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1月30日(星期二)

加记者采访受阻 郑恩宠家骚扰电话再增

围绕着周正毅再次被抓捕,中共权斗激烈,一直致力于揭露上海帮的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再次成为媒体追访的中心。虽然中共对外宣称为配合08奥运开放采访限制,但外媒采访郑恩宠一再碰壁,而郑家的骚扰电话也不断增加。

东海一枭:快过年了,想起狱中人……

据了解,不少民主志士生活都很艰难,系狱者的家庭经济状况更是不问可知。每念及此,忧心难忘,前不久特作出了捐赠全年稿酬的决定:除《自由圣火》外(暂留《自由圣火》一家稿酬聊慰家人,略维生计吧。)凡海外各刊所发枭文,稿费均有劳各刊物代捐给狱中及笔会有关同道。此意作之已久,但当年有酬文章不多,空头人情无益。后来枭文发的多了,却又为林案所缠(为之耗资数万),不得不先顾及亲人和乡亲。现在,失业多年的枭婆在一家公司打了一份工,我也终可以腾出空来“还愿”,心下大慰。

浙江“两会” 冤民上访 数百警察阻截

浙江省“两会”1月29日在杭州召开,会议现场公安警察密布,拦截各地上访民众和维权人士。浙江临海永丰镇访民代表郭四妹29日晚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正在被押解回家的途中。她说,“我正在他们的车上,永丰镇政府的,连驾驶员一共4个人,把我押回家。他们不给我饭吃,不给我自由,要把我押回去……”

胡佳: 致外交部发言人实地人权观察邀请函

1月26日下午我曾致电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室(65963342),就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先生“驳斥”海外人权机构“人权观察”之事提出异议。并且和接电话的秘书先生()约定今天周一给刘建超司长发邀请函。我今天下午已经给外交部网络管理员发出了email,请求代转邀请函给新闻司司长刘建超先生。为保证邀请函及时稳妥送达,我今晚再次发送,并抄送给新闻司的外国记者中心副主任丛武处长(13552098629)、新闻司美欧大处洪磊处长(13366497125),新闻司亚非拉处魏欣处长(13611105426),以及外交部外国记者新闻中心(65963313)。电子版的正式邀请函在附件中,打印版我还将通过特快专递送达。恳请各位收妥之后转给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先生,并通知我刘先生方便来访的时间。非常感谢!本周我等待刘建超司长的人权观察之旅。

郭飞雄和江伟与《沈阳政坛地震》

自从2007年1月22日广州警方通知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已经于1月20日将她丈夫“移送转押”沈阳市的辽宁省看守所。我们就更为郭飞雄担忧。东北三省国安和公安警察的野蛮和残暴,在整个中国大陆都闻名遐迩。在举国司法环境都是乌鸦一般黑的情况下,辽宁最黑暗,名列黑榜的状元。辽宁侵犯人权的传统从张志新蒙难的文革时代很完整的继承到现在。而在广州都受到刑讯的郭飞雄,如果到了辽宁警方手中,肯定凶多吉少。而且,此案中涉案书籍《沈阳政坛地震》描述辽宁官场黑幕,也必定会让当地一些有着或明或暗关联的贪官酷吏们忌恨,很有可能采取公权报私仇的方式在看守所中压制郭飞雄。

北京社会活动家华惠棋遭公安袭击

26号,他跟76岁的母亲和外地的上访人员去亚运村五洲大酒店找开北京市人大政协会议的人大代表反映情况。结果在路上走的时候,被7、8个警察打翻在地,被送到亚运村派出所又是一顿毒打。他妈妈被关了一天,也不给吃饭。他自己被浑身浇上凉水,当时北京气温是零下7度。后来又被朝阳分局带走。他妻子不断打电话询问 ,后来警察在电话里告诉她,她的丈夫是妨碍公务实施,要拘留一个月。

华惠棋被刑拘 郑恩宠教百姓维权

在北京2007年两会期间,北京著名基督徒、维权人士华惠棋因试图向与会代表递交信访材料,被警方拘押、殴打、长时间泼冷水折磨后失去下落。经过三天多方打听后,家人才终于得知他被当局处以刑事拘留一个月,警方拘留的理由是“妨碍公务”。针对办案中当局种种执法违法行为,百姓应该怎么办,著名的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发表了一系列专家见解。

前中国右派联名要求中共反省道歉

1957年,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发动运动,镇压响应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的人。在中共发动“反右”运动50周年到来之际,中国山东大学几名“右派”幸存者联名提出请愿书,要求中共对当年迫害知识份子的做法表示明确的反省和道歉,对受害者及其家属做出公平合理的赔偿。

反右运动50周年受害者联名上书

1957年中国的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说,北京也有一批右派受害人或右派后人在活动,要求彻底平反和赔偿。她说,1979年中共为右派改正时低调处理,只发给一纸改正书,既没有公开道歉,也没有总结教训。

吕耿松:我所知道的林炳长

他也许天生不是当官的料,当了六年县委常委后,自已报名到一个公社去当公社书记,不久又去当了一名兽医(畜牧工程师),一直到退休。退休后和别人合作一起做过生意(卖家电),赚了一点,后来又亏了。正当他算计着怎样把亏掉的钱再赚回来的时候,发生了洞头县政府霸占小三盘村海涂的事。当一些村民哭哭啼啼到他家来诉说后,他义无反顾地扔下自己的事,带领渔民起来维权。

大竹追踪:杨代莉下葬父母悲怒不敢言

据当时网上报导,06年12月31日杨代莉被酒店经理逼迫,为3名省级官员陪酒,被他们强暴致死。日前官方宣布,杨代莉“系慢性胰腺炎伴急性出血坏死致其死亡”,知情人说她从小就没得过病,怎么会病死。

中领馆仇恨宣传案加拿大司法进行复核

2004年6月,埃德蒙顿法轮功学员在当地的一个会议上目睹了驻卡尔加里的两名中领馆官员散发诋毁法轮功的资料,法轮功学员随后向当地警方报了警,警方因此而对这些材料展开调查。2005年6月23日,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后,埃德蒙顿警方向司法厅递交调查报告。报告认定, 2004年驻卡尔加里中领馆官员在埃德蒙顿所散发的关于法轮功的文字资料,属于仇恨宣传。这些资料违反了加国刑事法关于仇恨宣传罪的法律.

京报刊禁书《风云侧记》中文章

北京当局大规模禁书引起海内外热烈反应。日前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转载被中共国务院新闻出版署列为八大禁书之一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一书中文章“笔名勾起的回忆”。有学者认为,这是民众对当局禁书的一种“无声抗议”。

学者北京集会批评政府箝制言论

日前北京当局大规模禁书之后,在中国大陆之内引起罕见的强烈反弹。一群大陆学者近日在北京集会,批评当局箝制言论 奢谈大国崛起。曾对禁书事件表示会追究到底的《伶人往事》一书作者章诒和日前获得香港城市大学一项奖项,她将在农历新年后到香港参加颁奖仪式。

程晓农:中国股市暴涨 可能导致危机

近日,大纪元记者就此事采访现任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先生时,他表示这种分析基本上是可靠的。他认为,现在中国股市的暴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热钱无处可去、到处投机造成的,并非中国上市企业的业绩有明显改善。这种股市飙涨的局面是相当危险的,很有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

苦难的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

印度人享有充分的流动自由。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要暂住证,印度不需要,也没有因为暂住证被关押被打死的情况。印度人可以在总统府的对面要饭,也可以在象中国长安街一样繁华的地段搭棚生活,根本没有人以影响市容而象赶鸭子一样到处赶。印度也没有象中国一样到处打砸摊主的城管,也不会因为三轮车影响政府形象而被取缔。在印度,只要你能在某个地方找到谋生的门路,没有人管你,而在中国就严格的多,官员们关心对外形象重于关心百姓生活。

英国电视台北京现场播报遭中国警察阻止

这种在言论自由国家司空见惯的现场播报,在播报中途竟然引来中国警察的关注及干涉。全英国观众都立即从电视荧幕上,现场目睹一名中国警察不顾英国记者正在努力的连线报导,用警察壮大的身躯挡住镜头,并和一些人在争执。由于情况突然,几万里外的伦敦播报台主播在连线结束后不可思议的向英国观众表示,有可能中国警察不是这么喜欢007,或者是其他因素。

谷歌承认:向中共低头导致谷歌受损

上周末,谷歌的两名创办人拉里-佩奇与塞尔吉-布林首次向英国卫报记者透露:“谷歌在中国的自律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是负面的。” 布林表示,该公司的国际声誉,尤其在美国与欧洲,已受到严重的影响。


加记者采访受阻 郑恩宠家骚扰电话再增

【大纪元1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真香港报道) 围绕着周正毅再次被抓捕,中共权斗激烈,一直致力于揭露上海帮的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再次成为媒体追访的中心。虽然中共对外宣称为配合08奥运开放采访限制,但外媒采访郑恩宠一再碰壁,而郑家的骚扰电话也不断增加。

据郑律师透露,星期六上午,加拿大某新闻社记者打电话给郑恩宠的亲属,欲约郑恩宠夫人蒋美丽到上海某咖啡店出外采访,但电话遭窃听,星期六下午,郑家楼下明显多了警车,蒋美丽出去买菜也被人跟踪,“如果蒋美丽往市里走,他们可能就会动手,怕她出去和记者见面。”

而由朋友提供的,郑恩宠唯一一部能够和外界通话的手机,只用了短短一个月不到,也从当天晚上开始收到骚扰电话。

80多个骚扰电话

“骚扰电话是95052000,今天从早晨7点,到下午三点,已经收到这个号码的骚扰电话已经超过八十多次。” 记者星期天下午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拨通了郑恩宠的电话,郑恩宠第一句话这么说道。

除了手机收到骚扰电话外,郑恩宠家的两部住宅电话也不断收到骚扰电话。郑恩宠说,他们(中共当局)现在骚扰的手法层出不穷。

郑恩宠解释,监听人员把他的电话和他们的电话线串在一起,原来拿起听筒来听到的:您拨打的外地手机请加播零。但最近情况有变,“最近我拿起电话,还听到电话里面有歌声,我怀疑监听我的人用这个电话点歌”。郑恩宠因此3次向电话局投诉,担心被乱收费。

他补充说,我有一个亲属,上月莫名其妙地加付500多元,后来查,说点了四百个歌曲,郑恩宠说:“我们正在向消费着委员会投诉。”

便衣搬电视到门口消遣

除了电话费可能因监听人员消遣被超支外,郑恩宠还说,现在日夜监控他的便衣,在他家门口的有4个,分两班,最近可能因为太闷,甚至抬了部大电视,在他走道上看电视。郑恩宠说:“这个走道是我们六户人家共同拥有的,他们现在就在你家门口乱来,声音吵得不行,而且他们又吸烟,又骂人----”

而郑恩宠楼下还有近30名便衣日夜看守。郑恩宠说:“有警察和我们说,监视我们的人,每月要至少花5万块的成本。”

恐周正毅被灭口 公开信促香港受审

虽然受到中共层出不穷的骚扰和打压,郑恩宠被逼足不出户,甚至连头发长了,三个多月都没有办法剪。

但郑恩宠连同上海访民,一直坚持发公开信致力揭露上海帮。在周正毅再次被捕后,郑恩宠已连续发出两封公开信,要求引渡周正毅回香港受审。郑恩宠指,现在对周正毅的控罪“虚开增值税发票” ,按照中共规定,超过500万要判死刑。郑恩宠说:“现在这个案子在上海审,不合规定,因为当年参与此案的上海法院等应该回避----我担心他们会对周正毅灭口。”

郑恩宠并认为,周正毅已经开始招认了,他说:“因为他感到自己也受骗了。”

即使在中共严密监控下,仍然有外媒成功突破重围,亲自采访到郑恩宠。郑恩宠说:“有一个香港记者,化了妆,进到我家,采访了一个小时。”

附录:郑恩宠连同上海访民1月27日致胡温公开信促引渡周正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 家 主 席 胡 锦 涛

国 务 院 总 理 温 家 宝

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吴官正书记

最高人民检察院贾春旺检察长:

您们好!

我们是上海市民,今继续揭发陈良宇问题。继续揭发上海首富——周正毅犯罪集团问题,继续揭发陈良宇、韩正直接参与并包庇周正毅犯罪集团钜额的合同诈骗、金融诈骗等问题。继续揭发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刘云耕,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原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旭自2003年4月以来策划、协调上海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看守所、监狱包庇周正毅犯罪集团并对大批揭发周正毅犯罪集团的市民打压、监控、拘捕、劳动教养、判刑……等行为。现公布证据如下:

上 海 市 外 国 投 资 工 作 委 员 会

沪外资委批字(2002)第2861号

关 于 设 立 上 海 恒 廷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的 批 复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

你区政府《关于送中外合资上海恒廷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章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静府〈2002〉25号)及有关材料收悉。经审核,批复如下:

一、同意上海静安城建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与英属维尔京群岛佳运投资有限公司(乙方)合资设立“上海恒廷置业有限公司”。同意双方签订的合同、章程和可行性报告。

二、公司初期投资总额:16,000万美元。注册资本:5,500万美元,其中甲方出资55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1%,以等值人民币投入;乙方出资5,445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99%,以美元现汇投入。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三个月内投入注册资本的15%,余额1年内缴清。该专案总投资预计为6亿美元。同意实行分期分段开发,公司应通过增资使投资总额、注册资本与实际开发规模相匹配。

三、经营范围:在土地批租受让地块内从事房地産开发经营、销售、房屋租赁、房産谘询及物业管理、及配套的餐饮、商务中心等服务设施。

四、法定地址:上海市江宁路188号。

五、合资公司开发上海市静安区56、57、58、60、67街坊地块及59街坊1号、2号、3号、4号地块,占地面积145,900平方米,建筑面积637,560平方米。

六、经营年限:70年。

接文后,请既通知企业十日内向上海市长乐路1219号企事业社团统一代码标识办公室申领企业代码,然后来我委申领合资企业批准证书,凭此在一个月内到市工商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此复

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公章

二00二年七月三日

主题词:外资 合资 设立 批复

抄送: 市计委、建委、市工商局、财政局、税务局、规划局、房地局、外汇管理局、上海海关

录入:章希联 校对:冯喆 (共印21份)

综合上述以及我们以往的举报信:

上述145900平方米的东八块地区,根本没有批准建500千伏世博变电站。上海恒廷置业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没有周正毅。上海市政府迄今没有撤销和变更上述文件。九十年代初,周正毅在上海黄浦区黄河路靠开设私营阿毛炖品酒楼起家,相距不到20米,陈良宇的弟弟陈良军掌控了黄河路上的消遥楼酒家。当时陈良宇任黄浦区区长,吴明烈任黄浦区房地局局长为他们提供了公房资産作为经营场所。薛全荣任黄浦区第一饮食公司总经理(行政公司)为其拓展市场提供了大量的政府资源和便利。陈良军在东八块工程中任职。刘金宝、张恩照、余慧文、黄毅玲、罗康瑞、余雅文、余利文、许荣茂……哪个达官显贵不是那里的常客?

一、2002年5月28日,周正毅以虚构的香港注册公司——佳运投资有限公司名义与静安区政府区长签定免土地出让金40亿元,鼓励1·2万居民回迁原地,受让土地面积首期16万平方米(最终为26.9万平方米),首批建筑面积637,560平方米的土地出让合同,使用期70年。双方是用化整为零的方式将一块连片的土地在同一天签订了8套相类似的合同。

二、经查:2002年1月30日有人在英属维尓京群岛注册英文名称的佳运投资公司。该公司是作为一个国际贸易公司登记注册,总资本为5万美元。分成5万股,只支付了第一年的登记费。注册文件规定:公司的财物从事活动的任何行为,必须符合在英国Virgin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律或没被禁止暂时的权利。公司的资本的升值必须要符合Virgin(英属维尔京群岛)允许的法律。

该公司注册文件中没有周正毅作为董事会成员。注册文件规定登记的5万美金的部分资本的转移由董事会或全体成员的一致决定。

三、2002年7月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书。

批准号 外经贸沪合贸字〈2002〉2173号

甲方:上海静安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中国 出资55万美元

乙方:佳运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维尔京群岛 出资5445万美元

投资总额壹亿陆千万美元,经营期限为70年的上海恒廷置业有限公司。经查总资本只有5万美金的佳运(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从未到帐一美元投资静安“东八块”地区。

当时上海市市长是陈良宇,主管土地出让、拆迁、城市建设的副市长是韩正。

四、2002年8月,周正毅使用一僞造的中、英文公司章——注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上注册的佳运投资公司与上海静安城建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协定》,周正毅只在协定上盖子章,但没有签字。

五、2003年4月周正毅案发,同年4月29日上海交通银行在24小时内贷给周正毅6·5亿元。上海农村发展信用总社(法人代表是蔡来兴—上海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原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同一天贷给周正毅3.5亿元。5月1日周正毅送上海市2,000万元抗非典捐款,上海出动所有的报刊、电视台、广播电台、网路、杂志等为周正毅歌功颂德和新闻炒作,当天上海有132位市民到康平路市委办公厅抗议。高呼:“不要孟学农!也不要陈良宇!”,“不要张文康!也不要韩正!”……。同年5月21日、28日上海市政府派出大批市、区公安警察、便衣人员、警车……将上海康定路1097号静安区法院里外“包围”,前往法院开庭、旁听揭发周正毅案的原告、代理人和市民在大街上与警察等人员发生了冲突。5月21日双方发生冲突,市民的摄像机被抢,但音带被英国BBC在全球广播。周正毅案涉及刘金宝,5月23日刘金宝召回北京开会被“双规”。5月28日周正毅还得到上海的银行5000万元的贷款。当天下午3时上海市民给胡锦涛、温家宝掲发周正毅的信寄出并在全球发表。当天胡锦涛在法国里昂与八国首脑对话。5月30—6月1日《21世纪经济报导》采访了郑恩宠有关揭发周正毅的文章在上海6月2日提前出售(6月5日的报)。6月3日上海市新闻发言人焦杨:“周正毅公司的经营问题正在接受调查”,隐瞒周正毅在5月27日被“双规”的事实。6月5日晚香港凤凰电视台采访郑恩宠,郑在第二天晚被刑拘,上海公安局、市纪委作了大量有关黄菊、陈良宇、韩正、周正毅问题的讯问笔录,但从未向检察院、法院移送、审查、质证。8月28日下午上海方方面面的领导“旁听”了郑在法庭上揭露了周正毅、黄菊、陈良宇、韩正后,上海市公安局才提起对周正毅的逮捕申请,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在7日法定程式内的9月5日批准逮捕。9月中旬中国银行党组向中央正式书面报告了刘金宝贷款17亿给周正毅的问题。2004年1月11日郑被押送提篮桥监狱,一个月中写了5封揭发周正毅、刘金宝等人的信给上海检察院,全部被扣留。2004年6月1日周正毅被重罪轻判,6月26日转提篮桥监狱,按上海市政法委、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红头文件的规定:到监狱服刑2年方可申报减刑,5年以下刑期只可减3个月以下的刑期,如有重大立功表现方可减6个月以下的刑期,周正毅根本没有揭发他人被查证属实的重大的立功表现。但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亲自到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为周正毅申报减刑。但法院合议庭的法官没有接到上面明确的书面指示,对敏感案件谁也不愿意做替罪羊。2005年9月刘金宝在吉林被判死缓,上海出动了中华全国律师栛会副会长、上海律师栛会会长朱洪超到北京请彭真的儿子傅洋(中华全国律师栛会副会长)北上吉林法院辩护。2003年8月北京律师要组成南下辩护团为郑恩宠辩护。周正毅对他的朋友律师说:“如两罪并罚被判8年就不上诉……”,但刘云耕、陈旭、缪晓宝等安排陶武平和严义明律师办周正毅作无罪辩护。上海市律师栛会曾用10万元请零点公司在市民中作调查,得出陶武平是除老一辈李国机(已去世)、郑传本(已退休)外最有公衆知名度的律师。按惯例一位名律师和同一律师所的助手律师就可辩护而且配合的很好,但为了加强对周正毅的操纵股市的辩护,又请了刚在为小股民代理诉讼有经验属另一律师所的严义明律师出场。两律师对公开的案件因太敏感而不愿接受记者采访,一改过去经常在各种媒体大声造势的常态。律师为被告作无罪辩护事前要请示由司法局和律栛领导组成的刑案辩护委员会并经批准的。郭国汀律师为郑恩宠辩护前曾请示过朱洪超,朱认为郑恩宠是市司法局已经两年不让注册了,他不在我们的保护范围。但朱又出席了2003年8月28日郑案开庭以后上海市司法局缪晓宝主持的谈话,要求郭国汀不要接受采访……。现提篮桥监狱在包庇周正毅问题上俞金宝、王争鸣两位处长被“双规”。上海监狱管理局42岁邰荀副局长不知去向?尽快查清段惠民在到北京上访过程中被市政府接访人员打死的问题。尽快公布查处该问题的阶段性成果。

六、周正毅送上海市看守所所长79万元(含其他财産),送提篮桥监狱二监区教导员俞金宝30万元。提篮桥监狱长乔利国被评为2005年度全国优秀监狱长。在周正毅和郑恩宠分别出狱后乔利国被提升为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张凌时任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这一切都离不开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的指挥。缪晓宝又把在北新泾监狱任监狱长(刘云耕的弟弟)照顾得好好的。周正毅在监狱中可以召开董事会,继续掌控农凯集团公司。提篮桥监狱至今没有归还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对郑恩宠的起诉书(涉及江泽民任过厂长的上海益民一厂工人,为抗议该厂和李嘉诚合资失败后,2003年5月上旬因补偿过低举行的抗议,在四平路、贯中路口堵路)。2004年陈良宇用1.7亿元抢救益民一厂又失败。2006年8月陈良宇在上海展览馆召开1000人以上的上海党政干部大会,庆祝上海光明集团成立。陈良宇在会上高调:“这是江泽民工作过并担任过厂长的地方,今天成立大集团……”。全上海的媒体都在广为鼓吹此事,让人们看到江泽民就是我陈良宇的后台,这就是陈良宇下台前上海大部份市民被迷惑的实际情况。现光明集团并未看到有什么光明的前景。光明集团成员之一的百联集团自2006年8月由陈良宇的亲信薛全荣任董事长,现已危机四伏。光明集团成员之一的上海实业集团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波罗的海大型涉及150亿住宅工程,占资金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许荣茂要撤资。2006年3月23日陈良宇、韩正亲自到“东八块”地区举行500千伏世博变电站工程开工奠基仪式和剪彩。

这个工程违反了2002年10月28日江泽民签署并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于2003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的评价法》,近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宣布全国有88个总投资1000多亿元的工程因违反《环境评价法》下马并宣布处罚。

七、2003年4月以来由刘云耕、陈旭在第一线直接指挥上海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看守所、监狱对周正毅重罪轻判。对揭发周正毅的市民予以拘捕、“镇压”……。

八、2007年1月6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突然宣布500千伏世博变电站落户静安区“东八块”。工程基础面积1·3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1590平方米……。工程打桩也基本完成,现场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结构施工。

但迄今为止上海市法院全部判决书和上海市、区规划局的全部规划和行政复议决定书都坚持认为“东八块”占地面积是16万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是637560平方米,是鼓励1·2万户居民回迁原地。

充分证明:陈良宇倒台后韩正、刘云耕为首的上海市委、市政府继续包庇周正毅,剥夺1·2万户居民回迁原地的权利,继续与1·2万户市民对立和对抗。

为此我们强烈要求将周正毅犯罪集团案移送外省、市司法机关侦察,适时送香港接受法院审判。周正毅涉嫌构成了钜额的合同诈骗和金融诈骗罪。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副专员郭文纬近日在上海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表示,2003年就发现周正毅涉嫌金融诈骗。我们建议对韩正、刘云耕等人的问题立案调查。

2006年11月18日上海市政府仍然继续派员到香港要沈婷女士销毁有关周正毅的证据。

近日上海市人大宣布免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三位副院长的职务,但未说明理由。

2007年1月24日韩正在上海财税工作全体会议上表示,对周正毅这样的犯罪分子,一定要坚决依法严办……。我们对韩正的高调表态首先表示欢迎,但要观其行和听其言。韩正首先要对揭发周正毅、陈良宇、静安区政府……等遭到打压、打伤、拘捕、坐牢……的上海市民予以平反。尽快落实东八块1.2万户居民回迁原地安居乐业。立即停止对多年向中央揭发上海问题的市民各种形式的骚扰。保障今后所有的检举揭发信件安全到中央各部委。尽快释放王水珍、陈小明、许正清、杜阳明、田宝成、张耀龙、顾凤芳……等人。对为揭发周正毅作出贡献的香港沈婷女士尽快发放《回乡证》。

我们是普通的上海市民,没有机会全文阅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会上的讲话,但我们在1月25日《解放日报》中看到中纪委常委、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纪委书记沈德咏的文章——《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胡锦涛总书记有关腐败已经涉及党的兴衰成败、人心向背和生死存亡的论述,我们非常高兴。有关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亡党亡国,其中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严重脱离群衆,就是从领导干部的作风蜕变开始的,其教训十分深刻,令人警醒和反腐败建设的极端性、紧迫性的论述,句句符合上海的实际。

我们非常感谢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何勇关于周正毅案要推倒重审的讲话。重审周正毅,上海市民笑顔开。认清陈良宇,中国有希望!揭露陈良宇,中国向前迈!

以上是我们的检举信也是我们的申诉状,因为我们目前经济很困难,故信只好寄一封,寄总书记办公室,请谅解。望各受信部门和首长在各自责职范围内查清事实,给予回复,谢谢。

此致

敬礼
执笔举报人;郑恩宠
签名: 周大烨 沈佩兰 华神清 冯宝英 幸尧斌 丁君娣 魏 勤 丁慧莉 康秀珍
张恭元 王丽郷 毛海秀 沈雪娣

东海一枭:快过年了,想起狱中人……

【大纪元1月30日讯】一

多年未曾回故乡过年了,今年准备回去与父母弟妹团聚。这几天,不由得频繁想起狱中友人和同道,想起他们的父母妻儿弟弟妹妹。有些狱中人如师涛、杨天水、郭飞雄、郑贻春、严正学等,与我曾有过网络交流。郑贻春在《汉语文学网》常跟我贴(我曾整理发表),杨天水多次赠诗于我,且是为林案写呼吁文章最多的人;师涛曾向其所供职的媒体推荐拙作(未用),还在电邮中说过一句话:你是我网上最尊重的人(大意),我很感动,一直没忘。我真怕自己辜负了他们和有关朋友对我的尊重与期望。

据了解,不少民主志士生活都很艰难,系狱者的家庭经济状况更是不问可知。每念及此,忧心难忘,前不久特作出了捐赠全年稿酬的决定:除《自由圣火》外(暂留《自由圣火》一家稿酬聊慰家人,略维生计吧。)凡海外各刊所发枭文,稿费均有劳各刊物代捐给狱中及笔会有关同道。此意作之已久,但当年有酬文章不多,空头人情无益。后来枭文发的多了,却又为林案所缠(为之耗资数万),不得不先顾及亲人和乡亲。现在,失业多年的枭婆在一家公司打了一份工,我也终可以腾出空来“还愿”,心下大慰。

《民主论坛》是对老枭最为厚爱、刊发作品也最多的海外中文刊物,逢枭必发,改版后几乎每日一篇枭诗枭文。今已与该刊洪哲胜主编约定,新年的四季稿酬分呈四人,已敲定杨天水二位。顺及,《民主论坛》是笫一个向我约稿的海外媒体,老枭“出道”和几年来枭声不断,与洪哲胜的支持鼓励分不开。他作为台湾人对大陆民主事业倾注了无数心血,我们自已如再不争气,真是枉为中国人了!

从现在起,《北京之春》《议报》《民主中国》及其它未点名各刊均依此办理,太忙怕烦,恕不一一。今后凡枭文之稿酬不必寄我,有劳各刊代捐。具体给何人,由各刊自择,只要是狱中自由作家及民主人士均可,不必征求我的意见(有时我或会提名及建议)。我能这么做,离不开《自由圣火》的厚爱和支持。该刊创办以来,大量刊用拙稿,铭感无已,特留该刊稿费作为自己生活基本保障(见笑了)。

儒家主张仁政,推崇王道,强调道援,着重从制度上保障与解决民众的各种困难,在个人的辞受取与金钱交往方面则十分慎重。贫如颜子,孔子并不少助之,是怕“累于道”,因为“君子之与受,视诸道而已。非其道,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王艮)。孟子说过: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故老枭自己生平最害怕的求人相助特别是在经济上,颇有一种“伟人的骄傲”(任不寐语),也不轻易为人呼吁或募捐。

但是,该手援时不手援,该“与”而不“与”,那就有违仁德义气,有伤于惠了。儒家不局限于“妇人之仁”,也不排除“妇人之仁”。当年为病重的杨春光筹款,近日为苦难的杨川遗属化缘,皆义所当为,不能不为。多年来也小小支助过一些同道,毕竟零碎,现在此举,也是根据仁义原则,认为自己必须这么做。

我知道有些人在“偷偷”资助,知道“做好事不留名”的雷锋精神的可贵,知道“恶畏人知便是大恶,善欲人知便非真善”的古训,故写此文前,曾害怕招致高人大德的嘲笑而有所犹豫。但我更希望唤醒世人对“我们的英雄”(相对他们的英雄而言)的关注,希望更多的人与我一样能多想想那些为民众、为民族而入狱的先行者,争取更多的人对他们有所帮助,藉此机会请有关狱中人家属公布或向有关刊物告知帐号。为了抛砖引玉,故不自隐耳。

个人区区之力太有限了。特别是在在这个礼崩乐坏道德沙化的时代,默默“独善”固然高尚,“偷偷”地行善固然可嘉,但作为大文化人不应止步于此,还应进一步以己之善去“化”人“转”世,召唤更多的人一起为善一起上升,一起为民主先行者狱中英雄士力所能及地献出一点爱。

此举也是表达自己内心的一种愧咎感。王心斋先生每论世道,便谓自家有愧。当年不明所以,觉得这位心斋先生有病:世道是世道,自家是自家,并不相关嘛,世道不好,你愧什么,那不是自作多情么?没料到近几年来自己也病了。论及世道,想起狱中人,每感自家有愧,想起杨天水,尤其愧上加愧!

杨天水以颠覆罪入狱,所谓的罪证之一是他参加了“中国天鹅绒行动”.我曾对体制内有关朋友表达我的严重不满,曾作文《请抓首犯余樟法,速释无辜杨天水!》斥问有关部门:就算“中国天鹅绒活动”有颠覆的危险,就算他参加了这个网络活动,与我相比,他也不过是个小喽啰,我网选大总统才是首犯呢。

由于种种原因,我这个“天鹅绒”首犯、反专制“名家”目前仍逍遥法外,有关部门对我尚不失尊重,一家人日子也还过得下去,无论如何都要比系狱同道活得自在,比他们的家属活得好,理当对失去自由的、特别困难的同道略有帮助。同时也藉此机会呼吁海内外热心人士和组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他们多多施援。

另外,我还希望监狱方面及有关干警在职权许可的范围内,对狱中的自由作家民运人士多予关照,至少“手下留情”,希望中共有关部门能够“法外施仁”、“从宽处理”,早日还他们自由身。毕竟,民主作为一种公益事业和进步事业,是利民利国并有利于绝大多数党内、体制内人士的。民主人士所追求的自由人权和尊严,属于全体中国人士,也属于你们(注:写罢此文,在议报论坛看见邓永亮的文章《杨天水的身体状况恶化》,打不开正文,只能看到标题,但已知道杨天水身体恶化,我很心疼,故这里特别竭诚恳望江苏方面认真研究我这一建议,及早释放我的同案犯老杨。不然,万一老杨有个三长两短,万一哪个侠士哪天一不小心想出什么妙计来营救之,那就不妙了,哈哈哈。老杨可是我不久的将来的和谐大会上前排就坐的重要角色!)。

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广大同道给予监督,别让我偷懒。只要没有意外(比如入狱),我会一如既往地勤于笔耕,为了自己心安,为了朋友义气,更是为了略尽文化历史之责任。我还有太多的话要说,还有更多的理要讲,还有更高的道要进一步彰明、宣传、弘扬之。@

东海一枭2007-1-16

原载《议报》第286期

浙江“两会” 冤民上访 数百警察阻截

【大纪元1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浙江省“两会”1月29日在杭州召开,会议现场公安警察密布,拦截各地上访民众和维权人士。

浙江临海永丰镇访民代表郭四妹29日晚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正在被押解回家的途中。

她说,“我正在他们的车上,永丰镇政府的,连驾驶员一共4个人,把我押回家。他们不给我饭吃,不给我自由,要把我押回去……”

据郭四妹介绍,她上午一到开会现场,就发现很多截访的政府人员,但却看不见约好要来上访的民众。下午3点多,她被从台州来的政府人员和警察押走。

郭四妹说,“他们说这是上面交待的政治任务,把我们抓了,他们的政治任务就完成了。”

她说,“政府说起来很好听,电视里、广播里说得很好听,说中国公民有上访的权利,可是到省里去上访的人,一到那里就被抓了。”

郭四妹的丈夫六年前在过路时被人无故杀死,至今真正的凶手仍逍遥法外,老母幼子连一分赔偿也没有拿到。为了替丈夫伸冤,郭四妹从2002年开始走上了茫茫的上访之路,四年多来历尽艰辛,饱受磨难。

她先是在临海、台州(椒江市)跑,几乎每天跑,但没人理,而且还挨骂。后来又跑到省城杭州,找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省人大、省委、省政府,各部门反覆的“踢皮球”,不予理睬。她从 2004年起,先后五次去北京,但每次都徒劳,甚至遭受毒打。

杭州维权人士邹巍上午在会场附近被警察带走,下午6点多获释。

他说,“他们说是‘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把我带到政府的一个办公室里,后来看‘两会’结束了,才把我放出来。他们就是不想我们在会议期间反映问题,或者喊冤抗议。”

邹巍表示,往年“两会”期间都有数千访民和维权人士从浙江省不同城市来到省政府前喊冤,但今年政府布置严密,很多访民在会场附近不同地方被早已等待在那里的政府人员和公安警察拦截或押走。

据邹巍描述,会议现场至少有数百警察,包括穿警服的、便衣的。

他说,“政府早就布置下来了:截访要落实到村镇。很多外地的还没来就被拦阻了。不过,听说还是有不少人突破封锁来了。”

邹巍表示,虽然政府把所有可能上访或反映情况的人都拘禁或押走,但我还是要继续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上访,因为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邹巍家在2002年被杭州市房地产开发商强行拆迁。他和母亲被开发商殴打致残,警察却威胁他们:不许找事。邹巍四年多来坚持上访,但当地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与开发商沆瀣一气,邹巍与母亲求告无门。

浙江维权人士吕耿松上午9点被西湖公安分局警察从家中带走,下午3点半获释。

关押期间,警察不断的问吕耿松,“怎么跟他们(访民)联系的?为他们做些什么事?有没有鼓动他们上访?为什么写文章,写这些文章有什么意图?”

吕耿松表示,这次控制很严,警察、联访、保安一大伙,政府拦截上访人员和维权人士是早就布置好了的,而且落实到城镇、乡村、小区等。很多外地访民没能来,就被监控在当地,他们的一些活动计划也因此被扼杀在摇篮中。

胡佳: 致外交部发言人实地人权观察邀请函

【大纪元1月30日讯】

外交部办公厅及新闻司:

1月26日下午我曾致电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室(65963342),就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先生“驳斥”海外人权机构“人权观察”之事提出异议。并且和接电话的秘书先生()约定今天周一给刘建超司长发邀请函。我今天下午已经给外交部网络管理员发出了email,请求代转邀请函给新闻司司长刘建超先生。为保证邀请函及时稳妥送达,我今晚再次发送,并抄送给新闻司的外国记者中心副主任丛武处长(13552098629)、新闻司美欧大处洪磊处长(13366497125),新闻司亚非拉处魏欣处长(13611105426),以及外交部外国记者新闻中心(65963313)。电子版的正式邀请函在附件中,打印版我还将通过特快专递送达。恳请各位收妥之后转给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先生,并通知我刘先生方便来访的时间。非常感谢!本周我等待刘建超司长的人权观察之旅。

祝冬祺!
胡佳
2007年1月29日
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非法拘禁的第197天 于2008年奥运会举办地北京

胡佳致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先生实地人权观察邀请函

刘建超先生:

你好!

我是生活在北京的中国公民胡佳。我的身份证名字为“胡嘉”,身份证号码:110105197307254115。提供以上信息是为了我证明我身份的真实性和唯一性。

我在1月11日和16日分别看到你在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对海外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年度报告的评述,具体内容如下:

1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

问: “人权观察”组织声称去年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你对此有何反应?

  答:你所说的这个组织对中国进行所谓的观察已经有很多年了。非常遗憾的是,它尽管在观察,但其视力一直有问题,或带着有色眼镜,或在斜视中国。它对中国一向抱有偏见,有关报告往往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出于善意,内容失实。

  根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全面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司法制度的改革,健全民主法制,构建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的人权状况正不断取得进步。有关组织应该正视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进展,摘掉有色眼镜,以公平公正的态度看待中国。各国国情不同,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分歧也是正常的。我们愿意同世界上其它国家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展开对话,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向别的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干涉别国内政。

1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

问:中方对萨达姆政府的两名高官被执行绞刑有何反应?你曾经批评“人权观察”组织关于中国人权的报告不客观、别有用心,中方为何不邀请“人权观察”组织访华,来看看中国的实际情况呢?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有关问题应由伊拉克人民决定。我们希望伊拉克能够尽快恢复和平、安全、稳定,实现经济发展,使人民尽早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尽早实现“伊人治伊”。

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国并不回避在人权问题上同有关各方对话。我们同欧盟进行了22次人权对话,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也进行了对话。中方认为,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对话有助于各方缩小分歧,更多的对话和沟通是有利的。但人权对话首先应建立在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时应建立在诚意、善意的基础上。一些组织和个人戴着有色眼镜,甚至带着敌意和恶意来看待中国的人权问题,我们认为这不具建设性,是有害的。

追问:中国是否愿就人权问题和非政府组织对话?会不会邀请“人权观察”组织来中国看一下实际情况?你认为他们发表这个报告的用意是什么?

答:你倒是应该向“人权观察”组织提出这个问题,看他们怎么说,为什么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中国。我们没有与该组织对话的考虑。

尽管刘先生回避了实质问题,但你对“人权观察”这个机构的看法很清晰。就是认为其“戴着有色眼镜”“斜视中国”,“内容失实”。那么,作为宪法法定意义上与你一样平等中国公民,我向刘建超先生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你完整地读过“人权观察”的年度报告吗?

第二,你详细核实过“人权观察”该年度报告中所提及的案例吗?比如陈光诚被判刑等等?

第三,如果你没有核实过,或者哪怕你有计划核实,但还未来得及核实,那么你怎么有依据断然说“人权观察”的报告“内容失实”呢?

第四,你工作的地方在北京,单单北京就存在着大量实时实地发生的人权侵害事件。单单去年8月中旬之后,在以外交部为圆心25公里的范围内,被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实施软禁、监视的人就有数十人。你向这些人士中的任何一位询问过2006年中国北京的人权状况是改善还是恶化了吗?或者哪怕是你在北京的街头询问过任意一位普通市民,他或她认为北京的人权状况是变好是变坏呢?

如果以上的步骤你有一项、几项或者全部都没有做过,那么你代表中华人共和国外交部对“人权观察”年度报告的所谓“驳斥”就站不住脚。恳请你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纠正在新闻发布会上三次轻率的论断。

在此,我向也向刘建超先生和外交部新闻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发出邀请。到北京市通州区东果园BOBO自由城76号楼5单元542号进行实地的人权观察。你我的距离不过是35分钟以内的车程。你可以亲身看一看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非法拘禁的近200天是如何度过的,楼下多少警察。以及 2006年春季我完全失踪的41天是怎样的经过。2006年是我个人体验人权状况创纪录恶化的一年。我们称2006年为“失踪、软禁、打击弱势群体年”。

当然,我无法保证楼下的秘密警察们不拦截你。基于你是中国政府的官员,他们或许会对你网开一面。我提供两个时间给刘先生选择。1月31日星期三下午14:00,那将是我被非法拘禁的第199天。或者2月2日周五下午14:00,那将是我被非法拘禁的第201天。我们可进行一小时的会面,主要探讨 “人权观察”的报告是不是如刘先生先前所言“戴着有色眼镜”、“内容失实”。并且我也希望听取刘先生在我家这里经过你自身的实地人权观察体验之后,所下的结论。

此邀请函收到后请外交部新闻司工作人员告知我一下你的确认时间。中国公民、北京市民胡佳恭候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先生的人权观察之旅。

祝冬祺!

胡佳

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非法拘禁的第197天 于2008年奥运会举办地北京
电话:010-89520738 86000663 手机:1350109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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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博讯)

郭飞雄和江伟与《沈阳政坛地震》

【大纪元1月30日讯】自从2007年1月22日广州警方通知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已经于1月20日将她丈夫“移送转押”沈阳市的辽宁省看守所。我们就更为郭飞雄担忧。东北三省国安和公安警察的野蛮和残暴,在整个中国大陆都闻名遐迩。在举国司法环境都是乌鸦一般黑的情况下,辽宁最黑暗,名列黑榜的状元。辽宁侵犯人权的传统从张志新蒙难的文革时代很完整的继承到现在。而在广州都受到刑讯的郭飞雄,如果到了辽宁警方手中,肯定凶多吉少。而且,此案中涉案书籍《沈阳政坛地震》描述辽宁官场黑幕,也必定会让当地一些有着或明或暗关联的贪官酷吏们忌恨,很有可能采取公权报私仇的方式在看守所中压制郭飞雄。

1月19日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退回案卷要求公安局补充侦查之前,辽宁警察就已经前往郭飞雄的湖北亲属那里活动。看来他们早就开始介入此案,所以也就能在刚刚退回案卷的第二天1月20日就把郭飞雄带回辽宁。附上2005年夏季时郭飞雄的信,以及他的合作者江伟随信讲述与《沈阳官场地震》出版有关的遭遇。从郭飞雄和江伟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2006年这一次的所谓非法经营案件,早在2001年就被调查过,而且江伟还因此被殴打、折磨,乃至被正式拘留过。而5年之后尘封的旧案重提,中国政法部门的用意不言而喻,那就是用打击出版自由的旧案件在新阶段兼而打击维权力量。

广州警方曾对郭飞雄讲,他的同案江伟和张志涛这次都指认郭飞雄是主使人。我们无法确定警方话语的可信度。毕竟在中国,部分警察(首推国保)和流氓黑社会群体颇为相似,都是惯于使用谎言、恐吓和暴力的犯罪集团。执行违法任务或者在执法中采取违法手段的警察们,作为执政党或地方黑恶官吏操纵的国家黑社会势力往往有着比普通黑社会团伙大千百倍的破坏性。因为他们凭着完全不受制约的特权完全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我们从江伟2001年8月经历中可以看出,江伟很清楚他自己的选择,并且坚强面对了压力。警方说他指认郭飞雄为主使的说法要么是捏造,如果真的江伟承认郭飞雄主使,那衹能推测当今警方用了比过去更残忍的刑讯手段。

补充侦查期是一个月,我们不知道郭飞雄会被迫在辽宁待多久,他会在看守所遭遇什么压力。我们能有把握仅仅是,除了莫少平律师和胡啸律师的司法努力,我们也要为他呼吁,要营救这位因维权而身陷囹圄的朋友。无论我们之间的信仰和主张有多么不同,哪怕是不认同郭飞雄特异个性缺点的朋友们,毕竟我们所有中国公民的尊严和自由是相互维系的整体。那么我们来为飞雄发出声音、伸出援手吧。

胡佳
2007年1月28日 腊月初十
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非法拘禁的第196天 于2008年奥运会举办地北京 离奥运会开幕还有558天

张先生您好.

我因接手参与为广州大学城拆迁户维权案子,出了问题.明日要飞赴广州,现在已可判定客户受到了胁迫,在电话中带着哭音说话.说的话莫名其妙,暗示着某一神秘力量利用我2001年的一件出版事件胁迫我.并暗示已为我设下了一个陷阱.

我决定主动跳进这个陷阱。请您注意:如果我失去自由超过七日,请您将本篇文字刊出,以向世人见证中国新闻出版和人权的真实状况。

如果我安然无恙,那么,请您将这个故事保存下来,不要给其他朋友看。绝对!
预先感谢您的帮助!

郭飞雄上

请看后立即下载,这是回忆录的一部分。不是时势需要请勿传播。一定!其他部分自有人会根据需要披露。

我决心作为法律代理人赶赴广州,去帮忙广州大学城拆迁户做一些事,用我的笔,把真相写出来,在国内报刊和网上将真相报道出来。捍卫拆迁户的财产权和人权就从现在做起。

我知道别人已经给我设计好了一个陷阱,好吧,我就跳进去。希望朋友们借助这个案子来推动中国大陆的人权财产权保护。这样我的牺牲就有价值了。

附上这个2001年的旧故事,如果我七天内出来了,就不要对外界公开,绝对。

国内外民众知道了我们的故事,会知道中国民间出版界的真相,知道中国人权的真实状况,知道在艰难中奋斗的实干者的苦辛和不灭的信仰。
自由万岁!

郭飞雄 6月25日晚11点于北京

因《沈阳政坛地震》遭受严刑拷打实录
——我和郭飞雄的一段奇异的民间出版经历
江 伟

前 言

杨茂东(郭飞雄)

1990年代初,我终于来到了多年梦想的人生斗争的草原,作为民间社会的一名商人而生活、而劳作。我从事过多种职业,在一次业余投稿时,我偶然地进入民营出版业,从此做了十年民间书商。我参与出版的第一本书刊,便是反腐败题材的,从那以后,在期刊领域,在反腐和时事体裁上,我一直属于“全国潮流”的引领者之一。自1992年以来,国内报章关于反腐和时事的许多重要提法,都从我们这儿发端。在制作技术上,我们先是学习香港杂志,后来便直接模仿欧美政治刊物(如《时代》等),在这中间逐渐诞生了创新,它使我们的产品从封面到内容之冲击力特强。从外形上,我们的产品颇类似于西方大报大刊为某一重大突发事件所出版的号外。在民间书刊业中,一般将我们的产品称为“特刊”(“火车杂志”衹是其中内容较为平俗的一种)。

尽管在内心我以自由民主为终极政治信仰,且一直努力尝试做到知行合一。但是,我的民间出版活动却从来不是直接以弘扬自由民主为主要导向。我采取的是渐进式隐形推进,以传播信息、突破封锁,向大众普及法治和廉政知识为主,以此激发读者的正义感和对政治改革的渴望。我一直认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实干家不能采取孤注一掷的方式,而应逐次扩大实力和影响。我们不能为了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而冒然行事,牵连到与我们合作的出版社和杂志社,更不能伤及政治地位孳弱的客户。

随着市场的扩张,民间出版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受到了官方越来越多的注目,我们的政治风险也渐渐加大。1999年中,我通过网络查到了著名学者何新对我们南方商人推动朱容基热的政治批判文本。虽然何新不可能获知我的真实名字,但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是推动朱容基热最有力的民间出版人士之一(这当然有产品、有众多的同行作证),我之所谋者深远,运用的是中国古老而微妙的韬略,意在推动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改革、演进和分化组合。从那时到现在的历史,证明了我们和众多的新闻出版界人所作的种种努力并不是白费功夫。

我们的民间出版活动犹如船在风浪中颠簸。作为驾船船工,我们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规避风险的方法。当我们用反腐特刊对某省出现的腐败大案进行集中轰炸式的深度综合报道时,当地官员虽然采取种种方式进行封杀,但衹要不“干掉”本省数十名主要分销商,就无法阻止“尺度”不超过国内激进报刊、内容堂正的出版物在本省的自由传播。而在非常时期,如果当地官员滥用专政机器镇压,便越证明其心中有鬼,肯定有所顾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官员们对法治不能不保持几分“让步”。于是即使最后反腐特刊可能遭到禁止,但销售者和分销商基本没有出过什么大事。通过这套奇异而有效的博弈方略,许多封锁就这样被渐渐突破,信息和真相越来越被更多的民众所了解。在这中间,分销商主要出于追求正当的商业利益而冒风险,使得我们的商业合作自然而持久。作为“总发行”的我们和各地数百名分销商之间,事实形成了无形的互保契约关系,一道运用自古以来长存的人类生存智慧,为本行业硬顶出了一片天空。

在那十年中,我经历了多次风浪,都安然无恙,且在全国同行中赢得了稳健、低调的名声。然而,到2001年8月报道沈阳腐败窝案的《沈阳政坛地震》杂志热销后,我突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灾难。并不是我的博弈方略失效了,不是地方官员超出我的理解大施辣手,而是出现了一个超级权力载体——中纪委——介入到我们这个行业中。事后根据从各方面得知的消息称:《沈阳政坛地震》转载的《南风窗》上的一篇文章,被中纪委某要人说成是泄露国家机密,杂志封底的一段话——“沈阳的耻辱是出了象慕绥新、马向东这样以‘父母官’、‘人民代表’之名为恶一方的人,沈阳更大的耻辱在于,多年来,当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颠倒黑白、兴风作浪时,人民无法用自己的力量将其甩下来踩在脚下。我们设想,沈阳的新政将是‘加大群众说话的分量’,加大人民监督的分量。衹有这样,沈阳才不会浑水泛滥,衹有这样,沈阳才能永远告别耻辱”——转自《南风窗》文中,被我刻意放大,充作本书主题,它得到了沈阳民众的强烈欢迎,却刺激得中纪委某要人大发雷霆,下令将产品生产者捉拿归案。

过去面临此类危情,一般都是客户先担待下来,而后共同分担损失——客户愿意且有能力担待,正是我们这些引领“行业潮流”者给他们发货的前提,且都多次口头认定过。但是,这一次,互保契约遭到了客户的破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客户的近亲系沈阳公安部门一个小头目,广州的富裕名声,使我成为某些人想象中的“肥羊”,于是危情由“分担”转变为“嫁祸于人”,数十名公安或国安打着查处“泄密”案的旗号,带着客户卢X义及其妻儿南下,设下了一个陷阱,要将我当作一头“肥羊”宰掉。我因事外出,帮我打工的朋友江伟承担了直接的风险……

本文便是江伟事后所作的回忆,事情发生的时间为2001年8月初,文中的卢X义系沈阳市图书城某批销部经理,沈阳地区分销期刊的主要民营书刊批发商之一。

在江伟的坚强支橕下,我们成功地渡过了这一危情。但险恶的形势,逼迫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行业,而把它的传奇和苦辛留给了历史。在我的眼里,江伟的下述记录,既是为中国人权状况作出了有力的见证,也是对民间出版业尤其是期刊业的历史作出了一种特殊的记录。

8月8日

早上8:30,依照前一天晚上与卢X义的约定,我来到总统大酒店大堂,先用手机与卢X义联系,获知他们两口子已起床,可以到他们住的707房间去了。

出了电梯,在7层的走廊上,卢已站在那里,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于是卢前我后,进了房间。我随手把门反扣上。卢招呼我坐在套间外面的沙发上,并递上一支烟,俩人互相客气起来,他问我老杨(老板杨茂东)的一些情况,我说:他在武汉,老婆生小孩,走不开,他要我向你和太太、小孩问好,希望你们全家在广州玩得开心。

这时卢的夫人从卧房里出来,问候了两句,便说:帐单带来了吧?我回答:带来了。卢便催我到卧房里和他夫人把帐先对过,再到香江野生动物园去玩。我和卢夫人便到卧房对起帐来,一共是卢应付杨13万多元。

卢夫人便说:你先签个字,我先付给你10万元,余下的以后再说。她一边说,一边从她那大一点的包里将钱掏出,放在茶几上。我点了一下,一共九叠整的,每叠一万元,另外一万元是散钱。我在对帐单上写下了:“收款壹拾万元整。江伟。8月8日。”卢夫人说,(散钱)要数一下。这时,卢X义从客房进到卧室,坐在茶几的另一张沙发上看着我们。卢夫人坐在桌台边的椅子上数着钱。

突然,外边的门开了,进来了许多人,领头的说了一声:“不准动!把身份证拿出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门处,我想是不是遇到了查毒品的便衣?卢夫人连忙说:“干什么?干什么?我们是做正当生意的!”卢X义坐着没动,和我一样没说话。首先进到卧室的是个高个子的中年人,约有40多岁,他向卢出示了警官证,但衹是让卢X义看了一眼,一晃而过,便收了起来。我这时只想着把提包内的手机给关掉,手刚伸进包里,便被一个人吼叫着把包抢了过去。领头的一屁股坐到我对面的床上,对我吼叫道:杨茂东在哪里?快说!快说!我心里好像明白了:我掉进了别人设的“局”中!

这些人说的全是东北口音,并不为难卢氏夫妇,衹是不断地吼叫着,催我说出杨的下落。

我坐着没说一句话,眼睛一直盯着卢X义。有人喝叫着令我站起来,接着有人上前对我进行搜身,将我身上的一切物件翻来覆去,同时有人不断地审问着我。我依然一言不发。搜完身后,他们又将我押出门。快到门口,卢夫人忽然上前,将茶几上放着的钱朝我包里塞,我眼睛又盯着小丑式的卢夫人,卢X义似乎感到有些太过分,便出手挡了一下,他的夫人便没继续塞下去。

我被带下楼,有五六个比我高大许多的便衣把我围在中间,经过酒店大堂时,我扫了一下北京时间,是早上九点过一刻。

出了门,我被带到一辆130双排座车前站了一会儿,后被推进后排的座位,戴上了手拷,他们不准我坐在座位上,而是强行将我推到在座位前面狭窄的放脚处,他们坐下后,将脚踩在我的脊背上,我感到极大的屈辱!

车开了,他们忽然将我的头发抓住、提起,使我的脸偏向后面,然后用手不断打我的耳光,凶狠地问道:“说!杨茂东在哪里?”我挨了几十下,依旧一言不发。突然,他们将手上的烟头烫在我的手背上,我只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疼痛,浑身一阵抽搐。“杨茂东是你亲爹,还是干爹?你还不说!”接着又有一支烟头伸过来,在我的手背上和膀臂上狠烫,一路上,我被这样烫了五次,留下了五个大泡,发出钻心的疼痛。

在烫烟头的间隙,他们又不断地扇我耳光,还时不时地卡紧我的手拷,卡出一道很深的血痕,痛得我发火燎烧。
就这样走了约大半个小时,车子到了一个地方停了下来,后来知道是仓边路广州市刑警支队。我被带到进大门直走的一间房,进行审讯。我站在那里,除了烟头烫伤处发出的疼痛,手拷也紧紧地卡在手腕的骨头上,痛得越加难忍,后背、小腿也感到非常难受,这是刚才几位东北大汉用厚厚的皮鞋跟狠劲垒的结果。

在审讯室内和门口,呆着五个人,听口音有四个是东北的,一个是广州的。我站了大约一两分钟,一个方脸东北人(身高约在1米76左右、,长得非常结实)突然用脚狠踢我的后腿弯,然后把我带拷的双手向前举成90度,变成半蹲马步式,喝令我就这样一直蹲着,稍有变形,便对我拳打脚踢。才几分钟下来,我的衬衫、裤头都汗湿了,头上的汗直朝下滴。

每隔五六分钟,他们就问我一声:“想好了没有?想好了就坐到櫈子上来说!”我战战兢兢蹲了约有一个多小时,实在支橕不住,一下子歪倒在地上。另一个东北人立即过来,用手中拿着的矿泉水倒在我的脸上,我想起身,却起不来。另一个东北人说,让他先坐一会儿。随手便将我拖到一条长櫈子上坐下来。那个方脸东北人也坐到长条櫈子上,随手把我的手拷又狠卡了一下,而后又拉起我的手,右手举着一个不知从那里找来的直回形针,对着我的左手中指慢慢地刺下去,我痛得大声惨叫起来。方脸东北人笑着说:“你够坚强,说不说,杨茂东在哪里?”

又象耍玩具式地慢慢地刺向另一个指头,我又是疼得忍不住发出一声惨叫。这样一口气刺了四根指头,每个指头都流了几滴血,但并不多,显示他们的方法还是比较巧妙的。

从九点到现在发出第一个声音(惨叫声),我不知道已经是几点了,只感到时间过得太慢。大脑一直是一片空白。但下意识里只知道不能说话,什么话都不能说。我的身体处在几乎无法支持的边缘,衹有死死地熬着。

人渐渐地出去了,审讯室只剩下一个胖子,带着眼镜,二十三四岁的样子,也是东北口音,由他看守着我。他对刚才走的几个人说过,带盒饭就行了。我想应该到中午了。胖子对我说了很多话,象一位“好朋友”似地开导我,但我始终没有回话。他的话我记的清晰的衹有这么一段:“你以为他们是谁(指前面走掉的三个便衣)!他们比流氓还狠,你要不说,后面有的是苦头吃!”

几个东北便衣吃完饭后又回来了,胖子拿了盒饭,到外面吃去了。那个用烟头烫我的人坐在我的旁边,一边拍打着我的头,一边问我想好了没有。同时又给我介绍沈阳那边监牢里的情况,他说,那边牢房里的情况可不妙,“我担心你的身体到了那里可能吃不消。”我仍没说话。他又说:“现在没有江姐、许云峰式的人物了。”他说累了,起身喝水,又换了一个东北人上来,又喝令我站起来蹬马步,我的体力早已不行了,身子不时地歪到地下,又捱了不少打,又是脚踢,又是扯头发。

在这中间,我的电话响了许多遍。他们问我想不想接电话,并把手机递给我。我拒绝了。他们又让我坐下。开始问我叫什么,住在那里,等等。我全部不作回答。末了,他们把询问记录拿给我看,共有三页纸,“问”下面的“答”全是“无语”。我最后签了字。

他们又将所搜去的我的物件和钱一一地做了登记。我私人的钱应该是2350多元,扣押清单上衹有2300元,差得也不多。登记完后,那个首先冲进酒店房间的领头人这时候又从外面进来,有人介绍说:“这是我们处长,你可要把握机会。”这位处长也说了很多开导我的话,他说:“从接触到现在,我很佩服你,不过现在你这种人不多了,名字也变了,叫傻蛋。”“你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这是中纪委过问的事情。”“你现在就只说说有关《沈阳政坛地震》的事情也行。”……大概是看到话没得到回应,他便不再说下去,站起身,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张纸递给那个方脸东北人,然后就出去了。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方脸东北人让我看清纸上的内容后再签字,上面写的是: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拘留证书 江伟涉嫌非法经营被拘留……我在想,这字到底签还是不签。

这时进来了一个广州人,他是上午从总统酒店来这里时开130车的带路人。他给我做起工作,说:“你现在说出杨茂东住哪里,你们这本书是在哪个印刷厂印的,广州发给了谁,就还来得及,不用签这个字,查明事实后,马上可以放了你。”其实这个时候,经过很长时间的“休息”,尤其是经过他们的提醒,我心里一直在想着江姐、许云峰与甫志高的故事。我在那个纸上签了字,随后被带上车。车子又向某个地方开去,车上一共有五个人,又是广州公安开车,其他几个人不断地在我耳边劝说,现在是最后的机会,进到拘留所,一切都晚了。要好好把握机会,等等。我仍然没有说话。

到了拘留所,我被带到一个衹有1点5米宽、里面三分之一是铁条封起来的小屋,我看了看,直感到十分阴森。我被要求脱下裤头、衬衫,做了全身搜查(包括嘴),然后穿上裤头,站在外面。搜身的警察告诉我,我的编号是“464”,他嘱咐我一定记住。

一个穿囚衣的人(后面才知道是轻刑的或者快要释放的外劳犯)将我带过一个铁栅门,到了另一个铁栅门前令我蹲下。在这两个铁栅门之间,放着一张台,这是管教的值班台。广州公安跟值班台里的管教办了交接手续。帮我拿衣服的外劳犯把我的衣服扔了过来,让我抱着。

手续办完后,我被带到148号监仓,在这里手拷被打开,监仓的门开了,但门上的铁链没开,门被开得只够一个人爬进去。

进了监仓,里面有十几个与我一样穿着小裤头的人,面部表情都是特别严肃,坐的姿势都一样,也特别整齐,有的头剃着光头,有的是光头长起来的头发。监仓是一个两米宽、三米多高、四米多深,靠里边的一道墙在两米高的位置有一个铁栏杆的天窗,大约是半米宽,三十厘米高,让人觉得十分压抑。

铁门关上后,牢里所有的人变换了姿势,改为靠墙坐着,一个带眼镜的人(事后知道要称呼为“胜哥”)让我来到他面前蹬下。一个坐在正中央的人开始说:“我们这是文明仓,不准打人,也不准闹事,要背监规(说话时他用手指了指右边的墙上写的字),干活要积极,绝对服从管理。”他又问我为什么进来,我就把被抓的过程说了一遍。

胜哥接着问,打了没有。我说打了。他说,以后在这里提审被打,可以喊。这里住的有检察院的人,不让打人。他又指着正中央的那人说,以后有什么事要听牢头的(他是用带着广州口音的普通话说的,“牢头”被说成“仓头”),以后就在下铺干活和睡觉,不准到上铺,等等。否则就“穿针戴镣”。说到这里,他指着左手一个被钉在床板上的犯人介绍说,那就是“穿针戴镣”。

后来我知道那人叫王力,他的两个手被穿过一支腿戴上手拷,这样他就永远直不起腰,同时脚被戴上沉重的铁镣,锁在床板上。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穿针戴镣”。

随后我来到下铺,分给我的床铺位于牢门附近靠近左边墙边的位置,整个下铺长1点2米左右,宽约为不到2米,右边的一半是厕所,所以实际上衹有1米宽,睡着我和两外两个人。上铺共有9人,墙的左边挂着一个钟,我看了看,此时时间为5:30左右,那么我进牢房的时间约在5点左右。

在挂钟的右下方是“学习园地”,左下方是挂毛巾处。对面右墙写着监规,监规与厕所之间是整整齐齐的东西,中间有个1米长、40公分宽的水池。有一个1米8左右(叫肥仔)的人和另一个1米72左右的人(叫阿龙)正在冲洗餐具。下铺另两个人都是河南人,一个叫老陈,不到40岁,一个叫小龙,约有二十一二岁,他们拿着抹布在上铺的墙上和木板上不停地做着卫生。上铺的人站在木板上,用广东话做着交谈。做完卫生后,文书“胜哥”已把我的卡片写好了,放在左边值班的墙上,上面有编号、进仓时间、姓名。他并对我说,以后要跟老陈学着做卫生,做不好要报告管教,给你“穿针戴镣”。

我坐在角落里,心里一直想着我的八十岁的老父亲……

那个叫阿龙的问我,你是老板,还是马仔?我说是打工的。他就说,要真是打工的,就没事。因为我的编号是临时的(三位数,而牢里的人都是四位数),所以我很快就会被放出去的,或者转到沈阳去。

我也问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是因偷小车被抓的,数额没落实,所以一直没判。他是4月份进来的,进来之前被打得非常狠,双手反拷在窗子上,脚刚好着地,整了他一个晚上。他对我说,他估计自己可能会被判10到15年。

到了晚上10点钟,进入了休息时间。轮到我值早班,每班三人,值到1点。中班是1:00—4:30,晚班是4:30—7:00。值班的不准睡觉,也不准说话,主要防止有人自杀。就坐在厕所旁边的木板上,除了把厕所刚好露出来,那地方就放着每人装衣服的袋子,装食品、香皂、牙膏等的箱子等。

厕所的上方1点5米左右,有一个长宽约在20公分的木制窗户,它被牢头称为是“牢房里的生命窗”,所有吃的、喝的、用的都是从此窗进来,平时关着。它同时也是管教的监视之窗,管教可以随时打开它,查看监仓里的情况。

在进来的铁门上,还有一个拳头大小的小洞,它也是管教和外劳用来监视里边动静的口子。

值班时,带班的可以看书、看报。我坐在一个蛇皮袋子上,想着我的家庭,我的老父亲,我的已在天上的母亲……去年母亲去世,对我们全家打击非常大,我一直感到非常内疚。对我的父亲打击也是非常大。我现在的事情要是父亲知道后,不知道年已八十的老人家是否能承受得住。尽管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事,但父亲他老人家会怎么想?……这些想法经常被铁链、铁门撞击发出的怪异凄惨的金属声所打断。

8月9日

一夜没睡。到了6点多钟,便听到铁器击打铁门的刺耳声音,象是按秩序一个牢门一个牢门打过来的,在安静和睡眠的环境下显得十分恐怖。接着,不远处便传来众人齐背监规的声音。我所在的监仓有的人眼睛还睁不开,嘴里却高声背着监规,衹有牢头没背,但眼睛盯着每一个人。

再过一会儿,铁器打门声便传到我们这个监仓,老陈赶紧舀了三杯水,倒在铁门下角流了出去。后来我听说,这是报平安、表示一夜无事的做法,属于一种古老的传统。

背完监规后,除牢头和紧挨牢头的两三位不用做工外,其余的人全部要干活。睡上铺的做“艺术”工作,就是把牢内所有的东西摆放整齐,下铺的负责把厕所洗刷干净,然后把一个蛇皮袋子式的布拦在水池和铁门之间,于是从牢头开始,上铺按顺序在厕所内洗刷、大小便,而后轮到下铺,最后才是我。由于没有毛巾、牙刷,所以我就没洗漱。结束后,老陈、小龙和我又被要求再次清洗厕所,用香皂和抹布反覆擦洗,再用水冲,清扫完厕所后,又得打扫下铺。

差不多到了8点钟,从其他监仓又传来“管教好”、“多谢管教”的声音。牢头开始让我们坐成一个队形,三人一排双手背后整整齐齐地坐着。铁门开了,穿警服的公安站在门口,牢头开始喊“管教好”,其余人跟着喊,然后“管教”用广东话和牢头说着什么,我始终没听懂过。然后从牢头和文书手里拿过一些信封和纸条什么东西的,随即转身离去。外劳犯人从外把铁门使劲碰上,牢头又带头喊:“谢谢管教!”

9点多钟,管教把我叫了出去,出门就给我带上手拷。在他的管教室里,他问了我的案情,我第一次当着公安的面说了话。我说,我是打工的,老板让我去结帐,然后就被沈阳公安抓了。管教问我老家的情况,我告诉了他我的父亲和哥哥,以及我太太的单位。他又问我的住处,我考虑到公司的同事应该已从我们的住处兼办公地点走掉了,我自己必须说出住处,才能实际证实我衹是一个打工仔,没有可以隐瞒什么。这时我已和老杨失去联系一整天了,他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便把我的住处地址告诉了管教。

不到十分钟,便有其他管教带我去审讯。我被带到一栋与这幢大楼相连的楼房,在二楼的一间审讯室,站着三个人,正是昨日的沈阳便衣。他们问我愿不愿意说话,我说,我是一个打工的,但还是一个党员,你们再打我,我是要告你们的。方脸说:党员好啊,党员好呀,一边说,一边把我的手拷拉低,和地上的一个固定铁环绑在一起,这样我就被迫勾腰蹲在地上,方脸立即用脚在我背上乱踩,同时说:“你要告的话,你知道你在和谁做对吗?你在和整个公安做对,和国家机器做对,知道国家机器吧?”面对代表整个公安、整个国家机器说话的他,我当时只好保持沉默。

在这种处境下,我有时不得不蹲着,有时不得不侧坐着,背上不时地被踩上一只脚,觉得又沉重,又屈辱。这些沈阳公安一直反覆问的问题就是:“杨茂东住在哪里,怎么找到他?”同时他们不断用电话和外面联系着什么。过了一两个小时,他们三个在审讯室内吃起了盒饭,我却有五顿没吃没喝,并不断受着他们的折磨。他们吃完饭,仍旧是在我身上踩来踏去,仍旧问着同样的问题。我仍旧没有回答。

过了很长时间,又来了三个人,其中有个广东口音的公安,他们之间说了一些什么话,有人把我手拷和地上的铁环相连的绳子解开,让我在櫈子上坐下。其中一人问我说:我们主要是为了《沈阳政坛地震》这本书来的,你衹要把这本书的来源讲清楚就可以了。阵势你也看到了。

这时他突然提到住处另一名员工的情况,我心里一紧:按道理住处其他员工都应该走了,难道还会有人被他们找到了,拉过来问话……?

于是我开始说:我本身身体不好,又吃了很多亏,支持不了。那人又给我递了一支烟,我接受了。那人又从包里拿出了《沈阳政坛地震》的封面和一些校对文稿,以及一本《沈阳政坛地震》。我说:我不知道这些东西。他说这是在你住的房间搜出来的。

尽管我知道我的住处应该被搜查过了,但此时我的心仍然十分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是否有员工象我这样被冤枉抓来。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那个员工是负责做什么的。听那口气,好像是他仍然还是个自由人。我就说,我从不问他干什么事,他也从不和我说话,都是杨茂东有事时主动来找,那个员工我想也是这样吧。

他又问到杨茂东的家庭情况,住在哪里,我就回答说,我是一个打工的,老板怎么会把他住的地方告诉我呢。
他把《沈阳政坛地震》翻开,指着一篇文章问我这篇是从哪里来的。我说都是广州这边公开发表的一些东西。有些文章我在报纸上和其他杂志里都看到过。具体那篇文章出在哪里,我也不清楚。他又问我家庭的一些情况,我简单地说了。

他又问我怎么到广州来的,每月多少钱,具体做什么事。我说,我和老杨同过学,去年他找我,我就来了,每月一千五百元。要做什么事他就找我。他又说,你怎么就相信他呢?我说,杨茂东在学校里一直是三好学生,有文化、有能力,正义感强,怎么就不能相信呢!

他们把上面的问答写成询问笔录,询问笔录上没有审讯人员的姓名,我签了字。

他们带我下楼时,我说:把钱放一点到拘留所,我没有毛巾、牙刷、牙膏,也没有换洗裤头。大方脸说,过两天就要带你到沈阳,还要什么换的呀。我说,沈阳、广州对我来说都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都一样。

在回监仓的路上,路过值班台时,负责我们监仓的管教给了我一个饭盒。到了监仓,肥仔把饭盒拿去,他是专门负责从“生命窗口”接水、接饭的。这个时间正是吃晚饭的时间——5:30。“胜哥”问我带烟了没有。我说没有,被“胜哥”用广东话一顿臭骂。

“生命窗口”打开了,肥仔从窗口接菜接饭,非常高兴,我站在下铺靠着铁门,又被牢头警告:“不准靠门,挡住铁门上的观察口,管教是要罚人的。”我只好蹲下。饭菜送到牢头面前,由牢头分发。自然我是最后一个。我非常饿,但看到饭菜却一点也吃不下。米好像有问题,菜象是从猪场出来的。我拿起公用杯,喝了一杯水,便坐下了。他们有的吃得很香,也有的象我一样吃不下,但他拿出自己的饼干、方便面之类的食物,在慢慢地享受。我把我盒中的饭菜分给了老陈、小龙,他们吃得特别香。

做完卫生后,老陈、小龙和我三人小声地交谈着。小龙是河南信阳人,浑身上下有十几处刀伤,是8月1日因抢劫抓进来的。

老陈是开车的,他和他弟弟以及五个老乡,在公共汽车上以被人“撞掉眼镜”为藉口、诈别人的钱财,结果被卧底公安抓住。

我注意到,上铺的人全是讲广东话的,很少和下铺的人说话——除了让下铺的人做卫生、做工以外。在晚上10点要休息时,外面有人敲了一下铁门,里面的文书立即大声地通报监仓的人数。以后每天都是这样。
夜里想象着父亲理解我的样子,慢慢地睡着了……

8月10日

早上,在铁器对铁门的击打声中醒来,背监规、做卫生,接着管教进仓问情况,接信以及字条。我向管教报告,要求给家里写信。管教说,你现在是暂押在这里,不准联系。(这与拘留人的权利不符,其中有一条是被关押的人有通信的权利。当然监规上也有不被打骂、不准体罚、不准行刑逼供等规定,但沈阳公安似乎没把这些放在眼里。)

随后,从铁门外送进来两个蛇皮袋子的东西。文书便喊:“快!快!开工了!”这是一些比较小的塑料底座,并与塑料花瓣、花叶、花芯组合在一起,就做成一枝枝塑料花。每人每天规定要做15枝以上。我的手是麻木的,身体吃了不少亏,已经有两天没吃饭,身体非常差。做时就慢了许多。做工的时间是不许说话的。观察口里不时有一只眼睛在看着里面。上午要做到10点半,然后才收工。由于这种塑料粉的灰尘比较大,房间的面积比较小,弄得满屋都是灰尘,所以我们下铺的三个人做起卫生来就要多费不少力气,从墙上到地板上,都要反覆擦四五遍才行。

到11点半,已是吃饭的时间。我仍然吃不下那种饭菜,衹是多喝了一些水。牢头关心地说,要吃饭啦,进了这里,衹有把自己的身体搞好才行,身体坏了,没有人给你负责的。但我的确吃不下。中午1至2点是午休时间,仍然有人要值班。这房间要同时睡12个人是怎么排都不行的,所以有人值班轮换着睡也是好事。
下午继续做塑料花。到吃晚饭的时候,牢头关心且警告地对我说:不要绝食呀?绝食的话我要报告管教的,到时候会把你绑在门板上,用管子往你嘴里、鼻子里灌,我是经历过的,那比“穿针戴镣”不会好。我说:我是实在吃不下去。这样,我仍是只喝了两杯水。

7点至9点是学习时间。所谓学习就是看经过管教审查过的旧报纸和书,而且衹有牢头和他认为可以看的人被允许看。象下铺的外地人是不能看的。稍有越轨,肥仔便会骂或打。小龙就因为要看书或者站了上铺,想伸伸腰,便被肥仔这样修理过。

“穿针戴镣”并钉镣的王力,行动和生活都不方便。在晚上他让我给他拿尿杯,我拿了,以后我也经常帮他做些其他的事情。他是7月初进监的,由于近一个月的时间一直是这样,整个身体已经变形了。但他对生活仍有信心,从吃饭到言谈、做工,都是乐观的。他告诉我这是他第三次进监。他是中山人,有三个孩子,还有老母亲。这次是因为请小货车去拉货,车上有五十多斤大麻,被公安抓住,司机说是他的货,他说我请车还没到我要装货的地方,就被抓了,我也不知道车上还有大麻。他说他和司机都被抓了。
夜晚,日光灯特别刺眼。躺在下铺,由于这儿的长度衹有1米2,睡觉时腿永远无法伸直,我只好将两条腿高高地放在铁门上,心里想着死去的母亲,不禁酸酸的……

8月11日

早晨被吓醒后,感到两只腿的筋非常难受,不能自由伸展了,僵直地站着才好受一点。接下来是背监规,搞卫生,管教训话,开工,干活,再搞卫生,直到中午吃饭。12个人,一天24小时呆在那个8平方米的牢房里,日光灯24小时照着,吊扇24小时扇着,就这样过着。身体非常差了,头经常性地眩晕,手上被烟头烫的四个大泡十分疼痛,又不能沾水,十分不便。但我的心慢慢地在静下来。

下午2点,被提审。又是似乎一样的审讯室,一样的四个人。仍然是被钉在地下。我说你再打我,我要喊了,钉在这里我也受不了。他们又说着和前两次一样的问话:“受不了,就快说杨茂东住在那里。”“这是轻待你,到了沈阳搞你方法多得很。”“小子,你?信不信我们可以把你搞消失,你消失了,就不知是怎么消失的。”——这是他们对我使用的最严重的威胁,意思是可以让我不明不白地死去。我对此并不在意,要么说一句“我是打工的,别的不知”,要么干脆不说话。他们多次声称要把我弄到沈阳去,那意思好像是说,我现在在天堂,沈阳可是地狱。

前后用了两个小时。这次也没做记录。我要求他们放一些钱在这里,但没人理我。到了监仓,文书问我搞到烟没有。我说他们还在整我,怎么会给我烟。

晚上我仍没吃饭,菜是没削皮的东瓜,饭象是用最差的米做的。我看着他们吃,自己一点食欲也没有。

到了8点多,外面送进热水,这时仓内的人都拿出小灶食品,用冲的粉、方便面等来改善生活,衹有我没有。因为那是他们用家属送进来的钱在监仓买的。

王力把他冲的麦乳片递过来,让我拿个公用杯给倒了一半(以后他每天都这样)。我喝下了,至今仍对他心存感激。

8月12日

进来已经五天了,由于几乎没进什么食,头越来越眩晕。

又是一整天紧张地重复前一天活着的程序。衹有到晚饭及做卫生以后,大脑、身体才稍稍轻松一些。

牢头在冲凉时和我闲谈起来说:你这么长时间没提到沈阳,放的可能性就大。以前有南京、哈尔滨的,都是两三天都提走。

他说到他自己:“我吃的亏比你大得多,我是大年三十被抓的,进监仓时天比较冷,就蹲在这里被人用凉水泼下来,那冷得不是个滋味。这叫杀威棒。你还没吃过这种杀威棒,因为你进来时比较虚弱,我们就免了。”牢头也是因为经济案进来的。

说到兴头,他问我,还没毛巾、牙刷吧?我说连换洗的裤头也没有。公安扣着我的钱也不给我,又不让我给家里写信。
他说,一会儿你冲凉的时候我给你。我感谢了一番。后来他送给我了一条旧毛巾、旧牙刷、旧裤头。这在里面是非常大的人情,我接受了。我全部清洗了一下,成了我今后的生活用品。

8月13日

第六天了,还是一样的程序。

紧靠牢头睡的人(叫他“不管”,是牢里最自由的,可以不做工,也不管事)今天收到家信和照片,他有五十一二岁,看了照片和信后,他站在那里面对着墙,一直在擦泪。平时他总是小声小调地唱一些广东歌。他的普通话说的也很难让人听懂。

牢头为活跃气氛,把那照片递给我们每一个人看,上面是四个人,其中一个姑娘戴着博士帽。据介绍那人的女儿。据说他是因为经济案件进来的,金额有一百多万。他是牢里呆的时间最长的,2000年4月进的仓。

文书“胜哥”算是牢里“三号人物”,主管记帐,安排出工,检查我们的卫生。他的年龄约有30多岁,经常和肥仔用英语交谈。肥仔据说是中国生、美国长的中国人,20多岁,最少有180斤重,是负责偷渡的蛇头,3月份进的仓,为人非常歹毒,算是牢里第一打手。他经常逼着老陈给他按摩和“打飞机”,我躺在旁边,觉得非常屈辱,不知自己生活在什么世界。

睡第六位的是“杨教授”,50多岁,是牢里岁数最大的,不知是哪个大学管后勤的,也是因为经济问题进来的。据牢头说,从他进仓到现在老了有十几岁。他不大说话,经常看着楼顶发楞。

第七位江某,不到30岁,是因六合彩被抓的。他是牢里最活跃的一位,从牢头到下铺都很欢迎他。

第八位是王力,第九位是阿龙。老陈、小龙和我住在下铺,做着最重、最脏的活儿。老陈和小龙有钱留在拘留所,毛巾、牙刷都是新的,水杯是自己专用的,还可以买“小灶”来改善生活。我因为钱被沈阳公安扣住,在这里我便成了“下铺的下铺”。想着这些,我心想下次提审时一定要让他们把钱放一些到这里。
抱着这样的想法,慢慢睡着了。

8月14日

今天小龙被换仓走了。

又进来了一个,和我一样先坐在牢头面前介绍自己。他是个南昌人,在广州火车站打劫被抓。他从149仓调过来,二十五六岁,1米65的个儿,身体比较壮。他也被安排在下铺。

王力的钉拷、手拷今天被解开了,但仍戴着脚拷。大家都为他高兴。他首先感谢了牢头和文书,也向替他解拷的外劳表示感谢,并让外劳转达对管教的谢意。但他整个身体已经变形,不知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又一天过去了,我已七天没吃饭,就靠着王力给倒的办杯、半杯的麦乳片支橕着。
连着四天,他们没有提审我。

8月15日

中午11点多被提审。衹有两个人,一个是曾经给沈阳公安领路开车的那个广州公安,另一个是个高个儿,1米75左右,年龄约在30岁以内,戴付眼镜,人长得比较秀气,也很精神。前一个介绍这高个说:“这是我们科长,你可要抓住机会,争取立功。”

高个问我吃了没有,抽不抽烟。我说,已经几天没吃饭了,也想抽烟。他就让那个公安下去买三份盒饭,另外问我抽什么烟,再给我带包烟。那个公安走了。他又对我讲,你的案子已交到广州了(从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批对我行刑逼供的沈阳便衣公安),上面领导非常重视,你看这个(他把一份红头文件给我看了一眼),你要有一个好的态度,要掌握这次机会,等等。

他非常客气又非常严肃地开导着我。还说你现在可以慢慢地想,等一会儿吃了饭,再说也不晚。
他不时给我一支烟,确实让我感动。

那个小个公安买来了饭、烟回来。看着这带汤的盒饭,想着里面的生活,听着高个的“说教”,我心酸的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但我心里非常清楚,他们所要的结果和我所要保护的人,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饭菜和汤很快吃完了,我点了烟(那个公安专门为我买了一包软双喜的烟)坐在那里,等他俩慢慢地吃。他们边吃边问着牢里的情况,我说8平方米的小屋,关着12个人,睡觉伸不直腿,吃不下牢里的饭菜,还做着最差、最脏的活,眼睛经常冒金星,沈阳公安也不把我的钱留在拘留所,没法开“小灶”,用别人旧的毛巾、牙刷。

那个小个公安说,这是全国先进拘留所,张子强就曾关在这里,有个国际什么组织还到这里参观过的,别的地方要比这里差许多。他还说,钱的问题他们会向上级领导反映一下。

接着开始了审问。高个先问我家庭情况,我说我父亲是抗日的新四军,曾打过日本人,解放战争时是连指导员,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中全连死的只剩下他和司号员两个。我的几个兄弟在地方上都是干部,爱人在国税局工作,小孩在读小学,这些你们都可以去调查。

他们又问我怎么到杨茂东这里来的。我说我们是初中同学,去年八月份他打电话到我家里,问我愿意出去打工吗?我说愿意,就过来了。他们又问我具体做什么,我说,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问:在广州一般见过哪些人,在什么地方。

答:都是他约定的,在某个酒楼,见客户时我也不问别人姓什么叫什么,我知道自己是个打工的。
问:杨茂东都和一些什么人联系,和人打电话时都说了些什么?

答:我从来没在意这些,我知道自己衹是一个打工的。

问:你8号早上还和他通过电话,怎么那么相信杨茂东,连他住在哪里都不愿说?

答:同学时,他成绩是最好的,每年都是三好学生。人又非常有能力,正直,正义感特别强。但到广州我确实没到过他家里。

问:是比较有能力。《长征》(杨写的)我看过。但是他并不像你说的那么好。据我所知,他在外面养了不止一个情妇。

答: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想不会。

问:你住在哪里?

答:就是那个六楼。

问:有哪几位住在那里?

答:我和张某某(那位员工)。

问:你可要明白,从你住的地方搜出了不少对你不利的证据。找不到杨茂东,你是肯定要判刑的,我们可不能保证你父亲不知道这件事。我们还掌握了天立大厦由你签单的证明(这是指前面杨的办公地点天立大厦某房,后来搬家到六楼,由我在天立大厦物业处的一份证明上签了我的名字)。

答:(停了一会儿)这也说明不了我是老板。

此后问题依然是围绕着怎样找到杨茂东的租房问来问去。

下午四点多钟审讯结束。最后我要求他们能留一些钱在拘留所,让我和家里通信,并且请律师。他们说这些要向上级领导反映。

烟还有七八支,我把烟藏在内裤里(外面穿囚衣),经过两道铁门的检查(每个提审的犯人再进牢房都要被外劳搜身),外劳对带烟是比较松的。进了监仓,我把烟给了文书,他高兴地很,说从来没有那位带这么多支,一般就是两三支。从此,我在里面的环境稍稍宽松了一些,可以站在上铺活动活动身体。

晚上,我向王力要了两张信纸,开始给家里写信。我心里十分清楚,公安肯定要检查我的信,并希望通过我的信能找到杨茂东。而我又希望杨知道我是被卢X义出卖而被抓的,并不是被打劫或被人杀了,或是拿钱跑了等等。所以我斟酌着,写下了这样的内容:

“我于8月8日上午9点在总统大酒店1707号房被沈阳市公安局以“非法经营罪”拘留,现关在广州市第三拘留所148仓。请不要到广州来,在这里我们举目无亲,来了花很多钱也没有用。请个律师就可以了。另,不要让父亲和小孩儿知道这件事。假如父亲因我而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我将难受终身。切记 爱你,江伟。8月15日夜。”

(广州市第三拘留所位于广州市黄华路,距广东省公安厅不到一里路)

对这封信(我写的唯一的一封信),我是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晚上我的编号被改为6874。这个编号说明我不会被带到沈阳去了。牢头和文书帮我分析,我很可能衹是劳教或者37天内就被放了。心也慢慢放下来。

从8日到今天晚上,整整八天,第一次有了大便。

8月16日

今天把信交给了管教。

管教在把所有的牢房查完后,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我看见他手里拿着许多信和没在信封里的信纸,信封是不准封口的(寄来的信也全是拆开的)。他把我的信放在一边,随便拿着一张纸,一边看一边问我,“牢头怎么样?”我回答还可以。又问“郑木胜呢?”(指文书“胜哥”)我说也还可以。“他们都说了一些什么?”他又问。我说他们说的是广东话,我听不懂。随后,他又问了一些劳动情况,和其他人的劳动情况。我想,这是公安破案的一种方式吧,那些纸上写的大概就是每个监仓的牢头和文书们对各自牢房里每天每个人的情况报告。最后,他让我回监仓后要好好劳动,也要争取立功。咳,后面老是怕别人在自己身上立功。

晚上找牢头和文书要求看报纸,被允许了。每天都是广州日报。但有时每天的报纸不是很全,总要少几版,可能是检查后认为有些内容不应让关在拘留所的人看。

也是从昨天晚饭开始,努力吃一些牢里的饭菜。我的身体仍然是十分虚弱,眼睛经常冒着白点点儿,头是又重又沈。两条僵直的腿一走路,整个人就像没有重心向旁边飘。由于被手拷卡得太狠,手腕上血痕很明显,看着就让自己心酸。后背、大腿被沈阳公安殴打的地方时常发出揪心的疼痛,令我感到可能受了深重的内伤。有时想着这样死去了,到母亲那里看见我的这副样子,会非常伤心。所以不能这样死去。

8月17日

上午的劳动,是硬挺着的。虽然文书肥仔多次警告,但自己确实有心无力。

下午两点多又被提审。今天是三个人,除了上次那两个人以外,又多了一位40岁左右、身高约在1米67上下的中年人,那个小个公安介绍说,这是我们处长,你上次态度很不好,你知道的情况并没有说出来,可以说讲的都是假话,这次处长在这里,希望你一定要把握机会,争取立功。

停了一会儿,处长说:你的家庭情况比较好,你的单位也比较好,就为了一千五百块钱,在这里打工,有这么简单吗?所以你不是一般的打工的,你要想清楚,不然这个事情定案就在你身上。

我说:我们单位搞公务员改革,我轮不上了,要下岗。就是不下岗,单位让局长搞垮了,他们每月也就三四百块钱。一千五对我来说也就不少了。

他问:给(广州民营)图书城送书都送哪些地方?
我说:我没给图书城送过书。
他问:也没结过帐?
我说:结过。
他问:和谁结的帐?
我说:我也不知和谁结的帐。反正都是打电话在路边给的钱。他也不问我姓啥叫啥,我也不问他。
他问:结过几次?都是多少钱?
我说:结过两次,一次是三千多,一次是五千多。
他问:那人长得什么样?有什么特征?
我说:很平常,也没留意过他有什么特征。
他问:你们在哪个印刷厂印书?
我说:这个就不是我的事。
他问:是不是张某某?
我说:不知道。张也从来不和我说什么。
他问:黄立呢?
我说:不认识。
他问:杨茂东长得什么样?
我说:跟他差不多。(我指了指那个高个科长)
他问:他的车号是多少?
我说:那是对沈阳客户这样说的,他没有车。
他问:杨茂东喜欢坐什么交通工具?
我说:好像遇到什么坐什么。没事的时候坐公交,有事的时候也看他坐摩托,打的。
……

这位处长问完后说:你敢对你说的这些负责吧?
我说:肯定要签字的。签字不就是负责吧。
他把记录拿在手里看了看说:你是不是要把自己推到绝路上!?
我没理会他,后来想了想,又说:我身体不好,因为挨了很多打,现在身体差得很,希望你们把钱留在这里。让我买毛巾、牙刷,改善一下生活。
那个小个公安说:你没有立功的表现,怎么给你留。让你家里和你广州的朋友给你送钱来。
我明白了他们一直在拿我的钱换我的“立功表现”。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人道主义吧。我心里开始想着他们的可耻和可怕——那个让“你广州的朋友给你送钱来”的说法,尤其令我警觉。
回到牢里,已经五点多钟了,晚饭也错过了。

8月18日

今天管教查完房,把我叫了出去,要我坐在一张独櫈上,然后两个外劳站在我的一前一后,手里各自拿着一把理发的推子,在我头上一前一后地乱推起来,不到一分钟,头型便被推成了一种“犯人”头型,这种头型有别于光头,有的头发有意不理掉,来侮辱你。管教站在一边,得意地看着。

不时地有带着手拷、拖着铁链的人从我身旁走过。

理完发后,我又被要求站在牢门外的一面墙前,开始照相。左侧一张,右侧一张,正面照一张。

在审讯室里,还有窗户对着天空,令我可以看到天空的模样。除此以外,就是每天呆在牢房,永远看不见太阳,看不见月亮,看不见星星,看不见云彩。从每个人的眼睛里,分辨不出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勉强用来分辨白天与黑夜的,是铁器击打铁门的声音,是牢头高声报着牢内人数的声音。即使下雨也是通过管教穿的雨鞋来判断。这些使我想起了上学时看的一部电影《烈火中永生》,当时看后我非常痛恨那些国民党和狱卒。他们对待江姐、许云峰太残忍了。但即使那样,江姐、许云峰他们仍有放风的时候,牢内他们可以自由地交谈(我们可不行,乱说话可能立即就会挨打),不必背监规,还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天空,看到太阳,看到月亮,看到星星,看到云彩。许云峰也曾戴脚镣手拷,但他们那种戴的方式还是比“穿针戴镣”要轻不少。现在看来他们的待遇比我们现在的处境要人道许多。

8月19日

每天睡前,我都要数着指头算进来已经有几天了。今天是12天,信发出去已有4天,正常的邮寄信件是3天,不知家里是否收到了信,是否家中的电话被窃听了,以便通过这信找到老杨。他们是不是已到我的家乡去调查,要是的话,老婆会怎么回答?父亲会怎么样?带着一古脑的疑问,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半夜两三点钟,突然被“我丢你妈的管教”的喊叫声惊醒。喊叫声伴着铁链捶打地板的声音不断传出,牢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有的耳朵贴在墙上听,有的站着发呆,但每个人的表情都非常严肃。这时老陈一边用手捶墙,一边说:“可能是我弟弟,听声音象是他的。”接着外面好像有一扇铁门被打开了,紧接着就是非常凄厉的“哎哟,我的妈”的惨叫声,并夹杂着“我丢你妈的管教,你搞死我算了”的叫骂声,声音慢慢地走远了,直到消失,这种惨叫和管教的喝斥声前后闹腾了有半个小时。

老陈却是越来越焦躁不安,并不时地走到牢头面前说些什么。好像每个人都对老陈同情起来。

我和老陈人挨人地睡在下铺,看着他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老陈站着,眼睛好像喷出火似的,却一言不发。我躺下后,再也睡不着,那叫声实在太惨了……

8月20日

查房时,管教用广东话训示了一番,我照旧是一句也没听懂。管教走后,牢头传达说:昨天夜里,149仓的人值班时睡觉,被值班管教发现了,就是我们听到的那些情况,大家以后值班时间千万不能睡觉,不然就惨了。大家一定记住。

如何能记住?我心里想,每天的作息时间是7:00—8:00洗刷、学习、做卫生,8:00—8:30坐得整整齐齐,等管教查房,8:30-11:30是在监仓内劳动,11;30——12:30是做卫生和吃饭时间,5:30-7:00是搞个人卫生时间,7:00-9:30是学习时间(所谓学习,实际上大都是劳动加班),9:30-10:30是做卫生、铺床位的时间,10:30-早上7:00是休息时间,这中间经常有铁门的撞击声(管教从铁门的观察口弄出的声音),还不说加班是经常的事,另外每人夜间要值两个半小时的班。在牢房里的人时间上总是被“快点、快点”地催着,精神上始终是紧张、害怕的。我有时候躺下时,老鼠从下铺与铁门之间的一个小缝里爬出来,爬到我的腿上,我就不想动一下,只想睡一会儿。没想到老陈的弟弟(后来证实的确是他的弟弟,为同一案子进来的)竟为了值班睡觉不知道要遭受怎样刑罚,喊出那些可怕的惨叫……我们都不知道他后面经历了什么事。老陈也是担心着急得很,可是什么办法也没有。

晚上我值班时,眼睛总是要迷到一起,王力不断地推醒我。我用湿毛巾擦了一下脸,看到王力正在用手一根一根地拔胡子,鼻子下面血红血红的。我也学着他的样,一根一根地拔着胡子,拔下巴的胡子痛得强一点,拔嘴上的胡子就痛得难受,但这样就不会打盹儿睡着了。

我所在的这个拘留所,是他们所说的全国先进单位,国际什么组织还到这里来参观过。假如不是全国先进单位,没有国际什么组织去参观的拘留所,会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8月21日

今天老陈被换仓了,又来了一个19岁的四川仔。

他一进来就哭得非常伤心,象是哭了很长时间,还扯着勾。他在给牢头介绍情况时说,他是从二楼的监仓转下来的,在楼上时,牢头说他干活慢,经常打他,今天打得特别狠,管教巡视时发现了,将他换到下面来。他个子特别矮,有一米五几。说是因为在火车站抢女人的金项链被抓住的。到了下铺,我看见他的手腕和我一样,有两道明显的手拷印痕,身上是青、红不等的伤痕。在整个干活时和晚上他都是在发出一种哭得伤心后扯勾的声音。晚上我问他,你个子这么小,也敢去抢别人东西。他说,老大他们几个人在边上看着(掩护),说我个子小,灵活,好脱身。谁知就被抓住了。老大他们也不知躲到哪儿去了。我说你被抓了,老大他们肯定也会被抓。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爸爸在深圳的一个工地上,我来找他,没找到,饿了几天没吃东西,就遇到这几个老乡,跟他们在一起,反正能吃饱肚子,睡就睡在桥下。最后他唉声叹气地说,在这里要是不挨打就好了,两顿饭是不用操心的。我听他这么一说,看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来。

8月22日

今天下午管教们对监仓进行了彻底的检查,之后喷了一些消毒水。

我们每个人双手抱着头,面向走廊两边的墙蹲着,之前是把仓内所有的东西抱出来放在走廊上,管教们是一件衣服一件衣服地摸,杯子、纸箱、墙上、地板上,窗子上的钢筋全部检查一遍,非常仔细。然后是将每个人的裤头脱下再查一遍。如查出铁钉、铁丝或与案件有关的纸条,那就有他好受的了。

8月24日

管教今天警告我干活太慢,不积极。他说的是对的,做塑料花是非常仔细的活,有巴掌大的一叠叠的塑料纸,也要用手挫开,然后再用很小的塑料钉耙把大小不一的塑料纸串在一起,再把它扎在铁丝做成的树枝上,就成了一束束的塑料花。塑料钉也是一个一个地用手扯开,所有的工作全要用眼睛盯着,用手来做。我是肯定做不快的,我的眼睛盯着一个地方看,那个地方就会看成双影子。再看其他地方,眼睛就会出现许多白金式的星星在面前晃来晃去。特别是手一直是麻木的,根本就做不成这个细活。我心想,到了这里的人,管教就认为是他们案板上的肉,由不得自己。

8月25日 星期六

今天上午进来了许多穿警服的来检查,我们是手背在后边,在上铺坐成一个队形。他们一阵议论后到了下面一个监仓。之后不久,主管我们监仓的管教进来说,我们监仓的卫生获得了领导的好评,厕所搞得很靓,他还要让其它监仓的牢头们过来参观。

我在想,这些“领导”知不知道我们四个人就睡在厕所的旁边,不刷洗干净,那臭味、那尿味,冲得我们躺得下去吗?

之后进来了七八拨前来参观的,个个都点头称赞,对着牢头竖大拇指。牢头非常高兴,把他的饼干给我们每人发了两块,以示“奖励”。这也算是他在管教面前立了一功吧。

晚上我看报纸的时间也长了一些,这也算是对我的“奖励”吧。

8月26日

川仔今天被拉出去亮了相。被判两年劳教。还拿回来他签了字的判决书。

肥仔问他在哪里亮的相。川仔说在火车站。肥仔又非常兴奋地问他看到女人没有,都穿的什么样。有没有对女人挤眼睛,问得川仔哭笑不得。牢头、“胜哥”、阿龙则羡慕川仔可以到“场上”去了,比这里不是强得多。川仔问牢头什么是“场上”,牢头解释说,就是劳改农场,你可以在那里每天吃三顿饭。川仔又问,到了那里有没有人打他。牢头听了这个问题,看了看他,站起身子,背对着所有的人,双手高高地扶着墙,活动起腰板来了。
牢头可能没有办法回答他。他自己的腰板就曾被严重打伤过,路都走不成,还是被人抬进牢房里的。
川仔回到下铺,看着那张纸发呆。

8月27日

到今天为止,进来已有二十天了,信交给管教也有12天了。算一算已有十天没被提审了。不知道家里有没有收到信。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最希望的是家里能寄点钱到我这里,以便买个裤头。才进来的时候就一直穿着这个裤头。晚上用清水洗一下,拧干,再穿在身上。后来,牢头送给了我一条旧裤头,我本不想要,又实在没有办法。牙刷、毛巾也都是别人用过的,都想换一下,每天刷牙时总是要跟人说给我意思一点,看别人的脸色,让别人给自己挤点牙膏。此外,寄来了钱,我也想还王力的人情。

9月2日 星期一

下午两点多钟,管教用广东话喊着我的编号,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只听牢头说:“江伟,快点穿衣服,提审了。”我赶紧拿了一套囚衣穿好。出了铁门,被带上手拷,跟在管教后面,还是感觉到路走不稳,身体总是在朝一边飘。心里便一个劲地提醒自己,稳一点,一定要稳住。 过了两道铁栅门,除了那两个公安,多了两个女士,一个中年的,一个年轻的,站在那里等着。出来后,跟着他们到了三楼一个审讯室里。櫈子不够,其中一个公安出去找了两把进来。

那位中年女士对我说:“我是你爱人聘请的律师,这是你爱人寄过来的结婚证。”说着她让我看了一下我的结婚证复印件。我听了这话,感觉轻松了一些。她接着说:“假如你没有意见,请在这里签个字。”我便在聘请律师的委托书上签了字。

她对我讲了我应有的一些权利,又让我说一下被捕的过程。我把被捕的经过,以及遭公安毒打、用烟头烫伤、用回形针刺手指的事当着两个公安的面述说了一遍。那个小个公安说,我们可没打,别人打了,你说话要有证据的。我说,你们是没打,但沈阳公安打我,你是看到的。(后来我想,广州公安对我也不手软,一直扣着我的钱,让我在里面过着极为艰难的生活,目的自然是要迫使我开口,这不过是另一种整人的手法。再说,他们广州公安眼睁睁地看到我在堂堂的广州市刑警支队办公室里遭受毒打,却从来不干预,在我的心中,他们也逃不脱“结伙犯罪”的嫌疑。)

律师又指挥那个年轻女孩给验伤,可是现在除了烟头烫伤及手拷卡的血痕外,没有其他的外伤留下(我在心里想,假如有外伤,可能还见不到律师)。但那女孩还是认真地用尺子把几个烫伤的部位量了量。那个高个公安说了声时间到了。律师又问,你愿意取保候审吗?我回答,愿意。律师收拾东西准备走时告诉我,她在拘留所里放了三百块钱在我名下。

律师走后,他们没问任何问题,衹是象在牢里那样,给我照了左侧、右侧、正中的相,然后送我回了牢里。
到了监仓,我回想起律师的那句话“你愿意取保候审吗?”,又回想起前几次的审问,心中明白了许多。这个案子到此就要结束了。

9月3日

今天晚饭刚吃完,管教就通知我,让我换仓。到牢门外的走廊上,管教说,你干活太慢了,再这样搞,就要给你“穿针戴镣”的。

我答非所问地说,管教,今天我三百元生活费拿到所里了。他说了一声知道了。我便被送进了149仓。
到了这个新仓,照旧是被分到下铺,靠近厕所一边睡。照旧是干着擦洗厕所的活儿。由于成了这个仓的“新兵”,所以衹是干活,不说话。

这个仓里一共有13个人。有个都是在40岁以上,牢头大概有五十多岁。这个仓里除了牢头是权威以外,大家都对上铺第四位的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人非常尊重。这个人说的是东北口音。从他们的闲谈中,得知他是因为“法轮功”关进来的。他一家都在广州生活,家中四口人,他、他太太、岳父、岳母,都因练被关了进来。因为家中还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无人照管,所以将他的岳母放了出去。留在监狱里的三人都很坚强,拒绝在悔过书上签字。他在里面继续打坐练功,多次被管教训诫,已经被关了大半年。他经常给大家讲一些真善忍的道理,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这个仓里人都比较善良,也没有148号那些肮脏的事情发生。

9月5日

今天早上,我和那个“法轮功”信徒一起整理仓内物品。就是先把每个人睡觉时用的被单、当枕头的饭盒全部收集在一起,再把仓内每人的衣服用塑料袋装在一起,还有食品箱、装食品的水桶全部集中在一起,按大小顺序排放整齐,最后是用牢头的大被单盖在上面。最难做的是把这被单扯成一条直线,叠成有棱有角。

9月6日

晚上7点左右,我被广州市第三看守所以“取保候审”的形式释放。

江伟补记:

这是我第一次坐牢,一切都是我事先想象不到的。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无愧于自己的良心,保护了我尊敬的人,因为他所从事的是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国家的事业(我接触到的全国各地的许多客户,都推崇他为自行业诞生以来期刊界产品最好、影响最大的民间书商——尽管论收入他远远不是)。此外,我也保护了客户,保护了印刷厂——这是我们做人最计较的事情之一。我所遭受的沈阳公安施加的各种行刑逼供,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我用上述日记把其中的细节真实地记录了下来,作为控诉他们的罪行的历史证据。我相信,我的亲身经历可以作为中国人权状况的某种见证。

2001年11月初稿
2004年8月改定

北京社会活动家华惠棋遭公安袭击

【大纪元1月3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采访报导)北京基督徒、社会活动家华惠棋日前在北京街头遭到公安干警的袭击,北京警方将以妨害公务的罪名对华惠棋刑事拘留一个月。

据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发布的新闻稿说,1月26号早晨,华惠棋与76岁的母亲双淑珍女士步行在北京亚运村五洲大酒店附近的道路上,突然遭受多名公安干警的蓄意攻击,母子均受到殴打,被带到派出所后继续受到虐待。本台记者打电话给华惠棋的妻子魏菊梅,电话却无法接通。

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6年前,华惠棋一家和许多北京老百姓一样,被强行拆迁。从此,华惠棋加入了维权的行列,不仅为普通老百姓的权益抗争,同时为基督徒所应享有的自由抗争。就这次华惠棋被抓,傅希秋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情况----

傅希秋:“26号,他跟76岁的母亲和外地的上访人员去亚运村五洲大酒店找开北京市人大政协会议的人大代表反映情况。结果在路上走的时候,被7、8个警察打翻在地,被送到亚运村派出所又是一顿毒打。他妈妈被关了一天,也不给吃饭。他自己被浑身浇上凉水,当时北京气温是零下7度。后来又被朝阳分局带走。他妻子不断打电话询问 ,后来警察在电话里告诉她,她的丈夫是妨碍公务实施,要拘留一个月。”

北京基督徒徐永海是华惠棋多年的朋友,他说,因为被强迫搬迁,无家可归,华惠棋与年迈的父母和妻子一直租住在简陋的小平房里。徐永海为他的朋友呼吁说----

徐永海:“我们也希望国家稳定,作为基督徒更是如此。但是我们希望政府能够解决在拆迁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解决在维权当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希望不要判他的刑,而是要解决他的问题,这比什么都好。”

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表示,随着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开幕的日期越来越近,北京警方对中共不喜欢和不放心的人士变得十分严厉。傅希秋说,这不能不令人担心华惠棋能否在一个月后获得自由。

北京独立知识分子刘晓波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分析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中国政府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是对国际社会搞奥运会的人权公关。

刘晓波:“比如11月搞过人权展,后来又发布国务院令,给外国记者某种程度上的新闻采访自由,年初又把著名的号召抵制奥运会的记者无国界的记者请到中国来正式访问。这样,他一方面企图在国际上树立中国政府一个开明的形象。”

另一方面,中共在国内则采取了另一套做法,刘晓波说----

刘晓波:“另一方面,对内的新闻管制更加严厉,包括言论自由方面,比如前不久和现在的禁书事件;对民间维权的打压也比较厉害;对宗教自由的管制也是不放手的,在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民间维权这三大块都在加强控制和打压。”

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说,对华援助协会对华惠棋一案表示非常关注,他要求北京警方立即释放华惠棋,并对执法犯法的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华惠棋被刑拘 郑恩宠教百姓维权

【大纪元1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子法采访报导)在北京2007年两会期间,北京著名基督徒、维权人士华惠棋因试图向与会代表递交信访材料,被警方拘押、殴打、长时间泼冷水折磨后失去下落。经过三天多方打听后,家人才终于得知他被当局处以刑事拘留一个月,警方拘留的理由是“妨碍公务”。针对办案中当局种种执法违法行为,百姓应该怎么办,著名的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发表了一系列专家见解。

从华惠棋1月19日的被拘押开始,到30日得到警方刑事拘留的口头消息为止,华惠棋的家人没有收到过警方的任何书面通知。而且,在过程中,北京朝阳公安分局多少次的在电话中一口咬定没有拘押过华惠棋,不知道这件事,并将到分局门口讨要儿子的华惠棋的老母亲轰回家中。

家人四处寻找,给朝阳区公安分局预审科打了记不清次数的电话,基督教的教友也通过认识的公安人士内部私下查询,到了第三天,拘押华惠棋的时间已超过了当局规定最高时限24小时的72小时,但朝阳分局警察依然一口咬定不知道华惠棋的案件。晚间,在当地派出所提供了朝阳分局预审科29室的主管华案的是姓陈警察的情报后,朝阳分局(电话010-65484886)才不得不放弃了多日以来的搪塞和撒谎,承认已经以“妨碍公务”罪对华惠棋处以一个月的刑事拘留,但警方坚决拒绝家人面见华惠棋。

华惠棋的妻子魏菊梅认为,华惠棋和母亲找人大代表申述,是宪法赋予的权力,“我们走走路,怎么就能妨碍了公务?”

在派出所里,华母亲眼目睹了警察掐住儿子的脖子、被冷水浇泼等。同时被抓的周莉也证实:“我看到六七个警察打他,屋子里的椅子都打碎了,他的手被打肿了。后来把我们分开在不同屋子里,我听到他喊‘他们用冷水泼我’,我趴着窗户往上看,看到三四个警察和保安往他身上泼冷水,地上的水都积了一寸深,他都湿透了,泼了大约半个小时。他妈妈为了阻止打他去拦,被他们推了两个跟头,胸口被打了三拳。太惨无人道了!都77岁的老人了,那些年轻的警察怎么下得了手?”

在零下7度的北京气温下,被连续浇泼凉水,殴打,家人非常担忧华惠棋的伤势和现状。因为公安为了防止当事人拍照伤情留证起诉,常常在把当事人打伤后,要一直拘留到伤势完全消失才放人的案例数不胜数,对朝阳分局坚拒家人面见,让家人对华惠棋的伤情更加忧虑。

29日,华惠棋的双亲到拘押华惠棋的亚运村派出所去要人,已经87岁的华惠棋的父亲对警察说:“我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你们今天不交人,我就不离开这里了。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但两位老人均被警察们强行押上警车,拉到家里看押起来。

30日,华惠棋的母亲双淑英对记者说:现在被警察看上了,我要到拘留所给孩子送衣服,警察不让(记者:经调查,是体育馆路派出所董所长拒绝老人看望儿子)。好几个警察,屋里也有,外头也有。为什么让他们进屋了?我们对他们要仁至义尽。

华惠棋的妻子表示:从昨天开始,两位老人都病倒了,门口二十四小时有五、六名保安巡逻,家中有一名警察蹲守,老人不得外出。自己带着个孩子奔波很不方便。

位于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就华惠棋案向北京呼吁:立即放人,要求对执法犯法的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华惠棋今年45岁,是北京闻名的老基督教徒,长期参与民主、维权和传教活动,帮助过许多上访人士暂住,其中包括郑恩宠律师入狱期间,妻子蒋美丽到北京上访时的居住。他遭到当局多次迫害、拘押和一次拘留。他的家人都是基督教徒。

华惠棋的父亲华再臣(联系电话:010-63368113)今年88岁高龄。早年加入国民党,曾跟随杜聿明、孙立人的青年远征军207师赴缅甸抗击日本侵略,故未随国民党前往台湾。于1949年被中共定为反革命,在河北茶淀农场被劳动教养十九年。在他“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体弱多病的废人”后,1987年,北京市检查院通知宣布其无罪,并且撤消当初的劳动教养。华再臣说:“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家,一个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就可以剥夺人们的人身自由,这种事情不应该重演。为了不使更多的人再遭受劳动教养的痛苦和摧残,2002年,我曾多次去有关部门和天安门呼吁取消劳动教养。可我的呼吁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反而使我再次失去了自由,受到了警察的监控。更有甚者,就在今年9月3日8点50分左右,警察带着150人左右,突然闯进我家,不由分说,把我全家押到郊区一个便于看管的院子里,由警察24小时看守。我的家庭财产,同时也被洗劫。”

名律师郑恩宠教百姓维权(一)

著名的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从本月公安阻挠和爱尔兰人权组织的玛丽见面后,当局渐渐放松了监控。30日,郑恩宠律师表示:骚扰电话减少,昨天(1月30日)的五点到七点之间竟没有电话骚扰,但七点以后,又骤然多了起来。昨天到我家有30个人,他们允许了五个人进入。也许来的人多了,他们挡不住了(笑)。

警方必须给家属刑事拘留通知单:就北京警方公然对家人撒谎、搪塞和没有给家属任何书面通知一事,郑恩宠表示:“按照2006年3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公安机关必须给家属拘留通知单。”

公安超时拘押:就北京朝阳区公安分局拘押华惠棋超时并不给通知单,郑恩宠指出:“公安机关谈话的第一分钟就应该通知家属了,通知是因为什么被传唤到派出所,不管是口头谈话还是书面谈话。第一次的谈话不能超过8小时,一般不能超过24小时,问题复杂的不能超过48小时。超过48小时,要么放人,要么刑事拘留。刑事拘留,要给家属通知,他被关在什么地方,刑事拘留不能超过37天。”

公安不给法律文字通知,家人应该怎么办:“首先打110,向公安局长提出书面的挂号信通知,我家属某某人,几月几号被带走了,现在到了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到现在还不知道,你们应该给书面通知。三天不给答覆的话,挂号信可以马上向媒体公布,关注多了以后,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有法律没有法治,如何对付:对公安机关既不放人,也不给通知单,还百般抵赖公然撒谎,应该怎么办?郑恩宠说:“下面的公安机关不按照程序办,只能证明,有法律没有法治,它还是搞人治。它就是搞人治,老百姓也不完全就是无可奈何了。可以向它的上级机关控告,如果告到公安部,公安部就是往下推,说我给你查一下。它内部处理也是很厉害的,关键是老百姓要懂法律,知道怎么找到有关部分去沟通。”

郑律师举例说:“2003年全国开两会的时候,那时我还没有被抓起来,闸北区住在交通路一千多号的有个私房主,三兄弟要动迁,把老二的四个门牙打掉后一直不处理,闸北区公安局不想解决问题,我就对公安说,你不处理,我们不用你们解决了,我到法院去告。公安机关高兴的推出来,把验伤单给了我们(严格的讲,我们也是动了点脑子,把验伤单给骗出来了,否则它不给你的)。”

“拿到验伤单以后,到北京去了,先找到国家信访局,国家信访局讲这是拆迁问题,找到建设部,建设部说打伤牙了,这是治安问题,找到了公安部,当时正是两会期间,都是很大的处长、局长亲自接待的,有验伤单做证据的。接待的人说,你先找个旅馆住下,24小时后找我。第二天找到他,他说,你先回到上海,这个问题肯定解决,我的警号给你,如果问题不解决,你再来找我。因为这是两会了,要维护安定团结吗,还是得做出点样子来的。后来到了上海之后,果然他的问题在48小时之内解决了:大哥家的人多,原先给的两居室给到三室一厅,老二15万的补偿给提到25万,老三的一室一厅给到二室一厅。他到北京跑一趟,四颗门牙换来35万元。这问题要是在上海解决,永远解决不了,上海十几年上访的都没有解决问题。我认为,如果老百姓懂法律的话,找到一些清官的话(我不能讲共产党政权里面没有清官),如果碰到好人的话,你算幸运的,碰不到好人的话,你就是倒霉了。”

给进监狱的人两本法律书,防止在监狱挨打:“犯人判了刑以后,监狱要保证犯人的安全。这个人不要在我值班的时候打伤。警官想弄这个人,他不能亲自动手,他会要犯人打。因为公安内部要求也很严格,就是没依法执行。再一方面,当事人不太懂这个法律规定。”

“我曾建议认识的几个律师给当事人带几本法律书,比如《刑法》、《治安处罚法》和《刑事诉讼法》,平时看不懂的法律,到时他就会看懂了。因为律师见面也就是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旁边还有警官、探视头啊等等,不方便讲话,半个小时也讲不清楚什么话。还不如送几本书进去,让他知道怎么保护自己,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关系比较不错的律师同行带进去几本书后,说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因为这是个人治的国家,有法不依的。老百姓平时也不看法律方面的书,但是到一定的时候,他倒是很能看进去的。”

在农民、民工、访民在维权过程中成了法律专家这方面,已有大量的例证,大陆媒体也经常进行报导。

为防止公安制造假证诬陷,可以拒绝公安做笔录:“按照2006年3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从去年的3月1日起,可以不用公安机关做笔录,自己写。因为笔录今天做一份,明天做一份,做一百份,如果有五份够上档子了,警察他就把这五份往上交了,九十五份对你有利的他就不往上交。公安机关的笔录,一行写半行,你签上字以后,他在空格上加上你没有讲过的好多话,你不就倒霉了吗?干脆任何一份笔录都不签字,要求自己写,写上以自己书写的为准,公安的笔录我不承认,对你不利的他也造不出来了。”

“我出来以后,他们不是传唤我五次吗,我要求自己写,他们没有办法啊。当时,我怕小警察不懂,我特意提醒他们:根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规定,在任何的审讯笔录和检举材料当中,是凡涉及到中央委员以上干部的名字的,这份材料要连夜送中纪委。如果中纪委认定这个不归我们管,他们要送交地方。他们说我违法乱纪,我揭发陈良宇、韩正、黄菊、周正毅啊,我写的这个揭发材料,他们必须连夜送交中纪委,他不敢不送啊。”

“不瞒你讲,陈良宇的倒台,或许和我的连续揭发有点小小的因果关系。谁敢揭发他们啊。最后一次谈话是9月29日(陈良宇是24日倒台的),29日以后,没有人敢找我谈话了呢?因为一谈话我就把连他老子都揭露出来,他要害怕的。我的把柄倒没有抓住的了。”

“所以,中国要走向法治,老百姓自身要强大起来。靠天上的神把你扶上法治,开个大卡车把你送进法治天地,这个可能不存在。一步步走向法治,还要靠自己。”

当局就是不讲法怎么办:“一个是在法律的范围内,自己主张权力。第二个是向媒体公布。他们最怕的是舆论。你在外面喊口号,他们封锁舆论不在乎,关键时候可以赖掉。我总结了官僚机构对老百姓就几个字,吓、哄、骗、拖、赖,他们没有什么东西了。不能对他们相信了,拿起法律武器。不行,递上书面材料,书面材料不处理的话,向媒体公布。没有其它的路了。输赢就差一步路,输,输在没有权力上,打输官司是必然的;赢,就赢在舆论上,实事求是的把照片拍下来,把日期记下来,把工号记下来,他们说过什么话,干过什么事,记下来向媒体公布,那可能就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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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国右派联名要求中共反省道歉

【大纪元1月30日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丰2007年1月29日华盛顿报导)1957年,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发动运动,镇压响应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的人。在中共发动“反右”运动50周年到来之际,中国山东大学几名“右派”幸存者联名提出请愿书,要求中共对当年迫害知识份子的做法表示明确的反省和道歉,对受害者及其家属做出公平合理的赔偿。

要求加害者不忘记过去的历史,对受害者表示反省和道歉。要求对受害者的精神和物质损失做出赔偿,是过去20年里中国民间对日本提出的要求。中共表示原则上支持中国民众的这种要求。

*非右派教授参加签名*

中国山东大学几位“右派”幸存者发起签名,要求中共同样不忘记过去的历史,对受害者表示反省和道歉,并对受害者的精神和物质损失做出赔偿。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也参加了山东大学的签名。孙文广本人在反右运动期间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是他认为“右派”幸存者的请愿合情合理,天经地义。

孙文广说:“日本人侵略中国造成了一些损害,我们要求道歉、要求赔偿。共产党也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损害,按照它的说法,是错误,那么,这种错误带来了损害,也应当赔礼道歉。应该是这样,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是吗?”

*五十多万人被打成右派*

中共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在运动过后,不无得意地说,反右运动不是阴谋,而是“阳谋”。那场由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亲自导演、邓小平等中共干部实际执行的“阳谋” 中有成百万人受到迫害。中共自己承认,50多万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判刑,有的家破人亡,绝大多数人受了20多年的政治迫害。政治迫害还殃及数百万“右派”家属。

“右派”幸存者要求中共当局对受害者表示反省和道歉,做出赔偿,但是中共目前的正式立场是不予理睬。孙文广教授对此感到失望。他说:“共产党对这个事情采取了置之不理的做法,不但是不搭理你,而且还找你谈话,对你进行要挟、批评,说你不该在海外的网站上发表这样的签名信,影响不好。”

*中国媒体被告回避敏感话题*

孙文广表示,中共一直宣称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一贯宣传自己勇于承认错误,善于汲取历史教训。他表示希望中共比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政权以及现在的日本资本主义政权更关心中国人民的利益,更善于汲取历史教训,承认自己的错误。孙文广表示,希望中共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这就是对受害者作出道歉和赔偿,有利于中共维护和宣传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有利于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

在另外一方面,来自中国的消息说,中共宣传部门日前发出通知,表示2007年是一个敏感的年份,因此中国的新闻媒体应回避“反右”运动之类的敏感话题。

反右运动50周年受害者联名上书

【大纪元1月30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2007年1月29日华盛顿报导)据香港明报报导,在中国共产党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中国大陆一大批当年反右运动的受害人和他们的后人近来纷纷采取行动,联名上书,或者单独上书中共中央及相关部门,要求中共为当年的右派彻底平反,并且补偿他们的物质和精神损失。

这一轮“上书潮”中最著名的是由山东大学几名右派受害者发起的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联名公开信,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活动发起人之一、山东大学附属中学退休教师李昌玉对明报表示,联名上书活动在3个月内就征得各地上千名右派受害人和右派后人的签名。

章诒和:有理由向当局讨个说法

1957年中国的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说,北京也有一批右派受害人或右派后人在活动,要求彻底平反和赔偿。她说,1979年中共为右派改正时低调处理,只发给一纸改正书,既没有公开道歉,也没有总结教训。

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说,当年划定的55万右派中,今天幸存者不到一半,而且年龄至少也在70岁以上。这些身心受到重创的老人来日无多,他们和他们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今天有理由向当局讨个说法,并要求物质和精神补偿。

严家其:邓小平考虑自己的得失多一些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旅美政论家严家其在接受中文部采访时说,在文化革命结束之后,整个中国都感到以前毛泽东时代的错案都要翻过来。胡耀邦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做出了为右派平反的决定,他为中国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而邓小平并不是真心想给全体右派平反,他考虑自己的得失多一些,因此在右派平反的问题上搞的不彻底。

严家其说:“到今天想到右派平反的事情就想到胡耀邦。当然对右派从整体上平反还有必要继续进行,因为这个问题还被邓小平留了一个尾巴。他说,有少数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能翻案。实际上应该全部翻过来。”

严家其:要求赔偿的行动是合理的

旅美政论家严家其说,这些人在毛泽东时代遭受了非常严重的伤害和损失,他们要求赔偿的行动是合理的。他说,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需要进行研究,并且要做出合理和妥善的决定。

严家其说:“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像民众中间的这些要求应该很好地考虑。而且要通过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在这个基础上来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在这些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

有些右派学者认为,索赔浪潮的出现说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有些右派则表示,索赔是希望用这些赔偿金成立中国民主基金,促进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事业发展。也有学者认为,通过这次右派索赔运动,中共也应该为其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

应该向胡耀邦和赵紫阳学习

旅美政论家严家其说,听到这个消息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六四事件,他愿意藉此机会呼吁为六四翻案,就是说要为89民运平反。

他还认为,当今的中国领导人应该学习胡耀邦和赵紫阳关心群众疾苦的领导风范。

严家其说:“总的来讲,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就要想到老百姓这些迫切的要求。不能只是去访贫问苦,到处看一看,不是做做样子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胡耀邦当时并没有到这家那家看来看去,但是他在考虑整个中国的发展。所以,我感到中国领导人应该向胡耀邦和赵紫阳学习。”

吕耿松:我所知道的林炳长

【大纪元1月30日讯】共产党干部(包括离退休干部和在职干部)一般都是很自私的,所以民间调侃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密切联系领导和大款",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但温州市洞头县退休干部林炳长不是这样的人,他是共产党干部中少有的正义人士。林炳长原来是洞头县县委常委,这在那个小地方也算是个风云人物。他曾经和被毛泽东树为典型的"海岛女民兵"汪月霞共过事。汪月霞曾因毛泽东一首:"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而名躁一时,那些攀龙附凤的人能和汪月霞握上一次手,就感觉到荣耀得不得了,而林炳长却十分讨厌这个女人,认为她虚伪、贪婪。他也许天生不是当官的料,当了六年县委常委后,自已报名到一个公社去当公社书记,不久又去当了一名兽医(畜牧工程师),一直到退休。退休后和别人合作一起做过生意(卖家电),赚了一点,后来又亏了。正当他算计着怎样把亏掉的钱再赚回来的时候,发生了洞头县政府霸占小三盘村海涂的事。当一些村民哭哭啼啼到他家来诉说后,他义无反顾地扔下自己的事,带领渔民起来维权。

我是经昝爱宗介绍认识林炳长的。那天昝爱宗打电话给我,说介绍我认识一个人。我到了他办公室,看见一个60 岁左右,样子看去很精干的男子坐在他办公桌对面。昝爱宗向我介绍说,这个人叫林炳长,是洞头县小三盘村的维权代表。我也作了自我介绍。那天正好《议报》发表了我写的《熊掌和鱼岂能兼得》一文(大概是去年7 月24 日),昝爱宗把它打出来给林炳长看了,林看了以后,说我这话讲到老百姓心坎里去了。似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此后,林炳长几乎每次到思源律师事务所或到省高级法院,总要到我家来坐坐。

在浙江思源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吕思源和昝爱宗的帮助下,林炳长自己花了一万五千元印刷了一本《中国渔民理性维权记》的资料汇编,吕思源律师写了一篇《理性维权好》的序言。吕大律师在序言中写道:"无论称天赋人权,还是称法定人权,每个人一旦出生,就应该享有人权的根本 —— 生存权,假如一切都按法律办事,就不会发生侵权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维权'问题了。但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侵权行为时有发生,也就产生了相对的'维权'之词,'维权'总是无奈之举!"他指出,洞头县小三盘村290多户渔民的维权行为,是全国维权行动中的一个著名案例。在序言的最后,吕律师写道:"违法的'政绩'究竟是政绩还是害绩?究竟是权大还是法大?渔民的生存权应不应该得到保护?有人企图迫害敢于坚持真理、支持渔民理性维权的老党员、老干部林炳长同志,这是什么行为?"《中国渔民理性维权记》主要是一本资料汇编,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小三盘村民十一封致洞头县县委、县政府的公开信和致温州市政府的公开信、致浙江省副省长章猛进的公开信、致致浙江省副省长茅临生的公开信、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第二部分是法律、法规和省政府、市政府、洞头县政府文件汇编,还包括与当地政府官员的对话记录、申请组建农民给权协会的报告等资料。第三部分是洞头县政府和开发商的侵权事实的情况反映和小三盘村 290多户村分几批向温州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的申请书和温州政府不予受理的通知书,村民向温州市中级法院起诉温州市政府和洞头县政府的诉书、两被告的答辩状、温州中院的传票、通知和判决书;村民向浙江省高级法院上诉上状诉、两被告的答辩状等资料。第四部分是国内媒体关于小三盘村渔民维权的通讯、报导,林炳长和村民就洞头县政府官员腐败及对村民打击、报复、镇压向中纪委、省纪委、省公安厅等单位的举报和请求调查处理的报告,维民维权宣言、林炳长和一些村民代表在村民自发召开的会议上的发言稿。第五部分是一些关于政府和开发商侵权填海实况、政府派公安机关阻止村民请愿、黑社会分子袭击、殴打村民、村民受伤情况的照片资料。这本书封面最上端和扉页是胡锦涛的一句话:"群众利益无小事"。书的封底是《约翰福音 1 :5》中的一句话:"这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没有胜过这光"。这完全是一本普及法律和维权知识的资料手册,没有任何政治色彩,更谈不上反对共产党领导。像这样一种资料手册,中国的每个单位基本上都有,在浙江省委宣传部和省高级法院,笔者就看到过不少类似的资料。如果要说"非法出版物",首先要从省委宣传部和省高级法院查起。

林炳长把书印出来后,发给小三盘村村民每人一本,洞头县政府的一些官员,生怕自己的名字被林炳长写进书里,也向林炳长要书。林炳长还向一些老同事、老同学赠送了此书,如,他向现省公安厅厅长王辉忠、前省国家安全厅厅长黄永波都送了此书。笔者也从林炳长那里拿了几本,并送给了一些朋友。这本书虽然有几篇文章读起来文理不太畅通,但它反映了小三盘村渔民四年来风风雨雨艰难维权的曲折的经历,也是对农民维权经验的总结。从新世纪开始以来,中国维权运动此起彼伏,但没有人能像林炳长这样把当地的维权过程写成一本书,林炳长此举无疑是个创举,是对中国维权运动的巨大贡献。

由于林炳长是老干部,有组织、领导能力,又有文化,懂法律,所以使得小三盘村渔民能够坚持四年理性的维权活动,最后把官司打赢,使洞头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对他恨得要命,怕得要死,千方百计对他进行打击报复。他们曾派林炳长原来的老同事游说,劝林炳长不要和县委"对着干",还承诺林如果放弃维权,可以同现任干部一样分享从开发商那里得到的利润,但许多人的游说都被林炳长拒绝。于是县委书记林东勇(现任浙江省海洋渔业局副局长)、县长任玉明(现任洞头县县委书记)等想方设法罗织罪名,对林进行构陷。他们向上级告林炳长"破坏重点工程",但"破坏重点工程"只是一顶政治帽子,而不是一个罪名,何况他们的这个"重点工程"是违法的,所以无法治林炳长的罪。于是他们又诬陷林炳长"偷税漏税"。 林炳长几年前曾经和他人合作做过生意 ,据说有6000 元税款未交。于是任玉明等就抓住这一点不放,硬说林犯了"偷税"罪。与林炳长合作的人是法人代表,即使有偷税行为,承担这个罪名的应该是另外一个人。根据中国刑法的规定,漏交6000 元绝对构不成偷税罪。在中国,偷税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也不在少数,可他们仍在逍遥法外。如哥星毛阿敏1995 至1996 年曾浙江省嘉兴市税务局查出偷税128 万元,但补交后就没事了。对于林炳长区区6000 元(确切地说应该是3000 元)穷追不放,这充分说明了任玉明等人的报复心态。另外,就是抓住林炳长自费印刷《中国渔民理性维权记》一书大做文章,诬陷他"非法出版"了。

为了躲避任玉明一伙的迫害,林炳长从前年起就在杭州郊区一处偏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住下。大概三个月前,他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民告官的案子就要胜诉了"。我问他何有把握,他说是从可靠渠道获得的消息。这个官司从法律上说我毫不怀疑小三盘村民能胜诉,但由于中国权大于法,所以我劝他别高兴得太早。他说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压农民撤诉 ,一些农民在政府软硬兼施下,已经动摇了决心,所他得回温州老家去村民的思想工作。两个月前,他又来我家,谈起小三盘村民告官的案子,他说基本上可肯定大功告成,但还要回去做个别诉讼代表人的思想工作,因为县里正在打这个人的主意。我劝他回去后小心点,防止县政府狗急跳墙。他说官司就要打赢了,即使自己被抓,也心安理得了。果然不出所料,林炳长真的遭了毒手。县政府抓了林炳长,一则解了心头之恨,二则是要阻碍法院的判决(法院迟迟不判,严重违反了诉讼程序,但法院也无奈,它只能听省委省政府的),使这个中国最大的民告官案功败垂成。现在,这个告了三年的案子,最后能否成功,就看小三盘村的村民能否坚持到最后了。林炳长的弟弟林炳强和此案的代理人吕思源律师表示,他们会坚持到底,这使人感到宽慰。

林炳长在《学习武松精神,敢与老虎博斗;建立顽强意志,岂向权势低头》一文中写道:"我的人格—— 打抱不平,横眉冷对贪官、腐官祸国殃民;我的人品—— 为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热情支持善良人维权抗争。所以,我不信邪,不怕权势,宁死不屈。"—— 这就是林炳长。

(原载《民主论坛》2007年127日)

大竹追踪:杨代莉下葬父母悲怒不敢言

【大纪元1月30日讯】(希望之声田溪1月29日报导)

1月29日四川大竹莱士德酒店迎宾小姐杨代莉在家乡二郎乡下葬。一、二百亲友及邻居参加了葬礼。她父母亲友极为悲痛。

据当时网上报导,06年12月31日杨代莉被酒店经理逼迫,为3名省级官员陪酒,被他们强暴致死。日前官方宣布,杨代莉“系慢性胰腺炎伴急性出血坏死致其死亡”,知情人说她从小就没得过病,怎么会病死。

29日早晨1、200亲友及邻居参加了杨代莉葬礼。她父母亲友极为悲痛。

父亲被官员逼迫签字,家属和亲友在高压下敢怒不敢言。

大竹百姓称,杨代莉九泉有之,不会放过害死她的3名官员及大大小小掩盖真相的在位官员们。

以上由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田溪报导

中领馆仇恨宣传案加拿大司法进行复核

【大纪元1月30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兰淇卡尔加里报导)2007年1月25日,在阿尔伯塔省高等法院进行了卡尔加里中领馆官员仇恨宣传案的司法复核。对于阿尔伯塔总检察长早些时候做出的中领馆官员仇恨宣传不成立的决定,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舍瑞丝.考特丽亚提出联合上诉。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表示,相信加拿大政府和法官能够依法处理这件事情。

2004年6月,埃德蒙顿法轮功学员在当地的一个会议上目睹了驻卡尔加里的两名中领馆官员散发诋毁法轮功的资料,法轮功学员随后向当地警方报了警,警方因此而对这些材料展开调查。2005年6月23日,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后,埃德蒙顿警方向司法厅递交调查报告。报告认定, 2004年驻卡尔加里中领馆官员在埃德蒙顿所散发的关于法轮功的文字资料,属于仇恨宣传。这些资料违反了加国刑事法关于仇恨宣传罪的法律.

仇恨宣传罪在加拿大属于刑事法,主要是指系统地散播某种言论、谣言、或者选择性的信息去伤害某一个由人种、肤色、宗教或种族划分的团体。负责此案的埃德蒙顿警局调查小组的坎普警官表示,根据加拿大刑事法第三百一十九条第二节,法律禁止故意散布仇恨和反对可确认的团体,而这些被中国领事馆官员大量散发的资料,充斥了对法轮功的诋毁内容。

“加拿大不应该成为宣传仇恨的国际平台。” 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说,“在埃德蒙顿发生的事件也正在有中领馆的世界各地上演,每一个警局都应该效仿埃德蒙顿,制止对法轮功的仇恨宣传。”

坎普说,“中国政府在加拿大各地抹黑和迫害法轮功学员。阿尔伯塔省率先发声,够了!”

麦塔斯表示:他 (坎普警官)所做的调查报告在加拿大是史无前例的,警方从来没有对外国驻加国使领馆作过类似的调查。在埃德蒙顿警方已调查确认中领馆官员宣传仇恨的情况下,阿尔伯塔总检察长做出撤销罪名的决定,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在阿尔伯塔省高等法院内,我们就此上诉。目前我们正在等待高等法院的决定。如果仍然维持原判,我们还会再次上诉。我希望法庭宣判总检察长判决不符事实,中领馆官员罪名成立。高等法院对仇恨宣传案的决定对我们很重要,我希望停止在加拿大境内对法轮功的诽谤。

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表示:我相信加拿大政府和法官能够依法处理这件事情,按照法律上的规定.这不仅仅关系到依法办事的问题, 而且也关系到一个邪恶的政权在历史上能够在全世界肆无忌惮的散播它的谣言的时候, 人类、各国的人民能否勇敢的站起来阻止这种反人性言论的课题。

京报刊禁书《风云侧记》中文章

【大纪元1月30日讯】北京当局大规模禁书引起海内外热烈反应。日前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转载被中共国务院新闻出版署列为八大禁书之一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一书中文章“笔名勾起的回忆”。有学者认为,这是民众对当局禁书的一种“无声抗议”。

据中时报报道,1月23日《北京日报》在其十五版(副刊)显要位置刊登一篇由袁鹰所写,题为《笔名勾起的回忆》文章。这篇文章出自被中共当局列为八大禁书之一《风云侧记》中。对此,大陆资深记者、现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认为,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是“新闻出版署对‘八大禁书’的处罚引发众怒”。

钱钢并在香港媒体撰文“袁鹰《风云侧记》何罪之有?”中表示,这是一本他喜爱的书。

他在文章中指出,袁鹰先生是党内资深报人,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办过中共地下党的报纸(他的同事有王元化、乔石)。他的文章有何罪过,令检查官动用重典,就像当年国民党查封他所参加编辑的上海《联合晚报》一样,必欲禁之而后快?

文章说,对“阴谋论”我毫无兴趣,不想循着报道,从《风云侧记》中探什么蛛丝马迹。说到底,我根本不相信,在袁鹰先生毕生服务的新闻文化领域,会有什么国家机密。

文章称,《风云侧记》的数十篇回忆文字,是从“人民日报”这特殊窗口,透视大陆半个多世纪的诡谲风云。其实,这并非袁鹰先生“重写”的历史,更没有颠覆性惊人之笔。那是大家一同走过的从前,只是在袁鹰先生笔下,往事昔人,皆有血有肉,把我们带回真实无伪的历史现场——在历史被刻意遗忘、面目变得越来越糊涂的今天。

“《风云侧记》记述上世纪八十年代人民日报的“编辑部的故事”,篇章不多,却字字激活我们“八十年代”的记忆。如《<日记何罪!>:呼唤被践踏多年 的公民权利》,讲述一篇来稿在读者中引起的罕见反响。大陆之外的人很难置信,私人日记、信件,在那个年代随时会被揭发检举,一夜间祸起萧墙。”

钱钢最后在文中说:“我对检查官给袁鹰先生罗织何种罪名毫无兴趣。《风云侧记》让他们辗转反侧寝食不安是千真万确的——历史就有这种魔力。我也不相信,他们真的还能禁得了什么,不看看今夕何夕!一阵小小的“倒春寒”,没什么了不起。好朋友,让我把袁鹰先生这本温暖的好书推荐给你。”

学者北京集会批评政府箝制言论

【大纪元1月3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报导)日前北京当局大规模禁书之后,在中国大陆之内引起罕见的强烈反弹。一群大陆学者近日在北京集会,批评当局箝制言论 奢谈大国崛起。曾对禁书事件表示会追究到底的《伶人往事》一书作者章诒和日前获得香港城市大学一项奖项,她将在农历新年后到香港参加颁奖仪式。

大陆女作家章诒和为书作《伶人往事》遭北京新闻出版署“查禁”而抗议事件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但大陆官方一直无反应,媒体也噤若寒蝉。曾表示会追究到底的章诒和日前获得香港城市大学一项奖项,她将在农历新年后到香港参加颁奖仪式。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郑宇硕向本台表示----

郑宇硕:“由此可以看到北京当局越禁的书,引起外界反响越大。原本一般人对《伶人往事》的兴趣和共鸣并不大,但当局一禁之后,反而引起大家的注意。”

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日前披露,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下令禁止八部报告文学,理由是中宣部认为这八本书的内容越线。消息传出后,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罕见的反弹。大陆左派学者孔庆东日前表态批评章诒和的书作后,昨日却在他的网志上发表声明,支持章诒和维护言论自由。孔庆东在声明中说,他并不喜欢章诒和的文章和著述,并对她的文字持有质疑和批评,但是坚决支持章诒和的出版自由。

香港《东方日报》星期一的报导说,一直敢于发表多元化观点的博客中国网召集五十多名自由派学者,上星期在北京举办题为“大国崛起和文艺复兴”的讨论会,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发言时说----

章立凡:“一个随时封杀文艺创作的政府,提出大国崛起概念十分滑稽。”

与会多位学者都认为,中国大陆要真正崛起,就必须有充分的自由、民主、公平和正义。相对于知识分子,文人的抗议,大陆的媒体则是低调得多。对于这些反对的声音,媒体几乎是只字不提,香港时事评论员李国城认为----

李国城:“目前类似媒体这样的国家机器还是操控在当局手中,在短时间内,外界也很难改变当局对媒体的控制。”

程晓农:中国股市暴涨 可能导致危机

【大纪元1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慧心采访报导)沪指破2900大关之时,花旗、汇丰和联合瑞士等国际大银行的分析师警告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大陆股市敬而远之。而一些经济学家也担心,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可能在中国重演。

近日,大纪元记者就此事采访现任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先生时,他表示这种分析基本上是可靠的。他认为,现在中国股市的暴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热钱无处可去、到处投机造成的,并非中国上市企业的业绩有明显改善。这种股市飙涨的局面是相当危险的,很有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

程晓农198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先后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1989年起他先后到德国经济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

以下根据访谈内容整理而成。

大陆股市暴涨 情况相当危险

记者:1月22日,中国股市沪指增长3.6%,达到2,933.19点;深指增长4.2%,达到700.20点;均为历史最高水平。其中中国工商银行的股值则激增七成。很多经济学家担心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可能在中国重演,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程晓农:我想,这个分析基本上是可靠的。

记者:你可以具体地分析一下吗?

程晓农:好的。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过后,很多国家对这种经济泡沫造成的短暂经济繁荣以及相应出现的股市、房地产市场、投机和赌博等行业畸形繁荣都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但是中国在1997年由于政府严格的金融管制没有出现像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出现的那种经济危机,所以很多中国人对此并没有认识。

事实上,80年代中后期,同样类型的经济危机或者说前期的经济泡沫曾在台湾出现过。那时台湾的情形几乎是一模一样。台湾比中国大陆小得多,当其外汇储备达到上千亿美元的时候,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政府为了保持汇率不变,让中央银行按照官订汇率买进所有外汇,这造成了货币投放过量,而经济本身却无法吸纳大量的资金,因此这些热钱到处乱滚。台湾当时有一句话叫“钱淹脚目”,这是一句闽南话,意思是突然之间钱多的把脚都淹没了。台湾当时出现了一系列的股市暴涨、房价猛升、投机盛行和赌六合彩等赌博行为;另外,金融业的坏帐越来越多。后来台湾紧接着出现了一连串的金融危机征兆。但是由于台湾政府当时处理的比较及时,台湾经济没有受到严重地冲击。

记者:那您能讲一下当时日本和其它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吗?

程晓农:90年代的金融危机对日本的冲击就非常大。从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经济就开始面临由于货币投放过量、汇率被看得太死所造成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的泡沫。在日本出现金融危机之前,全世界对日本经济一片叫好。然而,突然之间日本经济垮了下来。但由于它是自由经济,出现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经济通过缓慢而痛苦的自我调整,避免了严重经济动荡。日本经济经过了10年的痛苦调整后才开始出现初步的复苏。一些东南亚国家像泰国等,当年遇到这种经济危机时,其经济所受到的冲击要严重得多。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国家非常大,如果出现泡沫经济和潜在的金融危机征兆,其经济可能受到的冲击规模会相当大。譬如说,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相当于当年台湾的10倍大;同样,其货币投放量也超过台湾的10倍。而中国能够充分吸纳这些投资的产业并不多,所以这些资金最后就作为热钱转移到股市和房市上去了。前一段时期这些资金在房市上横冲直闯,造成了房地产业的泡沫急剧膨胀。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降低房地产热的势头。房地产市场一收缩,这些资金又冲进了股市,所以带来了现在股市的暴涨。我相信,目前中国股市的暴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热钱无处可去而到处投机的结果,它与中国上市公司的业绩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业绩根本没有任何明显的改善,其股价的暴涨只不过是那些投机客在拚命地推动股市。这种情况是相当的危险的。

目前大陆热钱的来源

记者:热钱的来源都有哪些方面?

程晓农:热钱的来源大概有4个方面。一是出口企业。中国政府外汇当局收购了出口企业的外汇收入以后往市场上投放相应的货币。第二种是境外的华人或企业把钱转到中国去从事投机活动,由于人民币升值、房地产前一阵子过热、现在股市又热起来了,所以很多投机资本涌进中国,都想在这泡沫当中混水摸鱼捞一把。第三种就是外国的投资,现在很多进入中国的外国投资不全是产业投资,不全是到中国去建立企业或者从事服务业,很多也是投机资本。比如说,很多外资去中国买了房子,等房价上涨后想捞一把,现在房地产涨不动了,这些热资就撤出来再转战股市。第四种就是中国金融系统的资金,我相信目前中国的股市投机资本中肯定有一部份是银行的资金。现在中国的银行经营相当困难,找不到多少好的可贷款的产业,而银行吸纳的储蓄越来越多;对银行而言,寻找利润成了银行管理人员头痛的事情。所以,一旦看到股市热起来了,很可能银行有一部份资金被经营人员挪出来投到股市上去,尽管这是违法的,但我相信中国的很多银行部门会完全不顾这个风险而冲上去。我也相信,几个月或半年、一年后,这方面的信息就会陆续有所披露,即一些金融机构是如何把资金投到股市上去想捞一把,万一股市崩盘,银行可能要有一大批人会受到牵连。

影响股市崩盘的主要因素

记者:股市的崩盘主要受那些因素的影响?

程晓农:很大程度上受投机心理的影响。 目前的股市投机者没有人是真正看到中国上市公司的出色表现而愿意花几倍的价钱去买它的股票,所以买股票的都是为了看涨抛出。这有点像“击鼓传花”,每个人都想把手中那个其实不好的“花”传到下一个人的手中去,从中捞一把,这就是投机过程;谁落到最后,某些信心不足的人哪一天突然拒绝接盘,这个“击鼓传花”的过程失败,股市就会崩盘。

记者:那您觉得这个“击鼓传花”的过程一般能持续多久?

程晓农:这很难讲,这是一个心理上的博弈过程。说白了就是你骗我,我骗你的过程。首先是骗人的人都希望能让别人上当,只要被骗的人愿意被继续骗下去,这个投机过程就不会中止。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股市这个不正常的暴涨,它要崩盘是早晚一天的事情,没有一个国家的股市经历了这样的暴涨,还会有专家认为这是正常的事情。所以境外的媒体做一些冷静的剖析,我想这是其中因由之一。

记者: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有可能近期内人民币升值,所以海外有一些投资机构的资金进入了中国想乘机捞一把,这是造成股市疯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程晓农:中国政府由于长期对汇率实行管制,所以它实际上促成了这种对中国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和投机行为。刚才我提到的热钱当中就包括一部份到中国去投机的资本,投机者把钱投到股市上去,希望等人民币升值后在股市和人民币两方面同时捞一把,这样的人为数不会少。但是不能把中国现在股市这种非正常的暴涨完全归咎到外国投资者的头上,外国投资者的投资量没有那么大。事实上,中国投机者占了很大的比例,中国人习惯于把自己的过错全部赖到外国人的头上。而事实上,目前中国的股市主要是本国的机构投资者在“对敲”哄抬。

目前大陆股市市场的游资 很大部分来自国有银行

记者:那您的意思是说,中国目前的这种游资,外国的投资只是占很少的一部分,主要还是国内的问题?

程晓农:外国投资者一般来讲对中国的股市并不了解。很难选择他认为可以投资的股票;他们投资房地产的情况比较多。如果外商投资中国的股市,他需要通过中国的代理,由中国的代理人给他操作。事实上,导致目前股市暴涨的主要还是国内投机者。我刚才提到,最可能的投机大户就是中国的各家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当然政府是肯定不愿意承认这点的,因为银行这么做本身是违法的,违反了金融法规。因为银行把老百姓的储蓄拿到股市上去投机,一旦崩盘,那老百姓的储蓄就血本无归了。

记者:如果说一般出现股市崩盘,即使老百姓在某家银行仍有存款,但是他们去他们所在的银行提款就有可能拿不到钱,是吗?

程晓农:如果是私营银行情况就是这样,台湾以前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中国现在的银行敢这么做,原因是它们是国有的。国有银行一个有恃无恐的特点就是,股市一旦崩盘了,可以由国家财政给它兜起来,这些银行管理人员都是国家的公务员。

记者:您的意思是它不承担这种责任风险,是吗?

程晓农:很少承担,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银行坏账那么多的原因。如果是一个私营的银行,其坏账若达到中国银行系统目前的状态,恐怕早完蛋了。现在大陆管银行的人拿着国家的信誉在那里折腾,赚了钱是私人的,吃了亏是政府的,是公众的。

造成中国银行坏账主要原因是制度问题

记者:那您可以分析一下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吗?

程晓农:中国的银行制度造就了这种结果。中国只允许国有银行占领垄断地位,政府建立的银行体系就是这样的。中国不是强调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的所谓“优越性”之一就是公有制,按照它的意识形态这么做似乎并没有错,银行就只能是公有的。既然是公有的,银行职员造成的大量坏账也就自然由政府背着。

记者:如果这样的话,您觉得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是否公平?

程晓农: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让老百姓幸福的制度。

西方国家如何调整经济问题及百姓对政府的信任

记者:在西方的民主国家,是否也会出现这样事情?

程晓农:民主国家选民决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家,然后再由政治家根据选民的意愿来决定他们经济政治制度,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中国的这个制度并不是老百姓选择的,而是拿枪塞给老百姓的。

记者:在西方社会,如果说出现了经济泡沫,那么它是怎么样调整和恢复呢?

程晓农:那就会有一大批企业破产、一大批银行倒闭,员工失业,很多人降薪,要经过相当一段痛苦的时间。它的好处是,西方国家是自由经济,企业若运营不良,政府不需要承担政治性后果。也就是说,没有人会因为经济表现不好而认为这是政府恶劣或者制度恶劣所致。比如说日本,当年遇到经济危机后,老百姓只是抱怨日本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官商关系造成的一系列后果,但并没有认为日本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有大错。而中国就不一样。

记者:那不同在哪里,您可以解释一下吗?

程晓农:中国老百姓对政府没有真正的信任,政府也知道老百姓并不信任它;所以,一旦出现危机的话,恐怕首先是政府的信誉和政府地位受到严峻的挑战。所以政府不肯轻易承认危机和困境,而掩盖真相的后果是危害更严重,受害的最终是老百姓。

中国政府又想玩火又怕被火烧着

记者:那您在前面也已经提到,中国政府想通过调整房地产的政策来做一些改变,似乎它也非常明白它们目前的这种处境,是吗?

程晓农:当然,中国政府是处在一种矛盾状态,它想营造一种经济繁荣的景象去安定人心,并进一步吸引外国投资,同时又怕被这种假繁荣所伤害或受到打击。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心理,又想玩火又怕被火烧着。

记者:如何避免这样的结局?或者有什么措施使损失达到最小?

程晓农:从中央政府来讲,它是负最后责任的或者说无法回避最终后果,所以它非常希望小心翼翼地避免金融风暴。而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的操作者就不同了,他们所关心的是借营造房地产业和股市泡沫为地方财政增收、为金融机构弥补坏帐、为官员们个人捞一把,如果有损失则甩给中央政府去处理。若中央政府的动作过猛,不仅会遇到地方和金融机构的抵制,而且会产生对经济全局的冲击,这种冲击也是中央政府不愿面对的。所以,中央政府大概只能慢慢而迟钝地“踩刹车”,就像过去一年来中央政府处理房地产业泡沫一样。在这种局面下,中央政府的反应通常是滞后而低效的。就这样一种决策机制而言,能最后收拾住局面就很不错了,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当局,谁都不是以“将损失缩到最小”为决策原则而行事的。

苦难的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

【大纪元1月30日讯】表面上看,中国比印度先进富裕,中国的GDP和人均GDP两项指标都是印度的两倍,人口比印度只多出约12%,按说中国要比印度富裕。但真实情况确相反,guoji从我在中国生活的两年半的所见所闻,真实的中国人比印度人生活艰难的多、苦的多。

印度农民没有苛捐杂税。印度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和中国差不多,但印度农民自给自足,国家根本不从农业上提取税收,也不象中国地方有那么多官员要养活,尽管印度的农业技术比中国落后,这主要是印度农民懒造成的,要是印度农民有中国农民这么能吃苦,印度农村肯定要比中国富裕,中国有世界上最能吃苦的农民,有最高的农业单产,但中国农民被压迫的太深,税赋太重,以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印农民比中国农民轻松的多。

印度人享有充分的流动自由。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要暂住证,印度不需要,也没有因为暂住证被关押被打死的情况。印度人可以在总统府的对面要饭,也可以在象中国长安街一样繁华的地段搭棚生活,根本没有人以影响市容而象赶鸭子一样到处赶。印度也没有象中国一样到处打砸摊主的城管,也不会因为三轮车影响政府形象而被取缔。在印度,只要你能在某个地方找到谋生的门路,没有人管你,而在中国就严格的多,官员们关心对外形象重于关心百姓生活。

印度人的工资水准高于中国。中国有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劳动成本比印度低的多。以电视机为例,此次美国对中国实行反倾销,就是以印度的电视机价格为参考的。印度的原材料及其它成本不会比中国高,唯一高的是劳动力成本,而中国电视机价格低就是因为劳动力工资低。在中国的很多工厂里工作的中国工人的收入比印度产业工人工资低的多。一些合资企业到中国开工厂并不是因为别的什么,而是因为中国人最能吃苦、工资最低。这些外国工厂在印度根本开不起来,因为印度人要的工资这些老板给不起,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牛马般能吃苦耐劳的精神。

中国相对高的GDP没有让人民得到实惠。中国的GDP是印度的两倍,但中国人民难以从中得到实惠。以汽车为例,中国连乡镇村的官员都可以坐上进口高档轿车,仅此一项每年就消耗了中国GDP总值很大的一部分。而印度这种情况是绝对没有的。除国家用于外事活动外,印度政府官员都坐印度自产的“总理”牌轿车,印度象国防部这样的强力机关连空调都没有,而中国所有的政府衙门都是富丽堂煌,每年被政府官员公款吃掉的钱也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印度很少。这些都是民众的钱,所以中国虽然GDP是印度的两倍,但人民肯定享受不到实惠。况且,中国的GDP在剔除水分后的真实数字是多少,大概没人能说清楚。印度没有那么多大盖帽。在中国大盖帽满天飞,“九项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是中国特色。这些大盖帽都是冲着人民来的,每顶大盖帽都是人民的负担。印度没有这么多大盖帽,即使你戴着大盖帽也不能向人民乱收费。中国人光养这些大盖帽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谁也不清楚中国人要花多少钱来养他们。一些大盖帽领导贪了太多的钱以后卷辅盖走人跑到国外去。据中国自己报导,近年来卷款外逃的官员有好几百人,这些人带走的财富估计可以供养几千万儿童上学。

印度没有官员终身制。印度上至总统下至部门,在任是官员,享受国家的各种待遇,但下来后和平民一样。但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只要进了官场,除非因腐败被抓起来,否则国家要养一辈子,直到死为止。据中国媒体报导,中国的官员总数和法国总人口差不多,这还不包括乡村及编外的官员。而中国的国民总值比法国还低,从这一点上看,中国人的负担比印度大的多。

印度没有中国普遍存在的烂尾楼。在中国城市随处可见烂尾楼,这些烂尾楼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十亿,要统计中国的烂尾楼到底有多少、到底有多少资金存入烂尾楼里多登天还难。可以说每幢烂尾楼都是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每幢烂尾楼都是人民的血汗钱,在中国不知有多少人民的血汗投入了这个黑窟隆,这种现象在印度很少见,这也是中国特色。

总体上看,中国的GDP虽然是印度的两倍,但中国被要养活比印度多数倍的官员队伍、要养活无数的公车和公车司机和修理费、要喂饱中国官员庞大的将军肚、要装满外逃官员的行李箱、要养活无数的大盖帽,中国的那点GDP余钱肯定不多,用于人民福利的钱不会比印度多。

下面是引用楚天舒于2005-11-1709:42发表的[社会透析]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

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在解释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时,把原因归结为中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对冲了制度成本。应该说,陈志武点到了问题的要害。目前中国在金融、股市、国企改制、投资失误以及公款吃喝和公车上的各种无效损耗,的确是一个天文数字,大大降低了国民的生活水准。

日前,央行发布了《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报告称,“近10年来,国家用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化解金融风险,保持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有记者在采访央行及业内多位权威人士后,计算所得表明,从1998年至今,中国为了保持金融稳定,大体上投入了3.24万亿元的成本。(《经济观察报》11月13日)

请注意,2004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仅为2.63万亿元。

3.24万亿元的金融稳定成本只是中国众多需要支付的成本中的一项。10年股市,7000万股民投资损失超过1.5万亿元。这是直接从老百姓腰包里掏钱支付改革成本,而且此种支付还在继续。以股改为例,业内人士计算,在已经实行股改的108家G股中,投资者损失已超过50亿元。(《中国经营报》11月13日)若沪深股市1300多家公司全部股改,少说投资者也要损失500多亿元。难怪作家周梅森近来连续发布两封公开信,呼吁全国股民起来对不利于自己的股改方案投反对票。

至于国企改制成本,据国资委副主任邵宁透露,仅职工身份置换,至少还需要8000亿元到1万亿元。由此推算可知,已经改制的国企,国家为其埋单也绝非小数额。

还有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此外,每年公款吃喝要花去2000亿元,公车支出3000亿元。

种种损耗加起来绝不是一个小数目。13亿中国人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富被各种损耗浪费所抵消,中国人焉能富有?

在这些巨额损耗中,有些是我们不得不付出的改革成本。比如,国企改制对职工的安置。但更多的则是腐败、管理不善以及行政效率低下等人为因素造成的。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例,其高达上万亿元的呆坏账,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的“高管”腐败导致。近年来,银行屡发大案要案,每次损失往往超过上亿元。

巨额损耗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国家没有过多的财力用于改善人们福利的公共项目,从而降低人们的生活品质。比如,2003年高达37960亿元的国家实际支出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四类专案。这些年来,尽管许多人一再呼吁增加教育和医疗投入,但国家财政总是挤牙膏似地给一点点,不是不想给,而是实在没有多余的钱———钱用在哪儿去了?给银行填窟窿去了,支援企业改制去了,被公款吃喝公车开支消耗了。

问题在于,如果这笔昂贵的损耗,能换来企业和银行的机制改善,减少腐败发生的几率,也还好。怕就怕成本支付了,现状并没得到改善———从一些已经改制的企业、银行和行政部门来看,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如果我们依然为改革支付高昂成本,如果企业制度、银行治理以及行政体制,依然沿袭旧路不能脱胎换骨,那么,中国人还将继续要为无效的损耗埋单,勤劳而不富有。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

英国电视台北京现场播报遭中国警察阻止

【大纪元1月3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安安报导)中国警察星期一当街阻止英国电视台现场传送画面播报007在北京的消息,警察的举止被英国电视现场播出。

英国经典情报电影007系列影片终于获准在中国播出,英国传媒都大力捧场,饰演007情报员邦德的英国演员格林等本片的主要演员,在星期一都亲自出席在中国北京的首映礼。英国国家广播网的新闻网在星期一的中午时段,北京时间晚上近9点时也和驻北京的特派员葛立分(Daniel Griffin)现场连线播报有关消息。

这种在言论自由国家司空见惯的现场播报,在播报中途竟然引来中国警察的关注及干涉。全英国观众都立即从电视荧幕上,现场目睹一名中国警察不顾英国记者正在努力的连线报导,用警察壮大的身躯挡住镜头,并和一些人在争执。由于情况突然,几万里外的伦敦播报台主播在连线结束后不可思议的向英国观众表示,有可能中国警察不是这么喜欢007,或者是其他因素。

007系列电影过去从未被中国官方批准播映,这次获准播出的“皇家赌场”007电影,是007系列影片数十年来第一次获准在中国的电影院公开播放。

此外中国即将在明年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英国各大型连锁商家都积极备战扩大在中国的市场,继英国霸型超市特易购(Tesco)上周在北京首次以自己的品牌的开设超市外,英国知名的药品连锁(Boots)星期一也在市场放出风声,将和广州药厂合作开辟中国战场。

然而英国股票市场分析员却认为:到中国的讯息听起来不错,但是投资人更在乎的是这家药品连锁在欧洲市场遇到的困难是否已经解决。

谷歌承认:向中共低头导致谷歌受损

【大纪元1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孙灿编译报导)自谷歌2005年向中共政府低头进行自我过滤审查以来,谷歌的两名创办人上周末首次承认了这项行为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据福布斯杂志报导,自2005年谷歌在中国大陆进行自我过滤,在搜索引擎里去除有关六四、法轮功等相关问题的正面真实报导以来,谷歌背叛了自己“不做恶”的商业标识,而在全世界遭到了正义人士的谴责。

上周末,谷歌的两名创办人拉里-佩奇与塞尔吉-布林首次向英国卫报记者透露:“谷歌在中国的自律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是负面的。” 布林表示,该公司的国际声誉,尤其在美国与欧洲,已受到严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