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4月04日(星期三)

中共允许律师代理劳动教养案无新意

北京知名刑事辩护律师莫少平说,重庆司法当局推出的这个新规定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因为在司法实践中,早有律师为劳动教养人提供法律帮助了。他说:“律师代理劳动教养案是很正常的。公安机关有个劳动教养委员会,我只要是不服劳动教养决定,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到法院去告公安机关。刘小波十多年前在大连劳动教养不就是一个案例吗?”

竹海居民再告政府非法征地

本台去年年底曾报导江苏省湖滏镇省庄居民控告宜兴市建设局以开发竹海风景区为名,非法强迁一案,经宜兴市法院审判败诉。这些村民并没有放弃,近日,他们再控告以市长为首的宜兴市(县级市)政府,非法强征基本农田做拆迁安置一案,在上一级的无锡市中级法院开庭了。五个维权代表作为原告的案子,被安排分开来在上周五和本周一审理。

16年失房户 上海华神清喊冤

上海虹口区张家巷路133号的居民华神清,16年前因外出经商,其私有房屋被上海虹口法院错判给她人,法院在承认判决有错的情况下,仍维持原判;而当局在这场官司未了的情况下,虹口区动迁组于05年12月,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下,强行将房屋拆迁。华开始踏上漫长的上访路,但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长沙太平街拆迁户受当局施压不敢维权

张子霖:“我们那天去的时候,那个姓王的,被打的,还有姓韦的,因为拆迁起诉了,那天我们去的时候,他们见我们就像看见老虎一样,很远很远就避开我们。当时我一看这种情况就知道事情有变化,因为我们早几天时天天去,不是这样的情况,他们见到我们很热情的,突然就一百八十度地转变了。后来我就问他们,他们说政府有关部门不希望外界介入。”

中国博客助最牛钉子户扬名海内外

在重庆钉子户事件的发展过程中,1981年出生于湖南、没有正式工作的周曙光自费从湖南到重庆,在他的个人网站上义务现场报导事件的最新发展。周曙光的报导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很多网民对他勇于踏出这一步表示支持。

助民维权惹官非 退休干部林炳长不言悔

林炳长:“你随随便便就抓我,我为老百姓打官司有什么罪呢?搞我好多罪,没办法了,说我偷税。我税收已经交给他了,他帮我开掉了,你开掉了怎么算我的呢?就一定要把你凑到一万块可以给你判刑,故意凑起来的。因为我四年打官司都是为老百姓,他对我仇恨嘛!我当时给他抓进去很苦啊,公安抓了放到财政局,放了两天;转双规,交到纪律委员会关了二十天;到公安局以后拘留,再延长拘留,再转逮捕。目的就是要把小三盘群众压下去,老百姓看到我抓起来了更加站起来了。因为我是吃工资退休的,我是为他们搞这个的。所以我很气呀!我四十二年的共产党龄呀!要我住在共产党盖的监牢我怎么肯呢?太腐败了太腐败了!”

吕耿松:谢谢谭凯——欢庆谭凯光荣归队

再过二十多天,浙江“绿色观察”发起人谭凯先生就要出狱了,湖州范子良先生倡议浙江的朋友写几篇文章来欢庆谭先生光荣归队。我已经为谭凯冤狱写过四篇文章,但谭凯即将出狱令我兴奋不已,于是决定再为他写一篇文章。

小学生危房中上课 学区签生死合同

山西忻州市忻府区解原乡上社村小学是个村办小学,现有130多名学生、8名教职员工。2001年,该校校舍被定为危房后,被迫搬到原上社乡政府废弃的院内。在以后的6年中,百余名师生苦苦等待,新校舍没等来,上课的校舍也变成了危房。而早在2002年,这处院子就已卖给了个人。今年,房东赵亮山、学区负责人、村干部几方签下一份“生死合同”:危房内如有安全事故与赵亮山没有任何关系。

佳木斯医院保安与病人家属发生冲突

据海外的博讯网报导,2007年3月29日晚,黑龙江省佳木斯大学附属医院发生了保安人员和患者家属的冲突事件。文章说,一个八个月男孩在该医院治疗过程中死亡,而院方为了掩盖事故事实,派“保安”四十多人,将孩子的尸体抢走。十几位家属在病房被四十多保安暴打,重者被打昏。

于长厚:民主与“我”没关系吗?

今天上午我把《大陆知识份子签真名支持胡温实行民主政改》的材料发给一个网友,这位朋友是位女老师,30岁左右,正是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年龄,她收到后马上发回的一句话令我震撼:“民主不民主与我们又没有关系”。等了一会她又回了一句话“我现在最关心的是给我们当教师的提点工资,别的都无所谓,官场上的事,我不感兴趣。”

外电:北京奥运乃为粉饰太平

距离08年奥运只有一年多时间了,上周一,北京当局开始了500天的倒数,以迎接明年的奥运会。外电报导说,北京的环境污染、打压民权问题仍然十分严重。西方给予中国举办奥运以帮助中国改善人权、改善环境的橄榄枝,却成为中共自我合法化、镇压民众、夺取民财的手段。

疑《我虽死去》涉敏感 云南影展停办

原本预定6日至12日举行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日前突然因为不明原因喊停。外界猜测,其中的一部揭露文革期间第一桩学生打死老师案件的纪录片《我虽死去》入围此次影展的竞赛单元,可能是影展骤死的原因。

港界指当局借刀杀“港台”封杀言论

香港公共广播服务检讨委员会上星期公布报告内容,不但建议另设新公共广播公司,并批评香港电台不符合公共广播机构的要求,香港人权监察批评报告内容恶劣,令港府有机会“借刀杀人”终结港台的命运,并指出港台是香港的文化遗产。记协则担心港台变成港府喉舌,媒体的新闻和言论自由进一步收窄。

禁药催血 中国血奴内幕

F出示了一份12张纸记载的材料,上面记载了他2006年5月17日~2007年2月14日的卖血次数、所得收入及血头抽水的金额,同时还记载了期间他所使用的生活用品及为了产血服用的药品。粗略数了数,他9个月卖血多达50余次。

陈破空:《窃听风暴》袭击中国

然而,《窃听风暴》却在中国遭到禁演。原来,该片剧情,描述共产党统治时期的东德,秘密警察通过窃听、跟踪、和卧底等手段,大规模监控民众和社会的情形。看过该片的中国人都惊呼:这分明是今日中国的翻版!今日中国,与当时的东德,简直太像了!

法轮功学员之妻理直气壮“610”要亲人

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张伟杰被江岸区“610”秘密抓捕后,其妻陈曼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丈夫:拨打110报警电话、市长热线、前往“610”办公室。陈曼表示,作为家属就是应该理直气壮的去要人,这是个道义问题,丈夫没有犯罪,是好人。如果每个人面对邪恶都沉默、退缩,这个社会最后就会变的连一点呼吸的空间都没有。

香港人权监察 责港府政治遣返

台湾及香港法轮功学员控告港府拒绝入境及非法使用暴力的遣返案,原告的司法覆核诉求于上月23日被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驳回。事件引起台港两地法律界、人权界的批评和关注,指判决理由荒谬,明显的偏袒港府。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启指出,这次遣返事件虽然违反国际公约,但是港府利用司法制度的缺陷来逃避法律责任。他认为港府拒绝法轮功学员入境的决定来自中共的政治压力,并批评法官的判决有亏欠。


中共允许律师代理劳动教养案无新意

【大纪元4月4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2007年4月4日香港报导)中国直辖市重庆当局最近决定,今后律师可以代理劳动教养案例。不过,有律师对中国劳教制度存在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重庆市公安局和司法局最近公布了《律师代理劳动教养案暂行规定》,主要内容是被劳动教养人可以委托亲友或者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

南华早报星期三报导,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通常不经过司法程序,以行政手段悄悄剥夺公民自由,恶名远扬,而重庆司法当局这一新规定,也许对有关方面纠正错误有所启示。

根据美国劳改基金会的资料,中国司法当局对人犯的处罚主要是通过两个方式:一是劳改,二是劳教。法庭判定有罪者,送劳改;公安机关判定有过者,送劳教。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废除了“劳改”,所有的劳改场所,一律改名为“监狱”。

*莫少平:其实没有新意*

北京知名刑事辩护律师莫少平说,重庆司法当局推出的这个新规定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因为在司法实践中,早有律师为劳动教养人提供法律帮助了。他说:“律师代理劳动教养案是很正常的。公安机关有个劳动教养委员会,我只要是不服劳动教养决定,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到法院去告公安机关。刘小波十多年前在大连劳动教养不就是一个案例吗?”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长刘晓波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发表文章被判处劳动教养3年,莫少平代理了这个行政诉讼案。

莫少平认为,公安机关把人送去劳动教养1到3年是一种行政处罚,基本前提是公安当局认为此人不构成刑事犯罪。

*滕彪:劳教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公安机关把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对并无犯罪居民的惩罚手段,这种做法本身是否合法受到很多中国以及国际上的法学者、律师和关注人权人士的强烈抨击。

北京律师滕彪说,劳教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大问题,而以往公安局的做法使得律师基本没有办法介入并提供法律服务。他说:“律师在相关的案件里介入的少,限制也很多。尤其在被抓之后、劳教的决定下来之前,这个阶段恐怕律师很难介入。”

滕彪说,希望重庆司法局的新规定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让律师尽早会见当事人,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竹海居民再告政府非法征地

【大纪元4月4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江苏宜兴市竹海村民控告政府非法征地一案,近日在无锡市中级法院开庭。村民认为证据确凿,期望得到公正的结果。

本台去年年底曾报导江苏省湖滏镇省庄居民控告宜兴市建设局以开发竹海风景区为名,非法强迁一案,经宜兴市法院审判败诉。这些村民并没有放弃,近日,他们再控告以市长为首的宜兴市(县级市)政府,非法强征基本农田做拆迁安置一案,在上一级的无锡市中级法院开庭了。五个维权代表作为原告的案子,被安排分开来在上周五和本周一审理。

维权代表邵先生,星期一庭审结束后对本台说---

邵先生:“在庭上的陈述我们老百姓可以说是百分之百有理,但是地方政府是不讲理的 。市长没有来,来了两个代理人,基本上都是照本宣科,照着准备好的材料一样一样读读。根据交锋过程,这个政府官员是蛮不讲理的,是没有诚心的。”

村民还反映,作为被告的宜兴市政府在庭上出示伪证---

邵先生:“他在三月三十号,出示了一个竹海三期开发的规划图,图上没有明确目录具体搞什么,其实就是出示了一个假证据。通过我们到无锡市规划局查了以后,这个事情非常明了,规划图上面其实有一二三四五,一共有九个目录,完完全全的是搞商业开发,宾馆、别墅、商品一条街、还有农家乐、饭店什么的。土地法第六十五条规定,集体组织如果是搞公益事业的话,市政府是有权批准征收土地的,鉴于他是属于商业开发的性质,宜兴市依照六十五条批准征地就明显站不住脚,是违法的。”

记者当天致电无锡中级法院,工作人员称,类似的民告官案件在该院并无先例,他们将秉公办理---

记者:“想问一下竹海村民告政府征地的事情。”

工作人员:“我们庭长现在不在,我给你转告一下。”

记者:“你们法院以前有没有这种案例?”

工作人员:“我们没有处理过。”

记者:“会不会有一些特别措施?”

工作人员:“反正是按照法律程序的。”

记者:“涉及政府的话会有压力么?”

工作人员:“这个,不管什么政府也好,反正我们法院还是依照法律程序的。”

宜兴市政府去年七月中起在没有合理合法的征地手续情况下,以开发竹海风景区为名,用各种手段对竹海所属自然村省庄二百五十户人家进行强制逼迁措施,村民到各级政府部门上访不果,去年底采取法律途径,分别控告市建设局非法拆迁,以及市政府强征农地。

村民反映,告建设局非法拆迁一案上诉到无锡中院后被取消了,理由是,两个案件有关联性,判决全看征地案的结果。

另一位村民代表贾先生说一次又一次的把地方政府告上法庭,是因为他们相信国家的政策和法律---

贾先生:“ 最主要的是他违法,假如法律手续都齐全,真正是开发,为老百姓着想,我们不会打这个官司的,政府确实是把老百姓不当人,就是官商勾结,权力代替法律,所以我们该打官司。我们看看结果吧,我们还是相信国家的政策和法律。”

16年失房户 上海华神清喊冤

【大纪元4月4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道)上海虹口区张家巷路133号的居民华神清,16年前因外出经商,其私有房屋被上海虹口法院错判给她人,法院在承认判决有错的情况下,仍维持原判;而当局在这场官司未了的情况下,虹口区动迁组于05年12月,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下,强行将房屋拆迁。华开始踏上漫长的上访路,但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华神清表示,一直和虹口法院、动迁组沟通,他们也多次找他谈房屋补偿问题,但都是敷衍了事,让他去找房屋,但他找到合适房屋后,法院又找其他理由推诿。这么多年来,一家三口窝在一间7、8平方米的屋子。

记者去电上海虹口法院询问,找到负责该案的李院长,他表示,这案件一直在协调中,如要知道详细情况,要记者到法院去了解。

外出归来 家已不在

华神清一家从1947年就居住在133号,他父母死后,房屋产权归华神清所有。

90年华神清前往福建做生意,因与前妻性格不合,正协议离婚,后前妻以他“下落不明”为由,向法院申请离婚。虹口法院在没调查清楚情况下,将财产和房屋判给他前妻。

华神清表示,他不在家时,91年法院就判决了,当时法院的裁决:一是判决离婚,二把全部财产都判给对方,房屋判给对方租住,当时判决不在法院判的,是在街道办事处里面宣判,如果双方判离婚,财产不应该只判给一个人的。

华神清说:“93年我回来时,家已换别人住了。中间我们还有书信来往,怎么可以说我下落不明? 法院在没有宣布我失踪和死亡下,就把财产和房屋转移了。”

打官司 法院仍维持原判

2003年,华神清提出告诉,虹口法院的裁决书上也认定91年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发回民事法庭重审,但法院仍维持原判。

就此问题,记者询问了国内一位陈姓律师,他表示,法院没有宣告当事人死亡和失踪下,是不可以这样判决的,这财产是婚前财产,应是男方的,以前有规定,夫妻生活8年以上的,当初赠与的财产也属于共同财产,但现在没这个规定了。

他说:“男方回来了,可以要求法院撤销原判决,如果双方确实有书信来往,那女方有造假嫌疑,干扰司法,骗取假证,更应该撤销,同时可以剥夺她财产继承权。”

华神清表示,由于法院枉判,让他16年来居无定所。

案件未了结 又被强拆

华神清多年来一直奔波于上海法院和高院之间,甚至到北京上访。北京高院责成上海法院依法处理案件,但上海法院一直都在推拖,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在没有结案的情况下,05年12月21日,虹口区6号地块的动迁组,在没有拆迁通知、没有出示任何动迁文件及安置的情况下,10多个头带安全帽的动迁组拆房队员,其华的祖屋强行拆迁。

华神清说:“把我拖到街上,一名队员从背后紧抱着我,另一名重拳猛击我的头部和脸部……,在场群众 喊‘要死人了,打死人了!’ 的急呼中,他们才罢手,但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拆房。”

他们三次报警“110”,每次警方都明确表态拆房属违规行为,应立即停止,但警方却没有过来阻止。

华神清表示,动迁之前,法院也讲了这是2户人家,虽判下来,但他们还在申诉,处理案件的虹口法院一直要他不能去找动迁组,也不能再住回133号。但法院就一直不妥善处理问题。

穿状衣 讨房子

为了要回房屋,华神清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20余次,至今无书面回覆。

华神清说:“房屋被强拆后,一家三口无家可归,现全家在垃圾房里做饭,在一间7、8平方米小房间栖身,全家夜挤水泥地板睡觉,吃、喝、拉、睡都在里面,上访遭到截访,政府开什么会议,就被软禁。这是‘安定团结,和谐社会’吗? ”

为了讨回公道,华神清经常身穿状衣,挂一个“讨房子”的牌子,到上海虹口法院和高院申冤。他说:“其实这是对大上海的一种讽刺。”

长沙太平街拆迁户受当局施压不敢维权

【大纪元4月4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报导)湖南长沙太平街的部分拆迁户因为不胜当局的压力和骚扰而作出妥协,并要求为他们维权的中国泛蓝联盟组织不要再过问插手他们的拆迁问题。

中国泛蓝联盟湖南长沙成员谢福林星期二上午告诉本台记者,近期,长沙市长房集团在长沙市太平街的强拆过程中,动用大批身穿迷彩服和保安服装的不明身份人员进入太平街强行拆迁,并动用黑社会流氓手段,以至于很多住户陷入恐惧和紧张的情绪中,有些住户承受不了此等骚扰和压力被迫搬出。

上星期六,谢福林和另一位中国泛蓝联盟长沙成员张子霖为此在太平街走访时,有一户住户早前被法院起诉,一户人家日前房屋被毁、人员被打。而当谢福林和张子霖进入他们家里时,这些人看见他们就往外面走,谢福林向本台记者表示---

张子霖:“我们那天去的时候,那个姓王的,被打的,还有姓韦的,因为拆迁起诉了,那天我们去的时候,他们见我们就像看见老虎一样,很远很远就避开我们。当时我一看这种情况就知道事情有变化,因为我们早几天时天天去,不是这样的情况,他们见到我们很热情的,突然就一百八十度地转变了。后来我就问他们,他们说政府有关部门不希望外界介入。”

记者于是打电话向日前被法院起诉的太平街住户韦先生查询---

记者:“中国泛蓝联盟的说,你们最近好像不希望他们一起去参与维权的事,是吗?”

韦先生:“我现在法院已经给我判决了,昨天法院给我当庭判决了,我不好说了,有的事情。”

记者:“他们判你什么?”

韦先生:“判要我无条件搬走,他们再给我安排新的房子。不合理也没办法,我怕了,我担心以后连房子都没得住了。”

记者:“所以您不希望中国泛蓝联盟再继续维权?”

韦先生:“我没办法,可能房子都没得住了,我不敢了。”

记者:“上面的人可曾警告你们说不要和中国泛蓝联盟的人来往?”

韦先生:“没有,但现在有人在我们这里---我不好说,有人在监听。”

张子霖表示,虽然有些住户不胜当局的干扰而退缩,但也有不少住户同时表示,
会坚决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并会以死抗争---

张子霖:“我们学习重庆钉子户,不是要刻意刁难政府什么,我们只是希望政府基于合理的赔偿和补偿,唯有如此,这些住户才可能搬走。”

中国泛蓝联盟表示:将会密切关注太平街的房屋拆迁维权,同时继续为当地拆迁居民维护基本的合法权益,并且对于长沙市有关政府部门强力阻止中国泛蓝联盟的介入太平街维权一事表示强烈谴责。(

中国博客助最牛钉子户扬名海内外

【大纪元4月4日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2007年4月3日华盛顿报导)中国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在中国国内和国外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一事件传播速度之快,引起人们关注的程度之高,与它在网络上的曝光率有直接关系。

在重庆钉子户事件的发展过程中,1981年出生于湖南、没有正式工作的周曙光自费从湖南到重庆,在他的个人网站上义务现场报导事件的最新发展。周曙光的报导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很多网民对他勇于踏出这一步表示支持。

中文部记者通过电话找到了周曙光。他对记者说,中国政府对网络通讯管制得很严,但是网民也是不屈不挠的,包括使用用各种服务器。

*突破官方防火墙*

星期二,在钉子户事件发展的重要时刻,周曙光的报导却不能顺利地让网民看到。周曙光在4月2号的网上日志中写到:“我回到网吧,陆续接到电话说我的网站打不开,还有来电询问是否和解。我全力检查,发现就是zuola.com/weblog/这个路径被政府的防火墙屏蔽。看来我真的成名了,连国家网络防火墙都来过滤我的网站内容。虽然知道迟早会这样,但这个时间让我发不出稿子,很让我恼火。我于是用代理上线发稿子,总算上来了。”

在周曙光看来,中国不可能再继续闭关自守,网络和其他传媒已经不再是全部封闭的了。他说:“这是一个拉锯战,政府他们可能会让一点,然后我们这边就进一点;当然我们这边一直在‘顶’,顶到它退步为止。”

周曙光说,现在中国各地,这么“顶”的人有很多。

*周曙光:民主不能靠施舍*

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和国家政治体制民主化,25岁的湖南青年周曙光持有乐观的态度。他在网络日志上写到:不去努力,怎么就知道不可能?他说,很多人对现实感到悲观,但是也没有做出具体的努力。

周曙光说:“不管我们能不能享受得到,我们还是要去做。民主是要靠自己努力的,不能等别人施舍。”

周曙光说,中国社会要变,这是无疑的。他说:“肯定会有变化的!至少我可以让它有一点微弱的变化!你看,这次我不是已经让它有变化了吗?!”

*周曙光:要给故事划个句号*

重庆钉子户事件已经接近尾声。周曙光说,在回老家之前再见钉子户主吴苹最后一面,了解一下和解条件方面的问题,给这个故事划上个句号。

总部设在美国的中文媒体博讯的总编韦石说,网络的发展和其在社会中起到的作用史无前例。他说,网络的出现给很多人发表自己言论的机会,并且让很多人都能让尝试一下自己的梦想。

韦石表示,政府的管制越是严,普通民众要发言、要表达自己观点的欲望就越强烈。中国政府不允许老百姓有组织地集会,但是网上的论坛让大家有一个等同于集会的机会。

助民维权惹官非 退休干部林炳长不言悔

【大纪元4月4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专访报导)浙江温州市洞头县有几十年党龄的县级退休干部林炳长,因为协助当地渔民维权、控告政府而遭当局抓捕。在被关押约三个月之后,林炳长取保候审回家,等待判决。

浙江省洞头县协助渔民维权的退休老干部林炳长去年十二月中被官方局拘捕,并以他涉嫌偷税为由起诉,民间人士将事件发上网后,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和声援。在被拘禁了三个月后,林炳长3月16号得以取保候审,而他被告涉嫌偷税一案则于3月19号开庭。

现在家等候审判结果的他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显得很坦然---

林炳长:“十九号对我审判,十六号给我出来,三次动员我出来,我不出。”

记者:“为什么呢?”

林炳长:“你随随便便就抓我,我为老百姓打官司有什么罪呢?搞我好多罪,没办法了,说我偷税。我税收已经交给他了,他帮我开掉了,你开掉了怎么算我的呢?就一定要把你凑到一万块可以给你判刑,故意凑起来的。因为我四年打官司都是为老百姓,他对我仇恨嘛!我当时给他抓进去很苦啊,公安抓了放到财政局,放了两天;转双规,交到纪律委员会关了二十天;到公安局以后拘留,再延长拘留,再转逮捕。目的就是要把小三盘群众压下去,老百姓看到我抓起来了更加站起来了。因为我是吃工资退休的,我是为他们搞这个的。所以我很气呀!我四十二年的共产党龄呀!要我住在共产党盖的监牢我怎么肯呢?太腐败了太腐败了!”

记者:“你说他们三次叫你出来么?”

林炳长:“他们就是派人去,叫我儿子去劝我出来,我不出。没关系,现在我由他判,看他怎么判。他判了我再上诉,要坐牢我也愿意,我不怕,有什么关系呢!”

今年六十七岁的林炳长有四十多年的共产党党龄,曾任洞头县委常委,退休后经商。 03 年开始介入该县小三盘村维权事件。林炳长说纯粹出于对老百姓的同情以及公义之心---

林炳长:“我看不下去我们这个家乡,冲出来了为老百姓,所以政府很气。我也应该这样做,有价值了,老百姓对我很好了。”

记者:“你是怎么开始接触三盘村村民的?”

林炳长:“他们到我家来,说养殖捕鱼做不下去了,政府不赔,老百姓流眼泪了。 我本来是在经商的,我放掉了,帮他们了。去起诉,走法律道路了。其实都是政府引起的,我叫那些政府官员解决,他不肯,说没关系你去告。后来告了他又不给你告。”

小三盘村的四百六十亩亩加上附近村庄的共千亩浅海滩涂被官方以每亩350元的补偿价征用,官方再以每亩九万元的价钱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数百渔民失去了生计。在林炳长的带领下,四年来他们用上访以及起诉的方法不懈的保卫自己的生存权。也因此受到地方政府和公检法的不断阻挠。

近日,浙江省高院终于判小三盘村的村民胜诉,洞头县政府的确是违法征用。林炳长对这一判决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在纸上的公义变成具体的赔偿之前,村民不会放弃维权。林炳长说---

林炳长:“我们还得继续努力,现在判他政府违法是判了。我们现在要争取我们的权利,现在物权法都出来了,我们不只是使用权的问题,还有所有权,老百姓要生存,靠海吃海。另一个省政府要出台一个文件,征地补偿不能政府说了算,说多少就多少,没这个道理的!”

吕耿松:谢谢谭凯——欢庆谭凯光荣归队

【大纪元4月4日讯】再过二十多天,浙江“绿色观察”发起人谭凯先生就要出狱了,湖州范子良先生倡议浙江的朋友写几篇文章来欢庆谭先生光荣归队。我已经为谭凯冤狱写过四篇文章,但谭凯即将出狱令我兴奋不已,于是决定再为他写一篇文章。

我认识谭凯的时间并不长,接触也并不多,但认识谭凯,对我的一生有非常大的影响。通过谭凯,我有幸结识了一批最优秀的浙江儿女,使我一直黯淡的人生有了闪光点。2005年4月的一天,我在杭州翠苑夜市摆摊,我女儿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叫谭凯的人找我,说是我的朋友。我想来想去,我的朋友中没叫谭凯的人,心想是不是我女儿搞错了。我按女儿报给我的手机号码,给谭凯打了个电话。谭凯说,是北京的江棋生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的。听说是江棋生先生介绍的,我就像见了故友一样,马上就亲热起来,约定第二天见面。第二天上午,我在黄姑山路 47号的一家电脑修理店见了谭凯。这里距我家仅300米左右。我曾天涯觅友,但没想到与我志同道合的人近在咫尺,这使我喜出望外。

谭凯说,他写了一本书稿,书名叫《大同》,让我给他提提意见。他打开电脑给我看书稿,我看了一会目录(包括子目录),觉得这本书稿内容虽宏大,但嫌庞杂。这本叫《大同》的书稿,其实包括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有的基本问题,如果要把它写成一部学术专著,恐怕要倾一生的精力。我建议他把大部份内容砍掉,集中写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制度和社会变革方面的问题。他看去很有点舍不得 ——从这点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知识面很广、求知欲很强的人。

2005年6月22日,谭凯叫我去帮他搬店。这一天,我认识了任伟仁(吴远明)、来金彪和高海兵三人。这天与其说是帮谭凯搬店,还不如说是我们五个人相会。这天中午非常热,我们在谭凯新租的店里喝酒(谭凯不会喝酒),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每个人都满头天大汗,但我们还是喝了三个多小时。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尽管天气闷热,但我们非常开心—— 我甚至觉得这是丢掉工作后的失而复得。

两天后,我在我们住的小区里又碰到了任伟仁,他当时正和两个告状的妇女在一起。这天他是为朱虞夫被多关三个月的事到浙江省检察院来申诉的,但检察院不予理睬,被他责骂了一顿。检察院控申处的官员被任伟任问得瞠口结舌,与他在一起的几个访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很是佩服,于是任伟仁从检察院出来时有两个女访民跟了出来,请他帮忙。我看到他们时,任伟任在正跟一个因离婚案(被老板抛弃)而申诉的妇女在一起讲话,另一个妇女站在一旁。我看了一下她的状子,此人叫林春花,因儿子被误判强奸罪,她多年申诉,结果被两次送进精神病医院三次关进拘留所。我对她说,你把材料复印一份,你的案子我帮忙。这样,我和任伟仁各帮一个。此后,我和任伟仁、谭凯等来往就多起来。

大约是8月份的一天,谭凯在黄姑山路的一家“东阳菜馆”请客,我也去了。那天来了十多个人,除任伟仁、高海兵、来金彪外,其余的我是第一次见面,我记得有戚惠民、薛振标、楼裕根、高烨炬、吴孟谦,还有一位是浙江大学的教授。

这天大家主要是互相认识,也谈了环境污染的问题。大家对关注环境保护,建立保护环境和自然生态的民间组织都很感兴趣,特别是任伟仁、戚惠民、来金彪三人,最为投入。这三个身高1.8米以上的彪形大汉,却对小动物小植物呵护备至。他们对南京等地的“爱鸟协会”之类的组织津津乐道,讲起眉色飞舞,让人听起来引人入胜。自然而然,对于那些唯利是图、只顾自己利益、不顾国家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企业和不负责任政府官员,对他们制造环境污染、破环生态和谐的恶劣行径(也可以说是犯罪行径),大家都是一致的谴责声,当时有人倡议成立一个“绿色沙龙”的组织,但也有人认为取名为“绿色观察”好。大家之所以会比较关注环境保护,是因为这年 4至 6月份浙江先后发生了东阳、新昌和长兴三地的环境污事件。

那天吃饭时提到建立“绿色观察”组织我以为不过是说说而已,但谭凯是个有心人,说做就做。过了大概一星期左右,谭凯拿了一张“绿色观察”的章程给我看。章程大概不到二十条,我草草看了一下,稍微提了一点意见。

大概又过了一星期,谭凯叫我去西湖边上的秋越茶室喝茶。我因家里有点事,午饭吃了后才去。我到了那里,谭凯他们饭刚吃完,那天记得有谭凯、来金彪、任伟仁、高海兵、戚惠民、杨建明(我和杨建明是第一次认识),此外还有一个来金彪的朋友。谭凯把修改后“绿色观察”章程拿出来给大家看,我看了一会,感到比上次多了两条,其中有一条是根据我的意见加上去的。大家认为这章程基本没问题,就签了字,我是最后一个签字的。签了字,“绿色观察”应该算是正式成立,但谭凯坚持要到杭州市民政局去登记,登记后才正式成立。

谭凯实际是个比较安分守己的人,他强调要按共产党的“法”办事。对于这件事,我是不赞成去登记的,因为你到共产党的政府里申请登记成立一个民间社团,无疑是与虎谋皮。在这方面倒是应该向共产党学习 ——因为它从来没有登记过。再说,只有民选的政府才是合法政府,到一个不是民选的政府去登记,与不去登记是一样的,没有必要脱裤子放屁。因我不赞成登记,10月18日到杭州市民政局登记我没有去,谭凯和任伟仁、戚惠民、来金彪、杨建明、高海兵等都去了。

果然,杭州市民政局不仅不批准,反而还威胁说要对每个人处4000元的罚款。高海兵和民政局的一个负责人吵起来,那人说高海兵“颠覆国家政权”,高海兵抄起一个烟灰缸,指着这个小题大作的人说:“国家政权我没有能力颠覆,但我颠覆你个人绰绰有余”,说着举起烟灰缸想扔过去,被任伟仁阻止住(要是高海兵真的把烟灰缸扔过去,肯定也会像谭凯一样被抓、被判,因为当局正愁找不到机会)。

由于任伟仁、高海兵等据理力争,民政局没有罚款。但第二天,任伟仁、高海兵、来金彪、戚惠民、杨建明都被公安局传讯,谭凯则被刑事拘留。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逮捕谭凯的罪名竟是与“绿色观察”风马牛不相及的“窃取国家秘密罪”。

谭凯被抓后,我们一方面向国际社会通报,一方面组织呼吁、营救。10月20日晚上,我们大家在王东海家集中,讨论为谭觊呼吁。当晚,我根据大家的意见拟就了《为释放谭凯和承认绿色观察组织致浙江省人大的公开信》,当时签名的只有11个人。这是浙江民运界首次向外界发出征求签名的呼吁。公开信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响应,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都来采访,《大纪元》、《南华早报》等予以报导,签名网上不断有人签名,谭凯的名字一个晚上就传遍了全世界。

当局原来想通过抓捕谭凯来打压重新抬头的浙江民运,但他们这一步棋走错了。抓谭凯不仅没有把“绿色观察”的成员吓退、压倒,他们反而更加团结,这正应了一句老话,叫“铁越打越硬”。正是从为谭凯呼吁、营救开始,浙江民运的力量重新聚集,并和维权运动相结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此后,当局抓了力虹、陈树庆、池建伟、严正学、林炳长、徐江姣,判了力虹、池建伟,但当局每抓一次,每判一次,民运和维权的力量就得到一次壮大的机会。

记得湖南贺伟华先生曾说过,湖南的地方当局对他说:“我们不会制造政治明星”。但浙江当局却恰恰相反,他们就是喜欢制造政治明星,以致浙江群星灿烂,民运和维权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谢谢谭凯!

原载《民主论坛》2007年4月3日

小学生危房中上课 学区签生死合同

【大纪元4月4日讯】山西忻州市忻府区解原乡上社村小学是个村办小学,现有130多名学生、8名教职员工。2001年,该校校舍被定为危房后,被迫搬到原上社乡政府废弃的院内。在以后的6年中,百余名师生苦苦等待,新校舍没等来,上课的校舍也变成了危房。而早在2002年,这处院子就已卖给了个人。今年,房东赵亮山、学区负责人、村干部几方签下一份“生死合同”:危房内如有安全事故与赵亮山没有任何关系。

墙一推就晃

  4月2日下午,记者一路打听来到上社村小学。该校校长赵智义告诉记者,目前,学校共有一至五年级各一个班,一个幼儿班,130多名学生,8名教职工。

  赵校长介绍,自从2001年原来的村小学被确定为危房后,小学便搬到原上社乡政府这个旧院子。房子是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一直是上社乡政府的办公场所,2000年撤乡并镇后上社乡划归解原乡,空出来的房子让学校临时占用,“房顶经常往下掉土渣”。去年的一天,他正在上课,无意中用手推了一把墙,没想到墙竟晃动起来,他赶紧让学生撤出教室,换到另一间教室。

  记者随后在院子里看到,房子上到处写着“此处危险,请注意”的字样。随便走进一间教室,都是屋顶漏光,门窗破损,地面坑坑洼洼。

   许多学生转学

  据了解,上社村共有2000口人,适龄学生应在300名左右,但由于多年来危房问题得不到解决,许多学生转到其他学校上学。

  村里一位张姓老太太告诉记者,没想到这么多年也没建起新学校来,眼看着校舍越来越危险,家人就把两个孙子都转到了其他学校,像她家这样的情况有许多。

  无奈签下“生死合同”

  多年来,师生们一直盼望着能够建起新的校舍,但村委会与忻府区教育局一直未达成一致意见。2002年,现在的校舍被卖给了一名叫赵亮山的本村村民,并约定2006年年底将学校迁出。

  今年3月8日本应是学校开学的日子,但大门被锁上。两天后,经村委会和忻府区教育局协调,由赵亮山、学区负责人李浩、村支部书记赵尚金、村委会主任吕春明共同签了一份“合同”,并在交纳了9个月5000元的租金后学校开学。“合同”白纸黑字约定:危房内如有安全事故与赵亮山没有任何关系。

  村委会教育局各执一辞

  村委会主任吕春明告诉记者,多年来村里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并在2005年12月按照忻府区教育局的要求交纳了5万元“建学校的费用”,还把村委会的办公地让出来作为建校用地。他们多次与忻府区教育局协商,但对教育局只建6间教室的做法提出了异议,“5个年级5个班加上幼儿班怎么能够用?”

  忻府区教育局计财科岳科长却认为,之所以这么多年没建起校舍,是因为村委会没有选好合适的校址。他们原计划在原校址翻建,可村里认为地方小,对设计好的图纸又不满意,村里的关系不好协调而使事情耽搁。不过岳科长表示,他准备即刻去上社村落实用地,这一问题将会很快得到解决。

  上社小学的百余名学生已在危房里上了6年课,6年中,老师、家长提心吊胆,学生大量流失,谁该对此负责?

佳木斯医院保安与病人家属发生冲突

【大纪元4月4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采访报导)3月29号,黑龙江省佳木斯的一家医院的保安人员与部分病人家属发生冲突。

据海外的博讯网报导,2007年3月29日晚,黑龙江省佳木斯大学附属医院发生了保安人员和患者家属的冲突事件。文章说,一个八个月男孩在该医院治疗过程中死亡,而院方为了掩盖事故事实,派“保安”四十多人,将孩子的尸体抢走。十几位家属在病房被四十多保安暴打,重者被打昏。记者到电话到佳木斯大学附属医院保卫科了解情况---

记者:“3月29号你们的保安和病人冲突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工作人员:“不知道。”

记者又打电话到医院值班室要求查证这一消息---

记者:“我想了解一下3月29号那个事件。”

工作人员:“我们现在是晚班,你可以到明天上午问我们纪检委。”

现旅居美国的原陕西省人民医院医生金福生说,由于中国医疗体制正在走向市场化,医患关系日趋紧张,而中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医事法律,调整和规范医患行为,确立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他认为,医院必须以救死扶伤为第一准则---

金福生:“现在急诊室里先抢救后付费,取消了过去那种先付费后抢救的规定,减轻了一些医患矛盾。过去是交钱了才抢救,耽误了抢救时间。所以如果明文规定一下会好多了。”

金医生还指出,中国医疗体制在改革过程中,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公立医院被要求承担公益的职责,但又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投入,许多公立医院艰难前行,最终,“以药养医”成了大多数医院的选择,导致药价昂贵,与此同时,医生的收入也普遍偏低---

金福生:“医生工资太低,医生要靠灰色收入,这是不对的,美国就是靠工资,没有什么灰色收入。所以要提高医生工资,医生不是服务员而是特殊专业医疗技术高级技术人员。当然应该享受高级技术人员的工资。要工资改革,不解决是不行的。”

金医生还指出,中国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合作医疗的投资,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金福生:“这叫做新兴合作医疗保健员,分为三级:村一级、乡一级和县一级,这些要大规模按一定人口的比例来培养,我认为要一千和五千分之一要有一个赤脚医生,就是农村医疗保健站的卫生员。他们也要有工资,因为过去他们是拿工分,后来人民公社取消了,没有工资保障了,这些人都流失了,都打工去了。”(

于长厚:民主与“我”没关系吗?

【大纪元4月4日讯】今天上午我把《大陆知识份子签真名支持胡温实行民主政改》的材料发给一个网友,这位朋友是位女老师,30岁左右,正是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年龄,她收到后马上发回的一句话令我震撼:“民主不民主与我们又没有关系”。看了这句话我呆了半天,然后我深深地回了她一个字“噢”,当时我的心很冷很冷,胸口感到一阵堵得难受。等了一会她又回了一句话“我现在最关心的是给我们当教师的提点工资,别的都无所谓,官场上的事,我不感兴趣。”“民主与共和喊了整整一个世纪,对我们老百姓又有什么用?”我说“没有用吗?”她说“也许有,但我们草民不主沉浮!”

我感到无话可说,这就是当今的年轻知识份子吗,这就是当代的青年吗,是他们看破了红尘还是麻木不仁?我苦苦的思索良久,我不知道如果鲁迅先生在世他听到这话要发什么样的感慨,写什么样的文字,我只为当今的青年感到悲哀。

当我在新闻媒体上看到在汽车或大街上有人被歹徒袭击,周围的人无动于衷的时候,我还感到愤愤不平,认为这些看客们太冷漠太麻木,一个个象“人血馒头”里的看客,没有正义感缺少同情心,今天我才理解了他们。因为那些看客们当时他们没有受到威胁和损失,他们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己没事就行了,何必管那闲事呢。相比这位网友来说,我觉得他们还要高出一筹,因我的这位网友的话“民主不民主与我们又没有关系”,不仅仅缺少正义、人性冷漠而且还愚昧之极。

关于人性的冷漠我不想多说,这是几十年党文化培养的结果,因为他们这个年龄自幼接受的就是毫无人性味的共产教育,他们在课本学得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句谎话,至于尊老爱幼扶危济困见义勇为,那些人性的东西他们没有学到,党文化也不允许他们学这些,那都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此,我只想说说这位网友对民主问题的愚昧认识。

她说“民主不民主与我们又没有关系”,“我现在最关心的是给我们当教师的提点工资,别的都无所谓,官场上的事,我不感兴趣。”这位朋友认为自己是一名教师,只要给我长了工资,我教好书就行了,其他什么民主人权与我何干?

只埋头业务不关心政治,但希望给提点工资,可是朋友你想没想到,你的工资是谁掌握着,是你们的校长、你们的局长大人们掌握着,是他们掌握着你们的命运,主宰着你们的生杀大权。你可以看一下在你们学校里谁的职称级别最高,恐怕不是那些教学能手,也不是那些工龄最长的老教师吧,而是你们的校长或其他与校长或局长有关系的人。你们工资长不长或长多少,都是由这些领导们说了算。你们一天到晚签到、考评、考试、评比,兢兢业业提心吊胆,可是只要不小心出了点错,你们就面临降级或调动的危险。你们得到的一切都是那些领导大人的恩赐,他们想给谁就给谁,谁和他们关系好就给谁,他们看着谁顺眼就给谁,你们只有教书的份,只有卖命的份,你们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力。他们可以尽情地吃喝玩乐、花天酒地、游山玩水,而他们稍有不如意,便可以大笔一挥,不知道哪个倒楣蛋就饭碗难保。这样的例子还少吗,看一看你的身边吧。

亲爱的朋友,这样的现象是怎样造成的?不就是因你们的校长的家长作风官僚作风的结果吗?不就是他们把学校看成了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吗?把老师看成了他们的奴隶吗?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我相信作为一个老师是应该明白的。而校长之所以能养成这样的作风,敢于这样奴役老师,当然是因他们上边有支持他的主子—局长,而局长上边又有他的上一级主子局长或主子厅长,一次类推。那么广大的老师这为什么这样甘心做奴隶呢?那就是中国的干部制度即中国的政治体制造成的。

因为你们校长的职位是从你们的局长那里花钱买来的,而你们的局长又是从他的上一级局长或厅长主子那里买来的,一次类推。他们从他们主子那里得来官位,他们当然要效忠他们的主子,就象你们家养的狗一样,你给它吃了骨头,狗当然要听你的招呼,要给你看家护院了。而作为当今千千万万的老师们要想改变这种奴隶现状,唯一的出路那就是要摆脱这种奴隶制度,让老师成为学校真正的主人,学校由老师们说了算。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推翻这种由上而下的一级一级奴隶主任命干部的制度,这就是你们也就是你说的“我们草民”需要争取的真正的民主,也就是国际惯例的民主选举制度。

当你们的校长由你们这些老师即你所说的“草民”选举产生,那由你们选举出的校长当然要尊重你们这些“草民”,要为你们负责,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只对他们的上级局长主子负责,从而真正实现学校由教师当家作主。同理,校长的上级领导局长也由校长们选举产生,以及局长的上级局长或厅长也由他的下级选举产生,一次类推。

而要想得到这种民主,只能由你们这些“草民”自己争取,你们那些校长大人、局长大人以及局长的主子和主子的主子,是不会主动放弃他们优越的奴隶主地位的,同样也不会主动放弃对你们的奴役的。幸福是靠自己争取,自由靠自己争取,民主同样也是靠自己争取。

至于你说到“民主与共和喊了整整一个世纪,对我们老百姓又有什么用?”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今天我们要争取的是真正的民主,而绝不是那种只挂在嘴边上唱在歌词里的挂羊头卖狗肉。

只有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才能有真正的人权,老师才能摆脱今天的奴隶地位成为真正的老师,中国的百姓才能摆脱贪官污吏的压榨成为真正的中国公民,我们的中华民族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

转自《民主论坛》

外电:北京奥运乃为粉饰太平

【大纪元4月4日讯】(大纪元记者孙灿综合编译报导)距离08年奥运只有一年多时间了,上周一,北京当局开始了500天的倒数,以迎接明年的奥运会。外电报导说,北京的环境污染、打压民权问题仍然十分严重。西方给予中国举办奥运以帮助中国改善人权、改善环境的橄榄枝,却成为中共自我合法化、镇压民众、夺取民财的手段。

《华盛顿邮报》报导指出,即使是十年前的北京,污染已经十分严重。每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到三分之一的日子能见到蓝天。附近的湖、河到处可见垃圾、废物与化工物体漂浮在水面,空气中各种物体飘荡,天色黯然无光。记得几年前北京申办奥运时,西方学者对北京的污染问题十分关注,一些人士甚至担心一百米赛跑选手将会吸入大量空气中的化学毒物导致身体不适,无法发挥至最佳状态。

七年后,在花费了四百亿美元后的今天,在表面上,中共又为自己的花瓶城市增加了许多特色:九万人的奥运体育馆、奥运游泳池、四条新地铁线,等等等等。然而,环境污染问题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善。

中国绿色和平(Greenpeace China)组织宣传主任卢思骋(Lo Sze Ping,音译)表示,“虽然北京在近几年有一定的进步,你只要走出房间到外面一看,你马上就会知道,这里的污染仍然很严重。”最新的附近湖、河水污染测试也显示,大多数湖、河依然严重受污染。

报导说,自申办奥运以来,一百九十多家钢、铁、化、水泥、造纸等工厂已被政府拆除,六百八十多个矿场被关闭。不久前,北京首都钢铁厂,当地最大的污染来源之一,也公布,该厂将在奥运期间减少运作至“最低水平”。

然而,许多这些措施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犹如客人来前把脏衣服都丢入柜橱内不让别人看见。国际环境保护协会中国发言人孙山(Sun Shan,音译)指出,“把污染商与重工业搬出北京,塞入其他城市里只是把北京的污染问题传给别人而已,并没有解决中国整体的环境危机。”

《经济学人》报导指出,一方面,申办奥运,建造“摩登”北京奥运村的计划似乎完全为政治所动。几年来,直至今天,国家环境保护局在北京之外的多少污染警告、反污染措施被置为耳旁风?又有多少省、市、城、镇、县、乡、村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而忽略了各地环境部门发出的警告。至今,几乎所有与环境有关的公共抗议活动都是因为发生紧急事件-如化学毒物排放入湖、河等,而日常生活中的环保却微乎其微。

更重要而且必须知道的是,另一方面,环境污染非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且与每一个人的思想意识与环境态度有关。如果改善环境只是为了“美化花瓶”,加强西方对中国“大好形势”的美梦,继续帮助中共粉饰太平的谎言,那么,环境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

在粉饰太平的过程中,最显眼的便是民权受到打压,北京数百万名被迫拆迁的居民又为奥运村的建设付出了多少血泪。《环球邮报》报导说,上周末,当一条新建的奥运地铁线倒塌时,当局不断没有立即展开拯救行动,反而为了掩盖事实而向前来询问的公安说道:“没什么。”该建筑商甚至强迫所有员工交出手机,避免任何人把消息泄漏。地铁口被封锁,直到八个小时后,一名劳工把消息告诉了一名远方的亲戚时,当局才在地铁倒塌八个小时后得知此事。

因此,仅是为了美化自己的奥运“花瓶工程”不会持久,一旦奥运过去,环保意识又能够“值几个钱”?西方给予中国举办奥运以帮助中国改善人权、改善环境的橄榄枝,却成为中共自我合法化、镇压民众、夺取民财的手段。

《华盛顿邮报》报导指出,对于“改天换地”几十年的共产党而言,一个完全没有环境保护意思的亿万名人口又怎么能使环境复原呢?这无非与毛泽东、以及整个共产党“斗天、斗地”的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五十多年前,毛泽东便喊出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口号。多少代的中国人虽然尝尽的“与人斗”的苦头,至今,却以让无法正视“与天斗、地斗”所带来的后果。

新闻来源:华盛顿邮报、经济学人、环球邮报

疑《我虽死去》涉敏感 云南影展停办

【大纪元4月4日讯】(大纪元综合报导)原本预定6日至12日举行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日前突然因为不明原因喊停。外界猜测,其中的一部揭露文革期间第一桩学生打死老师案件的纪录片《我虽死去》入围此次影展的竞赛单元,可能是影展骤死的原因。

《我虽死去》曾参展英国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据媒体报导,这个名为《云之南记录影像展2007惊蛰》的影展由云南社会科学院主办,原定从星期五开始在云南一连举行6天。然而主办单位上星期表示,他们接到通知,影展活动暂缓举办。

一位了解这次影展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这40部参展影片内容广泛,对整个中国目前的发展现况做出反映。主办单位为了避免遇到麻烦,在选择片子阶段已经有所节制,但是还是被通知活动暂缓举办。

至于“有关部门”是哪个单位,这位知情人士表示,他不好说,而且事实上“有关方面”也没有说清楚暂缓举办的理由,因此主办单位也在了解情况之中,但目前有关影展的准备工作已经停顿,估计影展无法今年举办。

有消息说,当局要求暂缓这次记录片展跟影片《我虽死去》有关。

沉重的十字架

《我虽死去》是大陆独立影片制作人胡杰的作品,内容回顾了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内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案件。当时北师大女子附中是“贵族学校”,学生当中很多是高干的女儿,是“贵族学校”。在那个没有制约的时代,年纪轻轻的女生就成了杀人凶手。

卞仲耘的丈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晶垚用一台老式的相机记录下了卞仲耘的尸体,血衣、沾有粪便的裤子…老人说他之所以活着,就是为了揭露这段历史。

“我这四十年来,我是在帮着扛着十字架,我现在还扛着,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我有责任,只有我有责任(包括我的孩子在内,他们所理解的,所感受到的,所想到的都不能和我一样),因为我是亲身经历者,如果我不把这些真相揭露出来的话,那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用我一句话,我就白活了。这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名曾经看过《我虽死去》的人士指出,“随着老人(王晶垚)的诉说,以及照片、血衣、沾有粪便的裤子、停在三点四十分被打坏了的钢制手表、徽章、信件、大字报等等一系列证据的呈现,使我为老人的悲惨遭遇感到愤怒,也加深了我对当今中国政治文化制度的反思。民主自由,要走的路还很长,老人说他有一个愿望,就是能把妻子的遗物献给”中国文革纪念馆”可是这样的纪念馆又在那里呢?”

据悉,在卞死去的那天的早上,夫妻二人在床前心有灵犀的握了握手,也许是上天想让他们做最后一次道别吧。卞死后,王晶垚极度悲痛,以至于把草席都啃了一个大洞。为了对罪恶留下见证,王晶垚马上买了这台照相机并拍下了卞老师布满伤痕和血窟窿的遗体。

*专家:当局很愚蠢*

任教于美国加州的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认为,如果暂缓举办影展是因为胡杰的记录片,这就显示中共当局很愚蠢。宋永毅说:“卞仲耘不是胡锦涛打死的,也不是温家宝打死的。他们什么要去背历史的重任?这是毛泽东的帐,这是刘少奇的帐,这是历届党中央的帐。所以,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最好的办法是他们利用历史上的事情,他们支持这个事情(记录片展),然后可以增加他们的声誉。因为任何一个领导人他要获取民心,常常都是在平反历史上的冤错假案,或者对历史问题采开明态度。这一点我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去背历史的包袱。”

中国作家余杰认为,影片《我虽死去》反映的是文革历史中最黑暗血腥的部份之一,尽管胡杰作品讲述的是陈年往事,但中共官方对历史真相的揭露感到心虚。他说:“他们不能正视中共49年建政以后的阴暗面,因为一旦历史真相被揭露后,他们这种所谓的稳定和统治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与挑战。”

港界指当局借刀杀“港台”封杀言论

【大纪元4月4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怡香港报导)香港公共广播服务检讨委员会上星期公布报告内容,不但建议另设新公共广播公司,并批评香港电台不符合公共广播机构的要求,香港人权监察批评报告内容恶劣,令港府有机会“借刀杀人”终结港台的命运,并指出港台是香港的文化遗产。记协则担心港台变成港府喉舌,媒体的新闻和言论自由进一步收窄。

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启批评委员会的报告,所带出的效果是非常恶劣的,而且意图明确,“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令到政府可以借刀杀人的建议,将港台这么多年的贡献完全置之不理,无论你讲将来的东西如何好,却将现有的东西打烂,我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它们目前做的事,是不是另一个天星(码头)?”罗沃启指出香港电台服务市民已经有79年的历史,许多节目深受市民的喜爱和认同,创造许多重要精神的文化,是香港的文化遗产,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构,它本身就是香港的一部份,我们说撑港台,我们支持港台,其实是因为我们支持香港,肯定香港的价值,肯定香港这种文化的发展,一个本土文化的成长。如《狮子山下》陪伴很多人的成长,甚至是赛马节目。”

记者协会主席胡丽云对报告感到失望,并批评整份报告矛盾多多,建议似是而非,“好像很多事情你自己说不能做,但是又出声来讲,甚至在讲的过程中,某程度上,我们会担心会被政府做为一个借口挟持住,做为日后将香港电台变成它(港府)自己的喉舌呢!”对于是否如某些亲建制议员认为,港台不应经常批评政府的政策,而应宣扬港府的政策,胡丽云认为这种说过于狭隘,因为港台一直提供多元化的节目,她担心会影响本港新闻自由,“今次这个报告书会不会表面上不是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已经达到收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效果。”她说记协非常关注事件,在本月中立法会讨论有关的报告时,届时会提出一份意见书。

立法会议员刘慧卿批评整份报告“很怪”,无法令人信服。她指出,香港电台属于政府的部门,但是报告中检讨香港的公营广播前途,反而没有港台的份,她说:“虽然没有证据显示港府有意“借刀杀人”或“阴乾”港台,但是从过往的部署如空降政务官做副处长,而广播处长朱培庆明年就退休,确实令人有这样的怀疑,虽然这几年大家看到港台受到很大的压力,很多声音都不敢播了,好像我们民主派很少上它们的节目做访问,但是如果一个机构过往能发挥它的作用,港府应该给予机会而不是让它解散。”她说泛民主派计划在本月中举行有关论坛,给市民表达意见的机会。

禁药催血 中国血奴内幕

【大纪元4月4日讯】广东揭阳聚居着数百上千的职业卖血人,有男有女,堪称卖血部落。被数个帮派的血霸及其下面十多个血头控制,职业卖血人被血头控制服用禁药催血卖钱。

9个月卖血50余次

据信息时报报导,F,44岁,曾在湖南衡阳一所中学当过教师,由于种种变故,到广州市救助站申请路费。在这里,一名血头把他带到了揭阳,成为职业卖血人。

F出示了一份12张纸记载的材料,上面记载了他2006年5月17日~2007年2月14日的卖血次数、所得收入及血头抽水的金额,同时还记载了期间他所使用的生活用品及为了产血服用的药品。粗略数了数,他9个月卖血多达50余次。

在这份材料上,F卖血最多的月份是2006年6月、2006年12月和2007年1月,这3个月每个月均卖血7次。但F说,他并不是卖血最多的人,“有些‘血友’每个月卖血十五六次,我还不及他们的一半。”

材料显示,在2006年6月4日、6月5日、6月6日、6月8日, F密集地接连卖了4次血。综观其他月份,每个月也都有五六次,其中还包括2006年8月和2007年1月的3次机采(所谓机采,即采集血小板后将隔离出来的血浆重新回输给卖血者。F说,机采一次可以获利315元)。

F说,2006年5月11日,也就是到达揭阳的第七天,他便开始“工作”了。第一次是去梅州兴宁市一家血站卖了400CC血,交给血头80元, F获得120元钱。5月18日,即F第一次卖血的第二天,他在血头的要求下买了两瓶药,都是补血用的。在“血友”的示范下,F开始了以药养血。“吃药为的就是能多产血,多卖钱!”F说,不少血友都在超量服用药品。为了达到目的,血头还会要求卖血人服用对人体有很大毒副作用的药品。

除了在揭阳血液中心血站卖血外,F还去了潮州、汕尾、梅州(五华)、河源(龙川)、蕉岭,几乎把粤东跑了个遍。9个月后,到了农历年关,F明显感到自己的身体大不如从前,走路感觉劳累和乏力,连提一捅水的力气都不够。

据悉,“血头们”为了让“献血者”提高血产量,每天都要求他们服用硫酸亚铁、复方肝浸片、维生素B12、利尿片等。据称,这些都是补药。广州卫生局专家称,硫酸亚铁吃多了,体内铁含量变高,对肝脏不利,还会刺激胃粘膜,导致慢性胃炎,也可能会引起多种疾病。吃利尿片,造成体内水分流失,会使血液容量进一步减小,更不利于人体的正常造血。为此,专家们普遍认为,献血过后,绝不主张吃这些补药。

卖血者分类

●好逸恶劳型

●逃避债务型

●犯罪潜逃型

●生活困难型

卖血者特征

●无业失业,找工作碰壁后觉得卖血更轻松

●没有真名,多以外号或血头给的编码称呼

●脸色蜡黄,或虚胖或瘦弱,针孔密密麻麻

职业卖血部落成员都很空虚,除了卖血就是赌博、上网、找小姐等。有的卖血人刚从血站拿到钱出来,当场就在血站门口聚赌。

陈破空:《窃听风暴》袭击中国

【大纪元4月4日讯】今年2月25日,美国洛杉矶好莱坞,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金像奖出炉,颁奖礼照例隆重而盛大。德国电影“ The Lives of Others ”(中文译名《窃听风暴》),荣膺最佳外语片奖。在此之前,该片已经横扫今年的德国电影奖,囊括最佳影片、导演、制作、男主角、男配角、剧本、摄影七项大奖。随后又拿下欧洲电影大奖,轰动全欧。摘下奥斯卡奖,是为连下三城,更使该片享誉世界。

《窃听风暴》袭击中国

然而,《窃听风暴》却在中国遭到禁演。原来,该片剧情,描述共产党统治时期的东德,秘密警察通过窃听、跟踪、和卧底等手段,大规模监控民众和社会的情形。看过该片的中国人都惊呼:这分明是今日中国的翻版!今日中国,与当时的东德,简直太像了!

正如其他被禁书籍和电影的命运一样,中共禁演《窃听风暴》,顿使该片的盗版 DVD在中国疯狂流行。春节期间,许多中国民众见面的第一句问候语,竟然是:“看《窃听风暴》了吗?”那些长期被监控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更是感同身受,在便衣警察密布的监控之下,他们悄悄在家中观看该片,不时发出长长的喟叹:人类已经迈入二十一世纪, 那些在东欧和前苏联已经成为过去式的故事,竟然还在中国上演!相关导演且乐此不疲!

东欧清算前共产党线民

实际上,那些故事,不仅已经在东欧和前苏联成为过去式,如今的东欧国家,还纷纷开始清算前共产党的同谋者。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刚刚获得民主新生的捷克,就制订《刑法增订条例》,依据该条例,凡担任过捷共县级以上官员者,均可被处以 2至5年有期徒刑。

今年1月8日,波兰,刚刚 被梵蒂冈教宗本笃十六 任命为华沙大主教的斯坦尼斯瓦夫.维尔古斯,在正式就职前一刻,宣布辞职。原来,波兰媒体揭发,维尔古斯神甫年轻时,曾与波兰共产党情报机构合作,充当线民。在丑闻越闹越大的情况下,维尔古斯神甫承认曾经做过不光彩的事,并宣布辞职。

鉴于波共曾大力渗透天主教,波兰神职人员中, 15%曾充当波共政权的线民。 维尔古斯神甫事件后,波兰主教团决定,让全国每位主教都接受真相调查,以鉴定他们中是否有人曾与共产党秘密警察合作。波兰的圣座国务卿也要求,将类似调查扩大到全国党政人员,以示清白。

波兰议会随后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前共产党政权的同谋者担任公职。依据该法案,至少70 万人必须坦白是否曾为波共充当线民。包括公务员、学者、记者、国营企业负责人、以及学校校长等,都必须填报表格,鉴定身份,否则将被迳直辞退。

说到这里,不言而喻,前东欧共产党线民的下场,应足为今日异常忙碌的中共特务、奸细、线民之警戒。

俄罗斯的例外

除波兰之外,清算前共产党政权线民的工作,在东欧各国,都已展开。然而,俄罗斯成为例外。目前的俄国社会,居然并不认为同前苏共秘密警察和情报机构的合作,是件耻辱的事情。

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就曾经是克格勃高级特务。普京当政后,大量前苏共克格勃成员进入政府,占据俄罗斯统治阶层的比例,超过70% 。这便是俄罗斯没有出现类似东欧清算潮的现实原因。

实际上,在俄国,谁都知道,克格勃曾经在东正教中大量招募线民。乌克兰东正教会领导人揭露:在俄国东正教领导层和高级神职人员中,许多人从年轻时代起,就完全被克格勃操控,充当内奸或者线民。对此,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塞二世曾含蓄表示,希望社会能够原谅教会中的那些昔日线民。

俄罗斯的例外,恰恰从一个侧面,诠释了俄罗斯民主遭到削弱的原因。尽管俄罗斯还有民主基础,但显然已经被普京弱化。普京当政后,瓦解了俄罗斯地方政府的选举制度,地方长官由他一人任命,大权独揽;普京将原先的俄罗斯富豪一个个送进监狱,将大企业的主导权收归己有,然后让自己的亲信成为新的首富或者富豪;普京当政期间,反对派人物中毒和死亡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仅在对政府持批评立场的记者中,就有 14人遭暗杀或“神秘死亡”。普京连任两届后,竟然还打算在2008年之后充当“太上皇”,垂帘听政,足见其独裁之心。

尽管如此,在俄罗斯,普京的支持率依然高达70%。这里折射的,是俄罗斯民族中根深蒂固的盲目个人崇拜心理。这种集体守旧心态,使俄罗斯民主大打折扣。普京受到支持,出于两点:其一,在车臣战争中,普京表现的强悍;其二,普京当政后,正值世界能源市场需求激增,普京利用俄罗斯最丰富的能源储藏,大作能源买卖,制造俄罗斯经济起飞,迅速重新崛起。

毫无疑问,对前苏共线民的清算,已经无法在普京时代展开,只能留待俄罗斯的另一个时代。而这种清算,即便对于俄罗斯,也是注定的,区别只是迟早而已。

中共间谍战:人海战术

当年,中共篡取国政,依仗的法术之一,就是间谍战。在国统区内,中共疯狂发展间谍、奸细、线民。或者直接从“解放区”内,集中培训并源源不断地向国统区输送间谍、奸细、线民。共产党对国民党的间谍战,以人海战术展开,令国民党防不胜防。以至于,国民党的要津,大都被中共特务所据。不仅国军高级将领左右,布满中共眼线,就连南京总统府内,也密布中共奸细。到 1949年4月,南京陷落前夕,总统府内,7名机要报话员,就有6名是中共特务。蒋公焉能不败?

中共建政后,更将间谍战进行到底。毛泽东迷恋明史,尤其推崇明王朝的特务治国术。1989年之后,中共强化特务治国,达到登峰造极。在国内展开大规模窃听、跟踪、卧底、与监视,并将这种监控扩及海外、布及网络。中共监控的对象包括:民运人士、异议人士、宗教人士、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其他抗争人士(如坚持抗争的拆迁户、访民、和疆蒙藏少数民族等);以及香港民主派、台湾和海外反共人士等。

在这一过程中,中共更将其间谍战中的人海战术,发挥到极致。中共特务和线民,无处不在,密如蛛网。据资深观察家估计,仅在香港一地,中共安插的特务、内奸、线民等,就数以 10万计;在台湾,中共特务和线民遍布,甚至在“大陆新娘”中,也不例外。中共女特,不惜以身体为赌注,混迹“陆娘”队伍,伺机窃密或生事。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于去年公布一份报告,披露:中共以学者、学生、艺术交流等名目派往美国的间谍,就达10万之众;掩护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公司,在美国境内,则达3000多家。而 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先后爆出中共向该两国分别派遣间谍达 3000多人的新闻。间谍风波,一度导致中加关系紧张。据中共自己人透露:实际上,中共驻外新闻和外交人员,大多担负间谍任务。

发展线民,中共连反对派人士都不放过

单说针对反对派人士(民运人士或异议人士)这部份。中共除了监控和迫害,还对他们展开争取工作。国家安全部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分片分点,任务落实到人头,采取类似球场上密集盯梢或贴身紧跟的战术,对异议人士及其家属展开联络和游说工作。

针对海外异议人士,中共的“统战”工作,主要通过其家属进行,以乡情和亲情为感召。当家属受到优待,或者,从家属那里传来国安人员“友好”和“善意”的口讯时,一些流亡人士最初都以为,中共的目的,仅仅是要他们降低批评声音与反对活动,低调行事。但随后就发现,中共的用意,却深长得多,不仅要“统战”,还要 “策反”:中共居然要发展异议人士当线民!

各地国安人员,为了立功受奖,施出浑身解数,全力诱惑兼游说,连曾被他们投入牢狱、受尽迫害的人,都不放过。此举,对怀抱崇高民主理想的异议人士而言,形同羞辱。对中共而言,却十分自然:既然是人海战术,中共发展线民,就不放过任何人与任何可能性。

极少数理念模糊、信仰不坚、意志薄弱、或在海外生存维艰、经不起中共以利相诱的异议人士,或沦陷其中。这是中共“统战”的最大成果。如果回国经商,很容易被中共“吃定”。如果中共许以“生意上的好处”,则是更大的绳套和陷阱。

少数人经中共“打招呼”,甚至不由自主地,在言行上与中共配合起来。比如,有人经中共打招呼“你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和法轮功搞在一起”,于是回避法轮功,乃至视之为敌;或者,有人经中共打招呼“你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和台独搞在一起”,于是激烈反对台湾绿营,整日侈谈统一、空谈统一,仿佛统一高于民主、高于一切。由此转移焦点,变相淡化中共独裁这一最大世纪课题。

少数异议人士,虽婉拒充当线民,却在中共的反复劝说下,言论与活动趋于低调,甚至完全消音,则是中共工作的次大成果。如果策反和统战均不能奏效,中共还可能利用某人曾经回国、并遭安全局约谈的情节,对外放风,抹黑该人士,使其在民运中站不住脚,达离间之效。

中共手段多样,目的多重,异议人士,不可不慎不防。如果在黎明前的黑夜里倒下,则诚为可惜可悲。从政治策略而言,为国家计,对立双方,并非不可接触、不可对话。面对中共的“柔性”攻势,异议人士大可反其道而行,籍机诚意劝说中共:扬弃专制,接纳民主,谱写民族和解,共建文明中国。如此,个人化被动为主动,家国化干戈为玉帛。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7年4月号)

法轮功学员之妻理直气壮“610”要亲人

【大纪元4月4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杨采访报导)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张伟杰被江岸区“610”秘密抓捕后,其妻陈曼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丈夫:拨打110报警电话、市长热线、前往“610”办公室。陈曼表示,作为家属就是应该理直气壮的去要人,这是个道义问题,丈夫没有犯罪,是好人。如果每个人面对邪恶都沉默、退缩,这个社会最后就会变的连一点呼吸的空间都没有。

家人支持炼法轮功
  
张伟杰的妻子陈曼介绍:“张伟杰以前是个瘫痪病人, 炼了法轮功身体好了,健康了。原来也抽烟,喝酒,打牌,现在都变好。以前脾气很暴躁,炼法轮功后,家庭中出现矛盾,他会想自己那里没做好,变化非常大,我们家里人都非常支持他炼功。 ”
  
“中共打压法轮功,说她不好,她就真不好嘛?是非好坏的标准老百姓心里是有个尺度的”陈曼说:“我知道丈夫是个好人,他没错,所以我要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去“610”要人,邪不胜正。”
  
一直在娘家照顾母亲的陈曼,3月22日(星期四)接到电话得知张伟杰好几天没上班了。有朋友3月20号(星期二)晚上给他打电话,就已没人接听了。21日(星期三)再打,电话就不通了。
  
陈曼说:“武汉市是有这种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大白天路上被突然抓走,不知是什么人干的,也不知被关到哪里。先生炼法轮功,我想应该和这有关系。但具体是什么理由不知道”
  
和谐社会 大活人失踪
  
3月23日(星期五)陈曼拨打了报警电话110,告诉他们先生炼法轮功,现在人失踪了,希望帮助将人找到。 现在开两会也好, 讲和谐社会也好,这大活人怎可突然不见了。可等到26日陈曼也没收到“110”任何消息。
  
张伟杰的姐夫和姐姐去花桥街派出所寻问,警察说都不知道这事。着急的陈曼26号当日又拨通了市长热线,对方作了记录,说要向上回报,也就没信了。
  
证实张伟杰被关“610”洗脑班
  
3月27日(星期二)陈曼直接去了武汉市华桥街小区3村街道办事处。综合治理办公室姓宣的女科长接待了她。
  
宣科长给一位姓李的主任打电话后,证实张伟杰被关在江岸区“610”学习班。
  
为进一步了解张伟杰“学习班”的所在地,3月28日(星期三上午)陈曼又找到位于六合路一号,设在江岸区区委里的江岸区“610”办公室。 办公室一位30岁左右的王女士接待了陈曼,表示并不清楚情况,只有李英杰主任知道这个事,但他出差了,这两天不在。

“最起码要给我个说法”
  
陈曼要求去“学习班”看看,知道人具体在什么地方。
  
她说:“ 人上下班期间被送到洗脑班,这是为什么,总要有个说法,不能说我一个大活人走在街上,突然被人抓走了,搞个“学习班”给你上一上,我丈夫又不是坏人,他们为什么要办这“学习班”、洗脑班,为什么抓人,对家属一定要有个说法,又有什么事情不能和老百姓坐下来谈。”

“610”洗脑班
  
王女士反驳陈曼说,“学习班”不是洗脑班。
  
而陈曼认为,洗脑其实是个中性词,学生在学校学习也是接受洗脑啊,学生接受新的知识、学习衡量事物好坏的标准,让你改变对一件事物原来的看法和观念都是洗脑。
  
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是衡量事物好坏的标准。“610”现在搞个所谓的“学习班”诬蔑法轮功、灌输谎言及共产党的理论, 转化思想、强行让他们放弃信仰,这不也就是洗脑吗?
  
王女士感到哑口无言。
  
暂没工作的陈曼,没有生活来源,母亲身体又不好,小孩上学,完全靠张伟杰一个人的收入养家。
她对王女士说:“你们突然将人抓走,我们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我本来可以在家安心的照顾母亲的,现在不行了,要到处找人,这完全打乱了我们的家庭生活,随便抓人不通知家属,中国的法制在那里, 我要找你们李主任。”
  
海外调查活摘器官 恐丈夫安危
  
陈曼坚持要知道学习班在什么地方,因为海内海外都在调查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的事,她很担心丈夫的安全。
  
王女士对陈曼说那些都是假的,千万不能相信。
  
“我也不愿意相信是真的,但看到一些传单和海外媒体报导这事并不是法轮功学员报出来的,而是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和著名的人权律师所主导的一个国际独立调查团作出的结论。”陈曼回答:“我先生就是炼法轮功,现在时失踪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质疑“610”办公室合法性
  
“作为老百姓来讲,大家都非常不理解“610”这个机构的存在,这个机构是非常奇怪的,它没有任何执法的职能权利,但可以随便抓人了。抓了人,社区不知道、街道不知道、派出所也不知道,不通知家属,现在却在你们“610”这里。”陈曼说:“很怀疑这个机构的合法性,这不是非法吗?”
  
王女士解释,政府让“610”存在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陈曼说,政府做事也要遵守法律啊。中国目前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认定法轮功是什么。”
  
王女表示,其实炼功也没有什么了,可是法轮功闹事,搞“9评共产党”,反对共产党。
  
陈曼认为作为政府基层工作人员这样说话,她不能接受。她说:“我也在机关工作过,什么是闹事阿,闹事就是握着拳头和人打架,拿着棒子,动刀枪打人。可是法轮功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这“9”评在互联网上,稍微懂点突破网路封锁的人都能看到,这大街小巷,邻里周围的也常收到“9”评小册子。陈曼问王女士,你看过9评吗?王女士回答:“看过”
  
陈曼说:“那你就应该很清楚,9评从头到尾写的都是共产党是什么,可从没讲过要如何反对它”
  
王女士又是一个无言以对。
  
家属因该理直气壮
  
陈曼说:“我们只是希望有个自由的生活环境,我不会放弃向610要人,向人大反映情况,如果他们不理睬,不放人,我会进一步向海外媒体公布这件事。”
  
强权压力和失去亲人的痛苦,使法论功学员的家属承受很大。陈曼觉得,有些家属的法轮功亲友被抓时,不敢向”610”要人, 他们有害怕和恐惧心理。同时也表现出百姓对政府极端的不信任,认为去了也没用。
  
陈曼认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面对邪恶都沉默、退缩,不敢站出来,这个社会最后就会变的一点呼吸的空间都没有了。没有人再敢声张正义。我们不存在和谁对这干,作为家属就是应该理直气壮的去要人,这是个道义的问题,炼法轮功没有犯罪。”
  
陈曼希望,所有关注这件事的正义人士可以拨打以下电话询问张伟杰情况:
 
武汉市花桥街综合治理办公室:(街道“610”办公室)027-82618774
  
武汉市江岸区“610”办公室:027-82739771

武汉市“610”办公室:邓主任:02782402420 任主任:02782402903
  
武汉市人大信访办办公室:027-82710106
  
武汉市市长热线电话:027-12345

香港人权监察 责港府政治遣返

【大纪元4月4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怡香港报导)台湾及香港法轮功学员控告港府拒绝入境及非法使用暴力的遣返案,原告的司法覆核诉求于上月23日被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驳回。事件引起台港两地法律界、人权界的批评和关注,指判决理由荒谬,明显的偏袒港府。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启指出,这次遣返事件虽然违反国际公约,但是港府利用司法制度的缺陷来逃避法律责任。他认为港府拒绝法轮功学员入境的决定来自中共的政治压力,并批评法官的判决有亏欠。

保留条款令港府可卸责

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启表示关注事件,他指出当一个地方的政府拒绝你入境,纯粹是因为你表达不同的意见,本身就违反欧洲的人权宪章,而且香港也受到内容相近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保护,“只不过英国签署这份公约并引伸到香港的时候,加了一项保留条款,对一些没有香港居留权的人士去施行入境条例的时候,在他们进入香港、香港逗留的条件或者离开香港的安排上,不受这些公约的管束。”
他说,其实港府是违反公约的,但在保留条款之下,却有可能避免承担这方面的法律责任。“理论上,如果没有这项保留条款,有关入境的时候,如果针对人的思想、想法、表达意见而阻止人们入境,就违反国际人权公约”。但是政府透过这些限制的条款避免被追究,“因此透过这个有缺陷的司法制度法律制度,去寻求一种保障,在此特殊情况下,比较困难”。

拒法轮功入境非因保安

罗沃启批评法官对遣返案的有关证供考虑不足够,并对港府采取宽容的态度。他说:“政府宣称并非基于对宗教的歧视,而是基于对香港的保安,有危害有威胁才拒绝入境。但如果真是为了保安绝不会3周后销毁(证据),也不会因为用另一种身份入境则不觉得有保安问题,明显的差异就是他们信仰法轮功。”
他强调法轮功学员在香港的活动都是很和平的,所谓的指控有政治因素。“在这种情况之下,指控他们会对香港带来安全的威胁,我相信和有关他们的常识是相违背的。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就是我们的入境当局是因为一些政治的考虑而拒绝他们进入香港,而这个政治考虑,我认为是抵触我们的入境政策,也违反法律上赋予他们的责任。”

港府回避保护人权责任

对于判词中指游客在机场中尚未入境时,是不受香港基本法的保护,罗沃启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说法,同时影响很大,“不要因为一个入境的决定,就将国际公约里面,将所有在你领土范围出现的人,你应该保护他们的精神忘记了,我很担忧法官这种说法,将来在其它案件引用的时候就会更加危险了,在香港出入境的人士,如果他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可能他的权利不入境就没有。”
他说由于聆讯时是用英文,法庭对基本法第四条用了“in Hong Kong(在香港里面)”的解释,但是《基本法》原文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没有“在香港里面”的字眼,可见这一条并不是限于保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的‘区民’,这点是可以成为上诉的理由,但是他担心港府又会运用其它所谓的保留条款来回避责任。

判决背后疑有政治压力

罗沃启指出法官的判决是有亏欠的,不排除背后有政治压力。“整体来讲,我们不否认一个现实,就是香港法庭不是身在政治真空的,他们做的判决都有一个特殊的考虑,相信在他们的脑里都知道有很多人看着他们。”他说,大家都知道,很多民运学生、异见人士或是来自台湾的人员入境时都受到阻碍,“我相信某些程度反映到香港在入境执行的时候,会相当考虑中国大陆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