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4月03日(星期二)

郭飞雄被转回广州关押 起诉日期待定

中国人权从国内获悉,广州市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日前已被从辽宁沈阳转回广州,现关押于广州市第三看守所。检察院再次收到了公安局送交的补充侦查材料,应在5月15日前决定是否起诉。此前,郭飞雄因涉嫌“非法经营”,于1月20日被从广州转往辽宁省公安机关管辖。

邓永亮:本身就是政治迫害的郭飞雄案已到关键时刻

郭飞雄案特殊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起简单的、孤立的政治迫害案件,就像北京的胡佳先生准确而又敏锐的指出那样,抓捕郭飞雄是中共当局打击出版自由的同时打击维权运动。

四川村民与开发商对峙昼夜护土地

帮助大湾村村民争取权益的四川维权人士刘正有表示,村民的欲望很低,即使如此,乡政府和开发商都还不满足。他说:“关键是非法征地。村民要他们拿出合法手续来,他们(开发商)拿不出来,政府官员也拿不出来。这事已闹了几次,现在因为那不出来,现在也不敢强行开工。”

安徽临泉黑社会介入征地 法院受理村民讼诉

安徽临泉县上星期发生黑社会介入征地事件。两百多名身份不明的打手光天化日之下圈地准备毁田,当地警方接报后不维持治安变相纵容。另一方面,村民要求撤销县政府有关征地合法化文件的行政行为,法院星期一已受理有关讼诉。

两院庇护假药贩子 人大代表维权被监控

2007年3月28日,吉林市人大代表董善柱带着农民再次来到吉林磐石市检察院,询问因使用了黑石镇吉孔亮农药店的假农药造成52户农民的50多公顷葡萄绝收的处理情况,但检察官的答覆和上次一样令他失望:“吉孔亮等人涉嫌销售伪劣农药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

洛阳老共产党员 法院上吊死因离奇

现年五十四岁的老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刘宪州,三月十二日上午八点,去河南洛阳市瀍河法院讨积欠十余年的执行款一直未归,十三日晚上发现陈尸瀍河法院地下室,身上伤痕累累,颈处有勒痕,死因离奇。

深圳最牛钉子户

就在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尘嚣未定时,一组深圳“钉子户”的照片在大陆论坛上流传开来,因照片上的这座七层民居跟重庆钉子户的照片极为相似,被称为“深圳最牛钉子户”。但是近日,这家深圳版“最牛钉子户”的居民收到当局裁决书,要求20天内自动搬迁出。

泛蓝成员因房产案欲赴京上访受阻

中国泛蓝联盟湖南成员谢福林就其房产案件受到不公正审理,原打算星期天到北京上访,但有当地政府官员亲自到家中阻止。谢福林表示这几天要观察当局的诚意,倘若没有满意答覆,还会再启程到北京。

维权警察被“鉴定”精神异常 剥夺司法权利

本台曾报导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的武汉警察、业余维权人士汪国强,近日被当局以精神不正常为由,剥夺其诉讼代理人身份。当事人认为这是当局剥夺政治权利的藉口,而据称负责鉴定的精神科医生则拒绝解释相关程序。

辽宁退休干部县府请愿 要求停止克扣退休金

星期一下午,约200名黑山县的退休干部聚集在县政府机关大院里,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四个工作日到这里来请愿上访上两点钟,市长和两名副手接见了十多名群众代表,暂时没有达成协议,其中一位退休干部张老师当晚告诉本台……

李南央:向新一代新闻人致敬

李大同在香港出版的新作《用新闻影响今天》,是我在从纽约飞往印度新德里的十三个小时航程中一口气读完的。我不具备写书评的资历和能力,但是看完这本书,忍不住要写点什么,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一本书,能够买来看看,多些文化的沉淀。

刘慧卿:公共广播埋下“杀台”危机

以资深传媒人黄应士为首的公共广播检讨委员会于三月二十八日发表《香港公共广播服务检讨报告》,建议政府成立一个名为“香港公共广播公司”的新机构,又谓新公司不应由香港电台转型而成,更直指港台的身份及架构,并不符合公共广播机构的要求。但报告并没有就香港电台的前途提出建议,只谓这问题应交由政府当局去决定。有见及此,有评论指报告是潜伏了“杀台”的危机。

大陆人:是人民养活了共产党

掌握了一切国家资源的中共,还教会了所有中国人一支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真是这样吗?31日中午,在芝加哥南华埠广场上举行的美中退党集会上,一位来自大陆甘肃省的于先生表示,共产党是寄生在人民身上,是人民养活了共产党。他说,目前大陆许多共产党员对共产党都不抱有信心。

副局长遭报跳楼 公安系统受震动

在大纪元网页上,退出中共相关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两千万。在美国退党热线的义工每天都收到不少要退出中共邪党的电话,以下是义工袁女士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透露的几个关于大陆民众三退的精彩小故事。其中无论是迫害法轮功觉醒的公安或改过自新的杀人犯,除了自己和亲人的退出中共外,都主动的表示,要让周遭的人知道退出中共的重要性。

喊“法轮大法好”脱险救人 反遭公安绑架

据明慧网四月三日报导,大连市法轮功学员金信年遭遇车祸,因为喊“法轮大法好”而脱险,还救出了同车的几名工人,其中包括一名已经停止了呼吸的重伤员。在交警调查时金信年谈及此事,却在随后遭到大连市开发区黄海路派出所的绑架,现被关押在大连市开发区看守所。

大陆警察一瞥

据目击者讲,十二月四日下午两点,涞水县王村乡赵各庄村突然开来一辆吉普车,车上走下来四个人,都是中等个儿,着便装,手里什么都没有拿。下车后,直接奔乔永福家而去。院落内空旷无人,大门紧锁。其中两个人不由分说,翻墙而入。没等走到房屋门口,一人顺势操起一块砖头,砸向房屋东侧窗户。由于用力过猛,砖头撞成碎块。随后,他们打开大门,一拥而上,把屋里屋外所有门窗、家具上的玻璃和部份家用电器,全部摧毁。

德国媒体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3月30日,德国第三大日报世界日报用将近整版的篇幅报道了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和著名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讲述中共当局非法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高价出售,全面详细的介绍了中国器官交易与迫害法轮功的黑幕。

每日凌晨明慧卫星电台广播晨炼音乐

明慧广播电台于二零零七年三月五日起,登上欧洲卫星通讯公司的W5号卫星,向亚洲地区,主要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每日二十四小时播放。每天清晨3点50分到6点,播放炼功音乐,受到大陆广大法轮功学员的欢迎。

杨柳:中国为何对美国人权报告如此过敏

美国国务院连续30年发表各国人权报告,它的目的在于促进世界范围内各国的人权纪录的改善。这份报告的内容涵盖世界上190多个国家,中国只是其中之一。《各国人权报告》在美国国内外被广泛用作评估各国人权状况的参考文献。可是,八年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只发布美国的人权记录,对世界上其他一百多个国家人权状况却毫无兴趣。尽管有些国家人权记录很差,也从来没有听到中国政府为那些正遭受人权迫害的群体说句公正话。那么为何中国政府单单发美国人权记录纪录呢?

横河:“和谐社会”的内政外交

最近我看到中国大陆官方的消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在三月二十号宣布: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在三月二十六号至二十八号对俄罗斯进行国是访问,并且出席在俄罗斯举办的中国年开幕式等活动。这是俄中互办国家年的一部分。那么最近中共在海外一个接一个的办中国年,它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横河:习近平空降上海与中共新西兰出丑

因为最早的传言是胡锦涛要把统战部长刘延东派到上海去,刘延东属于团派的一个比较强的主力,结果没有成功;而上海帮当时想要的当然是陈良宇被搞掉以后让韩正去当书记,结果也没有搞成。这两派势力最后没有哪一边取得绝对的优势,所以从外面调进一个地方诸侯习近平。习近平虽然西方有报导说他和江泽民、也就是上海帮比较接近,但严格的说他并不属于上海帮,你要划分的话可能属于太子党这一类的。

郭飞雄被转回广州关押 起诉日期待定

【大纪元4月3日讯】(中国人权2007年4月2日新闻发布)中国人权从国内获悉,广州市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日前已被从辽宁沈阳转回广州,现关押于广州市第三看守所。检察院再次收到了公安局送交的补充侦查材料,应在5月15日前决定是否起诉。此前,郭飞雄因涉嫌“非法经营”,于1月20日被从广州转往辽宁省公安机关管辖。

中国人权获悉,郭飞雄的妻子张青于4月2日上午打电话到广州天河区检察院时, 才从一女性检察官那里得知“ 郭飞雄现已由辽宁沈阳转回广州市,目前关押于广州市第三看守所” 。当张青询问何时转回时,对方拒绝回答具体日期,但强调公安局应该通知家属。张青表示,3月14日她打电话询问广州市公安局郭飞雄何时转回时,对方回答不知道。张青分析,如果当时公安局所言属实,郭飞雄被转回广州的时间应是这半个月之内的事。

张青还表示:“该女性检察官还说,上周五(3月30日)下午, (广州)市公安局九处已将郭飞雄的补充侦查材料再次送交检察院。而我3月30日上午给该女检察官电话询问时,对方还回答说没有消息。” 根据检察官告诉张青的信息及法律程序判断,目前郭飞雄案补充侦查程序已结束,检察院应在5月15日前决定是否起诉郭飞雄。

郭飞雄于2006年9月30日被广州市公安局以“非法经营罪” 正式逮捕。今年1月6日,郭飞雄的妻子张青收到丈夫狱中来信,得知广州市公安局已于2006年12月25日将郭飞雄案“ 送检意见书”交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1月19日此案被检察院退回要求补充侦查。1月20日,郭飞雄案被转往辽宁省公安机关管辖。其间,2月17日郭飞雄案再次送交天河检察院, 而天河检察院于3月1日再次将此案退回广州市公安局要求补充侦查。按照法律程序,这是本案的最后一次退回补充侦查。

郭飞雄曾为多起维权案例提供法律援助,是2005年广东太石村维权事件中村民聘请的主要法律代理人。太石村村民依据中国法律罢免村干部的行动遭区政府派出警察的暴力镇压, 此事件经国际媒体广泛报导后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为此,郭飞雄被警方抓捕并关押了3个多月,其间,郭飞雄绝食59天进行抗议,2005年12月27日获释。2006年2月、3月和8月郭飞雄曾三次无故遭警方殴打。

2006年9月14日,广州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 将郭飞雄刑事拘留。9月29日 ,郭飞雄的代理律师胡啸会见他时得知:他被关进看守所后,警方曾几天不让他睡觉 ,轮番进行疲劳讯问,他以绝食抗议当局的迫害。2007年1月11日,胡啸律师再次 前往会见郭飞雄时,郭又告诉律师,广州市公安局预审处警察对他严刑逼供,将其手脚铐在床上40天,此前狱方还轮番对他进行疲劳逼供,几天不让他睡觉,他再次绝食25天以示抗议。自2006年9月14日被拘捕至今,郭飞雄前后共绝食了40天。迄今为止, 郭飞雄已被关押了近200天,属于典型的超期羁押。

中国人权敦促中国当局保障郭飞雄获得公正司法程序的对待。同时,在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2008年5月审查中国政府提交的报告之前,中国人权呼吁中国政府彻查关于郭飞雄在拘押期间遭受虐待的指控,并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他不再受到虐待。

中国人权是由中国的学生和学者于1989年3月创立的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的监督和呼吁组织。中国人权的宗旨是促进在中国实现国际公认的人权,并使之受到制度性的保护。

邓永亮:本身就是政治迫害的郭飞雄案已到关键时刻

【大纪元4月3日讯】言论自由是现代文明社会和有教养的人们公认的人类最基本的自由权利。言论自由对人类的重要性和意义已经被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和仁者多次论证,已经没有再论证和说明的必要。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具体表现形式,是言论自由的承载媒体。然而,古今中外各种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政权,以五花八门、各种貌似合理的藉口,压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一方面,这些专制主义政权,物色一些御用小文人,进行瞒天过海式的宣讲,实行可耻、可恨的愚民政策;另一方面,这些专制主义政权对敢于争取和践行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正义人士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中共政府是个地地道道的专制政权,它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愚民政策,保护它们的特殊利益,不惜采用多种所谓法律的罪名构陷争取言论自由的正义之士。这种构陷和镇压纯粹完全是中共这个极权政府出于保护极权政权这个政治目的的政治迫害。中共政府迫害争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人士的所谓司法罪名可谓门类繁多,比如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破坏法律实施罪,扰乱社会秩序罪,泄露国家机密罪,非法经营罪等等。广东当局以所谓涉嫌非法经营罪指控郭飞雄的内容是他曾经"非法经营"出版过《沈阳政坛地震》这本书。《沈阳政坛地震》这本书披露了中共统治者无法无天、极尽腐败堕落,无耻之极的许多情况,集中的反应了中国当权者的丑陋面目。这些事情,中国老百姓应该有权利知道真相。言说者讲出这些事情的真相和公民出版这本书,是正义和勇敢的行为,也都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它会得到一个民主政府的保护,却要遭到中共这样的极权政府残酷的政治迫害。

如果广州当局指控的事实成立的话,那也是郭飞雄为争取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正义之举。这种指控本身就是政治迫害,而不是什么中共以经济罪名搞政治迫害。

郭飞雄案特殊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起简单的、孤立的政治迫害案件,就像北京的胡佳先生准确而又敏锐的指出那样,抓捕郭飞雄是中共当局打击出版自由的同时打击维权运动。打击出版自由,毫无疑问就是政治性的迫害。然而,联系到郭飞雄作为中国维权运动的代表人物和当时郭飞雄被抓捕的时间,中共对郭飞雄的抓捕具有双重的政治迫害的性质:案件本身是中共政府践踏出版自由;中共的另一主要目的就是开始残酷镇压国内的维权运动,要拿郭飞雄这样的代表人员开刀了。本名为杨茂东的郭飞雄先生,数年来一直为底层的老百姓作法律服务,因太石村的维权事件而成为维权界举足轻重的维权领袖。他是中国维权界的象征和代表。高律师被捕后,郭飞雄先生组织了全球性的营救高律师联盟,在国内外都产生了积极而有效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在去年9月,中国政府以5年前已结了的旧案并以所谓涉嫌非法经营罪的罪名抓捕了他。

就像郭飞雄的律师指出的那样,这件政治迫害案存在许多违法和违规的地方。这些违法和违规的行为,从侧面说明郭飞雄案具有双重的政治迫害性质,同时也说明了中国的法律毫无尊严可言,是中共任意玩弄的高级妓女。中共当局在郭飞雄案违法和违规的地方有:1、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五年后又重新立案侦查经营《沈阳政坛地震》,没有法律依据,有违"一事不再理"的刑法原则;2、郭飞雄在这5年期间亦没有任何逃避侦查的行为,5年之后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却又以同一案由追诉杨茂东,并将其认定为本案主犯,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本案已过"追诉时效";3、《起诉意见书》没有对江伟、张志涛等同案犯一并指控,也没有注明同案犯的主体情况,仅注明"已移交起诉"或"另案处理",因本案的几人之间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供述相互矛盾的地方也很多,故应该一并起诉,并一起移送法院作为一个案件进行审理,以印证、质证相互的"证言",使本案的事实得到真正的澄清。本案应将同案犯一并起诉、审理;4、预审人员对郭飞雄进行了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逼供,具体表现为:1、连续讯问,预审员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对其提讯共计96次;2、预审人员曾将其手脚铐在木板床上达40天;3、预审人员罗伟国将自己掐伤反诬是被杨茂东打伤;4、不让看书,并没收了其所有的书籍;5、杨茂东为抗议对其的刑讯逼供及变相刑讯逼供,前后绝食绝水40天。

4月1日,郭飞雄案第二次补充侦查结束,郭飞雄案再次回到广州市的天河区检察院。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不可能再要公安局补充侦查了,它只有起诉或者不起诉的选择。中国正义和善良的人们,当然希望天河区检察院能够顺从民意,作出不起诉的决定,郭飞雄先生能够马上获得自由。当然,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检察院很可能起诉郭飞雄先生。在这起诉或不起诉郭飞雄先生的关键时刻,我提请一切关心郭飞雄先生的朋友们,一切关注和力图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们,一切正义和善良的人们注意,现在是我们表达我们看法的时候了,是我们发出正义声音的时候了,是我们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了!可以很容易推断的是,郭飞雄先生的结局将是今年及至以后国内维权运动的先导性展示:如果郭飞雄能够获得自由,国内维权的环境将宽松许多;如果郭飞雄被判刑,国内维权的环境将异常的恶劣。郭飞雄先生的结局只存在着上述2种可能,不存在缓刑的可能。一旦被判刑,也是至少5年的重刑。因为此案已经过去5年。

亚洲自由广播电台曾经播出过我对郭飞雄先生的承诺,那不是我信口开河的瞎讲,那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并与各位朋友共勉!最后,我再次以郭飞雄妻子张青接受亚洲自由广播电台的采访时所说的话,也是我心底的呼声,与大家分享。

张青说:"我作为郭飞雄的妻子,在此向全球社会、向社会各界发出紧急呼吁。在这个危急的时刻,请发出正义的呼声、作出一些有意义的行为来声援郭飞雄!呼吁媒体的关注、社会各界关注!

在文明走进二十一世纪的地球上,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有正义感、有良知的学者作家,维权人士受到如此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式的摧残而坐视不管,也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蒙受不白之冤。 良心不允许人类对这样的兽行和制造假案保持沉默。我希望社会各界一伸援手,大力营救郭飞雄! 我觉得现在是很关键的时刻。"

──转自《自由圣火》

四川村民与开发商对峙昼夜护土地

【大纪元4月3日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2007年4月3日香港报导)中国四川自贡市发生征地暴力冲突,大湾村200多村民正日夜守护他们的土地。自贡市大湾村的村民从去年开始就和征收他们大约100多亩土地的乡政府僵持。开发商上星期五出动了200多人强行施工,50多位村民前来阻拦,被暴力驱赶,有4人受伤。

大湾村护地维权代表赖有芬对中文部记者说,补偿费过低会让他们无法生活,他们屡次争取都没有结果。赖有芬说:“一千块一亩,他们都是按照老法来跟我们算的。市长不理我们,不派人跟我们接洽,每次都和我们提出文件。看过文件后都不做彻底解决。”

*刘正有:关键是非法征地*

帮助大湾村村民争取权益的四川维权人士刘正有表示,村民的欲望很低,即使如此,乡政府和开发商都还不满足。他说:“关键是非法征地。村民要他们拿出合法手续来,他们(开发商)拿不出来,政府官员也拿不出来。这事已闹了几次,现在因为那不出来,现在也不敢强行开工。”

大湾村村民到市政府找市长反映问题,被市政府信访办人员阻拦。中文部记者向自贡市府信访办公室求证时,该办公室一位官员说:“没有这回事。我们每周五都有领导接待上访群众,他们(大湾村)没有打官司的人来。我们接待的是行政部门的接待,不接受诉讼。我们不是法院。(记者:你们信访不是让人家来表达意见的吗?)表达意见不打官司。(记者:信访办接不接受土地纠纷?)该管都管。”

*当局称村民违法阻拦施工*

两天前,这个乡的政府和其它单位的23名官员与村民座谈,希望能调解矛盾。参加会议的村民代表赖有芬和人大代表刘远芬都说,当局以村民违法阻拦施工为威胁,而不提村民失去土地、不给补偿和无法生活等问题,因此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会议。

目前大湾村日夜有10多名村民轮流在开发商挖出的大坑周围守护土地。

虽然在争取土地权益中屡次受挫,但是赖有芬说,她对护地维权的结果有信心,因为村民手中有中央的补偿文件。她表示,只要不泄气,坚持争取到底,就应该能得到按中央补偿规定的金额。

安徽临泉黑社会介入征地 法院受理村民讼诉

【大纪元4月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采访报导)安徽临泉县上星期发生黑社会介入征地事件。两百多名身份不明的打手光天化日之下圈地准备毁田,当地警方接报后不维持治安变相纵容。另一方面,村民要求撤销县政府有关征地合法化文件的行政行为,法院星期一已受理有关讼诉。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郊区王陆庄村和大常庄村两百多户村民二月十日突然接到临泉县政府通知,要收回二百十一多亩土地,限令村民几天内必须交出。由于补偿安置标准过低,毫无心理准备的村民坚决反对。

村民星期一向本台反映,大约一个星期前两百多名流氓打手冲进村子,把几十名守田的老年人架离现场,随后砌起围墙准备毁田。王陆庄村村民王先生向记者介绍情况说…

王先生:那天早晨七、八点时候,开发商找了瓦工去拉墙头;不让拉的,就让社会上的痞子把老头、老太架一边,继续拉。

记者:当时有很多老太太、老大爷在现场吗?

王先生:有几十个,在看着。连砖都不让卸,这是我的承包地我没拿到赔偿,凭什么往我地里拉砖。

记者:有没有老太太、老大爷受伤?

王先生:没有,几个人架一个人。站着几百号人占着不叫进,两个人强行拉墙头。结果拉了一半,因为那些痞子管饭没管饱,这些痞子一恼又把墙给弄倒了。

村民王女士说,在这以前,不明身份的打手至少两次围攻守田人,警方接警后均不了了之,明显包庇纵容…

记者:来了多少警察?

村民:几车,都是110、派出所的。来了几个瞧瞧就走了,连车都没下。

记者:警察来的时候打手在吗?

村民:在,但警察不抓,没有维持秩序。

知情人士星期一下午稍晚的时候告诉本台,临泉县政府二零零五年以一个文件的形式,把土地由集体所有收归国有,先是收回所有权再是收回使用权。然后,根据省土地收储办法进行收储,于今年二月进行拍卖给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开发。初步计算,卖地所得,去掉给老百姓的补偿,中间有几百万的差价。

而有关补偿安置方案为:每间平房不论大小六十元,凡被强拆的分文不赔。每亩土地包括青苗费等在内三万一千元,以每平方米单位计算约四十七元人民币。村民们表示不能接受这样低的标准…

村民:“我的地一年一亩地一千多元,四亩地可以收入六千元。如土地永远是自己的,农户不管怎样都可以活,现在〈土地法〉不是讲了嘛,承包地是农民的安身养命之本,你没有地了怎么养命呢?”

据了解,王陆庄和大常庄村民已向法院提起行政讼诉。王陆庄案已开庭现正等待判决。大常庄村的诉讼代表常先生告诉记者,他们请求法院撤销临泉县政府二零零五年为征地合法化出台的六号文件…

常先生:“现在(我们)己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书,最近一两天给我们回话,叫我们过去签字后就正式立案了。”

知情人士星期一下午稍晚的时候告诉本台,临泉县上一级的介首市法院已于星期一受理此案。据称,临泉政府行政不当至少包括:第一、将土地由集体所有转换为国有没有得到安徽省或国务院的批准。第二、作出收回土地决定后没有告知老百姓,只把通告在政府的网上挂了一下。

两院庇护假药贩子 人大代表维权被监控

【大纪元4月3日讯】(《中国舆论监督网》作者:李新德)2007年3月28日,吉林市人大代表董善柱带着农民再次来到吉林磐石市检察院,询问因使用了黑石镇吉孔亮农药店的假农药造成52户农民的50多公顷葡萄绝收的处理情况,但检察官的答覆和上次一样令他失望:“吉孔亮等人涉嫌销售伪劣农药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

工商局“协调”和稀泥 大多数农民不满意

2007年3月29日上午,记者如约赶到董善柱的家,和闻讯赶来早已在此等待多时的农民们交谈了起来……

吉林省磐石市黑石镇黄瓜营村的果农,早年在吉林市人大代表董善柱的带动下种植葡萄。带头致富有功的董善柱也成了吉林市唯一的一位真正的农民人大代表。

2005年5月,52户果农先后从磐石市黑石镇吉孔亮农药店购买了一万多元的杀毒矾、雷多米尔和克露,喷洒结果导致“葡萄霜霉病”急剧加重,果农的葡萄不同程度的减产或绝收,受害葡萄面积50多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万元。更为严重的是,受害农户每家都有许多葡萄树失去管理价值,约有20多公顷的受害葡萄树必须砍掉重栽,在三年内没有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损失有300多万元。

受害农户意识到,这是从吉孔亮那里买的农药出了问题

2005年7月13日,受害农户找吉孔亮讨说法,吉孔亮承认他卖的农药是假货,不然销售价格不会那么便宜,并表示愿意赔偿农户的损失。可是此后,吉孔亮不仅没有赔偿农户的损失,反而设法回收农户购买的假农药,意图销毁证据。

2005年7月20日,磐石市工商局红旗岭分局介入并“调解”。

这是一起典型的刑事案件,为了达到阻碍受害农户代表向司法机关反映此案的目的。在吉孔亮出钱的情况下,7位农户代表在当地工商部门的调解下,与吉孔亮私下达成调解协议,让吉孔亮私下赔偿7个所谓的农户代表的损失,而其他受害农户仅得到一点点可怜的赔偿。

对于这次“调解”,作为7位农民代表之一的宋国君这样告诉记者:“我参加了当时的调解,工商分局不说吉孔亮卖的是假农药,我们要求工商分局给这批假农药做药检,他们不给做,我们农民再傻也能看出来其中的奥秘,工商分局在替吉孔亮说话,就是逼着我们“调解”。

吉孔亮对我们说:“先给你们代表一部份调解外的(给了我10000元),然后再给你们调解之内的(34000元)。”我种了18亩葡萄全部绝收,一共赔了我45000元,参加“调解”的其他6位代表都是用这种方式补偿的。关于这次协议的签订和补偿情况,事后我们也向公安机关做了笔录。

到了2005年8月4日,工商部门主持“调解”,只有7位农民接受了调解,但大多数受害农户仍认为吉孔亮是“欺骗性赔偿”, 大多数受害农户了解了“调解”的真相后,不同意这种欺骗性赔偿要求有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董善柱说:“开始,我没有参与此事的原因是,我是人大代表,不想给政府找麻烦,只要按照政策、法律进行处理就行了,没有想到会是这种结局,受到欺骗的农民找到我,我不能不出来说话了,因为我也是农民,也是假农药的受害者。”2005年8月8号那天,我带着40多位农民来到红旗岭工商分局,分局局长季福平把其他的农民都撵了下去,专门把我留下来。” 意味深长的说:“老董啊,你就整你自个的得了,别人的就别管了,你说你损失了多少吉孔亮都认帐,都能给你!”

我看出来了,他们是想收买我,以为只要把我摆平了,其他的农民就告状无门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因为我是吉林市人大代表! 董善柱情绪有些激动的对季福平说:“光赔我个人咋行,那么多老百姓咋办?”

“季福平看到我的态度强硬,随即也对我改变了态度。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工商分局在我和季福平谈话的时候已经在房间里放置了录像机在偷拍我们的谈话。”

公安局侦查铁证如山 检察院认定“事实不清”

吉孔亮扬言:“谁告他,就让他断胳膊少腿!”他一边威胁农民,一边收买农民手里的证据进行销毁。

“我卖给吉孔亮的假农药空袋是8元一袋,没有想到他会出高价来买我的空袋。农民于永顺对记者说:“吉孔亮收了我杜邦空袋5个、杀毒矾空袋5个、雷多米尔空袋6个,一共16个空袋,卖了300元。”

吉孔亮收买证据“空袋”的价格不一 ,唐少君告诉记者说:“他卖给吉孔亮10个空袋,其中5个杜邦、5个雷多米尔、一共卖了3000元,而此前他的假农药是7元一袋从吉孔亮手里买来的。

宋国君告诉记者:“我一共卖给吉孔亮假农药空袋32个,吉孔亮明着给了我6000元,后来又暗地里给了我3000元。”

2005年8月,先正达公司派代表马海舰和董善柱为首的受害农户先后去了吉林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吉林市人大、吉林市公安局等部门,吉林省人大代表栾玉侠对受害农户投诉予以签名支持。

不久,磐石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展开了调查,经沈阳化工研究院国家农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化验,送检的“杀毒矾”、“雷多米尔”和“克露”的有效成分含量不足或缺少含量,为不合格产品;经过化验、评估、公安机关于2005年10月13日对吉孔亮立案侦查,并于2005年11月初对吉孔亮夫妇取保候审。受害农户和先正达公司、杜邦公司多次向司法机关反映此事,请求对吉孔亮采取拘留或逮捕措施。

就在公安机关对吉孔亮调查期间,受害农户却发现吉孔亮“正在转移财产”、“变卖房产”、农户们说吉是“逃避侦查”。为此,受害农户和两家公司向司法机关反映,请求变更对吉孔亮的强制措施,但未获准。

2006年4月3日,受害农户收到磐石市检察院于3月31日作出的对吉孔亮妻子任秀华的“磐检刑不诉字(2006)第12号”不起诉决定书。该决定书认为,“磐石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认定任秀华涉嫌诈骗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决定对任秀华不起诉”。

受害农户和受害公司感到疑惑的是,检察院审查起诉没有依法听取被害人的意见,而且不起诉决定书仅涉及任秀华一人,根本没有提及吉孔亮。

在农民的强烈反映下,磐石市检察院召开了“听证会”。

参加了这次听证会的农民代表唐少君对记者说:“吉林市检察院也来人了,为了这次听证会,我们还专门请了一个律师,心想到了听证会上好好的和司法机关理论一下,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检察院光让我们听,不准我们说一句话,还说这是纪律。”公安局参加听证会的人因为接到开会的通知,又加上他不是办案人对案情不熟悉,在会上光听磐石市检察院的孙立权为吉孔亮辩解,公安局的人对答不上。另外说辽宁岫原的王凤涛是吉孔亮的上线,吉孔亮就是从王凤涛那里买来的,说是只买了一箱,还说其他的都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的而且都有正规的发票。光让我们听,不让我们说。就这样,我们农民参加了一次名副其实的“听”证会。

如果是假货即使有发票那也是犯法。经我们后来了解,正规渠道批发杀毒矾和雷多米尔为10.5元一袋,而吉孔亮卖给我们是8元甚至7元一袋,天底下有这样“赔本”的商人吗?检察机关为什么不为咱们农民说话,反而要包庇坏人!

在采访期间,受害农户介绍:2006年9月,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赵队长来到受害农户处,说吉林省市委书记王云坤和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聂文权已经批示查办此案了,他们已安排磐石市公安局继续侦查此案。后来听磐石市公安局说:“辽宁省抓获了吉孔亮的一个上线销售商王凤涛,我们农户看到了希望,以为有了转机,结果没有想到2007年3月28日找到磐石市检察院问询结果,竟然还是“不起诉”。

2007年3月30日,针对磐石市检察院对吉孔亮等人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受害农民已准备向吉林市检察院提出申诉,主要理由是:一是吉孔亮夫妇等人销售伪劣农药罪的犯罪事实除了农户的证言和有关书证、假货物证,证明吉孔亮知假售假,就连磐石市工商部门认为假货给农户造成了损失并且也找到销售方吉孔亮,吉孔亮夫妇也供述、承认是售假。

另外,先正达公司、杜邦公司的假货鉴定报告和证言,证明吉孔亮夫妇销售的农药是假货和吉孔亮夫妇的假货售价明显低于真品价格,充分证明吉孔亮夫妇是明知假货而销售。

在沈阳化工研究院的伪劣农药鉴定报告、吉林市农业专家的损失评估报告里,证明了吉孔亮销售的农药是伪劣农药,已造成农户特大损失。吉孔亮夫妇以前一贯多次售假的前科材料、吉孔亮夫妇从非正规渠道进货、同案犯王凤涛的概述、假货与真货的价格差异大,足以充分证明吉孔亮夫妇是知假售假。

吉孔亮夫妇明知是假冒农药而销售假冒农药给农户,且造成受害农户经济损失达到刑事追诉标准(损失以贰万元为起点),这些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已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吉孔亮非法销售伪劣农药的数量,只能说是案件的细枝末节,不影响基本犯罪事实的认定。况且对假冒农药的销售数量,受害者在执法机关已有陈述。这是具有较强证明力的证据材料,磐石市检察院怎么会销售数量认为“无法确认”?

从不起诉决定书可以看出,磐石市检察院认为吉孔亮销售伪劣农药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依据是“吉孔亮销售伪劣农药的明知程度、数量、损失价值、鉴定内容无法确认”,这明显是玩弄法律、滥用自由裁量权。

“无法确认”成了吉孔亮挡风避雨的保护伞!让受害者明显的感觉磐石市检察院不像是国家的公诉机关,倒像是吉孔亮夫妇的辩护律师!

在此案中,只要受害者损失价值的下限在贰万元以上,即可认定吉孔亮夫妇销售伪劣农药达到刑事追诉标准。至于准确的具体数量,则不影响定罪。不知磐石市检察院究竟想要什么样的损失价值?

鉴定内容,受磐石市公安局委托,沈阳化工研究院对假冒农药进行了化验,证明是伪劣产品;吉林市农业部门专家对损失进行了评估,证明了受害者的经济损失。这些鉴定均是依法进行,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鉴定资质,吉林市农业部门专家也是磐石市公安局依法聘请鉴定的,磐石市检察院怎么会认为鉴定内容“无法确认”?

磐石市检察院于2007年2月13日就已对吉孔亮作出不起诉决定,却迟迟不告知受害者,受害者多次问询处理结果,磐石市检察院均避免明确答覆。2007年3月28日,当受害者到达磐石市检察院问询案件进展情况时,办案人员才迟迟疑疑地说:“已作出不起诉决定“。

记者采访遭遇三路人马 亲历人大代表“监视居住”

当记者和农民们聊起葡萄园被假农药坑害的时候,董善柱家的电话响了起来。董善柱放下电话后告诉记者说:是派出所付强所长,他说一会来“看”我,等一会市公安局的王局长也过来“看”我。

“这都是为农民办事的结果,昨天我们去检察院,人家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老董说:“你还是人大代表啊?”经过这么一折腾,老董的下一届人大代表肯定给撸了。”在场的一位农民对记者说。

董善柱脸上露出了许多的无奈说:只要我不接电话,派出所付强所长马上就来我家,我就是上磐石市等地外出,他们要求,要和他们“打招呼”才行。尤其是“两会”期间,他们对我更是非常的“关心”,派出所长几乎每天都来看我。

不一会功夫,派出所付强所长来了,进门先和农民们寒暄了一番,接着把他们帮助农民侦破假农药案件过程讲述了一遍。然后有意识的一个个的问在座的姓名,当付所长看着记者时,问董善柱:这位是谁?董善柱回答说,我家来的亲戚。付所长轻轻的“啊”了一声,说:我说咋面生呢,哪里的亲戚?董善柱回答是:是榆树的。他迟疑了一会,把脸转向董善柱说,刚才王局长说来看你,可是银行方面有要事找他,他走到半路又来不了,我呢也有事要先走了。所长还没有出门,又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从他们谈话中,记者得知一位是黑市镇的副镇长卢茂华,一位是信访办的工作人员杨桂宝。

镇上的两位人员刚刚出门,记者开始采访,但不一会,一位农民低声的喊道:“付强又回来了。”派出所长再次光临,让记者颇感意外,当他再次和记者搭话的时候,记者意识到引起了他的怀疑,他不住的低头斜眼想看清楚炕上的小铺盖底下放着的记者随身带来的皮包,只可惜他没有看到。这时副镇长卢茂华带着人也折了回来,其中一位上炕便躺,斜着眼睛不住的盯着小铺盖,也许是因为盖的严实,他根本也看不到,无奈之下,最后他只得一下子把小铺盖拉开盖在自己的腿上,然后却故意说:真冷啊!记者看到他们的一番拙劣的演技,不由自主的嘿嘿的笑了起来。

不一会,又来了一拨人马,领头的进门就问:哪位是来采访的记者,我是磐石市宣传部的,负责接待,来了也应该打个招呼啊。记者看了他的名片之后,向这位尹副部长做了自我介绍。这位副部长对记者说,你来采访我们“非常”欢迎,你对农民反映的问题有什么看法可以说说。记者说,正好你来了,可以把我个人目前的看法带给你们市委的主要领导,舆论监督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只有真正的解决了问题才能创建和谐,否则都是扬汤止沸。

记者告诉这位副部长,刚才派出所、镇政府的领导和农民的谈话我都听到了,别的就不说了,先说有证据的吧。记者手里拿着磐石市检察院磐检刑不诉字(2007)第9号“不起诉决定书” 指给尹副部长说,关于吉孔亮买辽宁省岫原县购进的假农药100袋的事情,吉孔亮承认了,卖假药的也承认了,这一点付强所长能够证明,刚才他和农民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付强所长是办案人,这两个嫌犯都是经过他询问的。这一点在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中已经得到了确认,这难道也是“事实不清”吗?农民买吉孔亮的假农药,这些空药袋都被吉孔亮重金回收,农民已经向公安局做过笔录,但农民告诉记者说,检察院告诉他们卷宗里没有这些笔录。另外,吉孔亮仅在2005年内就卖假农药两次,按照工商管理的有关规定应该怎么处罚?已经涉嫌犯罪的嫌疑犯还在红旗岭镇上开着他的买卖,并四处造谣说受害农民是讹诈他的钱财,大多数农民的利益不但没有得到保证,反而落下了一个“讹诈”的罪名!他们心里能服气吗?

尹副部长和记者告别之后,再次通过有关渠道对记者的身份进行了核实,并告知“农民的案件已经进入法律程序,不要介入。”之后他给记者打电话说:“你采访完毕以后到磐石住下,我们负责安排你的食宿,交个朋友”。

当采访结束后,记者给尹部长回了一个短信:感谢你的盛意,我已经离开磐石市,请把你的电子信箱给我,稿子发出来我会通知你的http://www.lixinde.com。欢迎登录:

记者乘车前往长春向窗外远远望去,长白山上的西麓已被飘扬的大雪覆盖。

截至发稿时,记者没有接到尹部长的任何回音。

吉林市人大代表董善柱的联系电话:0432--5613189

有关法律法规:

刑法第147条:生产假农药、假兽药、假化肥,销售明知是假的或者失去使用效能的农药、兽药、化肥、种子,或者生产者、销售者以不合格的农药、兽药、化肥、种子冒充合格的农药、兽药、化肥、种子,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使生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使生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0号,自2001年4月10日起施行)第7条:刑法第147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中“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一般以二万元为起点;“重大损失”,一般以十万元为起点;“特别重大损失”,一般以五十万元为起点。

刑事诉讼法第139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

【作者介绍】:中国舆论监督网由李新德创办于2003年10月,2004年首发“下跪副市长丑行录”一文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民间反腐网站46天扳倒下跪副市长》(城市快报)、《他们最害怕光》(中国青年报)、《中国网络自由飞翔的雄鹰》(路透社)、《互联网改变中国政治版图》(纽约时报)。

李新德参与的部份案件有:辽宁阜新“退休高官”王亚忱案件、河北国投公司董事长梁云才双规致死案件、中国最牛的社长和他神秘的爱人、天津塘沽区政府“腐败楼”事件、“两头通吃”的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湖南省)、辽宁省纪委书记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文章,导致多名厅级以上高官落马,创造了网站舆论监督的先例。

洛阳老共产党员 法院上吊死因离奇

【大纪元4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熙/采访报导)现年五十四岁的老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刘宪州,三月十二日上午八点,去河南洛阳市瀍河法院讨积欠十余年的执行款一直未归,十三日晚上发现陈尸瀍河法院地下室,身上伤痕累累,颈处有勒痕,死因离奇。

被害人刘宪州,三月十二日上午八点,告诉家人要前去瀍河法院讨积欠十余年的执行款一万余元,至十三日晚八点一直未归; 家人在十二日晚上到公安机关报案,并向各大医院、收容站,事故中心查询,跑遍了洛阳瀍河区至方圆百里音讯全无。

十三日晚十点瀍河分局来人通告家人,刘宪州在瀍河法院自杀身亡。家人赶到法院,一名男子自称是缠河分局副局长挡在外面,要家属先回去,要相信共产党,相信公安机关;明天上午九点会给你们一个答覆,当天家属没能见到遗体。

刘宪州死亡后,家属得知噩耗提出要见遗体一面,有关人员百般阻挠。直至十四日下午四时许才见到遗体。而法院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竟将遗体直接送往殡仪馆,法院奇怪的做法,引起家属满腹的疑窦。

记者电访了瀍河法院,法院人员听说是要询问刘宪州的事情马上挂了电话。

刘宪州儿子刘东见到父亲遗体,发现刘宪州身上多处受伤,颈上有几圈勒过的痕迹,法院说是上吊的。

记者想从缠河分局副局长处多了解一些当时情况,缠河分局的电话却是一直没人接听。

刘东说,法院说愿意赔偿几万元,说以前类似事件也很多,都是赔几万块就行了,我们现在也没能力上诉。

据悉,执行费一年前就已经下来了,是被法院扣着不放。

深圳最牛钉子户

【大纪元4月3日讯】就在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尘嚣未定时,一组深圳“钉子户”的照片在大陆论坛上流传开来,因照片上的这座七层民居跟重庆钉子户的照片极为相似,被称为“深圳最牛钉子户”。但是近日,这家深圳版“最牛钉子户”的居民收到当局裁决书,要求20天内自动搬迁出。

据广州日报4月2日报导,被称为 深圳版“最牛钉子户”的深圳罗湖蔡屋围居民张莲好的私有楼房位于深圳黄金地段、与深圳证券交易所隔路相望,与深圳目前的最高楼地王大厦相隔仅百步之遥。

几年前,这里被规划为深圳金融区,该区域发展商介绍称, 准备在这里投资逾30亿元人民币,兴建楼高逾400米、共88层的蔡屋围金融中心,该大厦将成为深圳新地标。但是由于补偿价太低,张莲好一家一直拒绝搬迁。

房主:补偿价不能这么低

“开发商只愿意按每平方米6500元给予补偿,跟市场价没法比。”60岁的蔡屋围原住民张莲好,至今仍独守在其自家小楼里。周围386户原住民的小楼都已拆迁完毕,张莲好家的6层楼房孤单地矗立在一片空地中。

3月29日,张莲好以“阿香婆”的网名在当地网站上发文称自己是“深圳的钉子户”。文中称自己真名张莲好,现年60岁,居住地为深圳市罗湖区蔡屋围老街坊12号,17岁知青下乡支援蔡屋围农村建设,1977年获得国家划拨的宅基地,并于1997年自建一座七层“质量坚固、外观光鲜、装修美观的别墅式”独楼。2006年蔡屋围进行城中村改造,规划建设“蔡屋围金融中心”,对该村进行拆迁。因对拆迁的“按每平米6500元”和宅基地不补偿的条款不满,张莲好一直拒绝搬迁,并生活至今。

随即,一组“深圳最牛钉子户”照片在网上流传开来。照片上的这座七层小楼周边已经被挖得黄土遍地,只有小楼屹立中央,与重庆的“史上最牛钉子户”情景极其类似。小楼位置极佳,背靠地 王大厦,相邻深圳发展银行和深圳交易所,出门即是深圳大道,与深圳大剧院仅有百米之遥,并且是地铁上盖,周边房屋均价已经超过18000元/平方米。

阿香婆的博客和钉子户照片的帖子在短短3天内点击过万,回复上百条,不少网友表示支持钉子户的“钉子精神”,

张莲好说:“开发商提出远低于周边房价的补偿条款,按每平方6500元补偿,还不计天台花园补偿,也不计宅基地补偿,那可是我家唯一的一块宅基地啊。”

遭停水停电

据当地一家网站——奥一网报导称,“深圳最牛钉子户”业主张莲好的丈夫蔡珠详是香港人,现年57岁,在香港从事建筑外墙工作,属高危职业。他表示自己现在生活非常艰难,以前靠出租小楼的其他6层可每月获得8000-9000元的收入,如今已经9个月没有收入了,加上儿子没工作,孙子要读书,一家人的生活压力陡然增加,“生活质量大大下降”。

蔡珠详还表示,不仅家庭没有了固定收入,现在还经常被拆迁办停水停电,甚至还经常在家门口发现别人随地大小便的痕迹,无奈之下,他只有屡次跟拆迁办协调,双方多次发生不愉快。

3月22日,蔡珠详接到了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下达的裁决书,要求他自裁决书下达之日起20日内搬出房屋,补偿标准按照6500元/平方米计算。在裁决书上,承建“蔡屋围金融中心”的开发商深圳市京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蔡屋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列出了提高拆迁补偿的条约:

一、如被拆迁人选择拆一补一、回迁安置的补偿方式,拆迁人给与被拆迁人过渡期25元/平方米·月的补偿;
二、如被拆迁人选择现金补偿方式,拆迁人同意现金补偿标准在原6500元/平方米的基础上适当调整至9000元/平方米;

按照蔡珠详房屋779.81的建筑面积计算,选择拆一补一、回迁安置的方式,他每月可获得20000元的补偿;选择现金补偿则可以一次性获得7018290元补偿。

蔡珠详表示,他全家对这个补偿条件非常不满,一方面是现金补偿没有按照周边房价的标准来计算,另一方面是对宅基地没有任何赔偿。他认为如果要么采取“以地换地”的方式来补偿,或者补偿480平米房屋,其他面积按照周边房价计算,并且给与相应的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否则就按照周边房价18000元/平方米的标准来进行补偿,以这个价格计算,蔡珠详这座1997年花费100万建成的房子需要14036580元的“天价赔偿”。

在 谈到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的时候,蔡珠详表示自己一直以来都有关注,但不会模仿他们,他们首先采取行政复议的方式来推翻裁决书,如果失败则采取法律手段 对质公堂,哪怕上诉到最高法院。

泛蓝成员因房产案欲赴京上访受阻

【大纪元4月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报导)中国泛蓝联盟湖南成员谢福林就其房产案件受到不公正审理,原打算星期天到北京上访,但有当地政府官员亲自到家中阻止。谢福林表示这几天要观察当局的诚意,倘若没有满意答覆,还会再启程到北京。

本台之前曾报导中国泛蓝联盟长沙成员谢福林揭露长沙市城管局霸占他祖屋几十年不归还,还在祖屋建厕所,谢福林三兄弟阻止动工,城管局却起诉他三兄弟,最后法院在今年三月底对此案裁决对谢福林不公的事件。

星期天,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张子霖在网上张贴谢福林为此到北京上访的消息,张子霖星期一告诉记者…

张子霖:这个判决很明显是不公的,芙蓉区人民法院根本就不理谢福林的证据,一味地偏坦房地局、城管局。

记者:您在网站上提到说,和谢福林一起上访的还有五、六个人是吗?

张子霖:他们也是长沙的强拆户,他们的问题多年来也迟迟未解决。之前,他们中就有人多次进京上访,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有些人还遭到拘留。

张子霖告诉记者,谢福林应该已经抵达北京。不过,后来记者尝试联络谢福林,他仍然在长沙没有启程,他对记者说…

谢福林:昨天我原本票都买好了,准备几个人一块儿去的。结果我们街道办事处的书记,和派出所的领导干部都守在我家里,他们说已经将我的事情向上级汇报,要我等到星期四,他们说如果星期四上级还没有表示,到时我走的话,他们就不管了。

记者:您这次本来还要带五、六个人一起去吗?

谢福林:他们应该已经走了,他们会多待两天,就等我星期四的回应。

谢福林说,由于他们的案件被媒体广泛报导,对当局造成不少压力…

谢福林:你们报导之后,对市政府压力相当大,他们相当怕我们泛蓝联盟插手。

谢福林代理律师尹律师认为,此案明显存在不公,但由于受到行政干预,即便透过正常的法律途径,他们仍然难以获胜…

尹律师:因为那个长沙房地产局,什么都是由他们来管,许多档案对当事人也不公开,许多文件也有造假的情况。

谢福林说,他暂时不启程是卖当局一个面子,不过,还要观察他们的诚意,倘若没有满意答覆,他还会启程到北京。

维权警察被“鉴定”精神异常 剥夺司法权利

【大纪元4月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道)本台曾报导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的武汉警察、业余维权人士汪国强,近日被当局以精神不正常为由,剥夺其诉讼代理人身份。当事人认为这是当局剥夺政治权利的藉口,而据称负责鉴定的精神科医生则拒绝解释相关程序。

本台去年下旬曾报导,湖北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二级警督汪国强,在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人大代表过程中,投诉舞弊,遭竞选对手花桥派出所所长指使数人在该公安机构内暴力殴打,其后住院。

近日,汪国强在代理一宗房地产的维权诉讼时,突然收到一份据称是在他去年住院时所作的精神病司法鉴定书,称他有自恋性人格障碍以及偏执状态,不能为别人代理行政覆议案件,也不宜独自提出行政覆议。鉴定的事由是汪国强 “寻衅滋事”,而所指的是他到北京上访、街头竞选以及投诉选举舞弊等等。

汪国强星期一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所作的是行使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当局这一精神鉴定,是用藉口剥夺他的政治权利,而整个过程是他完全不知情的…

汪国强:住院是因为我遇到暴力竞选,受伤了,为什么变成精神鉴定?而且说有精神病。

记者:不是由医生鉴定的吗?

汪国强:两行共六人,纪委两个,第二批四个人其中一个姓刘,打着区人大的名义,说要调查暴力竞选。

记者:没有人告诉你要做一个精神鉴定?

汪国强:没有,秘密行动。以人大和公安局纪委的名义到医院调查,结果就成了精神鉴定。

记者:你觉得为什么他们突然要给你精神鉴定?

汪国强:还是因为敏感问题。涉及到权利,涉及到政治这人就敏感了。

记者致电鉴定书上的鉴定人之一,武汉精神医院司法鉴定科刘医生,想了解一些关于大陆的精神司法鉴定方面的程序和方法,但无论对具体案例还是一般情况,刘医生都表示不便回答…
记者:公安出示给汪国强的一份东西,其中原因之一是屡次去北京上访,听起来不像是心理学的鉴定。

刘医生:这个这与你们采访有关吗?司法鉴定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我们不大方便在媒体来说,而且这是违反我们职业道德的,不应该对被鉴定的人说什么。
记者:一般来说怎样做这个鉴定的?

刘医生:这个因为涉及到具体的对象,真的不方便说什么。

记者:不说具体对象,就是一般由官方来找你们对一个人进行鉴定么?

刘医生:官方找我们干嘛?

记者:那谁决定要鉴定呢?

刘医生:你这又涉及具体的东西,我们还是不讨论它了。

汪国强表示保留对这一司法精神鉴定的追究权。

五十一岁的汪国强是武汉市公安局下交通局的政策研究人员,拥有研究生学历以及二级警督职衔,也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多年来义务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并创办了“中国监督网”,他的事迹曾经为主流媒体所报导。

他去年被公安局强制提前退休,其后参选人大代表又屡受打压,包括多次公安传唤,以及被暴力殴打。

和汪国强一同主持“中国监督网”的另一位武汉民间维权人士王金祥认为,当局称汪国强精神不正常纯属污蔑,损害了当事人的名誉---

王金祥:汪国强先生非常正常呀!如果他不被排挤的话可以做公安局长!

同时他们不会因此放弃普法维权,王金祥说---

王金祥:我们现在准备宣传宪法,到处宣讲,让老百姓知道自己是公民。现在老百姓不知道自己是公民,老百姓见到当官的害怕,公安一碰就害怕。但是我们不一样。

辽宁退休干部县府请愿 要求停止克扣退休金

【大纪元4月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采访报道)辽宁省黑山县数百退休干部连续几个工作人日到县政府集体请愿,按国家政策增长退休金,停止从中克扣。

星期一下午,约200名黑山县的退休干部聚集在县政府机关大院里,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四个工作日到这里来请愿上访上两点钟,市长和两名副手接见了十多名群众代表,暂时没有达成协议,其中一位退休干部张老师当晚告诉本台…

张老师:“这是头一次领导接见谈话,以前去过多次他们没接见,县政府还下通知叫劝访,叫我们不要要这钱了,老同志都不同意,组织起来天天去找他。这样大规模的去已经是第四次了,三十号打了横额写的:还我退休金,我要吃饭。二十八、二十九号都去了,书记门关着不让我们进,敲也不开,满走廊里都是我们这些上访的群众。”

去年七月一号国家下达文件给所有退休干部调整工资,辽宁省的标准是科级干部每月加275元、处级干部每月350元,这些钱约七成由省财政支付,其余由地方支付。然而黑山县的做法则是不但没有贴钱,反而是在每个退休干部的应该增加的生活费中每月扣下了115至135元钱。

经过四次的谈判,县政府和退休干部门各执一词,退休干部代表董先生说…

董先生:“已经辩论四次了,四次都承认是省里文件,我们说那是我们基本退休费,他又说省里没拨款。我们说国家给百分之七十这个调整,是国家拿钱,你没给我们不算,还落了我们三十多块钱,所以我们要他给我们回答这问题。今天县长说没看文件,明天给我们信儿。说坐下来研究政策,政府执行错了,会给个答覆;执行对了,我们理解错了,也给个答覆。”

据了解在黑山县退休金被克扣的群体达一千五百人,其中不乏前地方领导,像前副县长和前公安局长。一百多元,对从不同岗位的退休干部来说,意义也不尽相同。

对于没有医疗保险的教师群体来说,这一百多块可能就是看病救命的钱。然而,面对群众的诉求,官员的答覆往往令人啼笑皆非,张老师说…

张老师:“农民现在都有医疗保险了,为啥我们老师没有?今天我们问他为啥不给我们医疗保险,他说你们的队伍太大,给不起。”

也有维权代表说,克扣增补的退休金的事件,只是问题浮出水面的一部分,当地退休干部工资问题存在严重不公开、不透明、不公正的情,董先生说…

董先生:“这些年调工资,给我们增补的生活费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拿我来说九三年六月三十号之前退休的,按国家规定,我现在工资因该开一千四百多块,现在只给了九百多。就是这次上访,我们找出这些文件,才知道这个情况,为啥没给我们?为啥没公开呢? ”

李南央:向新一代新闻人致敬

【大纪元4月3日讯】李大同,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总编,老三届,曾经的“黑帮”子弟,在内蒙草原生活了十一年,没有上过大学。一九七九年进入中国青年报社,沐老总编钟沛璋知遇之恩,从驻站记者做到编辑、部门主任。一九九五年创办《冰点》特稿版。

《冰点》,《中国青年报》的专刊,创刊于一九九五年。最初以讲平民故事为特征,一版,每周两期。开刊之篇《北京最后的粪桶》一炮打响。后逐渐过渡到直击敏感新闻事件,“由软转硬”。二○○四年六月扩为四版周刊。

李大同在香港出版的新作《用新闻影响今天》,是我在从纽约飞往印度新德里的十三个小时航程中一口气读完的。我不具备写书评的资历和能力,但是看完这本书,忍不住要写点什么,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一本书,能够买来看看,多些文化的沉淀。

“党性从来都在践踏人民性”

李大同的前言开宗明义:在这种党化的新闻体制中,新闻的“党性”与新闻必须面对公众的“人民性”之间,会经常发生矛盾甚至激烈的冲突。“党性”从来都在践踏“人民性”。而新闻从其本质而言,“人民性”绝对高于一切--我们不能对人民大众的疾苦、愿望和要求视而不见。

新闻从其本质而言,是“真实性”还是“人民性”绝对高于一切,似乎还可商榷。但是“‘党性’从来都在践踏‘人民性’”这样的黄钟之声,出自一位共产党领导下的主流大报--《中国青年报》的专版主编之口,给我的震撼是读海外言论时的感受不可同比的。此开篇之言是为全书主旋律,读来因之回肠荡气。

中国新一代新闻精英

我看过朱正先生写的《一代报人浦熙修》,还看过一些写老报人王芸生、徐铸成的短文。因为父亲的缘故,更是接触过不少由父亲在建国初期招进《新湖南报》工作的新闻工作者,了解他们在开国后一系列运动中的悲惨命运。那些故事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上一代新闻工作者在共产党建立的专制制度下的挣扎显得那么无力,结局是那样屈辱。但是我在李大同的书中看到了与他们前辈完全不同的一代新闻人。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报人,会因新中国领袖的一个翻手为云的赞扬而感奋、激动;领袖随即覆手为雨的厉斥又让他们陷入惶惑和不知所从。而李大同这一代则参透了专制制度与新闻人之间的关系是个解不开的死扣,他们把中宣部的“精神”看成是官方的“屁话”,根本就不当回事。“他说他的,我们干我们的,两股道上跑的车嘛!”李大同在书中如此纵横发论:“显而易见,我们这一代新闻人所建立起的思想体系和职业忠诚,与我们所身处其中的一党专制的新闻体制之间,或明或暗,会发生怎样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一代新闻人的从业历程,就是与传统新闻体制‘博弈’的过程。这是时代的宿命。”一个“博弈”,道出了李大同一代对自己面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面对现实一往无前地去做的坚不可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之所以能够在实践中实施,得益于这新一代新闻人同行(hang)同(Xing)的团队战斗精神,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特征。

李大同的书讲述了我们从网上已读到的卢跃刚挑战团中央书记赵勇在中青报社训话的事情。在卢的信发出不久,报社发出通知,取消所有版面上责任编辑的署名。李大同的判断:这是中宣部和团中央再也不愿看见卢的名字每期照样出现在《冰点》版面上想出的花招,打击是冲着卢跃刚一个人去的。李大同是怎么想的?“对《冰点》团队之中一个人的打击报复,如果我们置身事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还会有下一个!这是决不能接受的。”……“他不是为了自己在表达,而是为了《中国青年报》,为了中国新闻界的权利在表达。现在,对他的报复,就是对我们全体的报复,除了迎头痛击,没有别的选择。”

互联网筑起的支撑铁壁

此述令我万分、万分地感慨!记得父亲(李锐--编者按)对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庐山会议后他失望已极,全会那样多的中央委员,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彭德怀讲一句话。因此在国家机关党委征求他对开除党籍的意见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同意,没有意见。他说那时对这个党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彭德怀真的没有同行者吗?怎么可能?庐山会议初期神仙会阶段,不少人都发表了与他类似的对大跃进的看法。毛泽东的震怒并没有让彭德怀低头,让他屈服的是来自朋友叶剑英、聂荣臻的劝告:要从大局出发,从党的利益出发。这么僵着,几百人不得下山,不得工作,怎么得了。

我又想到了一九八七年胡耀邦的下台。历史在那时进了一步。据说生活会上有习仲勋拍案而起:“你们这是干什么!”会后有田纪云默默地陪着痛哭的胡耀邦站了很久。赵紫阳则耿耿于吴江在《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一书中误写了他。对于他在生活会上没有替胡耀邦说话的解释是:“耀邦下来,我没有站出来说话,也没有落井下石。我没有说话是因为已经没有用了。”但是如果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们不仅仅是无奈的沉默,而是和习仲勋一起肩并肩地站在胡耀邦身后,就真的没有用吗?

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的,过去了就过去了。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所亲见的历史,总是翻饼折饼,让人不忍卒读。

终于,历史写到李大同们这一页的时候变了。李大同们在来自上方的打压前选择了发声,选择了还击。结果呢?团中央对卢跃刚的政治报复,在《冰点》和报社同仁们的群起抗争下被彻底瓦解,历时总共一天。不能否认,时代确也是不同了,互联网在李大同们的背后顷刻间筑起了一座支撑的铁壁。但是如果《冰点》自己集体嗫嚅,即便是诸葛亮也扶不起阿斗。

更让人感佩的是,《冰点》的勇气决不止步于为自己的兄弟而战。它的《冰点·文化》创刊版的报道标题即如此醒目:《保卫三联书店》。这篇报道立即受到官方严厉批评,但那位滥卖书号、滥发书刊的不学无术的党官,最终被调出这家文化传统悠久的严肃出版机构。

李大同们的官位自然无法与中央委员们相比,更不能与政治局委员们并论,但是谁又会说他们“为了中国青年报、为了中国新闻界的权利”决定“迎头痛击”的选择比“为了党的利益”而放弃“人民的利益”、“因为老爷子已经发话说也没用”而不战自降的上一代人的历史地位低呢?我从不因为彭老总最后的检讨而觉得他的形象不够高大;我更因为赵紫阳的至死不检讨而以为他走得壮哉。李大同们则让我长长出了一口气:同行同行,到底在新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看见了豪侠之气!

在禁区边缘游走的报道

李大同在书中说:“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并且努力付诸《冰点》的实践:中国主流媒体的新闻工作者……要敢于接触那些虽无禁令却按经验具有重大风险的新闻题材。……这类报道有一个特定的附加功能,那就是可以逐渐提高新闻管制官员的敏感阈值。……第一次看到‘犯规’的报道,他们也许会跳起来。但是两次、三次……不断地看到在禁区边缘游走的报道,他们的敏感阈值就会逐渐提高。俗话说:见惯不怪。在目前体制下,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只能这样一步一步、一篇一篇地‘挤’出来。”

李大同接着娓数家珍:《冰点》是如何敏锐选题、精心编辑、巧妙过审,一篇一篇地“挤”,一旦见报就引发巨大反响。读得我目瞪口呆。原来,那些曾在海外网络、媒体上看到的一个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新闻、故事,竟然许多都是从《冰点》的报道“内销转出口”的。即使身在海外,我们也能感受到《冰点》的一些报道触及的均是大陆的“敏感”问题、“危险”题材,并且都可在前加上“超级”两字。采编这些报道本身就需要勇气,而结果不但写了,还要冠以尖锐、醒目、一针见血的标题,这简直就是“我不下地狱、谁下”的拼命三郎了。但是拼命三郎的命运常常会是一头撞死在墙上,《冰点》却存活了十一年。这其中需要怎样的智慧和在边缘游走的平衡技巧,分寸如何拿面o恰到好处,李大同在书中有精彩的描述。我在看这些章节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真想在李大同的麾下当一次记者,好好地过把瘾。

中国近代史向前迈进一大步

《冰点》停刊也曾是海外网站沸沸扬扬了一时的话题。我们了解到的是因为《冰点》登了龙应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和袁伟时教授的一篇说“喝狼奶”的文章。读了李大同的书,才知道《冰点》早在此之前就有了许多犯忌的报道,李大同和《冰点》能平安无事,才是邪门儿,才是不合规矩。再顶尖的体操运动员在平衡木上作高难动作时,也有掉下来的那一次。

但是《冰点》停刊与过去不同,官方事后表现出空前的心虚。中宣部新闻局局长说:“根本不是中宣部的决定,是团中央自己搞的,现在搞得中宣部很被动。”而团中央书记赵勇又对记者说:“《冰点》停刊和我没关系!”被整肃一方的李大同们却表现得正义凛然,抗争过程堪称大气磅礴,轰轰烈烈。

其中最值得珍贵的是,共产党的老党员中终于有人冲破了他们那一代所经历的动辄被划入“反党集团”的梦魇,出来说话了。他们以“集团”出击的方式对下一代精英伸出支援之手,中国近代史在《冰点》事件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去年我回国在父亲八十九岁的生日宴上,老头子再次津津乐道了他们几个老家伙们写联名信声援《冰点》年青人,可见此事在他心中的份量。

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说:“由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封锁不住。网民假定有一亿人的话,那后面要站一亿警察。中宣部怎么这样愚蠢呢。”

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冰点》停刊)如果是党中央批准的,……就是等于自己向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明白宣布:中国共产党是连自己领导制定的宪法也要背叛的政党。”

《中国青年报》老报人冯兰瑞说:“中宣部某些权势人物的粗暴行为,不仅严重违反了公民的权利,也是对国家宪法的蔑视与挑战。”

明天的太阳一样会喷薄而出

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国青年报社党组作出决定(李大同说傻瓜也明白这是团中央的决定):免去李大同《冰点》周刊主编职务;免去卢跃刚《冰点》周刊副主编职务;《冰点》周刊于二○○六年三月一日起复刊。

看起来这是一个两败的结局。官方败了,他们没有能够封掉《冰点》;李大同也败了,他被踢出了《冰点》。但是在大陆的现状下还能有更好的结局吗?读过李大同条缕清晰、环环相扣的事件叙述,结论是:不可能了。

那,李大同赢了。一个人,一个周刊的荣辱、命运,能够在全球掀起一场如此狂悍的声援风暴,而本人没有被投入监狱,这不但是一个胜利,而且是一个奇迹!李大同、他的《冰点》团队,还有为了保卫《冰点》和《冰点》所代表的精神聚拢在它身边的人们伸出的如林之手,攥成了钢铁般坚硬的拳头,终于卡住了那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精英,将他们不断绞成肉泥的绞肉机!读到此处,我丝毫不觉窝囊,只感到痛快。

“明天的太阳一样会喷薄而出”,这是李大同在叙述完《冰点》停刊后接下来一节的标题。在第十节里,他全文录下了在接到免职通知后和卢跃刚一起写的联合声明,其中有一段感我至深:

我们确信,任何强权都不能扼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

《冰点》倒下。《冰点》无罪。《冰点》再生!

语言无法表达我对《冰点》每一个记者和编辑的感佩,这其中也包括对虽然干了不少蠢事,但是毕竟让那么多《冰点》报道发排的总编辑李学谦、李而亮的感激。我们实在有理由相信《冰点》还会再生,明天的太阳一样会喷薄而出!

转自《争鸣》2007年4月号

刘慧卿:公共广播埋下“杀台”危机

【大纪元4月3日讯】以资深传媒人黄应士为首的公共广播检讨委员会于三月二十八日发表《香港公共广播服务检讨报告》,建议政府成立一个名为“香港公共广播公司”的新机构,又谓新公司不应由香港电台转型而成,更直指港台的身份及架构,并不符合公共广播机构的要求。但报告并没有就香港电台的前途提出建议,只谓这问题应交由政府当局去决定。有见及此,有评论指报告是潜伏了“杀台”的危机。

当局委任委员会就公共广播作出检讨,是由于有些人士对港台制作一些批评政府的节目争论多年,有人认为当局提出研究公共广播是要找藉口处置这眼中钉。既然港台作为本港最近似公共广播的机构,其日后的角色及定位应有清晰的方向,但报告却没有提及港台日后应如何发展,难免引起外界和港台员工的揣测。报告没有触及港台的前途问题,令人感觉是欠缺周详考虑和忽略这现时提供公共广播的机构。假若当局真的成立新的公共广播公司,可能会对有79年历史的港台进行“阴乾”。有市民支持让港台过渡成为新的公共广播机构,更认为成立一间新的公共广播公司可能是浪费公帑,有市民更纷纷致电港台“烽烟节目”表示支持。

政府于1999年已有“杀局”的前科,当局不理会民主派议员的反对,坚持要废除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不但令100名民选议员失去议席,对政党发展更非常不利。本人希望当局不要借公共广播检讨报告,来制造一个“杀台”的藉口。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去年所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相对于其他商营电子传媒,港台无论在“提供教育性节目”、“服务小众”及“加强社会凝聚力”等都获得受访者较高的评分。而有超过七成的受访者是支持公共广播应包含反映市民意见、监察政府等角色,这反映很多市民都支持像港台般提供多元化、满足小众品味节目的公共广播机构。

另外,香港记者协会亦曾在本年一月委托岭南大学进行新闻自由的调查,结果显示近五成的受访市民和新闻从业员皆认为新闻和言论自由正在倒退,当中更有三成传媒承认在过去一年曾进行自我审查,他们亦指政府对新闻界的影响和新闻界的自我审查较十年前为严重。

公共广播最重要之处是要提升及保障在香港日渐倒退的新闻及表达自由,港台在这方面是扮演一个积极角色,但因此触怒了权贵,更可能惹来杀身之祸,这检讨报告可能是揭开港台末落的序幕。当局谓将于下半年发出谘询档,就公共广播谘询民意,本人呼吁市民踊跃表达意见,我希望民意是支持让港台转型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共广播机构,让它继续制作高质素的节目,捍卫市民的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积极发挥监察政府的功能。

(作者为前线立法会议员)

二零零七年四月三日

转自《新世纪》

大陆人:是人民养活了共产党

【大纪元4月3日讯】(新唐人记者杨晓玫采访报导)掌握了一切国家资源的中共,还教会了所有中国人一支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真是这样吗?31日中午,在芝加哥南华埠广场上举行的美中退党集会上,一位来自大陆甘肃省的于先生表示,共产党是寄生在人民身上,是人民养活了共产党。他说,目前大陆许多共产党员对共产党都不抱有信心。


“---腐败没落的中共政府会在我们这一代垮台。”“---改朝换代,无论人类怎么奋斗,想维持所要的一切,也无法改变天理。” 31日中午,在芝加哥南华埠广场上,讨伐中共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在这个自由的国度,中国人可以喊出压抑了一辈的心声,给人感觉只有一个字‘爽!’

集会上,一位刚刚从大陆来美探亲的于先生,讲述了他在大陆的所见所闻。于先生所在的甘肃省嘉峪关市是国家大型企业所在地。他说,他们那一带,下岗的,退休后生活不保的现象太多了。提起共产党,有良心的人都说共产党是最大的骗子!他在大陆认识一个幼儿园老师,当初告诉她不入党不让你当幼儿园园长。后来她入了党,但又下了岗,自己出来单干,当个体户,这时她提出退党,不仅不被批准,反而被威胁说退了党连个体户都不让你干。于先生说,共产党都心虚到这种程度。他呼吁所有大陆人,要认清形势,勇敢站出来与邪党决裂。

当记者问到大陆的退党情况时,于先生说:“大家在私下里聚会的时候,也谈这些事。包括许多人本身就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共产党都不抱有信心,这是实实在在的。”谈到退党,有人告诉他,这谁不知道呀!不信你晚上出去看看,在上班的大马路上就写着“天灭中共”。人们说共产党早晚得完!于先生还表示,一些人之所以入党,是因为怕不入党,就不给饭吃。也有人认为这一切是共产党给的。来到美国,使他更清楚认识到,共产党是寄生在人民身上的。它是拿的纳税人的钱,是人民养活了共产党。

副局长遭报跳楼 公安系统受震动

【大纪元4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杨加采访报导)在大纪元网页上,退出中共相关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两千万。在美国退党热线的义工每天都收到不少要退出中共邪党的电话,以下是义工袁女士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透露的几个关于大陆民众三退的精彩小故事。其中无论是迫害法轮功觉醒的公安或改过自新的杀人犯,除了自己和亲人的退出中共外,都主动的表示,要让周遭的人知道退出中共的重要性。

副局长遭报跳楼 震撼公安系统

3月中旬安徽某市有地址名字的一位公安来电,他说,我们公安一个副局长,负责迫害法轮功,去年因而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今年过年前的年二十九那天,迫害法轮功的副局长突然感到全身剧痛难忍,后来精神错乱,受不住跳楼自杀了,这事给当地的公安局很大的震动,大家都知道他是迫害法轮功遭报的。

这位来电的公安他坦承,自己也有做对不起法轮功学员的事情,自己看了九评后觉醒了,决定脱离邪党。他说,“法轮功给了我机会,救了我们全家四口人,我们都要用真名退出中共,我自己也想做些事情弥补”。义工告诉他,赶紧把九评、把真相告诉亲朋好友,让他们退出中共。

3月24日北京一名中年男士来电,声音微弱、颤抖着说,我自己身有大病 ,但是我想在有生之年,不再受邪灵的困扰,我要退了它。 义工说 ,天灭中共在即,赶紧退了,身上不好的东西抹掉了,就有神保佑你啦。北京男士又问,我在有生之年还能做点什么吗?义工说,赶紧告诉亲朋好友,退出中共,这样对你将来是有好处的,有美好的未来。该男士连说两次,“一定的”,并且本人也是用真名三退。

山东民众:天地反常 真是老天爷要灭中共

3月28日山东一民众来电,他首先非常激动的祝贺两千万人退出中共组织。这位民众在2月份接到当地的退党传单,按着热线打,讲了退党情况,当时就用真名三退。他表示没有看过九评,要求义工寄给他。该民众接到九评后,很快的又给退党热线来电话,并且说看了非常痛恨邪党。

他说,九评讲的好多都是他亲身经历、见证的事情。还说迫害法轮功在山东也是很厉害。他问袁大姊,能不能给周围的人看?袁女士回他说,太好了!让很多人看是做好事。后来对方又问,能不能在电话喊口号,结果电话那头就听到他连喊两遍,“天灭中共 打倒中共”,“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第二天他又来电话说,发生很神奇的事情,他长久的腰痛病消失了、好了。全家也都很兴奋激动,全家都感谢李大师,都要学法轮功,并要求提供教功录像带 。

三月份时来电话说,“我们这地区,现在雷电交加,还下七八厘米大的冰雹,在山东的春天是很少见的,这就是天地反常,真是老天爷要灭中共”。在我们城市的大街上随处都可以看见“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法轮大法好”的标语。共产党很快就完了,过不了今年。他最后要求说,希望大纪元、明慧网能把我们这边的情况都写出来,让人都知道。

曾是杀人犯神奇得到《转法轮》 利用工作贴真相

一位东北小伙子一上来就说,他是杀人犯,因为家庭环境不好学坏了,干了很多坏事,他在山东某市监狱中遇到法轮功学员,教了他法轮功。他出狱后,在山东当搬运工对法轮大法印象非常好,他原来也学其他气功,但是想得到《转法轮》。

结果在有次帮人搬家时,有人扔出一包书,其中有一本就是《转法轮》,他就将书捡回去看。他说,回去后如饥似渴的看完,世界观也跟着改变了,以前头脑中装的都是马克斯。

陆续中他又得到好几本书。他到书摊问卖书的老头儿,有法轮功的书吗?老头儿给他找到了《中国法轮功》、《精进要旨》。书摊老头儿说,书送你,不收你的钱。他说,所以我得到这些书,基本都没有花钱。

那《九评共产党》又是怎么得的呢?有天他到一个朋友家,那桌子上就放了九评,他当时一下就拿起。他说那时只是听人介绍过,但是没看过九评。他就要求朋友送他,欠自己的60元就不用还了。他说,看了九评之后对中共邪党,有很大的认识,真是红魔。

他自己退红小兵、少先队,自己周围邻居、搬家公司的同事也都劝退了。在给搬家公司贴广告的时候,他也贴真相传单。

他表示,自己从一个杀人犯到得法,又看到九评,特别想听法轮功学员讲话,谈大法的事情,这让他增加了信心,工作时像充了电,他并且自我要求按照法轮大法的教导做。

退出邪党好事到

两三个月之前,有个法轮功学员的邻居刘太太(化名)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刘太太有个女儿是共青团员,女儿说退团退队找不到工作。隔天法轮功学员要刘太太向她的女儿转述退出中共邪党相关组织,就是退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能顺利的。刘太太向女儿转述后,女儿退完第二天后就找到工作了,直呼真是神奇。

河北小伙子接到传单取化名平安,退团、队。有天来电话帮着其他人又退了。义工说,这样很好是积德做好事。河北小伙问,我积德能发财吗?袁女士说,做好事积大德可以发财。第二天又来电话激动的说,‘真神啦!你知道吗?我的彩券中了大奖! 全家都高兴,太神奇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谢谢李大师’。

袁大姊说,去告诉人真相,多救点人。他直说,一定的一定的。隔了几天又发了一批要三退的名单。他的事情轰动当地。

(编者注:基于保护退出中共邪党的民众,以上文章均不便透露当事者的姓名与所在城市)

喊“法轮大法好”脱险救人 反遭公安绑架

【大纪元4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周成综合报导)据明慧网四月三日报导,大连市法轮功学员金信年遭遇车祸,因为喊“法轮大法好”而脱险,还救出了同车的几名工人,其中包括一名已经停止了呼吸的重伤员。在交警调查时金信年谈及此事,却在随后遭到大连市开发区黄海路派出所的绑架,现被关押在大连市开发区看守所。

喊“法轮大法好”脱险

金信年,40岁,大连市福沃得船舶服务有限公司生产经理。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三点半到四点左右,他和几名修船工人在大连湾修完船开车返回途中,因为雾大路面结冰,在大孤山西里一个九十度转弯处,车子失灵,滑到一个七、八米深的臭水坑(工业排水坑)中,坑中的水约有一人深。

车子掉下之后,当时轮胎就爆了两个,金信年连同车上的人全部被困在车里。两名工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车门变形,无法推开。情况持续了十多分钟后,金信年就和没有受伤的几名工人一起喊“法轮大法好”。这时奇迹出现了,变形的车门被推开了。

奇迹再次出现:重伤员死而复生

金信年从车里出来后,把车里其他的人也都拽了出来,当把最后一个人救出来后,发现这个人已经没有呼吸了。金信年想:“他死了,厂子怎么办?他的爹娘怎么办?”于是他就开始放声的向法轮功的师父求救,随着喊声,瞬间,奇迹出现了,这名已经没有了呼吸的受重伤的人,缓过气来了,然后被抬上路面,送到了医院,脱离了生命危险。

实情相告反遭交警举报

后来,交警在处理案件时问:“你们车变形那么厉害,怎么开的门?”金信年就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车门就开了”。没想到,交警因此举报了金信年。

三月三十日上午,大连市开发区黄海路派出所以结案为由,把金信年及其他几位同车的工人一起绑架到派出所,没收了金信年随身带的MP3随身听。派出所于当天下午把金信年押到了开发区看守所。

据悉,在金信年遭到派出所绑架之前,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大连市610人员及大连瓦房店驼山乡公安人员还前往金信年的老家进行调查,并向金的妻子所在地打电话搜集情报。

大陆警察一瞥

【大纪元4月3日讯】(大纪元综合报道)在法轮功海外网站明慧网上,每天都有大陆各地民众突破封锁,传递出来的有关大陆警察的所作所为,下面是明慧网在4月2日的相关报道。

河北涞水警察翻墙越院砸毁民宅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四日,河北省涞水县“六一零”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连续砸毁王村乡赵各庄村法轮功学员乔永福的两所院宅。

据目击者讲,十二月四日下午两点,涞水县王村乡赵各庄村突然开来一辆吉普车,车上走下来四个人,都是中等个儿,着便装,手里什么都没有拿。下车后,直接奔乔永福家而去。院落内空旷无人,大门紧锁。其中两个人不由分说,翻墙而入。没等走到房屋门口,一人顺势操起一块砖头,砸向房屋东侧窗户。由于用力过猛,砖头撞成碎块。随后,他们打开大门,一拥而上,把屋里屋外所有门窗、家具上的玻璃和部份家用电器,全部摧毁。

突如其来的击打声、玻璃碎落声和狗叫声嘈杂在一起,惊动了十几名邻里乡亲围观。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把铁锹头卸掉,用锹柄任意捣毁玻璃、物品。顿时,屋里屋外一片狼藉。不到三十分钟,一个好端端的民宅面目皆非。然而,他们没有就此罢休,又到乔永福的老家,破门而入,把另一所宅院也砸毁了。

围观民众无不感到愤慨。他们说,“六一零”王福才等人到处找法轮功人员进行迫害,说法轮功人员妨碍了社会秩序,其实法轮功学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更别提翻墙越院、砸毁民宅这种流氓土匪勾当。而“六一零”非法抓捕、刑讯逼供、勒索钱财、路途拦截,打、砸、抢,无恶不作,才真正干扰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和人民的正常生活,才是真正危害社会治安的根本原因。

康保县公安局长:“公安局就是打人的地方”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河北康保县法轮功学员席照军、张德才,在康保县满德堂乡高家沟村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举报,村书记冯全带着两名乡派出所人员和一个司机随后赶来,四个人二话没说,出手就打席照军,同时用绳子把席照军捆住,暴打了约四十分钟。

后康保县公安局警察又将两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康保县看守所,让犯人继续殴打他们,公安局长郝燕飞还叫嚣:“公安局就是打人的地方”,以此给打人的警察打气,加重迫害法轮功学员。

“你们去偷,去抢,去嫖,去赌,我们都不管,就是炼法轮功不行”

这句话出自黑龙江省方正林业地区公安局警察尚龙飞之口。二零零四年四月九日十一点,以尚龙飞为首的警察将正在高楞邮局前邮寄法轮功真相资料的学员邓朝 波、樊志明非法抓捕,把他们二人带到“黄家大院”进行毒打。邓朝波的鼻子被打出了血,脸被打肿。樊志明的脸和耳朵都被打破,鲜血直流。

尚龙飞还说:“你们爱哪告哪告去,你干什么不好,非炼法轮功。去偷,去抢,去嫖,去赌,别杀人就行,我们都不管,就是炼法轮功不行,我们就管炼法轮功的,他们给我们钱。”

邓朝波、樊志明因坚持信仰,后分别被非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现在黑龙江省新建监狱迫害。

明慧网指出,现已有超过2000万人声明退出党(团、队),“天灭中共”已是历史的必然,希望仍在参与迫害的人能够警醒,引以为戒,停止作恶。切莫为了眼前的小利,失去自己永远的未来。切莫紧跟恶党犯罪,做它的殉葬品。

德国媒体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大纪元4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袁文、文靖编译报导)3月30日,德国第三大日报世界日报用将近整版的篇幅报道了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和著名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讲述中共当局非法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高价出售,全面详细的介绍了中国器官交易与迫害法轮功的黑幕。下面请看全文报导:

这两个加拿大人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看起来倒真不象一对对一个国家 —尤其是象中国那样强大的国家,可能造成威胁的人物。乔高身材高瘦,爱笑,深蓝的眼睛透着幽默。麦塔斯个头瘦小,说话轻声细语,镶金边眼镜后面的目光严肃。人们也许会说,这真是一对不一样的人。他们的一样之处仅在于他们专业的、亲切的礼貌举止,还有他们共同的家乡 温尼派格城(Winnipeg)。在那里,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的生活道路有过多次交叉。

特别是2006年5月26日后,他们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在他们的信箱里,躺着一封令人震惊的指控信等待他们调查。在这封信中,中国被指控大量盗取中国宗教运动法轮功追随者的器官,并高价出售,卖到国外。全球追查迫害法轮功联盟,一个在华盛顿注册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在信中请求乔高和麦塔斯,进一步调查这项传言。后来,他们两个找到了很多调查线索,让中共无法反驳这项严厉的指控。于是,他们把调查结果详细、具体地写入2006年7月份发表的,2007年1月份更新的调查报告中。

中国方面已有所反应

自此,这两位先生的人生道路就改变了。他们不辞辛苦,奔波往返于世界各国之间,把他们知道的情况告诉他人。他们在不同国家的议会发表讲话,与内阁政客交谈,尤其在联合国做了许多工作。现在,他们来到了德国。

自从乔高和麦塔斯的调查报告发表后,中国国内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中国政府否认了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当作活体器官库的一切指控,并说乔高和麦塔斯唯一的目地就是给中国形象抹黑,但是不管怎样,北京毕竟是2008年奥运会的东道主,那么这时政府会特别注意它的对外形象。在国际指责声的压力下,2006年7月1日,一条普遍禁止器官交易的法律在中国生效。必须得到官方书面批准后,才可以对捐赠器官人士的肾脏,胰腺或眼角膜进行摘取。

比利时政治家扮作病人买肾

乔高和麦塔斯肯定的认为,这条法律不可能禁止实际发生的器官交易。在中国,制定法律和具体执行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曾在担任亚太司司长时多次到中国旅行的乔高这样说,利润丰厚的器官交易继续进行,没有受到任何障碍。

2006年11月底,比利时议员帕特里克·万科鲁克斯文(Patrik Vankrukelsven)给北京的两家医院打电话,称自己是一名等待换肾的病人。两家医院都马上为他提供器官,报价折算欧元五万元。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2006年11月公开承认,大部分在中国移植的器官来自死刑罪犯。黄当着中国南方大都市—广州的医生说,这种交易应该被禁止。然而黄说的‘这种交易’按新颁法律在2006年7月份就应该被禁止了。

百分之百的证据我们没有,从政前曾担任检察官的乔高坦白的说。这时,麦塔斯帮忙解释了调查线索和证据之间的区别。他说:我们的报告是根据调查线索写的, 但这也都是必然的。器官摘除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摘除后尸体被马上焚毁。乔高和麦塔斯曾申请去中国,希望对指控进行进一步调查。但他们没有获得签证。

法轮功被中共指为邪恶的教派

从数量巨大的调查线索和它们之间的连带关系构成的完整画面,他们得出结论,这项指控只可能是真实的。法轮功运动追随者在手术中或手术后死亡。说白了:就是利用摘取器官的方式杀人。很多次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们的调查结果,并为之感到震惊,不愿继续下去,乔高说。曾为很多在二战时期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打官司的麦塔斯想起了曾被谋害的几百万犹太人,他表示:从那以后,就没有什么残忍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了。

在中国,人们令人吃惊地几乎认识不到这件事情的残酷性。到七月份为止,中国医院在他们的网页上公开宣传,器官移植等待时间短。 一所中国国际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上写着:我们大概只需要一个星期就可以找到一位合适的肾脏捐献者,最长的等待时间是一个月。

与此相比,西方国家的病人通常需要等待多年。同一家移植中心也列出了一张器官的价格清单:一颗肾脏6万2千美金,一个肝脏10万美金,一颗心要价15万美金。2006年7月后,这种广告被从网页中拿下去了。

尽管如此,许多医生在电话里毫不保留的对你告知实情。我们会挑选年轻的健康的肾脏,广州军区医院一位朱博士2006年4月在电话里这样说。他还说,几个法轮功学员的肾脏正在“运输的途中”。

麦塔斯和乔高说,虽然所有被处以死刑的人基本上都可能被摘取器官,但是法轮功追随者确是一群被中国当局特别侮虐对待,受尽凌辱的一个群体。这个党认为此宗教运动,一个冥想,气功和佛教的综合体,对他们的极权统治构成威胁。

联合国特使谈酷刑

在一个充满仇恨的大气候下,法轮功学员非常容易成为暴力的受害者,麦塔斯说。对此,联合国特使,曼福瑞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在他去年的关于酷刑的报告中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法轮功追随者是人体器官“完美的供应者”,乔高和麦塔斯在他们的报告中这样写道。他们大多数人年纪轻轻,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主要证人安妮是一位在辽宁苏家屯医院摘除了2000位法轮功学员眼角膜医生的前妻。采访了安妮的乔高认为,她的证词细节准确,是真实的。他强调说,她和法轮功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们认为最有说服力的是,1999年法轮功被中国禁止后,器官移植的总数量在跳跃式的增长。按官方统计,从1994到1998年,共有1万8千5百个器官移植案例,而在2000到2005年内,器官移植的总数是6万例。乔高和麦塔斯推断到,这笔交易给本来经济拮据的医院和医生带来了巨大的额外收入。而从中牟利的还包括军队,许多家医院是属于军队的。

按他们的调查,为给一个出手大方的顾客找到合适的器官来源,可能导致多名囚犯被杀害。乔高曾遇到一个2003年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得到了8个肾脏供应的先生。因他的血液成分和抗体与捐器官者的不符,所以移植手术多次失败。当他移植最后一个器官时,手术的医生说,这个器官是从死刑犯那里来的。器官的浪费在中国是惊人的。乔高说,医生承负得起他们在技术上的差错。按官方数字计算每年1600个被执行死刑的人,会让他们的器官供不应求。

每日凌晨明慧卫星电台广播晨炼音乐

【大纪元4月3日讯】明慧广播电台于二零零七年三月五日起,登上欧洲卫星通讯公司的W5号卫星,向亚洲地区,主要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每日二十四小时播放。每天清晨3点50分到6点,播放炼功音乐,受到大陆广大法轮功学员的欢迎。

晨炼音乐具体时间安排:3点50分开始炼第一、二、三、四套功法,共一小时;4点50分开始炼第五套功法,第五套功法音乐播放为1小时10分钟。

明慧网介绍了接收卫星广播的基本常识:

一、安装碟形天线(俗称小耳朵、碟子或锅)

目前卫星广播在中国大陆的覆盖面很广,在中国辽宁往南、甘肃往东的大部份地区,用60-90cm的碟形天线即可接收到。已经能接收到W5号卫星信号的接收器,只要重新扫描各频道,就可接收到明慧广播电台。

二、安装接收器的方法

1、用音箱或耳机做接收器:做一个“进出”的转换的插头和插座,用音频线焊接到耳机插孔,再插带有电源的音箱或耳机收听。

2、直接用耳机线收听:直接用音频线剪断后接到耳机线上收听。

3、用电视机收听:这是最简单的办法,直接用收看新唐人的电视机的声音炼功。为了省电,可把电视机亮度调低或利用小尺寸的黑白电视机。

更多关于接收明慧卫星广播的资讯,请阅读:“明慧电台登卫星 全天候对华广播”(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7/3/14/150808.html)等技术指南文章。

杨柳:中国为何对美国人权报告如此过敏

【大纪元4月3日讯】中国为什么对美国的人权报告如此敏感,为什么不能像赖斯那样勇敢地承认本国人权问题?

在美国国务院3月6号发布的《2006年各国人权报告》中,指明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在某些方面进一步恶化。和往年一样,对美方的报告,中国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认为美国借所谓人权问题肆意攻击中国和干涉中国内政。于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月8号立即发表了《2006年美国的人权记录》进行反击。这是连续第八年对美国人权报告的反击。

美国国务院连续30年发表各国人权报告,它的目的在于促进世界范围内各国的人权纪录的改善。这份报告的内容涵盖世界上190多个国家,中国只是其中之一。《各国人权报告》在美国国内外被广泛用作评估各国人权状况的参考文献。人权报告还在寻求制止侵犯人权行为和加强保护人权能力方面,为各国政府、有关组织和个人的合作行动提供了条件。《各国人权报告》已成为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尊重人权的事业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可是,八年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只发布美国的人权记录,对世界上其他一百多个国家人权状况却毫无兴趣。尽管有些国家人权记录很差,也从来没有听到中国政府为那些正遭受人权迫害的群体说句公正话。那么为何中国政府单单发美国人权记录纪录呢?用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云虎教授的话说,就是“针锋相对”。发表美国的人权纪录,列举美国存在的侵犯人权的问题,是对美国国务院国发表中国人权纪录的一种“礼尚往来” 。这就昭告世人——谁要是胆敢说我人权记录不佳,我就跟你针锋相对,我就给你来个“礼尚往来”!

发表人权报告,本应当怀着对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基本人权理念的尊重,本着独立精神,对那些遭受人权迫害的群体给予极大同情和关注,以期帮助他们改善和摆脱所处的困境,等等。可是,反观中国政府处心积虑收集美国人权纪录,其目的几乎单一得很,就是对批评中国人权不佳的美国进行反唇相讥!这只能说明中国政府并非出于维护和改善世界人权状况之目的,而是一种心胸狭窄、私心私利的报复行为,如此而已。

中国政府向来认为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是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肆意歪曲和无理指责。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哪家媒体全文刊登过美国人权报告,哪怕是序言、导言或者其内容的片言只语摘要都没有。中国公民至今也不知道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究竟怎样“肆意歪曲和无理指责”中国人权的。互联网上百度、谷歌任你怎样搜索,都找不到这“肆意歪曲和无理指责” 报告的踪迹。既然是“肆意歪曲和无理指责”,那么你何必心虚的不让国人看到了这份报告呢?又为何不列出个一二三来逐条驳斥呢?真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相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每年发表的美国人权报告各大小媒体都有详尽的报导和转载。甚至在网上看到某高校关于学习《2006年美国的人权记录》的通知。这里不妨把这个通知的内容公布一下:“接省教育厅通知,为配合我国在今年联合国人权会议的对外斗争,驳斥美国国务院《2006年国别人权报告》对我人权状况的攻击,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月8日发表了《2006年美国的人权记录》,请各单位组织师生员工学习。 ——校党委宣传部 。”诸位觉得,这个通知如何?有没有“文革”的遗风?堂堂一个高校竟然出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通知,什么对外斗争,对我人权状况的攻击,让人闻到一股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可怜各位师生员工连美国国务院《2006年国别人权报告》的内容都不知道,怎么去驳斥?又拿什么来断定它是对我人权的攻击呢?学习《2006年美国的人权记录》,无非是让各位师生员工知道美国糟糕的人权纪录,跟我们相比,还差万八千里呢,我们比他们人权好多了……这种学习究竟是对改善美国人权状况有帮助,还是对改善中国人权状况有帮助,只有鬼知道!

中国自始至终指责美国人权报告是“对别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借人权干涉别国内政,搞双重标准。”然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自己做美国人权记录时却振振有辞地说:“中国发表美国人权纪录,不是要干涉美国内政,而是要奉劝美国正视自己的问题,改善自己的人权,在指责别国之前应先清理好自己的门户。”那我们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别人说你人权记录不好,就是干涉你内政,搞双重标准。你针锋相对说别人人权时就不是干涉内政,这不是非常奇怪的逻辑吗?中国奉劝美国正视自己的问题,清理好自己的门户,否则没资格作“人权卫士”。遵循中国的思路,那我们要问,中国自己有没有正视自己的问题,清理好自己的门户呢?否则,中国不也没有资格谈论美国的人权吗?如果按照中国的逻辑,就是把人权做到完美无缺的情况下才可批评他国。但中国又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自称其人权状况完美无缺”,这就是说在人权问题上,任何国家都只能保持“一团和气”,决不能相互提出对方的问题。要是果真如此,那么请问一向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中国政府:这“好好世界”怎能促进和改善世界人权事业的进步呢?又怎能推动社会文明向前发展呢?

中国称美国政府对本国存在的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熟视无睹、讳疾忌医,对自己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闭口不谈。那么,我们看看事实究竟是怎样的。中国这份美国人权报告中列举的大量数字和案例都来源于美国的司法部联、人口统计局、邦调查局等各个政府部门发表的报告,或者是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报、洛杉矶时报等各大媒体的报导的。也就是说,中国关于美国人权报告中详细列举的美国对公民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保护不够,美国枪支泛滥、存在种族歧视现象,以及美国妇女和儿童的权益等问题,无不是在美国公开披露过的,也是美国新闻界和政界关心的热门话题。美国国务卿赖斯在3月6号美国国务院发布年度人权报告时表示,美国之所以发表人权报告,“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美国在人权方面就无懈可击了,恰恰相反,我们深知,我们在人权方面存在严重不足。”这怎么能说美国政府对自己的人权问题是熟视无睹、讳疾忌医、闭口不谈呢?可是美国发表的中国人权报告,恰恰都是中国非常敏感和不容触及的话题。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警察和军队最高层的几乎所有职务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中国政府更严厉地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其中包括对网际网路实行更严格的控制和审查……公民没有更换政府的权利……”其他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包括法外杀人、对囚犯施酷刑及刑讯逼供以及包括监狱劳动在内的强迫劳动……”说实话,真的看不出其中哪一条是肆意歪曲和无理指责的。如果非要这样说,那么不妨将这些“诬衊”之词在媒体上披露,让国人自由讨论和评判!可是中国能有那样的勇气吗?

综上所述,中国为什么对美国的人权报告如此敏感,为什么不能像赖斯那样勇敢地承认本国人权问题,正是因为中国深知自己在人权方面存在严重不足而讳疾忌医,也说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不能诚恳的接受批评,更没有主动改善自己人权状况的决心!中国对美国人告权报告的强烈抵制和反对的背后,除了让人看到他对自己人权状况极度缺乏信心和恐惧不安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人与人权》07年4月号

横河:“和谐社会”的内政外交

【大纪元4月3日讯】(希望之声报导)

汪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汪洋。

横河:我是横河,大家好。

汪洋:横河先生,最近我看到中国大陆官方的消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在三月二十号宣布: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在三月二十六号至二十八号对俄罗斯进行国是访问,并且出席在俄罗斯举办的中国年开幕式等活动。这是俄中互办国家年的一部分。那么最近中共在海外一个接一个的办中国年,它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横河:中国最早举办的是二零零三年到二零零五的中法文化年,就是互办文化年。通过这个活动中共尝到了一些甜头,就开始接连的举办类似的活动。

因为这个领域扩大了,超过了文化,就开始叫“国家年”。主要的有中印友好年、意大利年、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年,还有和奥地利的中国年。二零零六年到二零零七年是中俄国家年,二零零六年在中国办俄罗斯年,今年就在俄国办中国年。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输出的形式,是一种中共的党文化。新华社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它说:中国红更是成为对像国的流行元素。那么所谓“中国红”,实际上就是一种党文化。

这种意识形态输出已经不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共产党为了生存,已经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和调整以后的一种形态了。就是说中共在海外办这些中国年,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它都是有相当的目的。

汪洋:中国和俄罗斯在贸易方面、在战略关系方面,都有很紧密的关系,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很多中国人到俄罗斯去做贸易,去做生意。

横河:中俄的贸易总量相对来说,比起中国和西方各国的贸易总量还是比较小,当然最近两年发展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因为基数很低,所以总量仍然没有达到两国经济总量合适的程度。

这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因素是俄国方面对中方在贸易方面的行动还不是非常的信任;另外呢,双方都偏向于向西方去获取技术,进行贸易来往。双方花了很大的力气都是在对西方的贸易上,而在双方互相之间的开放就相对的少得多。

对中国来说,它花了很大的力量在对俄国的能源方面想进行投资,但是俄国政府到现在仍然没有真正的对中国开放投资,特别是开放能源方面的投资。俄国方面想控制自己的能源,因为俄国现在最主要的是能源大国。

中国对俄国还有一个就是消费产品的输出,这对俄国来说也是比较警惕的,因为俄国人在轻工业生产方面历来是一个薄弱环节,严格的说,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它的轻工业产品就很落后,它是重工业比较出名,那时候它最出名的就是钢产量和军事工业。

“十月革命”以后,整个苏联就是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前苏联垮台以后,俄国实际上没有轻工业的基础。所以到目前为止,俄国的军事工业出口仍然是占主导地位。

中国很希望从俄国得到的是尖端的军事科学的产品和军事科学的技术。中国对俄国的小商品和轻工业产品的出口,俄国也是很警愓的,其实它怕影响了它本国的轻工业的发展,所以最近还对中国的民间商人进行了很大的限制,甚至驱逐他们。这样,中俄在贸易方面虽有进展,但是还有很多障碍。

汪洋:那么从中、俄两国来讲,地缘上是很紧密相连的国家,那么两国在战略关系上到底是怎么样一种关系呢?

横河:这个就比较复杂了,我想从下面这几个因素可以考虑的。第一个呢,是地缘政治学的因素。因为这两个都是很大的国家,有非常漫长的共同边境线。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来说,叫做“远交近攻”,对于很近的很难建立起互相信任的互利关系。所以在历史上,中俄之间也很少有真正相互信任的关系。

历史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美国不同,美国在历史上没有直接单独的侵略过中国,美国提出来的口号是“机会均等、门户开放”。这个实际上对美国本身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实际上是一个牵制因素。

俄国就不一样了,俄国在历史上是一直在侵占中国的土地。在历史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真正侵略中国、欺负中国最厉害的有两个国家,大家知道,一个就是俄国,一个就是日本。那么日本就不说了。

俄国呢,它从沙俄时代就开始扩展它的领土,占领中国东北很多很多领土。一直到最近这几年,就是到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中共由江泽民签字和俄国还签订了东段和西段的边界条约,把历史上侵占中国的领土的这些条约永久化、固定化了。这表示在历史上,中、俄两国就从来没有过互相信任和互利的关系。

汪洋:前苏联也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那么从意识形态因素来讲,双方在过去还是曾经有过共同的基础的。

横河:从这一点来说的话,曾经有过的共同意识形态就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双方合作的,其实是唯一的基础。但是呢,因为俄国现在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而中国呢,实际上也抛弃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一个共产党生存的意识形态。而俄国呢,早就不是共产党了。

所以这个意识形态的基础呢,也并不非常牢固。不过俄国在民主、自由和人权方面的意识形态还没有真正和西方一致,所以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人权指责相对来说比俄国要严重的多,因为这和他们的国民意识也有关系。

西方国家有一个中国热。很多国家政府为了和中共搞好关系,为了在经济上有所获得,他们并不了解中共,对中共的这种隐蔽起来的手法是很不了解的,往往对中共做出一些不必要的让步或者是妥协。

说句老实话,中共这一套把戏早期都是从俄国学来的,现在虽然说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了,早就超过俄国了。但是俄国毕竟是从跟中共相似的独裁政权和对人民的控制、言论这方面过渡过来的,所以它对这一套是非常熟悉、非常了解的。如果从国家来说的话,现在世界上真正了解中共的,我觉得俄国相对来说,比起西方国家要清楚。

汪洋:横河先生,您认为因为俄国曾经也是共产体制国家,所以虽然现在共产党垮台了,但是它对中共从意识形态各方面来讲是非常的了解的,对中共的各种手法是很熟悉的。那么从现实因素来看,双方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

横河:我们刚才讲历史因素,现在讲一个现实因素──现代中国、现代俄国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早期是很亲苏的,我们记得中国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的时候,刚刚建政的时候,是一面倒向苏联,那时候不能说苏联坏话,一说苏联坏话就是反革命,都要枪毙的。

早期苏联也帮中共建了很多,比如早期的工业和原子弹方面的一些设施,都是跟苏联有一些关系的。后来,因为毛泽东也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和苏联闹别扭的关键是因为斯大林是第三国际的领袖,那毛泽东觉得他比斯大林更能当领袖,但是因为斯大林时代他没法翻脸。到了赫鲁晓夫一否定斯大林,毛泽东就感到威胁了,所以那时候就跟苏联闹翻了,这一闹翻就来个“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那时候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仿佛是最能够当旗手的,最能够跟苏共论战的就是中共嘛!紧接着下来就是边境冲突、核威胁这一套。所以跟苏联这两个所谓共产主义的巨人互相一直闹别扭。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实际上打的仗,比跟西方世界打的仗更多。

到了前苏联抛弃了共产主义以后,中共就觉得威胁了。就是八九年、九○年以后,中共觉得苏联的倒台对中共的统治是个威胁,所以这时候它要在意识形态上想尽办法贬低俄国,苏共垮台了以后以俄国继承了苏联,它就贬低它。

汪洋:我记得那个时候看到中共大陆的媒体报导,都是关于苏联解体之后人民生活如何艰难。

横河:对。它的重点是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它是经济改革先行,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动静。一直到现在,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到现在为止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是个零。

俄国不一样,俄国是政治体制改革先行。所以中共为了贬低俄国这种作法,就拚命宣传俄国人民生活多么困难。事实上,当时的俄国生活确实是也有一点困难。但是因为它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在前面,它的基础就很好,现在俄国的经济就逐渐的、逐渐的赶上来了。

到了二零零五年的时候,俄国的经济总量,大概占了中国的经济总量一半。但是因为俄国的人口要少得多,它的人均产值已经是中国的五倍了。所以从经济上来说,按年均产值,俄国的经济已经远远超过中国了。

汪洋:目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要访问俄国,它们双方交流的目的是什么呢?

横河:我想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它们有一个短期的共同利益,就是当前苏联垮台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接一个的垮。垮台以后,原来的世界有两极是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现在冷战的另外一边不存在了,所以世界就变成一个单边的超级大国,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就是美国了。这一点不管是对俄国来说、对中共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事实。

所以它们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合作,鼓吹多边主义,以消除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影响。关于多边主义,中俄的联系。我看过一篇文章,叫中、俄、法这三国形成一个新的超级力量来对抗美国。这是它们一个短期的世界战略联盟。我想这是中俄现在能够走到一起去真正的、实质的因素。

汪洋:那么目前对于中共而言,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具体有什么好处呢?或者是它的动机是什么呢?

横河:我认为中共方面主要的动机是打破意识形态的孤立状态。因为中国现在虽然和西方国家的经济来往很多,但是整个西方世界是不能认可中国的人权和一党专政的独裁,这个它是不认可的。所以在意识形态上,中共实际上是处在一个相当孤立的状态。

周边国家一个接一个的颜色革命。中国曾经有人说过,西方国家用民主和自由来包围中国。世界上十几二十年来,逐渐对于“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越来越认同,加上中共现在国内处于一种非常危机的统治状态,所以它有必要用外交方面所谓的辉煌来掩盖国内的危机,来缓和国内的危机,来欺骗国内的人民。这个是它打破自己孤立状态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它国内的危机一个接一个,但是它在表面上和外国的各种交往,不管是意识形态方面或者是经济方面都处于一种进攻状态。我觉得它是为了掩盖和缓和国内的危机,而且再把外交上的所谓成功,回过来反馈到国内去,来欺骗中国国内的老百姓。

当然在具体方面还有两个:一个是能源。因为中共采用的经济发展方法,是高能源、高消耗的发展方法,目的是维持它统治的合法性,所以能源的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

以前在中东、在其他地方的能源,国际上是有一个分配的,基本上谁占有哪一块能源谁使用哪一块能源,它都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中共很难再插进去。它的能源的缺口就希望从前苏联这些国家,包括中亚前苏联的一些国家和苏联这些地方,能够得到一些能源。这是它的一些具体的要求。

另外一方面,大家知道中国轻工业产品的发展是过剩的。除了向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大量倾销外,俄国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市场,所以希望能够向俄国输出一些商品。我想这是经济上的考虑,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考虑仍然是政治上。

汪洋:所以您认为胡锦涛访问俄罗斯,一方面是要通过外交攻势来缓和它目前国内所面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在经贸上达到一些具体的目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请横河先生跟我们谈的是关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对俄罗斯进行国是访问的消息。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在最近的三月十九日,中国大陆浙江作家力虹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六年,力虹当庭抗议并且表示要上诉。力虹的辩护律师李建强当天撰写了上诉状,并且于次日上午在宁波看守所会见了力虹。

力虹原名张建宏,在一九九○年上大学期间,就创办了民间社团和刊物,被中共打成非法组织和非法出版物,之后就开始遭受迫害。一九八九年,因为支持和参与六四被中共劳教三年;九九年又因为支持民主党入狱一个月;在二○○六年,作为人文思想网站爱琴海的总编辑,这个网站又被中共强行封杀;二○○六年九月六日,他被宁波市公安局和国安从家中带走,直到三月十九日被判刑六年。他的被判刑在海内外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横河:我认为力虹被判刑是对中共目前提出的和谐社会的最好解释了。我们看一下力虹本人的上诉,他认为对他的起诉是没有证据的。因为这个起诉书是在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的依据情况下,就认定他构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是第一。

第二,对他的定罪是“无起诉定罪”。一审法院认定他罪行重大,但是起诉书内根本没有提到他罪行重大。如果不是罪行重大,判刑是五年以下。而在起诉书都没有提到的情况下,法院自己给他加一个罪名叫“罪行重大”,判刑六年。这是法院在自己不满意起诉书的情况下,自己把起诉的罪名加重了。它又当起诉人,又当法官,这个判定完全就是没法律依据的。

另外,在这个判决书内认为力虹是无中生有,大肆捏造并广泛散布虚假事实。这个所说力虹捏造散布虚假事实,在法庭上并没有出示任何人证,没有出示任何物证,也就是说完全是以言定罪。不需要证明了,就说你散布虚假事实。

那么什么是虚假事实呢,它没有任何证据。在起诉书内又说他诋毁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点完全就是违宪的。为什么呢?因为宪法是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说话不能定罪的,它这里就是以言定罪,所以它是违宪的。

最后起诉书还说,他以这些东西来激起他人的不满和仇视,这种激起他人不满和仇视是观点而不是事实。这个可以在文章内辩论,中共不是最擅长用宣传机构来给人家戴帽子吗?这是宣传机构戴帽子的东西,不是法庭上的事实。

其根本原因,现在国内外很多人评论是因为他为法轮功呐喊。力虹曾撰文为法轮功遭受不平的待遇、不公正的待遇来提出不同的意见。我看了最近一段时间被判刑的很多人,大多数都和法轮功有关系,也和海外《大纪元时报》《九评共产党》的社论和退党有关。

我举几个例子,被判刑的郑贻春被怀疑是《九评》的作者;杜导斌是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发表文章谈论了法轮功,他的题目是:“良心不许我再沉默”。在同年的十月十三日,又发表了文章题目是:“继续挥舞螳臂或识趣让路”,里面提到了江泽民下台的问题,提到了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他就在发表了这篇文章后的十五天,二○○三年的十月二十八日被拘捕。

拘捕了两天以后,中国劳工观察的记者打电话到执行拘捕的应城市公安局,公安局的警察怎么说呢?“一般情况在网上发表文章,我们是不管的,只要不是法轮功,我们就不管”。这就明确说明了,杜导斌被捕是和为法轮功呼吁有关系的。

另外还有被判刑的安徽的张林。对张林的判决书明确指控张林的几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是声援《九评》的文章,一篇叫作“《九评共产党》读后感”,一篇是“伟大语言的力量-论《九评》”,所以张林的被判决是和《九评》有直接关系的。

另外,大家都知道的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被判三缓五,那明显的就是和为法轮功呼吁有关系的,这是不用说的了。这次力虹被判也是和为法轮功呼吁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判刑说明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司法公正。

中共的司法系统就是中共的工具,它没有一丝一毫所谓独立或者尊严或者公正可言。中共叫它干什么就干什么,叫它判几年它就判几年。有人就打电话去问法官,为什么你要把他判三年或者为什么要把他判五年?那法官直接了当的说:你以为我作得了主啊!所以在中国司法的不公正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他理直气壮的说:我作不了主!司法系统的公正判案,这才是特例,才是奇怪的。

汪洋:横河先生,从您刚才列举的这一系列被判刑的作家和异议人士,像郑贻春、杜导斌、张林到高智晟,还有现在的力虹,中共抓捕他们主要的原因还是牵涉到法轮功和《九评》以及退党。那么反过来,这也让我们看到中共目前最害怕的,也就是法轮功、《九评》和退党的话题了。

横河:就是这样的,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我记得以前,有一批北京人到甘肃的一个县委书记那里去吃饭。那甘肃的县委书记就说:你们北京人什么都敢说,连江泽民都敢骂。那北京人就说了:对,我们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骂,就只有一件事情我相信没有一个北京人敢干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谈论法轮功的问题。这句话一说出来,在座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说话,一直到结束没有人再提这个话题。

汪洋: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查禁的一本书,这本书叫作《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这本书的作者是中国《新华社》的资深记者戴煌。最近由于他这本书被查禁,戴就向北京的一家法院起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但是这个起诉却被驳回了。戴煌准备上诉,并且大声呼吁政府要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宪法权利。

最近关于禁书的话题也是很热。像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像胡发云的《如焉》等等,一共有八本禁书都是被新闻出版署查禁了。现在又加上一本《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那么横河先生,为什么这本书会遭到查禁呢?

横河:这本书已经出版了,而且也已经发行过了。这一次是因为他做了一些修改以后要再版,就需要再通过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总署有一个图书出版管理司,就给中国作家协会,因为这是作家出版社再版的,给作家协会办公厅写了一封信,要作家出版社撤销这个选题。

戴煌认为新闻出版总署的信和中国宪法《三十五条》唱对台戏,因为这《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他就起诉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戴煌的律师就是著名的人权律师浦志强。他说,中国出版总署的图书司没有经过任何审查,就说是根据“有关文件”,戴煌的书不宜出版。

他们向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以后,星期一接到法院的电话,说这个案子不予受理。法院说的理由是什么呢?说:禁书令针对的是作家出版社,不是针对作者,所以戴煌不具有主体资格。所以根本就没有受理。

这里我想强调几个问题。第一,新闻出版总署依据的是“有关文件”,显然在这里“有关文件”是高于宪法的。虽然中国的宪法大家都知道在制定的时候,体现的是执政党中共的统治意志。但是同样是中共制定的东西,就是宪法是中共制定的、法律是中共制定的,有关文件也是中共制定的,为什么运用起来它是反过来的?

任何国家都应该是“宪法高于法律,法律又高于各种规定”。结果中共运用的时候,虽然都是自己制定的东西,结果规定,也就是文件,文件是属于规定这一类的,“规定高于法律,法律又高于宪法”。为什么是这样呢?原因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规定”随时可以的变。

因为“规定”还可以说这是国家机密,不告诉你,你要自己打听到了,你就泄露国家机密,又多了一条可以判你的罪。郑恩宠就这样被判的。郑恩宠公布了上海市某些关于拆迁的文件,就说是泄露国家机密,就这样被判了。

同样是中共自己制定的东西,它一个否定一个,最终是最容易变的东西,最不能公布的东西,就变成最重要的而且是最高的。

宪法它不能改了。宪法改起来不容易,它还要开人大会,要花很大精力去讨论,不是说每天都能改的。那文件每天都可以改的,而且根本不要告诉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中共自己在否定自己。一个党要统治到这步的时候,那是绝对没指望。

汪洋:横河先生,您刚才讲的这个现象的确是很有意思,而且平时大家也不容易注意到。接下来再让我们看看,最近正在法国访问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他和法国的司法部长克莱芒,三月二十日在巴黎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引渡条约》。

法国的司法部透露,中国已经同意在文本中明确写明:任何与死刑有关的案件,将不会适用于这个《引渡条约》。那最后的规定就是与死刑有关的案件,将不会适用这个《引渡条约》。这是什么意思呢?横河先生,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横河:因为这个说的很清楚,是法国司法部透露说:中国已经同意。那也就是说,法国提出来的要求,要签署《引渡条约》的话,必须要有这个条件。

这说明什么呢?我想在国际上对中国违反人权最主要的指控之一,就是滥用死刑。大家都知道,法国是中共在欧洲最亲近的盟友,在很多问题上,它们的观点都是一致的,特别是对美国方面。即使如此,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也必须和中共划清界线,因为它必须对选民负责,必须对法国人民有个交待。所以可想而知,中共的人权观和全世界普遍认可的人权观,这个差距有多大了!

每年中国执行死刑的人数是国家机密,所以外界并不知道每年中国处死多少人。根据大赦国际的估计,每年平均大概是在一千到二千之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全世界所有其他的国家加在一起每年执行死刑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我用一句话说,中共是在“两罪之中取其轻”。就是今天中共实际上在暗示,它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远远超过大赦国际的估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近由于国际上对于中共的器官移植来源表示很大的怀疑,谴责之声不绝于耳。所以中共最近提出来说,实际上我们器官都是来自死刑犯。

以前是绝口否认的,为什么现在要公开的承认,而且认可来自死刑犯?是因为它面临另外一个更令人发指的指控。因为国际上,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对它的指控和国际上的独立调查,特别是加拿大的独立调查团对它的调查,认为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来用做移植,这个指控是真实的,是可信度很高的,并且要求中共对此作出解答来。

因为它没有办法去解答了,所以在这两个指控,一个是死刑指控,大量使用死刑的指控,和另一个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在这里两个指控之间它选一个相对比较轻的。它宁愿承认,每年的死刑执行人数可能远远超过大赦国际的指控。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不是说有几万例器官移植的脏器没有来源吗?那么这样子摊下来的话,每年可能要上万的死刑执行才可能填得了这个空缺。

它既然承认所有的器官可能都来自死刑犯,也就是说,它承认它每年的死刑执行人数,可能是国际上认为最高人数的五倍甚至十倍。它宁愿承认这个也不愿意承认它是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也就是说,国际上对它的死刑执行的情况,这种侵犯人权的指控,可能是远远的轻了,它现在愿意承认这个罪行,而且愿意把这个罪行扩大十倍,也不愿意承认它的器官可能是来自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汪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近在新华网上,就中共官方的网站上看到它们在新闻记者会上也在反覆的强调,它们利用的是死刑犯的器官以及它们是怎么样利用的,它们反覆的在说明这一点。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要到了,谢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横河:谢谢大家。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时事经纬》节目录音整理)

横河:习近平空降上海与中共新西兰出丑

【大纪元4月3日讯】(希望之声《时事经纬》节目)

汪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汪洋。

横河:我是横河,大家好。

汪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最近几天,中国大陆各省官员频频调动,比较大的动作包括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不再代理书记;还有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接替届临离任的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接近六十岁的赵洪祝接替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青海省委书记赵乐际转任陕西省委书记,而原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可能将接替张高丽任山东省委书记;北京市委副书记强卫接任青海省委书记;薄熙来有可能要接近替张德江任广东省委书记,而张德江将调任中央。

在这一系列的调动当中,最引人注目当然是习近平调任上海任书记,这使得原来韩正将任上海市委书记的谣传落空。

横河:韩正是上海本地官员,也就是说他是从上海开始从政的,属于比较典型的上海帮。胡锦涛想要抑制上海帮或者整上海帮,花了很大的心计搞掉了一个陈良宇,为了稳定上海,让韩正暂时代任上海市委书记,可是如果让韩正正式去当上海市委书记的话,那等于整陈良宇就白整了。

上海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它是属于地方势力特别强大的一个地方。这种地方要更换一两个主要官员,基本上是没有用的。如果还是用当地的官员来补充的话,那么这个地方的地方势力仍然是盘根错节。

胡锦涛上台以后,要说派别的话,就是“团派”和“上海帮”之间的斗争。上海帮仍然有很大的实力。从团派的角度上来说,并没有通过搞掉陈良宇而取得十分大的优势。这样从外面调进去一个上海市委书记,实际上是一种妥协的处理方法。

因为最早的传言是胡锦涛要把统战部长刘延东派到上海去,刘延东属于团派的一个比较强的主力,结果没有成功;而上海帮当时想要的当然是陈良宇被搞掉以后让韩正去当书记,结果也没有搞成。这两派势力最后没有哪一边取得绝对的优势,所以从外面调进一个地方诸侯习近平。

习近平虽然西方有报导说他和江泽民、也就是上海帮比较接近,但严格的说他并不属于上海帮,你要划分的话可能属于太子党这一类的。

汪洋:说到习近平他是太子党出身,他的父亲就是习仲勋也算是中国老一辈的领导人之一。

横河:习仲勋在党内也不属哪一个派系的。因为习仲勋最早出身是陕北红军。后来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以后,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就把当地陕北红军的势力整掉了。陕北红军后来剩下的就是高岗。共产党建政以后在党内斗争,第一个搞掉的就是高饶集团,把陕北红军的主力基本上就搞掉了。因为刘志丹在陕北的时候就死了,当然有人说是被共产党内部暗杀的,所以习仲勋就不属于哪个派系了。

真要划线的话,他是属于党内比较开明的,比较民主的,相对来说比较能够为民众考虑的官员,也就是为共产党所不容的官员。林牧曾经把他算做是中共民主派的几个领袖之一,这几位民主派就是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改革开放而且比较愿意在党内推动民主、推动政治改革的这一个派系。文革之前,他很多次被整了,从陕北开始整起,后来在各次运动中也被整过。文革以后就,他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这就是最早开始在广东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的动力之一。

当然,在中共内部比较好的人就很难生存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胡耀邦、赵紫阳都被整掉了。习仲勋大家可能不熟悉,习仲勋是在胡耀邦下台之前就下台了,因为邓小平说他想退休,习仲勋就属于那种比较顶真的人,他真的去劝邓小平退。最后邓小平没退却把习仲勋给先退下去了。所以在胡耀邦之前,习仲勋就被排出领导层了。

人家为他写传,他就跟为他写传的人说过这句话,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整过一个人。据说在中共高级官员当中能够说这几句话的人几乎是没有的。

汪洋:您刚才说习仲勋在陕北的时候就开始被整,那是什么原因呢?

横河:毛泽东带中央红军在过草地的时候,当时就是跑,就是逃,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当时最接近事实的传说就是,在松潘打下了邮电局时找到很多旧报纸,发现有一张报纸说陕北还有红军。这是一年前的报纸,所以当时就说到陕北去看看吧!因为最早的时候是想从新疆那边跑,跑到离苏联越近越好,最后实在不行就逃到苏联去。既然陕北有红军就到陕北去吧!所以就到陕北去了。

到陕北一看,陕北当时正在进行清理,红军内部杀AB团的风还在进行,陕北红军的主要领导人都关着呢,中央红军去了以后,就把陕北这批人放出来,包括刘志丹在内的这批人都放出来。毛泽东当时就说了是“陕北救了中央”,但是后来又换成“陕北救了中央;中央也救陕北”,最后夺取政权以后,又说是“中央救了陕北”,又倒过来了。

在陕北的时候就搞运动。毛泽东为了确立他的地位,搞“延安整风”。延安整风就是整非中央红军、非毛泽东嫡系系统的这些人,包括原来在中央苏区整过毛泽东的这批人和后来陕北红军的这批人。

这些人后来又被整,刘志丹有一个弟媳妇写了一部小说叫《刘志丹》。这本小说写出来以后,当时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是阎红彦,他是属于陕北红军的。他看了这本书以后就去找到了当时西南局的书记李井泉,告状说这本书是反毛泽东的,想为高岗翻案,就说“毛泽东说中央救了陕北,陕北救了中央”是污衊领袖毛主席。

李井泉是听到过毛泽东说这个话的,所以李井泉就说,据我知道是说过这句话的,这个事情就算了。李井泉就把这件事情卡下来了,没有去汇报。后来有一次机会阎红彦碰到毛泽东,直接就汇报了,拿着这本书去汇报。毛泽东看了以后就指着这本书说:“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

文革的时候,大家知道这句话引用了非常多,凡是作家都被扣过这个帽子,“利用小说反党”讲的就这个。当时就利用这个又整了一次习仲勋,所以习仲勋算是党内老干部挨整的比较多的一个人。

汪洋:那么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理所当然就是太子党,那么以他个人来讲,就任上海市委书记,他对于解决上海目前面临的问题能起到一些好的作用吗?

横河:中共非常明确的是一个“奖恶惩善”的组织,任何人都必须做很多坏事来证明他对党的忠诚。历次运动能够上来的人,一般来说即使他原来不坏的话,他也必须变得很坏才能上来。

另外,你只要还在党内任职务,只要你还在执行党的政策,那么严格的说你就在做坏事,因为这个党本身就是专门做坏事的一个党。

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我不能说每个人都是很坏的,那么比较容易成为例外的是太子党,太子党有先天的优势,他有父母的这个地位在,所以他在上来的过程当中,不需要去用很多方法来证明他对党的忠诚。

因为共产党对自己人当然是信任的,它把共产党这些官员看成是可信任的人,所以他们的子女也是可信任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太子党在提拔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说,需要做坏事来证明他对党的忠诚的要求没有像一般官员这么高。但是,你只要在执行党的政策的话,你肯定要做坏事,这一点是肯定的,这和个人品质好坏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习近平到上海能不能解决上海的问题?这里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是今天在中共党内相对来说比较不那么坏的因素,比起八十年代是强了还是弱了?我看是弱了。八十年代的时候,党内有这么一批不太愿意做坏事的人,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在八十年代,他们在中共党内的权力和影响力都比今天党内所谓稍微好一点的力量要大得多,但是他们都被消灭了。

他们的被消灭,说明在中共党内,任何改良这个党的企图和努力都是要失败的,都是不可能的。当年他们有这么大的力量,这么大的势力都没有用,更不要说今天了。你能举出现在党内有那些能够和当年的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这些人比的?找不到!

举一个例子,习近平一到上海,遇到的第一件事件就是一个强迫拆迁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汪洋:我看到报导中说,上海的拆迁户准备要上街抗议,还给上海的这位新书记习近平写一封信,强烈要求韩正、刘云耕引咎辞职下台。

横河:这个问题是不是韩正和刘云耕的问题?刘云耕是上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因为他是政法委书记,他负责公安去镇压这些被拆迁户,所以大家对他意见非常大。但我认为这不是韩正和刘云耕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遍及全国的问题。

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就在这几天,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各地报导出来的拆迁户和当地的官府发生冲突,然后被警察镇压的又有很多很多新的案例出来了,从北方到南方,几乎每个省份都有。

前几天网上我们看到炒的最热火的是重庆一个被称为历史上“最牛钉子户”的杨武和吴苹。这两个人的家是重庆一个开发区,开发商把这里二、三百户的居民都已经迁走了,大家都接受了条件。你不接受其实你没有办法,因为这个赔偿不是按照地价来赔偿的,而是按照政府给你规定多少就是多少。

政府和开发商勾结起来压低价,这户人家就一直不愿意接受。那么开发商就开始挖土了,把他们家周围挖出一个大深坑来,他们家就真的像一个钉子一样竖在那个地方。但是吴苹自己说,她说我不是什么钉子户,我也不是什么很强硬的人,我就是不满意他们这个补偿条件,因为这个补偿条件不能够使他们家住到原来这么大的范围。

除了在中国大陆以外,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给补偿,当然是要能够住到原来的条件对不对?但中国给的补偿费实际上是不到这个条件的十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人家被拆迁户不同意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事情报导出来以后,得到了全国网民的支持,网民几乎是一面倒的支持他,当地民众也去声援他,当地民众去了几千人去声援他,其中有很多人自己就是拆迁的受害者,可见这是个民心所向。

在这里我们不说杨武和吴苹维护自己权利能不能成功,他们和当地政府之间究竟是什么矛盾我们不管。我们就从在网上和当地民众的支持来说,这是一个全国普遍现象──“拆迁”,而且这种暴力拆迁,我们看到,几乎没有报导过那一个老百姓抗拒拆迁打赢了官司的,我们看到全都是输官司的,太多输官司的,最近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案子。

定州惨案是政府的电厂雇用黑社会人员,用铁棍殴打那些不肯离开的居民;汕尾是政府收购土地的时候,由于帐目不清,民众要求查帐目,最后是被武警开枪镇压。我们还可以看到,上海东八块拆迁户请的律师郑恩宠,郑恩宠打官司结果把自己打到监狱里面去了,判了三年,现在还在缓刑一年。所以可想而知,这种全面的掠夺有多么严重!

这个问题不是那一个官员就能解决的。难道习近平在浙江的时候,浙江就没有拆迁官司吗?浙江也有拆迁官司,大规模的搞建设,大规模的拆迁,这是全国那一个地方都有的。所以换人并不能够解决政策性的问题,严格的说,这就是一个共产党的问题。

第一、中共不从事生产,中共本身是一个寄生组织,它不从事生产,它的生存必须靠掠夺,无休止的掠夺。现在该掠夺的都掠夺完了,还有什么?土地,最后的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它怎么可能不去掠夺土地?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人都不可能解决中国现在这个拆迁问题的原因!

汪洋:所以当前这个拆迁的确是全国各地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它牵扯到最大的上访人群,最大的官民冲突,最多的群体事件,而且民众从来没有打赢过官司。那么这样一个问题谁愿意碰,又有谁敢来碰呢?

横河:上海的例子就最典型了,周正毅倒了,陈良宇倒了,拆迁照样拆,所以贪官不管倒掉多少,只有拆迁是照旧的,老百姓还是倒楣。

汪洋:不过上海的民众对于习近平来、韩正走还是放鞭炮庆祝,对于新上任的官员他们还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的。

横河:这个问题我觉得就跟杨武在维权的时候,就是重庆不愿意搬迁的这个人,最后爬到他家的房顶上挥舞五星红旗,这个情况是一样的。我记得当年四人帮下台的时候,全国各地放鞭炮庆祝,还买螃蟹三雄一雌串在一起,螃蟹都卖完了,结果怎么样呢?

每次当大家庆祝的时候,或者觉得一个很糟糕的官员走的时候,大家觉得一个还可以的官员或者是大家很抱有希望的官员来的时候,都会欢欣鼓舞,都会寄予希望,但是最后都失望。

譬如陈良宇下台,陈良宇下台跟上海人民有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但上海人很高兴,有很多上海人很高兴。可是陈良宇下台跟这些希望他下台的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是中央权力斗争把他弄下台的。

如果是上海人民通过某种方法,譬如说是投票的方法、选举的方法甚至是通过法律,是上海人民的努力让他下台的,那还值得庆祝一下,就说人民有权利来决定他们的官员的时候,这就值得庆祝了。

在这件事情上和其他同样的事情上,人民是完全被动的,派谁来领导都只有接受这一条,没有任何办法。所以只能指望它派一个比较好的人来,这有什么可以高兴的?我觉得没有任何可以高兴的地方。

杨武用五星红旗来维权也是一样,五星红旗是什么?五星红旗代表党的领导,一颗大星就是党的领导,四颗小星是民众或者民主党派。在全国这么大范围,每个地方都包括在内的拆迁,没有党的领导谁能迁?指挥拆迁的、推动拆迁的就是共产党,贪官污吏如果通过拆迁发了大财了,他就挥五星红旗表示感谢,可你是受它压迫的老百姓,你挥它干什么?没有任何意义嘛!

汪洋:所以无论陈良宇也好、韩正也好,还是习近平也好,不管是谁做上海市委书记,其实他们都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那最终他代表的也是党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所以对于人民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

刚才我们谈的是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看海外的消息。据报导,新西兰惠灵顿《首都华文报》的总编辑兼摄影师王宁先生和他的“纽亚电视台”摄影师克拉克,三月二十六日参加在新西兰国会举行的有关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到访的活动,当时受到中国大使馆武官和参赞的威胁。

该武官告诉新西兰警察,《首都华文报》的人会有麻烦或者是他们与法轮功有关,中方甚至威胁要取消由曾培炎和新西兰副总理所出席的一个有关两国合作协议。当时由于王宁拒绝离开现场,新西兰的外交部副秘书长就宣布取消仪式。

后来新西兰各大媒体对王宁事件都做了采访报导,当晚新西兰最大的电视台“电视一台”专门派记者和摄影师约王宁到《首都华文报》报社进行采访。一个小时后的晚间新闻,即对王宁事件进行了电视报导。结果中国的副总理到访新西兰却没有任何电视画面,完全由新西兰惠灵顿的《首都华文报》的主人给占据了。

横河:新西兰的《首都华文报》是一个正规的媒体,曾经得到国会颁发的记者证,也就是说他到国会进行任何采访都不需要再专门发记者证了,他是每一次都是可以采访的。

据他自己说,他经常报导关于达赖喇嘛或者是民运或者是法轮功的消息,所以中共方面把他放在黑名单上,看到他来就要把他赶走,如果他不走,中共官员就说他们走,所以最终这个会议就没有开成。

新西兰国会对这件事情也是很生气的,因为他的采访许可是由国会颁发的,所以国会认为这是新西兰的内政、是新西兰的新闻自由,不应该由中共方面来告诉新西兰政府怎么办,不应该由中共来干涉新西兰的新闻报导自由。

汪洋:中国官方这样做的确是有失风度,这种做法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

横河:这种做法中共最近几年表现的特别多。比如说长期以来,中共高层官员出访的时候,就经常碰到来自法轮功的、来自西藏的还有来自民运的抗议。为了避免抗议,有的时候也为了避免遭起诉,经常就对东道主提出非常荒唐的要求。

比如说要随时改变行程、要组织很多欢迎的人群,那除了阻挡以外还有掩护的作用。就是把欢迎人群安排在那个地方,然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走另一条小路,让抗议的人看到欢迎的人在那里,就以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要从那里走,结果欢迎的人和抗议的人站在一起都白等。这种策略是经常使用的,所以为什么很多去欢迎过的人也非常生气呢?等了好几个小时,结果什么人也没看到,就是避开了。

2002年,江泽民访问休斯顿的时候,由于欢迎的人群和抗议的人群都站在马路边上,所以他那个车最后是走垃圾车的便道,就在Continental Hotel洲际旅馆,他是走垃圾车走的那个通道的。像这种在正式活动时候,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是走的后门和边门。

还有就是江泽民访问德国的时候,要求德国警察把街上穿黄衣服的都抓起来,还把所有下水道的铁盖子都焊起来,所以使得做主人的非常非常为难。因为他们自己国家领导人来的时候从来没有过这种类型的安全措施;在冰岛的时候要求冰岛航空公司阻止所有法轮功学员入境。

这些实际上是很丢面子的事情,但是中国领导人却觉得是要了自己的面子,其实在全世界的人看来,这都是丢面子的事情。

我认为中国领导人的这种做法是很奇怪的,中国现在领导人不是什么都讲和国际接轨吗?我觉得很多坏的事情它和国际接轨接的非常快,但是很多好的事情它和国际怎么样也接不上轨。

你想国家领导出访这种事情,他以为能够把中国的东西带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学国际上的这些领导人的做法,而是把中国的这种做法要输出国外去。所以到了一个国家以后,他会提出很多要求,然后要求别的国家的政府按照他们的要求做。这就会出现这些国家的警察去干预那些记者的正常采访,这种做法确实是很丢中国面子。

我个人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是受尊重,并不是看你有多少导弹,或者是你能不能打下气象卫星或者你是不是能够把载人飞船送到天上去。很重要的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和这个政府的人权状态,它对人的尊重、它对别的国家的平等对待和对自己的尊重,这点很重要!

有很多做法是它对自己不尊重。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出访这么没有风度,你怎么能够被人尊重?而且这还成为了一种模式,不是说只有哪一个国家领导人出国才是这样的。你看曾培炎,有谁去抗议他?没有人去抗议他的!因为他并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的人物,他并没有参加过很多迫害人权的事情,至少没有公开参加过,所以他出国并没有人去抗议。我没有看到曾培炎出国的时候有什么法轮功的人去抗议,或者是西藏的人去抗议或者是民运人士去抗议,没有的。可是对于一个记者的出现他就恐惧到这种程度。

作为一个国家高层领导,这已经变成一个通病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这个国家你放再多的导弹又怎么能够让人家来尊重!

汪洋:北京明年就要举办2008年的奥运会了,现在离奥运会大概有五百天的时间,有很多媒体已就奥运在做报导。中国领导人在海外进行访问的时候已经面临这些问题,一旦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举办奥运会,将来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比如说记者媒体的报导还有对于人权方面的尊重等等。

横河:是这样的。问题是北京在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在公布奥运可以让别人自由采访的时候,它当时是为了争取得到奥运。最近它又公布了外国记者可以自由采访,它认为它能够控制局势。

但每天发生的事情是千变万化的,突然出现的事情是不可能事先去防范的。只要有舆论控制这个政策在,你这个允许别人采访的政策总是会和你的根本控制舆论政策发生冲突的。那么在这种冲突的时候你怎么办?

我们举个例子,重庆的所谓的“钉子户”。当然我认为最“牛”的是政府。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最“牛”的其实是中国政府,要拆谁就拆谁,要抓谁就抓谁,老百姓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可“牛”的地方。

就说重庆这个不愿意被拆迁的杨武这家的事情,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件事情出来以后,中国大陆的很多媒体突然之间有了一个空档可以去采访了,那么这就是中国的媒体控制没有预先设防的地方。突然之间,就在几天之内,中国的网上和正规的媒体都拚命的报导,几天之后,中央才发现这个问题不能报导,所以突然之间就刹车了。

我相信,在奥运期间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和各种各样的媒体,会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找到空档去报导一些中国政府不想报导的事情。所以中国政府会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收紧控制又表面上让人家看不出来,这个实际上是很矛盾的。

我相信,奥运会期间,会有很多很严格的控制,也会有很多记者遇到麻烦,但是同时也会有很多记者能够在这里面找到一些空隙去报导一些中国政府不想让人报导的事情。

要中国政府放弃控制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家努力的去寻找新闻,去争取报导新闻总是还有机会的。世界上的人也总是会看到一些真相的,就像这次重庆拆迁的事件一样。其实在全国比这个严重得多的拆迁不知道有多少,只不过这次媒体逮到机会报导了,连《纽约时报》都报导了重庆这个拆迁户的事情!

汪洋: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谢谢您的收听。

横河:谢谢大家再见。

(据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时事经纬》节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