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9日(星期二)
广东佛山南海区三山镇的村民在维权过程中反被控告,“敲诈勒索”一案原定星期二开审。然而就在开庭前,为村民作辩护的律师张鉴康和王全章两位律师突然被软禁而无法出庭。
被判刑八年的中国民主党人士何德普在狱中身体状况不佳,官方拒绝向家属及本人透露体检结果,他的妻子贾建英星期一接受记者专访时呼吁狱方保障丈夫基本人权。
原四川泸州市人大代表、知名的维权人士曾建余已被泸州公安以涉嫌“诈骗罪”拘留。泸州公安在12号就秘密拘留了曾建余,但是没有依法通知家属,导致家属各方寻人,当地媒体也作了报导。直到18号公安才通知家人,家人怀疑他的被捕可能和他正在经办的泸州江北火电站维权案有关。
湖北省武汉花楼街维权代表陈顺喜,在上个月底被当局强行拘留之后,星期天上午当局通知陈顺喜家人已经改为“刑事拘留”,陈顺喜家人拒绝在通知书上签字。协助花楼街居民的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孙不二,他的电脑网路再次受到限制,无法将消息上网,传开出去。
星期一下午一点半左右,佛山顺德区城管执法中队派出五十多工作人员,在近20警察的陪同下,到陈村镇赤花乡拆除村民为维权活动搭建的棚子。其间一名妇女被城管打伤,激起民愤。下午开始三四百村民,围在施工工地附近,要求当局交出打人的城管人员。
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澧源镇高家坪从一九九九年开始被征用农地,地方政府以“建设公路、修防洪堤和进行城市开发”为由,七年来已经征用一百六十六亩土地。村民们认为补偿标准太低,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反对,但问题没有解决。上星期五上午,桑植法院的法警以及公安、城管一百多人强制执行征地,和村民发生争执打斗。
近期,约数千杭钢集团、半山工业区的退休干部和工人,因工资待遇等问题,多次前往杭州市政府和平上访请愿,当局采取不接待的方式处理,并对上访工人秋后算帐。12月10日起,有15名上访工人被抓,其中2名工人因拒写保证书,被治安拘留15天。
这些来自大陆的顶尖青年精英,在公开座谈会上,对八九民运、六四屠城有着与香港人及海外华人不一致的看法。他们不批判下令开枪屠杀学生的中共干部,不谴责以坦克车辗压青年学生的军人;相反,他们认为青年学生犯了错误,咎由自取。他们说,他们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看了不少材料,也做过深入研究后才确认。看他们理直气壮、雄辩滔滔的言谈,比中共宣传机器散布的谬论更令人相信,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
一向被指称“剥削工人”的知名连锁店龙头美商沃尔玛百货(Wal-Mart),继今年8月沃尔玛沈阳分店成立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和团支部后,如今在深圳总部也宣告成立共产党组织。分析指出,随着中国私营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国营企业及其员工的数量不断下降。中共将触角深入原本是政治影响空白的外资企业。
中国国营“中国有色金属集团(NFC)”二00三年接管赞比亚东北部的切比希铜矿区,至七月底即有七百矿工暴动,中国员工开枪打伤四名矿工。该矿区的爆破工场在一次爆破中,炸死五十多人。津巴布韦在今年九月一座中国投资的矿山发生骚乱,抗议工资过低。非洲劳工组织抗议中国公司的“剥削和吝啬行为”,中国将矿难搬到了非洲。
正如有人看到日出东方又日落西山,不免对哥白尼心中生疑:明明太阳围着地球转嘛,“日心说”何理之有?这就带给天文学家一点麻烦,他们要说明,为什么其实是地球围着太阳转,但看起来却是太阳围着地球转。经济学家的工作也麻烦,他们要说明,为什么本来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但是在市场里和社会上却常有免费的商品和服务。
在中国的一些政府建筑物上虽然贴有标语:诚实、透明和效率,但在一些地区可以看到奢侈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配有奥林匹克规模游泳池和室内高尔夫球练习中心。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腐败的标志莫过于这些奢侈的政府办公大楼。
何谓AB团?很久之前台湾研究中共党史专家王健民曾访问过AB团主要分子之一程天放,据程说,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革命军已进驻南昌时,江西国民党人段钖朋、巫启圣、洪轨、程天放等为团结党员,抵制中共在国共合作中把持党务,秘密组织AB团,A代表省级组织,B代表县级组织。到了宁汉分裂,武汉国民政府下令改组江西省政府,任朱培德为主席,免掉一批国民党忠贞分子,同年四月二日,共产党捣毁国民党江西省党部,AB团也就随之解体.所以AB团的寿命只有三个月。后来中共的“反AB团”,称它为 Anti-Bolshevik (反布尔什维克) 的缩写,全系捏造。
李柱铭指出:“问题就是中联办在那里做手脚,你做生意的人怎么可以不过中联办那一关,中联办在香港是绝对可以操杀生之权,你在香港想做生意能不听它的话吗?而且(选举)又要公开提名的,你不可以静悄悄去提名,现在问题就在于这里。在香港这样的情况下,你又要香港各阶层的支持,就譬如四个提名委员会都要取得一定的支持,在工商界那里中共是可以通过中联办封杀民主派,陈方安生出来一样不行,因为他们听中共的话,就是这么简单。......”
三山镇为保卫土地而成维权骨干的六位村民,今年6月8日被当地公安以“敲诈勒索 ”罪名刑事拘留,后来又定于本星期二开审。然而就在开庭前夕,为两位村民辩护的律师,受到有关当局的阻拦。
据记者了解,村民刘德伙聘请的律师张鉴康直接向当事人的家人透露了情况。记者星期一夜打电话给刘的妻子,她说---
刘妻:张鉴康最近被软禁起来,他15号深夜打电话说,没办法来,没法帮我们辩护了。他说着还哭了。
记者:软禁他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刘妻:原因是国安把他软禁了。中国那么黑,我都不知怎么说!
据记者了解,另一位村民崔永发聘请的律师也因受到压力无法出庭。崔的家人证实了此事。她还说被告家属都没接到法院的通知以便出席旁听。
南海法院星期二会否开庭,刘德伙的妻子表示什么都不能信,他们已被骗过两次---
刘妻:上两次,法院一听说我们请了律师以及律师会出庭,就取消以前的开庭决定。我们家属被他们搞得很惨。
记者曾多次打张鉴康的电话一直无法接通。到星期二凌晨一点半终于打通。张鉴康表示,西安警方最多时有六七人劝阻他到广东。知道肯定买不了车票,才散去。
张鉴康:他们跟我在一起时,我说你们算是软禁还是准软禁?软禁本身都是法律禁止的东西。这次是这样,我白天可能会再去买票、走人,他们就来了。到晚上到广东的火车没了,不可能走了,我就回来了。
说到他给刘德伙的家人打电话时,张鉴康说---
张鉴康:我是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声。我确实感到他们这样做法是扇和谐社会的嘴巴。不按法律规则出牌,社会的混乱度会愈来愈大。
张鉴康也证实,崔永发聘请的律师王全章,也无法出庭。他说,当两名律师都无法出庭时,法院有可能开庭。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12月1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被判刑八年的中国民主党人士何德普在狱中身体状况不佳,官方拒绝向家属及本人透露体检结果,他的妻子贾建英星期一接受记者专访时呼吁狱方保障丈夫基本人权。正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的民运人士何德普,由于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在家属要求下狱方上月给他进行体检,但事后拒绝告知他本人以及家属检查结果,妻子贾建英多次去信狱方都没有回音,她星期一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贾建英:上次去监狱他告诉我11月22号就检查了身体了,但不知为什么狱方一直不告诉我,我觉得一定有问题,要不然干嘛隐瞒不告诉我。所以我很着急。
在被送到北京市第二监狱之前,何德普曾在看守所被罚连续睡在床上八十多天;其后又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转运遣送处遭受毒打,导致左耳听力严重受损。所以官方一直隐瞒检查结果。贾建英说---
贾建英:因为他是在监狱中被打聋的,所以他们不让他看,自始至终不承认。
曾任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何德普因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以及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文章,被官方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3年11月判处八年徒刑。
由于他坚持不肯认罪,监狱方不准他参与劳动,变相剥夺了他的活动机会。贾建英说---
贾建英:因为他们“放风”很少,一个礼拜才两次,一次一个小时。不能出房间很痛苦,后来我就要求能不能让他简单劳动一下,活动活动,他们说不行,说他没有认罪,不能计分,就不准劳动。我说什么是认罪,他们说必须承认错误,承认自己是犯罪了,必须悔改有立功的表现。我说他没罪。
记者:他在里面可以和人交流么?
贾建英:平时他的监房里有两个人固定监控他,向警方汇报,所以他很受限制,不能随便说什么。
记者:他精神还好么?
贾建英:他精神还好,他一直挺坚强的。我就是希望你们帮助呼吁让他“放风”活动活动,因为屋里这么坐着对他身体的确不好。
何德普在监狱中除了身体上极度缺乏活动,连基本的通信、阅读、和言论自由也被严重剥夺。近期,德国使馆官员写给何德普的一封慰问信,及随信送去一部小收音机、一些音乐磁带、以及介绍德国的书,也被北京市第二监狱全部退回。贾建英说----
贾建英:德国驻华使馆一等秘书舒海云寄的所有东西都退回来了,舒女士把情况告诉我,她说不允许他听广播,半导体是一定不给的,但是信都不给他,那信里面没有什么,就是说关心他。舒女士还说中国方面允许给他寄中国出版的非政治书籍,下一步她想给何德普寄几本书,如果再次拒绝他们会去交涉。
记者:你们以前遇过类似情况么?
贾建英:每次我去给他送书,他们都是这不允许那不允许,最后我干脆说,你们说什么允许吧,他说,只有自学高考的书允许,他都五十多岁了,不可能去参加高考。
记者:里面可以看报纸、电视吗?
贾建英:可以看报,他订了一份报纸,电视就只能看北京新闻和中央新闻两个。其实监狱法规定可以听广播,但是就不允许。
记者:你去监狱看他时可以读信么?
贾建英:因为每次都是他后边有警察我后边也有警察,如果说了什么他们不愿意,他们就扒拉我们或抢走,比如说他告诉监狱里环境不好,那边就扒拉他。有一次他写了封信给我,纪念我们结婚二十周年。寄了七次都寄不出来。最后他见我的时候掏出来,马上就被警察抢走了。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12月1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采访报导)原四川泸州市人大代表、知名的维权人士曾建余已被泸州公安以涉嫌“诈骗罪”拘留。泸州公安在12号就秘密拘留了曾建余,但是没有依法通知家属,导致家属各方寻人,当地媒体也作了报导。直到18号公安才通知家人,家人怀疑他的被捕可能和他正在经办的泸州江北火电站维权案有关。曾经当过九年四川泸州市人大代表的曾建余12月12号蹊跷失踪的消息,四川电视台、《成都商报》等地方媒体都作了报导。
曾建余的儿子曾雪来还在成都市繁华大街上挂牌示衆寻找父亲。结果,曾建余的妻子桂萍18号接到泸州市纳溪区公安分局的电话,说曾建余已被拘留。刚刚从公安局回家的桂萍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桂萍:四川电视台和早报都登了,所以公安没办法了。现在一个星期了,今天才通知我。我带了两件衣服去看,但没有看见他,听说是关在泸州看守所。
按照中国的法律,公安拘留任何公民,要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但是曾建余被拘留6天后,家属才得知他的下落。桂萍说,她当面向公安局有关人员提出了这个问题---
桂萍: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晚才通知我,他说是24小时以后拘留通知有碍侦察,所以24小时没有通知我。现在被拘留了说是跟上次一样是诈骗罪。我问他是诈骗什么?他没说。
曾建余曾经在2001年就被当局以“诈骗罪”判刑一年。据桂萍介绍,他自从1992年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当选泸州市人大代表后,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
2001年他代表泸州市的计程车司机为保住他们的经营权而维权,结果被警方指控他收了计程车司机四千元人民币。但是在法庭上,警方的证人明确说他是在刑讯逼供后才说曾建余拿了钱。最后法院还是判曾建余有罪,并被免除人大代表资格。
目前还不清楚,曾建余这次被指控涉嫌“诈骗罪”的原因是什么,但是他的家人和朋友都认为和他正在经办的泸州江北火电站维权案有关。据曾建余的儿子曾雪来告诉记者,火电站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非法征地,二是最近虚报漏油事件---
曾雪来:2004年,他们在没有任何批文的情况下就占了3000多亩地,其中1800多亩是良田耕地。因为现在在中国要占耕地就必须有国务院的批准,但他们没有,直到今年6月才下了批文。在半个月前,发生电厂漏油事故。当时漏了十六点几吨,而他们却谎报只有0.38吨。这个事情中央台都播了。
曾雪来说,他父亲曾建余被捕前正在为当地的失地农民维权,而且还就火电站环境污染问题写了报告,提交到政府高层。所以,曾雪来和桂萍都认为,曾建余这次被捕可能和火电站的事情有关。
四川成都的维权网站“六四天网”网主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采访,谈到曾建余时,也认为他的被捕和他的维权活动有关---
黄琦:曾建余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为老百姓做了不少事。最近几年,他开始关注泸州火电厂的事,从环保的角度,加上其他环保的案例,引起当局不满。所以他被带走的事情说明当局正在采取措施对付民间维权,因为他们感到如火如荼的民间维权除了威胁他们的一些利益以外,还要威胁到他们政权的基础。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12月1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报导)湖北省武汉花楼街维权代表陈顺喜,在上个月底被当局强行拘留之后,星期天上午当局通知陈顺喜家人已经改为“刑事拘留”,陈顺喜家人拒绝在通知书上签字。协助花楼街居民的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孙不二,他的电脑网路再次受到限制,无法将消息上网,传开出去。记者之前曾报导,湖北省武汉市拆迁户与市政府人员的冲突事件中,居民维权代表陈顺喜已经被当局以“冲击政府”罪拘押,陈顺喜的父亲星期一上午告诉记者说,他的儿子已被改判为“刑事拘留”----
陈父:昨天把我找去,要我签字。我不肯签,拘留证上写了“拒绝签字”,我盖手印,我没有签字。
他说,当局星期天上午告诉他陈顺喜被改为“刑事拘留”,要他过去签字,于是他在上面写了四个字“拒绝签字”,并盖了手印。陈顺喜的父亲说,自从儿子被关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也不知道儿子被拘押在哪里。
陈父:他们不告诉我位置,没有看到,都没让你看到!衣服都没有送去,连换洗的牙刷、牙膏都没送去,我当然反感。他是为了群众的利益,为了拆房子,中央的政策反反覆覆!
他说,如果当局将他儿子送到检查院,他唯有上诉,但他们家中又没有多余的钱为他聘请律师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曾协助过这批拆迁户的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孙不二表示,他原本想将事件上网报导出去,但当局限制了他的网络----
孙不二:网络到现在还是被切断,这边国保大队的处长就说过,你是否能上网对我们来说也只是十分钟的事情。当天晚上还有几个国保人员在,当天晚上确实就不能上了,今天昨天前天三天也是不能上网,照正常逻辑,应该24小时之内修理完毕的。
记者就此事打电话到花楼街派出所----
记者:有一位叫陈顺喜的,是否被你们刑事拘留了?
派出所人员:你是哪里?
记者:香港打来的。
派出所人员:你是香港来搞什么事的?
记者:想问一下他的情况。
派出所人员:我们只能通知他的家属或者其他单位。
记者:他的家属告诉我刑事拘留,所以我想知道他是否被刑事拘留?
派出所人员:我不能告诉你,你有什么事情通过他家属再说。
武汉市政府曾于2003年下达命令,强征近五千户居民的楼房,将近二百户居民不满赔偿,一直与政府抗争,要求合理安置及赔偿,他们曾经上访北京,但中途就被公安人员强行遣返回乡,而居民多次的抗议行动,亦遭到地方政府镇压。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12月1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采访报导)广东顺德陈村镇的城管星期二强行拆除当地陈村镇村民为土地维权搭建的棚架,其间一名中年妇女被打伤。现场的十多名警察袖手旁观,激起民愤,数百村民聚集要求官方承认责任。星期一下午一点半左右,佛山顺德区城管执法中队派出五十多工作人员,在近20警察的陪同下,到陈村镇赤花乡拆除村民为维权活动搭建的棚子。其间一名妇女被城管打伤,激起民愤。下午开始三四百村民,围在施工工地附近,要求当局交出打人的城管人员。
当晚七点半,记者致电当时正在现场的村民卢先生手机,他说---
卢先生:执法中队那些人来拆棚子,打伤一个人,一打伤人他马上全部撤走。来了五、六十个城管执法中队的人,当时搭棚子的村民只有十来个,后来听说他打伤人了就有几百村民出来,现在伤者在农业普查宣传车那里。村民要求执法中队的人出来承认责任。
记者:有没有警察或官方人员在场?
卢先生:有警察,二十人左右,应该是陈村镇公安分局的。他们就是站着不处理,等上级来处理。这些公安一直在现场,没离开过,城管打人时也在,公安和城管是一起来的。
被城管打伤的41岁妇女何娣,在医护人员到场后接受了治疗,直到晚上她仍在现场,等官方答覆。她接受了记者的访问的---
何娣:我现在打了葡萄糖,头不晕了,但全身都很疼,手脚麻痹,不大能动。当时下午棚子刚搭好,他们就来了很多人,要抢我手里的工具,我不给,几个人就围上来,把我擡起来狠狠地摔在地上,当时摔得我流鼻血,昏过去了,现在嘴里都是血。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赤花乡今年11月,村民居住的宅基地被征用,面临拆迁安置时,才发现乡里四千五百亩土地百分之八十已被村委会及镇政府私卖,三千多村民十多年来分到平均不够一万元的赔偿。他们十一月中起开始,每天数百村民在施工工地静坐抗议,要求彻查征地,妥善赔偿后,才可开工。
村民为此搭建的简易遮荫帐篷已经不是首次被拆。两周前官方更出动数百警察加上城管驱散村民,当时还带走两名维权妇女,迫使她们签保证书后放人。
维权骨干罗女士星期一说---
罗女士:盖房子那些征地款没到村民手中,我们不给他开工,就在那里盖个小棚子,每天轮流看守,已经拆过两次,这次是第三次。连在那里插一把太阳伞都不给。
据了解星期一被城管殴打的何娣,已是第三个因征地维权受伤的村民,何女士说---
何娣:我是第三个被打的,以前是晚上找小混混打的,现在是执法人员亲自出面打。
自由亚洲电台曾报导,一个月前,赤花乡两名维权骨干村民被不明身份的人进屋袭击,村民怀疑村委书记指使行凶。其间两夫妇被分别用铁管和木棍打伤,另一家主人不在,所有家电遭毁坏。报警后警方不予立案侦查。然而这次城管暴力拆除棚子,并打伤村民的事件,也是在当地公安在场的情况下发生。
记者当晚致电陈村镇公安分局,警员对所有提问一概回答不清楚。
直到晚上十点记者截稿前,仍有三百赤花乡村民在现场聚集,官方仍未出面处理事件。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12月1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报导)中共政权征用农地又导致冲突。中共元老贺龙的故乡湖南桑植县上星期五有上百警察对反对征地的农民使用暴力,并行政拘留三人至今未放。基层干部反映:土地太少,征地后的农民没有出路,境况堪虞。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澧源镇高家坪从一九九九年开始被征用农地,地方政府以“建设公路、修防洪堤和进行城市开发”为由,七年来已经征用一百六十六亩土地。村民们认为补偿标准太低,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反对,但问题没有解决。上星期五上午,桑植法院的法警以及公安、城管一百多人强制执行征地,和村民发生争执打斗。
据海外的大纪元网站的消息说,十多名村民被打伤,三人被拘留。就此,记者星期一打电话到桑植县澧源镇派出所了解情况,值班警员表示,法院已经判村民败诉----
警察:有那个事,公安的、法院的、政府部门好像也有人。因为那里有一块土地,大概是村民跟建设局打官司,老百姓打输了,法院执行庭的去执行收地,老百姓和执行庭的对搞,最后报案了。公安和派出所都去了,去了很多人,我们派出所正式干警就有四十多人还有专业巡逻队的也有一、二十人。干警有的衣服被撕烂了。受伤的好像没有。
记者:农民有人受伤吗?
警员:农民倒不清楚,我在这里(派出所)听电话。
三名被行政拘留村民分别是前任村支书六十七岁的柏学杨(音)、柏学杨的女婿左向林和一名叫柏国金的女村民。柏国金的丈夫星期一对记者表示----
柏国金丈夫:他们抓人的时候把那个人拉上车,随后就把我老婆也拉上车了。说她扯了劝。
记者:她劝架。
柏国金丈夫:对,说她妨碍公务。
记者:什么时候带走?
柏国金丈夫:到今天四天了。
高家坪村支部现任书记柏桃枝(音)星期一告诉记者,前任支书柏学杨(音)也是征地的受害者。
高家坪村共有四百多人,可耕土地三百多亩。一九九九年桑植县房改办和村民签订合约,按标准每亩补偿四万零五百元和一个门面铺位。其后房改办毁约,不再提赔偿门面铺位,只是一次性的每亩多补贴四千五百元。对此,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村民介绍情况说----
村民:几千块钱就这么了结了。我们老百姓都不同意,以后没有生活出路了。
记者:这个征地的用途是什么?
村民:建设公路、修防洪堤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部分是房地产开发。
记者:你怎么知道是房地产开发?
村民:我们现在这里已经开发了。
柏桃枝(音)书记表示,县政府毁约不赔偿门面的原因至今不明,她认为农民多次上访是无奈之举----
柏桃枝:群众上访没有通过我们,我们支部也没有参加,我们也没有做劝说工作。四万一亩按照上级的精神,按照地区差来说,我们的补偿高点了,但我们这里的人均耕地不到两三分地,一个学生都送不出去,所以村老百姓不能接受(补偿)。主要矛盾是人均耕地太少。我不好做,老百姓出路没有解决我为难,上面的政策没有落实我也为难。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12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近期,约数千杭钢集团、半山工业区的退休干部和工人,因工资待遇等问题,多次前往杭州市政府和平上访请愿,当局采取不接待的方式处理,并对上访工人秋后算帐。12月10日起,有15名上访工人被抓,其中2名工人因拒写保证书,被治安拘留15天。12月4日和8日,这批退休工人聚集在杭州武林门市政府前请愿,要求当局解决退休金没保障、医疗负担沉重等等问题,但政府始终无人出面和工人对话。整个请愿过程中未发生任何冲突,最后工人都理智地自行离开。
对于退休工人的上访活动,当局采取了秋后算帐方式解决。据知情者透露,10日起,有15名请愿工人被抓,其中有13名写了保证书后才获释,有2人因拒绝写,则被治安拘留15天。
据一位知情者透露,当局以“非法集会、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抓人”,并拘留拒写保证书的工人,当局还以其他“莫须有”的罪名来败坏这2位工人的名声,作为坏份子在各街道、社区进行宣传,藉以恐吓其他退休工人,达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
据市政府内部工作人员透露,为了给工人构陷罪名,对于退休工人的请愿活动,市政府采取不接待,而且关闭市府大门。如接待,属于正常上访;而不接待,则属于聚众闹事,目的是给请愿者栽赃。
据悉,杭州半山工业区所属的杭州钢铁公司(现称杭钢集团)、杭州玻璃厂、资阳钢铁厂等单位,有好几万退休干部和工人。他们在体制改革中,只有少数人从中得到利益与实惠,绝大多数人没有享受到任何改革成果,反而权益受到损害和剥夺。特别是退休和下岗人员,很多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上。
当地一位维权人士说:“当局给工人答覆已很清楚,说这些工人的退休生活待遇很高了,没必要考虑改善不改善的问题。要居委会、社区、工会等部门来管制工人的上访行动。”
他表示,老百姓提出合理要求,当局不接待,还特意把门关起来,当局的一切行为表示他们拒绝百姓的诉求,它认定上访是非法的,它这是一种构陷。用捏造好、设计好的罪名抓人。
对于当局秋后算帐的处理方式,另一位维权人士认为,工人通过和平的方式向政府提出要求,这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工人已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都没有解决。工人也一次次上当,当局不断强调和谐社会,但中国的老百姓还是不断地被愚弄。
【大纪元12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 16年前的元月3日,湖南长沙市委党校(下称: 党校)校长刘正明,带着儿子、女婿,手持扁担到党校锅炉房,向当职的田桂云索要拖煤斗车,欲为自用。因工作需要,田表示不能马上将斗车给刘,刘等便用扁担将田打成重伤至腰部骨折。田出院后欲控告刘,但因证据材料被党校从法院私下取走。田继而控告党校,却屡告不成。尽管16年来田的申诉从未停息,党校也换了6任校长,但却毫无所获。田反遭歧视更甚,最近一次进京上访,被五花大绑的押回。
串通法院 销毁证据
采访中记者问:“刘与其子、婿持扁担到锅炉房,显然是有备而来,为什么打你? ”
田:“他们要斗车,我没说不给,我只是说,我上班时间,我需要拖煤,你给我定个时间,到时候我给你用,他们就打我,我也没还手。我是烧锅炉的,是工人,下等人嘛,没有文化,没有说话的余地,他们认为就该打。 ”
田表示,无辜遭打后,住院治疗共花费4万余元,都是自己垫付的,党校却不负担,还说:“到法院去告吧!”田出院后,在当地的南区法院控告刘。不料,党校方面将他已递交法院的申诉材料,包括他住院期间所拍的片子和病历记录等重要证据私下拿走,且法院刑一庭庭长陈恒波(音)就此事给田开出了证明,还对田表示:“没有证据了,无法告了。”
田披露,令人不解的是,长沙市中级法院在没有申诉材料的情况下,给了田一纸判决书,他后来到北京最高法院上访时,又被那里告知:“此判决书是假的。”
刘正明离休后,党校开会决定给田报了一部份医药费,田不服:“党校报销是用纳税人的钱,是国家的钱,而肇事人刘某未受到任何处分,这不符合事实求是,应该是谁犯法,谁承担责任。”
田无数次找上级单位交涉无果,后来长沙市纪委、市委书记出面给党校开了一张批条:“请现任校长妥善处理。”
田表示,后来的历任党校领导的“妥善处理”就是,上访就把田抓回来关押。
陷入上访---截回---关押循环
田对记者说:“从94年老伴就开始进京上访了,公安部、中纪委、最高法院、国务院等信访机构都去过了,越告处境越惨,受伤后干不了工作了,工资也不给发了,现在还落得手活动不方便的疾病。到现在告状都告了16年了,除了被当地驻京办截访回去,再关押在拘留所或看守所外,没有任何结果。”
田披露,今年10月13日在北京中纪委上访时,由长沙市政法委出面,指挥防暴队的和刑警大队的警员将他五花大绑后,押上回长沙的火车的包间里,刑警们分散开看管他,到长沙后关在公安局拘留所10天。11月10日又将田拘留5天。
田:“我老伴再到北京中纪委去找时,长沙的官员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没绑过我,没拘留过我,你说都腐败到什么程度了?!不讲道理,不讲原则,不讲法律!”
田激动的表示,“我在党校干了30年,告了16年状,16年中党校换了6届领导,像我这样很简单的问题,总该处理好了吧!对国家有好处啊!可他们都是一样的,就是以权代法,腐败透顶,谁都敢骗,他们的目的是想把国家搞乱,他们好贪污,好腐败……”
记者致电长沙市委党校现任校长李宪政(音)手机(13907310580),问:“你作为长沙市委党校校长,如何看待职工被前任殴打之事?”他仅说:“我不是校长。”就挂断了。记者致电李家庭电话(731-4530580),其家人表示李目前出差在外; 记者问:他是长沙市委党校校长吗?回答:是。 而长沙市纪委和市委办公室则无人接听电话。
【大纪元12月19日讯】中国大陆若干拔尖的青年男女学生,放弃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习的机会,接受香港大学的招手抵达香港,在广东话弥漫的香港大学深造。有人以为这些年轻男女学生既然选入香港大学,应该对香港开放认同、对香港自由赞许、对西方的民主人道有正确的认知,但从网上看了一篇介绍这些青年学生谈吐的文章,得到的印象则完全相反。这些来自大陆的顶尖青年精英,在公开座谈会上,对八九民运、六四屠城有着与香港人及海外华人不一致的看法。他们不批判下令开枪屠杀学生的中共干部,不谴责以坦克车辗压青年学生的军人;相反,他们认为青年学生犯了错误,咎由自取。他们说,他们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看了不少材料,也做过深入研究后才确认。看他们理直气壮、雄辩滔滔的言谈,比中共宣传机器散布的谬论更令人相信,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大批青年学生到国外求学、就业、定居,也有不少人受完欧美教育返回中国大陆为社会主义建设效力。于是海外华人(尤其是台湾老一辈的国民党人)产生了一种幻想,以为这些来到国外的大陆精英享受过自由生活,体验过民主制度优越性后,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与世界观,他日回国掌权必会促使中共从量变到质变,最后像俄罗斯人与东欧人一样和平演变,回归到自由民主阵营,解除对自由世界威胁的共产枷锁,达成真正的世界和平。
幻想毕竟是幻想,真实的情形是:这些青年精英在马列思想启蒙浸淫下,否定西方政治制度,看不起自由世界的宽容忍让,痛恨民主国家的选举。他们认为那是虚假的动作。
读者先生千万不要以为我上面所说的现象是反讥。过去二十几年来,目睹那些在美国常春藤名校深造的大量男女精英的表现,让我看到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对自由民主国家的一切均嗤之以鼻,如果再披上一袭“民族主义”外衣,在自卑心态反射下,自然产生了自大狂傲的言行,他们以为这就是“爱国”。于是“中国可以说不”的谬论被奉为经典,把外界对中共的批评或建言一律说成是“妖魔化中国”。他们像中东那些“文明古国”的愚民一样,主张以“超限战”去对付西方强国,吹捧那些激进份子对自由民主国家的恐怖袭击。
在中共蓄意洗脑下,出现最多的是对八九民运、六四屠城的解释。记得○五年十月,台湾的新党主席郁慕明来纽约宣扬他与“胡总书记”相见甚欢的情况。在一个宴会上,有一名仪表堂堂、口齿伶俐的大陆青年人走上台去,先赞扬郁主席的“爱国”表现,然后自我介绍说他在一家名校深造。他说:八九民运发生时,他也是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示威群众之一,他对当局也有很多不满。等到暴乱结束,他来到美国深造,经过深入反思,确定了三件事:一,青年学生中少部分因激进而思想偏差;二,人民解放军在天安门开枪镇压绝对没有杀人;三,西方传媒的报道夸张歪曲,使国外不少人受骗。他的结论是:“那次镇压是正确的。否则中国今天必然乱成一团,民不聊生,不会有此刻的经济起飞,老百姓也不可能有今天盛世的日子可过。”
最不可思议的是,那些大陆精英,不但推崇“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甚至为“江青同志”平反,对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后的种种祸国殃民政治运动给予正面评价。他们把中共在五十年代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及土改运动视为建国必需,它奠定了今日中国盛世的基础。他们解释说:解放建国初期,社会动荡,恐怖活动频繁,若非镇压,岂会有五十到六十年代的大治。毛泽东下达镇压令,目的就是“反恐”。用现在的话说,“毛主席是国际反恐的先行者”。对于有人否定反右,那些精英也有异常的看法。他们认为,在那种意见纷陈的局面下,知识分子是一切不安定的根源。为净化革命阵营,为建国初期的稳定,反右是必需的。
我曾经问过一名发出这种言论的大陆精英:你们这种想法及说法,在中国大陆新一代人中是否很普遍?答案是肯定的。假如有人列举许多血腥斗争、大批屠杀的例证质疑,这些精英无法辩解,便说那是一些陈年往事,没有必要再重覆提起,那是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的妖魔化。
今日中国大陆的精英,也就是将来中共的领导人,一个个胸有成竹地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见他们这样得意忘形,不禁想起台湾名作家柏杨先生所说的一句话:“假如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那么世界的灾难就开始了!”信哉斯言!
转自《动向》2006年12月号
【大纪元12月19日讯】(大纪元综合报导)一向被指称“剥削工人”的知名连锁店龙头美商沃尔玛百货(Wal-Mart),继今年8月沃尔玛沈阳分店成立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和团支部后,如今在深圳总部也宣告成立共产党组织。分析指出,随着中国私营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国营企业及其员工的数量不断下降。中共将触角深入原本是政治影响空白的外资企业。深圳总部的党支部已经是中共在沃尔玛在中国的分店中成立的第6个党组织。
沃尔玛公司发言人证实,沃尔玛中国公司总部党支部是上星期五在深圳成立的。
该发言人说:“我们公司的一些雇员本来就是中共党员,因此他们有权在那里建立党支部。”
但发言人也表示,他不知道沃尔玛公司是否会与中共党支部建立任何正式的联系,他也不清楚中共党支部的建立是否会影响公司的运作。
曾是中共政治影响空白带
随着中国私营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国营企业及其员工的数量不断下降。中共将触角深入原本是政治影响空白的外资企业。而沃尔玛中国公司是世界500强之一,目前在中国大陆有68家连锁店,雇佣3万6千多名中国员工,一直被中共视为扩大政治影响的指标性企业。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导,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拜利.诺顿多年研究中国外资企业的经营问题。他表示,中国共产党不会让外资企业成为共产党影响的真空地带。
诺顿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最新动向。虽然中共已经完全调整了它是工人阶级政党或社会主义政党的性质,但是,它仍然需要统治中国,需要和全国各种经济和政治力量保持直接的接触。中共在沃尔玛建立党支部,就使得共产党在那里有了自己的代表,有了接触点和谈判环节,它就可以了解沃尔玛在中国的经营情况。”
中共的企业党组织曾经是企业的领导核心。改革开放之后,党组织在企业的地位不断被削弱。但是,目前仍然负有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权进行保证和监督的职责。外资企业党组织如何发挥作用,这在中国还是一个新问题。
上季盈余 10年来首度下滑
备受批评的沃尔玛,劳工维权人士曾评击,沃尔玛本来就是在讨价还价之中建立起的庞大商业帝国,致力削减成本是成就它成为全球零售巨头的主要途径。
沃尔玛在美国起家,却拒绝在美国成立工会,同时大量采用临时工人,常被指称“剥削工人”。沃尔玛在美国以拒绝工会闻名全球。
今年8月份公布季报盈余,沃尔玛出现过去十年以来首次盈余下滑。根据纽约时报及华尔街日报报导,沃尔玛百货第二季净利下滑百分之二十六。
中共正值建党以来最大的退党大潮,深陷危机之中,而出现盈余下滑的沃尔玛,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有分析认为,此举说明沃尔玛为了赚取利润已经不择手段甘愿被中共套牢。
【大纪元12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真香港报导)据人权组织透露,与香港资深记者程翔案有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陆建华遭当局秘密审讯并判刑20年。陆的家人对审判毫不知情。香港法律专家王友金指判决不公平,作为从犯的陆建华相对程翔判5年,量刑显然过重。而且将陆建华的案件和程翔案件分开审里,对当事人不利。王友金估计中共想借此惩处体制内的官员。总部设于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资讯中心19日透露,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判处陆建华有期徒刑20年。据了解,陆建华并没有聘用律师辩护,他一直拒绝认罪。目前中共官方还没有公布判决书的内容。
陆建华的妻子、任职记者的曲女士证实陆遭判入狱20年。曲女士表示,她致电法院才证实有关消息,并表示他们会提出上诉。
陆建华被指在2003年起,透过程翔向海外投稿,其中4篇稿涉及“绝密级国家机密”。
单独判20年不公平
熟悉中国法律的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中国法制研究计划研究员王友金指出,如果陆建华确实遭判刑20年,这个判刑明显过重。
他说:“判刑太重,因为有一些问题还不请楚,泄露国家机密,是什么绝对机密?这些没有公布出来,而且他和程翔有关系,和程翔一起工作,如果程翔判案才5年,他判20年,我觉的是重了。”
他并特别指出,按照常规,陆建华案和程翔案两案应该一起处理,分开审理,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因为当事人要互相作证,互相对质,现在你都没有办法对质。现在判了,是不公平的,应该是和程翔案一块判,为什么要延迟到现在才判,单独判20年,显然有不公平的待遇。”
王友金估计中共想借此严惩体制内人士:“这显然是对自己干部的严惩。”他分析指出,按照中共的思维,陆建华是中共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又是外派人员,所以这样的人要严惩。
程翔妻暂不评论
程翔妻子刘敏仪接受大纪元访问时表示,对案情暂不作评论。她说:“当时程翔上诉时,不是也曾经说发还重审,后来还不是维持原判,现在消息还没有确实,暂时不作评论。”
她并说,和陆建华的妻子有联络,她表示陆的妻子不太相信这个事实。
如果确实陆建华被重判20年,刘敏仪怀疑是中共对陆建华不肯认罪的惩罚:“他们说他态度不好,他不认罪,态度不好可能给你惩罚重一些。”
46岁的陆建华是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92年获社科院社会科学博士,曾担任该院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获选北京十大杰出青年。
【大纪元12月19日讯】最初,听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只觉得包括的范围很大,当不限于中国大陆。后来去欣赏,果然感到,大陆歌舞班子绝对演不出来,不仅服装、配乐、舞姿、阵式、构图是地道的唐风古韵,而且群舞者的素质高雅、纯净,一种美与善交融中的艺术之美;天幕与舞溶为一体,有一种“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的意境与气势。
一连看了三届晚会,不仅演员们在深化,我自己也在深化。观赏由平面到立体,由表象到纵深,由三维到多维:
例如听歌,关贵敏的高音部听过第三遍,会觉察悠长俊朗的男高音,纵深处空间无限。
这与关先生歌唱技术无关,虽然其气息运用游刃有余,作为声乐教授,已达到炉火纯青,但演艺界更老练的国剧花脸名净裘盛戎,精湛到“偷”气,天衣无缝,但也没有这种真实的空间感,不过是“神完气足”,俊朗秀发。
而关贵敏自己以前的大陆电影插曲中,虽然有影幕景画烘托,也没有这种超常的效果。譬如,《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浪花里尽出欢乐的歌》之类名字好听,没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因为假的艺术,在宇宙的天籁、地籁中会没有存在的余地。
而关先生在历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歌唱中,能量明显年年放大,并不仅因为高音部辉煌 响亮,因为歌王的音色刚柔相济,柔音中也蕴含很大能量,如泰山日出,喷薄万里,浩荡无阻,无远弗届,空间极为广袤。
而三场晚会中,女歌王也有同类现象:
在姜敏女士峻拔、瑰丽、闪烁、飘袅的高音幽啭中是一个夜的世界,极富魅力的女高音飘摇在深夜的无限之野,在月光下的海洋与森林之上的深蓝色夜空幽然独袅。
而她与殷秀梅在大陆齐名并驾于东三省乐坛时,从未达到这种境地,有的只是高音部的华彩。
女低音更显奇迹,杨建生的《中土情怀》歌啭缭绕在中原大地的中古以上的空间:如锦绣江山、亭阁楼台,让人陷入《离骚》以来李白浪漫的文化氛围之中,女低音在千古的时间维度中萦回。
而白雪女士晶莹剔透的音珠内,包含的不仅是中华大地的空间,还有大地之上温润瑞气的祥和世界。
以上几例都是新颖的美学现象。
因为一切艺术中,绘画与文学涵纳空间并不新奇。以绘画而言,唐人吴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卷》、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都富于令人神往的空间。即使是画人世境界的《清明上河图》,画家张择瑞工笔中的北宋末年的社会众生相也不只限于画面上的局部。
至于广义上的文学:莎士比亚的戏剧,空间上也不限于舞台,其中的炎凉世态,远远不限于英国与中世纪,《王子复仇记》中汉姆雷特父王灵魂的出场、声音与形象,以及贯穿于全剧的发展逻辑,开拓了观众的眼界,给了欧洲人一个真实的另外空间。
但丁的《神曲》绝非诗人臆造,出神入化地描摹的三界空间,也给人以信实的空间感,认真读下去,便会进入白种人的天堂或炼狱,它并不局限于意大利半岛。
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尤其《伊利亚特》涵盖了欧亚古代庞大的时间:大洋两端的希腊半岛与小亚细亚的特洛耶城,希腊王后海伦,特洛耶国王子巴黎斯,无敌勇士阿斯勒斯,希腊王加格门农,这些团团转的人物都是活的,活在盲诗人咏唱的人神同在的古代时空。(包括战神雅典娜,美与爱之女神亚帕洛蒂德,宙斯王后赫拉)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每一个中篇都是法国大动荡时代的一剪电影片断。
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史诗《战争与和平》中,不仅巴黎的剧场、王宫,莫斯科的贵族世界,拿破仑远征欧洲的跨度, 十九世纪欧洲战争中的天空与田野,整个时代完整地生动地保存在四卷巨著之中。
但是音乐,靠单方面的音响涵纳空间却极少见,只有少数精粹的作品,如《一八一二年序曲》中有法、俄骑兵交战刀剑撞击的金属音,如闻拿破仑进军中,步兵的脚步声,这是俄国杰出的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奇迹。
贝多芬向往英雄拿破仑,为他创作《英雄》(第三交响曲,作品55号),两年后拿破仑称帝,毁弃了贝多芬“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他在盛怒中把乐谱扉页撕碎,交响乐由歌颂改为“纪念”,演出获大成功。但由于表现时事,时间短暂,空间有限。
奥地利人海顿(1732-1809)、莫扎特(1756-1791)、舒伯特(1797-1828)、法国人古诺(1818-1893)等人享誉世界的一些小夜曲,也可以“听”到夏夜的空间,但也局限在女郎窗下,月光湖影,莺啭绿林。而唯有德国人舒曼(1810-1856)创作中的珍品《梦幻曲》引人入胜,不限于人世。
总之,声乐与空间:新唐人晚会中歌舞艺术与歌唱艺术涵盖人间天上诺大时空,声乐甚至在包括伏羲舞、轩辕乐、“禹步”的五千年时间与空间内的纵横驰骋,实在是美学中新课题,值得内行人、有艺术兴趣者、有修养者、造诣者反覆聆取与观瞻。
注:
伏羲舞:指《凤来》乐舞。
轩辕乐:指之《清角》舞乐。
“禹步”:相传大禹留传的紧碎小步,如飘似飞。
十一月三日至四日,非洲四十八国元首、政府首脑、五个未建交国家的代表以及二十八个国际或地区性组织、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代表,加上各国政府部长大小官员三千五百人齐集北京,北京顿时变成一片黑色海洋。二十三处宾馆酒店专门为黑非洲服务。北京的警察取消休假和轮班。一百二十多条行车路线受管制,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公里主干道。大街小巷居民小区充满武警和便衣。上访人员和维权异己份子驱逐出京,北京城如临大敌,宛如六月份上海六国峰会的重演,美其名曰“这是0八年奥运会的预习”。
北京全城如临大敌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于十一月三至四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期前后,天安门周边地区、新东路、工人体育场、使馆区实施交通管制。“闲人莫入”,如临大敌。这次峰会是中共“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活动”。
二00六年中共举办了三次史无前例的盛大外事活动。第一次是六月份在上海举行的中亚地区六国峰会。第二次是有六国首脑参加的中国──东盟峰会,十月三十日在广西南宁举行。第三次便是中非论坛。把非洲建交国和非建交国“一网打尽”。除了举行大会以外,中共官员将分头同与会各国首脑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合作细节”。最后签订“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中国“红卫兵”外长李肇星、中非合作论坛当届主席埃塞俄比亚外长和下届部长级会议主办国埃及外长还将共同会见记者。
中共这三次外交盛会有其深远的战略意义。中共出于内政的需要,为构建其所谓的“和谐社会”,缓和和转移国内日益加深的各种矛盾和“不和谐因素”,同时也为发展经济寻找急需的市场和石油资源,争夺世界霸权,首先锲入因苏联解体和美国陷入中东泥潭而出现相对真空的中亚地区;牢牢把住自己“后园”──东盟各国;自恃势单力薄无法打进美国后园中南美地区,而把重点放在石油等矿藏及原材料丰富的非洲大陆。以中共富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新殖民主义同美英法等老殖民主义一决雌雄。中共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而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多的一块大陆,双方互有所需。在“各取所需”的交易中,中共取得石油矿产资源和市场,非洲取得资金,顺理成章。然而在表面上,中共做足中国特色涂脂抹粉的表面功夫。
胡锦涛在开幕式上提出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全球发展和国际合作等五大领域以及八大措施上百亿美元援助以诱骗非洲各国上圈上套。
中国需要非洲石油原料和市场
中共信誓旦旦地说向非洲“黑兄弟”提供了絶对无私的援助,根本不存在压迫和剥削“兄弟”的殖民主义行径。
可是,中共欲同非洲各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究竟是什么货色呢?
中国是个能源和原材料匮乏的国家,又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耗国。非洲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盛产石油,日前已供应中国进口石油的百分之三十。潜力很大,能满足中国对于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开拓新的市场。外电认为中国向非洲示好,出于长期的战略目标。为了加强对非洲能源和市场的控制,中国向非洲的投资猛增三倍,达五百亿美元。二00四年直接投资一百八十亿。中国对非洲三大产油国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和苏丹加强控制。二00五年给予安哥拉四十亿美元贷款,投资阿尔及利亚开采石油,损赠肯尼亚二千万英镑,向内乱不止的苏丹提供军事援助。国际特赦组织指出,向阿拉伯和黑人部落之间存在教派冲突的苏丹提供武器是侵犯人权的行为。然而中国援非,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援助本身不透明,只图经济,不问政治。只管掠夺资源、榨取劳工,无视民主、人权、环境和安全管理制度。抱着殖民主义者的心态,默认腐败行为。有时明知援助会落入贪官污吏手中,却照贷不误,目的是为了拉拢讨好,因此中国贷款所到之处,腐败现象丛生,世界银行行长对此表示不满。
南非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其GDP和国民收入远远超过中国。在非洲,安哥拉是中国第一贸易伙伴,南非位居第二。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出口市场及第二进口来源所在地。二00六年一至八月,进出口总值达五十八亿九千万美元,全年可望突破八十五亿四千万美元。对于这样一个富裕国家,中国照样贷出二千万美元。助建农村住宅六百六十四套,最近又增加四百套。这是中国出于战略需要勒紧裤带的“无私”援助。
抗议中国殖民者的剥削
谁说中国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中国的援助是强行向非洲各国推销中国式的掠夺剥削劳工和产品低劣、充斥假冒伪劣的经济模式。
赞比亚南部一矿区全年无休,工作条件恶劣,劳资关系紧张,每日工资仅二美元。当地政府官员忍无可忍,挥泪揭发中国殖民者,迫使政府关闭矿山。
中国国营“中国有色金属集团(NFC)”二00三年接管赞比亚东北部的切比希铜矿区,至七月底即有七百矿工暴动,中国员工开枪打伤四名矿工。该矿区的爆破工场在一次爆破中,炸死五十多人。津巴布韦在今年九月一座中国投资的矿山发生骚乱,抗议工资过低。非洲劳工组织抗议中国公司的“剥削和吝啬行为”,中国将矿难搬到了非洲。
马达加斯加总理抗议中国的豆腐渣工程。被俄罗斯赶出市场的中国羽绒衫改头换面转向非洲市场,里面充塞着霉烂的鸡毛,传统盟友南非非常罕见地不满中国朋友的纺织品涌入,影响了本地纺织工人的生存和就业。
这一次中共也邀请了非洲同台湾尚有外交关系的五个非邦交国派代表列席会议,他们是斯瓦士兰、马拉维、布吉纳法素、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冈比亚。本来还有乍得。在今年四月胡锦涛出访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三国以及六月份温家宝访问埃及、加纳、安哥拉、南非、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七国以后,利用苏丹向乍得叛乱集团提供武器以叛乱相威胁和石油利诱的方法,迫使乍得在八月六日同台湾断交。此事发生在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出席乍得总统就职典礼的前夜。非洲、中南美洲和太平洋岛国是台建交最多的地方,也是联合国的票仓。中共成功地向台湾出手打压,意图把“非洲山河一片红”,统统纳入中共势力范围。韩国“No Cai”新闻在十月三十日惊呼:“中国变大了”。
然而中共的所作所为,难以掩盖其新殖民主义的真面目,迟早会被觉醒的非洲人民唾弃。美、英、法、荷、日等国也不会坐视中共在非洲坐大,称王称霸。看来风云变幻的非洲又会有一场恶斗。
中国的老百姓对于中共这种新殖民主义的行径,嗤之以鼻。中国的弱势群体的贫苦生活更甚于非洲人民。缺医少药、文盲遍地、民不聊生、抗争四起。中共居然还要“打肿脸充胖子”,置国内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于不顾,跑到非洲去称王称霸。这不是毛泽东时代饿殍遍野,还要“支援世界革命”,把大把金钱撒向北韩、越南、古巴、柬埔寨、阿尔巴尼亚的翻版吗?
转自《开放》2006年12月号
【大纪元12月19日讯】【按:中共已经用低工资把劳工压榨过了,当初的承诺就是住房医疗等福利作交换。现在翻手为云覆手雨。这不是市场经济的问题,恰恰是专制政府行政干预盘剥百姓的结果。自己把事情搞砸了,责任推给市场,个人自由,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名词。】刚去世的弗里德曼生前说过,经济学概括起来只有一条,那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像这位大师讲过的其他话语一样,这句弗氏格言也很容易被看成“极端的教义”。世界上免费的事情不是天天都有、花样不断吗,怎么就断言:there is no such thing of free lunch!
这听来有理的反诘,正如有人看到日出东方又日落西山,不免对哥白尼心中生疑:明明太阳围着地球转嘛,“日心说”何理之有?这就带给天文学家一点麻烦,他们要说明,为什么其实是地球围着太阳转,但看起来却是太阳围着地球转。经济学家的工作也麻烦,他们要说明,为什么本来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但是在市场里和社会上却常有免费的商品和服务。
以医疗为例吧。舆论说,中国人看病的开支当中,自费比例甚高,因此被国际权威机构排名为全球第一百几十名,很落后就是了(其实2005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也不过第110名)。既然自费看病代表了落后,那就不妨向先进的方向瞧一瞧。果不其然,先进之邦国民医疗的自费比例很低,而其中的表率者,即所谓“英国医疗模式”,干脆就是全体国民享受免费医疗!
真有全民免费享受医疗服务这回事吗?两周前本专栏发表的“英国医疗体制问答录”,提供了一点信息。本来是自己求教在英友人的一个笔记,为进一步研究作准备的。可是看到离谱的言论越来越多,于是决定发表,希望激发对模式化思维——特别是以讹传讹的模式化——的反省。至于还有待查证的部分,比我更懂英国医疗制度实情的读者应该不吝指教。
话说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设立之初,的确规定全体英国公民除牙科手术、视力检查和配镜以外,其余一切医疗由国家免费提供,病人只需付处方费,而产妇、哺乳期妇女、儿童、退休者、医疗事故造成的病人、战争或因公伤残津贴领取者及低收入家庭,连处方费也全免。这部法律在英国是执行了的,而且虽然有变,但直到今天还在执行。“问答录”查证,2002-2003年度NHS占英国人医疗健康总开支的85%,私人自付占15%——我们知道,所有英国人到今天仍然有权享受免费医疗服务,那自费部分不过是部分公民“自愿放弃免费医疗权”的结果。
看病无需患者个人掏腰包,不是免费医疗又是什么?分明是比午餐大得多的开销,我们是不是不可以说,世界上也许没有免费的午餐,但确有免费的医疗?我们分几点来讨论吧。
第一点,不少英国人享受的“免费医疗”,其实是由他们自己缴纳的社会保障税支付的——其实是自费,只不过他们先向政府交费,再由政府向医生和医院付费而已;第二点,对于缴纳社会保障税的数额,不足以支付所享受的免费医疗开支数额的人而言,是不是得到了部分免费医疗?也不一定,因为那个差额,可能是由他们所缴的其他税款支付的;第三点,总税收(包括社会保障税)缴得少于其享受的国家医疗服务的那部分公民,他们享受的是其他多缴税公民提供的福利补贴;第四,与上一点相似,完全不缴税而享受国家免费医疗的国民,他们得到了其他纳税公民的福利资助。结论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医疗开支都是由享受人自己或其他公民缴纳的税金在支付——天下本没有免费的医疗。
不耐烦的朋友要说了,何必啰嗦,我们当然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免费之“费”总是有人在付账。可是全体国民付出一笔医疗总基金,然后以“免费”的形式让全体国民享用,不是很好吗?经由这样一个简单的形式变换,医疗领域的种种弊端岂不就消失了吗?医生和医院再也无从逐利、从此安心公益性的救死扶伤;病人不论贫富,皆无须为医疗健康而担心支付压力,再不至于因病变贫,更不会出现令人忍无可忍的“无钱求医无门”;政府也因此得到解脱,不再纠缠于和逐利成性的药品制造商、医生、医院无穷无尽的“监管战争”——只要一个“全覆盖”的免费医疗体制,一切都会美好起来!
是的,本来不免费的事情一旦采用了免费的形式,总会给个人和国家带来某些好处。在某些限制条件下,“免费制”的好处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不但成为一代代先知们构造理想社会的原材料,而且成为动员群众、变革社会的伟大纲领。可是,如果人们因此就看不到免费制的毛病和缺陷,尤其是不顾历史经验已经显示出来的教训,放弃利弊分析,把“本不免费、但以免费形式处理”的范围慷慨地扩大到实际条件所难以承受的范围之外,那么上个世纪种种以“美妙的期待”开张、以“普遍的失望”告终的社会实验,也许可能在未来重演。
要害的问题只有一个,本不免费的服务一旦采用免费的形式,此“费”就再也不等同于彼“费”。还看英国,这个号称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1951年全部社会福利开支不到21亿英镑;而到2002-2003年度,仅NHS开支就达680亿英镑;而根据政府已经承诺的开支水平,2008年全英NHS开支要占GDP的9.4%。无论怎样算,“免费医疗”开支的增长都要比人口、物价和GDP增长快许多。是不是英国医保的质量提升了?看看“问答录”的记载,那些“自愿”不享受NHS而自掏腰包买商业医疗保险英国人,主要就是NHS的服务质量低得令人难以忍受。
原来,付费与“免费”之间,人的行为发生了变化。理解这一点应该不困难,我们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吃自助餐的食量通常要大一点?那还是自己掏钱的——仅仅不过计费的方式有点变换而已。倘若朋友掏钱请吃自助餐,你我食量如何?倘若朋友用可报销的公款请吃,食量又如何?倘若公费请客的范围慷慨地扩大到减肥开支、可能引发的胃部不适等疾病的治疗,更扩大到吃一次自助餐一切终身有保——你我的食量又如何?
是的,依凭国家强制税收的“普惠制”,不能不大大刺激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量。这里,需求首先是人的欲望,可又无时不受到“由谁付费”的限制。自己付费,横竖要受自己收入的限制。别人付费吗?当然受别人收入的限制。至于国家付费,由于可以强制全民缴税(包括社保税),可以最大限度地抽肥补瘦,还可以滥发钞票,因此不言而喻,凡国家埋单的需求,通常总容易被刺激达到最大量。
可是在另外一面,国家免费埋单的体制,又做不到无限动员供给来满足需求。是的,NHS制度下的英国医生和医院,固然没了盈利的动机,可是,要不要他们努力工作呢?很不幸,“免费制”再次遭到“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纠缠。当国家动员的财力跟不上免费需求的膨胀时,英国医生率先感受到工作时间长、任务重、而报酬却越来越没有市场竞争力。结果,英国医生开始行动:减少努力的给付,并且向英国政府以外的其他雇主那里打主意。1960年代,1/3在英国受过医学训练的医生流动到美国和其他国家,而英国为了对付医生供给不足,从印度、巴基斯坦等原英联邦国家“进口”医疗人才——这是“问答录”介绍过的。
英国病人也很快感受到了。缴纳社保税和其他税种的公民,普遍抱怨纳税越来越多、而得到的服务越来越差。没纳税的人当然不能做同样的抱怨,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NHS系统越来越长的等待时间。我看到的一幅统计图显示,随着NHS开支占GDP比例的升高,排队候医的队伍却越来越长。两年前的资料,全英NHS的急诊等候时间平均为2小时,常规门诊预约为6个月,而住院手术为18个月。最夸张的媒体故事是,一位两个孩子的妈妈终于接到了扁桃体手术的通知,而她预约的时间是在20年前!
结果就是,从大门赶出去的“市场原则”又从窗口里溜了回来。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在国家全包的医疗体制下,自愿购买不免费的医疗服务。私人医生、私人医院、私人购买的商业医疗保险重新出现在英国社会。更具有反讽意义的,是不免费的市场准则深入到免费的NHS系统。“问答录”记下了:被商业保险选中的技术高明的NHS医生,坐在公立医院里为自费病人看病!这部分一身两任的大夫,服务于免费体制的时间比重是75%,但收入的75%却可能来自不免费的病人。
要解释NHS及其演化过程中看似杂乱无章的现象吗?请参考以下这句话:天下看来免费的医疗,其实都不是免费的。
--原载:《经济观察报》
【大纪元12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华明编译) 在中国的一些政府建筑物上虽然贴有标语:诚实、透明和效率,但在一些地区可以看到奢侈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配有奥林匹克规模游泳池和室内高尔夫球练习中心。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腐败的标志莫过于这些奢侈的政府办公大楼。奢侈的政府办公大楼——更像度假场所
洛杉矶时报12月18日报导,进入天津塘沽(Tanggu)区行政办公室的访客,映入眼帘的是一般公共建筑里糊上的标语:诚实、透明和效率。
但一旦通过安检口,人们会惊奇的发现政府官员们工作在健身房及度假场所,配有各种球类和室内高尔夫球练习中心,还有奥林匹克规模大小的游泳池,在游戏厅里玩纸牌、击球或在沙龙里美容。
一位当地人说,“当我第一次进入政府大厦,我以为走错了门。这个大厦比高级旅馆更能供人玩赏”,“我很恼怒,这些官员只想用我们的钱寻开心。”
在这个一千万人口的北方沿海城市兴建4千万美元的办公楼,已成为中共政府错误的标志。当地人把这座合成建筑物称为“腐败楼”。
地方官员涉及的土地劫掠和其它非法行为,导致许多非常激烈的群众抗议。中国学者说,中共党内的腐败已导致信任危机。
但在许多中国人眼中,最明目张胆的腐败例子就是那些地方党领导认为必须建造奢侈的政府办公大楼。
在中国中部沿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凰进(Huangjin),花费几乎它的年度总预算额7.5万美元的10倍,修建七个类似天安门的建筑大楼群。
北京南部大约270英哩的山东省泰安市,在泰山脚下修建了一座花费8千万美元的白色宫殿,带音乐的喷泉周围装饰了2,480个灯,水柱射入200英尺高的空气中。
河南省省府郑州惠济(Huiji)区的区政府建筑更加庞大:,一座未来派式的半球型的大厦,周围装有瀑布、曲拱桥梁和人工湖,占地面积85英亩,美化的如同一个主题乐园。
天津塘沽(Tanggu)区政府大厦引起人们愤怒,两个25层大厦使用天桥连接。正门入口似乎有些吓人,访客必须爬非常多的台阶才能到达门口。一天下午,一群房主来此抗议强迫拆迁,可想而知,他们在爬台阶时就被警察带走。
一些人可以从后门进入大厦,并受到带白色手套的警卫检查。仅有两三层楼向公众开放,另一个边门通向娱乐设施。
腐败的标志
安徽省反腐败社会活动人士李新德(Li Xinde,译音)表示,在天津居民与他联系之后,他向当地政府领导要求参观大厦。在夏天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他得到允许前往参观,但那时这个设施实际上是空的。
官员们告诉李,因为他们没有钥匙,不能显示游泳池给他看。但看过的人们说,它比城里的200美元一晚的希尔顿(Sheraton)的游泳池还要大。一些人拍了相片,李在一个网络杂志被关闭之前,张贴这些相片在自己的博客上。
李问道,“政府公务员是人民的仆人。为什么他们需要游泳池?”他说,“政府把老百姓推得越来越远,那是腐败。人们不会信任他们,因为政府用人民的血汗钱为自己享受。”但如同中国其它城市,这里的贫富差距也在迅速加大。人们抱怨,中共干部和官僚主义者忽略他们对改善住房、医疗保健和就业的请求。他们表示,“腐败楼”是领导不关心人民的标志。一位当地的中年妇女憎恶的说,“我们还在为了吃饱肚子而奋斗。”
【大纪元12月19日讯】何谓AB团?很久之前台湾研究中共党史专家王健民曾访问过AB团主要分子之一程天放,据程说,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革命军已进驻南昌时,江西国民党人段钖朋、巫启圣、洪轨、程天放等为团结党员,抵制中共在国共合作中把持党务,秘密组织AB团,A代表省级组织,B代表县级组织。到了宁汉分裂,武汉国民政府下令改组江西省政府,任朱培德为主席,免掉一批国民党忠贞分子,同年四月二日,共产党捣毁国民党江西省党部,AB团也就随之解体.所以AB团的寿命只有三个月。后来中共的“反AB团”,称它为 Anti-Bolshevik (反布尔什维克) 的缩写,全系捏造。(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五二八页)毛泽东要杀的AB团不存在
另一位已故的中共问题专家郑学稼说,AB团何时成立,没有可引的资料,但他知道,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底国民党中央进驻南昌,派段钖朋召开全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选出的执委王镇寰、周利生、程天放、段锡朋、王礼锡、刘伯伦、洪轨和监委姜伯彰、熊育锡、杨赓笙,都是AB团主角。而该团中的一位人士面告他,该团没有严密组织,也没有章程,只是人对人的松散连系,A团为反共核心,B团为外围,是同路人或群众组织。南京政府成立,提倡“党内无派,党外无党”,反对段锡朋的人攻击段组织AB团,段辩解当时是奉命团结同志反共,实无组织,但国民党人多不信段的话,后来程天放为了解除反对者的压力,呈报南京中央党部说,他们那时组织AB团,意为 Anti-Bolshevik ,现已解散。后来国民党中央公布程的呈文,于是AB团一般都作 Anti-Bolshevik 解。(见郑学稼《中共富田事变真相》第二至四页)
同是程天放,两处对AB团缩写所含意义,各不相同。不过一九三三年十二月,AB团核心分子王礼锡在他所办的《读书杂志》上发表日人佐藤贞一的一封信中附带提到AB团时这么说:“说到AB团,不过是前五年的一种政治组织,也不过是几个人的一个小团体.所谓AB团者,原不过是两重组织,并不是什么的省写,后来不久就解散了。”(见郑学稼同上书第五页)这与程天放对王健民所说的解释一致。
由此可以确定,原有的AB团寿命甚短,它早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便已解散。毛泽东于一九三○年在江西所反的AB团,显然不是原来的AB团,而且当时江西是否真有所谓AB团存在,也大成问题.郑学稼在梳理了中共和国民党的一些材料之后,得出这样结论说:“我们知道:国民党人组织的AB团,不是后来所说的 Anti-Bolshevik ,它只存在三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利用这个名称,发动富田事变,张国焘也利用它,发动许继慎派惨案。”(见郑学稼同上书第八页)
AB团造成红色恐怖
张国焘杀许继慎的惨案,发生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鄂豫皖苏区 .当时许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据现在新华网的资料说,许因反对张国焘远离苏区、冒险进攻的错误军事方针被杀,而张国焘在他的《我的回忆》中专章叙述此事,说许身旁的吴参谋是国民党奸细,因此被整肃.张没有提到AB团罪名,只说吴参谋是国民党改组派。但张承认当时军中引起整肃风,被捕者约六百人,被整肃者百余人,判死刑者约三十人。(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十六篇第六章)
富田事变发生于一九三○年十二月初。富田是江西省吉安县的一个大村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红军第二十军都驻在那里.当时中共中央和苏区之间,以及苏区红军内部几个头头之间的矛盾冲突甚为复杂.上海的中央想控制苏区,成立“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等组成,周为书记,周在白区工作无法脱身,暂由项英代理,项与毛之间意见不和,毛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之间也冲突甚多,都因毛刚愎自用,大权独揽,又因土改方针和军事战略分歧,引起军中很多人对毛不满,湘赣两地的党和军中都有反毛情绪.
一九三○年五月,毛由他所主持的总前委发动肃反运动,以反AB团之名清除异己。其酷刑逼供手段非常狠毒和残暴,逼出的假供和乱供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牵连之广,在四万红军中多达四千四百多人受害,造成可怕的红色恐怖。
富田事变与毛的野心
毛根据逼供所得的消息,认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内有一个AB团省总团部,便派李韶九和古柏带人前往富田捉拿,捕去省行委段良弼、李伯芳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立即开始刑讯,边审边抓,抓了一百二十多人,处决了廿四人。红二十军一营政治部主任刘敌闻讯有人指他为AB团,大惧,为了自卫,率兵包围省行委,将被捕的几十人尽行释放,又把部队拉到赣江以西地区,派段良弼赴沪向中央控告,刘敌等提出的口号是:“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
富田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亲自起草文件,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名义,发表《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为富田事变宣言》(毛假借朱等名义一事,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二册第二六九页),指斥江西行委段良弼等和刘敌是富农地主共产党员,企图破坏土改,消灭苏维埃,阴谋暴动,进而给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反革命的总爆发,号召苏区全体军民实行阶级决战,消灭AB团.此一挟用他人名义的举措,手段卑鄙,其目的在于对付“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囗号,封住朱彭黄反毛之口,制造朱彭黄与毛一致的假像,欺骗大众。
另一方面,事发后,逃亡的省行委致书朱、彭、黄、滕(代远)求救,解释被逼起事实情,并附有一封揭露毛想清除朱彭黄滕的密函。他们说无法取得此函原件,但记得内容,照抄原文,以头颅担保其真实。该密函是毛写给古柏的指示。在该函中,毛要古柏在拷问段(良弼)、李(伯芳)、王(怀)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的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第五三二页)。事后毛否认有此密函,而省行委也讲明并非原件,故此事便成了历史悬案。如果此函属实,则可见毛之发动反AB运动,另有更大目的,即企图消灭军中最高层的异己势力,独揽大权。这种情形,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但今天从毛泽东发动文革清除刘少奇和一大批老战友的作为看来,毛当时有清除朱彭黄滕的野心,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项英的安抚和毛泽东的倒算
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抵苏区的项英,以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处理富田事变。他进行调查并听取双方意见之后作出决定,认为“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 …… 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他不相信红军和共产党内有这么多AB团,因此认为清查AB团运动过了火,主张降温,按照党内矛盾以自我检讨和教育方式处理参与事变人员.
在项英的调和下,参与富田事变的刘敌、谢汉昌、李伯芳等到黄陂参加中央局召开的会议,在会上做了自我检讨;红二十军被赶走的政委曾炳春,也在劝说下重新回到赣江以东.如果这批人真是AB团,在兵变之后早就逃到白区去了,怎还会回来作检讨的。富田事变中没有一人叛逃白区,就足以证明并非反革命叛乱.
远处上海的中共中央,不仅无法真实了解苏区情形,自身也正处于立三路线和国际派斗争之中。在得知富田事变之后,便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赴苏区全权处理。三人团于四月到达江西,事实上王明已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掌握了中央实权,开始清算李立三,所以对由李立三指派的项英正在打击之列。故三人团在项与毛之间选择了毛,支持毛对富田事变和反AB团的立场,报请中央,撤销项英的代书记职位,由毛泽东接任。
自此之后,李韶九在毛泽东授意下,加倍在赣西南进行清洗和屠杀,对红二十军进行报复,谢汉昌、刘敌、李伯芳等被杀,连没有参加富田事变的红二十军前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后任军长萧大鹏都被处决;整个红二十军全部缴械,副排级以上干部全部被捕,绝大多数被处决,连许多兵士都无法幸免,整个二十军被解散,虎口余生的兵士被编入红七军。此时肃反范围之广,远非富田事变前可比,真是达到血流漂杵,日月无光的境地。怪不得有人说,蒋介石所杀的共产党,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自己那么多。
据维基百科说,富田事变后,各地反AB团运动被推上高潮,共有七万多人先后被杀。
以运动杀人是毛一大“发明”
共产党和毛泽东杀人的罪孽是数不清的。反AB团运动可以说是毛泽东以运动方式杀人的一个开端。此后,延安的整风运动,以及建国后的三反五反、反右、文革,连绵不绝,都是江西时期红色恐怖的后续,一脉相承。以运动方式杀人,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这不仅在中国是史无前例,在世界史上也是前所未有。
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期处于帝皇统治。诸侯争霸,宫廷斗争,外戚宦官奸臣篡权,皇帝杀大臣,兴文字之狱,株连祸结,史不绝书;又有国家分裂,异族入侵,农民叛乱,军阀战争等等。杀人的方式不少,却从未见过像毛泽东那样以运动杀人的方式。
追溯源头,共产党来自苏俄,毛泽东有许多东西承袭斯大林统治,如党专政、领袖崇拜、思想言论人身控制、秘密警察、集中营、秘密刑讯、苏维埃、党控垄断经济等等,都是效法苏俄。但斯大林只有以清党肃军消灭异己,从来没有像毛泽东那样以运动方式消灭异己。从这个角度来说,毛泽东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他比斯大林更斯大林。以中国语汇来说,就是杀人魔王,其凶残远远超过秦始皇、明太祖、李闯王。真是看历史风流人物,俱往矣,唯有毛魔王独领祸国殃民、杀人如麻的风骚.
--原载:《开放》,2006年12月号
【大纪元12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潘在殊香港报导)香港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昨日讨论行政长官选举的相关事项,多位泛民主派议员批评中共当局幕后操纵特首选举,而港府也屈从于中共,一直没有正视香港的民主发展。在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民主党议员杨森再一次强调,虽然泛民主派在选委会选举中赢得超过100个席位,令他们推举的梁家杰有望参选特首,但整个机制仍然是小圈子选举,中共与港府仍然可以从中作梗。他说:“这次选委会初步的结果,我担心有关方面或者中共政府方面特别要求将门槛要提高,目的很简单,就是不想让民主派的人士有机会作特首候选人。这就变成如果你真的有普选的话,都不是真正的选择,不是真正的选择你找两个北京看中的或者站在北京立场的人让市民去选择,其实都不是真正的选择。”
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表示,政府对于日后的提名机制以及选委会的组成,目前未有定案,策略发展会将继续讨论。他宣称任何选举方案都要符合《基本法》,体现普及而平等的原则。前线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对此反应强烈。
刘慧卿质问林瑞麟:“为什么你要选一小撮人出来,无论是22万人选出来还是多少人可以出来,而他们可以代表香港人去提名,这就是普及而平等?”
中联办做手脚压制普选
民主党李柱铭议员也揭露中共在幕后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压制民主普选。李柱铭指出:“问题就是中联办在那里做手脚,你做生意的人怎么可以不过中联办那一关,中联办在香港是绝对可以操杀生之权,你在香港想做生意能不听它的话吗?而且(选举)又要公开提名的,你不可以静悄悄去提名,现在问题就在于这里。在香港这样的情况下,你又要香港各阶层的支持,就譬如四个提名委员会都要取得一定的支持,在工商界那里中共是可以通过中联办封杀民主派,陈方安生出来一样不行,因为他们听中共的话,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曾钰成以后出来选特首,中共不喜欢他一样可以封杀他,通过工商界封杀他,现在这是一个现实。其实最后的那一关就是中央(中共)任命,中央不喜欢就不任命,所以预先告诉你,中央觉得谁可以谁不可以,否则就是你选了出来,中央都不任命,这些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选举,没得商量,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林瑞麟辩称,因为香港有选举,同时有充份的讨论,所以不存在中共操纵的说法。但李柱铭反驳说:“你说因为有选举,不能肯定存在中共的操纵,怎么不能肯定呢?如果透过筛选只给3个人出来选,就是说最受支持的那3个人出来选,如果中央想A君赢,它会择怎么样呢?它就会透过它控制的这个选举委员会让A君入了围,之后加一个B君和C君,B和C是亲共阵营里面最让人憎恶的那两个,选了他们出来陪衬A君,那A君一定会赢的。”
有份参与策发会讨论普选模式的民主党议员李永达,则批评策发会总是随着形势而波动,却回避香港的民主发展。
“上个星期日的选委会选举,当然是一个小圈子选举,我们很多人不喜欢,但是可以看到专业人士的人心已经变了,你(政府)现在这个阶段还用过去这两个月策发会的看法,其实策发会就像股票市场有一个波动。……在策发会里面,我见到这个景象觉得很可悲。”李永达说。
泛民主派议员还批评政府,下届行政长官选举在即,关于将《防止贿赂条例》若干条文适用于行政长官的立法工作,却一拖再拖。行政署署长谢曼怡表示会在明年3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之所以较原先预计迟,是因为在草拟条例时,要顾及到行政长官特殊的宪制地位,以免条例过于宽松和严苛;并建议行政长官如果涉嫌贿赂,应交由律政司司长处理,决定是否交由立法会弹劾或法院审讯。泛民主派议员对此表示质疑,指行政长官并非国家元首,是否享有特权值得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