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4月14日(星期六)
检方指控严正学的四项罪行:秘密参加民主党并与海外成员勾结、插手温岭农会事件、为刘宾雁募捐、撰写文章攻击党和政府以及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只有最后一项被法庭认定罪成,李建强律师星期五接受本台采访解析判决……
纵观横察力虹被指控的所有文章,并无任何一篇号召国人起义或暴力推翻国家政权或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实质上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正是中共当局!中国实行的从来不是所谓社会主义制度,毛时代是典型的极权专制封建共产制,如今则是是典型的特权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
中国人权律师高智晟自2006年被中共当局拘捕以来,美国政府一直高度关注。日前消音近半年的高律师通过其他维权人士透露他在被关押期间的被虐待实情,美国国务院一资深官员表示,“我们很关注高律师在拘押期间所受的虐待,也很关注他被定为煽动颠覆罪的‘承认’实际是在强迫中造成的。”
BBC消息,“虚拟警察”将负责在网上接收举报、制止网上有害信息传播行为和违法犯罪活动、协助维护网上秩序等,同时,中共多个部委从4月开始将联合组织为期半年的打击网络淫秽色情专项行动。此项大动作中还包括“扰乱社会秩序的谣言、侮辱、诽谤等有害信息”,而网上视听节目、聊天室、电子刊物、论坛、博客等也将受“重点整治”。
晚上8点,徐江姣告诉我们:“今天下午他们把我叫去签协议,他们的错误处罚都不撤销,就是赔我财产6万元,还有就是说我家庭困难,三州乡政府同情我,分两次给我补助20万元,但要我写保证以后不能再上访。我没有签,因为我接受不了。
4月13日上午,自贡市凤凰乡大湾村13组一块撂荒10年的20多亩土地,几经冲突对峙,今天在当局派出的800多人的强大阵容的争夺下,终被占据,顺利施工。护地农民电告记者,慑于当局的强大镇压力量和人数的悬殊对比,他们无法阻挡当局的强暴施工,土地被迫失守。
一对被强制拆迁的来自湖北省红安县的夫妇身藏三米横幅,他们被天安门警察截住,表示要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后被抓走。据称,他们已数次在天安门广场被抓。13日,还有十几名来自黑龙江、湖南、山东、吉林等地的访民于不同时间分别在天安门广场旗杆附近跪旗、跪毛泽东像的也一概被抓到前门派出所关押,后来被当地驻京办政府纷纷押走。
2007年4月6日,维权英雄高智晟的声音,在相隔八个月后,出现在网路音频中,如陨石坠海,引起一片谴责共产党、“寻找高智晟”的正义声浪。但追溯资讯源头,我们不能忽略另一位英雄——胡佳。
近年来,除了文字稿的《九评共产党》在大陆被广泛传播外,新唐人制作的声像并茂的《九评共产党》录像更是大受欢迎。14日,一位北京民众表示,我们附近的一千多户人家,收到的两张新唐人九评录像光盘不但自己看,大伙还分头刻录,到处去传。大伙围成一堆的议论,都说,这九评说的太对了,我看共产党这就要完了。
这些古稀老人的呼吁并没有得到政府的积极对待,相反,公开信发出之后,呼吁信的签名人却遭受退休前工作单位或警方的压力,不久前,重庆警方仍上门警告蒋文扬先生,声称这样的签名“对你们不利,后果不好。”而在 4月6日的会议期间,“一直有两辆身份不名的汽车跟踪守侯”。
董存梅的起诉中称,2006年4月15日,在《大众电影》杂志第8期以《〈董存瑞〉:“真实”创造的经典》为题刊登了署名为沙丹的文章,该文章介绍 了导演郭维讲述的电影《董存瑞》的创作过程。文章写道:“在真实中,董存瑞死后并没有立即被评为烈士,仅仅是通知家人他牺牲了。更重要的是,没有谁亲眼看 见他托起炸药包的情景,这完全是事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
在香港准备庆祝回归中国10周年之际,由香港50多个民间团体组成的民间人权阵线,已经获准在7月1号如期举行大游行,游行的主题是“争取普选,改善民生”。
二十年前的今天,1987年4月13日,全斗焕突然发表讲话,一改前几月表演的开明秀,悍然决定在1988汉城奥运会之前“停止有关修改宪法的讨论”,下届总统仍将按现行“宪法”由占选民人数比例极小的“选举人团”选举产生。他还对在野势力和等待学生进行恐吓和威胁,声称要“严惩暴力和破坏社会安定的行动”。
4月4日下午1时30分,湖北襄樊市襄城区人民法院,高玉枝站在门前的公告栏前焦急地跺着脚,不时探身向远处眺望。此时,离其兄高天虎“涉嫌诬告陷害罪案”公开审理只剩半小时。
严正学的哥哥和妻子朱春柳星期五收到律师的通知后下午到法庭听判,朱女士告诉记者,原本的指控“颠覆政权”罪被驳回,但“煽动颠覆”罪成,判刑三年…
朱春柳:“就是文章上面判他三年,比预期轻了一点。现在不是‘颠覆’,把民主党那一指控也拿掉了,就是‘煽动’了。”
检方指控严正学的四项罪行:秘密参加民主党并与海外成员勾结、插手温岭农会事件、为刘宾雁募捐、撰写文章攻击党和政府以及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只有最后一项被法庭认定罪成,李建强律师星期五接受本台采访解析判决…
李建强:“四个方面的罪状,我们找到证据其实都是可以推翻的。第二第三项的行为都是合法行为,不是颠覆行为。但检察官说因为他是民主党秘密党员,别人做可以理解,你做就有颠覆国家的图谋。这样我们把民主党党员身份剥掉,这些指控都站不住了。都被撤销了,就剩下了一个写文章,也不多,就十篇。”
记者:“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李建强:“他揭露当地贪官污吏迫害百姓的情况,还有就是一些历史性的东西,比如说毛泽东的私生活。”
记者:“相对比预期轻的判决有什么因素?”
李建强:“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严正学坚称自己不是中国民主党党员;第二很多民主党的朋友勇敢的挺身作证,提供书面证词,这是法院驳回检察院指控的最重要因素;第三是国际组织,海内外对这案子高度关注,包括媒体,在舆论监督之下形成强大压力,暗箱操作是不可能了。
再加上这些司法官员比较理性,驳回检察机关原来的罪名,换上比较轻的罪名,有比较先进的司法理念,这一点我们表示欢迎。
但最后的这个给他定罪,我们很遗憾,因为写文章批评政府本身是履行宪法权利,公民是有权批评政府的。而且严正学文章内容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没有关系的。”
严正学在庭上没有提出上诉要求,律师估计出于身体状态,以及上诉未必能改判的考虑,不愿延长审判期。李建强说考虑期有十天,他将于下周前往会见严正学商量,律师的意见是该案还是应该上诉的。
家属表示庭上看到的严正学十分虚弱,朱春柳说…
朱春柳:“以前的活力都没了,没有精神,没有神采,比较虚弱。”
代理律师李建强星期五早上才收到下午开庭的通知,无法从山东赶往浙江出庭。他指当局没有遵守开庭前三天通知的规定。
严正学的好友,同样在台州的民主人士吴高兴认为,当局这次判决主要考虑因素是当地社会影响…
吴高兴:“不管他判多少年,这都是政治迫害。但是从现实情况上来看,律师的辩护还是比较成功的。为什么严正学这个案子判的不算重,特别是和力虹比较,主要还不是因为国际舆论,主要当局考虑国内影响,尤其是当地群众的影响。
因为严正学在当地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如果把他重判的话,会引起当地群众,特别是温岭失地农民的极大反感,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身为画家的严正学因揭露地方行政司法腐败,曾多次被拘留甚至劳教。他近年不断协助基层民众维权,去年十月被抓捕,今年一月底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
【大纪元4月14日讯】文章摘要: 在一个绝大多数国人皆明哲保身、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的社会,诗人作家力虹出于良知挺身而出公开谴责中共恶意放任纵容大量活割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惊天罪孽之举当然是英雄,他的言论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完全符合《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更符合人类见义勇为的最高道德标准;他一无任何造谣诽谤或类似造谣诽谤方式,二没有任何颠覆国家政权或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或动机,而仅有谴责中共祸国殃民反人类反道德的惊天罪孽之英雄壮举,因此力虹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力虹案是中共专制暴政再度公然践踏法律,无罪重判中国良心知识份子的又一恶例。一审判决甫出,舆论一片哗然,众多人士[1]勇敢地发声公开谴责中共党控法院的荒唐。但也有少数民运人士质疑甚至指责之[2],而那只雌鼠再次不懂装懂胡说力虹依法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3]!然而,力虹真有罪吗?!他真是所谓投机吗?!迄今既无从看到判决书,也未看到辩护律师的辩护词,因而对中共判决张建红的表面理由无从知晓,但其真实原因则是中共当局欲掩盖其恶意纵容放任活割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惊天罪孽,而疯狂打击报复敢言正义之士。
力虹到底有何[犯罪事实]与证据?
力虹被控且被认定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其全部事实与证据是其在网上发表的63篇文章,其中主要指:《被盗的器官在呼啸》、《活摘门方兴未艾、奥运门又将开启》、《面对活摘门,欲出应对法》《面对调查报告布什么将说什么?》《愿意参加这个历史性的调查》《吴宏达先生的理性毋庸置疑》《吴宏达想要干什么?》《传九促三是中共过不去的坎》《还我高智晟,还我中国的良心》《为民请罪的高智晟》。我认为中共当局之所以无罪重判张建红,根本原因在于张的上述谴责中共惊天罪孽的文章,特别是《吴宏达想要干什么?》。因为,吴宏达先生在2006年3月22日(即苏家屯惨案3月9日首次曝光后13天)给美国国会议员写了一封密信,强烈质疑苏家屯惨案并草率地下结论[4]称:“报导不可信,报导与事实不符,对报导持疑并质疑[消息编造者]的意图”。 由于吴先生是劳改专家且有中共活体移植死刑犯人体器官问题专项研究,使之在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被活割盗卖问题上的强烈质疑及否定性评价极易误导公众,客观上起到了中共有力同盟者的作用。7月7日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和检察官大卫·乔高及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经两个月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出具了一份内容详实,分析到位,证据充分,推论令人信服的调查报导,得出结论:“指控是真实的。我们相信,从法轮功修炼者身上大规模强行摘取器官的行为一直存在,而且现在仍然继续着。”而张建红通过详尽严密分析将吴论驳得体无完肤,使得中共在此重大危机关头的一位强有力的同盟者失效,因而脑羞成怒,因此张建红被恶意报复是可想而知的。
中共历来俱怕事实真相,因为其夺权及霸权始终建立在欺骗谎言恐怖暴力基础上,一旦真相公开,中共政权一天也无法维持下去,这正是中共窃权盗政58年来始终极力推行愚民政策、新闻封锁、野蛮实行文字狱的根源。中共当局对一般民众的呼声从来不屑一顾,对不涉及其当权基础的批评,如今稍能容忍,但对触及其根基的任何公开批判谴责必定全力打压或持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流氓心态,对那怕是国际知名人士的谴责也是采取一封二赖三冷冻的策略,然而中共当局却惧怕国际社会西方政要的强烈谴责,因为中共政权的苟延残喘,有赖于国际资本的输血支撑,还因为其是欺软怕硬的流氓犯罪利益集团;而一旦证实中共惨无人道活割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惊天暴行,则全球必将抛弃中共;因此,极力掩盖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罪恶的真相,自然成了中共日夜惊恐不安的心病,可是张建红不但反复公开谴责中共的暴行,而且他的分析评判无疑是相当到位的。
张建红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作家。自27年前积极投身于反抗中共专制暴政的伟业,其入木三分的洞察力,一针见血的分析评判,使得中共在此问题上的最力同盟不攻自破,怎不令中共当局丧心病狂。刘晓波作为国内著名异议知识份子,从未发表任何谴责中共当局活割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文章,决非他不知道该惊天暴行,也非其未闻上述调查报告,而是刘先生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中共当局的要害与最怕!正是在此意义上,我称赞力虹是[真正的中国知识份子英雄]!他纯属出于道义与良知,明知风险巨大却大声疾呼,旨在唤醒国人的良知,制止中共暴行!张鹤慈先生将力虹的良知解读为政治投机,完全误读了力虹!
其实,力虹的所谓悔过,如果真有其事,可以肯定是受骗上当[5]!遗憾的是其辩护律师不该说的(如所谓悔过及若不起诉认罪也可及前景乐观)大说特说,而该说的(抗议非法秘密审判辩护词及判决书)却保持高度沉默。
必须指出的是:张鹤慈先生是令人尊敬的民运前辈,早在1963年便与郭世英、孙经武一道因[反革命集团罪]名被捕判劳教2年,结果在劳教场所16年!张先生也是有相当理性的。然而,张先生却说:“一个人是凡事多想想,6000人的活摘等事情,用不了太多的智慧就可以弄明白的”!言下之意乃活摘不可信!然而不是6000人,而是按照中共公布的自1999年7月迄今移植人体器官的骄人业绩至少有41000人的人体器官无法解释来源!我不知道张先生是否读过上述《残忍的活摘器官——加拿大关于中共活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2006年7月7日首版,2007年1月31日增补版将原版十八种论证方法扩充到三十三种)。中共专制暴政犯下的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罪孽可谓铁证如山。而且国际社会西方政要公开谴责,众多主流媒体,报纸,电视,杂志大量报导关注该事[6]。中共专制暴政的这一惊天罪孽业已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7]。
正因为力虹是身在中国大陆却持续批评中共当局活割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极少数真正的知识份子,正由于他以无可置疑的雄辩将吴宏达先生对该人权惨案不负责任的质疑结论驳得体无完肤,触及了中共流氓犯罪利益集团的要害,因此才有中共法院的枉法裁判。然而即便依完全体现中共单方意志的恶法《刑法》第105条第2款的规定来衡量力虹的言行也肯定不构成犯罪,更不用说构成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刑法》第105条第2款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首先,该法条肯定属恶法无疑,其旨在剥夺国人的政治言论自由权,而恶法非法因而公民并无义务遵循之;即便恶法亦法能够成立,其前提乃是:允许公民公开批评质疑该恶法,且政府有义务及时在法定期限内废除或修改之。其实即便依现行《宪法》及《立法法》有前上位法与下位法效力的规定,该第105条也因其明显公然违宪而自始无效。退一万步言,即便不考虑抗辩恶法,也姑且不论违宪法条的法律效力,力虹在海外互联网上发表纯属个人政见的主张,或是公开声援支持高智晟发起的维权运动,及公开谴责中共放任纵容活割盗卖大量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惊天罪孽,皆乃国民依法行使《宪法》第35条之言论自由权。而言论自由主要是指政治言论自由,当代老牌正宗民主国家对其中最主要的三项──诽谤政府、对出版物的事先限制及主张革命及颠覆政府的言论皆属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之列。即便按上述《刑法》105条第2款,力虹对时事政治或重大事件发表个人政见或批评有功无罪,那是他作为一名公共知识份子的权利与责任。
其次,按该款法定要件,欲追究此罪,控方首先必须证明力虹有造谣诽谤或有类似造谣诽谤的其他方式,其次必须证明他有颠覆国家政权(不是中共政权)或推翻社会主义的目的。力虹既不存在任何造谣诽谤之情形,也没有任何类似造谣诽谤的其他方式;他作为一名知识份子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任何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更无推翻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而证明前述两项要件的举证责任皆归控方,只要控方不能或无法证明则必须推定力虹无罪!
再次,声援支持高智晟发起的维权运动不存在所谓造谣诽谤之说,谴责活割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暴行,同样不存在任何所谓造谣诽谤之虞;控方欲证明力虹造谣诽谤,首先必须证明四位证人造谣诽谤,其次必须证明两个大卫造谣诽谤,还必须证明力虹造谣诽谤。因为构成此罪者必须是故意,而过失不可能构成犯罪。然而在控方未完成任何一项法定举证责任的前提下,宁波中院断然认定罪名成立!而且直接认定控方未指控之[罪行重大]!法院实质上越权行使了未经指控未经法庭质证辩论的公诉权,十分明显该案的判决并非宁波中院能够决定,而是中共胡氏专制暴政的旨意。
最后,纵观横察力虹被指控的所有文章,并无任何一篇号召国人起义或暴力推翻国家政权或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实质上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正是中共当局!中国实行的从来不是所谓社会主义制度,毛时代是典型的极权专制封建共产制,如今则是是典型的特权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其文章的主旨皆表明,他始终反对中共一党专制暴政,反对没有思想、言论、新闻、舆论、出版、结社自由的现实。而反对中共决不等于反对国家政权!更不等于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在一个绝大多数国人皆明哲保身、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的社会,诗人作家力虹出于良知挺身而出公开谴责中共恶意放任纵容大量活割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惊天罪孽之举当然是英雄,他的言论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完全符合《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更符合人类见义勇为的最高道德标准;他一无任何造谣诽谤或类似造谣诽谤方式,二没有任何颠覆国家政权或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或动机,而仅有谴责中共祸国殃民反人类反道德的惊天罪孽之英雄壮举,因此力虹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为力虹抗辩也就是为我们每位国民的政治言论自由权抗辩;鉴此,南郭再次呼吁全体独立笔会会员,每位自由文化运动成员,全体中国知识份子,全体国人(若不敢真名实姓就匿名吧)关注力虹发出你们真实的心声,声援支持力虹,捍卫我们受宪法保护的政治言论自由权!
2007年4月1日第58个绝食维权抗暴日于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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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钧、曹维录、东海枭、冯楚、郭学友、郭永丰、韩杰生、贺伟华、侯文豹、陈西、杨小阳、姜力钧、李吉力、烈雷、刘志成、秦耕、石雨哲人、孙文广、睛天、万里、晓路、曾宁、归宇斌、章天亮、张伟国、伍凡、楚一伍,独立中文笔会及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均发文声援支持力虹。
[2] “力虹提出的对中共的具体的指责,就像是指责一个人是杀人犯一样,他至少是重复了苏家屯6000人活摘的指责。这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你必须提出指控的根据,否则,对方可以反控你诽谤。我认为,对力虹的辩护,他只是重复了法轮功的苏家屯,6000人活摘的指责。这个说法不是出于他,他最多也就是偏听偏信。一个是凡事多想想,6000人的活摘等事情,用不了太多的智慧就可以弄明白的。二是说话前,先掂掂自己的酒量。特别是,头脑一热,就跟着英雄冲出去了,自己也觉得自己也是个英雄。在看来是风平浪静的日子,要想到,明天就可能雷雨交加。没有和虎一搏的心理准备,就别过景阳岗”。张鹤慈
[3] “1、根据中国目前的法律,力虹可以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2、我们可以认为该法律是恶法,力虹无罪;3、但是律师这样做恐怕有难度;4、如果当事人坚持律师做无罪辩护,律师恐怕只能进行意义不大的政治辩护”[刘雌鼠]
[4] 吴弘达在该信中称“作为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研究者,我对有关‘苏家屯集中营’的报导持疑。”他列举了4条“怀疑理由”:首先,法轮功媒体称“苏家屯集中营”自2001年来关押了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但据中国资讯中心记者的现场调查,该区域不存在可拘禁千余人的监狱或类似的拘留场所或设施。其二,20多年来,中国政府确实大量地摘取死囚器官,但器官摘取和移植需要相关的设施和一定的技术设备。据我们调查,所谓的“苏家屯集中营”并不存在施行器官手术的技术性可能。其三,“大纪元”“修正”后的报导显示,“苏家屯集中营”位于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该院有460名工作人员。据我们所知,此种规模的医院其从事外科手术的医生数目通常不会超过20人。这20人中具有器官移植技术的则不可能多过10人。据“大纪元”报导,4500名法轮功成员在这里被摘除了器官。如果我们假定每个法轮功学员仅被摘取某一种器官,那么这10名医生在三年中共施行了4500例器官移植手术,即10名医生每年1500例手术。以我个人的认知,这种报导不可信。其四,报导并提及被摘除的器官随后出口至泰国,在泰国它们被移植到相关患者身上。而事实情况是,泰国法律明文禁止器官进口。显然,该报导与事实不符。结论:“基于以上诸点原因,我对“苏家屯集中营”的报导持怀疑态度。我并且质疑消息编造者的意图。”
[5] 毕时园称据内部消息力虹系被中共骗了,中共初时承诺只要认罪便可从轻发落;因此也才有李建强的前景乐观说,也才有他在审判结束后的所谓悔过书!
[6] 除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之外,最早报导苏家屯惨案的西方媒体是美国华盛顿时报,有意思的是,那只[雌鼠]迫不及待地在自由中国论坛上贴云:“华盛顿时报是一份小报!”据不完全统计,如今世界各国主流媒体报导苏家屯事件引起世人注目的中共活割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人权惨案者有:A:美国之音、BBC、路透社、英国CHANNEL4、法新社、加通社、加拿大广播公司、加拿大电视台、比利时国家电视台、澳洲ABC电视台、瑞典国家电视台、瑞士电讯社;B:加拿大国家邮报、基督教科学缄言报、圣路易斯邮报、美国《国家观察》杂志、《美国大众媒体》、悉尼晨锋报、瑞典哥德堡晚报、渥汰华公民报、皇家医药期刊、那不勒斯日报、比利时晚报、福克斯、丹麦日德兰邮报、丹麦林时报、澳大利亚人报、德国西南新闻、日本VOICE杂志、麦卡法广告报;C:大赦国际、加拿大记者俱乐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办的《健康伦理人权讨论会》、欧盟副主席、法国《为了人权而行动》组织、爱尔兰外交委员会、台湾陆委会、联合国将组织调查团、芬兰外交部长代表欧洲向中国外交部长正式提出关注该人权;D: 美国、加拿大、德国、澳洲、新西兰、法国、韩国、丹麦、比利时、爱尔兰、英国、芬兰、瑞士、瑞典等国皆有不少议员正式向各国政府提出议案。法国司法部长、台湾副总统、欧洲委员会2006年二次决策会议11名委员联名提案、由此可见,中共专制暴政活割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惊天罪孽真相正在全球被彻底揭露。大卫乔高及大卫麦塔斯所作的调查及他们对中国人权的伟大贡献令人敬佩!
[7]大卫乔高和麦塔斯游说全球十五个国家或地区,向各国议会、政府、非政府组织、外交官、医学教授、宗教团体、媒体和公众等介绍他们的调查报告。该报告目前已被翻译成九种语言。而他和麦塔斯纯属义务受理调查。目前已经在四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澳大利亚政府和反对党达成共识,要向中国政府提出独立调查;在赫尔辛基举办的高峰会上,芬兰外长代表欧洲向与会的中国外长提出了对这一人权伤害的关注,并要求独立调查;去年九月底,在日内瓦联合国第二届人权大会上,乔高向各国代表们介绍了调查报告;两位调查员应邀在美国华盛顿参加了一系列会议,包括在美国国会国际关系“监督和观察”小组作证。欧洲人很关注那些关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欧洲人希望进行一次独立调查。至少五亿三千万欧洲人通过他们的高峰会已经同中国政府提到了这件事,中共官员也许会忽视加拿大,但是他们不能忽视数亿的欧洲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付诸行动,全球的政府必须坚持,立刻付诸行动停止这一可怕的犯罪。
──转自《自由圣火》
【大纪元4月14日讯】(大纪元华府萧阳报导)中国人权律师高智晟自2006年被中共当局拘捕以来,美国政府一直高度关注。日前消音近半年的高律师通过其他维权人士透露他在被关押期间的被虐待实情,美国国务院一资深官员表示,“我们很关注高律师在拘押期间所受的虐待,也很关注他被定为煽动颠覆罪的‘承认’实际是在强迫中造成的。”国务院官员说自高律师被抓起,美方就反覆在北京和华盛顿提出此事,并对处理他的案件中很多极不正常的处理方式,审判过程,以及对他家人的骚扰多次与北京进行讨论。
美国一向认为,高律师和 像高律师一样的人们,试图在中国的法律体制内为维护他人的权利而努力,这些有助于中国的法制化,应该得到鼓励,而不是镇压。
【大纪元4月14日讯】中共计划在6月底之前,在全国重点网站和论坛设立网上“报警岗亭”和“虚拟警察”。BBC消息,“虚拟警察”将负责在网上接收举报、制止网上有害信息传播行为和违法犯罪活动、协助维护网上秩序等,同时,中共多个部委从4月开始将联合组织为期半年的打击网络淫秽色情专项行动。此项大动作中还包括“扰乱社会秩序的谣言、侮辱、诽谤等有害信息”,而网上视听节目、聊天室、电子刊物、论坛、博客等也将受“重点整治”。
人权组织此前曾经批评中共压制互联网言论自由,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去年曾经将中国列入其“互联网公敌”黑名单。
中共去年9月颁布新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进一步控制网上信息的发布,包括论坛和讨论区。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去年底,中国网民人数达1.37亿人,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0.5%。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互联网市场。
而目前中国博客数量已经达到2080万,当中315万博客是积极作者。中国曾经提出计划实行博客实名制,此举不仅遭到大多数博客作者的反对,也让人权组织担忧中国是借此进一步控制网络言论。
人权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在2006年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目前有至少31名记者遭当局囚禁,其中超过半数是互联网记者,他们多数被控“颠覆政府”或是“泄露国家机密”等罪名。
【大纪元4月14日讯】4月13日晚,海内外高度关注的徐江姣维权案传来惊人消息:天台县政府愿意分2次补助徐江姣26余万元,但是,附加条件则是让徐江姣写保证以后不再上访。上世纪,浙江省天台县三州乡农妇徐江姣因没有把三千元钱“借”给管计划生育的乡干部而被以莫须有的“破坏计生育”罪名扒掉房子,她向上级申诉后又被罚款。为此她上访十二年,多次被关押和非法拘留。
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天台县当局把她从北京押回天台,非法关押在一个小山庄。3月5日全国人大开会这天,她说要去找县委书记诉说冤情,结果被县政府指使凶手打成脑震荡,牙齿被打落两颗。此事披露后,浙江省及全国一百多名维权人士发表紧急呼吁,要求正在北京开会的“两会”代表关注此事。在舆论的压力下,天台县委书记徐明华亲自看望徐江姣,并表示“我们真心帮助你解决问题”。徐明华的这一郑重表态,得到浙江维权人士及《六四天网》等媒体的好评,并确实不怀疑他的诚意。
一个多月来,我们一直在关注此事,今天终于有了回音。晚上8点,徐江姣告诉我们:“今天下午他们把我叫去签协议,他们的错误处罚都不撤销,就是赔我财产6万元,还有就是说我家庭困难,三州乡政府同情我,分两次给我补助20万元,但要我写保证以后不能再上访。我没有签,因为我接受不了。他们不肯撤销乡政府对我没有违反计划生育而作出的错误处罚和公安局对我违法拘留的处罚,还不许我再上访。他们强迫我签协议,说不签协议就不给钱,但协议上有不许上访这么一条,还说要向外面公布的。所以我认为如果这样签下去的话,他们这样欺压百姓就全对了,根本没有真理了,哪里还有说法?如果我拿了钱后再去上访,他们就会说我无理上访,就更加可以关、压、打了。”
不可否认,相对于全国各地对上访者的严酷打压而言,徐明华书记所说的“我们真心帮助你解决问题”有其非常积极的一面!但是,花20余万元买断政府违法的责任,则在世界文明已进入法治时代的今天,不可想像。如果政府违法可以用钱买断,可以想像政府官员会无法无天到什么程度!
我们认为,徐明华书记及天台县政府表态并采取行动解决徐江姣问题,是值得朋友们高兴、值得社会各界鼓励的;但我们真诚希望不要附加任何条件,更不用说附加侵犯公民权利的条件。毕竟,上访、申诉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任何人和任何国家机关都无权剥夺。
──转自《六四天网》
【大纪元4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希文采访报导)4月13日上午,自贡市凤凰乡大湾村13组一块撂荒10年的20多亩土地,几经冲突对峙,今天在当局派出的800多人的强大阵容的争夺下,终被占据,顺利施工。护地农民电告记者,慑于当局的强大镇压力量和人数的悬殊对比,他们无法阻挡当局的强暴施工,土地被迫失守。他们说,从当局残忍的出手中看到了当局和人民水火不容和互为敌对的关系,当局夺了他们的地,也破灭了他们的幻想,当局和他们,不是和谐而是不共戴天。据村民讲述,4月13日早上8点一过,当局政府,其中包括凤凰乡倾巢出动的官员就有数百人之多。头戴钢盔的警察、便衣、涉黑人员也有数百人,再加上施工人员总计在800人左右。仅他们开来的各种车辆就达29部,可谓浩浩荡荡进入施工现场。而进入现场护地的农民才二十几人,早被湮没在官方的人海中。这些得以进入现场的村民大多是未被重点照顾的老少妇孺,根本无力挡下当局的强行施工。尽管如此,村民说除去大多数家庭中外出谋生的男人和年轻人外,一部份敢于冒死拚争的人都重点照顾威胁在家中外,能出来的人还是出来了。到场的村民说,从没见到这么强大的阵容和恐怖架势,以她们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挡不住当局的强暴施工。
对此,当地维权人士刘正有发表看法说:“当局用残暴的镇压公器和黑社会的恐怖力量,加上行政上的惩罚手段及官员的软硬兼施。农民无法和这种力量形成对比。特别是劳动力外出打工,只剩这几十个老弱妇孺的情况下,以1比30多人强壮猛汉,专业打手抗衡,是没办法的。”
目击者还透露说:尽管如此,这些到场的村民,仍顽强的守在现场,在充满愤怒和绝望的心情中,她们默默的记下这些人的面孔和车牌号,他们希望能公布网上,以此表达他们的不满。被记下的车辆牌号如下:
政府官车和警车有,川C29003,川C08122,川C141466,川C10119,川C16775,公安0173,川C2207,川C22629,川C2988公安,川C13322,川C19166,川C15286,川C0173公安,川C09188,川C5286,翔宇323大客车,警察0177,川C0407,川C0406,川C0173,019公安,0191公安,川C29238,川C08122,川C14166,川 C16775,川C37049
挖掘机2台,共计:各种车辆29部。
维权代表刘正有还透露:“三名维权代表几天来一直有人尾随跟踪,今天因受到重点照顾而未能到达施工现场。凤凰乡通知赖有芳、温勤芳、何淑芬当天下午3点到乡政府,那里有乡长向军、大安分局副局长、派出所所长等人。大安分局副局长对赖、温、何等3人宣布说:‘因今天上午你们没去阻拦施工,对你们的行政处罚拘留就取消了,你们把公安行政处罚拘留证拿出来,如果你们再去阻止施工,公安行政处罚拘留证立即生效,哪个多少天就照样拘留多少天。你们去上访的工天和费用,你们计算一下有多少费用来,由你们组里付这些费用。’赖、温、何3人告诉在场的人说:公安行政处罚拘留证,我们撕了。”刘正有说:“他们真的很流氓无赖,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威胁这些维权代表永远闭嘴。”
对于土地最终被占,刘正有说:“这个结果是必然的,不要说她们,我们自贡市万亩良田被占,都是政府通过暴力手段一块一块从老百姓手中抢走的,自贡市如此,全国如此,无论怎样的抗争,最后的苦果都是百姓独吞。这是制度性的掠夺,是整个国家机器对百姓的掠夺。只有打破这种制度,土地才会回归百姓。除此外,没有捷径。看到这点很痛苦也很绝望,但是这就是现实。”
据未能证实的消息指,开发商四川省荣新开发有限公司为今天到场的所有人开出费用,金额巨大有数十万元。
【大纪元4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子法报导)4月13日,在天安门广场抗议的十几名访民先后被警察拘捕,后被当地驻京办政府带回地方受罚。一对被强制拆迁的来自湖北省红安县的夫妇身藏三米横幅,他们被天安门警察截住,表示要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后被抓走。据称,他们已数次在天安门广场被抓。
13日,还有十几名来自黑龙江、湖南、山东、吉林等地的访民于不同时间分别在天安门广场旗杆附近跪旗、跪毛泽东像的也一概被抓到前门派出所关押,后来被当地驻京办政府纷纷押走。
这些访民都是因为各自的案子上访北京无果而被迫采取在天安门广场抗议的手段,试图引起更高方面的注意,从而得到问题的解决。(
【大纪元4月14日讯】2007年4月6日,维权英雄高智晟的声音,在相隔八个月后,出现在网路音频中,如陨石坠海,引起一片谴责共产党、“寻找高智晟”的正义声浪。但追溯资讯源头,我们不能忽略另一位英雄——胡佳。高智晟所处的“家牢”,受到封锁的严密程度,胜过武侠小说中的“铜网阵”。未料胡佳竟能与高智晟沟通,那方靠几角钱的电话卡,这边靠沉着的接录,迅即战胜十万网警,一举夺得人民知情权,这是多么大的维权战绩!
我们不能忘记,八个月前,也是这个胡佳,把高智晟幼女格格的20分钟录音传给世界,又把高夫人被国保殴打的亲口哭诉传出。中共为保护一党之私利,株连高智晟家属,悍然违犯保护妇女儿童的世界公约,也把“盗亦有道”的底线突破。胡佳则及时把中共劣行昭示天下,帮助不少麻木者直面中共的残暴,有所惊醒。
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多月前,那位八十高龄的女医生高耀洁,虽有赴汤蹈火救治中国爱滋病患者之心,却在中共围追堵劫中,举步艰难,监控她的警察,竟多达50名。她几次出国领奖的权利,也被无理剥夺。最近一次是,美国妇女组织“生命之音”为表彰她在维护被爱滋病感染的病人权益和防治爱滋病方面作出的贡献,决定向高耀洁颁发“女权活动人士”的年度奖,并由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蕊亲自为她颁奖,但中共千方百计阻挠她来美领奖。《亚洲周刊》在“高耀洁赴美胡佳网路建功”一文中披露:高耀洁医生最终获许前往美国领奖,背后是民间救助艾滋人士胡佳的努力,他以社区互联网和秘密手机冲破地方公安的软禁和谣言,让美方获悉真相,由希拉蕊亲函胡锦涛,这才得以成行。胡佳夫妇还亲自陪她到机场,送这位小脚老太太登上飞往纽约的飞机。高耀洁在登机口回身挥动右手,嘴角露出笑意——两代救世者,接力前行。此情此景,只有禽兽,才无动于衷。
胡佳本来是民间救治爱滋病人的热心人士,在独裁者制造的“好人难活”的畸形环境中,基于“大医医国”高贵品格,被逼得八面出锋,向顽劣势力作韧性出击。几年前,一个女大学生因在网路上发表文章,被判刑一年。胡佳为维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依照游行示威法条文,请求独自示威。结果呢,被“理所当然”地拒绝,并被派出所拘留。几十个小时之后,他告诉警察:“你们权力范围内的拘留时限已到,我该走了。”他起身便走,又“理所当然”地被一帮警察拳打脚踢,扑倒在地。我想这件事,胡佳先生今天回忆起来,也会哑然失笑的。人民的“理所当然”同权贵的“理所当然”,永远是两股道上的车,怎能幻想并轨?胡佳由幼稚到成熟,是惊人飞跃。每个正义之士,都为他的睿智,他的坚韧,他的成熟,受到启发和鼓舞。
“八面出锋”?没错。这不,2007年04月11日01时21分,胡佳发表新稿,就“小贩崔英杰一审判处死缓”发表高见。文章最后一段是:“导演悲剧的元凶在哪里。北京城管被市民俗称为‘二狗子’,顾名思义头号‘狗子’指的是北京那些侵犯人权的警察们。从名字上就凸显出这两个暴力群体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而他们恰恰是和谐社会的“捍卫者”,2008奥运会的“后盾”。有(在)他们的暴力侵犯下,你我作为普通公民,难道就不会成为第二个、第三个崔英杰吗?中国的城管和警察,当他们践踏普通人的尊严时,他们自己不也失去了尊严,当他们让普通人失去了安全感之后,他们自己也处于高度的风险中。从这个意义上,难道警察和城管本身不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吗?”简短的几句话,文情并茂,非和百姓心连心的人,非高瞻远瞩又能洞察精微的人,不能如此深入浅出,把方方面面说了个透,我冠以“高见”,想必读者也有同感。更不要忘记,这是他在又一次软禁中行文的呀!
今晨我坐在纽约皇后区植物园的长椅上,面对簇簇郁金香,构思本文。忽然听到旁边一个美国老太太自言自语:“Beautiful tulips!”(美丽的郁金香呵!)这花名,在我耳中的实际声音是:“求理普世”。“求理普世”,求索真理,普及世人 ;让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与民主、平等与民权的理念,尽快注入到求索者心中。这不正是胡佳品格的准确写照吗?
胡佳先生,请收下一位纽约古稀老人赠与你的这束郁金香吧!
──转自《自由圣火》
【大纪元4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子法报导】近年来,除了文字稿的《九评共产党》在大陆被广泛传播外,新唐人制作的声像并茂的《九评共产党》录像更是大受欢迎。14日,一位北京民众表示,我们附近的一千多户人家,收到的两张新唐人九评录像光盘不但自己看,大伙还分头刻录,到处去传。大伙围成一堆的议论,都说,这九评说的太对了,我看共产党这就要完了。※长期新闻封锁被各种方式突破 真像传播如飞瀑直下
九评书籍和录像通过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散发、海内外出入境人士携带、网络下载、民间复印刻录等种种方式在大陆广为流传。据称,在录像光碟中还有教人们如何突破网络封锁,以及接收新唐人电视和希望之声广播的方法等。大陆百姓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急速的接受着真相。
一位中学生告诉记者,他和同学在网上到处散发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一个多月就传了一万多人。一位湖南人说,他是通过收听希望之声广播得到突破网络封锁的办法,后来用1500元买到一台旧电脑后,如饥似渴的用了大量的时间浏览了海外网站上关于中国真相的各种报导,很快就进行了三退共产党,他还经常帮助朋友在电脑里安装破网软件,传播九评。
※童谣传“共产党就要完了”
在中国历朝历代,每到一个朝代倒台的前夕,就常有其倒台前兆的童谣在民间流传。据调查,近来,在天津儿童中也有“共产党就要完了”的童谣广传,孩子童声稚气,但出人意料的对大人说:“谁能打倒共产党啊,它自己把自己打倒了。”
一位长期监视维权人士的北京警察多次向维权人士索要九评稿件自己复印,在他调走后,新来的国家安全局的警察也继续索要九评和真相资料。
国家安全局的警察们对大陆一位著名的维权律师表示:我们也不是不知道党的腐败,我们也不想关押你们,就是为了吃一口饭。警察表示真正为共产党卖命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九评录像广传 民众深信“共产党要完了”
因北京政府的强制拆迁,饭店、住居、家财被当局一掠而空的叶国柱、叶国强兄弟在抗议中被当局分别判刑两年和四年。去年10月,叶国强被释放出狱。至今他们全家仍没有固定的住处,随时面临着流落街头的遭遇。通过自己一系列的亲身遭遇和在维权中接触的外界传来的有关共产党的各种真实消息,使叶国强从出狱时还称呼“党啊,我的母亲“变化到如今义正词严的控诉共产党,他撰文说:“人民大众难生存!莫说写入宪法的‘人权’保障百姓耳闻梦幻纸上见,就连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也同样是水中捞月,黄粱美梦。”
“听到‘共产党’这仨字,人们咬牙切齿,悲愤诅骂。因为十恶不赦的罪行都出自身披党政合法外衣的腐败狂徒所为。”
4月14日,一位北京人士对记者抱怨:“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现在我家周围的一千多户都在看九评录像,都说新唐人这个录像制作的太好了。他们对我说:给你个好东西,我看了这才知道还有个九评录像。大家不但自己看,还复制刻录到处散发。现在我们这里就跟76年地震时候一样,大伙都在聚在外面三一群、俩一伙的公开议论,都说,完了,完了,这下共产党就要完了。”
天津一位李姓人士说:那九评录像说的太好了,没有一点出入,共产党就是那么坏啊。那光盘我家还没有看完,别的家就来要,为了看录像大伙都排上队了。
北京维权女士倪玉兰长期坚持揭露当局迫害百姓的暴行,长期遭到监控。今年两会期间,她再度被当局关押。
北京六四伤残人士齐志勇、维权人士刘安军长期遭到当局的监控,他们邻居议论说:你看咱们门口那个残疾人,犯了什么法了,共产党还弄五六个警察成天到晚的看着人家,它们害怕到什么成度了,不是要完了是什么。
天津维权女士郑明芳在当局两年的监狱迫害下,患了严重的夜盲症,不但连斗大的字都看不清,身体还虚弱到连步行都很困难。因为她坚持向外界揭露自己的遭遇和积极参加维权,已经遭到当局两个多月的连续监控,不能出家门寸步。3月下旬,天津市政府的穆处长到郑明芳处希望她接受当局条件,不要继续揭露共产党。郑明芳回答说:
“你看我连路都走不了,眼睛都瞎到这种程度了,还把你们吓成这样,每天好几辆车、好几十人的看着我。现在可以说,100%的老百姓都在反对你们共产党,共产党已经不堪一击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继续揭露你们共产党。”
【大纪元4月14日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来临前,由杜光、戴煌、史若平、李昌玉、铁流等人发起的“总结历史教训、开放言禁、赔偿损失”的公开信,陆续在一些省份得到呼应,并终于促成了4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反右斗争”五十周年纪念会议。这些古稀老人的呼吁并没有得到政府的积极对待,相反,公开信发出之后,呼吁信的签名人却遭受退休前工作单位或警方的压力,不久前,重庆警方仍上门警告蒋文扬先生,声称这样的签名“对你们不利,后果不好。”而在 4月6日的会议期间,“一直有两辆身份不名的汽车跟踪守侯”。这种威胁并不出人意料。五十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两代人的时间,我们并没有真正走出一九五七年;五十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两代人的时间,我们的“政治文明”程度几乎仍在原地踏步。黑发已成白发,朝气蓬勃的青春少年已成耄耋老人,政治迫害现象仍大量存在,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仅仅因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参加鸣放(有些受害人甚至连鸣放都没参加),就从一个正常的社会人沦为地富反坏右之一分子,并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受尽屈辱,其中的痛苦与辛酸,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自然知晓,即使年轻一代读者,也可以从戴煌、陈奉孝、晓枫等人的著述中,了解到老一代人所受的折磨。
政府动用警察力量对签名活动进行威胁的做法,说明在可预见的未来,右派公开信中的要求,仍然只能是孤独的呐喊,而无法达到它所要求的实际效果。五十年过去了,右派们仍然讨不来一个公道。人类文明的进步,历来就是以巨大的痛苦为代价而姗姗来迟的。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但正义却往往是那些身陷困境者的心理慰籍,对有限的生命来说,正义概念可能是空洞的,但谁能逃过历史的审判呢?
除了反右的历史遗留问题之外,文革、民主墙、六四、法轮功等人权迫害,同样是这个时代的隐痛。无论是客观公正的评价,还是对人权受害当事人的赔偿,在统治者和官方控制的媒体而言,都是讳莫如深的话题。
而在海峡对岸,今年是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关于二·二八的讨论比比皆是。二·二八事件的平反同样经历了艰难而漫长的过程:1987年,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之际,陈永兴等人组织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并走上街头,从此以后,“二·二八”在台湾不再是闻之色变的最大禁忌话题,就连许多长期保持沉默的人士和对政治感到冷漠的知识分子,都开始跨出禁区,重新面对历史,思考现实。1989年8月19日(此时,北京的六 ·四枪声刚刚响过),嘉义市公园立起了全台湾第一座“二·二八”事件纪念碑,民间要求当局为“二·二八”事件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涨。1991年1月17 日,台湾当局成立“行政院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以处理该事件的相关善后问题。1992年2月28日,“二·二八”纪念活动在台北音乐厅举行,以莫扎特的安魂曲来告慰亡灵,悼念死难者,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李登辉出席致词。1995年2月28日,“二·二八”纪念碑在台北“二·二八”纪念和平公园落成,李登辉代表当局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4月7日,立法院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1995年12月18日,行政院成立“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负责受难者赔偿抚恤事宜。至此,用了四十八年的时间,实现了对二·二八事件的重新评价以及对受害者的补偿,但围绕二·二八事件的学术讨论和政治行动并未因此结束,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之际,绿营提案要求把“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名称修正为“赔偿”,并获蓝营认可。事实上,有关二·二八的议题,每每成为绿营向蓝营施加政治压力的法码,显示二·二八问题在台湾不仅是一个历史话题,这是因为,只有在一个专制体制之下,才会发生二·二八这样的惨案并且长期无法被公正处理,而主导镇压二·二八的中国国民党,仍在为当年的镇压承受代价。
同样五十年的时间,台湾社会早已完成对二·二八事件的重新评价,在大陆,别说重新评价,就连反右话题都无法广泛展开,更不用说时间相距较近的文革、六·四等话题了。由是可见中国大陆的社会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时代。这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对大规模人权迫害行为的公正评价与赔偿,往往要以民主化进程的开启为前提,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每一次面向统治者和全社会的平反和赔偿呼吁,将会成为启动民主化变革的动力组成,也就是说,历史的再评价与民主化变革相互助益,正是在这意义上,右派们的呼吁,即使无法获得正面积极回应,仍然是极具价值的。
在台湾,关于二·二八的看法众说纷纭,按照马英九的说法是“官逼民反”,马英九的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官方侵占和骚扰下,也许六十年前的台湾居民确实有过激烈的反抗活动,但谁能说出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或者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中有什么反抗?没有,即使在一九八九年,直到枪声响起之前,学生和市民都完全遵循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只是在血腥的坦克开上大街并公然杀人之后,才有了零星的自发抵抗。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无论反右还是六·四,作为被迫害者的主体,他们所做的,只是一些口头上的抗争以及游行静坐等温和行为,属于和平表达主张的范畴,也就是说,作为历次人权迫害运动的受害者,几乎全是被冤屈的,他们的行为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从《共同纲领》以来的每一部宪法,都明确无误地规定了公民的言论、集会等权利。
更加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在反右和六四事件中,即使按照专制政权的标准(而非法律标准),都有许多完全无辜的受害者,比如,在平时与领导有矛盾,或者爱开玩笑、说怪话的人,在反右中,很容易被硬性填充进一个事先规定好的百分比,再比如山东的某位普通市民,六四事件发生后,他在街上围观,群情激愤中,有人烧了一辆警车,由于他是一名汽车驾驶员,知道汽车燃烧后油箱可能会爆炸,于是迅速跑离现场,但他的反常跑动惊动了盯梢的便衣警察,以为他是点火的骨干分子,于是被一直跟踪到家,并很快被抓捕,判处重刑(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辩解是毫无作用的)。我们很难把反右运动中的受害者都归入反抗者的行列,他们唯一的共同特点就是受害者的身份,如果说有什么反抗的话,倒毋宁说,这一次的右派签名信和4月6日的会议,是针对强权的第一次公开反抗。
这是很难看到具体效果的反抗,不仅如此,公开签名和聚会还可能给签名者带来新的麻烦,我相信,右派们对此是心知肚明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发起签名?
专制社会中,个人被一次次思想学习和政治运动改造为可怜的螺丝钉,作为工具,他们不可以,也不敢有独立的政治意识,如果不是已经退休,很难想像会组织起这样广泛的右派联合签名。也许,退休后的闲暇才使他们接续起某种青春冲动,在生命的暮年,个体生命意识的再次觉醒,使他们必须完整地面对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中年后的“重新安置”并不能抹掉那段痛楚回忆,长期被打入另类的日子,对于个人生活造成的伤害,当事人最有体会,可谓甘苦自知。记得上中学时,班主任是一位数学老师,极具才华,但生性吝啬,每到麦收时节,就找班上的男生去帮他家割麦子,吃饭却总管不饱,于是就每每成为我们背地里嘲笑的对象,就连他那个年轻而又土气的农村媳妇,也成为我们的笑谈。后来才知道,他在上大学时期被打成右派,一直找不到老婆,“改正”后被安置在学校教书,附近农村才有人愿意嫁给他,但他上老有下有小,而且二十年来毫无积蓄,生活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这一点,直到我开始独立谋生才深有体会,并为当年的无知而自责。如果在“改正”的时候,国家予以赔偿,这位班主任老师还会对我们那么吝啬吗?
在一个人的壮年时期,出于生计的现实考虑,他可能不得不放弃一些终极思考,但到了晚年,没有超然的回顾和独立的声音,就无法为生命画上不留遗憾的有尊严的结尾。如今,这些当年的老右们,从年龄上说,真的已经老了,却应了老当益壮的古语,公开地站了出来,这是十分令人敬佩的。事过五十年后,“右派赔偿”的呼吁尤显重要,我们知道,即使在台湾的二·二八赔偿中,至今仍有人指责政府消极——不是积极寻找受害人,而是坐等受害人申请。可见,对受害行为的赔偿,往往是以受害人的主动申诉为前提的,没有受害右派的公开呼吁,反右的这笔糊涂帐,可能就会彻底翻过去,但在杜光等人的公开信之后,事情就不同了,“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时间不是赔偿问题的障碍,关键是把问题第一次公开摆到桌面上。政治性索赔不存在追溯期问题,因为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一直在剥夺他们独立申诉的可能。右派们终将老去,但他们的子女还在,历史最终无法绕开这一页,欠下的帐,早晚要还,这就是天理人道。正如右派们顶着压力在2007年4月6日召开的“反右斗争”五十周年会议上所说:“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共暂时不会赔偿我们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但是我们必须坚持抗争下去,要月月写,年年写,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即使我们日后死了,还要在遗书中委托子女继续催讨欠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千古如此。”
而这种申诉不仅关乎经济赔偿,除了试图对自己的一生有个完整的交代,右派们的索赔行为,事实上也是在为发展中的社会修订规则,构建制度和文化框架。任何不义之举都不应被历史遗忘,而对抗遗忘就是给未来以新的定义。正如我们在台湾所看到的那样,对于二·二八的反思与讨论,在为民主社会奠定坚不可摧的基础,而在前苏联,由于斯大林时期的罪恶被大量揭露,即使在休克疗法造成经济近乎崩溃的时候,民众也绝不希望倒退回社会主义时期。民众虽然暂时无法体会少数受害者的痛苦,但“右派索赔”成功进入历史的声音,终将被放大,并成为未来社会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基础。杜光等人的索赔行为,在今天,已成为整个反右问题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历史并没有结束,杜光等人的呼吁成为右派真正觉醒的第一步,未来的历史教科书上,应该会有这样的一笔记下,使后人重温当年的人权灾难,了解争取民主、人权这一过程的漫长和艰难,由是而懂得珍惜并维护民主制度。
右派们的遭遇不是新鲜事,但在杜光等人的公开信之前,很少有人谈论赔偿问题,往往以为时过境迁,没必要再提。不仅如此,就连文革和六四中的受害者,也多围绕平反而谈论六四,很少言及赔偿。由于不谈赔偿,在时间的流逝中,很多受害者以“认倒霉”的心态割断了自己的历史,选择遗忘,这样一来,又如何指望公众能够体会他们的痛苦?作为八九民运的受害者之一,我对此深有体会。除了对迫害事件的言说和对正义的等待,我们有权利而且也必须讨论索赔问题。单纯作为经济行为,这种索赔有时得不偿失,比如说,本人就曾经因为向原就读大学索要学历不成,反而被学校当局勾结警察端掉了我赖以为生的商店,但我仍然会坚持下去。我相信因参与八九民运被开除学籍或工作的受害人为数不少,但在公众视野里,为什么这一问题却显得似乎并不存在?原因就是我们忽视了持续的申诉与呼吁,我们应该牢记:在所有政治迫害受害者的重新评价和赔偿问题上,当事人的申诉是至关重要的。六四事件中的受害者并不只是惨死在街头的所谓“暴徒”,更多的是被开除学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或因档案中加注一笔而不允许考研、不允许出国等,可是,十八年中,有关赔偿的问题,只有天安门母亲们孤独地呼喊,那种“自认倒霉”的消极心态,既无法对自己交代,也无法对历史交代。
在所有的伤害行为中,政治性伤害的杀伤力是最大的,它不仅伤害当事人自身,有时还连累受害者的家人;它不仅影响受害者一时的生活,甚至会影响其一生的前途与命运。我们在遭受刑事或民事伤害时,一般会选择反抗或申诉,为什么政治性的伤害过后,却会鸦雀无声呢?杜光等“老右派”以公开信的方式,将五十年前那场运动的重新评价与赔偿问题提了出来,实际是给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以启示:对于历史遗留的侵权事件,不管时间多么久远,都要坚持自己的正当权利。
──原载《民主中国》
【大纪元4月14日讯】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到底是真是假?在去年的《大众电影》杂志文章和央视节目中,某导演称没有谁亲眼看见他托起炸药包的情景,这完全是事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引起轩然大波。近日,年近70岁的董存瑞之妹董存梅更是一纸诉状将杂志社、导演郭维和央视告上了法庭。董存梅的起诉中称,2006年4月15日,在《大众电影》杂志第8期以《〈董存瑞〉:“真实”创造的经典》为题刊登了署名为沙丹的文章,该文章介绍 了导演郭维讲述的电影《董存瑞》的创作过程。文章写道:“在真实中,董存瑞死后并没有立即被评为烈士,仅仅是通知家人他牺牲了。更重要的是,没有谁亲眼看 见他托起炸药包的情景,这完全是事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
此外,在中央电视台制作出版的《电影传奇——董存瑞》中,郭维也讲:“以后怎么知道、确定是他(董存瑞)托着炸药包炸的呢?就来了一些军事专家,因为不知道谁炸的,而这是一个英雄啊!最后有人建议挖这个桥底下。结果最后挖到一定深度的时候,挖出一个袜底来,就是董存瑞媳妇给董存瑞缝的。班里的同志都 知道,这是董存瑞的袜底,这么确定这是董存瑞……”
据称,《电影传奇——董存瑞》于2005年10月29日、2006年8月19日两次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播出。董存梅认为郭维的言论系毫无根据的捏造,遂将《大众电影》和中央电视台,郭维三被告起诉至法院。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流行,中共越来越多的造假历史被披露出来,从8年抗战到韩战,从掩盖的南泥湾的鸦片农场,到编造出来的白毛女,刘文彩的水牢…民众在痛心之余,去年纷纷流行起了对中共红色经典的大恶搞,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雷锋、狼牙山五壮士……半个世纪来中共所灌输在民众思想中的英雄形象们瞬间坍塌了一样,中共广电总局不得不赶紧下禁令。
但是目前这个颠覆中共宣传的节目竟然出自多年来致力于“造神”的中央电视台,让人颇感意外。
【大纪元4月14日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2007年4月14日香港报导)在香港准备庆祝回归中国10周年之际,由香港50多个民间团体组成的民间人权阵线,已经获准在7月1号如期举行大游行,游行的主题是“争取普选,改善民生”。另外,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将从4月20日开始,连续6周在香港举办“中国维权面面观”系列讲座,将邀请律师、专家和学者就中国的人权状况、宗教信仰自由、新闻 、出版和网络现况、公民社会与维权运动,以及环保问题等发表演讲,并与香港市民共同探讨民主中国的发展。(
【大纪元4月14日讯】“奥运会,转捩点的故事”2007甫开春,事变迭起,诚可谓“多事之春”也。先是,禁书八本,轩然大波;接着,外国银行入中国大陆开业,沪深股市波动对全球发生影响,股民惶惶;再是,本来波澜不兴的两会,“物权法”有惊无险通过,却冒出会前会中会后一贯低调的温家宝突然高调做秀,跌破一众眼镜。太子党习近平入主上海。再后,重庆钉子户事件眩人耳目。反右50年后,北京老右派又昂然聚首。人民大学的张鸣事件再添一景,今又闻被腰斩的《改造与建设》网站突然复刊,陈子明、任畹町等获准赴香港……。诸事种种,纷至沓来,虽然难免使人联想到今年中共十七大的权力分配,但从更深广的视野来看,人们憬悟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恐怕才更应当是上述事件的总背景和潜台词。
面对皇城根下的奥运会综合症,不由不使人浮想联翩,思绪飘逸,飘到了20年前的邻居韩国——汉城88年奥运的前前后后……
1980年5月18日凌晨,韩国总统全斗焕,实施戒严,驱兵数万,六路包围光州市。轰轰烈烈的学生与市民的光州“5·18”民主运动,被残酷镇压。这就是八十年代初韩国“光州事件”。该事件造成了191人死亡,122人重伤,730人轻伤,震惊世界。
“5·18”运动被镇压后,韩国媒体在高压下缄默无声。政府在提到这个事件时,先是“光州暴乱”,后为“光州事件”。
1981年,韩国争取到了1988年奥运会主办权。当时的韩国,经济已然起飞,迈入亚洲四小龙之列,但在政治上文化上尚缺相应的地位。韩国当局希望利用奥运会确立韩国正面的国际形象。
但专制当局镇压民主的行径,它与在野党激烈的公开对立。引发国际社会特别是体坛的深切忧虑,甚至不少体育界名人建议易地办会,取消汉城奥运资格。
而民主化浪潮在韩国风起云涌。当时韩国政治斗争的焦点是民主派要求“改宪”,要求总统直接选举,而当局则顽固抗拒。
二十年前的今天,1987年4月13日,全斗焕突然发表讲话,一改前几月表演的开明秀,悍然决定在1988汉城奥运会之前“停止有关修改宪法的讨论”,下届总统仍将按现行“宪法”由占选民人数比例极小的“选举人团”选举产生。他还对在野势力和等待学生进行恐吓和威胁,声称要“严惩暴力和破坏社会安定的行动”。
全斗焕的“重大决定”公布当日,韩国11所大学的4000多名学生示威抗议,要求全斗焕下台。4月17日,40多所大学的16000多名学生在各地举行示威,并与警察发生冲突。19日,为纪念四月人民起义,4000多名学生与汉城市民举行集会、示威,300多人逮捕。甚至天主教大主教金寿焕也号召160万天主教徒为在韩国早日实现民主而祈祷。
1987年6月,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改宪。仅在6月10日至26日的半个月间,韩国各地共爆发2145次示威,参加人数达830多万。这是全斗焕上台以来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冲突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政治斗争,史称“六月抗争”。
全斗焕政权仍想重蹈覆辙,重演光州事件,血腥镇压六月抗争。
但是,情势不对了。
当时,美国明确表示,反对韩国当局镇压。1987年6月27日,美国参议院以74对0票一致通过促进韩国民主化决议案,支持韩国民主化,要求韩国当局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1987年7月1日,美国众议院以421对0票一致通过促进韩国民主化民决议案。若韩国当局顽抗,到手的奥运会主办权就可能丧失。这一致命的打击,将导致政局不稳。
在美国与国际奥会警告不惜取消汉城的奥运主办权相威胁之下,全斗焕当局判断:对抗不利,镇压不能,于是只能选择全面妥协,向民意投降,由卢泰愚宣布“6.29”民主化宣言。
6月29日,执政党民主正义党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发表宣言,接受反对党八项主张,即:l)实行总统直接选举的制度;2)实施公正选举法; 3)对受监禁的政治犯实行大赦;4)保证基本人权和法治;5)保证新闻自由,6)实施地方自治;7)确保政党的基本权利;8)保障社会稳定,促进公共福利。
7月1日,全斗焕宣布接受卢秦愚的方案。7月10日,全斗焕辞去民正党总裁职务,同日,反对党领导人金大中获得特赦,得以自由开展政治活动,全力投入竞选,同时支持举办奥运会。
1987年10月12日,韩国国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10月27日,全国就新宪法进行了全民公决,93%的公民投了赞成票。这部被称为第六共和国宪法是第一个在执政党和反对党妥协基础上的宪法。它规定:总统直选,总统任期五年,不能连任;取消总统宣布紧急状态和解散国会的权力,确立了人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保障了多党制原则。
1987年12月在总统直选制选举中曾领导民主化运动的金大中和金泳三发生分裂,致使民正党候选人卢泰愚以36.6%的选票当选,这是韩国历史上首次实现的总统职位和平的按程序的更替。全斗焕下台。
1988年9月17日至10月2日,第24届奥运会于汉城举行。160个国家和地区的9421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这两个数字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它为韩国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汉城把第24届奥运会办成了一个体现综合文化的运动会,而文化与新闻的开放交流又为韩国在世界上树立了新的形象。汉城奥运会的辉煌成功,其象征意义在于用体育和文化的手段为韩国的政治转型和经济发展打开了大门,对韩国民主化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于是,汉城奥运会成为韩国现代历史上的转捩点。
奥运会后,光州“5·18”事件很快就被国会重提。1990年2月金泳三和金钟泌领导的两个在野党同卢泰愚领导的执政党于三党合并成民主自由党。1992年12月,执政党候选人金泳三在第14届总统选举中赢得了胜利。1993年,第一位非军人总统——金泳三上台,承诺为1980年“5·18”运动死难者建立国家公墓。
1995年10月27日,卢泰愚在自己的家中含泪向全体国民发表“谢罪演说”,承认在他的任期之内,收取捐款积累成政治资金约5000亿韩元(约合6.5亿美元)。11月16日晚,韩国大检察厅以违反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涉嫌受贿罪,将卢泰愚逮捕归案。
1997年,金泳三签署“5·18”运动特殊法令,正式为“5·18”运动正名,死难者家属获得赔偿金。镇压“5·18”事件的责任者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被法庭公审,以内乱罪被判处重刑。1997年12月,获得原反对党领袖、后竞选上任的金大中总统赦免。
新价值系统:形成及其意义
对北京奥运,笔者曾比较过柏林1936奥运和1988汉城奥运两种前途,虽然,中南海特别忌讳把北京奥运与希特勒时代的柏林奥运相比较,但是,它也同样抗拒把它与汉城奥运会做对比。前者固然是畏惧滔滔舆论把它定位为纳粹政权,后者则又怕北京奥运真变成历史转折点,变成民主化的契机,从而丧失垄断性政权。不过,意愿归意愿,历史的客观逻辑却自有其巨大的强制力,常会应了中共挂在口边的套话: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因此,人们从今年年初从北京发出的信号的矛盾与混乱,即可读出其首鼠两端的心理,以及中南海内并非铁板一块的判断,并读出某种方向性的端倪。
尽管,今日中国与20年前之韩国,其国家规模,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现代的国家历史轨迹,意识形态,制度结构,地缘政治环境,民众心态……都不尽相同。但是,在有些基本主干方面,却呈现出相当的可比性。
譬如,作为历史悲剧与创伤的中国“6.4”事件与韩国“5.18”事件;二十年前韩国在威权体制下的经济起飞和二十多年来中国在政治收紧下的经济成长;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诸观念在两国知识圈和青年学生中的普及;国际主流社会及其文化对这两个社会的渗透影响;广义基督教(天主教、新教)在这两个民间社会的广泛传播…..,都是双方共享的经验。
有共享的悲剧历史记忆,有政治严控下的经济起飞,有社会精英的基本宪政共识,有国际社会及其文化的全面影响和推动,……诸事种种,上述基本面的相似性,会比那些.细节上差异,更具有支配性的力量。事实上,透过年初的那些纷乱万象,你当会寻绎出其主导性的线索。
这里笔者只想举出一个方面的观察:民间社会舆论风向的改变,价值系统的改变。
尽管北京仍然花大力气封锁信息的流通,但在互联网时代,在博客时代,他们已经力不从心了。事实上,互联网特别是个人博客的兴盛,营造了民间基本的舆论场,逐步主导了舆论的主流。
最重要者,在于民间业已形成了自己的评价系统,而且,民间舆论的价值系统已经逆反了官方价值系统,超越了官方价值系统,声音日益响亮。而官方的音量却日益式微。后者常常选择不出声不露面。即使出声也是底气不足,口将言而嗫嚅;即使露面也是推脱责任,高高挂起,处于守势。
仔细浏览一下国内外的互联网站乃至印刷纸媒体,前述的重庆钉子户事件、禁书事件、人大张鸣事件、右派聚首事件……等等,网媒与纸媒的舆论基本上均为一边倒,倒向民间。
如,重庆钉子户事件,中国民间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甚至对立的右派与左派,他们双方在很多事情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然而在重庆钉子户问题上,居然也同气相求,联起手来。面对该户主的抗争态度,双方都给予了无保留的支持。
其他如禁书事件、人大张鸣事件、右派聚首事件……,情形也大体如此。
譬如去年,在冰点事件中,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竟然厚颜声称:《冰点》停刊“根本不是中宣部的决定,是团中央自己搞的,现在搞得中宣部很被动。”而团中央书记、打手赵勇也撇清道:“《冰点》停刊和我没关系!”官方的这种心虚与自我辩护,表明他们心里很清楚,人们的价值标准是什么,人心中那一杆秤是如何评估事件的。那就是历史的审判。
毛泽东在其趾高气扬之日,曾有诗曰:“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其得意洋洋之情,溢于言表。他自以为用枪杆子夺来的“大树”将固若金汤,万世长存。孰知岁月流转,摇撼大树的“蚍蜉”居然越来越多,而攀附树干爬树邀宠的“蚍蜉”,日益凋零,日益被人鄙夷,遭受公众舆论强大压力。此所谓人心不古,大树飘零是也。
绝对不要小看价值系统的变迁。绝对不要小看价值标准的变迁。从根本上说,价值系统,将为未来立宪。
【大纪元4月14日讯】4月4日下午1时30分,湖北襄樊市襄城区人民法院,高玉枝站在门前的公告栏前焦急地跺着脚,不时探身向远处眺望。此时,离其兄高天虎“涉嫌诬告陷害罪案”公开审理只剩半小时。10分钟后,一辆装着茶色玻璃的法院警车一个急转弯,出现在百米开外的街角处。人群一阵骚动,让出一条路来。高玉枝突然冲了出去,拍着车窗喊:“大哥,你为什么不请律师?这样会害死你的。”
4个小时前,高天虎最后一次拒绝了律师王才亮为其辩护,高家其他成员随后联名向法庭递交律师委托书,但未被接纳。
警车很快将高玉枝抛离。她踉跄了几步,随后在大门处跪了下来,泣不成声地请求法庭给予公正的审判,二嫂王改英和弟媳王金凤上前扶住了她。
法院内,身穿蓝色看守服的高天虎在两位法警的押送下走进了第一审判庭。这个面无表情的46岁男子,除了是当天庭审的主角外,还是另一起震动全国的案件——“高莺莺案”中死者高莺莺的父亲。
2002 年3月15日晚,湖北襄樊老河口市宝石宾馆19岁服务员高莺莺离奇坠楼死亡,当地警方认定其为跳楼自杀,高天虎夫妇则认为女儿死亡疑点重重,要求彻查。此案最终被揭开则是在四年之后,其时,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腐败案发,除连带出70余名官员外,传闻与孙楚寅有关的高莺莺案也便通过《民主与法制》杂志,率先走到了公众面前。
然而此次,过去几年间一直为女儿奔走申冤的高天虎之所以受到指控,检方提出的有力证据却是:高天虎夫妇怀疑女儿生前曾遭受性侵犯的关键证物——高莺莺生前所穿内裤上检出的精斑,正是为高天虎所有。
“那不是事实。”在五个小时的庭审中,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高天虎不断重复这句话来自辩,数次激动的发言都被审判长以不合庭审规则而打断。
当天,高天虎之妻陈学荣没有出现在庭审现场。事实上,今年春节过后,她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逃离老河口
高莺莺去世时,妹妹高璇只有13岁,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学五年级学生。5年后的今天,她需要藉助照片才能想起姐姐的样子。
现在的高璇是一名18岁的高二学生,很多人都说她长得像她姐。但高璇觉得姐姐比她文静。
对5年前改变他们家的那场变故,高璇已经印象模湖,只记得姐姐死亡当晚她家突然响起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在被窝里,她隐约听见父亲喊了句“莺莺出事了”便和母亲跑下楼去,而她自己随后又睡了过去。
父母一夜未归。第二天是星期六,高璇简单热了饭菜,吃过之后就去了同学家。后来,村里一位叔叔找到她并将她带回家,说她父母很快就回来。此时的高璇还不知道姐姐高莺莺已从宝石宾馆的9楼坠落身亡。
多年后,从父母、亲戚、村里长辈和媒体报导中,高璇大致拼接起了姐姐死亡后发生在他们家的一系列遭遇:
那天晚上,伤心欲绝的父母在姐姐冰凉的尸体前守了一夜;而姐姐高莺莺身上的一些奇怪伤痕和凌乱的衣服,让父母对第二天法医做的“坠楼自杀”的鉴定产生了怀疑;第三天,高家把姐姐的尸体抬到了宝石宾馆设灵;协商不成后,第四天,老河口市出动了警察,强行抢尸;第五天,高家接到“市委工作组”的通知:晚上10 点必须火化尸体,高家无奈下还在“市委工作组”拟定的《关于解决高莺莺意外死亡有关补偿协议》上签了字。
离奇死亡、暴力抢尸、地方官员高调介入……当地政府的这些反常之举,为高莺莺的死亡披上神秘的色彩,并在日后成为外界关注和质疑的焦点。
而高璇第一次意识到与姐姐永别的时候,已经是2002年3月21日,在高莺莺的葬礼上。那一天早上7点不到,高家已经围满了送葬的乡亲,院子里站不下,就在门外候着。一个黑色骨灰盒被摆在大厅中央。有大人告诉她,姐姐就躺在里面,她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当天夜里,高璇看见母亲陈学荣一直在家里收拾衣物,一些家具电器也送到了叔伯亲戚家。母亲告诉高璇说,咱们要到别的地方去。第二天一早,高璇还来不及向同学们说一声,就被父母牵着坐上了出村的三轮车。这一别就是4年多。
“大哥说不还莺莺一个清白,就不回来。”高玉枝对当时高天虎一家的离开并不感到意外,高莺莺案轰动了整个老河口,到处都在谈论着,指点着。性格执拗的高天虎数次对家人说,找不到真凶,他没有脸面再在这里呆下去,而经过设灵抢尸等事件,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临走前,高璇拜别了爷爷高应忠、姑姑和叔叔,随后跟着父母登上了开往河南镇平的汽车,那里是父亲的老家。
高璇不知道那一程走了多长时间。一路上,两个大人都沉默不语,气氛很压抑。高璇不敢在他们面前提姐姐,虽然她很想知道姐姐为什么突然就走了。
到了河南镇平,高璇被寄养在一位“二爷爷”家中,父母简单叮嘱了她几句“要听话”之类的话,就离开了。
“平静”生活
高璇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虽然“二爷爷”一家对她都很客气,还给她一个独立的房间住,但看着别人一家热热闹闹的,她心里就觉得孤单难受。
她不明白为什么姐姐走了,爸妈也不理她了。
高璇在镇平上了初一,天资聪颖的她成绩一直保持在班上前三名。每个星期五傍晚,家长都会把孩子从寄宿学校接回家过周末,她总是一个人绕路先走,怕同学们问起来不知道怎么回答。
盼了几个月,高璇终于盼来了母亲陈学荣。但母亲明显变老了,白头发多了,手也粗糙了,而且总显得心事重重。好几次,母亲与亲戚在交谈,看到她就互相打了一下眼色,岔开了话题。
高璇很久以后才知道,爸妈离开她后,先后辗转于陕西、上海、武汉、河南南阳等地,他们到处找短工,捡破烂,帮人家院子拔草都干过,挣来的钱一方面供她读书,一方面用于姐姐案件的上访。他们数次奔赴北京,还住进了“上访村”。
但在当时,没人会告诉高璇这件事,时间长了,关于姐姐的死,高璇也就不去想了。离开老河口一年后,奶奶中风去世,高璇哭着要回去,但爸妈没有答应——高玉枝兄妹劝阻高天虎说,回去危险。
2004年寒假,高璇在镇平迎来了父母亲,此时,他们已在河北新乐市开了一家小木工棚,准备接她过去。
高璇兴奋地随父母北上。木工棚坐落在新乐一条县际公路旁,100多平方米的院子里堆满了废旧桌椅,旁边是两间不足10平方米的平房,高璇和母亲睡其中的一间。每天,高氏夫妇都要在这里将废旧桌椅拆卸,然后用锯木机锯成形状规则的木板或木条出售。这是高氏夫妇的老行当,高莺莺出事前,他们是赵岗乡一带有名的木匠。
北方的冬天奇冷无比。很多个早晨,高璇都被屋外一阵叮当声吵醒。水缸里的水一夜成冰,要把它们化开,就要先在冰面上凿开一个洞,再把开水倒进去。父亲每天起床都要先做这件事。下雨干不了活时,一家三口就窝在炕上整天不出门。日子过得相当平静。
但一天夜里,高璇被母亲的哭声惊醒,她以为自己做错了事惹母亲生气了,但母亲只是摇头。自此以后,高璇开始注意父母私下的谈话以及他们打电话的内容,她隐约知道姐姐当年是跳楼死的。但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成了高璇的一个心结。好几次夜里,她都梦见姐姐,但在姐姐刚要开口讲话的时候就醒了,急得她直掉眼泪。
木工棚渐渐有了起色,接的活多了,拆桌椅时难免会漏掉一两根钉子,与锯片一碰就火花四溅,高璇看见爸妈的手为此掉了好几次皮。后来,他们家请来了一位叫张辉的帮工,刚开工不久,张就被夫妇俩的卖命吓了一跳,他们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有时候还加班到深夜。
“他们把事情藏得很严。”张辉好几次和高天虎吃花生米下酒,聊到家里的事情,高总是闪烁其词。张辉只知道这个男人当过兵,打架坐过牢(高天虎1983年曾因流氓罪入狱服刑4年),直至后来看到报纸时,才知道老东家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大秘密。
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下,陈学荣两人并没有放弃上访,他们背着高璇把材料复印了一份又一份,有些以邮寄形式,有些则直接带到北京。2003年秋天,好友兼同乡陈克强曾接过高天虎的一个电话。高在电话中说,莺莺的案件没有一点起色,想请陈克强过去木工棚帮忙,好让他能分身。陈克强当时遭遇了车祸,无法前行。高天虎最后在电话里说:“不知道以后我们还有没有机会见面了。”
不久后,高天虎的四弟高天有找到陈克强,说高天虎想把老家的房子便宜卖掉,凑点上访的路费。陈克强帮忙找过几个买家,但一听是高家的房子,忌讳得连屋都不愿意进。
2004年冬天,高天虎曾单独回过一趟老河口,在二弟高天成的家里住了两天。高天成记得大哥白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晚上出去,说是要找当年的证人。“但宝石宾馆的人全换了,他一个也没有找着。”
案中案
一家三口平静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06年5月。好像一夜之间,高璇觉得家里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父亲的电话一天比一天多,并且三天两头往北京跑。父母时常背着她说话,好像在商量什么大事似的。就在那个月,父母对高璇说,他们有要事回一趟老河口。随后,他们把高璇带到一个邻居家,请求代为照看几天。
让高天虎夫妇回去并非有什么要事,而是《民主与法制》杂志的记者。早在2005年8月,他们在采访“襄樊官腐并发症”时意外从当地百姓口中得知高莺莺案。2006年5月,该杂志派记者再赴襄樊调查采访此案,并找到了高天虎夫妇。
这次采访,一篇《高莺莺之死九问》让沉寂4年的高莺莺案得以重现在公众面前,其他媒体随后跟进报导,随着更多细节被公布,高莺莺案引起了全国关注。一些知名门户网站也各自制作了高莺莺案专题,众网友在上面以评论、诗歌、祭文等形式表达着各自的情感和看法,就连每次发布会、每一个新证据都成为讨论的焦点。
两个月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高璇在家中茶几上看到了《九问》。她半天回不过神来,原来姐姐当年死得那么不明不白。父母这些年所做的,就是要为姐姐讨公道。
随后,越来越多的记者来了。面对不同的媒体,高氏夫妇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四年前发生的事。媒体的介入迅速掀起外界关注的浪潮,中央有关领导及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随后批示,要求尽快查明真相。
2006年7月17日,几名警察来到了他们在河北新乐的家。在高璇记忆中,警察和父母谈了很久,后来,父亲从他房间里抱出了一个黑色小箱子。这个小箱子高璇在刚来新乐的时候就见过,只是父亲高天虎把它藏得非常严实,从来不让她碰。
这一次,父亲在警察面前打开箱子,都是一些破掉的、还沾着血迹的衣服。警察把它们分别装进证物袋里,写上编码后还摄像记录。高璇在不远处听着父亲向警方的交代,原来都是姐姐死时穿的衣服。
联想到媒体报导中提到的很多疑点,高璇有点明白也许这些衣物里隐藏着姐姐的真正死因。早在2002年6月19日,高氏夫妇托河南一律师将女儿的内裤送到武汉进行鉴定,结果检出了精斑。在媒体的报导中,这条染有精斑的内裤成为高莺莺生前可能遭受性侵犯的一个佐证。
装好证物后,高氏夫妇跟着警察去了北京。高璇在家中焦急地等待了几天,结果却等来了4名警察,他们向高璇出示了高天虎的委托书,然后一路驱车9个小时,把她带到叔叔高天有的家中。
到了襄樊后高璇才知道,她的父母已因“涉嫌伪证罪”被拘留——父母送检的那条染有精斑的内裤上,精斑为父亲高天虎所留的可能性高达99.999999%。对外界和媒体来说,这消息如同一个重磅炸弹,让所有关注高案的人始料不及。
高家马上乱成一团,71岁的爷爷高应忠得知消息后心脏病复发,后来在医院躺了半个月。姑姑高玉枝和二叔高天成也随后赶到爷爷家,一家子说什么也不相信精斑是高天虎的。在随后的30多天时间里,高璇数次跟着姑姑给父母去送衣服和食物,但都见不到人。
2006年8月23日,家里来了一个穿西装、戴眼镜和提公文包的男人。这是姑姑高玉枝托朋友找到的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才亮。他已经答应免费代理高天虎案。
4天后,在姑姑的服装店里玩的高璇见到了阔别一个多月的母亲,此时,父亲高天虎却被正式批捕。舆论一片哗然。
从看守所回来后,高璇发觉母亲沉默了不少,双脚也有点肿,走起路来不太灵光。从母亲断断续续的叙述中,高璇大致了解到她在看守所里的一些片断——吃稀饭居多,5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隔几天才出来走动一下,还曾晕倒过一次。她常说,被关怕了。
等了几天,母亲见父亲好像还没有什么放出来的迹象,又惦记着新乐的工棚,就回去了。陈学荣后来帮女儿转了学,高璇就在湖北呆了下来。
新同学都不知道她的身份,平时听同学们谈论姐姐的案件,她也默不作声。终于有一天,高璇忍不住告诉了最好的朋友,对方惊讶得一把抱住了她。
而另一边,王才亮接手高天虎案后,先后5次赴襄樊调查收集材料,还在看守所见到了高天虎,交换了意见。
2006年12月,王才亮在河北第二次见到了陈学荣。当时陈的手指被电锯所伤,缝了九针。由于前段时间被关押,回来时发现工棚里部份木材和电机被偷,基本处于停产状态。处境艰难的她正准备将剩余的东西折价卖掉,换点钱暂且过冬。
张辉最后一次见老东家也就在那一段期间。2006年岁末,他坐车途径新乐时发现这里已经住进了另一户人家。听人说,陈学荣去了北京郊区一家工厂打工。
陈学荣在何处?
4月7日晚上,高璇和姑叔三家人在一家火锅店吃晚饭,大家心情沉重,举筷者寥寥。
高璇听大人们说,父亲的案件一审非常不乐观,他的脾气又强,看来只有陈学荣才能说服他请律师。
而在庭审当天,高天虎的一句话也令全场哗然——他称,陈学荣曾亲口说过,去年7月22日在北京体检时,公安从她阴道内提取了高的精液,而后在内裤上做了手脚。
虽然检方当场给予了反驳,但高家兄妹认为这或许是帮大哥脱罪的重要线索。
然而,自今年春节过后,高璇已经两个多月没有见过母亲了。
高璇记得今年春节母亲就有点异样,昔日平和温顺的她变得焦虑不安。母亲不敢住在高家,而是搬到了20多公里外的小姨家。春节期间,高璇、高玉枝和高天成去看过她两次,每次陈学荣都不停地问,高天虎的案子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陈学荣告诉高璇,她被无罪释放后,警察还是经常去找她,她很怕又被抓回看守所。正月十五刚过,母亲丢下一句“到外面找活”就走了。这次不同的是,她走后两个月都没有与家里联系,以前的手机也已经停用。
陈学荣走后,高家继续向王才亮求助,王安慰高家说,高天虎的案子也不是完全失去了希望,公诉方指控的内容还是有疏漏的,如高天虎是在何时在何地以何种手段把自己精液涂到了女儿的内裤上,这三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此前的2007年3月9日,王才亮已向法院递交了《法律意见书》,里面提出若干条意见,其中有:高莺莺案存在不合常理的情况,高天虎诬告陷害的主观故意理由不充分;再次,内裤仅取4处检材,不足以说明有无其他人的精斑,同时,也没有鉴定精斑的生成时间;最后,精斑是高天虎的,也不能视为高天虎所留,有可能是他人将高的精液弄上去。
这些内容正好与后来庭审中的一些争论焦点契合。
“高莺莺案一定会成为中国法制进程中的一个‘标本’。”王才亮说,“起码在公权力如何尊重并保护个体生命上,它已让整个社会有了很好的共识。”
王才亮说,4月9日上午,他在办公室的助手还接到了一个自称是陈学荣的女人打来的电话,说她现在躲在外省的一个朋友家,一直有警察在找她,平时都不敢出门。王才亮查了一下来电显示,是“未知号码”。
高璇仍然在期盼母亲回来看她。虽然母亲不在身边,但这个乐观理性的高二学生已经学会了照顾自己。她的学习成绩不错,还是学校田径队的队员,一名全能型选手。
对姐姐和父亲的案件,高璇也一直心存期待。“2008年北京奥运会快到了,我相信这两个案件会在此之前解决的。”4月7日下午,在就读的学校附近,她说道。
在父亲一审之后,高璇回了一趟已空置多年的位于赵岗乡的家。这幢曾经充满温暖的两层小楼,如今了无生气。高莺莺的黑白遗像静静摆在楼上的大厅里,相片已出现几道被潮气侵袭的凹痕。屋中央挂着两串用彩色礼品带编成的风铃,风吹过叮叮作响,那是高莺莺生前最擅长的手艺。
姐妹俩睡过的床已被两个吸饱了灰土的破棉被占据,两本来不及收拾的杂志倒扣在凉席上。壁柜的相册里还保存着高莺莺初中时的照片,那时候的高莺莺扎着马尾辫,在湖边搭着同学的肩膀微笑。
(为保护未成年人,文中高璇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