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4月15日(星期日)
面对高智晟的惨烈抗争，我们怎能袖手旁观。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之时，我们要竭力声援高智晟，藉助国际进步力量阻止邪恶对他的进一步迫害。我们的一篇文章，一个签字，一个声音，都是高智晟“全家在严酷的压迫面前始终不惑和无穷的希望源泉”。
4月15日下午16点20分，因今天上午政府出动数百警察前往弹压，抓走了一名农村妇女的事件（见《数百警察镇压温江农民维权》），引起数百农民围聚金马镇政府要求放人。被抓走的农村妇女是温江区金马镇金泉社区10组（原金马12大队5队）农民严小蓉，现在被关押在温江区公平镇派出所。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获悉：被湖北郧西当局非法关押在郧西县烟草站的湖北访民郑大靖，于今天晚上19点过，跳出高墙、亡命天涯。目前，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正在设法联系合法公民郑大靖，希望他前往成都治病。
通过希望之声网路，大陆自由作家和民主人士顾万久、孙不二和贺伟华表达他们对中国民众退党的支持。一名以智晟二字为自己命名的观众现场退党，在感言中他指出，以智晟命名就是要向中共当局表明自己对高智晟的支持，同时宣布三退。
有位德国老太太看了揭露中共迫害中国人民的图片后，浑身发抖，颤颤巍巍的说：“人类的道德已经下滑到这种地步了，现在所谓的文明时代能出现这种野蛮的事情，令人发指。"后来她又为他的弟弟要了一份德文的《九评共产党》。
2007年4月13日，应蒙特利尔瓦尼尔学院（Vanier College）的邀请，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国际独立调查员大卫乔高参加了第14届大学预科班纪念二战大屠杀座谈会。做了大约两个小时的演讲。再次披露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新证据，证明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中国大量存在并正在发生着。
旅美华裔女作家巫一毛出版了与人合着的英文自传体回忆录《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讲述她在中国度过的惊心动魄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美国华裔作家哈金称这部自传，“热情洋溢，真诚坦率，哀而不伤”，历史学家余英时称其“为中国近代史作出独特的见证。”最近，这本书的中文版在香港出版。
可以说，《阳谋》一书是迄今为止有关反右运动的最完整的记录。在反右运动50周年的今天，我特地向读者郑重推荐。《阳谋》一书对反右运动的整个过程以及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史料丰富翔实，议论平实中肯。在十五年的时间里，《阳谋》一书多次修订再版，这说明了作者的精益求精，也说明了这本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可是他们的行为却是完全被中共的思想所操纵着，想中共之所想，做中共之所做。从良心上讲他们可能不愿意这样做，但更多的时候是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温家宝最近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就很有代表性。不管他个人的出发点是不是善意的，或者是他有没有意识到，这篇文章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在帮助中共散布一个关于“生产力”的典型谎言。
最近，建设部在2006年经中央批准秘密下发的《308号》机密文件又遭到了曝光。该机密文件称，中共早期没收的私人房产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不但不能归还，还要求各地要稳控坚持上访索求的民众，将坚持上访者定性为政治案件，为以后判刑入狱作好铺垫，并且规定广播、电视、报纸、网路等媒体不得进行采访和报导，要加强舆论引导。
这两户“最牛拒迁户”拒迁得是否有道理；法院判决限期搬迁，判得也是否合法，虽众说纷纭，但目睹这样的图片和电视新闻片，令人想起“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典故。
我父亲不承认，工作组就酷刑逼供，杀害父亲那天，工作组开批斗大会，鼓动狂徒们把我父亲的脚、手、腰都打断了，是两个人架着拖到批斗大会台子边的水沟里枪杀的。当时我哥哥十二岁，姐姐十岁，我六岁，妹妹不到一岁，爷爷和奶奶已是年迈的老人，全家悲痛欲绝。
被非法监禁噤声八个月的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在无数次的努力下，于四月六日下午一点二十五分终于拨通了他的挚友胡佳先生的电话，与胡佳先生通了四十五分钟的话，披露了中共当局对他个人的酷刑折磨和对他家人的生存威胁。
还是那铿锵有力的语调，还是那威严凛凛，不容侵犯的气势，高智晟律师再次强烈抨击中共当局反人类、反人权、反道德、反文明的恶行。
高智晟律师曾经为了法轮功等弱势群体的权利拚死一战，因而丧失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自由。这次，高智晟律师为了家人的生存条件、自由权利，不惜以个人的自由和生命为代价再冒死一战，这是何等的勇气和魄力。与维护他人的权利一样，维护个人的权利同样是维权，同样的不容侵犯，同样的义正词严。
还是那个为了法轮功权利对中共当局杀人行径大声抗议喊停的高智晟。为了自己家人的生存权利，他再一次大声呼吁。
“我不惜再次入狱来改变我家人的生存条件。人们无法想像他们的无法无天。”
“使我们全家完全与世隔绝的作法是无法无天的，这样的做法是对整个人类道德文明的一种公然的、公开的、持续的挑衅和践踏。”
“希望加上胡佳、高智晟的名字，就这么一家人，让不可一世的中共反文明势力惊恐自空前失态中。反动的独裁统治集团，是何等的心虚和脆弱，中国再多出这么一个明白了道理的家庭，看它们还能嚣张几天！ ”
还是那个大声揭露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信仰群体施以酷刑迫害的铁骨铮铮的高智晟。在自己承受了同样的惨烈酷刑后，他再次大声揭露中共当局对自己施行的法西斯酷刑。
“从8月15至12月22日止，我总共被关押时间是129天。其中被拷住双手的时间是600小时；被固定在特制的铁椅上的时间是590多小时；被左右双向强光灯照射的时间为590多小时。129天里，被强制盘腿坐在地板上反思罪过的时间是800小时左右；被强制擦铺板的次数为385次。这些都是他们交由同监室的犯人来强制执行的。”
“（被固定在特制的铁椅上的）最长的（连续的）时间是109个小时。”
中共司法当局把对付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用来对付为法轮功办案的律师了。这些酷刑是我三十年来前后见过的十几位坐过中共大牢的老小“反革命”们都不曾受过的。经受了如此惨烈酷刑的高智晟，为了妻子儿女的安宁和生存条件，不惜再次入狱，再次面对酷刑。
还是那个侠骨柔肠的高智晟，对朋友关心倍至，对家人呵护至极。为了他人的权利自己承受了多少非人的折磨，为了妻子儿女的安全自己又承受了多少不可言状的屈辱。
还是那个坦荡真实、光明磊落的高智晟，对于为救家人的妥协毫不讳言，毫不回避。坦言妥协使“我的心中充斥着多么不可思议的耻辱”。但是坚决地反驳中共散布的“高智晟出卖朋友”的谣言。
还是那个丝毫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更不计较鼠辈小人们纠缠叫骂的高智晟。对那些已成为邪恶司法机构武器的鼠辈小人们的文章，高智晟嗤之以鼻，令他担忧的只是鼠辈们对中国维权抗争运动的阻碍。
“这样针对我的叫骂，让当局的谎言变得有了价值，当局的瞒天过海的目的在这样的叫骂声中得以实现。对当局而言，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高效、廉价的直接配合，这些人对人们维权抗争运动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势力无疑是人民的维权抗争的阻力。 ”
还是那个自信的高智晟。“对于我的过去我绝不否定，我也绝不同意他人否定！” 无庸置疑，直到现在，高智晟仍然令这个邪恶的极权警察国家紧张到如此丧心病狂。
还是那个忧国忧民的高智晟。“对于我的过去，我有许多不满意之处，相对于人民无穷无尽的苦难，我做的何止是杯水车薪？” 可是我们谁又能理解高智晟的苦难和屈辱？
中国百姓们对中共腐败极权政府切齿痛恨，他们把高智晟看作为民抗争解恨的中国维权第一勇士。他们甚至期盼高智晟是钢筋铁骨、没有私情的超人英雄。这些百姓们怎么知道身陷魔掌、血肉之躯的高智晟孤身一人的承受之重？他们又有谁知道这个邪恶的国家机器对他施加了多少常人难以想像的低劣流氓手段？
高智晟是不幸的，在没有司法公正的中共极权统治下，他个人为人民的天赋权利经受了太多的苦难，他和他的家人为我们付出的代价和牺牲已经太大太大。
高智晟又是幸运的，他有胡佳这样肝胆相照的铮铮挚友，还有郭飞雄、 陈光诚、严正学、 袁红冰、贾凤军、焦国标、范亚峰、滕彪、齐志勇、 赵昕、力虹…...这么多患难与共的好兄弟，更有众多对他支持爱护的遭受中共迫害无处申冤的各地老百姓们。
高智晟尤其幸运的是，千千万万义重如山的法轮功修炼者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巨大付出，永远都会鼎力相助。
高智晟的过去不容否定，历史已经记住这一名字。高智晟正面临更加艰难，更加险恶的将来。开弓没有回头箭，选择了就不会回头，“对人类正义澎湃激情”过就不会消沉。
面对高智晟的惨烈抗争，我们怎能袖手旁观。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之时，我们要竭力声援高智晟，藉助国际进步力量阻止邪恶对他的进一步迫害。我们的一篇文章，一个签字，一个声音，都是高智晟“全家在严酷的压迫面前始终不惑和无穷的希望源泉”。
为了民主新中国，为了人民自由，为了高智晟律师和他家人的生存安全，让我们都行动起来声援高智晟律师吧。 @
二00七年四月八日
——原载《自由圣火》
【大纪元4月15日讯】四川成都快讯：4月15日下午16点20分，因今天上午政府出动数百警察前往弹压，抓走了一名农村妇女的事件（见《数百警察镇压温江农民维权》），引起数百农民围聚金马镇政府要求放人。
被抓走的农村妇女是温江区金马镇金泉社区10组（原金马12大队5队）农民严小蓉，现在被关押在温江区公平镇派出所。
目前，数百农民正在围聚金马镇政府办公大楼，要求无条件释放严小蓉。
据悉，官方怀疑严小蓉的丈夫刘强和另一人陈文清是此次千人断路事件组织者。下午16点，金马镇党委魏副书记告诉现场农民，希望严小蓉的丈夫刘强前往谈判严小蓉释放事宜。
而消息灵通人士则指当局邀约刘强前往谈判，是鸿门宴。
下午16点20分，刘强在众多温江天网义工等诸多维权人士陪同下来到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讲述了事件的过程；同时，温江天网义工也送来了反映事件真相的录像带。
温江发生千人断路事件后（见《温江90老太下跪致千人断路》），立即一起海内外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目前，多家国际媒体正在采访有关当事人。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强烈要求温江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农民严小蓉，停止打压温江农民依法维权，赔偿因当局暴力拆迁给农民造成的一切损失。
——转载自《六四天网》
【大纪元4月15日讯】湖北快讯：2007年4月15日日晚10点50分，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获悉：被湖北郧西当局非法关押在郧西县烟草站的湖北访民郑大靖，于今天晚上19点过，跳出高墙、亡命天涯。此前，湖北访民郑大靖因合法上访，其爱人和7女儿郑霖鑫被非法关押65天（见《中国7岁女孩学法班关押65天》）；之后，一家四口逃亡北京，并不断上访告状，并帮助其他访民维权。
2007年1月3日，郑大靖经过正在北京上访的89英雄母亲唐德英和四川农民女领袖李廷惠介绍，一家三口从北京上访村前往成都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诉说学法班65天的经历，并接受台湾中央广播电台专访（见《杨宪宏访谈七岁女孩：吃剩菜剩饭》）。
2007年3月15日上午，郑大靖致电六四天网：我同外国人讲话为由，警察将我抓（见《英国女记者誓陪郑大靖回家》）。
郑大靖被抓后，立即引起国际媒体高度关注。3月底，获悉大靖夫人和孩子生活极度困难，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义工捐款1000元给大靖的夫人和孩子（见《郑大靖获准家属看望 关押中致谢各界》）。
目前，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正在设法联系合法公民郑大靖，希望他前往成都治病。
——转载自《六四天网》
【大纪元4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任百鸣新闻综述）自九评发表以来，中国爆发全面退党潮，国际上几乎每周都有大型声援中国民众退党潮的集会、游行。最近在纽约的一场国际大型声援二千万中国民众退党（团队）潮大型集会上，出现大陆民众透过高科技设备直接参与纽约退党集会、在集会上公开声援退党的场面。4月8日下午1时许，继来自全世界各地4千多人参加的纽约声援2000多万中国民众三退大游行后，由于申请场地的大小限制，有近1千多名人士聚集曼哈顿联合广场，举行了盛大集会，声援2000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先后有数十人次发言，场面盛大。
纽约声援退党集会首次向大陆实况转播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团体之一，运用高科技设备，首次实现面向中国大陆的九评三退活动的现场直播。
据高大维介绍，希望之声的现场直播，意义重大，这种方式打破了三退集会的地域时空限制，来自纽约的声援向千百万中国民众同步传递。他说，这种资讯、能量、心灵及精神的互通与交流，使所有正义的人群连接为一体，彻底打破了中共间隔封锁及施予国人的种种恐惧，同时大陆及世界各地的有为之士也得以迅速而自由的发表感言，参与其中，使得集会形成跨越大洋的覆盖面，增加了集会的感染力。
大陆隔洋支持退党、民众现场退党
远在中国大陆的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也通过希望之声广播对集会发表了演讲，谴责中共侵犯私有财产的无法无天，表示退党是人们有效的抗争行为，对这些行为表示支持。
通过希望之声网路，大陆自由作家和民主人士顾万久、孙不二和贺伟华表达他们对中国民众退党的支持。一名以智晟二字为自己命名的观众现场退党，在感言中他指出，以智晟命名就是要向中共当局表明自己对高智晟的支持，同时宣布三退。他借用原德国牧师分析希特勒残害犹太人得逞的一段经典碑词，修改成中国现代版的良心拷问，发人深思。
他感叹，当中共镇压六四时，他不是六四学生，就保持了沉默，中共迫害维权民众，他不是维权人物，也就保持了沉默，当中共迫害法轮功时，他不是法轮功学员，还是要保持沉默，那么他要什么时候才会发声，难道要等到中共迫害到他自己的头上时，他才会清醒。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呼吁回应九评三退，作出当代人良知上的正确选择，脱离中共。
现场还有一对夫妻，共同上台宣布退出少先队。
分析人士石藏山认为，当前中共正试图以高压恐怖窒息国内民主人士对九评三退支持的勇气。曾积极支持三退的原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被捕判刑八个多月来，外界第一次了解其被扣押期间遭到的酷刑折磨，与此同时，也传来曾表示支持三退的杨在新律师被暴徒毒打的消息。就在中共以恐怖手段迫人就范的同时，大陆著名异议人士却通过网路直接参与中共最怕的九评三退的活动，显示出强大的道德勇气。
前亲共人士集会现场退出中共
受孙文广行为的感召，原亲共团体“中华海外联谊会” 理事陆东自发请求上台退出中共及其原属的亲共组织。
陆东，曾是复旦大学某届外语系团总支，后任“中华海外联谊会” 理事。陆东情绪激动的在集会上即兴发表退党声明，他表示曾对中共党内改革抱有希望，也在海外支持过中共的利益，但从14年来的事实看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被中共一党窃取，使他觉悟，决裂中共时机已成熟。
他问大家，我们还等什么？他说，像他过去那样仍对中共持有幻想的留学生很多，作为过去海外留学生组织的一位理事，他今天的举动会带动更多的人脱离中共。同时他以其多年来的观察结论告诉海外华人看清中共本质和其迫害法轮功的事实。
有陆东的好友事后介绍说，此前陆东一直处于观望状态，有人也试图劝其三退，但未能奏效。今天陆东前来作为旁观观众，但是只站了一个小时，就神奇般的转变思想，冲出来退了党。
陆东本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孙文广教授等异议人士身在大陆，直接面对中共的恐怖，却能如此大义凛然，我在海外还缩手缩角，感到惭愧，海外人士更应该大胆的走出来，脱离中共。
中国大陆河北李凤琴等，福建黄清等三人和上海王越华等十一人也通过集会宣布真名退党。
现场集体退党，去除党文化
本次集会有100多个团体协办，有多个团体现场参加了集会并率领组员集体三退。
中国自民党郑科学率6位党员女士率先三退，随后民主党世界同盟主席王军率8位党员在现场宣布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他们的行动受到现场观众一片欢呼。
由于心情激动，在宣布退出中共的同时，发言者与参与者不自觉的使用了一些党文化用词：比如仍称同志，或使用宣誓退党等动作。与会者指出该现象后面的本质，党文化实际上已经被中共移植进国人的身体，并不自觉的流露，甚至在人脱离中共的同时还在使用它的话语系统。会后，全面清理党文化得到大家的普遍共识。
石藏山指出，退党就是清除变异党文化的第一大步。他说从个体、匿名、私下安全三退，到集体、真名、现场公开三退的变化，中共邪灵被除以后，人们的勇气急速上升。清除邪灵，就像了清除电脑病毒，电脑一旦被排除了某日突死的命运，机器内的资料生命就有了保证。
抛弃共产专制成为全世界的共识
原越、绵、寮海外流亡人士第一次参加了纽约的游行和集会，他们都是为这次集会开长途车和搭机从外地前来。曾在共产党集中营中被长期监禁的康披特上校和塔齐扬先生代表这些国家的自由组织在集会上发表了演说。
康披特上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曾饱受共产专制的蹂躏，一直在海外与东南半岛上的共产专制抗争。去年，他们阅读到九评越南翻译本后，感到很欣慰，以后又了解到退党活动。他认为，一旦中共解体，就是越共、棉共、寮共的根被彻底铲除，这些中共小兄弟都将依次解体。
据了解，他们很有兴趣仿效九评三退的做法来唤醒本国民众脱离共产体制。
集会所在区纽约州45区市议员Kendall B·Stewart给集会发来了支持信。欧洲议会副议长麦克米兰-斯考特（Edward McMillan-Scott）也给纽约支持退党大集会发来声援信，他通过希望之声对集会现场发表讲话。他向所有中国大陆三退和纽约集会人士致意。他介绍说他们每天收到很多种种有关中共罪行的证据，同时也看到中国人民每天在离自由越来越近。有100多国刑事法庭支持的对中共罪行彻查正着手进行，新上任的欧洲议会议长也将对中国当局提出迫害法轮功案例。
国际追查迫害法轮功组织的负责人汪志远在集会上发言，宣布该组织已基本完成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罪行的调查，包括中共各个方面的系统迫害、天安门自焚伪案和活摘器官等著名案例以及迫害执行个人等，为将要到来的历史审判作好了准备。
汪志远指出，以往对纳粹以及东欧共产党罪行的调查都是在其政权被推翻后才着手，东欧各国对共产党的清算现在也只在制度层面进行。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这些罪行的调查则是迫害正在发生时开展的，起到对罪恶的直接震慑作用，这是史无前例的。
现场一位从大陆来美国探亲2月有余的老阿姨，找到现场视频摄影，请求如何获得这次集会的现场拷贝，她说这些场面带回去给亲朋好友看最有说服力，他们会震惊。
纽约西人被感动
集会快结束时记者见到了一段精彩的小插曲。由于现场民众自发三退行动而使集会有所延长，等到预定结束时间快到时，纽约警察很礼貌的前来提醒集会主持人，结果有一位大约40多岁的美国白人男士一时产生了误解，在集会宣布结束后，气愤的冲上来指责警察，说，真丢脸，人家这么好的活动，你们为什么要强令停止。警察知道他是误会则笑而不答，非常涵养和包容。
集会组织者正好跟前来帮助收场的许多警察讲解集会的内容，当了解到这是解体中共的大集会并实况转播到中国的情况后，警察们点头表示也了解中共的邪恶，并对本次活动表示了赞赏。一位警察还特意询问大陆是几点，关心中国听众能否听到转播。
石藏山指出，当前在东欧的波兰正在发生着一股去共化浪潮，要求曾为中共做过特务活动的人自首赎罪。而这股去共化浪潮与中国大地的脱离中共的三退遥相呼应，也非偶然。
集会现场神奇的天象
似乎难以解释，但是现场神奇的天象变化已经引发现场民众更深入的思考。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主席王军发言的开场就点明，这次集会时有个神秘现象，每当谈到中共的罪恶时，天上阴暗下雪，而每当有人表示要退出中共，天气放晴，阳光展现。
中国和平民主同盟主席唐柏桥表示，在纽约生活了十多年，从没遇到在这个季节下雪的事情。
虽然已到四月季节，东海岸这几天来仍是春寒料峭。集会当时，时而乌云密布，时而阳光透现，一段时间竟飘起朵朵雪花；天象甚至几分钟就变化一番，晴雪之间气温相差之剧，宛如两个季节的分明，有人说是天上正邪大战。
奇异的天象也让现场很多人士感叹不已，似乎印证着天灭中共，三退保命后面的更深内涵。
最为神奇的是当来来回回多少次变化之后，在集会的最后由到场助阵的天国乐团演奏军乐，一时间，会场上空阴霾突然尽散，蓝天一片，阳光照临大地。众人倍感振奋，连值勤的警察都觉得神奇，连称好天好天。有人竟对着天空拍摄留影。
退党中心常收到公安干警退党电话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高大维在发言中总结大陆的现状时说，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民心觉醒、军心晃动、党心崩溃。他表示，中共政权在九评退党大潮的冲击下惶惶不可终日。高大维说，目前在中国广为流传着两句民谣：“退党保性命，退党得福报”。而这两句民谣背后有成千上万真实的故事。
他说，比如，退党服务中心经常接到中共系统内部、政法系统，包括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内部的公安干警打出来的退党电话，提供了很多迫害法轮功的人遭恶报的事例。有积极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局长跳楼自杀的案例，震惊了安徽省整个政法系统。
高大维最后说，天灭中共的时刻越来越近了，时间越来越紧迫。而现在退党的风险也小了，正是因为中共的根已经拔起。他呼吁人们勇敢的退出中共。
高大维介绍，纽约曼哈顿的三退大集会是全球各地同步持续声援2000万中国民众三退壮举的重大活动。自3月24由华盛顿推出本次全球同步声援的主题“中共邪灵的根都被拔起来了” 以来 ，全球声援两千万人退出中共的大型活动已覆盖北美、欧洲及亚洲等10多个国家、近30个国际都市，声势浩大。该主题将由纽约千人大集会进一步推动，掀起第二波高潮，万众瞩目。
近3小时的集会，人们举着大型中、英文横幅标语，并不时高喊“天灭中共”口号。演讲者慷慨激昂，观众群情振奋，台上台下，互动热烈。受到现场纯正氛围的感召，不断有台下观众上前自发的表达三退心声，场面十分感人。(
【大纪元4月15日讯】"一百万, 二百万, 三百万…… 一千万, 2千万, 千万万……退党! 退党! 赶快退党! 赶快退团! 退出红小兵! 退出邪灵恶党除兽记……. " 令人振奋的退党歌４月１４日回荡在德国幕尼黑的圣玛利亚广场上。无论西方人，还是中国旅游者都被歌声吸引着把目光投向了展现在幕尼黑市政厅前的"声援2千万人退出中共"大横幅上，进而不由自主地来到中共罪恶图片展前驻足观看。
邪恶中共对中国人民所施的暴行震撼着人们，尤其邪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这一前所未有的邪恶更让人们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许多人已了解真相，主动的向旁边的人解释：“瞧，这就是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他们信仰的是真善忍，在中国被迫害，他们的器官被活摘。"
有位德国老太太看了揭露中共迫害中国人民的图片后，浑身发抖，颤颤巍巍的说：“人类的道德已经下滑到这种地步了，现在所谓的文明时代能出现这种野蛮的事情，令人发指。"后来她又为他的弟弟要了一份德文的《九评共产党》。一位中国人在声援2千万人退党现场很受鼓舞，认为共产党很恶，把人愚昧到了极点，什么都要封锁，连互联网也不放过，他自己是搞电脑，能通过封锁看到很多消息，包括《九评共产党》，他表示等他回去后他也要退出中共。
广场的扩音器不断以德文和中文向人们广播《九评共产党》和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邪恶，善良的人们纷纷签字谴责中共暴行。越来越多的人们汇入唾弃邪共的大潮，中共邪灵的根都被拔出来了，一个没有中共邪灵的新世纪正向我们一步步的走来。
【大纪元4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陈凌风,文雄加拿大报导）2007年4月13日，应蒙特利尔瓦尼尔学院（Vanier College）的邀请，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国际独立调查员大卫乔高参加了第14届大学预科班纪念二战大屠杀座谈会。做了大约两个小时的演讲。再次披露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新证据，证明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中国大量存在并正在发生着。
一年一度的大学预科班二战大屠杀纪念活动(Annual CegepHolocaust Symposium April 12-19, 2007)是由克林曼家庭基金会赞助的，克林曼家庭基金会是加拿大指定公共教育机构，负责对年轻人进行种族歧视危险性的教育。今年活动的主题是“无辜的牺牲”("Innocence Lost")，活动将一直延续到4月19日。
国际调查员大卫.乔高在这次演讲中，首先回顾了去年“活摘器官”被首次曝光的情 况：现居美国的安妮出于良知，证实了她的前夫多次被迫参与“活摘器官”的手术，看到集中营里一个个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被自己亲手摘除了器官而死亡，安妮的 前夫难以承受良心的谴责，夜里常常无法入睡。大卫.乔高和另一位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获悉此事后，决定进行专项的独立调查。
接着，大卫.乔高介绍了去年在美国伯士顿的国际器官移植大会上，很多来自中国 的医生炫耀了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一个德国医生惊讶地发现，中国一个城市的一个医院一年所做的器官移植手术，竟然比整个德国所有的医院还多。大卫.乔高还谈到了一位前往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军用医院）做肾移植手术的证人披露，在两周内院方提供了四个肾，并作了配型测试，发现肾源并不合适；之后，第二次院方又找到了四个肾，有一个配型适合，该受访者接受了移植手术。大卫.乔高说，一个肾的存活时间是24-48小时，这说明有一个大型器官供体库的存在。
随后，大卫.乔高宣读了一份与中国某医院的电话记录，该医院明确表示可以在一 周内找到匹配的器官，并承认器官来源就是法轮功学员，而且是年轻的男性。乔 高说他持有50家医院的类似通话记录。大卫.乔高还证实了中共的军队医院大量参与了“活摘器官”移植，并从中牟取了惊人的暴利。
最后，大卫.乔高展示了最新的78页的调查报告，呼吁所有了解真相的人们都能够伸出援手，帮助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虐杀和迫害。
演讲中，大卫对北京承办2008年奥运会提出了质疑，指出这违背了奥运精神。他 把2008年奥运会与1936年柏林奥运会做了比较，指出中共当局现在表面的开放以及掩盖大量迫害证据和当年纳粹所做的如出一辙，当年柏林奥运会之前，纳粹给外界的印象似乎是对犹太人的迫害似乎也减轻了不少，但他们的目地是给外界一个开明的印象，以骗取奥运会的主办，一旦奥运结束，那么中国人权状况必然会像当年德国的一样加倍恶化。
演讲后，大卫回答了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他告诉学生们，调查表明中共的军队医 院也参与了这项罪恶，因为他们在正规医疗部门管理范围之外，所以他们做了多 少移植手术无法统计。最近中国尽管对移植器官立法，但这样的罪恶并没有停止。大卫说他自己真希望调查结果是错的，希望中共当局能让他赴中国实地考察， 证明这件事情从未发生过，但调查结果证明这罪恶还在继续。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成立了赴中国调查团，希望能到中国实地调查这件事情，但中共的使领馆没有给这些团体签证和调查许可。
聆听演讲的师生们都被这残忍的事实所震撼，纷纷询问如何才能帮助制止“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大卫说：给你们的国会议员写信，给他们和相关政府部门，组织发传真，发邮件给你的亲朋好友，告诉他们这件事，现在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在这次活动中，瓦尼尔学院音乐系学生、法轮功学员黑弥（Remy）也做了“法轮功被中共非法迫害”的演讲。
据报导，国际独立调查员大卫.乔高已经受邀去三十多个国家做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巡回演讲。这次是大卫.乔高第二次来蒙特利尔。
附：瓦尼尔学院（Vanier Collage)简介
1837年神父巴塞尔.摩里奥在法国拉曼斯成立了圣克劳克斯教会。
1841年巴塞尔神父允许一群修女入会，1847年这些修女中的一小部份被派往加拿大，在当时还是一个小村庄的圣劳伦斯建立了一些教会学校负责对青年妇女的教育。第一所学校名字教圣麦森.圣-玛丽。这所学校就在今天瓦尼尔学院的东楼。
后来这些学校逐渐发展为两个很大的机构PNDA（Pensionnat Notre-Dame-des- Anges）和巴塞尔.摩里奥学院。
1967年这两个机构关闭。
1968年瓦尼尔学院取代了这两个机构成为魁北克大学预科的重要组成部份。
1970年瓦尼尔学院正式开学。
克林曼家庭基金会(The Kleinmann Family Foundation)简介
克林曼家庭基金会是加拿大非营利性组织，1995年被加拿大政府指定为教育公众认识种族歧视危险性的机构。
彼得克林曼先生是生活在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犹太人，他在年轻时，亲身经历了 二战的犹太大屠杀。八十年代末退休后，他就开始从事公共事业。他的目的是告 诫年轻一代的人种族主义，盲从，偏执，成见和不平等待遇对社会有多么危险。 2000年2约克林曼先生过早的去世了。但克林曼先生的事业还在继续，现在很多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活动还在继续，由他的遗孀伊赛尔克林曼资助。
【大纪元3月24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专访）旅美华裔女作家巫一毛出版了与人合着的英文自传体回忆录《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讲述她在中国度过的惊心动魄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美国华裔作家哈金称这部自传，“热情洋溢，真诚坦率，哀而不伤”，历史学家余英时称其“为中国近代史作出独特的见证。”最近，这本书的中文版在香港出版。巫一毛在她这部自传的前言，引用了旅美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成名小说《追风筝的孩子 》中著名的一段话，胡赛尼这样写到：“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终于明白人们关于你可以埋葬过去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过去会自己从坟墓中慢慢爬出来。”
巫一毛说，她从1981年来美国后，就开始动笔断断续续地写这部回忆录，其间她读完了学士、硕士学位，全职工作，结婚，并生育了一儿一女。 到2000年，一毛开始和美国作家拉里．恩格尔曼合作，经过近乎不可能完成的数次磨难，最终完稿。用一毛自己的话说，《暴风雨中一羽毛》是她的故事，也是成千上万不为人知的孩子们的故事。
在我和一毛作访谈时，我问她为什么给这部自传起这样一个书名，一毛就先从她本人的名字开始说起。
一毛1958年出生在北京，父亲巫宁坤早年留学美国，1951年回国后在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任英美文学教授。在一毛呱呱落地前七个星期，父亲因“极右分子”罪，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农场。一毛说，在她出世后，妈妈给爸爸写信说，我们生了一个女儿，当时父亲只带去两本书，一本是莎士比 亚的《李尔王》，另一本是《杜甫诗选》，父亲就用唐代大诗人杜甫赞颂诸葛亮的诗句“万古云霄一羽毛”，为她取名一毛…
巫一毛：“这个名字是他在监狱里面给我的礼物。希望我以后有所作为，希望我有朝一日创立什么伟业。我到三岁才和他在监狱见了面。”
一毛这部书就是从她三岁时第一次与父亲见面写起…
巫一毛：“我三岁生日那天，他在清河农场监狱，关了很多人。他被关了三年多。周围都是围墙。他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时候被打成了右派，而且是右派里处分最厉害的极右分子。”
1957年，中国的反右运动开始，毛泽东当时反覆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向党交心，后又被毛泽东称作“引蛇出洞”。
一毛说，她父亲当时响应党的号召，向党提意见，就提出图书馆应该有更多的英文原著，再加上他翻译出版了美国经典文学、著名作家费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
书的封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郎纤细的涂着红指甲油的手，托着一杯香槟酒，就被说成是“崇洋媚外”，“宣传小资产阶级情调”，“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腐蚀革命青年”，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右派，一毛说…
巫一毛：“反右运动中每个单位都有指标，不够人也要想办法整出几个人出来，就是稀里糊涂上当受骗一样的。有些人真的提出对共产党制度的问题，我爸是很冤枉的，他并不是很有政治头脑的人，只是一个书呆子，就是惹祸上身了。”
当时中国社会整人的传统就是株连九族，因为父亲被打成“极右分子”，全家都跟着遭罪。一毛说，父亲被赶到北大荒后，上面要妈妈与父亲离婚，妈妈不肯，他们就把妈妈和全家赶出北京，不许妈妈教书，到安徽大学作打字员。那时，一毛的哥哥三岁，一毛才只有六个月大。紧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到来…
巫一毛：“人祸多于天灾，安徽是重灾区，那几年饿死了九百万人，特别是农村，整村整村的人都被饿死了。这种情况下，把我送到天津的外婆家。我书的名字就是讲一个弱小无助孩子的童年和青少年，随风飘荡，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主宰。”
【大纪元4月15日讯】去年，香港的开放杂志社出版了丁抒先生的全新修订本《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阳谋》一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991年，曾于1993年和1995年两次修订再版，深受读者好评。十年来，丁抒先生又收集了许多有关反右运动的新资料，包括像许多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及其亲友的调查访问，对原著作出全面的修订与改写，并加入了作者新编的右派人名索引。可以说，《阳谋》一书是迄今为止有关反右运动的最完整的记录。在反右运动50周年的今天，我特地向读者郑重推荐。《阳谋》一书对反右运动的整个过程以及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史料丰富翔实，议论平实中肯。在十五年的时间里，《阳谋》一书多次修订再版，这说明了作者的精益求精，也说明了这本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书名叫《阳谋》，自然是取自毛泽东那句恶名昭著的名言──“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反右运动究竟是阴谋还是阳谋？历来有两种观点。乍一看去，说阴谋说阳谋似乎都各有其根据。是共产党毛泽东主动发起整风运动，一再鼓励党外人士和知识份子给党提意见，还保证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头来却又把提意见统统打成向党进攻，扣上右派的帽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出尔反尔。这不是阴谋是什么？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早在整风鸣放之初，共产党就有言在先，它只说了要“改善”党的领导，“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从没说过要放弃党的领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右派份子们却要批评党天下，要提出建立政治设计院，轮流坐庄，那岂不是明知故犯，自投罗网？说是阳谋，似乎也不是毫无根据。问题在于，阴谋也好，阳谋也好，这两种说法都假定了共产党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整个运动的目标、性质，以及未来走向和最终结局抱有一种明确的并且统一的计划。而我恰好是对于这一点深表怀疑。因此，我们不是要对阴谋或阳谋这两种说法作简单的结论，而是要对反右运动的整个过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结合对国际大气候的变化与党内矛盾的考察，这样才能对从整风到反右这场运动的性质以及共产党毛泽东的的主观意图获得更准确的认识。
《阳谋》一书对反右运动的研究作出了不少重要的贡献。这里且谈两例：1、右派份子的数目问题，中共当局对右派份子的统计，一直限于55万人这个为右派改正的数字，于是很多人也就以为当年的右派份子是五十几万。丁抒先生以大量材料分析指出，在反右运动中，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分子”、“极右份子”等各类帽子的共约120万人。2、一般人常常以为反右运动只是针对知识份子的，但是作者告诉我们，反右运动中也有许多工人、店员、农民受到波及，他们虽然没有被扣上右派份子的帽子，但是被扣上“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坏分子”的帽子，同样遭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其总数大约有60万人。因此，在反右运动中直接遭到政治迫害的人数至少在180万人以上。
刘宾雁在序言里提醒我们：“二十多年来连篇累牍的批判知识份子之软弱的文章，忽视了一个巨大的事实，那就是广大工农群众的朦昧在五十年代成为毛泽东暴政的强大后盾。”刘宾雁谈到他自己后来之所以低头认罪，“全国工农愤怒声讨右派震耳欲聋的吼声就起了不小的作用”。应该承认，这是反右运动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迄今为止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注意。这里至少可以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广大工农群众会扮演这样的的角色？第二，从五四运动到反右运动，知识份子的地位，包括知识份子和工农大众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第三，为什么右派份子在所谓广大工农群众的愤怒声讨下就失去了抵抗的勇气和道义上的自信？
1957年的反右运动无疑是当代中国史的一次大逆转。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阵营都在向右转，告别斯大林主义而走向修正主义，唯独中国却在向左转，走向比斯大林主义更恐怖的极权。反右之后，就是大跃进，大饥荒，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中国才开始走上其他共产国家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走上的所谓修正主义道路。无独有偶，在八九之后，中国和俄国东欧等国再一次分道扬镳。俄国东欧都走上民主之路，中国却仍然在坚持一党专制。如此说来，深入反思57年反右运动这段历史，不但有历史的意义，恐怕也还有现实的意义。@
——转自《人与人权》
【大纪元4月15日讯】在中共的统治阶层内部，历来都不缺乏想把中共的事情办好的人。这些人除了客观上受制于中共形成的外部邪恶环境之外，他们的思想也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中共理论谎言的深刻毒害。虽然从人性方面去看，这些人的人性善良一面还没有完全泯灭；还愿意象一个人那样去做点好事。可是他们的行为却是完全被中共的思想所操纵着，想中共之所想，做中共之所做。从良心上讲他们可能不愿意这样做，但更多的时候是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温家宝最近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就很有代表性。不管他个人的出发点是不是善意的，或者是他有没有意识到，这篇文章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在帮助中共散布一个关于“生产力”的典型谎言。温家宝的文章里重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指生产力的不发达阶段。同时论述了生产力和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关系：“没有生产力的持久大发展，就不可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因此，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受过党文化毒害的中国人对这种论调应该是很熟悉了，它来自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今天的中共拚命地叫嚷着发展是硬道理，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这种现象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巳经是中共最后的也是唯一能找到支持其行为和存在合法性的理论根据了，也是支撑温家宝这篇文章的核心理论。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不断证明错误，当今马克思主义理论巳经从三大组成部份退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从作为立场、观点、方法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退守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当中历史唯物论就成为最后的理论阵地了。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就是关于生产力的学说，而共产党的行为几乎都要依赖关于生产力学说的理论支持。比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等等。并且在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中又确立了阶级斗争观点，使阶级斗争理论成为唯物史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为共产党的暴力提供了理论支持。中共认为，无论如何也要守住唯物史观这块最后的阵地。一但唯物史观被否定，当今中共在中国搞的社会主义实践就会被理论上证明为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的虚假历史而要受到彻底的抛弃；中国共产党就必须为它所做的一切承担历史罪名。
事实上，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论述就是一个谎言。我们先来看一看唯物史观的论述：一定的生产力必然有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它相适应，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然后又有上层建筑和一定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社会的变化。旧的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后，到一定时候就要被生产力发展所冲破，引发社会革命。确立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原理，就标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
显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一但被否定，唯物史观的理论大厦就崩塌了，那么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个基本原理错在哪里。首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的内在逻辑存在致命的不可克服的自相矛盾。学术界的研究指出：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始终就没有讲清楚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的含义，对生产力的定义一直含糊不清。关键是：马克思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中，强调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处在经常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而其它则依赖这个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
那么，生产力不断发展变化的动力来源是什么？用马克思的话讲只能来自生产力内部的结构和要素的共同作用的功能。也就是说，生产力离不开生产要素的结合关系，而生产要素的结合关系就是生产关系；所以，生产力就不能离开生产关系。既然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离开生产关系，生产力怎么可能自己独立向前发展而成为主动性或革命性的源泉呢？“生产力又怎么可能与给自己发展力量的生产关系产生矛盾呢？是要拎着自己的头发上天吗？” 这是一个无法克服的自相矛盾。
其次，虽然中共的理论家们巳经意识到生产力概念本身的矛盾和对立能导致唯物史观的彻底瓦解，以及由此带给中共的灾难性后果，因此幻想通过重新厘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定义去肯定唯物史观；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种努力是图劳的。无论中共怎样争扎，都改变不了一个本质上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站在一个错误的基点上建立起来的；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概念去描述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种错误的假象。从唯物史观推导出“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样的结果来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其实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物质决定意识”的外延。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将物质和意识当作它的基本概念单位，是站在对客观现象观察后总结的基点上确立的，并在这个基点上形成了它的思维方法和思考体系。现在的问题是：宇宙是由物质和意识两个分开的基因组成的吗？对事物表面现象的观察能够认识真正的宇宙规律吗？答案是否定的。
宇宙的实质并不像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的那样可以分为物质和意识两个概念。现代科学发现物质和意识实际上是一体的，不能分为两个独立部份。重要的是，宇宙的运动有它自己的规律，如果人类只是通过观察表面现象的方法去认识客观世界，人类根本就无法认识真正的宇宙规律。因为人类以自己为宇宙中心时看到的景象只是一种假设的现象，人无论是以唯物的、还是以唯心的观点去分析观察到的现象，都跳不出事物现象的范围之内。
比如，春天生秋天死的蚂蚱，只能认识春夏秋三个季节的表面现象，却不会知道有冬天的存在。而宇宙却不会按照蚂蚱的认识去运动，依然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去运转。人类也一样，因为人是宇宙造就的，不是人造就了宇宙，因此人本身也属于宇宙现象的一部份，和其它宇宙现象一样同时受到其背后宇宙规律的制约，对宇宙的认识都不会超越自身的局限性。现象是代替不了规律的，如果理论只是陷在现象范围之内转圈，那么无论人怎样以自己特有的想像力、逻辑推理能力去分析归纳宇宙现象，都不可能完全掌握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所以人们才会发现总是会有“意想不到”和“不合逻辑”的事情发生；理论总是被现象牵着鼻子走；没有新现象的产生，理论就失去了研究的方向。
也就是说，以物质和意识为基本概念单位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这个理论多么复杂，逻辑多么严谨，它所得出的结论都只是局限在宇宙现象之内的假理，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宇宙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辩说通过实践可以将精神和物质实现辩证统一，但无论人怎样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都是人类跳不出的有限的现象范围之内的认识。可是，事物的发展只受其背后规律的制约，而不受其表面现象的影响，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预言和现实总是对不上号。当中共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吹嘘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时，其实就是向中国人抛出了一个以现象代替规律的典型谎言。
人类社会存在着物质生产的现象，但人类社会的发展却不受物质生产的制约。物质生产是一把两刃剑，既可以丰富人类的物质生活，也可以毁灭人类的未来，真正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因素不是生产力而是人类的道德水平。人类始终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摆正人类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使人类不要偏离宇宙规律所允许的范围。因此，人类的历史是一个道德堕落和道德回升的波动历史，人的物质生产只是一个附属的次要因素。造成一个国家和民族持续强大的因素不是靠维持强大的生产力，而是靠它的文化中稳定和高尚的道德水平。社会最繁荣鼎盛的时候往往是整体道德水平最高的时侯，物质生产也是最强的时候；社会没落的时候往往是整体道德水平最堕落的时候，物质生产水平相对也是最弱的。
人其实是可以认识宇宙规律的，只不过没有像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样从观察表面现象入手，而是向生命的内部去寻找，开启宇宙造就生命时就建立在人生命本质上的智慧，然后以这种智慧去认识宇宙的规律，得到的就是真正的真理。耶酥、老子、释迦牟尼所传播的真理和展现的大智慧，既不靠苦思冥想，也不靠归纳、推理和演绎，更不是历史和前人经验的总结，而是涓涓流出于平和的生命本性之中，这是生命具备的先天意识。而唯物史观所讲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指的是人类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后天意识。这种后天意识往往包含了人后天败坏了的观念，是促使社会走向堕落的重要原因。因此，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谎言是一个诱导人们抛弃先天纯善的意识，注重物欲而自愿堕落的歪理邪说。
当我们揭穿“生产力”的谎言后，再回过头来看温家宝文章的理论根据，就会发现是相当荒唐的了。既然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都是“生产力”谎言制造出来的产品，是正常的人类历史上不应该存在的东西，那么今天的中国就既不存在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存在共产党自我改良的说法了；既然理论上证明了共产党是不应该存在的，那么温家宝文章第二部份所谈到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也就毫无意义了。中国人当前需要做的就是彻底抛弃这一切，重新回归到人类正常的社会状态中去。同时，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共今天关于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讲法是没有任何理论根据的；是中共利用“生产力”这个典型的谎言正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将中国的未来推向灾难。
【大纪元4月15日讯】(希望之声报导) 汪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汪洋。横河：我是横河。
汪洋：记得在上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讨论了人大新通过的《物权法》。最近，建设部在2006年经中央批准秘密下发的《308号》机密文件又遭到了曝光。该机密文件称，中共早期没收的私人房产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不但不能归还，还要求各地要稳控坚持上访索求的民众，将坚持上访者定性为政治案件，为以后判刑入狱作好铺垫，并且规定广播、电视、报纸、网路等媒体不得进行采访和报导，要加强舆论引导。
横河先生，最近被揭露的《308号》机密文件和《物权法》之间有没有关系呢？
横河：这两个东西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我们先说一说建设部的这个《308号》文件，这文件是2006年12月25日发的，这时候离07年3月份的人大开会只有两个多月了，也就是说《物权法》的提交和讨论的准备工作早就完成了，所以建设部的这个文件是在知道了《物权法》要提交讨论的情况下发布的。
这个文件主要讲的是“经租房”的问题。经租房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知道。当时在各个城市都有很多私人的房子，中共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就把这些私人的房子由国家代管来租出去，原来的房东就拿租金。
这个文件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经租房是属于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所以这些房子现在属于国家所有；第二，对要求归还经租房房产权的这些人要做好解释工作，防止上访，那么这是处理的问题；第三是舆论控制的问题，就是没有经过建设部和中宣部的批准，不得报导。
这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建设部和中宣部批准？我想所谓的中央批准指的就是中宣部，因为这并没有经过国务院或者是中共中央来讨论的。各个城市的房管局归建设部管，所以房产就归建设部管；而中宣部是因为管新闻报导、管舆论控制，所以最后一项不准报导就必须要有中宣部的通知，媒体才会听他们的话，因为媒体是不听建设部的。
经租房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1956年月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制定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叫做《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也就是要把城市的私房进行改造。
改造什么呢？由国家来经营租赁，把房子收过来，由国家把它租出去，然后统一分配使用，国家来修理和维护。私有房主就签一个合同：我自愿把位于某地某地的房产交给国家经营，也就是委托给政府统一经营。然后政府负责修缮，安排租房子，这个房主就没有权利了，房主只是分享房租。
汪洋：在1956年所出台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这个文件，就是由国家经营租赁私有房产是当时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了。
横河：是这样的。实际上它的意思就是说由政府来接手房屋的管理而并不是所有产权。到了1964年，大家知道四清运动开始了，阶级斗争的弦已经很紧了，那时国务院批准了国家房产管理局的一个报告，叫做《关于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当时房屋的所有者抵制这种由政府来管理他们房子的做法。这个报告里提到，房产所有人抵制政府的做法，是反映了私房改造中存在的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它把这提高到两条道路的斗争上去，当时私房主就不敢作声了。
汪洋：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了？
横河：对！它把它提到这么个高度的话，大家就不敢说了。到了64年9月份，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叫做《关于国家经租房屋的业主实际上丧失所有权的批覆》，说国家经租房的性质是对城市房屋占有者用类似赎买的方法，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以固定的租金来逐步改变他们的所有制。
也就是说，国家经租房的业主就因为64年这个文件的宣布，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到了文革当中又有一个“消灭剥削制度”。我记得文革开始的时候，我还有很多同学家还在拿租金，后来文革一开始说是消灭剥削制度，就停止向房主支付租金了，以就再也没恢复过。
到了1985年，城建部有一份通知，是《关于城市私有出租房产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处理意见》。这里就很明确了，说是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一律属于国家所有，由房管部门统一经营管理。
92年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内部文件，规定了这一类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所有历史遗留问题法院一律不受理，所以你没办法去打官司。
这里其实说了这么几个问题，我们把这个历史回顾一下。第一是房主把房子代交给政府出租管理的这个步骤是一个强迫的过程，不是一个自愿的过程。当然它说你们是自愿的，当时把这些房主都召在一起开会，不同意签字就不能回家，所以这是一种强迫行为。
第二是国家单方面的改变了租赁关系，在房主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房屋的所有权就丧失掉了。原来说交给政府出租的话是一个合同关系，他们没有被没收房产，但是政府单方面逐步、逐步的宣布，他们的房产所有权就没有了。
我记得高智晟律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经租房的问题。他指出，64年以后，从中央到各地出炉了很多文件来证明私人房主已经不再拥有这个房屋了，所有这些文件都是违宪违法的。
汪洋：所以64年出台了这个文件以后，就等于确定了这些房产是属于国家的，取消了这些私人房主的所有权了。那么高智晟律师认为，从64年以后所有这些文件都是违反国家宪法的，也违反法律的。那为什么最近这个《308号》机密文件被揭露出来又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呢？
横河：这问题是因为最近为这件事情上访的人特别多。主要的原因是现在全国大规模的拆迁，很多老房子要推倒。这些老房子都是在56年成为经租房，也就是说原来是有房主的。这就牵涉到要推倒这个房子的话，谁来接受赔偿的问题。老房主认为房子他们的，所以他们有权利接受赔偿。
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在这之前有很多人都提出来。我记得改革开放以后有件最重要的事，海外的知名华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将领，他们如果原来有房子成为经租房，由国家代为出租的这种情况是可以落实政策的。但是全国范围落实这方面政策的比较少，广东比较多一些，因为广东华侨比较多，所以它是照顾一些海外关系。真正中国大陆的人，像北京、上海得到这些好处的人非常少。
我有一个朋友是美国公民，从香港来的，她家在49年的时候从上海逃到香港去的，所以她们在上海就有一栋房子。十几年前她就回上海去，要请律师去打官司，说这个房子要归她，可是根本就没有用。上海的这些房管所的人怎么说呢？说你们家的房子，是文革的时候没收的，所以理所当然的归国家所有。
这是90年代初的时候，95年前后的事情。当时文革结束都己经快20年了，上海的这些官员们居然还把文革的行为、没收人家的财产都算是法律依据。可想而知中共的这些官员对于私有财产的态度和对文革的态度是什么样了。
汪洋：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到，其实官方并不想解决这个问题。
横河：我想从各级政府和国家来说，都不想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原因是，中共从来就不认错。为什么呢？如果要认错的话就牵涉到经租房以及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是合法的问题。为什么它要把经租房的事情和社会主义改造挂在一起？挂在一起的话，你就不能否定了。你要否定它，你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到现在为止，包括中共中央的各种文件，它都没有说过社会主义改造是错的，它还认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功的一步。那么只要把这个连起来，你就不可能翻案。
第二个原因，我想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问题。私产房屋不是一个小数字，1955年12月中央对北京、天津、上海等十所城市进行过一次私有房屋的调查。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它们认为各大城市私有房产拥有比例太大，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苏州市达到百分之八十六，北京是百分之五十三点八。也就是说，当时进行改造的原因，就说是过多的私人财产对社会主义造成了危害。我到现在也没有想通，过多的私人财产为什么对社会主义造成危害了。它当时就以这个理由来进行私房改造的。
对政府来说，改革开放以后的房租一天一天的涨，现在房租是很高。你想，半个老城的房租，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而这笔收入是不需要政府很多投入的。政府的投入只是维修房屋，房产它等于是白白拿来的。这么大一笔财政收入，各地政府是不肯轻易放弃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拆迁补偿。这些老城区的改造，现在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做为政府房屋的话，这个补偿就可以落到政府头上，也可以落到政府官员的腰包里面，对不对？房地产开发商给私人的行贿成本是多少呢？地产价格，也就是买土地价格的百分之三十，是用来行贿的。也就是说，这个补偿有百分之三十可以落到官员的私人口袋里去。
如果这个房子我们把它作为私房来对待的话，那么这笔补偿费，就要落到私人的手里，那这个政府怎么愿意干？政府是由这些政府官员所组成的，它当然就不愿意这么干。
中共有一句话，叫做“此风不可长”。如果承认了这些私有房产主的产权的话，马上牵涉到的问题就是，这个政权当时掠夺私人财产合不合法，然后就牵涉到这个政权的执政手段合不合法，最后就要追究到政权是不是合法。一旦追究起来了，一定是全线崩溃，所以它一步都不能退让。
汪洋：既然这么多原因使中共不愿意解决这个问题，那最近出台的物权法，对于这些经租房的房主们来说，有没有任何的帮助呢？
横河：我想可能个别的会有帮助，但作为整体来说的话，可能很困难。中国不是没有宪法和法律，问题是党和政府的内部文件永远大于宪法和法律，所以才能在物权法出台的前两个多月，建设部可以出现一个秘密文件，否定私有财产拥有者的产权问题。
如果中国真的能够依法办事的话，那么现在的法律就足够让房主收回产权了，不需要这个物权法。况且物权法只是涉及到现在的私人产权，并没有牵涉到历史的私人产权。如果要牵涉到历史问题的话，那就不仅仅是一个经租房的问题了。
汪洋：看来这个物权法虽然经过再三的讨论，却抵不过建设部这一个《308号》秘密文件。您刚才说，如果牵扯到历史方面的问题，就不仅是经租房的问题了，那还有什么方面的问题呢？
横河：在我看来，如果牵扯到历史问题的话，那就牵涉到三大改造了，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整个问题了。
我认为如果不去解决历史问题的话，这个物权法就不是真正的承认私有产权。因为事情是应该有个是非的。你不能说现在承认私有财产是对的，当年剥夺私有财产也是对的。你不能这也对，那也对，两个只有一个是对的，不能说由于时间的变化怎么样，是非总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
如果我们承认物权法、肯定私有财产，那就必须承认当年剥夺人家的私有财产是错的，既然承认是错误的，就要补偿人家。
强盗抢人家东西，一转手宣布现在财产是我的了，我现在承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了。当他抢人家的时候，他不承认。那我说，这个比贩毒的还要糟糕，贩毒的收入还要通过银行洗钱，变成合法的钱他才能用。这共产党掠夺人家财产，连洗钱都不用洗，抢过来就宣布是我的，然后说我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不比强盗厉害多了吗？
汪洋：但是我记得当初这个物权法要出台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欢呼，说表示中共现在有进步了，至少有这个物权法，它承认了私有财产，所以中共己经比以前变好了呀！
横河：那要看这个变好的前提是什么，是要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到现在，三大改造的错误它还死不认错，谈什么变好！你承认的产权是什么？是掠夺了别人的产权以后，现在新的财产的拥有者的产权，这叫什么变好了？
就拿三大改造来说，可能年轻的不太知道什么是三大改造，就是当年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叫三大改造。农业改造是“集体化”，什么叫集体化？就是没收农民的土地。大家注意了，不是没收地主的土地。为什么？因为土地改革的时候，地主的土地就被没收了，没收以后分给了农民，所以集体化是没收农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
物权法当然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权，因为中共不会交出这个最后的资源，所以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它不会去否定它。
那么手工业是“合作化”，这个也是剥夺私人财产。我在景德镇待过好多年。以前景德镇除了几个少数的大作坊以外，其他的都是手工作坊，都是一家一户的手工作坊，做好以后，几家合烧一个窑，一次把他烧出来。后来就全都没收掉了，合并成大工厂，所有这些手工作坊主就变成了工厂里的工人，这是手工业的改造。
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就是抢劫了，这些资本主义工商业就是今天的私人经济，是一样的。就是今天对中国的财政收入贡献百分之五十以上，甚至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私人经济。这个私人经济包括什么呢？外资的、合资的和私营经济。那么资本主义工商业，当时也是这些合资的和个体的经济，也就是物权法要保护的东西。
如果要让物权法真正有合法性的话，那就要纠正以前的错误。为什么今天的资本家你保护，你却不承认你当年剥夺人家资本家是错的呢？怎么纠正？很简单，你以前没收了人家的财产，你现在还给人家，怎么样？显然做不到，大家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所以这就是奢望！
当年是剥夺了人家的财产，但经租房还不算是剥夺了人家的财产，经租房是签了合同的。它连签了合同的、租了别人的东西都要赖帐，抢了别人的，当然它更不会承认。所以你指望“物权法”真正能够解决所有权的问题，这是奢想！
我们在上一集讨论说“物权法”是保护新暴发户，也就是保护中共官员的那些已经掠夺到的财产，这绝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政权有连续性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私人财产都保护，这才是“物权法”真正的意义。
汪洋：在2006年的建设部和中央批准的《308号》机密文件当中，有一条说要耐心细致的做好“政策解释”工作。对串连群体性上访，特别是组织人员的动向要做到早发现、早控制、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做好本控工作，防止越级上访，确保社会稳定。那么其中也提到要做好政策解释工作…...。
横河：是。但是你赖了别人的东西，有什么可解释的呢？你不就解释我为什么不还吗？不就是给个理由我为什么不还吗？就好比说，你跟我借了一万块钱，现在你不打算还了，你找出无数的理由来解释，不管你这个解释多么耐心细致，我就认一个理，你不就是借钱不还嘛！欠债要还这是天理。后面它说的这些话就更不讲理了，说，如果说我继续跟你要钱，我不承认你欠债不还是合理的，那我就变成破坏稳定了？它要确保社会稳定，就要镇压了。
所以在中国，我认为根本就没有刁民这一说，因为很多人说“钉子户”、刁民，我认为在中国根本没有刁民，只有刁党、刁政府。
汪洋：你说的钉子户，就有上次我们提到的杨武和吴萍这对夫妇，他们在重庆坚持不搬迁，因为给他们的补偿不合理，所以网络上把他们评为“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不过最近他们的房子还是被拆了。
横河：所以有人就说了，在中国，最牛的是政府，老百姓没有牛的。你牛什么？要拆你的就拆你的，最后还不是被拆了！
汪洋：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请横河先生给我们分析的是有关于“物权法”和最新曝光出来的2006年建设部秘密下发的《308号》机密文件。
下面再让我们来看一下，原本预定在3月6日到12日举行的“云之南记录影像展”，日前突然不明原因被喊停。外界都在猜测，是因为其中的一部揭露文革期间、第一椿学生打死老师案件的记录片《我虽死去》，这部影片入围了该影展的竞赛单元，可能就是因为这部影片使整个影展突然被喊停。
横河：我也认为是这样的。《我虽死去》是大陆独立影片制作人胡杰的作品。它的内容回顾了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的案件。卞仲耘被认为是中国大陆被披露出来的、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老师，这个片子就是回顾了她在学校里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案件。当时北师大的女子附中是一所贵族学校，都是高干的女儿。卞仲耘的丈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当时他就去买了一台照相机把妻子的尸体、血衣和各种各样的实物都拍下来，这部分记录片就采用了很多他所拍下来的照片。
这位老人说：他之所以活着下来就是为了揭露这一段历史，他说这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因为他认为他的子女的想法都会跟他不一样，他有责任把这个记录下来，然后告诉后人。
我觉得把这部影展喊停，也反映了中共当前的危机。对于这样一部影片，它已经不敢公开出面来批判或者是禁演，它只敢让主办单位出面，叫暂缓举办影展。它连出面给个理由都不敢，而且连下禁令的部门都不敢露面，就用这种完全不公开的方式，悄悄地把它扼杀掉。
汪洋：我想中共样做是为了尽量减少由此而产生的影响。
横河：一个这么大的影展都要开幕了，很多人带着片子去展，还有很多观众要去看，你突然把它取消了，这个影响怎么会小？我觉得这是不敢让人民去回顾历史。因为它知道不管怎么说“改正文革的错误”，人民心目中是很清醒的：今天的共产党和当年的共产党还是同一个共产党，没有变！
它也知道，共产党必须对文革甚至以前很多、很多惨案负责任，要不然它去禁这部片子干什么？文革都已经定了是一场“民族的浩劫”，既然是浩劫，揭露浩劫里面的事情，你又着什么急呢？你为什么要把它给禁掉？
汪洋：有人提出像经租房的问题，就说明了文革在中国还在继续。《我虽死去》这部影片的遭遇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呢？
横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么说。你想文革研究到现在一直还是个禁区，那只能表明中共中央到现在也没有办法，或者也不愿意和文革决裂。文革本身就是中共在文革前长期政策的延续和达到的一个高峰。在这之前，大家知道有“四清”，再往前还有“反右”，政治运动是一个接一个，整人是一个接一个。所以如果它要否定文革的话，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本身了。
那么中共现在采取什么策略呢？就是让人民忘记。所以不让大家研究文革、不让把这些文革的电影、影展拿出来，包括这次禁的影展都是同一类的事情，就是让人民忘记，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出来，根本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了。
汪洋：我前两天看了一部片子，片中采访了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他说在六四之后，他帮方励之翻译了一篇文章，就是方励之写的《共产党的遗忘术》。林培瑞说，他不相信像“六四天安门”发生的这种大屠杀，下一代会忘记。但是现在他相信了，经过许多年之后，他发现年轻一代真的不知道“六四”是怎么回事了。
横河：六四才过去多少年，还不到二十年，下一代人已经不知道了，那文革不知道的人就更多了。怎么办呢？我觉得就应该像这部片子的制作人一样，人人都来记录历史，因为历史本身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每个家庭的故事，所以大家都来回忆自己的个人史、家族史、我们的民族史，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把它公布出来。把中共在历史上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对每个家庭犯下的罪行、对每一个人的亲戚朋友犯下的罪行，都把它记录下来、公布出来。这样的话，历史就保留下来，而且每一代人都会记住。
你想，年轻这一代人难道不是在家庭里长大的吗？那么除了中共有意让人民忘却以外，是不是家庭里的父母也有意让忘却呢？或者是被动的忘却，或者是接受了中共的想法也不去提这些事情。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在家庭、在社会里面长大的。官方的舆论可以阻止你，但你在家里讲故事总可以吧！所以我说，每个人都记录这些历史，对中共所犯下的罪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件。
汪洋：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和大家讨论了“云之南记录影像展”当中《我虽死去》这部影片，因为记录了文革当中第一位被学生打死的老师，记录了这个案件，而使整个影展被迫喊停。
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时事经纬》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大家再会。
横河：谢谢大家。
【大纪元4月15日讯】（BBC透视中国撰稿人江迅）保护私有产当下，重庆“最牛钉子户”成了境内外传媒的焦点。对“钉子户”的称呼，一般而言是出自开发商和政府的嘴的，看来还是称他为“最牛拒迁户”为妥。
这位“最牛拆迁户”是九龙坡旧区市民杨武夫妇，看到他们挥动五星红旗，坚守在犹如“孤岛”的楼房里，令人热血沸腾。
无独有偶，广西南宁市东沟岭“阳光绿城”屋苑的钟姓业主，因不满拆迁补偿，与发展商抗争四年之久，他四周的邻居全都搬走，遗下他的四层高楼房摇摇欲坠地竖立着。
这两户“最牛拒迁户”拒迁得是否有道理；法院判决限期搬迁，判得也是否合法，虽众说纷纭，但目睹这样的图片和电视新闻片，令人想起“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典故。
十八世纪中叶，英国一位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曾经这样形容财产权对人的神圣性：
即使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没有房子主人的允许，英王不能踏进来，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闯进这间门坎已经破损的房子。因为这房子是私人财产。
观察西方历史会发现，私有财产制度的确立构成了人权的基础。
物权制度系统
刚闭幕的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起草工作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物权法的重要性被视为仅次于宪法。
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律，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包括明确国家、集体、私人和其它权利人的物权以及对物权的保护。
物权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制定的《民法通则》，到九十年代的《合同法》，再到今天的《物权法》，是中共执政后的民法重要的标志性法典。物权法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保障，是规范财产关系的一个基本民事法。物权法不明确，财产权就不好落实。《物权法》的基本亮点之一是平等保护国家和私人的财产权，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有产者。
物权法平等地保护每一个人，既保护只有一张破棉席的人，也同样保护开奔驰坐宝马的人，前提是那破棉席不是偷来的，那宝马车也是合法所得。可以说，物权法至少给原来始终处于弱势的拆迁户，提供了有利的维权武器。物权法对发展商的开发行为产生了制约作用，令开发商在面对这类问题时不能再为所欲为，而要学会尊重业主，协商解决问题。
纵火害命逼迁移
两年前在上海采访，巧遇上海野蛮拆迁夺命事件。上海安福路和乌鲁木齐中路交界处旧称“麦其里”地块的动迁，由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负责。这家公司多次威逼一个五口之家动迁。户主朱建强，住麦其里62号，一二楼已经搬空，他们住三楼。
动迁交涉多番未果，一天半夜，负责拆迁的城开住宅安置公司副总经理杨孙勤，带着手下两人，竟然放一把火，想“吓吓”那家人赶快搬走。大火时，外逃的通道全被火舌吞噬，朱建强和妻子、女儿，靠路人驾驶的推土机翻斗成功获救，而他的父母却葬身火海。
在当局一再强调“制止野蛮拆迁"的日子里，两个70岁老人被烧死，消息传开，激起极大公愤。上海传媒仅如此报导：“乌鲁木齐路一拆迁户火灾，司机升翻斗车救出一家三口”。对动迁公司的放火只字不提。几天后，杨孙勤等三人才以涉嫌放火罪被依法逮捕。
“麦其里”是当年上海法租界高档住宅区，在上海市政府一系列旧区改造行动中，“麦其里”是其中一个项目。在原住户是否能回迁的问题上，大多数居民与城开住宅安置公司发生矛盾。
麦其里地块拆迁久拖未决，严重影响这一带开发进度。三年来，被强制搬迁的居民不少，不愿搬迁的，常常会家中电线被剪断，玻璃窗被砸碎，煤气被无端释放，家居财物被偷，动迁组工作人员还会带着一帮人闯入民宅大闹。动迁户居民还常常无辜遭这些人员殴打。
这家拆迁公司，即城开住宅安置公司，在上海以“拆迁速度快，对原住户办法多，手段强硬，敢啃钉子户硬骨头”而闻名。它受聘于上海徐汇区房地局辖下的徐汇区土地发展中心，动迁中遇到的安置和拆迁裁决，由徐汇区房地局管理，人们说：他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上海的各区政府，全面介入土地一级市场，“卖地”获取巨额土地出让收入，成立政府全资所有或控股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这些公司是市场经济推进过程中暴富一族，以优惠廉价从政府手中购地，低价补偿，包揽开发销售，强制动迁拆迁等一系列产业环节，获取垄断利润。
农民失去土地
这样的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所闻。其实，我们住在城里，看到的还只是城市居民的景象。
现阶段，中国每年农村正常占用的土地达到４００多万亩，其中农民耕地所占的比例将近一半，２００多万亩这一数字表明，年均100多万农民会失去耕地。低价征占农民土地，令农民生活由此陷入困顿。多予少取，是中共当局求解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方针，然而，征收土地的收益分配，农民仅获5%- 10%。
当下，许多社会保障尚未惠及农村，农民失去土地，花掉补偿金，温饱顿成难题，每年多100万“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公民，必会带来社会动荡，这绝非危言耸听。
前不久，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披露，当前引起农民上访的主要问题是土地征占，村级财务和环境污染，其中，土地征占问题所占的比重最高。保障失地农民权益亟待解决。(
【大纪元4月15日讯】我的家在四川某市的一个小镇上。1949年以前，我的家幸福祥和、充满田园风光。门前有条小河，清清的河水里一群群的鱼儿自由和游。屋前有一片小竹林，竹林中有棵高大的石瓦树，各种小鸟在上边唱着动听的歌。屋后有清凉甘甜的山泉水，还有一个小园子，开着五颜六色的花，满园花香。我爷爷忠厚善良，相信有神，与世无争，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我奶奶是小脚，在当地算得上有风度的女士，小镇上的人们都尊称她厶姐，镇上人家结婚，多数都要请我奶奶去牵新娘。按镇上的风俗，只有人品好、命好、受人尊敬的女士才有资格去牵新娘。
我父亲是一个正直勤劳的人，不喝酒不赌钱，和我叔叔经营着一家小作坊。由于技艺和信誉好，在邻近几个镇的同行中，我家的生意是最好的。人们信任尊敬我父亲，推举他当上了保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
我叔叔也是一个公正、会处事的人，他没有孩子，我从小就过继给了叔叔。母亲和婶子妯娌之间和睦相处，勤俭持家。我还有一个姑姑，做一手好针线活。我们一家是小镇上人们都羡慕的一家。
由于我家条件好一些，对乡亲们能救济的救济，能帮助的帮助，镇上过不去年的乡亲，只要找到我父亲就会得到我家的救济，有的穷人大年初一挑一担水到我家，叫金银水，我父亲就会给红包和过年食品。听母亲讲，乡下有个姓周的穷人和我家无亲无故，一个月就在我家白吃白喝九次。
父辈们的勤劳俭朴，使我家有了一些积蓄，按那时人们的观念，为子孙置家业，就买了地。第一年收成好，收到了租子，第二年天旱，免收租子，第三年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我幸福祥和的家从此开始了灾难。
1950年大祸从天而降，中共的镇反运动开始了。当时中共的工作组收集不到我父亲的罪证，就鼓动几个无知的小人作伪证，给我父亲栽赃两条人命。当时任职的乡长说了句公道话，说我父亲冤枉，第二天工作组就免去了他的乡长职务。镇上的人们也在背后议论这事不公。我父亲不承认，工作组就酷刑逼供，杀害父亲那天，工作组开批斗大会，鼓动狂徒们把我父亲的脚、手、腰都打断了，是两个人架着拖到批斗大会台子边的水沟里枪杀的。当时我哥哥十二岁，姐姐十岁，我六岁，妹妹不到一岁，爷爷和奶奶已是年迈的老人，全家悲痛欲绝。
我父亲没有民愤，完全是共产党一手栽赃挑起的仇恨。我长大后也得到一些证实。一次某支部书记和一个大队会计公开对我说，我父亲正派，是个好人。这两个人都是中共镇反、土改运动的骨干，当年发生的事，他们是清楚的。
镇反运动之后，紧接着在1952年土改运动又开始了。我家的财产全部被抢光，被褥、床、桌子、板凳都没留一点，衣服只剩下身上穿的。因为我们家的小作坊是当地老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才给我们留下了房子。家里没有粮食，有好心人不敢进屋，偷偷扔进一点吃的。爷爷到乡下要饭，人家也是偷偷的给，要回来吃的，母亲、婶子就掺着桑叶省着吃。我叔叔白天晚上都被抓去批斗，工作组鼓动无知的狂徒们狠命的打，叔叔被打的全身是伤，往往是旧伤未好又添新伤。工作组还组织打封建，就是把划成地主成份的人，全家都拉去跪一排，让民兵们面对面朝我们头上方放枪，我当年六岁也和大人们跪在一起。记得有一个姓蒋的七十多岁的老人，脚是残疾的，狂徒们把他架着从几十步高的石梯上活生生拖下来，不久这个老人就被他们折磨死了。
土改后，叔叔找朋友借了点儿钱，恢复了小作坊，家里凑合着能生活了。
这样刚过了几年，1957年反右运动又开始了。给每个地方下了“右派”指标，不管什么情况，不管这个地方有没有“右派”，都得按指标抓出几个“右派”来。我们小镇的指标就落到我叔叔头上。当时，他们在我叔叔身上找不到半点“右派”证据，就威逼利诱一个犯了点小错误的饭店服务员，让她揭发我叔叔的反党言行，不揭发就会受到重罚，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这个服务员说我叔叔讲过“天上出七个太阳，西藏人会打过来”，仅凭此，我叔叔就被劳改了。最后死在监狱里。在搞我叔叔的伪材料时，学校老师让我与叔叔划清阶级界限，揭发我叔叔，当个好学生，当年我才十一岁，没被他们吓住，没干没人性的事。
我爷爷、奶奶，由于受不了两个儿子相继被害死的打击，加上中共人为造成的大饥荒，一年内先后离开了人世。我记得最清楚的，我爷爷那时瘦得只剩下骨头架，一点儿肉都没有了，不能坐凳子。爷爷安葬时，公社的干部故意把镇上的人集中去支农，不让人们来帮我家。
1958年，中共搞起了大炼钢铁运动。那时我十二岁，我们的教室搬到了炼铁厂的现场，半天上课，半天去山上担矿石，我要一次担不够四十斤以上，班主任就训我，对其它同学没这样要求。有一次刚下过雨，路上都是泥，很滑，又是坡路，我和一个同学抬一块很重的铁块，那个同学压得受不了，扔下扁担跑了，我却不敢跑，因为我要跑了，就会被扣上“破坏大炼钢铁”的帽子，说不定还会连累母亲，我就在那哭，后来校长来了，反倒把我训了一顿。这就是那时地主子女的处境。
1960年，大饥荒来了。因为那里中共对农民征收的公粮是无止境的，各级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都比着多交公粮，加上全民大炼钢铁，所有劳力都去炼钢铁去了，把农具都炼了废铁，种地的人少，粮食坏在地里也没人收，最终造成了大饥荒。我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饿得天天哭，母亲和婶婶饿得浮肿，公社还要随时派苦工。我们当地饿死了很多人。
我叔叔被迫害死后，母亲更惨了，每逢有运动，就要抓我母亲去斗，每次回来都全身是伤。
我们镇是公社所在地，当时还没有通讯设备，公社有什么通知，传达什么文件，全靠人传递。这个苦差没人愿干，他们就让我家当义务送信员。特别是大跃进期间，一天跑四、五个来回，晚上二、三次，最多时，我家曾一天出动三、四个人去送信。晚上走路没有照明，全凭感觉摸着走，走的是爬山涉水、高低不平的山间小路，我们跑遍了公社的山山水水。
通知的地方少，我就和母亲做伴，我不愿让母亲拖着浮肿的身体一个人去，母亲也不愿一个小孩单独去。通知的地方多时，我和母亲各去几个村。大饥荒的时候，我饿得站不住，脚下没一点儿力气，一次公社人员拿来通知，要我马上送走，我饿得实在支撑不住了，不想去，这个公社干部把我从街上拖着走了很长一段路，街上的人们背后都议论：“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忍心……”
一天晚上，我和母亲去送通知，要路过一个白天人们都感到阴森森的地方，刚到那，猫头鹰就在树上叫开了，吓得我和母亲不得了。
其实这些通知，大都是要农民拚命干活，收集完成多少生产任务的数字而已，报上来的数字都是假的。一次因为我去的这个村没做准备，接到通知后他们才开会讨论上报数字，完全是先把数字报上去了然后再干活。这也不怪农民，因为下的任务太多，农民又吃不饱，根本完不成，干部们不报假又怕丢官，所以就一级骗一级。这就是共产党宣传的“人民公社好”、“大跃进好”的农村真实景象。
后来，我家的小作坊也被充了公。除了哥哥继承了父辈的手艺，每月有点微薄的工资外，生活来源主要靠做一些临时性的杂活糊口，有菜吃的时候很少。因为给我们划成了地主子女的成份，我家四个孩子中，只有姐姐读到初中，我们三个只上了小学。
长大后，我们兄妹四人都没给安排工作。三次来镇上招工的人都要招我，但当地就是不放。目的是留着我这个地主子女，他们可以任意派苦工。有一段时间，公路只通到我们镇，小镇便成了转运站，装卸的活很多，但不让我们干。为了生计，我只有外出打工，但当地不给开证明信。因为那时没有身份证，外出坐车、住宿都要证明信。使我们的生活寸步难行。一直到今天，我们兄妹四个都老了，都没有养老金，基本生活没有保障。
我结婚去镇上领结婚证时，他们不给办，说要先考验我一个多月再说，其实就是故意拖延时间，让我结不成婚。我的妻子快临产了，公社的妇联主任还让我妻子和我年迈的婶子到二、三里远的地方去抬一块大黑板。共产党搞计划生育也是毫无人性，我们镇上有个农村妇女，就快要生了，计生干部硬逼着她去流产，孩子被打下来时还是活的，医生倒提着孩子的脚，把孩子的头淹在一盆凉水里，活活淹死了。计划生育给我妻子造成了严重的妇女病，我在生活艰难的情况下，还要想法给妻子治病，当时为了护理她，我没在家，镇上组织下乡义务支农时我没参加，为此镇上就要停供我家的粮食。
中共害死了我的爷爷、奶奶，枪杀、迫害死了我父亲、叔叔，残酷折磨我母亲和婶子，也毁掉了我们兄妹四人的人生前途。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在中国何止千万。共产党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真是罄竹难书。共产党是祸根，没有共产党，百姓得安康。
玄二 写于200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