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02日(星期六)
陈光诚的两位律师李劲松和李方平星期五下午4点半在看守所会晤了陈光诚。李方平律师在见到陈光诚之后,对中文部记者说,陈光诚坚决拒绝接受判决结果。他说:“他坚决地要上诉,而且他认为这个判决仍然是把真正的问题给抹杀掉了,就是他披露了政府违法问题,被政府报复,非法软禁长达6个月。而且所有的一些定罪证据,比如说先从视听资料来讲,这些视听资料都是剪辑的。我们要求提供视听资料的母带,他们也不提供。而且还把复制带作为原始资料认定。”
该新闻自由组织说:“我们对中国法院的无能和不作为表示愤慨,它们只会按当局的旨意行事。一旦共产党的政法委作出决定,法官只是奉命照办,无视被告人的辩护权利和无罪推定原则。”
偌大的展厅,参观者寥寥无几,讲解员无事扎堆聊天。展厅悬挂着几百幅彩色宣传照片,解说词上写着:中国人有发言权、选举权、孩子可以上学等;还追溯说,中共早在苏维埃时期就有选举法和选举权了。展厅中还摆出书籍和照片,证明美国没有人权,说美国学校普遍施行种族隔离等。
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特派员程翔的妻子刘敏仪今天表示,港府承诺把营救程翔的申诉书转交给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至于她本入则不打算参加任何营救程翔的请愿行动。
10月12日,即倡导和谐社会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宁波作家张建红(力虹)就被宁波市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准逮捕。10月17日,杭州异议人士陈树庆也以同样罪名被逮捕。同一天,河北网络作家郭起真被沧州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而在上个月21日,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也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中共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捕判了四名民间人士,这突显了中国公民以言获罪的恶劣的生存环境。
11月30日,湖北花楼区居民因拆迁问题上访,当局派出数百武警镇压,造成多位居民严重受伤送医。昨日(12月1日)小区居民召开维权声讨大会,痛斥当局只会用暴力对付老百姓,同时,他们表示不怕流血牺牲,将会维权到底,保护家园。
广东省又发生一起因土地纠纷而引起的村民骚乱事件。当地警方抓捕了20多名参与维权的村民。数百名村民包围了当地政府的办公楼,并扣留了两名人质。
记者星期四报导了广东顺德希涌村村民扣留涉嫌私卖土地的前任村干部的家属,要求官方释放被捕村民的事情。村民星期五上午11点释放了两名人质,而官方至今仍扣留着近二十名维权代表,有家属收到通知称是刑事拘留。
山西侯马市政府为建十大形象工程之一──陆港口岸物流平台,上月(11月)初强行推毁新田乡小贺村百余户村民的200多亩耕地。村民们前往临汾与太原市,向省政府,省、市国土资源厅信访办讨说法,并递交信访材料,官员告诉他们,回去等着,有人会去调查。可至今未见有关人员介入调查。
重新划分土地引起某些人不满,带头闹的是村民刁丰清。他的妹夫是栖霞市委副书记,二弟刁寻清是该市法院副院长,三弟刁树清也是司法人员。刁丰清承包田5亩,不包括口粮地,如果重新分地,需要交出4亩。刁丰清凭借关系网,组织了20多户本家兄弟和亲属,还找来一批流氓恶势力,恐吓村民,辱骂殴打干部,破坏、盗窃财物。刁丰清到处宣扬:“咱法院有人、要钱有钱、要势有势、想骂谁就骂谁、想打谁就打谁、打官司咱不会输。”
11月10日,中共第二代魁首邓小平的家乡四川省广安市发生警民冲突,死亡4人,伤者无法统计,被抓捕的中学生和群众达数百人,直到12日调来大批武装警察才将事态平息下去。事后广安电视台、报纸说没有死一个人,学生都在安心上课,一个也不缺。群众看到政府公然撒谎,无不气愤填膺,大骂不止。后闻周永康坐镇广安,想要把事情栽赃给法轮功,由于群众都知道事情前因后果,栽赃没有如愿。事后,笔者与一些群众进行了交谈,发现人民群众已经在觉悟,中共打压人民正在自掘坟墓。
本人1988年加入民建(比成主席早六年),同年当上济南市政协委员,不久成了民建山东省委委员,并被选为山大“民建”副主委、民建全国优秀会员。我入“民建”已18年,做为“民建”的基层干部,我深深感到“民建”远不是独立自主的政党。它事事处处都受到中共当局的严格控制。包括:发展会员必须得到中共统战部同意,决定民建内部选举的候选人、民建中谁去当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谁去当“民建”省委委员,都必须得到中共当局的同意,民建省委、市委换届改选,召开代表大会都要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下进行。
近日,坐落在法国总理府内的法国国家人权谘询委员会(Commission Nationale Consultative des Droits de l'Homme)举办例行听证会,邀请两位加拿大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独立调查员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作证。会后,两位调查员在巴黎律师奥赫朗迪先生(Orlandi)的律师事务所举行了记者会,向媒体介绍他们的调查报告和作证的情况。记者对法布理司.奥赫朗迪律师(Fabrice Orlandi)进行了专访。
全球退出中共的人数不断的攀升,透过旅游、经商、通信,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实际接触到这些退党的中国人民,感受到退出中共组织的急迫性。2日下午,即有超过7千名以上的台湾民众从各地赶来参加声援1600万人退出中共的大游行。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再次致函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表达对判决当地法轮功学员的抗议,该学会代表吴惠林教授、台湾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协会秘书长刘秉华,昨天(1日)下 午至新加坡驻台商务代表办事处递交抗议信,以表达对此事严正的关注,重申要求新加坡政府撤销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无理控告。这已经是今年度台湾法轮功学员第三次要求新加坡政府''莫做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帮凶''。
王影,女,43岁,原黑龙江省鹤岗市新华造纸厂职工。王影和丈夫赵国新、女儿赵倩原本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然而因为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王影先是失去了心爱的丈夫:赵国新因携带法轮功资料乘火车被佳木斯铁路警察查出后遭虐杀;遭受丧夫之痛仅三个月后,王影被鹤岗市警方绑架,随后被判七年重刑。王影的父亲和公公经受不住打击相继离开人世。女儿赵倩当年仅14岁。赵倩现在无依无靠,整日以泪洗面,思念双亲,然而警察却不让孤儿寡母见面,给孩子的幼小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
然而新华社报导也提到,赵振金的儿子赵若丞目前在英国攻读双硕士学位,新华社没有解释:在英国每年的留学费用至少是人民币15万元,赵一个月的工资仅一千多元,妻子又下岗,怎么能供养得起一个留学生呢?有人说,赵振金清廉,那是拿腐烂的公安系统做参照,矮子中拔高个。
趁着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傍晚到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酒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前线及四五行动等多个团体下午发动游行,要求北京当局立即释放新加坡海峡时报首席中国特派员程翔,平反六四及实行普选。
从去年开始至今,一部政治大片《我主沉浮》被不少中国媒体热捧。出于好奇,也出于对周梅森80年代小说的良好回忆,故此特意觅来细看。待看完之后,感觉却犹如吃了一盘看起来美轮美奂,但却严重变味的菜肴。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份析发现,在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世界银行在2001年到2003年期间对中国的贫穷问题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最贫穷的10%的人口的收入小幅度下降,而其他群体的收入却大幅增加。
孙老汉为外洋渔业队卖命45年,开始每月十几元,拿了十几年,后来加到二三十元,又是二十几年。十几年前,他六十多岁了,单位“改革”,船都贱卖给私人老板。老人被一脚踢开,不给补偿金,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医保。他被剥夺了一切,悲惨地回到东钱湖老家。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金宝尔带领代表团访问中国,随团采访的加拿大中文电视台虽然在行前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但是在中国受到的种种限制和严重的空气污染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山东省沂南县法院星期五上午开庭,宣布了对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案重审的判决结果。陈光诚的律师李方平向中文部记者透露了沂南县法院判决书的内容。
李方平说:“简单地念几句:被告人陈光诚,拒不认罪,无悔罪表现,本应严惩。但因其系盲人,依法可从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5条、第291条第1款、第69条、第25条、第19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陈光诚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其徒刑7个月,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零3个月。刑期从判决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拘押的,拘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06年6月10日起,至2010年9月9日止。”
李方平:早就确定的判决
李方平律师说,判决书打印的日期是11月29号,11月27号重审,11月28号核对笔录,之后半天就做出了宣判,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早就确定的判决。
陈光诚的两位律师李劲松和李方平星期五下午4点半在看守所会晤了陈光诚。李方平律师在见到陈光诚之后,对中文部记者说,陈光诚坚决拒绝接受判决结果。他说:“他坚决地要上诉,而且他认为这个判决仍然是把真正的问题给抹杀掉了,就是他披露了政府违法问题,被政府报复,非法软禁长达6个月。而且所有的一些定罪证据,比如说先从视听资料来讲,这些视听资料都是剪辑的。我们要求提供视听资料的母带,他们也不提供。而且还把复制带作为原始资料认定。”
由于星期五早晨大雾弥漫,陈光诚的律师没有来得及赶到法庭,陈光诚的大哥陈光福就成为唯一被允许进入法庭听取宣判结果的被告方代表。他在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判决令人无法接受,律师在庭审过程中的辩护也非常成功。这个判决不是按照法律做出的判决,而是一个权力的判决。
陈光福:一定要上诉
陈光福说:“从家人的角度考虑,我们是一定要上诉的。尽管上诉的结果也可想而知,但是我们必须行使这个权利,我们对法律还是抱有希望的。我们感到非常失望,这是对法律的一种亵渎,他们的做法使法律蒙羞,在世界面前干了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
就在陈光诚一案做出重审判决的几乎与此同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前新闻助理赵岩欺诈罪一案做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以欺诈罪判处赵岩3年有期徒刑的原判。
赵岩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向中文部记者介绍了判决书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一样,后边就是维持原判。所谓叙述的事实和理由跟一审判决书内容基本上一样。但是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维持原判。这也是我以前早就料到的事儿。”
莫少平:如赵岩不服可申诉
莫少平律师表示,由于这是终审结果,作为律师,他的辩护责任已经结束。如果赵岩不服,可以进行申诉。他说:“他呢,下一步比较好的话,就是他的亲属可以比较快地见到他,因为他已经生效判决了嘛。第二就是如果他还不服的话,他可以进行申诉。如果他还是想请律师代为申诉的话,他得另行和律师签署一个委托代理申诉的一个手续。他得等他的亲属见到他之后,然后由他亲属转告我们,说赵岩不服,还想申诉,还想委托我们,这样我们才能介入。”
莫少平律师表示,他还没有得到赵岩是否希望进一步采取行动的表示,如果进行申诉,办理申诉的时限就不像二审上诉那样有严格的规定,所需的时间可能会较长。
【大纪元12月2日讯】记者无国界组织谴责北京高等法院今天对《纽约时报》新闻研究员赵岩案的裁决。赵仍以欺诈罪获刑3年。赵于2004年9月被捕,将于2007年9月刑满。该新闻自由组织说:“我们对中国法院的无能和不作为表示愤慨,它们只会按当局的旨意行事。一旦共产党的政法委作出决定,法官只是奉命照办,无视被告人的辩护权利和无罪推定原则。”
赵岩的辩护律师关安平被拒于法庭之外。他向记者无国界组织确认,法官驳回了赵对8月25日一审判决的上诉。他说,此次上诉庭审是不公正的,违背了中国法律,庭审总共只用了10分钟时间。赵的姐姐赵琨表示这是一起严重的审判不公案件,呼吁国际社会给予关注。
只有赵的3位亲属被准许进入法庭,在法庭宣判时在场。主审法官开始时把赵的生日和籍贯弄错了。然后,主审法官问赵还有什么要说的。赵答道:“你们甚至把我的生日和籍贯都搞错了。这就是你们职员为庭审所作的准备吗?”
赵还说:“没有证人,甚至没有原告在场。你是什么法官?你们就是这样使用国家赋予你们的权力吗?”他还没有说完,法官就下令:“把罪犯带走!”
在赵被驳回上诉的同一天,盲人法律顾问和人权活动家陈光诚也被再次判决4年3个月的有期徒刑。陈向媒体揭露了山东省妇女被强迫堕胎的暴行。有关陈的案件消息完全被中国媒体和中国网络审查过滤了。
——转载自《六四天网》(
【大纪元12月2日讯】11月,北京有两个展览会,一个是“国际汽车展”,人潮汹涌,火爆异常。另一个是“中国人权展”,场面冷清,气氛紧张。“中国人权展”设在民族文化宫。馆内馆外戒备森严,随时准备对付可能涌入的上访民众。展馆里,警察和便衣比参观民众多得多,仅身着制服的警察,就有一百多人。前往展厅的民众主要是上访民众,但多数被拒之于门外。大门口停着两辆公共车,随时准备拉走访民。展厅门口极窄,与火车厕所门相仿,仅够单人进出。进去的人,要经过分立门旁的八名保安横眉冷对,两名女安检手持探雷器检测,安检程序与登机一样严格。
偌大的展厅,参观者寥寥无几,讲解员无事扎堆聊天。展厅悬挂着几百幅彩色宣传照片,解说词上写着:中国人有发言权、选举权、孩子可以上学等;还追溯说,中共早在苏维埃时期就有选举法和选举权了。展厅中还摆出书籍和照片,证明美国没有人权,说美国学校普遍施行种族隔离等。
展厅里,一个穿戴体面、年逾八十的老头儿,面对记者镜头,大唱赞歌:“中国的人权比世界任何国家的人权都好,其他国家都跟中国比不了。”访民立即围上去,问他:“你是哪的,你了解中国吗,你凭什么说中国人权是最好的,你怎么睁眼说瞎话,那么大岁数不害臊!”结果,记者没有录成像。穿戴阔绰的老头儿,被人搀扶着上了一辆特大的奥迪高级轿车离去。这下露了馅,这老头儿原来是政府雇来的“托”。
中国官方机构“中国人权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云虎也亲自出马,自吹自擂说:“举办以人权为主题的综合性展览,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国际上也没有先例。”访民讽刺道:既然是人权展,怎么不让人进?西山的牛都被他吹死了。
访民张连喜举起一个牌子,上面写道“我们苦等哭等中国人权到来!”当即被警察抓走。访民王建平进入展馆,想录像,立即被制止,并被撵出会场。上访二十多年的访民韩林芝说:我的经历就是中国人权展的活标本,人权展根本就没人相信,老百姓对它们都冷心了。访民张桂君被一名警察、一名保安押着参观,她说:中国没人权,软禁起来看人权展。访民高玉清被警察三班倒、24小时监控。高对记者说:“政府是人权展,我们是展人权。”
访民聚集在民族文化宫人权展广告下,一访民即兴作了一段快板书,大家跟着喊:“人权展,要人权,人权没,把人骗。喊人权,耍混蛋,连踢带打,警车拽。” 一位访民说:“这个人权展,纯粹就是--和谐社会活现眼。共党是光着屁股追无轨——现眼到家了。”另一位过路的北京市民,看到民族文化宫大彩旗招展、门口却泠泠清清,得知是“人权展”,大笑着说:“中国敢办人权展,开什么国际玩笑?”
--载自华夏电子报第168期
【大纪元12月2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卢健辉香港二日电)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特派员程翔的妻子刘敏仪今天表示,港府承诺把营救程翔的申诉书转交给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至于她本入则不打算参加任何营救程翔的请愿行动。综合香港媒体报导,刘敏仪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说,今、明两天将有不同团体请愿要求释放程翔,部分可能在港府今晚宴请吴邦国时采取行动。
不过,刘敏仪表示不会加入、也不会参加任何请愿行动,但已把申诉书交给港府。官方答应会把信件转交到吴邦国手上。
她说,申诉书内容要求让程翔保外就医,并按照他的意愿转到广东服刑。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日前驳回程翔的间谍罪上诉,维持他入狱五年的判决。
【大纪元12月2日讯】10月12日,即倡导和谐社会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宁波作家张建红(力虹)就被宁波市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准逮捕。10月17日,杭州异议人士陈树庆也以同样罪名被逮捕。同一天,河北网络作家郭起真被沧州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而在上个月21日,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也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中共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捕判了四名民间人士,这突显了中国公民以言获罪的恶劣的生存环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原名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1979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以反革命标语、传单或其他方法宣传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从法理上看,这只能算一条政策规定,而算不上法律规范,因为它相当含混。像“反革命标语、传单”、“其他方法”、“宣传煽动”这样一些名词都不是法律用语,不清晰、不明确,可以由“执法”者任意解释。革命和反革命是政治概念,不是法律概念。革命只是发生在历史上的一定时期,革命过去了,也无所谓反革命。根据短暂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对立制定长期有效的法律,是根本不科学的。世界各国的法律,就连社会主义鼻祖苏联在内,都没有“反革命”罪。为了“和国际接轨”,中国于1997年修订了刑法,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取代了“反革命罪”,相应地也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取代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但这只是换汤不换药,名称改内容没有改,形式改实质没有改。现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据这条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条规定与旧刑法一百零二条相比,“以反革命标语、传单或其他方法”变成了“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变成了“国家政权”,其他并无实质改变。其实,这个提法更含混。从现代法学的基本概念来说,“造谣、诽谤”如果成为一种罪状,主要是针对个人的,没有对团体(集体)造谣、诽谤而构成犯罪的,更不用说对“国家政权”了。即使在中国的刑法里,也找不到对团体(集体)进行造谣、诽谤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文。如果对国家政权造谣、诽谤要构成犯罪,那么对团体(集体)造谣、诽谤也要构成犯罪。这里所说的造谣、诽谤是指真正的法律意义上的造谣、诽谤,而不是共产党强加给中国公民的带引号的“造谣、诽谤”(把公民对政府的批评说成是“造谣、诽谤”,本身就是一种造谣、诽谤)。至于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实际上是混淆了执政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界限。一个真正的国家政权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谁也不会去颠覆它。在民主国家,人们也不会去煽动颠覆一个执政党,因为这个执政党如果表现不好,下次可以不选它,也可以通过罢免、弹劾等程序撤换不称职的领导人,根本用不着冒坐牢的危险去“煽动颠覆”。实际上,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诽谤朝政”,“大逆不道”,是文字狱。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是中国当代文字狱的法律根据,是套在中国公民头上的枷锁,必须废除。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社会中,文字狱是专制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帝王们拿士大夫开刀,为的是“杀鸡儆猴”,迫使全体臣民慑服。但它禁锢着思想,毁灭着人性。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史不绝书。文网之密,规模之广,株连之多,古代不及近代,近代不及当代。如果从商朝末期纣王因宰相比干进谏忠言而将其杀害算起,中国的文字狱已有将近3000年历史了。著名案例有: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崔杼弑其君案”、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案”、隋炀帝的“薛道衡案”、朱元璋的“'谢恩诗'案”、康熙朝的“庄廷龙案”、“戴名世案”、雍正朝的“汪景祺案”、“查嗣庭案”、乾隆朝的“王锡侯案”、“徐骏案”、清末的“苏报案”,今天胡锦涛的“李元龙案”、“郭起真案”、“高智晟案”、“张建红案”、“陈树庆案”,等等。有学者把文字狱称为“中国古代知识份子挥之不去的梦魇”,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应该是“中国知识份子挥之不去的梦魇”。文字狱是由专制统治者的褊狭、嫉妒和恐惧而生出的一个政治怪胎。这一怪胎的诞生,给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带来了极大的摧残,以致中国至今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专制社会。因人有人呼喊:“中国落后,罪在文字狱也!”清朝的康雍干三朝一般被认为是文字狱最盛的时期,但实事上共产党57年的统治,在中国制造的文字狱远远超出康雍干三朝的总和,胡锦涛上台不到四年,就制造了杜导斌、郑贻春、师涛、张林、许万平、杨天水、李元龙、阳小青、郭起真、高智晟、张建红、陈树庆等十多起文字狱,此外,谭凯、程翔、赵岩、陈光诚、郭飞雄等虽然以泄密罪或其他刑事罪处理,但实际上也是文字狱。如果胡锦涛仍执迷不悟,那么他一个人制造的文字狱恐怕就要超过康雍干三朝。
文字狱的案件,几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错案。文字狱是由文字罗织而成的,主要特点是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吹毛求疵,无限上纲。和尚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特别忌讳人家说僧、盗、光等字,连同音同义的生、道、亮、秃等也不行。他登上帝位后,凡章表中有这类字的,即诛杀作者。有一个和尚为了讨好朱元璋,写了一首“谢恩诗”:“金盘苏合来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天下赐,自惭无德颂陶唐。”朱元璋看了这首拍马庇的谢恩诗,认为“殊”是“歹”与“朱”而合,这和尚是变着法子骂人,于是便杀了他。雍正四年,礼部侍郎查嗣庭为江西乡试主考官,出了一道试题:“维民所止”。这本是出自《诗经 .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意思说,国家广大的土地,都是百姓所居住的,含有爱护人民之意。但有人向皇帝报告,说“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掉了头,暗示要杀雍正的头。雍正大怒,钦定为“大逆不道”之罪。查嗣庭在狱中病死后被戳尸枭首,其亲属被株连,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捕。乾隆时,翰林徐骏在写公文时,将“陛”误写为“狴”,被审查。有人在他的诗作中发现“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的诗句。这本是徐骏在晒书时,见风刮翻书页,即兴而作。却被专案组的人认定“清”是满清当局,“不识字”是指影射满人没文化;“乱翻书”是影射乾隆征书编四库全书,徐因此丢了脑袋灭了族。
在中共统治的57年里,类似“维民所止”、“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1999年,北京自由撰稿人江棋生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四年。北京市高级法院在江棋生案的刑事裁定书中认定江棋生的《关于和平地实现中国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几点思考》(署名李晓平)和《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告全国同胞书》两篇文章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理由是:前一篇文章“污蔑'四项基本原则乃是植根于专制理念的四项特权原则',对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我国宪法进行诋毁,煽动'逼迫执政集团不断让步,最终使其公开放弃四项特权原则,从而实现中国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后一篇文章(传单)“称'六四事件'制造了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大冤案、大假案、大错案,煽动人们'谴责强权压倒人权的暴行','谴责稳定压倒公道的逆施'”。这样的理由,比“雍民所止”还要苍白,因为”雍民所止“在咬文嚼字上还能讲出点道道,而对江棋生的文章,当局根本没有进行辩驳。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讲的是真理;在后一篇文章中,作者讲的是事实。当局对真理和事实不敢辩驳,也无法辩驳,所以只好像无赖一样地一口咬定作者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以莫须有罪名予以定罪。在今年的李元龙案的郭起真案的审判中,中共法院重复了同样无赖的做法。其实无论起诉的检察官还是审判的法官都心中有数,这样的审判实在让人丢脸,但在习惯于制造文字狱的中国司法体制内,他们也只有“望案兴叹”。@
(原载《争鸣》2006年12月号)(
【大纪元12月2日讯】2006年8月15日,海内外数十家新闻机构以《失地农民点燃汽油冲向警察》为题,报导了成都温江区检察院以“涉嫌强迫交易罪”逮捕宋祖建等5农民的消息。最近,在成都市温江区法院开庭审判时,被捕5农民当庭释放。至此,六四天网此前报导的因失地被捕的四川温江农民,已经全部释放!
失地农民点燃汽油冲向警察
2003年,一场以“花博会”为中心的政治经济运动在四川成都温江拉开了序幕。“一切以花博为中心,我为花博,花博为我”的战斗在天府之国腹地温江如火如荼地上演。
“我为花博”就是要求农民为了“花博会”召开,献出自己耕种的土地和家园;“花博为我”当然是指那些藉机露尽脸面捞足资本的官员们,在花博会后又将这些土地,与人合伙开发牟利。
宋祖建、宋祖伟、宋均、宋佳斌、王成等5人,是温江区涌泉镇燎原村一组失地农民,是众多“献出”生存权的村民之一。
2006年6月21日,宋祖建和本组10多位村民早早来到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期盼政府能考虑到他们目前的生存状况,起一丝恻隐之心,给点体力活给他们干,好让他们有口饭吃,孩子上学的时候有钱交学费。可是,等来的却是多过他们数倍的全副武装的警察。
此时,处于绝望的村民不知是去还是留;同样,处于绝望的宋祖建则不知哪来的勇气,做出了一个震惊世人的举动:将手中一瓶用做它用的汽油洒在自己的身上,点燃后冲向警察……
据知情者称,其中一位警察躲闪不及,眉毛被烧掉了……
被捕5人全部释放
由于现场众人的扑救,宋祖建最终被烧成重伤送往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而其他在场的村民有多人被警察抓走。事后,有4位村民被放,但宋祖建弟弟、叔伯兄弟、叔叔等却被以“强迫交易罪”被温江区检察院正式逮捕。
其后,包括律师在内的温江维权志愿者多次前往六四天网介绍情况。
2006年8月12日,我们和温江维权志愿者一道,前往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看望宋祖建,其后,以《失地农民点燃汽油冲向警察》为题做了详尽报导。
在温江法院开庭当日,宋祖建也带伤和宋祖伟、宋均、宋佳斌、王成等4个“同案犯”一道受审……
其后,当局释放了5人。
释放时,每个人交纳了1000元保证金,并签定了取保手续。
5人的取保释放手续,说来十分可笑,前提就是保证“5年内不准乱说乱动”,不准接受外界采访。
昨天上午,我们在与宋祖建的母亲等众多温江失地农民坐谈中了解到,宋祖建的病情依然未好,我们采访时,他们正在华西医科大学治疗烧伤后遗症。
温江农民维权节节胜利
采访结束后,我们前往了温江区委旁的圆圆服装店,看望了11月8日出狱的农民领袖赖富元。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出狱后,社区已经向赖富元移交了村民组长的[帐目手续],说明他已经正式“官复原职”;同时,“大红鹰”服装厂在赖富元被捕后暂时停止的服装销售独家代理权的也得到了恢复。而在温江区人大代表选举中,赖富元在本组180多人里获得了绝大多数选票……
同时,我们还主动询问了赖富元不愿提及的上诉情况。
此外,我们还与曾经在《成都当局包养53头“奶牛” 正在下崽》中报导过的当事人黎炳和先生会面,并一同前往有关当局表达妥善处理的愿望。
在黎炳和向有关部门表达意愿后,工作人员立即电话联系了温江区委李刚书记,目前,该案件有望取得进展。
可以说,尽管温江各种侵权案件还在持续发生,但老百姓的维权意识正在迅速提高,并在当地维权志愿者的无私帮助下取得节节胜利。
民间维权 实践中积累的学问
显然,民间维权正如游泳或补皮鞋一样,是一门实践的学问。而在民间维权活动中,是注重效果还是强调伟大意义?是注重形式还是关心内容?是老百姓获益还是维权者彰显勇气?这都是大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认为,效果是检验民间维权的最好标准,民间维权必须以老百姓获得现实利益而不是以维权者彰显勇气为最高目标。
回首“6岁女童维权成功”、 “赖富元出狱警车开道鞭炮齐鸣美酒痛饮”等温江民间维权成功案件,我们还必须承认,体制内健康力量的理性互动,也是民间维权取得效果的重要因素,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实际细心调查,用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讲大话、上纲上线的方法,去感动各界,最终,促成温江农民维权的成功。
——转载自《六四天网》(
【大纪元12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11月30日,湖北花楼区居民因拆迁问题上访,当局派出数百武警镇压,造成多位居民严重受伤送医。昨日(12月1日)小区居民召开维权声讨大会,痛斥当局只会用暴力对付老百姓,同时,他们表示不怕流血牺牲,将会维权到底,保护家园。补偿费连二手房都买不起
据了解,武汉花楼区的5000居民房屋土地被征用,根据房屋情况,最高的每平方米仅补偿3100元人民币左右的动迁费,而目前武汉二手房屋的平均价格在 3700~5000元人民币左右浮动,即便得到最高额度的动迁补偿,居民也无法购得最便宜的二手房。
而武汉市政府没有出台相关的动迁政策,居民无法“回迁”,或把他们分配到郊外去居住。居民曾两次上北京、多次到武汉市政府上访均遭推诿,同时政府拆迁办及开发商“世纪华宇”雇用地痞多次挑起争端。居民在花楼区的街区内挂满了抗议不合理拆迁的大字横幅。
30日上午,武汉华楼区的100多位居民到武汉市政府门前上访,要求政府尽快解决他们的悬而未决的拆迁问题,但当局未做出回应。
据花楼区居民反映,当时,政府派出约200多位武警进来,与现场群众发生冲突,政府大院连急救车都准备好了。当时现场警车牌号为鄂A1200 、鄂A1112、 鄂A1121、 鄂A1108、鄂A1028 、鄂A1051,警察衣服上都不上警号,只有一个警号为 015634。
这次冲突中,居民至少有四人以上被殴打,多人受伤。居民龙望生被抓到政府院内,对他拳打脚踢。目前获知,有2位老人被打得大小便失禁,有一位老人被打得头部缝针,因没钱住院,伤者在家养伤。当时,路过的群众上前劝阻,也被暴打。
因逢周休,记者去电武汉市政府信访办,无人接听电话。
维权声讨大会 痛骂共产党暴政
12月1日,小区居民代表约40人在小区自救的维权办公室,召开了声讨大会,每个居民畅所欲言,大骂共产党欺压百姓,害得居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官商勾结,低价征收,高价卖出,官商谋取巨额利润。
据前往花楼区慰问居民的中国泛蓝联盟负责人孙不二表示,居民非常愤怒,连家都没有了,他们什么都不怕,都声声痛骂共产党暴政。有一个老婆婆说“共产党将人民当敌人”、被打得居民说“不是和谐社会是流氓社会”、“共产党就是法西斯”……。
居民表示,武汉这么多年的旧城改造,当局的安置和补偿费都不合理,补偿费给的太低,连二手房都买不起,又不许回迁,把大家赶到郊外。这些拆迁户都有血和泪的故事。
居民说:“旧城改造有许多老人在外租房等待房子;有多少人受不了拆迁办的骚扰、恐吓,引发重病,卧床不起;有多少家庭因拆迁令,造成家庭矛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多少男子为大家保护家园,被打、被关;有多少家庭因拆致贫……”
居民:为子孙后代 维权到底
居民表示,他们坚持就地重建,要彻底维权,他们权利多了,子孙后代才不用再走弯路,他们不怕流血,用血为后代造福。所有拆迁户都团结起来,他们再也不是钉子,而是“刺猬”。
【大纪元12月2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2006年12月1日华盛顿报导) 广东省又发生一起因土地纠纷而引起的村民骚乱事件。当地警方抓捕了20多名参与维权的村民。数百名村民包围了当地政府的办公楼,并扣留了两名人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希涌村村民发现村中大量土地被前村委会干部私自出售以后组织了自发的维权行动。当地村民向媒体透露,当地警方星期三以谈判的名义约维权代表去街道的土
地发展公司,然后拘捕了他们。被拘捕的20多名维权人士中包括几名民选的新任村委会主任、副主任以及村长和副村长,甚至包括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
事件发生以后,数百名村民聚集到村委会,把两名涉嫌私卖土地的前任村委会干部的家属围困在里面,要求释放被抓捕的维权村民。
中文部记者打电话到希涌村公安派出所了解情况。接听电话的值班警察拒绝透露任何情况。
记者:是派出所吗?
警察:对。你有什么问题?
记者:我们听说你们这个村子里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些村委会的领导被抓了。这是怎么回事?
警察:这个不能够告诉你。
记者: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警察:你要自己过来才可以。
记者:自己过来?
警察:你是什么问题?
记者:我想证实一下有没有这个事情。
警察: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你自己过来了解吧。
记者:必须得当面跟你们了解是吗?
警察:对,对。当面了解,因为你是记者或者其他什么人必须办好手续过来。
记者:要办手续是吗?
警察:对,对。
记者:有没有这件事你也不能告诉我吗?
警察:对,对,不能够告诉你。”
记者多次给希涌村村委会打电话,希望了解事态的最新发展,但是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记者也多次打电话给顺德区政府,值班人员接电话以后,称听不清楚记者的问题就挂上了电
话。
佛山市顺德区希涌村民与政府和前任村干部的土地纠纷是中国许多农村地区失地农民所面临的困境。媒体早些时候报导说,上个星期,希涌村民曾经连续好几天围堵在当地工厂要求
出示征地手续以及就多征的土地进行赔偿。参加维权的村民还曾经带着他们找到的证据,到区、市、省,甚至中央有关部门上访。
希涌村去年刚刚改选了村委会,民选的村委会干部是这起维权活动的组织者和骨干。
【大纪元12月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报导)记者星期四报导了广东顺德希涌村村民扣留涉嫌私卖土地的前任村干部的家属,要求官方释放被捕村民的事情。村民星期五上午11点释放了两名人质,而官方至今仍扣留着近二十名维权代表,有家属收到通知称是刑事拘留。广东顺德区希涌村上千村民星期四将涉嫌私卖土地的前任村委书记的妻子以及股份社社长的儿子围堵在村委会中,要求当局释放当天抓捕的二十多个村民。
该村村民星期五对记者说,由于担心非法扣留超过24小时属于违法,他们已与上午11 点释放了两名人质:“ 今天11点放了那两个人,我们害怕超过时间,超出24小时,会有麻烦。”
与此同时,星期四被抓的村民中除了几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当晚获释外其他的十八人仍被扣留。一位村民代表的家人星期五晚告诉记者:“刚收到伦教公安分局发出的拘 捕通知,上面写着拘留证,里面写着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法,说什么违犯扰乱秩序。现在关在顺德区看守所。是伦教公安分局发出的。用一份邮件寄来的,晚上 七点钟收到的。派出所的人告诉我十八个人都定了罪了,肯定会刑事诉讼判有罪,就差不知道判多少年。”
据村民反映,星期五晚伦教街道电视新闻报导称:‘希涌村村民非法阻止工厂运作及扰乱治安。’并表示当局三月起就开始计划此次抓捕行动:“电视说三月的时候已经组织了,收集了所有资料。他的报导说是三月以来的村民的详细行动,他都说了出来。”
希涌村千多亩土地,十多年来陆续被前任村干部私卖,村民自发组织维权,三月起用围堵的方法阻止征地手续不齐全的工地开工,但六月份被据称由官方操控的土地开发公司动用黑社会驱散村民。
上周起村民又连续数天围堵占地厂家,要求出示征地档,补偿多征土地的赔款以及缴纳包括清理垃圾及村内公用设施的综合管理费,均遭拒绝。
星期四维权代表包括几位新任民选的村委会干部,被约到伦教土地开发公司谈判时被公安抓捕。
希涌村民们依然在寻求合法的形式与官方博弈。有村民表示将用罢市来促请官方放人:“我们现在说好了,如果他不把那些领导放回来,我们希涌会用‘瘫痪’来抗议,他一天不放我们就 一天‘瘫痪’,就是说停止营业。三年不放人,我们就三天不办公。希涌的所有损失,要由街道的官员负责。”
希涌维权村民被抓引发的扣人抗议事件披露后,立刻引起了香港各媒体、海外通讯社以及网站的关注。
村民们指控私卖土地的责任人是贪污的小小村官,为何出动力量抓捕维权村民却往往都是整个地方政权?这个问题令人深思。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12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山西侯马市政府为建十大形象工程之一──陆港口岸物流平台,上月(11月)初强行推毁新田乡小贺村百余户村民的200多亩耕地。村民们前往临汾与太原市,向省政府,省、市国土资源厅信访办讨说法,并递交信访材料,官员告诉他们,回去等着,有人会去调查。可至今未见有关人员介入调查。未成决议 突袭毁地
据村民介绍,9月中旬村委会通知说,市政府要征用全村的地,建陆港口岸物流平台,每亩地将按每年1300元补偿,一年一给补偿费,说是给40年。村民们都不同意,因按国家土地法的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依此计算,每亩每年应补偿4800元至8000元。
土地法规定还称,“安置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而村委会根本就没提安置费这一项。村委说的补偿标准比国家规定的低很多,故村民与政府方未通过任何决议。
11月6日上午,相关领导与开发商在村委会带领下,在所有村民不知情时,突然出动六辆装载机和一辆推土机突击将大面积耕地推平。有几个村民路经时发现,才阻止了剩余一小部分耕地的推毁。
令村民不解的是,村委会几名主要干部的地都不在规划征地范围内。
冠非法行为以“政府行为”
村民张淑萍指出,在耕地被推后,他们去询问村支书为什么要瞒着村民毁地,村支书说:“是市里规定,限期腾出土地。”村民要他拿出征地手续来,他说:“没有,想要就去市里问。”村民又找到乡长,乡长则反覆强调:“这是政府统一安排的,政府怎么说的,党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做,这是政府行为。”
村民只好去市里询问,侯马市只拿出了市政府规划征地档,而按照《国家土地管理办法》四十五条,征用基本农田是要国务院批准的,但市里不给出示国务院的批文。满怀疑问的村民回来后,发现于12日剩余耕地已全部被推毁。
据村民反映,一户村民家的青苗地,每亩年产值达5~6千元,在一夜间被偷偷推平,成了荒地。该村民去找村委会说理,却被说成是“钉子户”。
一位村民透露,村委会向村民表示是中央某大头头要上的工程……,但他目前不敢说太具体的。
村民们向记者表示,老实的农民遇到这种要命的侵害,又没人给他们做主;曾联名给温家宝写信,也杳无音信,所以感到非常绝望无助;现在不但赖以生存的土地被非法毁掉,还未见分文补偿。他们觉的政府行为实在是土匪、强盗行为,只想要一个合理的补偿,是所有失地农民的最高期望,并强烈呼吁外界关注。
据悉,侯马市有十大面子工程,涉及九个行政村、几千口农民的切身利益。现已开始动工了,成百上千亩的耕地正在被毁坏,所涉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将彻底失去。
记者致电太原市国土资源厅信访办(351-6163979),询问其将如何处理村民的上访材料,官员答:“领导叫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记者问:“征地类的以往领导叫怎么处理的?”官员答:“要么转给当地政府处理,要么村民逐级向上反应去。”(
【大纪元12月2日讯】(据华夏电子报第168期报导)山东栖霞市苏家店镇苗家庄村是个不大的小村庄,有村民117户,329人。1983年,王墨松在村里办起了纺纱厂、印染厂、针织厂、矿泉水厂等企业,使该村人均收入全镇第一,全市第五,固定资产1300多万元。多年来,村民和睦融洽,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是个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当时,由于村企业效益好,村民多在村工厂上班,愿意种地的人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苗家庄村实行了“两田制”,把土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责任田承包给愿意耕种的人,同时负担缴公粮;只种口粮田的村民则不必交公粮。自2002年以后,村企业生意不好,相继倒闭。厂里的村民失业后,便要求重新分配承包田。为了解决土地问题,村委开始按人口重新划分承包田。
重新划分土地引起某些人不满,带头闹的是村民刁丰清。他的妹夫是栖霞市委副书记,二弟刁寻清是该市法院副院长,三弟刁树清也是司法人员。刁丰清承包田5亩,不包括口粮地,如果重新分地,需要交出4亩。刁丰清凭借关系网,组织了20多户本家兄弟和亲属,还找来一批流氓恶势力,恐吓村民,辱骂殴打干部,破坏、盗窃财物。刁丰清到处宣扬:“咱法院有人、要钱有钱、要势有势、想骂谁就骂谁、想打谁就打谁、打官司咱不会输。”
刁丰清倚仗权势,在村里横行霸道,他们持铁掀、木棒、铁棍,寻衅闹事,威胁殴打村民和干部。自2005年3月,他们打伤10余人,并毁坏庄稼、农机、水井等。2005年4月15日,刁丰清组织20多人,持凶器,到苗德勇、苗德旭家口粮地,阻止其耕种,声称谁敢种地就弄死谁,致使全村土地至今大量抛荒。同年4月16日晚,他们将村委会的电视等物品洗劫一空;4月18日,他们将村民苗华峰、张功亮打伤住院;5月14日,他们将王墨松的2亩玉米和2分地的蔬菜全部铲毁。公安部门查实后,令刁丰清赔偿825元,通知单下达5次,刁置之不理,此案至今没有结果。
2005年6月29日,刁丰清带领50多人到韩喜凤家,把其丈夫马慈德和弟弟韩延光打伤住院,治疗3个多月。11月15日,他们在大街上对村民苗德水殴打,之后又拉他到刁家继续打,苗德水的哥哥和嫂子也被打伤。2006年1月,他们先后数次将村民苗学德、苗德新、刁训庆的草垛烧掉,损失万余元。3月份,村内仅有的两口水井也被他们倒入柴油,致使全村饮水困难。
为此,村民多次到当地政府上告,但没有一起事件得到查处。2005年8月,村干部王墨松到栖霞市公安局,法制科王科长却让他找刁丰清的二弟、该市法院副院长刁寻清“谈谈”。王墨松找到镇里,书记林明利也只是和他打哈哈。事情明摆着,公安局、镇政府都得罪不起刁家在当地政府和司法界的势力。就是在他们的权势庇护下,刁丰清一伙才敢如此胡作非为。
现在苗家庄村的村民整天提心吊胆,不知哪天就会大祸临头。刁家在当地有权有势,靠着关系网的保护,为霸一方,谁也惹不起。无权无势的村民们不知道这样惊恐的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急切希望借助舆论媒体,将苗家庄村的遭遇公之于众,为他们伸张正义。
【大纪元12月2日讯】在中共腐败治国、无法无天之下,此起彼伏的民间抗争一浪高过一浪。每一次浪潮都使人民不断地觉醒,人民看到了一个无耻、无赖、凶残的政府,认清了一个几十年一贯愚弄人民、残害人民却标榜“一贯正确、光荣”的执政党。11月10日,中共第二代魁首邓小平的家乡四川省广安市发生警民冲突,死亡4人,伤者无法统计,被抓捕的中学生和群众达数百人,直到12日调来大批武装警察才将事态平息下去。事后广安电视台、报纸说没有死一个人,学生都在安心上课,一个也不缺。群众看到政府公然撒谎,无不气愤填膺,大骂不止。后闻周永康坐镇广安,想要把事情栽赃给法轮功,由于群众都知道事情前因后果,栽赃没有如愿。事后,笔者与一些群众进行了交谈,发现人民群众已经在觉悟,中共打压人民正在自掘坟墓。
一位在单位上班的工薪层人士说:“太黑了,原来看的电视、报刊都是歌颂共产党好,好个球,这下露馅了,老百姓都晓得了。明明是医院见死不救,还打伤上访的老汉,后头又打死学生,硬要说群众闹事。调了几十车武警来镇压,还不准老百姓议论。鬼儿啥子世道哦!”
在小吃摊上,笔者和一位看样子像个体老板的中年人搭上腔,谈到前些日子对群众的镇压,个体老板还有点胆战心惊,压低声音告诉笔者:“现在不敢说了,有些在外头说的被抓了,听说在里面被打得很惨。狗日太凶了,说都不准人说,哪有恁个道理嘛?”我问个体老板当时在现场没有,他说:“啷个没有,我那天晚上看到3点多钟,结果5点钟就抓人,路过的都抓,那天晚上就抓了100多人。鬼儿把学生打死了几个,还说一个人都没打,他啷个不说警车遭烧了啊?都是哄老百姓,睁起眼睛说瞎话。鬼儿子太黑了,都是共产党的贪官污吏搞的鬼,我看照这样下去,共产党的日子也不长了。”
笔者到菜市场,想找一位农妇聊聊,看看没有文化的最底层人士对这事的看法。很巧,还没到菜市,就遇到一位挑着小白菜的农妇,笔者买了一把小白菜,和农妇聊起来。农妇告诉笔者:小孩死后,我到医院去看了的,事情闹得好大哟,我还没有看到过。只晓得打死了人,抓了很多人,他们亲自看到的,电视上又说没有死人。老百姓都在骂,我们队上就有一个学生被抓了,现在还不晓得啷个办。
对于把这次骚乱栽赃给法轮功,笔者在与群众的交谈中接触到一位家里就有炼法轮功的人,这人叮嘱笔者不要说是她说的,笔者答应了。她说:我们家里就有炼法轮功的,人家正而八经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在做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争不斗,即使受到伤害也不计较,哪里会去闹事,会去打、砸、抢,鬼儿共产党纯粹在放屁,栽赃陷害也太离谱了。
还有一位群众也谈到栽赃法轮功的问题:这个事情大家都清楚,广安市城南城北的市民90%都到那里看了的,哪里有一个法轮功在那里闹嘛?扯淡,以往看到电视、报纸全部都宣传说法轮功杀人自焚,还有点相信,这样子哪个得相信?事实摆到这里的,还想往法轮功身上套,搞假也搞得太过分了。
在笔者有意无意的交谈中,几乎所有的群众都表达了对政府的不满,也有一些蒙在鼓里的,对人们谈论的真相将信将疑,主要是政府在事情发生后,马上借用虚假的舆论宣传蒙骗百姓,并且层层传达,当成政治任务“辟谣”。对于议论传播事实真相者,冠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强力镇压,使群众不敢再议论。很多人谈到此事都尽量回避,怕惹火烧身。政府还强迫或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在电视上“辟谣”,达到让群众骗群众的目的。这些就是中共对掩盖事实真相采取的一贯手段:打压加谎言,暴力加欺骗。
通过这件事情,人们对于当年的“六四”平暴和镇压法轮功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群众的眼睛正在擦亮,中共对国人的一贯蒙蔽和欺骗正在被自己戳穿。(
【大纪元12月2日讯】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接见媒体说:“民主党派不是政治花瓶”,我在“民建”内部会上讲了此说不妥(见《民建座谈会发言纪》2006/10/30),做为“民建”会员和过去的基层干部,根据自己经历和观察现在阐述不同观点,与成主席商榷:成思危先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大陆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近年频频在媒体曝光,论述民主党派不是政治花瓶(注1)
(一)一个“民建”基层干部的认知
本人1988年加入民建(比成主席早六年),同年当上济南市政协委员,不久成了民建山东省委委员,并被选为山大“民建”副主委、民建全国优秀会员。我入“民建”已18年,做为“民建”的基层干部,我深深感到“民建”远不是独立自主的政党。它事事处处都受到中共当局的严格控制。包括:发展会员必须得到中共统战部同意,决定民建内部选举的候选人、民建中谁去当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谁去当“民建”省委委员,都必须得到中共当局的同意,民建省委、市委换届改选,召开代表大会都要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下进行。
中共为了直接控制“民主党派”,最近还在“党派”中发展中共党员,中共在“民主党派”市委、省委机关中,安插中共党员当干部,这些人享受公务员待遇。中共对“民主党派”的监控、操纵可以说无孔不入、从上到下,很多人将其称之为“花瓶”并不过分。
中国的“民主党派”在历史上如何定位?当前自由世界对其怎样评价?决不是中国“执政党”或“民主党派”的当红人物能够决定的。
(二)从一个会员的遭遇看“民主党派”是不是花瓶
本人今年2月发表了“建议修宪除去‘共产党领导’”,以后又相继写了些维权文章登在网上,结果住处遭到几辆警车和数十公安人员包围,他们没有搜查证但进入家中查看盘问二个多小时,抄走了二台电脑,将本人带到山大公安处讯问。以后又被公安多次传唤。5月30日公安下达了“决定书”,剥夺了我的出境权利。从6月5日开始,我家电话受到恶性骚扰,经常一天能听到几百到几千次骚扰声,持续了5个多月。由于电话受到骚扰,山大“民建”主委打通知我开会,结果三天打不进电话,只能跑到我家下通知,我告诉了她电话骚扰的情况。有一次民建聚餐,我提出家中电话受到骚扰,建议民建山大主委向其上级省委提出,请他们帮助查问制止,结果得到的回答是,你自己支反映吧,他们不问也不管。今年五月民建山大的两位主委到我家,劝我不要去香港了。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原因不知道,是上级的意见,我说既然没有原因,我有公民权利,还是要去香港的。不久我就接到了公安局不准我出境的“决定书”。
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现在的“民建”组织根本没有能力,也不愿维护他自己成员的政治权利,更何况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这样的“政党”不是花瓶是什么?
(三)中共建国伊始,花瓶政党已露雏形
“民主党派”发展到现在,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949年中共建国伊始,“民主党派”的花瓶形象就已有雏形。据章立凡(民建创始人章乃器之子)整理:“中共在新政权的领导作用,很快在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体现出来。历史上各民主党派内都有中共秘密党员,某些民主人士也曾秘密或公开地加入共产党。新政权成立以后,一些共产党人被安插进民主党派。根据中共的要求,各党派撤消了在港澳和海外的支部,并承诺不在军队中发展成员。
中共中央统战部还给各民主党派划定了发展成员的领域。民革: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民盟:文化教育界知识份子;民建:民族工商企业家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知识份子;民进:教育、文化、出版、科学界知识份子;农工民主党: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界知识份子;致公党:归侨、侨眷;九三学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医药卫生界知识份子;台盟:台湾省籍人士。
各民主党派的经费,以往都是通过捐助等方式自筹,例如“民盟”总部在北京购买办公用房的费用,即是由“民建”赞助。自从成为新政权的成员之后,‘民主党派’的经费及人员工薪也变成由国库支出。”(注2)
从执政党的这些措施来看,中国“民主党派”的花瓶命运在1949年前后已具雏形。中共为了限制“民主党派”的自由发展,做了很多制度性的规定。这些规定,是违背政党间独立、平等竞争原则的,如:“民主党派”必须承诺不能在军队中发展党员,只有中共可以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发展党员,从而保证了中共可以完全控制军队。中共可以在港澳及海外设支部,“民主党派”不可以,这使“民主党派”断绝了海外的联系。大学生也是中共领地,禁止其他党派发展。中共自认为是工人农民的代表,当然禁止其他党派在其中发展,甚至成立于1930年的“农工党”也不准发展农工成员。中共把“民主党派”排斥在国内最广大的人群工、农、兵、学之外。
中共的严格规定,为中共垄断政权提供了空间,使其能够保持一党独大、一党专政的地位。这些制度性的规定,使“民主党派”完全演化成“花瓶政党”。时至今日,中共党员已达到7000多万,而八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总数加起来不到70万,不足中共党员人数的1%。“民主党派”成了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花瓶”。
(四)回忆57年反右
中共领导的1957年反右斗争,践踏政党独立、政党自由的普世价值,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在“民主党派”中打右派,“‘民建’154名中央委员中,有28名被划为‘右派份子’,占中委总数18%;24156名会员中,被划为‘右派份子’的有3100多名,占会员总数的13%。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份子、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 (注3)
57年的反右派,是“民主党派”的一场浩劫,在他们的中央负责人中,“民建”创始人之一章乃器(粮食部部长)、农工党主席兼“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交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森林工业部部长)、“民革”中央副主席龙云、“台盟”主席谢雪红、九三学社中常委(山东大学副校长)陆侃如都被打成极右派。(注4) 反右之后的“民主党派”已经是伤筋动骨,奄奄一息。各省市基层骨干,凡敢于议政、批评中共的无不受到残酷打击。
回想1957年中共在“民主党派”中打了那么多的右派,在他们的中央领导和省市领导人中批斗了那么多人,作为一个“党派”竟然毫无还手之力,听不到集体的抗争。
中共可以到“民主党派”中打右派,抓人,关人。“民主党派”可以到共产党内部去抓左派吗?当然不可以。这叫什么独立的政党呢?这不是任人摔打的“花瓶”又是什么?
57年山东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诗人高兰只因为说了一句话“‘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仪仗队”,就被打成右派,批斗得不亦乐乎。这还有什么“互相监督”可言?明明是花瓶,却不准讲“花瓶”,这不是暴政是什么?
1957年之后的“民主党派”已是面目全非,即使有些应景、应时的活动,也已经基本没有社会影响。在文革中他们的遭遇则更加悲惨,“1966年8月,民建中央和地方组织机关被查封,负责人被批斗,工作人员下放干校或农场劳动。许多人政治上受迫害,精神上受凌辱,肉体上受折磨。有的甚至迫害致死。民建中央和地方组织被迫中断工作十一年。”(注5) 直到1977年才恢复了一些活动。奇怪的是“民主党派”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从来不提1957年反右派时和“文革“中他们的悲惨遭遇。
(五)不该沾沾自喜于几个副职
成主席1995年加入“民建”不到二年就成了民建中央主席,不到三年就当上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家二级官员)。为了说明“民主党派”不是花瓶,成主席在今年8月17日接受香港《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民建’11名会员担任了重要职务”。但是查看一下这些“重要职务”,全部都是副职,包括副部长、副省长、副总检察长、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为什么成主席举不出一个正职的的例子来呢?问题是中共只是把“民主党派”当做花瓶,当做陪衬,现在的局面还不如五十年代初,当时“民主党派”至少有五个正部长,还有两个非中共副总理(副总理共四人)、中央政府副主席共六人,其中二人为民主党派,现在一个也没有了。当然即使“民主党派”有人当了正部长,也不能说明这些“党派”不是政治花瓶。
现在中央的每个部委,都设立有中共的党组,这些党组要在政治上把关,重大决策没有他们的点头是不能拍板的。在那里中共的党组,才是真正的领导者。
“民主党派”绝对没有权力在部委中成立自己的“党组”,所以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中共手中。成主席不该为自己的会员,当了几个副职而沾沾自喜。应该争取的是党派之间的平等关系、竞争关系、互相监督的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赏赐关系。“民主党派”是不是“花瓶”要看他们在政治上法律上,是否和执政党有完全平等的待遇;在活动上是否独立自主,与执政党有同样自主活动的空间。
(六)参政议政不讲政治
现在全国上下最关心的是政治改革,“民主党派”做为一个政党,谈到参政议政,主要应该议论政治问题。但是成主席在回答凤凰周刊访问时,说他受到的重视主要表现在经济问题上,他说:“民建这几年也提过
很多很有价值的提案,比如虚拟经济、金融全球化、中小企业发展。”有人问及胡锦涛曾亲自点名让他去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时,他说:“我们去年和胡锦涛总书记一年有九次高层协商,协商包括各个方面,你说的这个问题是胡锦涛总书记去年春节座谈会上提出来让我们研究的。”
成主席在谈他在全国人大的工作时说:“现在(我)作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负责证券法、农村金融的执法检查”。作为一个政党的主席进入政府,应该提什么建议?我认为主要应该对大政方针提建议,这是“民建”章程明文规定的义务,在民间对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更应多谈政治和政治改革。
但是成主席讲的却都是经济问题,包括人民币汇率、金融、证券问题。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吗?不是!他1954年在华东化工学院毕业,以后一直在化工部门工作,直至1994年升任化工部副部长,他学习从事化工专业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他的研究范围主要在化工的“硼资源”方面,也有不少专著,他应该是一个学有所长的化工专家。
就是这样一位从事一辈子化工、对“民建”几乎一无所知的化工专家,到了1995年(时年60岁),被中共看中,空降加入“民建”,第二年1996年(61岁)当上了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63岁)当上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为什么成思危先生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乘直升飞机当上民建中央主席和国家二级官员呢?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个“业务干部”,而且是专心干化工专业的专家。从他后来的讲话分析,他对政治问题缺少思考,他在大学上的政治课和以后接受的思想灌输使他只知道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他的亲身经历使他认识到只有依靠执政党才能享受高官厚禄。这样的人在执政党看来当然更适合担任花瓶政党的主席。
说他在经济领域里参政议政,他有什么条件?像证券法、金融方面,他都是一个门外汉,他过去没有专门的研究,没有论文没有实践。现在执政党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甚至专家组,成主席如果在这方面有些出格的建议在碰过几次软钉子之后也就老老实实地对中共的提案举手赞成了。
(七)不该误人子弟
成主席在平步青云之后,受到胡锦涛多次接见,他把这些当成自己的光荣,认为他的待遇提高了民主党派的知名度;他认为自己频频出镜,展现了自己的人格魅力;听说有些年轻人要加入民建是因为他的个人影响,他感到很自豪,以为自己引领出一条青年人的道路。
其实成思危先生的从政道路,并不值得有为青年学习。
值此国家危机重重、上下腐败、人权不保、民主化举步维艰的时期,一个热心从政的青年,应该在政治上争当公众代言人,为弱势群众仗义执言、维护权益,为民主宪政探索道路。而不该只是追求眼前功利、官场的成功。为国家命运着想,为青年后进思考,成主席不该误人子弟,误人子弟会受历史谴责的。成先生应该三思、反省才是。
(八)不甘花瓶要挺直腰板
“民主党派”成了“花瓶政党”,追究根源是来自于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在中国应该制定“政党法”,保障政党间的平等自主的竞争关系,保障公民参加、组建政党的自由权利,保障政党内部的民主活动。为了改变“花瓶党派”,应该修改“民主党派”的章程,应该修改国家的宪法和有关法律。
大陆“花瓶政党”的出现,主要的起因是中共推行一党专政,要领导控制其他政党,但是“民主党派”中有些人不知自重也是原因之一。“民建”的章程中甚至写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这样互相矛盾的内容。当然这也说明了“民建”内部存在不同声音。
“民建”成员应该自重、自强,“民建”章程规定了会员权利,其中第三项是“对国家大政方针及地方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民建”会员有很多当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现在参政议政应该是围绕“大政方针”和“重大问题”;比如可以是从修改本党的章程开始,删除自我矮化的内容,再比如就政治体制问题建议修改宪法,建议制定《政党法》、《新闻法》、《出版法》,建议废除劳教制度等等;从维护人权出发,修改刑法,废除“煽动颠覆政权罪”等条文;修改“公务员法”,禁止政党机关干部享受公务员待遇;修改选举法,制止政党操纵控制选举过程,使用暴力对待竞选人的行为,保证公平公正的竞选活动;应该建议废除行政各部委建立政党党组的制度,禁止任何政党通过其政法委,直接操纵控制司法过程,应该促使司法独立;建议尽快制定直接竞争选举各级政府官员的时间表等等。
“民主党派”如果不甘花瓶形象就要挺直腰板。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众人的努力,中国的“民主党派”有近70万成员,而且多是学有所长的知识份子,他们理应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做出贡献,以实际行动改变花瓶形象。在这方面也希望成主席能起到带头的作用。
据传成主席曾准备在“民建”内部扩大民主,推行差额竞选制度,如果属实,这确实是件好事,在这方面,可以走在中共前面,请他们到“民建”来取经,也可以让社会耳目一新。扩大民主,不管在“党派”内还是“党派”外都是件好事。其本身就是在推动政治改革。@
注1: 2006年9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导。
注2: 章立凡《联合政府之梦:中国民主党派的前半生》
注3: 《中国民主建国会五十年》P93
注4: 汪国训《反右派斗争的回顾与反思》P412
注5:《中国民主建国会》P98
2006年11月30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大纪元12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王泓巴黎采访报导】近日,坐落在法国总理府内的法国国家人权谘询委员会(Commission Nationale Consultative des Droits de l'Homme)举办例行听证会,邀请两位加拿大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独立调查员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作证。会后,两位调查员在巴黎律师奥赫朗迪先生(Orlandi)的律师事务所举行了记者会,向媒体介绍他们的调查报告和作证的情况。记者对法布理司.奥赫朗迪律师(Fabrice Orlandi)进行了专访。记者:您怎么看待法轮功团体和在中国发生的对这个团体的迫害?
奥赫朗迪:我认为法轮功维护的是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中共觉得对它的政权是一种威胁,法轮功在中国很强大,比共产党人数多,中共是独裁政权,为了消灭异己,所以就要灭绝法轮功,包括现在用的是器官交易的方式来灭绝。
法国是一个人权的国家,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我认为思想自由是超越国界的,他们在那里(中国)也应该有自由,不只是思维方式的自由,他们也应该被尊重。
当我听说在中国发生的群体灭绝罪行,他们当中有人被摘取眼角膜,这些人只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与当局的看法不同就被关入监狱,我认为一定要对此进行谴责。
现在事实都在这里了,报告刚刚递交到了国家人权谘询委员会。这是一些被证实的、有根有据的事实。在报告里已经定义了,这是一场群体灭绝的迫害,而且越演越烈。
记者:您认为怎么样能帮助制止这场迫害?
奥赫朗迪:我想作为人权捍卫者的法国来说,是需要对此进行干预的,甚至应该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
我的同行麦塔斯律师说的是有意义的,可以发动运动员抵制北京奥运会,对此进行谴责,告诉他们那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去北京,因为那里的人权被践踏,这个报告里有翔实的证据。”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行动!
记者:您不觉的人们应该更快地意识到这是跟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有关的反人类的罪行吗?
奥赫朗迪:看看卢旺达,国际组织已经在很多年前就被告知了那里发生的事情,但是大家都置之不理。但是有一天被证实说那都是真的。也许几年后法轮功被群体灭绝的事得到证实,到时候我们是可以说我们在2001年、2002年就对此进行谴责和揭露了,但是你们呢,你们是要对此负责任的。
记者: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高智晟因为替法轮功学员辩护、上书国家领导反映法轮功学员遭到的迫害,被长时间监视居住、跟踪、殴打、被非法关押,最近他的妻儿遭到监视和殴打,您作为同行打算做些什么呢?
奥赫朗迪:我们听到这种纯属非法的抓捕的消息后,我们试图对此进行干预。我们可以通过征签进行呼吁。我们也可以到当地去对此进行干预。
我觉得像我们的同行被抓的事,我们可以发起一个律师界的共同行动。(
【大纪元12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春香台北报导)全球退出中共的人数不断的攀升,透过旅游、经商、通信,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实际接触到这些退党的中国人民,感受到退出中共组织的急迫性。2日下午,即有超过7千名以上的台湾民众从各地赶来参加声援1600万人退出中共的大游行。在台北县经营机械、五金材料行的黄先生,担任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将近二年,深知共产党早已失去民心,在协助大陆人民退党的过程中,普遍听到人们痛骂中共太腐败。他表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一切的苦难都是因为共产党的出现,如果中共不赶快下台,那真是中国的悲哀,也是全世界的浩劫。
一位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冯小姐,住在台湾多年,早在离开中国大陆之前就已认清共产党的残暴与邪恶的本质,她以打电话的方式,劝导共产党员退出共党组织。她说,《九评》一书引起的退党大潮,说明共产极权已到了倒运灭亡的时刻,我们的声援活动对于中国大陆同胞就是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曾经在金门举办声援500万人退党的林荣森也来共襄盛举。林荣森表示,金门声援500万人退党的活动,起到非常好的效果,造成对岸地方官员极度的恐慌,因此在当地旅游景点推广赠送<九评共产党>一书。曾经有厦门六、七十人的教授团,因为看了这本书,对于中共邪恶与残暴的行径深表痛心。
林荣森说,每一次机会都非常珍贵,声援中国人民退出共产党,只是略尽棉薄之力,然而,这些终将证实“光明会战胜黑暗”。台湾和金门并无差别,每个地方都是举足轻重的,不论在任何场所,每个生命都应该以一颗无私的心,尽最大的力量,发挥最大的效果。
参加游行的队伍中,有数十位从台湾东南角最偏远的台东县赶来参加的民众;其中一位在高中服务的刘老师说,就他的了解,目前已经有大陆民众冒着生命危险,用真实姓名退出中共一切组织。他表示,“我们身处自由世界,一定要给予退党勇士们强大的精神支援。”他们利用周休假日北上参与游行。
另一位来自花莲的甘小姐,她表示,中共封锁新闻、掩盖真相,不让人民知道真相;而我们身在自由世界,希望藉着这样的游行活动,把共产党的丑行和罪恶再一次暴露在世人眼前,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是很有意义的活动。她说,二战期间纳粹党残杀犹太人,然而中共杀害的却是自己的人,犹如自家父母残杀子女一般,天理不容。
今天这些来自台湾各地的民众都一致认为,1600万的退党勇士,因为认识到共产党残暴的手段,从而内心与邪恶政权决裂,需要无比的勇气与决心,他们愿意用双脚来声援这次游行活动,给予中国大陆同胞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大纪元12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林仪婷文字、摄影台北报导)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再次致函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表达对判决当地法轮功学员的抗议,该学会代表吴惠林教授、台湾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协会秘书长刘秉华,昨天(1日)下 午至新加坡驻台商务代表办事处递交抗议信,以表达对此事严正的关注,重申要求新加坡政府撤销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无理控告。这已经是今年度台湾法轮功学员第三次要求新加坡政府''莫做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帮凶''。新加坡两名法轮功学员因在新加坡中国大使馆前抗议而于11月30下午被判处坐牢。新加坡是除了中国外,第一个镇压法轮功的地方。
吴惠林在递交抗议信时表示,新加坡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判刑、罚款是不公平与不公正的。吴惠林认为,法官拒绝新加坡学员提供的证据与证言,反而以自由心证判罪的行为,很显然是屈服于中共。中国共产党是一大威胁,所有爱好和平者应挺身拒绝中共,而非帮助中共迫害。
吴惠林接着说,递交抗议信不是与任何人对抗,而是为了维护全世界的和平与人权。今天阻碍全世界和平与人权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吸取海外钜额资金,但所赚得钱不是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而是迫害百姓。吴惠林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应该站起来跟中国共产党说“不”。
抗议信内容提到,法轮功学员相信对于违反新加坡宪法及联合国相关国际法人权及自由规范的非法行径,世界上各个独立卫护人权的国际人权团体及组织也将不会坐视,此种违犯更将遭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谴责!
中共迫害法轮功是注定要失败的。法轮功学员为了早日停止这场迫害,而向广大民众讲清中共邪恶的真相没有错。我们希望新加坡当局以道义良知为重,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并回复他们的名誉;并请自而后,充份尊重及保障法轮功修炼者的基本权利及自由,不要再讨好中共,这才是为民谋福的明智之举。如此,新加坡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本次抗议活动约有30名台湾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市仁爱路圆环高举展版抗议,斗大的展版,述说着台湾法轮功学员的心声:“呼吁新加坡政府勿作中共的帮凶!”参与本次抗议活动的国小三年级小朋友王建桦说,他来这里是告诉大家:新加坡政府协助中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
【大纪元12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娄娜综合报道)王影,女,43岁,原黑龙江省鹤岗市新华造纸厂职工。王影和丈夫赵国新、女儿赵倩原本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然而因为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王影先是失去了心爱的丈夫:赵国新因携带法轮功资料乘火车被佳木斯铁路警察查出后遭虐杀;遭受丧夫之痛仅三个月后,王影被鹤岗市警方绑架,随后被判七年重刑。王影的父亲和公公经受不住打击相继离开人世。女儿赵倩当年仅14岁。赵倩现在无依无靠,整日以泪洗面,思念双亲,然而警察却不让孤儿寡母见面,给孩子的幼小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丈夫被抓三小时后即遭虐杀
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赵国新带女儿赵倩去医院看望生病住院的岳父,在乘坐火车回鹤岗时,因包里装有法轮功的资料被车站检查人员查出,父女俩被带到佳木斯铁路派出所非法审问。因他拒绝说出资料来源,也不说姓名和地址,身份证被抢走。
女儿赵倩想起妈妈王影的呼机在自己身上,一旦被警察搜去会连累很多法轮功学员。于是赵倩求女警让她上厕所。警察拒绝,赵倩一再央求,警察才恶狠狠的拽着孩子胳膊去了厕所。孩子机智的把她们支开,把呼机扔掉。当女儿回到派出所后,却见父亲赵国新头耷拉着,肚子突出,不省人事。随后赵国新被送医院做CT检测,显示脑主干出血10毫升,三个小时后便停止了呼吸。
事后谘询律师和医院专家,都说如果没有强烈震动, 脑主干绝不会出那么多血。谁都知道,警察们打人都很“专业”,只要垫东西打,打的再重都不留外伤。可是当时没人敢为法轮功学员打官司,至今没有人为此事负责任。
*王影无故被劫 两位老人含恨而终
三个月后的十一月三日晚十点多,鹤岗市工农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李树江、工农区解放路派出所所长王清文、吴建国等人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突然闯到王影家进行抄家。王影与女儿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当听说是派出所的,王影就说太晚了,有事明天再说。他们见母女不给开门就又砸又撬,最终把门砸开。一群警察不容分说把几个房间翻个底朝天,甚至把孩子学习用的磁带,弟弟结婚的录像带都列为“非法证据”收走,并把王影绑架到解放路派出所。
李树江殴打王影,逼迫她说出资料来源,王影不配合。第二天,什么手续都没有李就将她强行送入第二看守所。为防止她炼功,所长李树林给王影戴上一米多长的支棍,手绑在脚腕上,大小便得由几个人擡去;让她坐在水泥地上,一连十七八天;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一闭眼睛就遭刑事犯毒打,往脸上浇凉水等等。
刚刚手术后的赵国新岳父出院后,听说女婿被打死,女儿王影又一次被抓,悲痛过度,病情恶化,含恨而死。赵国新的父亲因失去心爱的儿子,去看守所看望儿媳又被拒绝,回来后一病不起,几个月后也痛苦的离去。
王影在看守所忍受着的巨大的酷刑折磨,接踵而来的是一次次的提审、批捕、判刑,后被判七年送到哈尔滨市女子监狱关押至今。
附:哈尔滨女子监狱写实
哈尔滨女子监狱在迫害法轮功方面不遗余力,变态似的折磨法轮功学员,无所不及、惨绝人寰。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说:哈尔滨女子监狱,对于法轮功人员来说,不是监狱,是地狱!
哈尔滨女子监狱至今已将多名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如王颖、郭美松、王芳、曲杰、孙桂荣、李海燕、徐伏芝等。
哈尔滨女子监狱善于使用各种残酷和下流的方式折磨法轮功学员,有顺口溜形容到:打骂捆绑吊,渴饿憋屎尿,牙签支眼皮,棍子捅阴道,酷刑上大挂,昏了嘴塞药,醒了接着吊……
狱警们用鞋底打脸、机器针扎脚、用盐水洗伤口,“摘挂勾”(打下巴)、“踩小筐”(阴部),“敲铜锣”(有学员一只耳朵震聋),袜子塞嘴等等。有人被折磨得休克,有人被折磨得神志不清。上“大背吊”、“大背剑”(一手上、一手下背后铐上)时,有时需要带医生来,因为学员被折磨昏过去后需要医生灌药弄醒后再挂。下面是明慧网上披露的部分案例。
1. 多人被迫害致死
郭美松,38岁,黑龙江省鸡西大法弟子。因不放弃法轮功信仰并绝食抗议迫害,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长期灌食致使肺部溃烂,放出后不久去世。
2002年10月下旬,毕云萍拒穿囚服,并以绝食抗议非法关押,遭到迫害性灌食。狱警强制给她戴支口钳子,再缠满胶带,对其进行精神与肉体的摧残,使其发出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受尽折磨,于2002年11月2日凌晨1点被迫害死亡。
曲杰,60岁左右,鹤岗市商业部门退休职工。曲杰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于2002年4月下旬,在鹤岗市不法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全市大抓捕中被劫持,非法判刑4年,关进哈尔滨女子监狱。哈尔滨女监二监区不仅强迫曲杰干活,还在2003年12月初将她拖到寒冷的室外冷冻、体罚。自此她身体每况愈下,于2004年7月含冤而逝。
李海燕被非法判刑13年,在哈尔滨女子监狱惨遭多种酷刑折磨,被迫害成肺结核。于2004年9月2日保外就医,2005年1月13日清晨4点左右含冤离世。
2003年4月初左右,王芳和陈伟君绝食抗议迫害,被强制灌食,插胃管不拔,一星期换一次,犯人说管子里都长了绿毛。后来陈伟君和王芳胸部都痛,全身无力,咳嗽。王芳一天比一天瘦,胸部巨痛,去医院检查肺叶时,发现肺叶都被皮管烧没了,半年后王芳被迫害致死。
2.王建平被电棍电乳房,乳房被抻坏、流脓
2003 年8月,八监区狱警张春华将大兴安岭地区的学员王建平吊在铁窗上,后背被磨得血肉模糊。犯人王凤春扳着王建平两肩用膝盖猛顶两腿中间。狱警王亮用电棍电王建平乳房、脸、脚和手,犯人王凤春用针扎王建平脚背,反复扎。为了反迫害,王建平绝食。犯人商晓梅用开口器把王建平的嘴支到极限,王建平的嘴被抻裂开大口子,舌头发硬,并被绑在地上长达10天10夜。2004年4月,狱警桂娜娜指使犯人赵艳华、宋立波给王建平背铐,将王建平乳房抻坏,流脓、流血好几个月。
3.闫慧娟脸和手被锥子扎四十多个眼
狱警肖鲁建和犯人牛玉红用锥子在闫慧娟脸上扎了四十多个眼,手上扎了四十多个眼,红肿一片,扎得闫慧娟撕心裂肺的哭喊。牛玉红说:“我就愿意听这声,真刺激,好象被强奸了。”犯人张宏英在女监脏的出名,经常不洗脸。张宏英脱掉自己的裤子,撅起臀部,对着闫慧娟的脸,叫她闻味。
4.徐先萍被折磨致白血病复发,医生说只能活三天
徐先萍,家住鹤岗市兴安区五委八组十二户,她炼法轮功炼好了白血病,却因坚持修炼受到一次次的野蛮迫害,于2002年4月29日被绑架,12月27日被劫持进哈尔滨女子监狱。徐先萍被挨冻、挨踢、挨饿,被折磨的不能进食,连上床的力气都没有。2004年2月27日在哈二院检查说是白血病,只能活三天。徐先萍被转入病号监区。在病号监区的第二天允许徐先萍炼功,这样徐先萍能吃饭了,身体状况才好转。
5.关英新被强行打针,大背剑、罚站、铐坐水泥地等
关英新原黑河市调味品厂职工。因坚信“真、善、忍”做好人,于2000年12月22日被绑架,后被判刑7年,被劫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关押。2002年5月15日被关进小号,强行打针共9次。2003年9月,关英新被铐坐在水泥地上2个多月,不准睡觉,不准闭眼。监区长郑杰、张春华用牙签支关英新眼皮,用针管往关英新眼睛里打水。2004年3月到2004年8月2日期间,关英新被上大背剑酷刑,罚站三天两宿,共计4个半月时间被铐在床腿上,被折磨得突发心脏病。
6.徐友芹被警棍用木方子把屁股打烂、烈日下曝晒
徐友芹,黑龙江省双城市亚麻厂工人,38岁。2003年1月27日被送入哈尔滨女子监狱迫害。2003 年9月份,徐友芹因喊“法轮大法好”,被恶徒把手背到后边绑上,强制坐在地上腿脚分别绑上,不许睡觉,犯人王凤春把徐友芹的嘴用胶带封上。徐友芹一闭眼,就被犯人穆宪敏用竹竿子一顿毒打。犯人王微和王凤春还把徐友芹摁倒地上扒下裤子,用木方子打屁股,屁股被打烂一大块,直至休克。后又逼迫徐友芹白天跑步、在烈日下曝晒,动一动就毒打。
【大纪元12月2日讯】(大纪元综合报导) 近几个月来,中共各大宣传媒体都在重点报导被追认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原辽宁大连开发区新港派出所所长赵振金。然而不少当地民众投书大纪元,真实的赵振金并不像宣传的那样清廉,其淬死另有原因。据大陆媒体报导,在新港做了20年派出所所长的赵振金,他两袖清风,时刻为百姓着想,是“百姓的好所长”。2006年9月9日,赵振金因心肌梗塞,死在派出所里。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评价说:“为人民群众当民警、当人民群众满意的民警,这就是赵振金精神。”
然而据大连民众投书,赵振金并不是因为“工作劳累过度而死在工作岗位”。 赵振金患有严重心脏病,9月8日晚上与其妻徐玉兰发生争吵,一气之下跑到派出所,第二天突犯心脏病而死,时年55岁。
据悉,赵振金所在派出所只有6名警察,但7.7平方公里的辖区内,常驻居民7500多户,外来人口最多时有7600多人,各种企业20多家。近年来,国家大型储油基地和中联油两大工程相继在新港开工,当地很多居民与企业要动迁。外人称,赵振金的实权比一个局长还大。
大陆报导称,赵振金从不利用职权谋私利。赵的父母在农村,家境贫寒,他曾拒绝辖区内一家工厂聘请他的弟弟当保安,他的妻子下岗后自谋职业,他也拒绝帮她推销糖酒。几十年来,赵振金是辽宁公安系统“清正廉洁”的典范。
然而新华社报导也提到,赵振金的儿子赵若丞目前在英国攻读双硕士学位,新华社没有解释:在英国每年的留学费用至少是人民币15万元,赵一个月的工资仅一千多元,妻子又下岗,怎么能供养得起一个留学生呢?有人说,赵振金清廉,那是拿腐烂的公安系统做参照,矮子中拔高个。
中共媒体称赵的妻子下岗后没有正式工作,家中生活困难。为此赵死后,其家人已得到一百万元的各种补助。然而据内部人透露,赵的妻子徐玉兰在其管辖区内的大连棒棰岛集团有份工作,前几年退休了,因是赵所长的妻子,棒棰岛集团至今还发给她不少薪水,棒棰岛集团的领导对其是敢怒不敢言。
当地投书者称,关于赵振金的真实情况,其实那些来调查的记者们都知道,但中共媒体向来是讲假话的“专家”。他们一旦决定要宣传一个人,那就是 “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好也不好。”
明慧网还有消息说,赵振金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但他仍逼迫法轮功学员交出炼功书籍及音像制品,强迫每人写“保证” 不准炼功,不从者押到派出所威逼利诱。他还与单位联手,以开除工职相要挟,同时收买利用社会闲散及街道妇女,时刻监视法轮功学员的行踪。
明慧网有评论称,衡量一个人的好坏,关键要看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态度。古时候一个杀人犯和一个书生死后一起面见阎王,书生因诽谤佛法,其下场比杀人犯还惨,也许赵振金的死给人同样的警示。
【大纪元12月2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卢健辉香港二日电)趁着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傍晚到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酒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前线及四五行动等多个团体下午发动游行,要求北京当局立即释放新加坡海峡时报首席中国特派员程翔,平反六四及实行普选。下午四时三十分,支联会、前线、四五行动、香港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争取居港权家长协会及亲台团体神州青年服务社等逾一百名代表由湾仔修顿球场游行至会展示威区,准备向访港的吴邦国请愿。
支联会、前线及四五行动等代表要求北京当局立即释放程翔,释放维权人士,平反六四,让香港实行“双普选”(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议员)。
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等代表则抗议中国官方教会自封自圣,要求北京当局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以诚意改善中梵关系。
争取居港权家长则希望香港和中国政府体恤他们,尽早让他们在中国的子女来港团聚。
亲台团体则舞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促请北京当局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及联合国。
游行队伍到达示威区时,四五行动部份代表冲出警方防线,意图进入会展,双方发生推撞,情况混乱。
警方随即架起铁栏,并筑起人墙维持秩序。
吴邦国中午抵达香港,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晚间将接见香港特首曾荫权和港府各司局级高层官员。
这次是吴邦国担任人大委员长三年多来首次访港,他将主持明天“二零零六年世界电信展”开幕仪式。随同访港的还有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与中国资讯产业部长王旭东等。
吴邦国抵香港 法轮功示威抗议
吴邦国的专机中午前抵达香港国际机场,由行政长官曾荫权及中国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等代表到场迎接。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则在他下榻的酒店外围示威区抗议,现场大批警察戒备。
周梅森本人很努力,读了不少关于评述改革的资料,也钻研了令不少作家头痛之极的经济类书籍,所撰写的台词表现了这方面的能力。但其创作思路,却令我这个对改革历史、过程与大事件有着深切了解的人不敢恭维。
首先是剧中涉及题材的精心选择与似是而非的牵强表述。
剧中对近年来诟病颇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选择了一个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红帽子企业”--伟业国际,经电影展示后,将国有资产流失这一掠夺公共财产的“真问题”变成了一个思想观念认识不同的“假问题”--须知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重灾区与典型根本不是红帽子企业,也不是近年来成为万炮齐轰目标的顾雏军的科龙,这两类通过资本市场运作而做大做强的企业,其资产并非典型的国有资产。这些企业与政府产生矛盾的根源是产权界定,而不是国有资产流失。
中国的腐败问题,连中共中央亦无法讳言,只是至今为止不愿意认“制度性腐败”这个帐;但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在这部片子里却变成了25年以来一连串为了改革而被迫进行的违规操作。片中最严重的“经济犯罪”是1998年宁川市长钱惠人为私人目的而挪用3亿资金,让一家民营企业绿色田园完成资产重组。该次挪用因为很快归还,几乎不显山不露水,最后还是被锐意改革的省长、与钱惠人曾共二十多年风雨的赵安邦“大义灭亲”给挖出来了--相信国家审计长李金华等人看了此片后,一定要怀疑自己每年在审计报告中罗列违规现象是否小题大作。
而渗透整个中国官场的买官卖官现象,在周梅森的笔下,竟然成了片中汉江省高层人人深恶痛绝、避之唯恐不及的个别官员的作为。唯一的“跑官者”文山市长田丰义也因跑官而被“贬”到清水衙门省作协去了--这一描述既否定了中国官场上因利益而结成的政治保护关系之存在,让国家课题“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的主持人王明高看了后,也要怀疑其研究报告的价值;因为他总结了非常严重的“买官卖官”现象:“越级”买卖、“合法”买卖、“公开”买卖和“批发”买卖。
中国政府也未否认过资本与权力的结合是目前中国腐败的一种主要形式,但此片中的资本恰好不愿意与权力结合,伟业国际董事长白原崴公开表明与权力结合是危险的,他坚决不走这条路。所以白原崴的“原罪”全部来自于股市上的资本运作。经过如此展示,以后中国不需要再讨论中国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因为那本来就“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为了发展必须支付的代价”。
而引发社会矛盾最烈的征地、三农问题、贫富差距以及贪官80%与土地有涉、95%以上有情妇这些官方公布的资料,在电影中或是片言只语地虚写,或是根本不涉及。拍摄地的选择更是匠心独运--经济最落后的文山市亦是高楼林立,霓虹灯如云的现代化城市。破败的农村与中小城市在电影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省人大副主任、改革尖兵白天明遗孀住的低收入房水平也相当于深圳市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集中居住的全国文明小区的水平--片子要暗示的是:改革的成就如此巨大,而腐败是如此地微小,批评腐败者完全是小题大作。
其次,是这部片子的主诉:由谁来主沉浮。
这部片子通过省委书记裴一弘的慷慨陈词与另一位省常委、军区司令员放置在会议桌上的军帽交替的电视镜头道出了该片的主旋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主沉浮!”--说白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要枪在手,政权何愁不稳固?是与非,对与错,由党说了算!奠立于民选、民治、民有的民主政治根本就是扯淡。而片中最愚弄观众的内容是将共产党内的同体监督说成“权力制衡”,于华北这个主管纪检、且令人生厌的副省委书记成了“权力制衡”的象征、原则的化身。
周梅森的创作思路无疑是对政治宣传的与时俱进与精致化,片尾挂上了几个省委宣传部作为合作单位是最好的说明,他本人也表明创作此片“不是以曝光社会阴暗面来取悦观众”。据本人观之,这部文学与权力结合炮制出来的政治宣传大片,其更深的用意不仅只在于取悦权力,还在于用电影这种形式塑造一种对改革的认知并影响受众。这种认知如果以政治宣传的枯燥形式表达,定会引起受众反感;但如果以电影这种隐含形式巧妙表达,再加上演员的成功表演,则很容易为受众所接受。
而周梅森走的这条文学与权力直接结合的道路,已经预示了中国现实文学的命运:中国不可能出法国的左拉,美国的杰克•伦敦、马克•吐温。中国也出不了《百年孤独》这样的煌煌巨著,中国还有什么理由抱怨自己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呢?
--载自华夏电子报第168期
【大纪元12月2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华盛顿报导)世界银行一位高官星期五说,随着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穷人不但变得更穷,而且穷人的分布更为分散。不过,这位官员也称赞中国近年来的扶贫工程使贫穷人口的比例下降。观察人士认为,造成穷人更穷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法新社和德新社报导,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David Dollar)在北京的一次记者会上说,过去几年,中国的穷人当中有70%的人的收入受到某种程度的打击,或许是由于他们的庄稼歉收,或者是由于意外生病及受伤。
*最贫穷人口收入小幅下降*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份析发现,在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世界银行在2001年到2003年期间对中国的贫穷问题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最贫穷的10%的人口的收入小幅度下降,而其他群体的收入却大幅增加。
世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Bert Hofman )说,他们的分析表明,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受到收入冲击的影响,因此只能依靠储蓄来维持消费。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在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说,造成中国目前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说到底就是一种畸形的市场经济造成的。他说:“最根本的就是收入分配方面、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这些问题没有跟上。仅仅注重了经济的增长,仅仅注重了一些企业的效益和效率。但是对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社会福利问题的均衡,特别是对城乡差距、城乡障碍的消除这些工作都没做到位。特别是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非常大的不平等。对于城乡务工人员不平等的工资待遇、福利待遇就造成了目前这样一种状况。”
*贫穷人口更分散*
另一方面,世界银行说,中国的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世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说,虽然中国在贫困地区进行的扶贫工程十分成功,但是,世行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都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村庄。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说,中国现在的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各个发达地区和发达的城市都有。他说:“以前城市的人基本上有一定的保障。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基本上都有个人头费,生活都有所保障。贫困大多出现在农村地区。现在城市也出现了大批贫困的群体,并且城市的贫困群体有时候比农村的贫困群体甚至还要难过。因为在城市的环境条件下,它的水、电、气、买菜、买油这些所有的东西统统都需要钱。一旦没有钱的话,就比农村还要难过。”
世界银行认为,总体来说,中国的经济政策是成功的,在仅仅三年之内就有七千万人脱离了贫困线。世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说,按照每天消费1美元属于贫困线的标准,中国在2001年到2004年期间把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6%降低到10%。
【大纪元12月2日讯】东钱湖又称钱湖,是浙江省最大的淡水湖,著名的风景名胜区,享有“西湖风光,太湖气魄”的美称。东钱湖开凿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历史遗迹星罗棋布。钱湖是鱼米之乡,但渔民孙老汉晚景凄凉。他72岁了,为了糊口,还要每天起早贪黑,撑船揽游客,挣一点活命钱。1949年,孙老汉16岁,因家里太穷,揭不开锅,就上渔船当了名打杂船工。当时,国民党军队往舟山撤退,船老大帮他们运输人员和物资到舟山,国军照价支付银元,老汉也曾分到,他当时高兴死了。
接着,共产党打过来了,那些“江北兵”简直像土匪,背枪上了船,说这条船被征用了,要去打舟山。老大不愿意,当官的就拔出手枪顶住老大的脑袋。没办法了,船头架起了机枪,就这样载了一排大兵,被逼着开往舟山。
船撑到东极岛,他们叫老大往岛上靠。这时枪声大作,枪弹像雨水一样泼过来。老大想调帆逃走,但解放军用枪逼住他。老大中了几枪,被打死了,另几个船员也受了伤。孙老汉命大, 躲在木桶里边,捡了一条命。那次,船工死了一少半,还伤了不少。
东极岛被攻下后,国民党守军大多数被杀,俘虏了十几个,用船装到沈家门,开公判大会,砰、砰,都给毙了!他们还在沙滩上打了木桩,绳子一头拴住木桩,一头拴住俘虏的尸体,漂在海水中示众。
后来,共产党政府成立了外洋渔业队,孙老汉继续当船员。那时候还是帆篷船,捕鱼要到公海,有时还要远到朝鲜、日本海,碰到台风,就有生命危险。捕满一船鱼,一靠码头,国家就统统收去了,每斤一角二分,一条不能少。如果有船员想偷一点鱼去换油盐酱醋,就会罚工资、挨批斗,三个月不准上船,甚至被开除。
孙老汉为外洋渔业队卖命45年,开始每月十几元,拿了十几年,后来加到二三十元,又是二十几年。十几年前,他六十多岁了,单位“改革”,船都贱卖给私人老板。老人被一脚踢开,不给补偿金,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医保。他被剥夺了一切,悲惨地回到东钱湖老家。
回家后,活不下去,孙老汉到县、市上访。问题没解决,镇领导反倒来威胁:“孙老头,别再上访了,要不没你的好果子吃。”老人不服,再上告,最后镇里每月给280元的低保。这点钱,他和老伴怎么活呢?于是,孙老汉借了三千元买了条小船,为游客划船。他70岁的老伴也得每天上山种菜,赶集卖菜聊补家用。老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在宁波帮厨,二儿子在无锡打工,女儿在当地打工,他们也都是为生活苦苦挣扎。
东钱湖眼下已经成了旅游开发区,好地方已经被占光了,建豪华宾馆、高尔夫球场,到处是洋楼别墅。每幢别墅要六百多万,镇里领导每人一幢,不少县、省级官员也在这里有房产。但是这些豪宅大多空着,一年也没人来住几天。
建立旅游开发区后,镇政府变成了管委会。他们黑透了,当地百姓都叫它“鬼管会”。他们把沿湖的农民土地以不到一万元的价格强收过来,再拿去以一百多万、几百万的价钱卖给开发商。如今东乡沃土良田早已被开发成了工业区、中心区;湖光山色、风姿绰约的东钱湖,随着大规模的旅游开发,已变成权贵们占山为王、占水为霸的“案上鱼”、“盘中餐”!
--载自华夏电子报第168期
【大纪元12月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锡红报导)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金宝尔带领代表团访问中国,随团采访的加拿大中文电视台虽然在行前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但是在中国受到的种种限制和严重的空气污染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金宝尔带领庞大代表团于11月19到26日访问中国,其中,19日到22日访问了北京。加拿大唯一的全国中文电视台城市电视也随团前往中国采访,他们表示,虽然行前按照中国方面的要求做足了准备,但是一入境就遇到了麻烦。
记者叶一滔介绍说,先是电视台的摄像机在海关被无故扣留。采访小组只能全程使用一台备用的轻便机器。
记者曹嘉欣说,在中国期间受到很多限制,不能像在加拿大那样随意在街头采访:她说,加拿大大使馆也提醒我们,在中国外出时最好还是跟着省长的代表团,因为如果去像天安门广场这些政治敏感的地方采访或拍摄,必须事先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否则是不能做的。
她表示,中共官方对于媒体的紧张态度让她十分不适应:她说,其实这类敏感的情况不只是在街头受到限制,就算我们拿着摄像机回酒店房间,也会被人拦下来问,你们来干什么,是不是来采访。
记者叶一滔表示,中国严重的空气污染让他震惊。开始把拍摄的报导发回电视台时,由于整个画面白雾迷漫,台里以为传输出现故障。
曹嘉欣也表示,北京的空气污染让她印象深刻:她说,在北京一走出酒店就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我问当地的记者,他们说,这是烧煤的味道。叶一滔说,在中国像空气污染这类敏感问题看不到在媒体上有报导。
金宝尔省长一行还访问了上海,广州和香港,此行是为了宣传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作为亚洲太平洋门户的重要地位,以及寻求同中国在投资,可再生能源,矿业,林业,教育,旅游和奥运会等领域的合作。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