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4月07日(星期六)

高智晟:宁入狱 也要为家人的生存而战

4月6日星期五下午1点25分,被迫沉寂了8个月之久的大陆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终于打通了胡佳的电话,第一次公开向外界讲出了自去年8月15日遭中共政权秘密抓捕后的遭遇:酷刑、洗脑、无耻的要挟、随意的诬陷、对家人的任意宰割……匆匆的对话,只能让外界了解事件大概的经过,但有一点却可以清晰:高智晟仍然是那个高智晟!清晰、明了、坦荡,即便无法为更多的人们奔波,“就是为了家人,一样会努力,不惜再次入狱,也要改变孩子和家人的生存条件……”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强烈抗议中共当局残酷迫害高智晟先生

闻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先生遭受中共秘密残酷迫害,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全体人士义愤填膺,强烈谴责中共当局!我们将把高智晟先生极其家人的悲惨遭遇立即通告纽西兰、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欧盟各国政府、媒体和人权团体等,让全世界了解真相,看清中共正在制造的罪恶。

主办律师温州当助手 张鉴康最后一案?

昨日傍晚,应雄伟案的主办律师张鉴康应当事人的要求前往温州。与往日办案不同,由于西安市司法局强行勒令他停止执业,此次张鉴康律师既不能与法院接洽,更不能坐在法庭的辩护席上,而只能在那里配合当地一位年青律师准备材料,等候开庭。

武汉征地不给补偿款还要征收农民税

中国大陆近来因为拆迁而发生的群体冲突事件,许多是由于当局补偿不到位的问题;然而,湖北武汉市东西湖区的政府早前征用一块体地,非但没有给农民补偿款,并且还要征收农民的税项,让农民极为不满。到星期五为止,事件还在持续发展当中。

200名成都警察偷拆教师家宅

据张庆蓉老师介绍,2006年12月5日上午9时,张庆蓉老师正在成都市龙泉区大面镇建设小学5年级7班给学生们上数学课。9点10分下课后,接到邻居打来的电话说:张老师,政府开车来挖你们房子了,有好多警察也来了。

北京上访村调查结果显示上访问题日益严峻

据广州的《南方周末》报导,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最近进驻位于北京永定门东庄的上访村,对560名上访者进行历时一个月的问卷调查,并在近日发表报告称:目前中国的信访形势依然严峻,中国已经形成了“上访文化”, 以“上访村”最为典型。例如,北京永定门地区的“上访村”已存在多年,平时大约有两千访民,而每年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或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人数会增至万人。

河北采访污染新闻 央视女记者挨打

报导说,最令人发指的是,这些暴徒揪着唯一的女记者的头发拖下车后,把女记者往深达十几公尺的河里推,男记者劝阻和解救时,也被当胸踹了几脚,女记者手上、脸上、腰上多处受伤。这群不明身份的暴徒几次试图把女记者往河里扔,在殴打过程中边打边喊:“弄死一个是一个。”

福建失地农民人数持续增加

中国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关于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的专题研究报告》透露,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自1999年起到2020年的22年中,福建失地农民人数预期将超过五百万,目前福建省农民人数约为二千四百万。虽然各级政府在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上在进行探索和尝试,但在实行货币补偿后,绝大多数失地农民仍须自行解决养老、医疗、失业等问题,处于无保障或低保障状态。

艾滋维权人士孙爱玲遭截访殴打

河南巩义市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维权人士孙爱玲星期四上访途中遭到市政府等人员截访殴打。巩义副市长黄红霞向本台承认截访但否认打人。与此同时,当地患者反映四免一关怀政策没有在巩义等市县充份落实。

回首文革:血统论和出身论

8月12 日,已故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文革小组组长谭力夫和刘京联合写了一张题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8月20日,谭力夫在一次辩论这副对联的大会上大肆鼓吹这种观点,使他在全国扬名。

侯念祖:谁恨蒋介石?

而蒋介石以下的这段谈话,更可以表明他对于谤必随之的艰难处境早已有着充分的认识:“政治比之于军事还要困难。因为干政治的要钻进污秽龌龊的社会里面去。我们要在污秽龌龊里面锻炼出政治的人才来,去改革污秽龌龊的社会。我们四方八面都是敌人,你要廉洁勤劳,当然要受人家的攻击排挤,当然要受人家妒忌怨恨。我们政治学校,就要造成能在污秽龌龊的社会里,四方八面都被攻击排挤,而还能把持坚定应付裕如的政治人才。”(〈培植新政治人才与建设新中国〉,1929年9月21日在中央政治学校讲)

郭宇宽: 我们住在贫民窟,但我们是业主

他们怎么能叫业主(owner)呢?这些房子按照我们的标准都是不折不扣的违章建筑,十几年前一些无家可归者和外来移民选择在无人关注的铁道边、垃圾场边落脚。印度的宪法规定,印度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你愿意在哪里登记,就可以在哪里投票;同时宪法还规定“印度公民有选择在哪里居住的权利”,这条规定看上去有点滑稽,我问印度朋友:难道想在哪里住都可以?那跑到新德里在总理府门前搭个帐篷,跟总理作邻居行不行?或者把帐篷扎在人家私人花园里行不行?他们告诉我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操作上比较难,因为主人会把你赶走,这是人家的地盘。不过如果你成功地在一块地上住了一段时间,比如一年,别人没有赶你,以后就再也不能赶你了,这倒挺符合卢梭的契约理论,默认也可以视为一种契约。


高智晟:宁入狱 也要为家人的生存而战

【大纪元4月7日讯】(大纪元记者高凌综合报导)4月6日星期五下午1点25分,被迫沉寂了8个月之久的大陆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终于打通了胡佳的电话,第一次公开向外界讲出了自去年8月15日遭中共政权秘密抓捕后的遭遇:酷刑、洗脑、无耻的要挟、随意的诬陷、对家人的任意宰割……匆匆的对话,只能让外界了解事件大概的经过,但有一点却可以清晰:高智晟仍然是那个高智晟!清晰、明了、坦荡,即便无法为更多的人们奔波,“就是为了家人,一样会努力,不惜再次入狱,也要改变孩子和家人的生存条件……”

在和胡佳对话后的1小时后,高律师的电话再一次被掐断!多方朋友设法联系仍无法得到任何消息。诚如高律师在写给胡佳的信中所述:“虽然过去对这个集团追求完全不顾正义、廉耻以及完全不讲道德的这种性质的恶劣有所了解,对它们有时赤裸裸地以厚颜无耻和泼皮无赖的方式实现它们的目的,却估计不足!”高律师现在如何了?家人如何了?目前仍无人知晓,8个月之后,高智晟律师仍然在向世界发出了他的声音,这个世界听到了么?

一、孤身再冲重围 肝胆交映生辉

自去年8月15日高律师被中共政权秘密抓捕后,外界便无法听到高律师一家的声音,所有的探视均被扣押、所有的人都被监视、调查、警告、威逼,从那时开始,所有关于高律师的消息,仅仅依靠胡佳一处同样被24小时监听的电话。这个瘦小却倔强的年轻人经历了同样时间的软禁,陪伴着高家及外界走过了漫长的8个多月,这个即将做爸爸的年轻人,接到了高律师的电话,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公布给了全世界!都说患难见真情,在胡佳与高律师匆匆简洁的对话中,所能感受到的就是这人间的温情。

胡:高律师,高律师……
高: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胡:我身体还可以,我刚刚从香港回来。
高:你后来再检查了没有?
胡:后边检查还算稳定吧,就是没有恶化,就很好了。
高:没有恶化,有没有发展?
胡:没有什么,就是既没有好转,也没有什么恶化,我认为这个在很忙碌、情绪很亢奋的情况下这已经是最好的一个结果了。
高:我们现在整个全家好像就被捂在一个盖子里面。
胡:我知道。
高:听说外界还有很多的传闻。
胡:对。
高:现在好像一夜之间该声讨的成了我们一家人了。
胡:传闻很多,诋毁您的话很多,我觉得许多的朋友可能是有误解,他们没有把目标放在您一家人还有包括您在这个里面受到的这种压制上面,反而放到了对您是不是硬骨头,是不是所谓出卖他人这方面去,我觉得这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
高:除了以中共这些邪恶势力为背景会产生这样的看法,你说我出卖他人,我出卖什么了呢?哪些人和我打交道的过程中给了让我出卖的东西呢?你说哪些人和我打交道的过程是不能公开的呢?怎么出卖呢?
胡:对。
高:没有一个人跟我打交道的过程是见不得人的过程啊,没有一个人因为我出卖而被抓捕啊。这些根本就不需要思维了,整个变得没有意识,就像境外所谓的“世界认识中国的三日”,这是何等无耻的模拟,但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接受了这样的模拟。
胡:明白。高律师,现在我大体上知道了一些情况。您全家那边依然是被他们控制着。
高:我想这一点呢,中共内部这些反动势力比外部那些叫骂的人头脑更清楚,他们清楚我是什么人。
胡:对,对…… 而且我知道您在里面受过苦,腿上也有伤。
高:我现在写了几次信都发不到你手上。
胡:明白。
高:我们跟外部所有的电话都打不通。
胡:我知道,我知道……
高:像这个怎么弄,这长期下去等于现在就是置我们全家于死地啊,这种情况。
胡:我明白……现在关键是嫂子,还有格格、天宇,他们的这个状况,他们能够有一个平和的空间,一个安宁的空间生活。
高:你说这个……他们哪来的安宁的空间生活?!
胡:我知道,这一点,高律师您放心,我一定会为他们争取的,因为这个事情我明白。
高:我现在对他们,应该说我现在难受就在这一块上。如果说我惹怒了中共,我因为讲了几句真话惹怒了中共,但是呢老婆孩子有什么罪呢?!老婆孩子有什么罪呢?! 尤其你说我这两个孩子多可怜。要这样整个大概全人类都知道,每天在我们门口发生的这些无法无天的事,而所有的批判就指向所谓的我们出卖谁,这简直就是扯淡的事,我们出卖谁啊,你说。
胡:是,唉呀,说起来挺令人痛心的,在这方面。
高:这些方面啊,我也是发几句牢骚而已,不做过多的计较。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的灵魂,我们的人格,我们自己清楚。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斗争的,就像我们现在要是思想被围困,像这样的局面要持续多久?对不对?
胡:我们不能让他持续下去。
高:要么你把我投入监狱,你现在把我们家变成监狱,让全家在这承受,这怎么能行。
胡:我明白。高律师,现在在您家的外面还有多少人?那个白色房子里加上在楼道里的一共有多少人?
高:一百多人。
胡:一百多人?!
高:每天不低于一百多人, 四周都是。
胡:你是说在这个小关北里旁边游弋的很多人都是他们的人?
高:对,对。他们甚至在周围支了菜摊,卖水果卖菜。晚上停车场他们停了有不低于十辆车。
胡:明白,明白……
高:他们心里的想法永远咱们不理解,你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胡:我知道。您在刚刚进去的时候是不是被固定在椅子上,长达上百小时?
高:不是上百小时,累计起来时590个小时,580多个小时
胡:哦,那就是好多天了,唉呀,天哪……
高:最长的时间是109个小时。
胡:就是连续的?
高:对。
胡:我明白,明白。还有就是说市面上所谓传的11月29号的一封您的信,说是悔过啊,和外界决裂呀 ,这样的一封信。
高:胡佳啊,纸面上发生的这个是事实,但是呢,可能没有多少人,除了你们这些真正关心我们的这些人以外,没有人了解那背后发生了什么。
胡:我理解了……
高:我的这一封所谓的公开声明换来的5000块钱的生活费给孩子和耿和,那些钱原本就是我自己的合法收入,而且从开始就是孩子、老婆,以及我老家的那些人,我大哥他们也被围困了四个多月。就是要置你于死地,对付你这样的人我们就是不计较任何手段和目的。
胡:明白……那高律师,您的情况我可以告诉外界吗?
高:可以告诉,现在的问题我是担心呢,你的身体不好,现在呢等于我的压力延伸到你那儿让你一个人承担, 其他人可能现在暂时都不愿意承担这方面责任。
胡:这个没什么,这个是该我做的我就应该去完成,其他的代价方面的,我没有什么可考虑的,如果有考虑我也不会走到今天。
高:我给你写了第三封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记,念一下你也来不及打。
胡:可以说吧,告诉我。
高:这个比较长。
胡:我们能念多少念多少,只要电话没有切断,您就说吧。
高:我给你念一下啊。
胡佳:好的。

二、高律师给胡佳的第三封信全文

亲爱的胡佳、曾金燕,你们好!

这是我出狱后,给你们的第三封“福音”。

与前两封信的开头一样,我们依然要表达对你们的敬意和谢意。感谢你们对我们全家奉献的一切,感谢你们对人类良知、尊严以及正义价值的顽强、甚至是舍身的坚守。人们都真切的看到,反文明势力在这样的坚守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束手无策以及绝望。我们全家将和这个时代一起,记住你们和你们舍身舍我的道德意志。

我的书信是因为赞誉你们而做。你们夫妇的坚强及勇气常令我和耿和感慨不已。以我被暴力绑架为标志,中共内部反动势力瞬间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一场惯用的、恐怖的对人民维权抗争运动的野蛮迫害行动。我被绑架的第二天,即看到了多份“不再参与维权”“不再插手高智晟的事”“不和他家人进行任何接触”的保证书。你们的坚守在这样的过程中,就成了一种稀缺和濒危的东西,一种标志性的价值。但在这里需特别强调的是,顽强坚守着和那些被迫暂时写了保证书者,都是应当值得赞誉的,除非其灵魂和人格从此危机者。

与前两封信欲表达的心愿一样,务请转达我们全家对亲爱的郭飞雄全家的敬意和问候,在中国,公开坚持与中共反文明势力不共谋者甚少,飞雄全家为这个时代的中国的承担,令人钦佩。也请转达我们对陈光诚全家的敬意和问候,陈光诚,一个内心憧憬光明的盲人,让山东反动势力失态以至彻底的疯狂,这种变态的疯狂状态,目前还在继续着。光明,是这个时代的。也请转达我们对严正学全家的敬意和问候,并希望加上胡佳、高智晟的名字,就这么一家人,让不可一世的中共反文明势力惊恐自空前失态中,反动的独裁统治集团,是何等的心虚和脆弱,中国再多出这么一个明白了道理的家庭,看它们还能嚣张几天。

在这里,我还要再次务请你转达我对亲爱的张敏、高洁、许凌、赵子法、易凡、杨宪宏、黄丽娟等朋友的敬意和谢意,这些是使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刚强起来的声音,虽然我们已经有八个月的时间不能再听到这样的声音。目前,请你们转达我们对秀姐、大卫以及那些在黑暗的日子里给我们以强大精神帮助的人,以及那些还不便提及姓名的不同信仰者的朋友们,你们是使我们全家在严酷的压迫面前始终不惑和无穷的希望源泉,是我们全家的亲人。务请转达我们对贾凤军、国标君、亚峰君、滕彪君、志勇君以及何俊仁、文都君、和平君的敬意和问候。转达我们对陈光诚的辩护律师,飞雄和严正学的辩护律师的问候,转达我们对所有持续关注我们一家安危及境地的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团体、中外媒体、记者朋友,及一切善良人们的真诚问候。

同时,在这里,我也想通过你们特别声明,在这场整个国家机器对我全家丧失理智的完全不计其颜面的迫害过程中,中共党内公检法内部那些心存善良的以各种明的、暗的方式,给我和我的全家以及我们整个家族以同情、帮助、支持的人们,致以我们的敬意和问候。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共公安内部那些心存善良的人,给我们的支持的广泛程度和深度,是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在此我表示歉意。这样的力量,在督促双方妥协一面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样力量的具体真切存在,也是我们熬过难关、继续坚持下去的坚强后盾。

据说一段时间以来,外界在抱怨我出狱后长时间一言不发,这颇使人感到不平,这样的抱怨理当指向那些使我们全家不能发出一点声音的势力。我们家目前仍人鸟全天候插翅难飞,除电视机及电灯外,一切标志着今日人类文明的视频设施与我们恍如隔世,我们被强制不许见任何我们以外的还活着的同类,我们家成了囚禁我们四人的场所,何以发出声音?我们一家四口人,成为人类这个时代最为孤独的人,尽管我们是住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几乎全人类都知道,使我们全家完全与世隔绝的做法是无法无天的。这样的做法是对整个人类道德文明的一种公然的、公开的、持续的挑衅和践踏。但整个人类在现实的束手无策中,默认了这样的存在,这无疑加深了这种旷日孤独对我们的压迫。

写这封信不是为了诉苦,一方面,对我们家门口持续发生着的、没有人不是心知肚明的事件,我们呼吁外界给予关注;另一方面,有人说苦难真的能磨练心志、净化灵魂,真要是这样,我们倒也在这样的不幸中得到了一些报酬。

关于所谓的我出卖他人之说,我不想讲更多。但我只想强调一点,人们应当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过去几年所有和我交往的人和事当中,哪些人的交往可供我出卖?我和哪些人的交往是不能公开在阳光下面?在今天的中国,哪些人由于我的出卖而受到了传讯,或者拘捕?

前两封信,估计你们没有收到,因此,对去年8月15日以后在狱中的情形我想作一个简单的叙述:2006年8月15日中午12点,一声巨响之后,山东东营市姐姐的家里被暴力打开,闯进来的暴徒不低于30人,跳上床扑倒在我身上的暴徒有4人。一阵急猛的拳脚之后,我被几个人暴力压制跪在地上,眼睛被不透明的胶带缠了三层,嘴上被缠了五层,套上头套后,眼睛的位置上又被缠了十几层,我的手被背拷和吊拷着带下了楼。

那天早晨到绑架开始前,27号楼四周动用的车辆有20多辆,人员约200多人。回京途中,俩人分置在我的左右用力按着我,一路未敢有一点懈怠。一车人一路上只说了一句人话:“敢在路上妄动,捶死他!”当天,我被带到一个我叫不上名的地方,几十人在那守候,着警服的占大多数。头套和绷带被取下后,不低于十架的摄像机、照相机围着只穿了一条裤子和背心的我忙碌了不止20分钟,直到把我送到牢房。从绑架至投入牢房、从山东到北京,暴徒们整体的氛围最大且最明显的特点是紧张和兴奋,非常的明显。

从8月15日至12月22日止,我的名字被改为“815”。整个审讯过程中,“815”才是我的名字,任何人不得问起我的姓名,这大概也是人类司法史上的一个奇迹。我被关押的房间是西区124号,睡第四个铺位。被关进124号半小时后,开始对我复审。从8月15至12月22日止,我总共被关押时间是129天。其中被拷住双手的时间是600小时;被固定在特制的铁椅上的时间是590多小时;被左右双向强光灯照射的时间为590多小时。129天里,被强制盘腿坐在地板上反思罪过的时间是800小时左右;被强制擦铺板的次数为385次。这些都是他们交由同监室的犯人来强制执行的。11月29日,双方同意在技术层面上寻求妥协起,为和他们导演的摄像过程几十次,诸如声明自己“自愿”认罪、“自愿”写公开声明和重作笔录等过程。

129天的时间,警方所谓聆审时间最长,检察院从介入到起诉,仅仅为8个工作日。接到起诉书后的当天,法院进来提审。从法院介入到开庭时间只占了6个工作日。开庭是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所谓公开审讯。开完后拖延了10天,据说是要最高领导批准。开庭时动用的警察、警车难以计数。据押我的警察讲,说他进法院当法警6年,按他的话是:“我们经历的专案也不少,从未经历过动用这么多的专车提一个人,动用这么多的警察,更没有见过院长来主持开庭。但对外统一的口径是审理法轮功头目。”

据办案人员自己得意的讲:“815,你是个怪胎,我们用多大的动静对付你,给你这么说,这是我们在……

(胡佳:高律师刚才断了……
高智晟:太好了,太好了,今天真是神助我们,我们的电话好端端的……我们今天弄得……别人给了这么一个卡,结果一查里面才有两毛钱,你赶快……但愿这电话能讲完。)

据办案人员自己得意的讲:“815,你是个怪胎,我们用多大的动静对付你,给你这么说,这是我们89年之后在个案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行动。一个人的案件上,我们从未投入过这么多的精力,咱们的干警同志多辛苦啊。光绝食维权一项,全国汇总上来的案件就有188套,一车也拉不完,你的案件给党和人民造成多大的麻烦,我们判你个无期徒刑也不为过。”

我在被关押期间得悉的信息是:从2006年2月起,由中央政法委指令成立了一个由公检法、安全等部门组成的专案组,每个星期一召开一次例会,每次例会都由中央政法委主持,汇总有涉我案件的国内外情报以及最新所谓的“敌情动态”,发布最新指示。说这个专案组并不因为我的判刑就停止运作,还将长期运作下去,要尽一切资源和手段遏制我一家,说决不允许你的问题成为一个长期的事况问题。

在整个案件中,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法轮功问题和绝食维权问题,将主要精力用在我与法轮功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程度和书写几封公开信以及绝食维权的问题上。明显感觉到的是法轮功问题以及民间维权抗争问题是目前中共内部反动势力当下最大的隐忧。

我现在虽然无法获得外界的信息,估计大致上都是在关于所谓的“妥协”和所谓的“公开声明”的方面,提起这些事,我的心中是充斥着多么不可思议的耻辱。对于公开的谣言和诽谤,我不打算也无力予以反驳,我们知道,如果我企图澄清一个,这些人就会再编出一千个一万个!妥协是有的,一方面,中共党内的健康势力对此问题作了有限的推动,其一,他们有人来找过我,“老高你是个好人,我们希望你能有个相对好的结果”,其二,“如果你长期被关押,追求抓你的那些人就会更加得肆无忌惮。”另一方面,反文明势力公开以“长期把我的妻子、两个孩子,以及我老家的亲人做人质,居然剥夺了她们娘仨及我们老家亲人的生存条件。公然对他们以持续的精神折磨,以彻底毁掉我孩子的前程和我妻子和两大家庭的所有亲属的生存条件来威逼!!虽然过去对这个集团追求完全不顾正义、廉耻以及完全不讲道德的这种性质的恶劣有所了解,对它们有时赤裸裸地以厚颜无耻和泼皮无赖的方式实现它们的目的,却估计不足!

据说外界揣测说我们双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交易是有的,写公开声明就是以我的妻子和孩子能获得5000元生活费作为要挟条件!一方面这些钱原本就是我的合法收入而被非法掠夺,另者,我没有足够的道德资格对妻子和孩子见死不救。关于妥协遭遇外界责骂的遭遇,格格非常的在乎,为此孩子在我的面前哭过多次,说听闻同学的家长说,外面有人说把爸爸是叛徒、是狗熊、是人格分裂,我对此不愿多作计较,但我不能不关心孩子的计较。

对此一问题,我想信马由缰的对你们夫妇谈一下我的看法:第一、在人类政治矛盾运动中,妥协是一种伴这种矛盾运动存在的及其重要的内容,它有时是矛、有时是盾,有时又是介乎矛和盾之中。在这样的运动规律中,妥协常只是在强者那里被视为是美德,寻求这种妥协的过程中,强者在一过程使用的手段及道德是不会被人们所计较的,弱者被骂乃是常事,不新鲜;

其二,在中国,绝对不去做事,可保绝对不会骂。在此,我想起了伊拉斯谟的一段话,他的话是这样说的:“谎言往往比真理更适合于人类!”人们说,被人欺骗是悲惨的,但是我认为最悲惨的莫过于没有被欺骗!被欺骗的远比不被欺骗的感受到更多的幸福,也会感受到更少的麻烦。属没有被其欺骗者大致上成了我的不幸。我孜孜以求的为自由和权利而奔走,全家却因此而被剥夺了自由,对人类正义的澎湃激情,换来的却是镣铐和无绝期的被野蛮压迫!我不同意那些责骂者基于他们自己粗浅的考虑便将我们的选择否定,将之拒之于千里之外,从而漠视之实质上具有的重要价值。对妻子、对孩子对国内维权运动均然。

其三,我不认为那些给我的妥协下结论的人对中国的维权运动有多少善意,中国历次的民权运动从来就不缺乏这样的声音,他们永居道德高位,舌尖和笔端是取之不尽的道德资源。他们永远是我们这些人——这些行动者的裁判,从来只会接受我们这些人的下场——妻离子散。就这次论,仿佛我没有被长期关押的现实成了他们愤怒的条件,仿佛这戕害人类文明的祸首不再是压迫我们的人,而是变成了我一家。这样针对我的叫骂,让当局的谎言变得有了价值,当局的瞒天过海的目的在这样的叫骂声中得以实现。对当局而言,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高效、却为廉价的直接配合,这些人对人们维权抗争运动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我们面对的残酷现实远非有点激情即可,当得知孩子、妻子不能获得一分钱的生活费,妻子孩子多次被打、好不容易逃脱的孩子在求助美国使馆被拒绝后,这时候的我考虑的是更像一个丈夫、更像一个父亲而不是使自己更像一个英雄!更不会考虑那些道德人士将来是如何手执解剖我人格的利刃,恕我直言,纵使他们对他人人格解剖游刃有余到何种出神入化的境地,也不至于对我的人格和灵魂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这种势力无疑是人民的维权抗争的阻力。

关于我的现状,止乎于篇幅,我不打算谈得太多。对于我的过去,我有许多不满意之处,相对于人民无穷无尽的苦难,我做的何止是杯水车薪?2003年之前的我从未意识到,人民追求心灵世界的自由竟会惹出一片血腥、哀号和恐怖,我了解到血腥和残酷程度,超过了人心凶狠的最深限度。我天真地认为,这些可怕的存在,是依法治国的大敌,我一度的致信国家领导人,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那样,那孤单的声音最终未能解决更未能阻止血腥罪恶的蔓延,我成了一个未被欺骗者,全家的灾难也由此开始,且迄今看不到结果。对于我的过去我绝不否定,我也绝不同意他人否定。

对于我的未来,我想说的是:我不会再是一个对社会有多大作用的人,但我将继续努力使自己最终成为一个对家庭生存有用的人,但是这仍然需要我不懈的努力。我将不再挑起,也无意参与,现也无力参与人民的维权抗争运动,从现在起,我仅属于我的家,我不再属于任何群体。但如果我们的生路继续被这样无法无天的被围堵下去,我将不惜以再次入狱来换回我孩子的生存条件、家人的生存条件。不惜以再次入狱来力争改变我家人目前的生存条件。整日围着我一家人的那些人,就是体制内想置我于死地的那部份人,他们每天围绕我一家所做的,就是把目标指向同一目标,就是再次将我投入监狱。人们根本无法想像他们的无法无天。

听格格讲金燕怀孕,我们全家为此很高兴,外界朋友的一点喜讯,常常犹如阳光般穿透我们的灵魂,这种感受自由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的,常给困境中的一家人带来丰盈的喜悦。我们为你们而高兴,这是如此令人欣喜的希望,祝贺你们!我们两口子也常常惦着胡佳的身体,要象爱真理一样爱你的身体,尽管我们自己在这方面有时候做得也不是很好。胡佳、曾金燕,这个时代需要你们。

据可靠信息,北京市司法局竟会同中共司法部,已秘密吊销了我的律师执业证书。在中国律师界,我长期的恪守本分,认真严格地谨守不做违背良心的事,最终却成了最高司法当局必欲置死地而后快的对象。这让我想起了北京市司法局律管处领导曾经对我的一次谈话警告说:“高律师,你该注意你了,你已经成为建国以来最特别的一个内定律师,具体地说你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律师。你想一想,全国的律师行业中,有谁像你一样,不好好的去搞创收,而是尽干一些跟自己利益无关的蠢事。那是瞎整,你已经成了司法部特别关注的对象,赶紧改邪归正吧。继续执迷不悟,你会哭都来不及。”说这样的话。当我彻底明白了政府不再是我的行业的价值和荣誉时,而成为我的行业的天敌时。留在这个行业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无论如何,中国律师队伍又暂时归于“纯洁”了。把我清理出律师队伍,这种纯洁已经到了苍白的地步。 

此致
敬礼

高智晟  

2007年

三、侠骨依旧高智晟

郭飞雄在接受接着采访时曾说过这样的话:“你知道对于一个男人来讲,还有什么比欺辱你的妻子和孩子更觉得令人侮辱的么?!”中共显然以为它们已经抓牢了高智晟律师的柔肠软肋,可是他们却忘了,这份儿女情长同样可以成为大丈夫舍生的原动力。

“和外界通话之日,就是你入狱之时!”阴森森的恐吓,只让外界再一次见证中共的邪恶!高智晟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对我来讲,我每天都在寻求和外界联系!每天都在寻求和外界联系!……够了,足够了!”

张鉴康律师说:“他一定会有站出来讲话的那天!”胡佳说:“不可能,高律师绝对不会说出那样的话来的。”唐子说:“我了解他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外界众多的声音在评价:“他已经很了不起了!”

所有的这些关注高智晟律师的人们,你们终于听到了高律师自己的声音……

高:可能通过录音出来的,文字标点符号可能不一定特别准确。没关系,但对我来讲,我就激动地不行。这就是四个月来唯一的一次这么长谈的电话。打通你的手机。

胡佳:是,您受了很多的苦。

高:以前的都无所谓,关键就是说到底我的孩子错在哪里?为什么孩子因为和我父子关系就在这个世上,在孩子不懂事的时候就成了一种罪状,成了压迫对像?他现在把我从监狱关到家里面,实际上等于彻底的转移了国际社会的视线,好像他已经放了我。

胡佳:是的,我们开始判断他们也是有这样的意图。这个可以让国际社会,把这种热度降下来,把关注度降下来。因为你已经回家了,而不是象陈光诚那样,还在监狱里,所以我觉得警方所谓的双赢,实际上指的是这个方面。他们达到的目的。

高:双赢是指还有谁赢?还有我赢吗?

胡佳:我想恐怕你没有。

高:胡佳,你觉得人世间还有赢来这样结果的吗?

胡佳:您也别叹气,这种事情,我想他们一定是开动所有的脑力去思索这样的一个方法,决定这个方法是对他们最有利的。

高:对,直到十二月二十二号,突然说准备宣判的时候,还是六年以上有期徒刑;就是说,十二月十三号,还是给我这样谈。结果到十二月二十二号突然开庭的时候呢,说控方又有新的证据出示,结果呢,说北京市公安局发现高智晟重大立功表现。当庭念的时候,说高智晟揭露了范亚峰、藤彪、齐志勇等人的犯罪罪行。北京市公安局认为构成重大立功表现。

我们感觉到放你呢成了他们的一种需要,但是呢必须在你头上再扣一个屎盆子。

关键呢,你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去思考这个问题。法律上构成重大立功表现不是他这样认为的。必须是我揭露的人已经被判了刑有生效的判决才能用。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是一个要素的鉴定标准。

胡佳:明白,明白。

高:哎呀,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话,你有没有那个高洁他们电话号码?

胡佳:我试一试……

高:我发现今天电话突然能打通了,我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胡佳:我明白,我知道你特别的孤立,连邻居都已经搬的搬,走的走。这样的,我也知道格格的学习成绩不好。对于这个方面应该给她请个家庭教师,但是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高:家庭教师都进不来。

胡佳说:是啊是啊,格格的成绩不好,我认为,去年的那个阶段她每天都为营救父亲这样的想着,整个的人都……而且还被那些警察欺负,反复的给她精神上的折磨,包括去殴打她,有警察把她抱起来摔在地上,这些,她的同学有目击者,她的同学中都有人给我通过电话证明这些事实。我觉得,这些太……那个时候我又是被软禁在家里,我觉得我最大的痛苦还不是其它的,我觉得我最大的痛苦是就是看着让妇女儿童这样白白受着欺负的时候,我束手无策,不能去救她们,这是最大的痛苦。哎。

高:胡佳,我觉的我们生活在中国……他们很可能会下手。

胡佳:那就让他们下手吧。我有那么多的朋友都已经进入冤狱,我应该说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都做好这个准备。

高:我想,下阶段,我还是做好准备再进去(监狱)。我已经被判刑了,基本来讲,我已经做好精神准备……

今天我给你打的电话,我想给你说。我知道会有更多的磨难,因为对方已经说过,只要你和外面联络了,就……对我来讲,我每天都在寻求和外界联系,每天都在寻求和外界联系。

胡佳:明白,我明白,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时刻。手边没有他们的电话号码。我可以尝试去联系他们。但我不知道在最近的一个两个小时之内,能不能落实这些。我会把您今天给我说的这些事情马上转达给外界,让大家知道这个现实。

高:越快越好。好。多谢,再见。

胡佳:我知道。再见。谢谢高律师。再见。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强烈抗议中共当局残酷迫害高智晟先生

【大纪元4月7日讯】惊闻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先生遭受中共秘密残酷迫害,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全体人士义愤填膺,强烈谴责中共当局!我们将把高智晟先生极其家人的悲惨遭遇立即通告纽西兰、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欧盟各国政府、媒体和人权团体等,让全世界了解真相,看清中共正在制造的罪恶。

2006年8月15日,高智晟先生遭中共当局秘密暴力绑架,被非法关押129天,被铐住双手600个小时,被固定在特制的铁椅上590个小时,被强光照射590个小时,被强制盘腿坐在地板上800个小时,被强制擦铺板385次,被强迫洗脑,被要挟、被诬陷。高先生的家人也遭受严密监控和百般恐吓。中共的暴行,令人发指。

中共当局2006年12月22日将高先生从监狱释放后,将其住家变成了与世隔绝的监狱,切断了一切通讯联系。中共极其帮凶藉机大肆造谣诽谤高先生,一些极端自私自利的无耻之徒也趁机恶毒攻击高先生。高先生的尊严和人格受到严重侵犯。

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专制集团,其黑恶化和流氓化的程度,人们难以想像。正如高先生给友人的信中所述:“虽然过去对这个集团完全不顾正义、廉耻以及完全不讲道德的这种性质的恶劣有所了解,对它们有时赤裸裸地以厚颜无耻和泼皮无赖的方式实现它们的目的,却估计不足!”

高先生为受迫害者抗争,为弱势群体抗争,为法轮功抗争,还在中国和全球发起了绝食维权活动,为改善中国人权而竭尽全力。高先生是有良知、有远见、有勇气、有胆识的伟人,获得了大多数中国人的高度敬仰。

胡锦涛高叫要建立和谐社会。中共迫害高智晟先生事件,撕破了胡锦涛的画皮。胡锦涛嘴巴上讲的是以人为本,骨子里始终以镇压人民为本。

一党专制下不可能建成和谐社会。如果中共真正想建立和谐社会,必须放弃一党专制。

迫害人权律师是对法制的最大蔑视。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全体人士强烈要求中共遵守人权公约和法制原则,立即停止迫害高智晟先生!还高智晟先生和他的家人自由!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关于未来十年中国社会人文发展图景展望》会议2007年4月7日于奥克兰

主办律师温州当助手 张鉴康最后一案?

【大纪元4月7日讯】(大纪元记者郭若报导)西安维权律师张鉴康昨日启程前往温州,为当地一宗刑事案提供法律服务,由于西安司法局日前已明确指令他不得受理且无条件中止一切案件,未知温州案是否张鉴康的最后一案。

昨日傍晚,应雄伟案的主办律师张鉴康应当事人的要求前往温州。与往日办案不同,由于西安市司法局强行勒令他停止执业,此次张鉴康律师既不能与法院接洽,更不能坐在法庭的辩护席上,而只能在那里配合当地一位年青律师准备材料,等候开庭。

张鉴康在出发前对本报记者感叹:此行与其说是办案,不如说是一趟“良心之旅”:“当事人希望我去,我自己也想去,算是对当事人有个交代,也还个良心债。”

温州应雄伟案是一宗普通刑事案,由张鉴康2006年6月受理,此案现已进入法院审理阶段,被告人通过其亲属多次急电催主办律师张鉴康赴温州履行辩护职责,但张鉴康所属的“帝意律师事务所”却拒绝出具委托书和公函。

张鉴康:“按常规,这些手续都是由律师直接跟事务所的内勤人员交涉就办妥了,但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所里规定我每次都要先向领导请示,等候上面发话。

4月4日,张鉴康等到的批复是:西安市司法局在接到事务所的请示报告后,当即电话下达明确指令,不管是新案还是旧案均不能接受委托,接受了委托尚未办结的案件也得无条件中止。

原本以为虽然被非法剥夺执业资格,但所持执业证书在5月31 日前依然有效的张鉴康对该指令略感意外。

张鉴康:“当事人的妻子知道我的温州之行受阻后,请求我一定要想办法成行,说被告一直想见我,但没有事务所的公函,法院不会理我,我拿不到起诉书、不能调阅案卷,更不能见被告人……”

身为该案的主办律师却无法履职,张鉴康深感悲哀。

“帝意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层告诉张鉴康:你是正确的,但我们没有办法。你可以告我们,我们愿意配合。

尽管一直认为事务所没有必要屡屡将自己的办案材料和思想状态向上方汇报,甚至干预他去年利用周末时间前往山东旁听陈光诚案,张鉴康表示理解事务所疲于应付国保和司法局的苦衷,暂不考虑上告。“况且,”张鉴康说,“告事务所本身得有个过程,对温州案已经没有什么帮助了。”

至于被强迫停业的原因,张鉴康笑着说:“无非是我坚持按照自己的理想方式生活,认为公民自由言论是宪法权利的正常行使,把他们批评了。结果司法厅骂司法局,司法局骂事务所,事务所认为别人都好好的,就我张鉴康是律师中的刁民,扫地出门就好了。”

张鉴康:“在中国,你是什么社会角色,就得老老实实地按照这种角色的潜规则运作,一切超越角色以外、以公民身份发表的言论和参与的行为均不被认可。”

张鉴康认为,做一个成功、安全、富有的中国律师的潜规则,是跟公检法的贪官污吏一起吃喝剽赌,自我约束自己的言论行为。

不过他说:“尽管我不缺乏那种能力,但我从心底里鄙视那种做法,我不会自我恶心的。”

把自由,尤其是思想言论方面的自由看得非常重的张鉴康,即使在西安国保明确告诉他继续接受法轮功媒体采访就要蹲监狱的情形下,依然我行我素。他把这种“不配合”看作是对人的最基本权利的坚守。

武汉征地不给补偿款还要征收农民税

【大纪元4月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报导)中国大陆近来因为拆迁而发生的群体冲突事件,许多是由于当局补偿不到位的问题;然而,湖北武汉市东西湖区的政府早前征用一块体地,非但没有给农民补偿款,并且还要征收农民的税项,让农民极为不满。到星期五为止,事件还在持续发展当中。

中国泛蓝联盟湖北武汉成员李天翔星期五上午告诉本台记者,武汉东西湖区政府辖下的养殖场人员一连几天在强行动工,破坏当地农民的渔塘,李天翔对本台说…

李天翔:“他们这个事情就是政府征地,然后不是按照国家的标准来付钱的,政府当时没履行这个合同,没付补偿款,反而是要那些承包渔塘的人要向政府交钱。”

李天翔说,从二零零六年开始,因为政府要开始征用渔塘,所以没再向农民收税款,但政府和农民签的合同是从二零零二年开始,按规定,政府当时已经开始征用,就不应该再收农民的税。

然而,从二零零二年开始,每户农民要缴交七千二百元的税款,而后国家减了一半的农业税,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也交了三千六百元。李天翔说,直到二零零六年开始,政府自己要用这块土地,虽然没再征税,但也完全没将征地补偿发给农民…

李天翔:“后来当地农民就继续养殖了,后来农民还去上访,地方政府不予理睬,后来有农民要去北京上访,但被抓了回来,一直到现在也没结果。”

当地一位住户张先生说…

张先生:“我告诉你,昨天就有,强行把我家旁边的渔塘,旁边的埂子有个渔坡,他们现在把它挖掉了,现在还在挖。昨天就有许多群众跑去围观,我也去了,然后对方就把一些人强行分开,还把四、五个人按在地上,其中就有女的。”

记者:“昨天有多少群众去围观?”

张先生:“有十几个,渔塘的人有四、五十人去了。”

记者:“那有多少人受伤?”

张先生:基本上没受什么重伤,因为领导说了,千万不要打他们,就把他弄开,实在不行就把他给绑起来,然后硬是把渔埂子给挖完了才放开。”

记者:“你们有没有报警?”

张先生:“我当时报警了,我是八点半报警的,派出所的人是十一点多才过来。派出所的人当时还说,我们出警了,马上就过来,他们加油去了;我说,等你们加完油回来,人都被打死了;他说,你先维持一下,我说他们都拿着东西我怎维持?又没给枪我,没给大炮我,我怎么维持?”

记者于是打电话到东西湖区养殖场查询,一位接听人员表示…

接听人员:“这个事情还在调查,已经有公安人员介入了。”

张先生说,该事件所涉及的土地大约有一千亩,所影响的农民也大约有一千人。(

200名成都警察偷拆教师家宅

【大纪元4月7日讯】4月7日上午11点,成都市龙泉区大面镇建设小学教师张庆蓉前往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投诉:其家宅遭到200多成都警察偷拆,没有拿到一分钱房屋补偿费,全家四口依然四处漂泊。

据张庆蓉老师介绍,2006年12月5日上午9时,张庆蓉老师正在成都市龙泉区大面镇建设小学5年级7班给学生们上数学课。9点10分下课后,接到邻居打来的电话说:张老师,政府开车来挖你们房子了,有好多警察也来了。

张老师闻讯,立即给学校领导请假,得到校方领导同意后,张老师立即赶回家。

刚到位于龙泉区大面镇龙安村9组,张老师就看到现场围聚了上千人,其中,身着警察制服的有上百名,还有不少大面镇官员在场。

张老师的爱人进屋去拿存钱,被几个警察抬着往外一扔。张老师见状,便大声说:这是我的私有财产,你们要拆,起码要给我商量,要给我出示手续。

现场无人理会张老师呼叫,警察们用力地把她往外推。不到10分钟,张老师的住宅便被强拆殆尽。

五次投诉杜青林 泥牛入海

之后,张老师和爱人多次找成都市各级部门反映情况,还给写了5封投诉信,均杳无音信。2月28日,四川省省纪委开展大接访,成都农民维权领袖李廷惠大姐立即电话张老师。

张老师来到现场省纪委大接访接待处,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对张老师说:"我们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你反映的问题,我们争取在3月16日以后设法解决。"

可笑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解决张老师的问题。

后来,李廷惠大姐告诉张老师:他们忽悠你,就是为了避免你们在两会期间进京上访。

7日上午,李廷惠大姐带着张老师来到了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据悉,张老师没有拿到一分钱房屋补偿费,全家四口包括77岁的公公,依然四处漂泊,他们还盼着新任四川省省委书记杜青林能够依据《物权法》给他们解决。

来源:《六四天网》

北京上访村调查结果显示上访问题日益严峻

【大纪元4月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报导)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对北京上访村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各地民众上访问题日益严峻,已经形成的上访文化反映出民众对基层政府和法院的不信任,访民聚集为政府化解上访洪峰带来困扰。

据广州的《南方周末》报导,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最近进驻位于北京永定门东庄的上访村,对560名上访者进行历时一个月的问卷调查,并在近日发表报告称:目前中国的信访形势依然严峻,中国已经形成了“上访文化”, 以“上访村”最为典型。例如,北京永定门地区的“上访村”已存在多年,平时大约有两千访民,而每年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或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人数会增至万人。

谈到中国的上访现象,总部设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中国信息中心”执行编辑廖天琪表示---

廖天琪:‘上访是一个不得已的方法,虽然有上访,但政府方面又有它的方法。许多上访的人都被逼回去了,上访村也已经受到了政府的管制。实际上上访能够达到的效果相当微小,只有一小部分人的冤屈得到解决,但信访并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报导说,中国国务院2005年5月发布的新《信访条例》提出“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的原则,曾短暂缓解了北京的信访形势,各地访民回乡期待问题的解决。而各地也开展“变上访为下访”及“大接访”的活动,力图变被动为主动,减轻各地访民涌到北京的压力。但是,不久很多对基层处理结果不满意和不信任的访民重回北京。

旅居美国的社会学者刘晓竹表示,这种现象表现了中国政府内部复杂的矛盾---

刘晓竹:“上面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胡锦涛说的‘少给我找麻烦,有什么事情,你们地方不管用什么手段解决了就好。’这就是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导致成千上万的访民到北京去,出动大批干部、警察、黑社会打访、截访、消灭上访,还是不成功。最近又出现了新的趋势说,你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可能会逼老百姓上梁山造反。另外一个就是上访还是要坚持,因为宪法也保护访民上访,所以胡锦涛的‘把问题解决在地方’这条是基本上被战胜、克服了。”

报导说,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决定,2007年将在全国范围排查化解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矛盾和纠纷,目的是预防和减少新的信访问题,为2007年秋的中共十七大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表示,2008年奥运来临之前,用什么方法有效化解信访高峰,对中央政府来说迫在眉睫。刘晓竹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中国民众提供了维护自身权益的契机---

刘晓竹:“让他们头疼的是奥运会,这是中国老百姓的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也就是说要利用他们头疼的这件事,串连到北京去,用宪法和现代的法规,法律允许做的,和平地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在奥运会期间分进合击,到北京去,人数越多越好,这样就可以迫使中央下决心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来保障老百姓的利益。所以奥运期间是一个大的契机。”

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上访民众中有66%以上到北京的目的是为了引起中央机关的重视,促使问题可以直接解决。50%以上的人希望,至少能够在北京得到中央领导的批文。在因涉及法律纠纷,再次来京上访的人中,将近38%的人是因为当地法院不立案而上访,28%以上因为被判决败诉,而13%以上则是因为自己虽然胜诉,但法院的裁决却不能执行而上访。

河北采访污染新闻 央视女记者挨打

【大纪元4月7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张铭坤北京七日电)据央视国际网站报导,中国中央电视台三名记者昨天到河北省采访一则工厂污染新闻时,遭到二十几个人殴打,其中一名女记者也被打得多处受伤。

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目前正在部分省份采访高能耗、高污染的舆论监督系列节目,六日上午派三名记者到河北秦皇岛市昌黎县朱各庄镇拍摄违规小铁厂。

三名记者在采访时被一辆白色面包车堵住去路,随后车上下来十四五个人强行抢走记者的摄像机,随后又来了一辆车号为冀C67776的黑色本田车,两车总共二十多人把记者从车里往外拖,并抢走记者的手机、车钥匙、驾驶证、介绍信。

报导说,最令人发指的是,这些暴徒揪着唯一的女记者的头发拖下车后,把女记者往深达十几公尺的河里推,男记者劝阻和解救时,也被当胸踹了几脚,女记者手上、脸上、腰上多处受伤。

这群不明身份的暴徒几次试图把女记者往河里扔,在殴打过程中边打边喊:“弄死一个是一个。”

中国污染企业气焰嚣张,央视记者采访污染企业被打已不是头一回,几年前有央视记者随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环境执法检查组调查污染企业,在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宣宝联营焦化厂被厂长和工人围攻殴打,还逼记者下跪,等到国家环保总局执法人员闻讯赶到,厂方才放央视记者一马。

福建失地农民人数持续增加

【大纪元4月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采访报导)中国福建官方的调查显示,福建失地农民人数持续增加,绝大多数失地农民享受不到任何养老、医疗,及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

中国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关于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的专题研究报告》透露,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自1999年起到2020年的22年中,福建失地农民人数预期将超过五百万,目前福建省农民人数约为二千四百万。

虽然各级政府在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上在进行探索和尝试,但在实行货币补偿后,绝大多数失地农民仍须自行解决养老、医疗、失业等问题,处于无保障或低保障状态。

由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的专题研究报告》认为,失地农民的增长速度高于占用耕地的速度,表明农民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今后征地所要安置的失地农民将越来越多,安置成本也将大幅提高。

《报告》还说,与全国一样,目前福建广大农民的社会保障严重缺失,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不仅覆盖率极低,层次也很低。生育、工伤、失业、死亡等保险项目更是空白。旅居法国的中国劳工活动人士蔡崇国先生,就中国农民失地和缺乏社会保障的问题表示---

蔡崇国:“中国失地农民两年前是四千多万,国内有人估计近几年会发展到六千万。城市化、水库和高速公路的建设使失地农民增加,而且还在继续恶化,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买卖土地,很多房地产开发公司都是中央或地方的高级干部子弟。国家征地,地方政府又会截取一大笔中央政府给农民的土地补偿费来低价征收,然后高价卖给企业。”

从中国农村低保制度看,福建自2004年1月起就覆盖全省,2007年将低保标准由家庭年人均收入一千元提高到一千二百元,全省共需5.27亿元,保障资金不足,保障范围小,而且保障水平低。 据统计,福建全省农村执行的低保标准每人每月约三十六元,而且享受低保人员仅占应保人数的23.3%。

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看,覆盖面极小,基本处于探索阶段。2005年福建全省农村参保人数将近154万,占全省2426万农民的6.4%。

福建的农村合作医疗尚处于试点阶段,大部分地区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处于空白状态。《报告》认为,超过90%的农民仍是自费医疗群体,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医药费的增长远超农民收入的增长,失地农民的负担更沉重。就中国农民生活状况日趋恶化的现状,蔡崇国先生表示---

蔡崇国:“取消农业税对农民是有好处。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医疗问题,一场病就使他又返贫了;再一个就是教育费用很高,很多农民有一个上学的孩子就返贫了。还有价格因素,还有环境污染。水污染没有水喝,不能灌溉,土地污染没有收成,农村基本建设没人来管。这些都是造成农民生活恶化的原因。”

针对这些问题,《报告》提出八项对策,其中包括: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农民有30年以上的稳定的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允许自由转让、出租、入股、继承;尽快建立覆盖全体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土地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安排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建立农民工应急救助机制等。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艾滋维权人士孙爱玲遭截访殴打

【大纪元4月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采访报导)河南巩义市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维权人士孙爱玲星期四上访途中遭到市政府等人员截访殴打。巩义副市长黄红霞向本台承认截访但否认打人。与此同时,当地患者反映四免一关怀政策没有在巩义等市县充份落实。

河南省巩义市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孙爱玲和父亲星期四上午前往河南郑州到省信访局反映情况,在离大门一百米不到的地方被一群人截访殴打,其中有巩义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就此,本台星期五打电话给该市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黄红霞…

黄红霞:我没有亲眼看到,但我知道是我们的人把她接回来,我没听说她被打了。

记者:为什么要把她接回来呢?

黄红霞:她的问题省政府解决不了,还是要我们解决,我们不把她接回来,省政府会解决吗?

孙爱玲星期五通过电话告诉记者,今年三次找黄红霞反映情况她都不接待,这才上访。这次在省信访局外她的确被打了…

孙爱玲:他们连推带捂,用脚跺我说跺死你。

记者:踢哪儿?

孙爱玲:肚子。

记者:有没有流血?

孙爱玲:没有,踢得不算重,因为他们踢我的时候我往后退。踢我那个人不是巩义市的,我不认识。

记者:他们知道你得了艾滋病吗?

孙爱玲:他们知道。我父亲被他们又推又捂,推到墙上。

作为受害者的孙爱玲同时也是病患者的维权代表。巩义有关方面一边向她和她的家人提供低保等各类政策堵她的口,一方面处处防范警告她不得协助困难者向政府寻求国务院有关艾滋病防治的“四免一关怀”救助。严禁她参加民间性质的“全国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者工作委员会”的有关活动,甚至不得泄露政府向她提供的各项政策。孙爱玲说…

孙爱玲:我去看高耀洁老师。河南妇联的人知道了警告说,你不要跟你们当地的人联系了,不要再联系高耀洁了。因为我想让这里的病人治疗,带着他们去看高耀洁。记者就此又向黄红霞副市长查询…

记者:孙爱玲要想到北京参加代表选举为什么不让去呢?

黄红霞:我不知道这事。

记者:孙爱玲要告诉其它患者,同样他们也可以享受到她孙爱玲所享受到的待遇,你们为什么又不许她说呢?

黄红霞:我们给她家里人的那些补助,她要是那样一讲,其它人都这样要求,那么多人,政府财政怎么负担?

不过孙爱玲说,巩义患者不仅没有享受到她所享受到的,就连“四免一关怀”政策也没有充分落实到他们身上。

去年十月被感染的李庄洲(音)就是其中一人。他星期五告诉记者,政策规定的“免费药物、免费治疗、免费检测”要不断力争才有可能争取到。地方政府扶助感染者从事生产增加其收入的“一关怀”政策,实际操作上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李庄洲说…

李庄洲:我在屯县(音,地名)工作,矿上说要照顾我,把我调到(偏僻)的平积(音,地名),矿上的房子不让我住,限我三天内搬走,也不给我安排新的房子。企业改制后,把十来年的工龄卖断,以前工资高现在工资低。把我的工作换了,叫我上班的地方没有电、没有生活用水、没有居民,没办法生活。

而河南宁陵县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维权代表、正被监视居住的李喜阁,在互联网上对孙爱玲事件发表看法认为,此事说明有人利用孙爱玲事件给其他人看,特别针对河南输血人群,杀鸡给猴看,打击上访人员。

李喜阁希望北京尽早出台输血赔偿方案,还给输血人群一个公道,因为感染艾滋病毒者的生命非常短暂。(

回首文革:血统论和出身论

【大纪元4月7日讯】(VOA记者李肃华盛顿Apr 6, 2007)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出现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公开喊出了以血统划分好人坏人的口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8月12 日,已故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文革小组组长谭力夫和刘京联合写了一张题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8月20日,谭力夫在一次辩论这副对联的大会上大肆鼓吹这种观点,使他在全国扬名。

这副对联、谭力夫的讲话、以及他和刘京的大字报在中国掀起一股公开讲究家庭出身的风气。以高干子弟为首的学生红卫兵自称“红五类”,即来自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农民家庭。他们的对立面就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和右派份子及其子女。谭力夫又加上资本家和走资派,变成 “黑七类”。

当时,“黑五类”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不准戴毛泽东的像章,不准唱毛泽东的语录歌,也不准参加红卫兵。

红色暴民的打砸抢抄抓杀

全国各地兴起主要针对“黑五类”的“抄家”行动。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抄了3万多户;上海的红卫兵抄了10万多户;武汉的红卫兵抄了两万多户。

还有一些地方对“黑五类”及其子女进行屠杀。例如在北京的大兴县,有325个“黑五类”和家属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间被打死,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仅出生38天,其中有22户人家是全家被打死。在广西的宾阳县,20天里屠杀了3000多人。在湖南省道县,两个月里杀了4000多人,逼迫自杀 300多人。

领导人批血统论

但是谭力夫等人没想到,中央文革表示不赞成对联的提法。1966年8月2日,陈伯达对红卫兵说,这种说法“不全面”。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

8月6日,江青和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对他们这种阶级路线分明的做法表示支持,但是建议将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于是,一首题为《鬼见愁》的流行歌曲应运而生,歌词是: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

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将对联和谭力夫的观点斥责为“反动血统论”。

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

“联动”抗命遭镇压

此时,大批高级官员开始受到文革的冲击,以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在1966年12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所谓的“联动”,公开与中央文革对抗,而且暗指毛泽东专制,想保护自己的父母。他们提出的口号包括“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江青太狂了”,“踢开中央文革”。他们还扬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不出一个月,“联动”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100多名“联动”骨干成员被逮捕。12月18日,谭力夫被逮捕。《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他们对红卫兵的不满,以至于后来的抛弃,是由于他们进一步地要批判各级,包括一些高级干部,要批判老革命的时候,而这些红卫兵,由于他们不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们就出来反对,中央才决定要抛弃他们。

“所以并不是因为他们强调出身,因为你文化革命革到老干部头上来了,他们去保老干部,所谓‘保爹保妈’,成了一支特别有力量的保守力量。毛和中央文革就翻过来把他们打下去。”

《出身论》藉机出世

几乎在这同时,北京青年工人、“右派份子”的儿子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猛烈抨击了弥漫中国上下、以家庭出身决定前途命运的歧视行径。他指出,依照推行血统论的人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永远不能成功。”他写道:“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遇罗克的文章与中央文革对血统论的批判遥相呼应,在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记者采访了遇罗克的弟弟、当年《中学文革报》的负责人之一遇罗文。

记者:在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中央文革来出来说反血统论,这个《出身论》也不会出来。

遇罗文:对,出不来。出来也得变成反动文章似的被满处追查。因为我们说实在的是利用了他们宽松的环境,乘那个机会把我们自己想说的说出来。我们所以能敢出这个报纸,遇罗克的文章能发表,这都是藉着这个机会嘛。

记者:当时你们想过,后来中央文革会反过来打你们吗?

遇罗文:也可能不打,那当然了。

记者:为什么你们会想到有可能不打呢?

遇罗文:因为毕竟中央文革也是反对血统论的,那我们也反对血统论,那有什么不对呀?

记者:你们当时有没有看出来,中央文革反血统论是假的?

遇罗文:那我们看不出来。

当局对出身论封杀而不批判

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反党的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入狱。

中央文革并没有像批判血统论那样大张旗鼓地批判遇罗克的《出身论》。

遇罗文:中央文革刚开始还不说反对。像陈伯达就曾经说过,你们可以辩论,就是关于《出身论》这篇文章。等后来,戚本禹就开始说了,就说这个《出身论》是大毒草。

记者:他明确说了到底哪一条是大毒草,哪一条跟“我们党”的政策不一致吗?

遇罗文:噢,他没这么说。因为他也不敢这么说。因为他如果那么说的话,他从道理上站不住脚。因为共产党宣传的血统论执行血统论的政策,也并不是说光明正大公开地说。都是嘴里说着,我们不歧视什么什么的,把人不应该分成三六九等,但是实际上在具体政策上,它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记者:也就是说当时根本就没有说遇罗克到底反动在什么地方。

遇罗文:对。没有。

记者:就给抓走了。

遇罗文:刚开始抓走不说什么。等到判的时候,只是说书写大量反动文章,组织反革命集团,都是这类的话,含含糊糊的,没有什么具体的。

“联动”成员出狱 遇罗克入狱

在血统论上对立的两派人都进了监狱,但是却有不同的结果。1968年4月22日,毛泽东下令释放了100多个被逮捕的“联动”成员。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些人,鼓励他们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谭力夫也于1968年5月29日被释放,而且改名叫谭斌,很快进入了那个年代年青人最向往的军队,还成为军官。胡平说:

“尽管对联、血统论受到很严厉的批判,但是到后来,这些干部子弟本身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特别是到了后来上山下乡了,他们很多出身好的去当兵了,开后门干这样、干那样去了,等到一旦有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那么他们也是近水楼台。

“在工农兵大学生中间,这个干部子弟占的比例是超乎寻常的高,都反映了整个文革,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前的10年之内的时间里面,家庭出身的歧视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遇罗克的理想幻想和以身殉道

与此同时,遇罗克也以为有朝一日他会出狱。当年由于讲了几句对江青不太恭敬的话而被判处死刑的张郎郎曾经和遇罗克关在一起。

记者:你觉得他当时写这个《出身论》是不是受了陈伯达的鼓励,起码是精神上的鼓励?他看到中央文革对血统论并不满意,所以他就势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他实际上是支持中央文革的,因此他不会受到后来他所受到的那种迫害?

张郎郎:接着的事实也是这样。他告诉我,也是暗示我,他说当时中央文革跟《红旗》杂志都找过他,跟他谈过,可能是给他了某些支持和鼓励。他说,像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这种机会根本是千载难逢。明明知道是有很大的危险,他说:“即使为这个我要付出什么”,“我也值了。”这是当时他的原话。他当时是支持文革里边的平民主义的思想。因为当时提出来,消除一切官僚。他是觉得,这个是正好要把中国新出现的所谓新阶级、新等级,把它扫平。他说,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就好了。因为“黑五类”就可以重新站起来了。他当时的基本思想是这样。

记者:他的这个想法实际上和毛泽东当时要打倒党内的走资派的想法是一致的。

张郎郎:对。所以他当时抱了很大的希望。他支持中央文革,但是他同时也反对了49年以后的所谓阶级政策。当时遇罗克根本觉得他很快就会出去了。他说,我要出去以后,我去找陈毅,让他帮你说说话,让你免一死。

然而,尽管遇罗克批判的是中央文革批判的血统论,尽管遇罗克在入狱后向当局表示:“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青年是有觉悟的。”“我的日记可以证明我对党的热爱和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但是他再也没有重获自由。

1970年3月5日,27岁的遇罗克被枪决。

谭力夫当官 遇罗克平反无抚恤

文革结束以后,改名为谭斌的谭力夫先后担任过北京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以及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当年和他一起主张血统论的刘京则成为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1979年,中共为遇罗克“平反”。

记者:政府当时正式道歉了吗?

遇罗文:谈不上道歉,反正有一纸通知,就是“无罪”,就这么一句话。公安局多次到我们家表示慰问。至于抚恤金,没有。只是把他从被捕那天一直到被判死刑这两年零两个月的工资给我们家拿回来了。

记者:你还记得是多少钱吗?

遇罗文:大约是两千块钱左右。

鼓吹“反动血统论”的“联动”、谭力夫重新成为中共的“自己人”,而批驳血统论的遇罗克却惨遭灭顶之灾。说到底,血统论符合中共的阶级路线,而遇罗克的《出身论》与这条路线背道而驰。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原罪

中共在家庭出身问题上主张: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1968年12月26日,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写道:“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份(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

这段话似乎是给出身不好的人提供了出路,但是实际上肯定了这些人带有原罪,需要经过教育才能在政治上和别人平等,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

平等思想违背中共阶级路线

再对照一下谭力夫在1966年8月20日那次讲话中说的话,他说:“你们现在搬出这套‘平等’、 ‘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一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他的话显然反映出中共阶级路线的实质。

而遇罗克的观点却不一样。《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

“遇罗克的思想和当时中央文革批判血统论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中央文革当时批判血统论还是沿袭过去的说法,就是所谓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要重在表现。而遇罗克就指出,这是过去提的,而当时提的是指本人成份,而现在呢,你是搞的出身歧视。过去你的阶级路线指的是阶级呀,你现在是冲人家的子女来了。

“所以遇罗克那篇文章的基本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子女就不应该受到这种牵连,受到这种连累。他就主张都应该是平等的。而这一点当然是共产党不能接受的。中央文革在批判血统论最高调的时候也没有接受这个观点。”

出身重如山

文革期间的中国人,从小到老,填写各种表格都要填上“家庭出身”,而且是要填上祖父的成份。只要祖父是地主、资本家,你就成了“剥削阶级”的后代。政治审查要查到祖父那一辈,这叫所谓的“查三代”。

这种家庭出身要随着每个人的档案带一辈子,入党、入团、提乾等等,统统受到歧视和影响。高干子女的命运则随着父母的命运起伏。父母被打倒,他们就遭殃;父母重新出山,他们也时来运转。封建世袭制和“株连九族”的味道极为浓厚。

为何坚持搞歧视?确保子孙人上人?

文革发生在中共建政17年以后,所谓的“剥削阶级”早已不存在了。

胡平:“你共产党过去既然是靠暴力革命推翻前面的政权,建立起自己的统治,那么在你掌权的初期,你对于被打倒的阶级,他们的人,包括他们的子女,有一种猜忌,这个尚可理解。

“如果说有家庭歧视的话,那么它显然是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所以在57年反右前夕,毛泽东讲过,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停止了嘛,已经结束了嘛。怎么越搞越多了?这个根本不通嘛,对不对。同样的,你的家庭歧视的问题,怎么到后来反而越来越强了呢?”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分析说:

“第一,在62年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就要有阶级斗争的对象,你就要有靶子呀。老一代的所谓黑五类早就被打倒,他们在社会上也完全没有影响了。很多人就把他们的子女当成了斗争对象。

“另外一方面,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段时间,我们刚好和所谓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子女是同代人。那时候我们都面临着要升学,要就业。尽管在当时干部子弟一般已经享有不少的特权,但是毕竟不能公开地、名正言顺地讲这个问题。

“就拿考大学来说,那时中国大学很少,能考上大学的机会并不多,你怎么着都有考试这一关。而在这些方面呢,那些干部子弟,老一代革命家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未必占什么优势。

“在当时,由于长期(以来)共产党的这种思想改造,思想教育,其实那些青年人想得都差不多,大家那个时候都一心一意要革命,在各个方面表现,不管是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啊,学雷锋,做好人好事啊,到农村、到工厂里去下放劳动啊,在这些其它方面大家都表现得差不多。

“这么一来,他就没有一种办法能够使他们享有一种特殊地位。基于这种情况,我想他特别强调家庭出身,靠这一点就可以把别的人打入第二等。就使得他们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不费吹灰之力地就位于这个社会的上层。我想这是在当时社会特别流行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无产阶级领袖”的非无产阶级出身

实际上,中共文革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没有一个人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

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接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时曾经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周恩来说:“我弟弟周同宇,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周二人都表现出大义灭亲的情操,证明好人可以和坏人亲属划清界限。林彪则表明坏人的亲属也可以是最优秀的好人。

其实,根据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周恩来把弟弟抓到北京卫戍区,实际上是明抓暗保;而毛泽东不会不清楚,即使自己的父亲在世,有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呢?他们这番话显然都是说给别人听的。

政治贱民何其多

中国并没有详细统计当时有多少家庭出身不好的人。1979年,中共宣布为所有的地主富农摘帽。《北京周报》报导说,被摘帽的有400万人。据说在文革中有120万地富分子非正常死亡。以一家四口人计算,加上孙子辈的一代,全国至少应该有5000万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其它“出身不好”的人。

据中国官方内部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有两百多万人,受到迫害株连的人达到一亿多人,超过中国当时人口的八分之一。其中,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应该居多数。

侯念祖:谁恨蒋介石?

【大纪元4月7日讯】凡事有败必有成,亦有成必有败。今日认为恶因者,或适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获恶果,在昔日反视为善因者。以此证之,无事不在矛盾之中,并无绝对之善果也。
---蒋介石日记(1944年5月31日)

我们在没有被遗忘之前,就会被变成一种媚俗。媚俗是存在与忘却之间的中途停歇站。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尽管历史人物经常是毁誉同在,但是,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之中,大概也少有像蒋介石这般的人物,其历史评价具有如此两极化的争议性,从所谓的“神格化”到“妖魔化”有若云泥之判的评价,全都集中在其一己之身。

当然,这和历史本具有的复杂性质有关。而就中国近代史而言,自十九世纪末列强叩关以来,中国被迫在变迁飞速的历史过程中、风云多变的国际政治中以及极为不利的“后进”地位下,必须摸索着一条“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而且是将西方于数百年间达成的成就,必须压缩在短时间内追上,这就更使得整个中国现代史形成一种极为复杂而难以简单归纳的混沌面貌。

对自身历史评价 早有充分认识

由于历史之复杂,历史人物之作为将于历史后来之演变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或是历史之果与历史人物所种之因,这彼此之间的关连又是为何?实在难以简单论断。这一点,文前所引之蒋介石日记,便表达得极为贴切。想来,蒋介石本人对于自身历史评价之极端矛盾,是有一定的预先认识的(值得一提的,黄仁宇先生对于蒋所说的“因果关系”所具有的史学方法意义,是肯定的)。

而蒋介石以下的这段谈话,更可以表明他对于谤必随之的艰难处境早已有着充分的认识:“政治比之于军事还要困难。因为干政治的要钻进污秽龌龊的社会里面去。我们要在污秽龌龊里面锻炼出政治的人才来,去改革污秽龌龊的社会。我们四方八面都是敌人,你要廉洁勤劳,当然要受人家的攻击排挤,当然要受人家妒忌怨恨。我们政治学校,就要造成能在污秽龌龊的社会里,四方八面都被攻击排挤,而还能把持坚定应付裕如的政治人才。”(〈培植新政治人才与建设新中国〉,1929年9月21日在中央政治学校讲)

有趣的是,蒋介石本身对于历史功过评价既有如此之宏观与坚定认识,那么,现今各种各样以其一己之所好、或依据政治利益之所在,不顾当时形势之复杂与艰难,而对于蒋介石冠以各式简单标签的作法,这些人和蒋比较起来,这之间的格局与水平差距看来实难以道里计。或许米兰·昆德拉所言可以勉为表达这种攀附其上的无聊评价之荒谬性,亦即,这样的、那样的政治性炒作诠释,其实都是一种媚俗。
蒋复杂、具争议性的性格其来有自

由于时代的复杂,遂而使得蒋介石必须承担某些历史使命时,某些无法相容的特质就如此相互冲突却又巧妙的同时出现在他的身上。例如,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必须扫除社会文化中不利于中国发展的各项因素;但是作为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他又必须维系中华传统文化于不坠。这使得蒋介石不似胡适之类的五四知识份子,可以单纯的倡言“全盘西化”、甚而扭曲诋毁传统文化而赢得开明进步之名。又例如,诚如黄仁宇所析,“1920年间不容易看出,中国之全面改造,…要创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以便杜绝军阀割据,完成中央集权之体制,才能独立自主,收回国权”、“蒋介石和国民党因藉着北伐(与清党)与抗战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使中国能独立自主”(参考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而就是这个被黄仁宇认为使得中国独立自主成为可能的北伐、清党(含剿共)和抗战,在此一期间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成为后来左倾史家与部分极端西方中心主义史学者,编造蒋介石作为“暴君”、“杀人魔”、“法西斯”之所来由。

除此之外,曾在1932至1937年间出使中国的德国外交官摩尔(Enst Günther Mohr),或是德籍远东问题专家施罗曼(Friedrich-Wilhelm Schlomann)及费德林史坦(Paulette Friedlingstein)夫妇亦皆曾撰文指出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下,蒋介石所表现出来的复杂、具争议性的性格,实在是其来有自。
然而,与复杂而艰困的时代相嵌合的蒋介石,其历史评价也应该同等的复杂而具有多样面貌,但是,为什么我们现今所看到的评价,却大多是负面的、否定的?甚至将其描述为极端丑恶而一无是处的历史人物呢?这一点,是和蒋介石终身作为共产党的敌对面,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脱不了关系的。

时势所趋 蒋注定要与共产党缠斗一生

在孙逸仙过世后,他留给蒋介石的便是一个因为“联俄容共”政策所造成的左右分立严重的国民党。换言之,当蒋介石开始登上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并逐渐扮演其重要角色时,就已注定了他势将与共产党缠斗的一生。

众所周知的,在苏共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夺权而处处对于蒋介石加以掣肘,甚至不惜以破坏北伐为代价。也因此,蒋介石在初具实力之后,便不再隐忍,于北伐期间所发动的清党,以及后来的五次剿共,重重打击了共产党在中国的实力与势力--当然,也在历次战斗中诛杀了不少共产党徒。后来若非因为西安事变而使得中共得以喘息,以及中共利用对日抗战期间藉由假意抗战而壮大自身,终究窜夺了中国政权,否则,蒋介石绝对有极大的机会在其手中埋葬中共势力。

因此,中共党徒对于蒋介石自然是极端仇恨,他们除了将蒋介石列为战犯名单的第一位之外,窜政之后,更是大肆的窜改历史,并利用扭曲了的史观诋毁蒋介石。在维基百科(Wikipedia)中便有这么一段叙述:“在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媒体(包括教科书)曾长期将蒋定义为负面人物,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指责蒋‘背叛总理(孙中山)遗志’,‘背叛革命,血腥屠杀革命群众’。抗日战争中的蒋中正被认为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忽略抗日、枉顾民族利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1990年代以前),蒋被批判为‘蒋帮头子’、‘流氓刽子手’、‘新兴军阀’、‘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群众之仇敌’、‘背叛革命’、‘反革命’、‘反动’、‘无耻’、‘美帝国主义走狗’、‘美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等反动势力在中国的代表’等。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评价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见维基百科,蒋中正栏目)。

除此之外,在蒋介石退守台湾之前,原本作为二战盟友的美国,亦有不少外交官和驻华记者,对于蒋介石也展开严厉的批评、甚至是人身攻击。这其中,曾发生的“史迪威事件”和“美亚事件”最为人所熟知。而这些对于蒋介石的严重谤辱,使得美国改变其对华政策,并试图调停国共之战争,而处处牵制蒋介石,最终使得神州沦于中共之手。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当时美国外交官及一干驻华记者,其对于蒋介石的诸般攻击,若非来自于受中共宣传所欺骗,就是其本身即具左倾之政治意识型态,因此使得他们相信或宣传毛泽东才是一个“真正的土地改革者”,而蒋介石则是个冥顽不灵的好战份子。亦即,归根究底而言,在此日后流行于西方学界、政界某些圈子中的对于蒋介石极端负面的形象,其实也正是中共操弄下的结果。

蒋的伟大贡献在于认清共党并阻绝于对岸

本文题为“谁恨蒋介石”正是要提醒今日许多无法正确对待蒋介石之历史地位者,蒋介石今日在历史上之荣辱,是与其和共产党的斗争密不可分的,他的伟大贡献就是在于与共党的斗争中,认清了共产党之真实面目,并将共党势力阻绝于台湾海峡;而对于他进行无情攻击的人们,则若非是共产党徒或其同情者,就是被共党塑造的扭曲历史所欺瞒而不自知者。而若欲正确的评价蒋介石,那么,他终其一生与共党战斗的历史,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

最后,我将摘录蒋介石于1961年12月30日应美国基督教杂志之请所撰的题为“共党是人类最大的敌人”证道词中的几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论,并以为提醒世人、关注当前已突破2000万的“三退”浪潮:

我们可以静下来自问一声,我们是否已经到了像启示录二十章所说的一千年的尽头呢?“撒旦必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的列国,就是歌革和玛各,叫他们聚集争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任何与共产党徒妥协的企图,等于开着眼睛,自甘坠入共党的陷阱,或开门揖盗。假如自由世界遵循这一途径,则它不但不是重建上帝的殿堂,而且开拓一条自趋沦亡的道路。这种妥协的努力,正是敦请撒旦来君临世界......现在正是发动这种反共十字军运动的最恰当时间。共产党的暴力统治尽管有它的效率,但是它们已吸乾了铁幕后人民精神生命的泉源。历史昭示我们,人类是以神为中心的动物,信奉上帝即可得到人类所渴求的任何东西,若无信仰,人类的灵魂即趋于沦亡。

郭宇宽: 我们住在贫民窟,但我们是业主

【大纪元4月7日讯】印度那些住在贫民窟的人,很多时候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悲惨……

外地朋友聚会,房价成了提升地区自信心的最主要指标,哪个地方房价高,哪个地方的人身板儿都高了一截,特别是来自中西部地区或者浙江江苏农村的朋友聚到一起,一个说:“我们那儿房价也上5000了。”那个就会接上:“这算什么,咱那儿都上6000了。”言下之意,别以为就上海北京牛逼,看谁还敢小瞧咱,那口气跟赫鲁晓夫和尼克松著名的厨房辩论一样。

不过前一段时间,一个印度孟买的朋友把北京上海的威风都给灭了。聊到房价问题,她说孟买像样点的高档公寓楼平均得4000美金一平方米,说得举座皆惊,要知道人均GDP印度可远远没有赶上中国啊。去年年底我去了一趟印度,发现此言非虚,孟买的房价水平足以灭了上海北京经济崛起的优越感。

能在孟买买一套体面公寓的,在印度社会中绝对属于上层社会,这样的公寓通常有不错的社区环境,穿着制服的保安,小区里甚至有网球场和游泳池。要买这样一套公寓即使对于政府公务员或者教师一类的中产阶级来说,也是极为吃力的。而且印度不像中国一样有房价双轨制,干部可以买到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房子,很多印度的军人、公务员、大学教授虽然可以享受不错的住房,不过一旦离职就要搬出去。

在中国,房价的上升已经给大量尚未买房的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惟恐以后无立锥之地,哪怕背上巨额贷款也要买房,没有房子的人和咬紧牙关买了房子但转而成为“房奴”的人,与地产开发商之间已经产生了某种对立情绪。那么,在印度这种矛盾岂不是要更加尖锐?

在孟买贫富差距是如此明显,由于法律对迁徙权和乞讨权的保护,孟买涌入了大量寻求生计的人,让很多中国人到印度会感到得意的是,孟买和上海相比从外观看一点都不像国际化大都市的样子,可以用脏乱差来形容,乞讨者随处可见,高楼大厦边上就挨着贫民窟。不知道这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看着高楼大厦会是什么心情,他们大概一辈子也买不起这样的公寓。

和那些公寓相比,贫民窟简直是地狱,成片低矮的小房子和20年前上海的棚户区差不多,拥挤不堪,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子,可以住上一家5口人,甚至更多,环境也极不敢恭维,杂乱无章,没有绿化,没有运动场所,孩子们只能在街道上打板球。但奇怪的是,这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似乎很有些悠然自得,大概也和印度人乐天知命的民族性格有关系。作为外国人,如果你路过表示一点点好奇,他们就会主动邀请你进他们的“寒舍”坐坐,这些住在贫民窟中的人丝毫没有扭捏、不好意思的表示,还会给你端上特别甜腻的印度茶,大方给你展示他们在哪里睡觉,哪里洗衣裳,哪里做饭,还会给你打开家里的电视机,指给你看他养了一缸金鱼……

尽管这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通常教育程度不高,还会主动用口音很重的英语有一句没一句地和你聊天,“你是日本人么?”“噢,中国,太好了,我喜欢中国。”无论大人孩子眼中都分明有一种自豪感,既有为自己的房子的自豪,也在邻里面前为家里来了一个外国客人而自豪。在这里我听到一个词让我诧异不已,这些住在贫民窟的人被称作“贫民窟主”(slum-owner),这个词简直充满了幽默感,我们住在贫民窟,但我们是业主(owner)。

他们怎么能叫业主(owner)呢?这些房子按照我们的标准都是不折不扣的违章建筑,十几年前一些无家可归者和外来移民选择在无人关注的铁道边、垃圾场边落脚。印度的宪法规定,印度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你愿意在哪里登记,就可以在哪里投票;同时宪法还规定“印度公民有选择在哪里居住的权利”,这条规定看上去有点滑稽,我问印度朋友:难道想在哪里住都可以?那跑到新德里在总理府门前搭个帐篷,跟总理作邻居行不行?或者把帐篷扎在人家私人花园里行不行?他们告诉我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操作上比较难,因为主人会把你赶走,这是人家的地盘。不过如果你成功地在一块地上住了一段时间,比如一年,别人没有赶你,以后就再也不能赶你了,这倒挺符合卢梭的契约理论,默认也可以视为一种契约。后来我发现果然不假,印度很多富人的宅第和花园都会竖一块牌子:“私人财产,禁搭帐篷”。

今天住在孟买贫民窟的几百万人就是这样获得产权的,他们的理由是当年这块地儿没人要,我们才住在这里,今天土地升值了就想把我们赶走,没门儿。今天大片的贫民窟占据了孟买市区的黄金地段,孟买的地价比上海和北京要高出很多,前面提到4000美金/平方的房价中,往往超过百分之八十都是地价,所以假如能把那些贫民窟的居民迁走,安置在远郊哪怕面积大上十倍的房子里,对政府以及开发商都是非常划算的买卖,而且很容易找到类似危房改造的理由。

但在印度强制拆迁是行不通的。特别是这样集中的大片贫民窟,个个都是钉子户,牵一发而动全身,随时可以引发示威乃至骚乱;而且政治家得罪了这些“贫民窟主”就会丧失选票,所以不让这些“贫民窟主”得到心满意足的补偿,让他们搬家是不可能的,这使得印度拆迁成本巨大,这也是孟买房价如此之高的主要原因。但尽管房价如此之高,房地产却并不是畸形的暴利产业,底层的群众成了土地升值的最大受益者。笔者吃惊地从一个搞IT的商人口中得知,2006年某媒体排出印度的500个最有钱的人中,只有6个是地产开发商。

这样一来,高昂的公寓价格对“贫民窟主”来说倒是件好事,他们非但不嫉妒反而有些幸灾乐祸,我听见不止一个人说:“这些有钱人就该让他们多花点儿钱。”而那些住在贫民窟的人,很多时候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悲惨,贫民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一些“贫民窟主”在经济条件改善了以后,也会修整自己的房子,不少贫民窟房子也装上了在印度算是奢侈品的空调,甚至不少公务员、教师为了省钱,也租贫民窟的房子来住。在贫民窟区域,政府也建了实用的医院、学校之类的公共设施。

贫民窟在印度也不意味着居住者都是赤贫的人,他们在此安居乐业,往往在附近上班或者做生意,甚至建起小作坊,当起个体户,一些区域还发展出了特色产业,建立了合作社,有的地方以生产首饰闻名,有的地方以生产陶器闻名……。这些住在贫民窟的人成了地道的有产者,个别人甚至已经买得起公寓,不过仍愿意住在贫民窟里,因为这里有他的“厂房”。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住在贫民窟的人也对自己的房子有一种自豪感,在中国贷款买大公寓的人被戏称为“奴”,而在孟买住在贫民窟里的人,被称作“主”。因为那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的家园,即使简陋,也意味着他在孟买这个印度最富裕、最国际化的都市的某个甚至黄金地段有一块谁都拿不走的产业。

很多“贫民窟主”是这样的背景,他们来自农村,为了谋生来到孟买,当得到一间贫民窟的房子,就意味着他在这里彻底站稳了脚跟,他们并不急于改善自己的生活居住条件,而是源源不断地把钱寄回农村老家,在老家的村子里盖一间让乡亲们都羡慕的大房子,他们的孩子能在孟买接受教育,上英文学校,也许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而当他们老了以后,他们会把贫民窟的房子留给孩子,或者租给别人,自己回农村老家的大房子里享天年。

很多中国人来到孟买会非常得意:“你看印度最大的城市都解决不了贫民窟问题。”这种得意显示出我们的浅薄,在很多人眼里,整齐划一的街道、摩天大楼、让贫穷者远离我们的视线、不要让农村人涌入城市来分享城市的福利,是比公民的宪法权利和哪怕相对公正的发展机会更加重要的事情。所以表面上看印度高楼大厦边上就是贫民窟,其实印度的贫富差距并不大。笔者在印度一份主流报纸上看到一个专栏作家的文章,标题是“中国模式为什么不是印度的选择”,也许能够代表印度知识界一部分人的观点,她讲她刚到中国时看到中国的城市发展水平比印度高很多,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没有小房子,后来从北京市区出来只是几十公里就看到大片的农村地区,发展水平及基础设施状况和印度农村差不多,她就得出这样的发展路径不可靠的结论。

还有一个让笔者自己也感到吃惊的信息值得分享,我刚到印度时,一方面对贫民窟很感兴趣,一方面又担心安全问题,总得叫上当地人陪同才敢去转转。因为我们有一个很顽强的偏见,外来人口和穷人是犯罪的根源。而很多印度朋友都告诉我,印度的贫民窟比新德里的大街还要安全,一个孟买的社会工作者告诉我,女孩子深夜走在贫民窟的巷道里,用不着为安全担心,这里也没有小偷强盗,谁假如遇到危险,只要喊一嗓子,就会有很多人出来帮忙。他补充说:“这里是他们的家,他们是这里的主人,他们爱这个地方。”


--原载:《南方周末》,2007-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