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2月01日(星期四)

广州第三次拒绝郭飞雄取保候审

维权人士郭飞雄被送到辽宁看守所关押,广州方面近日第三次拒绝他取保候审。海内外人士纷纷发表致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公开信呼吁保障郭飞雄的人身安全;与此同时,有二百四十多人联署要求立刻释放郭飞雄。

胡佳: 郭案辩护律师致天河区检察院的律师意见书

本周法国使馆人权官员致电我了解郭飞雄案件的进展情况。我也在向英国使馆提供更多郭飞雄案件的详情。我们每天在努力让更多欧美国家的人权官员和国际人权机构介入郭飞雄的营救工作,并请国际中英文媒体更多关注和报道这又一起严重侵犯人权案件。此案涉及压制出版自由、打击维权、滥用刑讯等诸多方面。

北京两会期间当局对访民严密监控

王玲:“前两天我发烧出去买药,走到一半时碰上警察,他说我这张脸就是名片,后来就把我拉到派出所,不让我走,也不给饭吃,到晚上七点才让我回家。这几天我一直病着,我去过会场,但警察要抓人,我就赶紧走开了,因为让他抓,白抓。”

上海召开“两会” 百姓怨声载道

近日,上海召开“两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会场周围,每天都警备森严,警车、公安、便衣到处都是。据上访访民表示,每天都有数百访民去会场上访,但访民根本无法靠近会场,在外面就被各区截访人员带走,有些访民甚至被抓去旅馆软禁。访民反应,人民代表大会不关心百姓民生问题,如果真是和谐社会,还怕人民去反映问题吗?

反右受害者索赔 孙文广:老人们觉醒

有些签名上书者被当地党委或公安找去训话,但都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说,“每个个案都在说明一点,老人们觉醒了。经过多少年的锤炼,一旦觉醒,没有恐惧,老一代知识分子也希望为中国和后代子孙尽一点余晖。”

《人民论坛》文章提出“以党法管党权”

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最近一期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要“以党法管党权”,“以法治官”,从而使党委书记的权力得到制约。中共党委书记权力过大、缺乏监督的问题,早在50年前就有人提出来了,如今由中共自己的媒体再次提出,至少说明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东莞法院赔钱减刑惹争议

中国广东东莞区级、中级两级法院在多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给予从轻处罚,在一抢劫杀人犯赔偿被害人家属5万元(人民币,下同)后,判其死缓的做法惹来极大争议。有人担忧,在中国目前监督机制不健全,司法审判不透明的现状下,“以钱抵刑”极易被滥用,导致出现徇私枉法,使得有钱人重罪轻判、有罪判无罪,损害司法公正,同时也使法院易藉此敛财腐败,成为又一个新的司法腐败地带。

潜江农民:还地于民是纸上谈兵

虽然大陆的官方媒体现在已经明确指出地方政府在征地中的错误行为,但农民更在乎的是拿回土地。湖北潜江市彭鲁村村民本周三继续以集体行动争取政府的纸上政令变成现实。

杨宽兴:三届总理批示,为何不抵一家外商举报?

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肯定会觉得窝火:本已经平安着陆,退休后挂一个中国药学会理事长的头衔,总可以悠然地度过晚年,并肆意享用此前大捞特捞的真金白银了,却不料阴沟里翻船,致使前功尽弃。正如一位知情人所说:“本来以为他那一页就此揭过了,没想到药监系统大规模的整顿正在酝酿。”

四川居民被重庆警察折磨致死

2004年底,段远乐自己买了一台电脑和打印机,在家开始做法轮功真相资料。2005年7月26日,重庆市合川国安大队秦梦云、冯云等警察闯进段远乐家中,把段远乐和他父亲同时从家中绑架到合川国安大队,段的父亲被家人拿钱接回家。但段远乐却遭到合川国安大队秦梦云、冯云等警察的酷刑逼供,后被劫持到合川看守所关押4个多月。

111选委挺梁家杰参选香港特首

昨日是香港泛民主派形容为历史性的一刻,参选第三届行政长官选举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梁家杰举行发布会,宣布已取得111个选委提名,足以成为正式的特首候选人。梁家杰形容参选过程是民主进程的一个“奇妙旅程”,但他预料未来两个月的选举工程将会很艰巨。

15岁西藏少年 披露藏民逃亡惊险内幕

幸存藏民中的41人奋力逃出了危险区,辗转来到印度;而另外32人则遭解放军捕获并关押,杰杨.萨姆滕就在其中。据杰杨讲述,被捕后他们受到肉体折磨,中国军警用驱赶牲畜的带刺棍棒抽打他们并迫使他们充当苦役。一段时间后,当局释放了他们,杰杨.萨姆滕成为这些逃亡者中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再度冒险并成功逃出的人。

中共流氓特务骚扰美国华人晚会热线

在本周末2月2日和3日休斯顿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上演的前两天,中共安排特务从中国大陆打来骚扰电话,接连两天持续攻击休斯顿新唐人晚会几条售票热线,不间断的重复恶意电话录音,留言信箱也被挤爆,直到售票热线手机蓄电耗尽,此骚扰电话号码来自中国大陆为0118617911020000,拨此号码要么是忙音、要么是空号,中共流氓特务利用自动电话进行骚扰。

活动人士促美国关注中国宗教自由

美国国会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星期三举办听证会,检验美国的对华政策。出席作证的有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亚洲研究协会执行主席张而平、龚品梅主教基金会主席龚民权等中国宗教自由及人权的倡导者。

王宇一:一道对良知的拷问

我的女儿就读于新加坡一所基督教小学。记得几年前的入学典礼上,校长以“六年后您的孩子在步出校园时将学到什么”为题向家长们介绍学校的培养计划和教学思想。我开始并没有太在意,认为她会讲一些技能方面的东西。但是没有想到,屏幕上接着显示的第一行字却是:“他将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我曾与很多朋友分享。因为在中国,不管是在我上学的年代还是现在,很多人步出大学时虽掌握了很强的专业技能,但并不具备基本的是非判断的能力。我觉得女儿很幸运,为她高兴。

方洪:拒绝被“快乐中枢”奴役

看来人要想主宰自己,真得有点理智,明白自己究竟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快乐当然是好事,只是不要被“快乐中枢”骗了自己。让我们都来作“快乐”的主人,别当“快乐”的奴隶。常言道,知足者常乐。真正的快乐,其实在于对快乐的节制。


广州第三次拒绝郭飞雄取保候审

【大纪元2月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报导)维权人士郭飞雄被送到辽宁看守所关押,广州方面近日第三次拒绝他取保候审。海内外人士纷纷发表致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公开信呼吁保障郭飞雄的人身安全;与此同时,有二百四十多人联署要求立刻释放郭飞雄。

维权人士郭飞雄案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于一月十九日被退回广州市公安局补充侦查后,第二天他即被“移送转押”到辽宁省看守所。郭飞雄的妻子张青星期三对本台表示,广州市公安局星期二通知不批准其取保候审的申请:

张青:元月二十二号的这一次(申请)它(广州市公安局)是二十五号拒绝的。这期间就是从检察院打回到公安局,是证据不足退查的时候。退查的文书上写着,退查时间是一个月,在这个期间内有权要求变更强制措施,也就是说可以要求取保候审。我当时在家里写了一分取保候审申请书。然后我去到那里时就交给它(公安局),它(公安局)说,元月十九日退查,二十日就送到沈阳去了。但当时我还是把申请书交给它(公安局)了。

记者:它(公安局)为什么拒绝呢?

张青:它(公安局)说郭飞雄没有身体上的疾病这些理由。

这是郭飞雄去年九月被抓以来第三次被拒绝取保候审。

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透露,郭飞雄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逮捕,涉案出版物是一本叫《沈阳政坛地震》的书,记录了沈阳官场腐败。郭飞雄的助手江伟曾因《沈阳政坛地震》一书被关押毒打。郭飞雄这次被逮捕前后,又被残酷刑讯。如今转往的辽宁省,越发使得海内外关注他的安危。

曾与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同在中国青年政学院任职的广东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星期三向李克强致送了公开信。

艾晓明称,郭飞雄的思想和言论是否构成政治犯罪或者商业犯罪,自有法学专家和律师加以辨析。他目前的身份只是“犯罪嫌疑人”,在被证实有罪之前应被推定无罪,在接受询问时应受到人道对待。艾晓明表示,虽然对郭飞雄了解有限,依然确信他罪不致死。假如刑讯逼供,郭飞雄出狱后必会道出真相;假如执法人员充分保证他所应享有的人道和人格尊严,郭飞雄就能成为中国法治进步的见证。对此,在太石村等事件与郭飞雄一起维权的广西的杨再新律师表示:

杨在新:本来刑讯逼供在(中国)国内法都是禁止的,但在中国国内司法机关刑讯逼供的行为监督不力、无法监督或是有意纵容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因此郭飞雄有没有被刑讯逼供,按照他在广东反映出来,是存在的。因此他到辽宁的时候,我们也担心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希望中国政府遵守国际法和国内法,人道一点。

与此同时,四川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邓永亮在一月二十五日发起联署,呼吁胡锦涛和温家宝责令广州警方立即无罪释放郭飞雄。至本星期三已经有二百四十七人签名,截至日期为四月二十五日。

胡佳: 郭案辩护律师致天河区检察院的律师意见书

【大纪元2月1日讯】本周法国使馆人权官员致电我了解郭飞雄案件的进展情况。我也在向英国使馆提供更多郭飞雄案件的详情。我们每天在努力让更多欧美国家的人权官员和国际人权机构介入郭飞雄的营救工作,并请国际中英文媒体更多关注和报道这又一起严重侵犯人权案件。此案涉及压制出版自由、打击维权、滥用刑讯等诸多方面。

日前,郭飞雄的妻子张青提供了辩护律师致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的律师意见书。通过莫少平和胡啸律师的专业分析,便于国际社会与海内外公众了解郭飞雄案件的原委以及警方的违法行径。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2006年9月15日《广州日报》A18版“都市关注”上发布的消息。

广州警方开展“反盗版行动”取得成效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6-09/15/content_15032039.htm

2006年09月15日
来源:广州日报

本报讯 近期,广州公安机关会同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大力开展“反盗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生产光盘及制作、储存、运输、销售侵权盗版出版物等违法行为,成效显著。

自去年以来,广州公安机关就针对我市侵权盗版违法行为有所抬头的情况,加强了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工作,破获了一批情节严重、社会影响较大的生产、销售非法出版物的非法经营案件。据公安机关查明,张志峰伙同周东凤等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窝藏盗版地图5万多张及该批地图输出胶片20多张;杨茂东伙同江伟、张志涛等人,假冒出版单位,盗用合法刊物刊号,非法出版、印刷、发行出版物两万余册;冯启明等人假冒“广东省工商指南编辑部”名义,非法编辑、出版、销售《广东省工商指南》图书一批,等等。上述涉嫌非法经营罪的涉案犯罪嫌疑人已相继落网。

广州公安机关将会同有关职能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盗版等各类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活动,维护广州新闻出版行业的正常秩序。

首先该报道发布之前一天,也就是郭飞雄被刑事拘留的9月14日上午,广州市的政法部门就已经给郭飞雄在广州的友人们发出警告,不让他们介入任何为郭飞雄的呼吁,不准就此事接受海外记者采访。并且政法部门也准确预告了第二天这个案件就会以“涉嫌非法经营”的名义见报。中国会有哪些真正的“刑事案件”要通过政法部门的国保秘密警察系统来做维护稳定的铺垫呢。其次,该报道中涉及所谓“自去年以来”,意为主要针对2005年广州市所谓出版案件抬头的情况。而郭飞雄案件的辩护律师在意见书中特别指出,此案实际上在5年前的2002年江伟解除取保候审时就已经结案,早已过了追诉时效。此时旧案重捕全然不可思议,只能推断一切原因皆在法律之外。而且,在郭飞雄被提审阶段,警方给其阅读与之被指控“非法经营”毫无关联的高智晟律师案件的案卷,就更清晰指明了郭飞雄案与维权的联系。广东构陷郭飞雄“非法经营”和山东地方当局构陷陈光诚“聚众扰乱交通”实质,都是政法系统压制国内维权力量、为“和谐奥运”清场的全国一盘棋。

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1月19日将此案退查给广州市公安局。尽管屡对郭飞雄刑讯的广州市公安局将其解送往沈阳。但我们认为天河区检察院采取了依法实事求是的 建设性步骤,希望检察院在公安部门所谓“补充侦查”之后依然能秉公办事,审核该案的荒谬,对郭飞雄和江伟等彻底免予起诉,还公民自由。

胡佳
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非法拘禁的第200天 于2008年奥运会举办地北京 离奥运会开幕还有554天

杨茂东涉嫌非法经营罪案律师意见书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并“杨茂东案”承办检察官:

我们受犯罪嫌疑人杨茂东的委托和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担任涉嫌非法经营罪的犯罪嫌疑人杨茂东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们听取了杨茂东对案情的陈述,认真审阅了广州市公安局移送贵处的(2006)穗公预案字第0243号《起诉意见书》(以下简称《起诉意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五十一、二百五十二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的规定,现就本案提出如下律师意见,供贵处在审查起诉时参考。

一、关于指控杨茂东非法出版《沈阳政坛地震》期刊的证据。

1、《起诉意见书》认定:“犯罪嫌疑人杨茂东通过网络、报纸、杂志等途径收集有关沈阳慕绥新、马向东事件的有关材料,虚构法律纵横杂志社,盗用《化学试剂》期刊的刊号,拼凑成名为《沈阳政坛地震》(法律纵横2001专号)的期刊。”

据杨茂东称,其没有实施虚构出版单位,盗用合法出版物刊号,拼凑《沈阳政坛地震》期刊的行为。侦查机关在对其讯问中,仅出示了其修改该书中100余字的书证材料,此外没有任何能证明他虚构出版单位,盗用合法出版物刊号,拼凑《沈阳政坛地震》期刊的书证等证据。如果杨茂东所述属实,我们认为:《起诉意见书》的上述指控证据不足。

2、《起诉意见书》认定:“杨茂东指使周亚(另案处理)进行编辑排版,制作成印刷胶片,并指使犯罪嫌疑人高荣森(另案处理)为此刊的彩色封面进行印刷复膜。指使广州高辉印务厂、印刷此期刊内文,及将犯罪嫌疑人高荣森印刷的封面合订成册。”

据杨茂东称,其没有指使过任何人或单位从事过该书的编辑排版、制作、印刷。侦查机关也没出示任何书证(协议、委托书)等证据证明他指使他人编辑排版、制作、印刷了《沈阳政坛地震》。

我们认为,委托个人或单位编辑排版、制作、印刷刊物通常情况下应当签署《委托协议》,还应当有委印单、客户签收单、印刷费发票(收据)或付款凭证等书证,上述书证均可有效证实谁是委托人(指使人)。如果没有上述书证仅凭“证人证言”,甚至是具有利害关系的同案犯的“证言”是不足以证实杨茂东“指使”周亚等人对《沈阳政坛地震》期刊进行了编辑排版制作、印刷的。

3、《起诉意见书》认定,“犯罪嫌疑人江伟、张志涛(均以移送起诉)受犯罪嫌疑人杨茂东的指使,将《沈阳政坛地震》期刊(法律纵横2001专号)以每本10元的价格,销售给沈阳、大连等地的书商。”

据杨茂东称,其没有指使过任何人销售过此书,侦查机关认定的上述事实,仅有具有利害关系的同案犯罪嫌疑人的“证言”而无其他任何证据可以证实。

我们认为,依据我国《刑诉法》规定,如果没有直接证明杨茂东指使江伟、张志涛销售《沈阳政坛地震》的相关书证(如《协议书》、《委托书》等),仅有具有利害关系的同案犯的“证言”,且是对5年前所发生事情的“证言”,这样的“证言”的证明力是极弱的,仅凭这样的“证言”是不能认定杨茂东指使他人销售《沈阳政坛地震》期刊的。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起诉意见书》仅凭具有利害关系的同案犯罪嫌疑人的“证言”认定杨茂东“虚构法律纵横杂志社,盗用《化学试剂》期刊刊号,拼凑成《沈阳政坛地震》期刊”指使他人,编辑排版、制作、印刷、销售该书,证据是不充分的。

二、关于涉案金额的认定

《起诉意见书》认定:“2001年7月12日、2001年7月21日销售给沈阳书商《沈阳政坛地震》期刊(法律纵横2001专号)成品共20680本,非法销售数额合计人民币206800元。”

据同案犯罪嫌疑人江伟的律师向我们介绍,2001年江伟在广州总统酒店和沈阳书商是按每本人民币3元左右结算的,那么20680册图书的书的“违法所得”就有可能在人民币5万元以下,这样按照最高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应当被认定为“情节严重”而非“情节特别严重”。我们认为:“有利被告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原则要求证明有罪的证据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 的程度,如果控方的证据不能排除被告人无罪的“合理怀疑”,被告仍应被宣告无罪。由此引深,对同一犯罪行为存在两种以上解释的时候,应当做有利于被告的解释。该原则是现代司法制度人权理念的重要体现,其目的主要是保护处在弱势地位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沈阳政坛地震》的定价为每本人民币10元,但实际成交价则为每本人民币3元左右,故在“经营数额”和“违法所得”存在“质”的差异,按“经营数额”认定,则为“情节特别严重”,刑期五年以上;按“违法所得”认定则为“情节严重”,刑期为五年以下,甚至还有不构成犯罪的可能(按照最高院对“违法所得”的解释,违法所得数额为获利数额,获利数额是实际经营数额减去成本,这完全可能低于2万元的最低够罪标准而仅涉及行政处罚)。故我们认为:即便贵处仍坚持认为杨茂东涉嫌非法经营罪,贵处也应按照“有利被告”的原则,重新计算“违法所得”,以此认定涉案金额,最后判断杨茂东是否构犯罪,如构成犯罪,那么是“情节严重”还是“情节特别严重”!

三、关于本案的程序

1、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五年后又重新立案侦查本案,没有法律依据

据《起诉意见书》指控及江伟原律师(2001年为江伟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的介绍,本案同案犯江伟曾在2001年8月因同一案由被沈阳警方抓获并移送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立案侦查,几天后江伟被取保候审,并交纳了两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一年后江伟被解除取保候审,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向其退还了两万元人民币保证金,但将现场书商支付的书款没收。据此我们认为:此案已经在5年前处理并结案,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5年后又因同一案由再次立案侦查,有违“一事不再理”的刑法原则。

另外,在长达5年之久的时间里,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从没有找过杨茂东进行过调查,连最基本的询问都没有过。杨茂东在此期间亦没有任何逃避侦查的行为,5年之后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却又以同一案由追诉杨茂东,并将其认定为本案主犯,我们认为是没有法律依据,因为本案已过“追诉时效”。

2、本案应将同案犯一并起诉、审理

《起诉意见书》没有对江伟、张志涛等同案犯一并指控,也没有注明同案犯的主体情况,仅注明“已移交起诉”或“另案处理”,我们认为,既便贵处坚持起诉杨茂东,因本案的几个犯罪嫌疑人之间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相互矛盾的地方也很多,故应该一并起诉,并一起移送法院作为一个案件进行审理,以印证、质证相互的“证言”,使本案的事实得到真正的澄清。

四、关于杨茂东向我们反映他在侦查阶段遭受到刑讯逼供的问题

我们在会见杨茂东时,杨茂东向我们反映预审人员在对其进行了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逼供,具体表现为:1、连续讯问,预审员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对其提讯共计96次;2、预审人员曾将其手脚铐在木板床上达40天;3、预审人员罗伟国将自己掐伤反诬是被杨茂东打伤;4、不让看书,并没收了其所有的书籍。杨茂东为抗议对其的刑讯逼供及变相刑讯逼供,前后绝食绝水40天。 针对杨茂东向我们反映的上述情况,受杨茂东委托,作为其辩护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和《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三十九条规 定,特向贵处提出控告,请贵处依法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如属实,应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以维护杨茂东的基本的人身权利。
综上,我们认为,指控杨茂东涉嫌非法经营,证据并不充分。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莫少平 律 师
胡 啸 律 师
年 月 日

北京两会期间当局对访民严密监控

【大纪元2月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报导)北京召开两会期间,当局派出大量人员对访民进行严密监控。部分访民表示,原本打算上访的念头因而取消。

北京正召开两会期间,原本有访民希望藉此机会到开会场地反映意见,却被当局牢牢监视。

北京访民赵淑玲星期三向记者表示,自从北京召开两会以来,当局就派人对她24小时监控……

赵淑玲:“不让我看病,非法看押我,24小时警察警车都在我们家门口盯着我。”

记者:“有多久了?”

赵淑玲:“从25号开会开始。”

记者:“外面有多少人?”

赵淑玲:“白天三个,夜晚三个;一个警察、两个保安。”

记者:“你要出去,他们都不让是吗?”

赵淑玲:“不让,他知道我们有冤,所以才不让我们喊冤。就出去买菜还可以,看病就不行。买菜时,他们也是寸步不离跟着,他们说要死看、死守。”

记者:“看守会到何时?”

赵淑玲:“警察告诉我到2月1号。”

另一位也是因为拆迁问题的访民王玲也对记者说,这几天当局限制她的出入自由……

王玲:“前两天我发烧出去买药,走到一半时碰上警察,他说我这张脸就是名片,后来就把我拉到派出所,不让我走,也不给饭吃,到晚上七点才让我回家。这几天我一直病着,我去过会场,但警察要抓人,我就赶紧走开了,因为让他抓,白抓。”

本台记者再打电话到北京市公安局查询,对方要记者打电话到信访处……

记者:“这两天开两会,有多少上访的居民呢?”

信访处:“你问的问题无可奉告,你没有权利知道,我也没义务告诉你。”

这位人员迳自挂断记者电话。一位北京访民告诉记者,在当局严密监控之下,他们对于上访已经不再抱有希望……

北京访民:“上访没意义,现在根本就不行,看得挺严的。不是不敢去做什么,而是力量太单薄了。我一个人的力量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根本起不了作用,只能站在这边呼吁呼吁。”(

上海召开“两会” 百姓怨声载道

【大纪元2月1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近日,上海召开“两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会场周围,每天都警备森严,警车、公安、便衣到处都是。据上访访民表示,每天都有数百访民去会场上访,但访民根本无法靠近会场,在外面就被各区截访人员带走,有些访民甚至被抓去旅馆软禁。访民反应,人民代表大会不关心百姓民生问题,如果真是和谐社会,还怕人民去反映问题吗?

人大代表会议结束 访民也解禁

据多位访民表示,被当局重点看守的访民,在会前就被传唤或警告,如果去会场,就关起来。有的访民被软禁在家里,由多位警察跟着。访民抱怨,这是什么人民代表大会?给代表送信都不可以。

上海访民王丽清表示,访民天天去会场,有些被抓到旅馆去了,有的不知抓哪去了?警察跟我说“你去了,就住旅馆了(软禁)”,不能去的访民,就用挂号、快递把冤信送到人大,警察多得不得了,从南京路上海电视台到中苏友好大厦沿途都是。

王丽清说:“人大代表也不敢说话,都回避老百姓的,听了、看了都摇头,他们也没有办法,说是人民代表,又不是人民选出来的,是上面领导指派的,不帮领导做事的话,今年是代表,明年就不是了。”

访民张兆林说:“警察、便衣很多,每天都有数百访民去,在附近就被抓了,叫你签名,然后由各区人员带回去,关在一个房屋里面,人大代表开完会,访民也解禁了,访民都分开去,见一个抓一个。我们黄埔区大约有30人被抓,关到晚上5.00点才放人。”

有访民讽刺说:“我们跟人大、政协说起来很近,但相见难,警察不打你算不错了。”

而刚刚被上海当局打死的访民段惠民家属表示,每天有20、30位警察在她家外面监控,不准访民前往悼念。他家附近被装了3个摄影机,监视进入该区的访民,为段惠民做七的日子,警力增加几倍。家属要求当局尽快查出和惩治凶手,还段家一个公道。

失房16年 给30位人大代表写信

上海虹口区的访民华神清,“两会”前,该区警察就找他谈话“叫他要注意自己言行,不许去会场反映情况”他被监控在7、8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已第5天了,妻子和幼女陪同受罪,去哪里都有2个警察陪着。

华神清给上海市30位人大代表去信,至今也没看到一位代表给他回信或电话关心。

华神清表示,无家可归,还不让反映情况,他们又不是罪犯,如果这个社会讲法律的话,怕冤民去反映情况吗?把冤民看管起来就和谐啦?它有把他们当人民看吗?人大代表讨论的是民生问题,房屋没有了,等于什么都没有了,还剥夺他们行动自由的权利,这是违背宪法规定的,连一点关心都没有。

1991年虹口区法院趁华神清外出做生意之际,将私有房屋判给他人。为了要回房屋,16年来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20余次,至今无书面回复,2005年,虹口法院以解决问题为由,华被骗2次,使他背上3万元债务。这对于月收入只有700元人民币华家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华神清说:“房屋被强拆后,一家三口无家可归,现全家在垃圾房里做饭,在一间小房间栖身,全家夜挤水泥地板睡觉,吃、喝、拉、睡都在里面,人民代表开会,反而限制人民言行,人民代表应当来自人民,为人民讲话,这是21世纪的大上海吗?这是“安定团结,和谐社会”吗?

华神清给上海市30位人大代表写信中最后表示,“16年无家可归,何时是尽头!我代妻子、女儿(12岁)给您跪下了,请求您为无辜冤民伸张。”

上海居民的呐喊

上海访民中,绝大部份是失去房屋的百姓。面对野蛮而惨无人道的强迁,10多年来,冒着坐牢、非法关押、被警察及黑社会式的暴殴下,不分男女老少持续依法上访,向(中共)中央揭露上海的动拆迁问题。

在这场“还我家园!”抗争中,有动拆迁居民:王荣庆、姚克俭、张忠海、杜家荣、杜荣林、常道钧、龚宜夫、蔡百金、蔡新华、陶兴南、周德福、苏根才、奚国珍的丈夫、段惠民等(无法完整统计)死于上海当局的暴政下。

被逼以绝食、跳楼、割静脉自杀、非法关押、刑讯逼供、吃尽牢狱之苦的动拆迁居民更是无以计数。被非法关押的冤民许正清、陈小明、蔡文君、田宝成夫妇、杜阳明老人、毛恩凤、王水珍、石萍等至今没释放。

上海访民表示,他们没有政治诉求,他们所关注的是生存权、居住权及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依法解决他们的上访问题,释放被非法关押和判刑的访民,让他们真正过上和谐幸福的生活。(

反右受害者索赔 孙文广:老人们觉醒

【大纪元2月1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今年是中共反右运动50周年。当年这场运动的受害者近日纷纷联名或单独上书,要求中共为当年所谓的“右派”彻底平反,并对受害者赔偿物质和精神损失。

有些签名上书者被当地党委或公安找去训话,但都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说,“每个个案都在说明一点,老人们觉醒了。经过多少年的锤炼,一旦觉醒,没有恐惧,老一代知识分子也希望为中国和后代子孙尽一点余晖。”

1957年6月,中共使用“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等手段,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并保证“言者无罪”,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方针,结果将55万名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并株连家属。中共当局至今未对这场震惊中外的反右运动进行彻底平反,只在1979年作了个案改正的低调处理,且维持“反右还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结论。

史若平:很多老人上书索赔

原山东大学校报和出版社编辑、81岁高龄的史若平去年就曾发起签名活动,要求中共当局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这次签名活动影响较为广泛,至今已有1500多人签名支持。

史若平1月31日晚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最近很多曾被打成右派的老人们向中央上书,要求赔偿损失,全国各地都有,也有很多人给我来信来电,支持索赔的行动。

他表示,“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官方公布的数字是55万,实际上至少有上百万,镇压规模相当大,迫害手段极其残酷,持续时间长达22年,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发展。但是,中共至今未对这么一场浩劫承认过错误,他们还是坚持说,‘反右是必要的,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而已’。这非常荒谬,轻描淡写的“扩大化”三个字是无法抹掉这血泪斑斑的历史的。因此我们要求当局赔偿。”

史若平已著书《寒冷的夏天》,收录了很多57年被打成右派的著名的知识分子写的文章,但因当局阻挠,一直未能正式出版。他准备自费印刷后散发。

史若平:希望借此唤醒更多的人

史若平表示,自去年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等上书后,至今未收到任何答覆。

“中共很难接受索赔的要求,因为这涉及到它们的根本体制问题。这场灾难主要是中共专制主义独裁制度造成的。”

他说,“虽然我们也不幻想他们真的能给予赔偿,但还是要作这项努力,因为我们感到一种责任感,希望借此还原历史真相,唤醒更多的人。”

孙文广:清算历史浩劫的制度根源

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当局不但不承认反右运动的错误,给蒙冤受难的右派彻底平反,而且企图把它从历史上“蒸发”,这是大家都不能接受的,这么一场巨难不能就这么过去。

“索赔的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在道义上谴责当权者,还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以清白和公道。另一方面,也展现一段真实的历史,鼓励更多的中国民众在各个方面争取自己的权利,不断推动中国自由化、民主化的进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他说,“签名的人都是70、80岁的老人,这些人要求索赔,都不是从个人得失来考虑,而是为了要追求真理和道义,也让年轻一代知道57年的知识分子争取自由民主的遭遇,同时也为了清算历史浩劫的制度根源,为后代子孙的幸福生活创造一个基础。”

邵正祥:将历史事实昭示天下

云南昆明78岁的邵正祥曾任中国电力工业部北京水电设计院测量队长、昆明水电设计院测量队长,1957年6月20日他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被删改过的文章,仗义执言为储安平辩护,因而被打成右派,被投入劳教并监禁了21年。

邵正祥对大纪元表示,反右运动迄今50年,60岁以下的人,对那场灾难已茫然不知,但对我们仍是一场噩梦。风华正茂的青年,完全葬送了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时期。受害者中,近30-40%的人,怀着彻底落实政策的期盼,在贫病中含恨离开了人世,目前幸存的已气息奄奄,朝不保夕……

他说,“我们相信这个巨大的冤案决不会被人为拖延、淡化、冷却而使之自行消亡,我们要将历史事实昭示天下。”

孙文广:反右是红色恐怖运动

孙文广说,反右运动是中共建政后对知识分子最大的一次打击,是制造恐惧的一次红色恐怖运动。当时被打击的都是有思想、有气节的、敢于提批评意见、崇尚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之后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讲话了,这也为后来的大跃进等灾难埋下祸根。

孙文广曾见证了一些著名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的悲惨遭遇。其中包括原山东大学副校长、一级教授、著名文学家陆侃如,他因提出“大学要办好,需要废除党委领导制”而被当局打成右派。

孙文广的老师、物理系一级教授束星北是当时全国拔尖的物理教授,曾在美国和德国都做过研究。他曾写过一首诗讽刺共产党的诗:“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谁要山下走,不准把头抬”,因此被打成右派遭到迫害。

孙文广:一旦觉醒,没有恐惧

据孙文广介绍,由于中央下令,几乎所有签名的人都被当地党委找去训话,但每一个人都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坚持签名是正确的。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找孙文广谈话时称,“有话在国内讲,怎么到外面去签名呢?”孙文广对他说,我也非常想在国内讲,但没有渠道啊……

史若平透露,这次的签名活动震惊了中央,中央下令,各地都通过党组织找大家谈话。他们问我,“为什么要搞签名?为什么要在海外平台弄?”我回答说,为了表示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邵正祥签名后,昆明市公安局的三个领导通过他们单位的党委办公室主任、退休办的负责人找他问话。邵正祥将他所有的文章和签名都带去,与警察理论。

孙文广说,“每个个案都在说明一点,老人们觉醒了。经过多少年的锤炼,一旦觉醒,没有恐惧,老一代知识分子也希望为中国和后代子孙尽一点余晖。”

《人民论坛》文章提出“以党法管党权”

【大纪元2月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最近一期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要“以党法管党权”,“以法治官”,从而使党委书记的权力得到制约。

中共党委书记权力过大、缺乏监督的问题,早在50年前就有人提出来了,如今由中共自己的媒体再次提出,至少说明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网络杂志《中国事务》主编伍凡在回忆57年反右的历史时说----

伍凡:这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政治制度问题。50年前的反右派斗争就是一党独权。好几个知识份子都提到这个事。最著名的就是楚安平提出来的‘党天下’。50年都过去了,现在还是这样,共产党是什么都放,就是执政权不放。这种表现一个就是政治上党说了算。一个就是党委书记说了算,市长也要听党委书记的。

从经济上它把大的企业抓的紧紧的,全国的经济命脉一点都不放。第三是军队不放,党领导军队。第四就是媒体不放。还有组织上的最主要的任命权,做到一定阶层,不是党员就别想进来。还有就是不是上面任命的怎么积极都没用,所有各各方面的大权都要它来控制。

美国约克学院教授周泽浩也说,50年前,“右派”就曾用形象的语言对中共干部在各企事业单位粗暴干涉业务的现象提出过尖锐批评----

周泽浩:这个说法今年又提,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这是共产党建国以后一直在提的,今年是反右斗争50周年。1957年,所谓右派分子就讲“外行领导内行,党垄断一切”,当时就有这个说法,到现在还是没改好。

周教授说,如果不解决党委书记也就是第一把手本身的素质问题,提出制约他的权力,充其量是治标不治本----

周泽浩:因为党委第一把手的选择不是民选的,有的人不是党员就没有机会,优秀人才就没有机会做第一把手。我本人就知道国内很多很优秀的人才不是党员,所以就是仕途无望。第二、上面选第一把手不是择优录用,而是以忠诚录用,所以形成了党委第一把手本身的素质就不是太好。如果选择标准不改变,那还是在一堆庸才里面选来选去,不会解决问题。

这位学者举五年前上海市领导班子的情况为例说,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得以排挤受上海人民欢迎的市长徐匡迪,说明了黄菊的权力是从上面来的,是制约不了的----

周泽浩:最有说服力的就是黄菊和徐匡迪的事情,徐匡迪是最受上海人民欢迎的市长,他的一系列改革是很有作用的。黄菊居然会把徐匡迪赶下去,就是因为黄菊上面有人。这件事情就说明,第一把手这个制度,这个双双管制确实是个大问题,它就是让党在具体处理问题上面主导一切。这东西还是苏联的那一套。

周教授说,依靠群众监督和智库的帮助,可以减少领导班子决策的任意性----

周泽浩:国家太大,各方面的决策的任意性很强。没有民众监督,国家越发展,它的矛盾就越多。矛盾能不能解决就要看领导的智慧了,靠现在这些人主观意志,没有民众监督还是不行,中央的决策一定要有智库和民众的监督。

这位学者说,坚持党的领导已被写进中国的宪法,而党委第一把手是代表党的领导的。现在提出制约第一把手的权力,难免使人感到有投鼠忌器之嫌。

东莞法院赔钱减刑惹争议

【大纪元2月1日讯】(亚洲时报记者张一2月1日撰文)中国广东东莞区级、中级两级法院在多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给予从轻处罚,在一抢劫杀人犯赔偿被害人家属5万元(人民币,下同)后,判其死缓的做法惹来极大争议。有人担忧,在中国目前监督机制不健全,司法审判不透明的现状下,“以钱抵刑”极易被滥用,导致出现徇私枉法,使得有钱人重罪轻判、有罪判无罪,损害司法公正,同时也使法院易藉此敛财腐败,成为又一个新的司法腐败地带。

据1月31日广州《羊城晚报》报道,2005年11月,王某、赖某、周某参与抢劫,并导致蔡姓事主死亡。事主家属提出刑事诉讼的同时,也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索偿。法官获知受害人家属生活陷入困境后,多次安排双方调解。被告王某同意先行赔偿原告5万元,原告表示满意。被告也表示要痛改前非。法官根据双方意见,对王某从轻处罚,一审判处死缓。

据报道,像被告人王某一样通过补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获得刑事减刑的判例,在东莞两级法院已超过30宗。东莞两级法院对外声称,希望通过对这种赔偿机制的探索,再辅以国家赔偿,从而使被害人的利益可以得到最大维护。

针对社会舆论对东莞“赔钱减刑”的质疑,2月1日上海《新闻晨报》援引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梁聪称,“赔钱减刑”不仅是为了维护受害人的利益,也符合最高法院提出的“少杀慎杀”原则。从今年起,最高法院收回了死刑复核权,对主动赔偿受害人损失的,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梁聪声称,以往的刑事审判不是特别注重对被害人的赔偿,被告对赔偿采取消极态度,处于弱势的受害人或其家属因得不到补偿,往往陷入生活困境。法院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帮助受害人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并化解施害者和被害者之间的恩怨,只要罪行不特别严重,没有引起民愤,不违背法律的精神,就是值得提倡的。

同时梁聪否认了“有钱人犯罪可以因此获得减刑”的说法,他反覆强调,“赔钱减刑”的前提是符合下述三个条件,和罪犯有钱没钱无关:首先,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好,并主动对受害人做出经济赔偿;第二,法官要征求受害人或其家属的意见,他们同意调解,愿意接受经济赔偿并在一定程度上谅解被告人的罪行,才可能调解;第三,要看被告人罪行的严重程度。如果社会影响恶劣,比如此前的几起“灭门案”,即使被告人赔钱,也不可能获得减刑。

此外,东莞两级法院提倡“赔钱减刑”做法,得到一些律师的肯定,认为这种做法符合法律的功能和社会趋势。

上海广懋律师事务所律师江清汉对《新闻晨报》指出,“罪犯用经济上的付出来表现自己的认罪态度,法律给予一定的宽容,这符合法律精神。受害人以财产补偿来弥补受害人或其家属的心灵创伤,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的振荡或矛盾。如果罪犯有悔罪表现,罪行也不足以处以极刑,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生命来警醒他人呢?”但对于那些严重的案件,比如连环杀人,用多少经济或物质的付出都不足以弥补,就不能“赔偿减刑”,因为这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

然而,东莞法院以及律师的说法并未能使众多网民信服。有网民质疑,此举是人治而非法治,这样意味着在内地有钱人犯罪,受到的处罚会比无钱人轻。

中国因为是处决死囚最多的国家之一长期受国际社会抨击,今年元旦开始,最高法院实施收回死刑核准权,要求将死刑减至最少,令各地法院“凡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同时在部分地区试点推行“刑事和解”,令罪犯通过经济赔偿获得宽待,以获得免死的机会。

有人认为,东莞的做法如果能在严格监督的情况,无疑是体现了重视生命,对减少死刑和保护人权以及育罪犯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有人也担忧,在中国目前监督机制不健全,司法审判不透明的情况下,“以钱抵刑”极易被滥用,导致出现徇私枉法,使得有钱人重罪轻判、有罪判无罪,损害司法公正、社会正义,成为又一个法院腐败地带。

因此,有意见指出,在内地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推行类似东莞法院以罚钱免除死刑的“刑事和解”宜小心谨慎。首先,在法院推行“刑事和解”的同时,应加强社会宣传和教育,使民众有正确的认知。因为中国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认为“杀人偿命”,“赔钱减刑”很容易使民众造成法律失去严肃性和公正性的错觉,从而对怀疑司法的公正公平,最关键的是容易使社会误导成“犯罪有钱就可以减刑”的观念。

再者,诸如司法不公、司法审判不透明、缺乏完善的监察机制,以及法官质素不高等一直是国内司法系统令人担忧的问题,实施此类“刑事和解”急需严格监督。目前一些内地监狱已开始出现犯人以贿赂的手法 “花钱减刑”的监狱腐败行为。一旦“赔钱减刑”被一些不法之徒和司法界败类滥用,就成了有钱人“花钱抵罪”妙招;同时,一套严格监督机制还可以防止司法机构藉此敛财。否则“赔钱减刑”的做法,最终沦为一块新的司法腐败之地。

潜江农民:还地于民是纸上谈兵

【大纪元2月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采访报导)虽然大陆的官方媒体现在已经明确指出地方政府在征地中的错误行为,但农民更在乎的是拿回土地。湖北潜江市彭鲁村村民本周三继续以集体行动争取政府的纸上政令变成现实。

湖北官方媒体《楚天都市报》星期二一篇题为:“频繁发生的土地违法行为,很多跟地方政府有关”的报导称:星期一,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公开5件直接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涉及土地1100多亩,有官员受处分。其中提到了潜江市委支持的专题研究金澳科技炼油专案建设,占用耕地360多亩,属“非法批地”,责成潜江市政府宣布批地档无效,收回土地恢复耕种。

另外,金澳科技在潜江泽口开发区非法占地约200亩,属非法占地,也都经过地方政府“点头”。经查实,对金澳科技罚款266万元,除没收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泽口开发区彭鲁村六组的一百多村民星期三一早拿着报纸到当地金澳科技公司正在兴建的厂房,发现并未像报中所言已经被没收。维权代表彭先生星期三告诉本台,他说……

彭先生:他们现在还在搞,政府现在也不管。我们今天早上都在金澳科技非法占地的这一块。到工地的村民大概一两百,把那门堵了,要求他们把地还给我们。省厅已经宣布它们这个征地无效,责令地方政府恢复耕种,但是地方政府不管。现在老百姓要他把钱退给我们,报纸上说是罚了他266万,处分了市委官员。我们老百姓是这样的,你市长或副市长被判刑,那是罪有应得,但是我们老百姓的土地要收回呀,我们是靠着土地吃饭的。

当地村民说官方媒体上这篇报导承认被非法征占的土地面远比实际上小,金澳科技非法占用了泽口开发区1100多亩土地,其中600多亩是彭鲁村第六组300位村民原本居住以及耕种的地方。

从2004年起,潜江市各级政府就开始了野蛮征地逼迁行动,其中公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位女村民说:她说……

女村民:在非法拆迁过程中,国安大队一个大队长到老百姓家说,这次行动是株灭九族的行动;一个派出所副所长到农户家也是这样说,这都是公安战线的人说的。

政府05 年春天强行铲平农田,不只出动大批公安,还利用黑社会砍伤反抗的村民。彭先生说……

彭先生:出动大批警察、机关的人、还有社会上的人追打我们彭鲁六组的百姓。我们不让他们征这个地呀!眼看粮食都要收割了,他们却用推土机把它都轧掉了。第二天05年4月25号,泽口开发区政府官员雇用凶手袭击我们村民,砍了七刀。

村民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得到的只有每亩含青苗损失费在内一万八千块的土地赔偿。失去房屋,也只有每平方90块钱的拆迁补偿。政府并没有重新安置的计划,也没有任何安置计划。有老人因房子被拆,要住在牛棚猪圈里,不久在那里去世,连出丧的地方都没有。彭先生说……

彭先生:彭先生的老伴就死在猪圈里,出丧都没有地方出。追悼会就在村里厕所旁边,没有地方呀!还有孙安姑,七十多岁了,就热死在牛棚里。

多数村民们被迫在仅剩下来的一小块基本农地上自己盖起了没有土地使用证的房子,而至今还有三户人家坚决抵制拆迁,但是已经被断水断电两年多了。近日他们收到法院强制执行通知书,其中一位户主鲁女士说………

户主鲁女士:我们总觉得他们不是合法的,一开始他们的拆迁许可证就是假的,我们不愿搬。

彭鲁六组的村民们就征地拆迁问题已经无数次到各级政府上访,都没有得到解决。这次,省政府虽然在媒体上点名当地的土地属于非法征占,但至今还没有哪一级政府与村民商讨还地、赔钱、或是长远生活保障的事,村民只有继续发出声音争取自己应有的生存权。

杨宽兴:三届总理批示,为何不抵一家外商举报?

【大纪元2月1日讯】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肯定会觉得窝火:本已经平安着陆,退休后挂一个中国药学会理事长的头衔,总可以悠然地度过晚年,并肆意享用此前大捞特捞的真金白银了,却不料阴沟里翻船,致使前功尽弃。正如一位知情人所说:“本来以为他那一页就此揭过了,没想到药监系统大规模的整顿正在酝酿。”

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郑筱萸或许到现在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翻船。从目前披露的资讯看,郑筱萸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期间,由于体制弊端和腐败因素,整个医药系统管理混乱,致使假药横行、药品价格扭曲性上涨,对此,医药系统曾有人勇敢地挺身而出,其中有一个叫作高纯的举报人,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从未停止过对有关违法犯罪问题的实名举报,“我至少向国家药监局寄送挂号信100多封、特快专递42封、电子邮件400多封,发送电报二次,拔打电话500多次,去访21次,其中八次是在局长接待日。”对于高纯的举报,从李鹏到朱镕基再到温家宝均有批示,可是,举报材料到了郑筱萸那里,便石沉大海。不仅如此,由于举报企业的作假行为,高纯被打击报复,药政调查组的成员中有人将高纯举报的材料内容、证人及检举人姓名告诉了举报人直接领导,高纯所在单位先是勒令高纯停工、强制下岗、停发工资、威胁开除,后又被公司领导打成骨盆骨折、耻骨联合分离,移位约0.5厘米。最后,一纸文书将高纯踢出了厂门。目前高纯流落在外打工,一贫如洗,而负责造假的企业管理人员接受记者采访中却表示:“事情发生后,我只在企业作了检查,没有受到其他处分。”同年底,造假者升任企业副总经理。

高纯曾为此起诉国家药监局“行政不作为”,闻听此事,一向以“温文尔雅”著称的郑筱萸勃然大怒:“你是第一神经!”

我们虽然不能将中国药品行业暴露的一系列问题都推给郑筱萸,但这位本应负责药品检查监督的国家药监局局长对举报人的态度,却可以说明一切。因此,高纯针锋相对地对郑筱萸说:“你是第一贪官。”──这有些夸张,在当下中国,要选出第一贪官,确实不怎么容易──如果不贪,郑筱萸的屁股就不会坐到造假者一边。

但问题是,三届总理对于药品行业的混乱和作假问题既然均有了解并做了严查的批示,为什么不仅无法严查下去,反而让郑筱萸长期得势,让高纯这样的举报者长期受压呢?

同样我们要问,既然郑筱萸的官位长期“岿然不动”,为什么却又在平稳着陆后意外翻船呢?

齐二药、奥美定、欣弗、广州丙种球蛋白等重大医药事件的发生自然是一个因素,作为药品监督部门,郑筱萸局长等人对假药从源头上的放水,为中国大陆整个医药体系的安全性埋下了巨大隐患,正如国家药监局一位官员日前所说:“造了多少孽,郑筱萸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真正导致郑筱萸落马的导火索是一家外国制药公司举报了几家企业向中国国家药监局行贿20万欧元。“这件事在国外闹得沸沸扬扬,国家有关部门得知后果断采取了行动。”

看吧,高纯的举报材料最多从三届总理的办公桌转到郑筱萸的办公桌上,除此之外,高纯还能有什么办法?即使体制内有人同情并帮助他,在权力大于一切的封闭操作体系中,既然举报人自身的命运都成了问题,药品作假的问题又如何能得到解决?谁能指望作假分子的总后台对作假者痛下杀手呢?但“一家外国制药公司”就不同了,他们的举报材料不是从总理的办公桌旅行到药监局局长的办公桌就算完了,你郑筱萸不管,人家外国的制药公司还有别的管道寻求公道,那就是新闻媒体,虽然只是国外的新闻媒体,却同样可以对中国的腐败起到一定监督作用(十分悲哀的是,对于揭露中国境内的药品腐败问题,中国媒体表现糟糕)。

一切黑暗的地方,只要有阳光照射,肮脏的东西就再难以存活,而这阳光,就是新闻自由和民众的知情权。有关反腐问题,这是郑筱萸给我们的又一次启示。借助权力反腐的幻想是可笑的,三届总理的批示又如何!在那个狭小的权力范围之内,有太多我们既不知晓也无从把握的错综复杂关系,而身居高位的官员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也与我们不同,贪官有很多办法糊弄他的上级。既然花瓶式的人大机构和难以独立的司法体系根本无法起到权力制衡的作用,没有外力的介入,一股独大的党权、行政权如何能够积极反对自身的腐败?这也就是三届总理的批示如此无力,而一家外国制药公司的举报却如此锐不可挡的实质。面对立法权、司法权的疲弱,包括互联网和境外媒体在内的第四权──舆论监督权在反腐中可以起到很大的补充作用。

在系统性的腐败面前,不应信任权力,而要相信公众的判断,正如米奇尼克所说:“没有什么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只要有了公开的言论,公众的压力就能形成。对于无处不在的腐败问题,除了向上的举报,更要有公开揭露的勇气。

或许,对反腐败而言,一次曝光胜似三届总理。

转自《民主论坛》

四川居民被重庆警察折磨致死

【大纪元2月1日讯】四川省法轮功学员段远乐,于2004年底被重庆市合川国安大队警察绑架,被折磨的无法行走,精神恍惚,回到家后于2006年10月7日去世。

据明慧网2007年1月31日报导,段远乐,男,二十七岁,高中文化,家住四川省武胜县农林乡,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患有严重的癫痫病,到处求医却医治无效,花去不少钱。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段远乐身体完全康复。其父亲看到儿子的病全好了,觉的法轮功太神奇了,也开始了修炼。

2004年底,段远乐自己买了一台电脑和打印机,在家开始做法轮功真相资料。2005年7月26日,重庆市合川国安大队秦梦云、冯云等警察闯进段远乐家中,把段远乐和他父亲同时从家中绑架到合川国安大队,段的父亲被家人拿钱接回家。但段远乐却遭到合川国安大队秦梦云、冯云等警察的酷刑逼供,后被劫持到合川看守所关押4个多月。

后来,段远乐又被转到四川省武胜县看守所,在武胜看守所被迫害得出现生命危险,警察怕承担责任,才通知其家人。家人到武胜看守所见到段远乐时,段远乐晕倒在地,口吐白沫。武胜县“六一零”、国安大队的警察强迫家人以取保候审的方式领回家。

2005年农历冬月二十七,段远乐才被领回家中,但已被折磨的不像人样,无法行走,头部、面部多处伤痕,精神恍惚,语无伦次。见者无不伤心落泪。

回家后经家人细心照料,段远乐身体稍有好转,却又遭到武胜县警察通知去判缓刑三年。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段远乐的身体和精神彻底垮了,基本生活都无法自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于2006年10月7日在家中去世。

据知情人透露,段远乐去世后,警察到段家中施压,不许家人将此事传出去,否则会找家人。至今家人都不敢说出段远乐被迫害的细节。

明慧网呼吁知情人士提供更多信息,早日把迫害段远乐的所有凶手捉拿归案。

111选委挺梁家杰参选香港特首

【大纪元2月1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怡香港报导)昨日是香港泛民主派形容为历史性的一刻,参选第三届行政长官选举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梁家杰举行发布会,宣布已取得111个选委提名,足以成为正式的特首候选人。梁家杰形容参选过程是民主进程的一个“奇妙旅程”,但他预料未来两个月的选举工程将会很艰巨。

梁家杰这样形容他们参选的“奇妙旅程”:“我们由无竞争(选举),变成有九成市民要求的有竞争;我们由无入场券变成有入场券;我们由无辩论变成都应该有辩论;我也都由参选人变成今日的候选人。”

港民主进程历史性时刻

他并形容这一天是香港民主进程的一个历史性时刻:“因为在‘回归’(中共接管香港)的10年历史之中,今次是第一次有民选的议员可以成为特首的候选人,挑战获中央(中共)‘祝福’的现任行政长官。”梁家杰认为港人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因为今日我们做出的成绩,并非钦赐,是凭着我们过去一直的坚持努力而做出的成果”。

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将在今早宣布参选,泛民主派昨日抢先公布取得特首候选人的入场证。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的发布会上,特首选举民主工作小组主席杨森正式宣布已取得超过100名选委提名,使参选的梁家杰正式成为特首候选人。他在感谢各选委支持的同时强调,“他们支持梁家杰参与特首选举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争取双普选,就是2012年双普选”。

落区征签支持双普选

杨森并宣布选举工作进入第二阶段,他说:“我们第二个阶段的主题就一个,争取双普选支持梁家杰。我们都会落区,从今天开始落区搞争取双普选的签名运动,希望能将2012年双普选带入这次的选举中,我们参与选举就是想挑战这个选举,打破‘小圈子’。”

准特首候选人梁家杰指出,111位提名他的选委不是因为他能当选而支持他,而是回应广大市民要打破最封闭的小圈子选举的诉求,“他们很希望曾荫权和所有特首候选人能面对公众,将他们的政纲拿出来作公开辩论,让香港人可以选择香港的愿景”。

梁家杰批评曾荫权承袭了由上而下的管治模式:“他的政策,经济政策是向大地产商、大财团倾斜,但对小市民却斤斤计较。曾荫权他愿意关起门来,和不同的大商家、大地产商去讨价还价,但是唯独是就是不愿面对公众、公开面对市民的质询、面对辩论。而我所代表的是一些无权、无势、无票甚至是无钱的,但是日日在那里努力、默默耕耘、辛勤工作的香港市民。”

他预期未来两个月的选举工程将会很艰巨,希望和全体市民一齐踏步,为争取2012年双普选努力。

曾再无藉口推搪辩论

泛民主派的参选小组估计,提名梁家杰的选委数目肯定会多于111个。梁家杰强调,争取选委提名的工作并未结束,而选择在昨天公布提名,是希望确立特首候选人身份,令曾荫权再没有藉口推搪参与公开辩论。他指目前的工作焦点,是举办一场有声有色的选举辩论。他并选择今天曾荫权宣布参选的同时,举行黄大仙议员办事处开幕礼,是要突显自己来自民间,相反曾荫权则高高在上,闭门会见选委。

10多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及来自8个界别的选委出席了昨日的发布会,表示对梁家杰的支持。来自工程界的选委赖亮智表示,现在不仅是贫富悬殊的问题,楼价悬殊的问题更加严重,此外也包括社会目前的许多问题。他认为真正的民意,最终就是要使整个建制有大的改变,就是特首和立法会议员由一人一票选出来。但他坦言,虽然很高兴梁家杰拿到入场证,但也有不开心的地方,因为香港人这么多年来“仍然不能够亲手选出带领香港的行政长官”。

代表教育界的选委陈家洛表示,教育界的15位选委全部提名梁家杰,支持争取2012年双普选。他说:“如果曾特首真的想成为人民的特首,落实他所谓24小时特首的理论的话,请他将这个议题放在他的竞选纲领里面,否则的话,我们会穷追猛打,令到这个选举真正成为属于人民的选举。”

15岁西藏少年 披露藏民逃亡惊险内幕

【大纪元2月1日讯】去年九月,中国边防部队枪击逃亡藏民的事件引起国际上的严重关注和谴责。2007年1月30日,美联社驻亚洲记者从印度发回了一篇专访,详细介绍了9月事件之后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成功逃到印度达姆萨拉(Dharmsala)的一位西藏少年的故事。

据美联社报道,这名西藏少年名字叫做杰杨.萨姆滕 (Jamyang Samten),年仅15岁。他就是去年9月那次出逃并引发枪击事件的75名藏民之一。2006年9月30日,这75人计划越过海拔近七千米的喜马拉雅山脉的一处山口向尼泊尔和印度方向逃亡,但被中国边防军发现,哨兵使用自动武器射击,一名25岁的尼姑和另一个藏人毙命。

幸存藏民中的41人奋力逃出了危险区,辗转来到印度;而另外32人则遭解放军捕获并关押,杰杨.萨姆滕就在其中。据杰杨讲述,被捕后他们受到肉体折磨,中国军警用驱赶牲畜的带刺棍棒抽打他们并迫使他们充当苦役。一段时间后,当局释放了他们,杰杨.萨姆滕成为这些逃亡者中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再度冒险并成功逃出的人。

达姆萨拉西藏难民救助中心人员透露,杰杨.萨姆滕是在1月29日才刚刚抵达,一路历尽千辛,翻越了喜马拉雅山脉途径尼泊尔来到达姆萨拉。据悉,杰杨在晚些时候见到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杰杨还说,被中国边防军抓回去的32名藏人很多都还是孩子----平均年龄在20岁以下。解放军开枪的时候,他们正跟随着成年藏人的队伍行进。听到枪声,他们听向导的话潜伏起来,但是向导一去不返。3天后,32名饥寒交迫的藏族青少年试图再闯边境,遭到中共边防军的包围。

军队先是对天鸣枪示警,然后对企图逃跑的人四周开枪。杰杨.萨姆滕回忆说,“子弹就在我们的身边飞过”。最后,被军队团团围住的孩子们被迫爬上了一辆军用卡车,被运回哨卡。卡车上赫然陈放着三天前被打死的那位年轻尼古的尸体。

据了解,每年有数千名因故无法获得中国护照的藏人采用同样或类似的方法跋山涉雪逃往印度。

中共流氓特务骚扰美国华人晚会热线

【大纪元2月1日讯】(大纪元记者王宇心综合报导) 在本周末2月2日和3日休斯顿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上演的前两天,中共安排特务从中国大陆打来骚扰电话,接连两天持续攻击休斯顿新唐人晚会几条售票热线,不间断的重复恶意电话录音,留言信箱也被挤爆,直到售票热线手机蓄电耗尽,此骚扰电话号码来自中国大陆为0118617911020000,拨此号码要么是忙音、要么是空号,中共流氓特务利用自动电话进行骚扰。

在纽约中共流氓特务在美国东部时间2月1日,每分钟两次的打入纽约新唐人全球华人晚会售票热线电话来干扰。昨夜通宵不停,今天一早又再开始干扰。有关方面已经报警。另外,美国华府、波士顿等地的新唐人华人新年晚会热綫电话同时也收到骚扰电话,骚扰电话占据电话綫,让观衆查询困难。

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目前已在温哥华、旧金山、洛杉矶、波士顿、渥太华、蒙特利尔、多伦多、费城、华府、以及台湾等地隆重上演,这台中国正统文化艺术大型歌舞晚会气势恢宏、规模盛况空前,中西方观众反响热烈、好评如潮,令人留连忘返。新唐人新年晚会在全球巡回共演出76场,预计现场观众达15万-20万。
  
在给华人观众带来赞美和欢乐的同时,新唐人晚会在西方主流社会引起了强烈震撼,被誉为“中国歌王”的关贵敏说,“西方观众对新唐人晚会节目的评价很高。”华人观众也由此升起一种自豪感,他们表示,这台晚会给中国人提气,提升了华人的形象。
  
各地新唐人晚会皆获得众多各国政要、主流媒体、商界名流、社区侨领等祝贺和赞助。美国国会领袖、加拿大总理、台湾正副总统、以及各级政要纷纷给新唐人新年晚会发来贺信和褒奖,感谢新唐人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多元化社会与和谐相处的理念做出的独特贡献。
  
继新唐人圣诞晚会在纽约百老汇连演九场引起轰动之后,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又于1月9日在洛杉矶好莱坞柯达剧院闪亮登场,那里是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永久会场。好莱坞影星、加州州长阿诺.史瓦辛格给新唐人晚会发来贺信。1月26日和27日在华府的新唐人晚会也引起美国首都各界感动和惊叹。

据洛杉矶新唐人表示,中共总领馆曾通过各种手段干扰此次洛杉矶晚会,包括给媒体、政府官员发诋毁性信函,对晚会赞助商施加压力等。洛杉矶新唐人及其晚会支持者1月26日在中领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与集会,谴责中共压制媒体自由、诋毁抹黑与煽动仇恨的卑鄙行径。

《中国事务》总编伍凡先生强烈抗议中共这种非法的、采用特务手段的干扰破坏行为。他表示,这些行为是触犯了美国法律,要求美国政府关注此事件。伍凡说,可以肯定,中共政权的破坏捣乱,绝对阻止不了传统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广大,新唐人晚会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深受观众热烈欢迎就是明证。
  
新唐人晚会在加拿大上演期间,中共使领馆向加拿大各级政府、媒体及赞助商发信,警告他们不得参与晚会活动,说晚会反华、是法轮功的宣传等,并声称演出破坏中加关系。作为对此的回应,1月12日在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的新唐人晚会,加拿大约翰.贝尔德部长代表哈珀总理到场祝贺,加拿大议会副发言人、国会议员、安省议员、渥太华市长和六位市议员等政要前来观看节目。
  
中共驻悉尼总领馆也在去年12月20日向澳洲的议员们大量散发诋毁新唐人的信件,要求他们拒绝新唐人的邀请,不要向晚会致以新年问候,不出席新年晚会等。1月31日,澳洲新唐人举行新闻发布会,强烈谴责中共在澳洲打压新年晚会的演出,并要求中领馆立即停止在澳洲散布仇恨。

中共还通过韩国外交部和文化部向韩国国立剧场施压,以取消该剧场今年6月将在中国举行的演出相威胁,在演出前一天取消了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首尔场的演出。1月7日,多家韩国媒体以社论的形式,炮轰韩国政府屈从中共而取消新唐人晚会的演出。
  
这台受到各国政要和中西方观众高度评价的晚会,之所以遭到中共近乎疯狂的打压和干扰,新唐人电视1月29日在纽约曼哈顿举行的记者会上,向美联社、路透社、纽约邮报、彭博广播电台、纽约人电视等十几家西方主流媒体揭示了其背后原因。
  
新唐人电视副总裁周世雨博士指出,中共的斗争哲学和残暴本性,与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不能相容,也是中共不择手段打压新唐人演出的深层原因。中共不但以经济利益威胁新唐人演出的赞助商,而且威胁要参加演出的演员。
  
大纪元专栏作家横河指出,很难想像,中共政府会怀着如此深仇大恨对待一个在海外弘扬纯正中华传统文化的演出,甚至不惜动用国家资源,包括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文化交流、外交资源、民间交流等来打压破坏,除非这台新年晚会确实是威胁到了中共的生存。
  
日前在马来西亚公开号召中共党员以真名退党的原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甲指出,新唐人晚会把中国真正的东西呈现在舞台上、荧幕上,这正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他表示,中央电视台节目体现出共产党政权的衰落性,灭亡的必然性,新唐人晚会就是新生事物来取代北京的新年晚会,谁也抗拒不了,那么从海外出现慢慢就要流到大陆里面,如果中国大陆都看到新唐人晚会,共产党失去了媒体不就完蛋了嘛!

活动人士促美国关注中国宗教自由

【大纪元2月1日讯】(美国之音记者:韦娓2007年2月1日华盛顿报导)美国国会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星期三举办听证会,检验美国的对华政策。出席作证的有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亚洲研究协会执行主席张而平、龚品梅主教基金会主席龚民权等中国宗教自由及人权的倡导者。

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1998年成立以来一直密切注视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由于中国不断违反宗教自由,该委员会向来提议中国事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经过三年的外交努力,这个委员会终于在2005年8月访问了北京、新疆、西藏、成都和上海。他们在这次旅途中发现,中国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崇拜活动在发展,而中国当局却急于在可能的情况下管理控制宗教活动,在控制不了时又压制宗教活动。

维族妇女:丈夫因宗教活动受迫害

怀抱婴儿参加听证会的维吾尔族妇女卡米拉诉说了丈夫候赛因.切里尔遭受迫害的情况。

她说,她丈夫由于教导维吾尔族人祈祷和学习可兰经等宗教活动而被拘留,去年3月中国当局不经审判就以分裂主义罪名关押切里尔。切里尔至今没能和生于去年6月的小儿子见上一面。卡米拉说,中国当局无视切里尔的加拿大国籍,继续关押切里尔,使得世界各地的维吾尔族难民感到不安,她恳求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尽一切可能让她的丈夫安全返回。

龚民权:中国没有宗教自由

龚品梅主教基金会主席龚民权说,中国今天根本没有宗教自由,据基金会所知,目前有六名主教被监禁,其中包括河北保定罗马天主教地下教会的杰出领袖苏志民主教。

他说:“苏志民是1997年10月8号被捕的,如今生死未卜。2003年11月苏主教因眼科手术和心脏病而被秘密送进保定军区中心医院,但是,当局一发现外界得知有关消息立即把他转移到另一秘密地点。这些年来,苏主教曾五次被捕,至今已在监狱渡过27个春秋。

“同为罗马天主教地下教会的卢神父是农民的儿子,还参加过解放军,但是他秘密收听电台的读圣经节目和美国之音,潜移默化接受了天主教教义。复员后立即参加地下教会,并被任命为神父。但是,他不久便屡次被拘捕,还在关押中遭受毒打,至今下落不明。”

龚民权说,类似事例不胜枚举,足以说明在中国宗教迫害并非历史,而是现行活动。他敦促美国政府官员,在和中国政府会谈时要把释放这些宗教信徒并为他们洗清所谓“罪名”作为首要议程之一。

张而平:法轮功学员处境日益恶化

亚洲研究协会执行主席张而平代表法轮功学院发言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处境越来越恶化。

他说:“我感到悲哀的是,自从我2000年在这个委员会作证以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日益糟糕。法轮功并没有政治野心,但是却遭到中国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暴力镇压。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于非命。”

中国当局把外界对法轮功的关注斥为“干涉中国内政”。

张而平提议美国官方必须采取行动阻止中国政府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可行的措施包括不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国官员进入美国、敦促中国政府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当局提出法轮功的问题。他说,敦促中国当局尊重人权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支持中国人民得到宪法保障的权利并非“反中国”,而是美中两国人民的友好行动。

王宇一:一道对良知的拷问

【大纪元2月1日讯】(编者按:对于被控“无准证集会”的6名新加坡法轮功学员来说,今天的法庭裁决将是非常关键的。在前6天的审讯中,控方提供了全部的证人和证据以支持控状,辩方也完成了对于控方证据和证人的盘问。虽然辩方对控方的证据、证词和控状所提出的种种疑点,已经足以推翻原有的控状,但是为了诬告6名当事人罪名成立,控方在昨天已经正式修改控状,并得到了法官的许可。今天法官将就该案的表面罪名是否成立作出裁决。如果罪名不成立,所有被告将被宣告无罪,案件审讯结束;如果罪名成立,审讯将进入辩方辩护阶段。在法官作出裁决之前,允许每一个当事人就前一阶段的审讯作一个总结陈述。以下就是当事人之一王宇一博士今天早上在法庭上所提交的阶段性陈词。)

新加坡 “10.23无准证集会案”阶段性陈词

王宇一,2007年2月1日,星期四

我的女儿就读于新加坡一所基督教小学。记得几年前的入学典礼上,校长以“六年后您的孩子在步出校园时将学到什么”为题向家长们介绍学校的培养计划和教学思想。我开始并没有太在意,认为她会讲一些技能方面的东西。但是没有想到,屏幕上接着显示的第一行字却是:“他将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我曾与很多朋友分享。因为在中国,不管是在我上学的年代还是现在,很多人步出大学时虽掌握了很强的专业技能,但并不具备基本的是非判断的能力。我觉得女儿很幸运,为她高兴。

去年7月10日我接到东陵警署的起诉状,那一刻家里的一切都乱了,我尤其不知该怎样向年幼的女儿解释。后来干脆鼓足勇气,向她原原本本的解释妈妈为什么要牺牲周末的时间到乌节路分发资料,警察叔叔又为什么将妈妈告上法庭。我让她背出《新加坡信约》,“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然后问她,妈妈和警察是谁在违背新加坡信约的精神时,她很快做出判断,“妈妈做的对” 。一道看似疑难的问题就这样轻松的解决了。

我为此感到一些轻松,我看到因为此事误解我的人,即便有也是很少数。但我又不轻松,我知道执意迫害修炼人的国家、民族或个人都是没有前途的。为了让更多的人通过明白我的无辜,而明白不应为了短期利益毁掉自己的未来,我决心走上法庭为自己抗辩。

在这个法庭上,法官大人曾无数次的拒绝被告盘问警察的问题,理由是问题不相关,我们在浪费时间。然而,如果新加坡的政要对小学生每天背诵的《新加坡信约》还有一丝一毫的尊重和认可,他们将不会为了讨好中共,从2001年起一次又一次的将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控上法庭。即便个别政要见利忘义做出违背良心的选择,如果各级执行任务的官员,尤其是主控官,仍然具备一个小学生的是非判断能力、或者是良知,我今天就根本不会站在这里浪费时间。

起诉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在新加坡一再发生。这件事情,说小了是浪费新加坡可贵的人力资源,说大了是在动摇新加坡“宗教信仰平等”和“建立公正民主社会”的建国基础。看看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几十年后,对传统文化和道德基础的破坏后中国今天所面对的困境,就能想像新加坡今天若还不悬崖勒马,将面对多么可怕的后果。

回到法庭,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即便前面的人都做错了,法官今天仍然有能力为了新加坡人的长远利益纠正这个错误,推翻控方毫无根据的起诉,还法轮功学员以清白,还新加坡司法系统以公正形象,还新加坡公民做人的尊严。我提醒法官,这是新加坡人对您的委托。

这个法庭,具足一切元素包括桌椅板凳、设备和各种角色的人员,却不反映任何法律精神。在6天的审讯中,我们听到的是证人违心的谎言,看到的是警察造假的证据,以及极度扭曲后面目丑陋的控状,想像的到的是背后见不得人的决策系统。当然,6天的审讯也见证了法轮功学员的坦荡无私和修炼人高贵的人格。

看完这些,在场的每一个人,如果不是为利益驱使,都已经在心中做出判决。然而训练有素的检察官却为了坚持错误,在法律中找根据,不惜修改控状为警察圆谎;训练有素的法官也在法律中找根据,将检察官的圆谎意图合理化,或说将自己漠视被告权利和丧失法官公正性原则的行为合理化。

我有足够的理由这样说,只是为了节省法庭时间,这里放弃一一陈述的权利。我相信我其他几位同修会做出令人信服的陈述。

在利益的驱使下,新加坡法庭早已不再是伸张正义的场所,而成为讨价还价的市场。律师不准备为被告推翻控状,而只是代表他们向法庭求情以获轻判。在几次的案件中,法庭反复提醒我们的,一是“是否认罪”,而是在判决后一再问“是否求情”,前面的案例甚至因为不求情而被重判。而我作为被告的其他权利,如传召证人的权利,被公正审讯的权利,却是这个司法系统完全忽视的。

我提醒法官重温《新加坡信约》和她所表达的建国精神,回忆自己成为共和国法官时的宣誓,也思考为什么新加坡刑事法典第180条(d)小节赋予法官否决主控官修改控状的权利,然后检视自己的行为是否滥用了人民的委托。

如果法官在上述问题上保持清醒,今天的判决将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这里不存在任何法律专业问题,每个人所面对的却是一道对良知的拷问。这个问题新加坡的小学生有能力回答。

事实上,无论您怎样判决,在场的每一个人和关注这起案件的全世界无数的法轮功学员和正义人士,都早已做出了道义的判决。您今天的判决,不是对被告表面罪名是否成立的判决,而是对新加坡司法公正的判决,对新加坡法律界专业人士道义良知的判决,当然也是对您作为法官是否敢于主持公正的判决。

此事事关重大,希望您慎重考虑,谢谢您的聆听。

方洪:拒绝被“快乐中枢”奴役

【大纪元2月1日讯】如今生活在大城市真是幸福之极。衣着早已不是为了蔽体,而是美观加个性;食物也非为了裹腹,各类佳肴目不暇 接,好生解馋。平日一切都是自动化、电子化;出门则以车代步;甚至很多朋友的工作也不必太劳作,无非张张嘴巴、敲敲电脑。若是现实中的日子太枯燥了,上网 开辟第二社区,同样有吃有喝有音乐,乐再其中。
  
可是幸福归幸福,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让人头疼。好东西一多,什么都能成瘾。
  
美食若是成了瘾,管不住自己的嘴--享受各类可乐、冰激淋、巧克力还有油炸土豆片。吃的多、动的少,结果可想而知:纵向尺寸没变,横向尺寸大增。时间一长,什么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都来了。
  
上网要是成了瘾,则是废寝忘食。尤其是孩子倘若迷上了网络电子游戏,做家长的真是着急。长此以往,不仅荒了学业,也损害身体。
  
更糟糕的是,懒似乎也能成瘾。早晨懒得起,下班累了懒得动,真是主宰不了这个身体,制定的健身计划从来完不成。
  
不上瘾,就要管得住自己;科学家们发现,要想管住自己,关键是管住自己的脑子。因为造成成瘾的“快乐中枢”就在大脑中。
  
其实“快乐中枢”可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五十年前,科学家们就知道,只要对脑子做点手脚,就可以让你快乐到死不回头。

1954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两个年轻的生物学家欧兹和米勒,在老鼠脑中率先发现了“快乐中枢”。他们在老鼠丘脑下部接了个电极,外面连着一个杠杆。只要老鼠压杠杆,电极就接通,刺激老鼠的中枢神经。
  
结果令人吃惊,老鼠很快学会压杠杆来刺激自己的脑子。它不停的压呀压呀,每小时可达8000次,持续15到20小时,直道精疲力竭地瘫倒;一旦醒来,又继续高效工作……大家都知道生存是动物的本能,究竟是什么使得老鼠变得如此不要命?
  
原来问题就出在“快乐中枢”。后来科学家发现,人类也有快乐中枢,主要负责生存和生殖。原来所谓食色性也,都是因为可以刺激快乐中枢,难怪让人放不下。
  
若是对“快乐”不加节制,就会成瘾。研究发现吸毒者吸食毒品一段时间后,可以形成“病理性快乐中枢”。它不断释放多巴胺类神经介质,从而控制了正常的生理“快乐中枢”,产生对毒品的强烈渴望和依赖。
  
看来人要想主宰自己,真得有点理智,明白自己究竟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快乐当然是好事,只是不要被“快乐中枢”骗了自己。让我们都来作“快乐”的主人,别当“快乐”的奴隶。常言道,知足者常乐。真正的快乐,其实在于对快乐的节制。

----转载1月24日发行《新纪元周刊》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