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4月21日(星期六)

BBC:胡佳指高耀洁遭另类软禁

胡佳认为,高耀洁文革期间受过更大的苦难,因此在现在的逆境中不会在原则问题上退却。但是由于当地政府对她的迫害已经殃及子女后代,使得她对政府彻底失望,因此她可能说出一些重话以此作为一种反抗。

不停揭露上海帮 郑恩宠律师再被软禁

据郑恩宠的朋友表示,现在郑律师白天要上街的话,看守的人会轮流尾随,但情况较之前宽松多了。上海市公安局国保处和闸北公安国保处人员,时常开车来抽查这些监管人员是否有尽忠职守? 自3月22日以来,闸北警方人员多次通知郑恩宠,他如要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去办事,他们会专车护送。但4月初开始,郑表示要到德国领事馆,但警方表示请示很快会下来了,请他耐心再等待。

唐荆陵: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赎回选票行动附加公报

赎回选票义工,江西省鹰潭市雷跃辉(雷激)先生于4月19日遭到当局骚扰,他被口头告知称他担任义工的行为是"破坏选举程序"。雷先生提供的扣押证明显示,作出扣押硬盘决定的是当地警方国保部门,但并没有显示扣押的事实依据以及理由。

中国法律学者受压不能出席香港维权会议

由香港大学比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合办的“中国维权律师与法治”研讨会,今天在港大举行。主办单位说,多位先前答应来港的中国法律学者突然不能与会。原先应邀出席但临时不能来港与会的中国学者包括中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张万洪、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主任周立太、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滕彪。

陕西略阳数千工人堵路抗议89小时

因抗议工资待遇太低等,陕西略阳钢铁厂职工数千人堵住陕西省309号公路抗议达89个小时,省市县政府官员和警方在沟通失败后,20日凌晨三点,调进武警部队强行疏通了道路。有人在网上披露,一名老太太在抗议中受伤住院,20日凌晨4点,有工人被抓走。

加拿大抗议中国 违反双边外交承诺

加拿大外交部星期四召见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官员,就中国新疆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加拿大公民塞利尔无期徒刑一事向中国提出抗议,并对事件的发展表示严重关注。加拿大外长麦凯发表声明说,中国违反加中两国1999年签署的《双边领事协议》,从去年拘押塞利尔起直到把他定罪判刑都不允许加拿大使馆官员向他提供领事服务,拒绝与加拿大官方讨论塞利尔案件,这是加拿大完全不能接受的。

何清涟:决定中国劳动者生存境况的政治过程

随着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连年萎缩,中国国民工资增长速度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问题终于被提出来讨论。如果考虑到这些年中国工资增长主要依靠公职群体的工资增长,劳动者群体工资增长缓慢这一问题就更加突显出来。

哥大师生关注中共活摘器官

4月20日在哥大的论坛上,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报告撰写人之一、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介绍中共摘除器官的情况及证据。主讲人之一杨景端医生介绍了1999年以前法轮功在中国弘传的盛况及给民众带来的身体健康和心灵升华,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和给普通民众的精神创伤。

香港千五民众声援二千万勇士三退

超过一千五百名民众21日响应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大纪元新闻集团等主办的“香港声援两千万人三退大型集会游行”活动,其中包括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他表示,“中共已全部烂掉了,烂到腐臭了”;又指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共产党一定会被这股潮流所埋没。而民主党西贡区议员林咏然则指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员没有人够胆说自己支持共产主义。共产党是中国贪污腐败的根源,他呼吁共产党员脱离中共,只有这样中国才没有贪污腐败,成为富强的国家。

回首文革:毛式教育革命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谈到教育问题时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就在不到两年前的1964年春节期间,毛泽东还在中国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教育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要改变。”文革一开始,毛泽东索性推翻自己的说法,一棍子把教育界打成漆黑一团。

江棋生:一个老三届人的春日感怀

47年前的1960年,是中国的大饥荒年代。由于连纸张也极度匮乏,以致小学升初中的考试被迫取消,我们被分配进了常熟县中。那时,除了少数达官显贵(后来才知道他们当时依然养尊处优),绝大多数国人都处于大饥饿之中。

传中共下达指示 加强控制新闻出版业

海外多维新闻网今天在报导中表示,中国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于一月十二日传达了有关“出版工作专题情况通报会”的纪录要点,当中透露了上述讯息。据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副部长李东生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出席了通报会并发表讲话。根据广电总局传达的纪录要点,李东生和邬书林就宣传政策作了二十项指示......


BBC:胡佳指高耀洁遭另类软禁

【大纪元4月21日讯】有消息称,中国民间防爱滋病第一人──高耀洁女医生自美国领奖返回河南郑州后,再度遭到地方当局软禁。她接受香港《亚洲周刊》专访时表示,现在生不如死,甚至出现厌世情绪。

八十岁的高耀洁长期关注爱滋病人和孤儿,率先披露“河南爱滋村”惨状,震惊北京及海外。

早间,BBC记者打电话给中国另外一位民间防爱滋病活跃分子胡佳,询问了高耀洁医生的情况:

以下为采访内容简要:(详细内容请点击网上收听)

BBC记者首先问到高耀洁目前状况时,胡佳表示河南地方政府虽然没有再次动用警察限制高耀洁行动自由,但是她与外界的联系却受到严重干扰,可以说是受到另类软禁。

胡佳认为,高耀洁文革期间受过更大的苦难,因此在现在的逆境中不会在原则问题上退却。但是由于当地政府对她的迫害已经殃及子女后代,使得她对政府彻底失望,因此她可能说出一些重话以此作为一种反抗。

“另类软禁”

胡佳举例说,高耀洁家电话经常拨打不出;外来电话也经常听不到。

他说,二月份高耀洁被软禁的时候曾经有一部可以与外界联系的秘密手机,而如今这部手机也可能被政府掌握,电话打去,只能听到高耀洁讲话,却听不到外边打电话人的声音。

胡佳表示,高耀洁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这种能听到电话响却听不到人讲话声的事情肯定一方面让她着急焦虑,另一方面断绝与外界沟通会让老人感到十分屈辱。

另外据悉,高耀洁虽然从美国领奖回国后十分低调,并继续繁忙工作,但是对怀疑是受人雇佣的文痞在网络上对她种种人身攻击和诽谤十分愤怒,此前正准备采取法律行动。

不停揭露上海帮 郑恩宠律师再被软禁

【大纪元4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报导)上海著名维权律师郑恩宠出狱后,长期被当局软禁在家中,电话遭到无数次的骚扰和切断。目前,每天24小时仍然有两辆警车停放在他居住的宝昌路72号的后门,每天至少有4名便衣警察和10名社工轮流监管郑的一切行动。

郑恩宠自06年6月出狱后,因他不断写信揭露上海高官贪污腐败的材料,并向胡温政权写了40多封有证有据的举报信,而遭到上海警方的监控和多次传唤。

据郑恩宠的朋友表示,现在郑律师白天要上街的话,看守的人会轮流尾随,但情况较之前宽松多了。上海市公安局国保处和闸北公安国保处人员,时常开车来抽查这些监管人员是否有尽忠职守?

自3月22日以来,闸北警方人员多次通知郑恩宠,他如要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去办事,他们会专车护送。但4月初开始,郑表示要到德国领事馆,但警方表示请示很快会下来了,请他耐心再等待。

而德国驻北京大使馆官员也多渠道通知郑恩宠,可找德国驻上海领馆总领事于海盾博士商谈。

据郑恩宠的朋友透露,4月18日上午7.30分,郑到武进路报摊上买报纸,被一老人认出,该老人在街上大喊:“这就是郑恩宠律师”。街上先后有近百人过来与郑交谈、握手。

有一中年人说:“今天有幸见到你,和你握手比见到韩正市长还要好,韩正早晚会出事,不得人心,房价搞的那么高……什么时候大家有权选市长?历史会给你记一笔……。”

另有一市民讲:“我是到新疆工作16年的老知青,你为大家讲了话,什么时候你再到这儿买报,我会叫更多人来。”

郑恩宠和过路民众互相交流了近45分钟,最后两位便衣警方人员将民众驱赶。

18日下午13点15分,郑恩宠乘坐计程车到德国驻上海总领馆,然后准备乘晚间的班机到北京,但被警方人员拦截,不许他前往。

当习近平宣布任上海市委书记的第二天,闸北公安人员专程与郑谈话,要郑表态。

郑恩宠表示,他在狱中给中央写了25封信,其中有两封建议派李源朝、习近平到上海市工作,取代陈良宇、韩正。出狱后给中央写了39封信,有两封涉及建议李源朝、习近平两位法律博士取代韩正,韩正不能扶正。韩正、刘云耕参与了包庇周正毅打击举报人的活动。

现在每天都有市民要郑恩宠帮助写检举申诉信。他每周日到教堂做礼拜,每周三去探望母亲,都有警车专门接送。

而郑恩宠太太蒋美丽前往港澳旅游的签证,至今未获得当局的批准。但当局以“他们触犯刑法……”为由传唤蒋。

4月6日早上10时,闸北警方到蒋美丽的弟弟蒋明良工作的公司,将蒋明良带到闸北公安分局刑事传唤至22:30时;而蒋美丽于当日下午13时,也被刑事传唤至21时(传唤证从17时开始)。

4月17日下午15时,浦东新区法院丁晓华法官口头宣布:“郑恩宠不能成为妻子蒋美丽的代理人。”同时说:“没有法律救济。”但始终不愿出示书面决定。

据郑恩宠的朋友表示,期间闸北警方多名人员不出示警察证,不公布姓名的警官找郑面谈,称:“他们被传唤因你而起,他们触犯刑法……”暗示不要再揭发韩正、刘云耕、周正毅等人。

郑恩宠当场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坚决揭发到底,上海房地局副局长殷国元、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前党委书记陈士杰案,自房地产黑幕被揭的开始,起码几十名局级干部涉案……。

06年,德国法官协会向郑恩宠发出了进修法律的邀请。而郑必须等到解除剥夺政治权利后,才能开始办理护照,但当局希望他尽早出国。

此次郑恩宠出国进修能否顺利成行,仍是一个未知数?

*附蒋美丽致法院的信*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行政庭:

昨日下午4时15分,在丁晓华法官的误导下,将我的诉讼材料收发地签署为上海市宝昌路72号后门,大部分是我代理人丈夫郑恩宠的笔迹字句。现丁晓华法官个人代表法院口头决定,不让我丈夫郑恩宠当代理人。故所以现说明情况如下:

我原住晋元路88弄壹号楼1406室,因我将随丈夫郑恩宠到德国(持有合法护照)。现该房出售,但我实际并不居住在宝昌路72号后门,那是我丈夫郑恩宠临时落脚点。

我现一方面向中央信访反映问题,一方面到北京等地请代理人,今后代理人法定收发地为我的诉讼材料的收发点。

故所以我将会告诉法院诉讼材料正式收发地。现本人再次强烈要求在庭前阅卷、摘录、复印被告举证资料,否则视为法院剥夺本人诉讼权力。

此致

蒋美丽
于2007年4月18日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院长:
您好!

我诉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一案,贵院于4月17日发出4月24日下午时开庭通知(传票),已是第三次公布合议庭名单。

主审法官丁晓华口头宣布,我爱人郑恩宠不能成为我的代理人,称这是法院决定且没有法律救济。

为此,我要到北京聘请律师,因时间很紧,故本人4月24日下午开庭请假。

没有法律救济,为此我将走信访和媒体公开道路。丁晓华一方面宣布法院决定,一方面要请示庭长,不让本人阅卷、摘录被告举证资料。说这是法律,法院决定。

行政诉讼由被告举证,原告有要求庭前交换证据材料、阅卷、摘录、复制被告举证材料的权利,以便提高庭审效率,否则本人无充分质证时间。

对丁晓华法官剥夺本人诉讼权利的言行,本人将向最高人民法院、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吴邦国委员长、中纪委吴官正书记反映问题。

本人表示支持丈夫郑恩宠揭发周正毅、陈良宇、韩正、刘云耕等包庇周正毅犯罪集团的行为。
希望贵院不要卷进上述是非之中,本人坚决要求贵院提供书面决定(不让我丈夫郑恩宠当代理人),以便向上级信访,本人认为法官个人的话不落笔不是话。

此致

蒋美丽
于2007年4月18日

唐荆陵: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赎回选票行动附加公报

【大纪元4月21日讯】附加公报: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赎回选票行动义工雷跃辉先生申请护照被拒、个人电脑硬盘被扣押2007年4月21日早上,我接到江西义工雷跃辉先生的电话,告知近来申请护照被拒以及个人电脑硬盘被鹰潭警方扣押的情况,当时,他正在自行安装新的硬盘,因当时我在外面,就联系了义工刘德军先生,请他及时公布雷跃辉先生所遭遇迫害。----唐荆陵

以下内容根据发起人兼义工刘德军先生发表的电话调查报告整理:

赎回选票义工,江西省鹰潭市雷跃辉(雷激)先生于4月19日遭到当局骚扰,他被口头告知称他担任义工的行为是"破坏选举程序"。雷先生提供的扣押证明显示,作出扣押硬盘决定的是当地警方国保部门,但并没有显示扣押的事实依据以及理由。

雷跃辉先生于3月26日就向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区分局出入境管理科申请办理出国护照,按照规定,出入境管理科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给予答覆。三天过后,雷先生并未收到任何答覆,因此打电话谘询,但出入境管理科没有正面答覆,总是说还要进一步调查。在雷先生不停地打电话追问下和去了三趟后,他们答覆说不给他办理了。雷先生坚决要求他们给予明确的书面答覆。却没有结果。

4月19日上午,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区分局出入境管理科给雷跃辉打电话说,让他到公安局去,他们给予他关于护照申请方面的书面答覆。雷先生于上午10:30来到月湖区分局,即被请到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区分局国保大队,国保人员先扣押了雷先生的小灵通,使他不能与外界联系,接着又问了雷先生参加赎回选票行动的事情,并问他怎样宣传的,共传达了几个人的声明。

到中午吃饭时间,雷先生提出要回家吃饭,国保人员没有同意,而是八个人带领他到一酒店吃了顿便饭。然后询问一直持续到下午3:30。国保人员在询问结束时对雷先生提出要去雷家看看电脑里面有什么内容,雷先生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谁知国保人员一到雷家,就向雷先生出示了暂扣单,并拿走了雷先生的电脑硬盘,只到临走时,他们才归还扣押的雷先生的小灵通,但小灵通的信号受到严重干扰,一直到现在都不能正常与市外通话。

中国法律学者受压不能出席香港维权会议

【大纪元4月21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卢健辉香港二十一日电)据说,多位中国法律学者未能出席在香港举行的一项有关中国维权律师境况的研讨会,相信他们是受到中国当局的压力。

由香港大学比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合办的“中国维权律师与法治”研讨会,今天在港大举行。

主办单位说,多位先前答应来港的中国法律学者突然不能与会。

原先应邀出席但临时不能来港与会的中国学者包括中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张万洪、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主任周立太、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滕彪。

港大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致开幕辞时指出,研讨会原本有六位中国法津学者专家答应参加的,但今天只有北京维权律师莫少平及中国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讲师许志永与会。

对于两人与会,陈文敏说:“他们真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才能到港。”

陈文敏说,日前接获一名答应出席的中国法律学者来信指出,不能来港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当局认为这项研讨会是由反共组织举办,因此受压不能来港。

在会上,莫少平就“中国刑事辩护律师面对的危险与机会”主题发表演讲。他表示,在中国当刑事辩护律师很危险,风险也大,加上没有什么利润可言,很多律师都不愿接手处理刑事案件,宁愿选择其他类型案件。

莫少平指出,中国律师多不愿为刑事案辩护,是因为中国法治并不公平,加上中国一些刑法条文不清晰,以致律师在庭上为当事人辩护或搜证时,往往成为被告。

莫少平特别建议中国当局废除中国刑法第三零六条,以及成立律师协会,监管律师运作,这样才能使中国走向法治,减少中国刑事辩护律师被判刑的机会。

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中国法制研究计划研究员王友金说,根据统计,目前约有五百名中国律师被当局囚禁或判刑。

他说:“在一个国家有这么多律师被判刑是很恐怖的事情。”

他指出,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但截至二零零六年为止,刑事辩护律师只有十一万八千人,与美国现有七十万名律师比较,是小巫见大巫,也反映出中国民众在遇到问题时,非常缺乏资源。

出席研讨会的香港法律学者专家还有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中国维律师关注组主席兼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港大法律学院副教授傅华伶等。

此外,刚抵港的中国民运人士任畹町及香港前线召集人兼立法会议员刘慧卿等民主派人士约一百人,也出席了研讨会。

陕西略阳数千工人堵路抗议89小时

【大纪元4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子法报导)因抗议工资待遇太低等,陕西略阳钢铁厂职工数千人堵住陕西省309号公路抗议达89个小时,省市县政府官员和警方在沟通失败后,20日凌晨三点,调进武警部队强行疏通了道路。有人在网上披露,一名老太太在抗议中受伤住院,20日凌晨4点,有工人被抓走。

堵路抗议

据当地工人向记者表示:道路是从16日上午十点中开始被堵塞.20日凌晨三点被疏通。采访对象对堵路人数的回答有出入,有人表示大约有二三千人参加,还有人表示有一万多人参加。

抗议工人们贴出和打出了横幅标语,“要让东岭明白欠帐要还的这个道理,想赖是赖不掉的,咱们略钢工人有力量,略钢工人大团结万岁!”等。在夜间,工人们还燃起了篝火。

4月21日,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人士向记者表示:省市县三级政府官员都到了现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县政府官员于16日事发当天赶到,第二天,陕西省和汉中市的经贸委等官员也到了现场。

期间,警察曾试图强行疏通道路失败,据网民透露,在警民冲突中,一名老太太受伤住院。

20日凌晨三点,政府调来武警部队。当地人士表示武警的数目应有一二百人。“武警开始先住扎在离现场一段距离的地方,后来开到现场周围。”

当地人士还向记者透露,在这次堵路之前的2004年,当地工人也曾堵路抗议。他说:“2004年,退休工人们因为工资待遇不好,也曾堵过路,厂方答应解决问题后道路得到疏通。实际上,厂方在向全厂工人发放了二三个月的标外补贴(音译)后,就没有再发。事情就这样拖到现在。”

中共媒体、网络封杀工人抗议消息

当地媒体、省市中央媒体对此事件表示了沉默。

“我是工友”的网民在网上披露,“政府封锁所有网络地址,还有让移动运营商终止略钢附近所有信号。”

其他网民:“发贴实践,不论是在略阳吧略钢吧,还是其他各地论坛,甚至新闻组织,99%的消息都石沉大海。 我们有理由怀疑,我们即便我厂一万多人集体自杀,也只有略阳县城能有几个人知道真相”

“明天怎么过”留言:309省道已经中断交通近80个小时了,可是到现在为止也只有中国工人这个网站了有相关的报导,其他的新闻媒体都没有报导。不知道是政治原因还是他们都得到了好处,平常只要和领导没有关系,屁大的点事情都要炒个不停,可是现在却都哑巴了,省道中断了近80个小时,怎么说都是个新闻,可就是没有人敢出来说话,奇闻。”

略阳钢铁厂简介

由陕西省国资委主导、国资委牵头,2003年,该厂由前身的略阳矿山建设公司的国有制改为私有制,陕西宝鸡东岭集团掌控了该厂。

工人在网上披露,东岭集团掌权后,不断拆掉、卖掉厂里的7.2亿资产,工人“由四班三运转改为三班倒的加班”,可收入不增反降,“2006年在省上的干预下,我们的矿山又被他们零成本收购。期间工人多次在帖吧上反映情况,并给陕西省相关部门写信希望能解决这些问题。可我们的希望一次次落空。”

其他网民:“一月七八百元的工资,忍受者领导的辱骂。张口就是罚款闭口就是下岗,工资一降再降,奖金一扣再扣……”

当地人士回答记者采访:“现在厂子的在职工人大概有五六千人,加上退休职工和家属,大概有二万多人。工人的收入太低,一个月才七百多元,生活艰难,为此也上访过,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我是工友”的网民谈到这次堵路的原因是“2007年4月上旬,部份内部退养职工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后,到汉中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退休手续,可他们被告知从2004年至今没有缴纳社保费用,无法办理退休手续,退休职工只有回厂里找相关领导询问,被告知要他们过一个星期再去,可约定的4月16日到了。领导却一个人也没见着。于是这些人就第二次封堵省道,东岭集团前期的做法使在岗职工也参与了封堵省道的行动。”

网民留言

“坚决支持工人维权!!!”

网民:在大沟口,几个警察在偷偷地聊天,“什么玩艺儿,他们把钢厂弄成这样,得罪了低下的工人,却把我们弄这儿晒太阳、受罪。我们能怎么办!”还有警察趴我耳朵上说,“你们往里冲啊,闹的越大越好,我们在这是走形势,没人敢把你们怎么着的!”

“有正义感的记者们站出来吧!不要做黑心资本家和腐败分子的帮凶,拿起你们的纸笔,告诉社会这里发生了什么!!!!”

“我们想让更高层领导知道在社会主义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还有公开维护贪官污吏,打压百姓、封锁消息的现象存在。我们的民主何在?公理何在?和谐何在????”

“政府的话能信吗?中共政府只会说你们散了吧,有事好商量,同胞们觉醒吧!!!我们要战斗,用我们的行动换取国家资产的完整,用我们血换取全国人民的声援。”

一名退伍军人 共产党员 略钢工人:做为退伍军人,共产党员,我去316国道上去堵车了,我知道,我给党抹了黑。可是,做为一个有一点良知的党员,当我看到81年就上过老山前线的转业老兵,每个月基本工资只有136元,靠不确定因素的奖金,勉强拿到7-8百元时;看到一个个,老工人,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干了一辈子,每月仅有5-6百元退休金,得了病,无钱看病时;看到工作了一辈子的工人,没有钱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致今还是住自己搭的简易房时;看到30-40多岁,工作1-20年的老小伙致今还是光棍汉时;看到节假日的加班费竟只有7元钱时;看到投诉和上访到政府部门的各种关于东岭违反各种国家法律,法规行为,几年都无任何消息时;看到一些干部,拿着几十万的年薪,有自己的车和房时。我去堵路了,我知道我犯法了,不配当一名党员,请党开除我,让我去堵路,去违法,去坐牢。

加拿大抗议中国 违反双边外交承诺

【大纪元4月20日讯】(美国之音记者:严明2007年4月20日多伦多报导)加拿大就中国判处加拿大籍维吾尔族人士塞利尔无期徒刑一事向中国提出抗议,并认为这一事件将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

加拿大外交部星期四召见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官员,就中国新疆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加拿大公民塞利尔无期徒刑一事向中国提出抗议,并对事件的发展表示严重关注。加拿大外长麦凯发表声明说,中国违反加中两国1999年签署的《双边领事协议》,从去年拘押塞利尔起直到把他定罪判刑都不允许加拿大使馆官员向他提供领事服务,拒绝与加拿大官方讨论塞利尔案件,这是加拿大完全不能接受的。

麦凯说:“这是一起悲剧性事件,是一起在中国发生的违反外交承诺的侵犯人权事件。”

加外长担心两国关系受不利影响

麦凯星期四下午在国会表示,加中两国有密切的经贸关系,双边贸易额近年来一直在不断增长,但在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侵犯人权、违反外交协议的事件之后,他担心两国关系将会受到不利影响。

麦凯表示,他在这个月底访问中国期间将会当面同中国外长李肇星讨论这一问题。他说:“解决这类外交问题有时如同水滴石穿,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加拿大所说的塞利尔就是中国所说的玉山江,中国不承认他的加拿大公民身份。现年38岁的塞利尔生于新疆,20世纪90年代因参与维护维吾尔人权利的活动被捕入狱,后逃往国外,2001年以难民身份定居加拿大,2005年成为加拿大公民。他去年3月赴乌兹别克探亲时被当地警方拘捕,原因是中国指控他涉嫌参与恐怖活动。乌兹别克随后把持加拿大护照的塞利尔引渡给中国。

新疆中级人民法院以分裂国家及参与恐怖活动的罪名判处塞利尔无期徒刑。加拿大电视台CTV的报导说,法庭宣判时,塞利尔和他的律师都没有在场。塞利尔的6名亲属到场旁听。他们说,法庭没有提出任何证明塞利尔有罪的证据。

何清涟:决定中国劳动者生存境况的政治过程

【大纪元4月21日讯】随着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连年萎缩,中国国民工资增长速度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问题终于被提出来讨论。如果考虑到这些年中国工资增长主要依靠公职群体的工资增长,劳动者群体工资增长缓慢这一问题就更加突显出来。以下,笔者根据搜集到的资料,为中国工资增长状态概括出以下两大特点:

一、在工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 GDP增长速度的同时,公职人员的工资出现刚性增长。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5年以后,国家曾对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进行过八次调整和改革,自2001年以来给公职人员加薪的次数共计3次,加薪部分主要是职务工资和基础工资,每次增幅都不低于15%。

从纯粹以工资名义标识的收入标准来说,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确实不算太高。但如果将非货币收入,如住房及各种单位福利都计算在内,各地公务员收入都远远高于当地中等水平。更何况,公职群体还得到社会保障体制全方位覆盖,再加上职务的含金量高(有灰色收入),工作稳定等等,公务员成为中国时下最热门的职业。

另外一组资料更能够足以说明公职群体的实际经济收入水平:2003年,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与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高达15,766亿元,占2003年GDP的13.52%。而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元中的37.58%,被公职群体所消耗。这还不包括当年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花费的6,000多亿元(接近当年财政收入的20%左右)。上述财政供养人口约7,000万人,消耗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

二、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增长缓慢,甚至没有增长。比如从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初期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但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据有的研究者调查,在2001-2006年间,各地农民工的工资有小幅提高,但是上涨的幅度不足15%。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构成社会保障体系的几大社会福利如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几乎与这一庞大的社会底层无缘。

从决定中国工资的诸种因素来看,很明显,无论是公职人员的工资还是劳工工资的决定,都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宣称的“自由市场过程”。比如中国政府连续多次给公务员加薪,毫无疑问是制度偏倚的结果。可以用来说明问题的是:在中国当局努力贬损的美国,公务员要求涨工资,首先要经过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批准,然后还要由全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最重要的是美国还奉行“谁提出涨工资,不给谁涨工资”的原则,即本届议会和政府通过的加薪法案不能自己受益,只能让下任官员受益。

而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面对资方的惨败,从表面看来,是劳动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失败,但其背后却有制度因素。底层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缓慢,其中固然有劳动力市场极度倾斜、呈无限供给趋势这一因素在起作用,但同时还应该看到,劳工阶层工资增长缓慢的更深层次因素是中国劳动者缺乏权利。

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其间政治制度起到了极大的抑制作用。比如,中国当局从不允许劳工自行设立工会,这就使得劳工在与雇主进行工资谈判时,不具有作为一方谈判者的主体地位。

研究人员王炼利女士曾针对劳工工资做过一项调查。该调查表明,上海建筑业中有51%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仅266元(因为雇主欠薪),房地产业和制造业中分别有75%和43% 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1700元。而建筑业的劳动强度之大,工人“愿意”接受如此之低的工资水平乃至雇主欠薪逃薪,其关键原因就在于劳工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在于他们不能组织工会集结成有组织力量。而一盘散沙式的劳动者是无法与高度组织的资方谈判,更何况资方背后还有地方政府在撑腰。

可以说,劳动力供给极度倾斜,是中国劳动者面临的特殊困境;但如果他们能够获得政治制度保障的权利,尤其是自由结社、示威游行、言论自由等能够保障权利的权利,中国的劳工群体决不至于堕入目前这种悲惨境地。

──转自《华夏电子报》第188期

哥大师生关注中共活摘器官

【大纪元4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张明宇纽约报导)4月20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轮大法俱乐部和大赦国际哥伦比亚大学分部举办中共活摘器官论坛,引起哥大师生们关注。

4月20日在哥大的论坛上,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报告撰写人之一、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介绍中共摘除器官的情况及证据。主讲人之一杨景端医生介绍了1999年以前法轮功在中国弘传的盛况及给民众带来的身体健康和心灵升华,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和给普通民众的精神创伤。

部份华裔学生和其他与会者一起听完主讲人发言后,与几位主讲人探讨了对中共摘除器官报告还存在的疑问。有个别华人学生表示,担心这样的论坛活动是否会影响华人学生的形象。杨景端医生认为,帮助中国成为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华人才会真正赢得尊重。

坛让当日,有少数盲目媚共的学生在中领馆操纵的“联谊会”的煽动下带着中共血旗到现场干扰, 被哥大校警严厉制止。干扰计划的组织者以学生身份入场,多次试图打断主讲人发言,也被警察制止,在论坛进行到一半时悻悻离场。

论坛主办者之一丽迪娅认为,虽然哥大华人学生组织受到中共当局的影响,但是其成员会在是非善恶之间,有自己独立的判断。“我很希望这些中国学生利用这次宝贵的机会独立思考,研究一下,看看在中国正在发生的是什么样的罪行。”

一些参加论坛的华人学生向记者表示,他们心里明白,但顾虑自己的处境,不便公开用真名接受采访。据介绍,哥伦比亚大学华人学生学者联谊会很多活动的资金是由中领馆提供,联谊会的网站上也将两名中领管人员列为顾问。

由于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等人还要赶到普林斯顿大学进行演讲,论坛在平和、理性的讨论中按时结束。

香港千五民众声援二千万勇士三退

【大纪元4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吴雪儿、许珀珩香港报导)超过一千五百名民众21日响应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大纪元新闻集团等主办的“香港声援两千万人三退大型集会游行”活动,其中包括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他表示,“中共已全部烂掉了,烂到腐臭了”;又指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共产党一定会被这股潮流所埋没。而民主党西贡区议员林咏然则指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员没有人够胆说自己支持共产主义。共产党是中国贪污腐败的根源,他呼吁共产党员脱离中共,只有这样中国才没有贪污腐败,成为富强的国家。

民主人权潮流必掩埋共产政权

虽然声援二千万勇士三退(退出中国共产党、退出共青团和退出少先队)的集会于21日下午1时半才举行,但参加的民众于上午11时许已陆续抵达现场。首先发言的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指出,独裁专制、一党专政的共产政权逃不过历史的规律,它由兴起,到现在已经没落然后灭亡。世上现存的共产政权只剩下北韩、中共、越南和古巴寥寥几个,证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潮流不可逆转,共产政权将会被此潮流埋没。

司徒华表示,无数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鼓动的连串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右、大跃进、三年饥荒、四清、文革,以及政治运动最高峰的文化大革命,失去出热血和生命,承受了数不清的苦难。以前中共所说的“三面旗帜”──社会理想主义、代表人民和受压迫阶级和爱国主义旗帜──已经被扯烂了,中共政权贪污腐败严重,还讲什么社会理想主义旗帜;中国各地的对抗中共压迫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还讲什么中共代表人民及受压迫阶级旗帜;河山受到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得不到尊重,人民生活在苦难中,还讲什么爱国主义旗帜。

他说,中国人民生活在苦难和血泪中,已经认清中共的本质,“中共已全部烂掉了,烂到腐臭了”。

很多中共党员思想上已经退党

中共宣称全中国有7千多万名共产党员,司徒华说,现在已有占超过四分之一的2千多万名党、团、队员退出中共,若不是因为处于封闭的环境、恐惧以及犹豫不决等原因,他相信三退的人数会“更加更加多,现时很多党员在思想上已经退党,只剩下一小撮既得利益者互相勾结”。

司徒华最后说:“中共不瓦解,就不会有民主的中国!”

另一位发言嘉宾民主党的西贡区议员林咏然表示,“事实上,中共现时已经非常虚弱”,所以外交上不断透过经济利益来利诱外国政府,以求它们在国际舞台上减少抨击中共。好像最近中共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时,放弃要求日本重新审视日军侵华的历史问题,而提出中日一起开采东海油田。因此在利益的驱使下,欧美国家的政府现在很少就中共违反人权的事件提出抗议和谴责。

没完善的政治制度就没好民生

林咏然又指出,很多人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发展很好,其实真正得益的只是一小撮人,近年国内有很多公司到香港上市,表面上中国大陆好像形势一片大好,以为中国人民生活富足,然而在中共“让一小撮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很多中国人民生活很艰苦。

林咏然强调,没有完善的政治制度,就没有好的民生。他举例说,广东省从三水到茂名本来建设了一条铁路,为两地居民提供火车服务,后来却停驶了,原因是营运亏本。他说,这种情况在文明社会不会发生,因为在民主社会不会随便停止公共服务。

没中共就没腐败 中国才富强

林咏然还说,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员没有人够胆说自己支持共产主义。他希望中国共产党员脱离中共,只有这样中国才没有贪污腐败,中国才能够成为富强的国家,政治才能够改革。

林咏然最后说:“我相信终有一天共产党会全面瓦解!”

回首文革:毛式教育革命

【大纪元4月21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李肃2007年4月21日华盛顿报导)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谈到教育问题时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就在不到两年前的1964年春节期间,毛泽东还在中国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教育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要改变。”文革一开始,毛泽东索性推翻自己的说法,一棍子把教育界打成漆黑一团。

*教育革命──革教育的命*

8月8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当中直接呼应毛泽东的指示,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于是,伴随着文革的开始,“教育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文革第一年,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连在国外的留学生都被调回国休学一年,参加文革。

1968年8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文革派主要干将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份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八种贱民之后的臭老九*

196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我们必须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对知识份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极端不信任、鄙视和敌视态度十分明显。

随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纷纷进驻并且管理全中国的各类学校。

1971年8月,毛泽东批示下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对教育界的“两个估计”,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

于是,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列上了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知识份子。受毛泽东的影响,当时的人对知识份子存在普遍的鄙视,加上原来就认为知识份子迂腐,因此戏称他们为“臭老九”。

*斯文扫地 知识越多越反动*

同样是在这种蔑视和敌视知识份子的气氛下,中国几乎所有学校的领导和主要教师都在文革中受到过批斗和迫害,其中高等院校的教授更是首当其冲。根据中国对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教育界的统计,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教育界官员和教师有14万人之多。卫生部所属的14所高等院校有教授、副教授674人,其中有500多人受到过迫害。文革10年,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副教授从7800人减少到5800人。

1966年到1969年期间,中国的高等院校完全停止高考招生。从1969年开始,许多高等院校迁出大中城市,大批教师被下放。1965年中国共有高等院校434所,到1971年为止,全中国一共撤销高等院校106所,其中包括高干子弟云集的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院校。

*毛泽东教育思想“混乱不堪”*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革教育的命恐怕是最彻底的。表现在几个方面了。第一个方面就是血雨腥风啊。1966年学生起来打老师、杀老师、打同学,主要是在教育领域。第二,毛泽东关于教育的一系列的思想混乱不堪,结果他是一无建树的。”

毛泽东为什么对知识份子这么仇恨呢?

宋永毅:“第一个呢,和毛泽东当年在图书馆做小职员时受的气有关。他越是觉得你们这些留了洋的知识份子,越是仇恨。因为他的知识不高,因为他在北大受了气,造成了他对知识份子仇恨的情结。

“第二个呢,他是一个搞革命出身的知识份子,他懂的就是搞革命、搞权术那套知识。所以他的定位不是在一个专业的知识份子的范畴,而是在一个流民革命家知识份子的范畴。”

*重理工 轻人文*

记者:那他为什么又说理工科大学他又比较重视呢?

宋永毅:理工科大学不对他的那些权术和革命理论形成挑战啊。不会对他的领导权造成挑战,而只是他的工具。而社会学、法学等等那些学科都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一旦人学了以后,对他的那些愚民政策当然会形成挑战了。

在大学教育中,毛泽东尤其对人文科学的教育不满。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宋永毅:“他既然觉得你这些社会科学,法学啊,那些都没有用,尤其是对培养一个革命家来说,他觉得有什么用呢?他自己不过就是一个高中生吧。他就是师范学校毕业。那他成为全国的最高主宰了。他认为为什么你们还要读社会科学那么多东西呢?当然学制可以缩短。既然那些东西学了没有用,那学制当然可以缩短。

*缩短学制*

的确,在毛泽东教育革命的主张中,缩短学制是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在1964年就说过:“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制可以缩短”。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发出所谓的“七.二一指示”,再次显示他轻视大学文科和希望缩短学制的观点,而且提出了招收大学生的新方法。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于是,中国的大中小学开始了一系列的“革命”。在学制上,中国将小学从6年缩短成5年,中学从6年缩短成4年。大学从4年缩短成3年。

*招生重出身*

从1970年开始,中国高等院校陆续招生开学。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招收“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因此这些人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或者“工农兵学员”。

招生时强调政治。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将近9000名工农兵大学生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党员占46.2%,团员占38.1%,非党团员占15.7%。

*官为子女谋幸福*

招生办法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由于“领导批准”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日后“走后门”打开了方便之门。当年的重庆下乡知青、美国海因波特大学历史学教授邓鹏博士说:

“我就找到我们厂子里一个主管教育的书记,说听说大学要招生了,要考试。我来厂子里面已经将近两年了,我说我希望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考一下。如果考上,我一定学好了过后回来回报厂子里对我的培养。他就说:“让我们研究研究吧。”那一年,他的女儿上大学去了,厂长的女儿上大学去了,还有那些厂的干部上大学去了。”

记者:你是说厂的干部的子女?

邓鹏:对,就是。你说推荐,他们不推荐他们的子女,推荐谁呢?当没有“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时候,你就给人的私心开了一大道方便之门。那也难怪他们,谁不爱自己的子女?谁不想自己的子女成龙成凤?我们这种人,这种机会是没有我们的。你背着这个家庭出身的黑锅,背负着原罪,这个罪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永远永远也赎不了的。像这种情况不是一个两个。

*邓小平走毛泽东的后门送女儿上学*

官员的子弟,尤其是高级官员的子弟很多成了工农兵大学生,甚至包括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和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这些当年还没有“解放”的高级官员的子弟。

邓榕就在回忆录中说:父亲多次向中央提出请求,争取让我和飞飞上大学,让孩子们受到高等教育。我和飞飞这次能够上学,完全是父母亲努力的结果。在当时,要想上大学可不容易。所谓“推荐”和“选拔”,是有许多的条件的,要出身好,要表现好,还要和领导关系好等等。实际上,很多人都是想尽办法去“走后门”、拉关系,才能上得了学。我们自己开玩笑,我们上学也是“走后门”,而且走的是毛主席这个最大的大“后门”,否则,凭我们这样“可教子女”的身份,又在僻远农村插队,根本不可能上大学。

在毛泽东的关照下,邓小平的女儿邓榕1972年进入江西医学院学习,是那里的第二批工农兵大学生。邓小平复出之后,邓榕又转到北京医学院学习。
这种“呼风唤雨”的能力,只有少数高级官员才能够做到。

*毛泽东走后门*

实际上,毛泽东本人在当时就先后将十几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青年送入大学学习。他还特别阻止四人帮批走后门,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

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他竟然对四人帮说:“走后门这样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了,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即使是来自农村的学生,多数人也并不是普通农民的子弟。当年的一位工农兵大学生说:“基本上都是农村的公社干部或者什么干部的子女占多数啊。那个比例当时比较多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小学学历者上大学*

大学招生取消了文化考试,而且规定初中文化程度就符合条件,因此学生入学时的文化程度很低。据北京市当时的一个报告说,北京市11所高等院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

1972年进入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工农兵大学生郭家政说:“高中生特别少,初中生多,还有小学生。所以成绩参差不齐。”

另一位当年的工农兵大学生说:“当时我们那个年级是三个班,是按照文化程度来分班的。我们那个班基本上是高中生,还有一个班是中间那个班,就是初中那一段的。还有一些就是刚好上中学,那些人是小学毕业的,成绩是比较差的。”

*如此学习*

当时大学的课程有三个主要内容,即: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同时,学生们都要参加生产劳动。

当时,工农兵大学生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1970年7月,文革派提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新方向,“必须批判资产阶级”,“革命大批判...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要抛弃旧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

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专业知识学习一减再减,造成学生知识贫乏,水平较低。1973年入学的这位工农兵大学生说:

“工农兵学员就应该是到工厂、农村去实习。当时也把我们弄到下边去支农,然后又到工厂里边当工人。总之耽误了很多时间。那么学习呢,也不考试,然后“批林批孔”,然后又“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业呢,也随便你作不作、交不交都行。写批判稿的时间很多。反正没有学多少东西。”

*交白卷成了英雄 周恩来希望落空*

说到学习不考试,不能不提到当年“大名鼎鼎”的反潮流人物张铁生。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试图整顿教育,在1973年的高校招生中试行推荐和文化考试相结合的方法。

女工农兵大学生:“全部到县里边去考,还是推荐以后。推荐的是5个人还是4个人里边上一个。”

当时的文化考查非常简单,而且考试的时候可以看书。但是辽宁省下乡知青张铁生的物理化学考试只得了6分。张铁生十分清楚自己的能力,便事先准备了一封信,在考场上把信抄在试卷的背面。

他在信中一方面声称工作忙,为了集体利益,没有时间复习功课,同时表示“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

在另一方面,他又说上大学是他“自幼的理想”,并且用央求的口吻说:“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考试之后,张铁生还四处找关系“走后门”。

但是毛泽东的侄子、当时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看到了他这封信。他和文革派一起指责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

张铁生不仅上了大学,还入了党,成为辽宁省朝阳农学院的领导人物和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们后来称他为“白卷英雄”。

结果,大学招收进行文化考试在第一年试行时就腰折了。高校中的考试制度也废除了。

在文革前,毛泽东就曾经指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多招一些贫下中农子弟,初通文字,有小学程度,就可以上共大。”

毛泽东的关心和赞赏也使江西共大得到文革派的特别青睐。文革中曾经以江西共大的办学过程为素材拍摄过一部电影《决裂》,用来配合工农兵上大学的教育革命。

(歌曲《共大赞歌》)

*毛泽东以特例否定规律*

毛泽东在1964年还曾经以孔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和高尔基等古今中外名人都没上过大学为例,说明成功未必要经过正规教育。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你不能按照一个突出的天才反过头来要求改造整个培养人才的制度。毛泽东是以个别出现的天才,或者我们说的“怪才”反过头来要求按照他们这些奇怪的人,天才来改造整个教育制度,这个是不可能的。

“他举出的是百分之99点99以外的。所以他就离开了普遍性。他把整个制度给搞乱了。你说美国的比尔.盖茨,不是哈佛(大学)都没有毕业吗?我们是不是因为比尔.盖茨的成功而把哈佛(大学)给废了呢?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哈佛(大学)辍学了,他成功了,就认为哈佛(大学)不要读了。所以他是要用一些特殊的东西来改造普遍的东西,那个是荒谬的。”

*国失人才*

从1970年四万两千人入学,到1976年,中国一共招收了94万工农兵大学生。据中国的统计,文革10年,中国少培养大专毕业生100多万人,中专生200多万人。因此造成中国在文革后一度严重短缺高、中级专业人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知识份子是“臭老九”的时候,在毛泽东公开鄙视知识份子的时候,各级实权人物却纷纷通过关系把自己的子女送入大学,成为新的知识份子。

*老九不能走*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一反常态,竟然也说起知识份子的好话来了。他说知识份子像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他说:

“教育界、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其实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臭老九,老九不能走。”最后这句“老九不能走”借用了当时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反派头目座山雕的一句台词,后来成了全中国人们津津乐道的“名言”。

*12届考生同赴考场*

文革结束一年以后的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和原来的大学学制,文革10年积压下来的570万考生参加了这次高考。

在文革以后的1980年11月,曾经闻名全国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不顾自己“辉煌的过去”,“隐名埋姓”,把校名改成了江西农业大学。

毛泽东这场荒诞的“教育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无声无息地告终了。

江棋生:一个老三届人的春日感怀

【大纪元4月2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和大多数人一样,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都会花些时间坐在电视机前。虽说如今不许私下安装卫星天线,但好赖也还称得上“百花齐放”,有几十家官办电视台可供“主人”选择,总不能说什么都没得看的。不过,习惯上我只锁定两家:体育台和凤凰台。

我从小爱好体育,现在还几乎天天游泳,假如不上体育台瞧瞧菲尔普斯的泳姿,我的蝶泳怎么长进呢?而在所有官办电视台中,设在香港的凤凰台算是最敢说点真话、打点擦边球的。可以说,与中国大陆的所有电视台相比,凤凰台着实领先了好几个身位。

前不久,我就听到了杨锦麟先生提及高耀洁女士揭露血传播是中国爱滋病主要传染源的事;谈到谢韬先生发表在《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上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以及他对铁杆左派喻权域的调侃。这位喻先生在50年前曾被定为右派。看来,此人还真是脱胎换骨成了正果:很不容易,极为稀有。

最近,在凤凰台关于桂系军阀的节目中,我又听到将李宗仁、白崇禧麾下的广西兵誉为北伐军中“钢军”的褒奖;以及曹景行转述的一位日军将领夸桂系兵卒的话:“广西军队是中国唯一一支具有武士道精神的军队。”依我看,这句话离开回答“谁才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也就一步之遥了。而在别的官方电视台上,却还在瞎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我有时候真的很郁闷:做人怎么能这样寡廉鲜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呢?当下之中国,股民多,基民多,网民更多,像这种明摆着已经护不住的谎言还要护,累不累啊?再说,你自己这个德性,又怎么好意思去融什么冰,说人家日本人不敢正视历史呢?

4月上旬,我回到故乡。除了对母亲和岳母尽孝道之外,还和初、高中同班同学常常相聚。老同学们都知道我的事,但从不把我当外人,当异类。这种人间的真情每每使我感动和欣慰。然而,更使我欣喜有加的是,他们几乎从不仰视我,从不瞎夸我。我们之间互相平视,真诚沟通,百无禁忌。

这一次,有同学问我,你一边质疑弱相互作用中的左右不对称,挑战李政道、杨振宁的诺奖成果,一边又当持不同政见者,还有时间逛公园、看电视吗?于是就引出了我上面的一番话。而我的话又触及了我们这一辈人心中一个深深的隐痛,那就是:曾经被人愚弄而傻活了好多年。

同学们说,当局的谎言使我们的生命意义打了多大的折扣啊!人生苦短,被人愚弄而傻活,难道不是一个人一辈子最大的不幸之一吗?

话匣开处,正是我们人生之旅中的刻骨铭心之处。47年前的1960年,是中国的大饥荒年代。由于连纸张也极度匮乏,以致小学升初中的考试被迫取消,我们被分配进了常熟县中。那时,除了少数达官显贵(后来才知道他们当时依然养尊处优),绝大多数国人都处于大饥饿之中。

我们都清楚记得,上午共四节课,到第三节下课时,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了。挺到第四节课结束,则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回家路上,饥肠辘辘的我们争先恐后,鲜有欢声笑语。而到了家中,心痛心酸的母亲却难为无油少米之炊!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经常吃不上白米饭,只有稀粥和米粉糊糊。

见了胡萝卜,我们就直流口水,馋得慌;不够吃,只得大嚼萝卜缨子,加上芹菜根须和白薯叶。常常是刚吃完,就觉得没吃东西似的。

无疑,这种生活是很悲苦的。但是,大家都说,人生真正的可悲更在于,当时的我们都被深度愚弄着,谁都相信是该死的老天爷和杀千刀的苏修造成了中国人民的大饥荒。

我们对以毛泽东为首的英明领导不仅没有半点怨恨,还坚信他们会以身作则、和我们一样吃糠咽菜;并感恩戴德地认定他们正千方百计地指引我们度过难关,走出困境。傻活了二十多年,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大家才络络续续地知晓,中国大地上的几千万无辜饿殍是死于毛泽东一手制造的人祸。

毛为了加速他的军事工业化进程,不顾一切地从农民手中夺粮,再到苏联人那里换取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项目,以便早日圆他“搞地球管理委员会”、称霸世界的白日梦。

我们这些营养不良的中学生们,到1966年高中毕业时,又被人从政治上深度愚弄了一把。那年7月1日,我们按例应去苏州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但当时的我们,却对6月里传来的毛作出的推迟高考半年的决定三呼万岁。

权利的剥夺被当成枷锁的除去,我们随即狂热地投身于“防修反修、保卫红色江山”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按纳粹式的整人主旋律起舞,以践踏人权的方式斗校长、批老师。

后来,互相之间竟也你死我活地掐起架来,6年同窗分成两派文斗不算,还搞武斗,双方咬牙切齿,“阿庆嫂和沙老太婆”谁也不玩假的,是真的打起来了。

两年以后,毛泽东大体完成他的大清洗任务后,又语重心长地蒙了我们一把,要我们上山下乡,自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68年秋,66、67、68三届中学生同时毕业---史称老三届。由于继续被深度愚弄,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不仅对上不了大学、进不了工厂没发任何牢骚,相反还真信毛泽东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最有价值的人生之路,美滋滋地觉得到了广阔天地里肯定能够大有作为。

39年前的那一幕,同学们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在菱塘沿旁,在锁澜桥下,在西门湾里,在总马桥堍,……大家兴高采烈地登船下乡,开始了最终长达10年的插队生涯。

到了乡下,大家还真是玩命干;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大力、流大汗,不正是毛泽东赋予我们的使命么?在付出超强度的劳动之时,我们的生活甚至比贫下中农更为清贫,几个月吃不上一顿肉实属稀松平常。

我记得自己最为狼狈的一件事是,有三个月身边竟没有一分铜钿,结果写了好几封信仍是没法寄!面对现在看来如此明显的全社会性的不公平和不正义,我们在开始时不仅丝毫没有维权意识,相反还很有“觉悟”地做到了安贫乐道。

当然,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如果这种生活是出自清醒的自我选择,那就没什么好说的。而如果出自被蒙而犯傻,那就是人生的大悲哀了。

生活的现实和人生的坎坷使大家慢慢醒来,傻得可怜的人越来越少了。不过,美丽的青春年华已大半逝去,可供选择的人生机遇也几乎丧失殆尽。

到了三十年前的1977年,当被无理剥夺长达十一年的高考机会终于重新出现时,有幸能抓住机遇放手一搏的老三届,只能是很少一部分人了。三十年后的今天,那些没能上大学的同学对我说,往事并不如烟---岁月蹉跎和上学机会的被践踏,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永远的创痛。

今天,昔日的同窗好友和我一样,都告别了被愚弄而傻活的生活。曾经被深度愚弄几十个春秋的中国人,已经能够识别谎言、过滤谎言而大体上活个明白了---这恐怕是区分极权和后极权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比起多党民主这个“好东西”来,后极权自然还差劲得很。

同学们对我说,他们现在常常须揣着明白装糊涂,苟且地活着。他们深知,这依然是一种人生的大悲哀。因此,他们在一如既往地为我担忧、望我保重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和自由亚洲电台关注我,在乎我,并且越来越大胆明确地肯定我的活法:不再苟且,过真正有自尊、有独立人格的生活。他们说,这种生活比受人愚弄而傻活强了不知多少倍;也比心里明白而被迫装傻强多了。

家乡的美景和美酒常常使我酒不醉人人自醉,而同窗好友的话则使我如沐春风,激励我继续前行。因为,他们的话表明了老三届人正和我一起前行;因为,他们的话宣示了一种为官方所刻意遮蔽的可贵认知:中国的前途不仅在于物质生活上能走向小康,更在于每个国人都能过上活个明白、不必苟且的日子。

2007年4月19日 于故乡---江苏常熟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整理)

传中共下达指示 加强控制新闻出版业

【大纪元4月21日报导】(中央社台北二十一日电)据报导,中共的文宣部门年初下达了加强审查新闻出版业的指示,并点名批评一些新闻出版社所涉及的“严重问题”。

海外多维新闻网今天在报导中表示,中国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于一月十二日传达了有关“出版工作专题情况通报会”的纪录要点,当中透露了上述讯息。

据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副部长李东生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出席了通报会并发表讲话。

根据广电总局传达的纪录要点,李东生和邬书林就宣传政策作了二十项指示,包括:

─要营造迎接十七大的氛围,唱响主旋律,歌颂社会主义好。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历史题材书目订货会上,出现不好的势头,要严格审查。

─涉及军队题材要慎重,不能过分渲染武器装备,防止迎合西方的“中国威胁论”。

─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能宣传肯定私有制的言论。

─警惕借否定文革,否定党和毛泽东同志历史功绩的错误倾向。

─防止借维权名义暴露司法内幕的倾向。

─防止借舆论监督的名义搞新闻揭秘、暴露黑幕的倾向。

─防止违纪片面炒作热点问题,要把维护社会稳定的文章做足,不要挑起社会矛盾。

─不要为西方宣传推波助澜,缺乏政治上的清醒。近来的宣传暴露出有大力赞赏西方政治制度的问题。

─涉外宣传要注意:不得擅自批评他国内政,防止地图使用错误;能源合作只做不说;与高丽有关的不要炒作;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的纪念性报导,要坚持宣传服务现实原则,不要干扰中日关系大局。

─不得擅自引进国外卡通片,现在引进过多,且重复,有西风烈、洋风盛的趋势。

据报导,李东生在会上还对中国大陆出版界出现的一些“闯红灯”问题提出严肃批评,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出版社及书籍包括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沧桑”、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八个京剧演员的生涯”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等。

出席会议的领导认为,上述问题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已经闯了禁行的“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