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5月27日(星期日)

香港一千多人冒雨参加纪念六四游行

支联会表示，今天约有一千五百人参加游行。但警方表示只有一千人抵达政府总部。 支联会副主席李卓人表示，在恶劣天气下，今年参与纪念“六四”游行的人数仍比去年多，他感到满意。因此，他相信参加支联会在六月四日晚上举办的“烛光悼念集会”的市民会多于去年的四万人。

六四民运十八周年纪念在加州理工学院举行

“六四”十八周年纪念暨“六四诗集”新书发布会，今天在美国知名学府“加州理工学院”举行，当年参与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学运领袖王丹、蒋品超、陈破空、盛雪等人，以及国际特赦组织加州帕沙迪那支部、美国视觉艺术协会等也都赶来齐聚一堂。

高尔泰获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高尔泰先生，江苏高淳人。他1935年出生，从少就外出求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北“支边”，22岁时因发表论文《论美》而遭到批判，随后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发配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改造，在那里九死一生。1962年春解除劳教，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文革爆发后受批斗，后在五七干校劳动。1977年平反后，辗转兰州、北京、天津、成都、南京等地大学任教。1989年“六四”之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入狱。先后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成都四川省看守所。 1990年春节前“结束审查”。1992年6月经秘密通道离境，7月11日抵达香港。1993年辗转抵达美国，得到政治难民庇护。现居美国拉斯维加斯。

农妇派出所暴毙 湖南警方匆匆强行火化

25号上午，在民众的压力下，武冈当局愿意赔偿9万元，众人不服；晚上，当局又愿意赔偿18万元。27号凌晨，武冈市公安局出动大约3百多名警察封锁医院和市区的道路，然后通过威逼哄骗的方式把在医院守护殷小云遗体的家属支走，在没有亲属陪同的情况下把遗体运走火化。

基督徒刘凤刚遭警察殴打

为揭露当局对基督徒的迫害，曾两度入狱的刘凤刚对记者描述了当局对他的殴打：“当天早晨七点一刻，我下楼被便衣推阻，纠缠之中我下了楼。这时警察来到楼口，对我说，不让你出门没有理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就是不让你出门，不让你走。”

上海访民死后托梦亲友坚持维权

沈佩兰透露，今天早晨起来时看到当局还有六个人在看管她，最近在上海召开党代会期间，她持续遭到24小时的监控，“除了家里和你的养殖场，哪里也不让你去，去开追悼会、去教堂做礼拜也不让。”当局对她说。“他们还说我在大纪元上发表文章，说要把我当做法轮功定罪。我要不是基督徒，是个一般的人的话，早就被他们吓得怎么样了。”

截罗干坐车被劳教 刘仲桃狱满归来

5月27日上午，因为拦截罗干坐车申冤而被劳教一年的北京访民刘仲桃得到释放。二十多位北京上访、维权人士为他接风。 “我逐级举报腐败分子，没有回复和处理，最后只能举报到九大常委之一的罗干书记。” 刘仲桃通过亲身深切体会，谈到当前的问题：“当局在包庇腐败，从青岛法院到最高法院以及罗干，他们整个在包庇。中国不是一个机关部门在犯罪，从上到下的机构都是在互相勾结，明目张胆的在犯罪。”

广西拘捕示威人士 骚乱仍余波汤漾

广西博白县部分乡镇近日发生计划生育暴政引发的骚乱仍余波汤漾，目前骚乱虽然暂时平息，但部分村民正在计划到北京上访。部分乡镇正拘捕参与示威的村民，不少人逃离家乡后隐匿广东等邻近省份，不敢回乡。

魏厚仁：声援泛蓝联盟就是声援我们自己和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

为国家和百姓极力扭转这一劫难的泛蓝青年，怎么就成了非法组织了呢？国台办是共产党及其伪国务院的一个行政办公室，就连它的主子反私有产权文明的共产党都是非法的，它又有什么权力来界定法与非法呢？即便一个政府及其行政部门是合法的，那它也只能官告民到独立于行政权力的法院去讨教合法与非法呀，哪有行政权力来发布法律认定呢，难道这本身不是在践踏法律吗？

中共强占家园欠工资 学生民工急三退

内蒙古一位学生，原本刚加入中国共青团，但当他知道了海外的退出中共、瓦解中共的退党大潮后，他立即加入三退行列，并告诉本台记者在内蒙古，为了建水电站，中共党委政府强拆他们的家园关押村民的事件，人民怨声载道，内蒙古政府几年来一直包庇纵容不处理，逼迫受害群众不得不进京上访，但最后仍是不了了之。

【特稿】张杰莲：急删名军医自杀新闻 新华社欲盖什么？

该报导在24日被新华网等各大网站转载，随即新华网迅速删除此报导。在国际曝光中国出现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黑幕的今天，肾器官移植名军医李保春的自杀和中共新华社不寻常的掩盖举动，引起外界高度关注。

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证人曹东 遭二审秘判

据明慧网5月25日报导，2006年5月会见欧洲议会副主席的法轮功学员曹东，即被中共当局绑架、劫持到甘肃，于2007年2月8日被非法判刑5年。 一审判决后，曹东的律师根据搜集到的新的事实证据做出了“一审判决结果与事实不相符”的辩护，二审是在甘肃中级法院两次主审的法官都不清楚的情况下，中共司法系统已二审不公开开庭秘密审判，罪名是“非法勾结国内外反华势力”、“非法接受采访” 等。据悉，二审判决结果下周才向曹东本人宣布，他的家属至今还蒙在鼓里，曹东的律师也没接到判决书。

印尼“希望之声”拟控告中使馆 各界谴责中共

印尼时间2007年5月25日上午，印尼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在首都雅加达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针对中共大使馆近期致信印尼外交部要求撤销希望之声电台执照一事，表示强烈抗议，并对中共大使馆提出联合控告。印尼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发言人雷蒙表示，中共此举违反了印尼媒体自由，违反了印尼的人权。

艺术圣典 (八)

来自英国的林女士对该舞的反馈恰恰说明了观众的共鸣：“太感人了！尤其是看到烛光那个节目的时候，感动特别深，可能身为母亲吧，我也有孩子。当我看到那么多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当他的孩子拿着烛光出来的时候，一下子就震撼了我的心灵。当时我就哭了。我觉得那个节目太感人了。”

大陆社会透视：交警被袭 网友称快

据26日大陆媒体报导，短短四个月间，广州就发生路面执勤交警被侵袭案件80宗，57名交警被殴受伤，然而这个新闻在网站上发表不久，网友对事件却出奇的齐心，全国各省的网友纷纷表示赞同，认为打交警事件是忍无可忍、打得好。

反右50年 谎言帝国的诞生

5月中旬发行的《新纪元周刊》第19期正值中共反右50周年，当期封面故事《反右50年谎言帝国的诞生》回顾了中共推动的反右运动，打倒所有敢于说真话提出批评的人，以及之后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这个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运动，因为没有人敢于提出批评和说出真相，结果导致三千万人死于非命。文章指出，显然，说假话是有代价的。现在的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以史为鋻，可以知兴衰。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回顾和反思反右运动的原因。

明居正: 到底谁是右派？

看完这份所谓的标准，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根本就是无所不包！拿了这6条，共产党想打谁就可以打谁，完全不愁找不到罪名。而且这就是后来运动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在打右派的实际作法。

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三 工薪税负最重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的最新排行，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排第三。中国的税收制度存在哪些问题？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邀请北京大学的经济学者夏业良教授和上海的财经分析人士巩胜利先生讨论中国的税收制度问题。

加拿大取消两名前纳粹公民权

加拿大司法部长Rob Nicholson上周宣布，加拿大政府取消了两名前纳粹成员的公民身份。半个世纪前他们掩盖其战争时期犯罪历史并移居加拿大。Nicholson说，“这件案例向人们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这个国家不是战争罪犯的天堂，不管战争是发生在现在还是很久以前。”

香港一千多人冒雨参加纪念六四游行

游行队伍于下午三时在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集合，支联会拉着“平反六四、支持维权”的巨幅横额，沿途高喊“平反六四”、“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等口号，带领队伍经过铜锣湾、湾仔、金钟、游行到中环的香港政府总部，警方沿途封路让游行队伍经过。

虽然天公不作美，香港下午闪电雷雨不停，但阻挡了市民参加游行的决心，大部分游行人士都穿着雨衣及打着雨伞，沿途也不断有市民加入游行队伍。

香港多个亲台湾团体也高举中华民国国旗参加游行，因为国旗被大雨淋湿无法飘扬，他们只好用手拉开旗帜参加整个游行，引起许多路人及游客拍照。

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与“四五行动”成员抬着一副写有“平反六四”的黑色纸版棺材参加游行，游行结束后，他们到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请愿，他们高喊要求平反“六四”的口号，然后焚烧请愿信后离开。

支联会表示，今天约有一千五百人参加游行。但警方表示只有一千人抵达政府总部。 支联会副主席李卓人表示，在恶劣天气下，今年参与纪念“六四”游行的人数仍比去年多，他感到满意。因此，他相信参加支联会在六月四日晚上举办的“烛光悼念集会”的市民会多于去年的四万人。

六四民运十八周年纪念在加州理工学院举行

王丹在致词时感慨的表示，“六四”转眼即将届满十八周年，由于近年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快速，就导致许多人仅仅是被经济发展所吸引，逐渐淡忘了中国社会过去发生的许多追求民主的运动，包括“六四”在内。

王丹说：“我认为这对死难者及中国都是不公平的，一般人不能以中国的高速经济成长而掩盖了中共在政治上存在的专制作为与过去屠杀人民的罪行，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纪念活动的意义所在。”

自纽约与加拿大兼程赶来的陈破空、盛雪，旅居洛杉矶、负责主编“六四诗集”的蒋品超等，也都相继表达他们的心声，希望透过文学作品，也就是“六四诗集”的出版，提醒世人记住“六四”的影响。

蒋品超表示，“六四诗集”四天前在美国发行以来，至今已经吸引无数侨胞购买，有些人自动付出高于定价三倍、四倍甚至五倍的金额，为的只是拥有一册，令工作人员感动莫名。”

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实地采访“六四”的记者帕克奈特全程参加了今天的纪念活动，并且携来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间她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解放军对手无寸铁学生动武的血腥照片。

另外，做为“六四”十八周年纪念活动协办单位的国际特赦组织加州帕沙迪那支部代表德尔马特也到场分发资料，呼吁中共应尽快释放未经司法审判擅行拘押的中国人权人士。

高尔泰获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二．
高尔泰先生，江苏高淳人。他1935年出生，从少就外出求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北“支边”，22岁时因发表论文《论美》而遭到批判，随后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发配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改造，在那里九死一生。1962年春解除劳教，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文革爆发后受批斗，后在五七干校劳动。1977年平反后，辗转兰州、北京、天津、成都、南京等地大学任教。1989年“六四”之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入狱。先后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成都四川省看守所。 1990年春节前“结束审查”。1992年6月经秘密通道离境，7月11日抵达香港。1993年辗转抵达美国，得到政治难民庇护。现居美国拉斯维加斯。

高尔泰是画家，又是彻底的美学家、哲学家。母亲曾说他，一写文章就招灾惹祸，一画画就逢凶化吉。1957年发表《论美》、《论美感的绝对性》，强调人的主体性、向绝对零度挑战，成为他的地狱之门。在生死关头，绘画救了他的命。70年代，他多少次和那个“笑眯眯的胖脸”相对，终于有一天忍不住，把那些颜料画笔全扔到垃圾堆上，下决心以后不再画画了。整个80年代，基本没碰过画笔。甫从深渊出来，“一肚子的愤怒和悲哀，总想呐喊，总想论理，总想唤起人们的反抗意识，日夜写呀写”，招来一连串新迫害。在这一点上，他跟57年受难者群体有所不同。“流放者”归来后多顺势招安，高尔泰的文字却再度成为“反精神污染”的重点靶子；他参与的启蒙活动于1989年7月被陈希同先生在“反暴乱”长篇报告中点名。六四被囚和出狱后，亏了有画画这个管道，他得以抒发内心的郁积。逃亡海外的头几年，也因为依赖画画，才有了安身立命的根基。“但是奔逃万里，却以这样一种形式的自我放弃作为终点，总归是心有戚戚。”于是有自传体散文《寻找家园》。

《寻找家园》台湾全版尚未问世，读者看到的是网上电子版和2004年“花城”版。那是追求自由的中国知识人的苦难历程，也是“当代《红楼梦》般的汉语”（崔卫平先生语），“他的文字炉火纯青，朴实而细腻，融合了画家的直觉和哲学家的智慧”“把毕生的愤怒铸成一个个汉字”（北岛先生语），用赵毅衡先生的话：“此书将许多往事，细细穿插，一一道来。连本是惨绝无言的场景，也深情蕴结，推刚为柔。风度雍雍而令人心折”。徐晓先生则说：高尔泰的文字不是写出来的，是炼出来的。……关于高先生的汉语成就，已经用不着费辞。我们只想说，如果把他的文字跟老一代散文家汪曾祺、杨绛放在一起，那么高尔泰的文字传递出更多温暖更多风骨。在噩梦般记忆的灰黑色背景上，矗立着我们民族的苦难和向往。

三．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第七届即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高尔泰先生，以表彰他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奉献出《寻找家园》这样具有黄金品质的文字，更感念他以一生的苦难代价为我们中国稀罕的汉语家族贡献了新的精神人格。这个神圣家族有着至大至刚之气，其个体生命的存在一直处于不止息的燃烧之中。这种燃烧既源于天命，近于神性，又来自于人格的自我期许，基于人性又超乎常人的自信。它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极具悲剧性的美。因为它一再被世俗力量、乐感文化、生活理性、庸常宿命等等撕破毁灭。这种自由人格很少能够得到宽松的生存环境，它一再被打压毁灭的命运使得人性之美成为东土子民最罕见最神秘的要素。这种神秘或现实之谜为年轻的高尔泰洞明，他以一生见证：美是自由的象征。这个神圣家族的成员有庄子、李白、徐渭、李贽、龚自珍、陈独秀、鲁迅、胡风、高尔泰、林昭等可数的名单。“犬儒病”和“冷漠症”的社会对自由独立人格的避而远之、冷漠和敌意，使得民族最优秀的个体总是得不到回应、声援，得不到展开的可能。时过境迁，我们的社会才会接受先贤的营养，犬儒者们更会百倍热情地给予前贤以怀念。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怀着感谢的心，铭记老大帝国冰封下的草籽、灰烬中的温热、冻结了的火焰。在汉语蒙污空气中弥漫杀机、人人挥舞当政者话语写文章的时代，有林昭那样的青春热血与未死之良知，也有高尔泰“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地谈论“人的内心生活有多么复杂，美就有多么复杂”。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知识界来说，高尔泰实在是一个异数。“他几乎是以年轻的心和孤单之力平衡着整个文化语境中不对称的对话”（胡继华先生语），虽然等待他的是风炎土灼、劳改放逐、九死一生、家破人亡。“无边行程望欲迷”，经由他的努力也因为命运不弃，一个异端学派在80年代，发展为波澜壮阔的自由美学思潮。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还注意到，高尔泰作为哲学家和批评家对于当代中国的建言。显然这两方面，目前还被人们忽视。就前者来说，他的美学理论探索，基于一种深沉的哲学意识。他的“异化”研究（还有王若水先生的）成为昨日黄花，他的《什么是哲学》注定空谷足音。作为美学家，他最早呼唤方励之先生、钱学森先生等人关注、介入美学讨论，这在学科壁垒森严、人人不越雷池一步的今天，成了不可复制的美谈。他的“忧患意识”，在今天已经成为流行辞（当然这不能增加他的光荣）。作为后者，他写的《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强调“祖国”不等于“国家”、“政权”，不能用是否拥护政权来区别爱国与不爱国。这篇文章成为新时期以来，大陆最早将祖国、民族与专制统治区分开来的名篇。不管别人有什么回应，他都旁若无人地摸索前进，“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种不辞趋异、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对我们积重难返的趋同本性的有力抗衡。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铭感他在过去的日子，为把中国人从类人孩状态中唤醒而做的努力；同时也不无怜悯地注意到，高尔泰先生不得不成为流亡者的悲哀。从以前明言，“只有立足于土厚水深的大地，你才有可能获得把你高扬起来的智慧与激情”，到今天感喟“孤篷绕天涯，无力正乾坤，到底总是一份，不能忍受之轻”。梦里家山成了“流沙坠简”，只有通过汉字重新建构，这是文字的骄矜却也是我们生命体的悲哀。人生不满百，却又“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这不是高先生个人的问题，是我们普遍的问题。是生命没有时间，自由不占有空间。“徘徊六合无知己,漂若浮云且西去”，情何以堪？我们格外注意到，高尔泰先生对于“遥远故土新生代”的看重——“在国外的十几年之后，听到遥远故土新生代的这些话语，我依稀触摸到了‘祖国’一词的深层含义。也许焦土下还有普世价值的地脉？也许其浸润所至无不是沟通的渠道？”

我们的回答，是的。颁发这个奖，想要公开表明——
“何日归舟横沧海，夜深风雨说长安”。

高尔泰先生代表作：
《论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
《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2月。
《美的抗争─高尔泰文选之一》，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7月。
《美的觉醒─高尔泰文选之二》，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3月。
《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5月。

2007年5月15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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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新世纪》

农妇派出所暴毙 湖南警方匆匆强行火化

当日晚，派出所通知家属殷小云已经自杀，还有亲笔遗书为证。而死者殷小云的耳朵、口腔、鼻腔均有血，全身多处软组织受伤。殷小云的家属和当地民众数百人前往市政府要求查清真相。

25号上午，在民众的压力下，武冈当局愿意赔偿9万元，众人不服；晚上，当局又愿意赔偿18万元。27号凌晨，武冈市公安局出动大约3百多名警察封锁医院和市区的道路，然后通过威逼哄骗的方式把在医院守护殷小云遗体的家属支走，在没有亲属陪同的情况下把遗体运走火化。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强烈抗议武冈市公安局不顾死者家属意愿，强行火化遗体、毁尸灭迹的举动；并希望当局立即查清殷小云死亡真相，妥善处理遗留问题。

基督徒刘凤刚遭警察殴打

庆生会当天，众多北京六四和维权人士遭到当局的监控和关押，齐志勇也被押到小灵通信号不通的天津，第二天才放回，刘凤刚遭到殴打。

为揭露当局对基督徒的迫害，曾两度入狱的刘凤刚对记者描述了当局对他的殴打：“当天早晨七点一刻，我下楼被便衣推阻，纠缠之中我下了楼。这时警察来到楼口，对我说，不让你出门没有理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就是不让你出门，不让你走。”

刘凤刚继续试图向外走时，他被两个便衣推阻。在警察无理蛮横的气势下，两名治安上来把他打倒在地，被带上手铐，抓到北京市宣武区白纸房派出所受审，到当天下午三点半才放回。

警察打人的时候，正值上下班时间，围观者达100多人，老百姓非常愤怒，有的表示敢怒不敢言，害怕如果指责警察会遭警察的报复，说也可能刘凤刚有什么事情才被警察带走的人，却遭到围观民众的谴责。

在警车上，警察的态度非常蛮横，当刘凤刚的手机响起时，警察一把抢走了他的手机。

刘凤刚表示：派出所完全知道我的病情，他们对我这样一个做了心脏支架手术的人进行殴打，一点人性都没有。到了派出所，打我的四个人都去看病，派出所说我胳膊流血可以贴“创可贴”。

在派出所里，刘凤刚拒绝解除手铐，却被警察们按着强行除下了手铐。警察表示对他实行口头传唤，并指责他 “妨碍公务”、“殴打他人”、“扰乱治安”的罪名。刘凤刚反问：我在自己家里妨碍什么公务，再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平白无故的去打人？刘凤刚表示警察完全在颠倒黑白。

事后，“很多朋友要跟我一起到派出所去讨说法，去了后，该派出所所长刘劲松说，打人的警察是我的手下，我代表他们给你赔礼道歉。你要是不告了，我请你吃饭，就算我欠了你的一个人情，这事就过去；你要是告，我手里有一大堆你的材料，我们可以说你不配合人民警察的询问，殴打他人，妨碍公务，你什么时候去告都行。

刘凤刚对派出所公然的威胁表示愤怒，他对记者表示，我们看过大量的事实，知道在这样的强权下，即使去告也是无可济事的，我们就是在做事情的过程中，揭发当局的罪行。

也有的警察无可奈何的对刘凤刚表示：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违法的，但今天你要是走了，我们这身的衣服就得脱了。

六四伤残人士齐志勇、维权人士刘安军、华颇、基督徒活跃人士徐永海等许多朋友对刘凤刚遭到殴打表示关注，并纷纷到家中看望。齐志勇说：便衣拦住不让出门，我曾多次探望凤钢弟兄，王美茹大姐为此更是心痛交加……，.我们主内弟兄姊妹都为刘凤钢受到此次警棍的野蛮行为和忍耐感恩，感谢主!为他祷告。

每年六四、外国人权组织来访，刘凤刚都被警察关押到旅馆、洗浴中心、手机信号不通的山里等。今年六四又即将到来，北京警方又警告刘凤刚说，将会继续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上海访民死后托梦亲友坚持维权

监控维权人士前往 追悼会便衣警察林立

据上海市民通报，追悼会当天，上海维权人士郑恩宠、王丽卿、沈佩兰、华神清、李庆虹、刘珊、张茵红、朱月妹、周海清、陈静吴玉芳等都被警方监控在家中。他们表示，如果当局不监控的话，将会有数百上海维权人士前去送别。

沈佩兰透露，今天早晨起来时看到当局还有六个人在看管她，最近在上海召开党代会期间，她持续遭到24小时的监控，“除了家里和你的养殖场，哪里也不让你去，去开追悼会、去教堂做礼拜也不让。”当局对她说。“他们还说我在大纪元上发表文章，说要把我当做法轮功定罪。我要不是基督徒，是个一般的人的话，早就被他们吓得怎么样了。”

上海访民刘平英表示：在举行追悼会的殡仪馆的楼道、大厅里，有三四十名带墨镜的便衣和四五名穿制度的警察，上访人大约有六七十人，“三名警察就在我旁边，”刘平英介绍说。

郑恩宠当天也被警察限制外出，他妻子蒋美丽的姐姐前去参加了追悼会，她说：追悼会的四楼都是便衣，他们还对送行的人拍照。追悼会十点开始，十点半就被推去火化了。周大烨家的老人、妻子都昏厥过去了。

周大烨今年57岁，他56岁的遗孀丁君娣哭着介绍：自周大烨逝世后，这是第一次看见他的遗体。周大烨的表情很不好，他死得好惨，死得太痛苦，死得太冤……，他们一个小时也不到，就把周大烨推走火化了。丁君娣哭泣不止。

郑恩宠介绍周大烨

周大烨是个怎样的人？郑恩宠介绍说：

当年，在二十多位来找他起诉周正毅的东八块居民中，周大烨是签字的六位原告之一；在2003年郑恩宠律师被陷入狱后，周大烨等人从各方面关心他家人的生活；并对揭发周正毅做了大量的工作，当周正毅妻子毛玉平案在香港审理时，周大烨和其他几位上海维权人士办好了香港通行证，在去香港旁听的火车上被上海当局强行押下火车没有成行；郑恩宠出狱后，和上海维权人士向胡温以及中纪委等处寄出了39封举报信，继郑恩宠之后，第一位在举报信上签字的就是周大烨；因生活困难，郑恩宠无力负担举报信的邮资，每次都是周大烨默默的承担下来；许多举报的证据来源，也是源自于周大烨默默的收集。

“护宪维权好公民 上海守法好市民”－这是郑恩宠在周大烨去世前几个小时去看望他时留给他的条幅，后来被挂在周大烨家中，“他尽了公民应尽的义务！”郑恩宠说。

九泉更知天命 周大烨托梦亲友坚持维权

周大烨的邻居，现身居香港的沈婷女士曾透露，周大烨去世的当天晚上，周托梦给她说：“我们要坚持到底不要放弃，我要走了。”

5月27日下午，记者打电话到周大烨的家中，妻子丁君娣泣不成声的表示大烨也给自己托了梦，因为她太悲伤，说详情以后再谈。丁君娣还说：“昨天我哭倒在他的像前，向他磕了三个头，说，我对不起你了，违背了你的遗愿。同意火化，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我要继承你的遗愿。”

在当前全民维权的天象变化下，有2200多万人声明退出中共，还有很多人喊出“解体中共“的口号。按照中国老人和很多宗教的说法，人间社会是最迷的，阴间的人要比活着的人对事物看得更加清楚。周大烨去世后，能被鬼神允许，数次前来阳间托梦亲友阐述继续维权遗愿，证实中共的暴行的确已经令神、人、鬼共愤，全民维权、解体中共乃是天象。

周大烨遗体火化的背后

上海维权人士介绍：在维权活动中，受到当局迫害死亡的很多访民的遗体都没有火化，家人在当局不归还公道前不火化。但这次周大烨在逝世前受到警察长时间的关押、审讯、威胁，最后因急性胰腺炎不治身亡后，受到了当局很严重的威胁和纠缠，他们最后选择了火化，可能是迫不得已的。

郑恩宠律师估计在是否火化周大烨的遗体问题上，他的建议对周大烨的家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表示：我是律师，我要完全站在法制和公民的最大利益角度上着想，即使一时不被人们理解。当时丁君娣失去了丈夫和战友，她说尸体不烧，我讲，和拆迁公司谈判的时候，可以说问题不解决尸体不烧，但关上门来讲，个人维权不要和政治问题混在一起。“六四“快到了，到了”六四“，可能要引起官民冲突，黄菊、陈良宇、韩正这些政治性的人物，他是”六四“以后，靠江泽民上台的，他们对”六四“非常敏感，明明把不是”六四“的事情他们都往死里打，可能有政府官员要把问题推向政治化。比如我的问题，原先根本不是政治问题，不过是我做律师，帮助公民维护拆迁案，但他们什么问题都没有找到的话，就往政治上打，就说是政治问题，用政治手段解决。当然，现在还有个趋势就是他们把政治问题向非政治化解决，比如他们认为高智晟这些明显触犯执政党利益的言行，先不是查他颠覆国家罪，他们先查经济问题，税收问题，小节问题，放大看也查不到的话，他才回到原点再查。所以，我们要避免非政治问题政治化。周大烨、丁君娣他们东八块为了维护拆迁的合法权益是对的，这是非政治性问题，但是弄不好，政府找不到罪名难受啊，万一他们说你是”六四“，往死里打你十年、二十年，对你是不利的，所以说，我从多年律师的经验告诉她，最后她听说了我的劝告。

郑恩宠还说，周大烨家的生活很困难。据闻，当局正在和周大烨家属谈判，谈判中的赔偿已经比当年拆迁时的标准提高很多，其中可能包括一栋200平米的房屋。但另一方面，周大烨是为了一套房屋送掉了性命，在律师生涯中，他也曾亲眼见到另外一些好不容易搬到新房子的维权人士随后辞世，将来他会把这些都一一公布。

东八块和周大烨简介：2002年5月，上海当局将上海黄金地带的静安区东起成都路、南至北京西路、西自石门二路、北止南苏州路26.9万平方米的国有土地分割为八块，以免土地出让金的上欺国家财政部，下骗百姓的模式，与“上海首富”周正毅签订了八块国有土地的八个出让合同。2003年5月，要求回迁的东八块地区居民聘请律师郑恩宠状告周正毅败诉。2004年周正毅被捕判刑，一个月后郑恩宠也以“泄漏国家秘密罪”被判刑三年。东八块后来被上海政府收回，除了建成“静安雕塑公园”以外，还用于商业、办公、住宅等用地开发。

网络还有消息介绍：2005年7月26日，上海“东八块”六名拆迁户代表周大烨通夜排队，到最高检察院信访接待处递交抗诉申请，被最高检信访接待工作人员以野蛮方式拒绝。其后，代理“东八块”拆迁户抗诉申请的律师事务所也遭到司法部的巨大压力。在国内无法争取到法律公正，周大烨等十多人又于2005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采取先后分批赴港的策略，去状告“上海首富”周正毅。但他们临上火车前，被上海警方强行阻拦，并有多人遭警方拘传。

截罗干坐车被劳教 刘仲桃狱满归来

被劳教一年释放归来的刘仲桃今年已经64岁了，27日，叶国强、周莉、王玲、王卫平、叶国柱的儿子叶明君等20多名北京上访、维权人士中午在饭店为他接风，相谈。

刘仲桃表示，2000年，他向法院告发他借给青岛开发商和预交房款共计105万，借款购房合同俱在，但到期后开发商拒不还借款，也拒交房屋，遭到青岛法院数次判决后，开发商竟被无罪释放后潜逃，借钱和房子都没有偿还。

此后，刘仲桃以法院“枉法判决”继续上告到最高法院等处依然无果。05年12月27日，他在南昌街南口拦截到了罗干的警卫车后，金秘书接过了他的上访材料，当时刘仲桃被劳教了15天；2006年5月26日，在府右街伶境胡同的丁字路口，刘仲桃再次看到罗干的坐车停在红绿灯后，他把自行车放在车前，向车内要求回答他的上访问题后，刘仲桃被当局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名被处以劳教一年。

他表示在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大兴的劳教所里，因劳教所的误诊误治，他每天吃药70多片，身体遭到了类似酷刑一般的“活剥人皮”的疼痛十多次，皮肤一层层的剥落，并得了糖尿病，差点死在劳教所里面。

刘仲桃在向当局提起撤销劳教的起诉书中写道：“当街告御状自古有之，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义务，不应该算违法行为，也没听说哪朝哪代对告御状进行诛杀……。”

通过亲身体会，刘仲桃深切的认识到“当局在包庇腐败”，“从青岛法院到最高法院以及罗干，他们整个在包庇。中国不是一个机关部门在犯罪，从上到下的机构都是在互相勾结，明目张胆的在犯罪。”

北京维权人士叶国强表示：刘仲桃为维权拦截罗干坐车被劳教，这是非法的。刘仲桃为维权做出了被劳教一年的牺牲，就是为全北京维权人做出的牺牲。为了维护法律尊严与公民合法权益，大家应该团结起来，与邪恶做不屈的斗争，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还有的北京人士表示：刘仲桃等上访维权人士为中国民主、人权的努力、冲锋陷阵是实实在在的，他们是改变中国体制里的力量基础、主力军。非常希望体制内能能够出现一位叶利欣这样的人物，早日解体中共，结束一党专政。

广西拘捕示威人士 骚乱仍余波汤漾

官员贪腐 官逼民反

中央社消息，广西博白县部分乡镇近日出现群众围堵乡镇政府事件，以发泄对当地政府计划生育官员乱收费的不满，当地村民透露，政府官员贪污公款，借计生罚款敛财填补亏空。而为了保证收入，政府工作人员被强行分配指标；为了完成指标，有的人被结扎了三次，媒体记者则被阻止采访。

广西天等县壮族李姓村民表示，四月底及五月十二日，他家两次被当地计生官员抄家，屋墙被毁，值钱家电、家具全被砸烂。

逃至广东深圳的广西滕县黄氏兄弟透露，当地计生部门还在向二十多年前违反计生政策的村民追讨罚款，数目由数千元至一万元人民币不等，违者遭“文革式”抄家；天等县壮族民众因为妻子未戴避孕器，成为缉捕对象，被迫离乡；上访村民，受到当局压制，有的被囚禁，有的村民被迫逃离家园。

据滕县埌南镇计生办人员表示，根据上级指示，所有在一九八零年代超生的人士，无论过去有否交过罚款，现在都要重新缴交。

《亚洲周刊》报导，广西当地的计生工作时松时紧，松的时候让老百姓超生多生，紧的时候就有名目来罚款收费。“超生罚款”成为当地官员可以控制的一项财政收入，也成贪污腐败的重要源头。

广西自治区从今年正月十五之后开始抓计划生育工作以来，该区的博白县是目前外界所知民众反抗最强烈的一个县。5月17日，博白那卜镇政府三层楼高的办公楼被数千人放火烧毁。对政府驻地的围攻在五月十九日达到高峰。当天下午即有永安、松旺、水鸣、大垌、沙陂，文帝等六个乡政府被放火焚烧。

村民们表示多不胜数的例子可以证明超生罚款只是藉口，旺茂镇村民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当地计划生育站站长的家星期三(二十三日)遭到围攻火烧。

魏厚仁：声援泛蓝联盟就是声援我们自己和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

党团是民主的一个补充手段，而不是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的政治怪态。说多党政治，这很不准确。准确的应该是，多党政治就是公民政治，一党政治就是专制、独裁和腐败政治。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局面，就是政治、经济、司法和社会的全面腐败，其根本原因便在于政治主权的缺位。说我们的国家是特殊政治利益集团共产党的，共产党也不敢公开承认；说是黎民百姓的，人民大众又没有体现政治主权的公民权。这种政治主权者的缺位导致了国家成为无主的财产，造成了谁有能力拿谁就拿的制度性的系统腐败。这就致使我们的举荐官员的途径成了遴选坏人的康庄大道，谁善于搜刮民脂民膏谁就能官运亨通，飞黄腾达鸡犬升天。

能杜绝这一现象发生的民间组织，一是不能用国家财政来开支的，二是自发的，三是业余的，四是公益的，五是反政府的，也就是反贪赃枉法的。看一看我们国家所谓合法的民间组织，实为国家政治组织的扩大化，也就是皇权权力无限化。从法律现实看，共产党是合法的，泛蓝联盟是非法的。从法理上看适得其反，泛蓝联盟是合法的，共产党恰恰是违法的。那么我们究竟是倾向法理文明，还是法制劫难呢？如果我们固守法律现实，那么我们就放弃现代化，因为现代化就是政治法理化文明化。至于物质上的现代化，那仅仅是秩序文明的公正与效率的副产品，也就是思想理性动物的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文化借鉴。是谁葬送了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机遇，是谁让反人类的极权主义作践我们的生命，是谁使我们在全球化中处于民族绝望的境地？当然不是那些觉醒了的泛蓝青年们，事实正好相反，是那些欲置泛蓝青年朋友们于死地而后快的反人类文明者，是他们的窃国殃民的倒行逆施，才造成了人作用于人的双重资源浪费。

就是这样一个窃国大盗集团把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普世文化，盗换成了西方唯理主义的反人类的暴政文化，使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成就为缺失人性和道德的世界唯一的反人类物种，难道不是连违法也难以担当的奇齿大辱吗？就是这样一群连神话中的魔鬼也不如的人间妖魔，违背人类秩序不与同时代的生产方式相逆的人类准则，破天荒地人为建构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人间天国，结果成就了他们自己的一统天下，如此不知羞耻为何物的群体还有脸大谈最负责任的大国政府吗？到头来自以为是的经济沙皇朱镕基秉承邓小平的旨意，什么大锅饭是一个既看不住又无效率的必废除的买卖，我不仅要问这是谁造的孽，而且还要问受骗者下岗失业，消灭实业家者翻番涨工资是何道理呢？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就该人间妖魔去践踏，就该是人类最无耻者横行霸道的天堂吗？

为国家和百姓极力扭转这一劫难的泛蓝青年，怎么就成了非法组织了呢？国台办是共产党及其伪国务院的一个行政办公室，就连它的主子反私有产权文明的共产党都是非法的，它又有什么权力来界定法与非法呢？即便一个政府及其行政部门是合法的，那它也只能官告民到独立于行政权力的法院去讨教合法与非法呀，哪有行政权力来发布法律认定呢，难道这本身不是在践踏法律吗？那么，非法和违法的无耻之尤，究竟是谁还用多此一问吗？

当然，我发出声援泛蓝的声音，并不是完全同意泛蓝的历史观念。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者，他的完全美国式的总统制共和政体是有悖当时中国国情的，当时的中国本应该走议会制共和政体之路，否则中国也不会军阀混战外族入侵；他的有病乱投医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做法，是今之中国苦难深重的一个重要前因。孙中山的革命党作为中国社会从落后走向文明的政治威慑力量，是无可非议而应该存在的，但无论如何他都算激进的且使中国被更激进者所代替了。可喜的是泛蓝的年轻人，把世界反共英雄蒋介石先生也作为精神领袖，这就补了他之一大不足。泛蓝的民主主义思想又是我的一大惋惜。民主主义已经走上了自由主义之路，民主与自由已经合二为一成了共和宪政不可分离的组成部份，可泛蓝的朋友们还在坚持他们的单一民主主义，这就掉进了张鹤慈之流反民主的政治陷阱里了。民主是手段自由是目的之说，仅仅是宪政理论初始阶段的理论分解，而今民主与自由已经与宪政共和溶为一体了，民主就包含她的目的自由，自由也包含她手段的民主，科拉克斯齐的理论阐述就是如此这般。如果把民主与自由分开而强调民主，那势必产生民主的暴政。其实，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之一的民权本就是自由的概念，甚而是三民主义的核心，也可以说，三民主义就是自由主义。

我不同意泛蓝的有些提法，但我从没有与泛蓝发生争论，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尤其是对历史的认识是不能强加于人的，更何况泛蓝朋友们都是推进中国民主进步的行为实践者呢？这比那些用话语垄断中国民主未来的所谓自由派知识份子不知要强多少倍，因此，我没有勇气和能力来指出我们的不同，我深怕伤害了他们，更怕引来民主队伍的混乱。而今我藉助声援泛蓝提出自己的看法，其目的是希望泛蓝朋友的思想更加成熟，当然我的认识并不一定准确。

中国社会民主革命到了今天还是一个没有破题的问题，这一困扰来自于中国民主力量过于分散，关键是没有形成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的领导核心。在组织严密行动血腥的极权主义面前，我们不能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出现，而必须以民主革命者的身份呈现在生命较量的战场上，因此我们需要颜色革命的指挥中心。泛蓝是在红色恐怖下奋力争取民主自由的年轻人群体，他们早已投入被剥夺了权利的弱势群体个案维权了，开始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最切实际的民主运动。正因为如此，他们现遭到了极权主义的铁血政府的全面封杀，网络被封了，领袖人物失踪了，各地成员被监控了。这正是一个声援中国民主青年先锋团体，整合中国民主力量的最佳契机。

为此，我呼吁海内外各民主党派响应国内民运人士的提议，尽快筹备各党派协调会议，公推出统一组织统一行动的中国民主革命指导委员会，各党派团体只作为民主革命的战斗序列介入。只有国内外一盘棋，个体抗争和统一行动相呼应，我们民主革命派才能与垄断国家资源的法西斯保持对峙，直至国家的解放和人民的自由。为了保护中国少得可怜的年轻人救国群体-----中国泛蓝联盟，我希望各民主党派立即宣布召开中国民主革命党派团体协作会议，就以声援泛蓝联盟的名义召开这一开创中国民主革命新局面的誓师大会！可以说，声援泛蓝联盟就是声援我们自己和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

中共强占家园欠工资 学生民工急三退

【大纪元5月27日讯】(希望之声／何敏采访、李玉涵报导报导)内蒙古一位学生，原本刚加入中国共青团，但当他知道了海外的退出中共、瓦解中共的退党大潮后，他立即加入三退行列，并告诉本台记者在内蒙古，为了建水电站，中共党委政府强拆他们的家园关押村民的事件，人民怨声载道，内蒙古政府几年来一直包庇纵容不处理，逼迫受害群众不得不进京上访，但最后仍是不了了之。

这位内蒙学生说【录音】：‘我家在内蒙古农村，因为地理环境要建水电站把我们占用了，以前答应说给二、三十万吧，最终给了四、五万块钱，那些钱意思是不给了。给那些钱肯定不行，农民只能干力活、苦活，只能种地，买房也买不到，现在房价又高，有些农民现在打工。有人他不愿意走，然后就是强行雇一些挖沟机和当地警察配上，把人拖出来，房子就用挖沟机铲平了。他都把你抓起来房子铲平了才把你放出来，有一些农民他不服气，就让那些警察抓起来坐牢，过完年才放出来。’

记者：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录音】：‘去年暑期放假期间，告了以后也告不了，因为官官相连，就在我们本地也告不赢，然后往上走，有些人也去北京了，去北京人家不管，说你是当地的执法部门去管，然后当地的也不管，现在都这样，现在农民告也没处告，往哪而走也走不了。’

这名学生表示原本他们村子生活还算可以，水源环境不错，只因为要盖个水电站，房子土地都没了：

【录音】：‘让他们这样一弄，原本我们那边村子家破人亡，有的有病人他们强行（拆房），病人一激动导致旧病复发病情更重，原本家中没什么钱的，这一病拆迁公司又不给补偿费，他们肯定承担不起（医药费）雪上加霜，非常凄惨！’

当他知道可以经由互联网声明退出中共时，他立即声明要退出共青团，

【录音】记者：‘你们都退了没有？’
【录音】学生：‘退了！ 反正我退了！’

另外记者又采访到一位愿意三退的民工，他表示在中共统治下的老百姓很艰难，他叙述了在当今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的广大民工困境。

他说【录音4】：‘就我家旁边吧，刚盖了一个大楼，我们当局排了一些民工，他们就是楼盖卖完了，房子一卖就不管了。这楼盖了有两年了，这两年基本上是免费劳动，很辛苦的！盖这个楼爬上爬下的，而且他这个劳动条件也非常差。楼盖完了开发商都跑了你找谁要？找公安局、政府要？这种事情太多了，在中国就跟中共杀人一样，每天都发生。苍天在上，早晚会有报应的。中共统治下老百姓很艰难。’

自从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各省经常发生中共集体滥权，非法倒卖土地，强拆民宅，供开发商赚取暴利，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加上广大民工长期受剥削，民众抗争事件逐年增加。一年74,000多起的中国民间抗争事件也引起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中共公布的“群体性事件”1993年有8,700起，直到去年已上升到 74,000起，是1993的8.5倍。《加拿大新闻周刊》就直截了当地说：“中国濒临变天”。

注：受访者已变声。

【特稿】张杰莲：急删名军医自杀新闻 新华社欲盖什么？

该报导在24日被新华网等各大网站转载，随即新华网迅速删除此报导。在国际曝光中国出现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黑幕的今天，肾器官移植名军医李保春的自杀和中共新华社不寻常的掩盖举动，引起外界高度关注。

自2006年3月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黑幕曝光以来，据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估计，全球大约有九亿人通过三百多家媒体的报导知晓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发表的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独立调查报告。

随着中共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中共活摘器官的被指控，这个被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的人权罪行正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法轮功学员大量失踪与劳教所器官买卖黑幕

据多位证人指证，中共活摘器官是采取焚尸灭迹及军队化秘密运作方式，很多罪恶的器官买卖勾当黑幕发生在中国各大省份的劳教所，中国各大省份的劳教所内关押大量法轮功学员，很多法轮功学员为拒绝被送回去，或不愿意连累家人和同事，拒绝透露其真实姓名和住地。

中国当年有近一亿人学练法轮功，在中共镇压法轮功近八年的时间，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用各种途径上访、出外讲真相，中共动用国安、武警、军队和地方居委会等一切能够动用的资源来镇压法轮功，大量法轮功学员未经正常的法律途径被秘密劳教、判刑、关押、酷刑。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政策是“打死算白死”。

这中国社会道德败坏、物欲横流、无视生命尊严的大环境下，法轮功学员的身体成为中国和国际犯罪份子赚取高额利润的天然活体器官库。

到目前为止，中国各地很普遍出现法轮功学员失踪的情况。没有人知道这些法轮功学员至今在那里？他们是秘密关押？或者流落他乡？甚至是被摘除器官后被秘密焚尸？目前，中共拒绝海外独立调查团进入调查，外界获取当事人的直接证据较为困难。

移植医生留在社会公共视线之内

但是一大批被中共镇压法轮功政策欺骗直至拉拽下水直接参与罪恶的各类主刀手们，他们因特殊的行医职业身份不得不留在了社会的公共视线之内。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些被冤魂追讨的特殊人群的命运起伏也自然成为了探究活摘器官罪恶的另类视窗，特别引人关注。

一般而言，背负“前所未有的邪恶” 之罪灵，人身必难承其重，由此而显露出的风雨飘摇的惨淡薄命，也就成为世人不得不严肃面对并认真思考的话题。

事实也正是如此。近日，大陆肾移植专家跳楼身亡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据扬子晚报5月24日报导，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肾内科副主任、教授、主任医师，中国著名肾脏病学专家李保春从长海医院大楼12层跳下死亡。报导给出的原因是李保春患有忧郁症，但是院方对李保春的死因讳莫如深。

报导说，5月4日下午4点左右，患有抑郁症的医生李保春，从上海长海医院的神经内科（2楼）--他自己住院接受抑郁症治疗的地方，走到大楼的12层--他在做肾移植等肾源的地方，跳下死亡。

该报导在24日被新华网等各大网站转载，在网上出现对李保春的死因和摘除器官有关的分析后。新华网已经将此转载的报导迅速删除。从新闻角度上讲，如果是个体偶发事件，这个事件具有相当高的新闻价值，事件对读者具备相当的吸引力，所以新华网予以转载，合乎情理。

戏剧性的是新华网又将此转载的报导迅速删除，新华网怕什么呢？

上海医院的人士称，从外人看来，44岁的李保春已经基本拥有了一切，正是事业的黄金期。李保春同事也称，就做医生而言，李保春已经做到顶峰。那么他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会得忧郁症？这些问题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兴趣。

新华网急删报导不同寻常

显然人们在表层寻很难找到答案，就会自然而然的顺着李保春这扇意外暴露的视窗看进去，外界很自然联想到中共最为恐惧涉及的活摘事实真相。新华网急删报导，暴露出中共的真实担心，也使得李保春跳楼案件不同寻常。

新华网的反常举动实际确认了一条对李保春案的有效分析思路，那就是李保春案与活摘器官黑幕有着关联，至少知道中国大陆器官泛滥等不道德交易的黑幕。

网上资料称，李保春最擅长急、慢性肾衰和肾移植。深入探究事件的人们会了解到这样的事实，在与镇压法轮功同步时期，各大军医院，包括李保春这样的移植专家每天要超负荷的做器官移植的手术，也成为医院迅速发达的“功臣”。

深入思考，人们自然会置疑那些呼之即来的器官来源的正当性。试想，如果其中就有无辜的生命被活活摘取器官而遭杀戮的话，这样的冤魂能归散吗，如果这样的冤魂不止一个，两个，而是越来越多，那个主刀还能不受左右的继续逍遥自在呢？

曾揭露苏家屯血栓医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黑幕证人安妮讲述了前夫等主刀医生的状况。安妮（化名）曾经是苏家屯血栓医院的一名职工，其丈夫2001年调到苏家屯医院时是实习医生，很快提拔为脑外科主治医生。他从事这个工作的2年期间，有时每天要做好几个角膜活体摘取。好多人还没有咽气，他们的器官就被摘取。

据安妮2006年3月披露，她注意到前夫自2003年开始，变得精神上恍恍惚惚，抱着沙发枕头看电视，把电视给闭了，他都不知道。后来晚上开始做恶梦，盗汗，醒来看到床单湿透了一个人形。后来追问下，其前夫才透露了两年来参与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据安妮称，他的前夫因为内心受到良心的谴责，在停止摘取器官后很长一段时间精神都不正常，开着车都紧张得要命，过不了正常生活。

安妮还透露，苏家屯血栓医院很多医生做了这类事情之后很痛苦，纷纷要求调走，或隐姓埋名。安妮知道一位与前夫一起做活体器官移植的医生因为长期做这样的手术而得了忧郁症。安妮所知道一个院长的女儿因此跳楼自杀未遂，医院一些知情者对院长女儿自杀原因也是讳莫如深。

需要指出的是心理学上的忧郁症不同于正常范围内的情感脆弱或暂时的心情不好，它是一种由生理及心理精神因素所致的疾患。说白了，就是身上器官什么都没坏，但是受到看不见的冤债因素的强烈左右而失去精神自控能力，趋向选择死亡的想法，虽然并非本愿，但不由自主的被看不见的因素引导着要这样，中国民俗说，一切都是因果业报所致。

再看李保春案例，知情人称在其自杀前就患上严重抑郁症而在自己所在的医院住院。今年三四月他经常睡不着，靠吃安眠药维持，后来不见效，有一次无故摔倒了，去检查也没有发现有器官性疾病。到了“五一”前，抑郁症比较严重，住进了该院神经内科的病房。

更令人惊讶的是，跳楼那天，李保春是从他住院治疗的病房上到7楼，即他担任科室主任的肾内科，然后去到12楼，这里是泌尿外科，病人要进行肾移植，一般先到12楼的泌尿内科登记，然后等待肾源。李保春就在这个等待肾源的移植核心地点，没有留下一句话，一切留给人们揣摩后面的沉重故事，是事业发达的成功之路，还是冤债恶报不归宿命？

从根本上看，以李保春为典型的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群体，撞上了中共灭绝性的全力镇压法轮功运动，意外的获得“勤学苦练” 的机遇，短短几年，奋战在第一线的特殊医疗群体真就把中国一举推上了器官移植大国。

可悲的是，这些“功臣” 们却无法消受巨大血腥后面的“功成名就” 之“福”，其悲剧性的宿命从一开始就注定。

他们的命运已经被中共邪恶完全设计与操控，即使能勉强抵得过冤债相讨，也难逃中共的在适当时期的灭口谋害。这些人是中共灭绝人性的罪恶的直接行动者，也是中共尚未来得急全面消毁的有关活摘的最后人证群。

这群人暴露在公众视野里，是外界最容易联想起来的惩罚对象，也就是中共必然首选的活摘器官罪行的替罪羊，而真正的幕后策划及利益获得者实际已经撤离并隐藏。一旦蒸发掉这一层见证人脉，那么中共任何时候都会把所有的罪恶归咎为这些人的肆意妄为，反正死无对证。

据安妮透露，当她前夫不愿再承受良心的折磨，决定洗手不干后，受到了监控和追杀。她本人身上还留有逃亡时凶手刺杀未遂的伤痕。安妮透露，苏家屯血栓医院参与摘取器官的医生，很多人档案被调走，或者换名等，永远不知道这些人最后到哪里去了。

安妮还透露自己的前夫，曾于2003年5月被送往北京，当时正是萨斯在北京肆虐严重失控之时。据安妮称，当时北京聚集了很多位全国各地做器官移植的医生。安妮和家人当时认为，当局此是为了借刀杀人、灭口。

这一幕实际上也发生在李保春身上，据大陆媒体报导，正当萨斯病（SARS）肆虐北京的时期，李保春作为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赴京医疗队副队长、上海长海医院医疗队长、小汤山18病区主任进京。当时李保春的7岁的女孩一手拉着李保春哭喊不要走。李保春更被大陆媒体奉为“非典英雄”。

事实上，中共并不希望这些人成为活着的“英雄”，而是早为他们量身定作了“烈士” 的牌匾。“烈士”既符合灭口标准，也能安抚稳住其他同类人员，以利于不露声色的个个击破。

中共以“救死扶伤”为幌子把医生逼泥潭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是军队系统的三级甲医院，那里出现大量器管移植的手术。 目前，中国大陆器官市场非常泛滥，报刊、街头、网络上不乏大量提供器官的来源的广告，有的直接标明“二周保证肾源”的广告，中国器官移植医生或多或少了解中国器官市场的黑幕。

中共并不怜悯其死，实际是又自灭一口重要人证而已。只是李保春的此回纵身一跳，有点打乱了中共安抚他人人心的既定方针，觉得不怎么光彩；有人会同病相连，思想波动，增加变数；同时还招来社会上的深入发问，有些被动。

在中国能够成为器官移植的医生，大都是聪明刻苦的一类人，我们相信，这些生命原本也是满怀着救死扶伤的愿望而从事医疗工作。中共也正是抓住这一点，以“救死扶伤”为幌子把他们一步步逼入泥潭。

这些医生往往一开始并不知情，也可能为能够救人而自我安慰，但是渐渐知道活摘实情后，在中共黑帮的威逼下，心生恐惧，就一步步的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进而绝望。他们中也会有人想到逃离，也会有人思考摆脱厄运，寻求平安。

李保春从美国进修留学归国，可能或多或少知道一些关于法轮功的真相。据苏家屯事件证人安妮透露，她的丈夫和其他主刀医生事先并不了解法轮功真相，后来，有的在国外看到法轮功真相资料，或从国内了解到法轮功真相，知道法轮功学员是被中共无辜构陷的善良民众，很多医生非常痛苦，想摆脱，但又无力自拔，担心被报复。

安妮透露，她的先生在决定“洗手不干”之后，曾遭到黑势力的暗杀，他的先生遭到一位不认识人的行刺，她当时用身体挡了一下，受伤入院。

据报导，安妮先生的一位朋友，是中国沈阳一家医院院长的女儿，她本人也是器官移植专家，从美国留学归国。她本人也是参与中国活体器官移植黑幕的主刀医生，她也因患忧郁症自杀未遂。安妮透露，很多参与活体器官移植的医生都长期生活在内心的煎熬中。但这些医生也很忧虑自己犯下的罪恶，不被社会原谅，无脸见人，他们其中不少人用改名、出国、换护照等方式来逃避。

我们看到，大量当事人还是选择忍气吞声，自生自灭。广义看，这些生命的痛苦与挣扎，也不过是中共一手经营的以活摘器官罪恶，实施对善良生命毁灭计划中借刀杀人后再灭口的部份，是中共罪恶的某种扩展延续。

讲出真相，终止罪恶

据媒体报导，参与活体摘除器官的医生中，不少医生患有忧郁症，有自杀倾向的人确实不少，还包括其亲属。

在此呼吁被中共欺骗并逼迫从事过活摘罪恶的医疗人员，应该清晰明白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上有因果报应难消，下有中共灭口谋害。是无声无息的做中共的替死鬼，变相帮助中共持续罪恶，还是鼓起勇气，把事实真相讲出来，为自己的未来赎罪。

大家都知道，治疗忧郁症的最佳途径是将内心的压抑和积怨说出来。我认为对于这些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不道德器官摘除真相的医生，最有意义的作为是“讲出真相，终止罪恶”。把自己从心灵的重压下解放出来，求得灵魂的慰藉，脱离恐惧，获得生命的最终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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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证人曹东 遭二审秘判

据明慧网5月25日报导，2006年5月会见欧洲议会副主席的法轮功学员曹东，即被中共当局绑架、劫持到甘肃，于2007年2月8日被非法判刑5年。 一审判决后，曹东的律师根据搜集到的新的事实证据做出了“一审判决结果与事实不相符”的辩护，二审是在甘肃中级法院两次主审的法官都不清楚的情况下，中共司法系统已二审不公开开庭秘密审判，罪名是“非法勾结国内外反华势力”、“非法接受采访” 等。据悉，二审判决结果下周才向曹东本人宣布，他的家属至今还蒙在鼓里，曹东的律师也没接到判决书。

二审主审法官声称：就冲他见外国人这一条就应判他七、八年以上

明慧网指出，中共将此审批裹的如此密不透风，想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让外界知道，就是害怕“此事影响太大”，企图躲避国内外正义力量的追究和讨伐。曹东案二审主审法官陆艳红（甘肃中级法院刑二厅）道出了中共审判曹东的真实原因，她说：“判曹东五年太轻了，就冲他见外国人这一条就应判他七、八年以 上。”

曹东在2006年5月21日与来访的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见面时，讲述了自己和妻子及身边熟识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并例述：自己曾在关押期间亲眼看到过他认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摘除，尸体上除了伤痕累累，还有几处器官摘除后的空洞。（当时他的妻子正遭受关押与迫害），会面之后两小时，曹东即遭中共国安特务绑架。随即将曹东从北京移至甘肃省安全厅和司法机关囚禁在一个诡秘之处。据悉，其原因是“610”认为 “在北京对曹东进行打击处理比较敏感”， 所以将曹东移至甘肃省安全厅和司法机关。

据镇压法轮功组织“610”内部消息，曹东一直在严酷关押的环境中，被施行洗脑和各种身心摧残，包括用亲情来折磨他。但曹东在压力面前没有妥协。

在北京协助史考特先生与法轮功学员见面的美籍商人斯蒂夫（Steven Gigliotti），在会谈后也被中共便衣警察蒙头绑架、强行拘留讯问24小时，随后被强行遣返回美国。

爱德华在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讨论中，提出了(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事项和曹东的案件

据了解，2006年5月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是作为“欧洲民主与人权”的指定特使，去中港台考察中国人权状况，在北京作为期三天的考察时所约见了曾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判刑四年的曹东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牛进平，曹东在与爱德华会面后不久失踪。对于曹东的被捕和受到的迫害，麦克米兰-斯科特先生表示非常遗憾，他曾专门致信欧洲议会主席、欧盟外交事务专员，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等要求帮助营救曹东。他并多次致信中共驻欧盟大使，强烈要求释放曹东。在6月22日参加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讨论中，提出了(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事项和曹东的案件，并写信给欧盟对外关系事务专员班妮妲．费瑞柔-瓦德娜女士信的全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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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 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
欧洲议会副主席办公室
2006年6月22日

班妮妲．费瑞柔-瓦德娜女士
欧盟对外关系事务专员

比利时 布鲁塞尔

亲爱的专员，

在我6月22日参加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讨论中，我提出了(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事项及一个有关的个人案件，你诚挚地答应会关注调查此事。你应 该还记得，我提出并列入会议记录有关曹东先生的事情，他曾经与七位上天安门请愿者一起被关押，他告诉我他曾经看到他朋友的尸体上因器官被摘除而留下的洞。 为了提供更完整的资讯，我附上我的(英国)选区的报纸，约克夏时报 (Yorkshire Post)，上面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更详细的说明了我的中国之旅。

在5月21日北京的一个旅馆房间内，我与曹东先生(36岁)见了面，他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他曾经因为宗教信仰而被关押服刑后被释放。

在与我会面结束离开后，他被逮捕并且从此失踪。我为他的安危十分担心。

他的室友也被逮捕并严厉审讯了5天，而曹东先生所有的东西也被公安警察抄走。

我在6月5日曾经给中国驻欧盟大使一封信 (我附在此信后给你做参考)，紧急要求释放曹东先生。我在6月16日再次重复地提出要求。这两封信都是亲手交给了驻布鲁塞尔的中国大使馆。我的办公室已被告知，中国大使是在接受北京当局的指示。

你如果能够向中国当局也提出他(曹东)的案件，我将非常感激。

诚挚的，

爱德华 麦克米兰-斯考特 (签名)

欧洲议会ASP E102室，布鲁塞尔 1047

欧盟对外关系事务专员班妮妲．费瑞柔-瓦德娜女士答应关注调查此事。

爱德华写信给欧洲议会主席约瑟夫先生并发出呼吁

以下是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斯考特先生写给欧洲议会主席约瑟夫先生信的译文。

2006年6月30日

尊敬的约瑟夫主席，

在您去中国访问之前，我想您若向中共当局提出以下两宗案件，我将不胜感激。这两宗案件是我作为“欧洲民主与人权行动”的指定特使，去中国、香港和台湾（5月21日-29日）考察时接触到的。

1. 曹东案：6月22日，在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上，我已经向执委会委员费雷罗¨瓦尔德纳（Ferrero-Waldner）提出关于法轮功修炼者受到迫害一事。（详见附件）

5月21日，我在北京一家酒店与曹东先生进行了会谈。曹先生是位法轮功学员（36岁），曾因他的宗教信仰而受到监禁。他刑满释放，但其实并无犯罪。

在 会谈之后，他被拘捕。迄今，无人知其下落。我很担心他的安全。他的室友也被捕了，并受到警方长达5天的盘问。曹东的财产也被警方没收。为能完整陈述此案， 我在此附上我在我区域内报纸约克郡邮报（Yorkshire Post）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更为详细地解释了我此次的访问。

我于6月5日去信中共驻欧盟大使。该信亦一并附上。在信中，我紧急呼吁释放曹东先生。6月16日，我再次去信敦促。两封信均由人亲自送至中共在布鲁塞尔的大使馆。我的办公室被告知大使正在等待北京指令。至今已近一个月，中共当局尚未给我任何回复。

2. 梁劲晖案：梁劲晖先生（36岁）的案件是我想提请您关注的第二个案例。他因修炼法轮功，于2005年7月19日被泸州公安逮捕。2006年5月10日，他 被判两年半监禁。罪名是下载法轮功资料，与协助他人向大纪元网站发表退出中共的声明。梁先生患有精神病，他相信修炼法轮功令其病症得到缓解。但在关押期 间，病情又趋严重。四川西南司法鉴定中心向当局提交了一份评估报告，表示梁不适合被监禁但未获当局理会。目前，当局禁止梁先生的家属探视。

如您能向中共当局提出以上两件案子，我将不胜感激。

同时，我也希望您能安排与异见人士见面，如不懈维护弱势人群权利的人权律师高智晟等。

您忠实的，

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

（注：梁劲晖是四川泸州一名患有精神疾患人士，因涉及九评退党及法轮功，虽然具备精神疾患无服刑能力的司法鉴定书，仍于今年5月被判刑两年半。）

法轮功人权（www.falunhr.org）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关于法轮学员曹东的失踪案件联合国采纳

依据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最先提供的线索，法轮功人权（www.falunhr.org）早在去年8月初，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关于法轮学员曹东的失踪案件。该案指出，曹东是目前亲自看到过中共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当场证人。麦 克米兰-史考特先生为了了解中共的人权实际情况，亲自到北京秘密会见了法轮功学员曹东与牛进平，做了第一手的法轮功受迫害证人报告。通过麦克米兰-史考特 先生的对曹东的采访记录，我们了解到曹东是目前第一位向公众证实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器官摘除的当场证人。曹东因为修炼法轮功曾多次被当局关押，他曾在关押期间亲眼看到过他认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摘除，尸体上除了伤痕累累，还有几处器官摘除后的空洞。

法轮功人权在将本案的全部资料提交给了联合国多个人权专员后，联合国方面立案后多方联系证人，调查此案。同时法轮功人权也将此案提交给了美国外交部。

揭穿中共的谎言，并正告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将面临被国际刑事法庭审判的下场

2006年12月18日大纪元记者源忠曾报导，在曹东事件案发后，麦克米兰-斯科特先生就法轮功学员曹东被中共拘捕，面临被非法审判，致信中共驻欧盟大使，并同时递交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洲议会主席，揭穿中共的谎言，并正告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将面临被国际刑事法庭审判的下场。他向记者表示，“中共大使在写给我信中说曹东被捕的原因是他“重新开始法轮功的活动”，即宣传法轮功。这非常的荒谬，因为曹东是与我—欧洲议会的副主席见面后立即被抓的。这表明中共大使是个撒谎者。中共大使被雇用来为中共政权撒谎。我要强调的是， 一旦中国自由时，那些迫害者将受到国际社会的惩办，我们知道他们，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案。他们将来的下场是可悲的。”

以下是该信全文:

爱德华．麦克米兰-斯科特， 欧洲议会副主席

致：关呈远

中国大使馆（这是中国驻欧盟使团——译者注）

Tervuren大街443－445号
1150 布鲁塞尔

比利时

2006年12月18日 布鲁塞尔

亲手递交给中国大使馆，布鲁塞尔

大使，

我已收到了你在2006年11月24日的针对我所代表呼吁的两位人士的回信，其中一位是曾被监禁的曹东， 我于2006年5月21日在北京时与他见面。另一位是杰出的人权律师高智晟，2006年6月在我返回欧洲后与他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这两人随后相继被逮捕而 且高智晟已被秘密审判入狱。

在2006年11月28日我接见了郁序忠先生为首的贵大使馆的代表团。代表团证实，曹东先生因为 “宣传法轮功” 而在5月21日与我会面后立即被再次逮捕。

由此可见，他的“罪行”就是因为会见了这位欧洲议会的副主席及民主和人权报告人，而不是任何其他罪行，曹东因为那些而在你们的一个监狱里被关押了四年。

至于提到的另一位，即高智晟，请注意我于12月14日在欧洲议会针对这个案件所提到的：

“爱德华．麦克米兰-斯科特（PPE党）:主席先生，我收到如下消息太迟了，以至不能加入到决议里去。高智晟，一个于八月份被逮捕的杰出的北京人权律师，在这 个星期已经被秘密审判并被监禁，我相信议会会对此消息表示遗憾，这是仍在中国继续的迫害人权活动家的行径的一部份。 （鼓掌） ”

随后，不少同僚都祝贺我在这件事情上的介入。我从这种所谓的秘密审判得出的推断是，参与的官员已经注意到我已多次重复提到的话，所有在中国参与迫害人权维护者及其他方面的人员现在正被记录在案，将来会受到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

鉴于这一系列行为（针对曹东和高智晟——译者注）都是由于接触了我而发生的，因此我将这封信件同时递交给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洲议会主席。

爱德华．麦克米兰-斯科特（签字）

中共对曹东二审判决为何秘而不宣

明慧网在7月25日的报导中阐述，中共对曹东二审判决秘而不宣的一个原因是：2007年5五月15日和16十六日欧盟中国人权对话在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欧盟官员的谴责。鉴于进行了11年的闭门欧中人权对话没有使中国人权得到改善，欧盟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 兰-斯考特先生（Edward McMillan-Scott）建议欧盟停止人权对话，而转为公开谴责。

在5月10日于布鲁塞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谈到中共人权在倒退，他举例说明提到，去年他在北京的真相调查之旅中会见的两位法轮功学员牛进平和曹东，曹东在会见之后被捕并因为会见了他而被判有罪。斯考特还认为“加拿大两位独立调查员对于活体摘取器官的报告绝对可信”。

曹东与妻子杨小晶在婚礼的9天后轮流遭遇迫害，结婚4年在一起的日子不过几个星期

曹东与妻子杨小晶已结婚4年，在婚礼的9天后，夫妇二人轮流遭到非法拘留、劳教、判刑。由于遭受迫害，在一起的日子总共不过几个星期。据早前媒体报导，曹东在北京的岳父岳母在曹东失踪后急得常常彻夜失眠，其岳父两天后出现严重的耳鸣等症状，医生诊断是严重的 精神刺激造成的，无法用一般药物治疗。曹东的父母远在甘肃老家，家中只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幼女。他的父亲由于此前曹东夫妇遭受迫害的打击，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此次事发后，大家一直不敢直言相告，担心老人身体承受不住再次打击。

从明慧网7月2日报导获悉，可曹东的妻子杨小晶，自挣脱出北京女子劳教所两年多的关押迫害后，即为自己丈夫的遭遇而奔波。杨小晶年迈的父母、公婆也屡遭恶党人员威逼，四位老人现已不再敢申冤，杨母因担惊受怕，数月前摔坏了腿骨。

明慧网近日指出，曹东所遭受的迫害不是个别的。仅从法律上来说，有多少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从未违法，却反被中共恶党以 种种违法手段残酷迫害，蒙难多年难以计数。当前，中共恶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被作为最大、迫害最惨重的人权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正义之士的关注和重视。口口声声标榜“依法治国”的中共，却邪恶到连自己一手制定的法律都要违反和践踏，更何谈普世的人权准则？此次在国际社会的众目睽睽之下，他们的流氓恶 行仍然如此肆无忌惮，这只能让更多的世中人见证中共恶党凶残下流的本性。

呼吁全世界正义人士关注此事；讲清真相，营救曹东，制止迫害；呼吁不能让中共恶党的迫害继续下去。

印尼“希望之声”拟控告中使馆 各界谴责中共

5月中旬，中共驻雅加达大使馆向印尼广播委员会致信并施加压力，要求停播在巴淡岛的华语“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此事件随后引起印尼各界的谴责，印尼媒体法律援救机构 (LBH Pers)要求中共停止干涉印尼新闻自由。由42个印尼自助机构组成的资讯自由联合会发表声明谴责，印尼国会议员也对中共做法表示抗议。

中共这项要求被认为是外国干预印尼新闻自由的丑恶行径，也侵犯了印尼新闻自由的原则。印尼希望之声则呼吁印尼政府以正义的角度来对待这一事件。

印尼希望之声控告中共大使馆

在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代表在会上宣布，印尼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已经授权给媒体法律援救机构，代表电台控告中共驻印尼大使馆。

雷蒙谈到，印尼各大媒体都很关注中共干涉希望之声电台一事，中共的干涉也引起了印尼媒体法律机构的愤怒。

雷蒙还透露，这封信除了无理要求印尼政府取消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执照，信中并污蔑了法轮功团体，以及另外一家全球性电视媒体《新唐人电视台》。

他说，“这封信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对于印尼媒体界来讲，它违反了我们印尼媒体自由的空间，印尼是一个民主国家。”

雷蒙呼吁，“我们媒体界很希望印尼政府能站在正义的这个角度看，去对待这个事故。”

九评退党资讯引发中共恐慌

雷蒙在发布会上还提到中共打压印尼希望之声的原因。他说，印尼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新闻，本着提供最真实的资讯给广大听众的使命，播报了许多有关中国的确实的内幕消息。

作为一个华语广播电台，他们珍视中国的文化与传统，同时更珍视中国的人权和自由。雷蒙特别提到了电台所播出的《九评共产党》及其引发的退党潮，该台一直在跟踪报导退党人数和状况；另外该台一直跟踪报导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新闻。

他说，“这个是我们广播电台最主要的节目，可能就是被中共它们感觉到这两个节目对它们比较震撼。”

早些时候，印尼希望之声的一位工作人员吕先生也谈到，希望之声电台时常播放法轮功受迫害的消息，讲到一些中国的真实情况，所以中共感到害怕。

印尼媒体法律援救机构：停止干涉新闻自由

日前印尼媒体法律援救机构(LBH Pers) 针对此事件发表声明，表达强烈的抗议。印尼新闻法律援助机构认为中共使馆的行径已超出它们的工作范围。

媒体法律救援中心执行董事Hendrayana, S.H.在声明中指出，中共的干涉是阻止民主巨轮推动的力量，这严重地违反了新闻自由。印尼公民“知的权利”正遭到中共大使馆的威胁。

声明指出，媒体法律救援中心要求拒绝来自任何方面的任何形式和类型的对于印尼新闻自由的干涉。“媒体法律救援中心”要求中共尊重印尼的新闻自由，勿干涉印尼的法律主权。

印尼新闻法律机构执法系主任 SHOlEH ALI 也表示，电台具有和其他新闻媒体一样的作用，那就是监督社会的作用。电台作为一个媒体在执行其任务期间是不能受阻碍的，因为它受到新闻及广播法律的保障。

资讯自由联合会：中共使馆需要道歉

由42个印尼社会自助机构组成的资讯自由联合会负责人罗曼先生（ROMAN L.LENDONG），也表达了对中共的谴责。

罗曼说，对中共馆致印尼广播委员会的要求，他感到吃惊，并认为这是一种大胆妄为。这种做法不仅封闭了新闻界，而且是对自由获取信息的轻视。

他表示使馆方面必须对他们的大胆妄为作出道歉，并停止该做法。同时此举也显示出中共政府对印尼的傲慢干涉，尤其对印尼的新闻自由原则的践踏。

印尼国会议员谴责中共

中共插手印尼希望之声也引起印尼国会的关注。主管通讯及信息部门的印尼国会第一委员会议员哈里延托博士（DRS.HARIYANTO Y.THOHARI）评价中共的此种做法为一种外国干预。

他说，“我们是一个崇尚人权、新闻自由的民主国家，我们的新闻自由是受保障的。我们对其(中共)任何形式的压力尤其是威胁，最好是一丝不动。”

哈里延托博士还表示，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营运人也是印尼公民，所以他们是在本国政府必须维护的范围之内。

印尼希望之声简介

据雷蒙介绍，印尼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在巴淡岛是从2005年9月开始广播，收听频率是FM106.5，最主要的听众是华人，广播的是华语节目及掺一些印尼语。主要的广播内容包括印尼各个地区的动向，包括娱乐、新闻、评论等。

艺术圣典 (八)

晚会巴黎场台上台下曾出现一个感人至深的场面。

舞蹈《烛光》表现对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们的敬意与怀念，对他们身后留下的孤儿的眷顾。成人演员表现中国大陆以外支持法轮功的善良民众，一个六岁懂事可爱的小女孩表现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们身后留下的孤儿。正如《烛光》歌词所述：

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诉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
一点点烛光，一首首史诗，他讲述着修炼者的慈悲坚强。
点一支蜡烛，传递真诚和善良，点一支蜡烛，把世界照亮。
一点点烛光，一座座桥梁，连接着世间的正义和善良。
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

当舞蹈进行到成人演员聚集到舞台一角，小女孩独自一人走到舞台对角，两边随着高起的悲壮音乐一起转身、跪下、举起手中的莲花时，全场立即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

波兹坦市（Potsdam）影视学院的海兰特（Heiland）先生最喜欢的是舞蹈《烛光》。他说：“这个舞蹈让我想起我们的先人，非常感人，具有内在的价值。”

在一家中国人开办的公司工作的一位法国小姐说：“舞蹈〈烛光〉使我感动得流泪了。我一边看着舞蹈，一边仔细读着天幕缓缓移动的法文歌词，我被深深的触动了。那个小女孩太可爱了，她也是被迫害群体中的一个。”

一位女观众表示，非常的美好，像是进入到梦中，不想从梦里醒过来，另一位女士说，非常喜欢烛光的舞蹈不仅是跳的好，传达的资讯也是非常的善与平和的资讯。

来自英国的林女士对该舞的反馈恰恰说明了观众的共鸣：“太感人了！尤其是看到烛光那个节目的时候，感动特别深，可能身为母亲吧，我也有孩子。当我看到那么多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当他的孩子拿着烛光出来的时候，一下子就震撼了我的心灵。当时我就哭了。我觉得那个节目太感人了。”

巴黎观众巴黎社区电台（Radio Enghien）主持人若艾尔：“非常美！歌声很动听，主持人很出色，带给我们幽默、快乐和希望。”

巴黎西方观众：“我很喜欢晚会节目的和谐，通过舞蹈、歌曲、神话、晚会传达了希望、和平和信心，这是对新的一年很好的祝愿。节目很高雅、很流畅，服装很讲究，很合体，但是很含蓄，不暴露。”

巴黎西方观众：“我很欣赏你们的晚会，通过所有演员的魅力和美好，展现给我们一首迷人的诗篇。十分动人! 很宁静、优美、高雅、很美、很出色。”

巴黎西方观众：“很美，色彩很丰富，很优雅，真的很漂亮。”

巴黎西方观众：“我对中国文化不了解，我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和神话传说，今天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我了解了他们的　象征符号、英雄人物、神话传说，满载而归。”

巴黎西方观众：“舞蹈很可爱。我也很喜欢那个…...叫什么来着？”“‘二胡’，真的非常非常好。我们很喜欢《迎春花开》那个舞蹈。”

巴黎西方观众：“这是一场很感人的演出，使我了解了中国文化。这是一场非常美的演出，歌唱演员和舞蹈演员都很美。我度过了一个很美好的时光。”

巴黎华人观众：“在国外生活久了以后，对祖国文化的气息都忘了，通过这次节目呢找到感觉，挺高兴的，谢谢你们的节目演出。”

巴黎西方观众：“非常好，很出色，每一个都喜欢。非常辉煌！我们来了，真的很高兴。他们演的超级的好！质量很高，很多样，演的很好。讲了很多中国的故事，我们很喜欢，学到很多。他们的裙子非常好看，他们唱的很好。新年好！”

巴黎西方观众：“能来观看这样一场传奇性的演出，真是陶醉和愉快。服装美轮美奂，肯定花费了很多劳动去缝制。真的非常壮观！我以前不知道…我会再来看的。”

巴黎西方观众：“我看了这场演出，我觉得真的了不起。非常有创意，非常高雅，舞蹈演员演得非常优美典雅。我很喜欢。同时这场晚会传达了和平、慈悲的信息，带给大家好运。”

巴黎西方观众：“非常的美好。就像在梦中一样，最后我都不想从梦里醒来了。”

巴黎西方观众：“我觉得这场晚会真的是非常精湛，绝妙。像梦一样的色彩。艺术水平非常高超。我很喜欢那个女低音、乐器演奏，还有舞蹈都非常出色。深深地感动，感动得让人落泪。”

新唐人电视台在巴黎会议宫大剧场举行的两场新年晚会于2月24日在7千多观众响亮的掌声、持续的热情和高度的赞誉中落幕。神韵艺术团所展示的纯善、纯美的中华传统文化艺术震撼了法国主流社会各界名流，他们认为新唐人晚会壮丽辉煌，神韵艺术出色卓绝。

法国马恩河谷省参议员让雅克．杰古 （Jean-Jacques JEGOU ）“这场晚会非常美，让人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辉煌，像梦一般的美妙，令人震撼，因为它唤起了人们很多的记忆，这真是一场壮丽辉煌的晚会。”

“每个节目都好，很难选择哪个更好，都好！音乐、歌曲、解说、演员都非常好。”

法国第一大公共广播集团法国广播电台属下的蓝色法兰西电台台长米歇尔．梅耶（MichelMEYER）说，在这场晚会上那些历史故事、武术、舞蹈，这些精湛的演艺融合在一起，我只能用“神奇”、“引人瞩目”而且非常的“完美卓绝”来形容。

他又重申自己也喜欢武术，喜欢中国的文化， 所以什么都不会落下。他还表示，每个歌唱家的独唱都技艺高超，我非常的欣赏。

法国上莱茵省参议员 帕特莉霞．施琳泽（Patricia schillinager）“色彩非常明快。晚会上让我们了解了中国的历史。”

“我们发现了中国深厚的传统价值，非常好。”

法国上诺曼底地区（Haute-Normandie）阿贡市（Acon）市长若埃尔．埃尔维尤（Joel Hervieu先生形容每一个节目是一幅画，他说每幅画都很有品质，很优美，表达的方式富有中国韵味。

他特别提到《造像》中的雕塑家梦中见神佛时的情景很有表现力。他还说，晚会节目体现了和平、从容和对他人的尊重。

比利时议员让．洛内斯（Jean Loones）“这是一个节日，在过中国新年的同时，我还感受到了一种互助的精神，但是我也感到节目中还有另一种信息。我是中国人民的支持者而不是中国政权的支持者。

比如法轮功的节目，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辉煌，绝对令人陶醉。”

挪威驻法使馆部长级文化、新闻参赞Tove Kijewski女士说：说：“演出多种多样，跟想像的不一样；音乐也和想像的不一样；舞蹈也比想像的要更多采，多种多样的服饰。非常美，技术上也很完美，我很感动。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打开的窗口，一扇新打开的门。我最喜欢女高音姜敏演唱的《为何拒绝》那首歌和女低音杨健生演唱的《天安门广场请你告诉我》。

法国国会议员密歇尔·俞诺（michel hunault）这是一场非常杰出的晚会。我很欣赏你们的演出在巴黎获得成功。

巴黎犹太社区电台总裁弗拉季米尔．斯彼洛（Vladimir Spiro）“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晚会，我们被那些色彩、音乐所感染并沁入心脾，我印象中的中国音乐是吱吱嘎嘎的那种，

但是这场晚会的音乐让我感到惊喜，感到享受。这些色彩、舞蹈没有办法用其它语言形容，只能说是非常卓绝、出色。

这是一个人们还不了解的中国。

法国费加罗报编辑部副主任埃马努埃．费希（Emmanuel Fessy）：“观看异国的文化演出总是非常有益的事。这场晚会把我们带到了中国的唐朝，是一场融传统和现代于一体的晚会。在新型文化产业的辅助下，使用了特技和电视的效果，这种把古老传统文化用新的电视技术来表现的方式很有意思。”

“我很喜欢二胡的节目，很感人。所有的舞蹈都很动人、很美。”

“为了人权而行动”的主席弗朗索瓦兹．兰佩蒂女士（Françoise Lamperti) 提到，因为我们对中国不暸解、对中国历史不了解，在这场晚会都让我们了解了，同时也带给我们中国各地区不同的文化，非常的感人，非常的美好，因为她（晚会）带给我们的是现在在中国已经没有的精神境界的东西，是非常可贵的。

她说对节目中印象最深的是《创世》天上下来的佛转生成皇帝的时候，那个场面让她很震撼。

欧洲电视广播设备供应公司总裁雅克．罗科（Jack Roques）在晚会结束时向记者表示：“我今天看的这场演出真是美不胜收。晚会通过舞蹈、歌曲和色彩所表达的是一个希望的信息。”

他说晚会是一个很美好的对历史的回顾，给人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信息。“这个信息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我出来之后有得到净化的感觉。

最让我感动的是这群受压迫的人心中充满希望。而在和平和爱的信息背后我们同时能感受到迫害还在继续，但是人们都默不作声。因为通常我们提到中国的时候就说中国的经济，我觉得通过这场演出他们把希望带给了人，真是太美了。

（待续）

大陆社会透视：交警被袭 网友称快

26日大陆媒体的报导并举例指，发生在1月27日广州市的交通事故，由于广州交警处理指小客车违规并由该车司机负全责，但交警却被殴打，事件过程被公交车上的民众目睹，后打人者被抓捕。

报导更引申指近期广州频发执法交警被侵害案件，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负责人并警告说，任何无理取闹、恶意阻挠甚至以暴力方法阻碍民警依法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人，公安机关将以铁的手腕依法对犯罪嫌疑人予以严惩，绝不容许民警依法执法行为受到侵犯。

然而这个新闻在网站上发表不久，引起网友纷纷关注，并发表看法，但令人诧异的是其中超过97%的网友表示赞同打交警的做法，有的并称打得好、认为为他们出气，是大快人心的好事。

网友反映 透视社会现象

北京：打得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河北：是真的，就是哥们我干的，以后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
“大快人心，打得好，我也打过警察等的，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该打”

网友在网上的民意小调查：支持揍的请点支持，不支持揍他们的点反对。结果支持42票、反对1。

广西网友：平时太黑的结果，打死都没人可怜的！！
山东：打的好。孩子就是要教训的。以后记得狠狠的教训。
“打得好,交警一定要打,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违章混帐。”

也有福建网友将自己看到的司机被殴打事件曝光，福建省福清市交警大队2007年5月24下午在宏路街道查二轮车时，将一个有证件齐全的男子围抠致伤住福清市医院，当事人称交警无任何理由将其证件收缴，要当事付钱方能归还证件，由于当事人说交警违法执法，而被5个交警围抠致伤。事件发生地处在农贸市场边，有上百人目击交警打人。

司机宣泄 指交警为狗

早前有大陆南方司机章先生联络本报，诉说自己的遭遇，指在大陆做司机的艰难，交警无理收费惹不起，任意罚款、无法无天，甚至往返一条公路来回都被无理罚钱，投诉无门，没有任何规章制度。他说，“司机们私下都统称交警狗，乱咬人。”

广西：向打狗英雄致敬!别忘帮我抡上一拳。

山西：标题应改为:"广州四个月发生80宗野狗被袭案 57名野狗被殴."

“官不违法，民不犯官”

“官不违法，民不犯官”，有的网友警告说，希望全国其他地方的交警也要提高警惕了，不要再为非作歹了，不然后果也是这样！

辽宁网友：随着罚款数量的上升,袭警案也是加倍的上涨。

“人要生存,当你威胁到他们的饭碗时,袭击是肯定的,并且在这样的一个病态的社会里,还会有很多袭击。”

反右50年 谎言帝国的诞生

该期封面故事共有四篇文章：《反右50年 谎言帝国的诞生》、《人去魂犹在 往事不如烟》、《幸存者的心声》、《反右运动资料》，转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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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50年 谎言帝国的诞生
文 ◎ 王华

中共推动的反右运动，把所有敢于说真话提出批评的人全部打倒，

在之后的1958年，中共开始了“大跃进”，这个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运动，

因为没有人敢于提出批评和说出真相，结果导致3,000万人死于非命。

显然，说真话是有代价的。现在的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回顾和反思反右运动的原因。

今年是中共发动反右运动50周年。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尤其是中国的知识份子，开始向中共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

然而，许多对中共的批评言论，很快使毛泽东等中共高层产生了疑虑和恐惧。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一文在党内传达。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份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GCD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

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另一篇，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于是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右运动。

一半知识菁英被打倒

被打成右派的人数，一直以来都有分歧和争议。中共官方的资料说反右运动总共打掉了55万右派，但民间的数据认为，右派的实际数字，当在200万左右。由于右派绝大多数是知识份子，这意味着，当年中国的知识份子菁英当中，近一半人被打成了右派。

右派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大名鼎鼎的知识份子，到刚刚上大学的学生，以及一些工厂和机构中的技术人员，甚至是县级文化馆的资料员，都有被打成右派的。而从事政治、社会、文学艺术和历史研究的知识份子最遭殃，但普通学生、科技和技术人员右派也大有人在。其中绝大部份人，仅是在整风运动中向领导提过意见。

甚至有人只是在批斗会中，听到右派份子的辩解点了头，也被补遗成为右派，称为“点头右派”。

首次大规模“诛心”运动

反右运动并非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个运动。在此之前，先有土改，后有肃反、三反五反等运动，各个运动中共无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而反右运动早期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并没有开杀戒，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反右运动应该算是一个最为“温文尔雅”的运动。

但反右运动却是一个“诛心”运动。中共的反右运动不以肉体消灭为目标，而是以打垮中国人，尤其是知识份子独立精神人格为目的。从反右以后，中国人的精神被恐惧彻底占据。

因为“交心”（整风运动口号）而导致残酷的结局，使得说真话成为中共统治下的一大灾难，人人唯恐避之而不及。从此而始，中国大陆彻底走上了一条人人虚假，个个伪装的路。一个由谎言建造的帝国由此宣告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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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魂犹在 往事不如烟
文 ◎ 齐先予

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到1980年5月，大约有近55万右派获得了改正，即曾经被划为右派的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有极少的一部份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份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份子，总计不足百人。

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对知识份子的全面迫害，受害者人数庞大。以下仅选部份典型人物加以介绍，从这一管之窥，我们仍然能够体会半个世纪前那场运动的肃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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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钧被划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图为反右运动中，交通部职工在批判当时该部部长章伯钧。（网络图片）

章伯钧（1895~1969），安徽桐城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长。章早年曾加入中共，后脱党另外组党。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见解，建议实行“两院制”，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1957年6月8日成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右派份子”。

被划为右派后，章淡出政治舞台，但仍被作为中共政治橱窗，保留部长级待遇和全国政协常委一职，出入有汽车，跟随有警卫，1969年5月17日在北京因胃癌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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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1898～1965），江西安福人。1949年前曾任光华、南开、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1941年参加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主日报》社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第1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届、第2届全国政协常委，第3届、第4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但保留全国政协委员。1965年逝世。

这位五四运动时的学生领袖，是中国人权运动的先行者，一生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因为批判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独裁而一度入狱。因为坚持民主党派的民盟不能在章程中加入接受共产党领导，并对共产主义持批判态度而被视为反动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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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1933年任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采风，后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1946年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1948年12月25日被国民党查封。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并任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4月1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集的座谈会上，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说毛泽东有“党天下”思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残酷迫害后失踪，生死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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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应（1904~1962），中国江西省安福县人。曾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彭1925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专攻政治学，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1932年回国任上海法学院及光华大学教授。思想左倾，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写有《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剿民乎？剿匪乎？》，曾资助过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

1957年遭受批判，彭文应被撤销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等一切职务，并取消原有的工资津贴，生活陷入困境。彭文应拒不认错。 1961年，其次子彭志平自杀。1962年死于上海广慈医院，终年58岁。临终前曾写致毛泽东万言书，“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份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文革时被掘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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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1935~1968），江苏人。22岁时以江苏省文科第1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8年的反右批判会中因为公开反对批判提意见的反右派学生，自己也被打成了右派。此后两年，林昭先后在北大苗圃和人大书报中心监督劳动。

1960年10月，林昭在地下刊物《星火》上发表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后在苏州被捕。

1965年3月23日，林昭开始写血书《告人类》，5月31日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随后血书《判决后的声明》，7月至12月第3次给《人民日报》写信，批判中共专制和毛泽东独裁。

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龙华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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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锟，四川人，北大化学系四年级学生。1957年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时，他贴了两张大字报：“卫道者逻辑大纲”和“人性的呼唤”。前者写道：

1、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

2、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

3、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

4、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诽谤造谣；

5、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6、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

7、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

8、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9、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

10、“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若过敏就是别有用心。

1969年后一直关押在川北的一个劳改农场。1976年底，张锡锟被以“企图组织逃跑”的罪名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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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辉，16岁时进上海沪东造船厂当学徒，靠自学钻研成造船厂的检验科技师、车间支部书记。

1957 年整风运动中，刘文辉在座谈会上向厂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提意见，又贴出大字报向工厂党委书记生活上腐败作风开火，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文革期间，因为“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8大城市14所大中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刘文辉的遗书：“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从来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躯来摧毁的，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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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焕武，温州人。1957年，17岁时的邓焕武因张贴大字报欢呼、赞同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修正主义者、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讲话，被投入监狱。当时温州地方党报作为破获重大反革命案件披载报导。此后20余年，邓焕武都在牢狱、劳改营中度过。被惩罚性单独监禁700多天。旅居西班牙的作家黄河清说：“老邓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位当了右派后，还继续干着右派活儿，平反后更加当然地干着右派活儿，从“七九”、“八九”……到2006年维权，一次不落地参与了所有的右派活儿的最积极最专注几乎是最职业的老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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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湖南人。1957年中共领导层在经济上酝酿着搞大跃进，时年30岁，刚刚从东北调入北京国家计委的朱镕基，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了意见，被划成了右派。有同事回忆说，“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由于属党内右派，且有一些中共高官的看顾，朱镕基的待遇比党外右派好得多。1958年至1969年他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 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后调任石油局管道处处长。80年代初回国家计委，90年代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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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专业。他在这时立下了认识中国社会的远大志向。1936年，费孝通负笈英伦，在伦敦大学的经济政治学院，费孝通在马林诺斯基门下学习社会人类学。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奠基人，一生发表多篇有关中国近代和现代社会问题的研究著作。

1957年，费孝通有感于毛泽东“百花开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撰写了一篇《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使其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但仍在北大教书。1980年获得改正，后主持中国社会学研究所。2005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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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1911~2001），中国著名水利、水文学专家，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中共建政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之子，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黄万里是唯一反对在黄河建造三门峡水库的中国水利专家，三门峡水库后来被证明是失败的工程，造成大量浪费和不良后果。1957年6月 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并被打成右派，送江西农场劳动。2001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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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的心声
文 ◎ 辛菲

反右运动到底有多少人被定成右派而受到迫害，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从官方的55万到民间估计的200万人。其中大部份人在1980年开始为右派“改正”之前已经去世。有专家估计，到1981年，仍然生存的“右派”大约有10万人左右，而20多年之后的今天，还活着的右派，只有不到1万人。《新纪元周刊》记者，采访了其中的12位，请他们谈谈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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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晴，现年75岁，原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编辑。1946年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次年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组工作。期间被送到北京入中央电影局电影研究所属电影学校电影编剧及编辑，1955 年调至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文学编辑工作。她因对丈夫在肃反运动中受审查表示不满，1958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北大荒850农场劳动改造。1960年底返回北京，做烧锅炉、种树、帮厨、打扫卫生等粗活，备受歧视。在文革中，被定为“死老虎”靠边站，精神上饱受折磨。1978年底，回到北京电影学院编辑部工作。

陈瑞晴表示，每每回忆往事都泪流满面，不仅是为当时的苦难，也是为当时的愚昧做忏悔。其实如果当年很多人觉悟，那些运动也许就搞不起来，而现在仍然有很多知识份子还没有觉醒。

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对人性、民主精神的大扫荡。独裁统治是造成一切祸害并使冤案至今无法纠正的罪魁祸首，现在各个方面的弊端都和独裁统治有关。现在很多右派受害人要求伸张正义，最终目的是对民主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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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志轩，现年76岁，原中央机械工业部担任总经济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在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冯志轩因提出以下意见被打成右派：1、要治理国家，需要健全法制，依法治国，不能搞运动，否则会搞乱人心，侵犯人权。土改中乱打乱杀，肃反中乱批乱斗，很多好人受伤害。公安怀疑谁是反革命、敌特什么的，要有证据，不能私立公堂，乱批斗。2、在建设国家方面，要大胆使用人才，不要有门户之见，要任人为贤，不要任人为党。但共产党是不考虑德才，只考虑是否是党员，这个干部路线不可取。3、对干部的管理、档案制度等不尊重人，不利于人才的发现和成长，也不利于国家建设。4、共产党在执行政策方面，说的和做的不一样。

由于提出以上意见，冯志轩被打成极右份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而且不得自谋出路，1958年2月到1978年8月一直被关押在青河农场劳动改造。1978年回到国务院下属的中央机械工业部担任总经济师。

冯志轩表示：“右派经历我没什么后悔的，因为我问心无愧。我为我的说真话感到骄傲。我觉得很充实。错的不是我，而是共产党错了，是他们违反了1954年的宪法。一个党没有权力做处置，即使我犯罪了，应该由国家机关处理，更何况我还没犯罪。”

“这场悲剧的根源虽然主要是毛泽东，但也不是一个人造成的，而是整个共产党学说、理论、政策、制度都是错的，即便换成其他领导人，也要发生同样的运动。因为共产党的理论、制度方法都是错的，因此这些运动和悲剧是必然的。上个世纪共产党运动都一样。”

“共产主义理论整个体系、系统都是错的，必须被否定。共产党不可能变好，不可能进行政治改革。在中国，共产党高干政治经济都是权贵经济、官商结合，都是党文化培养出来的标准件，不可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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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玉章，现年74岁。原为铁道部航空勘察事务所俄文翻译。1957年响应中共“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写小字报，给领导提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意见，被打成右派。本来要被发配沈阳，但因前苏联专家认为他工作出色，找单位领导谈，坚决要留下他，因此继续留在原单位工作。从1957年开始到文革结束，每次运动他都要挨整、被批斗，几十年不得安宁。文革后被劳改，被人骂为“反革命”。

多数右派1979年获得“改正”。程玉章坚持要单位写清楚：我当时提的意见对不对？单位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程玉章在1982年给胡耀邦写信之后获得平反，结论是：当时所提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程玉章表示，这场反右运动对中国知识份子是场巨大的灾难。它最大的害处是把所有知识份子的嘴封住了，再也不敢提意见，中国后来之所以走到邪路上去，跟人们不敢提意见有很大关系。

这个悲剧的根源主要在毛泽东本人。他从执政方针上，对知识份子是仇恨的，既憎恶又害怕，因为知识份子是他推行愚民政策的障碍。

中华民族后来的很多运动都跟反右有关系。1957年把党外人士的嘴封住了，1959年又把党内人士的嘴封住了，所有人都在给执政党唱赞歌，溜须拍马，中国没有正直和民主的声音，就走上邪路了。

直到现在，人们再也看不见知识份子像1957年以前那样直抒胸臆，敢于提不同意见的现象了，说明反右斗争对知识份子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这一两年很多右派上书要求平反，这说明人们胆子大了，这种勇气跟国内社会的变化和国外的影响都有关系。人们都在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义。

程玉章坚定的说：“我虽然经历过这么多艰难坎坷，虽然因管不住自己的嘴而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我不后悔，假如历史从头来，我还是要做说真话的人，做一个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人，敢于拍案而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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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若平，现年81岁。1949年前是苏州新闻记者，被国民党抓坐监狱，在南京关了几个月，1949年1月作为政治犯获释。出来后回到苏州编地下报纸，1955年后肃反运动被共产党打成“国民党派遣特务”。

1957 年反右时，史若平是山东大学校报主编。他按共产党的要求组织写稿，所有稿子都是经过党委审查同意而发表的，但后来因为这些稿子，史若平被打成“反动右派向党进攻的罪魁祸首”。工资降5级，由于副校长的保护，在学校劳动打杂。文革中劳动改造9年，被群众批斗毒打，有一次挨打后休克5个小时。

在遭受22年政治迫害中，家破人亡。1979年后回到山东大学校报。1987年退休前担任山东大学出版社副总编。

史若平表示，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份子，官方公布的数字是55万，实际上至少有上百万，镇压规模相当大，迫害手段极其残酷，持续时间长达22年，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发展。但是，中共至今未对这么一场浩劫承认过错误，他们还是坚持说，“反右是必要的，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而已。”这非常荒谬，轻描淡写的“扩大化”三个字是无法抹掉这血泪斑斑的历史的。因此我们要求当局赔偿。

据最新消息，中央对反右斗争的最新指示说是维持原来结论，这是我们能够预料得到的，因为中国的政治问题太多了，六四、镇压法轮功等，一系列问题还在延续。作为执政党，多年来不允许不同意见，搞个人崇拜，专制独裁，对党内都如此，这是一贯的，因此不可能平反。

史若平说：“我们的上书还是有用的，我们讲了真实的历史，我们留下这段历史，事实终究会澄清。中国政治民主化是绝对要到来的，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

史若平已著书《寒冷的夏天》，收录了很多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著名的知识份子写的文章，但因当局阻挠，一直未能正式出版。他准备自费印刷后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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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绳武，现年68岁。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他因参加北大自由论坛“百花学社”而被打成极右派份子。当时“百花学社”的 300多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博绳武被留校察看，继续在北大学习。又上了3年多学之后，他看到被打成右派的毕业生都被分配到大西北，于是没有毕业就逃离学校，在社会上打工。在1966年文革中，被红卫兵反复批斗毒打后，送到公安局劳动教养2年。之后在青河农场、山西王庄煤矿等地劳改10多年，直到1979 年重回北京，在工厂中担任干部。

博绳武表示：“反右斗争就是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我当时还不算知识份子，只是一个学生，遭到如此迫害，更显得当时那场运动的残酷性。作为右派，我开始是朦朦胧胧的，对于当时的社会满怀激情，通过几十年的炼狱，我觉得当时太幼稚了，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博绳武指出，这场悲剧是专制制度导致的，是专制制度的必然后果。真正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平反右派，就要从整个社会制度解决，社会制度不解决，什么都解决不了。

反右运动对于整个中国的灾难性影响是巨大的。后来的文革、反右倾，直到现在对知识份子、律师、新闻记者等的迫害，都是受那时的毒害。更主要的是，自反右斗争之后，知识份子不敢说真话了，新闻各个方面都沉静下来了，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缺乏诚信与和谐，这些后果都是那时造成的。

所以说那场运动不仅是那一代人的灾难，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也是子孙后代的灾难。现在社会道德的败坏都是那时的遗留。而道德恰恰是一个民族的魂，是一切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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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煌，现年79岁，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被评为全国高级记者。蒙冤受摧残21年，妻离子散，九死一生。

1957 年前，新华社送几十个记者到外交学院学习，戴煌被选为英文党支部书记。1957年整风鸣放突然变成反右派，在北京市所有学校支部书记、委员的会议上，当时的中央政治局第8号人物彭真动员说：“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党员照样整风鸣放，即便说错了，也不要紧，和那些右派不一样。”戴煌随后在几个支部联系会议上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隐患是神话和特权。”新华社旋即发表声明：“总社反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新华社大院贴满了大字报，揭发和批判戴煌。

1956年3月18日，戴煌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一切职务，“发配”到“北大荒”劳动2年8个月，每月工资由150 元降到28元。他看到很多人惨死。戴煌消瘦浮肿几度生命垂危，196斤瘦成82斤。后又被指控“坚持反动立场”，被送去劳教，身心备受摧残。文革中留在劳改农场就业。直到1978年10月重返新华社当记者。出狱后先后著书《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最近又积极参与要求为当年的右派彻底平反并作赔偿的全国连署活动。

戴煌表示，反右运动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他是个大骗子、大流氓。1957年用骗术骗大家讲话，是非常可耻的、卑鄙的。

反右斗争对中华民族的危害极大。从那之后，人们就不敢讲话，有什么话都顺着领导意思说，真正的心里话都掩掩盖盖，后面的运动都跟这个有关系。

上书要求平反很重要，就是失败了我们也要讲真话，也要把真实的历史留下。以前敢讲真话，现在都快80岁了，还怕什么！有的势力想隐瞒历史，掩盖历史，粉碎历史，歪曲历史，甚至伪造历史，而我们就要力争言论、出版自由，讲真话，坚持真理讲真话，主持正义讲真话，维护事实讲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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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玉，现年73岁，1958年被打成右派时是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

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李昌玉在军队被点名，军队要求“揪出以李昌玉为首的小集团”，但是开会、批斗，什么罪证也没找到。李昌玉1956年高考时考上山东大学。

李昌玉对自己在肃反运动中被整一直很不满。1957年反右开始后，大鸣大放，李昌玉给自己的好朋友及原单位领导写信发牢骚，因此被打成右派。1960年毕业后当中学教师。

文革中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被劳动改造12年，文革初期常遭学生毒打。1978年后到山东大学附中任语文教师。

李昌玉表示，反右斗争是错误的，绝对找不出一点可以肯定的，古今中外都没有这样反文明、反人权、反道德的运动。除了被打成右派的人之外，每个人都要被戴帽子，被评为左、中、右、中左、中右、极右。这是极不人道的。

那是一段极其荒唐的历史，说假话没事，说真话就挨打，完全黑白是非颠倒。现代人道德败坏是后遗症，宣扬什么：“不会说假话，不能办大事等思想”，都是那时造成的恶果。

文化的传承看不见摸不着，但时刻能感觉得到。一个国家要真正强大，文化道德就要崛起，这就要靠影响人们道德行为的深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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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知识份子任众、燕遯符、铁流、俞梅荪联名上书胡锦涛，要求彻底否定“反右派斗争”的错误政治运动，赔偿其经济和精神损失。左起：燕遯符、铁流、任众、俞梅荪。(照片由任众提供)

任众，现年73岁，曾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在肃反和反右派运动中因言被打成“极右份子”，被押送茶淀（劳改）农场“改造”，饱受身心迫害。任众曾在自己的回忆录《活过爱过奋斗过》一书中，要求中共当局返还20余年工资，彻底平反冤案并给予经济赔偿。其人生经历被作家刘心武写入小说《树与林同在》，该书被译成法文出版。

今年3月5日，任众等61位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份子联名上书中共，要求彻底平反右派。4月6日，任众主持了北京30位“右派”聚会，引起极大反响。

任众表示：“我每次提到自己的经历，心里都非常痛苦，这件事情是压了一生的。这场错误的政治运动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而且彻底毁灭了50多万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份子的前途、青春、爱情、幸福，绝大部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艰难挣扎在社会最底层达数十年，与冰刀共舞，和霜剑为伴，没有人格，没有尊严，只有凌辱、鞭笞、劳累，饥饿……，这是一场反天理、反良知、反历史、反文明的灾难。这不仅是我们“右派”的灾难，而且是全中国的灾难。”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赔钱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人的尊严、生命价值应该得到尊重。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不是为了自己而生，而是为了人类而生的。我们在垂暮的生命中，觉得有责任，特别是对历史的责任感。”

“我们这一辈人曾经接受过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那种非常美好的、高尚的道德水准在当今社会流失了，但是在我们心中仍然根深蒂固。我们不仅仅是追求自己的平反问题，而且觉得还有一份责任：呼吁良知和道德提升的责任，呼唤公平和正义的责任。”

为什么这一两年、在反右斗争过去50年后的今天，众多知识份子提出平反的问题？因为人民在不断觉悟、不断苏醒，不断发现许许多多的问题，上当受骗的感觉不断爆发出来，社会矛盾越来越广泛，民间维权浪潮不断高涨。这都是促成我们今天勇敢的站出来的原因，其实这就是老右派的维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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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北京作家、《成都日报》社退休干部铁流（本名黄泽荣，曾用名晓枫）。铁流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整整关押23年。期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还被捆、被绑、被吊、被打，吃不饱穿不暖，戴脚镣扣反铐，关小监进死牢，几乎被杀。直到1980年末，他才得以回到原单位《成都日报》社。

铁流表示，“反右”是“以言治罪”，“以言整人”，“以言杀人”的大冤案。凡是被错划成为右派份子的人和家庭都是一部泪血斑斑的书。

虽然上书很可能得不到回应，但我们还是要提出问题，要大胆议政，因为这不仅仅是赔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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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资料

认定右派的标准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划分右派份子的标准》通知，“右派份子”的标准包括：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份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份子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衊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份子、污衊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衊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份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极右份子”的标准：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份子、主谋份子和骨干份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份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份子。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份子。

右派份子处理方式

1958 年，中共中央对划定的右派份子按照罪行的轻重做出6种处理，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被处以前两类处罚的右派份子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和不久之后到来的全国性的饥荒，这些被发配的右派份子大量死亡。

留在城市的右派份子则被处罚从事没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如清扫厕所等，或者在被歧视的情况下继续原来的工作。个别人由于不堪侮辱自尽。一般来讲，受到中央点名的，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并在中央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受到冲击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销行政职务等。而来自基层单位默默无闻的众多右派份子，很多都经历了比较悲惨的命运，一些人因此客死他乡。从1958年起，一些右派们逐渐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份“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冲击。在经历过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整治运动，20年后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仅有10余万人。

右派份子改正和平反

1977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并开始着手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1978年的第11号文件转发全党。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对于错划的右派要落实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但是报告没有提到对错划右派的平反。

1978年5月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展开，中共内部保守派的势力受到压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大部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右派问题的第2次会议，会议上的交锋仍然激烈，但是主张完全平反右派问题的主张最终得到支援。

1978 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相比于5个月前的请示报告，实施方案对落实右派安置政策做出了明确和细化的规定，最重要的是，实施方案指出：“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

1980年5 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份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份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份子，总计不足百人。

中国共产党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定性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份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GCD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份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份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年支援和主持反右的邓小平在80年代对反右运动也持这一看法。

明居正: 到底谁是右派？

按照1957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中，“右派分子”的标准有6条，包括：（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等；（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等。

看完这份所谓的标准，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根本就是无所不包！拿了这6条，共产党想打谁就可以打谁，完全不愁找不到罪名。而且这就是后来运动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在打右派的实际作法。

每次发动政治运动时，共产党都会叫嚷：至少要抓5％的坏份子！如果按照官方的数字，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的约为55万人。中国当时究竟有多少知识份子？虽然从来没有，恐怕也不会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是身居统治地位的中共领导人们在心中是有估计的，毛泽东一般的估计就是500万人。根据这个数字，55万人就是11％，已经超过5％的一倍有多。但是一般认为，中共自己承认的数字是被大大低估了的。

为什么要打这么多右派呢？这和毛泽东个人有极大的关系。毛泽东本人痛恨知识份子，在历次政治运动都痛整知识份子都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但是真正促使毛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去打击知识份子则是另有原因。

毛在建立政权后踌躇满志，一心想尽快建立中国的军事工业，好进一步满足他个人的称霸野心。他非常清楚，如果要在最短时间内达到这个目标，势必要对中国社会做出更为严厉的掌控。这种掌控，准确地说，就是类似两千年前秦国的商鞅式的军国主义。但他也知道，农民──甚至大多数人民──都会激烈反抗，而知识份子则会成为这种反抗的核心力量。受到先前匈牙利事件的刺激，预谋镇压未来的反抗，所以毛才发动了这么一场反右运动。这也才说明了这场反右运动的规模为何如此之大、打击面为何如此广泛。
所以，到底谁是右派呢？答案是：任何有可能会阻止我毛泽东走上帝王霸业之路的人──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都成为右派了。君不见，就连第二把手的周恩来不也曾经“距离右派只有五十步了”吗？

----转载《新纪元周刊》第十九期

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三 工薪税负最重

记者：现在中国人讲这个税收政策最痛苦的是工薪阶层，夏教授，您怎么看呢？

夏业良：我觉得中国税收制度，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是比较落后的一种制度，从1980年开始，制定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800元人民币，但在那个时候中国工人阶层平均收入很低，大概平均收入在40元人民币左右，也就是要达到20倍的收入才能够开始纳税。

2005年，也就是25年之后，国家又从新修改了所得税的起征点，它就通过了1600元，当然这样的标准其实还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工人阶层收入水平比较低，而起征点订的也比较低，那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都要纳税。

从道理上讲起来好像是人人都是纳税人，但是从老百姓增加财富的角度来讲的话，它起征点订得过低的话，是不利于个人财富的积累。

我对这方面也写过几篇文章，我认为有些城市起征点可以订得高一点。比如订个4、5 千，或者甚至更高，使得一部份人不必从有限的收入中去纳税。

记者：夏教授的观点就是说，不同的地方或者不同的城市，应该根据各地的不同生活水平、工资水平来订交税的水平？

夏业良：对，要有一些地区间差异的考虑。

记者：有个数字显示，2004年和2005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总收入，几乎60%都是来自于工薪阶层。巩先生您看，中国的税收制度出了什么问题？

巩胜利：刚才夏教授已经讲了，首先可以肯定一点，中国的税收制度是非常落后的，而且不是一般的落后。中国的税收大部分来源是在贫穷的这部分人民里面，让穷人拿了钱，就等于是惩罚了穷人。

这种制度在社会造成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比如说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是1.2万亿，而老百姓每年的收入、一年的收入只有1700美元。国库是大大的壮大到几乎是要爆炸的份上，而老百姓穷得是年收入只有1700美金，这是去年公布的一些数据。那么照这样的制度下来以后，贫穷分化越来越尖端，是非常危险的。

记者：现在有一种观点，你要是问自己的老板或者是普通的百姓，中国的税赋制度，他们感觉一般都是很重。但是你要是问到政府部门，它往往会给你很多的数字说是不重、甚至还说比较偏轻呢！夏教授，您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夏业良：首先我们过去企业的所得税，内资和外资是完全不同的标准。在内资 30%多的税率，而对外资10%多的税率，对外资是非常的优待的。那后来国家基本上已经承诺让内外税合并，就是制定一个比较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 17% 左右吧！

但总体上来讲，对于企业的税负还是比较高，因为企业税率高的话，其实它会把一些负担转嫁给消费者，那对于整个国家来讲，无论是社会，还是企业、生产者都受到了挤压。

而我们税负增加了以后，看起来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但另一方面，这些收入由于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监督，在预算约数上也不是一个硬约数，所以我们政府部门在进行政府的项目支出的时候，是非常的慷慨，我们经常能看到镇乡一级的政府大楼盖的非常的豪华，超过美国的州政府。

记者：那刚刚夏教授谈到说，不仅是中国的收税制度有些问题，而且收上来的这个税是怎么花出去的，也存在一些问题。巩先生，您怎么看？

巩胜利：我特地要看两点，第一个谈中国官方的收税观念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税收部门有一些想法，就是中国的税收收的越多越好，就依法收税、敢收税！

不管怎么样就是你要挣了钱，它就要征税，它征税机关是不跟你讲道理的，就像强盗一样，它说要征，你亏了老本都没了、跳海了它也要征，就是你今天晚上死了、明天早上要饭了，它也要征税。这种观念、思维方式是它第一个存在问题。

那去年按照中国总体的税收概率，国家工商局总局说是25%，这个是硬性的、是雷打不动的。管你企业亏也好、死也好、倒闭也好、它都要收。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税收相对于比较发达的美国，它有非常严格的区别。

比如像个人所得税及退休，或者失业了以后，国家政府要给养老金，然后退还一些。中国呢？你税收也好、退休也好、失业也好，它没有不收的，也没有说是给你退税的。

还有一个，通常中国税收的单位，不管你家庭也不管你什么，一概是要收的，包括中国养老金、还有失业，它都要收。那美国又不同，他把你的税收规范成比如说一个人的单纯家庭，或者是两个成年人、一个未成年人为一个家庭，然后加在一起的税率后，把它算入了低收入的免征税。

所以总体来讲，中国的税收痛苦在全球来讲肯定是最高的。

记者：巩先生的观点就是说，中国的税收对于工薪阶层来说不仅很重，而且社会保障制度又很落后，所以我请问夏教授，您还有要补充的吗？

夏业良：我觉得过去多年来，中国总是强调一个概念，就是要强国，要富国。但是要强国要富国，其实一个根本的途径，首先要富民，也就是只有民富才能国强。 那我们这个路径一直没有搞清楚，现在开始有一些回归本位，但是很多方面还没有做到。

所以我们应该强调的就是要“藏富于民”。我们这个税收政策不一定要像过去的做法，杀鸡取卵似的，你的肉稍微长肥了一点就要想办法割你的肉。应该是让老百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然后才有能力给予更多的税负的支持。

加拿大取消两名前纳粹公民权

据渥太华公民报25日报导，这两名前纳粹是现年83岁的 Helmut Oberlander和现年96岁的Jacob Fast，他们原籍乌克兰目前定居安省。加拿大联邦法庭发现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德国纳粹集团服务。

Oberlander曾在一个执行屠杀犹太人的部队服役。他和妻子于1954年移民加拿大并在1960年得到公民权。联邦政府官员发现他们移民时没有提供二战时期的个人历史，于是在1995年通知将取消其公民权但未执行。2000年时，一名联邦法庭的法官发现Oberlander曾是一名Einsatzkommando 10A组织成员，该组织是位于乌克兰的“机动群体屠杀敢死队”，他们执行苏维埃的Third Reich's Final Solution；于是政府再次明令取消其公民权，但是该决定在2004年被法庭束之高阁。Oberlander案例一直是犹太族裔由来以久的忧虑。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敦促联邦政府就这名前纳粹采取行动，但法庭认为虽然Oberlander曾是一个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军队中的一员，但没有证据证明他在二战时期的犯罪行为。直到上周才正式宣布他们的公民权被取消。他居住在安省的滑铁卢市。

Fast曾在1941 年到1944年之间服务于位于乌克兰Zaporozhye的一个名为“政治警察”的组织，该组织执行德国占领军的政策。Fast在1947年到达哈利法克斯，并在1954年得到加拿大公民身份。加拿大政府曾于1999年通知取消其公民身份但没有采取措施。2003年10月， 联邦法庭裁决Fast是一名纳粹成员，他在二战结束后两年掩盖了其德国公民身份进入加拿大。直到上周他一直平安无事。他居住在安省的圣凯瑟琳市。

二战后有很多战争罪犯在加拿大定居。在对一名居住在多伦多的前纳粹屠杀参与者的起诉败诉后，加拿大政府改变了策略，从1988年起决定取消那些欺骗移民官掩盖纳粹身份而移民加拿大的纳粹罪犯的公民权。自从1977年，加拿大取消公民权的案例达54次之多， 其中7个案例都和二战有关。有些战争罪犯自行离开加拿大，有些已死亡，但没有回到他们的原籍国家。

Oberlander和Fast有30天时间对此决定进行上诉。Nicholson说这两名前纳粹战犯是否被驱逐要取决于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长Diane Fin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