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26日(星期日)

强烈谴责胡温当局暴力殴打和凌辱高智晟夫人耿和的流氓行径

惊闻高智晟夫人耿和目前在北京街头遭中共流氓当局秘密警察施暴,我们,全体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的代表,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并严正责令胡温当局立即停止对高智晟先生和他家人的骚扰、监控,以及任何暴力的侵犯行径。

王桐生遭强拆 举板问和谐社会安在

居于北京市宣武区南纬路2号院一平房的王桐生,现年62岁,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英文简称CDC)下属──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退休职工。10月17日,中国医科院雇佣的拆迁公司人员与打手共30多人,在无有效法律手续前提下,将王家的门锁砸开,把其物品扔出,强行拆毁了房屋,并哄抢了重要物品。

田博:首届中国人权展今日收场

首届中国人权展今日在戒备森严中草草收场。尽管人权展像贼一样偷偷溜掉,(媒体自始至终不与报导)但毕竟给我们留下一些东西,从表面上此次展会,创下中国展会几个之最。

程翔望转到广东服刑

程翔自被捕以来,健康情况一直令人忧虑。刘敏仪引述曾经前往监狱探望的家属说,狱中的程翔身体非常消瘦,外貌像他80岁的父亲。程翔胞弟程瀚与胞妹程瑞仪接受香港《明报》访问时说,广东气候对程翔来说比较合适,但能否批准调往广东服刑,则要等北京当局"恩恤"。

释放程翔!捍卫新闻自由!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对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在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的“黑箱”运作下,驳回新闻工作者程翔的上诉,维持以间谍罪名判处有期徒刑5年,表示极度失望、不满和强烈抗议!支联会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程翔,并落实保障新闻自由和公民的基本权利!

致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一封信

你们的主页上此时还放着谎言,起到的作用不就是告诉中外各界人士你们公然撒谎,是不可信的吗?如果说使馆代表中国的形象,那不是在给中国丢脸,给中国人丢脸吗?请你们仔细想一想。

陈少平:听!工人自博客的声音!

他的奋斗是艰苦的:2005年他在“天涯”开的博客被封杀,2006年3月他的另一博客在点击10万次时遭黑客删除。据说,市委宣传部下令不准媒体转载他的文章。有人在论战时骂他“不配活着”,有人威胁:再跟政府作对,“你将人头落地!”他回答:“为穷人呼喊,应是我的本份。”绝大多数点击者成了与他一起呼应的网民。他的博客,亚州时报作了报导,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作了介绍,学者丁东对他的行为作了肯定,学者陈宽兴对他的博客作了评价。他的呼喊是新世纪中国大陆吹响的工人号角。这是工人的奋起,工人的觉醒!

陈慕涵:澳洲报社的编辑们(二)

第二天在报社,我见到了另一位编辑罗宾,一位面容严肃的戴眼镜的中年女性。在报社的会客室里,她几乎不露任何表情地在一个小本子上飞快地记着我的叙述,并时时再问我一些细节。但在我说到关押您的看守所自诩不打人,却仍可以有种种方法折磨人,并演示给她看时,她发出了叹息。

何清涟、程晓农休斯顿演讲-问答

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都懂得官方话语的制造过程,很多话要反的读。当他说要营造和谐社会时,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已经很紧张了、不和谐了,所以才“要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是现状而是他想要的一个目标。至于能不能实现?我想,老百姓都希望社会的和谐,问题是:“谁造成了不和谐的社会?”“什么样的制度造成了不和谐的社会?”这才是问题!

《从胡温体制看中国反腐败》研讨会

研讨会将邀请著名女作家盛雪(《远华案黑幕》一书的作者),资深政治时事评论家胡平、陈破空、希望之声电台副总裁林晓旭、劳工活动家刘念春等到场演讲。另有旅美台湾政治家和社会贤达出席并讲话。演讲者将涉及从赖昌星、朱晓华到陈良宇各案件内幕、海峡两岸腐败现象分析比较,从不同的思路,不同的角度看中国社会问题。

72亿社保基金遭违规挪用

尽管查出总共有大约72亿元人民币的基金被挪用于海外投资、建筑项目和违规借贷三个方面,但审计署同时得出结论,中国社保基金总体情况还是好的,在推动改革深化和和谐社会建设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个结论有没有道理?查出被违规挪用的基金数额是否准确?记者闻剑为此邀请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和美国加州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草庵居士一起进行了以下讨论。

千载云:中共治下的虚假风

有一个小镇,过去的工业产值还可以,办了几个厂,刚开始很红火,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调整,纷纷倒闭。有一次我到镇委会去办点事,发现那早已倒闭的工厂的产值柱还在照样上升,然而这些厂当时已经倒了两三年了。那张工业产值增长示意图却是新绘制的,显然是弄出来给上级领导看的。

沙叶新:《永不服罪》的徐洪慈

上海知名记者、作家胡展奋2005年在上海的一个“资深右派聚会”上结识徐洪慈,震动其际遇之非凡,感动其精气之浩然,于是对他深入采访,写出了一部口述实录作品《永不服罪》。我阅读此书时,忽而落泪,忽而长叹;终卷后,竟像傻了一样,半晌无语,黯然神伤。

新生:血泪往事

母亲早年毕业于一所女子师范,吹得一手漂亮的笛子,会讲许多好听的故事,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和弟弟挤在一张大床上,听着母亲讲故事时,进入梦乡。没有想到,突然间祸从天降。1953年,大陆第一次“普选”时,母亲被“ 补划”为地主份子。


强烈谴责胡温当局暴力殴打和凌辱高智晟夫人耿和的流氓行径

【大纪元11月26日讯】惊闻高智晟夫人耿和目前在北京街头遭中共流氓当局秘密警察施暴,我们,全体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的代表,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并严正责令胡温当局立即停止对高智晟先生和他家人的骚扰、监控,以及任何暴力的侵犯行径。

高智晟先生是中国的良心,他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抗争暴政,中共当局罔顾全人类最起码的人伦道德底线,迫害完全无辜的妇女儿童,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此,我们全体代表对胡温当局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和严正的谴责。历史将会让住你们犯下的每一个罪行;历史将会对你们犯下的每一个罪行进行正义的审判。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首届年会全体代表。

2006-11-26

王桐生遭强拆 举板问和谐社会安在

【大纪元11月26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 居于北京市宣武区南纬路2号院一平房的王桐生,现年62岁,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英文简称CDC)下属──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退休职工。10月17日,中国医科院雇佣的拆迁公司人员与打手共30多人,在无有效法律手续前提下,将王家的门锁砸开,把其物品扔出,强行拆毁了房屋,并哄抢了重要物品。

不顾事实 医科院自称产权人

据王敍述:1991年,他的单位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CDC的前身)租赁给他这所平房,产权人是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2002年卫生部就有意拆除该片平房,但因给他安置房的面积(约60㎡)未达到他应有的国家规定(约70~80㎡),故当时的单位认可他继续租赁该平房(23㎡),并按合同代扣房租,直到案发当月。

此后王带着租赁合同原件多次去所有相关单位说明此事,并申请相同面积(23㎡)的住房以搬离平房。由于单位名称的变更,又属内部拆迁,故他一直遭遇各单位的相互推诿。2002年王曾给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写挂号信,却如石沉大海。后又多次上访。

今年9月,医科院和当地派出所的人员一起入户调查,告诉王,房屋当前的产权人是医科院。王向他们解释自己的特殊情况,对方置之不理。王忘记了租赁合同原件放哪了。对方则以“不承认影本”为由,要求王搬走。从10月10日开始断电,12日贴出通告:“48小时内必须搬走。”

10月16日,自称是“拆迁人员”到王的住房说:“有什么事找CDC的领导说去,”接着上房顶揭掉砖瓦。王表示:“这两次都打110报警,但接报人说,没发生人身伤害,他们不管。”“到了17日,那些人先抄家,把所有纸张、档抄走,就是为了拿到我的租赁合同原件,让我永无租赁合同原件──最有力的证据。”

作为国民党高官亲属备受打击

王表示,他们夫妇都有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亲属在台,王的舅舅曾在台湾台南市南宁路天主堂任神父。王也是天主教徒,所以从中共建政以来,特别是文革时期,全家深受当局批判、迫害之苦。在单位也一直被排挤,从未入过党、团之类的。

在单位分房时,院领导和其他与他同级的人,都能分得超出国家规定面积许多的新安置房,有权有势的还可分得2套、3套的楼房,且享受单位工龄、福利等政策,以很低的价格买下产权。而他自己明明符合各项法规,同时又付了房租,却不受法律保护,落个正居住的房子被毁。

据王透露,与他共居一片的其他平房也应在规划中,可17日那天并未拆那几家,因为房主都有很硬的后台。

寄《大纪元》披露真相

从案发至今,王又分别上访到卫生部信访办、国家信访局、中纪委信访办等处,结果都是一个──不管。

王指出:“舆论是社会的良心,我最基本的人权受到严重侵犯而无处申诉。我曾联系大陆多家媒体,都遭到拒绝。”

“10月17日,中共刚开完六中全会,胡锦涛说要‘构建和谐社会’,话音刚落,我的家就遭到抄毁,且是在没有司法机关的判决、裁定下强毁的。我家离中南海仅数千米之遥,发生如此丑恶的暴行,我定要真相大白于天下。”

记者分别给拆迁办(10-63034590)、卫生部信访办(10-64018651)打电话,两处均无人接听。(

田博:首届中国人权展今日收场

【大纪元11月26日讯】首届中国人权展今日在戒备森严中草草收场。尽管人权展像贼一样偷偷溜掉,(媒体自始至终不与报导)但毕竟给我们留下一些东西,从表面上此次展会,创下中国展会几个之最。

人权展:安全保卫最不成比例的展会,每天十几辆警车的警察,及数目不祥的便衣。对付不过千人的观众。

人权展:工作人员分工极为不均的展会,展厅保安是北京展会中最繁忙的保安,展厅解说员是所有展会最轻松的解说员,一天不用讲解,即使要讲,大多观众请她们休息。

人权展:是最低调展会,堂堂长安街旁民族文化宫举办的展会,不要报导,不用广告。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展会史上,最低挡社办企业羊毛衫展销会宣传力度,比人权展高出数倍。

人权展:是首都所有展会感兴趣最复杂的观众,泾渭分明,说好的衣冠楚楚,反对的者破衣烂衫,人权展是建馆以来办的展会,涌入最多形如乞丐的观众。

人权展:是主办初衷与实际效果,最失败的一次展会。要知道这样结局,主办方决不办做:添完屁股挨耳光——费力不讨好的事。

首届中国人权展,不是珠宝展,何必动用这么多警力来对付闻讯而来全国的上访村民。如临大敌,要知如今,何必当初。既然人权展,就是两条腿走路人,就让进去参观。展会进入第五天。变成只接待团体,不接待个人,而团体的观众廖廖无几,宁愿浪废展会字,也不让这帮访民把人权展闹到底,九天的展会,第六天开始只接待团体,而大批访民来后要不回去,要不上车去马家楼。主办方今天总算熬到头。首届中国人权展今日收锣息鼓了。九天紧张神经可以大放松。在场警备一位警察看到源源不断的访民走过来。怒道:要办人权展,又不让人进去,不是那我们折腾吗?

笔者怀揣朋友。叶国拄在监狱写的申诉书,在展会转了几天。企盼遇见一位独立关心中国人权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记者之类的人物。将冤情重大的灭人权的案情交给上诉人士。以聊心愿。遗憾的是,在现场不是蓬头垢面的上访人,就是当今社会知识份子的“精英”,偶遇一位慈眉善目,一脸正气的学者,旁边一定有几位横眉立目的便衣鱼贯尾随之。无奈笔者在中国人权展楞找不到机会交一份人权控告信

首届中国人权展,是一场特别没劲的“闹剧”,主办方,和关注方。都大失所望。劳民伤财的首届中国人权展今日收锣息鼓。让历史去评判今天首届中国人权展的这次记录吧。

程翔望转到广东服刑

【大纪元11月26日讯】(BBC2006年11月26日报导)被中国当局判刑的香港记者程翔,其妻子刘敏仪星期日(11月26日)表示,丈夫有意申请调往广东省的监狱服刑。

刘敏仪出席香港商业电台访谈节目时表示,程翔在判刑后曾表示,希望申请调往广东省的监狱服刑,因广东邻近香港,能方便家人探望。

她说会与家人商讨如何同时为程翔申请保外就医。他们不排除寻求香港特区政府协助。

刘敏仪也表示,由于案件已经审结,她已不担心到北京探望程翔会有危险,但目前以安排提出申诉为重,暂不考虑上京。

程翔被捕前是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他被北京指控间谍罪名,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程翔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星期五(11月24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并维持原判。

气候合适

程翔自被捕以来,健康情况一直令人忧虑。刘敏仪引述曾经前往监狱探望的家属说,狱中的程翔身体非常消瘦,外貌像他80岁的父亲。

程翔胞弟程瀚与胞妹程瑞仪接受香港《明报》访问时说,广东气候对程翔来说比较合适,但能否批准调往广东服刑,则要等北京当局"恩恤"。

程瀚认为,批准与否都属于当局的政治考虑。

程瀚说:"正如王友金所说,他(北京)想放人,身体健康都可以保外就医;不想放的话,身体再差都要留在监狱。"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法制研究员王友金较早前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表示,对程翔能申诉成功感到悲观,但对申请保外就医还抱有希望。

王友金介绍说,根据中国法律,虽然这次已是司法上的终审判决,但程翔仍可以提出行政申诉,向最高检察院、国务院总理、以至于国家主席申述自己无罪或判刑太重。

强烈反响

程翔案上诉失败,引起各界强烈反应。

刘敏仪在二审判决后表示,对上诉遭驳回感到愤怒。

刘敏仪说,他们对这个判决早有心理准备,但认为整个审判出现程序出错甚至违法的情况,让他们感到非常失望和遗憾。

程翔关注组发言人许天福形容判决儿戏,严重损害国际社会对中国司法制度的信心。

《海峡时报》也发表声明,表示对程翔案件维持原判感到失望,并指程翔健康欠佳,恳请北京当局在其服刑期间给与宽松对待。该报也表示会继续支持及协助程翔及其家人。

香港记者协会和国际记者联盟也分别发出声明,对北京法院维持原判感到愤怒。

香港中通社则引述北京消息来源报导,指北京当局已听到香港各方面关注程翔案件的声音,但坚持案件完全由司法机关依法审理。

程翔于2005年4月于广州被国安人员带走,同年8月5日被正式逮捕。中国当局指他涉嫌2000年起替台湾间谍情报机关搜集国家情报。

程翔被扣查期间,部份香港传媒及程翔在香港大学的老同学公开呼吁,要求公平处理案件,而国际签署则得到超过50万名新闻工作者的签名支持。(

释放程翔!捍卫新闻自由!

【大纪元11月26日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对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在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的“黑箱”运作下,驳回新闻工作者程翔的上诉,维持以间谍罪名判处有期徒刑5年,表示极度失望、不满和强烈抗议!支联会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程翔,并落实保障新闻自由和公民的基本权利!

香港资深传媒人、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程翔自去年4月22日被指为台湾做间谍扣查,案件引起香港社会以至国际的关注。程翔被扣期间一直不获与外界联络,法院更以涉及国家机密为藉口闭门审讯,令外界质疑处理程翔案是既不公平、亦不公正的“黑箱作业”;同时,在缺乏公开审讯、缺乏公开有关证据、缺乏对涉案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保障等情况下,为程翔强加“间谍帽子”,更判处5年徒刑。

此外,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程翔上诉案时,漠视一审判决的错漏,没有考虑程翔提出的理据和开庭审讯,再次突显中国内地法治极不健全,以及中国当局透过司法程序进行政治迫害的赤裸裸事实。

无国界记者的年报中指出:中国在168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排名指数是第163。直至2006年1月1日,至少有32名记者因采访敏感议题而被捕;至少有62人因在互联网发表不同意见而在被囚狱中。每天编辑都会收到由宣传部发出的审查清单。清单甚至包括:农民示威、失业及西藏人民等字眼。连续七年来,中国是监禁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颠覆、泄露国家机密、损害国家利益等行为,是把新闻工作者投入监狱最常用的指控。

中国内地所谓国家机密,缺乏客观公开的定义,可说是“地雷处处”,令即使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也感到无所适从;今次程翔一案,再次暴露出内地有关国家机密法例存在不少问题。因此,支联会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全面修改有关法例,让人民(特别是新闻工作者)清晰了解何谓国家机密,以免再出现类似今次程翔的冤案。

今年,人大常委会审议《突发事件应对法》,明显剥夺人民知情权、箝制新闻自由,使香港记者在内地采访时,很容易误中地雷,应该废除立法。

支联会重申,在目前缺乏清晰法律规定、缺乏证据与事实根据、缺乏公开公平公正的司法程序的情况下,中国当局必须立即释放程翔,让他回复自由及与家人团聚,还程翔一个公道。
立即释放程翔!释放所有被捕新闻工作者!

还我程翔!捍卫新闻自由!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致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一封信

【大纪元11月26日讯】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

你们好!

谢谢你们为在新加坡居住的中国人提供的各种服务,你们辛苦了。

写这封信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你们的网站上有“揭批法轮功”一栏,这让我很吃惊。在2006年的今天,很多人已经知道了法轮功的真相。如4.25是去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而不是围攻中南海。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漏洞一大堆:王进东的脸烧坏了,易燃的头发却无损;小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却几天内能说话,完全违背医学常识,等等。人们也了解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努力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在道德上严格自律的好人。

你们的主页上此时还放着谎言,起到的作用不就是告诉中外各界人士你们公然撒谎,是不可信的吗?如果说使馆代表中国的形象,那不是在给中国丢脸,给中国人丢脸吗?请你们仔细想一想。

当然我相信,摆放那堆谎言可能并非你们的本意,而是出于上面的压力。但是你们既然生活在海外,应该对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多多少少有些了解。对于海内外的形势,也应该知道一些,因为这和你们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虽然你们这么做是出于上面的压力,但一旦出现问题时,上面是不会保你们的,你们只能成为替罪羊。

前例有文革期间整人最凶的多名北京公安事后被枪毙替罪。今例有加拿大使馆教育处二秘王鹏飞。他的外交签证今年10月25日过期,续签时被加拿大外交部拒绝后被迫离境。王鹏飞签证遭拒原因是在加国收集法轮功学员情报,行为超出了外交官的职权范围。签证被拒后,王鹏飞还等着中共展开外交攻势,给他撑腰呢。结果中共至今一声未吭,10月25日前王鹏飞被迫离境。可怜王鹏飞年纪轻轻,仕途从此断送,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政策下的替罪羊,实在是划不来。

其实作为使馆工作人员,你们代表着中国的形象,应该为中国负责,而不是为中共负责。中共代表不了中国。中国有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历史,而中共才多少年?在中共50多年的统治中,一次次的运动(如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6.4、迫害法轮功等),造成约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近来又惊传中共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肝脏、心脏、肾脏、眼角膜等器官,然后贩卖牟取暴利。如此暴行,纳粹也自叹不如!这样一个灭绝人性的东西,如不灭亡,天理难容!

希望我们真正爱国的中国人快快觉醒,我们是中华儿女,不是马列子孙,不能帮着中共来迫害自己的同胞。即使你不爱国,也应该替自己及家人的未来着想。当年的希特勒屠杀数百万犹太人,时至今日,各国仍在追查当日所谓奉命行事的纳粹分子。而中共的罪孽远非纳粹可比,不难想像其将来的下场。为保平安,尽早为自己及家人退出共产党(团、队)组织吧,以免将来受到牵连。为了您的安全,声明时可以使用化名或小名,同样有效。

一个真正关心你们的中国人

2006.11.26

陈少平:听!工人自博客的声音!

【大纪元11月26日讯】他下岗10年,每月领遣散费230元。靠打散工、印名片、开茶室、照快相难以为生,借高利贷开了间“超市”,混碗饭吃。哪想到,派出所来人收联防费,开口就是1200元;他在“超市”附近贴了几张告示,城管来人收任意张贴广告的罚款,要1000元;防疫站来人收所售啤酒的质量检测费,搬走一箱啤酒;税务所没的收,来人报销汽油票600元,给了700元,因为税务官员得罪不起;就是居委会也没放过他,来人收卫生费,过两天又收抗洪救灾款……小小“超市”成了众衙门的肥肉,都要切一块,只好关门。他凑钱买了辆摩的拉客。但城管不准在主要街道运营,一旦被抓,罚款2500-3000元,否则没收车辆(8000元买的)。只好每天17点以后,城管已下班,拉客至深夜,日收入30元左右。“黑摩的”们联合起来请求政府收回禁运成命,政府不理;到法院申诉,法院判败诉。合法之路堵死,无处说理,无处伸冤!屋漏又逢连阴雨,老婆同他离婚,剩下一个念大学的孩子靠他供养。怎么办?满肚子苦水向谁倒?他建立了一个博客抒发愤懑。70多天竟赢得点击60多万次、回帖1.6万篇,博客运行3个月,点击量超百万!从此,他与各界通过博客建立了广泛联系。他终于冲破沉寂,在无声的大地发出下岗者的呼声。

他在博客申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厂由一个几十人的手工业联社,通过几代人的辛勤劳动和积累,发展成有几千万元资产的中型集体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每年创造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家,我们和全国的工人一样,每月工资仅能维持生存。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精英阶层歌舞升平的今天,我们却突然成了这个世界多余的人,我们昨天所创造的财富却突然变成别人的财产,你说这公平吗?”这是他的不满。

他在博客陈情:“我们唯一的期盼就是能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并获得社会对我们应有的尊重。”而“少数不懂民心,不懂国情,炮制为己谋利的经济邪论的所谓精英阶层才是我们贫困的祸根。你们为侵占和剥夺我们昨天所创造财富的个别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制造了理论根据。”他质问权贵:“你们作为我们命运的主宰者就不应为你们昨天和今天的错误和失误,负起你们应有的责任吗?”这是他的抨击。

他在博客针对皇甫平的“改革中的问题只能用进一步改革来解决”的见解,指出:“精英们赞美的改革使我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使我们的话语权越来越弱。”“我认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而是因为执政理念的问题,是精英阶层和权力阶层私欲膨胀的问题,是监督缺失的问题。”他认为,改革成果被少数人垄断、劫持才是问题的关键。“这种改革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与参与的官僚垄断体制。”他比喻说:“我们现在的一些所谓改革,就像是请一个保姆来我家打扫卫生,卫生搞还没搞完,我却被赶出了家门,我的家变成保姆家了,你说,我请这样的保姆干什么?这样的改革我需要吗?”这是他的分析。

他在博客提出了对“和谐社会”的认识:“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必须要拓展老百姓的生存空间,这个生存空间就是让人家能够有一个自谋生路的渠道。”“像在街道摆个小摊,弄个三轮车送送货,……不能是因为注重形像等方面原因而(加以)制约”。“我认为,和谐的社会,不是权贵阶层的把盏交杯,也不是奔驰车与宝马车的鸣笛礼让。和谐社会,应是在公平的原则下,兼顾各阶层利益,使各阶层人民和睦相处。”这是他的见解。

他在博客还提出:“要社会底层对社会秩序、法律秩序和政治秩序有最基本的认同,就要有明确的财产关系,要有公正的司法制度,还要有能监督司法的法定政治代议机构和公正的新闻媒体,更要有真正来源于民众的程序性授权的权力。”这是他的理想。

他的不满、抨击、理想说明,他虽生活贫困、清苦,却是思维富有、沉着。他是一个深思熟虑者。

他的奋斗是艰苦的:2005年他在“天涯”开的博客被封杀,2006年3月他的另一博客在点击10万次时遭黑客删除。据说,市委宣传部下令不准媒体转载他的文章。有人在论战时骂他“不配活着”,有人威胁:再跟政府作对,“你将人头落地!”他回答:“为穷人呼喊,应是我的本份。”绝大多数点击者成了与他一起呼应的网民。他的博客,亚州时报作了报导,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作了介绍,学者丁东对他的行为作了肯定,学者陈宽兴对他的博客作了评价。他的呼喊是新世纪中国大陆吹响的工人号角。这是工人的奋起,工人的觉醒!

从2006年9月他停止了摩的运营。深圳一杂志为他开辟专栏,按期刊载他的文章。他说,这是久旱逢甘雨。他希望2006年能拿到买断32年工龄的两万元补偿,这样就可以买台长焦距数码相机和摄相机。他憧憬着2007年春季作长途旅游采风,了解民俗民情,同时,沿途为人作名片、照快相,赚点生活费。博客呢?当然会坚持下去,毫不动摇。

他,就是长沙市下岗者陈洪,他的博客地址:http://chencs.blog.he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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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77期

陈慕涵:澳洲报社的编辑们(二)

【大纪元11月26日讯】 陈慕涵,澳大利亚永久居民,中医硕士。2006年5月她母亲香港居民曾爱华因“印刷和传播法轮功资料”遭上海警方拘留,关押在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6月底正式逮捕。8月23日,曾爱华的案件由公安局递交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10月8日,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把案子退回浦东新区公安局,要求补充侦察。

母亲被非法关押后,陈慕涵多方呼吁营救,受到澳洲政府、多位议员帮助。7月9日她来到香港,得到香港多位立法会议员支持。7月12日到13日在香港中联办对面绝食,此后几乎每天在那里静坐。7月13日起公开每日给母亲写的信。9月底,她回到澳洲,继续为母亲呼吁。

妈妈:您好!

昨天说到我和Manly Daily打电话,约好第二天去接受采访。第二天在报社,我见到了另一位编辑罗宾,一位面容严肃的戴眼镜的中年女性。在报社的会客室里,她几乎不露任何表情地在一个小本子上飞快地记着我的叙述,并时时再问我一些细节。但在我说到关押您的看守所自诩不打人,却仍可以有种种方法折磨人,并演示给她看时,她发出了叹息。澳洲大陆上没有发生过战争、饥荒或者瘟疫,就像一个海洋中的世外桃源。没有苦难经历是澳洲人的特点。我说的这些虽然只是法轮功学员遭受的万分之一不到,却仍有些超出了她的想像力。

我说着说着还是哭了,那个时候的我很容易在讲述您的故事时哭泣。她怜悯地看着我,没有作声。我问罗宾报导出来之前能不能给我看一下,她说一般他们不会这么做,但实际上当天下午她还是把样稿email给了我。我打电话去对其中对法轮功的定义提了修改意见,她没有疑议地照着改了,很和善。

因为要与当地议员联系核实,那篇报导隔了一天才出,正赶上阅读人数最多的星期六。邻居们后来见到我时纷纷来问候,其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也给我发来邮件说有朋友对他说读到了这个故事。

两周以后,我在Manly的码头征签,呼吁总理何华德即将到来的对华访问时提出您的案子。我答应过罗宾事情有进展通知她,于是就在前一天给她打了个电话,她问了我征签的时间地点后,没说什么。第二天我在码头的时候,有个老太太直奔过来,二话不说拿起我的笔就往征签本上写自己的姓名地址。我很惊讶,问她知不知道是为什么签名。她说知道啊,早上看到报上关于你要在这里征签的报导了。我跑回诊所翻报纸,发现我的照片又一次印在了上面,心中充满感激。

又过了两天,我到总理府去递交征签信,一些弟子帮我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们给我拟了媒体公告,但邀请媒体需要我自己做。于是报纸、电台、电视台一个个地发传真,打电话过去,没有经验的我忙得有点晕头转向。发布会结束后回到家里,我才发现忘了通知罗宾了。我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早上开了新闻发布会。她说,已经看到了澳新社的报导(澳新社把自己做的报导发给所有的媒体供他们购买)。我十分抱歉,她还是那样淡淡地,说没关系,以后有进展再联系。

后来我听到了您绝食的消息,决定去香港。订好了机票,我给罗宾打电话。那次通话颇有些凝重。因为当时我拿的还是中国护照,而香港机场以前发生过不让法轮功学员入境的事情,如被遣送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被送回大陆。罗宾问了我种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向来说话不紧不慢的她这时语气有些急促。最后告别时,她语重心长地说:“You take care(你保重).”那时,我觉得,对于她来说,我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故事的主人翁之一了。我记得挂断电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6点多了,但第二天一早,报导还是出来了,而且版面提到了很前面。

故事有点长了,我明天接着写吧。

女儿

慕涵 上

2006年11月16日

何清涟、程晓农休斯顿演讲-问答

【大纪元11月26日讯】(1)问: 如何评价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 中国官员知识结构和素质的变化对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有何作用?

程晓农:谢谢。首先呢,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都懂得官方话语的制造过程,很多话要反的读。当他说要营造和谐社会时,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已经很紧张了、不和谐了,所以才“要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是现状而是他想要的一个目标。至于能不能实现?我想,老百姓都希望社会的和谐,问题是:“谁造成了不和谐的社会?”“什么样的制度造成了不和谐的社会?”这才是问题!胡锦涛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用德州很多老故事讲的“read my lips”--胡锦涛现在只是在让大家相信他说的话:“我只要答应你们营造和谐社会,中国社会就会和谐。”但问题是:找不到不和谐的根源,这和谐从何而来呢?要如何消除不和谐的根源呢?

我想,其实不和谐的根源就在我们前面讨论的各种因素当中,政府有很大的责任,但是政府不愿意承认它自己就是不和谐的根源。所以光讲好听的话本身不是办法,认错倒是第一个最主要的办法,但是恐怕很难做到。第二个因素就是,我想确实今天的中国各级干部论文化素质是要比土八路时代强多了。上个月初我在哈佛开会时遇到一位能在哈佛大学听我们开英文讨论会的贵州省副省长,在那边进修。当然他的英文比较蹩脚,勉勉强强,但已经不错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程度是提高了,但这是表面的。从他们工程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来讲,他是比较高,但从人文素质的角度来讲就不一样了。这一代人是在中国的教育系统完全被毛泽东控制、影响的年代培养出来的,那个年代没有或缺乏人文教育。这一批技术官僚很多人没有受过任何现代社会科学的教育,有关人文方面的知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型态教育、洗脑教育,同时他们也缺乏其他必要的人文关怀和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一点是现代人所必须要有的。我们诸位都有子女在美国,我们很清楚美国的学校教育培养的是什么。不是盲从,不是洗脑,而是独立思维,从小学就开始了。但中国缺的就是这个。而且很有趣的是,中国的干部培养和选拔是逆向淘汰的,越有独立思维越提不起来,越听话越乖越快提拔。这就産生了很畸形的知识结构,科技方面的知识他可能不错,大学毕业,甚至硕士、博士都可能,但在人文方面可能很差,这是个很大的矛盾,它对中国政治、社会方面的进步应该不是好事,是个障碍。

何清涟:我觉得建立和谐社会要看两点。第一点,是谁制造了不和谐?第二点:政府有什么办法建立和谐社会?那么,是谁制造了不和谐?我认为是中国这个“盗贼型政权”。西方政治学研究拉美和非洲国家,发现很多政权的特点就是一种掠夺公共财,掠夺国家资源,掠夺民衆的政权,所以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盗贼型政权”。他们归纳了两类:一类是那种小国家,底下的科层组织不太多,政治高层能直接管理国家,这种国家的上层腐败非常严重,而且以掠夺国家资源为主;一类稍微大一点的,中下级政府机构就通过各种为社会服务的公务活动来收取贿赂、贪污腐败。其实中国政府正好是这两种特征都有,从高层到中下级政府组织都是贪污腐败的。上层设立各种各样的政策为自己大开方便之门,每一次改革都成了他们掠夺资源最好的藉口。中下层的腐败方法就更不用说了,这方面的具体例子,大家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报纸看到。

为什么西方政治学一研究中国就不敢用这个词呢?很简单,他们受到利益关系的制约。西方专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他担心受到中国政府的干扰--只要你批评了中国政府的腐败,它就宣布你是不受欢迎的人,下次拒绝你进入中国。引外,目前是中国热,批评中国使他在国内得不到一些基金会或财团的支持,所以出于利益考虑,他们就回避了这个问题。这个中国“盗贼型政权”正好是掠夺公共财、掠夺民财、侵夺老百姓的利益,这点我过去已经讲得够多了。

那么胡锦涛政府是透过什么手段建立和谐社会?大家就可以看得到的事实是:这几年,第一就是用政治镇压的手段,出动武警镇压无数的底层暴乱。至于底层的反抗有多少呢?大家都知道近三年有几个很准确的数字:2005年是八万七千起;2004年是七万四千起;2003年是五万八千起。对付这种底层反抗用的是镇压。
从九十年中后期一直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事例很多。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农村的征地,二是城市的拆迁。
这几年正好是中国房地产成为经济发展龙头的时候,地方政府的税收有一半来自于房地産出卖土地的收入与房地産税收。这方面中国政府行为世界上绝无仅有。一方面它是土地的买者,从农民和拆迁户手里用非常低的价格买过来;然后转手以比原来成本价格高一百倍、两百倍的价格转手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以此满足两个需求:一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像北京和上海近五年以来地方财政收入60%以上来源于出卖土地,其余省市也占到50%;其次则满足官员们中饱私囊的需要。有一个国家审计局透露的数据,中央电视台播放过:问题高官百分之80都和这个土地有关。

在城市里就是依靠掠夺拆迁户的利益,而且为了拆迁征地,中国政府不惜采取很多黑社会手段──我刚完成一份研究报告,第五章和结语已经登在《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上了,标题就叫做“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中国政府统治手段非正当化趋势研究”,我以这两大类案例作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找这篇文章。

中国政府一方面镇压各种社会反抗,这些年对“法轮功”的镇压就是一个例证。
另外一方面加强控制媒体。这方面我曾写过一本《雾锁中国-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这本书今年刚于台湾出版。这本书依据我写的一个研究报告《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2003年就出来了。

和谐两字,按照中国《说文解字》,“谐”字是由哪两个字组成?一个是“言”字旁,一个就是“皆”──就是“人皆有言”,要让大家都自由言说,说出自己的利益诉求。中国政府正好是让你们每个人闭住嘴巴,不许说话。你不闭嘴,就用各种手段包括政治暴力迫使你闭嘴。用这种社会来建立和谐,其实就是用暴力来镇压一切社会反抗活动,营造一种表面上的和谐,让大家只能服从胡锦涛政府,不能有自己的任何利益表达。这种“和谐社会”能叫做和谐吗?就像毛泽东时代,大家天天叫“毛泽东万岁”,一讲起来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好”,这能叫和谐社会吗?所以我觉得胡锦涛这个人是没什么政治智慧的人。

中国人很倒楣,在需要一些具有大智慧领导人的同时,共産党硬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些浅薄无能的平庸之辈来领导中国。

(2) (台湾听众) 问: 台湾历史上有三、七、五、减租,中共上台后有把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现在的中国政府低价强买民衆土地是怎么回事?

何清涟:这位先生问的问题,讲的是台湾历史上讲的土地改革,跟现在的中国完全是两码事。台湾那时是为了让没有土地的人得到土地,所以低价收购了一些公地荒地,然后再卖或出租给一些人,使耕者有其田,这样缓和了社会矛盾。中国历史上土地改革是另一回事,共産党建政以来第一次土地改革是五零年代。早先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争天下的时候,也有过土地改革。那时共産党用自由民族的口号欺骗了知识份子,用土地改革就 是“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欺骗了农民,用让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口号欺骗了工人,让他们跟着共産党走,最后把国民党赶出了中国大陆。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富农的田地,让农民有一段时期能够分到一些土地,短短三年,以后就又合作化,合作化以后只有三年,又是人民公社化,土地就都成为国有。

一九七八年以后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但是这个分田到户这个改革是不彻底的,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如果从法理上来讲,土地所有权有一个上位权,叫做所有权,即自由买卖的支配权力。那么中国农民只分到了下位权,就是使用权,不能买卖,也不能自由支配,这就为后来的征地留下了制度缝隙,让中国政府介入有了一个政治上的通道。

由于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在搞土地开发的时候,当地政府通过乡镇政府向农民征购土地的时候,农民基本上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至于所谓“买”其实是征购土地,这个“征”,就有一个强制购买的意思,给农民一点象征性的补偿,补偿费之低,导致全国各地农民都不满意,因为农民没有土地以后,不能到其他行业就业,失去了饭碗。有一个调查说明了这个问题,全国土地补偿最高的是浙江,但是浙江还有60%多的人认为土地征购补偿太低,还有百分之三十多的认为补偿不够大家今后的生活所需,只有百分之四的人表示满意或者没意见,但是这些人本来就有职业,对土地补偿依赖程度低。所以这个土地征购完全是政府凭藉权力在强买,不是一种平等的买卖,不能看作是一种平等的买卖关系。

再就是城市的拆迁,大家都知道折腾得鸡飞狗跳。截至去年底,中国现在有无地农民八千万,每年有一百万农民失去土地,有两百万的耕地减少,平均两百万人口。中国的农业部负责人发言,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国土不再安全。中国政府今年说要整顿土地买卖,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政府是要限制土地买卖,中国政府说的是,地方政府没有让中央政府分享土地买卖收入,所以要将土地审批权收归中央,再与地方政府实行三七分成,中央拿百分之七十,地方拿百分之三十,所以等于是强盗手里贼打劫。除此之外,审批权收归中央,中央政府的官员可以渔利。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叫做买卖,而是抢劫。北京市六圈村被征用的土地紧邻北京市南四环主路,政府征地时,每平方米只付给农民117元,而转手拍卖,价格即高达6,750元,几乎等于“零成本征地”,若非政府手中执有权柄,又有谁能做如此强盗买卖?

中国政府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性在人权问题上暴露得最为充分。2005年11月29日,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人权组织“住房权与驱离中心”执行主任莱奇介绍,中国自动签署了上百项跟人民住房权有关的国际法规和条约,但中国当局在过去10年里却拆除了至少125万所住房,搬迁了370万人,其中很多人是被强行搬迁的。由于政府与房地産商给予的补偿极低,许多人在被强制搬迁后失去了住所。拆迁已经成了中国民衆不能承受之痛。

(3) 问: 您既然提出了中国目前的问题就要解决问题。您认为中国将来的理想社会模式,特别是上层建筑是什么样的?民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何清琏:这位小伙子的话问的很有意思,我提出问题我就要解决问题,这是谁给我派的任务啊!(大家齐笑)中国政府给我支付了深入探究的工资没有,没给呀!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让不让人提出问题?比如我提出问题以后就封我的嘴、跟踪、监视,最后把我赶走。我认为解决问题不是我的工作。

但是,提出问题正好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就好像是医生看病,你连病都不知道是什么?讳疾忌医,那又怎么能治好病呢?所以我倒是建议这位同学不妨大声向中国政府疾呼,先让我们大家说话,说真话,好不好呀?(听众鼓掌)

程晓农:刚刚这位先生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也多次遇到过类似的说法。那就是,在中国大陆很多人都觉得解决问题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似乎是讲若干句话或提一个说法,问题就能解决。其实我前面谈到的情况表明呢,问题的産生以及它的内在根源、结构、机制是极其复杂的,那么同时意味着解决问题也是极其复杂的,没有那么容易,不可能三板斧就砍出一条新路子,把所有的难题一夕就解决了。

同时,我也觉得这在中国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人人都要向政府提建议。诸位在美国生活的,是不是每天向布什提建议,美国中学生在学校写的文章里是否要求他们写”我向布什总统建议,我们要什么什么什么”,好像美国学生从来不写这样的文字的。这是中国学生经常做的事情。为什么呢?中国政府觉得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有利于理顺老百姓和政府的关系,你们只要乖乖听我的话,同时给我提点建议,我采不采纳,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另外,似乎只要提了建议,政府照着做,所有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涉及您讲的中国的出路,那就是首先要建立一个能让政府做好事的制度,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保证政府少做坏事,那就是要监督政府。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建议政府如何做,是想办法让政府听民意,能够被监督。在美国之所以政府官员不敢腐败,因为每年的国会竞选有那么多的老百姓参与。国会议员们小心翼翼的面对选民,为什么呢?他们面临监督。中国现在的政府是拿着枪对着老百姓的,谁能监督他呢?所以首先得让他把枪放下,其次是我们能把他选掉,这时候才谈得上我们的建议有没有用。如果老百姓不能够在政治参与,有发言权,这个建议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我个人也觉得,我们要做的事,首先要把真相说出来。第二,在大家的努力中逐渐让中国形成一个能让政府受老百姓制约的制度,有了这个制度,中国才谈上改变。

(4)问: 何清涟女士您现在是否从经济学家转变为社会活动家?

何清涟:你这个说法,我在国内网上看到过,这正好是中国政府要努力给别人造成的一种印象。

其实我个人觉得,我就算是从一个经济学家变成了政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没什么不好啊!非常好。可惜我现在不是社会活动家。首先我从事了哪些社会活动,我自己还不知道,除了演讲之外,演讲也是学者的本份嘛!对不对?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我觉得我出来以后,由于视野大大拓宽了,然后比如我至少从多方面知道、了解到中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外交动态,它在国际社会如何利用外国资本的势力,向各国政府LOBBY即游说。我更清楚的看到了中国政府是如何不择手段地维护自己的统治。我觉得我自己写的文章比以前更好了,视野更开阔,论据更扎实,而且知识面也更广。我自己为这一点感到很高兴,没什么不好的。

但是中国政府当然很不喜欢,他因为我说得更直接、更尖锐,就一定要让一些人来抹去原来我在国人心目中好的形象。

还有一点,他们经常造谣,说现在何清涟跟某某功勾结在一起,为某某功说话等等。我其实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很多人不知道我跟法轮功的关系。我不是法轮功信徒,但是我跟法轮功建立联系是在什么时候?比他们知道得要早得多,是从1998年开始。是谁让我跟法轮功建立联系?是拜中国国家安全部特务之赐,他们找我谈话,谈到了法轮功和李洪志先生。然后说“李洪志虽然不反政府,但是中国国内有很多很多信徒,所以让政府感到不安全。我们建议他出去。”我问他们,你们跟我谈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就是希望你考虑一下,也像他一样出去。为什么?因你这本书在中国影响太大了。我们也知道你不反政府,也不想多参与政治活动,但是让政府感到不安全。你最好还是走,我们可以为你提供方便。”我当时拒绝了。

当时我真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也真的不知道李洪志是谁。但是我觉得我做为一个学者,这么大一件事,一个影响这么大的团体,我必须要了解它。所以我对一位熟人说,你们认识法轮功学员吗?帮我介绍一个,我一定要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这个人最好是大学毕业,素质高一点我好和他谈谈。结果就有人跟我介绍了深圳北方工业集团工作的一个女孩子叫贾红霞,是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她跟我电话连系,我就说最好把你们的讲法轮大法的书带上几本给我看看,然后我们谈一谈。

她后来找我,我跟她谈了好多次,当然我们在有关法轮功的见解上有很多不同看法,很多争论。她带来的书我留下了一本,可惜我自己也没看完。以后在法轮功被打压之后,我还以某种特殊形式帮助过贾红霞。为什么?是基于一种信念,我不赞同某个人的观点,但是我必须捍卫他自由言说的权利。我不赞同法轮功的信念或信仰,但是我要捍卫他们信仰自由的权利。基于这个信念,我帮助她。(听众鼓掌)

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为此感到很骄傲,我是在一个很黑暗的年代里面,尽了自己的良心和本份,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位先生问的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

(5)问:怎样看待中国的人口问题; 中国的经济增长错在哪里?

何清涟:人口问题确实是我的老本行,一九八八年我在走向未来丛书出版我的第一本书,《人口:中国的悬剑》。在书中,我回顾了中国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人口突破三亿大关以后,中国在人口和资源之间发生的困扰。我当时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人口转变与经济起飞的关系。因为大家一直在说日本人口也很多,资源也很少,为什么他们能发展,我们中国就不能发展?我在书中专门解答了这个问题。那本书是我做的非常认真的一本书,其中用了二十几张图表在人口和土地,以及人口和动乱之间建立了相关系数分析。前些时候我在网上还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读我这本书的读后感,这个作者很认真的读了,而且也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到现在这本二十多年前的书涉及到的问题还没过时,对现在还有指导意义。

我个人是这样看的,日本为什么能够这样?是因为它的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同步发生,人口转变是人口学的一个术语。从历史一直到现在,每一个国家的人口要经过人口转变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

人口转变的第一阶段是这样的,现代社会以前,医疗技术比较落后,生活水平很差,人口生産模式是高生育、高死亡、低增长。中国历朝历代,因为需要劳动力,需要兵源,就是这种两高一低,即高生育、高死亡、低增长这个模式。大家记得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十年生育,与民休息,主旨就是要国民多生一点孩子出来,好给国家提供兵源和劳动力。

然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医疗水平的提高,人类社会就会进入一个高生育、低死亡、高增长阶段,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个过程都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兴起以后。人口学之父马尔萨斯经历的时代,就是这个时代,所以马尔萨斯感觉到人口过剩的困境。但是我要跟大家提供一点信息,比马尔萨斯更早感觉到人口危机的人,是中国清朝一位学者,叫做洪亮吉,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意言ܮ生计篇》,专门谈到清朝乾隆时期人口的增长,书中透露了他对人口的增长感到的困惑。他说他小的时候,一个村里面只有几个闲人,遭受到村人的耻笑。小时候他家的祖屋很大,只住了几个人。但经过五十多年,他家的大屋已经塞满了几十个人,房子没有增多一间、田没有增加一亩,但人口却增长了好多倍,生活水平 已经大大降低。村子里有好多人游荡,终日无业,即今日的所谓失业者。他当时就寻找有什么办法减少人口增长呢?他的结论跟马尔萨斯差不多,一个就是天灾,一个就是战争,但是马尔撒斯提出节育,洪亮吉没提出。洪亮吉为什么没提出来?是因为中国的儒家学说只提倡多子多孙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他当时感到很困惑。

日本就是当时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意识到人口问题,开始节育。所以日本在经济起飞时期,就是十九世纪后期也开始了人口的转变,由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高生育、低死亡、高增长转变到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那么我们中国到现在为止采取这么严厉的措施,才勉强进入到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就是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但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八亿人,现在已经是十三亿多人,这都是中国政府官方公布的数据,但是实际上中国的人口比这个要大的多,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中国只统计户口本登记的人口,超计划生育的人口就不在上面。很多农民逃到外县生育的人口也不在个统计范围之内。中国一九九八年湖北发生大洪水的时候,有一个乡救灾的时候统计人口,最后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淹死这么多人,结果统计下来,人口反而比原来登记的时候多出百分之七十,为什么呢?除了多报的之外,更主要是有好多漏统人口。人口普查的时候各地也都发现同样的现象。我觉得中国人口问题不是一个三言两语能解决,也不是中国政府拿出决心来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有个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就是多子多女多福,还有重视男婴这个传统,现在中国在性别选择生育上还出现和印度一样的情况,就是堕女婴或者生下来丢弃,美国收养的中国弃婴基本都是女婴和残废的。

今后面临的人口问题有哪些?人口基数过于庞大,男女性别失调,人口教育水平偏低等五大人口问题都是半个世纪内中国很难解决的问题,中国应该在二十多年前就确定低能源、低消耗的增长方式,支撑本国经济持续性发展。中国现在生态环境破坏的非常厉害,按照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透露的数据,每年环境损耗造成的损失占GTP的百分之十五,大家知道GTP每年增长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也就是说增长的部份抵销环境生态带来的损失,还欠下将近八个百分点,而且还有一个严重污染的环境。

程晓农:刚才这位先生问了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错在哪里?我刚才为前面讲话实际上回到这个问题,现在我在用一句话把它概括,就是这个增长没有给大部分老百姓带来应该得到的福利和他们的生活改善,这就是经济增长的问题,那么这位先生提的问题后面又让我想到另外两件事,我想对我个人是有啓发的,一个是关于策和制的关系问题,策就是政策,制就是制度,这位先生提的是能不能你们提些好的政策,那么这个政府只要采纳了不就中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和前面那位先生提的类似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个现象其实是中国特有的现象,那就是在中国很多人看来中国的问题只是策的问题,是政策问题,缺乏好的政策或中国官员太傻了,没听到好的政策。我再这里坦率的说一句,我今天讲的内容,我在三年前就已经发表了,而且国内有期刊转载,据说也有人把它写成摺子,去送给中共的领导人啦!我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我也不感兴趣。

但是我想说明的是,我分析的结论是,这不是策略的问题,是“制”的问题,制度的问题,制度不变,再好的政策也不能采纳,类似的说法在中国其实并不是没有,早就有人提过,很多事情做的不对,比方讲:鼓励腐败、鼓励贪污,这是因为中国缺乏好的政策来遏止腐败吗?不是。是中国没有好的制度,现有的制度鼓励腐败,在这种情况之下,鼓励社会不公正,问题是要改制。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这位先生的问题给我産生一个啓示,也就是说,在中国学者常常被赋予一个西方政治家才承担的责任,就是改变这个家的政策,我们在美国很少听到有哪一个公民到学校去跟大学教授讲,你这个学者你这个教授为什么不提一个布什总统应该采纳的建议?那教授会一句话就回答你,你去找你们的国会议员,他才代表民意,应该是议员代表民意,因为议员是民选的,他们的功能就是参与政治,反映民意,帮助政府改善政策。

在中国很奇怪,没有民意代表,共産党说只有它代表的,它不代表也还是只允许它来,名义上代表,哪怕它把老百姓逼死了,饿死了,它还说它是代表,死了活该。

那么这个时候,老百姓指望什么呢?老百姓往往指望说,哎呀,你们学者能不能来代表民意呀?你们出来说话,你们说服政府,少做点不好的事。我想这个想法的背后,潜台词里面藏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需要的是老百姓的政治参与,参与的对象不是学者,不是去要求学者提更多的政策,而是要求政治家改变政治,这是中国改变的一个必要的路径。

中国现在缺的是代表老百姓的政治家,而多了太多代表特权集团的政治家,所以我想解决中国政治之道,是把政治家变成代表民意的人,把那些代表特权集团的政治家清出去,这才是改变历史之道。所以我觉得解决中国问题,根子在这里。谢谢。

何清涟:我现在还想再说几句,免得大家再提这个问题,其实我本人曾经很愿意跟中央政府提意见,《现代化的陷阱》出来,当时在中国引起热潮,很多读者就说,我们发生这么多问题,现在终于说出来了,过去中央领导是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他们应该想办法解决了吧?当时很多人就抱着这种想法,甚至很多党内老人、退休官员,或者有这类想法的人纷纷给我打电话,说,你写的好,现在中央总算知道真相了。

也就在这一两年,也有不少政府机构请我到北京去,中纪委在1998年8月请我去讨论反腐政策,在座的有很多法学家,大家也不敢说多了。因为我没有什么政治考虑,不想在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我就直说了。

我说现在国际社会反腐,要说有什么一劳逸的办法,那确实是没有。有利用民主制度反腐比较成功的例子,比如像美国这些国家,尽可能把贪腐降到比较低的水平。也有利用专制反腐比较成功的例子,比如新加坡;还有利用民主反腐失败的例子,比如南韩;也有利用专制反腐失败的例子,比如中国。(笑)

中国确实是专制大国,别以为我这是污蔑它。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我说,在中国不改变现有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还有一条路可以借鉴,就是高层自律,给下面做出一个好榜样来。我说,你不能在反腐败当中,把政治高层,比如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家族、江泽民家族剔除在外,只反部长、省级干部以下的腐败,这样是不行的。

比如,在美国是不可能出现布什的儿子和外国的某一个资本集团合伙在美国垄断一个行业。但中国发生了,比如江绵恒,他和摩托罗拉和其他国外电信钜头合作交易。朱熔基的儿子在J.P.摩根与建设银行合作的企业任高管。所以就算他们不贪,就算他们很廉洁,为了爱护他们的名誉,为了减少对高层的政治压力,他们应该避免瓜田李下,从那里退出,不让他们的家属经商,这一点总是可以做到吧?上梁不正下梁歪,一群高官在这里窃国,下面的人不想办法窃点别的东西,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吧?

这些情况其实中国官员相当清楚。曾有一位安全部的官员──这个人是派来跟我打交道的,他跟我讲,你以为只有你知道中国的腐败?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制度是什么制度啊?比君主制度还不如,为什么?君主制还有一个皇帝负责任,皇帝不可能大把的捞钱去建立天子自己的私库,因为整个国家是他的。这个国家从总书记到下面,都没有把国家看成他自己的,都在拼命捞,你说那些干嘛呢?有什么用呢?少写一些,让我们好过一点吧。

中国的问题要解决,只有建立民主制度。建立民主制度就等于建立监督机制,通过政党轮替,让政治异体来监督自己。我当时在中纪委讲,中国现在这种监督是同体监督,自己监督自己。但再快的刀也砍不到自己的刀背上,再好的大夫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但是如果是异体监督就不同了。一个多党制,还有一个就是社会舆论,把党的喉舌变为社会公器,体现社会公共舆论,这样即使不能根绝腐败,至少也可以尽最大的可能减少腐败。

中国人现在也不完全那么好骗。陈水扁腐败案发以后,中国政府最开始努力渲染民主也产生腐败。但是中国的网民说,还是民主制度好,你看驸马贪污了,立刻就曝光了,总统还受到很多批评与压力。我们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出现驸马、公子们贪污了可以曝光,高层能够受到批评监督啊?中国政府一看网上这类言论多了,立刻就不准再讨论陈水扁的腐败问题了。

(6)问:大学生60%的毕业失业率是哪年的数据?环境发展的损失占GDP15%是怎么衡量的?

何清涟: 先谈一下15%的环境损失。这是潘岳去年在财富论坛发言中讲的,他的前任曲格平在三年前讲是8%。但是我相信潘岳说的15%不是空穴来风,他作为国家环保局副局长,要对自己的话负责任,这是其一。

其二,大学生就业状况最新的数据,去年不是60%,是70%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些消息不是来自于正式的官方公布,但是来自于共青团中央下属的青联和 劳动保障部一项联合调查,你可以到网上去调查,如果你查不到,发E-MAIL给我,我立刻把这两条原始资料发给你看。还有,我在文章中间,曾经把2001年以来大学生的一次就业率列了一个表,一直列到2005年,而且这些资料来源都是来自于中国官方的统计。我没能力作统计,是中国官方的统计。至于说是哪些学校的就业率,资料给了一些说明,说是重点大学,一些好的专业比较容易就业,差的大学不好就业,职专和大专几乎已经很难找到职业,是这样的说明。

我近年来在国外总遇到这类质疑。有一天在美国之音做节目,谈到一些数据,有一个听众讲,我们的情况很好,不是你讲的那么糟。我就告诉这位听衆,你比中国政府的部长乐观,我刚才引用的数据是某某部长昨天在哪里讲的,还有某某部长在前些时候讲的。当时我手里正好有那些资料,于是念给他听,并请他上网去查。我还告诉他,中国政府听到你这些话,不知道应该感谢你呢,还是不感谢你?要感谢你,是因为你比中国政府更乐观;不感谢你,是因为你让中国政府陷入很被动的境地,因为它的数据被你质疑。

(7)问: 在美国做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是如何获取相关资料的?

程晓农: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答案很简单,所有的数据都是中国政府提供的,我造不了数据也没法独立去调查。你问的那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中国政府经常提供一些不可靠的数据,或者掩盖一些真相,所以如何在那些试图掩盖真相的数据中找到真相,这确实需要技巧。我举一个例子,中国的就业统计公布了中国的就业人口总数,还按类别分工业、农业、服务业等等,还有一个“其他类”。在1995年以前,所有这些类别加起来正好等于总数。从1995年开始,各行各业的就业人口加上“其他类”,小于就业总人口数字,而其中的差别从几百万人,逐年上升,一直到2002年的六千多万。这就是国家统计局试图掩盖的真实失业人口数。

要发现真相,其实并不需要很复杂的技巧,你只要比较熟悉它的统计资料,明白它的资料是怎么编制的,哪一个数字可能比较容易更改,哪个数字比较难更改。为什么我想到这么去推算呢?因为总的就业人口与人口总数有关系,国家统计局无法在短期内突然把就业总人口数大幅减少,如果让每年中国总的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少几千万,那会成为太明显的漏洞,造假的漏洞;他同时也无法把各行业的劳动人口突然减少,如果要全面修改所有的数字,造假的漏洞就更大。所以,统计局迫不得已就干脆留下一个漏洞,让各行各业的就业人口加上的“其他行业”就业人口后,比公布的总就业人口还少很多,这个差别其实是失业人口,用这种办法统计局就把失业人口掩藏在就业人口数据里了。你如果只看就业人口总数就会上当,以为中国的失业率很低;要是把藏在就业人口总数里的失业人口六千多万列出来,再计算一下中国的真实失业率,那就会得到15%的真实失业率,于是官方公布的失业率3%那个假数据就被戳穿了。这从算术上来讲非常简单,小学生都能做;只要明白里面的一些所谓的“know-how”,理解它并不难。

再举个例子,我注意到中国的银行1994年以前的资産平衡表上有一项“盈亏损益”,即银行系统全年的经营结果是赚还是赔。从1994年开始这个数字就变成负的,从负几百亿到95年的负几千亿。但是,从1996年开始,中国政府把银行的资産平衡表上这一项给抹掉了。为什么?巨额的银行亏损太难看了,事实上这就是银行的“坏帐”。过去银行没有那么多坏帐时,政府觉得出现亏损数没什么了不起;后来坏帐越来越多,每年增加几千亿,于是政府觉得这个数字不能再公开出来,于是就把这栏目给取消掉,不公开这个栏目的数据了。这样,要想知道中国的银行到底是盈还是亏?坏帐有多少?就很难了。因为银行的资産平衡表上所有相关的栏目都被改过了,换句话讲,政府把银行的数据都造了假。这种情况下,发现真相的难度就大得多。

可以说,要研究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和国家统计局玩心眼儿的过程,是互相猜心思:他想造假,又怕被揭穿,你要找到它造假的漏洞,发现真相,最后看谁能赢过谁!

何清涟:其实这位女士问的问题,要回答也很简单。专家之所以叫做专家,就是因为多年来积累的专业知识与眼光。尤其是眼光,并不是你学了专业知识就一定有。这就好像一个班的同学,有的成就大、有的成就小,但都是同一批老师教出来的,对不对?

有些数据要看有没有留心、具不具有敏锐的观察眼光。比如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说近半外资已撤出,剩下的只有1/3外资才盈利。中国政府绝对不会在同一天公布这些数据,是我通过三年来三个部长的讲话得出来的。一个是商务部在辩解说中国的外资并不多,然后他就说尽管已经历年来统计有54万多家外资企业;但是现在真正留在中国经营的,只有28.5万家,其他的已经撤出了。

第二个是薄熙来在去年的财富论坛上海峰会上说的一段话,他说外商现在多少家已经获得盈利。我拿这个数据与跟原来的外资企业总数一除,就会得出多少家盈利了。这些数据要经过多年收集,而且脑中要记住它,至少要模糊记住,然后收在电脑文档里,归类管理。

如果这位先生以后要问问题,希望你先认真的看一看我的文章。我的文章基本上对引用的数据都写了1、2、3,引自于哪里,图表下面都写本栏数据的来源。

记得当初2000年,中国政府打算组织文章批判刘军宁和我,批判刘军宁的任务交给了社科院的政治学所,要他们写四篇文章放在《光明日报》上;结果政治学所只写了一篇,因为不能批三权分立理论,也不能批宪政理论,所以只讲他如何反马克思主义,写了一篇实在是写不下去了,不写了。

而接受批我的任务的那个机构干脆说,他们考虑了一下,不批为好。因为我的那些结论都是根据一些中国官方公布的公开资料推论出来的,所以要驳倒我的结论,先得驳倒我的资料;要驳倒我的资料,就在说中国政府全面造假,所有东西都不是真的。所以感到比较困难,就干脆不批了。

(8)问:中国老百姓传统还是非常看重学者、知识分子的作用,希望你们能够为老百姓讲话。(略) 中国何时会爆发危机?中国的未来前景是什么?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是否还是需要很长一个过程,要等中国政府慢慢改?

程晓农: 首先感谢这位先生对学者的信任。我谈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学者没有办法超越制度范围的限制,在制度的既定状态下、学者的作用被制度限制住了。

你刚刚谈中国前景的问题。你的关心都是很现实的、也很真实,甚至比中国国务院还超前。他们担心的是眼前,不是将来。

何清涟: 有人已经把中国的这个危机爆发点定在2010年前后。认为中国还有几年的战略机遇期。在2010年以前,必须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化解金融危机;第二个,是找到新的能源替代战略。大家都知道,中国是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的需求几乎决定了国际石油市埸的价格波动,现在世界各国已经发现中国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对能源平衡造成的威胁。这也是美国、欧盟和中国产生矛盾的原因。三是通过博奕、妥协化解国内矛盾。

化解金融危机,中国政府走了两步。第一步,想把中国国有银行拉到海外上市,把危机转嫁到世界市场去。但是这一步没有成功,因为是他遇到了美国股市的萨奥法案,这是美国国会前几年通过的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中有两条规定,第一是规定企业的高层的法律责任。如果发现上市公司的资料、报表有问题,企业的高层要坐牢;第二、经济制裁。这是这些高层负担不起的。第一点让中国政府高层很为难,中国几大银行的负责人,基本上都是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本身是政府高官。他做为上市公司的法人代表来上市,化解的是国家银行的风险,最后他是去坐牢,他当然不乐意。有人提出最好是找一个第三方的人,聘请他们来做。这也有一个问题,有资格、有资历去做中国这几大银行的这些专业人士,明白这里面的风险,恐怕付年薪一百万、两百万他也不愿意去坐这个位置。因为他的资历使他在别的地方,也同样拿到高薪。

第二,萨奥法案对于资产评估有严格规定。美国几大财务公司帮中国银行做上市前的财务审计,最后劝中国的国有银行,说有四十多道程序要修改。包括财务报表、银行需要提交的过去三年的资産负债表等,很难。

这里讲个小故事。今年安永宣布中国有九千亿银行的坏帐,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中国政府强烈抗议,最后迫使安永承认错误。但安永公布的其实不假,过去几年,中国政府高薪聘请它审计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审计,它掌握了国有银行内部资料。 但有趣的却是安永态度的改变。安永全球首席运营官鲍尔¨ 奥斯林 (Paul Ostling)已经下令,对这份引起中国政府严重不满的报告进行内部调查,并表示这份研究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坏账的报告“缺乏事实依据……,该数据估计有误”,而且在公布之前没有通过安永正规的审核程序。

毫无疑问,安永被中国政府抓住了“痛脚”,这“痛脚”就是这份报告与安永对中国工商银行的审计结果自相矛盾。由于此前这项业务,安永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坚持坏帐报告公布的数据是真的,那么它为中国工商银行等几家银行所做的审计就不真实,它的职业信誉将面临极大损失;如果坚持此前审计报告的真实可靠,那么这个坏帐报告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两害相权取其轻,安永只能选择它自己认为损失最小的一项。

中国国有银行后来发现即使修改几十万张财务报表,最后可能还是过不了关,而且中国那些在海外华尔街上市的股票都成了垃圾股,最后就改变了策略,在香港上市了。这里面又牵涉到很多内部运作,三言两语讲述不清。

在2010年以前,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如果要列出一个单子来,我都觉得头痛。只要能解决其中一个,中国政府就算是很了不起了。所以现在有人说,中国是革命和改革赛跑,看谁跑在前面。

至于这位先生说,我们只能等中国政府慢慢改,我说,对啊!现在海外华人,有钱的人,都不愿意革命,因为发生革命,大家都没有好处。但是还有更多的人等不了慢慢改,比如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工作的人,他们只有铤而走险。所以,你愿意等,我愿意等,但有人不愿意等,最后就看那些不愿意等的人能够用何种手段。当然,我们绝对相信中国政府现在有足够的镇压能力,当年的陈胜、吴广式起义是不能与政府对抗的。中国的农民也早就说了,我们不缺陈胜吴广,问题是,现在是斩木不能为兵,揭竿不能为旗。中国人民缺乏批判的武器,怎么能与武装到牙齿的中国政府对抗?

《从胡温体制看中国反腐败》研讨会

【大纪元11月26日讯】19世纪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有良知的世人一直与形形色色的腐败做着不懈的抗争,如何挖掘出腐败的根源,从体制上消除腐败,海内外人士见仁见智,是非常值得探索的课题。

研讨会将邀请著名女作家盛雪(《远华案黑幕》一书的作者),资深政治时事评论家胡平、陈破空、希望之声电台副总裁林晓旭、劳工活动家刘念春等到场演讲。另有旅美台湾政治家和社会贤达出席并讲话。演讲者将涉及从赖昌星、朱晓华到陈良宇各案件内幕、海峡两岸腐败现象分析比较,从不同的思路,不同的角度看中国社会问题。

研讨会将于11月26日下午2时在纽约法拉盛华侨文教中心举行,对社会各界开放,欢迎踊跃参加。

主办: 民主中国阵线(美东)
联络人:美东民主中国阵线负责人 唐元隽
联络电话:917-519-7054

72亿社保基金遭违规挪用

【大纪元11月26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采访报导)中共国家审计署星期五公布对全国近三十个省市和五个计划单列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金和失业保险金三项基金的审计结果。

中共官方媒体表示,这是继上海社保案被揭露之后,中央政府对有关老百姓“活命钱”使用情况的一个交待。尽管查出总共有大约72亿元人民币的基金被挪用于海外投资、建筑项目和违规借贷三个方面,但审计署同时得出结论,中国社保基金总体情况还是好的,在推动改革深化和和谐社会建设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个结论有没有道理?查出被违规挪用的基金数额是否准确?记者闻剑为此邀请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和美国加州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草庵居士一起进行了以下讨论。

主持人:首先请问草庵居士您同意这种观点这种结论吗?

草庵居士:我当然是不同意的,中共官方这个公布审计据我知道应该是不正确、不准确的,目前我觉得中共官方公布只有70几亿,我想这是可能对民众的一种安抚。

主持人:好。那我再问一下胡教授,胡教授你认为现在中共审计局出台这么一个报告,那么这个结论刚才草庵居士说不同意,那您认为呢?

胡星斗:我对这个情况不是太清楚,但是从过去来看社保基金某些地方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即使空帐也是非常多,查起来也可能确实非常困难,所以现在也很难说到底有多少资金被挪用。

主持人:那胡教授现在国家审计局的审计结果认为,认为总体情况还是好的在推动改革、改革的计划和核心社会建设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个结论你同意吗?

胡星斗:应该来说对于说保障市场的经济运行还是起到了作用,因为过去中国基本上没有这样一个社会话题、社会养老的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建立了社会化的养老,社会化的事业、社会化的某些医疗的这样一些措施,尽管覆盖面仍然是非常小。

比如说这种医疗在城市的覆盖率也不到一半,但是还是需要未来一方面政策要更加确定、更加坚定不移。比如说对社保基金到底怎么用,实际上现在还有很多官员持有一种犹疑的态度。

主持人:好。胡先生我再问第二个问题,您刚才说的这个监管和对社保基金用法的政策问题。有的学者提出说在中国社保基金的运作方面已经有明确的规定,比如根据中国的法律社保基金必须存在国有的商业银很里面,而且只能买“国债”,有的学者就讲中国有的是制度,但是没有执行。这比没有制度更加可怕,那草庵居士你怎么认为?

草庵居士:现在中国的社保制度在法律上互相矛盾冲突非常多,就说它挪用的钱多不多。我举个例子,空帐的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挪用,实际上是把个人储蓄社保的钱都给挪用了,而这个比例之大已经超出很多人的想像,而且中国的法律对社保基金具体的规范上面几乎是空白。

在美国并不是不允许投资在股市,股市也有很多社保基金的钱,但是它有相应规定的制度在运作,但中国现在至少法律上是不许投资到股市,但是我知道相当部份省市的钱都投资到股市上去,而这个比例算不算挪用钱,这都很难说。而法律上基本都没有。

而中央政府并不是没有办法去管理,同时也是中央一个博奕跟地方博奕是一个的结果。因为胡温尤其在上海这方面打老虎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结果,而这种没有具体的结果就表明胡温在上海斗争这方面遇到阻力、遇到困难,而地方政府为了保护自己,它不可能把挪用的钱都曝光出来,曝光出来大家都会下台。

主持人:好,草庵居士。我再问一下胡教授,胡教授您认为现在这个中国虽然对社保基金的使用有这个明确的规定,但是不知规定是否正确与否,那么中国2.2万亿人民币的社保基金的规模,大约有一半是由地方政府来掌管,那您认为中共官方现在有制度不执行和这个地方政府掌管有没有关系?

胡星斗:当然是有关系,中共地方政府往往在政策上和中央是不同一的。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软政权,也就是可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具体在社保基金这个方面那种挪用的情况,违规借贷的情况、投资到股市的情况,就像刚才草庵居士所说的,在过去揭露出来是非常的多,当然这一次查出来只有70多亿好像不太多,也许有草庵居士所分析的那样,可能有一种安抚的心理吧!

主持人:那既然这样胡教授你认为该不该设社保基金呢?由中央政府统筹监管呢?

胡星斗:中央政府应该以更加垂直的方式来监管,目前中国社保基金确实是由各个地方来确定某些政策,因此各各地方交的费率都不一样,致使社保基金很难挪动,比如就说我在A省工作,如果我的户口迁到B省去了,社保基金这些东西都挪用不了。

主持人:好,那我再问一下草庵居士,以美国的经验您怎么认为怎么看?

草庵居士:中国应该学美国这种中央管理的政策,但是你要知道中国现在目前面临一个大的问题,地方经济的割据。

我讲一句我以前说的话,就是中国现在的状态是中央集权,但是地方政府是地方权力,政治中国跟经济中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地方的权力跟中央好像的权力在于它有经济封锁,经济联邦有一个好处,它们失去经济权,中央政府就会对地方就非常很容易的管束,而现在的地方势力的增大,造成中央政府没有办法对这笔钱的中央集权式的管理

主持人:那好,既然草庵居士那现在这个上海社保基金一案已经被曝光,当然你说还没有具体的结果,那么现在中共官方媒体也报导说国家审计局的这次审计的结果,给了老百姓一个权威的说法,那么您认为这是安抚老百姓?现在这样发展以后,那您认为在社保基金使用方面,慢慢将来会走向良性的轨道上吗?

草庵居士:中国的社保基金要走向良性轨道上,关键是要立法制度,立法之后而且还要有执行,最关键也就是要让老百姓明白一点,这一笔钱是老百姓自己主导去花,还是要政府主导去花,最好这一点是要分清楚的,这才能有监督的作用。而中国如果在制度上的还不透明的话,这笔钱很难走向一个非常透明的制度。

主持人:那胡教授您怎么认为?您同意吗?

胡星斗:我想总体上是可以来向好的方向发展,当然只能说是审慎的乐观,也是取决于中国的总体上的政治制度它能否走向一个良性的发展轨道。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千载云:中共治下的虚假风

【大纪元11月26日讯】有人说中共的文化是假恶暴文化,觉的概括的是很有道理的。下面仅就中共治下的虚假谈谈其现象和危害性。

最先听到的虚假当属上一辈讲的自己经历的事。那时上面要检查棉花是否丰产,怎么办?就将其它棉田的花和棉桃摘下,用细线系在要检查的棉花上,领导来了,也就走马观花的看看,一看,啊,一株棉花结了多少棉桃啊,派人下田数一数,嗯,了不起,结了多少多少。然后就在公社大会上表扬。我问起为什么那么做啊?老一辈的人说,别人都这么做,你不做行吗?还要做假做得好,做得多,不然你会受到批评呢。

有一个小镇,过去的工业产值还可以,办了几个厂,刚开始很红火,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调整,纷纷倒闭。有一次我到镇委会去办点事,发现那早已倒闭的工厂的产值柱还在照样上升,然而这些厂当时已经倒了两三年了。那张工业产值增长示意图却是新绘制的,显然是弄出来给上级领导看的。

我曾和一位做过很多年村干部的朋友闲聊,他曾向我透露过一个“明星村”的底,当时这个村是附近千里发展最好的,但每年上报的工农业总产值却是按上级领导的“意思”报的。那个村的头先是夸大原产值的一半,担心报少了领导不满意,又怕报多了群众受损失,不想县里的包村干部对这位村里的头启发说,“明星村”怎么只有这点产值呢,报出去领导不满意,群众也不相信,至少是……没想到县领导这么有“魄力”,后来上报的产值比原产值翻了一翻。

最搞笑的弄假作假当属扫盲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又称“普九”。或为文盲?记得那时小学四年级以下辍学的都应算作文盲,怎么扫盲,平时村里哪有闲工夫抓这事,都是到了检查的时候,将村里的初中毕业的青年请来。平时那些青年们没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也是接触异性,交朋友、谈恋爱的好机会呢,并且完成了任务还有一点报酬。然后由村干负负责安排,你顶替张三,他顶替李四,再一个顶替王五……每年都这样。糊弄过去了完事。

九七年,我有一次到一所初中去,看到一些教师们在造“普九”学生册。因为根据“普九”标准,在校学生要达到一定的学生数,并且差额较大,怎么办?上级领导下达的死任务是该县“普九”一定过关,这学生数,教师又不能 “生产”人头,只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开始凭空“创造”了。一位老教师一边造假一边幽默着:下一个,父亲:赵天设,母亲:钱地造,儿子:赵钱生,弄得办公室一片笑声。

近日中共的基层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人大的换届选举,用老百姓的话说,是聋子的耳朵作摆设,标准的上骗下,上骗上的一场闹剧,都是做给人看的,明知是假的,但还要演的正儿八经。如今到处贴了宣传标语:什么“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增强社会主义法制”、“当好家、作好主、选好人”等等等等,早在十年前中共的干部们对此现象作了非常形容的描述:认认真真搞选举,扎扎实实走过场。看来这就是所谓中共的民主吧。

过去有顺口溜说,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在中国说假话,办假事,蔚然成风,无处不假。我曾经和一位朋友谈到如今的做假现象,那位朋友语出惊人:“现在连生的娃娃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什么不假啊?”是啊,去年寒假有一位念大一的女生告诉我,说她们的老师和师娘离婚了,老师和师娘婚后感情很好,原因是那孩子不是老师的,还作过亲子鉴定呢。且如今这种现象还不是个别的呢。

是啊,而今虚假成风,所以人们也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与人们关系最直接的是出现了假烟、假酒、假米、假油、假奶粉等等,弄虚作假损坏了人民利益,危害了人民健康,搞乱了社会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过去有人说假话办假事,人们还指责,作假者心里还内疚,现在孩子说假话办假事被称为是聪明机灵,会来事。弄虚作假之风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下一代的骨子里去了,大人更是认为弄虚作假十分正常,不这样才是傻子呢。如今人们常提党文化,弄虚作恶就是中共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假大空、假恶暴,就是对中共党文化的一种概括和总结。

其实弄虚作假人人都厌恶,人人却又不得不去利用它,因为不弄虚作假,你就会吃亏,在社会上站不住脚。也许有人说,如果我们都不弄虚作假不就成了吗?中共是假大空的代表,它不仅这么做,也要求人们这么做,试问,在一种虚假盛行的大环境下,人们不做假能行吗?法轮功学员不是信奉“真”,说真话,办真事了吗?他们的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受到残酷的迫害;朱镕基总理反贪不是想动真格的吗?但能反到江泽民及亲信那去吗?最后还不是偃旗息鼓,甘拜下风。所以只要中共存在一天,弄虚作假就要“发扬光大”一天。

也许有人会问,中共不也在提倡真抓实干吗?那你就看看中共什么时候真抓实干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假,这种提法本身在中共专制体制下是站不住脚的,也是在“忽悠”和猴耍人民。其实在中国,谁真抓实干,谁就吃不开,谁就靠边站,谁就会倒霉,不信请您睁开眼睛看看。@(

沙叶新:《永不服罪》的徐洪慈

【大纪元11月26日讯】

荒原中的一面旗帜!

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折磨他人,以折磨人为业,以折磨人为生,并以此为荣,以此为乐。“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正是这一类人的圣旨。尤其专与人斗者,更是乐此不疲。所谓“斗”就是残酷的折磨,就是血腥的折磨;从肉体到精神,从个人到亲朋,都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是谁对谁呀?怎么仇得如此不共戴天,怎么恨得这样咬牙切齿!他们已经不是人,是兽;而人一旦变为兽,比兽还凶残!

有些人,虽善良,但软弱;虽忠厚,但糊涂;虽不幸,但不争;虽无辜,但无悟。他们是被折磨的,是被批斗的,是被蹂躏的,是被奴役的,但他们一辈子也不敢说个“不”。含垢忍辱,逆来顺受,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和压迫者之间构成了弱肉强食的社会生态,形成了恶性循环的互动关系。可以说,是千万顺民成就了嗜血暴君,是犬儒化了的懦夫孱头营造了虎狼似的极权社会。他们虽然没有助纣为虐的罪恶,但却有听之任之的过失。

可也有另一些人,他们在沉默中爆发,在屈辱中站起。他们甚至以一己之力,抵抗极权帝国的铜墙铁壁;以血肉之躯,挑战专政机关的绞肉机器,即便粉身碎骨,碾为齑粉,亦在所不惜。他们为的只是人的自由,为的只是人的尊严,为的只是认一个死理:我没罪,就是不服!他们的抗争大多起于个人的不幸,并非为了普救众生,但这悲壮的以弱对强,这惨烈的以卵击石,其意义大大超过抗争本身,其影响重且大,深且广,因为这类人太少,成功的更少;也正因为少而又少,他们就成了荒原中的一面旗帜!虽然这面旗帜布满弹孔,沾满血污,残损如破碎的布条,但它仍然是旗,仍然在风雨中矗立,猎猎飘扬,给还匍匐在地、不敢抬头的人们看到抗争的希望。

“不被征服就是胜利!”

徐洪慈1933年生于上海大资本家大买办家庭,受马列主义书籍和班主任老师的启迪,1948年15岁便加入中共地下党。1951年18岁在华东局团工委统战部工作,并先后受到上司黄辛白(后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和乔石(后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两人的赏识和重用。1954年以调干生的身份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成绩优异,冰雪聪明,是公认的高材生。1958年中“阳谋”毒计,被打成“极右分子”。从此,徐洪慈的命运陡转,被驱出校门,分别在安徽和云南劳改、入狱。服刑期间,他曾四次越狱逃跑,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最终以顽强的意志、坚定的毅力、超凡的勇气、过人的智慧,得以在1972年9月越过国境,潜入蒙古。后又以非法入境罪,被蒙古政府判处一年徒刑。释放后,又在蒙古流亡近10的年。1984年始获平反归国。

正是:三十年来家国,三万里地山河,命运坎坷,岁月蹉跎,斗志何其巍峨,威武不屈奈我何!

徐洪慈入狱时,翩翩年少,归国时,青春不再。亡命3万里,流放27年,他几乎用了一生的代价,终于使打翻在地的自己重新直立行走,因为他是人!而在一个极权社会里,人在精神上的“直立”,比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躯体的直立更加艰难,以此而言,徐洪慈乃是大智大勇大无畏的大英雄。他自己也不讳言,这是他一生的成就。他说:“不被征服就是胜利!”

上海知名记者、作家胡展奋2005年在上海的一个“资深右派聚会”上结识徐洪慈,震动其际遇之非凡,感动其精气之浩然,于是对他深入采访,写出了一部口述实录作品《永不服罪》。我阅读此书时,忽而落泪,忽而长叹;终卷后,竟像傻了一样,半晌无语,黯然神伤。

该书不仅实录了徐洪慈个人的悲惨遭遇,还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令人恐怖、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只要是极权社会,就一定是全控型的社会;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巨大的监狱。监狱的主要作用是让人失去自由。在社会的大监狱,亦无自由。有言论自由吗?有出版自由吗?有迁徙自由吗?有出国自由吗?有在政治运动中保持沉默不做自我检查和不揭发他人的自由吗?住旅店要证明,去餐馆要粮票,亲友投宿要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结婚登记要单位批准并开具介绍信……个人空间全部丧失,个人自由寥寥无几。在专制主义的话语系统中,自由是和个人主义、是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同义的贬义词。全无自由的社会,监狱内外几无区别,只是一为有形之监,一为无形之狱;控制的程度有些微之别,但监狱的性质无实质之异。很多跨出监狱大门的人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自由了!很多偷渡到异邦的人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我自由了!可见他们都曾没有自由,都曾生活在有形和无形的监狱中;即便不在铁窗之内,他们也是狱外之囚。

为虎作伥之“伥”乃专制基础

该书还写了另一类人,作者称之为“伥”,为虎作伥之“伥”。“伥”即“伥鬼”,自己被虎吃,又帮虎去吃别人。作者以此专指那些落井下石的帮凶,如监狱里的告密者,如学校中的批斗者。“伥”是极权社会制造的,是批量生产的,是从不匮乏的货色。虽然他们的为虎作伥或出于被迫,或仅为自保;但也有大批甘心效忠,邀功求赏者。他们狐假虎威,鸱目虎吻,同样能张开血盆大口吃人。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伥”的大国,他们寄生在各个领域,各个角落,这是政治中国的一大特色。因为有了“伥”的存在,对人的控制便无孔不入,使得人人自危,相互间失去任何信任,只能“视他人为监狱”。徐洪慈之所以能逃出天罗地网,是得力于他对“伥”的透彻了解和高度警惕。

“伥”之为患大矣!正因为当时有各类大“伥”小“伥”形成的专制基础,“反右”运动则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胜利”。也正因为至今“伥”们还没最后绝迹,所以“反右”运动尚未根本否定,“右派”也未能彻底平反,甚至连纪念或研讨一下已经过去50年的这场“反右”运动也无法举行;这就使得这段历史成为空白,这场灾难让人遗忘,历史教训得不到深刻总结,大小“伥”们还可能继续作祟;这也就为未来留下可怕的隐患——说不定什么时候妖雾又弥天,“反右”又重启,“伥”们再登台!

徐洪慈1984年返国后,曾经重返斗过他、关过他的伤心之地。他发现当年那些“伥”几乎都无好下场:校园里的那些“伥”在文革中被后起的“伥”残酷批斗,备受折磨,或自杀身亡,或老年痴呆,皆无善终;狱中的那些“伥”,因作恶多端,不敢露面,最后竟大多死于癌症,痛苦不堪。这亦有其必然,徐洪慈说:“我是学医的,知道人的情志对健康的影响极大。整人的人,因为'应力'的作用,也使得自己的情绪极坏,而且成年累月的坏,它会在人体内产生一种剧毒,这种毒素现在已经被公认为'致癌因数'.链子是锁人的,但它也被链桩锁住。”

一个劳改干部对徐洪慈说:“囚犯是有期的,我们才是无期的……”

这都是警世之言,更是警“伥”之语,还在害人的大“伥”、小“伥”、武“伥”、文“伥”们请深思、再深思!

徐洪慈的被平反、“伥”们的遭“天诛”,虽然都是“迟到的正义”,但不论早迟,正义谁也无法阻挡,它是永恒的太阳!

徐洪慈说:“历史正被迅速改写着,我只是篝火边的一个资深的讲述人而已。我必须尽快地讲述,把一段'永不服罪'的故事保留给后代。”

作者最后写道:“一粒小麦落地,很孤独,但如果它坚持着,就会孕育无数的小麦……”
说得极为含蓄,但都懂了。

2006、3、28上海善作剧楼

转自《动向》2006年11月号

新生:血泪往事

【大纪元11月26日讯】读完“九评”,想起许多往事。

我的父亲是一个中学教员,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祖母早亡,祖父从祖辈上继承田产一份,大陆“土改”时,被定为地主。

母亲早年毕业于一所女子师范,吹得一手漂亮的笛子,会讲许多好听的故事,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和弟弟挤在一张大床上,听着母亲讲故事时,进入梦乡。没有想到,突然间祸从天降。1953年,大陆第一次“普选”时,母亲被“ 补划”为地主份子。理由是:母亲“解放”前三年没有参加工作,且祖父是地主。父亲认为:祖父的田产和收租,均是祖父掌管,父母亲均未参与;我家的生活全靠父亲的工资维持,没有剥削。因此,根据当时的政策,代表母亲向有关部门申述,请求复查。哪知,这封申述信被转回母亲户口所在地,成了她“翻案”的证据。不但问题没有解决,母亲反由“地主份子”升级为“想翻案的地主分子”,从此堕入苦难的深坑。

居委会宣布,给母亲戴上“地主份子”帽子,由群众监督改造;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外出要请假;并规定她负责打扫一段大街和两个公共厕所,负责清理一段下水道(当然,全是无偿的)。另外,勒令她在群众大会上检讨,交待“翻案”的动机,并动员大家发言,对她进行批斗。完全失去了做人的起码尊严。

母亲在委屈、惊吓、羞辱的精神压力下,大病一场,虽捡回一条命,却从此落下“心气痛”的病根,这个病根后来一直伴随着她,直到去世。

家里就像塌了天,从此罩上了一片阴云。没有了笛声,没有了故事,没有了欢笑;只有愁眉苦脸,只有眼泪和叹息。无忧无虑的日子已不属于我们。

严酷的环境,使孩子们一下子懂事了许多。我们都明白,自己在同龄孩子中,是另类;在学校中,不能与任何人争高低,只要不摊上当面羞辱和苛责就是满足了。记得上小学时,我是最后几个被批准戴上“红领巾”的孩子之一,尽管我学习不差又听话。

父母的爱莫能助,使我们都学会了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我们是一群被打入另册的孩子。在学校中,如果能碰上有点人情味的老师,就是莫大的幸福;如果摊上革命化的老师,那就日子难过。弟弟上中学时,就曾被班主任弄到台上去“示众”,要他向全体学生交待:“怎样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 弟弟也是一个学习好又听话的孩子。他无力反抗,又深感委屈。老家解放时,他才4岁。多年后,弟弟想起这些经历,仍心有余痛。

在那个年代,人情比纸薄。人际之间冷若冰霜,至亲好友都不敢与我们来往,因为怕受株连。在学校中,出身好的同学不愿与我们往来,怕影响入党入团;出身不好的同学也不敢与我们往来,怕近墨者更黑;街坊邻居之间,也失去了起码的人道关怀,只剩下监视和提防。母亲因为极度忧郁,身体很差。头昏眼花,经常“心口痛”,曾数次晕倒。最终一病不起。她带着对未成年孩子的牵挂,睁着眼睛辞世。

记得姨母(母亲的胞妹)在听到母亲的死讯时,竟不能自持,当着晚辈们的面,大放悲声。我知道,姨母的哭声 ,是痛惜胞姐的真情流露;是对自己疏远亲情的自责和悔恨;当然,还有对当时恶劣社会环境的强烈控诉和无奈。母亲辞世, 对父亲打击很大,他是另一个哭得最伤心的人,对母亲的辞世他深感自责和内疚。

在为母亲送行时,父亲已哭不出声,只掉着伤心泪前行。双腿发抖已不能走路,是在子女们的驾扶下,送完母亲最后一程。

很长时间,父亲拒绝搬离母亲生前居住过的屋子,据他说,在那里可以在梦中与母亲相见。他常说在梦中见到母亲买菜归来,还在梦中亲切的谈论他们的每一个孩子。

父亲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回老家后在一所中学教书。一个偶然的机会集体参加国民党,仅此而已。解放后,这个历史问题使他吃尽苦头。历次政治运动均是审查对象,总想把他往“历史反革命”的档次上靠,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却因总抓不住把柄而不了了之。又由于有“帮地主老婆翻案”的经历,在各种会上检查交代、深挖思想根源已是家常便饭;多年中、一直提心吊胆过日子,逆来顺受,不知道哪一天,厄运会降临头上。

由于有“翻案”的教训;父亲根本不相信中共政府“言者无罪”的宣传,用坚决闭嘴不提意见的方式,躲过了57年反右派的灾难;但在后来59年-60年的反右倾运动中,终于难逃罗网。当时,他在一所重点中专教书,以“没有政治热情、在政治学习会议上不发言”的罪名,扣上“白专”的帽子,取消教课的资格,收回家属宿舍,发配到工厂劳动。61年又被下放到距老家几百里路远的一家建筑公司当钢筋工(用细铁丝把钢筋骨架捆住的工作),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教师岗位。“文革”开始,父亲再次因历史问题被关进“牛棚”,他那间8平米的小屋也被别人趁机强行占去。后来放出“牛棚”时,他已无处存身,只好栖居在公司的工棚里,直到退休回到老家,才住进兄姐们的家里。

父亲是一个儒生,他为人正直、善良、宽厚。艰难的岁月和坎坷的人生,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痕。他怕谈往事,却又经常回忆起往事;晚年时,曾经常守着母亲的遗像独自垂泪。 没有人敢去劝慰他,也没有人能够劝慰他;因为那是心灵上无法愈合的隐痛。

母亲辞世二十年后,父亲孤独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程,去找寻已在“那边”等候多时的母亲去了。兄妹们再次聚在一起,商议为父母合墓。由于青少年时代的压抑生涯,我们都比较内向,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每个人心中都有千言万语,此刻却一句也说不出来;大家相顾无言,泪如雨下。也许,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那段艰难的岁月,想起了父母的悲凉人生;也想起了自己在“那个年代”切身经历的屈辱和辛酸,还有那在内心深处隐隐作痛的伤痕…..

总之,一切都尽在不言之中了。

2006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