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4月18日(星期三)

热比亚之子被判九年“维族母亲”期中国改变

热比亚:“我的儿子无罪,审判的过程也是违法的,他们不请律师,秘密开庭。我的家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庭的,什么时候宣判的。第二、他们定的罪名都是假的,因为九九年他们抓过阿布力克木,关了两年,放出来之后一直在他们的监控之下,阿布力克木没有行动自由。出门有两个人跟着,电脑、电话每天被监控,上班也上不了,每天在家看书,什么活动都没有干过。这样在他们监控之下的一个人,现在说他干了什么干了什么。我不愿意,中国政府不要违反自己的法律,希望中央政府请一个律师为我儿子辩护,再次调查这个案子,放了他。”

江苏居民网上发评论被禁上网半年

江苏常州居民张建平高位截瘫。常州国安人员星期二来到他家,向他出示《行政处罚决定书》,判处他半年不得上网。警方宣布的罪状包括张建平把自己和其他访民的切身经历在网上发表以及把这些遭遇和情况提供给国外媒体。

郑州国棉五厂职工因养老保险金被拖欠而罢工

河南郑州国棉五厂的职工,因为多年来养老保险金被公司拖欠的问题,而进行了罢工运动。该笔养老保险金涉及人数约一万人,约共二十亿元。不过由于厂方对部份员工进行了威胁恐吓,因此有些怕事的职工星期二开始又到工厂开始上班。

长沙市政府强拆房屋引不满

中国泛蓝联盟湖南成员张子霖星期二上午告诉本台记者,长沙市政府的强制拆迁情况十分严重,他和另一位成员谢福林近日到了朝阳二村进行实地调查,发现长沙市政府在这些拆迁中,非但没有尽力去帮助当地居民,反而还用胁迫的方式要居民就范拆迁,张子霖对记者说---

各地访民天安门打横幅 数十人被抓

据北京知情者透露,近日外地访民大批进京,每天似乎能有数千访民到达北京。在北京当地,市政府信访办大院前,院内院外常常是到处都挤满了上访的人,当上访的访民哭诉自己生活贫困时,政府官员竟对他们说:“你去卖血去”。苦不堪言的访民对中共政府的冷血、毫无人性已彻底不抱幻想了。

郑大靖成功到达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

2007年4月18日下午16点25分,被湖北郧西当局非法关押30天的湖北访民郑大靖,历尽跳出高墙,星夜潜逃等千难万险,终于成功地到达中国访民之家——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

孙爱玲受威胁不准再参加艾滋病会议

中文互联网博闻网日前报导,河南省艾滋病活动人士孙爱玲女士反映,河南巩义市卫生局通知她,从今以后不准她参加任何有关艾滋病的大会,如果她继续参与,治疗她艾滋病的药物不再免费供给。如果她不再参与艾滋病会议,卫生局将会承担她的住院治疗和药物。

“警察叛徒”吴幼明被公安局辞退

除了创办民间刊物,吴幼明还做了很多警察没有做的事,从去年开始,他在网上以真名发表揭露警队体制弊端的帖子包括:《交警为什么都热爱罚款》、《罚款任务猛如虎》、《死人不销户,活人难上户》等,今年“两会”之前,他响应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反映公安截访问题的提案,写就《基层民警向两会进一言:政府行为中应该禁止截访行为》一文。“两会”结束的那天,他接到了辞退通知。

武汉文革研究专家鲁礼安失踪数日

旅居美国的作家高伐林曾多次采访鲁礼安。他说,鲁礼安投入文革仅仅两年后就开始对文革产生疑虑,组织志同道合的朋友,“探讨中国发展道路”。鲁礼安于1968年5月17日被捕,并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被投入监狱。

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反右是中共的自阉

今年三月中旬陪同海外记者拜访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朱厚泽,他深刻阐述了反右派斗争对民族、国家、文化、知识分子的严重伤害,同时也极大地伤害了共产党自身的恶劣后果和重大损失。

胡啓立再上书吁否定反右

去年六中全会前夕,胡啓立再度上书,要求否定1957年的反右运动。“两会”前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讨论,拒绝了胡啓立上书的要求,并于三月初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文件。

分析:中国军队国家化遥遥无期

身兼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三职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日前赴宁夏视察。他在会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银川部队师级以上军官时强调说,要紧紧抓住“高举旗帜,听党的话这个根本”,保持部队建设的正确方向。胡锦涛还要求中国军队提高应对危机,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街道书记强送健康人入精神病院

据明慧网四月十七日报导,重庆市退休职工法轮功学员魏华在身心正常的情况下,于二零零五年十月被她所在街道办事处书记余付林强行送往精神病院,家人仅三天时间没有见到她,她就变得奄奄一息,瘫痪在床,无法说话,认不出亲人。一年多来家人上访呼吁调查事故责任,但遭到有关当局的推诿和拒绝。

张扬:台湾声援“二千万退出共产党”

四月十五日,在素有“台湾矽谷”之称的台湾科技之都新竹市,来自台湾各地的四千名民众,参加了一场“和平新世纪:声援二千万人退出中共恶党”的盛大游行。新竹风大,有“风城”之名,但这天风和日丽。不过主办单位“台湾退党服务中心”倒喜欢这个风城名号,说它刚好与退党大潮的风起云涌相辉映。那么,什么是退党大潮呢?为什么台湾要声援退党呢?


热比亚之子被判九年“维族母亲”期中国改变

【大纪元4月1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流亡海外的维吾尔族人权运动领袖热比亚的儿子阿布力克木被中国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最判刑九年。这是半年来她的第二个儿子被判重刑。国际维吾尔人权组织呼吁当局停止以迫害家人对人权人士报复及施压。

去年被提名诺贝尔人权奖的著名维吾尔族人权活动家,热比亚卡德尔的儿子阿布力克木•阿布都热衣木星期二被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新华社当天对外发布了这一消息。判决书指控的罪行是他传播具有煽动分裂国家、歪曲中国人权制度的三篇文章,以及意图煽动群众到政府部门游行。

现流亡美国的热比亚,星期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局指控的罪行纯属捏造,同时审判过程不合法---

热比亚:“我的儿子无罪,审判的过程也是违法的,他们不请律师,秘密开庭。我的家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庭的,什么时候宣判的。第二、他们定的罪名都是假的,因为九九年他们抓过阿布力克木,关了两年,放出来之后一直在他们的监控之下,阿布力克木没有行动自由。出门有两个人跟着,电脑、电话每天被监控,上班也上不了,每天在家看书,什么活动都没有干过。这样在他们监控之下的一个人,现在说他干了什么干了什么。我不愿意,中国政府不要违反自己的法律,希望中央政府请一个律师为我儿子辩护,再次调查这个案子,放了他。”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星期二接受记者采访时谴责当局以判处热比亚的儿女对她进行报复和威慑,并呼吁及时纠正错误---

迪里夏提:“希望中国政府能遵守在联合国作出的人权改善承诺,包括奥运之前的人权改善承诺。希望能释放热比亚的孩子,因为他本身就是无辜的,我们希望中国能做出明智的决定,而不要继续以打压、扣押、判刑,这些践踏人权的方式来打击维吾尔人的一些合法人权运动。”

热比亚有五个儿女在大陆,遭到当局不断的打压。阿不力克木去年六月于哥哥阿里木一同被当局以涉嫌暴力抗法罪刑事拘留。阿里木在去年十月被以偷税罪判处七年徒刑。当时热比娅正在德国参加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并被选为该人权组织的主席。

被尊称为维吾尔人的母亲的热比亚,对自己的两个儿子相继被判重刑感到心痛,但是她表示不会因此放弃人权事业,她期待中国改变---

热比亚:“阿里木去年判了,阿不力克木昨天判了,当局就是看他们是热比亚的儿子,他们的错就是热比亚的儿子,我的儿子。哪个妈妈不担心自己的娃娃。我忍耐的等待着中国政府民主、和平、人权问题解决,全中国人包括维吾尔族和我家庭的问题解决。而且全世界的人权协会,全世界的中国人,所有关心人权的说实话的人,都会帮助这个事情的,我相信他们会放我的娃娃。”

曾位居中国十大富商的热比亚,在新疆大量捐款设立公益事业,帮助当地维吾尔族人脱贫,享有很高声望。后因与访华的美国官员见面,2000年被当局以“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 ”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她在05年美国国务卿访华时获准保外就医,同年流亡美国,并成立了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继续关注中国境内维吾尔族人权状况。06年9月,热比亚获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江苏居民网上发评论被禁上网半年

【大纪元4月18日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2007年4月18日香港报导)江苏常州一名残疾居民因为利用因特网流览网页、发表言论而被当地公安部门指控颠覆国家政权,被处罚半年不许上网。

江苏常州居民张建平高位截瘫。常州国安人员星期二来到他家,向他出示《行政处罚决定书》,判处他半年不得上网。警方宣布的罪状包括张建平把自己和其他访民的切身经历在网上发表以及把这些遭遇和情况提供给国外媒体。

张建平:一直受骚扰

张建平对美国之音说,事实上他一直受到有关单位的骚扰。他说:“去年他们抄我的家,把我的电脑拿去。认为我流览大纪元网站,认为是非法的、反动的。13号他们来了10几个人,把我带到派出所,传唤的罪名是‘涉嫌利用国际互联网,传播煽动、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罪’。17号来给我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6个月停止联网。”

张建平多年前在车祸中被撞断中枢神经,成为高位截瘫。1998年法院判决他应获得政府赔偿,但判决令一直没有得到执行,他为此到北京上访10多次,至今没有下文。

张建平说,4月13号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被盘问了7个多小时,直到深夜一点多,期间他没有得到任何休息机会,星期二国安人员再度到他家,要他承认是被国外媒体利用。张建平认为,国安人员在处理过程中有许多漏洞。他说:“后来找了一个村民居住委员会的人来做见证人,这个见证人是临时找来的,我根本不认识。她不知道我上网,公安局来做笔录的人都没有留下名字,完全违背程序。”

长期追踪找不到证据

张建平说,国安局管理网络人员曾经花了很长时间追踪他的上网记录,但都找不到他进入所谓“反动”网站的记录,为了不被栽赃,他坚持不肯签字承认颠覆国家政权,武进区的国保和警察只得离去。尽管如此,张建平还是被罚6个月不准上网。

中国独立作家田奇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多、也太容易,流览网页表达意见和颠覆国家政权是风马牛不相及,张建平因流览网页被指控,突显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太过敏感,而且侵犯到公民自由。

颠覆七千万人大党政权?

田奇庄说:“且不说是瘫痪在床的病人,且不要说他仅仅是流览几个网页,即使他写出东西,又有多大号召力?又能组织起多少人,怎么能对7千万人的大党政权形成颠覆的风险?”

田奇庄认为,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中国百姓对现实并不是那么反感,虽然人们对贪污腐败、社会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等有意见,但是中央政府得人心的政策还是得到民众的积极肯定,因此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不需要惊惶失措,草木皆兵。

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到常州公安局宣传处询问有关张建平的处理情况,电话无人接听。常州武进区遥观派出所听到是美国之音记者后,立刻表示不接受采访,随后挂断电话。

郑州国棉五厂职工因养老保险金被拖欠而罢工

【大纪元4月1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报导)河南郑州国棉五厂的职工,因为多年来养老保险金被公司拖欠的问题,而进行了罢工运动。该笔养老保险金涉及人数约一万人,约共二十亿元。

河南郑州市第五棉纺厂的工人星期一进行罢工运动,职工们在郑州市市委门前,要求解决职工的养老保险拖欠问题。中国泛蓝联盟河南省成员蔡爱民星期二向记者表示---

蔡爱民:工人的养老保险金被公司拖欠,到现在已经有七十个月之久,工人多次反映问题,但得不到解决。根据相关新的规定,今年7月1日之前未交的养老保险金都将一笔勾销,在此期间未交的养老保险时段将被搁置,并且不记工龄,这很能影响到他们以后的退休保障。

蔡爱民说,于是便有部分职工在上星期五开始到市委讨要说法。当天有九辆防爆车到现场维持秩序,在维持秩序过程中与五厂职工生肢体冲突,最后有三名职工被警察带走。星期一早上,五厂许多职工再次停止工作,到郑州市委门前讨要说法。

记者于是打电话给当地一位由五厂退休的职工汪姨,她表示---

汪姨:工厂应该发给我们养老保险金,现在就是医保没有给办,全厂都没有办,现在工人就去闹事。

记者:所以你们现在打算怎办?

汪姨:所以他们使了一招不上班闹,解决这个问题,有三、四天了,他们有上班的,有不上班的,不上班的都站到外面骂那些上班的。

记者于是打电话到河南郑州市第五棉纺厂,查询事件---

记者:我想问一下工人罢工的情况,为什么你们厂会拖欠这么多养老保险金给他们呢?

国棉五厂:这个不方便跟你说,你以后再打吧。

记者:他们今天还开工吗?

国棉五厂:开工,一直开工的。

记者:但据说他们昨天去大罢工了?

国棉五厂:没有大罢工,只是有些职工他不是太明白,没有大罢工,只是部份职工没上班。

记者:为何会拖欠这些工资这样久?

国棉五厂:现在正忙着,你以后再打。

这位员工自行挂断记者的电话,记者于是再打电话给中国泛蓝联盟蔡爱民的妻子,她也是郑州国棉工厂工人---

记者:工厂的人说是部份职工不了解工厂的情况,所以有误解,\x{59b3}觉得是这样吗?

蔡爱民妻子:也不是,厂方一直都没缴,现在国家有新规定。厂方拖了很久一直都没缴,都有六年了,也不短。

蔡爱民妻子说该笔养老保险金涉及人数约一万人,约共二十亿元。厂方到现在也还没给一个明确的说法。不过由于厂方对部份员工进行了威胁恐吓,因此有些怕事的职工星期二开始又到工厂开始上班。(

长沙市政府强拆房屋引不满

【大纪元4月1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报导)湖南省长沙市政府采用强制的方式来拆迁房屋,引起当地居民不满。部份拆迁户在被拆迁过程中受到暴力对待,他们已经向法院提出上诉,并且不排除到北京上访。

中国泛蓝联盟湖南成员张子霖星期二上午告诉本台记者,长沙市政府的强制拆迁情况十分严重,他和另一位成员谢福林近日到了朝阳二村进行实地调查,发现长沙市政府在这些拆迁中,非但没有尽力去帮助当地居民,反而还用胁迫的方式要居民就范拆迁,张子霖对记者说---

张子霖:“那个地方是朝阳二村,邻近长沙市火车站的繁华地带,现在房价最少是每平米8000--10000,而现在拆迁补偿款为每平米2000多。朝阳二村普遍存在着大规模强行拆迁的行为,主要是以芙蓉区法院为首的,包括把人非法拘留和关押等等。”

张子霖表示,在补偿严重不到位的情况之下,许多居民自然不愿被拆迁,因为房子被拆之后,他们就无法再买其它房子来居住了,但面对这样的情况,当局只是以强制的方式来解决。

例如,2006年9月6日芙蓉区政府和芙蓉区法院组织强行拆迁,出动了以法警为主的拆迁队一千余人,警车达二十多台.采取恐吓、威胁、逼迫朝阳二村全体百姓,对八十户不同意拆迁补偿而拒绝搬迁的居民采取强行的拆迁,并要求朝阳二村的居民“必须无条件接受拆迁办制定的方案件和条款”。

一位居民李毛芳当天早上六点多便遭到当局的强制拆迁,李毛芳星期二向记者表示---

李毛芳:“当天共有一千多警察还有许多警车进行强制拆迁,他们要示威所以带了这么多人来,那个情形真是很恐怖。当时我妈住二楼,我住一楼,我妈喊救命,他们几个男人把我妈四个手脚抬着走了几十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残忍,他们就是不顾舆论,他们就是要这么搞。后来我被关进拘留所里,在里面我还被砸到晕倒。”

李毛芳说,当局到现在都还没有给予她任何补偿,因为她已经向法院提出上诉---

李毛芳:“我去年就一审了,一审判我输了,我又起诉了二审,二审已经是去年十二月,按照法律程序他是三个月内要开庭,但一直没开庭,他自己棘手了,因为物权法出来了,他们不可能判我输。我说你判我输我就上北京,我就会把所有数据都带去,我就叫他们法官自己看。”

记者于是打电话到芙蓉区人民法院查询---

记者:有一些朝阳二村的居民反映,他说你们法院让拆迁办去强拆他们的房子,然后你们还对一些百姓进行非法拘禁关押,是否有这样的情况?

芙蓉人民法院:这个事情,你是哪里?

记者:我是香港打来的。

芙蓉人民法院:你打我们一个电话,找我们领导好吗?

但记者按她口述的电话号码打去,一直无人接听。

李毛芳表示现在房屋被毁,他们一无所有,没有了房子,也没获得补偿,几个月来过着四处流浪的日子。

各地访民天安门打横幅 数十人被抓

【大纪元4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4月17日上午约10点,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在京访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呼口号,以表抗议,但很快被抓捕,其中数十人被送到天安门分局关押。

据悉,原本有五六百的访民商定好以不同方式赶到天安门广场抗议,但多数人在路上便被拦截,无法成行。

200多最终赶到天安门广场的访民打出“打倒腐败 还我人权”的横幅,并大呼“打倒腐败”等口号。

访民们被迅速冲上来的警察抓捕,共有58名访民被关押在天安门分局拘留所,其中有刘子康、张玉仁、刘树仁、张学望等。

据北京知情者透露,近日外地访民大批进京,每天似乎能有数千访民到达北京。在北京当地,市政府信访办大院前,院内院外常常是到处都挤满了上访的人,当上访的访民哭诉自己生活贫困时,政府官员竟对他们说:“你去卖血去”。苦不堪言的访民对中共政府的冷血、毫无人性已彻底不抱幻想了。

据访民表示,近日经常有一批批的外地访民纷纷前往玉泉山胡锦涛住的地方、东交民巷温家宝住的地方、中南海等地静坐抗议,多年的上访经历已经使他们彻底明了,所谓的正常上访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在状告无门的绝望下,采取这样的方式抗争实属被逼无奈。

郑大靖成功到达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

【大纪元4月18日讯】成都快讯:2007年4月18日下午16点25分,被湖北郧西当局非法关押30天的湖北访民郑大靖,历尽跳出高墙,星夜潜逃等千难万险,终于成功地到达中国访民之家——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

今年1月3日,郑大靖经过正在北京上访的89英雄母亲唐德英和四川农民女领袖李廷惠介绍,一家三口从北京上访村前往成都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诉说其女儿妻子学法班65天的经历[见 中国7岁女孩学法班关押65天],并接受台湾中央广播电台专访[见 杨宪宏访谈七岁女孩:吃剩菜剩饭]。

其后,郑大靖返回北京上访村,积极参与服务各地访民的活动,并撰写、传递出近百件民间冤情,使得两会期间的北京上访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为大陆人权进步做出了一份贡献。

郑大靖此次前往到达成都,将通过六四天网向世人控诉其遭遇。

来源:六四天网

孙爱玲受威胁不准再参加艾滋病会议

【大纪元4月1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采访报导)河南省巩义市卫生当局最近限制当地防治艾滋病活动人士孙爱玲的活动,不准她参加任何与艾滋病有关的大会。当局还以不再免费为她提供治疗艾滋病药物相威胁。

中文互联网博闻网日前报导,河南省艾滋病活动人士孙爱玲女士反映,河南巩义市卫生局通知她,从今以后不准她参加任何有关艾滋病的大会,如果她继续参与,治疗她艾滋病的药物不再免费供给。如果她不再参与艾滋病会议,卫生局将会承担她的住院治疗和药物。

孙爱玲是通过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从2003年起,她开始帮助其他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立案,并为这些患者的家庭提供帮助。迄今为止,孙爱玲已经帮助了五个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家庭。

孙爱玲表示,她参加有关艾滋病的会议是为了学习国家有关政策,也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受到艾滋病感染的人群,更好地为那些患了艾滋病的妇女服务。北京的中国艾滋病活动人士胡佳先生,就孙爱玲的遭遇说---

胡佳:“这个事情我倒并不认为是中央政府的某个层面不让她参加,这完全是地方政府,因为她所在的巩义有艾滋病,整个郑州、巩义到登封都有大量大艾滋病感染者,她又是一个组织者,所以她在不断讨还公道的过程中,把她的经验告诉别的朋友,让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和政府交涉,所以有一定的影响力。

再者,她掌握着许多情况,她到北京来参加艾滋病方面的会议,尤其是联合国系统的会议,必然会暴露当地政府的很多恶性、工作没有做到位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她都会曝光。她经过的司法环节的案例还曾经上过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栏目,应该是一个被广泛知晓的案例,当地政府都认为这是隐患。如果这些情况被外界知道太多,那么当地官员的乌纱帽就会不保。所以副市长不许她和外界接触,也不能参加国际会议。”

中国卫生当局去年11月发表通报透露,中国全国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人数正在增加,艾滋病疫情进一步蔓延。

另据联合国专家和中国卫生部估计,截至2005年12月,中国共有近65万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相信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艾滋病正从高危人群扩散至一般大众。在中国发现的艾滋病病例中,约有5.1%的患者是由于卖血和在医院中输血而感染艾滋病毒的。

就中国艾滋病毒携带者和患病者的状况,胡佳先生说---

胡佳:“大范围爆发是90年代中期一直到末期,后面确实有所遏制,因为各地的血液管理严格了许多,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大大减少了,但是我们也听到了比较近的案例,比方说到2004年还有这样的问题,在北京都有这样的问题,在北京做手术使病人感染了艾滋病。尽管是大范围地减少了,但并没有杜绝掉。”

上世纪80和90年代,中国有数以万计贫穷的农民因为卖血而感染了艾滋病。河南、山西和安徽的不少农民在90年代都曾经以卖血为生。河南省政府对在90年代曾经卖血的人所进行的调查发现,其中有三万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据有关专家预测,如果不加大对染艾滋病的防治和监控,不尽快提高民众对防治染艾滋病的认识,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

“警察叛徒”吴幼明被公安局辞退

【大纪元4月18日讯】(大纪元综合报导)自称“警察叛徒”的吴幼明, 3月16日被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以非法经营刊物《水沫》,并从中盈利为由辞退。

33岁的吴幼明是湖北省黄石市一个偏远派出所的一位户籍警,6年前开始自费出版刊物《水沫》。《水沫》可说是吴幼明的个人刊物,他身兼约稿、编辑和校对。已创办六年的杂志被黄石市新闻出版局确认为非法出版物前,曾多次被当地报纸、电视台、电台正面报导,那时对《水沫》的提法是“民间刊物”。

吴幼明否认他从自办刊物中谋利:“我花3万多元做《水沫》,卖了1620元。他们说只要卖一本书也是营利性的经营,我无话可说。”

而事实上,除了创办民间刊物,吴幼明还做了很多警察没有做的事,从去年开始,他在网上以真名发表揭露警队体制弊端的帖子包括:《交警为什么都热爱罚款》、《罚款任务猛如虎》、《死人不销户,活人难上户》等,今年“两会”之前,他响应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反映公安截访问题的提案,写就《基层民警向两会进一言:政府行为中应该禁止截访行为》一文。“两会”结束的那天,他接到了辞退通知。

吴幼明坦言:“我是警察的叛徒。”身为警察,领导认为他不该在网上公布当地公安系统内部的一些“秘密”。

“第一次在网上发帖子的时候我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说,自从他执拗地决定听凭内心的良知而非警队的纪律处事之后,他离预先埋伏在他命运里的这个结局就越来越近。但吴幼明又坦言“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希望所有的人都从自身做起,也去讲真话,也去披露”。事实上自从他贴完第一篇《交警为什么都热爱罚款》后,就从一名交警变成了一个偏远派出所的一位户籍警。

黄石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张立新表示,“辞退他,就是因为他非法出版,不再适合当警察,与他在网上的言论无关。”

但是4月6日中国法院网发表署名文章《警察吴幼明被辞退的两大悬疑》,作者质疑: 从2000年起至今,吴幼明的自办刊物《水沫》,一直在黄石市文化圈里和全国发行,黄石市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曾介绍过他和《水沫》。对此,市公安局领导不会不清楚吧?事到如今,值得追问的是,在吴幼明去年1月5日首度以交警真实身份,在网上发表题为《交警为什么都爱罚款——民警手记》的帖子之前的5 年间,不知组织上对他“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过问过没有?虽说直到去年9月,吴幼明才因自办《水沫》,受到当地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实际上,这与他是否“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并不存在任何内在的关联。那么,为何早不辞退,晚不辞退,非得拖到吴幼明的一系列所谓揭“内幕”的帖子上网后,这才 以此为由对其作出严肃处理呢?

武汉文革研究专家鲁礼安失踪数日

【大纪元4月17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王玲2007年4月17日香港报导)武汉文革研究专家鲁礼安失踪多天。他的妻子呼吁丈夫早日归来。

鲁礼安今年61岁,是武汉居民。她的妻子王福君证实,丈夫4月12号清晨离家出走,一个星期了,还没有联系上,家人非常担忧。

王福君说:“早晨,我是6:26出的门。他6:30出去了,至今就没有归。到今天已经是第6天了。”

鲁礼安在40年前的文革中是华中工学院学生,武汉红卫兵造反派著名学生领袖,也是当年武汉“最锋利”的笔杆子。文革后,鲁礼安先顶替父亲进工厂当仓库保管,后搞职工教育,再后来到外资公司,2005年退休。

王福君说,鲁礼安精神状态不是很好。由于文革期间曾被长期监禁,鲁礼安的身心受到很大创伤,得了严重的失眠症、抑郁症,而且日益严重,到处求医,不见收效。他痛苦至极,几次提出要自杀,妻子劝他说,作为基督徒不能这样做。

鲁礼安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时认识了准备考研究生的艾晓明。艾晓明现在是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回武汉探亲期间知道了鲁礼安失踪的消息。他说:“他妻子向警方求助,当地派出所只是把信息上网,但是他们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所以他家人现在非常地焦急。”

谈到鲁礼安的失踪,艾教授说,他曾被监禁过11年,健康受到很大的损害,还有就是长期以来的失眠,近年来特别严重。艾晓明说,鲁礼安今年开始吃抗抑郁症的药。

王福君说,家人打鲁礼安的手机,有时有人接,但不说话马上挂机,所以家人希望鲁礼安目前还安全健在。艾晓明说,家属不能要求电信局定位跟踪,“只有在警方破案的时候才能这样做”。

旅居美国的作家高伐林曾多次采访鲁礼安。他说,鲁礼安投入文革仅仅两年后就开始对文革产生疑虑,组织志同道合的朋友,“探讨中国发展道路”。鲁礼安于1968年5月17日被捕,并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被投入监狱。

2005年,鲁礼安在香港出版了他历时10年撰写的50万字回忆录《仰天长啸》。
  
为鲁礼安书写序的武汉市江汉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姜弘说:“鲁礼安不加矫饰地把当年那种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照原样再现了出来。他给了我们一块‘文革’的活化石。”

北京作家余杰评论这本书说:“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是鲁礼安的这部厚厚的回忆录的主题所在。他参与、见证并记载了历史----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证人勇敢地站出来。”

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反右是中共的自阉

【大纪元4月18日讯】今年三月中旬陪同海外记者拜访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朱厚泽,他深刻阐述了反右派斗争对民族、国家、文化、知识分子的严重伤害,同时也极大地伤害了共产党自身的恶劣后果和重大损失。

朱厚泽认为,第一,反右派斗争破坏了人类文化遗产、人类历史遗产。知识是依靠有知识的人一代代传承下来,结晶在知识分子头脑中。打击了知识传承的载体--知识分子,上百万知识分子被毁灭、受冲击、下放劳改,这是社会从文明到野蛮的倒退。

第二,反右派斗争后造成最大的问题是抑制了创新,人们没法创造。谁试图创新,将丢掉身家性命。文化只能静态地讲述,而不是动态地发展,知识要由原有的知识分子为载体进行探索,去继承和发展。反右派斗争对知识分子打击后,造成这种历史的文化探索的断层和断代。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在三十、四十年代可以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而解放后的五十八年中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过这样的人物。反右派斗争以后,清华变了,不是原来的清华学风了,没法创造了,也没有创新的精神、勇气和环境了。人都成为“驯服工具”,“舆论一律”、“保持一致”的应声虫了,怎么可能创新?

第三,反右派斗争实际上也严重地伤害了共产党自身。共产党、毛泽东把阴谋说成“阳谋”,在全国、全民族和全世界失去了信誉、诚信,把自称为无产阶级先进的民主政党改变成搞阴谋的组织,造成指鹿为马的全党、全国的风气。以前承诺的所有政策都受到质疑。打击者、迫害者本身成了最大的受害者,自己破坏自己的实事求是传统、批评和自我批评传统,实际上是一种自阉。反右派斗争以后,共产党内确实形成了“不说假话,做不成大事”的新的作风,道德上的小人可作大官的组织原则,个人迷信的专制独裁反民主领导体制造成了大跃进的“巨死亡”、文革的浩劫,也就是反右派斗争以后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

反右派斗争给共产党本身造成的“内伤”,比五十五万右派分子和五十万左右的内部右派所受的“外伤”更为致命;如果连正视事实、正视错误、检讨、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连造成一百万人受严重伤害的错误与罪行都不敢承认、公开道歉与补偿,那怎么是郑重的党、怎么体现实事求是的传统呢?连历史上造成了社会极为不和谐的事实都不承认,不总结、不反思历史的教训,怎么可能造就、构建未来的和谐社会呢?非洲的南非都敢于建立“承认事实与和解委员会”,认错、道歉、赔偿达到和解,有五千年文化史的礼义之邦的堂堂中国总该做得比南非更为文明吧!

二○○七年四月五日

转自《动向》2007年4月号

胡啓立再上书吁否定反右

【大纪元4月18日讯】(争鸣月刊记者罗冰报导)去年六中全会前夕,胡啓立再度上书,要求否定1957年的反右运动。“两会”前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讨论,拒绝了胡啓立上书的要求,并于三月初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文件。

回顾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

一九五五年,毛泽东搞了反胡风——肃反运动,搞得民怨沸腾,国内政治环境紧张万分。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十九大作秘密报告,从而在前苏联和全世界掀起了非斯大林化运动,对坚持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毛泽东是个沉重的压力。但是,毛泽东对肃反扩大化却拒不认错,只是采用在政治上稍作宽松的方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来纾解矛盾。于是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春天,在知识界形成了短暂的”春天气候“。这时,毛泽东又提出了整风运动,号召人们给执政党提意见,并发展成为”大鸣大放“的局面,但,毛泽东却被”大鸣大放“吓破了胆,于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提出”事情正在起变化“,开始搞起了反右运动,在全国知识界中一口气划了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个右派分子(右派人数引自本刊二○○六年一月号《反右运动档案解密》)造成了中共执政后第一个大冤案。毛泽东对他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作法,却自鸣得意地宣称是”引蛇出洞“的”阳谋“。

胡耀邦的政治勇气和邓小平的历史性错误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一九七七年,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长,他倾注心血大力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三年内为二百九十万文革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当然,胡耀邦更令人折服的政治勇气,是为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受害者鸣冤,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由中共中央批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决定。根据该决定,以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为依据,凡符合当时划右派标准而定为右派的,是摘帽问题;凡划错的,应予以改正。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全国各地的最后一批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

当时之所以对右派分子只是“摘帽”和“改正”,而不是“平反”,是因为邓小平仍坚持认为反右运动是没有错,是正确的,问题是扩大化了,但事实上,除了为证明反右运动是正确的留了几个不予以“摘帽”的“大右派”以外,絶大多数都属于“划错”而“改正”了。

历史证明,邓小平坚持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这一论点,和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六四”屠城,只搞经济改革而不搞政治改革等,应并列为邓小平的五大历史性政治失误。

胡啓立第一次上书要求彻底平反右派

早在二○○二年九月初,胡啓立已第一次就“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合法性,要求推倒,致信十五届中央政治局,期待在十五届中央政治局换届前能解决邓小平留下的“反右本身是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的政治结论。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一致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一九七八年的政治结论不变。”

为此,江泽民还发表了两点意见:(一)对于已有政治、组织结论,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或有必要的,有利全局、有利政局、有利国家稳定和发展的,不能因新的环境、新的政治气候而做出改变;(二)要提高政治判断力,以各种藉口要求推倒、纠正党和政府正确处理的重大事件,目的是要借势推倒共产党领导。

当年“右派”掀起上书潮要求平反

据有关方面的资料:目前尚有九千五百多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还健在,其中定居香港、澳门的有四百二十多人,移民欧洲、美国、加拿大、澳洲的有八十多人。

目前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济南、沈阳、武汉等地,都有自发组织发起联署签名活动,上书中央,要求纠正一九七八年中央的决定,平反反右运动政治大冤案,要求补偿政治、精神、物质损失,拨乱反正,平反右派。在城市,当年被划成右派的知识界、社会政界、学术、文化、新闻界人士及其家属都有加入声援。自去年六中全会以来,“上书”已有三千三百多份,形成了新的上书潮。
据新华社“内参”报道:在上书中,大部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士,都要求纠正反右运动的结论,平反当年政治、组织上结论;有少部分的家属、亲属要求物质上的赔偿,还开列了清单,有的高达一千多万元。

钱伟长、吴阶平、丁石孙等知名人士上书

去年六中全会前夕,钱伟长、丁石孙、吴阶平、孙起孟、董寅初等知名人士上书,要求纠正对反右运动的政治结论,对错误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健在人士,对因家庭父母亲属被划为右派分子而在政治上、精神上、工作上等受到牵连的人士及其亲属,作出必要的政治上、物质上的补偿。

胡啓立再度上书

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江泽民曾以“目的是要借势推倒共产党领导”进行政治恐吓),胡啓立再次上书,提出以下四点:(一)目前政治大气候、国内政治环境相对稳定,有条件就五七年反右运动性质作出纠正;(二)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或右派范畴人士还有部分健在,在过去时期也为国家事业作出不同贡献,如能纠正,对建设和谐社会是积极的;(三)如本届中央政治局能作出纠正决定,并不影响一九七八年党中央根据当时政治环境作出的决定,是体现党中央求真务务实科学精神,也是自信,有不断自我革命胆识的体现;(四)如从当年历史来回顾,复核被划为右派分子或右派范畴的,基本上都是在公开场合向党、政府、向党组织或党政领导提出批评、建议,有的非公开但通过正常程序提出批评、建议,按理应受到当时宪法、党纪的保证。

上书潮对胡温的挑战

反右运动,是五十年前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也是毛泽东亲手制造的暴政、冤案。今天否定反右运动,平反右派,也就意味着重新评毛的开始。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亲自为反右运动定性为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今天,如果纠正这一错误的政治结论,也就意味着对邓小平理论的质疑,何况邓小平还犯有其他历史性的政治错误。

今天对胡温和十六届中央政治局,标榜的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胡啓立的要求平反右派,是向胡温发起的挑战,考验胡温的政治胆识,敢不敢重评毛泽东,敢不敢清算并放弃邓小平的政治错误,从而大胆、果断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胡温对元老、胡啓立的要求说不

胡温面对胡啓立的挑战,已正式表态说“不”了。三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下达到省部一级党委、组织部门、政法部门。

该文件有以下六点意见:(一)有关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政治、组织结论,中央经研究、决定,现阶段不会再作新的评价,不会再作讨论,维持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党中央批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决定;(二)有关当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受到错误打击,本人及亲属受到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学习上的影响和损害,有关部门、单位应予妥善解决、安排,不要把问题上交;(三)有关当年被划成右派分子的本人和亲属,如提出经济、生活等方面要求的,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补助或作慰问,如提出不合理要求,政府部门难以接受的,要做工作,避免事件扩大化。(四)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单位举办有关反右运动公开性活动,发表、出版有关反右运动书刊等,由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按规定处理;(五)有关“上书”诉求、要求等,要以坚持 “向前看”、“以人为本”做好工作,清除、减少矛盾,坚持以建设和谐社会为原则;(六)现阶段进入关键的、政治复杂的时期,要警惕、防止国内、国际敌对势力借事件来制造政局混乱,社会动荡。

据知,这份文件是“两会”前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就党内、社会上上书要求彻底推倒、否定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方向正确性、合法性而进行讨论后做出的决定。当然,也是针对胡啓立上书的答复。

胡温拒彻底平反右派说明什么

三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的《关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意味着什么?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毛泽东犯的严重错误,但中共至今仍维持它的正确性,说明现今的胡温政权不可能重新评毛;至今对邓小平坚持反右运动的正确性的错误政治结论不进行纠正,说明对邓小平的五大历史性错误都不可能推翻、放弃。

分析:中国军队国家化遥遥无期

【大纪元4月18日讯】(美国之音记者:陈苏2007年4月17日华盛顿报导)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日前向军队再次强调,要抓住“听党的指挥这个根本”。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共一党专制的体制下,中国军队的国家化遥遥无期。

身兼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三职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日前赴宁夏视察。他在会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银川部队师级以上军官时强调说,要紧紧抓住“高举旗帜,听党的话这个根本”,保持部队建设的正确方向。胡锦涛还要求中国军队提高应对危机,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马鼎盛:与历代领导一脉相承*

胡锦涛的讲话被视为体现了他的军队政治化放首位,现代化放第二位的一贯思路。中国军事问题专家马鼎盛说,胡锦涛的思路跟中共历代领导人一脉相承,从毛泽东一直到胡锦涛,党指挥枪不动摇。

马鼎盛说:“想当年毛泽东在内战的时候就讲过:‘蒋介石把他的军队看成是命根子,就像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一样。’恐怕这一点,毛泽东是向蒋介石学。从毛泽东到胡锦涛几代的党的领导人,在接任中央军委主席时就要强调,中国军队一定要服从党的领导。”

*要求军队国家化呼声*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民主思潮的兴起,中国海内外出现日益增高的呼声,要求中国军队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走向国家化。然而,中国国防大学政委、上将赵可铭在最新一期《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观点的影响,是中国军队建设发展的首要问题。

独立军事评论人士马鼎盛说,军队国家化这种提法在中国国内肯定是不能公开发表的,因为即使是像温家宝这样的所谓改革派,都在坚持中共一党专制的社会主义制度100年不变。他说,“党指挥枪”不单在中国军队,即使在朝野,在很多知识份子当中也相当根深蒂固,他们普遍认为稳定压倒一切,认为有稳定才有发展,才有繁荣,因此需要武力、需要军队来维持秩序、维持稳定。

*郑继文:民主的重要标准*

台湾《全球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说,中国共产党在看到台湾国民党失去政权后,恐怕已经将其作为一个深刻教训,认定军队万万不能国家化,否则将失去政权。

台湾已经被国际社会视为已实现民主。在台湾从国民党一党专权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台湾军队也从一支国民党的军队转型成国家的军队。台湾《全球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说,他亲眼见证了这一过程,感到台湾真是非常幸运,平稳地走过了这一很可能引发政变、流血的转型。

郑继文说:“军队国家化,从台湾军队本身,从早先的抗拒、疑虑,到目前的完全接受。台湾军队中目前还有个别的人希望能在政治上积极赢取一些个人利益,但从整个军队来说,都已经确认,军队国家化是一条正确的路子。”

郑继文认为,军队国家化是民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说,如果军队不能抽身于政治之外,仅仅服从少数个人和党派的指挥,在一个国家走向民主,走向现代化,走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产生很多难以想像的阻碍和问题。

街道书记强送健康人入精神病院

【大纪元4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周成综合报导)据明慧网四月十七日报导,重庆市退休职工法轮功学员魏华在身心正常的情况下,于二零零五年十月被她所在街道办事处书记余付林强行送往精神病院,家人仅三天时间没有见到她,她就变得奄奄一息,瘫痪在床,无法说话,认不出亲人。一年多来家人上访呼吁调查事故责任,但遭到有关当局的推诿和拒绝。

魏华,女,五十七岁,家住重庆谢家湾文化二村四十五幢二单元,是谢家湾百货公司退休职工。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一九九九年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之后,魏华因坚持修炼,曾被非法劳教两年。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三年被关押在重庆女子劳教所毛家山。

街道书记强迫家属签字 强送精神病院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八日,谢家湾街道办事处书记余付林和洗脑班杨志学(音)等人,在魏华身心正常的情况下,以她患有“文化性精神障碍”为由,强迫魏华的丈夫廖林甫签字同意送往精神病医院。当时在场的除余付林外,还有居委会主任杜朝军、谢家湾百货公司工人和两名医务人员。

魏华被强行送到九龙坡区精神病医院石坪桥分院(原矿机部职工医院)时,余付林对医生说:“这是法轮功,曾被劳教一年半。”

仅隔三日 医院下病危通知

之后廖林甫多次去探望其妻,见魏华挺正常,多次提出接她回家,均遭拒绝。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廖林甫再次去医院,见魏华身心皆正常,便放心去外地办事。

岂料仅隔三天,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五日,医院突然下病危通知书,催促家人赶快接人。魏华的四妹连夜赶到医院,看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魏华奄奄一息瘫在床上,认不出人,说不出话,神志不清,呕吐、腹泻、发烧,上插氧气,下接尿管。由于120不愿接收,只好把魏华接回家。

目前,魏华左半身偏瘫、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而且不能说话。她的家人四处凑钱给她看病,也不见好转,二零零六年年末还曾出现生命危险,被送到医院抢救,所以身体特别消瘦。以前见过魏华的人,都很吃惊,难以相信她会变得如此骨瘦如柴,与从前简直判若两人。因此家人怀疑精神病院曾经强制给魏华服用大量精神药品。

责任单位推诿责任 反诬魏华有病

在魏华被接回家后至今的一年多时间里,她的家人多次向有关责任部门讨说法,但是九龙坡区精神病医院石坪桥分院、谢家湾派出所、谢家湾贸易公司等单位的负责人互相推诿,甚至声称是魏华自己有病才造成现在这样子的。

魏华的家属曾经到医院要求打出用药单以了解情况,但是遭到护士长的蛮横拒绝。魏华被医生交给家属时,已经四肢瘫痪,无法说话,但是当魏华的家属质问医院时,这位护士长竟然说:“送回去那天还好好的”。

魏华的亲人又找到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商讨由他们承担相应的医疗费,为魏华治病。但是街道办事处的人却说他们没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应该找魏华所在的单位。而魏华所在的单位谢家湾贸易公司却表示,单位已破产没钱支付,而且魏华现在的状况是自己有病造成的。

魏华的亲人们没有办法,想藉助法律的手段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先后向九龙坡区法院、检察院反映情况,但两家单位都推说证据不足,无法追究责任。

张扬:台湾声援“二千万退出共产党”

【大纪元4月18日讯】四月十五日,在素有“台湾矽谷”之称的台湾科技之都新竹市,来自台湾各地的四千名民众,参加了一场“和平新世纪:声援二千万人退出中共恶党”的盛大游行。新竹风大,有“风城”之名,但这天风和日丽。不过主办单位“台湾退党服务中心”倒喜欢这个风城名号,说它刚好与退党大潮的风起云涌相辉映。那么,什么是退党大潮呢?为什么台湾要声援退党呢?

2004年底,全球中文报纸发行最广的《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以九篇长文深入浅出的剖析了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社论后来集结成书,广传四海,并引发了举世注目的“退出中共”大潮。两年多以来,退出中国共产党、退出共青团、以及退出少年先锋队的“三退”人数,由每天数千人到目前每天三、四万人,如同滚雪球般的迅速扩大。累计至今年三月二十四日,三退人数突破历史性的二千万人。据退党服务中心的统计,“三退”中至少有六成是“退党”的,也就是退出中国共产党的人数,保守估计有一千二百多万人。对这个号称五、六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一千二百万宣布退党,必定让它失魂落魄的,无怪乎这次集会游行的主题横幅写着:“中共邪灵的根都拔出来了”!

“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维邦博士受邀发表演说;他说,中共是个说谎、邪恶的政权,这个政权是由暴力与谎言组成的,在控制能力所及下,它使用暴力,在控制能力所不及时,它就说谎。高维邦指出,二千万退党潮意味着大陆人民唾弃暴力与谎言,他呼吁台湾不要对中共心存幻想,因为:“中共(的邪恶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台湾退党服务中心代表、亚洲大学教授侯念祖致词时表示,“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侯教授年轻时向往理想的社会,曾着迷于马克思主义,学生时代就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与社会运动。1990年台湾“野百合学运”时,他就是进入总统府的请愿学生代表之一。此后一直到完成社会学博士学位,在大学任教,还很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曾自诩为“左翼”知识份子。2005年初,他有机会看到了《九评共产党》,思想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在理性慎重的思考下,写下“给我的左翼朋友们的一封信”(http://www.epochtimes.com/gb/5/7/24/n996449.htm),毅然向“左翼”思想告别。

在声援两千万勇士退出中共的历史时刻,侯念祖教授表示,中共并不等于中国,中国悠久伟大的五千年传统文化,绝非中共邪恶的党文化所能代表。也唯有彻底瓦解中共、清除党文化,台湾与中国才能共同保有美好的中华文化、共同拥有和平共存的美好未来。他呼吁尚未觉醒的人们,勇敢的张开双眼正视“天灭中共”这个令人期待的一刻!千万不要等到真相大白,再痛悔自己的麻木与冷漠!

像台湾这次游行这样声援“二千万退出中共”的大型活动,已经陆续在全球各地接连不绝、声势号大地展开了,范围覆盖北美、欧洲及亚洲等十多个国家、三十个国际都市。苏联与东欧的崩解,已盖棺论定共产主义的破产;色厉内荏的中共在一波波的退党狂潮下,也来日无多。台湾声援二千万退党,不仅是为两岸苍生的幸福着想,更是在促成人类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