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4月19日(星期四)
高耀洁拿出使用了多年的手机,上面显示的是“未注册SIM卡”的字样,而在一小时前,她走出家门,接到美国妹妹的来电,声称往高耀洁家中打了十多个电话都没有人接听,但当时高耀洁一直在家中,根本没有听到电话铃声。
因为雅虎向中共提供个人网上情报,而遭到中共逮捕的网络作家王小宁的家人以及“美国人权世界机构”,已正式向美国北加州地区法院提出雅虎集团。美联社周四(4月19日)引述美国人权世界机构行政总监斯克拉表示,他知道有另外三起个案,但有关异议人士担心在中国的家人的安危而不愿意加入兴讼,当中包括正在湖南服刑的师涛。
章诒和星期三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状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诉状说,她的作品《往事并不如烟》自2004年以来被勒令不得再版,《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印好15万册后至今仍不得销售,《伶人往事》也不能再版,导致她的财产权乃至创作和出版自由的宪法权利受到损害,因此对新闻出版总署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禁书决定。
本周三,杭州公安意图带走在当地谋生的湖北民主党人胡俊雄,而朱虞夫父子因拒绝为意图抓走吴俊雄的警察开门,遭殴打其后被以袭警的罪名带走。
中国泛蓝联盟日前遭到中共当局全面打压,全国各地成员被传讯、监禁,甚或失踪。中国泛蓝联盟武汉负责人孙不二18日呼吁国民党关注大陆三民主义信仰者的遭遇。
中国著名民运人士任畹町获中共当局批准于4月16日来港“就医”,他昨日会见记者时表示,此次出境没有遇到困难,可能与中共要在奥运前营造宽松气氛有关。任畹町形容中国“民主的路漫长”,平反六四只是民运的最低纲领,中国迫切需要施行民主宪政。
正在广州服刑的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程翔写信给妻子刘敏仪,指自己的心情逐渐平复,会以最大的动力及勇气面对逆境。在香港政府协助下,程翔于今年初由北京看守所转往广州服刑,方便其家人探望。
网上不少网民对两地事故的不同对待嗟叹:“同是32(33)条生命,在不同制度的国家,命运就截然不同。有的生命虽然消失了,但他们的名字或事迹永远留在文字中,为后人所纪念,有的却只留下32这个数码字。生命的意义如此地不同。”
我们的国旗,从来没有因为无名遇难者而下过半旗。我们的电视台,从来没有把这些死难者的名单和照片一一公布。我们的元首和首脑,也从来没有当众为这些人落泪。仅仅是这些人的死,不涉及国家利益吗?
这些与选民无关的会议,花费的却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据了解,北京市为“两会”直接财政支出达1亿多元,加上为“两会”的安全、通讯、交通等项投入3亿多,至少耗资5亿元。而全国花在“两会”的资金超过50多亿元人民币。每位“两会”代表在北京会议的个人花销,相当于两个中国农民全年的收入的总和。(涂名:《两会,驻京办和培训中心》)花了钱不做事,或者专做坑民害民之事,这是“两会”的基本现实。
四川宜宾县大塔场镇农民维权领袖徐元正周三(4月18日)提前三个月获释。虽然当局自13日开始全镇戒严、监控农民代表,但仍有许多民众上街欢迎,数百人陆续到徐元正家燃放鞭炮,为他接风洗尘。
湖北十堰市郧西县访民郑大靖在被当地公安非法关押一个月后,已于14号晚上成功逃脱,并来到成都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因为失去住房而多次到北京上访的郑大靖说,他决不放弃,一定要讨回公道。
二百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为了引起关注,星期二上午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喊口号,但很快有数十人被抓到前门派出所并被当地接回原籍。有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外地访民进京的越来越多,大多都是为了反对实施了近两年的新上访条例。
近期,因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吹捧上海信访工作的不实报导,引发上海访民的强烈抗议。继本月11日,200多位上海访民到报社抗议;周三(18日)又有250多位访民再次到报社示威抗议,遭到警方强行驱离后,软禁在一废弃中学校园里。
中国广西和山东两地政府强迫大批孕妇强制性堕胎,其中不乏怀孕中晚期者。在被注射药物后,一名怀孕七个月的女基督徒星期三早上诞下死胎,一名怀孕九个月的妇女连续四十八小时无胎动。广西各级计生部门和医院在接受本台有关查询时却一再回避。
中国消费者协会从2007年起开始享受750万元人民币财政拨款,从非营利社团变成吃皇粮的组织。此事引起更多的人开始关心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生存力、社会监督力度与公信力的问题。
俞可平的双重身份。据说俞可平是胡锦涛的智囊、文胆。这就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俞可平的讲话代表了当今中共最高层的思想,俞可平提出中国民主发展的路线图,就表明中共当局已经决心走上民主转型之路。但是俞可平的正式身份只是一个学者,并不是政府发言人,所以谁要是拿着俞可平的讲话去要求中共当局兑现,中共当局完全可以不认帐。这就是俞可平这种身份的人对外讲话的妙处了:它既可以让西方世界对中共产生一厢情愿的善意期待,同时又可以使中共自己对此完全不承担任何责任。
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思考特先生(Edward McMillan-Scott)特意通过电话连线在纽约声援中国民众退党潮集会上向与会人士及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的中国民众发表演说。
据明慧网2007年4月18日报导,2006年5月13日,揣翠军、陈百合等法轮功学员在渔户寨乡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到当地派出所。当地派出所伙同迁西国保大队警察朱振刚等人当晚将他们绑架到迁西城关分局,后关入迁西县看守所。他们的家被抄,陈百合家的电脑等物品被非法掠走。在被关押期间,他们均遭到强制抽血。
看过的德国电影不多,从《帝国大审判》、《帝国毁灭》到《窃听风暴》,我对德国人正视历史的诚实和深刻的反省精神,由衷的敬佩。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公民普遍有持枪权利的国家,反对公民普遍有持枪权利的呼声并非现在才有。公民普遍有持枪权利,法律上它源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二条: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人民有别于政府,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有别于政府军警持有和携带武器;保障自由州有别于保障联邦。两百多年来,民间就是据此一直拥有武器。
最新一期“亚洲周刊”刊登了对高耀洁的专访,并透露高耀洁在美国获“全球女性领袖”奖后返回郑州的家中又被变相软禁,连探访者也要登记、受控制。
据说,公安还假装保安来监视她的客人。
报导引述高耀洁的话说,“我现在被监控,变得又瞎又聋又哑,当局的行为严重违法。我死了,他们就安心了,一了百了。但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被这些腐败官员逼死的。”
高耀洁拿出使用了多年的手机,上面显示的是“未注册SIM卡”的字样,而在一小时前,她走出家门,接到美国妹妹的来电,声称往高耀洁家中打了十多个电话都没有人接听,但当时高耀洁一直在家中,根本没有听到电话铃声。
报导表示,“高耀洁这才知道,她又遭到河南方面的控制,阻断她与外界的接触。”
早前,河南当局为阻止高耀洁赴美国领奖,曾出动数十警察包围她的住所,切断电话线,阻止外人与她接触。
直到前美国总统柯林顿夫人希拉蕊写信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胡锦涛作出放行的指示后,被软禁了十多天的高耀洁才获得自由,于二月二十六日赴美领奖。
对于回到郑州家中,电话开始还能使用,但转眼就被控制了。高耀洁对此表示忧虑,“我对中国的爱滋病问题不乐观,将来往何处去,不知道。我是拿生命来作抵押的。”
报导没有说明如何采访到被软禁的高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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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19日讯】据明报报导,高耀洁自3月赴美国接受人权奖后,于3月14日返回河南郑州家中,但家里电话仍受监控,经常不通,前去探望她的人都要登记。她还发现当局收买她身边的人监视她。她还发现,当地有关方面以500元的报酬收买帮她工作的大学生及保母来监视她,一个女学生更被有关人士以“国家机密”等言论吓到哭起来。
【大纪元4月19日讯】因为雅虎向中共提供个人网上情报,而遭到中共逮捕的网络作家王小宁的家人以及“美国人权世界机构”,已正式向美国北加州地区法院提出雅虎集团。据BBC报导,被中国监禁的网络作家王小宁的家人与“美国人权世界机构”控告雅虎向北京当局透露信息导致异议人士被捕。
在美国北加州地区法院向雅虎提出诉讼的兴讼人包括王小宁本人、他的妻子余陵、和在华盛顿设总部的“美国人权世界机构”(World Organization for Human Rights USA)。
美联社报导,雅虎发言人卡利南在没有直接回应有关诉讼,不过他表示,这类事件比较适合放在外交层面解决。
王小宁曾在网上发表主张中国民主化的文章,在2003年9月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当局判刑10年。
雅虎公司承认向北京当局披露了用户的电邮资料,雅虎高层曾表示在外国的业务必须遵守当地法律。
美联社周四(4月19日)引述美国人权世界机构行政总监斯克拉表示,他知道有另外三起个案,但有关异议人士担心在中国的家人的安危而不愿意加入兴讼,当中包括正在湖南服刑的师涛。
斯克拉说,诉讼的其中一部份是要找出雅虎这种做法有多普遍,以及阻止其他美国机构成为串通者。
路透社披露的诉讼文件内容显示,“兴讼人因为发表自由的言论和利用互联网讨论民主和人权的议题而被拘留,在拘留期间受到虐待、不人道的对待。辩方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向当局提供的电子通讯信息可能会导致这些情况。”
雅虎公司发表声明说,对于有中国公民因在网上发表异见而被囚感到不安,但他们深信继续在中国提供服务有助改善该国民众的生活。
人权机构指控,雅虎公司在口头上一再表示对异议人士因为他们提供的通讯内容而被判刑及在狱中被虐待感到不安,但雅虎在美国国会做证时坦承,他们从未对这些被雅虎“陷害”的异议人士的家人表示歉意或试图联络他们。
雅虎强调在中国业务的雇员必须按照中国“法律”办事,否则会面对民事和刑事方面的惩罚。
雅虎原以为配合共产党的“法律”可以在中国获得暴利,但事实上自进入中国市场后,雅虎亏损不断,公司经过一连串的并购、重组、裁员再重组。由于中国政府的种种有益于中国本土企业的规定及雅虎本身经营策略失误,雅虎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一直没有办法突破。
十八日雅虎公司发布公司季度财务报表,由于盈利不如预期,公司股票暴跌了近12%。
【大纪元4月19日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香港报导)中国作家章诒和把禁止她出书的新闻出版署告到法院。她预料法庭可能不会受理她的案子,但表示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章诒和星期三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状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诉状说,她的作品《往事并不如烟》自2004年以来被勒令不得再版,《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印好15万册后至今仍不得销售,《伶人往事》也不能再版,导致她的财产权乃至创作和出版自由的宪法权利受到损害,因此对新闻出版总署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禁书决定。
已交代好后事
对于自己控告出版总署的举动,章诒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她没有恐惧,而且已交代好身后事。她说:“打击以致于被关被盯、甚至送命都要想好,因为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我觉得,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我们这边是一直把它提到巩固政权的高度,他们会使用各种方法,禁书是一种,对人限制也是一种方法,所以你想要做些事的话,这些问题要提前想好,不要等发生后再想,恐怕都来不及了。(记者:换句话说,您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了?)就是送命吧!这些我都想过,对于自己身后事,我都有安排。”
在章诒和之前,新华社前记者戴煌曾经为了所撰写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控告新闻出版总署,但法院拒绝受理。章诒和说,她知道自己的这次状告很可能不会获得法院受理,但是仍然坚持提出法律行动,因为她希望借此呼唤所有受禁书限制的人都能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章诒和说:“东西(控告状)发出去了就是一种效果,总有人说话了。一个党政机关不能这样对待中国上千万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我打这个官司起码是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起码今后再做,他们不会那么顺手。”
律师:法院没有胆量受理
章诒和的律师浦志强指出,戴煌以及章诒和控告出版总署的举动从法律上讲法院都应该受理,但在目前的中国背景之下,法院没有胆量也没有能力受理他们二人的案件。不过,这并不表示他们输了。
浦志强说:“我们事实上也在不断考验中国司法独立,法治建设的底线究竟在那里。有可能法院不予受理,但又不告诉你任何理由,也不给任何书面文件,那就说明我们司法非常不独立,就是说共产党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还在坚持党领导一切的原则。这个原则现在看起来和胡温政府对外公开的依法治国、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不相符的。”
权利意识的觉醒
过去中国有许多限制新闻自由的个案,但没有人想过控告新闻出版总署。浦志强说,戴煌与章诒和向出版总署提出诉讼以及律师代理打这场官司的行为本身就说明了中国言论开放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在权利意识上的觉醒。
章诒和对美国之音说,今后当局大概不会肆无忌惮的对付知识分子,但还很难做到对所有带有批判色彩的书一律放行。章诒和强调,她会坚持继续写作,并始终坚持个人权利不容侵犯的态度。
章诒和透露,她已经写完了纪念当年大右派罗隆基的文章,预定5月发表。(
【大纪元4月1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报导)本周三,杭州公安意图带走在当地谋生的湖北民主党人胡俊雄,而朱虞夫父子因拒绝为意图抓走吴俊雄的警察开门,遭殴打其后被以袭警的罪名带走。本台上周曾报导在杭州打工的湖北民主党人胡俊雄在公安干预下失去了工作,并四处躲藏逃避警方的追捕。本周三,他被警方堵截在浙江民主党人朱虞夫的儿子家中,但拒绝开门。
朱虞夫的儿子下班回家后,不愿开门给警方,双方发生争执。朱虞夫随后赶到,两父子之后被以袭警罪带走。朱虞夫在警车上致电民主党的朋友,民主党人徐光向本台转述---
徐光:“朱虞夫在电话里说他们被警察打了,跟我通话时他说他已经在警车上了,要把他抓走。他们被打的地方是朱虞夫儿子住的门口,他儿子回去时发现警察,就不打算开门,回头走。警察强迫他开门,他坚决不开,产生了冲突,结果朱虞夫儿子被打出血了,警察还诬蔑他袭警。朱虞夫赶过来看见儿子被打,就冲上去阻止,警察说朱虞夫也是袭警,然后把他们两父子带走了,之后警察继续守在门口要抓胡俊雄。”
记者:“为什么他们非要抓胡俊雄呢?”
徐光:“杭州的警察、国保对外地来的民主党人比较关注,希望把他们赶走,不要到浙江来。”
而朱虞夫父子被带走后,仍困在屋里的胡俊雄其后怀疑也被警方带走,晚上七点半,他和六四天网的黄琦通话时称警察正在撬门。黄琦向本台提供了电话录音---
胡俊雄:“走不掉了,外面我看见的有五、六个,我从猫眼里看见有五、六个警察,有的穿制服有的穿便服,估计是国保,估计走不了了。”
之后胡俊雄、朱虞夫父子,三人的电话都无法再打通,直到星期三晚十一点记者截稿前仍未有三人进一步消息。
在杭州打工一年多的胡俊雄上周曾对本台表示,他不介意离开杭州或回去湖北,但不愿意在公安的强制执行之下,被剥夺行动自由这一公民权。
浙江民主人士吕耿松告诉记者,在警察私闯民宅围捕胡俊雄时,朋友们曾打110求助,但并没有人理会。现在他们比较担心的是公安会藉机拘留朱虞夫父子---
吕耿松:“可能要给他们什么处分吧,袭警在我们这比较严重的,是可以拘留的。”
浙江民主党人士反映当局近日加强了对他们的威胁和打压,并严厉阻止其他地方民主人士到杭州与他们接触,不久前,北京民运人士李海和内蒙维权人士田永德到杭州后遭公安驱赶,而杭州的民主党人因此遭到约谈和威胁。
【大纪元4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中国泛蓝联盟日前遭到中共当局全面打压,全国各地成员被传讯、监禁,甚或失踪。中国泛蓝联盟武汉负责人孙不二18日呼吁国民党关注大陆三民主义信仰者的遭遇。中国泛蓝联盟四川负责人黄晓敏16日自早上9点开始被传讯16个小时,18日早上9点半再次被传讯到九里堤派出所,直至下午5点半才获释。
黄晓敏说,“听说连战又来大陆了,我本想16日坐车去郑州欢迎他,但是国保警察一大早就来了,没收了我的车票,还逼迫我作出半月内不离开成都的书面保证。”
黄晓敏表示疑惑:“为什么我们都是信仰三民主义,连战来大陆受到中共当局很高的礼遇,而我们却被打压,甚至想去欢迎连战都要被迫害。对此,我们从感情上和信仰上都不能接受。”
黄晓敏透露:成都的另一位管理员陈涛17日也被警察传讯。成员“看今朝”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据孙不二介绍,中共近来对泛蓝联盟加紧了全面打压,并且渗透了不少特务进来,甚至采取卑鄙的手段胁迫网友退出中国泛蓝联盟。郑州的蔡爱民、李天翔和艾青全部被绑架在宾馆里,成都有十几个人被警察传讯,河南和湖北等各地也不下二十人被传讯……四川的李兴志和吉林的陈佳至今下落不明。
究其原因,孙不二认为,“这跟我们近日加大民间维权的力度有关。这说明当局害怕我们将传播民主理念和推动民间维权相结合的行动,也说明我们所做的做对了,触动了他们。”
孙不二说,“我们不会退缩,铁定会继续维权。共产党要镇压我们。我们将会捍卫民主价值,至死不渝。”
中国泛蓝联盟湖南负责人张子霖表示,“中共的打压不会令我们退缩,中共的阴谋不会粉碎瓦解我们。作为三民主义信仰者,作为中国泛蓝联盟成员,我们必将更加团结,无论任何威胁,我们决不背弃理想、信仰,坚定的为维护中华民族利益而战斗。中国泛蓝联盟也必将在挫折中新生并更加强大。”
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如风表示,“共产党的暴力压迫血案累累,罄竹难书,他们害怕失去政权,害怕失去即得利益,害怕人民对他们彻底的否定,因此,他们一定是要把专制垄断进行到底的。我们任何时候不应怯懦,而要抗争到底。黑暗的现实看似可怕,却难以挡住光明的未来。”
中国泛蓝联盟重庆负责人张起则表示,“即日起宣布成立中国的反对党──泛蓝党,宣传三民主义,学习台湾经验。推动中国民主宪政。促进和平解决台海危机,来回应国保对泛蓝成员的迫害。”
孙不二最早于二00四年在QQ上发起“中国泛蓝联盟”这一网络社区,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人真名实姓参加,其理念是:反对共产制度,认同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共同致力国家统一事业。由于他们在网站上传播台湾的民主经验,为弱势群体说话,因而屡屡被中共当局封锁网络、论坛,其成员长期受到恐吓,殴打、骚扰、监听、跟踪、拘押甚至无故被国保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绑架失踪,最长时间达半个多月。
【大纪元4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吴雪儿香港报导)中国著名民运人士任畹町获中共当局批准于4月16日来港“就医”,他昨日会见记者时表示,此次出境没有遇到困难,可能与中共要在奥运前营造宽松气氛有关。任畹町形容中国“民主的路漫长”,平反六四只是民运的最低纲领,中国迫切需要施行民主宪政。指民运处于“四无”状态
任畹町讲述了目前国内民主运动的情况。他指中国民运要取得进展,需要突破重重困难,民运所处的“四无”状态:无枪、无炮、无地、无钱,和共产党革命的“四有”是相对比,就导致了中国民运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此外,西方列国历来对中国现政权的态度也增添了民运的困难。任畹町指出:“无论它是多么腐蚀、多么末日,有一个事实大家都很清楚,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虽然建立这个临时政府,当时西方各国不给孙中山政府一分钱,却满足了袁世凯(当时的总统)要求贷款。现在也是一样,致令民主的路漫长。”
中共逐步消除民运影响力
他并指出长期以来中国民运所受的压制:“中共当局不允许中国民主运动产生自己的领袖,这是中共在最高层在会议上这样讲的,我给它一个名词就是反民运战略,人家是有一套战略的,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能让他们形成自己的领袖,要消除他们的现时影响,不能形成他们的现时影响,同时还要消除他们的历史影响,所谓历史影响就是过去我们所带来的那些光荣、那些名誉、名声,那些历史影响,它们要逐步的消除,现时的影响它们也要消除于萌芽状态。”
对于多年来民间要求平反“六四”诉求声音不断,任畹町认为,平反“六四”只是中国民运的最低纲领,因为平反只是在中共意识形态之内的一个结果:“大家知道中国一直以来政治平反不断出现,政治上的冤案也不断出现,这个六四平反,我认为是可以期望的,但是我要加一点,作为中国民主运动它不是我们的最高纲领,我们要求今天平反六四,明天就要施行民主宪政,这是很迫切的关系,因为我们要考虑过去历次平反,中国人这些知识分子、这些异议者都满足于当时的平反,感恩戴德,松了一口气。”
民主运动与维权运动分不开
有分析认为,近年在国内兴起的维权运动被认为是取代过去民主运动的新趋势,不过,任畹町坚持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是分不开的:“传统民运20几年前它本身就是维权运动,我们那时叫人权运动,因为我们深知人权概念在国际的通用性,尽管那时候共产党是反对人权概念的,极力批评,如果我们用维权人权的旗帜是举不起来的。”
任畹町举了一个例子,上世纪的民主墙时期有一个傅月华的案件,她的工作被开除了,她的生存出现问题,最后她参加了民主墙运动,得到了任畹町一批民运人士支持,她被抓起来之后,大家到公安局去找她,为她辩护。
他说:“这并不是制度问题,不是民主政治问题,非常典型的维权,这个事件在当时也是有国际影响,也是有史料的,中国传统民运不光是维权,同时追求制度转变。我们维权最主要的概念,就是我们承认现今宪法,我们要实现现今宪法对我们的承诺,各大自由,所以很多年青人他们以为他们为了怕坐牢,特意要和民运分开,他们取了个维权运动这样一个名字,现在他们也认识到这是分不开的。”
赞扬香港争普选影响大陆
对于香港的民主运动,任畹町强调中共恨不得要将香港搞成“一国一制”,但是民心所向无法抗拒。他并赞扬今届特首选举中电视辩论的影响力:“尽管我没有看到,但是这个事件是有意义的,这在大陆是有影响力,香港的自由,有将近一半的立法委员(立法会议员)是民选出来的,这点在大陆是不可相比的,包括不同政见可以在电视上辩论,这是大陆不可想像的,同时作为民主派还有力量去抵制某一个法律(23条立法)让它不通过,这是大陆不可想像的,这点来讲对我们是一个好消息,很振奋的一个消息!”
被誉为“中国最有骨气的民运斗士”的任畹町为江苏人,生于1944年,就读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78年因参加北京民主墙运动,起草《中国人权宣言》及组建中国人权同盟,被判劳教4年。1989年,他发动“政体改造”运动,参加“六四”民主运动后被捕,91年在法庭上作辩护陈辞,拒绝悔罪而被判刑7年。94年获甘乃迪人权奖。98年,倡议组建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第二年任该组织顾委主委,一直以来受中共监控。
【大纪元4月19日报导】(中央社记者王曼娜香港十九日电)正在广州服刑的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程翔写信给妻子刘敏仪,指自己的心情逐渐平复,会以最大的动力及勇气面对逆境。香港记者协会今天指出,程翔由北京看守所转往广州监狱后,他的家人两度到广州的监狱探望他,得悉程翔血压不稳、心律不齐,需要服药及每星期覆诊。
记协又说,程翔的家人对他的状况表示忧虑,已委托香港行政长官办公室向中国方面了解具体细节,并等候申请程翔保外就医的进一步消息。
另外,程翔给妻子信中表示,“自己无愧于国家民族及良心,会以最大的动力及勇气面对逆境。”
五十六岁的香港永久居民程翔,任职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期间,于二零零五年四月在广州被捕。
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程翔间谍罪名成立,判处五年徒刑。程翔透过律师提出上诉,北京高院其后宣布维持原判。
在香港政府协助下,程翔于今年初由北京看守所转往广州服刑,方便其家人探望。
【大纪元4月19日讯】(大纪元综合报导)4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发生了校园枪击惨案,33名无辜生命瞬间消失。这一事件马上成为了轰动全球的新闻,电视、报纸、互联网纷纷报导,各国政要纷纷致电表示慰问。同一天,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大陆发生矿难33人罹难;4月18日,辽宁又发生了钢包滑落案,32条无辜生命同样瞬间消失。虽然大陆媒体就事故作出了报导,但却像石头沉入大海,激起了几波涟漪,随后便寂无声息。中美双方的事故引起的反响不同在大陆网坛激起热烈争论。
网上不少网民对两地事故的不同对待嗟叹:“同是32(33)条生命,在不同制度的国家,命运就截然不同。有的生命虽然消失了,但他们的名字或事迹永远留在文字中,为后人所纪念,有的却只留下32这个数码字。生命的意义如此地不同。”
“奴隶制国家,与民主制国家,就是差两个等级。连死人都不同!”“ 强烈的对比让人痛心。”
“同样33个,在美国:总统亲临出事的大学,白宫下半旗。在中国,中国:央视联播不报导。”
“问问“天朝”那些大人物吧。美国总统去追思了,国会默哀了,下半旗了。“天朝”呢?”(编者注:“天朝”是大陆网民对中共当局的讽刺称呼。)
“回顾过去,凡是国家领导的死亡都无一例外的执行了这个政策,甚至谢富治这个并不符合资格的人也下了半旗,可是从来没见哪次为了重大灾难死亡的老百姓执行过下半旗政策,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唐山地震,整整24万人罹难,就连联合国总部都降下了半旗,可是我们的国旗却一刻也没降下来...”
但也有网民戏称,“中国这种事情要降半旗的话,那个旗天天就挂在半空,不用升上去了。”“大家也不想想,如果中国百姓也和美国百姓死了一样国家下半旗,那这么多的矿难,钢水难....咱们的国旗还升的起来吗?”
“33,对中国某些人来说,是小数字,对民主国家,是无法想像的数字。”
不少帖子感叹国人的不值钱:“国人命如草芥,他们离去了,很快就像风吹过一样消失,就像世上从没有过他们的存在。”“再次证明草民不是主旋律”“ 中国人,一个字——贱…”“美国人是人,中国却不是。”
也有网民称:“当CCTV和部份中国人在为美国死人暗自窃喜的时候,不知是上天故意要作弄中国还是偏爱美国,偏偏在这个时候让中国出了两起事故,而且数字竟然惊人的一致,对死人后两国媒体、政府和普通人的反应,高下立见。”
有网民连讽带刺:“国情不同嘛!人家外国人命贵,咱们命溅。外国人没见过世面,死个二三十人就象天塌下来了,地球停止转动了,总统还要跑来默哀。哪象咱们中国,不怕苦、不怕死,随时随地就弄点事出来,死个几十几百人,还经常把它藏起来,不上报。由此看来,还是外国人肚量太小,一惊一诈的,这得跟咱们学着点了。另外,这可能也是咱们高层的意思,咱中国人不是太多了嘛,这也算是对计划生育做贡献了。”
更有网友呼吁投胎当入美国籍:“工人兄弟泉下有知,投胎当入美国籍”
【大纪元4月19日讯】最近两三天,我有两组数字可以说明,虽然人人生而平等,但生命与生命之间却有了轻重之分。国家安监总局证实的消息,4月18日7时45分左右,辽宁省铁岭市清河特殊钢有限公司发生钢水包滑落事故,装有30吨钢水的钢包在吊运下落至就位处2-3米时,突然滑落,钢水撒出,冲进车间内5米远的一间房屋,造成在屋内正在交接班的32人全部死亡,2名操作工轻伤。
悲剧,悲惨,人间最悲痛的事情莫过于此。
可是,我们的报导会像美国新闻媒体关注大学屠杀案一样关注这起悲剧吗?
我们的国旗,从来没有因为无名遇难者而下过半旗。
我们的电视台,从来没有把这些死难者的名单和照片一一公布。
我们的元首和首脑,也从来没有当众为这些人落泪。
仅仅是这些人的死,不涉及国家利益吗?
国家利益到底是什么?莫不是每个国民最重要的生命能够生老病死,幸福地走完一生?
我们看看美国,4月16日(北京时间17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美国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校园枪击事件,33 人在惨案中丧生,数十人受伤。美国警方已经正式向外界公布,惨案的元凶是23岁的韩国学生赵承辉(choseung hui)。原被美国媒体错误宣布为一江姓的中国留学生,也在弗吉尼亚工学院读书,虽然他也有合法的持枪证,但他公开宣布自己不是凶手。
布什在获知枪杀案后第一反映是:“因为恐惧而颤抖”,然后总统夫妇自发自愿为死难者祈祷。
总统还下令,全国降半旗的时间自17日起,一直至22日落日时分。
弗吉尼亚州州长凯恩正在日本访问,在得知消息后,马上中断返回。
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学生们、遇难者的家属们已经点上蜡烛,流泪的烛光中,众人在为那些在枪击案中死亡的人们祈祷,向他们的家人送上最诚挚的哀悼之情,祝福逝去的灵魂得享天国的安息。
只是不能不提的是,前面是33条人命,后面是32条人命,为什么美国的死难者得到了那么多的安慰,而我们中国钢厂的死难者,却是得不到相同的安慰。难道数字33与数字32有什么质量的差别?两者之间对比,我突然发现:在不经意间,生命不再相同,生命有了轻重贵贱之份。到底是谁的手在操纵这些呢?
我怀念这些曾经鲜活的不同肤色的65条人命,我愿意我的祈祷能够安慰他们的家属、亲属、同学、朋友、老乡。我也问候那些受惊吓者、受伤害者,甚至同一大学的朋友,同一工厂的朋友,我愿意为他们祈祷,祈求上帝爱他们,安慰他们,并为他们祝福,超过他们所思所想……
——原载《六四天网》
【大纪元4月19日讯】与人民隔绝每一年的“两会”,都是在戒备森严的保护下进行的。今年“两会”期间我路过天安门时,广场空空荡荡,人民大会堂警戒重重,长安街上百步一岗,到处能看到随时待命的警车、军车,紧张兮兮的警察、保安,贼眉鼠眼的便衣、联防。据报导,为确保“两会”顺利进行,北京市动员近 50万人参与保安工作,包括2万公安武警。部署如此夸张的警力,就是为了把会场、与会者与民众隔绝开来,防止人民代表与人民发生关联。公安部专门召开了信访工作电话会议,“要求确保两会期间北京不出现信访高峰,确保不出现影响两会安全顺利进行的重大信访问题。”这几乎是不加掩饰地宣告“两会”的反人民性质。
会场上,“公仆们”忙着建设和谐社会,忙着说谎、举手和鼓掌,巩俐、邓亚萍、赵忠祥这些政治低能儿忙着讨论鸡毛蒜皮,喻权域这类“人权专家”狂吠不止。会场下,访民被驱赶、关押、殴打、劳教、判刑;矿难频频,群体性抗议不断。今年“两会”期间湖南永州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骚乱多日,群众一度多达两万人,“两会”代表竟毫无反应。对重大的问题视而不见,其实正是他们的责任。压制真相、愚弄民众、欺骗舆论,也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与访民为敌
高官、党棍和伪精英们一年一度的盛会,是访民苦难和绝望的日子。随手摘几则今年“两会”期间自由电台亚洲的报导:
黑龙江访民王淑艳说,她的丈夫在两会期间被从北京抓回当地拘留,说是两会结束就放人;但两会结束了,人却音讯全无,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因此她现在只好进京上访要人。
北京奥运失地者叶国柱的胞弟叶国强,两会期间被警方带到北京郊外怀柔山庄软禁17天。
上海动迁户魏晴在接受采访时说:“2月28日上午警察和动迁办强行把我带到金山关到金红大楼五楼,十六天不准外出,吃盒饭。要求外出走一走,眼睛被打红肿,静安分局的警察侯宏生用脚踢了我左胸和后背,造成肿胸、挫伤。”和魏晴一起被拘禁的有九名静安区访民,侯玉珍是其中之一:“他们打我,不带我去看病,我的眼睛几乎要瞎了,后来他们看不对了,看我的手给他们打得筋和软组织都挫伤了,都是青的。这眼睛看什么东西都是一点点黑的,他们可能怕闯祸,叫我保证不要再返回北京,我想尽快把眼睛看好,所以就答应他们了。”
“两会”期间,为了防止上海访民大批进京上访,大多数访民被软禁在家或者旅馆里。田保诚对记者说:“我逃到过北京,回来就被拘禁在旅馆里面,我就用绝食抗争,他就让我写一份承诺书,十六号以前不准去北京上访。现在被在家里监控,不是说不能出去,而是说他用一根很粗的绳索,一头系在我门把手上,一头系在一个他们带来的椅子靠背上面,然后一个很粗的木棍绑在靠背椅上面。”
湖北访民郑大靖说:昨天英国电视台五个人采访我和六,七个访民,后来来了很多,中途就中断了,有保安来看后马上向公安提供信息,所以他们赶紧离开了,反正他们现在不准你接触媒体。(因接受英媒采访,郑大靖被警方绑架。)
据报导,今年“两会”期间,仅在北京就有几千以上的访民被强迫关押、驱赶;各地关押和监控的访民更是不计其数。他们之中有的失踪、有的被劳教甚至判刑入狱。对持不同政见者、活跃的维权人士也采取各种形式的软禁、跟踪、拘留、遣送原籍等强制性措施。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劳民伤财:就算上访者把上访材料塞到人民代表手里,也没有几个人大代表会瞧上一眼,不把上访者踢出来就不错了。——更悖谬的是,访民们寄希望解决问题的这些人大代表以及这些代表所代表的这套政治制度,正是他们苦难的制造者。
与民意背离
我们看看代表的构成。在全国人大代表中,70%左右来自于行政、司法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政府官员和司法官员又占了其中的大多数,什么省长、市长、局长、厅长,什么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都成了人大代表。在省、市、县、乡镇各级也基本如此。这样的人大如何监督政府和司法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立法者同时又执法或司法,这属于政治上的乱伦关系。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无法制衡,公共权力也就无法受到民众的制衡,这种体制下,民众只能是任人宰割。此外还有一些劳模、作家、院士、影视歌星、体育明星,作为政治花瓶,摆在人大会场。别说让他们去提出议案、审议法律、质询政府官员,恐怕让他们看懂预算草案和法律草案,也有难度。除了住豪华宾馆、举手鼓掌和人云亦云外,还能指望他们有什么作为?
《选举法》公然歧视农民,规定一个农民的选举权,只相当于一个城市居民的四分之一。这种和种姓制度、种族歧视如出一辙的反文明的体制,把农民当作劣等公民的野蛮做法,在当今世界绝无仅有。即使如此,九亿农民、上亿农民工,在全国人大里几乎没有他们的位置,也几乎没有他们的代表。在地方各级人大中,能代表他们利益的,也属罕见。
这种人民代表大会,必然与民意背离。他们反映的是官意,以官为本位,以党为本位,以私利为本位。不过凭心而论,各级人大代表中也有一些希望做好事的、想说真话的人,但整体的制度环境使他们无法施展自己的力量。极少数为民生民权而大声呼吁者,像吴青、姚秀荣这样令人尊敬的代表,要么受到孤立,要么被排挤出局。曾在80年代当过天津市人大代表的张炜说:“我自己过去也做过人大代表,也曾经试图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真正想完全彻底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面反映问题的话,你就会发现两种情况,第一,你会发现在人大代表中间你是孤立的,因为大多数人大代表是上级机关指定的,所以他们考虑的是上级机关的意图。如果你不顾上级机关的意图,提出与大家不同的意见,你就会很孤立,在那个环境下很难工作。第二点,下次再选下一届人民代表的时候,如果你坚持这样做得话,上级机关就不要你了,它可以要一个更听话的人,一个按照它的意图来提出议案的人。”
与选民无关
全国人大代表和选民毫无关系,它形式上属于间接—间接—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是经过多次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中还要选‘常委’,‘常委’再选主席团。这种多层次的间接选举,为执政党提供了操纵、控制的极大空间。”(孙文广:《改革人大制度的几点建议》)据统计,现在世界上 180个国家的议会中,一院制的议会和两院制的下院,大约只有 6个国家的议会不是直接选举产生。中国公民不但无法直选最高领导人、国会议员,无法直选省、市领导人和人大代表,连县、乡领导人都无法直选。这种体制本身就是对人的基本尊严的侵犯。
在实践中,连形式上的间接反映民意都做不到。在县区人大代表的选举中,选民对候选人几乎是一无所知,只能跟着画圈。候选人不与选民见面,不向选民们发表他们的见解。(没有言论自由,哪有民主选举?)很多乡村地区给投票者发钱发香皂,来保障投票率。通过“酝酿”程序,保障听话分子入围。党所认可的构候选人完全不需要费心思去宣传、竞选,就能够轻易当选。以独立参选者身份能够当选的,凤毛麟角。姚立法、吕邦列、刘正有、孙不二等独立参选人,在2006年的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中受到骚扰、威胁、监控甚至野蛮殴打。选举就是舞弊、交易、黑箱操作、投票秀;谁当选,谁落选,谁升谁降,基本与选民无关。
选票的价值
这些与选民无关的会议,花费的却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据了解,北京市为“两会”直接财政支出达1亿多元,加上为“两会”的安全、通讯、交通等项投入3亿多,至少耗资5亿元。而全国花在“两会”的资金超过50多亿元人民币。每位“两会”代表在北京会议的个人花销,相当于两个中国农民全年的收入的总和。(涂名:《两会,驻京办和培训中心》)花了钱不做事,或者专做坑民害民之事,这是“两会”的基本现实。
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三种态度可以选择,一种是人云亦云,跟着画圈,接受操控,帮忙演戏。这是自欺其人,同流合污,不足为训。第二种是宣布独立参选,或者积极帮助独立参选人竞选。这种办法最好,但是需要政治智慧和勇气,成功当选的机会也不大;而且并非每个人都有时间精力和政治兴趣。第三种是,不投票,不合作。这是一种值得尊重的私人选择,但如果把这种态度公开化,就成为具有重要政治意涵的公民运动。
唐荆陵等人发起的“八毛钱赎回选票运动”就是一个拒绝虚假选举、珍视选举权利、唤醒公民意识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通过公开声明自己不参与选举、拒绝投票,来表明背离人民的假议会和强奸民意的伪民主,没有自己的参与和共谋,并以此力图唤醒选民的权利意识。赎回选票运动从 2006年8月30日酝酿,2006年9月30日正式发起,到2007年3月,共有分别来自26个省份的288位公民发表了个人声明。赎回选票行动与独立参选的意义同样重要:“不合作运动是划清界线,是不参与的消极抵抗,而独立参选则是种积极改造。……不合作运动与独立参选都揭露出中国虚假选举的本质,都逼迫这种选举回归真实。”(王德邦:《中国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新探索——话说“八毛钱赎回选票运动”》)
是谁在违法?
必须指出的是,非暴力不合作和“公民不服从”都是非暴力的公民行动,在精神内涵上几乎没有差别,在概念上极为相近,在很多语境下也无须区分。但两者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具体到赎回选票行动受到威胁和骚扰的时候,这种区别关系重大。
公民不服从,是指公民因其价值观和道德信念的缘故,以公开和非暴力的方式,拒绝遵守或执行现行法律或政策的“违法”行为。公民不服从者事先知道,他采取的乃是具体的法律或行政命令所禁止或限制的行为;只是他出于良知或信仰,公开地、以非暴力的方式违抗他认为不正义的法律,并甘愿受到法律的制裁,以自我牺牲换取精神上的安慰或正义的实现。比如某国规定游行违法,而公民出于良知公开以游行的方式表达意愿;比如,为反对政府的非正义战争而拒绝纳税;比如,种族隔离的法律禁止黑人进入白人学校、剧院、公园、旅馆、餐馆,而黑人故意进入。
而非暴力不合作并没有任何违法情节,它只是公民公开地拒绝参与某项活动或拒绝与某些部门合作。比如,一个人声明拒绝收看“新闻联播”,或公开拒绝《人民日报》的摊派;比如,一个人公开拒绝购买劳改产品;比如,公民出于信仰原因而公开退出某个政党,比如,一个法官拒绝接受迫害良心犯的案件。同样,一个人公开声明自己不参加投票,并不违反任何法律。
赎回选票行动的一些义工在国内网站开设的多个博客被关闭,多名发起人、义工和发表赎回选票声明的公民个人被传唤或被公安人员询问。唐荆陵几次被传唤,警方以赎回选票行动“扰乱社会秩序”以及违反《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相威胁。这是对公民权利的无理侵犯,也是对公民良心自由的粗暴干涉。事实上,违法的不是赎回选票运动的参与人,而是那些操控选举、破坏选举的人。力量在于那些说出真相的人,而那些编造谎言的人,才需要暴力和层层护卫。
2007-3-25
──原载《民主中国》
【大纪元4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四川宜宾县大塔场镇农民维权领袖徐元正周三(4月18日)提前三个月获释。虽然当局自13日开始全镇戒严、监控农民代表,但仍有许多民众上街欢迎,数百人陆续到徐元正家燃放鞭炮,为他接风洗尘。徐元正18日夜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今天早上9点多,他们就把我送回家。政府担心欢迎场面太大失控,怕出大事,把全城气氛搞得很紧张。头几天,政府来监狱请我全家坐飞机出去旅游,我拒绝了,说我要回家。现在外面还有人在监视。”
大塔场镇农民代表刘升贵对大纪元表示,“宜宾县公安局已出动了部份干警,驻扎在我们附近,当局担心农民藉机围攻政府,搞突然袭击把事情闹大,因此全面戒严,还把我们都监视起来,还断电,孩子都上不了课,他们还把我们上网的高压线也剪掉了。”
刘升贵表示,“由于断电,去年7月一天就热死6、7个人。当局对我们毫不讳言断电的原因,他们说,是因为我们到处告他们,所以报复我们。政府得了公司的好处,就帮公司说话。”
大塔场镇目前有5千多农户,共2万多人。刘升贵表示,“为了维权,大家都很团结。当局动不动就抓我们代表,抓了一批,我们又出来一批,大家都不害怕,敢做敢为,因为我们底气足,有凭有据、合法合理。”
他说,“共产党号称宗旨是为了人民,但实际上做的一切都是在整人民。我们农民现在都是这个想法:不能幻想统治者的施舍,而是要靠我们自己的集体抗争,靠我们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了争产权,我们决不放弃抗争,要讨个公道,对此我们也很有信心。我们也希望你们媒体帮我们多多呼吁。”
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认为,徐元正提前获释,归功于当地农民的持续抗争及民间维权力量的成长。
黄琦一直跟踪报导宜宾农民维权状况,他表示,宜宾这批农民非常勇敢,有不畏强权的斗争传统,有不少农民代表都是复员转业的军人,很擅长军事化、正规化、组织化的模式,也知道如何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应用在他们的民间维权活动中。
徐元正、刘北星等自1998年开始带领数万农民抗争大塔场镇水电站股权以及提留问题,并发起“万民上诉状”,2003年7月19日被当局扣押,之后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4年。
徐元正自述,他2003年作为农民代表到中央上访,7月19日返回时,在成都火车站刚下火车即被扣押。
他说,“我主要反映两个问题:一是宜宾种子公司卖的4000公斤种子有问题,给农民造成了110万元的经济损失,农民要求赔偿。还有就是宜宾县电力公司违反了电力法,乱收费。由于地方政府在其中都得了好处,所以置之不管。”
【大纪元4月1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申铧采访报导)湖北十堰市郧西县访民郑大靖在被当地公安非法关押一个月后,已于14号晚上成功逃脱,并来到成都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因为失去住房而多次到北京上访的郑大靖说,他决不放弃,一定要讨回公道。郑大靖接受本台专访时说,被关押期间,一直有七、八个人看着他,看得很紧,给他很大的精神压力。14号晚上,他终于找到机会,翻过厕所的围墙,成功逃脱---
郑大靖:“我推下厕所的门,然后踩着门翻过了围墙。”
郑大靖说,翻墙时他的脚还被扭伤。不过,幸运的是他身上还有一些钱,所以逃出来后,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四川成都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他说,他到这里是为了通过舆论的压力讨回公道---
郑大靖:“我通过这几年的上访深有体会,中央的人不知道我们下面这些人受腐败分子的折磨,生活多么艰难,真是求死不得,求生又难。”
今年一月份,郑大靖一家曾经到过天网,述说他们一家因为维护自己的权利上访而受到当地政府打压的经历。后来他们到北京继续上访,郑大靖积极向各地的访民提供帮助,并向外界传递了很多访民的情况,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
郑大靖原是中国银行郧西县支行的工作人员。他说,他之所以走上上访路,是因为他家的住房以及银行所属的一些其他房产被银行行长非法低价出卖,五百多万元的房产只卖不到一百万,实际上的买主是县交通局副局长。当地政府和司法部门不依法处理这件事,他一家只好先后二十多次到北京上访。郑大靖说,他已下定决心,一定要讨回公道---
郑大靖:“我不放弃,我要和他们斗到底,我至死不放弃。”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负责人黄琦说,郑大靖会在天网呆一段时间,直到湖北郧西县政府方面作出正面回应---
黄琦:“他一直会呆在我们这里,一直到他的事情政府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以后,他才能平平安安回去,如果他现在就回去或者到北京的话,肯定就会被当地有关部门弄回去的,那就不是那么轻松了。”
由于郑大靖是逃脱拘押,不排除郧西县公安会到成都抓人的可能性。黄琦说,只要天网在,郑大靖就不会有问题---
黄琦:“首先他没有违反国家的任何法律法规,他们要入室抢劫或者绑架的话,那我们就正当防卫,他们放不倒我们之前是抓不走郑大靖的。”
我打电话到郧西县公安局,值班人员表示知道郑大靖这个人,但拒绝提供任何其他信息。
郑大靖被押回乡后,郧西县公安在三月底曾打电话给天网的黄琦,通知他郑大靖已被传唤。按法律规定,传唤期只有24小时,但是郑大靖一直被传唤了近一个月,直到逃出。黄琦感叹,中国的法律只是写在纸上---
黄琦:“我们的法律只是写在纸上的,还要很多人前仆后继地努力,需要有人去流血牺牲。”(
【大纪元4月1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采访报导)二百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为了引起关注,星期二上午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喊口号,但很快有数十人被抓到前门派出所并被当地接回原籍。有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外地访民进京的越来越多,大多都是为了反对实施了近两年的新上访条例。任华:“他们在上访村贴了告示,告示上说上访渠道不通,在上访村的一个地方集合商量到天安门静坐,当时访民参加聚会的特别多,有好几百人,但是去的那天有二,三百人,到那里打横幅,好像横幅一打出来就被抓走了。”
而参与这次行动并已被当局劝服,与本台通话时正在返回原籍的列车上的湖南访民李剑对本台表示---
李剑:“首先我们有二百多人将近三百人到东郊民巷总理家的门口,登记了之后就给放了,大家就都去天安门,我们在一起的有六、七十个人在经过金水桥的时候被前门派出所把我们逮了,在前门派出所关了几个小时之后,大部分被地方的给接走了。”
李剑还表示,他被湖南当地的官员已劝服回湖南解决问题,目前正在列车上,但是他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有否保障感到怀疑,他说---
李剑:“我们当地政府现在已经答应帮我请一个好的律师协商来解决我的事情,我现在上火车了想回去,但这件事拜托你关注一下,如果我今后被害了,请你跟踪报导一下。火车已经开始启动走了。”
据本台了解,两会之后,重新获得自由的访民又大批的赶往北京上访,致使在北京的外地访民越聚越多,虽然官方也曾采取措施,并在上访村安装铁闸门,以限制访民出入,李剑透露说---
李剑:“打压的情况虽然没有两会期间紧,但是上访村已经多了五道铁门,只留有一个出口让我们进出。”
对于近期访民大增,任华还通过他们了解到,两年前的五月一号是新的上方条例出台的日子,访民们对这一上访条例一致反对,而据说国务院在今年的五月一号重新修订这一条例,这是访民们十分关注的,任华说---
任华:“按照往年这时正是农村村耕大忙的的时候,上访人数比较少,而今年特别多,尤以东北的访民最多。这次我问他们回来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说五月一号信访条例实施两周年,他们对信访条例有质疑。另外,有消息传信访条例被国务院修订,虽然修订还没出台,他们抱着希望,看看所修订的条例到底是对他们有利还是没利,所以很多人返回北京了,很多人都认识到新的信访条例害了他们。”(
【大纪元4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道)近期,因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吹捧上海信访工作的不实报导,引发上海访民的强烈抗议。继本月11日,200多位上海访民到报社抗议;周三(18日)又有250多位访民再次到报社示威抗议,遭到警方强行驱离后,软禁在一废弃中学校园里。本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一篇报导称:“去年全上海市80个信访部门受理信访总量110多万件,基本上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众多访民认为报导不实,报导欺骗了上海市新上任的市委书记习近平。
周三,250多位上海访民再次自发到《解放日报》抗议,希望报社做出解释。结果,情形和11日一样,大批警察将抗议民众带到上海南市区一个废弃中学里,软禁到下午4.00点多才让信访办的工作人员接走。
上海老访民谭兰英表示,报社吹牛、造谣,说上海的事都解决了,根本没有这回事,大家在报社门口示威、喊口号:“信访腐败、打倒贪官…..”它是党报,只会替政府说话。来了几百个警察,用大车子把他们强行拉走,关在一废弃学校里(访民称是集中营,他们每次都关在这里),中午也没有给他们吃饭。
上海老访民陈恩娟说:“他们报导不实,我们上访很辛苦的,有的被打、被关、被劳教,那个报导却说信访干部很热情、无私的奉献,帮访民解决了95%问题,但我周围的依然有很多人在上访,这个比例应该反过来才对。”
陈恩娟指出,他们去抗议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让写这篇文章的2个记者,请他们每周三到200号信访办的现场去采访,听听访民真实的声音,来收集正反两面的资料,这样报导才能实事求是。
多年来,上海访民每周三都到上海信访办去上访,他们把表格填一填,资料收走了,但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陈良宇下台后,上海访民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揭露上海帮执政以来,官商勾结和贪污腐败等等问题,所造成上海市民空前的人权灾难,并联名致信给新上任的市委书记习近平,要求上海政府采取非暴力、不欺诈、依法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及居住问题。
因拆迁而失去丈夫的上海访民毛海秀,通过自学法律,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并用所学法律帮助访民代理案件。
毛海秀表示,《解放日报》报导说上海访民95%的问题都解决了,访民上访和写信给信访办,样样有回答,件件有答覆。这根本是没有的事,跟现实情况是不符合的,而是大多数没有解决,那是撒谎、乱说。
毛海秀说:“大家的目的是去澄清,要这样的媒体不要瞎说,报导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老百姓的事都没有解决,却说解决了。写信给市、区、街道领导,没有一个人拿到答覆的。要他们不要乱说、乱写,没有别的意思。”
因访民还没有到达报社,大批警察已在那里等待,连报社的门都没进去,访民就被强行带走,他们也就听不到报社的任何解释了。
【大纪元4月1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报导)中国广西和山东两地政府强迫大批孕妇强制性堕胎,其中不乏怀孕中晚期者。在被注射药物后,一名怀孕七个月的女基督徒星期三早上诞下死胎,一名怀孕九个月的妇女连续四十八小时无胎动。广西各级计生部门和医院在接受本台有关查询时却一再回避。总部设在美国德州的对华援助协会星期二的消息,广西百色市正进行大规模的强制性堕胎。仅在百色的右江区人民医院妇产科走廊,星期二就有四十一名产妇被强行注射催胎剂。
其中,三十九号床的产妇、基督徒韦琳荣怀孕七个月。星期二早上百色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的十名官员强行冲进她家里,将韦琳荣挟持到右江人民医院注射催胎药物。本台星期三打电话给韦琳荣的丈夫梁雅各布牧师得知,韦琳荣当天己经流产,诞下一名男性死胎。梁雅各布说---
梁雅各布:昨天上午大约十一点左右打了那个针,今天早上六点十分就流产了,小孩子出来看出是一个男孩。那些是什么针我们也不懂,打了之后,就让小孩子在(子宫)里慢慢地死去。
梁雅各布夫妇已有一名孩子,他表示,这次是意外怀孕,并非故意破坏计划生意政策---
梁雅各布:因为我妻子的月经很不正常,以为她吃东西发胖了,所以一直没放在心上,直到春节之后很久了才去化验,发现已三、四个月。我们信仰基督教的,看到胎儿那么大了,不忍心打掉,所以才保留下来。
住在右江区人民医院三十七号床的何才干(音)怀的是第一个孩子,但百色的计划生育部门以她未满十八足岁、没领结证为理由迫她放弃腹中的胎儿。何才干的胎儿已经九个月即将出生,被注射药物后,何才干已经快四十八小时没有感觉到胎动了---
何才干:医院没告诉我打的是什么针,打了两次。打在小孩子的头部,我很害怕,闭着眼睛没看。打了以后,小孩子不停地踢、动,二十分钟后就不动了,(当天)晚上也没动,今天也没动。
记者:胎儿还活着吗?
何才干:我不知道,现在没有动。
记者:你想要这个孩子吗?
何才干:想,但政府要堕胎我没有办法。我看那边有一个女孩子,也九个月了,也被强行打针堕胎。
就这两名妇女被堕胎一事,本台星期三致电右江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了解情况---
记者:你们医院强行对四十多名妇女进行堕胎,其中三十七号床的何才干九个月也要堕胎?
妇产科:谁告诉你的,快生了我们不会去动她。
记者:那韦琳荣呢,七个月了,也被打针今天早上生了一个死胎,怎么回事?
妇产科:这样子吧,你想了解什么你自己来看,我也没有义务来回答你。
就大批孕妇被强制性注射堕胎药物导致流产一事,本台星期三打电话到百色市计生办了解情况,官员表示---
百色计生办:出现这个死胎我们都不清楚,你说你的,但实际情况怎样,我们要派人下去调查情况。
据右江人民医院妇产科医务人员称,大批计生官员一直驻在该院---
记者:计生委来人吗?
妇产科:有啊,来了一堆。
记者:一直在吗?
妇产科:是啊,有什么事你过来问吧。
被强迫堕胎的基督徒的亲友则告诉记者---
亲友:哎呀,这事就是计生办的人干的,他们专门组织人到下面去拉人到医院堕胎。
而在向各级官员了解情况的一小时里,右江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又为十多名孕妇强行注射了堕胎药物。另外,山东省青岛莱州市土山镇方阳村一名叫徐慧的三十九岁基督徒,因意外怀有第二个孩子,已经六个月,也被政府迫着堕胎。(
【大纪元4月19日讯】(美国之音记者:陈苏2007年4月18日华盛顿报导)中国消费者协会从2007年起开始享受750万元人民币财政拨款,从非营利社团变成吃皇粮的组织。此事引起更多的人开始关心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生存力、社会监督力度与公信力的问题。*舆论指责被政府收编*
中国消费者协会网站介绍说,这个1984年成立的全国性社团组织的宗旨是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网站说明中消协的经费来自两部份,一是政府资助,二是社会赞助。但是从2007年开始,中消协的全部运营费用将从中央财政拨发的750万元拨款中支付 。
消息一出,中国不少舆论指责中消协被政府收编,从此无法保持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无法行使监督政府的职能。与此同时,中国众多的环保、爱滋病防治、教育、扶贫等非政府组织正面临相当大的筹款困难,人们担心这些非政府组织是否也会纷纷起而效仿,或归属政府,或暗地里变非营利组织为营利组织。
*非政府组织生存环境艰难*
中国非政府组织生存环境艰难是一个被普遍认知的问题。致力于中国环保与青少年教育的非政府组织“根与芽”北京办公室的艾丽卡.赫尔姆斯女士说,非政府组织近年来在中国日益涌现,但对中国民众来说仍然还是一个新现象,因此这些组织首先要为生存奋斗。该组织作为著名动物保护人士珍.古道尔成立的研究会中国分支也不例外。
赫尔姆斯说:“向非政府组织和慈善组织捐款对中国民众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新的理念。我们组织得到的资助来自在华的外国企业,而不是中国的有钱人或者中国企业。”
国际知名慈善机构--英国乐施会(也称为牛津救灾组织)在中国同样存在筹款问题。乐施会中国项目经理王云仙女士说,他们在中国的扶贫项目其经费不是来自中国民众的捐款,而是来自香港民众捐助的善款。
中消协过去数年也经历了经费短缺的问题。其律师团团长邱宝昌律师被媒体引述说,“在中国,消费者协会是社团组织,但却没有会员,不能像其他社团那样收取会费,而国家拨款非常有限”,因此很难有像美国那样的功能齐全的实验室,很难对消费产品做各种测试。
*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和公信力*
美国之音在给中消协打电话时,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政府拨款属于正常,现在完全是媒体在炒作。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家教授胡星斗认为,中消协变身吃皇粮引起舆论关注,一方面反应了真正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很难立足,大部份中国非政府组织、各种民间社团、协会都需要挂靠官方,否则连注册都困难。另一方面,他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挂靠使得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没有了独立性,失去了公信力。例如,在中消协认证、获得国家免检产品称号的“欧典地板”被曝光是假冒产品后,中消协的公信力受到极大损害。
胡星斗说:“正因为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法人组织,就可能不珍惜自己的信誉,认为反正自己的组织在很大程度是官办的,因此他们可能会存在非法行为,或者有不珍惜自己信誉的行为,比如在评级、评定的时候,或者在介入某些事件时,它可能收费、可能偏袒一方、可能暗箱操作。这些都是违背NGO精神的,因为NGO组织本身就应该公开透明。”
胡星斗教授希望,中国通过立法的方式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因为非政府组织代表了一种公民精神,一种自治理念和公民参与的价值观,对政府职能的缺位或者无效率,对社会稳定,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大纪元4月19日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民主是个好东西》作者俞可平近日来美国访问,发表讲话讲到中国的民主问题,并提出中国民主发展的路线图。此事值得一评。首先是俞可平的双重身份。据说俞可平是胡锦涛的智囊、文胆。这就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俞可平的讲话代表了当今中共最高层的思想,俞可平提出中国民主发展的路线图,就表明中共当局已经决心走上民主转型之路。但是俞可平的正式身份只是一个学者,并不是政府发言人,所以谁要是拿着俞可平的讲话去要求中共当局兑现,中共当局完全可以不认帐。这就是俞可平这种身份的人对外讲话的妙处了:它既可以让西方世界对中共产生一厢情愿的善意期待,同时又可以使中共自己对此完全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俞可平大讲民主,可是他却不肯对民主作出明确的定义,尤其是不肯对民主从制度的层面或操作的层面给出明确的定义。俞可平讲到中共正在转型,由"永久的政党"向"执政党"转型。有人问这是否意味着中共会容许反对党,俞可平没有回答。按说这个问题本来简单得很,以俞可平的学术背景,他当然知道民主必然意味着容许反对党,那么,他为什么不肯老老实实地承认呢?这就叫揣着明白装糊涂。由此可见,如今的中共当局虽然对外大讲民主,但其实都是为了应付舆论,糊弄国际社会。实际上中共仍然在拒绝民主。这也说明,虽然中共顽固地拒绝民主,但是他们实在找不出任何摆得上台面的理由。俞可平既不肯回答"是",又不敢回答"否",只好装聋作哑。堂堂政治学博士,在民主政治ABC的问题上竟然当众交了白卷。让我们旁观者看了都替他难为情。
第三,俞可平提出中国民主的路线图,一是由基层民主到更高层的民主,二是由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三是由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可是他却没有给出我们一个时间表。这样,中共就可以一方面让人们以为它正在一步一步地推行民主,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在现阶段继续一党专政。因为没有时间表的硬性约束,所以他们可以任意拉长一党专政的时间。我们知道,民主本来就是用选票的方式争夺决策权,因此它主要是指最高权力,指国家一级的权力。当初国民党提出从训政到宪政的路线图,明确规定在六年之内完成从乡镇自治到国民大会的选举召开,还政于民,晚清的慈禧太后预备立宪,规定从筹办谘议局、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到国会上下议院选举也只用九年时间。而在中共这里,单单是一个村民选举就原地踏步了二十几年,至今还被俞可平津津乐道,真令人啼笑皆非。俞可平路线图的最大问题是把最高权力的民主化推到遥遥无期的未来。这好比一个欠债的人开出支票还债,但不在支票上写明可以兑现的日期,这实际上和赖帐有什么区别呢?
俞可平还提出,中国正在寻求"动态平衡",以前是以"堵"(即堵截)为主、现在是以"泄"(宣泄)为主,会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并会举行听证会,有民意调查。不错,宣泄要比堵截好,但这和言论自由仍然有本质的差异。堵截也好,宣泄也好,那仍然是政府主导,仍然是政府控制言论。而言论自由的意义却在于它独立于权力之外。如今的中共,一方面承认媒体应该对政府加以监督,但另一方面它又坚持把媒体置于政府的领导之下,这等于是自己监督自己,岂不荒谬绝伦?
俞可平在被问到反对党的问题时无言以对,窘态毕露。想想看,若是胡锦涛、温家宝在侃侃而谈民主时被别人问到这个问题,想必只能是张口结舌,当场下不来台,那又该是何等的尴尬。如今的中共,既不能像过去那样宣称他们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主,也不能再发明出一种更新的制度理念和民主相抗衡,更不敢公开地表示对民主的敌视与反对,明明在坚持专制,又想让外界相信它也在追求民主,于是就编出了一套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说法来糊弄世人。这套说词是如此的脆弱,甚至经不起一句简单的发问。这就从反面提醒我们,在今日中国争取自由民主的一个突破口就是:迫使中共承认民主的定义。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大纪元4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孜报导)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思考特先生(Edward McMillan-Scott)特意通过电话连线在纽约声援中国民众退党潮集会上向与会人士及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的中国民众发表演说。4月8日,来自全球各地的四千多位人士参加了在纽约曼哈顿的传九评促三退大游行,接着几千人聚集在著名的曼哈顿联合广场(Union Square),声援两千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希望之声将现场集会向中国大陆及全球实况直播。
早在2005年7月,麦克米兰-思考特先生(Edward McMillan-Scott)就致信欧洲退党服务中心,全力支援当时两百多万中国民众三退并展望这一壮举的巨大意义,他写到,“正是通过这样的创举,中国争取正义与基本人权的抗争将赢得胜利。”
这次在纽约曼哈顿的集会,时值两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麦克米兰-思考特先生向集会现场的召集人表示祝贺两千万脱离中共的中国人民的觉醒,尤其得知不断地有中国民众在集会现场现身和通过电话公开声明用真名三退时,他表示高度赞赏。
每一天离中共暴政集团接受审判的日子更近一天
麦克米兰-思考特先生(Edward McMillan-Scott)表示:“在此,我对所有抗议恣意妄为、充满暴力、偏执疯狂和腐败的中共政权的人士致以最好的祝愿和支持。
每一天都有更多的中共及其机构的反人类罪行的证据被揭露出来,每一天中国人民也都离民主和自由更近一天——这是在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恐怖之后,他们应该拥有的自由和民主,每一天也离中共暴政集团接受审判的日子更近一天,这个审判将会由104个国家所支援的国际刑事法庭来执行。
我要特别提到这个政权是如何对待高智晟律师的——一位中国著名的人权活动人士。 他是一名基督徒,今天他将庆祝他的上帝复活。(去年)在我与高律师通话并接手他的诉求之后,他的“软禁”生活就如人间炼狱一般。
国际必须阻止08年北京奥运
仅仅以它们(中共)如此对待这样的一个人,国际社会就必须阻止(2008年)北京奥运。高律师遭受到这样的惩处,只因他为像张连英女士这样的中共政权的受害者辩护,张女士是我去年五月在北京见到的牛进平的妻子,她因炼法轮功就遭受严重迫害,以致双耳失聪。
另一位我见过面的曹东先生,目前还在监狱遭受酷刑。他的所谓罪行,除了作为一个法轮功学员之外,就是他与我的会面,当时我正在(为欧盟)准备一份有关人权和民主的报告。
最近欧洲议会的新任主席汉斯-赫特·波特林 ( Hans-Gert Poettering )博士已经向中共正式提出曹东的案子。文明世界都关注地看着,也在等待着结果。”
【大纪元4月19日讯】河北法轮功学员揣翠军及陈百合于今年初遭审判,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重判。揣与陈的家人由于最近上诉失败,到迁西法院鸣冤、要人,结果遭到公安毒打及绑架。据明慧网2007年4月18日报导,2006年5月13日,揣翠军、陈百合等法轮功学员在渔户寨乡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到当地派出所。当地派出所伙同迁西国保大队警察朱振刚等人当晚将他们绑架到迁西城关分局,后关入迁西县看守所。他们的家被抄,陈百合家的电脑等物品被非法掠走。在被关押期间,他们均遭到强制抽血。
证据不足 法庭重判揣翠军与陈百合
2006年6月15日,揣翠军、陈百合被检察院批捕。迁西法院于9月6日及11月10日开庭审理揣翠军等人的案件,皆因证据不足而无法判刑。
据透露,2006年12月18日,法庭再次对揣翠军、陈百合审判,期间完全违背了刑事诉讼程序,提供了一些莫须有的假证据,没有经过当庭控诉双方指证,一个半小时就草草了事。当公诉人朱文听到辩护人(揣翠军的丈夫)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时,理屈词穷。
2007年1月10日,揣翠军、陈百合再次遭审判,法庭人员在审讯记录中故意遗漏辩护人的证词、辩护词,篡改当事人的笔录,保留甚至添加有利于判刑的部份,删减甚至篡改不利于判刑的部份,如:将“看不清”写成“是”,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被删减……。庭审中证人均未到场,证人证言也未宣读就草草收场。法庭根据这份“编造”出来的审讯记录,分别判处陈百合、揣翠军四年、五年徒刑。
2007年1月中旬,揣翠军、陈百合上诉到唐山市中级法院。
2007年4月12日,揣翠军、陈百合收到唐山市中级法院的判决书。唐山市中院在二审期间,没有再次开庭审理,只是形式上合议了一下,声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份,量刑及适用法律均无不当,审判程序合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家人鸣冤遭毒打关押
2007年4月16日上午9时左右,揣翠军的丈夫揣志武、小叔子揣志刚、弟媳柴军霞和她的婆婆四人及陈百合的家属到迁西法院鸣冤、要人。此案的主审法官齐贵亮(迁西法院刑庭庭长)先是搪塞,后看家属不走,他就躲了。副庭长付国瑞又和家属见面,态度强硬,毫不讲理,吓唬家属,家属不为所动。付国瑞也溜走了。
家人又到副院长陈志刚的办公室要求解释,在审理过程中为何遗漏辩护人的辩护词,更改当事人口供,而且枉法裁判。陈志刚根本不听家属理论,口气恶劣强硬的要求家属立即走,否则就叫法警了。这时齐贵亮已经把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警察叫来了。
国保大队大队长朱振刚、徐志刚、王伟到法院后不由分说把揣志武从陈志刚的办公室强行拽出,之后揣志刚和柴军霞夫妇以及揣翠军的婆婆等也被拽出。其间,王伟、朱振刚下令,齐贵亮亲自下手,把揣翠军的婆婆从二楼向下拽,还把脑袋向地上按,一个法警对揣志武大打出手。
后来国保大队又来了一车人,不由分说就把揣翠军的家属向车上抬,因揣志刚不想上车,他们便踩他的脑袋,使他满嘴流血。警察还对陈百合的一双儿女下手,向车上推两个还在上学、被吓的不知所措的孩子。
据了解,警察把揣翠军家属强行送到公安局,四人被铐了一天的手铐,中午也没给饭吃。他们以所谓的“干扰法院正常工作秩序”罪名,扬言要拘留十五天。现在揣志刚、揣志武和揣翠军的婆婆已被送入迁西看守所。柴军霞已被释放回家。
610以保证奥运为名 将严厉镇压法轮功
据悉,610以“保证2008年奥运”为名,一定要把揣翠军、陈百合羁押到2008年以后。知情人还透露,上周五(4月13日)中共政法委开会,政法委书记白兴源在会上扬言要严厉镇压法轮功。
【大纪元4月19日讯】看过的德国电影不多,从《帝国大审判》、《帝国毁灭》到《窃听风暴》,我对德国人正视历史的诚实和深刻的反省精神,由衷的敬佩。《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再现尘封的历史——柏林围墙倒塌前的恐怖岁月,精彩的剧情充满着人性严酷的试炼,引起强烈的共鸣和反响。影片横扫德国电影奖,一举囊括最佳影片、导演、制作、男主角、男配角、剧本、摄影七项大奖,荣获三项欧洲电影奖,随后又摘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背景
东德情报机构“史塔西”(Stasi)是举世闻名的国家机器。全东德百姓被一百万史塔西秘密警察控制着,还有两百万名告密者。公开化无处不在,他们的目的是要知道别人生活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共有600多万人被建立了秘密档案。近30年间,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锒铛入狱。史塔西超密度的监控力道,让每三个人就有一人遭窃听。
德国统一后,1990年的1月16日,成千上万的东德民众如决堤洪水,从40余处入口涌进国家安全部的院子。他们把负责国内监视与窃听行动的办公室砸个稀烂,把浩瀚的文件和档案从窗户抛出去,铺满了大街。这些监控资料一本本铺开,有足足1000公里长。无数人发现自己的同事、朋友、亲人,夫妻都在压力或利诱下,出卖了别人,甚至最爱的人。
这一幕幕,令十七岁的多纳斯马克目瞪口呆,刻骨铭心。一个故事在少年心中悄悄酝酿:一个特工如何监听一位名作家的私生活。他有意长期接触、了解曾经做过秘密警察和线民的东德人,多纳斯马克不动声色,藏身于修道院,用了四年时间调研撰写了剧本。他自编自导的处女作《窃听风暴》,从构思到完成历时整整九年。
人物
影片结构严谨、节奏从容,不炫技,不渲染,故事情节和主题有条不紊地层层展开推进。各个部份丝丝入扣,让这个故事的力度慢慢渗透。人物性格真实饱满,演员演得准确到位。
[剧作家]
剧作家德莱曼的塑造可谓形神兼备,他才华横溢、正直敏锐、具有卓然不群的艺术家气质;同时又阳刚温厚,坦荡磊落,富有男子气概,充满真挚奔放的情意。
在专制暴政下,文人蕴藏的自由进步力量被政府视为异端。他们被监视、被窃听,从没有创作自由,到甚至没有人身自由。当那位受人尊敬的被禁了已经六年的老导演自杀,剧作家不可遏制的良知和激情奔涌,他全神贯注地投入写作,冒险发表了让人震惊的《东德自杀人数调查报告》,向世人宣告了另一种声音的存在。
两德统一后,前文化部长遇见作家时说,你的全部生活包括每一次做爱,我们都知道。作家被震惊了。回到家,他寻找着窃听器,愤怒地拉扯墙里的导线,不寒而栗。
影片结尾相当感人,作家通过尘封档案,找到窃听者。咫尺之遥却不便相认,他写了一部小说来报答自己的救命恩人。
[女明星]
西兰德举手头足是明星风韵,她笑着舞着,眉睫的浓妆,隐含着沧桑和阴郁。她正处于一个盛极而衰的临界点,由熟透的顶峰下走。我暗想:清雅明丽的女子更与剧作家的气质相配。越看越感到导演的匠心独具,那是铁幕下人人自危的人性的真实。西兰德代表着矛盾和挣扎,被命运的浊流囊挟而去,沾染着污泥秽气。她不得不屈从于文化部长的淫威;在无所不在的监控重压和恐惧疲惫中崩溃,被迫招供,出卖枕边人……爱情与背叛,坚贞不屈与苟且偷生,轮番撕扯割裂,难以承受这一残酷的悖论,她痛悔不堪,撞车自杀。
德莱曼跪地扶尸恸哭,却再也唤不回深爱的女人,仰首望天,苍天无语,目光掠过被无尽枯枝遮拦的灰暗天空……令人 唏嘘不已。
[秘密警察]
1984年,代号为XX/7的秘密警察维斯勒日夜窃听监视剧作家德莱曼和他的演员女友,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使这位铁面冷血的特工改变初衷?本片的细节刻画尤见功力。
偷窥窃听,本身就行为不端,心理阴暗。打着国家安全旗号,加害无辜人士,沦为专制独裁机器的特工,多半锁住心扉,任何情感的流露,都可能带来杀生之祸。日久天长,成了变态异化的人。
维斯勒——这位资深敬业的特工,双目永远深邃冷静。在剧院,他像鹰犬一样盯上了剧作家。演出成功,观众掌声如潮,对女明星的爱慕,在他眼中一闪而过。
日夜窃听监视,他对剧作家和女明星的生活了如指掌,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他们的挚爱和苦恼,艺术圈子,朋友,自由活跃的思想,对艺术创作的热忱等等,一切都那么自然真诚。
相比之下,自己鬼鬼祟祟的生活多么空虚乏味啊!他悄悄潜入剧作家的房间,抚摸床铺,偷走诗集。他读着德莱曼的诗句:“我们头顶乾净的天空,生活在沉没,鸽子仍在飞翔。”
他发现剧作家并非极端分子,这一切不过是好色的文化部长为了占有女明星,欲借安全部之手除掉剧作家罢了。他渐渐对他们起了同情心。被部长强占,女明星屈辱无奈,痛苦低泣,楼上监视的维斯勒,半身倾斜,似要抚慰这可怜的女人。
他以戏迷的身份,鼓励西兰德按自己的真面目做人,使女明星拒绝了文化部长,回到爱人的怀抱。
当剧作家含泪忍痛弹奏乐曲,怀念自杀的导演时,楼上窃听的维斯勒泪光闪闪。
剧作家撰文抨击东德大量自杀现象背后的极权制度根源,通过友人带出境,在西德周刊发表。震怒的东德高层责令安全部限期追查。
在职责和良心的冲突之间,维斯勒选择了后者。他没有向上司汇报。紧急时刻,铤而走险,拿走了那台作为重要物证的打字机,销毁证据。
如果说女明星西兰德令维斯勒不由自主的倾心,那么剧作家德莱曼最终让维斯勒敬重的是正直品格。女明星自杀后,维斯勒对这所谓的工作倍感罪恶、荒谬和厌恶,坚定了他不惜沉重代价保护作家的决心。
人性的复苏,让他由一台工作机器,变成入戏的观众。艺术家丰富的情感和浪漫气息,那对苦命鸳鸯的悲剧,有着直击心灵的震撼。从冷眼旁观,倾慕同情,到介入相助,尽在不知不觉中,那样自然可信。
他被撤职查办。柏林围墙倒塌后,他是个普通的邮递员,他是平静放松的。一天,他意外的看到了剧作家写给他的书,湛蓝的眼睛充满欣慰和温暖。
影片没有仅仅纠缠于对过去的控诉,而是探索人性的善恶和灵魂的救赎。在一个专制政权无孔不入的极权社会,穿越无边黑暗的是一缕良知的光辉。
心声
《窃听风暴》风靡世界,中国却严令禁演,顿使该片的盗版DVD在大陆大为流行。监控的恶梦,德国人已成过去,在中国仍梦魇不断。太多伤痛惨烈的记忆,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指鹿为马,无中生有,落井下石,夫妻反目,父子揭发……六四之后,当局强化特务治国,达到登峰造极。在国内展开大规模窃听、跟踪、卧底与监视,并将这种监控布及网络、扩及海外。很多异议人士、民运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信徒看此片更是感同身受。
我的一位朋友因不肯放弃修炼法轮功被劳教,一年半后放出,刚回家过年不到半个月,就又被窃听电话,拆查信件,骗出家门,蒙上黑布抓走,再度劳教两年。
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手机定位抓捕;有人在录像机后面发现了警察安装的监控摄像头;现在发展到语音监控、跟踪,利用每个人区别于他人的声音特征的声谱,通过特殊的设备,窃听到这个人所接听、拨打的一切电话。被监听后,你再怎么换电话、换卡也没用。
无数屈死的冤魂,一场场摧毁性的灾祸,都没使这个民族深刻反省、彻底觉悟,反而习惯性的麻木冷漠,一再重蹈覆辙,殃及无辜。低俗的搞笑,华丽浮夸的大片,充斥视听,人们淹没在党文化的陈词滥调中,久而久之,造成集体失忆哑语,不知道、也不会发出自己的心声,那是最可怕的扼杀。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拍出真正反映心声的优秀影片?正视历史,以史为鉴,知耻而后勇,重德向善,那才是我们走过灾难重创、民族复兴的希望。
【大纪元4月19日讯】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公民普遍有持枪权利的国家,反对公民普遍有持枪权利的呼声并非现在才有。公民普遍有持枪权利,法律上它源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二条: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人民有别于政府,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有别于政府军警持有和携带武器;保障自由州有别于保障联邦。两百多年来,民间就是据此一直拥有武器。人们在拓荒中跟野兽和强盗斗争时,已知道持枪的重要。美国独立战争时,民兵和游击战已使各州人民普遍认识到公民普遍有持枪权利是公民权和州权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捍卫公民权和州权的最后手段,是对产生暴政的威慑和制约,是保卫自由与和平的一道钢铁防线。对农民起义,开国者看法不同。华盛顿认为政府要制止这些骚乱,要建立更强有力的政府。杰弗逊却说"我喜欢不时有一场小暴动","自由之树必须时常以爱国者和专制统治者的鲜血使之更新常青,这是它的天然肥料"。美国建国初期,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建立一个由少数富裕的精英组成的中央集权的政府,这种主张称为联邦派,一种主张是建立一个由全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受制于地方自治的中央政府,这种主张称为民主派,杰弗逊是主要代表。两派一致的是要防止专制和暴政。
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上,民主派的意见在宪法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有人提出宪法中应有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但到反对,表决时以10:0票被否决,结果引起各州人民的不满,有些州拒绝批准这个宪法,有些州则要求补充这个宪法做为批准这个宪法的先决条件,当得到批准这个宪法后补充这个宪法的保证后,这个宪法才获得多数州的批准。这个补充,就是宪法修正案中第1条至第10条,被人们称为人权法案,它体现了各州人民的要求,体现了《独立宣言》的精神,体现了人民主权思想,公民普遍有持枪权利就是在这种立宪背景下产生的。
目的是:保证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是保证国家政权的权力来自人民和组成国家的各州,防止产生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防止外侵,防止产生专制政权,防止产生军人独裁政权,防止产生寡头统治,保证州自治,保证思想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自由选举。根本目的是:建立民治政府,消除政府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把这个国家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上,即人权的基础上,建立防止滥用权力的第一道防线。人权法案是美国民主力量和人民抗争并平衡、中和、削弱企图建立一个少数人集权、政府高度集权、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的努力和倾向的结果,是民主力量和各州人民的胜利。今天看来,它是人类文明的胜利。
权力分立与制衡,是为用权力制约权力。建立联邦,是为使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的各州能建立起统一的市场、统一外交政策、统一的国防、统一的财政,形成国家。同时,保证州自治,保证州对联邦政权的监督和制约,保证州之间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确立联邦权,是为形成统一国家和政府,是为建立统一市场,是为维护各州的共同利益,是为限制联邦权力。确立州权,是为保证各州之间的平等,是为保证各州的特殊利益,是为了保证州自治,监督和制约中央政府,防止中央政府滥用权力。确立公民基本权力,是为从根本上保证人民的自由,保证人民对政府的管理和控制,保证各州自治,保证人民自治,防止政府滥用权力。
人民授予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地方政权授予中央政权的权力是有限的,公民普遍有持枪权力,意味着不允许政府垄断武器,反映人民对政府不完全授权。人民授权政府常备军警拥有武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同时又保留人民持枪的权利,保留人民自保的权利,保留人民监督和政府的权利,从而达到人民利用政府管理社会的同时,人民又管理和制约政府,人民又参加社会管理和政府的目的。
建国之初,杰斐逊提出,要使美国成为民主的根据地。只有相信多数人的人们才可能建立这种国家。只有这种国家,人民只有建立这种性质的国家,才有可能普遍有持枪的权利。人民普遍有持枪权利,这种国家才有可能长期存在。后人称,华盛顿是美国之父,杰斐逊是美国民主之父,华盛顿使美国独立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新建立的国家,杰斐逊使美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新类型的国家。
成功与问题
任何管理措施都存在利弊两面,都存在矛盾。公民普遍有持枪权利也有两面。
两多百年来,美国没有产生独裁政权,没有产生军人独裁政权,没有产生寡头统治,没有产生精英垄断的政府,没有产生无限权力的政府,没有产生一个无限权力的中央集权。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教育和文化最发达的、科技和经济最发达的并有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的国家,美国已成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有大量富人捐款办公益事业的国家,美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吸引力和包容性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已成为近两百年来世界上内战和内乱最少的最稳定的国家,美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开放的流动性最大的国家,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民主与法治程度最高的国家。
公民普遍有持枪权利对保证美国社会的自由、稳定和发展起重大作用。美国曾出现坐在轮椅上不能走动的八十多岁的老太婆拿出轮椅底的手枪击毙进来抢劫的身强力壮的年青的歹徒的典范,曾出现六岁的小孩在他父母被闯进家中抢劫的歹徙打昏在地后拿出手枪击倒歹徙的奇迹。当美国的校园治安不好时,不少父母就赶紧送枪给住校的女儿防身。这仅仅是这种权利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起积极作用的一种表现。
公民普遍有持枪权利,同时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一些问题,在美国出现校园枪击惨案、公司枪击惨案、街头枪击惨案。这些问题,比较于产生专制政府、军人独裁、国内混战对人民的摧残的问题,微不足道。这些代价,比较于成功,微不足道。
比较于中国近两百年来,专制政府、军人独裁、外侵带来的问题,微乎其微。不算太平天国、十年内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光一个抗日战争就死两千万人。现在,杀人、强奸、抢劫案也天天在发生。这远远超过美国人自相残杀。苏联仅仅一个大清洗,就杀害了两千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9。这远远超过美国人自相残杀。二次大战时,德军进攻,不到10天波兰军队就崩溃,不到5天荷兰军队就崩溃,只18天比利时就投降,不到1个月法国军队也崩溃。军队不一定可靠。美国已从建国时300多万人口变成现在2亿多人口。如果美国每年真的出现100万起枪击案,死伤100万人,用不了多少年美国人就死光。权衡利弊,不能不说美国的民主派和先人富有远见,这是非常成功的措施。
本质与作用
公民应不应有持枪的权利,从根本上讲是相不相信多数人?人民需不需要自保?人民应不应有自保的权利?政府是不是万能?每个进入政府和军警的精英们乃至国家领导人是不是十全十美而且是不是绝对不会变质?政府有没有变质的可能?人民有没有废除、建立、管理、控制和更换政府的权力?民间应不应有武器?民间应不应有反抗暴政的力量和反抗外来侵略的力量?社会稳定和发展是依赖广大人民群众还是只依赖极少数人?
如果公民普遍没有持枪的权利,这就等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持枪的权利,在这大多数人中,缺乏理智的人和坏人是少数,好人和有头脑的人是多数。禁止公民普遍有持枪的权利,实际上是禁止大多数好人合法地拥有枪支,因为无法完全禁止住少数坏人非法获得枪支,无法做到少数坏人绝对弄不到枪支,也无法做到每个持枪的好人都绝对不会变成坏人。禁止公民普遍有持枪的权利,其结果往往是:守法的人无法合法地拥有和使用枪支,而不守法的人却往往能非法地拥有和使用枪支。
公民普遍有持枪的权利,这意味着任何人、任何组织包括政府和军警都没有垄断使用暴力的特权。这对政府和常备军及警察是一种时时存在和处处存在的强有力的最终的监管力量,能有效地及时地广泛地防止有枪的人滥用枪支,能有效地防止枪杆子成为少数人搞专制腐败统治的命根子。同时这也是一种可以时时和处处弥补和扩大常备军和警察作用的力量。当人民无法通过和平方式推翻专制腐败的政府或违背人民意志的政府时,人民可以迅速地组织起来,用暴力来反抗暴政;当出现外侵时或突然袭击时,尤其是常备军不能进行有效抵抗或失效时,人民可以迅速组织起来进行抵抗;当人们在生活中突然遇到暴力或威胁而公共安全组织及人员又不能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时,可以增强人们的自保自卫的信心和能力;当老弱病残者遭到强者侵害时,有助减少强者的优势,增加老弱病残者的反抗能力和信心;在平时的生活中,有助培养人们的自立精神、自助精神、自治精神、反抗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一些中国人在谈到有的弱者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受抢劫呼救,没人理没人管,围观的人们无动于衷时,常说这种笑话,当时要是有个美国人在场,这种事肯定就有人管。一些中国人喜欢骂"世界警察",结果是有人落水时不少人在岸上看却没一个人跳进去救人,结果是几个没枪的歹徒在一辆车上就能抢几十人。更令人瞩目的是,二次战后,美军占领西德和日本,并帮助其改造成民主的发达的独立的国家。
代价与风险
在公民没有持枪权利的一些国家,在政府严格管制枪支的一些国家,也出现不少无辜的人死亡,或死于内战,或死于外侵,或死于暴政,或死于饥饿。美国公民普遍有持枪的权利并非没有枪支管制。美国枪支管制的目的是为保证大多数公民有持枪的权利及合法获得和使用的权利,并非为了限制大多数公民的持枪权利,并非为了使公民持枪权利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并非为了保证少数人对枪支的垄断。历史上各种国家产生内战、产生暴政、产生内乱、产生饥饿、对外侵略,挨人侵略,并不是因为人民或公民普遍有武器或有持枪的权利。
歹徒有枪做恶和黑社会组织有枪做恶是十分可怕的事,但人们没枪抵抗更是可怕的事。出现有枪的黑帮团伙和土匪是可怕的事,出现用枪打群架是可怕的事,但出现一个专制腐败的政府,出现一个好战和专横的政府,出现一个法西斯政府、出现一个好大喜功的政府、出现一个横征暴敛挥霍无度的政府、出现一个强奸民意的政府、出现一个流氓政府和无赖的政府这更可怕。一个被贪官污吏、流氓、恶霸、骗子、文痞、御用文人、奸商、高级烂仔和打手把持的为所欲为的政府和军警部门所产生的危害性远远大于黑帮或一些不守法的人。
禁止人们普遍有持枪的权利,禁止民间拥有枪支弹药,实际是剥夺人民维护自由和生命的权利,实际是削弱和剥夺人民的自卫能力和自保能力,实际是削弱和剥夺人民的自治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实际是保护少数人垄断和把持人民管理社会和政府的权力,实际是把人民的生命和尊严、人民的命运和前途完全交给极少数人,实际是禁止人民管理和监督政府,实际是削弱人民反抗专制腐败统治的能力,实际是削弱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
当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对有枪炮的侵略者或专制腐败的统治者时,会像绵羊面对穷凶极恶的豺狼一样。一个社会中,99%的人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好人,却没有持枪的权利,当1%的人垄断持枪权利后出现胡作非为,这个社会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一个社会中,99%的人没持枪权,只1%的人有持枪权,99%的人的生命和尊严要依赖1%的人的觉悟和良心,这非常不保险。当99%的人把自己的安全寄托在1%的人手中,而没有强有力的有效的约束条件时,当1%中的多数人不负责任或危及99%中的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时,怎么办?当这1%的人中的好人管不住这1%中的坏人时,怎么办?当这1%的人被坏人控制怎么办?如果,99%中的多数人手中有枪,1%中的多数人要持枪胡作非为就必须先考虑99%中的多数人手中的枪。
民间普遍有枪支武器对于人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民意与社会
从少数人垄断持有常规武器的权利和绝大多数人有持枪权利的利弊的比较来看,从美国社会变化运动的过程和结果来看,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目前的结果来看,美国公民普遍有持枪的权利,这并不是美国社会的一大缺点而是美国社会的一大优点。
它是人权的有机组成部份,它是美国民主制度和社会稳定的最坚实的最广泛的最深层的基石之一,是保卫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最后的一道防线,是人民自保的防线,是一道到处时时存在的人民组成的钢铁防线。它是人民自治、地方自治、地方平等的坚强后盾和最坚实的难动摇的基础,它是民主与法治的坚强后盾和最坚实的难动摇的基础,它是人民监督、管理和控制政府和军警的坚强后盾,它是防止和抵抗外侵的坚强后盾,它是公民充分自由和平等的表现之一。它有力地有效地保障美国两百多年来在民主的轨道上稳健地发展,它是美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一种竞争优势和无价之宝,是美国社会充满活力和生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份,是美国社会存在的强大的内在力量之一,是美国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的基础之一,它是美国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之一,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之一,是自由、民主、平等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在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它是人民主权思想的最彻底的表现,它充分反映美国社会中公众力量的主导作用和基础作用,它充分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人权水平、文明水平、民主水平、平等程度、开放程度、稳定程度、强大程度。
这个国家是在试验和冒险中发展的,是在多样化和兼容并蓄中发展的,是在相信人民和人民的怀疑中发展,是在挑战和揉和中发展的。
尼克松在水门丑闻中含泪下台,克林顿在性丑闻向国会交待与莱温斯基的隐私,戈尔与小布什竞选矛盾让法院裁决,军队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丑闻经常曝光。罗斯福向日本宣战,要经国会批准;小布什宣布打塔利班要经国会批准,要打萨达姆要经国会授权。总统、州长、议员竞选要拉票,政府没有报纸和电视,没有对内广播电台,任何政党都没有垄断思想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的权力,谁都无法垄断新闻出版为自己涂脂抹粉和攻击污蔑他人,谁都无法通过欺行霸市独家生意来颠倒是非捏造歪曲事实愚弄人民,任何财团都没有收买大多数人和大多数投票权的能力。多数人要是满意克林顿,戈尔又是个能说会道的帅哥,与小布什竞选就不会旗鼓相当。不少人们认为佛罗里达州治理出色,认为克林顿执政时的美国经济成就得益于里根执政时期的改革,说撒彻尔夫人是第一代新自由经济的代表,里根是第二代代表,小布什是第三代代表。
这种社会中,有一个开放的制度,没民意基础的措施难产生难长期存在,没有民意基础的人很难上台,宪法和法律不是少数人随心所欲的工具,议员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人民想要的东西变成切实可行的法律和规章。马萨诸塞州和马里兰州实行最严格的枪支管理法,说明这些州的人民普遍要求严格管理枪支。50个州中42个州缺乏基本的枪支管理法,说明这些州的人民不赞成严格管理枪支,说明美国大多数州、大多数人不赞成严格管理枪支。如果修正案第二条是个错误,如果大多数人反对公民普遍有持枪权利,人们早已根据美国宪法第五条制定修正法。
不过,如果美国人民放弃这个权利和自由,就等于放弃当自由受到武力攻击时立即用武力保卫自由的权利和自由。当自由受到武力挑战时,人民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美国的先进性就可能会因此退化和逊色。
美国人已积累两百多年实践经验和阅历,已思考、讨论、争论和权衡了两百多年,有人主张美国人民放弃这个权利,有人主张人民不能过度地相信和依赖政府,因为政府是人组成的,美国人民还是保留这个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