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4月02日(星期一)

胡佳要形成势头 让中共不能收回自由

三十三岁的胡佳,原本应该是个舒服过日子的年轻小伙子,却因为触犯中国爱滋病的“国家机密”,被中国官方长期软禁在自家“波波自由城”社区,成为“自由城里唯一的囚徒”。

王静雯: 永州民众抗暴 武警部队入湘

3月9日以来,湖南省永州市珠山镇爆发2万多民众大规模抗暴事件,由于正值中共两会高度戒备之时,受到当局严厉打压,许多海外媒体用头版要闻报导了此事,并称中共两会标榜的和谐、民生等口号与会场外民众频繁的群体抗争形成了鲜明对照,官方称群体抗暴政事件的锐减只是自欺欺人的假话。

大陆知识分子连名吁胡温行民主政改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今年召开两会时做的工作报告当中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必须“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之后,来自大陆各省三百多名大陆知识分子签真名支持胡温实行民主政改。发起人之一,深圳自由撰稿人士郭永丰星期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辽宁家庭基督教会传教人被劳教

美国关注中国基督教情况的对华援助协会的消息说,今年三月初,顾常荣和她的丈夫因在清源县湾甸子镇七道河村传基督教福音,被当地村支书向公安局举报,顾常荣和丈夫江森山都被拘捕。消息说,顾常荣已经被当地公安局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一年劳教。

中驻加外交人员之妻指大使馆撒谎

4月1日,出走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外交官之妻张继延在渥太华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她手中有证据,证实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黄惠康是参与打压法轮功的主要头目之一,并反驳了他对西方媒体所发表的谎言。同时揭露了在使馆生活被监视的压抑和出走的原因。48岁的张继延曾是中共驻加大使舘内一位财务人员的妻子,3月30日她公开站出来,声援在加拿大渥太华举办的2千万退出中共的全球性活动,并在国会山庄新闻会上发表声明,退出中共。

德国公众聚焦中国“被盗的心”

3月30日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举行的“中国人权和经济内幕”的专题研讨会上,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和前国会议员乔高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报告成为关注焦点。会议主办者德国国际人权协会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以此为重点案例介绍了中共统治下的人权恶化,引发媒体的大规模报导。德国国会议员在专题会闭幕词中强调要在德国公众中进一步将此案公开化。

在恐惧下中共摇摇欲坠

近代史恰如其分地证实了上述观点。CCTV的报导和电视节目中所使用的战术,与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采取的方式是一样的;与卢旺达Hutu在对Tutsi 的种族灭绝, 与南斯拉夫Slobodan Milosevic的种族清洗所采取的手段也是一样的。在这些残酷的大屠杀中, 宣传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环。没有这些宣传,大规模屠杀残酷迫害就不可能发生。

东京声援二千万退党大游行

由全球退党中心和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大纪元等媒体,4月1日在日本东京发起的声援2千万中国人退出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集会游行活动,发言嘉宾指出,共产与人权不能两立,中共很快就会崩溃,届时中华民族就会崛起,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

公认好人被绑架 模范家庭破碎

辽宁沈阳某合资企业技术骨干张珂,在家是位孝子,在社区是位公认的好人,但由于修炼法轮功,今年三月二十四日早晨,张珂与其妻王凤环突然被警察从家中绑架走,至今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目前张珂年迈的父母无人照顾,上大学的孩子因无法继续支付学费而面临失学,昔日的模范家庭被拆散得支离破碎。

林保华:北京“两会”花絮点评

今年最受注目的是《物权法》的通过。此法酝酿了十四年,因为要保障私有产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抵触,先逐步修改“社会主义宪法”,再制定法律。之所以拖这样久,根本问题在于中共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也就是挂马列毛共产招牌,却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怎么解决这个“技术问题”,自然颇费周章。即使去年本来要在人大会议上通过,也因为反对声音太大而拖到今年。

牟传珩:写在清明的“四·五记忆

我们不会忘记那个中华民族的多事春秋,随着“革命领袖”周恩来、毛泽东的相继死亡和“四人帮”的覆灭,中共党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中南海权力高端层陷于一时混乱的重新洗牌过程,这给民间社会的思想解放与民运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这才有了从“四·五天安门事件”到“西单民主墙运动”的历史画卷。

荆楚:一场以扼杀民族灵魂为目的的现代坑儒运动

谨以此文祭奠那些在“反右”运动中、遭受长期迫害和虐待致死的无数冤魂!献给那些遭受长期迫害、今天仍然坚强地活了下来的风雨漂零的灵魂!更献给那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中国看客!

贺卫方:官方控制大学弊端多 教师反弹 学生对历史无知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指出,中国的大学教授愈来愈意识到,大学要办好必须教授治校,而不是由政党或教育部的官员来治理;中共在意识形态环境的合法性丧失后,对大学的控制愈来愈赤裸裸,有时候会很粗鲁地去行使这样的权力,自然会引起大学教师反弹。

苦涩的童话:香港圈出新一届特首

香港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与数百万缴纳入息税、利得税、差饷的人息息相关。占极大比例的纳税人只有义务而没有选举的权利,与全球政治文明的发展背道而驰。不能说英国没有给港人普选权,现在或稍后港人就不应享有普选权。

香港观察:阶级斗争在香港

“阶级斗争”,一个香港人相对陌生的名词,最近在香港成为热门名词。这要感谢这场“有竞争”的特首选举。否则,香港人无缘看到候选人的电视辩论。没有电视辩论上的火花四溅,不会带出“阶级斗争”这个议题。


胡佳要形成势头 让中共不能收回自由

【大纪元4月1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张铭坤北京特稿)三十三岁的胡佳,原本应该是个舒服过日子的年轻小伙子,却因为触犯中国爱滋病的“国家机密”,被中国官方长期软禁在自家“波波自由城”社区,成为“自由城里唯一的囚徒”。

胡佳二零零一年因为爱滋病维权人士万延海的影响,介入爱滋病工作,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因为为河南爱滋病小孩送冬衣,被河南省安全部门抓起来,这次是他第一次被关,关押四天。

当时中国的爱滋病疫情是“国家机密”。

从二零零四年,他开始被长期限制自由,二零零四年因为纪念“六四”十五周年去天安门广场献花等原因,他被软禁五十天左右。一部分时间软禁在家,一部分被关在警方的地下室。

二零零五年他被软禁天数膨胀到一百二十六天,因为赵紫阳去世他去祭奠,第二天他就被警方抓起来,中国“两会”时要抓,美国国务卿莱斯访中时要抓,联合国反酷刑官员访中时也要抓。

二零零六年失去自由的日子没有减少,还创纪录长达三百三十天。

今年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接近的气氛下,中国放松对胡佳这类人的限制,二月十六日他获得解除软禁,可以重新接触外界。

重获自由的胡佳觉得很幸福,记者去采访时也觉得有点不太相信的虚幻,除了与胡佳在餐厅用餐时门口一度坐着一名跟监的人,记者和胡佳聊了一下午,去游览他被软禁的“自由城”,整个下午的过程在去年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

胡佳能出来透气,记者能前去拜访,是托北京奥运的福。中国自今年一月一日起到明年北京奥运会结束期间,实施特别的境外记者采访规定。

接下来重点要观察从四月十五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纪念日,到六月八日之间的“六四”敏感时期,胡佳是否还能保有这些自由,就可以得知中共的意向为何,也是未来中国会不会放开,给国内一些自由的重要指标。

胡佳知道今年到奥运期间的五百天,是他推动维权的绝好的机会,因为有奥运会的国际关注当靠山。他也希望境外记者利用这段时间的“通行证(采访自由)”,形成一种势头,到明年采访规定期间届满时中国已无法扭转、不能收回自由。

记者采访结束时,走出胡佳的家门口,昔日驻守的安全人员已经不再,只在墙上留下椅子的凌乱靠痕。迎来记者和送走记者的只有北京春天未消的寒风,寒风虽然态势强劲,已是强驽之末,夏天一来,寒风就不再了。

记者衷心祝愿未来“波波自由城”的囚徒──胡佳,真的被彻底释放,彻底自由,快乐自由的活着,“波波自由城”名副其实,整个北京城也才能变成自由城。

胡佳重获自由访港 解除跟监反而不惯

长期被中共软禁的爱滋病维权人士胡佳,二月获解除软禁,随后前往香港参访一个月,重新享受到自由的滋味。不过,他说,刚到香港发现没有大队人马跟监他,一度让他颇不习惯。

胡佳一九七三年出生于北京,是中国著名的爱滋病维权工作者,从二零零二年开始不断被拘捕、软禁限制自由。

胡佳应香港的大学和关注中国社会的民间机构邀请,于二月二十六日到三月三十一日到香港访问。胡佳今天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畅谈这次解除软禁及顺利访问香港的感想。

胡佳表示,他第一次到香港是二零零一年四月,到香港参加两岸三地环境NGO与媒体会议。在这个会议后他把精力转移到爱滋病的工作上。

这次是因为被关押的维权人士高智晟回家了,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案子已经宣判,他的妻子曾金燕认为他应该出去和人群接触,因此一月二十六日坐着中国国内安全保卫局(国保)的警车,由四个警员陪着去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申请港澳通行证等出国手续。

二月二日领证件的日子,他本以为出国申请会被拒绝,却没想到二月二日去领证件时没遇到任何麻烦,就“很普通的”给他和他妻子的通行证和七天自由行批注,让他“挺意外的”。

他认为,中国政法系统、国安、国保一定是做过严格评估,可能是觉得让他出国的“危害”小于在国内的危害。

不过,因为二月一日起爱滋病医师高耀洁被软禁,他一直对外发出有关高耀洁的消息,事涉敏感,他原本以为香港还是去不了。

他表示,后来高耀洁的事情在美国前总统夫人希拉蕊的关切下逆转,二月十六日高耀洁被通知不再限制她行动,胡佳也是在二月十六日恢复自由,软禁监视的警方从他的楼下撤走。

他说,二月二十六日搭机前往香港,直到飞机舱门关上,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他才确定可以“自由的离开家”。

从二月十六日到二十六日,不被拦截、走出家门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自由。他说,“能够坐公车,觉得好幸福,能够去买东西和人说几句话,可以拜访朋友,对自由已经有强烈的体验,感觉到北京是那么亲切”。

他说,反而是二月二十六日到香港后,惯性没有扭转过来,在香港机场发现没有人“欢迎(跟监)”他,住在香港的大学里头一周的时间,从房子往楼下看也没有看到跟监的人,唯有三月十八日参加游行穿着营救陈光诚的T恤,才看到跟监的人。

在香港只有游行那一次感觉到“重逢的亲切感”,他表示,因为去年有三百三十天,他都有安全人员跟着,“前呼后拥”,因此他和香港朋友开玩笑说,一旦没有大队人马跟着,“颇有失落感”。

 

王静雯: 永州民众抗暴 武警部队入湘

【大纪元4月1日讯】 (编者按:本文是新纪元周刊两周前的焦点新闻。文章总结了2006年中国民众大规模抗暴事件的日增,并揭示了大陆官方统计数据下降的原因:谁上报群体性事件谁丢官。)

3月9日以来,湖南省永州市珠山镇爆发2万多民众大规模抗暴事件,由于正值中共两会高度戒备之时,受到当局严厉打压,许多海外媒体用头版要闻报导了此事,并称中共两会标榜的和谐、民生等口号与会场外民众频繁的群体抗争形成了鲜明对照,官方称群体抗暴政事件的锐减只是自欺欺人的假话。

湖南当局除了增调当地武警和公安之外,当地民众告诉大纪元记者,湖南公安厅长李江秘密到达当地专门处理此事,一个驻在广西的武警师也已开赴永州,暂时驻扎在黄田埔,事态表面上被镇压下去,但局势仍紧张,附近的乡镇近日也都出现不同规模的抗暴活动。

当局严密封锁消息恐吓民众

经过数天的抗暴,3月16日永州市表面上恢复平静。在发生抗暴的芝山区有约400名武警把守,防止民众再聚集抗暴。武警部队主要集中在三个地方,包括派出所、镇政府和税收部门。

当地民众说,公安人员目前仍在追捕示威群众。在示威期间,警方用了摄录机拍下示威画面,不少居民都担心可能会随时被捕。民众正要求政府承诺,查处公车公司,一定要还农民一个公道,不要把他们看成恐怖份子。

永州市位于湖南和广西交界处。3月9日,因不满民营的安达汽车运输公司擅自涨价近一倍,不少农民提出抗议。10日安达公司老总带了几十个不名身份人去威胁群众,并称“我出2千万把你们珠山镇铲平”,此话激起现场近万人的愤慨。群众烧毁了安达的一辆客车。

11日聚集群众超过了两万,当局调集了100多名防暴警察到现场抓人,并和群众发生激烈冲突。其间有10多名群众被打伤,其中4名是学生,有一名学生腿被打断了,送到医院后死亡。

12日晚当局派出1000名武装警察和700多名临近地区的民警进驻永州。当地一民众在电话中透露,11、12日武警和公安四处出击,抓捕仍在聚集的民众。大概有上百民众被打伤、不少人被抓,而警方有10多辆车被群众推翻烧毁。

当局全面封锁了消息,新华社对外也持否认态度,称“事件不算骚乱”,只是“简单的民事纠纷”。

当地腐败官僚勾结黑社会

有文章分析说,永州爆发民众集体抗暴活动,是那里官员长期勾结黑社会欺压百姓的必然结果。据说永州东安县的县委书记史兆永就是蒋氏黑社会团伙的真正老板, 2001年该黑帮以商养黑、以黑护商,犯下了杀人、伤害、聚众斗殴、私藏枪支、强迫交易、敲诈勒索、行贿等14类53起案件。

2006年7月被抓的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被人称为“地下银行行长”。他不但是永州黑势力团伙的保护伞和后台老板,还亲自下海放高利贷,目前有直接证据的放贷数额已高达4,500万元。然而据永州市民的博客文章披露,永州真正的黑帮是该市市委书记曾庆炎和市长龚武生。

据法轮功在海外的明慧网报导,永州也是迫害法轮功比较严重的地区,小小地区先后抓捕法轮功学员近百人次,其中法轮功学员郑小华、江来生、刘庆、杨玉燕等7人经海外证实相继被迫害致死。

大规模集体抗暴事件日增

近年来中国大陆影响较大的群体抗暴事件包括:2004年10月四川万州数万人暴动、河南中牟回汉族群集体械斗、四川汉源县10万民众抗暴;2005年广州太石村集体抗争、广东汕尾东州镇12.6血案等。

根据中国公安部官方公布的数据,近年来爆发的群体性抗议事件急剧上升,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4年的7万4,000名起;规模不断扩大,参与群体性抗议事件的人数由73万人增加到376万人。到2005年,群众大规模抗议活动增至8万7,000名起,平均每天241起。近10年来群众抗议事件平均年增长率17%。

日益增多的群众抗议事件让各级政府难于应对,因此在2006年11月中旬,中共军委发布了〈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为军队迅速直接参与对抗暴民众的镇压开了绿灯。作家郑义分析说,“当局对局势的估计非常清楚,目前到了不动用正规军已经弹压不住(民间抗暴运动)了。”

谁上报群体性事件谁丢官

中共官方为了某种政治目的,利用统计数字弄虚作假是常有之事,因为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并没有消除,如城市拆迁、农村征地、腐败问题等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洛杉矶时报》报导说,中宣部曾下令,未经批准不准报导有关公共骚乱性事件,统计数据的下降是因为下面不再向上级报告这类事件的发生。

大陆媒体也报导,今年1月5日公安部正式下发文件规定,凡是发生严重群体性事件的地方,其基层领导必须辞职,并从严追究其党纪政纪责任。

有评论说,谁上报群体性事件谁就丢乌纱帽,就跟中共“消灭”萨斯病一样,没人上报感染病例,统计数据中非典就被征服了。

农民扣押中共官员作人质

去年以来农民抗暴出现新特点,散落的个体农民逐渐走向联合,成立“护地组织”,农民在抗争中甚至扣押中共官员作人质,而政府的残酷打压更进一步加深了官民的强烈对立。

大陆知识分子连名吁胡温行民主政改

【大纪元4月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报导)在今年两会召开之后,十七大召开之前,有大陆民间人士在网上发起签真名,支持胡温实行民主政改的活动。活动发起十几天,已有三百多位大陆知识分子签名支持。有发起者表示,他们在星期天成立民间监督组织,以检验当局实施民主的决心和成效。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今年召开两会时做的工作报告当中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必须“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之后,来自大陆各省三百多名大陆知识分子签真名支持胡温实行民主政改。发起人之一,深圳自由撰稿人士郭永丰星期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郭永丰:“因为我们觉得利用境外那种模式已经走到死胡同了,包括我们写了很多的文章,讲了很多的话,即便是有利于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多么大的理论,全部都封锁死了。我们要求的民主和境外是一致的,也就是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施多党制的民主政体。”

该封签名公开信当中提到,胡锦涛主席强调,“我们一贯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因此,民主文明必将主导中国。而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多次谈及政治体制改革,指民主制度才是减少权力过于集中、防止官员贪污腐败、建立公平、公正社会的有效途径。民主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实现胡温新政的核心。

另一位发起人,中国泛蓝联盟山西省负责人邓太清也对本台说---

邓太清:“发起这样一个活动是因为今年两会的记者会上,温家宝跟一个记者谈到了,民主不是西方特有的,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观。既然如此,按温家宝的想法和真实理解也认为,中国应该走向民主人权。如果不走这样普世的价值观,那么中国执政党就背离了人类发展的正常道路,也背离了人类的良知。”

邓太清说,该次的活动大约在三月二十号开始推行,大约十几天的时间,已将近有四百个大陆的知识分子签名支持,当中还包括一些体制内的人士,还有共产党员---

邓太清:“国内的公民认为这是一项没有风险的活动,因为连温家宝都说民主人权是普世的价值观,那么我们人民拥护者政党号召,坚决支持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改革的道路,符合当局的意图了,怎么会有风险?”

另一位签名支持该项活动的浙江民主人士吕耿松对本台说,他签名是为了呼吁温家宝必需兑现他的承诺---

吕耿松:“我们希望他说的是真话,既然他这么讲了,就应该承认 。”

而邓太清表示,他们发起签真名的活动之后,由于反应热烈,因此在星期天成立民间监督组织,号召民间百姓、知识分子加入以检验当局实施民主的决心和成效。

辽宁家庭基督教会传教人被劳教

【大纪元4月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报导)辽宁省抚顺市两名基督教地下教会的传教人,较早前被当地公安局拘捕,有消息说,有关部门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已将两人判处劳动教养。

被劳教的是原籍辽宁抚顺清源县的顾常荣。美国关注中国基督教情况的对华援助协会的消息说,今年三月初,顾常荣和她的丈夫因在清源县湾甸子镇七道河村传基督教福音,被当地村支书向公安局举报,顾常荣和丈夫江森山都被拘捕。消息说,顾常荣已经被当地公安局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一年劳教。

顾常荣现居北京,这次是到老家探亲被捕的。顾常荣的弟弟七道河村的顾照亮表示,当地公安局抓人之后,一直没有给家人任何正式通知和文件,也没有告之被判劳教的事情---

顾照亮:“根本没跟我们说什么,抓去劳教就应该通知家属。”

本人并不是基督徒的顾照亮表示,他姐姐是基督教徒,这次回乡的时候对乡下的朋友讲了信基督的好处,鼓励别人也信基督教,结果被村内的几位共产党员告发,顾照亮的弟弟顾照洪也被抓走了。

顾照亮:“她只是跟他们讲讲信教的事,就有人告发了,被抓到派出所说她传播邪教。”

顾照亮表示,村里人说只要拿钱去赎,公安局就会放人。但他表示,当地农村收入不高,家里没有多少储蓄,所以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对华援助协会的消息也透露,安徽省芜湖县九连商陈家村的家庭教会负责人陈加锡牧师,今年一月份再次被当地公安局逮捕。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表示,当地公安局准备以非法经营罪起诉陈加锡---

傅希秋:“最主要是因为他最近几年帮助免费印刷,散发了圣经宣传单和书籍,他们就用这个罪名来掩盖对他实施的迫害。”

傅希秋表示,最近中国公安部门常常以刑事罪名的方式来对付中国的地下家庭教会领袖,陈加锡牧师已经是第四名被控非法经营的家庭教会领袖。他也透露,安徽省马鞍山市另一名家庭教会牧师陈连民,今年二月也被抓走,公安局没收了他的电脑和教会书籍,而陈连民本人则于近日获释。

中驻加外交人员之妻指大使馆撒谎

【大纪元4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涵、李佳渥太华报导)4月1日,出走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外交官之妻张继延在渥太华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她手中有证据,证实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黄惠康是参与打压法轮功的主要头目之一,并反驳了他对西方媒体所发表的谎言。同时揭露了在使馆生活被监视的压抑和出走的原因。

48岁的张继延曾是中共驻加大使舘内一位财务人员的妻子,3月30日她公开站出来,声援在加拿大渥太华举办的2千万退出中共的全球性活动,并在国会山庄新闻会上发表声明,退出中共。

黄惠康打压法轮功 张继延手里有证据

张继延披露,渥太华大使馆内设有一个由大约10人组成的“政治处”也叫“研究室”,是专门在海外对付民运、法轮功、“藏独”、“疆独”、“台独”团体的部门,大部份力量在打压法轮功团体上。公使兼参赞黄惠康一面参与打压法轮功,一面在加拿大媒体上否认中共打压法轮功,并否认在加国打压法轮功。

“我手里有证据证实黄惠康直接领导和参与打压法轮功”张继延表示,黄惠康对西方媒体所说的话“就是在撒谎”。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3月31日报导,黄惠康则强烈否认使馆内有这一机构的指控。张继延告诉大纪元记者,这个大约10个人的小组原来由孙鲁山负责,后调来陈望夏,其后是张卫东,不断增加打压法轮功的力量。黄惠康是渥太华使馆内的“二把手”,专门指使“政治处”手下的人煽动华人社区在海外打压法轮功。

“退出中共 而不是放弃中国籍”

针对其他中文媒体和网站引用加通社误报张继延放弃中国国籍一事,张继延表示一些西方媒体和不少中国人一样,对中共和中国之间的概念混淆不清,等同两者的关系。

她说:“我重申在渥太华国会山公开声援2千万是退出中共,而不是放弃中国囯藉,我很热爱我的祖国,只要迫害法轮功一停止,我马上回中国”。

见证中驻法国大使馆邀请法轮功创始人演讲

1995年张继延在中国驻法国使馆做随任家属,3月份使馆邀请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做演讲,几乎全馆工作人员和家属在使馆电影厅都参加了。张继延从此走上了修炼法轮功的道路。张继延表示,当时的场景都有录影保存。

1998年张继延丈夫在法国任职期满,并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回到中国大陆。1999年7.20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后,张继延曾随其他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府右街上访,被抓过,后因不报姓名、抵制迫害而很快被释放。

2003年4月张继延以大使馆外交人员身份随先生来到渥太华,7月1日张继延在国会山看到了当日参加国庆日表演活动的法轮功学员,此后和他们有了联系。

大纪元采访了渥太华法轮功学员Diane Shi。她证实从2003年起在国会山的活动时认识张继延,知道张继延炼法轮功,后与其一直保持联系。她说张继延在2003年向另一位当地学员买法轮功的书籍,还经常向她拿一些法轮功真相资料。

张继延说:“我从未后悔过修炼法轮功,这么多年走过来,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也不后悔离开大使馆”。

夫妻说话不敢大声 要开抽油烟机

张继延有时候拿大纪元报给使馆内的人员,以第三者身份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她说:“使馆里人大多数人是很不错的人,他们只是听,不敢发表言论,很谨慎,因为他们不自由,受到压抑和管制 。”

张继延说:“你不知道什么地方它们会安设窃听器,还有同事之间的相互监视。夫妻间在家想说点什么,都要把抽油烟机打开,或是调大电视机声音。这种生活非常压抑。”

张继延告诉记者,她在使馆内的住家附近到处都是监视器,能看到的就有6,7个。

领馆监视张继延夫妇

张继延因私下向周围人讲述法轮功真相,参加法轮功学员的活动,逐渐引起大使馆注意,并受到监控,渥太华使馆在她丈夫的外交签证于2007年4月到期前明显增强了对他们的监控。

张继延说:“2006年夏天后,他们盯的越来越紧,我发现每个人看我眼神都不一样。你只要出门就有人盯着你看,看你去哪里,看你的车里都装了些什么东西。”

2007年2月的一个周末她同丈夫去大苹果超市购物出来,在停车场发现被使馆政治处的两个人跟踪,随后前往利丰超市购物的时,又碰到使馆政治处的一个头目“正好”在她身后排队付款,他问我“这么巧,(你们)几个人一起来的”。

“它们查看我的电话明细单,看我和谁联系,查对方是谁。我的信件也开始被拆和丢失,包括银行帐单。”

为什么要离开大使馆

大使馆欲将张继延护照收回,她倍感压力,最终决定3月5日离开了中使馆。

“如果我回中国去的话,它们肯定会抓我进监狱或洗脑班,也不可能和先生在一起。张继延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株连九族,我也明显感到使馆的不安全,为了不牵连他,我就先离开了。”

张继延说:“另外国内迫害法轮功都出现了活体摘除器官的事,我也要为自己的安全考虑。”

“黄惠康对外造谣说我不愿回中国,就是想要留在加拿大。”张继延表示:“想留海外为什么要等到现在,在法国时我就可以留在海外了。”

张继延介绍,她同丈夫相识于1984年,并于1986年在北京结婚,家庭一直非常幸福。是中共在国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迫使她做出离开丈夫的艰难决定。张继延表示 如果国内停止迫害法轮功“我马上回国同丈夫团聚”。

呼吁驻外官员:了解真相 三退保命

张继延希望所有中共驻外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在海外的机会,多看、多听、多了解真实的信息和法轮功真相,认清中共邪恶本质,不受它的欺骗,早一点三退: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保命、保平安。”

德国公众聚焦中国“被盗的心”

【大纪元4月2日讯】
(大纪元记者周仁德国报导)3月30日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举行的“中国人权和经济内幕”的专题研讨会上,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和前国会议员乔高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报告成为关注焦点。会议主办者德国国际人权协会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以此为重点案例介绍了中共统治下的人权恶化,引发媒体的大规模报导。德国国会议员在专题会闭幕词中强调要在德国公众中进一步将此案公开化。

麦塔斯和乔高向上百名与会者和多家媒体代表介绍了他们的主要调查内容和结果,不论是互联网上的官方数据还是对大陆的电话采访,至今公开的34项证据,指向一个结果:在中国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正在被有系统的谋杀,以获取其器官,高价出卖给急需健康器官维持生命的病人。来自挪威的法轮功学员戴英介绍了她在国内被关押期间被莫名其妙要求进行全身健康检查,出国后才明白是为器官库收集档案。

越来越临近2008北京奥运会,公众对中国问题的关心也随着奥运热情升温。尤其人权和媒体界以此为契机解释表面繁荣背后的中共统治真相。两名加拿大调查员带来的信息不仅震惊与会者,许多人现场提问如何尽快制止这一罪行,更引起德国多家媒体关注。

会议第二天,全德国发行的“世界报”以整版篇幅,介绍了两位加拿大人权斗士的调查结果。文章题为“被盗的心”,从讲述麦塔斯和乔高接受国际调查委员会委托调查活摘其官案件开始,到他们去年发表第一篇调查报告后各界的反响,中共颁布了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器冠移植须经捐献方同意。但中国的法律和执行之间总有大段距离,文章提到比利时议员去年11月以病人家属身份给北京两家医院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可以立即取得鲜活器官,可见法律的颁布并没有制止日益猖獗的器官买卖市场。

被称为“教皇和天主教之声”的梵蒂冈电台在新闻发布会当天播出“器官交易,被关押者被谋害”的德语节目,介绍佛家静坐功法──法轮功的修炼者成为器官交易的牺牲品。临近法兰克福的“威斯巴登快报”介绍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通过器官盗卖,成为一桩高额利润的生意,人权组织对此进行了严厉谴责。德新社,科隆通讯和陶努斯日报也对此话题作了相应报导。在此之前,“今日新闻”网站从日内瓦发布长篇报导,称两位加拿大调查员为“器官倒卖猎手”,详细介绍他们的报告内容。

麦塔斯和乔高在参加会议的前一天,专门和德国国会人权委员会的各党派代表会晤,介绍他们所取得的一手资料。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海巴赫称他们带来了很重要的消息。德国国会打算在五月初通过一项跨党派的提案,谴责中国的劳改制度,并要求政府在五月中的中德人权对话上提出这一话题。

海巴赫也出席了专题研讨会,并在闭幕词中再次向两位加拿大调查员表示感谢,他说,“务必要在德国公众中进一步公开器官交易的内幕,因为有不少人到外国寻求器官来源,如果这种器官移植旅游业可能导致他人丧生,则是文明社会的退步。”

 

在恐惧下中共摇摇欲坠

【大纪元4月2日讯】陈刚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原告在美国纽约州南区法院以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提交了一份控告中央电视台的诉状。诉状中写道:

被告CCTV在它的新闻报导、专访节目和记录片中把法轮功学员描绘成恐怖份子,把难以启齿的罪行强加给法轮功学员,迫使患精神病的人(参与了无知的犯罪)摆个姿势冒充法轮功学员,把杀人案归咎于法轮功。被告CCTV 有效地制造了谎言来鼓励和指使公众、警察和其它安全部门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实行不合法的拘捕和拘留, 非法审讯和酷刑折磨,并且用残酷洗脑和灌输的形式迫使学员放弃他们的信仰, 并在许多情况下造成了拒绝放弃信仰的学员的死亡。

近代史恰如其分地证实了上述观点。CCTV的报导和电视节目中所使用的战术,与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采取的方式是一样的;与卢旺达Hutu在对Tutsi 的种族灭绝, 与南斯拉夫Slobodan Milosevic的种族清洗所采取的手段也是一样的。在这些残酷的大屠杀中, 宣传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环。没有这些宣传,大规模屠杀残酷迫害就不可能发生。因此,Peter Zvagulis 写道: “在南斯拉夫反对波西尼亚人的运动中, 在卢旺达反对Tutsi 少数族裔的运动中, 和最近在中国反对法轮功的运动中,宣传的口号是同样的 (必须毁掉他们,要不然他们将毁掉你)。他们大规模犯罪的罪名也是一样的,就是群体灭绝或种族清洗。”(选自Peter Zvagulis 的作品?中共的仇恨宣传? 2005 年7月7 日

(http://en.epochtimes.com/news/5-7-7/30115.html) (注:Peter Zvagulis是国际事务专题作家,是原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编辑)。

或许更重要的是, 这些罪犯最终总是被法庭处以无期徒刑或绞刑。纳粹战争法庭、卢旺达和南斯拉夫国际法庭均可作为见证。

卢旺达新闻工作者被判了长期服刑,因为他们扮演了挑唆种族清洗的角色。纳粹宣传喉舌Julius Streicher 被判绞刑,而他描述犹太人所用的谎言与中共抹黑法轮功的用词几乎一抹一样。

在解释对纳粹宣传喉舌处以死刑时,法官说到:

相对其他的同谋来讲被告也许并不是直接地参与对犹太人的犯罪, [然而]… 被告的罪行是“他使这些罪行成为可能”。没有Streicher [ 和Goebbels(戈培尔),宣传运动的主谋],就没有人会追随希特勒参与灭绝犹太人。

中国人民有必要在了解这些,特别是那些参与反法轮功宣传的人。CCTV (涉嫌) 犯下了与已被处决的那些纳粹战犯一模一样的罪行, 因为没有CCTV 和其它宣传机构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在中国就没有多少人会跟随江泽民,罗干的和李岚清等参与迫害与根除法轮功。

不仅那些直接参加宣传反对法轮功的人会面对严重的法律处罚:入狱、长期服刑、甚至是死刑。以下这是审理纳粹的纽伦堡法官关于那些以各种形式参与在欧洲灭绝犹太人所讲的话:

大多[纳粹]被告都在法庭上表示, 他们有好的人品,是孩子们的好家长并努力工作, 好像这能在某个方面辩解他们的在种族灭绝犯罪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共同的辩解是被告当时的做为符合德国法律。但我们知道, 德国法律在1933年以后就变成了希特勒的意愿。另外的一项无效辩护是:他们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这个辩护是不成立的。事实上执行政府或上司的命令也不解脱他犯下的罪行所应承担的责任。

更加广义的讲, 这些被告总是责备别人。那些筹划大屠杀的人责怪参与实施大屠杀的人并让他们负责。而那些帮助掩埋[犹太人]尸体或参与掩护令人震惊的谋杀的人却把责任推给那些设计灭绝和屠杀的人。宣传喉舌总是设法疏远自己和他们的教唆所引发的罪行的联系。那些执行大屠杀的人争辩说他们只是执行命令。如果我们听了他们的说法,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者是没有人负任何责任,或者是所有那些援助、协从、和帮助实施这些罪行的人都是有罪的。而后者就是我们今天做出的结论。

中共的恶行一如既往,在倒台前它更加疯狂。我们知道两千万人已经看清了它的谎言并拒绝在与其为伍。就像一个系列杀人犯一样,它知道总有一天会被绳之以法,中共现在被恐惧所笼罩,所以正在犯下更多的罪行以维持其统治。

中共正在垮台的边缘,一个真正的中国即将展现在世界面前。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而那时,所有人都会知道法轮功无比的美好和纯洁。

谢谢大家!

——人权律师泰瑞·玛什为两千万退党集会所作

附英文原文:

DRIVEN BY FEAR AND TERROR THE CCP IS CRUMBLING

- By Terri Marsh, US Director, Human Rights Law Foundation

Chen Gang and several other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filed a case against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for torture, genocide, and other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s the Complaint f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states:

By characterizing people who commit terrorist acts and other unspeakable crimes a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its news reports, documentaries and special interview shows, by forcing mentally ill persons [who have perpetrated unconscionable crimes] to pose a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by attributing unsolved mass murders to those who actually do practice Falun Gong, defendant CCTV has effectively created a network of lies about Falun Gong that encourages and incites the public, the police and other security forces in China to subject practitioners … to unlawful arrests and detention, illegal police interrogation and torture, and brutal forms of brainwashing and indoctrination techniques to force practitioners to renounce their beliefs and associations, and in many cases, to cause the execution of practitioners who do not renounce [Falun Gong].

Recent history makes this point exceedingly well. The tactics used in the CCTV

media reports and television shows are similar to those used in Nazi German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Rwanda during the campaign of genocide of the Tutsi by the Hutu, and in the ethnic cleansing activities in Yugoslavia under Slobodan Milosevic. In all of these violent assaults and massacres, the propaganda operated as an integral mechanism without which the mass killing and violent assaults could not have occurred. Thus, as Peter Zvagulis notes, in the campaign in Yugoslavia against the Bosnians, in the campaign in Rwanda against the Tutsi minority, and more recently in the campaign in China against Falun Gong, not only is the message always the same (destroy them or they will destroy you) but the name of the mass crime that follows is genocide or ethnic cleansing. “The CCP’s Hate Propaganda,” July 7, 2005 (available at http://en.epochtimes.com/news/5-7-7/30115.html).

But, and perhaps even more importantly, the criminal sanctions that follow the commission of these crimes are always life imprisonment or death by hanging, as is evidenced by the Nazi War Tribunal proceedings,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for Rwanda and Yugoslavia.

While the Rwanda journalists were sentenced to lengthy jail terms for their role in inciting ethnic cleansing in Rwanda, the Nazi propagandist Julius Streicher was sentenced to death by hanging for describing the Jews in terms that are almost identical to the lies told in China about Falun Gong.

In explaining its decision to sentence the Nazi propagandist to death, the Judges had this to say:

It may be that the defendant is less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physical commission of the crimes against the Jews than some of his co-conspirators, [however] … the crime of the defendant is that he made these crimes possible. Without Streicher [and Goebbels the mastermind of the propaganda campaign], the Hitlers would have nobody to follow their order to exterminate the Jews.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people in China understand this, and especially those who themselves participate in the propaganda war that is being waged against FLG in China: CCTV has (allegedly) committed the very same crimes for which several Nazi war criminals were executed, because without the CCTV and other propagandists in China, the Jiang Zemin’s, Lou Gan’s and Li Lanqing’s would have no one to follow their orders to eradicate Falun Gong and purge it from China.

Indeed, it not only those who participate in the propaganda effort against Falun Gong that face serious legal sanctions – life in prison, lengthy jail terms if not death by execution.

This is what another Nuremberg Judge had to say about those who participated in minor or major ways in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Jews in Europe:

Most of the defendants on trial introduced affidavits showing that they had good character and were loving parents and devoted workers, as if this could in some way justify their role in the criminal program of genocide. A common defense was that what the defendant did was in accordance with German law at the time. But we know that German law after 1933 were nothing except the expression of “Hitler’s Will.” Another defense of equal invalidity is that they were following orders of their superiors. This defense is invalid. The fact that any person acted pursuant to the order of his government or of his superior does not free him from responsibility for his crime.

More generally, these defendants always blamed someone else. The ones who came up with the idea pointed to those who implemented the mass murders as the responsible parties. Those who helped conceal the bodies or stood guard while egregious murders were perpetrated pointed to those who designed the campaign of mass extermination and murder. The propagandists tried to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the crimes they incited. Those who carried out the mass murders argued that they were only following orders. If we were to listen to them, we would have to conclude that no one is responsible or that all of those who aided, assisted, and helped to further these crimes are guilty. It is the latter proposition that we uphold today.

As bad as it has been in the past, the CCP is behaving more irrationally in the wake of its own collapse. It knows well that over 20 million already have seen through its lies and refused to be a part of its organization. Like a serial killer that knows one day it will be arrested and brought to trial, the CCP is now especially driven by an irrational terror and fear causing it to commit more unspeakable crimes to conceal the crimes it must perpetrate to maintain control.

But since the CCP is on the verge of a total collapse, 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the True China will emerge and people everywhere will know the magnificent purity and goodness of Falun Gong.

Thank you.(

东京声援二千万退党大游行

【大纪元4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任子慧、牧久惠/东京报导)由全球退党中心和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大纪元等媒体,4月1日在日本东京发起的声援2千万中国人退出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集会游行活动,发言嘉宾指出,共产与人权不能两立,中共很快就会崩溃,届时中华民族就会崛起,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

4月1日下午,约3百多人于东京的观光客聚集地池袋附近的一个公园内举行集会,东京都议员古贺先生发言表示,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不过现今却被中国共产党所控制,在近20年,共产国家相继倒台,中国人民却还被中共控制着。他指出,退党是非常有意义的行动,需要大家的努力。

著名人权活动家安东干先生表示,2,000万人退出中国共产党、退出共青团和退出少先队(三退)的日子终于来临了,他对大家的努力由心里表示敬意。他说,根据此三退气势,很快就会突破3,000万、4000万,自由民主的中国将会来临,离中共崩溃不远了。

安东干先生说:“共产与人权不能两立,允许让毛泽东、史达林那样的恶人行恶的制度,将在地球上消失”。

一个早年因逃避中共政治迫害来到日本避难的建筑结构专家夏一凡,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示中共官员大有大贪,小有小贪,层层剥皮的腐败现象。而且豆腐渣工程已经导致哪里都不敢住的程度。

夏一凡先生因为撰写了一篇抨击中共政权,要求取消言论控制实现新闻自由等的文章,而遭到政治迫害,以致走上流亡道路。

他指出,只要有中共存在的一天,中国就不会摆脱落后和愚昧,中国人的创造力就永远不会迸发出来,中华民族就不会崛起。他说:“由衷的高兴看到这2千万勇士的退党,这说明了人心所向。我愿意与大家一起继续推动退党,直到退垮中共,实现中国自由民主。”

东京维新政党成员村田春树先生发言时指出,中共自成立至今,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他对2,000万退党的勇士表示敬意。他指出,日本的媒体被中共利用软硬兼施狡猾的手法洗脑,至今屈服于中共的强权,而单纯的日本人也被这些媒体所欺骗。

他说:“今天看到退党人数已经逾越2,000万,表示高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这样的活动一直做下去,中共倒台不远。我愿意与大家一起努力。”村田春树先生最后用中文向游行队伍高喊:加油!

旅日华人作家王天增表示,中共篡权后为所欲为,将一个好端端的中国搞到天怒人怨,冤狱遍地。退党运动令到中华民众真正看到希望。他指出,中共解体在即,大家再接再厉,将退党运动掀至高潮,彻底铲除并埋葬中共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充满血腥的政权。

法轮功学员周金华发言时,呼吁国际社会营救妹妹周美华。中国辽宁大连法轮功学员周美华和梁香莲等人,于今年3月19日上午发送有关中共镇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时,遭大连市中山区秀月派出所公安绑架。被送到因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臭名昭著的大连姚家刑事看守所,关押在第八监区。其中周美华还因拒绝“签字”放弃修炼“真善忍”而遭到拳打脚踢。

周金华指出,这己是周美华第四次遭非法抓捕。关押期间,遭打手的电棍乱电全身;用木板凳打脑袋,把板凳都打断了;打完后单独关进站坐不能的小号里;每天还要看污蔑法轮功的电视片;干超时重体力工作。周美华曾绝食3个多月抗议,体重由80多斤跌到不足60斤,测不到血压。保外就医出来后,她居无定处。现在她唯一的女儿也无法到学校上小学。

周金华说:“中共对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迫害已经灭绝人性:非法活体摘取移植买卖他们的人体器官。我非常担忧她的人身安危。在 《九评共产党》传遍全世界,在天灭中共,只有退党、团、少先队方可保自己的平安的今天;在中共邪灵的根都拔出来了,全球共同声援2,000万勇士退离中共, 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的今天!……苍天有眼,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的警察、国安人员、特务们,不要再被中共邪党利用助纣为虐。赶快退离摇摇欲坠的中共,不要失去未来。”

另外,看到街上派发号外的40来岁的西冈先生(化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是一名基督教徒,曾经在中国生活过5年,我非常反感中共所宣传的共产主义,它们只是嘴上冠冕堂皇,所为简直像个魔鬼,它只是杀人的流氓集团,对人是没有任何平等可言的。我在中国曾和当地的基督徒在一起,就经常有公安来监视,如果不是我逃的快,我想我不会回到日本。虽然我不是很了解法轮功,但是我所了解的并不像中共的媒体所报导的有自焚和恐怖事件发生,相反中国国内的报导却令我感到非常的恐怖。”

集会人士随后从池袋出发,穿过繁华区,游行至高田马场,历时两个小时。游行队伍由腰鼓队开道,仙女们则在队伍后面压阵,沿途吸引大量市民驻足观看。部份中国大陆游客表示,对于人们可以在日本公开谴责中共,感到高兴。有的人在了解退党的重要性,退党即脱去身上兽的印记后,即场表示退党。

4月1日适逢日本樱花漫开,阳光妩媚难得的好天气,游行队伍穿过东京的繁华闹市,市民们看到醒目的标语横幅后,似乎解开了心中的疑惑,接收到退党的相关资料后便认真的閲读起来。也有不解的市民问为何有些穿着古装的仙女在队伍中,当了解到中华5千年文化与中共恶党丝毫没有关系时,说道:“对啊,的确是那样。”纷纷表示言之有理。

公认好人被绑架 模范家庭破碎

【大纪元4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林雨综合报道)辽宁沈阳某合资企业技术骨干张珂,在家是位孝子,在社区是位公认的好人,但由于修炼法轮功,今年三月二十四日早晨,张珂与其妻王凤环突然被警察从家中绑架走,至今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目前张珂年迈的父母无人照顾,上大学的孩子因无法继续支付学费而面临失学,昔日的模范家庭被拆散得支离破碎。

据明慧网报道,24日早晨,沈阳铁西区国安和铁西区十二路派出所出动大量警察,非法绑架了四位法轮功学员,除张珂夫妇外,还有韩莹女士和单女士。警察未出示任何证件,非法抓人后还非法抄家,家里的电脑和其他一些贵重物品均被抢走。

据了解,现年四十多岁的张珂,在合资企业里业务精湛,为人开朗仁义,深得领导同事喜爱。在家里张珂更是一位孝子,一家人从来都是和和气气的,过着平静温馨的生活。在他所在的社区里,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修炼法轮功的,被称作公认的好人,而且社区里的居民们普遍都很很钦佩张珂这对夫妇,在中共恶党的残酷迫害下,还敢于坚信“真善忍”讲真话。

目前,张珂(男)被关在铁西区看守所(位于铁西艳粉街),王凤环、韩莹和单女士被关在沈阳市看守所(于洪造化)。

张珂夫妇被绑架后,其年迈的父母无人照顾,莫大的精神打击让老人们怎么也想不通:在这个唯利是图的社会里,像张珂夫妇这样的好心眼的孝顺孩子,怎么能和监狱挂上边儿?好人进监狱,这是什么世道啊?什么时候才有讲理的地方?

张珂夫妇二十岁的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再也无法安心读书,由于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马上面临失学的问题。

据悉,沈阳迫害法轮功在世界上都是闻名遐迩的,马三家劳教所、高蓉蓉毁容案、苏家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震惊世界的血案都发生在沈阳。所以张珂夫妇的亲人朋友都非常担心他们的生命安全。

张珂夫妇被抓一事,在社区居民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人们都在谈论这事。看到好人被绑架,好心的邻居们都讲:“看来法轮功说的真对:说句真话就进监狱,共产党这么折腾,看来共产党的末日真要到了”。

还有的老人说:“今年沈阳冬天过年前下了一场大雨,下了一整夜,没见过啊,要改朝换代啦!”也有人说:“一夜冬雨那是老天爷在流泪,也在警告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

铁西区十二路派出所电话:024─25735848,地址:铁西区十二西路27巷8号

林保华:北京“两会”花絮点评

【大纪元4月2日讯】每年三月上旬到中旬,是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的“例会”,今年因为是“十七大”召开前的最后一个“两会”,所以比较引人注目,除了可能有“换届”,也是检视胡温十六大以来的“新政”在政府工作方面的成果。

表决机器仍然正常运转

今年最受注目的是《物权法》的通过。此法酝酿了十四年,因为要保障私有产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抵触,先逐步修改“社会主义宪法”,再制定法律。之所以拖这样久,根本问题在于中共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也就是挂马列毛共产招牌,却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怎么解决这个“技术问题”,自然颇费周章。即使去年本来要在人大会议上通过,也因为反对声音太大而拖到今年。

会议期间,反对《物权法》的人士还开大会。然而因为党已经事先关照媒体不得报道杂音,特别是全国人大这个表决机器还管用,所以最后投票表决时,以百分之九十七的高票率通过。这些代表是一党专政下的特权阶层的代表,这个《物权法》最终是保障他们利用权势搜刮到而成为自己私产的利益,他们会与自己过不去投反对票吗?该期出版的《财经》杂志,因为必须抽掉有关《物权法》与“鲁能”的两篇文章而不能依期出版。有关《物权法》的文章大概违背了中央精神,至于“鲁能”,则是权贵子弟以几十亿买下六百几十亿的鲁能,是将国有资产变为私有、化公为私的范例,在私有以后,自然也受到《物权法》的保护。

对汉奸言论判监成为笑料

“两会”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其实不是参政而是“议政”而已,虽然上级会关照一些禁区不得讨论,然而还有不少空间可以任他们“自由发挥”,最典型的就是身兼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的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表示,国内报章现在汉奸言论充斥,他将提案要求拟订“汉奸言论惩治法”,对为历史上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行为辩护的汉奸言论,处以最高二十年徒刑。

去年因为刊登“汉奸言论”的“冰点事件”当事人、《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主编李大同指喻的提案是“一派胡言”。不知道这个“胡”是胡来的“胡”,还是胡锦涛的“胡”?广州的《南方都市报》更专访“冰点”刊登他的文章而惹祸的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他说:“三月六日上午,有记者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政协委员要提议制定一个‘惩罚汉奸言论法’的法律,因为有人发表了很多叛逆言论,为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翻案。我边听边觉得好玩,电话交谈中我从头笑到尾。”

按照喻权域的标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是该判刑的汉奸。毛泽东二十年代赞成蒙古独立,三十年代赞成台湾独立,六十年代割让领土给缅甸;八十年代邓小平赞成钓鱼岛主权未定留到下一代解决;江泽民、胡锦涛则确认不平等条约中被俄国侵占的领土,江泽民还把白头山的中国领土给了北朝鲜。他们这些是汉奸行动而不是言论,是否该枪毙和鞭尸?

腐败不再被关心?

前几年,腐败一直成为“两会”的话题,但是这两年已经淡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老生常谈,人们疲掉了;二是腐败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两会”的不少代表、委员都腐败了,还谈什么?连一些被认为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也被人们要求公布收入来源。当然这只是打空炮,有种的就去追查江泽民的儿子、李鹏的子女、胡锦涛的女婿、温家宝的儿子与老婆!

前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还在“两会”的名单内。政治局常委黄菊抱病从上海赶到会场亮相,显示自己的健康,更重要则是“清白”,说明即使胡温要挖上海的腐败根子,也因为利益上的息息相关而必须妥协。

御用机构早已经在制造“主旋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年底发表的《二○○七年社会蓝皮书》里就指出,“看病难、看病贵”首次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今年一月底,中纪委调查显示:在群众认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比较突出的部门中,医院排第一,占63.43%;在当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中,“看病贵”排第一,占69.09%。医院没有钱不看病固然可恶,但是把他们排在“首犯”,不是为那些贪官污吏解脱吗?难道将来中纪委的“双规”主要目标是医院的院长、医生和护士及其他医疗工作人员?造成这种“金钱人道主义”的罪魁祸首,难道不是领导一切的共产党吗?

人民币改为华元的荒谬

有一位政协委员建议人民币改名为“华元”。理由是“主体概念”不明确,缺乏特征;不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认可度与知名度仍然不高等等。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温家宝在记者会给了最好的回答,他说:“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没有任何权力。”这样多的“人民”,怎么可以少一个人民最关心的“币”?

人民就是中国最大的主体,最大的特征,岂止人民币,还有人民政府、人民银行、人民铁路、人民警察等等,难道因此全要改为“华府”、“华银”、“华警”?至于知名度,又怎么会不高呢?美国三天两头要人民币升值,成为世界性新闻,为此中国股票大升,北京伤风,全世界打喷嚏。可见这位政协委员不看书、不看报、不炒股票,到北京开会就乱讲话。

即使人民币称呼不妥,也不必践踏。有政协委员竟然说,人民币是全世界最脏的货币,因为中国一张钞票有多达十八万种细菌。是不是因为“灰色经济”与“黑钱”太多了?

李肇星“肉麻当有趣”

李肇星在担任驻美大使时,因为好勇斗狠而又言语粗暴,被华府的政治人物称为“红卫兵大使”。他担任外交部长后,写一些口号式的诗歌而被拍马屁为“诗人部长”。也因为沉溺在政治口号中而改不了好斗本性,特别是谈到台湾问题时,更是粗暴与自大狂,非常使台湾人反感。

这次李肇星的记者会,有台湾记者提问时先恭维他在台湾“知名度很高”,他竟自作多情认为“那么多人喜欢我”;因为天冷,他给提问的台湾记者揉脸颊,引发记者们惊呼,党报评论为“慈祥”,台湾则说他“肉麻当有趣”。不论怎样,即将退休的李肇星正努力做最后的表演。

温家宝卖弄文才

按照惯例,大会结束前是总理温家宝的记者招待会。此时温家宝也成了“强弩之末”,也许他从来没有强过。加上境外媒体提敏感问题,例如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中日关系等等,他要花很多时间“演练”,所以媒体形容他此时已是憔悴、伤神、疲惫等等。

然而号称“平民总理”的温家宝,还是要在每次开记者会时摒弃“平民”身份而扮演“文人雅士”,不用平实语言而卖弄古文,引经据典。且不说这会使只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胡锦涛感到很不是味道,而且那些硬套进去的诗词是否合适也是问题。

一位台湾记者最欣赏的是温家宝在讲述两岸关系时所引用的刘禹锡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台湾记者不知道,这是六十年代中共每次批判“苏修”所必须使用的字眼,已经用到烂了。现在苏修灭亡,中共拿来对付台湾了。但是真正谈到台湾问题,也只有外国记者敢问中共学习台湾民主的问题,温家宝答都不敢答,因为民主是中共的要害问题。台湾记者为了怕得罪中共,甚至希望因为总理大人的点名而成名,哪里敢提出令温家宝难以回答的敏感问题?

温家宝在谈到中日关系时还引述管子的话:“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既然知道要“除怨”,那么首先应该解决自己国家长年累月积存的怨气,不但是贫富分化的怨气,还有六四的怨气,在今年反右五十周年时,当年“右派”和他们的子女因为五十年来的怨气而要求的赔偿……。既然要“修近”,就先解决自己国民的问题吧,那不是“一衣带水”,而是在自己的衣兜里呢。根据“毛伟大”的教导,不能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呀。

香港谁出任全国人大常委?

“两会”明年要换届了。香港的政协副主席有两个,董建华升任不久,会做到“老”;霍英东不久前去世,谁来顶替会引发竞争。最好玩的应该是人大常委的职务。当年是金利来主席曾宪梓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吴康民之间的竞争。这次据说是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有意竞逐这个位置在大会结束前香港区人大最后一次小组会议,曾宪梓发表了超过半小时的“离别宣言”,讲到自己年纪大可能会退下,更激动得当众落泪。曾宪梓从十七岁讲起,说读中学靠国家给钱,以后离乡别井来港,站在罗湖桥时他就暗里发誓,要来香港赚钱报答祖国,报答共产党。他在香港每天工作二十小时,生活俭朴,“赚到少少钱,就毫无疑问地捐给国家”。后来因过度劳碌搞坏了身体,患上肾衰竭。他还谦虚的表示,自己的人大常委工作做得不够,学识水平又低,不太懂得讲话,样子又好像很凶,“但其实我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不知道这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爱国表白会不会打动共产党的心,让他去转任政协副主席?

转自《争鸣》2007年4月号

牟传珩:写在清明的“四·五记忆

【大纪元4月2日讯】杏花开来又开去,年年清明今又清明。这是个春的季节,又是个怀古的季节。每年的这一天,我都被历历在目的往事,裹挟在历史的伤口中阵痛。我们不会忘记那个中华民族的多事春秋,随着“革命领袖”周恩来、毛泽东的相继死亡和“四人帮”的覆灭,中共党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中南海权力高端层陷于一时混乱的重新洗牌过程,这给民间社会的思想解放与民运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这才有了从“四·五天安门事件”到“西单民主墙运动”的历史画卷。1979年由全国13所高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主办的文学刊物《这一代》发刊词曾这样说过:“真的,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四五'这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谈起这一代,将会说:'他们交了白卷!'一张只代表耻辱的白卷,遮掩了这一代人坚毅的面容……”正是当时从这“四·五记忆”波及而来的西单民主墙及全国民刊运动,与我骨子里故有的自由天性合流了,聚然便激发出我生命记忆体里蓄积已久的潜能,并驱策着我毅然告别了自幼崇尚的文学创作道路,全身心地投入了争民主、要人权的民刊运动激流中。从此一条由“四·五记忆”召唤而来的充满荆棘的自由之路,便在我脚下开始了……

记得1978年8月,文革后复刊的首期《中国青年》杂志由于刊登“四·五运动”参与者的文章被禁。在胡耀邦的默许下,《中国青年》编辑部将该期杂志贴在北京西单的一面墙上以示抗议。自此,此面墙壁便演化成为人民发泄不满,张贴大字报的汇集之地。这面平凡而又伟大的墙,史称为“民主墙”。随后,高干子弟吕朴先生在这面墙上张贴了《致宗福先的公开信》大字报,曾被誉为“民主墙上点火炬的人”。1978年12月5日,一张以“金生”署名的题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的大字报问世,又将民主墙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该文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中国必须实现民主现代化。这篇大字报的作者魏京生,也因此进入了世界舆论关注的视野。此后,这面民主墙便成为中国民间民主思想解放的策源地。人民以大字报的形式,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严肃问题,并由此吹响了向封建社会主义进击的号角。当时不少大字报直接点名批判毛泽东思想,要求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对共产党执政30年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以及要求言论、结社自由,维护人权,反对专制。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民间表达的大字报形式,开始升华为民间刊物形式和以刊物为中心的民间组织。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仅北京就有50余种非官方刊物出版,全国有100多种民间刊物分布在各大、中城市,而在青岛则有《海浪花》《理论旗》《民主志友论坛》等加入了民刊运动的行列。民主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的过程,充分展示了共产党控制之外的民间争取独立思想和独立表达的空间以及传递“四·五记忆”的运动。

“四·五”是中国文革后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开场白。四·五烈士殉难的血,灌开了民主墙和民刊运动盛开的花朵。然而,1981年初春,借“四·五运动”流淌的血染红了顶戴花翎的邓小平,竟操纵全国人大取消中国人民仅有的一点“四大自由”。随后又下达中共档,意图扑灭由1976年“四·五运动”演化而来的“民主墙运动”火燃,将全国如火如荼的民间组织与民间刊物定性为非法,并要求所有民间组织与民间刊物停止所谓的“非法活动”,向当地公安机关和所在单位交待问题。一时间全国各地形势突然紧张起来。这年清明前,全国民刊多数已被迫停办,有的转入地下。我和我的30多位元青岛同仁们共同组织的公开活动民运组织——民主志友学社,顿时陷于危难之中。正是在这种严峻背景下,我们迎来了81年“四·五”运动纪念日。

这年杏花萌发的时候,我作为民主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山东民主志友学社的发起者,面对强权打压,思考采取什么方式向社会传递资讯,以证明民主志友学社不惧强暴,仍然顽强地活动着,并将继续坚持下去。我永也难以忘怀,当时伴随着“四、五”纪念日的临近,我突发异想,找来一块一米左右的长方形大白牌子,用大字毛笔写下四句悼“四·五英烈”的诗:“有胆方敢言,无私才献身,英雄且暝目,不绝后来人。”落款为“青岛民主志友学社”。同时我还书写了一幅挽联:“四五精神千古,民主理念永垂!”。4月4日晚,我与民主志友学社另一位负责人邢大昆先生一起,满怀激情地亲手剪制了许多纸花,把大字牌精心做成一个巨大的花圈。

1981年4月5日清晨,天濛濛亮,杏花已经盛开。大昆早早赶来,用自行车带着我,我撑着那大牌子花圈,我俩顶着略带寒意的春凤,一步三晃地把那个大型花圈运到这个季节最能聚集人潮的风景旅游区——湛山寺。这里同时也是青岛最大的烈士陵园,每逢这个时节,前来旅游、扫墓者便络绎不绝。我们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看到青岛民间异见组织——志友学社依然故我地在活动,特意登上湛山寺前的一座青砖六角高塔,把花圈与挽联高高地悬挂在塔上,以至于我们走出很远,都能看到那塔上的花圈,在半空中张扬、飘摇。青岛民主志友学社的悼诗与挽联,就是写在半空上永不灭失的“四·五记忆”。做完了这件事,我们似有一种欣慰之感。但就在我刚回到家中不到一个小时,便遭到公安当局的传讯。其实那时,中共当局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一场针对民间刊物与民运组织的全国性统一搜捕行动了。

记得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81年4月12日晚9点左右,一直关注中国民运发展与民运朋友命运的青岛“民革”市委副主委、青岛四方区业校校长金又新先生,深知时局的严峻,便托诗人栾新建先生来宿舍看望并叮嘱我注意安全。正在我们谈话期间,我家所在的马路两端已被戒严。我不知当晚栾新建是怎样走出去的,但他刚走不一会儿,公安当局便封锁了我们宿舍的整个大楼,楼下竞然兴师动众地停放着包括电视录影在内的多辆公安专用车。楼里楼外所有人都不得进出。为首的几个刑警带着武警冲进我的房间,直接向我出示了盖有共和国徽章的“请帖”。于是,我被戴上了闪亮的手铐。至此,邓小平们终于撕下假民主的面具,对全国的民运人士下手了。在那个来自“四·五记忆”的夜晚,我写下这样一首散文诗:

我走了

远暮,一盏熄灭的灯,缭绕的烟雾,大泼墨似地涂抹,涂抹着沉积着的风。

马路像一条僵死的蛇,一头铁链,一头封条,橡皮图章是个不会思索的大脑。

一条漆黑的街巷,戒严中驰来的囚车,捎来了“大墙”里发来的“请贴”。于是,黑洞口下快节奏地查抄,象秋风在翻弄树叶。

龟头缩进了甲壳,一切的门户关闭了,关闭了一个时代的幽默。

闪亮的獠铐嚼不烂握管的手,眸子里尽是一幅没有人物的木刻。

我走了,从道具走向背景;从方格走向溃烂的夜;走向中世纪异端审判所;走向没有人物的木刻。

其实早在这之前,北京当局已开始向民运人士开刀,相继抓捕了北京民刊《人权同盟》的任畹町,《探索》的魏京生以及付月华、张温和等。1979年秋形势已变得非常恶劣,不仅北京“星星艺术展”被除缔导致的“10、1”大游行遭镇压,民运老将魏京生也被判18年重刑。之后,《四五论坛》发起人之一刘清,又因组织、传播对魏京生的公审录音被捕,北京四大民刊《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今天》处境艰难,一些大专院校内的民刊也都被迫关闭或转入地下。

当年以“民主墙”为标志的民主运动,实际上正是当代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执政者社会统治合法性崩溃的时代产物;是全中国人民在没有正常法律保障条件下,发泄不满,主张权利,思想解放的一种特定形式;同时也是人民自发地将变革社会的强烈政治愿望,付诸实践的初级阶段。然而,摄取了“四·五”运动成果的邓小平,却力主斩断了这场“四·五”运动的延续,为他10后主导“六·四惨案”,犯下更大罪恶埋下了伏笔。这也是他本可以作为一代革新派伟人而彪炳史册,但却最终走向了自决于人民的必然宿命。因此那种开脱他受别人蒙骗的说法,是难以服众的。

今天,又是杏花开来的季节,“四·五记忆”再次在我脑海里展开来去。记得1976年的4月1日,一篇诗文张贴在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显著位置上:“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诗已成为“四·五记忆”语话的代表作,它让我联想起当年“四·五”英雄们的演讲:“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这样的时代回响,每年都会唤起我的凭吊怀古之情怀,年年我都会故地重游,望着那湛山寺前高高的六角塔,依然在风雨中挺拔,依然在烈士墓前守望,回想着当年我与已流亡美国的邢大昆先生攀爬塔峰,悬挂那个“四·五记忆”花圈的情景。如今缅怀过去,依然往事如昨,历历在目,令人心潮难平,激动不已。那个巨大的花圈,早已被专制之手扯去了,但我们写在半空上的“四·五记忆”——“四五精神千古,民主理念永垂!”的挽联,就如同漫山遍野盛开的杏花一样,年年都会在这个季节里灿烂绽放的。

历史无人可以篡改。我们拒绝遗忘。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

荆楚:一场以扼杀民族灵魂为目的的现代坑儒运动

【大纪元4月2日讯】因为一个不善于总结历史教训的民族,是一个没有长进也没有出息的民族。

谨以此文祭奠那些在“反右”运动中、遭受长期迫害和虐待致死的无数冤魂!献给那些遭受长期迫害、今天仍然坚强地活了下来的风雨漂零的灵魂!更献给那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中国看客!——题记

一、几个必须厘清的基本概念

“反右”是一场扼杀中国人良心和灵魂的运动,它把中国知识份子进行了一次集体的精神和肉体谋杀,把所有中国知识份子进行了一次去势阉割,是一次抽去国人脊梁骨的“阳谋”。是一段令所有中国人都应该记取的惨痛的历史教训。

由于长期的“法西斯语言符号系统”的误导,在现有的中文环境下,许多基本概念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混乱。逻辑学上有一条重要的规律——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也就是说,一些基本概念被搞混乱之后,就使整个逻辑推导过程变得毫无意义,也使一些词汇变得难以使用。所以,在谈论这些问题之前,有几个基本概念需要厘清:

1、笔者原来是用《他们以精神自虐、人格扭曲、灵魂迷失为“秦希斯制 度”献祭》为题目。初稿写出来之后,专门征求一位右派朋友的意见。他阅读之后,感到这个题目对他们当年遭受的灵魂煎熬、精神折磨、肉体痛苦有调侃之意味。遂改为现在这个《一场以扼杀民族灵魂为目的的现代坑儒运动——“阳谋”五十年祭》。

不管笔者用什么题目,文章的脉气是不好更改了。否则,必须另起炉灶。从本文的气脉主线来看,这绝不意味着笔者对这些苦难的人们进行嘲讽。恰恰相反,而是通过对当年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还原分析,来讨论这一奇特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并对他们抱以深深的同情。

2、所谓秦希斯制度,是许多中国学者的共识,即为毛泽东所说的“秦始皇加马克思”的一种制度,也是对毛泽东“百代还行秦政制”的一种表述。这个制度揉和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专制和希特勒的军国强权,再加上斯大林的血腥恐怖体系之产物。它是人类历史上对人类最严密的控制和奴役的一种制度。也就是今日中共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在这种空前严酷的秦希斯制度下,当年的大部份右派,纷纷以妥协退让来保全身家性命或后路,这是符合人性的行为,是值得同情的,而不是求全责备。

3、按照中文的一般理解,本文标题中的 “儒”,一般是指知识份子。而所谓的知识份子,我认同俄国和法国学者对“知识份子”一词的原初定义。即指那些对人类命运和社会未来有终极关怀,对社会弊病有批判精神,对国家和民族前途有责任担当,对政治腐败民生黑暗有鞭挞的道德勇气,有独立人格,有正义感,有一定的学识素养,能进行独立思考的人们。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艘航行在茫茫大海上的巨轮,知识份子不是船长,但他们时刻站在船头,警惕地了望前面的航程,一旦发现漩涡和暗礁,就拚命地呐喊示警,以免巨轮陷入灾难之中。而不是目前这种泛化的概念——即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就统统地泛称之为知识份子。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也许是一个出色的技术专家,也许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但绝不是知识份子。

很不幸,这些站在船头了望前程,并拚命呐喊示警的人们,却被中共当局视为破坏其“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异类,视为洪水猛兽,恨不得除之、驱之、缧绁之而后快。

更为不幸的是,今天中共的九名政治局常委,全都是一些半桶水式的技术专家或工程师之流的货色。他们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缺乏有关人类自由、尊严、幸福与社会和谐的基础知识。只知道手忙脚乱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知道保有特权而攫取特权利益,只知道在腐朽的独裁专制体制上弥缝补漏。他们驾驶着中国这艘巨轮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却不许知识份子站在船头呐喊示警,更不能容忍知识份子对其施政指手画脚。哪怕他们把这艘巨轮驶进毁灭性的漩涡之中,几乎是一致性的木知木觉。

再打个比喻,让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来制造原子弹,这些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也许对制造原子弹的工艺流程比较熟悉,一般也能忠实地完成任务——把原子弹制造出来。这些仅仅知道忠实完成工作任务、而不管原子弹是用于毁灭人类还是造福人类的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不能算作知识份子。只有那些能思考原子弹是用于毁灭人类还是造福人类问题的人们,才能算作知识份子。

4、所谓毛共,是指毛泽东所创立和坚持的、以“公有制”崇拜为基本特征的马列原教旨主义的共产党。邓小平之后的共产党,虽然将毛的亲信家人一网打尽了,且在实质上完全否定和背叛了毛泽东的马列原教旨主义,但邓小平却要在表面上死死抱着毛泽东的木主牌位,来体现其政权的“合法性”。否则,邓小平之后的政权,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本文为了将邓之后的中共政权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权相区分,所以用“毛共”来称呼毛泽东时代的马列原教旨主义的共产党。

“毛共”是一个集合体概念,除了毛泽东之外,当然是也包括了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陈伯达等在内的党政大员。当年的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党政大员,正是“反右”运动的干将和急先锋。尽管他们后来也遭遇到几乎与右派一样的非人迫害,但不能逃避他们丧尽天良、草菅人命的罪责。

特别是邓小平,由于异常卖力地助纣为虐,因而当胡耀邦为右派平反时,尽管102万的右派中‘注’,没有一个是罪当其罚,全部是被冤屈的,但邓小平却硬着脖筋横蛮狡辩曰——“反右是完全必要的,只不过不该扩大化罢了”。

5、所谓“阳谋”,是指毛泽东当年面对有人指责——“反右是毛共言而无信、食言而肥的阴谋”时,毛泽东则以“这不是阴谋,而是引蛇出洞的‘阳谋’”来蛮横狡辩。当有人指责毛泽东是暴君、是秦始皇的时候,毛泽东听后,不但不像历代昏君、暴君一样勃然大怒,反而是哈哈大笑着说:“秦始皇才坑了 460个儒,我杀掉的右派,何止46万!我要超过秦始皇一千倍。你们说的远远不够,还要我自己加以补充……”可见毛泽东的厚黑无耻,可见毛共官僚集团的卖身求荣、助纣为虐,可见党文化的人性阙如、嗜血冷酷。

二、“中国右派综合症”

虽然反右在五十年前鸣金收兵了,但“右派”一词却被收进了牛津辞典里——这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当年的毛共,先是诱使和胁迫知识份子向党和政府提意见,并信誓旦旦地郑重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嘉勉”、“绝不进行秋后算账”……

当年的知识份子,历经“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镇反”等残酷的整人运动后,他们本来已被修理得像惊弓之鸟一样,始终是胆战心惊,而不敢说话了。于是各级党政官僚轮番发动,以“对党是否真诚”来向他们施压……而当一些知识份子在不断“启发”和施压下而说了一些意见之后,也被允许刊载在党控的报刊上,而没有遭到立即整肃,他们被憋屈得几乎要窒息的心灵,终于触发了他们的放言议政……

总体上来说,受时代的局限,受中共单向性宣传的欺骗和愚弄,他们对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还缺乏认识。他们在思想上,在感情上,一直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并抱有幻想。他们在遭到严酷的批斗过程中,一听到自己被扣上反党帽子,就极为反感,而从内心深处不能认同。并真诚期盼共产党通过他们的意见反馈,来改正缺点和错误,把国家治理好。因此,他们当年的大部份言论,确实属于鲁迅所说的——“老爷,您的袍子脏了,请脱下来洗一洗”的范畴。

尽管如此,仍然触痛了毛共的逆鳞。毛共于是使用了“空前”或许不会“绝后”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对这些放言议政者进行秋后算账的严厉整肃。

他一声“反右”令下,众多党政官员纷纷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纷纷背亲卖友、落井下石,唯恐落人之后,影响自己的官帽前途!而众多的右派们,先前确实有不少人进行反驳和反抗,但随着精神虐待和人身迫害的一步步升级,到了后来,则几乎是整体性的以精神自虐、人格自残和灵魂自戕来保全性命……

当然,在反右过程中,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涌现出来。他们激烈地反抗暴政奴役和非法迫害,反抗这种人妖颠倒、黑白不分的残酷现实。但由于毛共对媒体的严格控制,使人们难获这些无名英烈。而刊载在媒体上的文字,则是许多知名右派是如何如何地“低头认罪”文字。如在批判刘冰雁先生的大会上,就有一名不是右派的勇士,他感到这个社会没有任何希望和光明,于是以当场跳搂自杀来表示抗议等等。

也由于毛共的思想警察、言论特务、出版管制和新闻单向性宣传制度的异常严酷,从而使得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事迹,都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世人所能看到的,大多是那些当年在国民政府时代豪气如虹的许多大牌知识份子,虽然敢于点着蒋介石的鼻子开骂,但他们一落到了共产党的手上,就纷纷作了小媳妇状,只能俯首帖耳、低眉顺眼。连最有骨气的人,也只能在内心表示不服,但在口头上却要老老实实地表示——“认罪伏法”,而不敢对独裁者有所侧目?

当年的世界各国人士,对毛共把中国社会捂得像铁屋子一样黑暗的新闻管制体系还缺乏认识,以至当时的世界各国人士,纷纷看不懂这些中国的知识者。他们满腹迷惘地看着这些中国的精英阶层,但看来看去,仍然是一片迷惘。于是在一些著名的西方媒体上,出现这样一副寓意深刻的众生图(漫画):一边是各级官僚的凶狠批斗,一边是众右派口中大声叫喊着:我有罪!我该死!皇恩浩荡兮!谢吾皇之赐死!

在许多人眼里,要不是冒出了一个圣女林昭,那么中国反右的运动,只留下了“白茫茫,大地一片真乾净”的苍茫荒凉。

当时,我也老是傻傻的想——假如当年多几个像林昭一样的须眉丈夫,也许反右运动就不是那么一种悲惨的结局;假如当年多一些像林昭一样的勇士,也许林昭也不会当成异类而被虐杀致死;假如没有在反右运动中将中国的知识份子一网打尽,那么大跃进之后数千万人被活活饿死的惨剧就不会发生,文革也不会发生得那么惨烈持久;假如当年的中共不是把中国捂得像铁桶一样黑暗,那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词汇,就不会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才在欧洲出现,而是以“中国右派综合症”来命名了。这是一个为中华文化增光添彩的历史“壮举”,这不是“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又一个有力佐证么?

当然,历史没有后悔药吃,历史也不能假设。

在我深入对反右运动深入分析之后,我对当年右派所遭受的苦难和折磨,也就多了一些理解、同情和宽容。

尽管“反右”运动已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尽管许多当年的当事人已纷纷作古,今天仍然健在的,也是夕阳暮鼓,风雨飘零,但巨大的精神折磨和心灵戕害,已深深地镌刻在这一代知识份子的心灵深处,并继续影响着今天的知识份子的良心责任和道德勇气。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也。

历经痛苦的折磨之后,今天更有少数右派,对中共当局对之施以小恩小惠,就感激涕零。此时,共产党把长期捆绑在他身上的绳索松了松,从而使他变得好受了一些,他们竟然是歌功颂德、感恩戴德了起来。于是,这些人一见到别人揭露毛共的罪恶,就痛心疾首,就怒不可遏,就口诛笔伐地为毛文过饰非……

在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右派朋友中,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直到今天,仍然是小心翼翼、心有余悸。每当看到像我这样的后生晚辈像初生牛犊式的放胆言论,便纷纷以过来人的口气数落和教训我曰:殷鉴不远啦!你们年轻人不懂……

我当然明白他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但我也为他们严重的“中国右派综合症”而心酸和悲凉!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奇特的心理现象?有什么样的神奇力量,让他们直到今天仍然胆小慎微、心有余悸?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琢磨……

三、“中国右派综合症”的成因分析

出现这种“中国右派综合症”的奇特现象,以笔者浅见,有以下六个层面的原因:

第一,毛共建政之后,只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期”,接着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从而把一切生存资源都“公有化”了。而这个公有化,又以“官僚特权所有制”为实质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中共变私有制为“中共官僚所有制”而已。

众所周知,私有财产制度的建立,是社会文明的重大进步。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是人类社会和谐运转的最基本的伦理底线。而中共建政之后,认宗西方的马列邪说,鼓吹通过血腥暴力来获取政权,漠视人性、人道和人权的普世价值,漠视私有财产制度,其实质就是鼓吹通过暴力攫取他人的劳动成果,来反抗人类的文明进步。

这是因为,私有财产是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和尊严的物质基础。没有私有财产这个物质基础作为保障,人的自由和尊严,独立人格,仅仅是奢谈和空想。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公民的一切政治资源、精神资源、生存资源都牢牢掌握在中共特权官僚集团的手中。真正达到了毛泽东梦寐以求的目标——“听话的,就给饭吃;不听话,就不开饭。”从而从精神灵魂上,从物质财富上,完全控制了全国人民。

中共建政之后,还全部砸碎了中国知识份子凭以谋生的文化艺术作品的市场交易体系,如稿酬制度等,而代之以知识份子的各种专业协会制度,并在各种专业协会里,对这些知识份子发放固定工资。如文联、作家协会、画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等等。

当年,这些知识份子看到自己有了旱涝保收的固定收入,心里很是高兴和满足。但他们却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就把自己的脖子伸进了共产党的圈套之中,并一步步被勒紧。共产党的真实意图,乃是为了把中国的知识份子全部关进狗笼子里去,把他们统统地像狗一样养着。必须摇尾乞怜,才能讨得主子的恩赐。必须奴颜媚骨,才能取得凭以养家糊口的那根“骨头”。

中国的知识份子,虽然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传统,但在毛共异常酷烈的极权专制制度的奴役控制下,也只能老老实实作犬儒,只能奴颜婢膝地看中共官僚的脸色行事。否则,就失去一切生存资源,变得一无所有。何谈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何谈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从而造成了中共建政之后,我华夏古国几乎变成了一片精神的荒原、文化的沙漠。

第二,中共建政之后,除了马上改写全部历史、以适应其灌输马列邪说、消除民族历史记忆的需要外,还一环紧扣一环地、在全国建立了一套组织化的社会控制体系。特别是 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建立之后,共产党几乎把中国变成了一个集中营。被关押在这个集中营里面的人,不仅仅是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那些势焰熏天的中共官僚,也被牢牢地控制在这个庞大的集中营里。

在这个集中营里,离开了共产党的恩赐,就没有任何生存资源。买粮食,要粮票;穿衣服,要布票;坐车,要介绍信;外出,要路条;住宿,要证明;看病,要医疗证等等。否则,随时都可以用“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流窜犯”的名义关进大牢。把中国社会控制得严严实实,让人们无处可逃,也无处可躲。只能任由专政机器奴役和宰割。

在这样一种高度组织化控制的社会里,当年的许多右派,虽然内心不愿屈服,但因为虑及到家人今后的悲惨处境,也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认罪和臣服,以争取获得当局的“宽大处理”,以改善家人的生活待遇。

第三,中共建政之后,一直汲汲于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汲汲于批判“资产阶级的人道观”,汲汲于建立“党文化”的思想控制体系,汲汲于强调“党性”而鼓噪“做党的驯服工具”等等。

所谓党性,按照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说法,千言万语,总归一句话——那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

这样一种所谓的“党性”,其实就是奴性和兽性综合物,是奴性和兽性的新瓶装旧酒而已。党要把知识份子打翻在地,你必须把老师和学者(叫“反动学术权威”)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党要你父(母)子成仇,你必须父(母)子成仇;党要你夫妻反目,你必须夫妻反目;党要你兄弟相残,你必须兄弟相残。并在你的尊敬的老师和亲人遭受共产党的残酷迫害时,却不能抱以任何同情怜悯之心,而是要你与自己的亲人和师长彻底“划清界限”。否则,就是党性不强,就必然受到严酷的迫害。

经过这种“党性”的长期强化驯育之后,中国人原有的伦理道德体系被彻底否定了,而建立起一个“一切以党的需要为转移”的价值体系。“党”,几乎成了一个比上帝还要上帝的抽像怪物。

按照一般人的心理——当一个人处于异常的艰难困苦、疾痛惨怛的绝境下,会情不自禁地在生死抉择之间徘徊。这时,只要旁人给予些许关爱或语言安慰,就使这个人看到人间的真情和温暖,就使这个人觉得人间还值得留恋,从而激发了他活下去的勇气,从而救下了他的一条性命。相反,则促成了他痛下决心,尽快结束自己的生命,以与这个丑陋而冷酷的世界决绝。

经过中共建政之后十多年的“党文化”的增益和积累,人性和人道的价值早已被酷烈的秦火焚烧一空。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反右运动,对于共产党来说,早已是轻车熟路、驾轻就熟了。

而众多的右派们(除极少数外),只能面对家人的纷纷背叛,面对亲友的纷纷出卖,面对同事或好友的落井下石。他们在这个是非颠倒、人妖不分的冷酷世界上,是显得那么的孤立无援!是显得那样的茕茕孓立!他们饱经心灵的折磨之后,只能纷纷地缴械投降——我有罪!我该死!

第四,法国大哲学家孟德斯鸠曾曰:“民主政体的统治原则是德行,立宪政体的统治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统治原则是恐怖。”由于中国历经两千多年的专制恐怖统治,中国知识份子长期处在恐怖政治的重压下喘息,只能依附于专制机器上讨口饭吃,从而使得生存智慧和保命哲学异常的发达。相对的,而比较缺乏独立人格,缺乏自由思想,缺乏批判精神,缺乏对真理、正义、良知、美德的执著,缺乏对人的自由与尊严的坚守。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大多数知识份子,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份子,最多算是“准知识份子”而已。

在这种生存智慧和保命哲学异常发达的知识份子群体内,人们一直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直汲汲于“识时务者为俊杰”,一直秉持“世无道则隐”的人生哲学。

在这种“生存智慧和保命哲学异常发达”的人格下,当年的大多数知识份子,一遇上共产党的横蛮批斗,尽管开始试图抗争,但经历一定时间的批斗折磨之后,就纷纷地以认罪和退让来保全性命。而少数几个坚持真理正义、执著道德良知的人,就立即遭到共产党的肉体杀戮和精神消灭,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五,由于中国极权专制社会的权力金字塔结构,从而产生了一种维护这种等级秩序的儒家学说。后经宋儒将这种儒家学说进一步引申之后,这就产生了一种“专制理论伦理化,家族伦理专制化”的社会结构。通过这种温情脉脉的“专制理论伦理化”之后,专制文化深入了中国人的骨髓之中,就很难认同基督文明之“平等”的价值观。

儒学,从本质上来说,仅仅是一种为人处世的伦理学。而伦理学仅仅是哲学的一个很少分支,根本够不上哲学的层次,那就更加够不上信仰层面的资格。但中国人在几千年儒家文化的强制灌输下,却把儒学拔高为信仰层面的东西来信奉。从而产生了一种大谬不然的文化结构。

儒家学说被几千年强制灌输之后,孔孟之道就构成了中国人人格的基本元素。墨子提出的“兼爱”的观念,尚且受到孟子“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严厉指责,何况基督文明的“博爱”之价值观?

由于基督文明提倡上帝的子民“一律平等”的基本观念,这就更使深受专制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份子对其寇仇视之。这就使得基督文明在中国的传播,仅仅停留在下里巴人的层面上,而对作为中国社会价值导向的士大夫和缙绅阶层,则难以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在基督文明的社会氛围下,知识者皓首穷经地执著真理,探索真相和研究宇宙奥秘,是一种荣耀神的事业。他们的很多形而上思考和探索,虽然在当时看不到它的价值,但在后来却闪耀出人类智慧的熠熠光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和前途,从而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在基督文明的社会里,这些皓首穷经地执著于真理探索的人们,也能获得社会的普遍尊敬。

而在以孔孟之道为文化传统的中国,孔孟之徒一遇上形而上的问题,就逃避,就绕道走。如“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等等。在以孔孟学说为精神信仰的中国社会里,要是有人像在基督文明社会中那样地执著于真理探索和宇宙奥秘的研究,那将被这个社会视为疯子和异类,而遭到公众的唾弃。

在一个缺乏基督文明熏陶的国度里,人们汲汲于“学以致用”,汲汲于“升官发财”,汲汲于“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汲汲于追求自身的“出人头地”,从而缺乏对真理和正义的执著,缺乏对人类自由与尊严的坚守,缺乏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缺乏对社会未来、民族前途的形而上思考……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急功近利的现实主义者,产生了大量的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

对于缺乏基督文明熏陶的中国人来说,中国的落后贫穷,确实让不少中国的先知先觉之士进行了不懈的思索,但他们思索的结果却是——急功近利地把宪政民主制度视为富国强兵的一种技术手段,而不是把宪政民主制度视为保障人类自由和尊严的一种制度设计。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也是如此。

在一个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氛围浓郁的社会里,人们汲汲于现实利益的考量,而不愿对那些关乎社会发展和人类未来作深谋远虑的形而上思考,那么就使这个社会、这个民族就始终陷入灾难化生存之中,而难以自拔。

在一个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氛围浓郁的社会里,人们一旦遇到必须在坚持真理、追求正义与保全性命之间作抉择的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难以涌现出照亮人类文明的示范人物和闪光事迹,从而难以涌现出坚持真理、执著良知的伟大人格和高贵灵魂。当年的大多数右派,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灵魂迷失的处境下,才纷纷妥协退让,才自虐性地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我有罪!我该死!

第六,毛共素来是玩弄阴谋手腕的高手。在反右运动中,毛共将那些名震中外的大右派许以优待的条件,诱使他们检讨认错,继之在党控的报刊上大肆宣嚷。从而对全国的小右派产生示范效应,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众多小右派看到那些大名鼎鼎的大右派都低头认罪后,感到自己人轻言微,如果再坚持自己的立场,就会受到更加严酷的对待。为谋求自身和家人的退路,只好违心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于是纷纷缴械投降——我有罪!我该死!

以上六个层面原因的综合,从而把中国社会织成了一张十分严密的天罗地网,从而把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古拉格群岛,从而使得毛共政权几乎变成了一架巨大的绞肉机,从而使中国人的良心道德和灵魂智慧统统地被绞杀或窒息,从而使得“反右”运动演化成为一段异常惨痛的历史悲剧。

四、令人心酸的“反右花絮”

笔者虽未亲历惨烈的反右运动,但通过阅读有关记录,心情仍然异常沉重。笔者通过与一些右派朋友交谈,所了解到的一点“花絮”,非常值得一记。

有人认为——“反右”和“文革”是偶然出现的历史悲剧。对于这个问题,我很赞同辛灏年教授的观点——“反右”是毛共这个党文化脓包的发烧疼痛和灌脓时期,“文革”则是这个党文化的脓包彻底溃烂的体现。因为毛共一直汲汲于培育党性,即奴性和兽性,而否定和批判人性、人道、人权的价值观。从而使得中国社会成为一个一个没有人性、人道、人权价值的社会,必然导致“反右”“文革”这样的人道灾难屡屡发生。

在这个脓包的生成过程中,大部份中国人都做了“沉默的大多数”,或者是闭眼念经,或者是跟风盲从。而一部份人为了表现自己,以期受到毛共的提拔重用,于是做了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帮凶。因此,在反右这个问题上,罪大恶极的当然是毛共,但不能免除普通中国人的罪责,只是罪责大小有所区别而已。

由于毛泽东青年时代“越是半桶水,越是淌得很”的脾性,从而饱受知识界的嘲笑和轻贱,从而激发了他一生蔑视和迫害知识份子的病态心理。但经过大跃进之后的大饥饿灾难后,毛泽东只好被迫承认——“老九不能走”。

不过毛泽东心目中的“老九”,仅仅是一些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之类的人物,而不是真正的知识份子。对于那些具有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真正的知识份子,毛泽东始终视之为洪水猛兽,视为眼中钉和肉中刺,必欲除之、戮之而后快的。于是毛共建政伊始,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知识份子的一波波迫害运动。

毛共建政之后的历次杀人运动,如“划定阶级成分”、“土改”、“镇反”等等,都由毛泽东拍拍脑袋,先确定一个被杀的比例和人数,然后再分解布置到各地具体组织实施。从来不理会那些被杀之人是否冤屈?

各地官僚在毛共这个恐怖体系下,为了讨得主子的高兴或赏识,就变本加厉地大杀特杀。一直杀了个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以体现其“革命性”和“党性”,以免受到“党性不强”和“革命性不高”的指责。中共的“革命性”,是取命来的,是敢不敢大肆杀人另一种说法。这就是“奴才比主子更坏”的社会意识土壤。

这次“反右”,照样是由毛泽东拍拍脑袋,然后确定了一个5%的比例。下层奴才为了在主子面前邀功请赏,乃变本加厉地雷厉风行。实际执行结果,全国被划成右派的人达到了102万人之众,全国右派的总比例达到了20%。有些反右运动的重灾区,右派比例竟然高达50~60%。出现这样大的差异,关键取决于单位头头对反右运动“是否积极”。

在这种事先确定比例人数、并层层加码分解落实到具体单位的管理体系下,有的人被划成“右派”,是因为为了完成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这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们只好没完没了地“开会讨论”和“组织学习”,实在不好意思将任何人划为右派。正在长久讨论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尿急得实在憋不住了,只好出去小解。但他小解回来后,右派帽子就给他戴上了。

也有一些人,是主动为单位领导“分忧”,来完成上级规定的划出右派的“工作任务”,就玩笑着跟头头说:“大家都不愿意划,任务怎么完成?把右派给我好了,尽快结束这没完没了开会,以便正常开展工作……”于是他就成了右派了。但他绝对没有想到:一个无关紧要的“右派”帽子,竟然会造成他后来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

在反右运动中,除了这 102万正式右派之外,还有很多无法统计的“不带帽右派”、“编外右派”、“漏网右派”等等。他们也长期受到歧视或迫害,而饱受二十多年的屈辱悲惨生活。到正式甄别平反之时,很多地方负责官僚竟然敷衍搪塞说:“你们当初就没有被正式划上右派,如何去平反昭雪?这没有依据嘛!”。

毛共素来善于玩弄阴谋伎俩,以欺骗蒙蔽国际社会和国内人民。在他们武力征服大陆的过程中,对于那些被俘的国民政府官兵,一方面,他们十分周到地优待那些著名的高级将领,并施以特赦后的高官厚禄,以体现毛共的宽大仁慈,让国际社会和国内人民产生错觉,以为中共还是有点人性的,是能够与之共事合作的……同时又对那些被俘的和原来从抗日战场退役下来的低下层官兵,以“历史反革命”进行大肆杀戮。

这一次毛共发动的反右运动,他们照样是熟车熟路地使用了这种卑劣手段——即对那些著名的大右派,只要他们积极配合毛共的“统战伎俩”,而低头认罪,就既不关押也不罢官地优待起来。而对那些没有多大名气、且不会引起国际国内关注的小右派,则施行了严酷的苦役虐待或非法关押。

当年,广东有关部门将全省右派送去青海服苦役。二十多年之后,右派终于获得了平反。于是广东有关部门急匆匆赶去青海将人接回。但他们到了青海一打听,竟然没有一个人活着,全部变成了累累尸骨,都被浅浅掩埋在一堆堆“土馒头”之中。广东有关人员心有不甘,于是质问青海人:哪怕是留下一个人,我们也好接回去交差嘛!青海人则毫不客气地回敬广东人说:当年把他们送来这里,难道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被流放到甘肃的右派,也好不到哪里去。仅一个夹边沟农场,就累死、饿死和折磨致死了数千名右派……

经过反右运动的严酷整肃之后,剩下的那些没有被划成右派的知识份子,也统统被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成了人人喊打的“臭老九”。他们只能低首下心,夹着尾巴做人。从而使抽掉了国人的脊梁骨,砍掉了中国社会的脑袋,以利于共产党的统治,以利其营造出一种“全国只用一颗脑袋思考”和“一个人发疯,全民族遭殃”的政治体制。

经过历次整人运动的一次次逆向淘汰,特别是经过“反右”运动对民族灵魂的扼杀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几乎只剩下那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共产党官僚和社会群盲。真正实现了毛共梦寐以求的“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目标。但随后爆发的大跃进运动,马上就让毛共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在一个既无自然灾害、又无人为战争的和平时期,竟然饿死了四、五千万农民。连一贯草菅人命、残民以逞毛泽东,都被吓得哭了起来——“怎么办哦?中国要出李闯王了!”也令中共政权至今闻之心悸变色,而不敢回顾,也不许人民反思。

五、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

中国大众在“明哲保身、莫谈国事”的哲学下,在“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的观念中,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里,眼看着这些社会的良心和民族的精英遭受非法迫害,他们大都做了“沉默的大多数”,或者是跟风盲从,也举起右手跟着中共官僚胡乱叫喊——打倒、砸烂、踏平、炮轰……但过了不久,这些人就被大批大批地活活饿死,接着又在一波波政治运动之中被一次次的利用和抛弃,始终陷入灾难化生存之中。

一个把知识份子打入十八层地狱的社会,一个以“知识越多越反动”为统治宗旨的民族,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就是一具行尸走肉。而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反复爆发大跃进、大饥荒、反右、文革、残害自由信仰者等人间惨剧,是顺理成章的逻辑。

通过“反右”这一万分沉痛的历史现象,我希望今天的中国人,能从这血泪斑斑的历史中,能够学到一些宝贵的历史教训——懂得保护我们的社会良心和民族精英,懂得珍视我们这些民族的灵魂,也就是等于珍视和保护了我们自己。而不是甘当麻木不仁的看客,而不是始终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态度,而不是只懂得在极权专制的缝隙中刨抓食物,而不是对自身悲惨生活的境遇徒叹奈何,而不是对腐败黑暗的政治逆来顺受,而不是只满足于作一名木知木觉的华老栓,或者只满足于做一名贪婪凶残的康大叔。

邓小平说:“忘掉过去,一切向前看”,还说“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对于这两句混账话,我要坚决地说“不”!因为一个不善于总结历史教训的民族,是一个没有长进也没有出息的民族。

今天的共产党当局,用尽一切手段来抹去这斑斑血迹,是为了不让中国人民知道他们的妖孽本质。

今天的共产党当局,还想方设法阻挠人民回顾这段悲惨的历史,是为了让中国人民在“伤口还在流血、心灵还在流泪”的时候,就变得“一无所有”。把我伟大的民族,变成一个像猪一样苟活着的木知木觉的民族,以利于他们的反动统治。

惨兮!中国102万右派!!

伤哉!中国500余万“知识份子”!!

悲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中国人民!!!

痛矣!荼毒我民族精神和灵魂的马列秦火!!!!

注:中共官方一直宣称是55万多名右派,但据丁抒先生《阳谋》一书(修订版)考证,当年胡耀邦看到102多万右派遭受非人的迫害,害怕公布出去会对中共政权产生极为负面的政治影响,于是摸摸脑袋,就宣布为55万了。@

初稿于民国96年2月6日
定稿于民国96年2月27日

——首发于《人与人权》

贺卫方:官方控制大学弊端多 教师反弹 学生对历史无知

【大纪元4月1日报导】(中央社记者陈妍君台北一日电)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指出,中国的大学教授愈来愈意识到,大学要办好必须教授治校,而不是由政党或教育部的官员来治理;中共在意识形态环境的合法性丧失后,对大学的控制愈来愈赤裸裸,有时候会很粗鲁地去行使这样的权力,自然会引起大学教师反弹。

上个月,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主任张鸣,疑似因为在部落格中公开他与国关学院院长李景治的分歧,表示“现在大学的行政化、衙门化已经到了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院长掌握的资源非常大,你不听我的,职称评不上,课题没有你的……”,因而被撤销系主任职务。

贺卫方在接受中央社专访时表示,中共在意识形态环境的合法性丧失后,对大学的控制愈来愈赤裸裸,愈来愈变成出于自身的利益,而非某种正义的目标。

贺卫方说,“他没办法论证它,有时候就显得很粗鲁地去行使这样的权力”,导致大学教授与官员治校理念的不同“现在看起来像拉锯战,教育部天天做一些让我们(大学教授)感觉很不好的事情”。

他指出,近年来,中国大学校园出现此起彼伏的不满与抗争。贺卫方由于不满北大硕士班招生体制的弊端,宣布停收硕士生;更早之前,美术家陈丹青因为不满博士班招生体制,辞去北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一职。

贺卫方表示,这些行为表达中国大学教师要求独立的地位,要求政府必须有清楚的界线,在管理学校时,厘清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能行使的权力。

他指出,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无论在对国民的号召力、在国际舞台的形象方面,传统社会主义那套思想观念体系都愈来愈失去正当性。

贺卫方说,“我们总是说我们经济发展多少多少、GDP增长如何如何,用这个来表明这个政权是正当的。”不过,政权的合法、正当性不能总是建立在经济发展上,否则,经济发展若出现问题,要拿什么来号召?

他表示,中国社会现在处于一种胶着与僵持的状态,就是中国“还要穿着社会主义的外衣不能脱掉”,但实际上走的是另外一种道路,因此形成语言和行为的巨大冲突。

贺卫方指出,政府不能老是插手经济事务。基于经济需要,中国人民愈来愈趋向于要求建立良好的法治环境,包含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中国年轻人对文革记忆空白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表示,一个民族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尤其是不那么光彩的历史。中国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反右运动等历史记忆的空白,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情”。

贺卫方接受中央社专访时指出,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国官方应该好好研究,应该接受历史的教训,应该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如何避免悲剧重演。

他表示,尽管各个民族都有虚荣心,喜欢表彰历史中辉煌、伟大的一面,试图去抑制那些糟糕的一面,不过,就像国际社会要求德国不要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要求日本人不要忘记他们侵略中国的历史,“我们同样不应该忘记我们自相残杀的历史”。

贺卫方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更早的知识份子整肃运动,以及土地改革期间,对地主的大规模杀戳、国家对资本家财产的剥夺,都是中国这种自相残杀的历史表现。

他指出,一九四九年以后,知识份子逐渐变成斗争、改造的对象,因为一有知识,你就变成“麻烦制造者”。“我们可以说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运动可以说是一个接着一个,知识份子哪有什么安定的日子?”

贺卫方表示,反右运动发生至今满五十年,仍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对后来的知识份子来说,他们就是一群异己份子,就是一群时刻都要警惕的人。

他指出,由于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下令,要知识份子畅所欲言,保证绝对不会像从前一样加以整肃,最后却回头秋后算帐,使得共产党的诚信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到了文化大革命,死亡人数达到非常恐怖的高峰,“这是一个民族心灵特别严重的创伤。”

贺卫方说,去年是文革结束四十周年,但中国官方千方百计压制,不允许有任何纪念活动,不允许报纸上发表反思文章,今年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也同样如此,这种作法非常不智。

他指出,官方刻意压制各项纪念活动,根本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变成一种图腾,变成一种没办法推翻的符号。如果不彻底检讨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所犯下种种严重的错误,“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地面对未来,没办法告诉下一代,我们的历史到底是怎样的。”

贺卫方是中国著名的自由派学者。去年三月,中国国务院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开“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贺卫方在会中提出中共一党专政违反宪法,建议共产党分化为两党或多党等说法。

不久后,中国左派网站曝光这场被称为“新西山会议”的会议内容纪要,引发保守派人士抨击。

贺卫方是中国著名的自由派学者。去年三月,中国国务院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开“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贺卫方在会中提出中共一党专政违反宪法,建议共产党分化为两党或多党等说法。

不久后,中国左派网站曝光这场被称为“新西山会议”的会议内容纪要,引发保守派人士抨击。

苦涩的童话:香港圈出新一届特首

【大纪元4月2日讯(香港资深媒体人士 丁望撰文) 香港特区第三届行政长官,于3月25日产生。800人的选举委员会,圈出63岁的曾荫权,继续主持“一国两制”下的特区政府;49岁的大律师、公民党的梁家杰败落。

圈选的结果,是意料中的事。在“一国”的屋檐下,曾荫权获北京全力支持,得到六百多个选委提名,梁家杰则只获一百多个选委提名;投票的结果,与提名人数成正比例关系,在772张有效票中,曾获649票,梁得123票,分别占84%、16%。

倾斜政策与指令控制

香港产生行政长官的制度设计,由中共中央实际主持。在它的色彩意像和倾斜政策之下,八百人的选举委员会向“红脸人”倾斜。所谓红脸人,是指传统左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他们与北京早有政治血缘。

制度设计的极度倾斜,有利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令控制和指导控制。这种源自计划经济体系的控制模式,必然使圈选特首先有北京的“计划性”,即打算安排谁当特首。在“计划”控制下,八百人的投票,大体是回应北京"计划安排"的一种形式。与其说这是“选举”,倒不如说是北京意旨下的“推举”。

对于香港居民而言,这样的“选举”是关于民主的“苦涩童话”,只是以“童话”讲“民主选举故事”,令人发笑后有苦涩之感。

纳税人士没有选举权

尽管北京严控香港选局,但与前两届比较,这次倒有小小的进步,开放了“候选人”的公开辩论,让港人了解他们的新平台。

开放公开辩论并不足够,占很大比例的港人期待早日有一人一票的普选。泛民主派提议在2012年以普选方式产生特首,有相当高的民意支持。

按照基本法第45条,行政长官要达至普选的最终目标。这样的规定,是向港人开出一人一票选举期票的标志。

对于期票的兑现,北京官方和“爱国界”与民意有很大的距离,有人把“最终”说成二十一世纪四十年代;更多人把民主选举与“乱局”联在一起,并以台湾政局动荡为由反对2012或2017年普选;说得最多的“理由”,是英国统治香港期间从未有普选,何必在近10年内举行普选。

香港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与数百万缴纳入息税、利得税、差饷的人息息相关。占极大比例的纳税人只有义务而没有选举的权利,与全球政治文明的发展背道而驰。不能说英国没有给港人普选权,现在或稍后港人就不应享有普选权。这正如毛泽东时代没有市场经济、也无“和谐论”,在毛之后就不应有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之说。

具备普选行政长官条件

英国虽然在香港只推行分区立法局直接选举,没有政府首长的普选,但他给香港留下四大政治遗产:以司法独立为基础的法治,居民充分的自由,包括公务员行政中立、廉洁的文官体制,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它使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受到法律和制度的有效约束。以法、制为基础的秩序文化,亦比中国大陆强。

就经济实力而言,香港也有追求普选的基础。2006年的人均GDP,中国大陆约二千美元,香港则超过一万五千美元,香港的人均外汇、财政储备和国际旅游收入,也远在中国大陆之上。

国际有公信力的调查显示,香港的经济竞争力、政府廉洁度,也在全球的前列。

上述的事实,一方面说明,以引起动乱之名反对普选缺乏根据;另方面说明,在中国大陆一时不能推行的改革,香港未必不能尝试。

尽早实现行政长官普选,不仅不会造成乱局,反而让行政长官有真正的民意合法性,也使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建立国际形像的新亮点。

北京《中国青年报》和胡锦涛智囊之一的俞可平,已公开倡议“还政于民”,在中国大陆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强于中国大陆的香港,何不先走一步试验普选?

香港观察:阶级斗争在香港

【大纪元4月2日讯】(BBC特约记者谭卫儿撰文) “阶级斗争”,一个香港人相对陌生的名词,最近在香港成为热门名词。这要感谢这场“有竞争”的特首选举。否则,香港人无缘看到候选人的电视辩论。没有电视辩论上的火花四溅,不会带出“阶级斗争”这个议题。

话说梁家杰当日在辩论会上,振振有辞地指责政府官商勾结, 不顾低下阶层利益。 说自己才是那些“手中无(选)票、无钱、无权势的市民”的代表。

这番话看来真激怒了曾荫权,只见他脸色一沉抢白道:“香港我们不要搞分化, 那是搞阶级斗争。不管有票没票,有钱没钱,有势没势的市民,都是我的老板。今天香港的没钱人,就是明天的有钱人,今天没权的人,就是明天有权的人。”

一句“香港不要搞阶级斗争”,让曾荫权得分不少。不过,梁家杰所说的贫富不均,也不见得夸张到哪里去。虽然香港不会有人喜欢搞“阶级斗争”,但事实上“阶级斗争”又似乎在香港若隐若现。

香港贫富悬殊之严重已是不争的事实。只在数年前,还有政府官员大条道理地对记者说,“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应眼红(嫉妒)别人有钱,看到别人有钱,更应自已发奋向上啊。努力向上爬不正是香港精神吗?”

还有:“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我们不都是这样,凭着一股不羡慕别人,努力挣脱贫穷的斗志,努力向上,才令香港经济起飞的吗?”

更有高官在与记者聚会时坦言,所谓“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啊,关健在于香港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香港有人饿死了吗?说明香港有很好的安全网。如此这般。

这些官员的话,客观上或者没有错。只是,时移世易,有些话,几年前说可能是理直气壮。今天说,得顾及政治后果。正如“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是资本主义的必然。

为什么,请看以下一些数字:

今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多位香港富豪昂然入围。当然这是好事,证明香港这弹丸之地,生出这许多超级富豪,确有其过人之处!近日,香港豪宅又创出每平方英尺港币32,000元的天价!香港的人均年收入,多年来都超过15万港元,位居全球领先地位。香港的打工皇帝,交税也超过亿元。

“下流”现象

但另一方面,低收入人士比比皆是:清洁工月薪只有3、4千元:另有调查显示,速递员大多数时薪不到港币30元,部分时薪更低至不足13元,他们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但微薄的收入根本不够他们维持基本的生活!

政府数据显示,在近7百万香港人口中,收入低于政府综援金(从2千元到数千元不等)平均数的贫穷人口有95万!但一些民间组织的数字则指,香港贫穷人口实际超过125万。

更令人担忧的是,当香港贫富差距越发拉大时,香港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具相当数量及相对搽定的中产阶层,出现了“向下流”的趋势。香港政府统计处上月公布的数字显示,在1996到2006过去这10年间,香港中等收入的住户比例萎缩,月入1万至4万的典型中产家庭,十年间由超过61%下跌至55%。

身边就有不少朋友在慨叹,看来会加入“下流”一族。

于是,专家们惊呼,舆论附和:香港己出现“下流”现象,政府再不处理会引至社会严重不搽定!

香港社会是否“下流”?阶级分化是否严重?从这次两位特首候选人在整个选战过程中,不厌其烦地强调要解决贫富悬殊,要照顾中产阶层,或可见一斑。可以理解,为何曾荫权在发表他的“香港不要搞阶级斗争”论后,承认当时实在是被梁家杰的一番话“激亲”(惹恼)。若不是对手说到你的痛处上去,怎会如此的反应强烈?

女将“娴姐”

令曾荫权同样气恼的是,除了民主派,支持政府的政党,在贫富悬殊的问题上,也和政府杠上了。这其中最令政府头痛的,是一位女将--来自亲政府的工联会的立法会议员陈婉娴。她多年来死咬住政府不放,要求政府制定最低工资。

政府由于要考虑商界的强烈反对,以雇主自动约章形式来在某些行业先试行最康工资。陈婉娴自然不肯放过政府,所以,曾荫权还有特区政府一众官员,特别是主管劳工,财经的官员们,见到人称“娴姐”的她就心中叫苦,也是公开的秘密。

“阶级斗争”,令香港人联想到文革,绝不是个好名词。但今天的香港,“阶级分化”却是不争的事实。有人怪罪都因政党在“搞搞震”,老把“官商勾结”挂在嘴边;还不是为了选票?有人会说,都因为政府扶贫不力?但也有人说,香港不要鼓励“伸手派”,为什么回归后香港人变成了有事都去找政府?种种理由,莫衷一是。

无论如何,不要让“阶级分化”演变成“阶政斗争”,肯定是香港人所想。这里,倒是想起了上面提到那位官员的这一句:“不眼红别人,努力向上,那不是香港精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