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1月31日(星期三)
人难免“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章诒和女士遭了党棍邬书林的一闷棍,思维里产生两个基本点:一是维护自身公民权利,向禁书令发布人追寻究竟;二是继续执笔,写至终生。她未必意识到,就在短短的一月磨难中,获得了生命的飞跃。现在就让我拿出事实来证明。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早前下令禁止8本新书出版后,周二(30日)又突然改变口风否认其事。其中一本禁书中的当事人姚立法肯定地说,出版社曾通知他,介绍他的那本新书要全部送到废纸场当垃圾。维权作家赵达功相信,新闻出版总署是基于群衆压力,“想大事化少,少事化无”。
虽然中国各地的警察都可以在普通民众面前耀武扬威、为虎作伥,但每个地方的警察在残暴程度上仍然有所区别。在很多民众的眼中,那些为所欲为的警察和流氓并无二致,因此,有人将警察戏称为“有执照的流氓”。早在民国时期,上海滩就是个流氓云集的地方,虽然因为中共的建政,流氓在上海曾经消失过一段时间,但在今天,上海滩的流氓又是死灰复燃,这些流氓不是别人,正是上海的警察。纵观近年来的网络资讯,上海警察的流氓程度堪称中国之最,无与匹敌。
广东省佛山市的顺德区希涌和南海区三山港乡,分别有村民至今因维权被扣押。维权受冲击比较近期的三山,村民仍心有余悸,无力阻拦征地问题未解决的工地开工。而希涌村民本周再次发起群体行动,要求释放代表及赔偿征地发展相关款项。
上海市民段惠民被上海警方涉嫌殴打致死后,他的亲属日前提出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对他的劳教决定,并决定下一步追究打人者的刑事责任,以慰九泉之下的亡灵。
“人民代表”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选举制度,制宪者的初衷也许是想为我等草民提供一个既不用劳心劳力,又能使自己的呼声直达天庭的管道。但好的“经”早就被歪嘴和尚念歪了。共产党在号召人民投票时打出了 “人民代表人民选,人民代表为人民”的口号,但实际上是“人民代表钞票选”,“人民代表为钞票”。红山农场的丁有根代表,是典型的用钞票选出来的代表。在整个萧山区,“人民代表”除了由权力内定外,就是靠钞票贿选的。所以,贿选的也不仅仅是丁有根一人。前段时间,国人对丁有根的贿选网评如潮,但丁有根仍巍然如山。这样的选举制度,真不愧为中国特色。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还是看一看下面这份统计表,让实事来说话。
王黎庄是教育和新闻工作者,曾任上海电视大学校报编辑,自从他们家遭遇暴力拆迁后,他近几年来一直关注上海的民间维权活动,目前他正着力编录《上海百位市民上访维权实录》,以民间的视角揭示中国暴力拆迁的真实细节。这本书将以访民的口述史为线索,辅之以口述者的法律文书等图片和光盘。
我们知道,尽管你是辽宁的省委书记,你并不能什么事情都管;但是,我们请你管好一件事情:这就是要求办案人员严格按照法律,切勿对郭飞熊刑讯虐待。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不会被别人误解和利用。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文章说,中国警察在审讯这批试图逃离的成年人和十几岁的少年时使用橡皮棍和电棍殴打他们。不过,13名15岁以下的孩子没有挨打,只是接受讯问。警察问他们是否知道达赖喇嘛,为什么逃离西藏,是谁带领他们逃亡的,有什么特征等。当他们被送进日喀则的监狱后,警察要求未成年的孩子做一些清洁打扫工作,周末可以玩一个小时。其他人则被送去建筑工地做工。
1名居住在大陆深圳的香港女法轮功学员林丽霞,去年9月被非法抓捕释放后,今年1月18日再次被深圳公安绑架,后证实关押在深圳福田区看守所。林丽霞在香港的丈夫抗议中共非法抓捕他太太,呼吁外界帮助营救太太回港。
这家名为博克联合社区的中文博克网站星期一在北京正式开通。官方新华社报导说,博联社不实行自由开放式的自由注册方式,而是通过邀请、推荐和自我推荐等方式登记,然后经过严格的职业资质和身份审查之后,才能成为该博克网站的正式博克作者。博联社在网站的首页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推动守法、自律、透明和诚信的网络生存和表达方式。
未具名的权威人士表示,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简称“一会一团”)共同协商、民主办教的机制,是中国天主教会在实践中摸索出既适合中国国情,又有利于开展福音传播的教会管理模式,中国政府对此尊重和支持。这名权威人士说,“外界总有人说爱国会自作主张任命主教,这只能说明说这话的人对中国情况根本不了解,爱国会只是一个群众性爱国组织,并不是一个权力机构,它不可能自行任命主教的。”
湖南娄底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祖国建等,在带21岁的女毕业生唐丽珺去广东实习初期,即将唐交给非法中介,造成唐近4年一去不返;杳无音讯、生死不明;唐丽珺的父母表示,校方是造成唐失踪的直接责任者,他们多次找校方交涉,却被诬为无理取闹。目前唐家父母不得已,正在北京上访。
我想到自己的父亲熊伯鹏(笔名糊涂博士),他终身受共产党迫害,但并不是因为写了批评共产党的作品,(1949年以前他在湖南长沙因撰写弹词著名,但他写的弹词是批评当时的政府国民党的)。我父亲远不是那种惊天地泣鬼神、为民主自由理念受尽人间磨难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但他也是个“因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表达而遭受政治迫害的思想犯和良心犯”,他是由于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代表工商界向政府提意见而招致迫害的。
29日(星期一)的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时事大家谈”里,出现了主持人郑裕文同她的访谈。条件的限制,她无法来到华盛顿的演播室。但聆听她的声音,配以她的照片,章诒和话语不多,而绵中有钢,新意迭出。请看我的缩略记录:
☆没有公开、公正、独立的司法程序,只是一个领导人在台上就宣布禁我的书。让我受到侵害的是,邬书林说“她的书不能出。”就是说我的所有的书,都不能出,明确说“因人废书”。我的基本公民权利被剥夺,所以我要站出来。我应该这样做,我必须这样做,我只有这样做。
☆我写了八个非常知名的京剧艺人,他们都是“换代之际”的人物。49年前是国民党政权,49年后是共产党政权。他们经历了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阶段。有意思的是,他们都生在49年前,都死在49年后,而中国戏曲是兴盛在49年前,衰败在49年后。这是(他们)生命的规律,也是(戏曲)艺术的规律。我只是按照这个规律(经历)写,并没有触犯什么。
☆我写的是陈年旧话,伶人往事,他们的美丽和伤感。我没有对现行政权进行诽谤和颠覆。
☆我将继续写下去,我的文字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我的文字。
这几段最新谈话和她原有的声明相比,态度更加坚定而明确,表意愈见精炼而丰满。出现在我电脑荧屏上的这位花甲老人,时时幻化为罗丹的知名造像“思想者”。
这次章诒和登上世界媒体的舞台,我们看到她的浩然之气在弹指间的飞升。对这次飞升的到来,我倒要感谢那位打闷棍、说昏话的邬书林先生啦。因为这闷棍、这昏话恰恰像一盆淬火的凉水。大家知道,铸造刀剑瑰宝,一定要把烧红的铁器放入水中,在快速冷却中突变为神器。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清水淬其锋。”邬书林此次加于章诒和的卑劣磨难,对章诒和来说,不啻一次可贵的淬火。就此一意义讲,也是她不幸中之一幸。
她被邀在华盛顿发声,她的音容笑貌撒播在全球各角落的知音心中。读她的书想到她的声音,文字会发出珠落玉盘的铿锵。听了她的声音再看她的书,会顿时感到那种“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的化境。
过了阴历年,章诒和先生就要到香港领奖。那时将有她的更加响亮的声音。我们期待着。(
【大纪元1月31日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早前下令禁止8本新书出版后,周二(30日)又突然改变口风否认其事。其中一本禁书中的当事人姚立法肯定地说,出版社曾通知他,介绍他的那本新书要全部送到废纸场当垃圾。维权作家赵达功相信,新闻出版总署是基于群衆压力,“想大事化少,少事化无”。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中国戏曲研究学者章诒和,日前公开谴责新闻出版总署封杀她及其他7本新书出版后,引起海内外学者及作家的回响,认为有关禁令完全抵触现时国家宣称建立“和谐社会”的精神。但一周后,当日宣读禁书名单的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的秘书,接受本台粤语组访问时否认有新书被禁,他指有关的报道完全是炒作新闻,他更点名质疑章诒和既没有出席该“通风会”,又岂能知晓个中内容。
但是,当被问及何以事件拖延一个星期至今天方澄清时,他只叫记者留意明天或后天的《联合早报》的报道,其他事由于他没有授权回答,而副署长邬书林亦忙于开会,故未能回答任何提问。
8本禁书中,其中一本是介绍地区人大选举独立侯选人姚立法的生平事迹,对于新闻出版总署突然改变口风,姚立法坦言不感奇怪,更肯定是讲大话。他说,当天是出版社通知他有关他的那本书要被审查,之后甚至通知他那些书会统统被打成纸浆,即送到废纸场。
姚立法指新闻出版总署改变口风的做法已有先例。他建议新闻出版总署可站出来向媒体交待,作出公开声明。但他相信新闻出版总署不敢做。
我们曾就此事致电作家章诒和,但是,一直没有与她取得联络,至于负责出版章诒和书本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发言人则以事件涉及公司的内部事务,拒予回应。
维权作家赵达功认为,新闻出版总署改变口风的目的,是想“大事化小,小化无”,因为自月初消息传出后,国外的媒体已十分关注兼且国内的作家更高调抗议,故他相信是因为这种种压力而引致。他又指,口风的改变更肯定党政间的斗争很厉害,不过,这次事件并不等同国家真的愿意有真民主,他指大陆仍没有新闻及言论自由。
8本新书被禁出版,在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应,直指做法有违胡温倡导“和谐社会”的精神。而官方《北京日报》在一月廿三日却刊载了禁书《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的作家袁鹰在该书其中一篇文章,该文章讲述他多个笔名的由来;此外,另一份官方报章《解放日报》亦于较早时,刊登了一篇阅后感的文章,文末更指袁鹰用实实在在的笔墨,写下在人民日报那段可歌可泣的往事。
【大纪元1月31日讯】随着江泽民在中国政坛的日益淡出,“和谐社会”的口号在取代“三个代表”以后被中国媒体喊得越来越响亮。虽然胡温在上任以后解决了一些诸如“三农”之类的棘手社会问题,但中国民众的处境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圈地的巨大利益使得不少地方政府敢于无视党纪国法而铤而走险,土地被剥夺的农民和遭强制拆迁的城市居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打破昔日的沉默,向强权发出愤怒的呼吼。然而,即使老百姓的抗争理直气壮,但在地方政府的眼中,他们就是威胁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动乱之源。据有关媒体报导,中国民众的上访数量正在逐年攀升,发生在中国的各种警民冲突事件也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由此可见,在“和谐社会”的表象之下,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十分激烈,长此以往,大规模的民众抗争事件将必然出现。警察原本应该以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天职,中国的警察更是有着“人民警察”的美丽称号。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中国警察和美其名曰“人民子弟兵”的中国军人一样,所扮演的是为维护专制制度和维护利益集团利益的角色。民主社会的警察能给人一种安全感,但中国的警察却让人退避三舍,遭受过他们迫害的人更是感到一种无形的恐惧。中国的街头巷尾以及很多种场合都能见到警察的身影,在利益集团的纵容下,警察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最具特权的群体之一。
虽然中国各地的警察都可以在普通民众面前耀武扬威、为虎作伥,但每个地方的警察在残暴程度上仍然有所区别。在很多民众的眼中,那些为所欲为的警察和流氓并无二致,因此,有人将警察戏称为“有执照的流氓”。早在民国时期,上海滩就是个流氓云集的地方,虽然因为中共的建政,流氓在上海曾经消失过一段时间,但在今天,上海滩的流氓又是死灰复燃,这些流氓不是别人,正是上海的警察。纵观近年来的网络资讯,上海警察的流氓程度堪称中国之最,无与匹敌。
大肆搜捕和暴力镇压访民
偌大一个上海看似灯红酒绿,实际上充满了黑暗,这里的访民可谓是最为悲惨的群体。2006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年会在上海召开,上海当局不惜出动6万警力,在整个城区实行日夜巡逻,以至民众怨声载道。据报导,早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举行前夕,上海当局就开始拘留和软禁被强迫迁离居所的上访村民,上海警察为了对付访民,当时还出动了警犬。上访人士毛恒凤去年曾因为准备参与高智晟律师的接力绝食活动,被警方关押了1个多月,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上访人士马亚莲因为坚持上访而遭上海警察嫉恨,她的双脚被上海警察打残,祇能拄双拐行走,警察为了限制她的人身自由,曾将她屡次劳教。马亚莲在最近一次被释放后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在被关押的时间里,她几乎过着非人的生活,本来她的脊椎骨发生病变已经疼得无法入眠,再加上4名男女警察同睡在她的房间里,不仅没有隐私,而且呼噜声搞得她更加无法入睡。每逢“两会”或者其它敏感时期,上海便有大批的访民被送进劳教所。
陈良宇的落马曾让很多上海市民欢欣鼓舞,以为陈良宇之后的上海当局能够人性一点,但是从最近的情况看,韩政主政下的上海并无丝毫的进步,在迫害访民方面较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在刚刚告别2006年之后的几天,上海又传出访民被警察暴打致死的惊人消息。据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报导,上海访民段惠民在2006年11月4日进京上访,被截访人员及警察毒打,内脏严重受伤,于2007年1月2日死亡。虽然他在被警察毒打后就一直七窍出血,要求看医生,但是警方不仅在拘留他的58天里没有给他治疗,还在他死前的两天给他开出劳教一年的通知。上海访民群情激愤,要求当局惩治凶手。在段惠民死后,警方还严密监控到他家吊唁的访民,多人被打被关押,此外,为了防止其它所谓不良信息的传播,死者段惠民家500米之内的网上线路及海外电话线均被掐断。上海访民的上访多因房屋被强迫拆迁,本意祇是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无扰乱社会秩序和推翻现政权之想法和举动,但上海警方却是如临大敌,为了维护在圈地过程中所获得的既得利益,毫无人性地使出各种流氓手段打击访民。这些非法和暴力行为给外界留下了极为不好的印象,舆论对上海警方的谴责不可避免。
驱赶和监禁维权律师
律师是维护正义不可缺少的群体,在物欲横流的中国社会,绝大多数律师都成了金钱的奴隶,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他们可以背信弃义和漠视老百姓的基本权利。中国的律师虽然成千上万,但敢于代理人权案件的却为数极少。郭国汀律师原为上海市天易律师事务所主任。他除了帮人打海事官司之外,更立志成为一名人权律师。从2003年1月开始,他就分别出任过郑恩宠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清水君颠覆国家政权案、师涛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杨天水煸动颠覆国家政权案、马翔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张林煸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瞿延来、陈光辉、雷江涛、吴爱中等法轮功讲真相案及王水珍、马亚莲、周大烨及苏州历史文化街区、烟台历史文化街区、苏州依丽人制服厂强制拆迁案的辩护律师和代理律师。虽然郭国汀律师的办案能力和职业道德在律师界首屈一指,但大上海终究容不下他这样一位
义薄云天的人,他于2005年5月20日被上海警方驱逐出境,至今流亡海外。
维权律师郑恩宠原是上海市敏鉴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在良知的驱使下,他屡屡为上海遭强制拆迁的居民充当诉讼代理人,并大胆揭发上海东八块的违法拆迁内幕。因为触犯上海地方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一直被上海警方视为挡财路的障碍物,时刻欲除之而后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上海警方于2003年6月6日将他刑事拘留,郑恩宠最终被上海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2006年6月5日早上5点多,郑恩宠律师由上海提篮桥监狱直接送回家中。出狱之后,他仍然遭到上海警方的非法监视居住和不定期骚扰。
剥夺异议人士应有权利
在一个文明法治的社会,警察会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一切执法行为都必须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上海不仅人口众多,而且在经济的发达程度上也是名列前茅。然而可悲的是,上海的异议人士数量却少得可怜,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上海人没有正气,而是上海警方高压的结果。上海的网络警察早已无孔不入,就连在QQ上聊天谈到敏感话题的网民也要遭传讯,以图将所谓的“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至于异议人士,上海警察更是对其严密监视。
独立中文笔会的女作家李剑虹(笔名小乔)在她走上自由写作的道路以后,可谓饱受上海警方的骚扰。李剑虹于2002年8月与朋友共同创办了独立中文网站“启蒙论坛”,先后担任“启蒙论坛”、“自由中国论坛”等网站的站长,矢志为在中国大陆突破言禁争取言论自由而不懈努力。近年来,李剑虹积极关注各类维权事件,不断撰文发出声援,表现出了中国女性作家少有的善良和英勇,她身体力行地加入到为上访村民义务捐赠活动中,并冒险探视因太石事件而被非法关押的郭飞雄、探望被上海当局严厉控制的郑恩宠夫妇以及被当局迫害的郭国汀律师等,她因此遭到了上海当局的持续无理打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李剑虹曾于2005年夏天只身来到广东深圳,在赵达功等朋友的帮助之下,她得以在友人的公司寄身,不料上班不久,如影随形的上海警方又尾随而至,于是,她的谋生之路被彻底堵死。2006年8月份,李剑虹迫于骚扰跑到了山东青岛,没想到上海警察又找到了她,对她进行了一顿毒打。上海警方给予李剑虹的“关心”和“照顾”可谓是“无微不至”,她的单位领导、私企老板、以及租房的房东,都会多次被警方找去谈话,直至要求他们不得不放弃对她的聘用或者收回已经租出的住房。
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召开在即,李剑虹是国际笔会邀请的作家之一,作为对中共当局严控言论有着切身感受的她,参加此次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按照法律,虽然她并不属于禁止出境的对象,但是,她在申请港澳通行证时却被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无理拒绝,在深感愤怒的情况下,李剑虹在网络媒体上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上海警方除了积极打压访民、迫害人权律师以及骚扰异议人士之外,在其它方面也是无人能出其右。按照中国的法律,公民有通信的自由,但在上海警方的眼中,这些法律规定无疑是一纸空文,他们随时都可以剥夺公民的这种权利,而且不必承担法律责任。前不久,上海的郑恩宠、马亚莲、陈小明、许正清几人全部获得了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全球居住权与反迫迁中心”颁发的“住房权利卫士奖”,他们的奖金由深圳作家赵达功先生代为转发,出乎意料的是,快递信件竟被上海警方拦截。看来,上海警方仍然在违反人权和执法犯法的道路上一意孤行,他们的流氓行径已经广为人知,在不久的将来,等待他们的也许是法律的清算。@
(2007年1月14日)
——转自《北京之春》
【大纪元1月3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采访报导)广东省佛山市的顺德区希涌和南海区三山港乡,分别有村民至今因维权被扣押。维权受冲击比较近期的三山,村民仍心有余悸,无力阻拦征地问题未解决的工地开工。而希涌村民本周再次发起群体行动,要求释放代表及赔偿征地发展相关款项。广东佛山顺德区伦教街道希涌村维权村民两个月前被官方设局诱捕后,至今仍有十一人未获释,并且都被以扰乱治安罪正式批捕。
本周一开始,当地的村民再次自发围堵村委会,要求释放维权代表,以及官方和厂方就征地发展相关补偿给与答覆。星期一记者致电在现场的一位村民,他说……
村民:“他抓了我们的人,我们要求他们答覆。现在有几十个村民在村委会。另外我们还要他们就工厂应该缴的综合管理费、公共设施占地补偿、青苗补偿,给个交待。那些征地里面没弄清楚的钱我们都还没提呢,但是这些国家规定要给的,他们就是不给。我们这里有四十二间厂,单是这些费用都不止两三千万。”
星期一村委会承诺第二天答覆村民诉求,村民星期二再次聚集在村委会,村民陈先生说……
村民:“今天又有几十村民去了,村委会昨晚说今天给答覆,今天又没有答覆,又说要等到星期一。”
希涌村民去年十一月连续一周发起向工厂讨要征地相关赔偿以及村内综合治理费的行动,直到该月底二十多村民被官方诱捕。被抓捕的维权骨干中,有不少是民选的新一届村委会干部。他们被捕后,官方迅即指派涉及私卖土地的前任村委会人马复职。
村民指抓捕维权代表,以及其后一系列动作是要掩盖非法征地的黑幕,而这些代表在被拘禁期间怀疑受到虐待……
村民:“根本就不够证据判他们刑,现在只能软禁起来,又在里面用一些卑鄙的手段逼供。有两个人前一阵子被送出来人民医院治病,都带着手镣脚铐的,手又黑又肿。警察说他们生疮。
你说好好的人进去十多天怎么就搞成这个样子。把他们抓起来就是不给他们再散播这些土地的真相,据村民查出来我们乡,光是耕地就征了三千五百亩,其中一千四百多亩是一点钱都没有赔的。本来超过九百亩的征地,是要通过国务院审批的,但是顺德区政府就批了,每个上报的面积只有六百六十多亩,两百多亩是什么文件都没有的,他现在就强行打桩了。”
同样隶属佛山市的南海区三山港乡,本月中维权活动被冲击后,仍有3位村民未获释。而未解决征地问题的工地再次开始了打桩工程,三山一位维权代表星期二对记者说……
维权代表:“有两个老人昨晚五点多钟放了出来,现在里面还有三个村民。今天那些老人又去阻止施工,但是他们只有几个人,去了一下没有发生什么事。”
记者:“这些村民少了很多是因为有人害怕被抓么?”
维权代表:“是呀!”
记者:“就是说工地今天已经正式开工了。”
维权代表:“是呀!”
三山港村民一月初开始在当地六号地块工地扎营看守阻止施工,官方十八号出动数千警力冲击现场,抓捕约十人,一些维权骨干逃离三山躲避抓捕。直到现在乡里还有便衣警察监视,这位维权代表说……
维权代表:“现在还有人跟踪我。”
【大纪元1月31日讯】昨天,刚从北京上访归来的八九母亲唐德英,告诉我一个故事,一个人,从未经过法庭审理,却被四川成都各级法院3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经调查和谘询当事人律师,发现情况完全属实。
公安取证 十几个人证实他没有杀人
事情要回到2000年2月12日晚23时许,当时宋修文喝完酒后,回到其父亲在双流彭镇狮子村开设的茶铺内睡觉,来此玩耍的黄庆流因到宋修文睡觉的房间,翻动其挂在床边衣服。
双方随即发生冲突,黄拿一把铁铲向宋的头部打去,宋随即跑回屋子取了一把刀,但立刻被其父亲夺下,在场的另外一人乘宋、黄打斗之时从黄的背后向其才其刺了一刀,致使黄因失性休克死亡。
当时,在茶铺玩耍的16、17个人均目睹了事情的经过,而双流公安局所取的证人证言都证实宋修文的刀被其父亲夺下,没有看见其杀害黄庆流。
检察院撤诉 法官被调走
2000年4月13日双流县检察院以(2000)双检刑诉字第61号起诉书,向双流县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提起诉讼。
因当时任宋修文案件的法官刘敏、检察官王林秋坚持对公安局所取的证人证言进行核实,主持公道。最终,双流县检察院被迫于2000年10月31日,以双检撤诉(2000)06号撤回对宋修文的起诉。
刘敏法官随即被调到双流东升法庭,至此刘敏就不在双流县人民法院内办公。
无法官未开庭判决12年
可是到了2001年3月5日,在没有法官在,也没有开庭的情况下,双流县人民法院向宋修文送达了以刘敏为审判长,戴国清、扬孝成为人民陪审员的(2001)双流刑初字第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其判决结果为:判处宋修文故意伤害罪有期徒刑12年,民事赔偿31569、50元。
其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又没有开庭审理的情况下,以(2001)成终字第134号裁决书,驳回上诉,为持原判。
为此,家属通过逐级上访四川人大、四川省政法委、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全国人大等各级部门。
2005年,在全国人大、四川人大、四川省政法委的强大压力下,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川刑监字第38号再审决定书,决定如下:
一、指令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再审;
二、本案在再审期间不停止原裁定的执行。
其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又以不开庭的方式,以(2005)成刑再终字第1号裁决,作出该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审判程序合法,维持原一审判决、二审裁定。
八九母亲唐德英鼎力相助
目前,宋修文已在四川省邛崃宝山监狱服刑7年,尽管有多个上级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为他呐喊呼吁,但都没能逃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故意枉法裁判的陷阱。
昨天,宋修文的母亲朱成英,在长期从事天网民间维权志愿者工作的89小英雄周国聪母亲唐德英带领下,前往笔者家,经过采访朱成英和当事人律师黄某、核对相关资料,我们发现情况属实。
带着对这一奇案的诸多疑问,笔者谘询了成都和外地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志愿者律师,他们告诉我:闻所未闻,完全违法,这也许是中国司法制度的必然产物!
在此,我们希望成都司法当局立即着手重新调查该案,并保证在公平、公正的法律环境下重新审理宋修文案件。
——转载自《六四天网》
【大纪元1月3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采访报导)上海市民段惠民被上海警方涉嫌殴打致死后,他的亲属日前提出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对他的劳教决定,并决定下一步追究打人者的刑事责任,以慰九泉之下的亡灵。上海市民段惠民去年十一月三日在北京信访,反映家中遭到强行拆迁的问题时,被上海市驻京办工作人员殴打。十一月四日回到上海后被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又以他涉嫌“寻衅滋事”为名刑事拘留。
十一月二十九日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以段惠民犯有扰乱社会秩序行为,决定对他实施一年劳动教养。段惠民在看守所和中转站关押期间伤势日重,但公安局却不同意他看病,致使其伤重不治身亡。
段惠民的弟弟段若飞星期二接受记者的电话访问表示,他于上星期五向上海市政府提起行政覆议,要求撤销对段惠民的劳教决定。段若飞说……
段若飞:“我是一月二十六日(把覆议申请)送达到上海市法制办,接信函的人叫沈涛,工号0007。他当时以为我是段惠民,我说我是段惠民的弟弟,段惠民已经死了。沈涛说,人死了怎么还要覆议。我说我当然要替他申请覆议。后来他一看材料说‘瞎乌搞’(上海方言)就是乱搞的意思,跟我握握手,叫我保重。然后我就回来了。”
记者:“你为什么要求撤销段惠民的劳教决定?”
段若飞:“因为我哥哥没有犯法,他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访的,他是无罪的。十二月三十一日,人却给他们(政府)抛尸体一样抛出来了。所以他们必须要撤销还段惠民一个公道。
因为他人虽然死了,但现在还是一个执行(劳动教养)中死亡的人,这对他的历史是一个污点,我哥哥从来没有坐过牢,一生清白连派出所也没有进过,他死了你还要给他戴这个帽子,劳动教养,所以我们要恢复他的名誉。”
就此,记者星期二下午致电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了解情况。官员表示……
官员:“收到了。因为按照行政覆议法的规定,收到申请后五个工作天内判断是不是属于行政覆议范围。我今天又收到他(段惠民亲属)寄来的好几份申请,他今天又寄过来好几份,我不能判断他以那份申请为准。但是没关系,因为内容基本上都一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将以第一次收到的为准。如果不受理的话我们会作出书面不予受理通知书,除此以外就是受理了。”
一直关心段惠民事件的“公民维权网”负责人李健星期二对此表示……
李健:“上海劳教委员会的(对段惠民劳教的)决定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应该撤销。”
段惠民去年十一月三日被打伤至今年一月二日死亡,亲属不同意火化,遗体一直存放在上海的瑞金医院。段惠民的妹妹段春芳表示,下一步要追究打人者的刑事责任……
段春芳:“接下来就是捉拿凶手,惩办凶手,凶手我们知道是谁,指挥者叫严建国(音),他说他是黄浦公安(局)的,但是他是为上海市政府服务的,他(严建国)是黄浦公安分局二支队的。”
据了解,星期二是段惠民死亡的第二十八日,中国习俗称“四七”。上海大批上访者到段家拜祭,又遭到警方的阻拦。
【大纪元1月31日讯】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选民举世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 至2007 届全国地方人大选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一些地方已经完成了“选举”,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选举”已尘埃落定。据认真统计,按照民意指数,该区新当选的人民代表,真正被选民认为勉强属于人民代表的只有%4.89 ,其他%95.11 属于非人民:他们或者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或者是政府官员,或者是红顶商人,或者是个体老板。如果按以往的说法,人民的主体是工农兵,那么这次萧山区选举的结果是:人民的比例是百分之零。如,红山农场党委书记兼场长丁有根等红顶商人通过贿选都“当选”为人民代表,还有 王金财(区委书记)、潘季林(区法院院长)等党政、司法机关的官员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民代表。
“人民代表”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选举制度,制宪者的初衷也许是想为我等草民提供一个既不用劳心劳力,又能使自己的呼声直达天庭的管道。但好的“经”早就被歪嘴和尚念歪了。共产党在号召人民投票时打出了 “人民代表人民选,人民代表为人民”的口号,但实际上是“人民代表钞票选”,“人民代表为钞票”。红山农场的丁有根代表,是典型的用钞票选出来的代表。在整个萧山区,“人民代表”除了由权力内定外,就是靠钞票贿选的。所以,贿选的也不仅仅是丁有根一人。前段时间,国人对丁有根的贿选网评如潮,但丁有根仍巍然如山。这样的选举制度,真不愧为中国特色。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还是看一看下面这份统计表,让实事来说话。
新选出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代表名单
1、楼塔镇 (10名 ) :
李金达 史水英(女) 华保华 傅国超 赵文虎 杨善林 俞仕加 俞国根 楼灿乔 楼铭亚(女)
2、河上镇 (10名 ) :
沉奔新 李启财 姜继呈 王利根 吴建良 方吾校 顾舒华(女) 董立华 胡林锋 傅玉霞(女)
3、戴村镇 (12名 ):
汪柏遂 陈仲华 汤叶英(女) 汤卫 沉建达 汤祖晓 任妙良 周国校 邵银梅(女) 钟兴华 沉东明 沉伟芳
4、义桥镇 (14名 ):
谭勤奋 倪国平 杨国 屠友祥 陈江红(女)金水祥 李彩琴(女)傅江良 丁吾炳 周妙传 陈国祺 倪永兴 倪丽芳(女) 徐关兴
5、临浦镇 (18名 )
郑初勤 田和平 屠锦铭 方关友 顾春晓 卢广法 章西通 章军华 童国祥 傅裕仁 谭浓泉 张一奇 孔玲环(女) 孔黛红(女)张树民 沉德法 孔杏玉(女)杨甫成
6、 所前镇(11 名)
邱有来 任宝祥 缪顶云 蔡秋英(女) 王建松 蔡金祥 沉凤飞 金建芳(女) 夏兰娟(女) 沉海根 缪庆忠
7、浦阳镇 (10名 )
许红(女) 徐建中 孙培源 诸初茂 沉利祥 孙益明 朱安庆 汪建强 孙锦龙 俞燕飞(女)
8、进化镇 (14名 )
黄国钧 徐小兴 高跃进 叶阿洪 华崇远 徐关妙(女) 汤永良 陈华君(女) 汤如庆 周新根 裘国其 陈国火 钟伯伟 田敏华(女)
9、宁围镇 (17名 )
王金财 潘季林 朱先良 俞刘根 沉毛银 金国祥 徐传化 李永法 戴雅珍(女) 王国昌 陈建康 周志平 杨燕乐(女) 鲁伟鼎 王筱慧(女) 王玉文(女) 高中山
10新街镇 (17名 )
张如勇 李成良 夏正昌 董蒋灿 丁有根 项传星 钱张太 徐元甫 陈永芳 钱柏根 戚巧萍(女) 赵忠炎 卢牛根 陆永恩 裘炳辉 俞列松 沉立梅(女)
11、闻堰镇 (10名 )
朱张松 汤金耀 卢方利 莫建楠 吴琴芳(女) 来叶萍(女) 王国祥 孙洪明 陈强 韩伟珍(女)
12、衙前镇 (10名 )
许岳荣 夏威 徐妙法 徐火清 杨德亚 徐照云 项兴良 郭明明 朱芝凤(女) 严雅美(女)
13 、瓜沥镇(20 名)
郑荣胜 华德法 何兴良 孔水方 金焕国 朱重庆 汪焕章 高剑飞 沉建侠 杨福根 汪柏明 沉云标 童张木 朱康明 陈鉴 梁锦芳 柴国良 兰素华(女) 毛秀凤
(女) 沉国英(女)
14、坎山镇 (14名 )
蒋建国 商舟 俞可荣 夏关奎 马关松 庞国平(女) 施建荣 朱彩娟(女) 高德行 项忠孝 曹张明 万祖干 赵万里(女) 马继渭
党山镇(14 名)
谢光明 于建新 吴雅娟(女) 沉德潮 王鑫炎 沉柏祥 单小荣 赵建杨 俞国兴 王玲娟(女) 沉荣来 包伟梁 尚舒兰(女) 韩佳萍(女)
15、益农镇 (12名 )
蔡吾贤 董祥富 赵建法 上官高峰 王宝升 朱爱文(女) 许天罡 朱小惠(女) 李水荣 李国昌 冯国良 俞雅君(女)
16、义蓬镇 (18名 )
施松青 李维宝 许建达 朱锦渭 钟水娟(女) 施兴土 孙先根 陈柏林 马光松 赵国芳 张福良 孙国民 郑素英(女) 陈利红 徐云彩(女) 郭峰 邵建明 韩华芬(女)
17、河庄镇 (13名 )
汪柏遂、徐传化、郭明明、朱重庆、胡建庆、李成新、尚舒兰、李炳传、陈妙林、王伟民、李根荣、王妙增等
王珠锳(女) 童一峰 孙茂潮 葛校登 徐丽亚(女) 肖慧敏(女) 曹欣羊 屠世恩 孙毅 施丽英(女) 施建华 赵再福 傅军明
18、南阳镇 (11名 )
杨晓峰(女) 陈金伟 项建华 郭来平(女) 高连岳 许尔明 翁柏锦 高彩娥(女 ) 金伟相 马荣炜 叶海英(女)
19、靖江镇 (11名 )
商怀远 周利明 方伶俐(女) 冯建明 胡建庆 边建芳 王恩伟 杨志贤 沉国琴(女) 陈云水 杨海源
20、党湾镇 (12名 )
何秀泉 吴文斌 胡剑 施波波 徐雅芬(女) 高建恩 章关秀 潘高中 朱小萍(女) 钱杏仙(女) 李成新 沉柏焕
20、新湾镇 (12名 )
方新建 沉华锋 曹柏华 王斌 王天国 陈锋 杨震亚 李冬芬(女) 冯伟仁 翁柏泉 魏妙君(女) 钱珏美(女)
21、城厢街道 (43名 )
许申敏(女) 洪关良 金伟 胡妙夫 徐晓福 高水田 孙凌志 李财富 李国兴 朱小雅(女) 沉爱琴(女) 吴玉云(女) 张政燕(女) 倪锳(女) 谭亚仙(女) 李松(女) 葛延(女) 余文祥 范爱文(女) 孙革命 徐建兴 王建萍(女) 黄银霞(女) 朱权华 孙翔 方军 汤梁音(女) 李炳传 冯光 管庆伟 吴汉明 夏国绵 王仁炎 施利芳(女) 厉莉(女) 李培芳 邵丽涓(女) 钱国良 全仁夫 赵珺彦(女) 施加农 陈妙林 俞开源
22、北干街道 (19名 )
王伟民 朱华 李金水 郭荣 吴小成 来校华 张香莲(女) 潘炎芳(女) 吴岚(女) 李根荣 王瑞江 钱士庆 陈海明 周益峰 孟中惠 俞爱娣(女) 姚海英(女) 钱来兴 徐国祥
23蜀山街道 (11名 )
周红英(女) 周文标 倪志铭 姚进 周岳兴 闻树刚 汤兴法 黄来兴 王妙增 何永富 金丽娜(女)
24、新塘街道 (18名 )
王仁庆 易伟光 叶建宏 许仲洋 王建明 潘淼法 陆明 朱正祥 许丽琴(女) 许元俊 沉金仁 陈尧华 朱米华(女) 曾焕根 陈招贤 漏山虎 姚松林 杨玉凤(女)
25、驻萧部队( 7 名)
俞永民 裘建华 蒋群 乔立智 姜永利 汪广文 彭明华
在这份名单中,沉奔新、谭勤奋、郑初勤、邱有来、王金财、潘季林、李成良、朱张松、许岳荣、郑荣胜、蔡吾贤、施松青、许建达、王珠锳、商怀远、何秀泉、方新建、许申敏、胡妙夫、朱华、周红英、王仁庆、丁有根等 23 人属于官员(丁同时也是拥有巨额财产的工商业者)属于官员系列,占%5.93 。汪柏遂、徐传化、郭明明、朱重庆、胡建庆、李成新、尚舒兰、李炳传、陈妙林、王伟民、李根荣、王妙增等12 人属于真正的靠劳动致富的民营企业家;俞永民、裘建华、蒋群、乔立智、姜永利、汪广文、彭明华等7 人属于兵(但也不是真正的兵,而是军队干部),两项加起来占%4.89 ;其余346 人皆为由原乡镇企业化公为私而暴富的不法奸商或红顶商人,占%89.17 。这份名单中,属于工人和农民的,一个也没有。在选民心目中,汪柏遂等12 民营企业家属于人民,7 位军队代表也属于人民,其它都属于贪官污吏和奸商集团,是非人民。(
【大纪元1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1月16日,国际人权保护基金会主席玛丽·罗拉(Mary Lawlor)女士在上海和平饭店会见了王黎庄、谈兰英、张君令、张兆林等六位维权人士。王黎庄是教育和新闻工作者,曾任上海电视大学校报编辑,自从他们家遭遇暴力拆迁后,他近几年来一直关注上海的民间维权活动,目前他正着力编录《上海百位市民上访维权实录》,以民间的视角揭示中国暴力拆迁的真实细节。这本书将以访民的口述史为线索,辅之以口述者的法律文书等图片和光盘。
王黎庄曾因声援高智晟律师倡导的绝食维权活动,于去年2月21日被当局拘押,后获释。警察抄走了他家中的20多个档案袋、日记本、通讯录等,至今未归还。
人权官员接见
王黎庄1月30日晚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罗拉女士与六位上海维权人士交谈了3个小时,主要是详细询问每个人及其邻里所遭遇的暴力拆迁的经历。
他们在会见前曾遭到警察的阻挠和威胁。郑恩宠律师等事先也被罗拉女士约见,但被警察围困在家中,未能成行。
访谈结束时,王黎庄等向罗拉女士表示由衷的感谢,并吁请联合国、欧盟和各国人权组织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遏制中国的暴力拆迁,尽早解决失地农民和城市拆迁难民的问题,并敦促中国政府尽早释放在押的陈小明、杜阳明、毛恒凤、田宝成、张翠萍夫妇等上访维权人士。
暴力拆迁遭遇
王黎庄曾是教育和媒体单位的机关干部,他的父亲王枫是环境保护局离休干部。
2001年12月5日,虹口区动拆迁公司组织30多个打手围殴、绑架王黎庄家人,用推土机拆除了他们的住房。他们运用了所有可能的权力救济手段但都无果,他的父亲在绝望中跳楼自杀,后虽被救活但至今生活不能自理。
王黎庄说:“没想到我家这样的身份,还有人敢对我们实施非法暴力拆迁,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我不会相信上海居然黑到这等地步,也不会走上公民维权的道路。”
王黎庄几年来接触了大量的访民,见证了他们的悲惨遭遇。
他说:“近十多年来,各地官商勾结,借城市建设之名,行圈地敛财之实,为了强迫被拆迁者接受不平等的协议,不惜采取黑社会手段进行逼迁。因政府暴力引发的各类违法侵权事件层出不穷。大陆媒体作为“党的喉舌”,很少对这类负面消息进行深入的报道,各地政府和开发商因此更加肆无忌惮,根本不把老百姓当人看。”
“在上海,不少弱势者用自己的生命来唤起新闻媒介和社会公众的关注,甚至成群结队的到北京上访,但都解决不了问题,甚至因此遭受毒打、拘押、监禁等,一些走投无路的民众不得不采取自焚、跳楼等激烈方式以死抗争。这是极其悲哀的现实。”
为历史做义工
王黎庄目前正在尽力收集较具典型的100位上海市民的上访维权资料,并着力编录《上海百位市民上访维权实录》。他已完成了对60多位访民和维权人士的采访。
他说,“我觉得这项工作很有意义,中国做这方面事情的人非常少。我们上海被拆迁的上访者中,学历高的也有,但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事,写写自己的经历,也不跟其他人来往。我本人是非法暴力拆迁的受害者,又是学新闻专业的,我觉得我应该站出来,为历史做义工,记录真实的历史。这些珍贵的资料不仅是展现给当代人的,而且是留给后人的,尤其是对研究我们这段历史的人来说尤其重要。”
王黎庄自述,2004年9月26日,曾在复旦大学花了一天的时间看完了由法国著名作家和电影家朗兹曼(Claude Lanzmann)拍摄的纪录片《浩劫》(Shoah),并同朗兹曼先生进行了对话,深受启发和激励。
他说,“朗兹曼先生花费了13年的时间,历经艰辛收集了大量确凿的证据,采访了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和施害者,为人类文明史留下了一部宝贵而又沉重的纪录片。近代的中国浩劫无数,我们也应该尽量多记录一些历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王黎庄希望有关人权组织能赞助出版《上海百位市民上访维权实录(附光盘)》。他说,“这本书将不以营利为目的,保本发行,甚至免费赠送给海内外从事人权、法律、新闻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免费赠送给各省市政府官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大纪元1月31日讯】克强:北大一别,天各一方,不知不觉二十五年了。此次写信,特为维权人士郭飞熊案件。
当今中国许多问题需要国人从各方面探索解决方案。维权运动是一种有益的建设性的探索。郭飞熊是一位重要的维权人士。尽人皆知,此次他被抓,是由于他在维权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现在,他的案件被转到辽宁司法系统审查和处理。作为来自中国并且与司法系统打交道多年的资深异议人士,我们深为郭飞熊的命运担心,因为辽宁在这方面的记录有口皆碑。
我们知道,尽管你是辽宁的省委书记,你并不能什么事情都管;但是,我们请你管好一件事情:这就是要求办案人员严格按照法律,切勿对郭飞熊刑讯虐待。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不会被别人误解和利用。
记得当年在北大时,韩天石和马石江两位书记保护过我们的学籍,至今令我们感佩不已。你也得到过他们的栽培和言传身教,希望你能感念两位前辈的心血,为你治下的郭飞熊的安全做点工作。
我们为郭飞熊写此信,是因为我们与他有过长时间交谈,深知他爱国忧民的情怀和勇于担当的勇气。像他这样的人,如果被捕判刑还要受虐待折磨,实在是中国司法的耻辱,也是共产党的耻辱。即使为共产党考虑,你也应当制止任何的违法迫害。
此外,郭飞熊的案件移出广东,应当与张德江的选择有关。当年郭飞熊对我们说过在太石村案件中,张德江的态度对于当时他被释放有很大关系。今天,广东不办,案子才移至辽宁。
因为时间紧迫、交往不便以及避免他人猜测,我们选择公开信的方式。如有不便,请见谅。我们希望,我们在中国见面的时间不会太久。我们致力于建立的自由民主的中国,就是想让国人同胞能够自由地交换对于祖国发展的意见,不因政见不同而相互排斥和迫害。那时,当年的北大校友将能够再度聚首回顾我们与中国走过的历程。那时,我们会与你回顾和讨论今天的郭飞熊案件。
祝好!
北大校友王军涛 胡平
2007年1月29日
【大纪元1月31日讯】(美国之音记者:陈苏2007年1月31日华盛顿报导)一名刚刚逃离中国的西藏青少年说,去年9月30号中国边防军开枪打死西藏逃亡者中的一名尼姑之后,中国警察抓住并审讯殴打他们。西藏人权益组织指责中国当局没有做到向西方国家表示的不虐待这些儿童并立即释放他们的说法。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接待中心主任多杰对中文部记者说,15岁的嘉央桑朋1月29号从尼泊尔抵达该中心,终于走完了他从去年9月底开始的出逃之路。多杰说,嘉央桑朋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错,向他们讲述了他逃出西藏的漫长道路。
嘉央桑朋2006年9月跟随75名逃亡者出发,9月30号在准备越过西藏跟尼泊尔接壤的朗喀巴山口时遭到中国边防军士兵向他们开火,有两个人被枪弹击中倒地。后来中国士兵抓住了他们中的32人,其中大多数是青少年和儿童。有42人逃脱后抵达印度。
*遭受警察审讯和殴打*
西藏人接待中心主任多杰说,嘉央桑朋和其他31人一起被送往附近一个军营,然后被送到中尼边境附近的一个营地,在那里警察审讯并殴打了他们。
多杰说:“在那儿的三天里,警察每个小时都要审讯他们,如果不回答,警察就动手殴打他们。三天后这些儿童被送往日喀则的一所监狱,在那里嘉央桑朋被关押了46天。警察在释放他时提出的条件是不许再逃跑,否则抓住就送去劳教。”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网站报导说,从嘉央桑朋的叙述可以得知,中国政府并没有做到它向对此事件关注的西方政府所声称的那样,说这些儿童得到很好的照顾立即获得释放,事实上,一些年纪稍大的青少年受到殴打,年纪更小的儿童的家长如果没有马上接他们,也被关押了3个月以上的时间。
*被送到建筑工地做工*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文章说,中国警察在审讯这批试图逃离的成年人和十几岁的少年时使用橡皮棍和电棍殴打他们。不过,13名15岁以下的孩子没有挨打,只是接受讯问。警察问他们是否知道达赖喇嘛,为什么逃离西藏,是谁带领他们逃亡的,有什么特征等。当他们被送进日喀则的监狱后,警察要求未成年的孩子做一些清洁打扫工作,周末可以玩一个小时。其他人则被送去建筑工地做工。
西藏人接待中心对中文部记者说,嘉央桑朋在被抓49天后获释。中国当局把他交还给他的家人后,他开始了又一次的逃亡行动。这一次嘉央桑朋付钱给几个尼泊尔人帮助他偷渡,成功地从西藏越境进入尼泊尔,从那里抵达印度达兰萨拉。
西藏人接待中心工作人员泽仁说,他们从嘉央桑朋那里得知,逃亡队伍中被中国边防军士兵开枪打中腿的一名年青僧侣后来没有死,活了下来,被打死的是一名年轻尼姑。
*国际关注枪击藏人事件*
2006年9月30号中国边防军向穿越西藏-尼泊尔边境的一队西藏人开枪,击中两人。开枪情景被一个罗马尼亚登山摄影队拍摄下来,录像片被放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引起国际关注。另外,当时在附近的一些国外登山者也亲眼目击了中国军人开枪的情景。美国政府、欧洲联盟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纷纷指责中国军人向包括妇孺在内的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的行为。但是中国政府表示,这是一起由“蛇头”组织的大规模非法偷渡案件,中国边防军人为了自卫才开枪。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一份报告说,每年有两到三千西藏人通过尼泊尔逃到印度,其中三分之一是未成年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翻越重重雪山,投奔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他们当中有的是为了避难,有的是为了学习西藏宗教与文化传统,有的则是为了投奔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大纪元1月31日讯】(大纪元香港记者李珍报导)1名居住在大陆深圳的香港女法轮功学员林丽霞,去年9月被非法抓捕释放后,今年1月18日再次被深圳公安绑架,后证实关押在深圳福田区看守所。林丽霞在香港的丈夫抗议中共非法抓捕他太太,呼吁外界帮助营救太太回港。现年34岁的林丽霞,广东韶关人,修炼法轮功近10年,是港人叶先生的妻子。2003年3月获批单程证来港定居,但因为在大陆的父母年迈需要照顾,林丽霞一直奔波于中港两地。
本月17日,叶先生去深圳探望太太和家人,18日早上九点多突然接到不明电话,接听后,听到1名男子对他太太说,“证件已办好,可以取证”,约他太太到楼下。叶先生随后离家回港,出门发现有两名身材高大的不明身份的男子,在他家门口,小声叫着他家门牌号码,他没有留意。
遭3男1女公安诱骗绑架
回到香港后,叶先生接到岳父岳母打来电话,称太太被3男1女公安叫了出门,没有回家。直到下午,他再接到岳父电话,才得知太太已被公安抓捕。“我的岳父讲给我听,说那些公安打电话过来,说丽霞现在被拘留待捕。但又没有交代在那个位置,她在哪里被抓,以及抓到哪里,都没有讲过。”
叶先生忆述,太太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反复抓捕,曾经被在三水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两年。去年9月23日和深圳几位法轮功学员一起被公安非法抓捕,经外界多番营救后,10月24日被释放,但被扣押回香港的回乡证、身份证,叶先生并在公安胁迫下,签署1年内不能回港的保证。他估计这次公安是以约他太太出去谈取证件为名,将他太太骗出去后绑架。
无证无据手法野蛮
深圳公安抓捕林丽霞后,至今没有开示任何的拘捕证明,也没有交代因为什么理由抓捕他太太,以及他太太关在何处。叶先生经四处寻找,后证实太太被关押在深圳市福田看守所,是深圳南园派出所抓捕的。
“我太太好像人间蒸发一样,公安这么野蛮,抓人都不交代下落。”对于拥有香港身份的太太,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再次被无辜抓捕,叶先生感到非常愤怒。“那些公安什么证件都没有出示,你人做了什么事情,你都应该通知别人的家人,什么都没有,是违法违纪。他们这样搞乱社会,这样就将人绑架,那公安是无法无天,整个国家都没有法制。”
本身不是法轮功学员的叶先生并说:“太太修炼法轮功后变得性情温和,身体健康。她身体好了,对人随和了,很多事情都很忍让,不会和人争,和人斗,起码随和了好多。”
他呼吁外界营救他太太回港。“我母亲80多岁,他老父亲70多岁,他的母亲也60多岁,一身病,肯定要人照顾,没有我太太,家里一盘散沙,回到家里,什么都没有。”
全球营救:吁认清中共迫害本质
林丽霞自去年5月香港法轮功学员曾爱华在上海被非法抓捕后,又1位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的香港法轮功学员。全球营救法轮功香港分会发言人陈瑞津说,从林丽霞的案件,公安将她从家里诱骗绑架出去关押的手法,可以看到中共仍然在无理智地迫害法轮功学员。
但她说:“经过法轮功7年多来不断的讲真相,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人民明白了法轮功被残酷迫害的事实,面对法轮功学员维护自己信仰的抗争,面对国内民众越来越多的维权抗暴行为,中共已是强弩之末,只是维持表面的强大和繁荣,越来越不得人心。”
她呼吁民众认清中共迫害的本质,远离中共,不配合中共,退出中共,才能真正地让这些严重违反人权的案例不再发生。
陈瑞津并表示,会连同叶先生一起向港府入境处及有关部门求助,以及到中联办抗议,尽快营救他太太回港。
【大纪元1月3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报导)中国官方一直在试图推动实名上网制,以加强对网上信息传播者的管理。星期一,中国首家实名登记的博克网站正式开通。这家名为博克联合社区的中文博克网站星期一在北京正式开通。官方新华社报导说,博联社不实行自由开放式的自由注册方式,而是通过邀请、推荐和自我推荐等方式登记,然后经过严格的职业资质和身份审查之后,才能成为该博克网站的正式博克作者。博联社在网站的首页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推动守法、自律、透明和诚信的网络生存和表达方式。
最近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推动网络世界实行实名登记制的管理方式,来对网络实行更为有效的管理。
不过,原美国中文的电子杂志大参考主编李洪宽认为,实际上使用实名和假名,并不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太大影响。
李洪宽:“没有任何实质上的不同,主要是看谁,如果是江泽民和胡锦涛用实名或者他化名张小三可能就有点区别,而一般小老百姓张三化名李四,那都没什么区别。共产党有私心,主要是想抓人方便。有身份证号,公安抓你比较容易,其实就博客文章本身来讲,真名假名没有太大的区别。”
有数据显示,中国目前互联网博克作者达到两千万人,博克的访问量则超过一亿人次,成为世界上博克作者和读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旅居美国的中国作家郑义分析说,中文世界的作者使用笔名有自己的传统,未必完全是因为害怕政府的打击报复,但中国有关部门显然是希望通过实名制,来阻吓网上的不良言论,但这种努力未必能够真正奏效。
郑义:“主要是有一种安全感。在网上发表言论,他用化名就比较胆大,比较直率。用真名开头可能吓住,就跟小孩试一试觉得不危险,下次就更胆大了;然后还没出问题,他的胆子就更大了。不可能现在在网上像毛泽东时代一样以言治罪,已经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了。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言论一旦开放了,而且是实名制了,那这个言论就跟选票一样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东西对统治者的打击会是最大的。”
郑义认为,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假名可以给使用者带来安全感,使用者可以敞开胸怀。但他表示,他本人非常希望所有上网发表文章和看法的人,都能够以实名进行,这对中国人摆脱内心的恐惧有很大好处。
郑义:“我强烈拥护用户实名制。在十几年前用实名的话,可能说真话的人就很少了,那时候恐怖的气氛比较重,今天它的控制力已经极大地削弱了,尤其是在网上,在言论上,在公共场合在网上骂共产党是拿你奈何不了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有更多的人用真名说话,对于克服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政治恐惧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郑义表示,由于中国的上网人口众多,因此当局无法全面堵截对当局不利的言论,所以用真名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可以形成一种真实的民意,从而对中国政府形成舆论压力。(
【大纪元1月31日报导】(中央社台北三十一日电)外传教宗本笃十六世将向中国天主教徒发表公开信,呼吁抵制妨碍宗教自由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但香港“文汇报”引述北京权威人士说,为确保天主教在中国传福音,中国将进一步加强爱国会的作用。未具名的权威人士表示,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简称“一会一团”)共同协商、民主办教的机制,是中国天主教会在实践中摸索出既适合中国国情,又有利于开展福音传播的教会管理模式,中国政府对此尊重和支持。
这名权威人士说,“外界总有人说爱国会自作主张任命主教,这只能说明说这话的人对中国情况根本不了解,爱国会只是一个群众性爱国组织,并不是一个权力机构,它不可能自行任命主教的。”
权威人士说,外界针对爱国会的攻击多出于政治因素,爱国会对中国教会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加强爱国会在天主教务的作用。
他并表示,希望梵蒂冈朝有利中梵关系改善的方向前进,不要再设置新的障碍。
此外,报导引述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认为,爱国会是由主教、神父、教友组成的“爱国性群众团体”,是中国天主教与政府联系的桥梁,并非纯教务机构,平时协助教会开展工作,不存在控制教会一说。
刘柏年说,“圣经上讲,‘不要因你们的行为,使天主在不信教的人面前受凌辱。’教宗的牧函(公开信)关系到这些人对天主的看法。”
他认为,教宗的牧函会尊重中国教会和中国政府,会让中国十二亿不信教的民众看到基督的爱,并逐渐接受福音,最终光荣天主。
“亚洲时报”近日报导,梵蒂冈最近召开一次非公开会议,教宗本笃十六世亲自出席,会议讨论教廷与中国建交问题。
报导说,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等人在会上批评中国爱国会,指责爱国会的“恶行”妨碍中国宗教自由,更成为中梵建交的最大障碍。会议决定教宗将于短期内向中国信众发表“牧函”,呼吁教友抵制爱国会。
【大纪元1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湖南娄底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祖国建等,在带21岁的女毕业生唐丽珺去广东实习初期,即将唐交给非法中介,造成唐近4年一去不返;杳无音讯、生死不明;唐丽珺的父母表示,校方是造成唐失踪的直接责任者,他们多次找校方交涉,却被诬为无理取闹。目前唐家父母不得已,正在北京上访。尚未实习 即已失踪
黄建荣对记者表示,她女儿唐丽珺于2000年7月进入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就读计算机专业,学制为3年。在最后一个学期的毕业实习时,学院向家长收费500元/人。2003年3月14日,学校指派30多岁的祖国建送唐丽珺等同学,去东莞实习,黄本来就不放心女儿去治安极其恶劣的广东,但经不住女儿班主任蒋某的劝说,最终同意女儿随他们去了,谁知女儿从此像从人间蒸发。
黄:“中途祖国建把唐丽珺交给了非法中介人员李清手中,说是让他将唐丽珺送到东莞园兴电子厂实习,据李清和祖国建后来说因唐丽珺身份证上像片不太清楚,工厂拒绝她进厂;李清又将唐丽珺交给另一非法中介人员王真,叫其把我女儿送到东莞力柏塑胶五金制品厂,但据事后我们调查,唐丽珺既未进园兴电子厂,也未进力柏塑胶五金制品厂实习。”
黄建荣披露,自己的女儿一向懂事、乖巧、孝顺父母,自从她离开湖南后,在父母多次电话要求祖某,请求他务必叫唐丽珺给父母打个电话的情况下,于3月20日他们终于接到女儿的电话,但其仅说了一句:妈妈你放心,电话便挂断了。
黄建荣认为:“带队老师既不尽快与工厂交涉,安排唐丽珺进厂,也不告诉家长真实情况,在我们向学校打听唐丽珺实习的情况时,他们竟多次编造谎言,说她在广东力柏塑胶五金制品厂上班,一个多月内女儿仅与我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我们感到问题极严重时,才知女儿早已失踪,这完全是学校教师不负责任、出事后处置不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耗巨资寻找 人财两空 校方昧良心
黄建荣披露,事发后他们全家被击垮了,豆蔻年华的女儿是他们的全部希望所在。4月17日,在他们强烈要求下,祖某才带他们到东莞。到那里后得知李清和王真都是私人猎头,并无正当职业……
为了寻找女儿,他们发动全家族人上百次到学校、数十次南下广东等地,同时发布寻人告示数万份,花费近10万元之巨,但皆无回音。
黄气愤的指出,他们夫夫必然要多次找学院领导,但其要么避而不见,不理不睬,要么推卸责任,说不是学院的责任,要么倒打一耙,说他们在学院里无理取闹,甚至采取高压手段,通过派出所对他们施行非法拘禁。他们被逼的多次向区、市、省、北京上访。
2006年6月5日娄星区信访局朱华和学院保卫科曾加荣,同他们夫妻一起到广东调查唐丽珺失踪情况。在调查中了解到,介绍唐丽珺入厂的中介机构已被取缔,圆兴电子厂和力柏塑胶五金制品厂人事部根本就没有唐丽珺的进厂记录,也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
黄建荣指出,2005年11月16日由区信访局主持协调会,会上学院派出了律师参加,其书面材料,完全不顾客观事实的存在,也不顾良心的谴责,说学院完全没有责任,不能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致使协调会不欢而散。
黄:“2006年7月11日,娄底市信访局,主持召开协调会,市信访局邓如意副局长也参加了会议,会上信访局领导主张“不区分责任”,只协商赔偿费用。我们认为这么做不妥,但如果能够把问题解决好,我们体谅到领导的“良苦用心”,也就同意了。”
会上黄夫妇再次陈述了意见:因唐丽珺的失踪完全是学院的责任,理应承担其经济赔偿,赔偿时同意参照交通事故赔偿办法;同时考虑他们的实际情况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寻找女儿的费用及误工费、经营损失费,按照标准计算应予赔偿63.3万元。
黄建荣透露,由于信访局领导做工作,将赔偿金额减至44万元,他们也同意了,但院方只同意赔偿28万元,协商不拢,最后再次不欢而散,不了了之。当地政府怕他们在当局的敏感日进京上访,就千方百计监控他们,目前他们是趁中共开两会前的一段时间进京,否则距离两会近时,他们又将被监控。
晚景凄惨 吁曝光
黄建荣凄凉的向记者诉说到:“独生女发生不幸后,我们夫妇精神崩溃,终日茶饭不思。泪流满面、痛断肝肠。为了寻找女儿,我夫妻在邵东开办的机械厂也只能关门歇业,亲朋友好友也放下工作,全力奔走,到处寻人。多少求拜,多少艰辛,如今泪已流干,债台高筑,儿无音讯,人财两空,丽珺是她奶奶从4个月带到18岁的,她日夜思念孙女,事发后不到两个月就身亡了!”
一位了解黄建荣夫妇的湖南老乡向记者透露,广东及周边地区黄、赌、毒泛滥成灾,各类非法猎头、中介如鱼得水,在当局的庇护下,无法无天,无恶不做。唐丽珺的失踪也许就是某些别有用心的黑心肝之类的精心设下的骗局;唐的父母是老实人,发生这样的惨案,只能寄希望于为老百姓仗义直言的大纪元,将事件曝光,让世人来评说是非曲直……
【大纪元1月31日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纲要》提到的十二项具体活动内容中,有一项是“为一切因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表达而遭受政治迫害的思想犯和良心犯建立个人档案”。我想到自己的父亲熊伯鹏(笔名糊涂博士),他终身受共产党迫害,但并不是因为写了批评共产党的作品,(1949年以前他在湖南长沙因撰写弹词著名,但他写的弹词是批评当时的政府国民党的)。我父亲远不是那种惊天地泣鬼神、为民主自由理念受尽人间磨难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但他也是个“因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表达而遭受政治迫害的思想犯和良心犯”,他是由于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代表工商界向政府提意见而招致迫害的。我向《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协调委员会主席袁红冰先生简单讲述我父亲情况后,他要我写出来寄给负责为此档案库收集资料的先生。如此看来,作为法学教授的袁先生也认为,我父亲的情况可列入档提到的那种“思想犯和良心犯”。我感到欣慰,因为作为一个女儿,能把父亲的资料送入《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将要建立的这个档案库,我觉得是对半辈子遭受冤屈的父亲的在天之灵一个最好的交代。我于是找出七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是2000年2月3日至5日《世界日报》分三天连载的,连载时却被编辑任意删除了部份重要内容。现在我对该文进行整理,改写成下面的文章,寄给《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将要建立的上述档案库。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馆收藏的《糊涂博士弹词》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一本小书,作者糊涂博士,真名熊伯鹏,是我父亲。此书收集的一百多篇短篇弹词,是1947年到1949年之间他为长沙《晚晚报》撰写的弹词的一部份。曾和我父亲共过事的长沙新闻界老前辈谌震先生在《序》中说:“博士的弹词,每晚仅占一小块豆腐干的地位,或抨击政治黑暗,或描绘社会诸像,亦庄亦谐,委婉曲折,表达了读者的意愿,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当时有人赠他一联:博士并不糊涂,绝顶聪明形笔墨;弹词能通雅俗,满腔悲愤入琴弦。”
当时不少《晚晚报》的读者每天拿到报纸首先要读的就是糊涂博士的弹词,因为他的弹词不仅紧密结合现实,以幽默风趣又通俗易懂的语言说出老百姓心中最想说的话,而且那悦耳的平仄音韵,读来也是一种享受。当时有位读者给《晚晚报》投寄了一篇弹词“赠糊涂博士”,其中有这样几句:“…我这里,天天侧耳来倾听,六月饮冰透体凉。阵阵清风沁肺腑,此中味道实深长。好书不厌百回读,三日余音犹绕梁。”我父亲的密友,现也已过世的长沙新闻界名人严怪愚先生当时也写了一篇弹词称赞说:“雅奏钧天成绝响,堂堂正正不轻佻。真锦绣,等琼瑶,独占鳌头足自豪,累的我,晚晚报来先快读,频揩老眼把灯挑。”
我父亲于1902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高小毕业进商店当学徒,靠勤奋自学,1930年进入新闻界。1931年与几位朋友在长沙创办《晚晚报》,后因入不敷出,1937年便开始做生意,但他并未置《晚晚报》于不顾,不仅继续为它写稿,而且,正如和他共过事的上海新闻界老前辈冯英子先生在1997年8月3日《长沙晚报》一篇文章中所说:“《晚晚报》在长沙大受欢迎,但穷到极点,当时经济上是很靠伯鹏帮忙的。”我也记得当时家中常常是高朋满座,并感觉我父亲对待朋友颇有“仗义疏财”之风,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豪爽性格,一方面当然也是由于他做生意,比别人多些钱。
但也正是做生意这条路把他带向灾难。冯英子先生在1987年悼念我父亲的一篇《挽歌》中说:“熊伯鹏的弹词…尖锐,犀利,直指时弊,义正词严,这样的文章现在是看不到的,然而此君一解放就倒楣,听说到死时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
我父亲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份子一样,当初满怀憧憬与热情迎接了共产党,天真地以为从此便有了民主自由,他高兴地担任了长沙市工商联副主任,随即为民请命,向当局力陈工商业者由于连年战乱濒于破产而形成的暂时困难,建议新政府对他们的税收予以宽限,因此获得“率众抗税”的罪名,加上内战时曾卖粮食给国军,这本属那时生意人的正常贸易活动,也成了“反动罪行”,再加上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于是在1952年的“五反运动”中作为“反动资本家”被判徒刑五年,资产全部没收,然后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但实际上,刑满释放后仍然接受“监督改造”。直到生命终了,漫长的三十余年,我父亲除了无偿的“劳动改造”,从未得到过任何工作机会,没有权利以自己的脑力或体力劳动去赚取哪怕是一分钱。这位才气横溢、精明能干的“糊涂博士”的生活费只能靠子女负担,他只能为子女做些家务,曾经想申请到农村去教小学,也得不到批准。他的文学才能和办企业的才能都白白浪费掉了。1976年四人帮垮台,又过了十多年,到1987年9月7日我父亲去世前不久,总算有个长沙市工商联负责人表示,要给我父亲安排一个职位,让他领取一点薪金,但此诺言始终都未兑现。
1983年我父亲和他的两位朋友共同编了一本《新编对联集成》,快要出版时被通知说,三名编者之一“熊伯鹏”的名字不可以印在书上,因为他是个未平反的“黑五类”。另两位编者黄曾甫先生和李芸青先生便劝我父亲改个名字,我父亲说,“大丈夫坐不改名,行不改姓。”黄先生说:“我的老兄呀,你不改名字书就出不成呀。”我父亲看到僵持下去不会有结果,只好同意将自己的名字改成“熊白朋”,书才得以出版,八十年代,他的儿女们协助从北京、湖南两图书馆搜寻到一些1949年间的《晚晚报》,找到“糊涂博士”作的弹词一百一十三篇,约占那个时期他的弹词作品的一半。于是八十高龄的“糊涂博士”在恶劣的住房条件下,以充沛的热情进行整理,好容易整理出一本《糊涂博士弹词》书稿,但出版却不那么顺利,因为一个没有正式平反的“反动资本家”的作品,即使内容是揭露批判1949年前旧政府专制独裁和贪污腐化,也无权出版,因为这种人的作品如果出版,等于无形中表彰“反动资本家”的功劳,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但这本书排除了阻力,终于在1987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和该出版社当时的总编辑朱正先生对此书的评价分不开。朱先生自己年轻时曾是《晚晚报》每日刊登的《糊涂博士弹词》的热心读者。糊涂博士去世后,朱先生写的挽联说:
博士太糊涂,有如杨炜营田,不悟一身祸福;
弹词必传世,近似杜陵诗史,居然千古文章。
《糊涂博士弹词》出版后,为该书作序的谌震先生以“言雨”为笔名写了一篇介绍此书的短文,由我带到美国,投寄到当时设在纽约的《美洲华侨日报》,不久被退回。该报编者附了一张便条:“大作与本刊宗旨不合,特遵嘱退回,并致歉意。”《美洲华侨日报》的立场观点一贯是和中共当局保持一致的,当时中共的政策是要和台湾搞“统战”,故《美洲华侨日报》怕登此稿会得罪台湾国民党。其实,我父亲的弹词虽然内容主要是批评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专制独裁和腐败,但不能看成是针对具体某个人或某个党,而是针对一切欺压百姓的独裁者和一切专制制度。《糊涂博士弹词》以精湛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中国知识份子追求民主自由和维护正义的热情,这种热情是不论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善良人民都崇尚的,可说是文学作品一个永恒的主题,因为独裁和欺压百姓是任何时候任何社会中都可能出现的现象,正如《糊涂博士弹词》中的一篇《走马灯》说的:“…真好比,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你只看,报端时把新闻载,满目凄凉实痛心。一件件,好似从前都见过,如今重复现原形。”可见《糊涂博士弹词》并不会由于历史的变迁而失去其价值,朱正先生用“居然千古文章”来评价糊涂博士的弹词,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父亲的遗物中有一个七十年代建立的小本子,他在上面抄录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对联,其中显眼的有一副他凭记忆写下来的挽联,是1946年他在某报上看到过的,悼念惨遭当时国民党当局杀害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的挽联:
江山是老子打来,岂容你组织同盟,开口民主,合口民主?
生死非阎王注定,试看我铲除异己,一枪杀人,两枪杀人。
时隔三十来年之后,我父亲仍能一字不差地将这副对联写进他的小本子,除了出于对对联的兴趣,由此也可见他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和对专制独裁的痛恨。2000年我曾向美洲《世界日报》投稿讲述我父亲的故事,结果他们登出来的文章将我原稿删除了几乎四分之一,删除的内容包括上述美洲《华侨日报》拒登介绍《糊涂博士弹词》文章一事,以及我父亲抄写关于李公仆闻一多二人被暗杀的对联一事。删除这一大段,说是因为太长,实际上,我注意到,当时该报常常刊登一些比此文长得多的文章,反正是分多日刊登,长短并无大碍。删除那一段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其中涉及国民党反民主的历史。从《世界日报》和《华侨日报》两家报纸对稿件的处理方式看来,即使是设立在民主国家的报纸,只要是有政党背景,都不能遵守新闻工作的“客观性”原则。
我父亲常常很幽默,例如他将“文化革命”改为“革文化命”;又例如,他将毛泽东的诗句“天涯若比邻”改成“比邻若天涯”,来形容他和他的一位老朋友曾经碰巧住在同一条街而彼此从未相见,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景。当时两人都是“监督改造”的对象,都没有行动自由,所以彼此丝毫不知道对方就住在近处,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才发现他们曾经是那么近的邻居,确是“比邻若天涯”。当然,他这种带泪的幽默只有八十年代以后,并且是在可靠的亲友面前,才敢表露出来。
1972年,“文化革命”显得有些松懈,我父亲由于是早在“五反运动”中就已被斗跨的“死老虎”,所以受的管制有所放松,这时我正生产小女儿,于是申请父亲居住当地政府批准我父亲到我的住地太原,在我坐月子期间帮忙作些家务。他来后,常主动地义务打扫我们宿舍楼的公共盥洗室和厕所,还发挥他的韵文特长,写了一张《公共卫生公约》贴在楼道:
搞好卫生清洁,为了人民健康;
各扫门前垃圾,不可堆在走廊:
必须倒出楼外,莫让楼道肮脏:
厕所轮流打扫,值日订立规章;
大便必须冲洗,龙头关闭勿忘;
盥室水池内外,洗涤食具衣裳;
保持干净流畅,勿使渣滓集藏;
大家共同遵守,互相监督经常。
我任教的学校,住房条件尽管不算好,但和长沙我父亲住处比起来,就好多了。在我父亲遗留的那个小本子中,我发现了一首仿杜甫七律《客至》,题为《闲居戏作---改唐诗一首》。
杜甫原诗是: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怀。
我父亲1959年模仿此诗,写成:
舍南舍北皆倾水,但见蟑螂日日来,
环境不清由我扫,板门无键任人开,
盘飧宛似西洋镜,樽酒常空北海杯,
每与邻翁相对笑,一天两次倒煤灰。
每读到这首戏谑中含着辛酸的诗,我都很难过,仿佛看到当时年近花甲的父亲在长沙望麓园住所,提着一撮箕煤灰,到附近垃圾堆去倾倒垃圾的情景。诗的前四句描写下列情况:一,居住区没有下水道,人们只好在室外随地泼水,以致房屋周围永远满地是水;二,室内蟑螂猖獗;三,我父亲是“黑五类份子”,打扫街道是他的责任;,四,简陋的房屋大门是破旧的木板,没有金属门插,任何人都很容易开门进去。构成后四句诗的背景是:一,饮食短缺;二,我父亲爱喝一两口酒,但很难有机会喝得倒;三,长沙人那时都用和着泥土的煤炭烧饭,每天都要将烧剩的泥土(即煤灰)倒出去,邻居也都一样。
到了了文化革命时期,我父亲连这样糟糕的住处也不能住下去了,因为“毛主席”曾经在望麓园从事过革命活动,所以在那里要建一个纪念馆,我父亲是个“黑五类份子”,没有资格住在那附近,于是被红卫兵赶到了比望麓园更差的戥子桥5号,当地“革委会”只给了他一张“拆迁证”,说是某地正在建筑一座楼房,建成后,他可以凭此证去领一套单元房。但后来那座楼房盖好后,我父亲多次拿着“拆迁证”去领房子,却根本没有人理会。
1978年,文化革命结束,我全家获准到香港探亲,路经长沙去探望了我父亲。他仍住戥子桥5号。这完全是个贫民窟,条件之差,比上述诗中描写的有过之无不及。上厕所更远了,需走一百多米的路程,(那时一般居民都是上公共厕所),天雨时尤其不方便。戥子桥的公共厕所很简陋,是在粪池上架两块踏脚的木板而成,当时我站上去都觉得胆战心惊,更不用说我那年近八旬的老父亲了。父亲上厕所的问题只好用马桶解决。但房内阴暗,凹凸不平的黑泥地老是潮湿的,太不适合老人居住,因此房子问题必须解决。于是我要父亲找出那张由于多次拿去找政府要房子而磨损得十分破旧的、字迹已经模糊的“拆迁证”,我陪他一同去找当地政府交涉房子问题。官员们的态度据我父亲说要比他单独去时要好些,这大概是因为听说我即将成为“港澳同胞”的缘故,但我也不过是个无权无势也无钱的老百姓,所以他们仍然只是应付,不给解决任何问题。
我到香港后,以及1980年移居美国后,都曾多次写信给长沙市、湖南省以及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投诉我父亲的平反和住房问题,这些信据了解都被转到了我父亲居住的当地政府,但我们家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1986年,中国一个报界代表团访美,到了我工作的单位,其中一位元《湖南日报》的代表听说我是湖南人,对我分外热情,我便邀请他们到我家做客。这位湖南老乡问我在湖南是否还有亲人,我说我父亲在长沙,他便问是何地址,表示一定要代表我去看望他老人家,我说:“最好不要去吧,那个地方是个贫民窟。”他坚持问是怎么回事,我才说了详情,他便要我立刻写个书面材料交给他带回去,他表示一定要将此情况向“领导”反映。我抱着姑妄信之的态度,将我父亲的平反问题和住房问题又写了一遍,交给他时,我并不抱多大希望,不料几个月后,果然我弟弟来信说,政府已经给我父亲分配了一套大王家巷的单元房。这虽不是什么好房子,但算是很“优待”了。这种“优待”并不是每一个中国老人都能享受到的。如果不是那位报界代表团的湖南老乡访美时看到我在美国一个新闻单位工作,如果不是他回去后向“领导”报告,1987年9月我父亲辞世的处所恐怕还会是戥子桥5号那个贫民窟。
住房问题虽然有所解决,但我父亲的冤案始终没有得到正式和彻底平反。尽管他自己和我们兄弟姐妹都写过不少申诉书,也无济于事。开始时法院连当年我父亲的判决书都找不到,最后,由于我们再三催促,加上那位湖南老乡的帮忙,同时恐怕主要也是由于有个女儿在美国,法院终于根据一份当时判决书的草稿,重新做了一个判决,发给我们一份新的判决书,上面写着: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再审。现查明:申诉人熊伯鹏在经营私营太和米厂和担任碾米业代理事长期间,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的事实存在。但原判认定对抗国营经济领导、制造米潮等部份事实证据不力”,“据此,…撤销1952年五反人民法庭对熊伯鹏的刑事判决”,“改为免予刑事处分”。
我父亲在四十七岁以后的将近四十年,也就是几乎半辈子的时光里,资产被剥夺得一文不名,生活的自由也被剥夺,更谈不上言论自由,尤其被剥夺了以劳动创造幸福的权利。如此重大的损失,最后得到的就是“撤销刑事判决”和“免予刑事处分”这样简单轻松的两句话,至于巨大的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没有获得一分钱的赔偿。
当然,远比我父亲的冤屈大得多的,被冤死的,甚至惨遭杀害的,大有人在。今天对父亲的回忆所引起我心中的郁闷,并不是因为那些已成过去的、我父亲个人的冤屈,而是因为看到我的故国不民主、不自由、不文明、无公理、无道义的种种现象,与我父亲在《糊涂博士弹词》中揭露批判的当年比起来,更严重了不知多少倍。例如,前两天中国一位管出版的官员公然禁止八本书出版。一个所谓正在“崛起”的、“和国际接轨”的大国,居然会采取如此荒谬绝伦的做法!为了这件事,我不得不在我这篇本已结束的文章后再加几句话。
当年国民党再不民主,也还允许《晚晚报》每天刊登我父亲揭露批判当局的《糊涂博士弹词》。那时的报纸顶多偶然开一下“天窗”,(即把被认为太过火的文章抽掉,让报纸空出一块,什么字都不印,让读者知道这里有一篇文章被禁。)此外,《晚晚报》也发生过报馆被勒令歇业、编辑记者(我父亲在内)被拘留的事,但经过谈判,几天之后,报馆继续开业,被拘留的人被释放。当我父亲和他的同事被放出来时,市民像迎接英雄一样夹道欢迎,燃放鞭炮,好像过节,并无军警干涉。今天的中国大陆能允许这种欢迎场面出现吗?
这次所禁八本书之一,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章怡和的新作《伶人往事》。章怡和女士的书我只有机会读过《往事并不如烟》,但已经十分喜欢这位历尽沧桑、心地始终保持纯真善良、观察敏锐细致、才华横溢、感情充沛、文笔潇洒自如的作家。昨天才又有机会在网上读到她的《戏剧大师尚小云往事》,我想肯定是《伶人往事》书中的一篇。读到其中描写“三只碗、六根筷”惨状的最后一段,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涌出来。说不上是为什么,只想哭个痛快。正如文中敍述尚小云的幼子尚长荣先生对章怡和女士说的:“你写的不光是马先生(连良),你写的是他们那一代。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我觉得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尽管我父亲不是名伶,他受冤屈的程度也远不能和书中人物相比,但受冤屈的性质是一样的。我的眼泪是为包括许多名伶在内的那一代受冤屈者而流,也是为我自己的父亲而流,此外,也是为今天我的故国而流。
敍述生动、故事真实的《伶人往事》,体现着善良与邪恶的对比、智慧与愚昧的对比、文明与野蛮的对比、道德与不道德的对比、强霸与公理的对比。这本书为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申冤,它代表正义的呼声,这样的书,对如今让邪恶、愚昧、野蛮和道德沦丧等坏现象占了上风的社会,应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这样的好书居然被禁止出版,我的故国究竟要走向何方?
当然,并不是说,因为是具教育意义的好书,所以不应该禁止出版。我们应当让所有人写的所有书都能自由地出版,因为,是不是好书,各有各的看法,好坏要让读者自己去判断。正如美国第28届总统威尔逊说过的:“人民的思想中蕴藏着智慧,当然,也会带有愚昧,但是只要思想有表达的自由,愚昧会因自身的毒害而消灭,而智慧则会保留下来。”
早在十八世纪,就有个法国哲学家赫尔维曲斯说过:“限制出版自由,是对一个民族的侮辱;禁止阅读某些书籍,等于宣布民众不是傻瓜就是奴隶。”现在中国出版局的官员公然禁止某些书籍出版,他们是在把民众当成傻瓜和奴隶,但实际上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傻瓜,才是真正的邪恶独裁专制的奴隶。这些傻瓜不懂得,时代已经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电脑互联网在全世界四通八达,想禁止人们阅读,是你禁止得了的吗?
禁止出版八本书的事实,更加证明了“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之必要性。
转自《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