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4月13日(星期五)
周五(4月13日)下午2点半,中国著名画家严正学被浙江台州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3年。严正学的妻子朱春柳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虽然比原先预计的要判得轻,但这还是非法的判决,严正学无罪。 在中国当局高唱和谐的同时,异议人士的行动自由和生存权却得不到保障。浙江的民主党人士感到他们的生存处于越来越严酷的状况。浙江民主党成员,杭州的吴远明星期三被国保人员约谈,同一天突然被一辆三轮车撞断了左腿,肇事者逃跑。自贡市凤凰乡大湾村13组在3.29事件护地农民成功拦阻开发商施工风波后,4月11日傍晚,当地三名当地维权代表分别接到大安公安分局开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她们分获5-7天不等的行政拘留处罚,13号起执行。12号上午,乡政府将她们召集并宣称,13日,开发商将开赴现场施工,阻挡者,行政拘留处罚令立即生效,反之,可免此灾。条件是其他村民前去阻挡,也将导致此三人受罚。村民表示,这是讹诈和要挟,当局为了夺走农民土地,枉顾国法,滥用公权,赤裸裸的成为欺压百姓的恶势力。
有分析人士认为,公安局副局长和警察都在现场,说明是暴力强制拆迁,从而导致拆迁户被逼自焚,他们应该是间接凶手。大陆维权人士指出,弱势群体用极端方式抗议强拆,是自己私有财产被剥夺情况下,被逼无奈而万不得已采取的反应。
我知道仙居法院进行违法拍卖后,从希腊国赶到仙居法院要求调解解决,并指出违法问题,可是仙居法院说: “没有调解了,60万元钱交法院,没有钱就买房子,不买房子不准出国。”拿着手铐逼着我写卖房保证书,当时我没钱,法院也不讲理,今日落在他船由他摇他,留点青山在,就把我们当时150万元以上房屋违法从48余万元“拿走”。把我们20多年的辛勤劳动的房屋就这样被洗劫一空。
北京访民王建平母女,回族人,原住在西城区榆树馆东里乙3号院,3年多前,在双方没有协商好的情况下,她们的房屋被西城法院强制拆迁,层层上访也没用,至今安置补偿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
现以崇文某区长为首的“稳定办”,特意组织召开会议研究后决定:将我家驱逐出崇文,赶回宣武。谎称我硒身的廉租房乃私房。昨天突现之“房主”,勒令我最迟三天时间腾空琉璃井南里25号的廉租住房。为此紧急叩见宣武区领导,但答覆我;没有房可租我。也就是说三天时后,我家又要无故露宿街头。
当这些访民来到《解放日报》社大门前时,被早已在此戒备森严的近百名警察拦截。警察用事先准备好的警车和面包车,将200多名访民强行押上车,拉到了上海黄埔区国货路的蓬莱中学关押。据多名访民说,他们是被关押到晚上才被放回家的。
德国之声介绍纪录片Losers and Winners的新闻“失败者和胜利者”(2006年11月13日),经新华社旗下的《环球时报》率先转载并通过新华网在中国广为流传,并引起诸多网客讨论。但德国之声如果看到这篇报导经过修改标题,删节关键内容之后,已变身为中国媒体借德国之声之口宣传中国工人艰苦奋斗精神的片子,并引发部分网客民族骄傲感后,一定感觉错愕。
有人学习佛法很虔诚,为了表示对经书和佛法的尊敬,在读书之前先洗洗手,而且是经书每日必读,凡事都按佛法去做。而经历过历次运动的人看到之后则会说:这让人想起文革时情景--人人手拿“红宝书”,吃饭前都要念上一段,两个人对话之前也要背上一句“毛语录”。其实人们已经点明了,这都是一种“信”。区别是前者是发自内心的正信,而后者,却是当权者为达到便于统治的目地而误导百姓、强迫百姓、愚弄百姓的“信”。
与会的国际人权协会理事会成员吴曼杨先生透露,此次听证为闭门听证,除了前身为东德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没有派代表来参加之外,其他所有的党派都派代表出席。从出席的国会议员们听取证词时的专注程度,吴曼杨判断他们将会严肃对待这一对中共的指控。
湖南一位到劳教所探亲的七旬老妪看到女儿被凌虐的惨状后失声痛哭,被劳教所警察呵斥并在地上拖至昏厥。知情者透露,这位老母亲仅因为看到女儿浑身伤痕后无法停止痛哭流泪,就被劳教所的警察强行停止接见,并将老人在地上拖至昏厥。
拥有1.37亿互联网用户的中国,其线民的人数仅次于美国。但是,中国似乎没有把互联网作为改变社会的工具,而是首先把它当成了娱乐源泉。在中国,互联网不是资讯超级高速公路,而是喧闹的娱乐大杂烩。
严正学的妻子朱春柳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虽然比原先预计的要判得轻,但这还是非法的判决,严正学无罪。
朱春柳当日参加了旁听,但不被允许和严正学说话。她目前最担心严正学的身体。她说,“他身体非常虚弱,年龄很大,还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我希望他能够被获准保外就医。”
严正学的辩护律师李建强当日上午接到法官的开庭通知电话,无法前往台州。他表示,将和严正学商讨是否上诉事宜。
李建强对大纪元表示,法庭将原先指控的罪名“颠覆国家政权罪”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撤销了“参与浙江土地维权及组织农会事件”、“为中国流亡作家刘宾雁募捐”、“是中国民主党的秘密成员”三项指控,而只以最后一项“在国外网站发表文章”定罪。
他说,“虽然量刑减轻了许多,但是第四项指控也是不能成立的,严正学的行为并没有构成犯罪,我们也为他作了充分的无罪辩护。”
李建强指出,原先以为至少会判十年,这次的轻判是在多方努力下获得的。主要原因是严正学先生自始至终坚持自己无罪,这是基础。另外,杭州民主人士朱虞夫、王荣清、吴高兴、毛国祥、周国强等先生仗义执言,勇敢的站出来为严正学先生作证,还事实以本来面目,这是很关键的原因。
“此外,海外新闻媒体、国际组织的密切关注,以及海内外各界人士的积极声援和支持帮助,都对本案起了很大的作用。”
严正学,1944年生于中国浙江。1962年,考上浙江美术学院附中。1990年在有中国“SOHO”之称的圆明园艺术家村,被推选为村长。曾经在中国和很多国家展出其艺术作品,特别其因言获罪被投入牢狱后在狱中创作的绘画作品。
1993 年因起诉北京公安局侵犯人权被当局拘捕。1996年3月获释后,一直支持弱势社群的维权工作,揭露中共的暴政及司法的黑暗,也因此无数次被公安抓捕、毒打,失去人身自由。
2006年10月18日,严正学被浙江台州国保抄家绑架,同月25日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2007年4月5日下午被台州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大纪元4月1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在中国当局高唱和谐的同时,异议人士的行动自由和生存权却得不到保障。浙江的民主党人士感到他们的生存处于越来越严酷的状况。浙江民主党成员,杭州的吴远明星期三被国保人员约谈,同一天突然被一辆三轮车撞断了左腿,肇事者逃跑。吴远明星期四告诉记者---
吴远明:“我腿骨骨折,被一辆三轮车拉着一张床撞倒的,那个年轻人跑掉了。我们另外一个同仁高海兵和萧立彬先生把我送去医院。进进出出都是高海兵背我的。我现在在医院里,等着明天做手术。手术可能是有一定风险的,要打钢钉。”
医院要求缴交一万元定金后才给动手术,吴远明失业近两年,靠打零工为生,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当地民主党成员左拼右凑,终于交够了定金,吴远明将于星期五进行手术。吴远明说---
吴远明:“要先交一万,一万是预交了,费用现在还没有最后确定,一万都是很多朋友,热血同仁,他们省吃俭用的,我觉得很感动,也感到心里非常不安。”
杭州的民主党成员常年受到国保的骚扰监控,很多人都无法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经济条件自然是捉襟见肘。然而在同仁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总是竭尽所能的倾囊相助,出狱后失业至今的朱虞夫说---
朱虞夫:“大家都是风雨同舟,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严酷的环境里面,志同道合,大家都是向往民主,有这么一个理想,所以我们一定要帮他。”
星期四,另一位来自湖北在杭州打工的民主党成员胡俊雄,在国保干扰下失去了工作,这已经是他在杭州一年内第六份工作的,这次更面临被传唤甚至遣返,记者致电他手机时,他正在四处躲避警察---
胡俊雄:“下午公司通知我离职,手续办完了,又叫门卫把我叫进去说还有事情处理,我就意识到可能市公安局的人在等我。我办手续时候看见的,两个人,一个穿制服,一个穿便服,我就跑掉了。
他们的惯例是不能忍受我们这种人在杭州呆的,我是中国公民,我想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任何人采取不正当、武力、非法的手段要赶走我,我都会反抗。暂时还没有打算,也可能留在杭州,也可能到湖北,也可能去北京。反正我是自由的,我最大的追求是自由。”
除了生活无法得到保障,他们还时刻生活在牢狱之灾的阴影下。前不久,同仁力虹、陈树庆、池建伟分别被判了重刑,严正学也正在等待判决。国保最近频频约谈浙江的民主的人士,发出警告和恐吓,他们感觉到当局加强铁腕的趋势,朱虞夫呼吁外界的关注---
朱虞夫:“现在整个形势来看,这几天中国政府打压民运人士是非常的厉害。昨天杭州市国保大队的人找吴远明谈,也威胁了他,也点了我们几个的名。现在他们打算主动出击了。因为胡俊雄的姿态一直是比较低的,就是打工。
我联想到前几天国保请我喝茶的时候就讲,以后麻烦还多着呢!这句话是很有血腥味的,我当时就感觉到了。我说你现在可能麻烦还不多,明年奥运会麻烦可能多一点,到零九年你们可以没有麻烦了,可以大开杀戒了。国保对我笑笑,因为我的话讲到他心坎里了。
所以国际社会一定要有压力,他们判池建伟、判力虹,没有反应,现在要判严正学了。难道奥运会能在这种环境下举行么?现在这圈是越收越紧了。昨天吴远明非常奇怪的被人撞坏了,加上昨天早上对他的警告,和对我们的这些,我看是有联系的。”
【大纪元4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希文采访报导) 自贡市凤凰乡大湾村13组在3.29事件护地农民成功拦阻开发商施工风波后,4月11日傍晚,当地三名当地维权代表分别接到大安公安分局开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她们分获5-7天不等的行政拘留处罚,13号起执行。12号上午,乡政府将她们召集并宣称,13日,开发商将开赴现场施工,阻挡者,行政拘留处罚令立即生效,反之,可免此灾。条件是其他村民前去阻挡,也将导致此三人受罚。村民表示,这是讹诈和要挟,当局为了夺走农民土地,枉顾国法,滥用公权,赤裸裸的成为欺压百姓的恶势力。
12号上午9点左右,凤凰乡党委书记李召勇、乡长向军在当地维权代表召集会,对收到拘押行政处罚令的大湾村维权代表赖有芳、何淑芬、温勤芳三人宣布,13号项目施工,如果到现场阻拦,包括除她们以外的其他村民,拘押令立即生效,反之,如果无人阻挡,施工顺利,可撤销拘押令执行。对此,村民代表们怒斥说:这是配合当局抢占土地施工所使用的卑鄙手段,公安局成了他们的家奴和帮凶,根本无法可依,无理可讲,不是我们犯法,是他们在犯法,他们勾结黑帮,派出警察,蛮横侵占土地,暴力伤害村民。至今凶手逍遥法外,我们却被送去坐班房,这是什么世道?
据目击者乡人大代表刘远芬介绍,11号晚上8点多,乡政府官员、警察、治保等三十多人迳直闯入赖有芳,温勤芳、何淑芬家中送交自贡市公安局大安分局开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结果遭到这些维权代表的抵制,她们没有在上面签字。
赖有芳告诉记者说:“3月29日事件以后,4月5号我收到公安局的传唤证被公安局传唤。11日又收到行政拘留证。11号下午6点半,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来了很多人,村里头的人,秦主任,公安局局长、派出所所长,以及其他的很多人都来了,送给我:自贡市公安局大安区分局,自大公(治)决字[2007]第132号,以阻扰施工现场,严重扰乱单位秩序罪名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拘留证。13号执行。他们让我签字,我没有签。他们说我是首犯,关我7天。送我坐班房以后,他们就顺理成章的抢占土地施工了。”
她说:“对此,我非常气愤,也觉得对不起群众。群众选举我们当代表,我们却不能很好维护群众利益。(当局)他们低价收购农民土地,高价出售,每亩出售100多万,却只给农民很少的一点,同时他们用了很多种手段。他们合谋诈骗、勾结黑社会、警察及官员压制我们。迫害我们,要挟我们,他们对吃低保的7、80岁的人劝说,对我们群众代表一个一个的弄进去隔离审查,我问他们,是我们犯了法还是(当局)他们犯了法,我内心苦的很,没得老百姓诉苦的地方,也没得老百姓申冤的地方,群众不服,我也不服,土地的事情,我们找了很多次,至今没有人管。”
另一维权代表温勤芳说:“3月29日以后,我也被公安局传唤隔离审查,审查我的人叫张震全,他就像对待犯人一样的审问我,我说他写,我有理的地方他就不写,我问他,打我的人怎么办?他听都不听,理都不理。我说打我的人你们都不管,还说我违法,土地是人民的,没了土地我们咋的生活啊?你们解决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社会也就安定了,不解决老百姓的生存问题,就会给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
像那次抓捕我们,公安分局、派出所他们来了十几、二十几部车,警车、小车、卡车。最先来我家四个人扑进我的家,侵犯我的人权,我的爱人跟他们说,她犯了什么法,她为老百姓讨一个公道犯了什么法?当时现场有几百人,大家说太不公平了,你们是土匪啊?凭啥子唉?你们的做法,方式拿来是对付贪污、腐败、受贿的犯罪份子就对了,老百姓生活都困难,还用这种办法镇压,欺压我们。是钱有理还是老百姓有理?
实实在在的事情是老百姓要过生活,有了人民才有你政府,才有社会的安定。说我们扰乱,实际上是你们政府机关扰乱社会秩序。不是你们造成的吗,社会秩序不好,确确实实是和政府机关和公安局的不好的做法有关。政府机关确确实实是看钱为重,不为老百姓着想。我们真正是苦难者,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我今天跟在乡政府说这些,乡书记还说,今天不是你诉苦的日子,我说是你们逼的我不得不说,我有土地的时候我在哪里?我有土地的时候,我没有叫过苦,我有土地的时候,收成不好哪怕一天吃一顿饭,我都没有找过你。没找过你政府机关,现在你把我们的土地,一下就变成你们的了,这几年苦了我们了,而当官的有权也有钱。”
当地维权代表刘正有说:“当地政府耍尽流氓手段,为了霸占土地,什么手段都用上了,开始是连哄带骗,现在是连抓带打。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无恶不作、欺压百姓、无法无天、横行霸道的政府。我们依法维权,老老实实的按照中央的政策依法维权,我现在竟成了立案侦查的对象,公安局两次提起批捕我。胡温多次发出亲民政策,但是丝毫没有降低当地政府的流氓行径和收敛欺压百姓的恶行,我刘正有是当局最大的受骗者和受害者。你说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老百姓还有什么希望?他们口口声声的叫嚣,你们去告吧,可是老百姓又到哪里去告?老百姓真正拿起法律武器,他们又不受理。受理了,又不开庭审理,你说这个国家到底沦落到什么程度了?当局贪官污吏用法律文书来管制百姓。现在的公安、司法完全是为了贪官污吏服务的。人民政权完全丧失在他们的手里了。”
3.29事件,指3月29日发生在自贡市大安区凤凰乡原大湾村13组,在马吃水转盘旁边的一块撂荒10年的土地、再被四川省荣新开发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启用施工的事件。被村民代表及村民约60人前来阻拦。当局当天出动了警察、开发商、涉黑人员约200人,各种车辆13部、挖掘机一台、10吨翻斗车两辆来强行侵占土地、强行施工。但在村民的奋力阻挡下未能开工。当天冲突中有多名村民被打伤,随后当局动作频繁。4
月5日,大安公安分局传唤了何淑芬、赖有芳、陈文英、苏兴容、温勤芳、毛亚平等6名村民代表;11日又发出对赖有芳、何淑芬、温勤芳三名代表发出行政拘押令,试图吓阻村民放弃护地行动。12日,三名村民代表被召集到乡里,乡党支部书记、乡长通知,4月13日将继续施工,有阻挡着,拘押令立即生效执行,不阻挡,可解除拘押令。
至截稿前,刚刚得到的大湾村民电话称,政府官员、警案和施工人员现已开进施工现场,准备强行施工。请继续关注现场报导。
有分析人士认为,公安局副局长和警察都在现场,说明是暴力强制拆迁,从而导致拆迁户被逼自焚,他们应该是间接凶手。大陆维权人士指出,弱势群体用极端方式抗议强拆,是自己私有财产被剥夺情况下,被逼无奈而万不得已采取的反应。
*拆迁户吕二祥现场自焚
安徽的《江淮晨报》报导,4月10号早上7点多,安徽巢湖市居巢区安德利商厦的拆迁现场,居巢公安分局副局长朱晓明看见拆迁户吕二祥一手拿着一桶煤油往身上浇,一手持打火机。朱晓明冲上前去,抱住吕二祥,试图制止他的极端行为。结果吕二祥点燃煤油自焚。
当现场的警察将二人身上的火扑灭后,送到医院抢救。吕二祥不幸死亡,朱晓明背部和颈部大面积烧伤,现住院治疗。
据了解,死者吕二祥42岁,已经离异,没有工作,家中有两个儿子,还有一个痴呆的母亲。
对于事件的起因,安徽的《江淮晨报》说,“安德利商厦扩建改造工程得到绝大多数拆迁户的理解和支持,所有住户全部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自焚的吕二祥也于去年10月签了协议。但是后来,由于吕二祥提出额外要求,安德利商厦没有给于明确答覆,吕二祥因此产生不满。”
*公安局长带头的暴力拆迁
不过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导,在互联网上搜索后记者发现,有关这次事件的报导,几乎全是总部设在合肥的《江淮晨报》的一篇稿件。记者打电话到巢湖当地的《巢湖日报》,其编辑部没有透露姓名的负责人明确说他们没有报导:“我们没有做报导,这个事情我没办法给你回答。”
对于《江淮晨报》对事件经过的描述,大纪元专栏作家王一峰表示强烈质疑,他说,“大陆媒体把公安局副局长的描述使人感觉他好像是见义勇为的‘英雄’,是很可笑的。首先,公安局副局长和警察都在现场,说明是暴力强制拆迁,他们是逼迫吕二祥自焚的凶手。”
他还质疑公安分局副局长朱晓明“见义勇为”的做法,他认为更可能是吕二祥在自焚前想以抗争的方式与指挥强制拆迁的副局长朱晓明同归于尽。
*维权人士:“被逼无奈”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山西太原“中国人权论坛”的发起人邓太清说,因政府强迫拆迁导致弱势群体家园不保的事情到处都有,被逼无奈时,没有太多的选则:“你要拆,给他一点钱,使他没地方居住,找不到同样的地方去生存,现在生活费涨得又非常高。人民的收入赶不上房价,出去也是死路,流落街头,还不如自焚,是被逼无奈。
邓太清还说起日本东京一个建设工地拆迁工作花了七年时间解决拆迁户的安置问题:“西方社会有一个法制、人权来保障基本民众的利益,任何政府、任何集团、任何部门不敢随便侵犯人民的利益。而在中国没有这样的体制,悲剧是永远层出不穷的,说‘两三个月就给你解决’,结果个人接受了那你就倒霉了,不接受就面临着被打、被抓、逼得没有办法,只好自杀。”
按照中国国务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城市房屋拆迁时应该按照市场价对业主进行赔偿。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发展商并不按照规定办事。最近《物权法》已经获得通过,个人的私有财产权获得保护。
不过,邓太清却不是太乐观:“现行法律有这个条款,但是谁去执行?谁去监督?《物权法》订得再好也得执行呀,对你是法,对他就不是法了。”
【大纪元4月13日讯】 4月9日,我拿到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3月30日作出的《驳回执行申诉2006)浙执监字第4号通知书》,我们夫妇三年多来艰难的申被轻松地驳回了。捧着这份《通知书》,既让人怒火万丈,又让人哭笑不得。这是一份十分荒唐的通知书,世界上恐怕再也找比这荒唐的法律文书了。一、拿着手铐逼着我写卖房保证书,却说我“自愿”。《通知书》说:“同月(指 2002后3月)31日,孔子明申请自行处理光明山路房屋,并向仙居法院出具了内容为‘该房屋由我自己负责销售,时间在一个半月内,出售屋价在60万元以上。如果逾期由法院拍卖’的保证书。实际情况是:我知道仙居法院进行违法拍卖后,从希腊国赶到仙居法院要求调解解决,并指出违法问题,可是仙居法院说: “没有调解了,60万元钱交法院,没有钱就买房子,不买房子不准出国。”拿着手铐逼着我写卖房保证书,当时我没钱,法院也不讲理,今日落在他船由他摇他,留点青山在,就把我们当时150万元以上房屋违法从48余万元“拿走”。把我们20多年的辛勤劳动的房屋就这样被洗劫一空。
二、拍卖事先未办理集体土地出售转让手续明显错误。我们的私有宅基地是属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西门村委而没有办理土地出售转让手续时不能上市买卖的,仙居法院是违犯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浙江高院在2007年3月30日驳回执行申诉(2006)浙执监字第4号通知书已认定“……占用的土地使用权自然一并转移。但土地所有权人有权向承受人收取使用土地的费用……相应的土地使用权权属状况仍为原貌〈原户我所有〉”这种定理不是很明显在鼓励引发一系列纠纷矛盾吗?所以也直接严重影响了房屋拍卖,有纠纷的房屋谁愿意来买,固然造成拍卖未果的原因其中存在问题的一种。所以说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集体土地必须办理出售转让手续后转入国有土地才能上市买卖,并明确规定要缴纳土地出售转让金40%- 60%。所以拍卖事先未办理土地出售转让手续违法原则是错误的,法律的根本是用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鼓励引发更大的民事纠纷。造房子必须先有地基才能往上造房子,没有地哪有天。所以说天跟地走。浙江高院说地跟天走是不合情理的。我再说一句土地使用权不租,把窗户墙拆走是有道理的。浙江高院这种做法是庇护下属法院推其法律责任,应用法律错误。
三、枉法裁定不纠正,滥用职权强硬驳回执行申诉违背法律。浙江高院在2007年3月 30作出驳回执行申诉通知书中已认定:“(二)人民法院执行中处置房屋是只能处置被执行人合法取得且拥有完全权属的房屋,对违章建筑不能处理。仙居法院执行光明山路房屋时,北面的97、5平方米临时用房和南面东边间第四层均属违章建筑,故不应纳入处置范围。安州会计所对97、5平方米临时用房予以评估及仙居法院将之列入抵债财产范围均不当,但这于你们的实体利益并无损害,反而对你们有利。”浙江高院已确认违法评估和仙居法院违法执行及枉法裁定,应以依法裁还给我们权益,法律不是对谁有利无利的问题,都是平等的。而不是以浙江高院所说的把我们房屋地价‘抢走’还说对我们有利,在此我郑重地大声说不需要对我有利,以法律来骗三岁小孩。
仙居法院(2002)仙法执字第9号裁定书裁明:“……二间六层楼房屋,二间三层楼房屋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包括违章建筑的地上建筑物作价人民币 238091、89元……”使用权作价的枉法裁定,上述这些问题浙江高院已认定仙居法院违法执行及枉法裁定和评估违法,那么又为什么要驳回执行申诉(2006)浙执监字第4号,这不是自相矛盾,浙江高院明知是天上有太阳,却以权压人说没有太阳。天上还是有太阳的。浙江高院已认定事实应以依法作出裁定撤销仙居法院原裁定书重新裁定给我们的:宅基地所有权,北面的97、5平方米临时用房和南面东边间第四层违章建筑。可见驳回执行申诉通知书的事实题不对文,在省高院立案审理三年多,竟作出一个十分荒唐的结论,驳回执行申诉(2006)浙执监字第4号,只往天平国徽抹黑。
四、违法拍卖固然达到无人问津。宅基地集体所有权的西门村没有办理出售转让手续,已严重违法拍卖,浙江高院2007年3月30日驳回执行申诉通知书中已认定:“但土地所有权人有权向承受人收取使用土地的费用。”这是制造拍卖无人问津的主要问题中是其一。 “安州会计所对97、5平方米临时用房予以评估及仙居法院将之列入抵债财产范围均不当。”这些问题省高院在驳回执行申诉通知中所认定的这个拍卖问题是其二。把二间四层楼房屋,拍卖公告当作二间三层楼拍卖,连几层楼房也要搞不清楚,是在竟拍该房屋吗?这个问题是其三。其四是:安州会计会物所把我们1180平的建筑面积框架铝合金窗全封闭房屋当作国有资产估价。估作54余万元的错误目的,是合符我当时债款。这样就可以达到拍卖。这样的价格更使人不敢相信,坐落在仙居城关光明上路21-1号房屋只有54余万元进行拍卖。以上存在这么多问题足够致使人无人问津的主要原因,而仙居法院把这些问题推说:“汇通拍卖公司举行公开拍卖,朱**从以起拍价竟得该标。你们的亲戚在拍卖现场威胁朱**……”如果说我亲戚现场威胁的话,朱**会得标吗?这不合乎情理的掩饰之词,而真正的原因是以上问题的存在,当时朱**不清楚,如果没有以上问题存在法院能同意退标吗?这是事实客观的存在。再说有钱人谁愿意买有纠纷的房屋。只有合伙人,在权力的庇护下“拿走”。
五、把我们私有房屋当作国有资产清算方法评估是别有用心的。把我们私有房产当作国有资产评估的主要区别在于集体土地使用权问题上,集体土地是有地价的,而且必须要办理出售转让手续后才能上市买卖,土地价有明显价格,而有意避开土地办理出售转让手续,并且还要先缴纳土地出售转让40%-60%,所以以国有资产评估低价进行拍卖。被执行人已秤锤落水浮不起来,评估报告又不让人看,恶意压低房价54余万元的目的是符合我当时的债款,就可以达到拍卖价格,然后又违法拍卖压住房价,一切使其合乎情理的进行违法把戏,是很明显的。当时仙居商品房的价格平均在1500每平方米,我们座落在仙居县城关里仙居中学理想的商业地段,而不是省高院所说的系农村房屋,或强制变价房屋,就应该低价处理,拆迁也是房屋,难道被制执行就不是房屋了。
──转自《六四天网》
【大纪元4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道)北京访民王建平母女,回族人,原住在西城区榆树馆东里乙3号院,3年多前,在双方没有协商好的情况下,她们的房屋被西城法院强制拆迁,层层上访也没用,至今安置补偿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王建平批评,国家的信访部门行同虚设,机构瘫痪,信访部门公务员拿着人民的纳税钱不为人民办实事,弄虚作假,答非所问,贪污腐败,无人追究责任。王建平的房屋原是4间房的独门小院,04年10月20日,西城法院强制执行强拆,王建平母女的财产和打官司的行政材料都被强行拉走,至今双方仍在协商中,但始终没有满意的结果。
王建平说:“上访2年多了,到现在不给我解决,要求复印行政材料,西城法院不提供行政卷宗复印件,去找到西城人大则说:‘监督不了一府两院’。此房屋是我和母亲分别拥有,算2户人家,我们要求给2个单独房屋或还我原来的独门小院,都不答应,说给钱,要高了说我漫天要价,说低我根本买不到房子,异地安置到郊外,却是旧房,也没有合法手续。”
失去房屋后,王建平从西城法院开始信访,后到过西城区信访办、西城区人大信访办、北京市政府信访办、北京市最高法院、北京市人大信访办、国家信访局、中纪委等处信访,都以她三个月没有起诉西城国土局为由不予受理。
王建平表示,老百姓不是法律工作者,法院、西城国土局、北京市久合开发商、北京市智嘉拆迁服务公司、西城市政基础设施办公室都不按程式,却无人追究。
王建平逼于无耐,06年6月,到中南海中共温家宝办公地去反映被强制拆迁问题,她被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开了一张行政警告的处罚单。
为了讨回公道,王建平把相关法律条文背的很熟,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王建平表示,处罚单里面说:“中南海周边不是上访地区。再去就拘留,拘留三次就劳教,不管上访人员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一盖而论。”
她说:“老百姓走投无路才去上访,请问到哪里才是百姓上访反映问题的地方。这行政警告决定书违背《宪法》第41条。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王建平在上访中,看到有10年、20年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新的信访条例出台,除区信访办、市信访办以书面形式“答非所问”的答覆之外,其他信访部门(法院、公安、人大)不但没有书面答覆,还相互推诿、拖延。
如果北京有什么重大会议或重大活动事件,就让派出所的民警,把北京的上访人员带到各地去玩或软禁在宾馆、招待所等处。
据悉,北京市多名被拆迁户在北京市发改委查阅档案材料过程中,适逢中纪委来检查工作,投资处战主任匆忙中止群众查阅,但数日后,被拆迁户再次去查阅档案,要求查阅档案发现档案已被修改,而其他档案已被订死不能查阅。
王建平表示,市民多方上访无果,就是市委各部门在包庇下属单位,个别领导直接参与违规批占土地。所以欺下瞒上不让上层领导知道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这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访民实际问题的根源,怕冤民作出过激行动,拦截国家领导人的车辆,怕他们官商勾结贪污腐败行为暴露,这样做只能是劳民伤财和侵犯人权。
【大纪元4月13日讯】我叶国强、妻宋秀琴,乃持有权威部门核发残疾人证件的残疾人。幼子叶明华辍学在家。今日我家三口再次面临露宿街头之前。特向北京相关行政部门,发出紧急求救。请你们阻止即将发生又一起侵犯最基本人性案件,为构件和谐社会做出实际工作。现以崇文某区长为首的“稳定办”,特意组织召开会议研究后决定:将我家驱逐出崇文,赶回宣武。谎称我硒身的廉租房乃私房。昨天突现之“房主”,勒令我最迟三天时间腾空琉璃井南里25号的廉租住房。为此紧急叩见宣武区领导,但答覆我;没有房可租我。也就是说三天时后,我家又要无故露宿街头。
之所以造成“恶性循环”。完全是03年当时宣武政府与奸商组织对我家非法强拆,浩劫叶家全部私有财产,且事发至今四年依旧没有给任何安置或补偿。官商强拆在先,叶家上访在后,反过来以扰乱“次序”为名,屡屡对我叶家残酷报复。造就我叶氏三家万复不劫之灾难。露宿街头,乞讨为生,论为特色中国的新生丐。05年我先于兄长刑满释放回京,历经千辛万难,宣武政府被逼无奈(按无工作,无住房,双方都是残疾人必须之规定);06年5月才安排位于崇文区琉璃井南里25号的廉租住房。试问京城三万户廉租住房我家没资格,还有几户有资格?!
事实我叶氏三家所遭不幸,至今四年时光没有得到丝毫解决。80多岁年迈多病父母借宿他家,仍在冤狱我兄正倍受折磨,我侄子叶明君只能靠亲友帮救才得以生还。我家早就应该享受廉租住房,只居住不到一年,今天公开违法赶走……。天理昭昭,要对我叶家赶尽杀绝吗?
毋须讳言,只要不解决强拆问题,生命不息,上访不止。四年给我叶家奇冤大辱,岂能如此了解。刑满回来后我无数次找各级领导、信访部门。换来的却是石沉大海。一年来遇国家敏感时期,却莫名其妙的软禁看押,身心苦不堪言,更有甚者不露身份人打电话威胁恐吓。对我一方面采取无理不关心态度,一方面采取无情不放心 态度。这公平吗?在此,呼吁上级领导干予崇文区区长的行为。如持意做下去,出现任何不和谐事件,并非我本意。一切责任是应由崇文区长承担。
官逼民访,民不得不访。从前,兴拦轿喊冤,击鼓鸣屈。如今我拦轿车违反交通管制法规,且有被撞死的危险;古时,鼓槌是搁在衙门前,有自己取下就敲;我现在找国内连最小的传媒都惟有躲闪不及。情况紧急,万般无奈。投书海外,以示告之
敬请领导换位替民考虑理解,帮救弱势民众!!!
求助人宣武:叶国强
电话:63658471
07年4月13日中午
据国内消息人士说,4月11日,200多访民来到上海《解放日报》社,抗议该社4月9日发表的一篇肉麻吹捧市政府信访工作的文章。上访人员说:“《解放日报》4月9日的这篇报告,极力歪曲上海的信访实情,说去年全市80个信访部门受理信访总量110余万件,基本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我们认为《解放日报》社作为上海市政府的喉舌,完全无视众多访民的声音,以此蒙骗新到任的市委书记习近平。我们要求报社领导做出解释。”
当这些访民来到《解放日报》社大门前时,被早已在此戒备森严的近百名警察拦截。警察用事先准备好的警车和面包车,将200多名访民强行押上车,拉到了上海黄埔区国货路的蓬莱中学关押。据多名访民说,他们是被关押到晚上才被放回家的。
据查,上海《解放日报》4月9日第一版确实刊登了一篇题为“他们,扑向‘第一信号’——来自上海信访一线的‘影像’报告”的报导。该报导特别提到:“日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在刚到上海后第一次主持的市委常委会上,专题听取了本市信访工作汇报,为我们做好当前信访工作指明了方向。”
该报告接着说:“上海市、区、县4000多名信访干部近几年守望在信访一线,担负着常人难以想像的繁重而艰辛的工作。从去年11月起,记者就分别深入上海各级信访部门,同信访干部深谈,听上访人员倾诉,借阅一摞摞信访卷宗,探访一个个疑难案例,真切感受到上海信访干部‘热情、依法、负责、奉献’的群体形象。”
该报告还特别指出:“去年全市80个信访部门受理信访总量110余万件,基本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但他们说,息诉止争工作质量还需进一步提高。”
另据消息人士说,4月12日上海还发生另一起访民被抓事件。当日是杨浦区区长陈安杰接待日,因此,陈素琴(音)、朱月妹、李庆红等近30名该区访民前去反映问题。杨浦区的正副区长没一人出来接待,于是大家就来到区政府门口。结果,杨浦区公安分局和平凉警署来了10多名警察,其中有刘姓所长和干警于亚杰。访民陈素琴被人打晕倒地后送到虹口中心医院,但事后,她被所在警署从医院带走。另外,张辉、刘珊二访民被强行拉上警车带走,到截稿时仍未释放。(
【大纪元4月13日讯】对于希望进军中国的外国媒体来说,有消息被中国媒体广为转载并引起读者讨论,定会感到高兴。德国之声介绍纪录片Losers and Winners的新闻“失败者和胜利者”(2006年11月13日),经新华社旗下的《环球时报》率先转载并通过新华网在中国广为流传,并引起诸多网客讨论。但德国之声如果看到这篇报导经过修改标题,删节关键内容之后,已变身为中国媒体借德国之声之口宣传中国工人艰苦奋斗精神的片子,并引发部分网客民族骄傲感后,一定感觉错愕。德国之声这篇新闻标题与片名“失败者和胜利者”相同;而《环球时报 》则将标题改为“德国之声:中国工人的干劲让德国人震撼”,“妙剪回春”地将一篇比较两国工人各自深陷于其中的困境变成了德国人赞扬中国工人的题目,中国劳工在权利方面的“失败者”形象一扫而光。
德国之声的报导共计2,080字左右,《环球时报》的转载计1,100字左右。除了对情况描述略有删节之外,还删掉了以下3段话:
第一段是:“相比于工人的清贫,负责这个项目的兖矿党委书记莫立崎(音)却是期望能早早地开上‘大奔’。对于德方的一些安全建议,这名负责人认为:‘德国人就是不敢承担责任,稍微出点格的事情都不敢做。毛主席有句话是: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没有一点牺牲的精神,哪有兖钢的今天?我们在地下800米矿井工作的工人,头上哪天不是嘎扎嘎扎地响,那能没有一点危险吗?要是按照德国人的做法,那就别干了。’”
──这段话之所被删,是因为中国早就“荣膺”“世界煤矿死亡率最高之国”。所以中国人现在也懂得要清除带血的GDP。莫书记的话放在毛泽东时代,绝对可以与“王铁人语录”媲美,但今天这观念却会引起国内有头脑的读者反感。
其次是删掉了“这名貌似严肃的党委书记讲话充满了幽默,面对镜头的直白讲述,经常引发满场德国观众的大笑:‘我们来到德国,觉得很多东西需要学习,首先是德国人好绿化,为了爱护植被甚至绕道走;其次是全民健身,还很爱护小动物……如果中国工地上有这么多野鸽子,那恐怕早被工人吃光了……如果我还能来德国,我希望能将德国空中客车的生产基地都搬到中国去。’”
──这段话被删,与《环球时报》制作的标题有关,既然只需要突出德国人的震憾,也就没必要让莫书记表达德国也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第三段话被删,则完全改变了德国之声那篇报导的主旨。原报导开头有一段为“新闻眼”的话:“在这场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博弈中,究竟谁是‘失败者’,谁是‘胜利者’?德国导演弗兰克和吕肯的记录片‘Losers and Winners’展示了这真实的一幕。”这段话《环球时报》亦予以保留,但在倒数第二段最要紧之处,《环球时报》却做了手脚。且看德国之声报导的原文:
“那么究竟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呢?导演吕肯并没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这必须由观众自己决定。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德国和中国工人都是失败者:中国工人拼命地工作,却看不到一点美好的前途;德国工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关闭了祖辈相传的矿井,心灵的苦闷难以表述。受益的当然是他们的雇主,成为了更高层面的康采恩,至于更多的内涵,需要观众自己去体会。’”
《环球时报》对这段话只保留了前面4句话,从“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开始,所有的话全部删去。全篇文章亦以德国之声原文结尾“影片最后一幕只是一段字:2006年,兖钢从德国引进的两座7.63米焦炉,第一次投料产出50吨冶金焦炭,标志着中国成功吸收了德国技术,中国的炼焦技术由此一步跨越了20年。”
一篇对比中德劳动力处境的纪录片,经过中国编辑“高明”的剪接,竟然成了中国工人远渡重洋到欧洲展示吃苦耐劳精神并让老外们感动至深的片子,同时还借外国媒体的口表达了中国只要凭着艰苦奋斗,就能迅速超越发达国家──能不佩服中国政府宣传文化的高深博大吗?
中国媒体制造的陷阱当然不止这一处,有关台湾、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领导人访问他国时的报导,只要留心,总能在关键处找出许多与外媒报导的事实不同之处。
──转自《华夏电子报》第187期
“迷信”被中共赋予了党文化内涵
一说到:“迷信”,人们就会想到“愚昧”“不科学”“自欺欺人”之类的贬义词。其实迷信本身根本就不是中共所宣扬的这个意思。假如一个训兽师坚信他的幼狮在比赛中总能拿到第一,虽然这头小狮子受了伤,而且比赛中强手如林;假如奄奄一息的病人即将撒手人寰,但他的家属仍然坚信匆匆赶来的一代名医可以将其亲人从黄泉路上拉回来;假如一帮学生只坚信自己的老师说什么都是对的,老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其他人说什么都可做可不做;假如一位信神的人面临死亡的危险还实实在在的相信神灵无处不在……,那么这些“信”,不就是一般人不理解的“信”么,不也就是着迷的信吗?我们怎么称谓这种状态呢?不就是“迷信”了吗?这么说来“迷信”根本就没有任何反义。
中共在已有的词汇中加入了它想要的含义,并进行解释、宣传、炒作和强行灌输,这是中共惯用的伎俩。虽然迷信一词早已有之,但中共所说的“迷信”一词实际上也是中共造出来的党话系统的一个新词,并赋予它无穷的杀伤力,专门用来打击不符合中共无神论、唯物论的任何传统伦理、正统信仰,甚至是中共不喜欢的任何学说,它都会抡起“迷信”这根大棒将其一棒打死。
当年像牛顿这么伟大的科学家,只因为说了句星球的运动是神的推动下产生的,就被中共批判的体无完肤,把牛顿说成是等同于跳大神的、巫医神汉、鬼魂附体之类的人物。大科学家竟然大搞迷信,不是科学家有毛病就是这个词用的不对,显然前者很正常,那就只能是“迷信”一词被滥用了。
中共自己搞迷信
有人学习佛法很虔诚,为了表示对经书和佛法的尊敬,在读书之前先洗洗手,而且是经书每日必读,凡事都按佛法去做。而经历过历次运动的人看到之后则会说:这让人想起文革时情景--人人手拿“红宝书”,吃饭前都要念上一段,两个人对话之前也要背上一句“毛语录”。其实人们已经点明了,这都是一种“信”。区别是前者是发自内心的正信,而后者,却是当权者为达到便于统治的目地而误导百姓、强迫百姓、愚弄百姓的“信”。不管怎么信都是投入的信、着迷的信,都是迷信,也就是说中共它自己也在搞迷信。
中共为了让人民放弃对神佛的信从而转信中共,于是在教科书中,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渠道中,都充斥着“佛法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让百姓顺从他们的剥削与压迫”这一论调。中共把人们发自内心的对神佛的正信说成是有为的“搞”迷信, 对其进行打压的同时,自己却在中华大地上大搞造神运动,把中共党魁美化为人间神明,甚至早顶礼、晚膜拜,这不是它自己在搞迷信是什么?中共不让人们相信能使人类道德升华的佛法,却强迫人们无条件相信恶党的谎言邪说,如果谁表现出来对恶党歪理的怀疑就把谁打成异类,让你名誉扫地,让你在社会中抬不起头来,让你找不到工作,让你无法在社会上立足,让你活不下去。谁搞迷信也没有中共搞迷信搞的这么厉害的、搞的这么疯狂的、搞的这么彻底的,简直搞成了全民邪教。
中共用“迷信”二字打击别人的同时好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和正在做什么。当时的人对中共党魁的迷信和狂热成度近乎疯狂,而且就是现在中共也从未放弃让人民迷信恶党的努力。现在人们对中共的迷信已经淡之又淡了,并不是它的“搞迷信”运动停止了,而是人们对中共已经真的是彻底失望、再也信不起来了。这么看来,迷信也不是谁想搞一下就能让人相信的,你得真有值得让人信服之初。当初中共欺骗了民众,民众才迷信于它,现在九评问世戳穿了它的谎言鬼话,人们在觉醒,谁还迷信它呢?
所以说中共在搞迷信,而且它的迷信是硬“搞”出来的。
不迷信、没信念的人类会是什么样子
没有了迷信,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孩子一生下来就不迷信父母,父母自然无法对其进行管教,这样的孩子不知道尊敬父母,将来怎么会道德高尚?恶习满身的孩子对社会来说就是一滩祸水。现在中国的一大部份学生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学生对老师和知识不迷信,自然不会认真学习,而是敷衍了事,如此也就无法掌握科学知识,将来无法为社会服务,教师也无法全力传授知识,因为学生根本就不听教师的教导,尤其在做人方面更是无法沟通。现在中国的初中生动辄打骂老师,那些场景让人不清楚是老师在教育学生还是学生在随意发泄。迷信了共产党而不迷信教师和知识的学生,接受了所谓的“素质教育”,在迈出校门走向社会后却是业务不精或高分低能。
军人不迷信纪律,打起仗来自然是一团散沙、无法指挥,连国家都无法保卫了,真到那一步看你中共还叫不叫嚣“不要迷信”。
人类都不迷信道德,没有信仰了,谁都不相信做了坏事会遭恶报、做了好事会得到福报,自然不会主动抑制自己的私心,为了私欲会随时作恶,甚至人人为敌,君不见当今中国大陆每天都可以在报纸上看到父亲打死儿子、女孩杀死奶奶、初中生突然生小孩儿……而普通的刑事案件现在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现在如果在中国丢了几百块钱去公安局报案,人家只会对你说句:“金额太少,无法受理!”
如果人类真的对任何事物都不“迷信”了,人类会变成人间地狱的。现在中国很多人在重复一句话:我什么都不信,我就相信我自己,结果就是私心无限膨胀、道德下滑到底。
迷信该不该有
假如信奉有神论的爱因斯坦今天生活在中国,纵使提出伟大学说相对论,无疑也会成为“迷信”一词的牺牲品,相对论一样逃不脱“迷信、歪理邪说”的罪名。牛顿是一个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既然被中共说成是搞迷信的人做出了如此杰出的丰功伟绩,后人几乎无可比拟,既然“迷信”有如此之魅力,我们为何不堂堂正正的将“迷信”进行到底呢?
今天中华大地有数以百万计的头脑清醒、身心健康、有胆有识的善良民众在修炼以“真善忍”为宗旨的法轮大法。而靠暴力和谎言起家并维持统治的中共,与小肚鸡肠、能力低下、却具超强妒嫉心的丑角江贼民相互利用,为迫害真善忍,再次抡起了这根“迷信”大棒。
真理的力量是无穷的,法轮大法非但没有被“迷信”打倒,相反的,他们破除了“迷信”、破除了中共强加给迷信二字的党文化内涵,让人们认识到了这个词的本来面目,为人类的千秋万代造了无穷大福。只要我们有正的信仰,坚持正的信念,那么我们就是在着迷的信、深入的信、投入的信、全心全意的信嘛!实践证明这种迷信是对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得到了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的支持,使我们生活的星球更加充满了美好、关爱与祥和,在道德、信仰、文化等各个层面上得到了升华。
迷信正的对社会有益,迷信恶的对社会有害,如果迷信中共那它会把人带向地狱。对于正义的力量和正信,我们是丝毫不怕被说成是迷信的。中共恶党心怀叵测要送我们一顶迷信的帽子,我们就趁机撕碎中共伪善的假面具,把中共丑恶的嘴脸揭露出来。而我们,是要堂堂正正的迷信到底!
【大纪元4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邵燕报导)德国众党派代表出席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3月29日在国会举行的关于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指控,德国国会人权委员会呼吁关注指控问题。据明慧网报导,德国基督民主同盟议会党团人权问题新闻发言人施泰因巴赫女士(Steinbach)日前在回复法轮功学员的信中提到,德国国会人权委员会负责人对麦塔斯和乔高在听证会上提出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问题感到担忧。
与会的国际人权协会理事会成员吴曼杨先生透露,此次听证为闭门听证,除了前身为东德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没有派代表来参加之外,其他所有的党派都派代表出席。从出席的国会议员们听取证词时的专注程度,吴曼杨判断他们将会严肃对待这一对中共的指控。
施泰因巴赫女士在信中还谈到,德国国会人权委员会将接纳乔高的建议,敦促德国社会关注中国器官移植的问题。例如,人权委员会将和柏林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夏里特(Charite)医院取得联系,请他们关注有关中国移植器官的事情。
2007年1月31日,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在渥太华公布调查中共活摘器官指控的增补版:《残忍的活摘器官——加拿大关于中共活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将原有的18种论证方法扩充到33种。报告指出,对医疗系统来说,贩卖器官成为了医院运营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成为器官移植的活体供体。
【大纪元4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邵燕报导)湖南一位到劳教所探亲的七旬老妪看到女儿被凌虐的惨状后失声痛哭,被劳教所警察呵斥并在地上拖至昏厥。知情者透露,这位老母亲仅因为看到女儿浑身伤痕后无法停止痛哭流泪,就被劳教所的警察强行停止接见,并将老人在地上拖至昏厥。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43岁的朱桂林女士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被当局关押在株洲白马垄劳教至今已有两年半。朱桂林的劳教期本应在2007年4月8日期满,但白马垄劳教所拒绝放人。
据明慧网报导,4月9日上午,朱桂林的母亲、弟弟等亲属到白马垄劳教所探望。 当看到朱桂林遭凌虐至无法行走而被人扶出来,而且瘦骨嶙峋、浑身是伤时,家属们都心疼得落泪,朱桂林伤心过度的老母亲更是忍不住失声恸哭。
这时,一位警号尾数为249的男警察冲着家属大吼:“不准哭!”朱桂林的嫂子请警察不要这样凶狠地说话,因为朱的老母亲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受不了刺激。看到警察的蛮横,朱桂林的家属据理力争:“朱桂林只不过信仰了‘真善忍’,炼了法轮功,又没有犯什么法,你们把她迫害成这个样子!人被迫害成这样了,我们连哭都哭不得了吗?……”
警察看到家人论理,马上强行停止家属见面。朱桂林悲伤的母亲不愿离去,拉着女儿的手不愿放开,被几个警察冲上来强行拖开。据目击者透露,70多岁的老人被几个丧失人性的警察在地上拖,直到老人被拖得昏过去警察才放手。朱桂林的嫂子担心老人心脏病发,想上前制止,被警察扯着头发、掐着脖子,从二楼的接见室拖到一楼,最后被两个男警察架起来扔到劳教所门外,头部被撞到地上肿起大包。
朱桂林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七年来已经数次被当局关押。
2000年8月,朱桂林依法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石门县公安局政保股接回,关押在石门看守所达四个月,家人被逼交纳三千元的“罚款”后才得以释放。
2001年2月,朱桂林被石门县“610”人员强行从家中绑架到拘留所关押了三个月。为了抵制无理迫害,朱桂林在拘留所曾绝食抗议,因此曾被“610”强行送到石门县人民医院精神病科注射破坏大脑中枢神经的药物。朱桂林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时才被放回家中。
2004年10月8日,朱桂林判刑二年半劳教,非法关押在株洲白马垄劳教所至今。期间,朱桂林因为不放弃修炼而遭到酷刑折磨,包括剥夺睡眠、毒打和野蛮灌食。2005年7月间,朱桂林曾毒打致昏死后送医院抢救。目前,家属看到朱桂林的头部、手腕、肘弯、膝盖、腿脚等处伤痕累累。
不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呼吁,全社会和国际正义组织应关注和制止在白马垄劳教所持续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2006年12月9日,2500多名家属曾联名上书国际社会,揭露亲属因修炼法轮功在白马垄劳教所遭受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这两千多位人士表示将为国际社会的调查提供有力的证据,他们在联名书上说:“我们企盼国际社会人权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即刻到大陆来查清恶党的种种暴行,敦促当局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 ”
【大纪元4月13日讯】外国人经常发现一些中国人熟视无睹的情况,GeoffreyYork对中国人上网习惯的观察就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这位作者在《没想到中国人这样使用互联网》一文中说:“拥有1.37亿互联网用户的中国,其线民的人数仅次于美国。但是,中国似乎没有把互联网作为改变社会的工具,而是首先把它当成了娱乐源泉。在中国,互联网不是资讯超级高速公路,而是喧闹的娱乐大杂烩。
“这种现象能从市场情况获得部分解释。在西方,约70%的互联网用户年龄都超过30岁。而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约70%的网民都小于30岁。中国的线民大部分都是渴望娱乐的城市白领和学生。他们每周的上网时间合起来超过20亿小时。杨先生说:“西方人爱户外运动和大自然游览,中国人更喜欢在室内活动。以前是麻将和打牌,现在他们发现了互联网。
“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互联网是用于特定目的的地方,上网是为了流览资讯、新闻或收发邮件。而在中国,互联网首先是一种娱乐媒介,用来给年轻人消磨时光。”
这位作者说得真是一针见血,中国的互联网沦落到这个地步,都是政府的言论管制造成的。以前,门户网站的重点内容都是新闻,官方的舆论管制部门认为这样会打破自己对新闻发布的垄断,所以就取消了网站采写新闻的自由,让网站必须转载官方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而官方的新闻媒体在发布新闻的时候经常是藏三掖四,人们不能从这些新闻中读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人们对新闻的关注就大打折扣。
官方不但对新闻传播设置禁区,他们还对资讯传播设置禁区,于是一些网上的搜索工具就无法发挥它的全部功能,网上的某百科全书也是面目全非。我以前经常使用Google,由于它在官方的管制之下很不好用,动不动就来个网页无法显示,因此我现在很少使用这个搜索工具。
由于网上有很多政治禁区,所以在互联网上关注新闻、收集资料的人就少了。互联网全面介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大概只有七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互联网就变得面目全非,这真是文明的退步。中国境内的互联网逐渐被鸡飞狗跳的八卦内容占领了。
在网上玩网路游戏、追星、聊天,这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太多的人用大量的时间做这些事情就不正常了,这说明很多人在生活中没有正当的目标,他们只能靠这些东西来消磨时光。我在网上遇到很多人,他们有时感觉互联网上的游戏、聊天也没什么意思,他们一面抱怨这些东西,他们还离不开这些东西,这说明现实中确实没有什么东西能吸引他们了。工作场所象战场,人在这里累得要死;在学校里学生只能领略到死记硬背,人在这里要烦死;体育场所要门票,没钱就不能进去玩,学校、单位的运动场所不对外开放,想参加体育活动无处可去;即使有活动场所,学生的父母也不会让学生去,他们害怕这会耽误学习。因此,广大青少年只好卷屈在网吧里、或家中的电脑旁。
在中国,约70%的线民都小于30岁,他们在网上用很多时间来关心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娱乐,这不是什么好消息。首先,青少年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他们用大量的时间坐在电脑旁,这对身体的发育不利。其次,娱乐仅仅是娱乐,人不能总是娱乐,人还要去严肃地思考。在学校,浅薄的应试教育不能使学生严肃地思考,在互联网上,青少年也不能有严肃思考的机会,因为很多资讯他们接触不到,这样一来,青少年的智力就无法得到提升。美国的中学生在看《战争与和平》、在参加社区劳动、在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的中学生就知道谁长得帅、谁长得靓;在这种状况下,我国人民还大谈国家之崛起,这真是一个奇迹。
(2007-04-12)
转自《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