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维权通讯(2006/09/10-16)

章诒和昨日对中国时报表示，她有充分证据证明，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会上就查封她的书讲过涉及对她人身攻击的话，“但我不会傻到告诉他是谁泄露了他的天机”。“我是弱势者，他是权倾一时的官员，他要想证明自己清白，就把当时的会议纪录公开，还有录音录像，他为何不敢承认？”

胡平曾用“鱼群与渔网”的比喻，生动概括中国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六四”之后，中国当局一方面加固渔网，一方面调整网眼，于是，很多自以为聪明的鱼又重新以钻过网眼为能事，放弃了粉碎渔网的斗争。作为这一过程的亲历者，我认为这一比喻非常恰当。

非常遗憾！我被中国大陆警方以“危害国家安全”理由，拒绝办理香港通行证，不能参加“国际笔会2007年亚太地区会议”，同时失去与亚太地区作家交流的宝贵机会，现在只能以文会友。请海外诸位会友了解大陆异议作家残酷的生存境遇，和极为艰难的写作状态。我们依然坚守良知和批判立场，不会放弃自由写作。我在遥远的、冰封雪飘的中国西北部预祝此次盛会成功！

于1月26日北京两会期间被警方拘捕的北京基督教徒、维权人士华惠棋已经被警方拘捕一周。在北京和外地的民众、海外媒体和组织的打电话、报导呼吁的压力下，从前天开始，北京警方一改以往“刑事拘留”一个月的口头通知，反而对华惠棋的家人改口称没有拘留，等两会开完就放人。北京两会已经结束，人还没有放，警方私下还威胁家属要取消最低生活保障。

在北京持续上访多年的访民们，循规蹈矩当局的所谓正常上访渠道，却冤案越积越深。在无可奈何、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几拨访民2月1日（周四）分批欲闯国家信访总局办公厅，而该办公厅并非接待访民之地。

据六四天网黄琦2月2日发来的消息,六四天网刊登[成都拆迁烧死1人妻女烧伤住院]遭攻击。2007年2月2日凌晨，六四天网因为刊登[成都拆迁烧死1人妻女烧伤住院]和8张系列图片遭攻击，目前，仅仅能看到天网首页，不能进入文章内容。

2007年2月1日中午，在北京南站上访村，山东省的警察开着车牌为“鲁Q1638警”的警车截访：只见该警车停在一间旅店后，三名警察下车冲了进去，二分钟后，三名进京上访的山东访民被押上警车带走。加上在其它地方被抓的山东访民，目击者表示该警车截走了十位访民。

据南方周末消息，2006年12月12日，北京海淀区城管干部李志强被害案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和李志强的形象普遍为人所知不同，这是摊贩崔英杰首次公开露面，他的英俊让旁听席上的部分女记者发出惋惜的唏嘘。

林炳长的弟弟林炳强2月1日晚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我哥哥是很冤枉的。他为人忠直、品德高尚，正义感很强，爱为好人打抱不平。他是一个老干部，当老百姓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挺身而出，为民众维权，这里的老百姓都视他为代言人和贴心人。他因此遭到政府官员的忌恨和陷害。

中国人权近日收到山东省上访民众发来的资料，揭露烟台市政府将大量的上访人员遣送回当地后，对他们实行强制收容管制，将他们非法关押于烟台市上访人员教育站内。中国人权从获得的资料中得知，山东省烟台市上访人员教育站，是烟台市政府专门用于收容、关押上访人员的地方。该教育站建于1995年，隶属于烟台市政府信访局，现任站长为高世海。

中国内地目前有49个城市的居民可以到香港个人旅游，包括湖南长沙。但长沙市的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张子霖等人申请赴港却被限制出境，理由是他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失。

2005年5月，卢雪松无故被所在学院剥夺授课权。其申辩文章被网友热烈讨论，中国知识界许多著名人士纷纷声援，成为2005年文化热点之一。同年9月，卢雪松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教养(所外执行)一年。2006年9月，被学院调至图书馆工作至今。

河南开封县基层人大代表星期四举行投票，有选区竟有人口百分之九十的高投票率，与门可罗雀的投票现场形成对比，当地自荐候选人批评过程作假。而河南洛阳上周举行的人大代表投票中有一批律师独立参选，最终在国安部门压力下被迫弃权。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朗咸平，最近在一次香港的演讲中表示，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人吃人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他呼吁北京除了继续打击官员贪污腐败之外，也要建立追求公义的法治社会。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了美国爵硕大学教授谢田和知名中国财经评论人士草庵居士，就中国社会目前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位前往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军用医院）做肾移植手术的证人披露，在两周内院方提供了四个肾，并作了配型测试，发现肾源并不合适；之后，第二次院方又找到了四个肾，有一个配型适合，该受访者接受了移植手术。报告中说，“一个肾的存活时间是24-48小时，……这让我们想到有一个大型器官供体库的存在。”

当天案件开审后，午间休庭时，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了这个公园，可是却意外的发现公园内好几张特制的椅子已经不在那里了，原先放椅子的地方现在空荡荡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不过是几张供人休闲的椅子罢了，难道法轮功学员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聊天谈话、或者读书静坐,也会妨碍了什么人吗，也会碍了什么人的眼吗？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针对中共连日来利用流氓特务手段干扰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事件，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议员和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强调美国欢迎多元文化，维护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价值观。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费利斯．盖尔(Felice D. Gaer) 指出，“当一个政府的特务在另一个国家骚扰行使自由权利的普通百姓时，我认为这种做法非常可悲。”

3天之后，他起来了。他没有忧愤而死，而是如痴如颠，半呆半傻，既不回家，也不再给人家做长工，并手舞足蹈地到处要饭，做零工。这个大字不识的文盲，经过 3天的昏睡，一下子明心见性，才华横溢，而跟阿Q兄弟判然有别。武七在很多地方像阿Q，但阿Q在庙里梦见的是人生享受，武七在庙里的3天却改变了一生。那一年，武七21岁。他依然穷苦，一顿饭吃好就得寻找下一顿，但却从此出口成章，念念有词，随时可以应对人们的询问、嘲弄、拳打脚踢。他立下的志愿乃是兴办义学：“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我是谁？”，“意识究竟是什么？”、“我真能说了算吗？”、“谁在命中主宰我？”千百年来这些都是人类追问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究竟有没有独立性？控制了大脑是否就真的控制了“我”呢？1月24日发行的《新纪元周刊》以我是谁作为封面故事，对这个千古之谜展开探讨。

总部在美国的保护记者委员会近日表示，包括古狗、雅虎、微软在内的一些全球高科技业界巨头宣布，他们将联合一些包括大赦国际、记者无国界组织在内的人权组织，以及包括哈佛大学法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在内的学术机构，共同制定相关措施来制止包括中共、伊朗在内的一些国家对国际网际网路实行的审查机制和制约条例。

据作者讲，《如焉》一书完成于 2003年。2004年，这部小说的电子文本贴上了陈子明与何家栋主办的《改造与建设》网站，在网上流传很广。其后不久，《改造与建设》网站被下令关闭，但网上发表过的一些好作品仍然在网上继续流传。我是在前年夏天就从《改造与建设》网站上发现了《如焉》，后来又把它转载在《北京之春》网站。不止一位国内的朋友对我说：你一定要看看这部小说，它正是对你的《犬儒病》一文的形象说明。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导，对于外界盛传中国近日查禁八本书，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负责人说，“不存在查禁的问题，这次我们一本书都没有查禁。”

章诒和指，邬书林把她当右派，指她的思想有问题，不让她的书出版，“这不是因人废书，又是什么？”她表示，中国的政治文明需要几代人去建设，不能指望一蹴而就，每个人都要尽自己努力去做，“所以我要站出来，那怕付出生命，也要维护我的权利”。

曾经以独立候选人身分当选湖北潜江市人大代表的姚立法指出，《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早在去年12月20日前后即受到当局关注，出版的海南出版社当天即在电话中向他表示，当局要“审查该书”，而且要求库房里的存书要上封条，清点印量及已销售量。

姚立法指出，在此次被查禁的八本书当中，《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是最早接到禁令的；而1月11日新闻出版总署宣布查禁八本书之后，海南出版社再度致电姚立法，表示“书都要被打成纸浆了”。

《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的作者朱凌表示，章诒和的声明和态度说得很有道理，但她对以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并不看好。 “哪年没有禁书？谁敢说过话？谁敢去维护写作自由？还不是说禁就禁？”朱凌表示，她将在自己的博客中连载禁书内容，以示不满。朱凌曾任职中央电视台法制节目记者多年，两年前其另一本描写中国农村草根民主的著作《灰村纪事》也曾被查禁。

此外，《人民日报》前资深编辑、被禁书《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作者袁鹰在沉默多日后，昨日表示，新闻出版总署通知出版社，称他的书要补办手续，因为这种涉及重大题材的书要履行报批程序，书中还涉及反右、文革及领导人的讲话，所以要事先报批。袁鹰透露，他的书共出了8000本，现在市面上也卖得差不多了。

二○○七年一月廿六日十四时许，我在家中接到一位同事的电话，说（大意）：邬书林同志是个好人，你们之间有误会……那个会上，他没点你的名。其实，不用托人带话，我早就知道邬先生是什么样的人。

二○○六年，邬先生在出版社总编培训会上说：“我是黑白两道都有人。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就是□□□打来的……”随后又说：“你们要让我不舒服，我就先让你们不舒服。”当下我被侵害，是不舒服了，但你也未必舒服。至于“黑白两道”的话，别忘了我是坐了十年大牢的。您能吓唬总编们，对我可不灵。

“我没有点你的名”，这是邬先生私下带话的重点。看来，我需要再重复一遍您的讲话（某些字句比我一月廿日的“声明”有所补充）：“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我们已经反覆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稿子走了好几家出版社，都没敢出，你们（指湖南文艺出版社）还真敢出，胆子也太大了（一说太猖狂）……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便是对该社的惩处（摘去优秀出版社称号，削减百分之二十书号配额等）。在那样一个场合，用那样的话语，又针对那样一个出版社，您所说的“这个人”不是我是谁？那本书不是《伶人往事》又是哪一本？用我从事的戏剧专业术语来解释，就叫“规定场合、规定情景中的规定人物”。即锣鼓一响，胡琴一拉，梨园行的人就知道：这是一出什么戏，角儿是谁了。您是政府高官，已经亮相，就别赖账。

邬先生若问这些话，我是怎么知道的？“朝廷小，江湖大”这是从前的话；“政府小，社会大”乃是今日之现实。“进得衙门是官员，出了衙门是百姓”——这是现在很多官员的行为特点，您该知道吧。衙门里刚刚发生的事儿，他们能当资讯、当聊天、当谈资都说了出来，其中还隐含着自己的感受与判断。这是常识，也是人性。您要明白，为了升官发财、胡作非为，却能密不透风、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您还说：“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请问：您是不是要搞文字狱？我的思想有问题与你何干？犯法，有国家的法律、法院管。犯错，有我所在单位过问。您管得着我吗？宪法给你什么权力来管我的思想？这是侵犯我的基本人权，所以您应当公开道歉，并承担法律责任。

最后，再来说“查禁”。根据我的切身经历，现在实施的查禁分速禁、缓禁两种方法。我的第二本书（《一阵风》）刚印完，即封在库房，这属于速禁。我的第一本书（《往事》）则是缓禁，即“卖完了就别再印了”。其实，缓禁的同时也在速禁。我这里就有一张浙江某市查缴《往事》的收据。这第三本（《伶人》），上边专门发了个通知，说（大意）：网上流传的查禁八本书的说法严重失实。偏偏就在刚才（一月廿八日下午六点卅分）一位姓戴的先生从张家港市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那里的一家民营书店已接到通知，要收缴几本书，其中就有《伶人》。香港一位资深记者一月十七日给上海某大报写了篇文章，里面提到我去年十二月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演讲。很快，上海某大报打来电话说（大意）：《伶人》刚刚被禁，“章诒和的名字不能见报”。看来，我真个是书被禁、人被封。您的上级发通知说没查禁书，您却要查禁。您这不是扇他们的耳光吗？

一切都很明了。您——是您个人将我看成思想犯，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言论出版权利，您在公然蔑视宪法。否则为什么不按照法律程式，而是像现在这样干些鸡鸣狗盗之事，连自己说了的话都不敢承认？还是“声明”里的那句老话：查禁我的书需要公开、公正、独立的司法程式。我特聘请一个法律顾问团。首席顾问张思之先生，另有浦志强律师、傅可心律师，其他律师暂略其名。他们会依法尽力维护我的权利。

邬先生，我讲了这么多，我与您之间有误会吗？基于我对您的了解，事态还可能会起变化，但我的立场不会变化。

　　由于中国政府多年致力于编织文网，网眼也愈来愈密，国人在谈国事方面早已高度“自律”，所以当局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消解真实的历史记忆，并构造虚假的集体记忆，通过控制言论、资讯隔绝来达成人群之间的隔绝。此举只是效法当年毛时代的故智：只要人被隔离成社会中一个个孤立的原子，也就无法集结成任何有组织的力量来与共产党对抗。如果对中国国情尚有几分清醒的判断力，就会明白此次中国向世界展示反卫星飞弹技术，正是缘于政治恐慌感，想藉此警告美国不要批评中国的人权及政治制度，在中国策划颜色革命。

　　然而，就算在此情此境之下，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也还是不能通过“等待”就能到来。相反，“忍让”的结果是导致文网日益密织，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生存与发展脉络均显示了这一点。

　　胡平曾用“鱼群与渔网”的比喻，生动概括中国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六四”之后，中国当局一方面加固渔网，一方面调整网眼，于是，很多自以为聪明的鱼又重新以钻过网眼为能事，放弃了粉碎渔网的斗争。作为这一过程的亲历者，我认为这一比喻非常恰当。其实，笔者当年在中国历尽周折，发表了《现代化的陷阱》和一些文章，就属于“钻网眼”之举。当时外国传媒误以为这几本书的出版标识着“北京的春天”，我尽管知道这些只不过是“漏网之鱼”，但也曾对这种钻网眼的举动抱有希望，指望钻网眼的鱼多起来，能够将网眼扩张得更大，甚至弄出破洞来。

　　但此后几年的事态表明：依靠少数鱼钻网眼的举动，并不能粉碎渔网。每逢有几条鱼钻出网眼，当局必将网眼织得更密，于是，能够钻网而出的鱼也日见稀少。

　　期望当局变得开明一些，将“言论自由”赐予国人，已被事实证明是文化界的一厢情愿。袁鹰的《风云侧记》一书被禁就是一例。袁鹰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按他的预测，他自己曾说过，他所写到很多事情，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人写过了。2006年11月13日，总理温家宝在“同文学家艺术家谈心”时曾许诺“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当时其实中国政府正在肆无忌惮地控制舆论，抓捕异议人士。但袁鹰对这种虚情假意的表态还是感到激动，表态说“温总理的这次讲话，给文艺工作者撑了腰，打了气”。语音刚落，他的《风云侧记》竟然被他服务了大半辈子的党指为“泄露国家机密”而遭禁，这真要算是当代中国的黑色幽默。

　　举袁鹰先生为例，绝无批评之意，而是想说明：在一个依靠谎言维护极权统治的政府管制下，言论自由是等不来的。现阶段，中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政治暗流汹涌不息，即使大家非常自律，被政治恐慌感折磨的顾此失彼的当局也会神经过敏，这次被禁的8本书就是一例。

　　中国当局的愚蠢在于它没有认识到：控制言论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容易做到，因为封闭社会里具备控制言论所必需的社会条件，如资讯传播手段的落后，民众的愚昧，还有民众对政治权威的盲目崇拜等等，比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是如此。而现在的中国民众已经不象毛时代那样愚昧，互联网的开通也使当局的言论控制越来越困难，中国当局的政治权威更是严重下滑。所以中国当局控制言论的努力与其梦想的效果相差很远。

　　但中国知识界人士也必须意识到，依靠钻网眼的方式无法粉碎渔网。目前中国知识界以微言讽刺、涂上政治保护色这类努力争取著作的出版，有如聪明的鱼想方设法钻过渔网网眼一样，只有极少数能够成为漏网之鱼。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鱼群团结起来粉碎渔网。

　　令人鼓舞的是，被禁书的作者之一章诒和女士对当局表达了她的抗议与愤怒，一些身在中国境内的文化人如沙叶新等人也起而支持。这些，就是鱼群试图粉碎渔网的尝试与努力。
　　
《华夏电子报》第177期

【大纪元2月2日讯】题记：非常遗憾！我被中国大陆警方以“危害国家安全”理由，拒绝办理香港通行证，不能参加“国际笔会2007年亚太地区会议”，同时失去与亚太地区作家交流的宝贵机会，现在只能以文会友。请海外诸位会友了解大陆异议作家残酷的生存境遇，和极为艰难的写作状态。我们依然坚守良知和批判立场，不会放弃自由写作。我在遥远的、冰封雪飘的中国西北部预祝此次盛会成功！
　　
这是我为此次会议准备提交的论文梗概。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刘水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有一句名言：“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即懦夫可以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成为英雄。要紧的是整个承担责任……。”
　　
　　写作，源自自己内心与现实的剧烈冲突和撕裂，并且不愿意保持沉默，这是我个人写作的精神动力。这个制度将我们拒斥在体制之外，对此我没有任何留恋，我们被这个可耻的政治戴上“异议作家”的帽子，我非常自豪！为中国这个暗黑时代发言，是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承载的道义责任。中国异议作家是以个人身份边缘化为标志的，先是身份边缘化然后才是写作的边缘化，而不似西方自由作家的写作姿态和立场的边缘化，他们并没有身份的不同，这有本质不同。异议作家意味着不能在中国大陆发表、出版任何作品，并且随时面临被政府戴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遭受监禁、隔离、驱赶、封杀的残酷现实。

　　而任何真实的、有勇气的写作，都起源于作家对此时此地的存在境遇的热烈关怀，并坚持用自己的心灵说出对这个世界的正义判词。东方是一个拥有巨大的痛苦消解机制的民族，任何痛苦的、沉重的经验一进入到这个机制里，都可能迅速地被消解，轻化，从而进到空无的境界里。这种消解机制所带来的麻木性，使得体制内作家和那些逃避言论禁锢的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轻松的，闲适的，游戏的，缺乏紧张的冲突，作家一进入写作，就采取人格虚化的办法，回避心灵与现实的正面相遇，从而把心灵的压力减轻到最低限度。于是，颓废的经验，生存的残酷性，欲望的袭击，使一些人的写作充满了精神软弱带来的屈服性。作家不再是现实的抗争者，而是成了被现实奴役的人。他们会在一些毫无意义的日常生活场景面前忍气吞声。

　　这种被奴役的原因在于：作家对现在的境遇失去了愤怒。如同一个作家对过去失去了记忆，对未来失去了想像，会将存在带进暗昧之中一样，作家对现在若失去了愤怒，则会将存在带进软弱之中，从而使写作被无关痛痒的生活事象所困，或者被浅薄的过日子精神所左右。愤怒，就是对现在的存在境遇表示不满，是一种拒绝与现实和解的姿态。我个人的愤怒，是源于我的家庭背景、我个人的四次政治犯监禁和精神的困境。我们经历着现实的独裁、苦难和危险，由此，心灵就更加渴望向终极攀援，渴望自我价值实现以平息这种怒气，而平息个人怒气的最好方式，就是个人性的书写。

　　我希望个人化的写作能承担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而这个时代和国度的写作和出版自由仍被严厉禁锢，文学的艺术性这对异议作家太奢侈。反抗政治迫害，反抗言论禁锢成为我们书写文字的迫切主题。为反独裁政治发言、为警察特务迫害发言，为丑陋社会发言，在被中国政治屏蔽的公共领域发言。呐喊，我们的喉管被割断，被政府的种种非法行为剥夺说话权利、生存权利；愤怒，我们的血流进了沙漠，无声无息，遭受庸俗哲学和世俗观念的嘲弄。这一切使得我们既作为卑微者而存在，又作为残暴制度的见证者和记录者而存在。肉体和精神遭受双重碾压，只因我们不甘于沉默。

　　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这样的景象：轻蔑写作而注重荣誉，淡漠作品而倾心于作秀，规避文学而企求权力，以此获得名利，这同样的可耻。

　　如鲁迅所言：“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我们的肉体和精神在自己的祖国流亡，以至生命消失。

　　2006年10月23日
2007年1月6日修订
──原载《民主中国》(

2月1日，华惠棋的妻子魏菊梅说：在2007年1月26日上午，华惠棋被朝阳分局抓走，至今没有任何消息，家属也没有收到朝阳分局关于抓华惠棋的任何法律依据，家属多次追问有关部门，也没有得到正面答复。

1月27日，大纪元记者亦多次致电警方，警方表示：到时候会有书面东西下达给华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从华惠棋被拘押至今已经一周，魏菊梅表示仍没有得到任何拘押华惠棋的书面通知。

在海外媒体纷纷的报导和从前日起，朝阳分局的警察一口咬定已经把手续寄给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该派出所对家人否认收到过书面通知。

为华案，北京民众为华案纷纷给两会热线打电话，包括孙小弟等外地民众也打电话给华家表示关心，还有的人前去华家探望。

同时，警方私下对华家威胁要取消他们领取的北京最低生活保障。北京人士说：更有甚者，在华惠棋被抓的这几天，他的户口所在地崇文区派出所警察带了七八个政府人员，到华惠棋家威逼他的妻子，让他妻子按他们指定的地点去干活。他妻子回答：“我家有八十多岁的两个老人和不满十岁的孩子需要照顾，我本人也有肺气肿，根本无法干活。”政府人员回答：”如果你不按我们说的去做，我们就把你们的最低生活保障费撤了。”这有限的最低生活保障费是他们全家唯一维持生活的来源，抚养孩子上学，赡养老人，自己看病，全靠这微薄的最低生活保障费。他妻子流着泪说：“这是以人为本的社会，要逼着我们上大街讨饭去呀。”

还有北京人士透露：拘捕华惠棋的时候，他理直气壮的责问警察，我没有犯法，为什么抓我？警察就讥笑他说，别说你呀，你看高智晟怎么样了，我们不是照样抓了判了吗。

【大纪元2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 在北京持续上访多年的访民们，循规蹈矩当局的所谓正常上访渠道，却冤案越积越深。在无可奈何、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几拨访民2月1日（周四）分批欲闯国家信访总局办公厅，而该办公厅并非接待访民之地。

据第一批前往那里的访民介绍，他们无数次去位于永定门西街甲1号的国家信访局；填了无数张表；等待了数年，不仅蹉跎着岁月，还被暴打、截访、迫害，他们质疑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尽头？！他们便想到，去位于故宫附近的国家信访总局办公地点碰运气。

另一位刘姓访民透露，他是第二批前去那里的，自己70多岁了，怕被打，只好在旁边围观，亲眼目睹几个警察象土匪、山贼般的对弱势群体大打出手，这种场面在上访过程中，几乎每个老访民都遇到过，所以已经见怪不怪了。

1月28日（周日）曾发生200多访民到钓鱼台国宾馆前喊冤，对于这类到非信访单位前鸣冤的做法，一位曾参与过上述两次事件的访民表示：到政府规定的信访办去，填表后不再理睬我们，这还算好的；长期上访的遇上挨打、被截回就像家常便饭一样。我们的冤案拖了多年不给解决，我们去政府规定的信访办，不管用啊！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记者采访了一位家住北京的访民，她表示：临近农历过年，按理说外地驻京访民应该回原籍，过了年再说；但今年从新年以来，感到比较反常，自己在外出购物时，时常看到外地截访车到处乱窜，访民们经常几十人一起行动，看起来像要有什么行动；访民去非信访单位喊冤，有饥不择食之感；现在逢年过节都是当局的敏感日，这个政府还能维持多久？天灭中共为时不远！(

目前，六四天网正在设法联系服务器提供者，争取解决问题。

2007年2月1日下午17点左右，六四天网义工绕过重重障碍，在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烧烫伤科抢救室12床，拍摄到严重烧伤的王燕，并采访了10多个当事人。

令我们吃惊的是，事发时，王燕的丈夫全身燃烧不停蹦跳挥舞双手求助，最终，在数百人围观中活活烧死。

1月20日，根据知情人向六四天网义工介绍：成都链条厂拆迁过程中，出动20多人并泼汽油烧死1人，烧伤妻女，当局立即严密封锁的现场。

其后，义工们从某拆迁办和介入了此案的公安人员处获悉，死者是被烧死的。当我们前往事发现场，发现已经砌上了围墙。据了解，事发当日就已经砌了围墙。事发现场，已经砌上了围墙。

我们还获悉：事发次日，死者家属在事发地设置灵堂的时候被警方和政府部门阻止，未能举行追悼活动。据悉，从动迁起至今只有一个多月，整个过程充满了暴力，打伤一些人。而死者父亲在此之前，曾经被拆迁方打伤。目睹母女烧伤惨状天网义工前往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调查。

直到2月1日，综合前期多次了解的情况基本确认是故意纵火后，天网义工第三次前往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烧烫伤科抢救室。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烧烫伤科抢救室12床的王燕。

下午17时，我们一行5人分头看望12床的王燕，并采访了王燕的父亲，终于拍摄到王燕被烧伤照片。此前，天网义工还看到了王燕女儿烧伤的惨况。

王燕的父亲告诉我们：当天，拆迁方一共有30多人冲上王燕家居住的成都链条厂宿舍5楼，娃娃看到有人向他[死者]身上泼东西。深度昏迷，现在不能接受采访。

我们询问他拆迁方有无人员受伤，他说没有，并告诉我们，其女处于深度昏迷，现在不能接受采访。

为了不打扰病人，我们随后赶往位于成都市高笋塘解放路一段的成都链条厂宿舍的事发现场。我们先采访了邻居，她说：2007年1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看见街对面的楼房起火，也听见王燕在楼上高声喊叫救命，只见男主人全身燃烧不停地蹦跳挥舞着双手。当王燕乞求围观者帮她们拨打消防部门电话，但没有任何人帮忙。同时，看见有2人从楼上窗口跳下逃跑。

这位邻居还说：事后，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说，不存在煤气罐爆炸的问题。

在将近3小时采访中，有不少目击者告诉我们：王燕高喊救命，其丈夫则全身火焰地冲到阳台，疯狂地挥动双手，不停地蹦跳，头部拚命摇晃。处于闹市区的链条厂宿舍楼下有数百人围观，但没有人敢前往营救。持续一段时间后，王燕的丈夫被活活烧死。

同时，目击者们还看见拆迁方两名男子从5楼破窗，并逐级下楼逃走，其中，一男子身穿迷彩装，另一男子则身穿白色上衣。

之后，我们又采访了几家人，他们所看见的情况和L大妈介绍的一致，一位先生告诉我们，他的妻子看见这个场景就哭了，她每次想到这个场面就泪留满面。

一位老太太说，王燕一家是该楼最后一家没有搬迁的住户，她亲眼看见警察把煤气罐完好无损的提下楼。据旁观者称，四川一家电视台在当日的新闻中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称该拆迁房内发生火灾。据说，该拆迁户男主人为成都铁路局火车司机，王燕为链条厂职工。他们的女儿年仅4岁。

一月前，温江农民还介绍了农宅因强行拆迁，深夜被人纵火烧毁的惨况，我们也拍摄到了现场照片。而去年成都还发生。

我们认为，四川、成都的暴力拆迁手段极其残酷，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还望胡温当局和四川新任领导班子立即停止前任的拆迁政策，并在保护老百姓基本权益和依法行政的前提下，切实处理相关遗留问题。

随着2005年北京当局拆毁上访村以来，因投宿地方减少，造成上访村的访民数量锐减，饭店的客流几近消失。被抓走的三名山东访民投宿的旅店是饭店改装的，门上贴有“包间住宿”的招牌。

目击者说：这个旅店里面是大通铺，因为离高法（最高法院）近，价钱高些，一天五元。冬天有的旅店还另外加收两元钱的取暖费。

山东警察直扑旅店而进将访民抓走，证明截访警察事先得到了情报。在三名警察去抓访民时，车上还有一名警察把胳膊伸出车窗外抽烟，看守着车里的访民。

旅店里推门外望的人们和旅店外面的拿着拐杖坐着、站着的三五成堆的访民们，看到山东警车、警察截走访民，见怪不怪，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几年以来，外地警察和官员在北京上访村公然截访，剥夺访民的申诉权力，人们在大街上象被绑架了似的随意被抓走，报警也无用，这些已经是持续了多年的现实了。

来自四川重庆、申诉被地方逼迁的访民白中美已经上访三年。2月1日，在上访村里，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上访人的生命和人身得不到保障，他们上面假汇报，下面骗人说回去解决问题，回去就劳教，送精神病院。上海的刘新娟第七次被送精神病院了，在里面打毒针，很痛苦。”

白中美还证实，曾得到胡温二人的亲笔批示，投诉腐败遭打击报复的西安访民封西霞问题最终不但没有得到一点点解决，于去年年末被劳教一年半，还有传闻封西霞的腿也被截访官员打折，和她同时失踪十岁多的大女儿被送进孤儿院；上访十年的重庆失地农民肖成林也被劳教一年半……

五个月来，崔英杰一直在看守所等待可能随时而至的死刑判决。这起悲剧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网上流传大陆著名作家魏巍公开发文为退伍军人崔英杰说情，而一位城管干部则表示崔英杰必须死，否则城管怎么执法？

检方将公安起诉意见书中的故意伤害罪变更为故意杀人罪，这一变化意味着，如果法院认定指控罪名适当，死刑将成为崔英杰的首选量刑。

辩方反对这一指控，为崔英杰提供法律援助的两位律师认为，崔英杰的行为仅属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如果法院接受辩方意见，则意味着崔英杰保住性命。

一审中检方当庭播放了事发现场的录像资料，这被认为是崔案中最为关键的证据。“我根本没有想到，手中的摄像机没有关掉，偶然拍到的画面让人们看到了李志强被杀的经过。”在接受北京《法制晚报》采访时王金波说，王是海淀城管大队宣传科工作人员，为了留存工作资料，他参与了联合行动。

画面显示，十几个执法人员围绕在崔英杰周围，崔英杰手里紧握小刀本能地舞动，口气却软弱：把车给我留下，其他你们拿走。城管的声音在说，你把刀放下，把刀放下。争执的最后场面是崔英杰单膝跪地，左手仍死抓住三轮车不放。

“我哀求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就是请把我的三轮车留下，因为那是我头天刚刚借钱买的。”崔英杰在庭审中形容当时心情。

城管最终收缴成功开始回撤，画面中是他们离散的背影。已经离开现场的崔英杰突然从后面迅速跃入镜头，人群一阵混乱，然后是血，然后是崔英杰转身飞快跑向小巷深处的蓝色身影。

“当时非常心痛，看到三轮车被装上卡车的那一刻。”崔英杰说，“看到过新疆卖哈密瓜的有人在最后关头还能要回车，我就又冲上去了。和李志强擦肩而过时和他的手碰了一下，就以为他要抓我，所以随手一扒拉，当时不知道扎在什么位置。”对于这一致命动作，崔英杰作出了如上解释。

起诉书表明，崔英杰因无照经营被海淀区城管大队查处时，即持刀威胁、阻碍城管人员的正常执法活动，并持刀猛刺海淀城管队副队长李志强(男，36岁)颈部，伤及李右侧头臂静脉及右肺上叶，致李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检方指控崔英杰是以暴力手段妨害城管执法人员执行公务，并持刀行凶致人死亡，“犯罪性质极其恶劣，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辩护律师夏霖和李劲松认为崔英杰故意杀人不成立。他们表示，犯罪的故意有两个特点：一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二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崔英杰与被害人李志强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崔的行为是在挽救自己三轮车的同时，担心自己人身可能受到强制，急于脱身时一次随便的挥刀。

崔英杰逃到天津后，曾向朋友发短信询问李志强的伤情。律师表示，这一点可以证明崔英杰确实没有预见到李志强死亡的后果，对李的死亡结果没有主观上的希望或放任态度。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其林认为，从适用刑法的角度看，当不能证明有杀人故意时，根据疑罪从无从轻原则，就应该认定为伤害致死，这是当前适用刑法的基本原则。

“但不论是杀人还是伤害都是应当对罪行承担责任，所以关键就在量刑，如果按故意杀人定罪，判处一般是死刑，不判处死刑是例外，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只有手段残忍才是死刑，判处死刑才是例外。”

阮其林强调，对崔英杰适用死刑将不合适。因为对犯罪不仅要看结果还要对整个案件的综合考察才能作出正确的定罪量刑。“崔英杰为了谋生受到处罚，在城管执法要没收其生产工具，一时激动之下杀人，是激奋杀人，不同于有预谋的故意杀人、为情和钱的谋杀、为掩盖罪责的杀人，或者以残忍的手段杀人。”

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曾就崔英杰案与城管执法问题举行专题讨论。与会学者认为，崔英杰案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在行政法角度来看，更是暴露了目前城市管理中行政执法的法律缺陷。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刘松山表示，城管把小商贩的经营性财产予以没收，禁止他们再从事这方面的经管活动，实际上是对这个行为设置了行政许可，而行政许可应当依法授予，所以行政机关到底有没有权力设定这个行政许可就是一个问题，这涉及到政府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相信，对城管的定性问题会对崔英杰案产生影响，如果城管执法本身缺乏合理性将必然影响到案件的量刑。

因为案件即将终审，这起悲剧再次引发了网民激烈讨论，或许是城管在民众中的印象太差，网民的同情心大多数都偏向了崔英杰。

许多网民认为对崔英杰判死刑，就是对弱势群体判刑。“将一个小贩仅有的并且是借钱买来的谋生而且他尽力要予以保护的工具弄到卡车上去的过程难道不是一个暴力手段吗？”

一名网友在一篇题为“拯救一个叫崔英杰的人-那就意味着我们在拯救自己”的帖子呼吁道：“拯救崔英杰，不仅仅是拯救一条被制度推向绝路的鲜活生命，更重要的是要为像崔英杰为代表的弱势群体“讨回”《宪法》赋于我们的一切权利……今天我们要拯救崔英杰的生命，同时也就拯救我们的灵魂和良心……”

“如果说崔英杰在某些人眼中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那么我们都是潜在的杀人犯。在我们眼里，崔英杰不过是个被恶势力逼急了铤而走险的善良的普通人。”

“宝马压人不死，强拆杀人不死，恶警还有不知什么身份的城管打杀小贩不死，小民给断了生路暴起反抗就死……

有评论人士指出：这不是城管队员个人素质问题，也不是无证摊贩蓄谋不轨的问题，而是一种制度的力量催生了这场生死斗争。悲剧之源在于制度之恶。

辩护律师吕思源和应建文1月31日赶至洞头县欲会见林炳长，被当局以“手续不全”为由拒绝。

据林炳强介绍，2002年开始，洞头县政府与开发商勾结，企图霸占该县小三盘村290多户渔民赖以为生的一千多亩滩涂。县政府收回属于渔民的滩涂使用权，仅给渔民每亩350元的补偿，而转手以每亩九万元的价格卖掉。

林炳长为了帮助渔民维权，奔走在全省各地。他自己掏钱帮助渔民打官司，为渔民请律师、请记者，动员各种力量与洞头县的腐败官员抗争。因此遭到当局的迫害。近两年来，他不敢回温州，在杭州地区偏远的小山村租住农民的土屋，带领着小山盘村291户渔民继续进行维权活动。

林炳强说，经过四年艰难历程，在著名维权律师吕思源的大力帮助下，小山村民告官案子有了很大的进展，洞头县政府劝说渔民撤诉，但遭到农民拒绝，于是恼羞成怒，于2006年12月17日凌晨三点派人绑架了林炳长。

吕耿松等浙江维权人士公开呼吁海内外各界关注此案，要求当局尽早释放林炳长先生。

吕耿松表示，在温州市洞头县政府强权的压制下，眼看小三盘村的几百户渔民就要失去饭碗，老干部林炳长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带领渔民学习宪法，用宪法抵制洞头县政府弱肉强食的丛林政策。林炳长退休后待遇优厚，小三盘村的事跟他个人毫无关系。但他不忍看到渔民兄弟失去赖以生存的滩涂，也不惧当局对他的威胁，毅然决然地和渔民一起反抗恶政，赢得了浙江省维权人士的广泛尊敬。

位于烟台市芝罘区南郊世会尧镇的上访人员教育站，素有“渣滓洞”的恶名。据曾在该站被关押的人介绍，该站坐北向南，有一排两层楼房，东北角和西北边各有一大铁门。站内养着凶猛的狼犬；分户牢房设于一楼，平时每间关押1-4人，敏感时期，如2002年“十六大”期间，牢房地上加铺垫子，每间关押十多人，最多时总共关押100多人。牢房里冬天没有取暖设备、夏天没有防暑设备，屋内气味难闻，而且没有放风的规定。被关押人员每天仅获两餐供应，还可能被无故停餐。他们不仅常遭殴打、辱骂，没有洗澡、理发等基本生活待遇，而且连生病都得不到治疗。

中国人权了解到的部分被关押在此中心的上访人员有：
• 杨克亮 -- 男、75岁，至今仍被关押。
• 姜绍桂 -- 男、83岁，被4个人抬进囚室，至今仍被长期关押。
• 张志本 -- 肺病吐血，不给治疗。2002年被关10个半月，两次自杀抗议方才获释。
• 林淑玉、刘永春、战秀芝、焦延寿、牟建亭、邢建深、荆美芝、晁玉春等人
-- 不堪殴打、侮辱，多次寻自杀后当局被迫释放了他们。
• 邵春江 -- 曾割腕自杀未遂，当局被迫将其释放。
• 孙月华 -- 2003年因日常维持病情稳定的药物被搜缴，深夜多次发出疼痛叫声惊醒众人，服毒自杀未遂后释放。
• 战秀芝和高世海等人 -- 被打成残废(有鉴定)。
• 于智国 – 不服判决上访，被法院干警打断一条胳膊。上访15年中多次被拘禁，时间长达1000多天，尤其是在2005年1月拦截温家宝座车告状后被劳教1年9个月。
• 于显山 –管教人员将他摔倒在地，用皮鞋狠踹其上下身，他被打得大小便失禁。
• 荆美芝 -- 2002年6月17日在牢房墙上写反抗文字，5名管教人员牵狼狗入囚室将其咬得几乎死去。荆美芝绝食7天抗议，被送进精神病院强行服药5个多月。
• 杨兰青、王经芬、王志兰、于显山、王传举等人 -- 被教育站强行送精神病院，其中王志兰3次被送。
• 孙翠娟 -- 2003年上访被强行遣回后关押于该站，其年仅6岁多的女儿也被关进牢房。

像这种非法关押和虐待上访人员的教育站，2004年7月居然获得国家信访局局长王学军的肯定。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也在基层信访工作座谈会上称“烟台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类似的上访人员教育站在中国其他地方也有。前不久媒体揭露了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政府办的上访人员“法制教育班”，即是典型例子。年仅7岁的女童郑霖鑫，曾5次随上访的母亲一起被关进那个“法教班”。

中国人权谴责山东烟台等地区以解决上访人员问题为名、非法设立上访人员收容管理站的做法。中国人权注意到，近些年来，由于政绩与上访情况挂钩，中国一些地方政府不惜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派人到北京设驻京办专事截访。中国人权认为，山东省烟台市当局不惜使用非法拘禁的手段，企图达到截访的目的，像这样的负面典型，却得到中国当局的赞赏，说明中国离法治还有很远的距离。这些做法实质上属于任意羁押，不仅违背了中国政府所签订的国际人权公约，也根本违反了中国自身的法律。中国政府也公开承认过，八九成以上的访民上访确实是因其遭受了侵犯迫害而得不到公正解决，中国人权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取消各种针对上访人员而设立的收容教育站，切实合理地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而不是对他们的上访实施新的人权侵犯和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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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上访人员教育站电话：
站长高世海：0535—6013464
一楼办公室：0535－6010174

泛蓝联盟湖南支部成员张子霖表示，他在2007年1月18日到长沙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办理港澳通行证，但当时办理人员看完相关资料和申请表后跟他说：“你的户口有问题，我要向领导请示一下”。当时张子霖就反驳：“如果户口有问题，身份证怎么可能办得下来?”办理人员在离开后大约5分钟回来向他说，他是被限制出境人员，不予签发出境证件。

除了张子霖之外，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向本台表示，他也遇到相同情况：“国保知道我申请到香港的签证之后，第二三天就来找我，说如果我出去的话就会找我的学校，因为学校对这个比较敏感，所以国保他们以此威胁。”至于被限制的原因，这位成员认为：“我想当局不希望我们泛蓝坐大，也不希望我们有什么资金来源等等。”

本台记者星期四上午查询香港旅游发展局的网页，上面写着，现在全中国共有49个城市的居民可以“个人游”身份来港旅游。已开放“个人游”的城市计有：北京、上海、广东省(全省）、江苏省、浙江省等等部份城市的居民，当中包括湖南长沙。记者于是再打电话到湖南长沙的国保大队查询：

记者：我想问一下是否有泛蓝联盟成员申请签证时被你们拒绝了？

由于这位人员坚持自己不是国保，记者只能挂断电话，但后来经过查询确认，对方就是国保大队。之后，记者再打去时，已无人接听。泛蓝联盟成员孙不二对于有成员申请签证被拒表示：“我们都还没出去，他们怎么就知道我们会危害国家安全？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增加一个交流，无论对港或对台都能促进交流，增加理解。如此才能化解两岸政治上的分歧。”

有网友说，“不管好看还是不好看，反正主流频道全是歌舞升平、色彩斑斓的央视春晚节目，人们的观感也从刚刚改革开放时的少见多怪式的兴奋渐渐到了后来的年年看年年怨。这是一种非常搞笑的特殊的情结，而且是由央视利用其电视垄断地位一手培养出来的、灌输出来的特有现象。”也有不少网友呼吁：“狂热的春晚情结，可以休矣”；“驱逐春晚，过百姓自己的年”；“摈弃春节晚会，还我热闹除夕”……

大纪元1月31日特此专访了中国作家、前吉林省艺术学院戏剧系教师卢雪松女士。卢雪松系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1973年9月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92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就读，1996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吉林省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主讲中国电影史与传播学。1999年，就读于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职研究生班，2001年毕业。个人研究兴趣还包括中国上古文献《诗经》及中国近现代史。

2005年5月，卢雪松无故被所在学院剥夺授课权。其申辩文章被网友热烈讨论，中国知识界许多著名人士纷纷声援，成为2005年文化热点之一。同年9月，卢雪松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教养(所外执行)一年。2006年9月，被学院调至图书馆工作至今。

以下是访谈内容：

记者：最近很多论坛上对央视“春晚”的评论很多，不知您怎么看“春晚”？

卢雪松：很高兴有机会谈一下我对央视“春晚”的看法。我在2006年9月被学校正式剥夺教职、另行分配工作，此前，我的专业就是大众传播的研究与教学。虽然我已经有两、三年没有看过“春晚”了，但有时其中的各种节目，电视上有一些回放，我看到过。作为普通观众，央视“春晚”是一场盛大的庆典，是一些人在欢庆他们的胜利。以我自己的遭遇和经历，我的真实感受，我觉得自己是在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群里，欢庆胜利的那些人里没有我。所以我选择不收看它，我宁肯自己静一静。作为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我觉得自己应该思考像央视“春晚”这样的文化现象，并作出客观理性的评价。

从大陆总体的民声反应来看，对“春晚”的评价越来越差。“春晚”的失败不光是一个艺术上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在春晚运作的机制、体制方面，也和大陆整个文化心理的低糜有关，文化的底蕴在流失。

包括一些大牌明星的表演，跟他们早期的作品相比，档次相差得非常悬殊。假如我们暂且同意“春晚”节目组对“春晚”的定位──一种不以高雅取胜，而靠迎合大众欣赏水准来获得收视率的策略的话。即使同意这一点，我们也仍然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它的艺术档次在不断的降低，它越来越脱离真实的大众生活，越来越缺少平民关怀，以“涂脂抹粉”为目的的节目比例越来越高。粉饰的东西太多了，歌颂的东西已经变成了一种“为歌颂而歌颂”的东西。我非常忧虑：其实这样的“春晚”只能带观众走一个艺术上的、欣赏水平上的下坡路。

早些年的“春晚”，我们多多少少能看到些亮点。比如对假冒伪劣问题、对官僚作风等问题，多多少少会对一些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有所涉及，有时候还偶尔有一些讽刺性较强的相声作品。但现在这类作品已经绝迹。相声的比例越来越少，小品的比例在加大，这本身就说明问题。因为“相声”这种艺术有一个特点，它是以讽刺见长的，不让他讽刺，相声就只好下场了。

总之，我对“春晚”的总体感觉是：一场虚张声势、浮躁轻佻、淡而无味、却有着明确的政治宣传目的的“视觉刺激”。

卢雪松：体制问题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比如审查制。大陆向来对文化传播的审查就非常严格。“春晚”要受到中宣部的严格审查，这是公开的事实，大陆人对此都习以为常。但是很多人都没有仔细想过，政府带着政治眼光来审查艺术，而且是这么严格的审查，对于导演、演员和任何一个作品来说，要想出精品，这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这让我想起了最近的禁书事件，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一些主政的官员，他们已经达到了一种“过敏”的程度。那些被禁的书，有几本我读过，我完全找不出这些书会被查禁的理由。而且，事实上这些书在实体书店和网络书店都还在继续出售，有的地方甚至会出现“热卖”的现象。当然，让“春晚”节目组对中宣部有这么大的周旋空间就不太可能了。

从我个人来说，我很看重“自由”，也很珍惜“自由”。无论如何，“自由”都应该是一个艺术品的灵魂。而“真实”又是自由的最重要因素。背弃真实的艺术，就不可能是创作者的自由的表达。那么，这个艺术创作就失去了灵魂，没有了根基，也就很难打动人。现在当局的审查制度如此严密苛刻，说明了有些人对真实怀有一种恐惧。

谈到体制问题，也就涉及到了艺术之外的更重要的、更大的问题。我真心希望，当权者，尤其是高层，能不能把自己的私利放在“天下”之下、“百姓”之后，以对中华民族负责任的态度，秉持社会关怀，扭转腐败沉苛。如果掌握权力的人真能这样去做，那他才真是不愧于他的职位他的权力的贤明之人。大陆的艺术也必然会因此呈现一派新面貌。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前景并不容乐观。但我不放弃希望。

记者：人们常说，“文如其人”，那么一台晚会、一个作品也应该是反映人的心理状态、反映人心。您觉得，春晚的质量差是否跟参与者的道德素质有关？

卢雪松：肯定是有关系的。前几年“春晚”导演赵安由央视大腕一损成了阶下囚，就暴露出春晚的整个制作过程中存在的严重的腐败问题。还有些明星，尤其是以“主旋律”为其招牌的明星，街头巷尾却都在流传着他(她)的绯闻和丑闻。这种种现象必然会使观众对“春晚”的认可大打折扣。

奢迷、腐败和“伪真实”的风气的盛行，不仅是在文艺界，而是整个大陆的精神现实。缺少责任感、缺少良知、缺少真诚、缺少关爱，缺少对公正的寻求，没有程序意识、人权观念淡泊，由此又造成了种种严重的道德和体制问题。很多造假的现象、侵犯人权的现象，以及违反基本道德底线的事情，已经被人们见怪不怪，看成是常态了。这也就形成了人们价值观念的扭曲，文学艺术的创作也难免受此影响。

卢雪松：肯定少不了技法上的要求，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条件，但它并不是艺术的实质和灵魂。我相信一件艺术品是有生命的。我所说的“生命”就是指它有表面的光鲜以外，更有其实质的内容。艺术品的生命不能用科技手段去印证，却可能被欣赏者的审美眼光所发掘。艺术作品就好比人一样，风格各异，情趣不同，但好的作品必有“真实”这一点才可能打动别人。这就好比人们都喜欢交真诚的朋友，没人喜欢和虚伪者交朋友一样。人们都喜欢小孩，喜欢小孩子写的文字、跳的舞蹈、画的画。虽然在技法上，也许孩子的东西不够成熟，但是我们还是因为能感受到它的纯洁、善良和真实而喜欢它们。所以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只有真实地面对自己、面对世界，才能创造出有内涵的艺术珍品。当然就像我上面谈到的，“真实”这种品德在大陆已经是很缺乏的了。

还有，我想创作者还应该具有很好的人文素质，有良知，有品格，我想这些恐怕是大陆大多数的艺术从业们缺少的。而“春晚”在整体上看，也正是缺乏这些才走的下坡路。

记者：很多网友对赵本山及其小品颇有诟病，也有人把赵本山和春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认为其小品是春晚的“拳头产品”，甚至提出“离开赵本山，春晚行不行？”这样的命题。不知您对此怎么看？

卢雪松：我认为，春晚剧组和赵本山存在着一种互为利用的关系。这种关系已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赵本山这个人的创作心态在变化。他正在和他早些年的草根情结相脱节。我觉得，人有的时候真是非常难以摆脱名和利的诱惑。当他觉得他是一张大牌时，当他觉得他是既得利益者的一员时，这种互为利用的心态左右了他以及他的艺术创作。他创作中本来就有的比较消极的那一部分：一种比较庸俗的取乐心理，迎合了剧组的目标。那么他就专门夸大这一点，他的作品也就因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赵本山和节目组的关系既是一种互为利用，又是一种互为限制。如果审查不像现在这样畸形的紧张的话，情形也许会有所改变。我想他也是被强迫的丧失艺术水准，弄出那些变得像白开水一样的东西。所以这种利用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其实我看，赵本山和“春晚”就是在互相拆台，在不得已的被权力限制和束缚之下为权力服务而已。

记者：据报导，陈配斯、朱时茂拒绝再上春晚，朱时茂更直指该节目独揽，扼杀个性。陈佩斯说：春晚笑声都是“托儿”，他回忆起上春晚的那几年，一到过年就像过关一样，现在都不想提，“一提就发冷，让我浑身紧张”。这是否说明艺人对春晚的态度也有改变呢？

卢雪松：是的，态度有所变化。如果“春晚”的牌子不那么亮了，不那么被观众认可了，那么它的身价自然就会降低。再加上文艺市场的放开，很人艺人已经不再把春晚作为衡量他们身价的唯一的尺度。再加之还要把自己的珍爱的艺术作品摆在不懂行的审查者面前任其宰割，有品格的人自然会有意识的与春晚保持距离，失去参与的热情了。

记者：很多网友批驳说，春晚里很多假唱。崔健的真唱运动进行了好长时间了，但也未对春晚的假唱现象有所改变。

卢雪松：这就说明，它有一种到骨子里的作假心态。已经习惯了，这是和大陆的整体文化有关。我印象中，像样的港台歌手是从来不假唱的。

因为他没有一种在正常的市场环境、公平环境下的表演。表演在一个自由社会是要论价值的，但大陆不是这样，确定了一个人的地位和身份之后，就要把他树立起来，如果他的嗓子不行，那么就要通过其它方式、各种方式让他行。“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记者：有网友指春晚一直是中共造谣欺骗的有力工具，借娱乐进行精神洗脑。您怎么看呢？

卢雪松：大陆是不这样使用“洗脑”这个词的。我们这边官方的词汇是“教育”。依靠文艺进行“党”的文化的教育，这是1949年以来官方从未间断过的手段。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这方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亢奋阶段。

这种所谓“教育”，对于人的意识，深层的也好，浅层的也好，都有很大的、很密集的冲击力，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你刚才说到“造谣欺骗”，其实我觉得，假如有“造谣欺骗”，那也不是最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这种“教育”本身，哪怕它在一些问题上没“造谣”、没“欺骗”，也很可怕。我很怀疑，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国家是否有这种权力去“教育”老百姓，而且是以控制文艺的手段，它是否有权力控制文艺应当去做什么？这很可怕。这样还能有真正的艺术吗？有也不会是在晚会里、镜头下，而是在民间，在市井当中。

但是现实的种种冲突和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因此可能在底层老百姓中也会出现一种分化。有的人可能会越来越麻木，他会在“春晚”节目里找到乐子，哈哈大笑几场，通过这种办法暂时忘掉痛苦。然后感到国家形势很好，一派和谐繁荣景象。这样来安慰自己。显然，这是一种懒惰和脆弱的臣民心理在做怪的结果。这种惰性和自欺欺人的社会心理其实非常值得忧虑。

当然在现实的苦难面前，也必然会有一些人会越来越拒绝、反感“春晚”这样的虚假艺术，会有这样一种分化。

我当然希望人们能够在现实面前，这种比较尖锐、甚至是很尖锐的、很明朗的现实面前，能够承担自己的命运，能够清醒。

记者：春晚中有的节目可能打着传统文化的招牌。您认为党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吗？

卢雪松：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中国文化在1949年后历经多次运动。所谓“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完全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彻底改造，有强烈的颠覆性。

我最近看一些书，也在思考这方面问题。我觉得，1949年以后的主流思维方式和文化，是在中华文明走到了一个最低谷的时候，“以俄为师”，横移过来的。自己的东西不行了，外来的东西才能够借此机会在这儿站稳。

从明末开始，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已经走了下坡路，他的负面意义逐渐显露。到了晚清，在西洋文明船坚炮利的威胁下，人们已经不知道怎么从传统文化中去找到解救之路。在这种巨大的冲击下，斗争精神越来越强，革命情绪肆意弥漫，这其实是很多人没有了传统文化支撑之后的一个被动的选择。

我看章诒和先生的《伶人往事》，才知道民国时的那些戏曲大家，那都是有非常深厚的国学领悟，有非常深邃的精神境界的。唱功也是现在的表演者无法相比的。现在有人论“文革”时的样板戏，试图找到其在艺术上的可取之处。我却觉得，样板戏无论是舞台表演，还是唱腔、唱词，充溢着一种革命伦理和近乎歇斯底里的神经质状态，都是真正的艺术所拒斥的那种表现手法。而且也是对传统京剧艺术的一次严重破坏。中国传统艺术经由“文革”，以及其它的各种政治运动，其实也已是神韵不再了。

记者：您刚才提到“神韵”，那么您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神韵呢？

卢雪松：人们把不同类型的文明进行区分，我想每一种文明，或说文化，在其创生的源头都是非常好的，有终极的追求，有维系社会的道德规范，从上到下，面面俱到，形成严密的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维系中华民族近万年的历史，相当深刻。我对中华文明非常崇敬，里面的很多哲学范畴都非常智慧，包容性极强。中国元典博大精深。我今后愿意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一些较深入的研究，希望能有一点收获。

我现在有点粗浅的理解：每一种文化都追求完美，而中国传统的道路应该是一条更通达的道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内省、内修、内证的精神，儒家也好，佛家也好，道家也好，都是通过自我德行的修养，来追求一种完美的境界的实现，中国人相信自己能够见识到宇宙和人生的更广阔的真相。因为他们认为，在更深的层面，自我和宇宙是贯通的。

以我个人来说，这两年身处逆境，能够坚持一种比较平和的、开放的、建设性的心态，能够不以仇恨来面对那些伤害过我(其实是在自我伤害)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和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学习和研究有关的。春节将至，我将自撰的一副对联与你共勉：“神追广宇长旷远；身共苍松自挺直。”对联写的不好，但表达了我的心愿。我真心希望，所有中国人能够早日回到真实中来，能够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春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妨把电视关上，做一点更有意义的事情，比方说，读读好书，或者读读古书，或者干脆安静一下，回忆一下，自己和整个中国这一年的经历，有所反省。在春节的时候，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未来，也可以有一个真诚的祈祷。谢谢！

星期四是河南省开封县基层人大代表竞选投票的日子。当地的自荐候选人维权人士汪海洋拿着介绍自己的横额，到竞选会场拉票，他当天对本台说……

汪海洋：我印了个两米乘三米的竞选条幅，上面有两篇媒体介绍我的文章，上面写着：“人民代表人民选，竞选代表为人民”。大部分选民是赞赏的，只有少数说没有用，选这个干啥呀！选举都是骗人的，不过可让他说中了。　
由于当地基层人代选举没有宣传，连什么时候开始的、提名候选人程序等等相关的资讯都没有公布。而汪海洋也是在选民登记那一天才知道原来选举程序已经启动了，来不及报名参选，只有以自荐身份参与。

他一直在票站等到宣布结果。虽然原本就不抱很大希望，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投票率，实在令他想不通，他说……

汪海洋：选举严重舞弊，主会场去了73个人，全社区选民共六千多人，竟然投了五千多票。固定票站一千多票，流动票箱三千多票。这肯定有问题，不可能的，挨门找也不可能找到这么多人。而且票箱很疑惑，里面都叠得方方正正的。

同属河南的洛阳市，上月底也举行了投票。几位有一定知名度以及选民基础的本地律师的独立参选，但在投票日前，却都悄悄退出了。曾与他们接触过的湖北民间选举专家姚立法非常惋惜的告诉记者，这些高质素候选人，在国安部门压力下，被迫退出……

姚立法：他们有一班人主要是律师，而且很有政治见解，是非看得很清楚，而且平时做了很多维权的事，当地媒体对他们做过多次报导。这次出来竞选非常坚决，但是后来国安去威胁他们，到最后就有一些妥协。

记者致电其中一位杜鹏律师，他表示虽然这次被迫退出，但是他们不会放弃争取自己的权利……

杜鹏：我们现在没法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局里面专门对我们有指示，我只能说很艰难。

杜鹏：一言难尽，我们不是落败，是被迫放弃自己的权利。但是我想说一点，这个事情我们绝对不会放弃的，肯定还要交涉。自己的权利我们肯定要捍卫，我认为谁也没有权利剥夺我们最重要的公民权利，但现在这个情况我很难跟你说。

北京市的人大会议正在举行，而全国两会也即将召开，已有大批各地的访民前往北京准备乘机反映情况。姚立法说这些全国都有的现象充分反映中国人大代表选举不民主造成的问题……

姚立法：在大陆不管是全国人大开会也好，还是北京、上海、召开党代会、人代会时，以及下面区县级，那些维权者、上访者、弱视群体都到那里去请愿、抗议、示威。但政府就用隔离带，几百警车、警察保护那个会场。这本身就是很突出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要到会场喊冤？为什么里面开会的人平常不和这些喊冤的人接触！

记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朗咸平最近有一个演讲，认为中国现在实际上是一个“人吃人”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他呼吁中国领导层要建立一个比较公正的法制社会。谢教授能够跟我们谈一下，什么叫“人吃人”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

谢田：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的。至少有一点，“人吃人”的社会这点我想大家可能都容易接受。中国社会事实上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自由经济、自由企业制度，自由竞争为出发点，中国事实上不是这样。中国社会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看法，更应该叫做“官僚特权主义社会”或“裙带主义社会”。

草庵居士：我倒同意谢田教授的观点。如果用我的观点来看，中国应该叫“皇权社会”，特点就是利益集团的体系，而不是说像西方国家真正自由的社会。因为在中共宪法当中，他从来没有承认他是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他也没有进行最基本的要素“土地自由化”。

记者：朗教授他谈到中国现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很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他认为这个对全体国民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草庵居士：这可以说是非常严重。中共因为它遇上了政治上跟经济上的压力，所以它希望改革。在改革当中，它也提出一个“私有化”的目标。但是在走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私有化过程是不公平的；而这个不公平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一个公正的政治制度、没有公正的社会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个朗教授讲的“人吃人”；它不光是“人吃人”，而且是比“人吃人”更为恶劣的社会。在整个欧洲国家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出现中国这么恶劣的情况。

记者：对，最近中国有一本杂志叫《财经》杂志披露了一个案件，说是山东“鲁能”的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

草庵居士：这个山东“鲁能”的情况是非常典型的，这可能说是全球绝无仅有的一例，在中国可能还有这样的案例。所以全国其他几个“华能”的公司，包括中国电讯这些都是如此；而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看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们也是发展有过报复的阶段，这种报复的程度跟中国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问题非常严重的。

记者：刚刚草庵居士讲到报复的问题。我想起以前邓小平有一句口号“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朗教授就认为他说“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它的前提是不能让别人更穷；结果现在是人富起来的代价，就是让更多的人更穷。谢教授能够跟我们谈一下吗？

谢田：这点他是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重要的问题。就说我们都在谈国有资产流失，但我们没有继续探究一下流失到哪儿去了？资产财富本身到哪儿去了？我们刚才提到中国是一个特权主义社会或裙带主义社会，所以实际上是流到中共高干、他的子女、他的家庭、他的亲友这些人手里去了。

所以说当年邓小平所谓的“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现在我们知道是让什么人先富起来。所谓的资产流失也好，先富起来也好，只不过是国有资产现在变成裙带主义既得利益者他们手里而已。

记者：朗教授提到一点，中国在1949年以后，对宗教和农村社会的破坏，实际上是导致今天中国人道德沦亡，为求致富不择手段的重要原因。不管官方还是民间，这个问题都非常严重。草庵居士谈一下，中国整个道德和信用丧失，是不是和宗教及中国传统文化被破坏确实有关？

草庵居士：我想关系是非常大，因为在中国以前的社会保存了一个农村的地主、乡村阶层。乡村阶层其实在中国是保持道德传统、村民自治、城市自治的一个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现在来说，从中国本身没有法律制度来制约你，所以人如果你去做不道德的事情，他不但没有受到谴责，而且没有人去管你，没有人认为这不道德；相反的，他认为你致富了，致富手段会得到鼓励的。

谢田：刚才草庵居士讲的时候，我在想摧毁道德实际上是中共的始作俑者，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进行，比方说镇压法轮功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草庵居士：而且从政府层面，假如政府每天都在说谎，百姓凭什么去遵守你的道德，让我受穷呢！

记者：朗教授他认为中国应该加强中央集权制，他认为如果放权的话，那各个地方官员贪污腐化会非常严重，会把整个中国社会基础破坏掉。您认为这个有道理吗？

草庵居士：我是觉得这是朗教授一个极大的失误。我曾经跟中共一些高层官员，包括副总理级官员谈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现在中国改革需要倒逼，为什么倒逼呢？需要从外层推动内层。他就举个例子说，皇上从来没有自己要下台的。中国政府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腐败、道德沦丧，他并不是由于以前是开放民主而造成的，所以这个问题，我是反对朗教授的结论。

两位独立调查员经近半年的继续调查，获得十六项新的举证和反证，揭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在中国存在。呼吁各国政府劝阻本国民众前往中国作器官移植、禁止抑制药物流入中国；并建议国际社会利用奥运会施压中共停止暴行。

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于2006年7月6日在渥太华发表的第一份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报告》，随后前往三十个国家巡防，采访了许多国家接受器官移植的人。

来自蒙特利尔的证人王晓华在新闻发布会上现身，并同时指证报告中所述未知原因的包括验血在内的体检确实存在。

王晓华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几度被投入监狱。在监狱中他和其他法轮功学员遭受肉体和精神上的各种虐待，却又在二零零二年一月接受全面身体检查。报告指出，“与我们考虑的其他方面综合起来看，[中共]当局的所作所为可以佐证和支持[活摘器官]的指控。”

第一版报告曾公布，自从1999年的夏天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至少有 41,500个被移植的器官来源不明。报告推断这些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新出版的报告中加入了大量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时体内器官被掏空；法轮功学员被监禁时没有确定身份，以及大量法轮功学员失踪的证据支持这一论断。

报告提出说，“器官的来源来自囚犯，这一点无法辩驳。现在有争议的是，这些囚犯是死囚，是被判有罪的法轮功学员，还是没有经过判决就被投入监狱的法轮功学员。”

报告指出，对医疗系统来说，贩卖器官成为了医院运营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军队的许多医院，通过销售器官牟利。报告给出了北京武警总医院的例子，“2003年器官移植收入是1,607万元；2004年上半年度就已经达到了1,357万元，估计全年能打破记录到3,000万元。”同时调查员还指出，病人去一些普通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手术，但是主刀的人却是军方的医师。

报告说，“对于中国的器官移植医师来说，只要国家不干涉，手术时可以为所欲为。没有独立的监察系统控制这些医师。……中国的这种器官移植系统放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其他地方都是不合法的。”

报告还指称许多的国家仍然在贩卖与器官移植有关的抗排斥反应的药物给中国，同时在中国进行了器官移植手术后的人回国后应为供体来源不明，所以无法获得相应的康复治疗。

报告将中国政府对调查的回应作为反证依据。报告中说，“中国政府对报告第一版的回应几乎就是集中攻击法轮功。而正是这一类的攻击行为使得在中国侵害法轮功学员基本人权的事件频频发生。”两位调查员同时指出，中共唯一能够找出的是有两个城市被放在了错误的省份之中，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东西来证明结论是不准确的。

两位调查员以加拿大为例称，加器官移植案例总体呈增加趋势。去中国进行的移植通过医院、中间商进行。目前已被核实，多伦多、温哥华和卡尔加里等地医院都在送病人去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据不完全调查，温哥华的医院平均每月有一例，多伦多每月平均有二十例。

澳大利亚的总体移植数量呈下降趋势，澳政府对需要移植的病人警告“中国存在活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可能”。乔高还表示，希望尽快从卡尔加里的医院得到曾去中国做过器官移植的案例数据。

报告中增加了对各国政府的建议。其中包括：加拿大应当颁布疆界外法律，防止人们到中国盗取器官；医疗机构拒绝给此类移植患者报销国外移植费用和回国康复医疗费；拒绝来自中国的移植试验的研究成果申请国外科研刊物基金；医学工作者不应该鼓励病人去中国做移植手术；制药公司应停止向中国出口仅用于外科移植（如抗排斥反应）的药物，政府应禁止上述类型药品的出口；为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建立数据库；各国政府应该向去中国旅游、移植器官的国民发出警告“中国的器官供体几乎全部来自非自愿捐赠器官的犯人，包括死刑犯和法轮功学员”。

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乔高说，“加拿大和国际奥委会、各国政府、赞助商和运动员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要和发生这种罪行（攫取器官）的政府打交道”，这样起码可以形成一种停止这种罪行的压力。”

乔高说，“中国政府在申奥时曾承诺借奥运证明中国的人权良好，但是现在还在进行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骇人罪行不正在说明中国政府的言而无信吗？……奥运会正是通过施压促使停止罪行的杠杆。”

乔高表示，中使馆（针对报告）的无力声明显得很不明智，与其在各国政府面前名誉扫地，不如考虑一下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否则，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的大门洞开将使这个真相曝光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乔高对调查报告充满信心。乔高呼吁立即停止这种反人类罪行。他说，“世界上的七十个国家中有六十九个国家对法轮功表示尊重，只有一个国家——中国迫害法轮功。年轻、健康的学员因为信仰被攫取器官并焚尸灭迹，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人起码应该三思，其他的人也不应该对这种罪行默许。”

第一起“7.20中领馆诬告案”在去年12月份结束, 第二起“10.23乌节路诬告案”于2007年1月22日开始，都有海内外很多支持者来旁听。这第二起案子主要是诬告2005年10月23日在乌节路三三两两分发传单的6名法轮功学员“无准证集会”。当天案件开审后，午间休庭时，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了这个公园，可是却意外的发现公园内好几张特制的椅子已经不在那里了，原先放椅子的地方现在空荡荡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不过是几张供人休闲的椅子罢了，难道法轮功学员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聊天谈话、或者读书静坐,也会妨碍了什么人吗，也会碍了什么人的眼吗？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让人不禁想起2002年香港警察无理诬告当地在中联办门前和平请愿的法轮功学员“阻街”的两个月后，港府封闭中联办门前一大片人行道，其后用改善环境为名加建花槽，而那些花槽整整占去了空地的三分之二，令原本宽敞的大道变得狭窄。当地法轮功学员表示新建的花槽才真正阻街。

历经3年多的香港法轮功学员“阻街”案,终审法院在高等法院上诉庭裁定“阻街”罪不成立的基础上，一致裁定警方的拘捕行动不合法，推翻8名法轮功学员“阻差办公”及“袭警”的罪名。当时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等5位大法官发表的判词指出，香港每个人都享有和平示威的自由，这是《基本法》第27条所保障的一项宪法权利，它跟言论自由有很密切的关系，所表达的意见可能会令某些人不悦，或冲撞某些人，又或抨击当权人士，而这些自由却构成香港社会制度的核心，因此法庭对这些自由的涵义，应该给予宽松的诠释。

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说，在任何一个法治的社会都会对政府的权力作出限制，法律并非政府利用来控制社会的工具，所以在法治的社会，会授权给法庭来监管政府，若一个政府不尊重人民的权利，即使法律上说明政府享有某种权力，法庭也未必容许政府去行使该权力。

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希望政府的所为是要对其民族承担责任的并希望新加坡法庭能以香港“阻街案”为鉴做出公正的判决。

美国德克萨斯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艾尔．格林(Al Green)说，“我希望，人们会明白，美国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多元化。我们尊重各种不同的文化和传统。”

艾尔．格林议员说，“我发现从压迫人民的共产国家来到美国的人都渴望自主、自由和正义。他们相信所有人都应该维护信仰自由和正义。他们相信宪法中所规定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们相信宪法中所述‘人人生来平等’。他们来到美国，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美好，所以，我全力支持所有来到美国实现梦想的人，他们将受到欢迎和拥抱。”

2月2日和3日，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将在艾尔．格林议员所在的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市上演。就在演出的前两天，休斯顿新唐人晚会几条售票热线连续接到不间断的重复恶意电话录音，直到售票热线手机蓄电耗尽。骚扰电话的号码为118617911020000，休斯顿的新唐人工作人员由此判定是中共安排特务从大陆打来的骚扰电话。

记者打电话给中共驻美大使馆询问有关骚扰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事件时，接电话的官员挂断了记者电话。

当听说中共通过威胁利诱晚会赞助商、剧院、打骚扰电话等手段，干扰在全球30个城市举办的新唐人华人新年晚会的消息后，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里查德．兰德博士说，“中国政府不仅不尊重他们本国人民的言论自由，而且还试图影响美国其他人的言论自由。”

第一位在外国出生的国会众议员广野庆子(Mazie Keiko Hirono) 说，“推广多元文化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我将尽我所能关注并代表少数族裔表达他们的愿望，并把他们的问题带到首都华盛顿进行讨论。”

乔治亚州国会众议员韩可．约翰逊说，“传播文化非常重要，中国拥有13亿人民，美国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以期望今后与中国人民进行更多的合作。”

约翰逊说，人民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是自然而然的，不是任何外在的力量所能左右的，中国政府在设法压制自由。

约翰逊鼓励中国人民，要穿越顶峰，像高山上挺拔的苍松，要固如磐石，向上突破，寻找出路。他说，“我坚信中国人民终会拥有自由，我向所有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开路先锋致敬。”

1月26日、27日两天，近六千名来自华盛顿政界、商届、法律界、大、中、小学的教授、老师和学生以及拉美裔、非裔、亚裔等少数族裔民众在美国首都与海外华人汇聚一堂，观看新唐人华人新年晚会的演出，感受东方神韵。两天的四场演出博得了华府各界观众的高度评价。

在华府晚会开演前，新唐人电视台收到来自美国国会参、众议员，联邦政府官员，以及与华盛顿相邻州州长的恭贺与祝福。美国弗吉尼亚州副州长威廉．蒂．鲍凌在贺词中说，“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新唐人的演出已经扩展到世界范围并且将中国文化传播给几十万观众。我为你们的努力而喝采。”

武七15岁时在姨夫家做童工，17岁时给地主李廪生打长工，饱受人间白眼。他身材肥短，一说话嘴角即现白沫，大家给他取了个浑号“武豆沫”。尤其是因为不识字而多次被人毒打，被骗财，被讹掉工钱。他给李廪生做工3年，分文不得，反而被打得头破血流，赶出家门。无望之际，他在一破庙里昏睡3天。

武七到处吆喝着出卖苦力：“出粪，锄草，拉□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论钱多少。”为了多挣钱，他把自己的长辫子剃掉，净得京钱一吊，作为他兴办义学的基金。他没有工做的时候，就到各地去要饭。因为他总是唠唠叨叨的“义学长，义学短”，乡邻以为他害了什么“义学症”，就又把“义学症”作为他的第二个浑号，他无动于衷：“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赏了钱，活了命，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他行乞时，把要来的钱都积存起来，要来的干粮，自己祇吃碎烂的，好的完整的拿去卖了，变成现钱积存下来，作为义学的基金；甚至捡菜根、芋尾来吃，以节省他要来的菜和饭。他说：“吃的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食菜根，食菜根，我吃饱，不求人，省下饭，修个义学院。“"吃芋尾，吃芋尾，不用火，不用水，省下钱，修个义学不费难。”

为了积攒钱，武七在山东、江苏、河北、河南一带行乞，并做过各种各样的农活、杂耍、手艺：推磨、推碾、割麦、浇园、挑担、拉车、纺线、竖鼎、做马骑、吃蛇蝎、拈线头、轧棉花、做媒红、给农民小额贷款买地买牛……武七积来的钱又被姐夫骗去后，他就打听当地可以信任的士绅，他跪求那些住在深宅大院里的举人、进士，求他们帮自己存款。他可以不顾家人亲友，但若乡亲真有困难，如38岁那年，鲁西北大旱，赤地千里，到处有人饿死，武七就买了40担红高粱，托绅士替他办理赈济灾民的工作。又如农民张春和外出十年没有音讯，生死下落不明，家里婆媳二人的生活全靠媳妇张陈氏做针线活或要饭来维持，武七听说后，就送给她们10亩地。

就这样，经过了30年的努力，在他50岁的时候，武七觉得有力量办学的时候，他跪请进士杨树芳先生，一位急公好义的绅士来替他筹画兴办义学的事。杨非常惊喜同情，但以不孝有三来劝武七成家，武七说：“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杨表示愿意出面帮忙，并向当地的绅耆募集不足资金。武七搬砖、买木料、亲自做工，在杨树芳等人的主持下，不到一年时间，崇贤义塾于1888年春天开学。从21岁立志，到武七51岁时亲眼看见义学开学，过去了整整30年。武七亲自劝说穷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七十几个学生分经学蒙学两班。武七跪请杨树芳为学董，主持义塾一切。但他并不放松，跪请睡懒觉的教师，跪求学生不要调皮旷课。

最重要的是，武七仍自律苦行。义塾创办之初，他准备丰盛的筵席招待教师，请学董和热心赞助的绅士们作陪，他自己并不入席，而是站在客厅外面，向来客磕头致谢。他说：“我不敢同老师和诸位先生们坐在一起，我站在门外，觉得心安，觉得快乐。”他跟学生们一样分得一斤馍馍，一碗大锅菜，仍舍不得吃，跑到庄外的砖窖上换了几块新砖回来，自己仍吃些残菜剩饭。义塾成立后，虽然已经实现了他的心愿，但他依旧过着漂泊无定的流浪生活，到处去要饭，仍旧住破庙。学生们劝他别再要饭了。他说：“我办义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享受，完全为了使我们这群穷孩子们有机会念书！我过的生活自己并不觉苦，祇要你们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

这样30年如一日厉行的人格力量迟早要进入社会的核心层面。后来的张学良说他“行兼孔墨”，这样一个最底层的中国人30 年来做着孔子、墨子的事业，那种力行示范不仅得到了乡邻们的承认，也最终获得了社会上层人士的尊重同情。在这样的人物事迹面前，任何有心人都是富有成效的传媒，迅速地让他进入全社会的视野中去。杨树芳等人把他的事迹呈报给知县郭春煦，郭大为惊奇，到义学视察，对武七崇仰不已，不仅赠银10两，而且把他的事迹转陈山东省巡抚请予嘉奖。

山东省巡抚张曜知道后，邀见武七，见他疯疯颠颠的样子，以为他害过什么重病，他说：“我不疯，我不病，一心祇害义学症。”一面跟巡抚谈话，一面还不断地拈着线头。张巡抚大为感动，助他二百两银子作为义学的基金，另外给他方便劝募的缘簿，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并给这个无名的同胞赐名训，从此，这个名叫武训的穷苦人教化、训导了几代中国人。

张曜奏请光绪皇帝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武训的绝世奇行轰动朝野。当时的清政府已是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仍令国史馆为武训的事迹立传。《清史稿》宣统本纪记载：“己未，予积资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朝廷还授以武训“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

武训甚至感动了佛门中人。在他53岁那年，馆陶县杨二庄的了证和尚，因为景慕武训的精神，而把自己的香火钱和部份庙产捐出来，想为穷孩子们办第二所义塾，武训听说后，主动找到了证，把自己的义学基金奉献出来，一起创办了馆陶杨二庄义塾。武训还感动了当时的教育部长。在他56岁那年，学部侍郎裕德到山东视察学务，武训拦轿向他募捐，裕德捐给他200两银子。加上自己的旧存，武训在临清创办了第3所义学：临清御史巷义塾。

在第3所义学创立的那年，武训已经58岁了。他长年苦行，至此耗干了精神，当年5月，武训得了重病。他住在义塾里休养，躺在屋檐下边，不肯占用一间房子。最初几天他不吃饭也不吃药，每天祇喝几口开水。据说，祇要听见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他那病弱的脸上就有着无限愉快的神情。

光绪22年（1896）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武训含笑离开了世界，享年59岁。出殡之日，堂邑、馆陶、临清3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据说当时即有人相互低声议论：“谁说武训没有儿子？”

在武训辞世的50多年间，他的事迹感动了世界，首先感动了他的同胞们。

1903 年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葺了陵墓、建造了武训祠，并立碑为纪。1921年，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赠给武训“热心公益”的匾额。曾任山东教育厅长的何思源拨款重建了武训祠，并在武训祠堂立了尊武训汉白玉雕像。1932年，山东省主席韩复矩建造了“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1934 年，临清县武训小学发起了武训97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军政要员和文教界知名人士。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于右任、郁达夫、陈衡哲、何思源等人都对武训的办学精神给予了颂扬。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又在重庆兴起了纪念武训诞辰107周年活动。郭沫若、邓初民、柳亚子等人参加了纪念会。陶行知在40年代物价飞涨、教育经费紧张的时期，曾在全国提出“跟武训学”的口号，要求大家做“集体的武训”，艰苦办学。

武训感化了无数的中国人。段承泽本来是一个军人，曾在孙传芳手下当过师长、副军长等职。1927年，当他驻军泰安的时候，听到朋友们谈起武训的故事，深受震动，当时立定了“退赃赎罪”的志愿，决心将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1930年，河北、河南闹水灾，段将军把灾民移殖到包头，依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实行集体生活和集体生产，以期造成共同劳动平等享受的新社会。1933年，段将军又开办了武训小学，实施生活教育，以期创造新农村，建立新文化。段承泽去世后被人称为“荣军之父”。

1950年代以前，武训的兴学事迹还被列入学校教科书中。全国共有七省30多处学校以武训名字命名。特别是“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的冯玉祥，在 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15所武训小学。全国甚至出现了武训出版社、武训街这样的名称。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直呼武训为“武圣人”。在国外，武训被称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1950 年代后，武训被埋进了历史。新天新地的国家不需要他，新天新地的人民也被迫把他遗忘。这个坚定地活在自己个体本位上的穷苦人，被丑画成一种乡愿阶层的可笑代表而被新社会抛弃。直到又一个30年后，他才被人们小心翼翼地想起，按照胡乔木高超的汉语言政策水平，他在1985年如此说过：“解放初期，也就是 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的这种批判是非常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认为基本正确。”

但是，当今天的人们发现了武训时，也同时发现谈论武训的全部困难。我们当代的历史转型已经失去了武训所归属的传统中国厚重的文化土壤，武训的人生超出了我们今人贫乏可怜的想像。当今天的人们多在抱怨自己一年不吃不喝难以买到一平方米的房子时，武训却以30年的努力创办了3 所义学。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乞丐决非一个吃了上顿愁下顿、心为物役的小民，而是发下金刚心有着非凡智慧的行者、圣者、明哲。据说，他省吃俭用，30多年间乞讨所得，经营所得，贡献给义学的，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8000分之一，相当于当今的800万至1000万元。

在武训的人格力量面前，任何人都没有力量来为他加冕，任何机构都不配来给他盖棺定论。朝代不会比他更长久，国家政权的力量也不会比他更强大。因为祇要中国人生活在这世界上，武训就活在这世界上。因为这样一个人在传统中国崩盘前夕活过了，他的全部努力在于救人救世，首先他救度了自己。他的努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于一个总以文明悠久灿烂自居的民族的绝大讽刺；这个民族上层成员的全部自得，在无数无明无知的同胞，首先是在无数文盲的同胞面前都得大打折扣，在武训和武训们的努力面前都黯然失色。他的努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生活的诸种可能里，重建了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即使在高物质化的幸福指数面前，也坚不可摧。

谈论武训，最令人索解的是他那3天的昏睡，我们，甚至他自己也难以说清楚那昏睡的意义。也许那是天启，那是中外历史上无数圣哲、使徒们觉悟前的“高峰体验”。他像阿Q兄弟一样在破庙里睡着了，但阿Q梦见的是“同去同去”，武训找到的却是个人的人生道路。虽然人们多以为他是农民阶级的代表，他多次说过，为穷苦孩子办学的话，他也说过，不要忘记穷人的话，但是，在他的30年行乞生涯中，最重要的不是血缘、阶层、阶级的意识，而是他要做事的意识。换句话说，他是立足于个人本位而非阶层本位做事。这种立足于个人本位就是一种可示范的镜子，照见自我的独立不依。“何期自性，本来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性。”因此，他的形象、生存状态所归属的底层并不真懂得他，那个阶层的人们至多把他理解成好人、善人，反而上层士绅多从他那面镜子中读懂了人生的可能意义。蒋介石说他“独行空前”，汪精卫说：“廉顽立懦！”于右任说他“匹夫而为百世师”，蔡元培说“武训先生提醒我们我国有普及教育的必要”，段祺瑞说：“丐金以兴学难于舍身以卫国是游侠传之，雄而非卑田院之客亿万斯年式以民德”，冯玉祥说：“特立独行百世流芳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杨虎城说：“风兴百代”。

这个文盲像历史上大字不识的天才教主慧能一样，顿悟成佛，那一道强光如醍醐灌顶，更新成就了肉身，肩负起人间大道。慧能是要开宗立派，为无数同胞寻找救济解脱之道。武训却仍旧以身见证，他像大阿罗汉、使徒、圣愚、义人、侠客，自身清明，却回向尘世，为我们示范了一种可能的人生。他强大的精神力量重构了苦行的意义，苦行在他那里不再是悲惨生活的象征，而是一种心灵、人格和精神趋于完善的途径。

武训曾被当作小农改良者的极端精神，比如毛泽东就这样喜笑怒骂地挖苦他：“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武训其实是专制社会的革命者和解放者，他以血肉之躯向我们论证了真正革命者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力量。自以为比武训革命的革命者们多走到了革命的反面，变本加厉复制了专制社会的威福玉食，武训却拒绝了一切。这个在人性上有着革命觉悟的圣者，拒绝了尘世和未来的一切物欲享受：“有你们人世的筳宴口腹之欲我不愿意去，有你们所谓的天堂我不愿意去，有你们所谓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这个圣徒的精神有如另外一个圣雄，将会让后人长久地惊奇，如爱因斯坦说：“在未来的时代，极少有人相信，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在地球上匆匆走过。”

【大纪元2月1日讯】“我是谁？”，“意识究竟是什么？”、“我真能说了算吗？”、“谁在命中主宰我？”千百年来这些都是人类追问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究竟有没有独立性？控制了大脑是否就真的控制了“我”呢？1月24日发行的《新纪元周刊》以我是谁作为封面故事，对这个千古之谜展开探讨。

文章指出，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使得科学开始进入这个本属于哲学的领地。由于外伤、疾病和药物都能够改变意识，因此，所谓“我”的“自由意志”变得可疑。人们对酒精、色情、尼古丁的执著与毒品成瘾的作用十分相似，“我”又可以通过药物或其他方式的刺激来创造。 “濒死经历”的现象还包括有的人感到“意识脱离身体”的经历，被称为“灵魂出壳”。

文章还说，科学家还发现问题出在“快乐中枢”。人类快乐中枢，负责生存和生殖。原来所谓食色性也，都是因为可以刺激快乐中枢，让人放不下。若是对“快乐”不加节制，就会成瘾。快乐是好事，只是不要被“快乐中枢”骗了自己。这其中关键的问题还是“我是谁？”、“意识”究竟是什么？是物质大脑机制作用产生的一种感受；还是有另外的存在？

全文转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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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人类意识和大脑的故事

作者：方洪

“我是谁？”，“意识”究竟是什么？千百年来这些都是人类追问的基本哲学问题。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脑科学的出现，尤其是对临床精神病例的研究和脑造影技术的发展，科学开始进入这个本属于哲学的领地。
　　
渐渐地，哲学问题变成了科学问题，一个核心假说产生了：意识就是大脑的活动。“我”这个概念也越来越和脑的活动结合起来。
　　
那么，意识究竟有没有独立性呢？控制了大脑是否就真的控制了“我”呢？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是特别的，也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我”意味着这张面孔、这颗脑袋和这个身体；意味着爱不爱吃巧克力，或是喝啤酒；也意味着与生俱来的个性、特点、脾气；还意味着自身的经历、记忆和情感。
　　
“我”是自私的，“我”渴望别人的尊重，精神的慰籍，和感官的欢愉……“我”总是有那么多的愿望和欲望，更有喜怒哀乐的发泄。同时“我”也有高尚的一面，有同情心；“我”希望自己好，也希望别人好。
　　
“我”是一种自由意志的体现，既会做好事，也可能做坏事。许多人说，最了解自己的是自己，因此“我”就是“我”。
　　
但是，这些朴素的自我认识仅仅是大众文化，当科学家们逐渐将人的情感、语言、逻辑等心理反映归结为大脑不同部位的功能的时候，“我”和意识的独立性问题也变的突出了。如果控制大脑就能彻底左右人的意识，“我”就成了棘手的大问题，所谓“自由意志”也将不复存在，人类意识被分解成为大脑新皮层不同区域的电极活动的结果。

脑功能很容易受外部因素左右。如果“意识”就是大脑功能的产物，意味着“自由意志”不过是一种虚幻。
　　
1848年9月13日，一个名叫盖吉(Phineas Gage)的铁路工人，在美国弗蒙特州施工时，不幸在一次爆炸事故中被一根铁棍击穿头颅。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但是原先那个严谨、勤奋的他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毫无恒心、胡言乱语的酒鬼。
　　
传统哲学思想并不把意识(包括感情个性等)等同于大脑，而盖吉的例子使这个问题复杂化了。一部份人开始认为，既然一次大脑创伤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个性。可见脑子不仅是储藏“自我”的器官，而且应当就是产生“自我”的地方。
　　
盖吉的事故发生13年后，法国神经学家布罗卡(Paul Broca) 发现大脑左颞叶损伤可以导致语言障碍。这是首次将认知功能与大脑某一部位直接联系在一起。在那以后，类似的研究越来越多。特别是近年来，核磁共振(FMRI)，正子断层扫瞄(PET)等技术在脑活动造影方面的广泛使用，大大推进了大脑活动规律的研究。目前人们已经相信，脑的不同部位都有不同的功能，因此不同部位的损伤可以导致特定的运动和认知能力的障碍或丧失。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意识就等同于大脑的功能呢？
　　
进入20世纪以后，社会变得更加包容，一些人体特异现象开始在西方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催眠术可以将人带进令人难以解释的意识状态中去。还有某些精神和心理疾病的患者并没有脑部病变，这意味着脑损伤与认知能力障碍没有必然联系。
　　
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用药物刺激大脑后，可以成功模拟一些精神疾病的症状。由于这些药物并没有造成大脑病变，因此很多科学家们坚持，所谓的特异的精神现象不过是某些体内的化学物质在捣鬼罢了。不过，围绕催眠术的争议并没有因此结束。
　　
如果外伤、疾病和药物都能够改变意识，那么所谓“我”的“自由意志”就变得有些可疑。这对商业、司法等许多社会领域的价值观和既定规则都是一个挑战。比如在犯罪学领域，确定一个人是罪犯的前提是本人在犯罪前能够做出选择。西方司法理念认为没有选择的机会就不能定罪，因此精神病人犯罪不能被当作罪犯处理，因为他没有能力对自己的意识负责。但是如果“自由意志”本身是不存在的，任何犯罪行为是否都可以或者应该被原谅？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一个有恋童癖的人被捕了。就在定罪宣判前检查发现他患有脑瘤。切除脑瘤后，这个人的恋童癖竟然消失了。而当一段时间后脑瘤复发，恋童癖也死灰复燃。于是他再次进行手术，恋童癖也再次消失。那么究竟是谁在犯罪？谁应该负责？
　　
就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科学家研究发现，人们对酒精、色情、尼古丁的执著与毒品成瘾的作用十分相似。因为这个“我”不但受困于越来越多的“先天缺陷”，又可以通过药物或其他方式的刺激来创造。

另外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来自于荷兰一个犯罪率极高的家族。1993年，科学家们相信他们终于从遗传角度找到了原因。分子生物学研究发现这个家族的成员缺少一种叫做单氨氧化脢A的基因，导致他们情感反应缺陷，从而有暴力倾向。换句话讲，其家族成员患有可以导致他们犯罪的遗传病。
“先天缺陷”虽然不能使当事人完全摆脱法律责任，但或许能得到多一些公众同情。这样的科学发现让法官们和陪审团愁眉苦脸，却让律师们有了更多的兴高采烈的操作空间。
　　
再比如在商业方面，正当的市场竞争要求顾客能自由选择商品。于是问题来了，通常顾客选择某项商品应当是因为喜欢，不应当是被迫的。而“喜欢”又是什么？是他自己吗？如果是某种嗜好和瘾好使顾客购买某种商品，他是自由的吗？那么商家是否可以先用一种商品刺激顾客产生某种嗜好，再诱导人们去购买另外一种商品？
　　
人们多少都有些不同的喜好和瘾好。有人喜欢巧克力，有人爱吃辣，有人爱喝酒或抽烟。科学家研究发现，人们对酒精、色情、尼古丁的执著与毒品成瘾的作用十分相似。
　　
当意识完全是大脑活动的产物时，古典意义上的“我”已经迷失了。因为这个“我”不但受困于越来越多的“先天缺陷”，又可以通过药物或其他方式的刺激来创造。

那么，在大脑面前，“我”有自由吗？一个持续了15年的对六百多位修女的研究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新的线索。
　　
肯塔基大学的斯诺顿对诺特丹姆的678个老年修女进行了跟踪研究。定期对修女们的记忆力和认知力进行检查；在修女们去世后，对她们的大脑进行解剖分析。斯诺顿的发现之一是：以认知力下降为特点的老年痴呆症与脑部病变似乎没有必然联系。
　　
一位名叫玛莉的101岁的修女有十分良好的认知力，但是她去世后的检查却发现她的大脑有典型的老年痴呆症的病变。这些病变一向被认为是造成患者认知能力障碍的元凶。那么玛莉清晰的意识应当如何解释呢？而且玛莉并不是唯一的例子。最后科学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她们乐观的人生态度。

意识的产生，尤其是一些的深层思维活动很难用简单的物理和化学刺激来替代。有些常见的心理活动仍然是脑科学的难题，其中之一的便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一种现象：预感。
　　
1948年，当时苏联的一位超心理人士迈兴(Wolf Messing)到阿什哈巴德(Ashkhabad)作表演。他刚到这座城市，一种强烈的不安就迫使他马上离开。他放弃表演离开了，三天后，一场大地震降临阿什哈巴德，造成5万人丧生。
　　
这是比较典型的一种预感形式：强烈的不安、恐惧，感到不详等。不过对于像地震这样的天灾，科学家们仍然可以用气压变化、或是地震前的某些特殊气味等作解释。若是这样，那与药物刺激造成的意识变化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对于象车祸、亲友去世等不幸事件的预感就很难用现有的概念解释了。
　　
二战时期，美国著名超心理人士塞西(Edgar Cayce)曾帮助一些人预知他们的亲人在战场上的安危。他能准确感知当事人在战场上阵亡，这曾使塞西感到十分痛楚。这种现象叫做遥感(telepathy)，英国一项调查显示80%的人曾经有过遥感经历：比如正在想某人时，对方来电话。去年的一项实验显示，遥感不能用巧合来解释，而是统计学上的“真实”。
　　
对于这些超心理的意识活动，有时人们不得不用一个并不科学的概念来描述：“场”。因为“场”是个十分笼统的概念，而脑却是具体的物质，一旦用场来解释意识来源时，意识和大脑的关系就变得十分微妙了。

西方文化中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动物没有。早期的西方学者也一直寻找灵魂在哪里，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瞄准了人脑，而人脑确实具备动物脑不具备的特点。
　　
人脑有三部份，大脑、小脑和脑干。脑干主要掌管呼吸和心跳，小脑掌管运动，而高级的思维活动是通过大脑进行的。通常低等动物如爬行类的脑主要是小脑和脑干；高等动物虽然有大脑，但是大脑皮层远没有人类发达。比如人类的大脑皮层占脑总量的80%，而大鼠只占30%。
　　
人脑的大部份结构都是对称的，可以分为左右两部份。唯一不成双的结构是松果体，17世纪法国哲学家迪卡特曾认为灵魂就在松果体中。
　　
我们就借用灵魂一词，指称意识的真正来源，也就是真“我”之所在。
　　
近年来，关于“灵魂”的说法开始复苏。原因之一，是一种叫做“濒死经历”的临床现象，在很多严肃的医学刊物上被广泛报导，这些刊物包括“复苏”(Resuscitation)，“柳叶刀”(The Lancet)等。

维吉尼亚大学的神经学家格雷森(Bruce Greyson)表示，“在临床死亡状态下，病人意识清晰，并经历了复杂的认知过程，这对意识仅仅存在于大脑的说法是个挑战。”
　　
“濒死经历”的现象经常出现在心脏停止跳动后，又被抢救过来的患者当中。这些患者描述在“死亡状态”下看到光、隧道或其他的人、物等。但是多数这类经历都被认为是死亡过程中脑内发生的变化而造成的幻觉。
　　
但是也有很多例子令人百思不解。1998年，心脏病医师萨多姆(Michael Sabom)提出的一个案例中，一位妇女描述了医生为她做手术用的一种器械。而当时这位妇女已经处于临床死亡状态，这位妇女以前也从没有见过这种器械。她甚至还知道当时医生间的对话内容。
　　
一项在荷兰进行的研究报告说，一位护士取走了一位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亡”的病人的假牙，后来这名病人苏醒了，他竟然直接找到这位护士索要自己的假牙。心脏病专家隆美尔(Pim van Lommel)认为，按常理在那样的无意识状态下，人不可能辨认并记住一个护士。
　　
其他的现象还包括有的人感到自己从身体离开，甚至可以漂在空中看到自己的身体和周围的医生……像这类“意识脱离身体”的经历有时也被称为“灵魂出壳”。
　　
维吉尼亚大学的神经学家格雷森(Bruce Greyson)表示，“在临床死亡状态下，病人意识清晰，并经历了复杂的认知过程，这对意识仅仅存在于大脑的说法是个挑战。”
　　
但是，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坚持，所谓的“濒死经历”不过是一种生理过程。研究人员采用化学药物模拟松果体释放的一种神经介质，给患者注射后，激发了一些类似“濒死经历”的现象。不过，一些为“濒死经历”做出化学解释的学者，比如心理学家詹森(Karl Jansen)等也认为，用一种解释来含盖所有“濒死经历”现象很困难。

绝大多数关于意识的研究都集中在大脑的功能方面。如果一种现象难以用脑功能来解答，通常就归为超常现象，如前面提到的预感、或“濒死经历”等。这些现象是真实的吗？又如何解释？
　　
我们回到了一开始的问题，“我是谁？”“意识”究竟是什么？是物质大脑机制作用产生的一种感受；还是有另外的存在？
　　
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关于“意识”的来源仍然会有各种不同的理解。这个科学问题也仍然会是一个哲学问题。
　　
“我”是谁？还是由每个人自己来回答吧。

作者：臧山
　　
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被称为大脑十年。科学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费来针对人脑进行研究，希望能够通过对大脑的研究，对人类意识和智慧的本质有所认识，但结果显然并不令人鼓舞。
　　
去年，电脑行业名声震天的人物，Palm的发明人霍金斯（Hawkins）,出版了一本他对智慧和大脑研究和思考的书《On Intelligence》。在书中他认定，科学对人脑智慧研究的失败，原因在于科学家们以对待机器的方式来对付大脑，他认为大脑智慧的本质，是记忆和预测。由于人脑中储存数据的神经元突触有三十兆，因此它们可以储存人一生中所有面对过的问题，因此人类在遇到某个事件的时候，神经元突触网络，很快就调出数据，获得了经验的参数，于是预测了事件的整个过程。这就是人类的“智慧”。
　　
本质上说，这种智慧仍然是逻辑智慧，仍然无法解释许多非逻辑现象，同样无法完满解释人类活动本身。比如说，人类科学重大进步的关键点，大多并非逻辑的，而是直觉的。爱因斯坦认为光速恒速，并不是计算或者观察出来的，而是直觉感悟的，由此才有狭义相对论的出现。同样，牛顿的万有引力，也不是数学计算的结果，数学仅仅是对这个学说表达的语言而已。
　　
大脑研究，同样无法为“我是谁？”这样的千古问题给出答案。如果大脑活动就是人类意识和人类自我的终极原因，那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完整的答案，来解答大脑如何策划了直觉，艺术和爱情等问题，而不仅仅是“智慧”。
　　
科学对人类大脑的研究，大概只是近百年的事情，但人类对自我意识的质疑和探索，却可以说已经和人类的历史同样长久。文明之初，人类对自我的质疑，往往和对天地自然的探索质疑同时进行。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问题，在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似乎并没有解决多少。
　　
诗人的任务，后来交给了神学家，之后再由哲学家交给了科学家。
　　
科学的普及，使得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必须通过技术和数学的语言，来思考和探索天地万物和我们自身的自我意识。但科学家同样也还没有解决问题。
　　
很多年前，笔者读到著名的“快乐中枢”试验之后，经历了相当程度的自我意识震撼，竟有两个月时间彻夜难眠。快乐既然可以通过外科手术操纵，那么自我实现的追求便毫无意义可言。
　　
佛《心经》中，本相必在去除“眼耳鼻舌身意”之后才能获致，而这“六识”却都是我们“快乐”的原因和来源。因此后来终于领悟，无论快乐为何，都需作快乐的主人而不是快乐的奴隶。
　　
同样，我们都应该是大脑的主人，而不是大脑的奴隶。

一个心智健康的人是同时具备理性和直觉思维能力的。在日常生活里，两种思维也都很重要。现在的学校教育中，无论是理科还是文史哲，总体来讲更偏重于学生理性思维的培养。虽然也有音乐、美术、体育等方面的教学，但是这些方面的教育与良好的直觉究竟有什么关系还并不十分清楚。

两种思维各有特点

生理学研究发现人的大脑对于理性和直觉两种意识是有分工和侧重的。一般来说，左脑被认为是主管语言、计算和逻辑推理的神经中枢；右脑侧重于形象化思维，负责非逻辑、直觉式的思维。
　　
直觉判断往往不是以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的方式进行的，而是一种瞬间的领悟。直觉没有具体的细节和过程，而是一种对整体的直接审视；理性思维的过程正好相反，它是对具体细节连续的，有序的分析，因此理性思维需要一定的时间。
　　
今天的世界好像是越来越强调理性了。从如何做买卖、投资到成家立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一套套的学问。不过每个人都清楚，知识和信息固然不可少，直觉的判断有时也相当重要。
　　
那么直觉和理性究竟是如何分工和协同的呢？两者能相互替代吗？

有时理智有点儿笨

按常理说，慎密的逻辑，细致的分析后做出的判断似乎应当更可靠。只要提供充足的时间，理性似乎是无所不能的。而一系列研究显示，有时瞬间的直觉判断比理性的分析结果更合理。
　　
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邀请一些志愿者做了一项测验。每个参加测试的人观看电脑屏幕上650个一模一样的符号。其中只有一个符号被上下颠倒放置。志愿者在测试中需要指出这个颠倒的符号究竟在银屏左右哪一边。
　　
通常认为多给一些时间有助于做出更合理的选择，而结果并非如此。研究发现，当志愿者被要求在一秒钟内给出回答，正确率高达95%；而当志愿者拥有超过一秒钟作决定的时候，正确率却只有70%。
　　
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增加，有意识的理性思维被启动，反而抑制了直觉的作用。不过，该项实验的研究人员仍然强调，在很多复杂重大的问题上，没有理性思维是很难得出正确结果的。

面对比较复杂的选择，直觉更有效；而在简单的选择面前，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更合理。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科学家们还进行了另外一项实验，研究人们在面对复杂、重要的选择时，直觉和理性的作用。结果很有些意外，这次，直觉再次占了上风。
　　
人们在决定卖车、卖房子、家具时，由于开支较大，需要考虑的因素环节也多，许多人精打细算，反复权衡，但是仍然免不了事后会后悔。而购买日用品就相对比较简单。
　　
研究人员在百货商店和家具店的顾客中做了调查，比较顾客们购买前的深思熟虑和后来“吃后悔药”的关系。他们发现在百货商店做简单购买的人，深思熟虑后的选择较令他们满意。而家具店恰恰相反，满意度高的是那些没有做太多思考的人。
　　
研究人员又在一些学生中做了卖车实验，得出类似结果。就是说，面对比较复杂的选择，直觉更有效；而在简单的选择面前，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更合理。

直觉本身很复杂
　　
为什么会这样呢？对此目前科学家也很难给与全面的解释。由于直觉的产生过程犹如黑箱作业，有时是一种潜在的感觉，或是瞬间出现的，因此直觉这个概念有些笼统。还有些直觉是同本人的经历和知识有关的，如医生抢救病人，军事统帅在战场上的指挥等，直觉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是即使这类直觉的产生也不可能完全依靠经历和知识。中外军事天才中，有些人很年轻就有良好的判断力，他们甚至不需要很多的阅历。而知识渊博，却只会纸上谈兵的也不乏其人。从这个角度讲，直觉的产生仍是个谜。

人脑和电脑谁更强？这又是一个关系到直觉作用的话题。在国际象棋领域，每次人机大战总是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前世界棋王卡斯帕罗夫(Kasparov )与名为“深蓝”的电脑的世纪大战至今还被棋迷们称道。
　
电脑没有人类的直觉，它的长处在于远高于人类的逻辑和运算速度；而人类则依靠逻辑与直觉的协同作用。而且人的心理、体力、心态也会影响理性思考和直觉判断的发挥。目前，随着电脑运算速度的不断提高，人类同电脑较量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2002年，世界冠军克拉姆尼克(Kramnik)在接受电脑“深福里茨”挑战前，表示要用直觉取胜，捍卫人类尊严。结果双方战平。2006年11、12月间，克拉姆尼克再次迎战升级的“深福里茨”，结果败北。
　　
2005年，由“福里茨”、“朱尼奥”等四个电脑程序组成联队，战胜了由保加利亚人托帕罗夫(Topalov)领衔的，平均等级分达2681的国际特级大师联队。同年，另一位特级大师亚当斯(Adams)惨败给电脑程序“海德亚”。
　　
然而在另外一个领域，电脑却根本无法与人类棋手抗衡。这就是源于中国的围棋。

国际象棋电脑程序“深蓝”的设计者许峰雄认为三十年内电脑无法战胜人类围棋世界棋王。
　　
前面介绍的一些研究表明，直觉更适合于对复杂问题做出合理选择。如果是这样，围棋就为人类直觉的发挥创造了广阔的天地。
　　
象棋或国际象棋都有一个确定的目的--决杀，而围棋的每一步并没有这样的明确目的约束，选择就要多的多。因此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游戏。罗伯森(Robertson)与蒙罗(Munro)在1918年曾经证明围棋在数学上是“PSPACE-HARD”问题，其必胜法的记忆计算量在10的600次方以上。宇宙的原子总数只有10的75次方，围棋的计算容量超过天文数字。
　　
这样的计算量可以让电脑“晕掉”，而人类的专业初段棋手就足以战胜最好的围棋程序。国际象棋电脑程序“深蓝”的设计者许峰雄认为三十年内电脑无法战胜人类围棋世界棋王。
　　
围棋的复杂使得逻辑和计算陷入了难以超越的陷阱，从而使直觉得到发挥。其实即使在国际象棋中，棋手们也是在靠直觉赢棋。
　　
比如在快棋赛中，选手们平均每步的时间只有7秒钟，因此他们基本靠直觉出招；而正常的慢棋是有思考时间的。2004年一项研究发现，快棋赛的排名与正常慢棋赛大体一致。这表明增加思考时间并不能提高选手名次。看来那些国际特级大师们之所以能有更高的等级分，不是因为他们有更好的逻辑，而是有更好的直觉。

通常人们比较容易理解失去理智的状态，那么如果人没有了直觉是什么样？
　　
南加州大学的神经科医生达玛西欧(Damasio)有这样一个病人，在经历了脑前叶肿瘤切除手术后，他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开始被琐碎的细节纠缠得难以自拔。虽然他仍然能够正常地做出归纳，提出不同的可能性选择，但是就是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他没有感受的能力，也没有办法将自己的逻辑和分析引向合理的选择。
　　
可见对于一个人，理性和直觉真是缺一不可啊。

意识的两性差异也是人们关心的问题。那么男女谁直觉更好呢？还用说吗，当然是女人的直觉更好啦--可能无论男女都会有这样的印象。这或许是因为女人更多地谈论她们的直觉。别急，新的研究显示，至少在某些方面，男人的直觉并不必女人差。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005年4月的一篇报导，心理学家通过让人们辨别真实或伪装的笑容，对1.5万多名受访者的直觉能力做了测试。竟然发现男性受访者的准确率更高。有趣的是，女性受访者大部份对自己的直觉充满信心，而男性受访者相信自己直觉的较少。
　　
不过也有心理学专家指出，男人更能辨别伪装的笑容是因为他们更善于控制情感，这使得他们的笑容更容易伪装。

有时人们把直觉思维同感性的、或情感的意识活动联系在一起，这也不尽然。往往在情绪冲动时，人不仅不能进行理性的思维，直觉也不起作用。而可靠的直觉往往都是在理智清醒的状态下产生的。理性和直觉就像人类智慧的左右手，前者长于分析与证明，而后者或许对于判断和创造性活动更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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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别人的心思吗？脑科学有新招
--大脑扫瞄术与新兴的神经经济学

你能读出别人的心思吗？在电影“终结者III”中，当年轻的主人翁约翰情急之余用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时，机器人终结者(史瓦辛格饰)立即根据约翰的生理指标判断他扣动扳机的可能性很小……
　　
你可能觉得这种高技术仍然十分遥远，其实不然。目前，神经科学家正在研究通过对大脑的活动进行扫瞄，来判断顾客购买某种商品的可能性。这肯定让商家眉开眼笑，而顾客们将来可要小心了。
　　
商品购买是经济活动中最基本和普遍的行为。顾客做出购买商品决定时的心理和神经活动过程也是商界和学界关心的课题。知识和财富再次结合，产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神经经济学。它回答的是经济学问题，而研究的对象却是大脑。
　　
目前，研究人员运用较多的大脑扫瞄手段称为“功能性核磁共振”影像技术，研究人员运用较多的大脑扫瞄手段英文简写是“fMRI”。
　　
当大脑神经元细胞兴奋时，其耗氧量和周边血液供应都增加。血液输送氧的作用是由红血球中的血红蛋白完成的。在外部磁场的作用下，载氧的血红蛋白和不载氧的血红蛋白的核磁共振信号是不同的。fMRI技术就是根据这种差异来判断耗氧量的不同，从而间接了解神经元细胞的活动。
　　
最近，斯坦福、麻省理工、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给自愿作为测试对象的26名成年人每人20美元，让他们躺在核磁共振扫瞄仪当中，仰面朝上，对着电脑屏幕选够商品。如果他们没有选购任何商品，那么他们将把这20美元带回家。也就是说当志愿者决定购买时，花的是自己的钱。
　　
在以往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大脑某些区域的活动与利益得失有关。例如，大脑皮层下的阿肯伯氏核的活跃表明是对获利、索取的期待；而大脑内侧前额叶皮质是掌管平衡得失的。
　　
在购买商品是，获得商品是“得”，而花钱则是“失”。研究人员发现，当人看到商品时，他们的阿肯伯氏核活跃起来，表明购物欲上来了；接下来是价格显示，如果价格超高，脑岛开始兴奋，而前额叶皮质反而兴奋度降低。这似乎说明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兴趣权衡一下，因为实在太贵了。
　　
研究人员又根据大脑兴奋区域的变化预测志愿者们最终将买下哪种商品，结果非常成功。比如，当志愿者大脑中控制索取和控制利益权衡的部位兴奋了，就表明他们会购买，而事实也是如此。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著名的“神经元”(Neuron)杂志上。
　　
在早些时候的2005年，层有一个类似的研究探讨了人们在从事投资活动时的大脑活动。发现人在从事诸如股票、赌博这类风险投资时，阿肯伯氏核特别地活跃。相反，当人投资债券和买保险等比较稳妥的领域时，前脑岛部位活跃。前面已经提到，当商品价格超高时，脑岛会出现兴奋。看来，脑岛的功能似乎与避免冒险的自保心态有关；而阿肯伯氏核的过渡活跃，则意味着不顾一切的冒进和占有欲望。
　　
一种主流的购物经济学观点曾认为，顾客是否购买商品主要是时间的选择，就是在“现在买”还是“将来买”之间选择？而脑神经的研究结果可能会修正这一观点，即顾客决定买还是不买主要取决于他们一下子要掏多少钱。
　　
研究人员表示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用信用卡购物容易买很多，因为反正不需要自己马上掏很多现钱。研究人员还建议那些希望社会扩大储蓄，节制消费的政府应当了解人们用信用卡和现金购物时的不同心态。
　　
顾客和商家永远是一对谁也离不开谁的冤家。脑科学与购物经济学的结合，很可能将两者间的游戏提升到新的境界。或许会有那么一天，当顾客走向柜台时，却在不知不觉中大脑被扫瞄了，商家可以根据顾客的心理调整销售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医疗和经济学领域，大脑扫瞄技术还可以用于其他方面，例如目前已经有机构开始研究用大脑扫瞄技术开发测谎仪。不久的将来，“终结者III”中的那一幕也许真的会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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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被“快乐中枢”奴役

科学家们发现，要想管住自己，关键是管住自己的脑子。因为造成成瘾的“快乐中枢”就在大脑中。其实“快乐中枢”可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五十年前，科学家们就知道，只要对脑子做点手脚，就可以让你快乐到死不回头。

如今生活在大城市真是幸福之极。衣着早已不是为了蔽体，而是美观加个性；食物也非为了裹腹，各类佳肴目不暇接，好生解馋。平日一切都是自动化、电子化；出门则以车代步；甚至很多朋友的工作也不必太劳作，无非张张嘴巴、敲敲电脑。若是现实中的日子太枯燥了，上网开辟第二社区，同样有吃有喝有音乐，乐再其中。
　　
可是幸福归幸福，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让人头疼。好东西一多，什么都能成瘾。
　　
美食若是成了瘾，管不住自己的嘴--享受各类可乐、冰激淋、巧克力还有油炸土豆片。吃的多、动的少，结果可想而知：纵向尺寸没变，横向尺寸大增。时间一长，什么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都来了。
　　
上网要是成了瘾，则是废寝忘食。尤其是孩子倘若迷上了网络电子游戏，做家长的真是着急。长此以往，不仅荒了学业，也损害身体。
　　
更糟糕的是，懒似乎也能成瘾。早晨懒得起，下班累了懒得动，真是主宰不了这个身体，制定的健身计划从来完不成。
　　
不上瘾，就要管得住自己；科学家们发现，要想管住自己，关键是管住自己的脑子。因为造成成瘾的“快乐中枢”就在大脑中。
　　
其实“快乐中枢”可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五十年前，科学家们就知道，只要对脑子做点手脚，就可以让你快乐到死不回头。
　　
1954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两个年轻的生物学家欧兹和米勒，在老鼠脑中率先发现了“快乐中枢”。他们在老鼠丘脑下部接了个电极，外面连着一个杠杆。只要老鼠压杠杆，电极就接通，刺激老鼠的中枢神经。
　　
结果令人吃惊，老鼠很快学会压杠杆来刺激自己的脑子。它不停的压呀压呀，每小时可达8000次，持续15到20小时，直道精疲力竭地瘫倒；一旦醒来，又继续高效工作……大家都知道生存是动物的本能，究竟是什么使得老鼠变得如此不要命？
　　
原来问题就出在“快乐中枢”。后来科学家发现，人类也有快乐中枢，主要负责生存和生殖。原来所谓食色性也，都是因为可以刺激快乐中枢，难怪让人放不下。
　　
若是对“快乐”不加节制，就会成瘾。研究发现吸毒者吸食毒品一段时间后，可以形成“病理性快乐中枢”。它不断释放多巴胺类神经介质，从而控制了正常的生理“快乐中枢”，产生对毒品的强烈渴望和依赖。
　　
看来人要想主宰自己，真得有点理智，明白自己究竟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快乐当然是好事，只是不要被“快乐中枢”骗了自己。让我们都来作“快乐”的主人，别当“快乐”的奴隶。常言道，知足者常乐。真正的快乐，其实在于对快乐的节制。

相关组织发表声明称，这个行动将寻求解决方案来促进在网际网路上的自由表述，保护网民的言论自由和隐私权，并更好地帮助高科技公司在全球经营业务。

长期以来，美国国内批评高科技公司以牺牲人权为代价，为打进或巩固外国市场而迎合当地政府的声音一直不断。

包括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在内的人权机构也谴责雅虎公司向中共当局泄露用户资料，导致中国网路作者师涛入狱。

自古狗（google）2005年向中共政府低头进行自我过滤审查以来，古狗的两名创办人上周末首次承认了这项行为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该公司的国际声誉，尤其在美国与欧洲，已受到严重的影响。

对于国际网际网路科技公司正在研究起草行业行为准则，新泽西州立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周世雨评论表示：“中共现在能够让这些公司服服贴贴，因为它采用了一个比较卑鄙的做法，是各个击破，因为一个公司没法对付这个庞大的、邪恶的集体。但是要能联合起来，其实中共需要外国的投资比什么都厉害，要不投资，它就彻底垮台了。”

本月早些时候，共和党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推出了“国际网际网路自由法案”草案，该草案为美国网际网路公司设定了一些最基本的准则，其中包括搜索引擎不得因为当地政府压力而改变或过滤搜索结果等等。

《如焉》的公开出版引来众多的赞许。不少网友说，这次中国政府有进步了，像《如焉》这样的书都能公开出版了。殊不知掌声未落，这本书又被禁了。

最近，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一次宣传和出版工作会议上宣布8本书禁止发行，并要对有关出版社进行处罚。这8本被禁的书中就包括《如焉》。另外，章诒和女士的《伶人往事》也在被禁之列。日前，章诒和发表声明对此严正谴责，并誓言"我要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这份声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广泛呼应。

回到《如焉》这本书来。据作者讲，《如焉》一书完成于2003年。2004年，这部小说的电子文本贴上了陈子明与何家栋主办的《改造与建设》网站，在网上流传很广。其后不久，《改造与建设》网站被下令关闭，但网上发表过的一些好作品仍然在网上继续流传。我是在前年夏天就从《改造与建设》网站上发现了《如焉》，后来又把它转载在《北京之春》网站。不止一位国内的朋友对我说：你一定要看看这部小说，它正是对你的《犬儒病》一文的形象说明。《犬儒病》是我在1998年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用犬儒主义来解剖和分析六四后中国的精神危机，据说被国内多家民间网站转载，造成一定影响。

小说《如焉》写的是在SARS爆发前后在某城市发生的故事，主人公茹嫣是位寡居多年的中年女性，她在同事的介绍下与本市的副市长相识并恋爱。同时，茹嫣又在网路上认识了以达摩为代表的几个知识份子。SARS的爆发引发了原本隐藏的多种矛盾。在这一突发事件中，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小说深入细致地刻画出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揭示出知识份子的复杂心态和整个社会的一般的精神面貌。

小说《如焉》正面写到了"六四"，揭示出"六四"后犬儒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成灾，特别是知识份子的犬儒化。小说中的人物毛子就是一个犬儒病的典型。小说正确地指出，当今中国知识份子的犬儒化主要是"六四"屠杀所造成的恐惧效应。正像小说中人物达摩所说："恐惧常常比灭杀更有力量。灭杀只能消灭异端的肉体。恐惧可以改换他的灵魂，让一个最不羁的反叛者，成为驯良的奴隶，并以此作为其他同类的标本。尤其可怕的是，恐惧是长在自己内心的，别人无法帮你将它割除。"

现在，人们一谈起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的道德堕落，在专制强权面前丧失批判立场，每每归结为他们被共产党收买，成了既得利益者。不少知识份子自己也很乐意承认他们被收买——被收买那就表明自己有身价嘛，所以听上去不那么丢脸，或许还有几分光彩。有的知识份子甚至说：拿人家的钱，就得给人家干活。一边拿着人家的钱一边又骂人家，不地道。照这么讲，那些坚持对专制强权持批判立场的知识份子反而在道德上倒是错的了。其实，共产党总是使用威胁和利诱这两手。对大多数知识份子而言，也总是要在威胁奏效之后，利诱那一手才能奏效。要说邓小平给知识份子带来了幸福，所以知识份子应该感恩，应该拥护邓小平的路线，那么尽人皆知的是，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命运的大改变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发生在八九民运之前。那为什么还会爆发八九民运呢？为什么知识份子还会在八九民运中扮演领导角色呢？知识份子的犬儒化分明是发生在"六四"之后，因此主要是、首先是恐惧的产物。这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呢？

小说描写了毛子和达摩的两次辩论，十分精彩。老朋友达摩步步深入的追问，对毛子有如醍醐灌顶，当头棒喝。最后，毛子决心告别犬儒主义，重新拾回一度失落的理想主义。毛子当然知道他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乃至风险，但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毛子说得好："我自己就是光着身子混上来的，有什么舍不得丢弃？"更何况现在的压迫再厉害，总比毛时代轻多了吧。

我们知道，犬儒病是心理病。指出它的病症，分析它的成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它的治疗。犬儒常常不肯承认自己是犬儒。他们每每要编造出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或说词，把犬儒心态予以掩饰，予以合理化。这使得治疗犬儒病变得很复杂，但也因此而成为可能。正因为大多数犬儒都不能心安理得地当犬儒，所以，指出他们害了犬儒病就可能会激励起他们去克服它。依我看，这就是小说《如焉》的重大现实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