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1日(星期四)

美驻华大使馆官员在京会见维权人士

12月20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秘乐文先生,人权官员国胜平(音)先生,代表美国政府在北京残疾人士叶国强家里,会见了郑明芳,叶国强两位维权人士。二位美国使馆官员对郑、叶遭当局酷刑迫害深表同情和关切。他们还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关注郑明芳及仍在狱中的叶国柱,和他们的亲人的命运。

湖北随州村民因耕地补偿问题抗议

湖北随州市殷店镇容河村村民承包田被村镇干部强行转包和出卖。从二零零一年至今已有七百亩水田、一百多亩旱地被征收,而村民们没有获得任何赔偿。他们多番信访请愿。本星期一,他们又到镇政府信访请愿,结果被监视的公安人员抢走横幅。村民代表傅先生星期三对记者表示----

中国泛蓝成员为访民发表起诉书

中国泛蓝联盟成员蔡爱民,为一位郑州上访居民李鸣发表公开起诉书,分别起诉郑州市惠济区毛庄派出所公安民警毛伟及同一派出所所长、法定代表人马喜书,还有一名指导员。起诉理由是毛伟在工作期间,态度恶劣,执法犯法,对去派出所办事的起诉人进行毒打,给起诉人造成轻伤。

全球退党中心就香港义工被袭事件的声明

十二月十九日傍晚,设在香港闹市区的退党服务中心摊位被一位大陆籍凶徒破坏踢翻,一位义工被打伤。在香港民众协助下,该凶徒被警员抓住并送往警署。上个月也曾遭遇类似袭击的受伤义工坚信:这是中共邪党特务操纵的事件。

中共为什么要重判陆建华?

对陆建华判以二十年刑期,有违常理!一个社科院的学者能够轻易的接触资料,是什么样的“绝密情报”呢?如果陆建华运用其他手段,从其他人手上弄回来,那么,那些又是些什么人呢?为什么他们能拿到这些情报呢?这又些是什么情报,重要到足以剥夺一个人二十年的自由呢?广东史上最严重的挪用公款案,涉案的东莞市塘厦镇镇长李为民,挪用一亿一千二百万公款,去澳门赌输了九千几万,都只是被判监二十年。显然,对陆建华的判刑太重了。

方影竹:布加勒斯特警钟声震北京

让我们引用伯塞斯库总统这段话看看:“共产主义是一个声称掌握‘真理’的政治团伙强加给罗马尼亚人民的极权;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力政权;它是一个把罗马尼亚人民从500年的现代文明历史中剥离出去的镇压体制;它违反法律并强迫罗马尼亚人民生活在谎言和恐惧中。”

刘晓峰:像他那样传播和捍卫自由——为米尔顿•弗里德曼而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60多岁的弗里德曼在志同道合的妻子的帮助下,认识到了“电视可以吸引广大的观众,由此可以把自由主义的思想传递给他们”,这让他“非常兴奋”。1977年,他应邀为美国公共电视台制作了旨在传播自由市场经济理念、题名为“自由选择”的系列电视纪录片。这套纪录片共花了三年时间才制作完成,1980年1月在美国公共广播系统遍布全美的196个电视台中的72个同时播出。该片后来在主要西方国家和一些西方小国播出,受到了广泛欢迎。纪录片的文字版《自由选择》成为1980年全美最畅销的非虚构类畅销书。

晓阳:忆外婆——于外婆两周年祭

我没有上外婆家的概念,因为外婆是我们家唯一在世的老人,一直都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为了照顾我,外婆在我上学后退休在家打理全家的饮食起居。小时候,还为没能像其他同学那样掌管一把大门钥匙而有小小的遗憾。后来才明白,每次回家时都能看到外婆忙碌的身影,立刻吃到香甜可口的饭菜,不用独自忐忑不安的在家等候父母的晚归——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老人深圳卧底行乞 揭流浪儿遭控内幕

中国“了望”新闻周刊报导,扮成乞丐卧底的曹大澄今年七十六岁。去年十一月,曹大澄发现深圳的病残乞儿多半罹患脑病,不会说话、走动,只能躺在地上昏睡,认为一定有幕后人物操纵,于是在社会责任感驱使下,展开卧底调查。


美驻华大使馆官员在京会见维权人士

【大纪元12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 12月20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秘乐文先生,人权官员国胜平(音)先生,代表美国政府在北京残疾人士叶国强家里,会见了郑明芳,叶国强两位维权人士。二位美国使馆官员对郑、叶遭当局酷刑迫害深表同情和关切。他们还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关注郑明芳及仍在狱中的叶国柱,和他们的亲人的命运。

叶国强在接受大纪元采访中介绍,会见分为上、下午,各1个多小时。郑明芳,叶国强分别向两位美国使馆官员,反映他们在中共监狱中遭受的酷刑折磨,及被政府非法暴力侵权的经过。美国使馆官员还看到了郑明芳在狱中遭毒打留下的伤痕。

叶反映的情况是,他本人及父母、兄长叶国柱的房屋,因北京承办奥运会,被当局非法强拆,既无安置房,又无货币补偿,私人物品也被掠夺等。随后他全家无处栖身,无家可归。他于03年10月1日,绝望致极时,跳天安门金水河,犯“寻舋滋事”罪,被判刑2年。当时捉他的武警说,你跳护城河,淹死都没事,跳金水河就得判刑。

叶表示,他本人是有视力障碍的残疾人,妻子有智力残疾。残疾人家庭不但得不到政府的任何帮助,反而最基本的生存权也被掠夺,可怜的孩子上不起学。

他说:“在狱中受到强迫坐老虎凳、掉打、电棒、电棍、戴僚拷等酷行,明知道你没罪,就是强迫你认罪,上边下令,狱警,牢头毫不手软,他们都是心如蛇蝎的恶魔。”

他披露,12月18日刚探视过狱中的哥哥,他身体状况仍很差,每天被狱警逼迫认罪,受尽折磨。

叶透露,郑讲述的是她在狱中2年半里,当局因她不认罪,有时甚至连一口咸菜都不给吃,受尽常人无法想像的无人道摧残,以前很壮的身体,由于缺乏必要的营养,导致极度虚弱,目前走路需靠别人搀扶。

最后美国驻华人权官员国胜平(音)亲自搀扶行走不便的郑明芳,并鼓励她顽强的生活下去。

叶披露,如果中共政府继续迫害他,他将向美国、澳洲等民主政府申请避难。

他代表受当局迫害的维权人士呼吁,希望各民主政府谴责中共政权践踏人权的恶行!(

湖北随州村民因耕地补偿问题抗议

【大纪元12月2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报导)中国民众因利益受到侵害引发的抗议活动无日无之。湖北随州近期又有村民因耕地补偿问题抗议,但官方以阻止请愿、打压同情村民的干部等手段来对付。与此同时,湖北省会武汉一千二百多名中小学老师联署要求政府偿还积欠十多年的各类补贴。

湖北随州市殷店镇容河村村民承包田被村镇干部强行转包和出卖。从二零零一年至今已有七百亩水田、一百多亩旱地被征收,而村民们没有获得任何赔偿。他们多番信访请愿。本星期一,他们又到镇政府信访请愿,结果被监视的公安人员抢走横幅。村民代表傅先生星期三对记者表示----

傅先生:容河村全体村民到镇政府上访,政府府出动派出所民警干预,抢我们的横幅。

记者:你们的横幅上写的是什么?

傅先生:强烈要求民主,反对把我们老百姓的良田卖给干部。

随州广水的马坪镇严舒畈村也发生着同类事件:当局一边强征基本农田,一边打压村民。严舒畈村村长赖翠芝星期三告诉记者,该村种植的是经济效益较高的温室蔬菜,每亩年收入五千元尚能解决温饱,马坪镇政府却仅以每亩一万三千八百多元的价格强行征用三十二亩开发房地产,并且还在扩大征地,向十几户村民软硬兼施。赖翠芝同情村民,不愿意在征地协议上签字被停职,为了阻止她当选,镇政府还无故终止了该村的村长换届选举。赖翠芝说----

赖翠芝:撤我的职罢我的官,就是为了阻止我。2005年10月要换届,去年他们调查,老百姓非常拥护我,他们怕老百姓选我,去年要选举,别的村都选了,我们村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选。

据赖村长介绍,十一月廿二日,村民们试图到被占的耕地上回复耕种,政府找了流氓地痞对他们大打出手,并且拘留村民周业宏对他实施一年劳动教养。

另外,湖北省武汉市蔡店区一千二百多名在职的和退休的中小学教师上星期一向区委区政府递交申诉信。据湖北民间网站“民生观察”的消息,教师们提出两点要求:一、提高待遇;二、还清积欠了十多年的各类补贴四万多元。教师代表、退休老师尹子模星期三接受记者电话访问表示----

尹子模:公务员的工资和教师职级相等的,每个月相差七百元。根据教师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公务员的人均工资。第二个问题,财政部门拖久我们教师每人各种补贴四万元以上。

记者又访问了另一位代表江老师,他说----

江老师:在岗的老师还有些胆怯,因为政府部门有些官员对我们有些威胁。比如今年要联名申诉的时候,蔡店区政府指使区教委,教育行政部门对于签字的老师实行长时间谈话、跟踪,吓唬年轻的,因为年轻老师怕下岗嘛。

今年五月,蔡店区的这些老师为了上述两个要求首次向区委区政府申诉,并表示,如果不解决即在暑假期间游行。为免事态恶化,当局发放了部份补贴。尹子模表示,如果这一回申诉的要求不被满足的话,他们将再次游行。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中国泛蓝成员为访民发表起诉书

【大纪元12月2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报导)中国泛蓝联盟成员,为一位郑州上访居民发表起诉书,指控当局对这位访民进行暴力殴打,并制造假病历,强迫治疗187天。

中国泛蓝联盟成员蔡爱民,为一位郑州上访居民李鸣发表公开起诉书,分别起诉郑州市惠济区毛庄派出所公安民警毛伟及同一派出所所长、法定代表人马喜书,还有一名指导员。起诉理由是毛伟在工作期间,态度恶劣,执法犯法,对去派出所办事的起诉人进行毒打,给起诉人造成轻伤。

起诉书中提到,2003年12月28日上午去毛庄派出所办事,但遭在场民警毛伟殴打,起诉人当场昏迷不醒。之后,毛伟又透过关系,故意制造起诉人有有精神病的假病历,采取与精神病医院签订强制、强迫治病合同的手段,强行把起诉人送进精神病医院,强迫治疗“187天”。

记者于是打电话给蔡爱民,向他了解情况。他说----

蔡爱民:“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但由于李鸣被强制关在精神病院,又被强迫吃药,脑子肯定会受刺激。”

记者原想就事件找李鸣查询,但蔡爱民说李鸣没有电话,没有家人,每次找他都要到他家去找。于是记者再打去惠济区毛庄派出所。但接听人员说没听过毛伟,而马喜书已调到新城派出所。于是记者再打电话到新城派出所----

记者:有一位叫李鸣的,听说她被毛伟和毛喜书欺负是吗?

派出所职工:“没有!这事当时我在场,李鸣有点神经病,在场又哭又闹的,毛伟把她推到一边,她就说毛伟打她了,这事经法院处理掉了。”

由于找不到李鸣,记者再打电话给另一名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张子霖,他说----

张子霖:“当局无论是对维权人士或民运人士,都是以这种对外宣称精神病,然后强制送去精神病院,注射精神病的药物,包括像湖南这边的一位民运人士何伟华,他去年被衡阳市国家安全局送去精神病院,强制注射精神药物,进行摧残。”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全球退党中心就香港义工被袭事件的声明

【大纪元12月21日讯】十二月十九日傍晚,设在香港闹市区的退党服务中心摊位被一位大陆籍凶徒破坏踢翻,一位义工被打伤。在香港民众协助下,该凶徒被警员抓住并送往警署。上个月也曾遭遇类似袭击的受伤义工坚信:这是中共邪党特务操纵的事件。

在大陆民众不断觉醒,超过一千六百万的勇士公开声明退出中共邪党及相关组织的今天,退党大潮正迅速逼近恶党崩溃的临界点,中国有句俗话“狗急跳墙”。在光天化日之下指使凶徒袭击闹市区退党服务中心摊位及其义工,表明中共邪党内心的恐慌恐惧已经到了极点,顾不得任何伪装和遮羞了。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此强烈谴责中共的流氓行径,希望香港政府能惩处凶手并追查背后黑手,维护香港的社会稳定。我们正告蓄意袭击退党服务点和退党义工的凶徒及幕后指使者:弄拳脚耍流氓只能激励中国民众彻底抛弃中共邪党的决心和信心,加速中共邪党的崩溃和解体。而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替恶党卖命、行凶的流氓暴徒都绝无好下场。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向全世界郑重声明:不管邪党使出何种招数,我们将持续承天意、顺民心,传九评、促三退,帮助中国同胞决裂邪党走向精神觉醒,早日迎接恶党解体的那一天。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共为什么要重判陆建华?

【大纪元12月21日讯】(亚洲时报记者潘小涛12月20日撰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被指将四份涉及“绝密级”情报的文章,交给程翔,间谍罪名成立,被判监二十年。程、陆两人同案,而且都是牵涉四篇所谓“绝密情报”,但两人的刑期竟然相差十五年!为什么?

对陆建华判以二十年刑期,有违常理!一个社科院的学者能够轻易的接触资料,是什么样的“绝密情报”呢?如果陆建华运用其他手段,从其他人手上弄回来,那么,那些又是些什么人呢?为什么他们能拿到这些情报呢?这又些是什么情报,重要到足以剥夺一个人二十年的自由呢?广东史上最严重的挪用公款案,涉案的东莞市塘厦镇镇长李为民,挪用一亿一千二百万公款,去澳门赌输了九千几万,都只是被判监二十年。显然,对陆建华的判刑太重了。

为什么要对陆建华施以如此重刑?其一,因为陆建华是中国人,在中共官僚眼中,所有中国人都只是他们的禁脔,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事实上,从以前的案例可以看出,犯同样的罪,外国人必定会受到较好的对待,而同案、同罪的中国人,必定会受到加倍惩罚。这种做法,除了天朝心态、要对外国人格外施恩,更重要的是杀鸡儆猴,警告其他中国人不要再“勾结外国势力”,并把所有的怨恨、不满,统统发泄到中国人身上。中共十四大前将江泽民工作报告交给香港记者的新华社编辑吴士深,竟然被重判终身监禁,而那名香港记者被扣几天后就获释!

其二,从判词所见,程翔的所谓间谍罪,完全是莫须有。香港社会有很多政界人士为程翔奔走呼冤,甚至连“左派”人士也替程翔求情,这是极端罕见的情况,而且,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记者组织、国际新闻团体更加高度关注程翔的命运,刚巧北京当局此时准备刻意营造“欢迎外国记者采访北京奥运”的气氛,不太方便对程翔施以“正常”刑期。刑嘛,一定要判的,否则不就说明国安部门和检察院,全都弄错、污衊好人了吗?

从判词所见,程翔的所谓间谍罪,完全是莫须有。香港社会有很多民众为程翔奔走呼冤。(MIKE CLARKE/AFP/Getty Images)

但是,既然程翔是香港人,又受到外界关注,不好往死里整,那好,整你陆建华可以了吧?他们以为,陆建华是“自己人”,对“自己人”下重手,总可以吧?这样,其他国家的热心人士也就不好说话了,否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而且,如果不把陆建华判以重刑,岂不显示中国政府底气不足?

因此,在中共那种“千错万错、党员干部和中国政府不会错”,以及对平民百姓可以肆无忌惮惩罚、施刑的心态作崇下,陆建华岂能逃过此劫呢?但可悲的是,整个判决过程,不仅黑箱作业,陆建华没有代表律师,甚至连判了刑,家人也不知道。这无异于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又一次践踏。

陆建华太太曲女士表示,自去年四月陆建华被捕后,她也一直不许与丈夫见面,司法机关也没通知她,丈夫什么时候被诉、被审、被判,全是海外的消息,而陆建华被判后两天、海外记者来电查询,她主动致电检察院及法院,才证实丈夫获刑二十年。但她表示:“我坚信夫丈是无辜的,如果看到判决书后,我想会更加坚定。我一直说罪名是莫须有,我今天更确实感到,整个案件和审判过程都非常荒唐,是黑箱操作!……无能的政府不可怕,最可怕是蛮不讲理、毫无羞耻之心。”

的确,最可怕是蛮不讲理的政府。判刑两天后,陆建华妻女还被蒙在鼓里。现代文明社会,还有如此审判?陆建华案涉及国家机密,不能公开审理;但是,判了多年也是国家机密?让疑犯接受公平公开的审讯,有代表律师,把刑期公开,并及时送交其家属,这是对人权最基本的尊重,这是把疑犯当人看的基本要求。萨达姆案涉及的国家机密够多了吧?他一样可以聘请代表律师,也可以公开审讯,甚至可以在庭上破口大骂,那是伊拉克呀?!还有,三十年前,共和国的“国母”江青女士,在权力斗争中被打倒了,被控反革命罪,不一样也可以公开审讯(即使是一场骚)吗?

陆建华因为间谍罪被重判二十年,不仅说明了中国司法制度的黑暗,也说明了普通的、没有特权和后台的中国人,为维护中国政府的权威,为维护中共领导人的面子,付出了太大代价了!!

我也像陆太太一样,坚信陆建华是无辜的,不为什么,只是因为我不相信这种“黑箱作业”的审判方式,会有一个公平、合理的判决。

方影竹:布加勒斯特警钟声震北京

【大纪元12月21日讯】12月18日,罗马尼亚总统特莱扬.伯塞斯库(Traian Basescu)在罗马尼亚国会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说,谴责共产主义极权,指出共产党政权是一个“非法和犯罪”组织。

这篇来自布加勒斯特的演说,言简意赅,给了中共邪党一张对号入座的免费入场券。

让我们引用伯塞斯库总统这段话看看:“共产主义是一个声称掌握‘真理’的政治团伙强加给罗马尼亚人民的极权;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力政权;它是一个把罗马尼亚人民从500年的现代文明历史中剥离出去的镇压体制;它违反法律并强迫罗马尼亚人民生活在谎言和恐惧中。”

我们把国号和“年轮”更动一下,请再读:“共产主义是一个声称掌握‘真理’的政治团伙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极权;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力政权;它是一个把中国人民从5000年的文明历史中剥离出去的镇压体制;它违反法律并强迫中国人民生活在谎言和恐惧中。”

怎么样?伯塞斯库总统的话,不是完全适用于中共,其准确性不是令人拍案叫绝吗!

“谎言和恐惧”,是对中国人民所处境地的极好写照。“以人为本”呀,“和谐社会”呀,“维护稳定”呀,中共搬弄着汉语中一切好听的字眼,实际干的却是迫害民主人士和善良百姓。高智晟律师的被迫害就是一例。他在被秘密审讯过程中,先是妻子耿和被打,刚刚又发生13岁女儿格格被打的令人发指的事件。这样一个“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暴力团伙,却在世界范围呼喊“听其言,察其行”,从昔日对“美帝”、“苏修”到后来的对陈水扁,喊过不少于十次,贼喊捉贼,真不知天下有羞耻事!

特莱扬.伯塞斯库总统的讲话,至少有三拳打中了北京执政者。

第一拳:伯塞斯库总统提供给国会一个关于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的官方报告,其中指出,共产政权在统治间杀害了数十万计的罗马尼亚人民,危害波及数百万人。试问中共,你们可敢公布死在韩战中的“志愿军”炮灰数字、“大跃进”中的饿殍数字、“文革”中自杀和他杀数字、“六四”中你们屠杀的死亡和伤残人数、迫害致死和被摘取器官的法轮功人数……?你们不敢,那就证明伯塞斯库总统这一拳击中了你们的死穴。

第二拳:伯塞斯库总统对共产党政权下的受害者给予同情。他代表罗马尼亚对那些受害者表达了遗憾和同情,并向那些遭受共产政权蹂躏而历尽苦难者和他们的家属表达歉意。且看今日中共,对过去的昭昭在目的累累罪行,不但没有遗憾和同情,而且变本加厉,持续迫害法轮功、异议和维权人士。伯塞斯库总统这一拳打掉中共画皮,露出他们“死不悔改”的暴虐面目。

第三拳:伯塞斯库总统还提出修建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独裁博物馆,在国会宫里面永久展览共产极权统治的文件等。哈!中国高级书生巴金那么虔诚地吁请中共建立“文革博物馆”,当权者回应了他一个“烧鸡大窝脖儿”!道理很简单,文革中中共领导层自己狗咬狗受了苦,便骂了文革,待如今他们翻了身,子女占了要津,腰里缠了金银,密室养了情人,连小民主也怕得要死,还敢提文革,引火烧身?伯塞斯库总统的举措提醒中国人,对中共这一“非法的犯罪组织”莫再存幻想,只有中共灭亡之日,才是“共产主义独裁博物馆”建立之时。

昔有武松三拳打死镇关西,今有伯塞斯库助我们剥掉共产余孽画皮,看到自由民主的壮丽,中国人民欢喜,中共群丑则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日子多乎哉,不多矣!

刘晓峰:像他那样传播和捍卫自由——为米尔顿•弗里德曼而作

【大纪元12月21日讯】2006月11月16日,94岁高龄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因心脏衰竭在美国三藩市自己的家中与世长辞。我从“美国之音”获得这一信息之后,立即打电话给上海一个著名官方媒体一位过去熟悉的负责人,告诉她:作为一个“要做大做强”的财经媒体,是否应该有所表示?我的希望当然落空了。我不知道,中国官方媒体对弗里德曼辞世的冷漠,是由于对这位当今世界经济学泰斗的生疏,还是对他一生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恐惧?唯其如此,我们更应该表达深切的哀思,为了值得景仰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也为中国方兴未艾的自由主义事业!

一、弗里德曼对自由的价值怀着坚定信念

1976年,在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仪式上,瑞典皇家科学院艾立克•伦德伯格教授在致辞中说:“弗里德曼对经济政策可能性的结论大部分基于他对运行中的市场经济的内在的、积极性质的自由信任。”

在人类二十世纪大部分年代里,集权主义高歌猛进。强化政府职能的凯恩斯主义如日中天,占据了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舞台;苏联快速工业化令人眩目的光环显示了计划经济制度的“空前优越性”;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获得独立的众多民族国家急于赶超西方,普遍采用了计划经济模式以期通过行政手段高度集中有限资源发展本国经济。这一切,构成了二十世纪集权主义的国际大合唱。由于战争、经济危机造成的人类巨大灾难,当时,即使是许多自由主义者,也由于关注提高大众福利而淡忘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对背离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的严重后果失去了警觉。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奠基人、激进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米塞斯1937年移民美国,此时的美国经济学界盛行“凯恩斯主义”,米氏竟不为任何学术组织所聘用。1961年,在有着“坚定而有力的维护自由主义基本价值”声誉的美国,新当选的总统肯尼迪在他的就职演说竟然说出了一段洋溢着集体主义精神的经典语言:“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应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

面对甚嚣尘上的集权主义风潮,弗里德曼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他为自己撰写的重申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的著作《自由选择》加上了一个鲜明的附标题“个人选择”!他曾这样批评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的那句“经典”:“具有我们时代的精神的显著特征”的“整个句子中的两个部分中没有一个能正确的表示合乎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人的理想的公民和它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弗里德曼的绝大部分学术生涯中,不管是公共政策领域还是经济学领域,他的观点都与那个年代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尖锐对立:在公共政策领域同福利国家的观点争论,在经济学领域同凯恩斯主义争论。1962年,弗里德曼撰写的、旨在通俗阐述自由主义价值观、历史、哲学和经济学知识的大众读物《资本主义与自由》首次出版,由于偏离主流观点太远,全美国没有一份全国性的重要刊物发表对这本书的书评。

弗里德曼对自由价值的顽强信念来自他的坚定理性。他通过分析浩繁的第一手历史数据和扎实研究,证明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于美国而后席卷西方的那场经济大危机,并是什么马克思揭示的私有制的固有矛盾,也不是凯恩斯主义者所断言的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源于美国货币当局一系列错误的货币政策。是他们的失误把一场正常的周期性的萧条转化为危害甚烈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后来的历史证实了弗里德曼的结论------从那以后,由于美国独立于政府的联邦储备银行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再也没有发生那种危害深远持久的经济危机。

在弗里德曼看来,保护自由并不仅仅是为了限制政府权力,而是因为:人类所有文明的巨大进步,从来不是来自集权的政府,不是响应政府的号召,而是“强烈坚持少数观点”、“允许多样化和差异化的产物”。弗里德曼对自由价值的坚定信念,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时至今日,大部分大陆民众仍然认定“五四”运动是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起点。在我看来,那个同新文化部运动分道扬镳、丢掉了“自由”、片面弘扬“民主”、“科学”的青年学生运动,即使能够主导中国未来,其结局恐怕也跳不出明治维新以后逐渐步入军国主义轨道的日本工业化模式。就像我们无法想像一个对自由缺乏深刻理解的个人能够恰当使用民主权利一样,怎能保证一个不珍视公民个人自由的政治集团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宪政民主?

对自由价值的麻木,是当代中国人不幸的根源之一。

毛泽东为了夺取政权,对执意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蒋介石大打民主牌。殊不知,号称“解决了农民问题”的毛政权在组织农民选村长、乡长的时候,却悄悄摧毁了自由的基础:土地私有制度——人民公社运动之后的中国农民,有了民主权利吗?

几十年后,悲剧再一次上演。

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其所以释放出那么大的能量,其全部奥秘就在于那一场改革的着力点是把权利落实到了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而这正是用中国自己最鲜明的事实证明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正确的。可是,这个基本事实以及需要挖掘的深远意义一直被中国主流思想界有意无意地回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面对昏庸前任留下的烂摊子,粉墨登场的朱镕基大刀阔斧治理整顿,举国上下为之欢呼。殊不知这一场治理整顿公开扭转了中国改革向自由市场经济前进的方向,于是,厄运悄悄降临——集权式整顿最终一方面造成数千万工人下岗,另一方面则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泛滥成灾!------灾难还远不止于此,在中共十四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幌子下,剥夺普通职工财产权利的“经营者持股”最终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结局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中国社会对江泽民朱镕基时代复辟专制集权的怨恨竟然转换成世纪之交对自由主义的声讨!这难道不是的一场社会悲剧?

顺便说到目前中国中央电视台已经第三次重播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第三次重播,这在近几年十分罕见)。该片不乏精彩之处,但“美国篇”中对罗斯福“新政”的诠释却及其肤浅。为什么罗斯福说的是“免于匮乏的自由”而不是“免于匮乏”本身?片中竟未置一辞。

人类文明史的事实是:“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才是现代的”。因此,作为直接对抗专制的民主,其最终价值是保障自由,这是完全合乎历史逻辑的。而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中,中国人的历史好像是从秦始皇时代才开始,“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成了中华民族的“原生态”。其实,离开了保障个人自由,民主的终极价值又在哪里?统治当代中国人的这个政治集团,宣称要发展民主(虽然只是口头)却绝口不敢提“公民自由”,这其中的奥妙难道不值得深思?

这些事实说表明中国人对自由的真谛有多么生疏!今天,当改革的欲望再一次在中国大地躁动之际,中国人多次在得意忘形享受集权主义摆设的盛宴时,不知不觉被套上枷锁的历史教训,难道不值得反思?

二、弗里德曼具有捍卫自由的超人勇气

在许多中国经济学人的眼中,弗里德曼只是经济学一个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的领军人物。的确,弗里德曼主要是在向政府推荐一种货币安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同那些以自己的学术观点为政府服务的专家学者截然不同,弗里德曼推荐的这种安排的要害在于:它赋予了政府调节货币的责任,但同时又限制了政府的权力,从而使政府不会以那种将削弱自由社会的方式行使权力。这就是说,弗里德曼扮演的从来就不是一个幕僚的角色,而是向政府讲解自由主义的治国方略。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战时经济状态结束,“新剑桥学派”占据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这一群年轻的凯恩斯主义的忠实信徒主张中央控制和计划经济,认为这是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而弗里德曼则坚持认为“个人自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目标,由千百万在不因政府控制而被束缚的状态下做出的计划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 因此,在那个年代,他的政治与经济观点由于“不属于政治观点正确”而在大多数美国的校园里总是少数派。这种孤立状态占据了弗里德曼的大半生。但是,弗里德曼始终敢于坚持少数派观点,从不迎合潮流。“在人们将扩大政府职责作为一种社会准则的氛围中,他却试图让公众聆听他的限制政府干预这种新奇的、异端的观点”。

1947年,他和哈耶克等志同道合者发起成立了“朝圣山学会”,这是遍布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交流和传播自由思想和市场经济思想的联合会。

1955年,弗里德曼接受艾森豪威尔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邀请担任印度政府顾问。当时印度政府“热恋”计划经济,受苏联经验的影响正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请求美国对这一计划进行援助。在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弗里德曼写下了题为“对目前印度经济发展中问题的初步评论”的备忘录,结论是“……我个人认为,印度的基本问题是提高她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唤醒希望,打破僵化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引进灵活的机制,让人员流动,向所有阶级的人开放社会与经济阶梯。……” 局外人可能不容易理解,在那个计划经济如日中天的年代,在印度那样一个墨守成规且正做着“强国梦”的僵化社会,需要怎样的勇气才能与专家委员会的其他委员采取不同立场,公开表示坚决捍卫市场经济与私营企业而不是支持政府计划经济!

1989年,一名当年赞同并坚持弗里德曼观点的大学生在回忆三十多年前的经历时,这样写道:“……最糟糕的是,绝大多数同学和所有的教授在多个专题上对我的观点公开表示鄙夷。” 那时,弗里德曼的著作在一些著名大学被拒绝列入图书馆的检索目录。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在访问弗里德曼时,充满敌意地当面说道:“我必须要亲眼看一下‘中西部的巫师’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弗里德曼决不从自由主义的立场退缩,他经常在充满敌意的氛围中演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作为主要策划和组织者之一发起成立了朝圣山学会在美国的分会 “费城学会”。弗里德曼同他为数不多的同道试图通过这个组织,鼓励那些年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经常充满敌视的日常生活中增强勇气”。弗里德曼捍卫自由的勇气值得我们钦佩!

1990年代中国的产权改革,确实借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思想,如“科斯定理”。但是,那一场改革最后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在不具备实施条件的情况急躁冒进。

科斯定理的完整表述是:从效率的角度看,当交易成本为零,只要产权可以自由流动,则产权的初次界定并不重要。

可见,在科斯定理中,“产权的初次界定并不重要”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交易成本为零”和“产权可以自由流动”。只要这两个前提存在,则无论最初的产权怎样分配,市场机制都将通过平等交易把资源配置效率引向最大化。科斯定理的逆命题是,从效率的角度看,如果存在交易成本,产权不能自由流动,则产权的初次界定就很重要。

不难看出,按照科斯定理的逻辑,在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中,要通过界定产权建立起一个有效率的产权结构,就必须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并完善产权自由交易的市场机制。

决定一个社会交易成本大小和影响产权交易秩序的主要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这就是说,针对中国的现实,要“清晰产权”(中共十四大语),要建立一个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按照科斯定理的逻辑,首先就应该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改革,为清晰产权创造一个制度条件。不难理解,科斯定理并没有错,是一些人有意搅和或没有弄懂。

然而,在江泽民朱镕基时代错误的产权改革方式导致激烈的社会矛盾而引起民间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发泄不满的日子里,中国大陆居然没有一个自称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经济学家勇敢地面对公众说一句:这不是科斯定理的错!更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错!而是中共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错!直到今年上半年,一篇洋洋数万言却概念混乱的声讨新自由主义的文章在一个具有官方背景、且一些在体制内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经常出没、号称“中国改革论坛”的网站上,置顶数月竟然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澄清,直到有网友对网站提出尖锐批评才撤下来。

三、弗里德曼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传播自由主义思想

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弗里德曼向同时代的人指出政府干预的危险与自由竞争在建立和维护自由社会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60多岁的弗里德曼在志同道合的妻子的帮助下,认识到了“电视可以吸引广大的观众,由此可以把自由主义的思想传递给他们”,这让他“非常兴奋”。1977年,他应邀为美国公共电视台制作了旨在传播自由市场经济理念、题名为“自由选择”的系列电视纪录片。这套纪录片共花了三年时间才制作完成,1980年1月在美国公共广播系统遍布全美的196个电视台中的72个同时播出。该片后来在主要西方国家和一些西方小国播出,受到了广泛欢迎。纪录片的文字版《自由选择》成为1980年全美最畅销的非虚构类畅销书。

没有制作过电视节目的学者可能不容易理解,由于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一个擅长理性思维的学者要把自己的思想通过电视画面表达出来,最初是很别扭、很困难的,需要同电视编导进行非常繁琐、被动的磨合。因为学者关注的是“逻辑严密、理论完整透彻”,而电视编导则要考虑形象、生动,“怎样才能使陈述打动受众”;很多时候 “要在西红柿地里或五金商店拍摄,用那里的实物做道具讨论某些理念”。

据弗里德曼的妻子回忆,弗里德曼最初被弄的“心里很烦”。后来,电视制作人向他解释了电视拍摄与书面写作之间的差异,以及怎样才能将书面和演讲的内容转换成电视节目,怎样才能吸引人;弗里德曼终于心平气和地同电视制作人合作。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弗里德曼,并不是一个需要通过电视扬名的书斋学者,而是命满天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全球经济学界“顶尖人物”、“超级大腕”。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无法想像,如果弗里德曼是一个陶醉于自我倾诉的知识分子,他能够作出这样的“委屈”和“切换”?

弗里德曼捍卫和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广泛参与公共政策辩论。这一点,不容笔者赘述,仅从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选择》两本大众读物中涉及的那些具体甚至繁琐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弗里德曼是以怎样的情怀关注着现实社会,关注着大众的生存状态。

自由主义的历史轨迹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主义事业是大众的事业而不是精英主义的孤独梦呓。像米尔顿•弗里德曼那样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传播自由主义,是我们在纪念这位逝去的伟大自由主义战士时应有的自勉!因为,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政民主是仅靠执政者的自我克制和让步建立起来的,而是社会各利益集团艰苦、持久博弈的结果。在这场艰苦博弈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承担着重要责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划时代进步,决不是哪一个人或者政治集团的恩赐,只是证明了自由的价值!——以至于中共政府总理也不得不公开承认,那是中国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面对中国的现状,我们怀念弗里德曼先生、我们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弟在不远的将来能够享受到自由和自尊,就要学习他那种持久博弈的勇气、能力和技巧。我深信,这是对伟大的自由主义战士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最好的纪念!

最后,我们悼念米尔顿•弗里德曼,不得不提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作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际交流的经济学教授同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之间的那段“公案”。最近《南方周末》刊载的一篇署名“薛涌”的纪念文章还以此作为弗里德曼留下的遗憾。限于篇幅,笔者无法提供更多材料,仅引用1977年西班牙文报纸《先锋报》上一段评述予以说明:“……真正能证明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即弗里德曼作为领军人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笔者注)的理论在智利的应用效果的是经济复苏,还有同时出现的与人权相关的真正的政治自由(工会与政党)。也就是说。唯一的证明是: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在自由社会中正常运行。”

一九八八年九月,弗里德曼访问中国时曾经同赵紫阳会晤,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过精彩建言。“六四”之后,他本人以及他领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中共御用文痞口诛笔伐的对象。然而,令我诧异的是,足以澄清弗里德曼同皮诺切特之间那段“公案”事实真相的《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于2004年1月由处于体制边缘的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而不是由体制内的主流出版机构出版。这至少表明,迄今为止,中共当局并不愿意恢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正面形象。这也就是笔者一定要公开表达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敬意并宣传他的思想的原因之一。

(说明:本文中的引言出自《资本主义与自由》、《自由选择》、《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弗里德曼文萃》、《诺贝尔获奖者(经济学奖金)演说文集》等,恕不单独列出)(06、12、18)

──原载《民主中国》

晓阳:忆外婆——于外婆两周年祭

【大纪元12月21日讯】又是12月20日,外婆是两年前的今天走的,走的时候,她唯一的亲生女儿和外孙女——妈妈和我都不能在她的身边,当时我已经6年多没见到她了。

我没有上外婆家的概念,因为外婆是我们家唯一在世的老人,一直都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为了照顾我,外婆在我上学后退休在家打理全家的饮食起居。小时候,还为没能像其他同学那样掌管一把大门钥匙而有小小的遗憾。后来才明白,每次回家时都能看到外婆忙碌的身影,立刻吃到香甜可口的饭菜,不用独自忐忑不安的在家等候父母的晚归——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外婆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外婆祖籍宿迁,擅长做各种面食。且不说皮薄馅大的饺子,鲜美可口的馄饨,就是外婆做出的馒头和包子都极有特色。有的是树着两个大耳朵的大兔子,有的是满身瓖满红枣刺的憨态可掬的刺猬……常常让我玩的不忍下口。最让我赞叹的是外婆烙的煎饼,卢上放着一个不起眼的圆盘,一杓调好的面糊,一根竹板,就看外婆轻轻转一转手腕,面糊均匀的摊在圆盘上成了一个圆周,再加上一小杓面糊,把中间的圆洞补上。待到中间微微发黄时,煎饼就可以起锅了。包上各色的菜馅,卷起来,美味可口且非常有筋道。而对我而言,最好玩的吃法是将中间最脆的部份先挖空,然后套在脖子上就可以学故事中的懒人吃饼了。还有清新可口的豆腐卷,韭菜合子,酸辣的徐州特色sha汤……这在苏州这个南方小城都是无处可寻的美味。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外婆做的饭菜是最好吃的。当大学同学为食堂里的锅贴垂涎三尺时,我都会自豪的说,那和我外婆做的根本没法比。

外婆还是一个细心精致的人。每次外出的时候都会把白发整整齐齐的挽成一个发髻,穿上特为外出准备的套装,皮鞋,还会挎一个时髦的小包,不像妈妈和我大大咧咧的就出门了。我非常喜欢看到外婆打扮,不仅仅因为能看到外婆曾是当地美女的影子,更因为这也表明外婆心并不老。

外婆的女工也是一流的。她常常认为妈妈的手工太粗枝大叶,于是亲手为我编制毛衣,图案都是她自己设计的。小时候我的不少衣服都是外婆亲手设计缝制的。

外婆也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自从外公在我妈妈18岁时因为承受不住文化大革命的血腥而自杀后,外婆和妈妈就相依为命,靠着外婆微薄的工资过日子。这期间外婆还不幸出了场车祸,从此身体就不是很好。印象中小时候每次妈妈为外婆领工资时,都会附上一堆要报销的医药账单。要强细心而又忍气吞声的性格让外婆习惯把自己的不满囤积在心底,默默的承受。特别当爸妈有摩擦时,外婆对爸爸的埋怨就又增多了一分,虽然爸爸也非常孝敬外婆。我长大一些后,外婆会和我说说她的不满,但那时的我又怎么知道如何劝解外婆。我希望外婆开开心心的,忘掉所有的恩恩怨怨,但这对经历了这么多磨难的外婆而言太难了。

在我上大学二年级时,我觉得外婆变了。那时妈妈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后来得知,外婆也开始修炼了。偶尔我周末回家,会看到外婆打扮的整整齐齐的,挎上小包去别的法轮功学员家看讲法录像。外婆看上去不仅精神多了,而且多了一份平和,少了一份怨气。遇到问题时,外婆会找自己的不对之处,看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以往,外婆每年都要大病一场并因而卧床不起,然而,这一年,外婆却始终健健康康的。

不久后我就出国了。记得爸妈打算和外婆一起到北京去送我,顺便举家逛逛北京。外婆怎么都不愿意去,后来,她缓缓地说,“要走,我心里就已经够难受的了,还让我送,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外婆没说完,我明白她的意思,当时还觉得她想太多了,因为我可以时不时的回家看看啊,又不是永别了。可是,这竟真成了我们的永别。

出国后不到一年,中共就开始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出国前,我也和妈妈外婆一样开始修炼法轮功。这场迫害也切断了我回家的路。但每次打电话回家的时候,我都会非常高兴的告诉他们我这里的奇闻趣事。但我不会问,外婆有没有在过年的时候包饺子,有没有做我最喜欢吃的豆腐卷,因为我希望虽然没有孩子在身边,三位老人还是能够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虽然每次都没和外婆说很多话,但只要听到外婆用她那特殊的苏州和徐州混合的口音说:“我都挺好的,你呢,要注意照顾自己”,就会觉的像在外婆身边一样。一直都忘不了,一次生日的时候,打了电话回家,正好只有外婆在家。她问我,这是你24岁生日是吗?我说是啊,这里都说实岁的。外婆高兴的说,就是,他们都说你25了,为什么要说的那么大,你就把自己说的小一些。放下电话,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高兴,因为外婆依然非常开朗,会和我开玩笑,在外婆面前我永远都可以做孩子;思念,真想在家时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时光;伤感,不论24还是25,在外婆心里,我应该还一直是19岁,离家时的样子吧,已经那么久没能见上一面了。

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能为撑起这个家,能在毕业后担负起养家的重担。虽然离家很远,时间很长,但我还是相信外婆会看到那一天,因为修炼法轮功后,她的身体从无大碍。但是我的梦想在2004年11月25日被彻底打碎。

那天警察冲进了我们家,当时只有外婆在,随后进行了长达4个多小时的抄家,还当着我年迈外婆和多病的爸爸的面将我修炼法轮功的妈妈带走了。我不知道外婆是如何熬过那4个小时的,我也无法想像,当外婆眼睁睁看着那些警察将我无辜的妈妈绑架时的心情,我能知道的只有,外婆从此卧床不起,担心再也见不到女儿了。

一次我打电话回去,恰好外婆醒着,话筒中传来的外婆的声音不再爽朗,是那么的无力,一种绝望的无力。听了我的劝慰,外婆对我说:谢谢你啊。当时我非常惊讶,外婆为啥要谢我,未曾想这就是我和外婆最后一次通话。第二天,外婆因昏迷,莫名的呕吐被送进了医院。一个星期后,外婆就带着对女儿的担心和挂念,对外孙女的思念走了。这期间,我妈妈仅仅被允许见我外婆不到一个小时。如此短暂的见面恐怕只会给我外婆带来更大的伤害。

外婆,应该是我对您说声谢谢,谢谢您这么多年来为我付出的心血,谢谢您为我的操劳。如果没有这场迫害,您应该可以看到我拿到硕士学位,甚至可能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也应该有机会实现我的梦想——报答您为我付出的一切。我不会放弃营救妈妈,更不会放弃继续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制止这场迫害。

今天,是外婆离开2周年的日子,我以绝食的方式来纪念我的外婆,用这种方式来抗议中共对我妈妈和千千万万无辜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的心愿,我希望天下善良的奶奶,外婆都能自由的尽享天伦。

老人深圳卧底行乞 揭流浪儿遭控内幕

【大纪元12月21日讯】(大纪元综合报导)据报导,一名中国老人扮成乞丐卧底两个月,揭开歹徒残害、胁迫流浪儿童在广东深圳行乞的重重内幕。他撰写出2万字的《救救孩子,深圳街头弃婴和病残乞儿生存状况调查手记》,并得到温家宝等多位中央领导的长篇批示。对于流浪儿童沦为行乞工具,老人沉重地指出,症结就在于城市管理的多重责任缺失。

中国“了望”新闻周刊报导,扮成乞丐卧底的曹大澄今年七十六岁。去年十一月,曹大澄发现深圳的病残乞儿多半罹患脑病,不会说话、走动,只能躺在地上昏睡,认为一定有幕后人物操纵,于是在社会责任感驱使下,展开卧底调查。

曹大澄说,“我乔装打扮成一个职业乞丐,每天扛着一根木棍,捧着讨饭盆,与在闹市区讨钱的乞丐们混在一起。这些乞丐多来自河南,我在河南待过,会说河南话,以老乡的身份很容易熟识起来。我常会请他们搓一顿,小酒过后,多能吐真言。”

他表示,“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去探访一个在深圳丐帮中出名的‘花子首富’。此人长期盘踞人民南路、深南东路几座天桥,手下控制着三、四个病残儿乞讨,病重的常常失踪、下落不明。不久,又会有新的病残儿出现。”

曹大澄指出,“花子首富”下毒手将拐骗来的病残儿童拧断胳膊、打断腿,制造惨相,越惨不忍睹越能多要钱。有人说,他一年能要到人民币二、三十万元。

他表示,“在深圳殡仪馆,一组数据更令我心酸胆寒:去年深圳市从各种渠道送来火化的死亡弃婴和幼儿共两百八十六名!这些还仅仅是登记在册的。”

曹大澄调查后认为,中国流浪儿童沦为行乞工具的症结,在于城市管理的多重责任缺失,并撰写“救救孩子,深圳街头弃婴和病残乞儿生存状况调查手记”。

报导指出,曹大澄曾将他在街头了解到的情况向相关部门反映,但得到的答覆多半是漫不经心的应付,或是视若无睹的麻木。不过,今年八月,当曹大澄这份两万字的调查手记被送达中共中央时,温家宝等领导人指示调查。

村民组长“保五争八”

在深圳上海宾馆公共汽车站,曹大澄认识了一名老乞丐,他的穿着好像村干部。他坐在路边花坛吸烟,只要看到交通灯变成红灯,他就会冲着附近的几个乞丐大喊:“灯红啦,快上!狠要,灯一绿就没有啦!”众乞丐便会听话地向等候放行的车辆不停作揖讨钱,绿灯一亮,他们立即站在隔离带边上。一旦红灯再亮,又上前作揖乞讨……收工时,众乞丐会坐到老汉身边,吸着烟,一五一十地数钱,交流乞讨的经验。

这位村干部模样的老汉姓何,老家在河南,是村里的村民组长。与他交谈 混熟后,他告诉曹大澄:“讨饭好比当年生产队出工下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活学活用就能立竿见影。一样的道理用在讨饭上就得一不要脸二不要命,每天要保五争八(50元到80元),月产二千多,一年下来两万五!扣除吃喝杂费,每年回家净剩两万没问题。”乞丐群中有一胖一瘦的老汉在一旁应承回话:“老何这话不假, 一年搞上两万没问题,过去在生产队上,俺几个一个是生产队长、一个是田头记工员、一个是队上会计员。而今还是生产队的老班底。”

曹大澄问老何,为何周口、驻马店、信阳地区总有人成群结队地出来当“乞讨专业户”?老何说:“早年来深圳讨饭的穷光棍如今在村里也算是个大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乞讨队伍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