竟然做到了。

但是他们也为短短几天的畅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比如北京市政府只允许两成的公务车可以开上公路,而很多重要的道路都做出了严格通行限制,外地的车辆甚至被禁止在中非论坛期间进入北京市市区。为了防止大规模的拥堵和人员聚集,大型的旅游和演出也被禁止。

为了维护治安,走在北京的大街上,随处可见执勤的警察,还有武装警察,也许这样仍然无法让官员们放心,于是他们还找了很多普通的居民担当巡逻员。

当时不少网民在中国国内的一些论坛上质问:为了几天的国际会议,这么做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不过北京市的官员已经进行了解释,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年多之后的北京奥运会进行的演习。

奥运会是“政治任务”?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对北京市政府来说无疑是一次从未有过的挑战,中华帝国的首都的市政建设、接待能力、安全保障能力都将受到一次严格的检验。而在中国官员的眼里,奥运会的挑战远远不仅仅是这些。

从中国领导人关于奥运会的讲话中就可以发现,奥运会更是被看成展示中国国力,促进这个古老的国家更进一步开放的机会等等。这些沉重的意义叠加在一起,使得北京奥运会也变成了一项“政治任务”。

这种为一件看似与政治不相关的事情添加沉重的政治意义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在中国加入了WTO的时候,尽管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政府做出的让步太大,甚至伤害了中国的一些产业,但是在中国领导人,甚至很多学者看来,加入WTO将使得中国完全融入世界体系,而不再可能回到毛泽东的时代。这在他们看来,显然是值得的。

他们能够得到什么

如此重大的意义,也许让北京市的官员有些过于紧张了。很早之前,奥运会就成为北京市政府最为重要的工作,他们也为此付出了很多。

有一些付出给普通市民也带来了不少好处。比如为了申办奥运会,北京市花了非常多的金钱和精力去治理环境,后来还忍痛将纳税非常多、但污染也非常严重的首都钢铁公司的主要工厂迁到了别的地方。很多在北京居住了很多年的老市民都感叹这几年北京的自然环境好了很多。

而另外一些做法却给人恰恰相反的感觉。比如前段时间,北京市政府表示在奥运会期间,将“劝导”在北京从事建筑工作的近一百万农民回到他们的农村。对于从事废品收购、小规模美容美发这种工作的人将进行“控制”。而如果外地人在这个期间进入北京市,甚至需要至少是县级政府开出的证明。这个消息一报道出来,一下子引起了非常大的反映。

很多人都气愤地说这个奥运会根本不属于老百姓。尽管后来北京市政府立刻对自己的说法进行了纠正,但是这件事情显然也告诫中国的官员们,把奥运会过分看成“政治任务”,也许将会使自己陷入非常糟糕的处境。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更高层面的一些情况是可以预见的,为了奥运会能够顺利地进行,中国政府显然绝对不会在2008年之前进行大幅度的政治改革。稳定将会继续成为最大的政治追求,至少在2008年之前,大陆会尽可能维持台湾海峡的安定。

在国内,则将会继续加强控制能力,比如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力度。如果把这些成本都算上,真不知道中国是不是为了举办奥运会而付出最多的一个国家。不过真的希望奥运会留给中国的,千万不要仅仅是几座漂亮的体育馆。

陈太世卫才当选,中共变脸批管轶

【大纪元11月29日讯】香港的“陈太”原来是指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她因为没有中共的祝福而放弃参与二○○七年特首竞逐后,人气急降,现在代之而起的是另一位“陈太”,即前香港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陈冯富珍在二○○三年担任该职位时,正好“沙士”(中国称为“非典”)在中国爆发。由于中共蓄意隐瞒疫情,欺骗世界,导致病毒经过香港向全球蔓延,香港、台湾以及全球近八百人死亡,经济损失无法估计。面对这种新型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因为中国的隐瞒而无法掌握真实情况,于是“提拔”陈冯富珍到该组织担任助理总干事,以便了解有关资讯。今年世卫总干事李钟郁病逝后,陈太即参与竞逐遗缺。

为了扶这位陈太上位,中共动员整个外交系统为她拉票。破天荒的国际贿选还表现在,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由中国主导的四十八个非洲国家参加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为陈太拉票,总理温家宝则在广西举行的东协商务峰会上为她拉票。由胡温护航,终于令这位陈太成功当选。

中共不惜代价力挺陈太,显然有其政治意图,即要展现中国的“强大”已经足以操控国际组织而激发中国与香港民众的“爱国心”。如果说陈太当选是一种荣耀,那应该是香港人和港英殖民当局的:陈太在港英政府服务了近二十年,是港英培养的人才。中共统治大陆半个多世纪,为什么就培养不出一个这样的人才来呢?!所谓陈太带来的荣耀,恰恰是中共的耻辱。

胡锦涛虽然满口荣辱,其实中共早已沦为一个唯利是图的政治集团,陈太当选犹如朝中有人好说话。当中国再次爆发新流行疫情时,中共当局要隐瞒疫情就更肆无忌惮了。

中共在“沙士”爆发期间的劣迹,以及禽流感出现后隐瞒疫情,实际上造成了陈太的负资产包袱。但是中国财大气粗,只要注入巨资用作国际贿选,负资产就可以冲销了。中共也辅之以韬光养晦的策略,对外界有关的批评概不回应,作深切悔过状。但是陈太当选后,中共一阔脸就变,主动出击,首当其冲的遭殃者竟是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管轶。十月下旬管轶在权威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文章,指中国的禽流感病毒已变种为福建型病毒,并造成近期中国及东南亚禽流感爆发以及人类感染禽流感个案,担心疫苗不能针对福建型病毒,可能引起下一波全球流感大爆发。去年他发表的学术报告也屡次拆穿中共的谎言,所以中共对他早就恨得咬牙切齿了。

中共卫生部长高强在陈太当选后约三小时举行的记者会上,直斥管轶的研究文章“数据不真实、研究方法不严谨、推测没有科学根据”,还说“新变种”福建型禽流感病毒,其实早于○四年初已在湖南两个县出现。果真如此,当时中共不说,不就是在隐瞒吗?高强发言后约六个小时,农业部也召开记者会,派出兽医局长贾幼陵、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主任陈化兰等人,提出一些数据和理论,反驳管轶研究报告的四大发现,重申中国根本不存在新的变异“福建病毒”;禽流感疫苗失效之说亦无科学根据。中共当局如此高调围剿管轶,管轶在香港大学的饭碗是否能保得住,实在令人担忧。

虽然陈太的当选引起中共的亢奋,但是当年香港是受害者,港人对中共草菅人命的劣迹记忆犹深,“沙士”受害者家属唯有希望地球人“自求多福”。

转自《动向》2006年11月号

金海涛:两个“新闻自由”的笑话

【大纪元11月29日讯】一直以来,中国的新闻媒体均处于中共党的绝对控制之下,媒体与记者也不敢随意爆料,一是党中央的“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往往封杀了记者和媒体的嘴巴,二是,各级党委根本不把记者放在眼里,你随便爆料可能落得个“吃不了兜着走”的后果。所以媒体和记者也就往往相安无事。但近年来,社会上的不平事越来越普遍,百姓的冤屈也越来越多,有些事再也掩盖不住,所以报导社会丑恶面、阴暗面的新闻也就多了起来。何况媒体也需要争取大衆的眼球,以便扩大销售量,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当然,记者真的想爆出猛料,那也是非常困难的,要么会遇到各地主管党政机构的阻拦,要么各地会采取收买的办法使记者不去报道那些丑事,所以向记者发送丰厚红包的事也就经常发生,那些党所培养出来的无良记者也乐得如此。这两种情况都是经常发生的,无需在此举出具体事例。然而,最近却有个特别突出的例子说明了事情好象正向着“好的方面”转变。请看下文。

安徽省枞阳县采取了一个新的措施,规定如果有媒体记者赴该县采访,被采访的单位须“全程陪同”。按照他们的新规定,对于各级新闻媒体前去该县采访,被访单位必须热情接待,并负责协助记者及时联系有关被采访的人员,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主动接受采访,对重大舆论监督报道更要全程陪同,等等。

看来这比那些西方采行新闻自由的国家还要进步得多了,谁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这个县不就做得非常好嘛。当然现在还不知道今后真是这样执行,还是迫于压力才出台了这样得规定,因为就在不久前,一家媒体前往这个县采访就吃了闭门羹,闹起了轩然大波。于是,就有了县里的这个新规定。

我真怀疑这个县是在压力之下的作秀。只是以这一规定来掩盖他们此前的尴尬。就是这个县所在的那个安徽省主管宣传的部门不久前还专门就记者的职称晋级作出了规定,要求正面宣传安徽的光明面,只有向中央级媒体投递的稿件被录用才能获得晋级的资格,而且还规定了数量的要求(见2006-10-27《民主论坛》之金海涛文:《请看新闻将如何産生出来》)。而枞阳县的这个规定好象要求各级党政机关无需顾忌记者怎么来暴露你的黑暗面。难道真是这样吗?我更怀疑这个县出台这项规定的另有所谋。

其实,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一些地方政府想掩盖自己的丑行是比以前越来越难了,如果任由记者撇开当地主管部门而进行暗访,那么他们的丑行被曝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与其如此,倒不如干脆在记者莅临时来个全程陪同,尤其是要求单位主要负责人来个全程陪同,以便来个随机应变。然而,在主要负责人站在记者身旁的情况下,那些当事人,尤其是那些地位卑微的弱势群体他们还敢于说真话吗?如果他们敢说真话,则记者前脚走,他们后脚就会遇到麻烦。因此,这种所谓的“全程陪同”并非为了保证记者采访的自由,也不是接受舆论监督,而倒是监督舆论的一种绝妙方法。

在当下的中国,在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一方面记者的采访受到地方当局的无理阻挠,另一方面根本没有舆论监督的可能。就在这个县的规定见报的当天,另一件事也见了报,河北一个农民无故怨死在地方的警察派出所,记者闻讯前往采访却遭到警察的粗暴阻拦。而且,经常见诸报端的报道是,各地的异常事故的报导大都被地方警方封锁、阻拦,甚是发生记者采访器材被毁、记者挨打的事件。他们怎么可能把自己辖区的丑事让记者来曝光。再说了,从中央高层就一直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强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怎么可能让记者去微服私访,去专门揭露各地的“阴暗面”?也就是根本不可能让你有新闻自由存在。

所以,你就把安徽省枞阳县关于“全程陪同”记者采访的规定当作一则笑话来看就是了,上级可以表扬他们与时俱进,而本人则把它视为监督记者的采访活动而已。

笑话本来不可以认真的。说到这里又想起了另一个笑话,也是与新闻有关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当然是专门管新闻的,或者更确切的说,是管制新闻的。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主任蔡武在享有新闻自由的美国说了一个太大的笑话,他本年度10月25日在华盛顿语出惊人:“中国的互联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媒体!”此话一出,就有人建议把2006年制造笑话的冠军头衔赠与他。这也使我想起了安徽省枞阳县的规定与其的类似性。中国政府强行监控网路,全国各地增设了大批网警,原来是为了保证“中国的互联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媒体”,那么枞阳县党政领导作出了各级领导全程陪同记者采访的规定也就是为了保证新闻记者采访的自由。但后者只能作为安徽省的笑话。

转自《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