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4月16日(星期一)
上周四(12日)原重庆市棉纺一厂下岗女职工唐武,因代表原所在工作单位上万名下岗职工维权被拘留。4月13日,重庆棉纺厂数百名职工高喊口号、举着横幅进行示威抗议活动,要求当局立即释放唐武。当局迫于压力,于13日傍晚5点将唐释放。
这370名上海居民,或因野蛮拆迁而失去家园,或因企业改制而被解除劳动关系、以致衣食无着,或因司法腐败而遭到各种不公正的对待。他们说,之所以给新市委书记习近平写信,是因为“上海帮陈良宇和韩正”利用所控制的国家机器,欺压遭到厄运的冤民,堵截、殴打上访市民,甚至将一些人送进精神病院,他们希望习近平为他们做主。
去年3月,这3人起草了一封匿名检举揭发信,分别投递运城市有关领导人和机构,揭发李润山各种问题。揭发信被转回来,送到了县委第一把手李润山手中。稷山县委动用公、检、法系统,成立“重案组”,全县所有的在职和离退休干部的手写资料被送到公安局审查研究,重案组从上千份资料中最终找出了3名举报人。
由于官方无法对我并未出版的政治著作认定为“犯罪”,所以便对我已发表的8篇批判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及传统社会主义错误实践的理论文章,进行了两次违法重复起诉,5次延期审理(检察院“建议”延审4次,法院报批延审1次),先后历经了长达两年的时间,最终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我和燕鹏定性科刑,在素称“东方瑞士”的中国沿海开放城市——青岛,上演了一起在权力意志的安排下,由市委宣传部及公检法密切配合,联合制导的假意识形态制造“政治敌人”,借法律工具惩罚“思想罪犯”的当代文字冤狱,在法庭上被申诉人辩护律师称之为21世纪的胡风案。
说起来呢,这个题目在座各位都不是最合适的听众。因为你们来听,就表明你们很大程度上已经克服了心里的恐惧。恐惧的人他就不敢来了。所以我们讲的,包括我们写那么多书,写那么多文章,都面临这么一个问题。愿意看的人,那就已经表明,他愿意摆脱这个党文化的控制,而那些不敢摆脱党文化的人,他看都不敢看。
住在圣彼得堡的马慧,在3年前就已被驻俄罗斯的联合国难民署接纳为难民,但俄罗斯移民局不承认法轮功难民,不给她在俄罗斯的难民居留身份,她的难民申请始终因此处于诉讼中,3月30日号,她的案件将再次开庭。马慧的律师表示,在法庭开庭前,将人遣返出境属于非法,依照俄罗斯的法律,诉讼期间马慧在俄罗斯居留是合法的。
天津市武清区高村乡牛镇村一大队法轮功学员薛桂清,在九九年中国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多次遭到非法关押和酷刑。于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被天津女子监狱迫害致死。享年五十四岁。记者试图采访当地法院,却遭无理拒绝。
美国神韵艺术团在台湾造成的古典旋风,吸引了政治、演艺、艺术、建筑、雕塑等各界菁英的注意力,4月16日晚上7点30分,神韵在台北市国际世贸会议中心演出,来自各界的人士,共同沉浸在东方古文明文化。
据明慧网报导,中共上海宝山区公安局国保处警察魏志耘,2007年1月29日正常开车到单位上班。上午开例会之前,她正拨打着手机,突然倒地不省人事,随即瞳孔放大,大小便失禁,暴毙而亡,年仅42岁。
巫一毛:“那时候我到天津,他们觉得多了一个人吃饭,因为那时候不够吃,姥姥就特别疼我,她自己不吃,喂我吃,姥姥就饿着,舅舅就说这样要把娘饿死,要赶走我,我又回到合肥,就这样踢来踢去像是踢皮球。”
《华西都市报》消息,四川省绵阳市冯宝莉,无怨无悔地照顾瘫痪的丈夫和患老年痴呆症的婆婆7年,在丈夫的再三恳求下终于同意离婚,但却要带着瘫痪的丈夫和患老年痴呆症的婆婆一起改嫁。
数百名职工声援 当局放人
据中国泛蓝联盟报导,上周四(12日),50多岁的唐武因与本厂10几名下岗工人走上街头抗议示威,代表所有下岗职工维护权益,被重庆公安局以“聚众闹事”为由关进沙坪坝区白鹤岭看守所,并处以治安拘留12天。
4月13日10点,棉纺厂的数百名下岗职工到重庆市沙白鹤岭看守所门前声援,要求当局立即释放唐武,现场职工高喊口号和举着横幅:“反腐有理 维权无罪”,并大声唱起了《国际歌》。
重棉一厂的声援活动,得到重棉二、三、四、五、六厂的下岗职工的支持,和重棉一厂工友一起,前往重庆市公安局示威抗议,强烈要求警方立即放人。
在工人们的强烈要求下,当局被迫允许将唐武保释。在现场,工人们当天按每人限捐一元的方式募捐,共收到900多元募捐款,来支付唐武的保释费用。
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张起表示,重庆从一厂到六厂的下岗工人联合起来维权。当局抓了唐武,被抓之后,这些工人到公安局门口和拘留所门口去抗议,当局迫于压力,一天半的时间就把唐武给放了。
下岗职工长期维权抗争
据悉,重庆棉纺一厂原是国有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因企业股份制改革,许多工人被强行解除劳动合同下岗,失去了所有福利待遇。工人们已维权长达5、6年之久,但至今没有任何结果。
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华一在经过深入调查后,他表示,在整个企业股份制改造过程中,企业与当地政府暗箱操作,工人们的正当权宜始终未得到合理解决。导致重庆棉纺一、二、三、四、五、六等厂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成为某些利益集团和权势人物的囊中之物。
华一解释,在改制过程中,工人被强行解除劳动合同,当局以种种藉口和施以种种强权,并在当地公安机关配合下,把工人推出了为之倾注一生汗水的工厂。2005年11月左右,工人们曾走上街头,自发地开始了长达1年多的持续不断的游行抗议活动。
重庆棉纺一厂职工表示,很多职工在工厂工作了20至30年,他们将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交给了国家及青春奉献给了企业。但工人权益却得不到保障,当局用一年200元人民币的价钱,就买断了这些职工的未来,如工作30年,工人只拿到6000元人民币的买断款,未来的生活就没人理了。
职工说:“这是对工人财富的剥夺,是强盗行为,他们不服气。他们曾经找政府、轻纺局主管单位等等部门,但没有人和他们谈判与协商,他们都保持沉默,说没有政策解决这个问题,对职工问题不理不睬。被买断后,职工每月只靠低保210元人民币生活。”
而在3月23日,重棉一厂200多位下岗工人自发地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土湾地区马路上举行游行抗议活动,当局派出上百位军警分乘六辆警车前来与群众发生严重对恃。在军警恐吓和驱逐下,职工们和平地退却,没有给当局留下镇压的口实。
职工:将继续抗争 抗争到底
唐武被抓进看守所后,她绝食抗争2天,因原患有高血压等病症,现在她的身体非常虚弱,放出来后被工友马上送往医院治疗。
重庆棉纺一厂职工表示,维权多年了,当局对工人的情况置之不理,工人没办法,只好走上街头抗争。但当局派来警察要镇压,并抓了维权代表。
一位职工说:“现在工人情绪很高涨,我们很绝望,一无所有,老无所养,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为了寻求真理,我们没有放弃过抗争,工人阶级连生存权都没有,心在流泪,一直在等待,还是这个结果。”
重庆棉纺一厂职工表示,他们将继续抗争,抗争到底,真理会站在他们这边的,也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失业劳工的悲惨状况。
目前事件仍在发展中,本报将继续关注。
【大纪元4月16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上海市被剥夺基本人权、受到各种不公正对待的370名市民,不久前致信新上任的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要求市政府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还他们以公道。这370名上海居民,或因野蛮拆迁而失去家园,或因企业改制而被解除劳动关系、以致衣食无着,或因司法腐败而遭到各种不公正的对待。他们说,之所以给新市委书记习近平写信,是因为“上海帮陈良宇和韩正”利用所控制的国家机器,欺压遭到厄运的冤民,堵截、殴打上访市民,甚至将一些人送进精神病院,他们希望习近平为他们做主。
网络杂志《中国事务》主编伍凡表示,这些上海市民希望习近平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作为---
伍凡:“想试试新官上任三把火,因为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人在陈良宇手下,怎么讲他都不理你。其实是对这些制度也好,对各个层面的官员都是一种控诉。”
但是,旅美劳工权益活跃人士刘念春表示,370人所反映的问题是制度造成的。他怀疑习近平能解决这些问题---
刘念春:“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旧的问题没解决,又有新的问题,日积月累问题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人数越来越多。习近平刚到上海当市委书记就收到370人的联名公开信,这些只是一个代表,实际上上海市的问题肯定不是就370人这么小的范围。我看他也没什么好办法来解决,因为这些都是制度上的问题。制度不变,这些问题就解决不了。”
在上书习近平的370名上海市民当中,许多是野蛮拆迁和企业改制的受害者。对此,伍凡表示,中国的土地名义上是国家的,实际支配权却控制在地方官员手中,这些人与商界勾结,剥夺市民正当的土地使用权。至于“被非法解除劳动关系”,实际上就是所谓被“买断工龄”---
伍凡:“50年代或者60年代参加工作到工厂了,那么工厂破产了,或者是转移卖给了某个私人了,工人他不要了,一个就是工龄,一个就是劳保,一次算清,就是买断工龄几十年,退休还可以拿退休金,但他不,就给你一次性10万、20万、30万。等于是国家给的劳保统统被这些人拿光了,政府不管。”
部分上海市民致习近平的公开信批评国家的《信访条例》不能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伍凡表示,这是因为《信访条例》的宗旨是维护稳定---
伍凡:“《信访条例》的宗旨是维护稳定,并不是帮你来解决问题。”
公开信的署名者说,他们将保留和平上访的权利,但是他们不会做破坏上海稳定与发展的事情。
【大纪元4月16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王玲2007年4月16日香港报导)山西地方当局把两名举报县委书记的官员按刑事犯罪判处徒刑,还有一人被刑事起诉。观察人士说,这一案子“凸显地方治理的深刻危机”。山西稷山县当局动用司法机器,把几名检举揭发县委书记李润山的官员送上法庭,其中稷山县人大法工委主任杨秦玉和县委干部南回荣被控犯诽谤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3年。
地方当局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两人投递匿名信,“诽谤”稷山县委书记李润山。稷山县农机局局长薛志敬4月初也被县检察院起诉,不久将以同样罪名送上法庭。
*匿名检举信转回县委一把手*
去年3月,这3人起草了一封匿名检举揭发信,分别投递运城市有关领导人和机构,揭发李润山各种问题。揭发信被转回来,送到了县委第一把手李润山手中。稷山县委动用公、检、法系统,成立“重案组”,全县所有的在职和离退休干部的手写资料被送到公安局审查研究,重案组从上千份资料中最终找出了3名举报人。
去年8月,杨秦玉和南回荣戴着手铐,在县委大楼受到全县干部批斗,同时被宣布开除中共党籍和公职。
稷山县老干部、当事人之一的南回荣对美国之音说,李润山2004年当上县委书记,但其所作所为,当地老百姓很反感。他说:“所以,我们整理了4个方面的材料,2006年4月8号打印成材料,4月9号用信件发出了37封。4月18、19号,稷山县开人代会。公安局在这个情况下,在19号凌晨就把我和杨秦玉抓走了。”
*深夜逮捕 外地突审*
南回荣说,警方深夜逮捕他,并抄了他家。天亮转到100公里外的平陆县进行突审。南回荣说,当时稷山县公安局局长贾崇文专程从稷山县赶到平陆参与审讯。
南回荣的同事、一位姓宁的干部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检举揭发的李润山直接指挥了对这些写信人的司法处理。他说:“县委书记李润山以县委书记的身份慰问参加办案的干警去了。宣判的结果是,党上是开除党籍、行政上是撤销职务,法律上是判一缓三。媒体披露后,山西省运城市还是对这件事不理睬。”
*公安局长:断章取义*
美国之音给负责此案的稷山县公安局长贾崇文打电话。贾崇文说:“这个案子是他们个别人想翻案,断章取义。情况不像他们说的那个样子。”但是,贾崇文不愿介绍“真正的情况”到底如何。他说,接受采访要上级批准,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要走。
审理这个案件审判长、法院副院长高裕民不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说:“你找县宣传部去吧。”
*胡星斗:地方治理深刻危机*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星期日撰写文章,强烈抨击了稷山县当局的这种做法。他的文章题目是:“稷山举报案凸显地方治理的深刻危机”。胡星斗说,某些地方负责人特别是一把手已经把公检法变成私人警察、私人武装、私人法院。
胡星斗还说,举报材料落入被举报人手中,运城市、稷山县的一些官员沆瀣一气,县委、纪委、人大、政府的某些人串通作恶,谁来监督他们?胡星斗质问说:为什么没人去查查举报的内容是否属实?失职的官员该当何罪?
中国媒体报导,稷山县委书记李润山说,他向法院打了招呼要轻判,以体现他的“宽宏大量”。胡星斗评论说,如此公开干预司法,如果是老百姓与特权人士打官司,怎么可能赢?
【大纪元4月16日讯】2001年7月12日,国际奥申委投票决定2008年奥运承办国前夕,有关部门为控制民间持不同政见者行踪,制造了“燕鹏偷越国境案”(已经事实验证为假案),招之国际舆论哗然。当时,公安当局发现燕鹏手提电脑中存有我尚未出版的30万字政治书稿《后对抗时代世界变局与中国变革》与大量文章,于同年8月13日声称“执行上级命令”,突然拘捕了我。由于官方无法对我并未出版的政治著作认定为“犯罪”,所以便对我已发表的8篇批判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及传统社会主义错误实践的理论文章,进行了两次违法重复起诉,5次延期审理(检察院“建议”延审4次,法院报批延审1次),先后历经了长达两年的时间,最终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我和燕鹏定性科刑,在素称“东方瑞士”的中国沿海开放城市——青岛,上演了一起在权力意志的安排下,由市委宣传部及公检法密切配合,联合制导的假意识形态制造“政治敌人”,借法律工具惩罚“思想罪犯”的当代文字冤狱,在法庭上被申诉人辩护律师称之为21世纪的胡风案。以下仅从本案几处明显违法事实,看中国司法现状有多荒唐。荒唐之一:市委宣传部提供“执法依据”
青岛市委宣传部为给公安当局提供出师无名的“执法依据”,对我早先撰写的大量文章进行筛选、歪曲与阉割,做出了充满文革遗风的所谓“审读意见”,该意见称:“在思想理论方面,这些文章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宣传违反宪法的政治观点,从根本上否定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攻击三个代表思想;在政治方面,这些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集体领导的合法性,为1989年六、四事件翻案,煽动反对党的领导和我国现行政治制度并为其出谋划策。”(见本案判决书第5页)这种由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宣传部门,“审判”文章观点,制造“执法依据”的做法,不仅是典型的以党代法,且是让运动员做裁判员(申诉人文章批判的正是宣传部门的传统僵化观念)。为陷害忠良,当局不惜让市委职能部门赤臂上阵,如此不加掩蔽的非法操作,实为中国后文革时代所罕见。惩罚犯罪的依据只能是法律,岂能是一纸“审读意见”;法律惩罚的只能是行为,而不是思想。这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公检法直接援用市委宣传部门从“理论上”到“政治上”判定思想犯罪的“审判意见”为执法依据,可谓荒唐到了极点。
荒唐之二:两次重复起诉
尤为严重的是,青岛市检察院明知起诉思想犯罪违宪,但为达久拖不决又能长期关押之目的,公然在事实与证据没有丝毫变化的情况下,动用了起诉、撤诉,再起诉程式,仅就8篇文章,用同一份起诉书,只字未改地违法重复起诉了两次。后经法庭审理印证,检察院两次起诉的内容,都是8篇文章,事实与证据没有丝毫变化。按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中规定,认为事实与证据确有变化的起诉案件,可以撤回起诉,另作处理。对需要重新起诉的,则应在起诉中体现出事实与证据新变化的情况。如此连标点符号都未改变的同一份起诉书,两次兴讼,是的的道道的违法重复起诉。
荒唐之三:5次延期审理
青岛市检察院,为达久拖不决之目的,竟规避办案时限的法律规定,先后4次“建议”法庭延期审理(刑诉法规定,检察院只有两次建议延审权),致使法庭在长达8个月无法开庭。为达同样目的,法院又自行延期审理1次,总共5次延期审理,超过了其正常受理时限的7倍,致使当事人在令人窒息的狭窄牢房里,被超期羁押了1年又1月,才于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迫于舆论压力,仓促开庭。本案业经上诉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不仅未就一审判决程式严重违法侵权,回避事实,采信伪证(青岛公安局提交书面伪证)等问题发回重审,反而继续藏污掩尘,超期羁押,再次拖延时限大半年,如此久押不决的程式荒唐,充分认证了本案实体上的违法性。
荒唐之四:法庭公然剥夺被告人的辩护权和申请证人到庭的权利
在法庭上,公诉人在辩论中理屈词穷,尴尬出丑,竟然以“这是社会主义法庭”为由,要求审判长剥夺我正常行使的辩护权,正如一个输不起棋子的劣等棋手,掀了棋盘说棋盘是他的一样荒唐可笑。而本案审判长居然听命于公诉人,公然非法剥夺了我的辩护权和申请证人到庭的权利,致使这一以审判文章观点为主题的法庭,再现了欧洲中世纪异端审判所的场景。
荒唐之五:附加刑高于主刑
本案最终判决认定我“态度不好”,判处有期徒刑3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5年,再次开创了中国司法荒唐新局面。众所周知,世所诟病的中国“剥夺政治权利”,不过是依附主刑的一种附加刑罚,其最高刑期为5年,即使判处无期徒刑的也未必适用最高附加刑。虽然法无明文规定附加刑不能高于主刑,但在司法实践中从未见过附加刑高于主刑的判例。中共当局为达封杀我一支笔之目的,竟不惜滑天下之大稽,对我一个以写作为生的草民,适用最高附加刑,实在是中国司法史上之奇谬!
由此可见,亲爱的“执法者”们为对我一支不媚贵权的笔,封杀、封杀、再封杀,不惜荒唐、荒唐、再荒唐!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
【大纪元4月16日讯】日前,由博大出版社和大纪元报在纽约华埠中华公所联合举办了第二场“解体党文化”研讨会。会议特邀嘉宾《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新唐人电视台特邀政评员李天笑、政经评论家陈破空和精神医学专家杨景端作了精彩演讲。有近百名听众与会,并与嘉宾展开了热烈讨论。《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的演讲题目是“中国人的心理恐惧”。全文如下:
今天讲的是中国人的心理恐惧。
说起来呢,这个题目在座各位都不是最合适的听众。因为你们来听,就表明你们很大程度上已经克服了心里的恐惧。恐惧的人他就不敢来了。所以我们讲的,包括我们写那么多书,写那么多文章,都面临这么一个问题。愿意看的人,那就已经表明,他愿意摆脱这个党文化的控制,而那些不敢摆脱党文化的人,他看都不敢看。
在座的来听、来看这些东西,就已经表明,你们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种恐惧。而这种恐惧的人,在今天,他主要是对很多问题采取一种鸵鸟政策,采取回避态度。那也是我们在哪怕是自由的海外,宣讲真理的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你要去启蒙的那些人,他把眼睛闭着。其实有些道理并不复杂,他只要肯听,他就能够明白。这些人也知道,他们害怕真理,他们害怕见到事情的真相,乾脆就把眼睛给闭上。这也是目前我觉得中国很突出的一个问题。
中共掌权以后,暴力是其党文化最主要的特征。
讲到党文化我们都知道,党文化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谎言,一个是暴力。那这两个比重,在不同的时期是不一样的。
在中共革命的初期,谎言的成分起的作用比较大。你看当时很多人参加革命他得自愿,甚至还冒相当的风险。那他总要是一定程度上相信那套说法,相信那一套理论,他才会去参加革命。
那么等到中共掌权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为中共是个具有独占性武力的这么一个集团。面临着这么一个庞大的武力集团,一般的人本能的感觉到就是,他有点儿得罪不起。所以哪怕他不用整人,那一般人也会害怕。共产党垄断了一切权力,垄断了所有的新闻媒体,掌握了每个人的生死命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它不进行这种真刀真枪的政治迫害,也足以使很多人就不敢说话了。我们更知道,共产党掌权之后,就建立起了所谓这个计划经济公有制,就把全国人民,财产、个人财产都加以剥夺。政府成了唯一的老板。那不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是不听话者不得食。你只要不听话,它用不着把你打成反革命送去劳改,单单是在工作上卡一卡你,那就会给你造成非常大的损失。所以在当时,这种暴力的威胁、暴力的打击,这个因素就越来越严重。
中共对人民的迫害,由身份定罪到思想定罪,不断加码升温。
我们知道,共产党有个看家法宝,就是阶级斗争,特别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掌权之后,他搞阶级斗争的对象,什么地主富农资本家,或者是原来旧政权的一些军政人员。因为据它说,那些都属于阶级敌人,它就把人分成两类,那是阶级敌人,就对他们实行迫害。当时在迫害的这一个阶段,那至少还有一点是清楚的,就谁是敌人、谁不是敌人,这个好像还有个界限。因为这个敌人,他是按你的身份来确定的,比如你们家有多少地,那你就算地主,你就算敌人,你或者算资本家,或者你原来参加过国民党,你当过国民党的这个官或那个官,那么你就算敌人。所以那个时候是按照人的身份来定罪的,那身份还有一个客观的,可以辨认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是按照人的身份来定罪的。这个时候,共产党的政治迫害就叫杀鸡吓猴。他杀的是鸡,但是猴明明知道它自己不是鸡,但是它看见别人把鸡杀得那么惨,它心里也会感到恐惧。
到了第二阶段,共产党整人的对象就扩大了,就不仅仅是根据人们的身份,根据你们过去做了些什么事情,而是根据你的思想。比如说反右,那些所谓右派份子,就是说你的思想有问题,思想本身就成了一种罪名。而这个思想罪,不像开头那个身份罪,身份罪还有个标准,我是地主我就是地主,我不是地主我就不是地主。而这个思想罪,每个人都成了嫌疑犯,每个人都可能被指控。你的思想不正确,因此你也就会变成阶级敌人。所以到了这一阶段,就是杀猴吓猴了。它直接就对没有犯过,哪怕按照你共产党的标准都没有干过任何罪过,不属于敌人那一类型的人,只要你的思想它看着不顺眼了,就也要成立。
我们知道,特别在毛泽东时代,人们不但没有言论的自由,而且没有不言论的自由,你不说话也不行。比如在反右运动中,有些人是因为讲了这种或那种话,被打成右派份子。但也有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实际上在整个运动中一句话也没有讲。那叫什么呢?叫点头右派、摇头右派。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开批斗会,他居然在那儿摇头,那对这个运动有抵触,他私下反动。有的人说,你看右派份子写的大字报他看了直点头,那说明他思想跟他是一样的,所以你也是右派。哪怕他一句话都没说,也成了右派。这在毛泽东时代是这个样子的,你一个人被打成右派了,你的亲友、你的妻子、孩子都要站出来划清界限。你不说话不行。当然它也得承认,张三是右派,他的妻子儿女不等于就是右派。但是你的妻子、儿女你必须得站出来,你不能不说话。你必须得公开的表示,和你的父亲、和你的兄弟、和你什么,划清界限。在那个阶段是不说话都不行的,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
当然,这种整人运动到后来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整越多,越整越多,到了文化革命,一直整到共产党老干部自己头上来了。我们可以算一算,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在共产党掌权之后受的罪,要远远比他们打江山时候受的罪还要多。共产党高级干部中,死在毛泽东手下的要比死在蒋介石、死在日本人手上要多得多。而且也都知道,共产党整起自己人来比原来整敌人还要狠,比敌人整他们还要狠。
文革的时候把刘少奇打成走资派。当时还在中南海,可能他们一家人还在一起,后来就把他们隔离开来了。最后一次王光美和刘少奇见面,王光美就对刘少奇说,担心事情不好,担心自己,说不定我也会被关到监狱里去。我关到监狱里去怎么办呢?最不放心那个六岁的小女儿,才六岁的小女孩,那孩子怎么办呢?那我把她带到监狱里去吧。小说《红岩》不是写过还有什么“监狱之花”吗?那就是在所谓国民党时期,抓到一些共产党的人。在监狱里生了孩子,那么你跟母亲在一起。刘少奇跟她说,那不可能的,它那是国民党监狱。这共产党的监狱,比那个还凶。所以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对他们这种专制的凶残,那认识得比别人还清楚。
正因为毛泽东时代,这种整人的运动,这种阶级斗争不断的加码,不断的加温,到后来天怨人怒。所以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很快事情就反过来了。那么后来邓小平又上台,就宣布不再提什么阶级斗争了。所以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在第二个阶段中,特别是在八九年之前,由于人们,包括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党外的就不用说,出于对毛泽东时代那种阶级斗争,那种压迫的极度反感,有着很强的追求自由民主的一种冲动,一种热情。这就是我们看到从七十年末期到八十年代,民主运动啊,党内、党外这种呼声不断地高涨。尽管当局也在不断地压制,但是当时就是压制不住,一浪高过一浪。当年邓小平就讲过,要两手硬,搞经济这手要硬,打击自由化这手也要硬。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直到八九年“六. 四”之前,打击自由化的这一手,它老是硬不起来。为什么硬不起来? 就因为很多人,包括共产党内部很多人,包括像胡耀邦、像赵紫阳这种总书记,他们就不愿意硬起来。为什么不愿意硬起来呢?那道理也很简单,他们意识到共产党过去犯下了滔天的罪恶。我们都已经搞错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整别人呢?你现在在搞经济改革了,谁都知道搞经济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嘛!过去共产党整人的法宝就是给人家扣上一个,你是搞资产阶级。现在你自己在这儿当资产阶级了,你还怎么能拿这个当罪名去整别人呢?所以在当时,我们看到,包括像胡耀邦、赵紫阳这种领导人,都对自由化不可能采取强硬的打压态度。一直发展到八九年的民运,“六. 四”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六.四”之后,中共采取赤裸裸不需任何借口的镇压,并且不敢公开责任人。
在“六. 四”事件之后,中共一方面把党内那些多多少少有些自由化思想的人,有民主思想的人,对人民大众真正关心的人,把他们统统赶下台。留在台上的,全是些强硬派,他们也知道他们做的那一套完全是错误的。唯有靠暴力,靠他们手中掌握的武器,才能够维持他们的政权。在“六. 四”之后,我们看到的镇压就是赤裸裸、不要任何借口的一种镇压。
像今年年初,闹得沸沸扬扬的禁书事件。就是原来大右派的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写的那本书,新闻出版署在一个内部讲话中,就提到这个书不能出,这个人的书就不能出。那么这个消息被扩散出来,引起作者本人,以及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弹。
这一点上我们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共产党过去也禁书,毛泽东时代禁书。但是那个时候禁书,它总爱讲个道理出来,说你是毒草,什么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哪一句话不对了。有时候,甚至于它为了批判你,比如说批判《海瑞罢官》啦,或者批判什么《武训传》啦,批判《早春二月》啦。它还要把你的书、你的文章、你的电影拿来给大家演一遍。它还有一点点自信,它还不怕给别人看。
那么到后来,
像这次禁书事件,它就完全没有这种自信。它自己知道它理亏,它讲不出道理来,它就来横的,我说禁就禁。不讲任何道理。而且这些执行禁书命令的人,自己甚至不敢公开地讲,不敢下红头文件,只敢在内部会议上吹风。因为他们自己就做贼心虚,他们知道他们做的是坏事,他们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坏事是要做的,但是责任是不要负的。所以他们都是匿名的形式,在内部会议上或者往往都是打个电话,给谁谁谁、给某个出版社、给某个杂志社,说那部书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你不能出他的,就算完。有的人连打电话都不告诉你打电话的是谁,哪个单位他都不说。所以,共产党它这种做贼心虚的状态,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
在毛泽东时代,整人, 那时发动群众来整,叫群众专政。经常开大会,叫每个人来表态、发言,愤怒声讨。而到了邓小平时代,一直到今天,特别到了“六. 四”之后,它知道这一招不灵了。你要动员群众起来参与迫害,那别人不干的。所以,到现在它是一种什么办法呢?那直接就是用警察、用军队,然后一大堆所谓特务。如果说,过去是群众专政,从邓小平以后,就成了警察专政,直接地对它认为不安定的因素加以压制。
中国人民受压迫的本质,至今没有改变。
谈到今天中国的情况,这种压制、压迫依然在持续。尽管在程度上比起毛泽东时代要轻些了。那么很多人就把它当成一种进步了。我想我们不能这样看。当然,今天中国大陆的人,受这种政治压迫的程度,确实比毛泽东时代有相当大的缓和。但是,这种受压迫的性质本身还没有发生变化。
话又说回来,共产党整人初期,整人整得这么凶,就是为了以后所谓共产党专制的“长治久安”打下基础。它开头把人整凶了,
把人整怕了,那以后就用不着狠整了,因为你已经怕了。就像马戏团里头,刚刚带进来的新兽总是要挨打的。那老兽就不挨打了,它早就驯化了,它知道该干什么、不干什么。用不着那个驯兽师再去打它,比个姿势,说句话,它就知道该干什么了,打个招呼就行了。所以到了后来,好像那种残酷的、血淋淋的镇压少多了。这不等于它进步,因为它第一阶段那种强烈地打压已经达到目的了,后来用不着这样做了。
所以我们从表面上看,这种控制好像比前一阶段好一些。但是从中国老百姓角度,看得很清楚,这种恐惧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强烈。不过,有意思的是,人的这种恐惧, 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会把恐惧忘掉。就好像没有这个恐惧一样。因为当人们知道有些话是不能说的,某些事是不能想的, 某些事是不能碰的,那么很多人就会自觉地远离这个危险的地区。而你一旦远离危险的地区,那当然你也就没有危险了,很多人就不感到自己有压迫了。大陆很多人,你要跟他们说,你们其实是处在恐惧之中,恐怕很多人还不承认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自己主动就离开了所有有危险的地方。就像我们今天开这种会,很多华人都到了自由的海外了,他们都不敢来参加。他们不来参加任何有利于自由、 民主的事情,有利于人权的事情,那当然不会整他们了。不整他们,他们就没有危险,他们当然不感到有压迫的存在了。所以他们就认为活得很自在,所以就造成这么一种心理。
西方社会近期对中国的调查,往往不能说明中国现实情况。
不久之前。媒体也公布过,一些西方的民意调查公司,在中国进行调查,在世界进行调查,
发现中国的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是最高的,相当高,达到70%、80%。比美国老百姓对他们的政府满意度高多了,比台湾老百姓对他们的政府满意度高多了。其实前几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几年前就有一些美国大学的华裔学者,在大陆进行民意调查,他们把调查结果公布,证明今天的中国公民对共产党政府是相当支持的,支持度达到60%、70%,乃至80%。
有一次,有个学者把这个结果公布出来,我当场就问他,你这个结果,共产党自己信不信呀?如果它自己信的话,它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去打压异议呢?
既然照你们这样说,异议运动就是一小撮,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心虚呢?可见,这个调查结果,首先共产党自己就不信。
当然他们也说了,不对呀,我们完全按照西方的学术标准,问卷的设计,题目,问谁、不问谁都是随机的,而且充分保证被问人的安全的。
我说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中国整个社会的基本背景和自由民主社会是不一样的。在这种社会之下,人们的心态是不同的。对中国大陆环境下,中国老百姓的所说、所想,你要有个正确的解读。你不能光看表面。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民主的选举。在人们不能说反对的时候,你说支持,这话本身就没什么意义嘛!我说我支持谁,这个前提就是,我可以反对他。这个时候我说支持才有意义。如果不可以反对,就说我支持,那有什么用呢?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存在。你在美国,你说我选民主党、我选共和党。你在中国,你不能说我选共产党,他没有可选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再说,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中国政府是个压迫的专制政府。那么你说大多数中国人民都支持这个政府,那么是不是大多数中国人民都支持专制?
支持压迫?假如说,明天中共宣布说,它不专制了,不压迫了,是不是大多数都起来抗议说:不行!就是要专制。可能大家都欢迎吧,这个时候怎么会跑去支持你呢?哪有老百姓傻到这个程度,支持你来压迫我们,来专制我们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么为什么在老百姓处于安全的情况下,在接受西方的民意调查时,他们会写上支持呢?他们首先在那种环境下,受那种气氛的影响,他们心里已经成习惯了。自己给自己加了自律,自己对自己有个限制。他都成习惯了,时间长了,习惯就成自然了。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这句话。最初他还得训练,他还得想,我说的是假话。时间长了,他就不认为他说的是假话了。他认为他就是这么想的。
透过表面现象,解读中国人深入骨髓的恐惧。
你可能说,你的分析也有点道理。那你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的呢?其实这种事情你只要多问他两句,答案就出来了。
比如我知道有家很著名的国营企业, 那个企业由于设备很好, 生产的产品也很对路,所以效益很好,工人的收入也比较可观。
一问他们,公认对他们厂长、书记都很称赞。那你问他,你怎么会对你们厂长那么支持呢?你们厂长比你们多拿几十倍呀!这公不公平呀?“那有什么办法呢,那是共产党江山嘛!”所以你看,他支持、赞扬这个厂长的前提是,共产党坐天下。他们已经把共产党占便宜当成不可改变的这么一个既定事实。在这个既定事实之下至于合理不合理,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是不合理。你问这个工人,
既然你也认为, 那个厂长拿几十倍的工资是不合理的, 你怎么不抗争呢?
那就惹不起嘛,就是害怕嘛。只不过这个害怕,这个恐惧隐藏的比较深,以至于到后来习惯成自然了,会把你表面意识当成你真正的意识了。甚至当别人来问到你的时候,你也会这么想。
同样的,我以前举过例子,如果一个地方的人民老是夸政府,当然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制度是民主的、开放的,你做好事人家也不会夸你。因为这是应该的。所以一个民主的政府,
人民不会称赞他。 很多美国总统也不错,你看美国人什么时候成天唱歌、跳舞。歌颂他们伟大领袖? 他们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那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只看你那里没做好。
反过来,
你要是被强盗给抢了,你家人给抢了,抢到山上去了,没把东西给抢完,还给你留点东西,还让你回去,还让你吃顿饭走了,你肯定会感激不尽。出来还给人讲:“那人真不错。”
因为那前提条件就是,他掌握你的全部命运。他可以把你置于死地,他还没把你整得那么凶,你就感恩戴德了。这个问题就是,偏偏是在这种专制的制度之下,反而会对政府这样一个态度。
我有一个朋友,他谈到一个学校教授,他说那个书记很不错。那个书记我知道,现在很多大学里的书记也是学者出身了,我说那人学问很糟糕,
比起我的那个朋友差远了。那换了我, 肯定不服气, 你凭什么当官呀,你比起我差远了。 你怎么觉得他挺好呢? “他这人是不错, 他不太整人。我们说话,
他有时也不太管。上头说那个教授讲的不对,他也睁着眼, 闭着眼保护我们。”
那这点我明白, 换了我是教授,
我也觉得他不错。有个前提,你是处于政治迫害之中,他可以保护你。他没有整你,你当然觉得他不错了。如果没有政治迫害,你当然想别的了。就凭你那两把刷子,凭什么你当,
还不如我当呢!你在自由社会里, 没有政治迫害的阴影笼罩你的时候,另外一个标准就出来了。你就会不服气嘛。
所以我说那个中国的调查不说明问题。现在不要说海外华人了,
包括西方记者也去了很多,你就发现他们回来讲的中国的情况大部份是错的。错在什么地方呢?你要说他们肯定不承认,他们觉得中国开放多了,什么地方我都能去,
也交了很多朋友。但是他们不善于提出问题,不善于去挖掘人们在层层保护之下,那种真实的思想。
这里我们举例子是说明,在中国,老百姓的恐惧是深入骨髓的。因此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表面上做出的各种表态你必须要分析,
要加以解刨,你才能看出的真正的实质。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识破中共这个党文化的恐惧心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根据录音整理, 未经本人审核。)
【大纪元4月16日讯】据大纪元时报报导,3月28日早马慧母女被圣.彼得堡移民局遣返处带走。并于当晚被一俄方女警察和中共方面的有关人员押上圣彼得堡─北京的FV-215航班,实施强制遣返,飞机于当地时间19:50飞离圣彼得堡。住在圣彼得堡的马慧,在3年前就已被驻俄罗斯的联合国难民署接纳为难民,但俄罗斯移民局不承认法轮功难民,不给她在俄罗斯的难民居留身份,她的难民申请始终因此处于诉讼中,3月30日号,她的案件将再次开庭。马慧的律师表示,在法庭开庭前,将人遣返出境属于非法,依照俄罗斯的法律,诉讼期间马慧在俄罗斯居留是合法的。
红十字会组织代表表示,俄罗斯当局遣返马慧的做法不但违反当地法律,遣返拥有联合国难民身份人员,也违反了其签署的欧洲人权条约及遣返难民国际条约。此外,按照惯例,在遣返前应提前通知红十字会代表和律师,并获得家属签字。
而面对联合国组织要求对此一事件做出解释以及来自媒体及各人权团体连日来的谴责和抗议,俄罗斯当局迄今没有公开回应,原本承诺的有关马慧遣返一事的书面文件,至今没有出具。
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对俄罗斯当局在中共的胁迫下的做法深感震惊。
俄罗斯当局这种悍然违背本国法律和国际惯例的做法应受到全世界的遣责。
全球营救的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1月以来,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案例共有71652,其中共有5007人被迫害致死,这应该说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统计数字。
我们非常关心遭受非法遣返的马慧母女的安危,我们希望俄罗斯当局彻底摆脱中共的利诱,走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尽快修正在马慧母女遣返事件上所犯的错误,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将马慧母女尽快营救回到俄罗斯。
八十年代末前苏联的解体,结束了人类历时上持续时间最长也是规模最大的共产主义的统治,使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苏联加盟国获得了新生,为在全人类摆脱邪恶共产主义的统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们希望俄罗斯当局珍惜自己的过去,把握好自己的未来,彻底摆脱共产邪灵的阴影和来自中共的任何诱惑,与我们一道共同迎接没有共产主义世纪的到来。
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将密切关注马慧母女的安危,并尽最大努力营救一切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大纪元4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林雨采访报导)天津市武清区高村乡牛镇村一大队法轮功学员薛桂清,在九九年中国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多次遭到非法关押和酷刑。于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被天津女子监狱迫害致死。享年五十四岁。记者试图采访当地法院,却遭无理拒绝。日前,本报记者拨通了天津市武清区法院的电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接了电话。
在记者説明身份后,便提问说:“我得到消息说,天津女子监狱将一名叫薛桂清的法轮功修炼者给迫害致死,不知道您是否知道此事?”
对方不直接回答问题,却叫嚷着:“要想采访就拿着你的证件到这里来采访,否则就是没有诚意,你就是骗子!”
记者反问,“那么就算我是一般的老百姓,不是记者,你就不应该回答吗?这不本身就是你的工作吗?”
对方叫嚷着说:“什么叫工作呀,我想回答就回答,我也有权不回答!你是骗子怎么办?”
记者笑着问,“您说我是骗子我能骗您什么哪?您回答了问题对您能有什么损害呢?”
对方回答:“你是骗子就是对我的侮辱!”
记者反问道:“我觉得您这么千方百计的不正面回答问题,是不是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呢?”
对方随即挂断电话。之后记者有两次重新拨通,对方都挂断电话。
据明慧网报导,薛桂清,女,九九年中国开始镇压之前,他便开始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去北京上访想要为法轮功讨回公道,被武清区高村乡派出所接回后,非法送进武清区看守所关押。后被非法判刑劳教三年,关押在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薛桂清认为对她的迫害不公,为了抗议非法迫害,薛桂清一次绝食三百多天,瘦的皮包骨,体重由原来的一百四十多斤被迫害的只剩下六十多斤,生命垂危后保外就医。
薛桂清回家后学法、炼功,身体很快恢复。二零零二年十六大期间,她再次去北京上访被抓。之后,她被送回天津大港板桥女子劳教所,但劳教所拒收, 让当地政府、派出所接回严管。于是当地政府、派出所和村干部同时给她丈夫施加压力。这几年来由于她丈夫再也忍受不住当地政府、派出所和村干部同时施加的压力,竟然狠心的对她下了毒手,想趁她睡觉勒死她,结果没有成功。
时隔不久,当地政府、派出所和村干部怕她再去上访,唆使她丈夫将其腿打断,结果她丈夫把她绑起来专打腿,腿肚子都打烂了才住手。事后儿女们把她送到医院,大夫说得三四万元也不保证能治好。薛桂清拒绝治疗,回家坚持修炼、半年后腿伤痊愈,只留下一块伤疤。
在此期间,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多次到薛桂清家骚扰,薛桂清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决不妥协。以至于她腿伤痊愈后,又被强行绑架到劳教所遭受迫害。薛桂清在劳教所继续绝食抵制迫害,两个多月后期满由家属接回。
二零零四年二月份,薛桂清再次去北京证实大法,被武清区高村乡派出所接回后,非法送进武清区看守所关押。这期间两次秘密开庭,第一次开庭她在法庭上以自身的经历、家庭的和睦、身心的健康来证明法轮大法是对社会百利而无一害的正法而告终。第二次开庭恶人们只要求她放弃上访,她说我们是信仰“真善忍”、修炼“真善忍”的,就要按照真善忍去做,决不放弃。于是武清区伪法院非法判她四年,关押在天津女子监狱。
薛桂清在监狱反迫害,拒绝写“悔过书”并绝食十个月。副大队长李红指使四名犯人对她进行“全天看管”,手脚被二十四小时铐着。强行灌食后管子24小时插着,不允许上厕所,并被强迫在室内解大小便,有时来不及,只好拉在裤内或床上。冬天她被冻得浑身发抖、脸紫青,也不许盖被子,有时警察还把她的衣服全部扒光,还拿电风扇对着她吹。
二零零五年七月份,薛桂清被天津女子监狱长期迫害的身体虚弱,面黄肌瘦,在此情况下监狱通知家属将她保外就医。薛桂清回家后学法、炼功、讲真相,身体再次在短时间内恢复健康。
二零零六年正月,警察再次非法强行将她带回监狱继续关押迫害。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四,天津女子监狱通知家属,将被迫害的体重只剩下五、六十斤,奄奄一息的薛桂清接回家中。薛桂清于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含冤离世。
【大纪元4月16日讯】(大纪元台北记者站综合报导)美国神韵艺术团在台湾造成的古典旋风,吸引了政治、演艺、艺术、建筑、雕塑等各界菁英的注意力,4月16日晚上7点30分,神韵在台北市国际世贸会议中心演出,来自各界的人士,共同沉浸在东方古文明文化。神韵4月17日还要在世贸会议中心演出两场,4月21、22日南下嘉义,24、25日转到南韩表演。由于神韵所演出的舞剧、舞蹈及故事等,前所未见,舞蹈演员的基本功又到位,舞台、舞码设计也充满创意,因而在台湾引起各界注意,台湾专门传授中国古典舞的大学,教授、学生都慕名到场观摩。
4月7日,神韵从纽西兰到台湾演出后,已在台北、台南、台中及高雄四个城市演出十场,几乎场场爆满,其中台中还得出售站票,才能让向隅的观众一饱眼福,十场演出至少已有三万人亲眼目睹神韵风采。
著名民歌手黄大成他很羡慕杨建生的歌声,认为她的声音无人出其右;陆委会副主委童震源看了“归位”舞剧后指出,希望红色巨灵赶快离开中国大地,让七彩生活重现大陆。
到场欣赏演出还有海基会董事长张俊雄、艺人白冰冰、国民党中常委蔡正元、前妇联会主委辜严倬云、知名建筑师汉宝德等人。
陆委会副主委童振源在中场接受采访时表示,神韵充满对神的礼赞和对真理的坚持,过程中充满仁义道德、人类对真善美的坚持,整个呈现都非常成功。他感慨地提到“归位”舞剧的内容,剧中笼罩在中国大地的红色巨灵无恶不做,让人感到不舒服,希望红色巨灵赶紧离开,让七彩的生活重现中国大地。
国民党中常委立委蔡正元赞叹的指出,神韵的表演非常好、非常好,境界很高,最喜欢的是以敦煌为背景的“造像”,他认为有强烈的历史感。
荣获第41届广播金钟非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奖的资深广播人张镇堃说,这个节目非常地精致,舞台的编排设计利用多媒体,表演非常用心,编排训练地非常好。最难得的是它把中国整个的舞蹈用很现代的方式再配合现代的科技多媒体表现出来,让观众很容易接近,很容意就体会到演员所要表达的意境。
他说,声乐演员的歌也唱得非常地好,而且不只旋律或歌词好,包括法轮功学员要传达的意念都表达的非常清楚,是一个非常好的表演艺术。
“彩虹”则是相当有意思的一个舞蹈,把传统的彩带舞用现代的方式表现出来,还有“造像”这场舞剧也非常好,造像让人有很大的想像空间,把一个很古老的石窟,把神佛的形貌很具像、很生活化的呈现在眼前。
导演于勘平对于“神韵”表演的服装赞不绝口,而天幕投影所造成的空间感,与节目合而为一,增加视觉的辽阔,他觉的非常有创意,另外音乐非常祥和舒缓,增加精神的丰富性。
北美华人弘扬中华文化 精神动人
世界宗教博物馆馆长汉宝德表示,这台演出“场面大、演员多,以现代科技的大荧幕作天幕,有别于一般表演,创新中有写实感。”他同时肯定海外华人子弟,致力于中华正统文化的发扬。
《迎春花开》、《彩虹》、《满族舞》、《草原牧歌》、《顶碗舞》、《雪山白莲》、《傣族少女》等诠释了汉、满、蒙、回、藏、苗各族的传统经典舞蹈。他很喜欢这种单纯表达各民族特色的舞蹈。
他说,这些舞码呈现出艺术的韵律及熟练动作的美感,能将传统民族舞蹈搭配西洋音乐,变成崭新的艺术形式,诠释出现代民族舞蹈的艺术。
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研究所副教授也是电影影评人曾西霸表示,这些生长在海外的演员可以将中国舞中,各种型态的舞蹈都能将其韵味表达出来,真的不简单。天幕的设计很有创意,对整个剧情起到了很好的辅衬与说明的作用。
前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夫人、妇联会主委辜严倬云表示,在美国的华人艺术团体能够跳得这么好,在国外,将中国的文化表现得这么淋漓尽致,真的非常了不起。
观赏了神韵的演出,她感受最深的是,中国人到了哪都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是所有文化中最高深的,岳飞、花木兰的表演都是鼓励后代,表现中国人古代精忠报国和忠孝节义的精神,这是中国人很了不起的地方。
京剧名伶郭小庄表示,看了之后很感动,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在国外的环境表演学习,把中华文化的艺术介绍给国际友人,非常有意义。她表示,这些年轻的舞蹈演员传承这些中华文化,他们表现的淋漓尽致,每个人都完整的表达自己,这个跟排舞的老师都有关连性,因为是整体性。
她说:“我在纽约也住过一年,也看过很多很好的艺术表演,但是没有看过这种大型的真正属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舞蹈表演,而且都有具有代表性,很丰富多采多姿,应有尽有,文化历史都包括,很有意义。”
艺人白冰冰:期望重整道德
艺人白冰冰表示,每一个表演能受到欢迎都有其独特之处,在台湾看不到这样的表演。节目中表现了各个朝代,用了很多表演完美的诠释各种文化。只要用点心从中看到文化的精髓。她说,很喜欢二胡拉得很细腻。
对于台湾目前的乱象,白冰冰表示,比较担心的是未来教育怎么做?如何道德重整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所以能看到这些表现忠孝节义的表现,感觉真的很不错。
以中国服饰在华人市场闯出名号的龙笛实业创办人兼董事长蔡孟夏女士,看完上半场表示,美国神韵舞蹈团整台表演的主轴传达出“神传文化”,她说,整出剧赏心悦目,看得出编剧用心良苦。并且对现今社会,能有这样的团体,用心提倡中华文化内涵表示肯定。
她认为,每出舞蹈中的服饰,充分表达中国各民族的多采多姿,如蒙古舞蹈(顶碗舞、草原牧歌),将意念的表现也能透过服装传递给观众。而整出剧传达神传文化的内涵,她认为,人应该有信仰,当心中有佛,做事才有形式有准则,世界才会祥和。
台湾艺术大学中国音乐系魏徳栋老师表示,很感动神韵艺术团演员发自内心将中国传统文化和对神的信仰表现出来,他说:“他们的舞蹈动作基本功非常地好,我觉的整个的气势,他们的服装啊,主要是他们从内在显现出来的表情完全是有由内发性的,真的是很棒,我觉的…而且是把中国的忠孝节义,还有把佛祖、神,都把他融入到舞蹈里面,不但亲切,而且也合乎中国人的惯性。”
黄大成:助人找回忠孝礼信等基本价值
民歌手黄大成说:“光是这个上半场勾起我心里面很多的东西,勾起我很多青少年一直到现在,说实在,他能够带起一些热情,也就是说,,昆歌或者舞,会带起心里面隐藏很久的热情,我觉得在台湾是非常需要这种东西的。”
本身是男低音的黄大成特别推崇女低音杨建生,他说:“我觉得她唱得太棒了!因为我自己是男低音,所以对低音特别有感受,她唱得太好了,也许是上天给她这么好的天赋,我觉得我好羡幕她。因为她唱得比我好,而且她音色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人跟她一样。那么圆润的声音,太棒了!”
美国杨百翰大学戏剧与实用语言学博士、国立成功大学名誉退休教授阎振瀛表示,节目充分利用现代的灯光、音效现代舞台技术处理一些永恒的传统题材,值得喝采。
他说:“节目搭配很多元,所有面向都有中心主题,没有背离传统,东方的或者中华的文化,就像一个钻石,呈现了不同的面,可以说他们不同,但是很难说哪一个比较好,他们表演者艺术家也都各有各的专长,有一点共同:都呈现了专业的精神,这一点是满值得的歌颂的。”
从事建筑业的魏先生表示,每个节目都很触动,有怀古的感觉,本身很喜欢历史故事,觉的整个节目很融入曲目,布景,人物,整体搭配的很完美与用心,内容很丰富,舞蹈演员的基本功很扎实,明年肯定还要再来。
朋友介绍来看这表演,好感动很好,衣服色彩很亮丽,神韵的内容与境界很令人感动,歌曲内容很好。
服务业陈先生,从网路上看到新唐人电视台神韵的报导,觉的很好,就想来看,对创世最感动,有感到佛的慈悲,舞蹈与衣服都很不错,印象最深刻是法轮功被迫害的节目,对烛光与归位这两个内容很感动。
小学五年级陈姓小朋友,最喜欢花木兰与彩带舞,甩的很好看,很高兴来看这场晚会,整个表演无法形容的好看,从来没看过比这个好看的表演。
小学二年级孙姓小朋友,都很喜欢说不来的感觉,特别喜欢背景与故事搭配的很好,有真正的把故事表现出来,最喜欢创世,佛的故事很精彩。
【大纪元4月16日讯】据明慧网报导,中共上海宝山区公安局国保处警察魏志耘,2007年1月29日正常开车到单位上班。上午开例会之前,她正拨打着手机,突然倒地不省人事,随即瞳孔放大,大小便失禁,暴毙而亡,年仅42岁。魏志耘(女)2005年自宝山区看守所调入专司迫害行径的公安国保处,同年加入中共,积极迫害法轮功,后提升为科长,年薪十多万。2006年中共在上海开“六国峰会”期间,上海警方大肆迫害大法弟子,魏曾获当局奖励一万元。
2007 年初始,认识魏志耘的法轮功学员向她讲真相,劝诫她,魏志耘不但不听,甚至口出狂言:我才不相信什么因果,共产党给我现在的一切,我就为它办事,人总要死的,无所谓。随后她又恶言诋毁法轮功创始人,认为自己年轻,狂妄邪语说“看谁活得过谁”。
魏志耘口出恶言20多天后,突然暴亡,身体变形膨大臃肿,五官扭曲肿胀,二目大睁,死相极其恐怖。魏志耘的死亡及死相,在上海警察中引起震动。
为掩饰迫害法轮功、骑虎难下虎的心虚感,中共上海当局追认魏志耘为“烈士”,安排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宝山区各派出所及看守所都被要求指派警察参加这场“虚张声势”的追悼会。
报导指出,为了骗取其他警察继续死心塌地的替中共欺压法轮功学员,上海当局抛出钱财利益作诱饵,给了魏家属15万元“抚恤金”(其中上海市公安局出10万和宝山区公安局出5万)。
【大纪元4月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专访)旅居美国加州的中国女作家巫一毛不久前出版了与人合着的英文自传体回忆录《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讲述了她在中国度过的惊心动魄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中国华裔作家哈金称她的这部自传,“热情洋溢,真诚坦率,哀而不伤”,旅美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说她“为中国近代史作出独特的见证”。最近,这本书已被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联结收听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一毛出生前,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英美文学教授的父亲被打成“极右分子”,发配到北大荒劳改农场。一毛出生后六个月,妈妈、三岁的哥哥和一毛就被赶出北京,上边不许妈妈教书,妈妈被赶到安徽大学作打字员,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到来。
当时安徽是重灾区,饿死了很多人,妈妈没办法,就把当时只有一岁的一毛送回天津的姥姥家住了两年,保住了性命,一毛说…
巫一毛:“那时候我到天津,他们觉得多了一个人吃饭,因为那时候不够吃,姥姥就特别疼我,她自己不吃,喂我吃,姥姥就饿着,舅舅就说这样要把娘饿死,要赶走我,我又回到合肥,就这样踢来踢去像是踢皮球。”
1963年,一毛的弟弟出生,当时一毛的父亲从北大荒放出后也被允许回到合肥,父亲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就给弟弟起名“一村”,意为“柳暗花明又一村”。
但不久,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又首当其冲,成为老运动员。一毛说,虽然那时父亲右派的帽子已摘掉,但运动一来,帽子又戴回去了,全家的命运再次落入深谷…
巫一毛:“他们先是关我爸爸到牛棚,后来把我妈妈也关起来了,我们三个孩子自己过。我十岁就住在幼儿园,因为父母都关起来了,没有亲戚朋友要收留你,都是自己上学,自己洗衣服,那时弟弟才五岁,我十岁,我哥哥十二岁。我和我哥哥就像小爸爸、小妈妈一样带弟弟。”
至今让一毛不能忘怀的是,就在父母被双双关进牛棚的时候,一毛作为小右派,受尽污辱和殴打,有一次她病得差点死去…
巫一毛:“我妈妈下放的时候,把我弟弟和哥哥带去了,就把我一个人留在幼儿园,其他人也走了。只有我一个人住。我一个人在那个房间不知道多少天了,被发现的时候就跟死了一样,我在那个房间就在地上铺了个草席就躺在那里,几天不吃不喝的,高烧,送到医院,医生就说没有办法了,通知家属吧,医生就当着我的面这么说,就把我当成死人了。
我想我要死了,死就死吧,没有关系。我是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会有那样的想法。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体制让这种事情发生?真是有问题的。”
一毛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惨痛经历,曾经让这部英文自传的合著者、美国资深作家拉里.恩格尔曼觉得不可思议,比如一毛在童年和少年时曾两次遭人强暴,恩格尔曼就认为第一次被强暴就已够惨了,再把第二次被父亲的同事强暴一事写出来反而令人生疑,所以没有写进去,一毛说…
巫一毛:“他说读者,特别是美国读者不可能相信,为什么倒霉事都让你碰上了。我说我还算幸运,很多人都死掉了,我们家全都活过来了。当年被迫自杀、离婚、发疯、上吊什么的都太多太多了,我只是成千上万根羽毛当中的一根小小的羽毛,他说人家很难相信所有的这些都怎么会让你一个人碰上?”
还有很多细节,书中都没有写。一毛列举她和妈妈住在农村时去买盐的一次经历说…
巫一毛:“那天下雪,盐是散的,用报纸包了个三角包,我捧着这包盐,在雪地里跌了一跤,盐撒了一地,我想把盐拣起来,结果盐溶在了雪里。我只好跪在雪地里看着那些盐哭。
我给他讲这个故事,他说雪就像蛋糕上的奶油,很白的,他就想不到我们穷到那个地步。小朋友没有过生日、没有吃过蛋糕,对他都是无法想像的。当时太多的穷困、绝望、太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
一毛说,为了真实地记录历史,她将八岁时,被一个解放军以象征荣誉的毛泽东像章,引诱进树林强暴的事情写进了这部自传中…
巫一毛:“那时解放军是我们崇拜的对象。我那天去拔牙,坐了公共汽车,身上只有八分钱,三分钱坐车,五分钱挂号,只能一趟车。我拔完牙出来,在下雨,我就抄近路,在树林走,结果一个解放军来了,周围没有人......。”
一毛在她的自传中写到,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老师照常在课堂上讲解放军叔叔的革命故事,但每当穿军装的人走近,她仿佛都能看到那张伤害过她的脸在眼前晃动,浑身就不由自主地颤抖。
(待续)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4月16日讯】《华西都市报》消息,四川省绵阳市冯宝莉,无怨无悔地照顾瘫痪的丈夫和患老年痴呆症的婆婆7年,在丈夫的再三恳求下终于同意离婚,但却要带着瘫痪的丈夫和患老年痴呆症的婆婆一起改嫁。屋漏偏逢连阴雨 独自支撑一家重担
1995年,冯宝莉和李兵喜结连理。李兵为了多挣点钱,到处打工,累活脏活总是抢着干。2000年5月,女儿的出生,给这个家带来了更多的欢笑。
然而,2000年10月,李兵从建筑工地的3楼摔下,高位瘫痪。从此,冯宝莉不但要照顾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李兵,还要照顾患老年痴呆症的婆婆。
全家的重担都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
高位截瘫的李兵大小便失禁,冯宝莉天天都要给他洗澡。有一次,她才把床上的用品换洗了,李兵又要解手,等冯宝莉掀开被子,一切都晚了。她把丈夫抱到厕所里洗乾净,又把床上的用品换洗乾净。这时,天已快亮了。
2001年,女儿被查出患有先天性肾肿瘤,冯宝莉差点崩溃。巨额的医药费令她束手无策。3个月后,女儿离开了这个世界。李兵伤心欲绝,对妻子说:“乾脆大家打开煤气一起死吧!”冯宝莉抱着丈夫大哭了一场。
去年8月的一天下午,在外面累了大半天的冯宝莉回到家,发起了高烧,躺在床上神志不清。看着一屋躺着的人,她坚持爬起来,走进厨房,看着空空的橱柜、摸着冰冷的厨具,她再也忍不住了,在厨房里大哭了一场。
丈夫瘫痪后,家里断了经济来源。居委会给冯宝莉介绍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一月工资400元。每天早上4点,冯宝莉就得起床,把婆婆的痰盂和丈夫的尿袋洗乾净,再给丈夫洗脸、擦背。5点钟上班。中午12点下班,马上去买菜,回家做饭,照顾丈夫和婆婆吃饭,最后才吃。为了不让丈夫在家闷得慌,她省吃俭用买了一辆旧轮椅,一有空就推着丈夫到外面散心。
看着劳累的妻子,李兵不止一次劝冯宝莉:“你还年轻,还是再找一个吧。”
“要嫁可以,但不管嫁给谁,我都要带着你和婆婆。”她每次都这样回答丈夫。
“太苦了,你这样图个啥?”邻居们说。
“这是一个儿媳妇、一个妻子应当做的。”冯宝莉平静的回答。
今年3月,绵阳市举行“2006感动绵阳十大人物”评选活动,冯宝莉以绝对多数票当选。活动评委会给她的颁奖词是:女人的臂膀,很柔弱;女人的臂膀,很坚强。不离不弃,她撑起亲人的天空,撑起至爱的诺言,撑起人生的真谛。
好人终有好报
在丈夫的一再要求下,冯宝莉终于同意改嫁,但她提出一个条件“不管嫁给谁,必须带着李兵一起过。”
绵阳市沉抗镇居民赵克金得知冯宝莉的事迹后,主动找到冯宝莉和李兵,袒露了心扉:“我也曾照顾瘫痪的父亲,好人总有好报。现在我每个月蹬三轮能挣700多块,我和冯宝莉两人每月可挣1200元左右,只要勤俭持家,生活没问题。”赵克金的朴实打动了冯宝莉。 从此赵克金承担起照顾李兵及李兵母亲的重担。这个特殊的家庭多了一双挡风遮雨的手。
今年3月,李兵与冯宝莉签署了离婚协议后,冯宝莉、赵克金又与李兵签署了扶助抚养协议,并承诺:自愿扶助抚养李兵及公婆直至终老。3月30日,冯宝莉与赵克金办理了结婚手续,他们的婚礼将在近期举行。
绵阳市一家影楼得知冯宝莉即将带着前夫嫁人的消息后,决定为冯宝莉与赵克金免费赠送一套价值2388元的婚纱照;一婚庆公司决定免费为他们组织一场温馨而浪漫的婚礼;一珠宝公司将免费送给他们一套价值不菲的钻戒。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好人总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