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4月05日(星期四)
庭审刚结束,六四天网立即电话采访了李建强律师,他兴致较好地指出:今天,法庭辩论还不错,公诉方一共撤消了2项指控。第一项是对严正学积极插手“温岭农会”事件的指控。第二项则是刘宾雁去世后,严正学开展募捐活动的指控。
中国著名人权律师张鉴康因涉及代理法轮功学员维权、参与维权绝食、公开声援陈光诚案,以及为广东南海三山案辩护等维权活动,于今年3月29日被其所属的“帝意律师事务所”以拒绝代交律师年度会费的方式非法停业。4月4日,西安市司法局更明令张鉴康不但不能接受新案,还须无条件中止尚未办结的所有旧案,至此,张鉴康的所有律师从业资格被强行剥夺。
零五年夏天,陈光诚揭露了临沂计划生育暴力侵权黑幕后,开始受到当地政府的迫害。当时只有两岁多的陈克睿开始与父母一起遭警察及政府雇用的人软禁,也曾经与奶奶一起被从北京绑架回临沂;甚至屡次目击父母被殴打和抓捕。这些经历,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来自中国泛蓝联盟的消息,吉林市的军工企业东风化工厂一百多名退休职工星期一来到吉林省政府门口上访,要求解决各类养老保险问题,但警方星期二采取暴力手段驱散,致使多人受伤。本台星期三致电上访的退休职工时,他们仍在省政府外静坐。据了解,有至少九人被打伤。记者访问了受伤妇女初(音)女士,她说---
3月21日,新华网的一篇新闻揭露了这个事件中几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两个身穿警察制服的人 开着“丰田霸道”车,在将他们送出200多米后又声称要接领导而将伤者赶下车;一辆警车就在他们身前绕离现场;一辆120急救车以“车后有人”、“我不是 本地的120”为理由拒载刘明明;而小诊所的一个女孩不肯收留伤者。
2007年4月4日上午11点40分,郑大靖先生的夫人曹祥珍女士致电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今天上午,当局允许一位亲属到关押地看望了郑大靖,大靖告诉他:请朋友们和黄先生帮忙,希望当局早点放他出去。大靖还转告夫人,一定要带好孩子,不要落入湖北当局手里。他还要夫人代他感谢海内外朋友对他们全家的关心和帮助。
湖北武汉花楼街部份不愿拆迁的居民,星期二凌晨店铺门面被拆迁办人员暴力破坏。居民举起横幅抗议,当天晚上并到当地派出所要求关注及协助,但派出所人员反而对居民维权代表做出恐吓及威胁,维权代表并说,他们的电话经常受到当局干扰。
黄晓敏表示,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吴苹赢了,不光是经济上的补偿,更重要的是赢得了民心,并折射了全国各地被暴力拆迁者补偿普遍太少。这个结果是令人振奋的,吴苹抗争的过程更是有积极意义的。
长期以来,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这样解读民主的:一,民主有阶级之分,无产阶级可以享有民主,其他阶级无权享受,二,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民主不能决定什么,决定权在统治者手里,三,民主不可超越底线,不可以质疑领袖思想,不可以质疑共产党,不可以质疑社会主义制度,不可以质疑政府。这就是1978年前民主的基本定义,这一定义通过几十年的不断灌输已具有不可更改性,成为思维的框架和大多数的共识,阻碍着自由思想的涌动。
今天(4月5日)是清明节,国内著名民主人士齐志勇等一行10人,带着花篮前往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家悼念。赵紫阳的儿子赵二军及王雁南夫妇接待了齐志勇一行人,他们祭拜完离开赵府时,在门外被20多个警察带进东华门派出所软禁,直到下午4.30分左右才放人。原本要前往赵家祭拜的胡佳,因被北京国保总队再次软禁,而未能成行。
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避谈赵紫阳,赵紫阳的前政治秘书鲍彤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一个人是否值得怀念,用不着天天把他的名字挂在口边,能够引领中国走上正确的改革道路,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共同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共同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制度保障,这就是纪念赵紫阳的最好方法。”
中国广州市当局表示,被挪用的社保基金有望追回大约一半,缺口部份将动用社会保险准备金填补,以确保缴纳者的利益。有观察人士指出,广州和上海社保基金案的不同处理,凸显出中国当局领导人把反腐败斗争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这种体制性的腐败会越反越腐败。
中国政府下令要求规范所有报社地方记者站的管理,禁止以媒体曝光要挟勒索财物以及其他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不正当行为。有分析认为,中国当局颁布新禁令与3个月前一名报社职工被殴打致死一事有联系,但中国的体制本身使政府无法纠正媒体中的以权谋私活动。
4月4日,中共驻加大使馆内外交官之妻张继延,向媒体曝光了一份中国驻加大使馆干扰、破坏新唐人电视台向加拿大广播电视通讯委员会(CRTC)申请在加播发权的文件。加拿大新唐人电视台总裁王绍九表示,这是第一次拿到有具体外交人员姓名的证据。这些参与破坏加国媒体合法商业运作的外交人员必须负法律责任。
我们希望您能够和北京的奥委会成员提出关于中国目前的人权问题以停止对那些被剥夺人权的人们的迫害。国际特赦,中国人权和人权观察持续的注意到中国的人权的迫害情况,我们相信当初如果国际奥委会了解到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后是不会将奥运会的主办权授予给北京的。
庭审刚结束,六四天网立即电话采访了李建强律师,他兴致较好地指出:今天,法庭辩论还不错,公诉方一共撤消了2项指控。第一项是对严正学积极插手“温岭农会”事件的指控。第二项则是刘宾雁去世后,严正学开展募捐活动的指控。
李建强律师继续说:现在,只有严正学加入独立笔会,并在网站发表8篇文章的指控。
笔者问李建强律师:仅仅参加笔会,发表一些文章,没有组织农会这些具体活动,那么,应该撤消颠覆国家政权罪,就应该只起诉严正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整个案件就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大好事,对吗?
针对笔者的问题,李建强律师指出:现在,他们也没有撤消对严正学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他们说发表文章,就是颠覆国家政权。
而在今天上午,杭州国保再次邀约朱虞夫先生喝茶,以避免朱虞夫先生前往台州出庭为严正学作证。(见《杭州国保邀朱虞夫畅谈通过对话促进和谐》)
随后,笔者立即谘询了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律师,她指出:严正学案件真能摆脱“积极插手温岭农会”等指控,案情很可能将发生大的变化。
——转载自《六四天网》
【大纪元4月5日讯】(编者按:中国著名人权律师张鉴康因涉及代理法轮功学员维权、参与维权绝食、公开声援陈光诚案,以及为广东南海三山案辩护等维权活动,于今年3月29日被其所属的“帝意律师事务所”以拒绝代交律师年度会费的方式非法停业。4月4日,西安市司法局更明令张鉴康不但不能接受新案,还须无条件中止尚未办结的所有旧案,至此,张鉴康的所有律师从业资格被强行剥夺。据悉,张鉴康律师是继上海郭国汀、广西杨在新、北京高智晟后,中国律师因涉及为法轮功学员维权被剥夺律师执业资格之第四人。)
以下是张鉴康律师4月4日首发于“中国人权论坛”关于温州办案受阻的文章
---
人权律师张鉴康温州办案受阻
陕西帝意律师事务所今天下午6时许通知我,温州应雄伟涉嫌杀人,赌博,私藏枪支组织领导黑社会集团一案,不能给我办理相关手续。原来西安市司法局律证处昨日下午在接到所里的请示报告后当即通过电话给所里下达了明确指令,不管是新案还是旧案张鉴康既不能接受委托,接受了委托尚未办结的案件也得无条件中止。
未办结的一件普通刑事案都不许办,这实在出乎我的所料。应雄伟案是2006年6月办理的委托手续,自侦察阶段至一审终结止。现此案已进入法院审理阶段,被告人通过其亲属多次急电催本律师赴温州履行辩护职责(在5月31日前我的律师执业证书依然有效),我却因当地律管部门肆意胡为而无法履职。
人们也许会问当地司法部门为什么单单和我过不去。其实原因不过就是我写了一些抨击当局的文章,接受境外记者采访时,说了中共政敌(中共的政敌太多,大有全民化趋势)好话而已。这些言行本是受宪法保护的公民的正当权利。行使这些权利本来不应有损而是有益于我的律师执业。然而在乾坤颠倒的中国,行使公民的宪法权利竟成为罪过,要实践言论自由权往往得交出人身自由权甚至生命权(在非常时刻)。更何况区区执业权。
按理,作为国家司法职能部门如果认为我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你们尽可以依法处理或制裁,但是你们自始至终都鬼鬼祟祟藏身幕后,当面威胁口头操控律师事务所管理者,以下三烂的流氓手段干涉阻挠侵犯律师的正常执业,在这个罪恶的流程中你们竟把一家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成功的转型为间谍性机构。这个间谍机构只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及时发现并汇报人权律师张鉴康的所有思想行动。当然它也有未能克尽厥职的不良记录。2006年8月中旬我利用大礼拜去旁听陈光成案,律师所的管理者就曾遭到其上级的严厉申斥。也正因此所里同人间原本如同兄弟姐妹般的和谐的人际关系已不复存在。这一切都发生在据说是依法治国的和谐社会里,宁不叫人啼笑皆非。
2006年4日4日于西安
(转自“中国人权论坛”)
【大纪元4月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山东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家人在监狱当局多番阻挠下,星期三终于成功会见了他,陈光诚要求继续申诉冤案。而陈光诚不满四岁的儿子因长期目睹父母遭受迫害,心理受到的伤害值得关注。陈光诚的哥哥陈光福连续两天前往临沂市监狱,星期三终于看见了陈光诚。他说光诚的精神和健康状况良好,而且依然坚持要就冤案申诉…
陈光福:“见光诚见了二十分钟,我看他脸上的气色很好,精神状态很好。生活情况他说没问题,能吃饱,也仅仅是吃饱而已。他说安排了一个专人照顾他,也没有要他干活。他说三十七次要求见检察官,他们也答应他,但都没有落实。他要求申诉,他们答应叫家人代为申诉,但是一直也没有通知我们家人让去见。他今天让我去找检察官,他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但现在对他的判决完全不是依法办事,我对他讲当局也想要律师的命,头都差点被打开了,靠法律的途径根本没什么效果。他说这只是临时现象,不是普遍的。他始终坚信法律应该是正义的,他对法律的执著是常人做不到的。”
陈光福说,这一次官方“破例”让他会见,是因为无法出示拒绝会见的书面理据…
陈光福:“我昨天带着克睿去要求见光诚,他们不让,说光诚写的亲属一栏只有袁伟静一个,其他人都不见。今天我要他们写个不让我见的书面理由答覆我,他们不写,说协调一下,最后让我见了。”
然而狱方作为藉口的,唯一准前往探视的陈光诚妻子袁伟静,却正处在警方的所谓监视居住之下,想去看丈夫,但往往是连门口警察的那一关都过不了。
陈光诚未满四岁的大儿子陈克睿星期二和大伯一起去监狱,最终见不到爸爸,令孩子十分失望,袁伟静说…
袁伟静:“他一直在跟我说妈妈我能不能去看看我爸爸。三月一号我带他去,虽然他没有说话,就坐在他爸爸旁边。这两天他要求去见爸爸的时候就问我,妈妈你记得爸爸穿的什么衣服和裤子么?就是说上次他虽然没有说话,但是他什么事情都记住了。”
零五年夏天,陈光诚揭露了临沂计划生育暴力侵权黑幕后,开始受到当地政府的迫害。当时只有两岁多的陈克睿开始与父母一起遭警察及政府雇用的人软禁,也曾经与奶奶一起被从北京绑架回临沂;甚至屡次目击父母被殴打和抓捕。这些经历,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袁伟静说…
袁伟静:“他有一种仇恨的心理吧,对我门口的这些人。他见到公安的车就说,就是这车抓走我爸爸的;见到红色的车就说妈妈快跑,公安又来抓你了,因为第一次抓我的是一辆县公安局的红色桑塔纳。还有每次出门都有人跟着,他就跟我说,妈妈又跟上几个人了;如果跟得远,他就说妈妈快跑,他们没有跟上来。每次回到我父母那边,就叫我爸爸给他买刀呀枪呀,说我家门口有大坏蛋,要杀他们。我特别不愿意孩子说这样的话。”
记者:“就是说警察对你和光诚做什么的时候,这个孩子都在场吗?”
袁伟静:“他都在场。就在零五年,光诚在家门口被打,他都看见了,打破头那次,他都知道。”
记者:“有没有抗议公安在孩子面前做这些?”
袁伟静:“我每次都这样抗议。公安第二次抓我的时候,我抱着小的孩子,大的也跟着我,警察就说你把大的也带着,那孩子就吓得往回跑。”
记者:“你会不会担心这个孩子的成长呢?”
袁伟静:“当然担心,我最不想让他有仇恨、害怕。现在最主要的是孩子害怕。当时他和奶奶从北京被抓回来,被关在县城四哥家,也没有行动自由,就在院子里。他能够看见外面的公安车,一看见就跑,跟奶奶说你快回家,又来公安车了。”
记者:“有没有尝试向他解释这些现象?”
袁伟静:“跟他说过,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但是有一次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爸爸是做好事的,就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大纪元4月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报导)吉林省东风化工厂一百多名退休职工从星期一起连续多天在省政府门口静坐,要求落实早年答应解决的各类养老保险金问题。星期二他们遭到警方拳脚相向,多人被打伤;星期三省政府答应接见随即又反口不同意,职工决定继续静坐。来自中国泛蓝联盟的消息,吉林市的军工企业东风化工厂一百多名退休职工星期一来到吉林省政府门口上访,要求解决各类养老保险问题,但警方星期二采取暴力手段驱散,致使多人受伤。本台星期三致电上访的退休职工时,他们仍在省政府外静坐。据了解,有至少九人被打伤。记者访问了受伤妇女初(音)女士,她说---
初女士:胳膊腿都打青了,还有那老太太的脚,那胳膊都烂了,抬不起来,冒水呢,我们现在在省政府门口坐着,有两个单位的人,二、三百人呢?
记者:现场还有警察吗?
初女士:有,很多,那个车还在呢,吉OA0609,就是打我们的警察的车。不过现在没有使用暴力。
就暴力殴打上访民众一事,记者向吉林省政府总值班室和新闻办了解情况,他们均表示不知情。记者又向省信访办公室查询---
记者:有群众亲口说,他们被打伤了,有人住院,这情况你们掌握吗?
信访办:这情况我不清楚。
上访职工告诉记者,省信访办曾答应星期四接见,却出尔反尔,他们将继续静坐,坚持到有转机为止---
上访职工:(信访办原来答应)明天把我们单位的厂长,吉林市的控股公司,国资委、社保的全都叫到一块儿,但今天上午省信访办又通知说我们厂不来了,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现在等到明天(星期四)上午看有什么情况,如果解决不了,我们准备会有行动。
对此,吉林省信访办表示---
记者:你们原来说好星期四要接待他们的是吗?
信访办:我们跟他们谈了很多次了,他们的事没有政策,接待也没有用。
记者:这个事情你们能否把因由跟新闻媒体解释一下,群众到底是为了什么要上访北京等地?
信访办:不知道。
根据上访职工讲述,他们不到二十岁即参加工作,在一九八七年提前退休,企业当时答应他们日后补办各类养老保险,但一拖二十年至今未办。这批职工在一九九八年领取一百五十六元的最低生活保障,当时允诺三个月后增加二十元,但又没兑现,一拖八年去年才开始提高二十元。
近年,吉林省成为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的试点省份,东风化工厂开始破产的前期工作。看到一些近年退休的职工又享有各类养老保险、又拿低保,这批退休多年生活拮据的六七十岁老人开始上访。国务院社会劳动保障部等曾批覆要求吉林省解决,但吉林至今未能解决。
直到星期三晚上,吉林东风化工厂的这批职工还在静坐。
【大纪元4月5日讯】据北京晚报报导,24岁的刘明明,在辽宁3月4日的暴风雪中遭遇车祸多处骨折。同行的工友为救他的性命,12次向人下跪求救却屡遭冷遇,最终刘明明命丧狂风暴雪之中。3月21日,新华网的一篇新闻揭露了这个事件中几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两个身穿警察制服的人 开着“丰田霸道”车,在将他们送出200多米后又声称要接领导而将伤者赶下车;一辆警车就在他们身前绕离现场;一辆120急救车以“车后有人”、“我不是 本地的120”为理由拒载刘明明;而小诊所的一个女孩不肯收留伤者。
刘明明惨死事件在网上引起愤怒和热议,网民认为这完全是人为的悲剧,多数人都将矛头指向了被刘明明同伴控诉的两名“警察”以及120急救车里的医护人员。
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这一事件涉及的各方开始表态。但是调查结论都是把责任推的一乾二净。辽宁省公安厅调查报告称, “丰田霸道”车并不是警车,车上两人确实穿着警用棉大衣,但两人都不是警察。至于那辆不肯救助、绕道而走的警车,由于工人们没有记住车号等线索,目前仍未查找到
盘锦市卫生局最终调查结论则是,没有发现有一家救护车路过该路段的记录,不存在见死不救和推诿敷衍的问题。
但是质疑的声音并没有减弱,这两份调查报告存在明显瑕疵:能反映当时是否有警车、120车通过该路段的监控录像竟然无法拿到,原因被解释为当天18时至21时停电,因此无法进行监控录像!
还有人指出:“丰田霸道车将刘明明带到的最后地点附近就有一家医院。而刘明明的同伴多次拨打120求救,但是这家医院却没有收到救援的指令。”
有关专家认为,如果丰田霸道车上坐的是警察、如果确实存在警车绕道而行的情况,那么性质是非常恶劣的,这就不仅仅是违反职业道德、见死不救的问题,而是已经构成犯罪。
同理,如果丰田霸道车上的两人属于国家公务员,在无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的同时,也应该要求他们承担一定的行政责任。
【大纪元4月5日讯】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北京消息:2007年4月4日上午11点40分,郑大靖先生的夫人曹祥珍女士致电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今天上午,当局允许一位亲属到关押地看望了郑大靖,大靖告诉他:请朋友们和黄先生帮忙,希望当局早点放他出去。大靖还转告夫人,一定要带好孩子,不要落入湖北当局手里。他还要夫人代他感谢海内外朋友对他们全家的关心和帮助。
前几天,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成都义工,获悉大靖先生被湖北当局非法关押多时,夫人和孩子生活极度困难,不得不去市场捡拾菜叶为生,便从生活费中,抽出1000元寄给大靖的夫人和孩子。据曹祥珍女士电话,他们当天便收到这笔义款。
4月5日凌晨,天网义工再次致电曹祥珍女士,她介绍说:郧西县亲属介绍,当局还没有劳教郑大靖;而看管的人很多,就是不让大靖说话。目前,大靖仍然被关押在当地那个废弃烟草站。
据关注大陆民间维权的知名媒体《大纪元》记者方晓3月30报导《郑大靖列重点受监控人士 呈国际人权组织》中提到,在近期北京维权人士呈报给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及国际人权组织的大陆受监控人士名单中,郑大靖与高智晟、郑恩宠、陈光诚妻子袁伟静等多人被列入重点受监控者名单。
而在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内部,黄琦先生多次表示:郑大靖一家的遭遇就是中国访民遭遇的缩影。过去,我们能持续帮助89死难者周国聪母亲唐德英女士7年,如果湖北当局劳教郑大靖3年,我们就帮助曹祥珍女士全家3年!
黄琦先生还指出:我们希望湖北当局顺应法律法规、尊重客观事实,早日妥善处理郑大靖全家面临的问题,而不应当与胡温政权所倡导的和谐社会及亲民政策背道而驰。 同时,我们也希望海内外朋友伸出一双手,共同帮助大靖先生的夫人和未成年的孩子。
郧西县县委书记卢富昌 13886838888
县政法委办公室:0719-6227423
县政法委副书记陈宵:13971932348
县政府办公室:0719-6227125
信访局张平泉:13986875245
——转载自《六四天网》
【大纪元4月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报导)湖北武汉花楼街部份不愿拆迁的居民,星期二凌晨店铺门面被拆迁办人员暴力破坏。居民举起横幅抗议,当天晚上并到当地派出所要求关注及协助,但派出所人员反而对居民维权代表做出恐吓及威胁,维权代表并说,他们的电话经常受到当局干扰。湖北武汉花楼街的居民早前进行连夜的集会抗议拆迁活动之后,星期二凌晨三点多,部份不愿被强行拆迁的民众,住屋门面受到暴力破坏。中国泛蓝联盟成员朱成明星期三上午向本台记者表示---
朱成明:“我刚刚经过的时候看到的,有三个横幅,其中有一个上面写了‘引狼入室’,有五个店面被敲坏了,他们都是不愿拆迁的。”
记者于是打电话给当地一位居民吕先生查询事件,他表示---
吕先生:“昨天凌晨三点半钟左右,有十几个不明身份的年轻人,本来打算敲毁六个门面,其中一个是卖报纸的,他要去开店,后来门面就没被敲毁。后来他要报警,拆迁办那些人不让他报,他们带了一些凶器,后来另一个人在五点多钟报的警,打110,但警察直到七点多才来。”
记者再打电话给当地派出所---
记者:有花楼街居民反应,之前有拆迁办人员去拆他们的房子,他们报了警,但你们好像过了很久才过来?
派出所:这个我们不方便回答你,你这样打一个电话来,我们确实不清楚。
记者:怎么会呢,居民都在挂横幅抗议呀,他们说你们又不过去处理。
派出所:那我确实没法回答你。
记者:您是不知道,还是不能够回答?
派出所:我不方便回答。
记者就事件再打给当地维权代表育先生,但电话接通之后一直没有声音,经过多番尝试之后,电话才偶然接通,育先生说---
育先生:在我们这维权的会议室里,都反映电话打不出去,我听到你声音,你听不到我的。
记者:居民说现在正抗议吗?
育先生:昨天晚上我们很多百姓去花楼街派出所,叫他们来看一看拆迁办人员用的工具,他们用这些工具把门面打坏了,我们要派出所人员来看一看,派出所的人不来,他还说,我动员群众,煽动群众和派出所对抗。他们说如果再下去,就要把我像陈顺喜一样关起来,要按法办。他们就是用这样威胁恐吓的语言来对付我。
【大纪元4月5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被称为中国“最牛钉子户”的重庆市民杨武和吴苹夫妇,4月2日与开发商达成和解,房子在挖掘机隆隆声响中轰然倒塌了。据大陆媒体报导,开发商提供吴苹夫妇位于沙坪坝区的异地安置房一套,评估价为3068847元。就重庆“钉子户”所引起的反响、结果及其对今后的影响,大纪元4月4日采访了北京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以及成都自由撰稿人、泛蓝联盟代表黄晓敏。
抗争的过程有积极意义
黄晓敏曾于3月27日到钉子户现场见到吴苹并交谈。他说,吴苹夫妇这两天是失踪了,我现在跟他们也联系不上,这件事变得扑朔迷离,各种说法都有。国内媒体报导说双方达成和解,吴苹最后得到近500万的置换和补偿金。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协议没有最后落实,包括司法、开发商、政府这三位一体的对立面对吴苹造成的不同程度的伤害,我估计现在她不方便说,大的问题解决了,但和某些人发生的某些事,她还想继续搞清楚,这其中也包括有的国内媒体蓄意造假和夸大其词,为政府和开发商作马前卒。我见到她时,她曾公开驳斥重庆媒体说她要求两千万赔偿的说辞。”
黄晓敏表示,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吴苹赢了,不光是经济上的补偿,更重要的是赢得了民心,并折射了全国各地被暴力拆迁者补偿普遍太少。这个结果是令人振奋的,吴苹抗争的过程更是有积极意义的。
取决于大家的关注和声援
徐友渔表示,舆论和民众对吴苹支持得比较多,后来大家也都很担心,现在似乎最后达成了协议,说明本身问题很大,但双方还是不想把事情搞到很尖锐和对立的地步,肯定都作了些让步,算是得到一个解决。
“对于这个结果,我个人是一种庆幸的感觉。假定不是这样解决的话,那很可能就是强制执行拆迁了,那谁也挡不住,大家再同情她,也挽回不了她所遭受的损失。所以说,这个结局可能还算是值得庆幸的,没有造成悲剧,更没有造成惨剧。”
对于取得此种结果的原因,徐友渔认为,跟大家的关注和声援有关系。他说,“如果不是全世界的焦点都盯在这里,可能钉子户的对立面会为所欲为强制执行。”
中国现状不容乐观
其结果值得庆幸,对以后类似事件是否都有正面的借鉴作用呢?
徐友渔对此表示,“作用的确是正面的,但我并不觉得这件事会使得以后其它类似事件会沿着同样这么一个模式解决,我对中国整体暴力拆迁的现状并不抱乐观态度。以后类似的事件,绝大多数事件,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事件,并不会得到令人庆幸的结果,单方面强制拆迁的结局是极大的。”
他说,“重庆的这件事,房主自身的意志力 ,社会动员的力量,活动能量,抗争的各个方面都做得比较好,碰巧成为了全国乃至超越中国范围的焦点,别的人不一定会碰到这么好的运气。个例也许有,但是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中国人应克服恐惧
黄晓敏认为,这件事能取得这样的结果,主要是因为吴苹不屈不挠的顽强抗争精神及其毅力和智慧。她巧妙的藉助了媒体和民心。此事件能引起国际关注也归功于网路的传播。
“另外,她坦然无惧、从容大方的气度,包括其神情、举止、服饰、头饰,都令人刮目相看,中国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能够从容坦荡到这个程度,这也给人们长期生活在中共高压恐怖统治下的怯懦的中国民众带来希望和鼓励。”
黄晓敏表示,我们希望借这件事作为一个契机,在成都掀起维权的浪潮,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中国的民生。中国人应该克服恐惧,不畏强权,堂堂正正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大纪元4月5日讯】一生中我第一次做出了一个重要选择,选择了魏京生,选择了魏京生的思想,选择了我还不甚了解的民主之路。长期以来,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这样解读民主的:一,民主有阶级之分,无产阶级可以享有民主,其他阶级无权享受,二,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民主不能决定什么,决定权在统治者手里,三,民主不可超越底线,不可以质疑领袖思想,不可以质疑共产党,不可以质疑社会主义制度,不可以质疑政府。这就是1978年前民主的基本定义,这一定义通过几十年的不断灌输已具有不可更改性,成为思维的框架和大多数的共识,阻碍着自由思想的涌动。
我当时虽然开始怀疑这种"民主"的真理性,但受限于知识的匮乏,受限于势单力薄,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和知识,挑战长期形成的“民主集中制”。与魏京生的接触,不仅解决了我的勇气问题,而且他展示了全新的民主理念。他告诉我,民主是多数人的必然选择。他说:我们主张的民主,不是传统概念上的阶级民主,而是无阶级的民主,是政治体制上的民主,是建立在充分保障个人权益,(包括自由言论,自由行为)基础上的民主。他还讲了很多,有些我懂,有些我还有疑问,但是他带给我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个未来让我憧憬:憧憬自由精神下的我,憧憬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平等,憧憬充满了爱与公正的繁荣富裕的中国。
美好的憧憬是最有效的动力,这种动力使我暂时的忘掉了危险,忘掉了自己实在不适合去搞这种"伟大"与"崇高"的事业。如果当时"理性"主宰了我,我很可能放弃,恰好理性的作用是有限的。我太渴望自由了,太渴望释放压抑许久的重负,太渴望彻底的做一回自己。对也吧,错也吧,顺从一下内心的呼唤和自由的意志去做,然后听其自然吧。
我与魏京生没有进行更多的相互了解,沟通就直截了当地进入正题,开始了《探索》杂志出版前的筹备事宜。现在的人似乎都很谨慎,不通过长期的了解沟通,似乎不能相互信任地一起做些什么。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的是:"时代的进步没有改善信任危机,反而更加恶化。"至少中国的现实证实了这一观点。
第二次与魏京生的见面是在魏京生女朋友家,女朋友叫苹尼(音),家住友谊宾馆的北侧。参与见面的有,魏京生,路林,杨光,我,苹尼也在场。因为我们在办杂志上已经达成共识,我们只需讨论具体的操作细节,所以第二次见面没有过多地谈论思想与观点,魏京生直接谈到办杂志的具体事宜。首先讨论的是杂志的名称,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我说可否叫"黎明",(当时的我真是俗不可耐,黎明传递的信息是:政府代表黑暗,我们代表光明,光明将取代黑暗,而且,光明很快来临。)魏京生沉思了片刻摆摆头。他自己提出:"探索怎样?"我在想,没有震撼力,如此谦卑与温和,怎么吸引读者?他的这个提议怎么与小字报的作者判若两人?魏京生似乎觉察了我的感觉,解释道:探索就是想说明,我们的观点不必然正确,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讨论,寻找一条能带来幸福与公正的治国方略。
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但这是杂志,应当容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只排除那些不给我们自由言论的人及观点。魏京生的解释并没有消除我的不快,我当时还想:名字你早就起好了,而且不容改变,即如此还征求我们什么意见?但随着自己的成熟,我真为这个"探索" 叫好,探索蕴涵:平等,包容,追求,理性,而这一切恰好是民主的底线。杨光,路林没有异议,我虽然不快,但也没有反对,名称通过。
接下来就是对发刊词内容的讨论,魏京生很严肃的强调:我们唯一所要遵守的就是宪法中关于"公民有出版,言论,结社自由"的规定,不自己给自己套上不反毛,不反党,不反社,不反政府的套子,要旗帜鲜明的说明:该杂志是百姓的代言人。他的这席话一下消除了心中的不快,我举双手赞成,我说:"说句实话,如果我们也把"不反"作为办刊前提,我还不来那,不是我个人有什么能力,仅是志不同,道不和的人不必为伍"。路林也支持魏京生,杨光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人们的思维遵循一定的框框,这个框框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打破的,我们贸然放弃这一框框很难被多数人接受,而且自身也面临困境与危险。我本人也很难一下冲破传统思维方式,基本认为:马克思理论还是真理"。杨光的反对是激烈而固执的,当天不准备妥协。我与路林主张将杨光排除在探索之外,魏京生说:"万万不可,我与他聊过,他很有思想,很正直,很勇敢,只是他对有些问题的考虑缺乏深度,这需要时间,我来与他沟通,咱们先按说好的办。 "
发刊词的事在三票支持一票反对的情况下通过。杨光不同意发刊词的内容,却也没有退出探索的表示。后来的事实证明魏京生是对的,他留住了杨光,并最终改变了杨光的"温和派思维"。那是一个迷茫的年代,那是一个沉睡的年代,那是一个颓废的年代,那是一个呼唤英雄的年代,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需要真理,需要呼唤,需要阳光,需要勇气!连政府都在思考"深刻的变革",我们难道要"温和"的步政府的后尘?发刊词引发的争论很快结束,以后的事宜没有任何异议:杂志是政论性杂志,每月一期,第一期为创刊号,创刊号的内容主要由两部分组成:1,创刊词,由魏京生撰写,2,魏京生的两篇文章,即: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他,(续)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他。出版时创刊号添加了一些其他文章,没有印象了。刻板由魏京生找人去做,纸张可通过两种渠道:1,各自想办法去找些,2,大家凑些钱买些纸张。杂志不是免费发放,为了长期发展要收取"工本费"暂定每份0,5元,外国人购买可适当加价收费。前期的一切费用由魏京生垫付。
七九年我们用的是手推的油印机,九二年我们用的是"超霸"速印机,零六年我用上了电脑,电脑的方便,快捷令我惊奇,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再也感觉不到当年的激动,忘我,快意。
一切准备工作交给了魏京生,撰写"创刊词",解决油印机,油墨,纸张,蜡纸,蜡笔,刻板,刻板人,当年的物质财富远没有今天丰富,再由于诸多限制条件,搞到这些的确有些难。后来得知,油印机是魏京生去朋友单位借的,一直没还。这么多工作全部交给魏京生一人去做,我的心里实在有些过意不去,心想,怎么也要力所能及的做些自己的贡献。我在汽车公司工作,认识许多朋友,其中有一个在北京师范学院印刷厂上班,平时有些思想上的交流,颇能谈的来,我找到了他要些纸张,他满口答应:"不敢与你去民主墙,还不敢偷些"国有资产"。他答应了不少——两令纸,他告知:"一人搬不走,得找辆车"。我找了一辆,二一二吉普,县团干部坐的车,不是我的,也不是我们单位的,西单商场门口停着一辆,不知是谁的,大白天的,我开着就走了。法院说这叫 "偷",而且,胆子很大,不在没有人的地方偷,也不是在夜里偷,而是大白天的在闹事区偷。我一向认为自己的胆子很小,遗传的,父母没有一个胆大的,可我开别人车的时候却异乎寻常的清醒,坦然,就像开自家的车。看着人家把车停好,走进商场后,我才不慌不忙的点着一颗烟,戴上一双我在上班时常用的,略带油污的手套,打开车门,坐在驾驶室的位子上,搞定点火开关,最多需要两分钟,我清楚的知道,没有一个逛商场的人会在两分钟之内出来。有人为我辩解,是"革命"的激情给了我勇气,我对此付诸一笑,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仅此而已。
也许,我该去做盗贼,而不是去"革命",做盗贼我很聪明,判断也很准确,可搞起革命来我就显得那么的幼稚与天真,与做盗贼时般若两人,对此,我一直没有搞懂。我与印刷厂的朋友约定的见面时间是晚上十一点,而我偷到车的时间是下午两点,我去了趟苹尼家,告知:很晚的时候我会送来些纸,不要睡的太早。然后,去了朋友家谈天说地。朋友临时的提到一位算命的盲人,建议我拜访一下,我去了,仅是为了消磨一下时间,可我没有想到,盲人对我说了两件事让我吃惊:其一,他说我今天晚上肯定有事,没有危险,却不能成功,我问他什么事,他答:不知。其二,他说我最近在做一些事,而且有些危险,他说我最近走悖字,直到明年阳历的三月十五号。他一再提醒我要小心,可也不必太在意,他说:"会有神人在暗中保护你"。
我临时想到去朋友家,也是临时决定去算命,算命先生也只问过我的生辰八字,没有问其它,他怎么知道我今晚有事?怎么知道我最近面临危险?我是唯物主义者,从来没有算过命,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狱后我第一个想见的就是他,可仅半年的时间他却永远的离开了人世)可是,就是这一次,不幸让他言中:事实是:今天的偷车没有危险,纸张却没有搞来。我七九年三月十五号进了看守所,仅呆了半年。我按约定的时间来到印刷厂,可怎么也找不到人,过了一个小时,我无奈的走了,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我知道,他胆却了,可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不能直说,为什么我们从此连朋友都做不得?。幸好,魏京生没有指望我的纸张,他花钱去买了。
记忆留下许多空白,为了真实的再现记忆,我不为追求文章的连贯,严谨而填充这些空白。我所能记的的是:《探索》创刊号是七九年的一月初,在苹尼家印刷完成的,参与的人有魏京生,路林,我,我们整整干了一夜。我们都不很专业,油墨的涂抹不均,浪费了许多珍贵的纸张,印刷质量也是深浅不一,印量为三百分,装订的极为简单。封面的探索是草书,用木质的印章盖上的,颜色是红的。印章是魏京生拿来的,不知是否是他刻的。
白天在单位工作,晚上在自家"革命"。一夜的忙碌竟无一丝倦意,我们都很激动,都很兴奋,脸上每每露出的是笑容。看着我们的杰作,看着我们的心声,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尽快的让更多的,愿意的人一起分享,分享自由带来的愉悦,分享理想的激情。我们决定,下班后我们在苹尼处聚齐,去西单民主墙及天安门发售。四个人坐在我偷来的车上,除了我,没有人知道车是偷的,显然这些人都不聪明,或者说,他们太善良了,没有丝毫的"防人之心",他们根本没有思考:一个小小的公共汽车司机有多大的面子搞到"豪华轿车",?即便能搞到,就不怕给对方带来危险吗?这似乎不和逻辑。也许他们比我更聪明:还是不知道的好。发售进行的十分顺利,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两手空空。买到的人最多提出的问题是:"探索有没有"金生"的参与,探索的文章是不是你们抄的。"这是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答覆:探索杂志就是"金生"办的。"谁是金生,我们想见见",对此,我们很谨慎的婉言谢绝了。回家的路上车子遇到了一点小麻烦,电路有些不实,熄火了,我搞不定,去一个单位的司机班找了一个师傅帮忙,小毛病,师傅两下就弄好了,我刚想表示一下感谢,却遇到了凝视的目光,他问我道:"车是你的吗?"我答:"不是,借的,怎么啦?",他道:"这点小毛病都弄不好,不会是偷的吧?"那时的人"阶级斗争"的观念都很强,警惕性都很高,说话时他没有离开我的脸,还不时的用余光巡视一下我身边的魏京生,路林,杨光,我很镇静,身边的人又一无所知,再加上杨光的"书生气",师傅真的有些相信了,在我"诚恳"的谢谢声中,他有些犹豫的离开了。看着他的背影,我的心速快了起来,幸亏来的晚一点,否则,我真的无法保证"面不改色,心不跳"。
创刊号反应强烈,这让我们很欣慰,可魏京生却感到了有些美中不足,其一,数量太少,其二,别人的文章太少。数量太少是因为纸张匮乏,希望大家想个解决办法,文章太少源于时间关系,探索出的有些仓促,接下来有一个月的时间,要大家多写些文章。对魏京生的两点要求我感到惭愧:一,找纸张的"承诺"落空,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二,写过日记,写过家信,写过情书,写过检查,就是没有写过文章,也不懂什么叫文章,我想:文章一定与我写过的东西不同,这种不同一定不仅仅表现在格式上。我写东西随心所欲,可否叫文章?叹息,当年就是没有这份自信,不敢试着写一篇文章。魏京生没有勉强,当着其他人鼓励道:"小刘可能在写作上不如别人,可他有热情,很投入,实实在在的发挥了作用,帮了很多忙",这话不算悦耳,却很耐听,我本来就是这样。当然,我也暗想:你老魏够狡猾的,谁你也不得罪,充分的发挥人的潜能。
没想到创办《探索》的魏京生,后来会成为世界名人;也没有想到,《探索》杂志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印记,四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小民凭着一腔热血,一份激情,一个信念,无私无畏的担起了也许不该由他们担起的责任。历史不会质疑他们的动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信念的维系依据的是天真与勇气!
刘京生2007,3,27.
──原载《民主中国》
【大纪元4月5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陈明德采访报导)今天(4月5日)是清明节,国内著名民主人士齐志勇等一行10人,带着花篮前往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家悼念。赵紫阳的儿子赵二军及王雁南夫妇接待了齐志勇一行人,他们祭拜完离开赵府时,在门外被20多个警察带进东华门派出所软禁,直到下午4.30分左右才放人。原本要前往赵家祭拜的胡佳,因被北京国保总队再次软禁,而未能成行。齐志勇表示,胡佳早上要出门的时候,楼下就有国保警察在那守着,胡佳跟警方多次交涉后,还是不准他出去或见任何人。这样只有他(齐志勇)代表所有失去自由的人到赵公灵堂祭拜。
今天北京时间上午10:30分,著名六四伤残人士齐志勇等一行10人,前往赵紫阳的灵堂祭拜,齐志勇等带去了鲜花篮,这花篮由六朵白花和四朵黄花组成,象征六四精神永存,花内写着短短的二句话:“年年悼紫阳,岁岁祭六四。齐志勇、胡佳敬献”。
据现场悼念群众表示,今天陆陆续续有访民去赵家灵堂祭拜,早上还有二三十位民众送去花篮,门外有不少警察和便衣看守。
据一位民主人士表示,离开赵府前,齐志勇又代表所有失去自由的人士祭拜,并写下留言:“紫阳回眸,民众泣血。”
11点左右,齐志勇一行人祭拜完,走出赵府大门时,发现赵家门外的富强胡同南北出口都站满了便衣和穿制服的警察,他们刚走出胡同口,一名便衣和一名警察将齐志勇强行拦住,然后有20多个警察围上来,什么也没有问,把一旁警车门打开,将齐志勇一行人分别强行带去东华门派出所。
另一位民主人士表示,因已去赵家,心愿已了。进去派出所后,心中坦坦荡荡,质问警察:“我们怎么啦?”。此时,警察反倒不知如何回答。被他们问急了,这些警察说:“上面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齐志勇一行人在今天下午大约4.30分左右,都已安全回家,东华门派出所的警察也没怎么问话,就是要把他们留在那里。
齐志勇表示,在这片蓝天下,在所谓的和谐社会下,去悼念一位伟人,把他强行从残疾摩托车上拉下来,又强行推上警车,带进派出所做笔录,过程中他都保持沉默,拒绝回答这种非法问话。派出所也没有给他饭吃,自己去买也不准,饿了一天,一直到下午把他带回宣武区白纸坊派出所,再次对他进行审问,问他整个联络经过、和谁去的......
不久前,北京召开两会,中共温家宝总理接见记者时,有一位法国记者提到赵紫阳在软禁中讲了中国将来民主化的问题。但所有中国媒体都没有报导这条消息。原北京警察李金平曾表示,看来当局还是害怕赵紫阳,希望人们忘掉赵紫阳。“但这是不可能的,很多人心中都怀念赵紫阳,我们应该悼念他,要求为他平反。 ”
【大纪元4月5日讯】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避谈赵紫阳,赵紫阳的前政治秘书鲍彤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一个人是否值得怀念,用不着天天把他的名字挂在口边,能够引领中国走上正确的改革道路,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共同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共同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制度保障,这就是纪念赵紫阳的最好方法。”现年七十四岁的鲍彤八十年代曾出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六四”事件后被判入狱七年,九六年出狱后一直受到当局严密监控,今年元旦起,才获准会见外国记者。本届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笔者走访鲍彤在羊坊店的住所,跟他畅谈中国的现在与未来。
鲍彤谈赵紫阳高瞻远瞩
鲍彤说:赵紫阳已离世两年多,但他的思想一点也不过时,他执政时高瞻远瞩,早就洞识中国的改革如果不是经济与政治并进,只会令权力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上。这两样东西最迷惑人心,必会促使整个国家社会走向贪污腐化,经历西方早期层层剥削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的痛苦。很高兴看到温家宝于二月廿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当中不少观点正是源于二十年前时任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在十三大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报告,这报告是得到邓小平和全党支持的。中国改革开放到了现阶段,希望大家都重新认识赵紫阳当年提出的施政方针和理念,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寻求突破,减少人民,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众所承受的伤害。请不要忘记,二十年来中国沿海一带取得的经济成果,是牺牲了大部分人民的权益所换来。
鲍彤又指出:跟随赵紫阳工作多年,他开明的作风很令人敬佩,那时有人要求赵紫阳对一些案件的判刑给予指示。但赵说,我们不应该管这些的,司法人员依法裁决就可以了。当学潮爆发,赵主张放弃武力镇压,改以沟通对话的方式解决学潮的问题,这些不就是渐进改革吗?不就是体现民主的核心价值--包容、尊重、平等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现在一些紧紧掌握权力的人往往把民主说成是明天选总统,更甚者把民主抹黑成暴民政治,动乱根源,这都是既得利益者不肯接受监督,不想分享权力与财富的藉口。
鲍彤说:“如果说中国农村老百姓教育水平低,不适宜扩大中国的基层选举,那么为何不在知识水平较高,又有经济基础的大城市普及选举文化呢?禁止民意表达,侵犯人民权益,才引发近年中国各地维权抗争事件一浪接一浪,这种专制统治不改变,我们将继续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央应该把香港作为政治改革的试验场,香港各方面的条件成熟,绝对可以做好普选特首和立法会,真正落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继而把香港的成功经验引进中国其他城市,也让大陆的干部来香港学习香港的民主生活方式,逐步推广,这样不但不会乱,政府还会赢得民众的喝采。香港目前的政治困局,给台湾人民起了极恶劣的示范作用,要有效阻挠台独势力蔓延,要台湾人民真心诚意接纳两岸统一,中共政府必须转型为有监督有制衡有法治的文明政府。也希望来大陆的香港和台湾同胞,多些分享他们的社会发展经验,不要为了找好处就对大陆官员阿谀奉迎,自我矮化。”
赞赏温家宝记者会上讲了实话
鲍彤对温家宝在记者会上的讲话表示赞赏,“他讲了很多实话,相信政府中亦有不少精英了解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缺乏的,是排除困难的决心和勇气。我留意到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如是说:‘解决民生问题还要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这就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在社会推进公平与正义。记者也许问,什么叫快乐?我可以借用艾青诗人的一句话:‘请问开化的大地,请问解冻的河流。’我以良好愿望理解为温家宝在向我们传达政府会进一步开放的讯息,因为解冻的河流便没有冰封,开化的大地才会充满生机。但愿他会踏出更大的一步!”
谈及他本人的近况,鲍彤指着自己的险庞,笑说自己成了中国政府的面子工程。他早在九八年五月恢复了公民政治权利,但当局至今仍对他严密监控,每次外出都有人跟纵,外人来访必遭查问,零四年之前,记者不能会晤他但仍可进行电话采访,谁料到了零四年他由八宝山的旧居所,搬入女儿在羊坊店的自置物业后,电话便不断受到干扰,连累到家人也无法跟亲友正常联系,他们向当局投诉后,电话至今仍只能有限度运作,只要对方报称是某某传媒的记者,电话便马上断线,即使亲友来电,也要打两三次才能接通。
外记在华采访规定并未全部兑现
自《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今年元旦起施行(至明年十月十七日才自行废止),定明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英国和新加坡的记者在一月初先后发出报导,称获准进入鲍彤住所与他面谈;但鲍彤说,其实他们进入楼下大堂时便要接受国安人员查问和登记个人资料,这种做法已经不符合该条文的规定。他又提醒我这名“没有登记”便自行登门造访的香港小记,离去时必会有他们同样的遭遇,因为鲍彤居所门外装有监视器,任何人进出他的住所,监控者都一清二楚。
鲍彤感慨地说:“温家宝呼吁大家不要铺张浪费,不要搞面子工程,希望政府也不要把我作为零八年奥运会的面子工程,用如此多人力物力来对付我一名普通公民,实无必要。记者能采访我其实也意义不大,要前往汕尾东洲村、番禺太石村等民怨沸腾的地区采访,才能真正考验政府执行这采访新规定的诚意。”
果然,笔者不久便听闻三月中到湖南永州采访当地骚乱事件的两名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被公安人员带离现场,禁止采访,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随后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地方官员无视国务院对海外媒体在奥运期间采访的新规定,要求中国政府惩办违规官员,声明并罗列了近期中国多次打击新闻自由的事例,要求中国政府改善。当局处理鲍彤这项面子工程尚且如此粗疏,外国记者再深层考验,碰壁自然难以避免,也就一再显示中国当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劣根本质。
从鲍彤目前的处境,以及那采访新规定的实施情况,已反映出中国的改革举步维艰,但诚如鲍彤所说:改革路上屹立着很多大山,权势与金钱互相勾结已成为大山巩固的基石,我们必须本着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克服困难,清除障碍,我们的下一代才有机会走上康庄大道。
后记:笔者告别鲍彤后,在他的楼下大堂即遇上多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查问为何而来,笔者表明来访鲍彤,他们便要求笔者出示护照登记,但他们没有挂上工作证,又不肯表露身份,反指笔者应该事先跟他们打个招呼,我说那新颁布的采访规定没有这样的要求,对方却硬说有。在此建议中国有关部门要为员工发出工作证件,向公众展示,并在执勤时出示所需的法律依据,这才是政府迈向法治文明的应有表现。
(林渊:香港记者)
【大纪元4月5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2007年4月5日华盛顿报导)中国广州市当局表示,被挪用的社保基金有望追回大约一半,缺口部份将动用社会保险准备金填补,以确保缴纳者的利益。有观察人士指出,广州和上海社保基金案的不同处理,凸显出中国当局领导人把反腐败斗争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这种体制性的腐败会越反越腐败。*广州社保基金被挪用丑闻不了了之*
位于中国南部沿海重镇广东省广州市社保基金被挪用一案日前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广州市市长张广宁说,被挪用的10.18亿元社保基金目前已经追回3.626亿元,另外还有望追回1.05亿元,剩下5亿多元社保基金还没有被追回。他说,根据国家审计署的处理意见,如果社保基金无法追回,将由政府财政填补缺口,确保缴纳者的利益。
据悉,广州已经储备了社会保险风险准备金11亿元,无法追回的5亿多元社保基金将用风险准备金来填补。
广州社保基金被挪用腐败案是继上海社保基金被挪用腐败案被披露后中国发生的另外一大腐败丑闻。
*广州丑闻比上海程度更严重*
旅美独立政治评论员刘晓竹博士说,广州社保基金案和上海社保基金案同属一个性质,就是无偿挪用百姓缴纳的社保费,用于个人谋利。他说,广州社保基金案在程度上更严重,流失的金额更多。
他说:“从法律层面来评论这个案子的话,我觉得就犯罪嫌疑而言,广东的问题更为严重。当然同样是中国的金融体制漏洞百出,都是钻了金融体制管理的漏洞。这种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
*为打击对手强势处理上海社保案*
刘晓竹说,广州和上海社保基金案除了程度上的不同,在政治层面上也不同。
他说:“胡锦涛在执政时期优先考虑的并不是社保基金案,而是打击政治对手,防范江泽民和上海帮的势力。正因为上海社保基金案出在上海帮的范围内,所以作为一个政治斗争的手段,上海案子就处理了,广州就没有处理。胡锦涛希望广州和其他的诸侯支持他,打击上海帮。所以就出现了一种不能以法、按照正当的程序来解决社保基金问题的结果。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上海陈良宇落马广州小官被关*
广州社保基金案总共涉案基金10.18亿元,但仅追回不到5亿元,造成损失的5亿多元不得不动用政府财政来填补。造成如此巨大经济损失,却没有任何高官受到处罚,仅有广州市社保局的一位副局长因为挪用5000万元和受贿罪2003年被判处10年徒刑。
相比之下,上海社保基金案虽然涉案资金数额更加巨大,达34.5亿元,但截止到今年1月,上海已全部收回社保违规资金37亿元,其中包括34.5亿元本金以及利息2.5亿元,没有给缴纳人和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但是,中国当局对上海的处理要严重得多,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陈良宇被撤职查办,另外还有几十名涉案人员被处以刑罚。
*反腐成为政治武器结果越反越腐败*
旅美独立政治评论员刘晓竹博士说,广州的腐败问题远远超出上海的腐败问题,广东省书记张德江的腐败问题远远超过陈良宇,但是,中国当局对两个经济重镇领导人的不同处理表明,地方领导人只要紧跟胡锦涛,只要在政治斗争中站队“站对了”,手中握有尚方宝剑就可以为所欲为。他说,中国的反腐败是越反越腐败。
他说:“胡锦涛原本应该利用老百姓的人心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从民主和法治的方面去推进反腐败斗争。但是,他恰恰没有这样做。而是利用反腐败斗争来加强一党专制的体制。”
中国新华网在报导“广州被挪10亿社保金可能收回一半,余额政府买单”之后,跟发了几十条网民的评论。有的说,“政府买单还不是全体公民买单!怎么不见有官员出来承担责任”。也有的说,“广州市好大方,国家的财政钱不是钱,轻易用来填充贪腐黑洞”。还有的说,“强烈要求深查广州市社保案,彻底挖出幕后黑手,给国家和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
【大纪元4月5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2007年4月4日华盛顿报导)中国政府下令要求规范所有报社地方记者站的管理,禁止以媒体曝光要挟勒索财物以及其他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不正当行为。有分析认为,中国当局颁布新禁令与3个月前一名报社职工被殴打致死一事有联系,但中国的体制本身使政府无法纠正媒体中的以权谋私活动。再发规定禁止媒体以权谋私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近日发布通知,批评中国部份报社的地方记者站及其工作人员以新闻报导或者记者名义谋取不正当利益,例如以新闻报导为名要求采访对像订报纸、做广告,或是以“曝光”相要挟,向采访对像摊派报纸、强拉广告或者索取财物。
新闻出版署因此做出新的规定,希望加强对报社地方记者站的管理,整肃记者队伍。新规定包括只允许持正式记者证的人员从事新闻活动,禁止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出任记者站站长或记者职务,以及禁止记者站从事与新闻无关的活动。
最新的规定还要求所有报社记者站必须接受每年一次的年度审核,并在审核中报送记者站当年度所发表的所有报导。
与兰成长被殴致死事件有关
美联社报导说,中国贸易报的雇员兰成长今年1月涉嫌在对一家煤矿的采访中以揭露该煤矿非法经营相威胁勒索钱财,因而被矿主等人殴打致死。报导说,尽管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通知没有提到兰成长事件,但他的死亡却在中国引起广泛注意,并且促使国家主席胡锦涛下令彻底调查此事。
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新闻总署这次发布通知肯定和兰成长之死有关系。
他说:“因为这个案子牵涉到最高层的领导亲自批示了,而且在海内外造成了巨大影响,这就跟新闻总署的规定应该讲是有很大的联系。”
张伟国说,此外,在新闻总署今年年初对8本书下达禁令后,章诒和在公开信中提出的批评以及社会上强大力量的声援使新闻总署感到十分尴尬,因此,这次发通知是新闻总署重新抓权的一个很难得的契机。
他说:“胡锦涛这一届政府一直是采取加紧控制的手段。今年年初,禁8本书已经把新闻总署搞得灰头土脸,那么在这个事情上面,它基本上也是同样一种行为方式的轨迹。”
媒体腐败是体制扭曲反映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在通知中指出,尽管新闻出版总署2005年颁布了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但仍有部份报社记者站存在多种违规问题。目前报纸记者站存在的一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新闻机构和队伍的形象,在民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说,中国的记者队伍的构成是五花八门,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既有推动新闻自由、对政府控制言论的做法进行抗争的记者群,例如李大同这样的人物,也有许多不称职的记者,他们利用记者的身份谋取私利。他说,这已经不是局限在兰成长这一个案子上面的个别现象,而是大多数媒体都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
张伟国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实际上跟中国报纸的特殊性有关。
他说:“因为中国的媒体是党的喉舌和工具,实际上就是这个体制的一部份。既然这个体制是执政党一党专政的体制,用权力去追求经济利益就是一种现在非常流行的做法。所以记者或者其他媒体利用新闻采访权、报导权,以监督之名,行谋私利之实,在这几十年中发展得非常迅速。这是中国的体制扭曲的一个反映,而且也是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新闻监督的一个反映。”
张伟国指出,实践证明,如果中国政府不开放新闻自由,不让新闻在自由的环境中真正履行它的职能,而只是通过党的命令来管理,实际结果就会是越管腐败现象越严重,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问题。
【大纪元4月5日讯】(大纪元记者岳雷、李佳渥太华报导)4月4日,中共驻加大使馆内外交官之妻张继延,向媒体曝光了一份中国驻加大使馆干扰、破坏新唐人电视台向加拿大广播电视通讯委员会(CRTC)申请在加播发权的文件。加拿大新唐人电视台总裁王绍九表示,这是第一次拿到有具体外交人员姓名的证据。这些参与破坏加国媒体合法商业运作的外交人员必须负法律责任。
中共驻加大使馆外交官之妻张继延,法轮功学员,为摆脱中共迫害,3月5日从大使馆出走,并在3月30日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举办的声援“2千万退出中共大潮”的集会中公开声明脱离中共。
张继延出走时所带出的一份文件显示,大使馆曾游说加国政府相关部门,并鼓动当地媚共华人团体和留学生写信反对新唐人电视台进入加拿大,还要求使馆先寄诬蔑法轮功的材料给以上相关部门和人员。
游说政府部门阻扰新唐人电视台入加
张继延出走时带出的文件之一,是一份题为“关于 ‘新唐人电视台’
图谋加入加有线电视播送网的调查交涉情况”的手写文件。文件信签纸上印有“驻加拿大使馆文化处报批件”台头。日期显示2005年3月17日,大约是新唐人电视台向广电局申请许可一个月后的时间。
文件正文内容为:‘遵照馆领导批示,我迅即行动,查清有关情况并先后与‘加拿大有线通讯学会’、
‘Rogers有限电视公司’、‘加拿大广播电视电讯委员会’进行深入了解并交涉。现将有关情况报上,建议馆有关部门与加政府部门做预先通报并交涉,及预拟致广电委等有关单位英文抗议信件。’
指使华人、留学生反对新唐人电视台入加
该文件上有两条备注为大使馆“二把手”、公使兼参赞黄惠康手写并签名。
黄惠康的第一个备注是他在3月18日给另一使馆人员“杨参”亲笔写的指示,下面还有政治处、领事部, 教育处主管的亲笔圈阅。
黄写道:“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及交涉的情况看,我打掉‘新唐人电视台’入加有线电视网的图谋还是有可能的。我将加大工作力度。”
黄接着写道,“请文化处与政治处研究下阶段工作方案,”并称,“必要时可请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向加主管机表达反对意见。”并请求“先寄些揭批‘法轮功’的材料给有关方面和人员!
请政治处、领事部, 教育处阅。”
政治处孙(孙鲁山参赞)3月18日在文件上签字、圈阅,领事部江(江元松参赞)3月19日签字、圈阅。
第二个备注是黄3月25日手写的:“请卢大使阅示”。并称“我拟下周一召集有关处专题研究下阶段的工作方案。”
在该文件上,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树民,在同日(3月25日)圈阅。
基于该文件内容大纪元记者查阅了加拿大广播电视通讯委员会的网站,其显示大约有十家左右的亲共华人团体,反对新唐人电视台的申请,包括全加华人联会(华联会)、加京华人社团联合会、渥太华大学中国留学生联合会。
迫害法轮功 指示来自外交部
张继延披露,渥太华中使馆内设有一个由大约十人组成的“政治处”也叫“研究室”,负责在海外对付民运、法轮功、“藏独”、“疆独”、“台独”,大部份力量用于打压法轮功团体。黄惠康是参与打压法轮功的头目之一。
张继延表示,“使馆迫害法轮功的指示其实是来自外交部。几年来,大使馆的“政治处”的力量不断加强,除了原有的负责人孙鲁山外,又先后派出两名外交人员负责“政治处”。
”
张继延回忆,几年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曾在大使馆内,看到过另一份材料。她说:“大意是根据外交部的指示和使馆领导的批示,要求大使馆及多伦多领事馆做华人社团和文艺团体的工作,不支持、不参与、不出席新唐人晚会的演出。”
张继延说,除了少数使馆官员死心塌地的参与迫害法轮功以外,多数使馆人员并不真心想参与迫害法轮功,我认识一个在下面干具体事的人,他曾私下对我说,不愿意干这事(指迫害法轮功),好多事都推了。
外交人员必须负法律责任
加拿大新唐人电视台分台总裁王绍九说:“中共一向严控媒体,他们不允许中国大陆媒体有任何和共产党不一致的声音,对海外的中文媒体,中共也是通过各种方式渗透、收买。”
他介绍,“新唐人的特点就是在于它的新闻独立性,不受任何政府控制。”
他举例说:“2003年当SARS在中国蔓延时,新唐人在中共承认‘中国存在SARS’的数周前就作出了及时客观的播报,
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8年的迫害也进行了深入广泛的采访、跟踪报导”。
“对新唐人这样敢言的媒体,中共的打压不遗余力。2004年初,新唐人和欧卫签署了关于通过卫星播出覆盖亚洲的欧卫W5合约,中共便施压让欧卫取消合同。”王绍九说:“结果在全球的正义声音下未能成功。从2003年新唐人申请在加落地时起,中共就一直在破坏和干扰。”
王绍九说:“张继延所持的这份材料曝光后,我们第一次拿到有外交人员个人姓名的证据:参与破坏加国合法媒体的商业运作,这些外交人员个人必须要对他们的行为负法律责任。”
新唐人电视台总部位于纽约,是一家全球性独立的非盈利中文电视台,全世界50 多个城市都设有记者站。2002年在北美首播,通过四颗卫星在全球播放。播放节目包
括新闻、评论、文化生活、教育、娱乐等栏目。
我们希望您能够和北京的奥委会成员提出关于中国目前的人权问题以停止对那些被剥夺人权的人们的迫害。依据下面的《奥林匹克宪章》,我们真切的希望2008年北京奥运会能够真正的体现奥林匹克精神:
《奥林匹克宪章》摘录如下:
奥林匹克的目地是将体育运动作为实现人和谐发展的途径,鼓励建立一个维护人类尊严的和谐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地,奥运会运动,无论单独或和其它组织一起,应该促进和平 (奥林匹克宪章,第三节)
捍卫人的尊严是奥林匹克的基本要求 ((国际奥委会道德规范, “尊严”, 第一部份)
自从授予中国奥运会主办权以来,持续迫害自己善良人民的中国政府到底给予了自己的人们什么样的尊严呢?
关于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奥委会新闻办公室给那些提出对中国人权迫害进行关注的人们回信如是说:
我们仔细的考虑了国际奥委会的作用——国际奥委会是一个从多方面将体育的好处带给社会的一个组织,我们相信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工作集中在我们职责范围内,来引导和帮助奥运会主办者成功的举办奥运会。在基于把体育和奥林匹克精神带入中国的这一框架下,我们希望在奥运会召开后的几年里中国将会有更广阔的社会前景。在历史上国际奥委会首次将奥林匹克运动带入中国,因此我们相信依据奥林匹克精神的这一先例将带给中国和世界很多正面的好处。
宪章提出了一个更直接的方法。
那些了解了中国人权迫害的过去和现在的奥运运动员、教练和官员都非常关注中国没有履行的诺言。
今天,每天都在中国发生的严酷人权迫害一直被忽视,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中说: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调查证实了我们的结论,中国政府及分布在全国很多地区的机构,尤其是医院,还有拘留所和‘人民’法院,自从1999年以来,已经把大量,但具体数字不祥的法轮功良心犯处死。他们的重要器官,包括心脏、肾脏、肝脏和眼角膜几乎都被同时摘走,并被高价出售,有时出售给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通常需要等候很久才能得到自愿捐赠的器官。
随着奥运会选手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这些暴行时,国际奥委会和世界政府将对此事如何反应?
运动员、教练和官员们还会想在发生对自己人们进行这样残酷迫害的国家里进行比赛么?
我们还对中国政府对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的打压和封口表示气愤,中国政府下令禁止高智晟律师接受媒体采访,直到2008年奥运会以后。
国际特赦,中国人权和人权观察持续的注意到中国的人权的迫害情况,我们相信当初如果国际奥委会了解到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后是不会将奥运会的主办权授予给北京的。
请奥委会考虑以下的问题:
1)如果国际奥委会不公开的抗议中国的人权迫害的话,奥运会到底会给中国的人们带来什么好处?
2)如果被中国政权打压的法轮功修炼者和其它组织的成员希望参加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是否能够保障他们的权利和安全和保障他们不受中国政权的拘捕和监禁?
3)法轮功学员能否不受报复的进入中国?
我们强烈要求主席先生能够采取有效的行动要求中国政权停止对中国的上百万无辜人们的持续迫害,同时我们希望2008年奥运会能够真正体现奥林匹克宪章精神。
期待您的回覆。
致
礼
大卫·麦塔斯(加拿大人权律师) 大卫·乔高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和国会议员(1979-2006)
以下信息仅供参考:
关于中国发生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http://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
国际特赦:奥林匹克倒计数-未能遵守人权承诺: http://www.amnestyusa.org/regions/asia/document.do?id=ENGASA170462006
国际特赦:对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的迫害: http://www.amnestyusa.org/regions/asia/document.do?id=ENGASA170462006
2006中国回顾,人权观察:
http://chinaview.wordpress.com/tag/all-hot-topic/organ-harves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