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5月30日(星期三)
郭飞雄的律师胡啸于周一上午于看守所会见郭飞雄,商讨案情。胡啸表示,郭飞雄投诉他被关押在辽宁看守所期间,遭个别的工作人员刑讯逼供,用电棍击打其下体,他要求律师代他提出申诉,追究相关的责任人。
中国泛蓝联盟临时负责人张子霖,5月29日下午突然失联,30日一早,张子霖父亲就接到湖南省怀化市溆蒲县公安局电话通知,张子霖被以“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目前关押在怀化市溆蒲县拘留所。
海外博讯新闻网南京记者孑木再度被当局骚扰,家属经营的食堂员工一度被抓走,协助他采访的司机和摄影师都被带走,警方更称他的车内有管制刀具。孑木认为官方此举可能针对他的报导活动。凌晨1点多,警方释放近10人,但摄影人员和女友仍在派出所。
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ABOTA)近日授予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勇敢提倡者奖”,并邀请高智晟今年6月30日赴美国加州圣塔圣巴巴拉市的巴卡拉名胜参加颁奖仪式。据可靠消息,高智晟已经收到上述邀请信,他决定尽一切努力争取赴美领奖。海外各界正试图促成高律师成行。
“神州青年服务社”、“香港蓝天服务团”、“蒋公中正香港协会”及“香港社区发展网络”八名成员下午到西区警署门外集合,他们拉起横额及拿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游行到中联办总部门前。多名警员在现场戒备。
而是所谓的六四“暴徒”-以正义和良知对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屠杀说不的抗暴者。他们先是在看守所中受到了我们一般受不到的凌辱、虐待和殴打,后来又被当局狠狠地胡判、重判。胡判到什么程度呢?抗暴者们后来告诉我,他们在狱中见到过一份判决书,法院竟白纸黑字以“殴打、污辱坦克”为名判处孙彦才无期徒刑!重判到什么地步呢?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徐国明、卞汉武和严雪荣等人在被抓10多天之后就被判处极刑,且立即执行。还有大量的六四抗暴者则分别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中共自1979年以来实施了经济改革,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拒绝实施政治改革,在人权民主方面没有进步甚至倒退。中共的方针政策等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专制本质并没有改变。中国具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2006年国民生产总值GDP为26220亿美元。中国在全球的排名,人口第一,土地第三,GDP第四。作为世界大国,中国何去何从,不仅影响中国,也会影响世界。中国的局势究竟如何,怎样促使中国持续良性发展?这是举世关注的大问题。
北京记者:“不久前开过会,上面已经提醒,主要是要保证十七大之前平稳嘛!敏感的事情要多请示。还有就是加强记者管理,只要不是新闻出版总署下令采访,一律不准采访。主要强调这一点,现在很不好搞。”
昨天晚上,我在世界之门的热点评论中(广西博白事件),看到有一位网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大意是:我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邪恶,只有国外的人不了解中共的邪恶,在邪恶的中国,我的态度是“明哲保身。”我看到的第一时间,是非常的生气。我在想:作为一个在享用自由软件的中国人的他,根本就不懂得珍惜别人为了他和封闭中的中国人所付出无数心血。难道所有自由勇士所付出努力与心血,换来的只是你一句:“明哲保身吗?”
据现场村民表示,昨天是当地墟日,有三千多个村民去抗议,烧了计生所、烧了汽车和摩托车,再去包围政府,加上看热闹的群众有10,000多人,听说是死了一个人,但是真是假不知道,来了好几辆中巴的武警,打伤很多人,有很多人重伤,有放狗咬人。
被指妨害公务扣留近九个月的一名酒厂职工代表周远武,月中被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法院判入狱两年六个月,辩方代表指整个审讯过程不公正,是打击报复维权代表的典型事例。
周远莉说,收到判决书之后,他们全家在周远武的法律代理人陈雄炎的帮助下要继续上诉。陈雄炎是荆州长江大学的老师,也是公益诉讼代理人。但是,据知情人说,陈雄炎迫于政府及工作单位的压力可能不会继续提供法律援助。周的家人现在还在积极努力多方寻求法律帮助。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5月25号对被称为“万人集体起诉电讯企业”的案件作出裁决。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电讯企业和信息产业部不存在合同关系。这一万人诉讼的发起人之一陈书伟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北京法院这一判决违反了中国的有关法律程序---
武汉市花楼街一带属武汉市旧城改造重点之一,武汉政府在没有取得土地权的情况下非法将该地块卖与和黄集团,打着以旧城改造的名义,却行驱逐居民的卖地之实。政府有关部门在不具备拆迁条件的情况下非法强行签发拆迁许可证。
因此,严刑远不足以改变官员贪污腐败的行为模式。不过,每判处一个贪官死刑,尤其是判处高级别官员死刑,民众的心理会得到相当大程度的满足,这一点,稍微明智一点的治国者很快就发现了。所以,杀贪官,在历史上总是呈现出某种周期性特征。
民主制度才能扼制贪污等腐败行为;但是该制度不可能只作中共的反贪工具,它要首先推翻中共的专治制度,因为专治制度是腐败的温床。正是因为民主要“连根拔除”,所以中共才不可能接受自我毁灭的反贪方式。而不反贪污等腐败,百姓就要造反,中共就可能垮台;但是反贪的前提是维护专治制度不垮,因此中共就只能关起门来,“小圈子”自己“反”,结果是贪污成为“顽症”而无法治愈。因为人无法扇自己的嘴巴,既乏“心”又少“力”;不是做秀又能是什么?
汪洋:在今天这一集节目当中,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俄罗斯遣返法轮功学员的事件。5月14号俄国遣返了又一位法轮功学员,原清华大学的教授、已经取得联合国难民身份的高春满。这是俄国继遣返了联合国难民马慧母女之后又一次遣返。
新唐人全球新年晚会今年的开场节目是大型舞蹈《创世》,其中大唐仕女满头珠翠生光,身着七彩锦衣,外披锦缎,胸前还绘着各色花卉。大唐的服饰文化吸引了“柏林之窗” 电视台广告公司的经理霍尔夫先生(Andrea Horf)。他认为,“这个舞蹈的服装设计精致细腻、极富考究”。霍尔夫表示自己太喜欢今天的晚会了。他事先没有想到,能看到这么多明亮鲜艳,风格各异的中国服装。
齐治平:生命之路(二)初沐法光在人看来我是很幸运的,虽然家穷,可是毕竟顺利的完成了学业,在求学过程中一直是独领风骚,令人羡慕。人们都称赞我聪明、勤奋、有志,将来有前途。总之人们都把我看作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甚至有很多人崇拜我,到处宣扬我的事迹。我很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名人”了,在人看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我读了很名牌的大学,我自己也广泛的读了很多书,在人世中似乎正走向一条光明大道。
最近,一场场公祭大典在中国很多地方鸣锣开场,从“公祭伏羲”到庆祝“中华母亲女娲诞辰”,从“神农文化节”到“祭祀盘古大典”,从“诸葛亮出山1800周年纪念”,到“柳下惠公祭大典”,从三皇五帝到三教九流,多个地方争相祭奠。公祭活动为什么这么热?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大纪元特此采访了专栏作家、著名时事评论员章天亮。
有一种理论认为,散户投资者和投机者之所以敢这么疯狂,完全是因为他们相信,中央政府在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后(今年秋天)不会刺破股市泡沫。毕竟,北京方面希望能为如此重要的会议,营造一种经济繁荣、百姓富足的气氛。另一方面,股市崩盘是件让党很丢脸的事情,将有人不得不站出来承担责任。
大陆的“市场经济”是靠“分权而不分产”搞起来的,其结果是百姓的货币收入不断增加,但政府控制的资产和资产价值则增长得更快。二十多年下来,这种“分权而不分产”的市场经济的后果,已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由于事实上大部分资产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经济增长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官肥而民瘦”,以至百姓的消费,难以支持经济增长。为了维持政治稳定和官员财富的增长,大陆当局只能靠扩大政府投资和出口来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导致经济的全面失衡。
网络巨霸谷歌(Google)因为在中国封锁信息,而在海外市场遭到各界人士的谴责,甚至不久前遭到董事会成员的强烈抗议。但如许多其他西方希望“分一杯羹”的公司一样,尽管谷歌营运在中国发展缓慢,谷歌暗示仍然将跟随北京的要求。不少人士认为,一旦中国网民苏醒的那一天,中国人民将对西方公司苟同过滤自由信息而表示愤怒。到时候,西方公司想要“分一杯羹”的愿望也许也将随着共产党没入历史的过去中。
中国日报说,为了消除一些西方国家的顾虑,中国甚至保证,对从禁止死刑的西方国家引渡回国的嫌疑人,中国不会判处他们死刑。中国还希望西方国家能放弃“政治偏见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来同中国签署这个条约。
5月29日,无锡太湖水域因严重污染,居民家家户户的自来水,都流出一股恶臭味,根本无法饮用,超市的矿泉水被抢购一空,造成居民一阵缺水恐慌。据当地官方消息,当局正紧急启动应急措施解决恶臭问题,估计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几天。
郭飞雄的律师胡啸于周一上午于看守所会见郭飞雄,商讨案情。胡啸表示,郭飞雄投诉他被关押在辽宁看守所期间,遭个别的工作人员刑讯逼供,用电棍击打其下体,他要求律师代他提出申诉,追究相关的责任人。
胡啸说,律师在审阅卷宗的过程中一波三折,最终于周一才能复印所有的资料。当中他首次发现郭飞雄的一份供词,因此在会见时,他一再与他核实供词是否在自愿的情况下作出。据郭飞雄表示,供词只是承认他有出版及发行《沈阳政坛地震》一书,但并不认为这是触犯法律,因公民有出版自由。
在会面的45分钟内,看守所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场旁听。胡啸曾提出抗议,但看守所坚持是该所保安的规定,胡啸为避免无谓的争论,浪费时间,只好让步。期间,工作人员一度干预他们的谈话,经胡啸提出意见后,工作人员才停止干预。
胡啸说,会面期间,郭飞雄亦向他表示无论审判结果如何,他都会坦然面对,不准备上诉。另外,亦不希望家人到法院旁听,怕在过程中复述他在看守所的遭遇时,他们会感到难受。
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对丈夫被刑讯逼供的方式感到愤怒及震惊,她说无想到他们会用这样卑劣的的手段。
至于郭飞雄不希望她往法院旁听,她表示理解他的想法,但她本人则很想去旁听,一方面可以见丈夫一面,另一方面她相信自己承受得了。她已请求律师向丈夫转达她的意愿。
原名杨茂东的郭飞雄曾参与多项农村维权活动,去年9月被广州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正式逮捕,当局指他于2001年非法出版《沈阳政坛地震》一书,该书详述沈阳官场的腐败。同年12月,公安局将案件送交检察院。检察院曾两度把案件发回公安局,要求补充侦查。今年一月,郭飞雄由广州被移送到辽宁看守所关押,至四月初才被转押回广州。案件将于下月15日开庭。(
【大纪元5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熙采访报导)中国泛蓝联盟临时负责人张子霖,5月29日下午突然失联,30日一早,张子霖父亲就接到湖南省怀化市溆蒲县公安局电话通知,张子霖被以“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目前关押在怀化市溆蒲县拘留所。张子霖父亲是在30上午十点接到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张子霖被以“敲诈勒索罪”正式逮捕。
张父说:“不可能的。”
公安:“你不相信可以来看。”
他问公安是什么原因?公安什么也没说。
泛蓝联盟成员青昭是最后跟张子霖有联系的人,他说:“我们分手才一天他就被抓了,29日还有跟他通过电话。”
他指出:“张子霖是被有关部门抄进去的,跟公安说的不同。公安曾经威胁他,再搞维权就要关他三年。”对于刑事拘留会关多少天,青昭认为:“不一定会关多久,也有可能被判刑。”
泛蓝联盟成员谢福林说:“张子霖从29日上午十点以后就联系不上,他父亲是在30日上午十点接到怀化市溆蒲县公安局电话通知。”
谢福林表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
张子霖2007年5月8日在湖南省政府退伍军人维权活动现场被带走后,旋即被刑事拘留15天,5月23日获释。当天泛蓝联盟负责人孙不二被抄家后便失去联络,至今下落不明。而河南成员蔡爱民也已失踪多日了。
张子霖在孙不二失踪后即承担起泛蓝联盟临时负责人的职务。
对于近期当局极力的打压,谢福林认为实际原因估计有三:
一.维权触动了高、低阶层权贵。
二.张子霖在重组泛蓝资源。
三.六四快到了,现在是政治敏感期。
谢福林表示:“虽然其他成员暂时无事,难保不日有祸。但泛蓝联盟最宝贵的是,我们成功实现了湖南民运的互动和联合。”
【大纪元5月3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采访报导)海外博讯新闻网南京记者孑木再度被当局骚扰,家属经营的食堂员工一度被抓走,协助他采访的司机和摄影师都被带走,警方更称他的车内有管制刀具。孑木认为官方此举可能针对他的报导活动。凌晨1点多,警方释放近10人,但摄影人员和女友仍在派出所。海外博讯新闻网在中国大陆的记者孑木家属经营的食堂,星期二下午被突然关闭,公安还带走了当时在场的所有员工,以及协助孑木采访的摄影人员。
身为食堂负责人的孑木妻子何方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当她回到食堂时才发现员工都被抓到了当地锁金村派出所。她到那里询问时,警察却先后说了不同的几个抓人的理由,最恼人的是,除了几个空洞的罪名,警方拒绝告知到底这些人何时涉及什么案件---
何方:“他说我的员工没有暂住证,我说暂住证所有名单我已经交上去,是你们的辅警没有时间,就差给他们照相了,我说你去查他的单子,我已经登记完了;他说那就是涉嫌打架斗殴,我说我太清楚他们了,他们都住在宿舍里面,晚上下班都要回宿舍,出去都要和宿舍主管打招呼的。他就给我一句,我们现在就在查事情,查到有事情就有事情,没事情我也不会关他们的。”
孑木闻讯,马上找相熟的律师,然而当他的司机准备前往接律师时,却连人带车被公安扣下了。其后孑木夫妇被告知车内藏有管制刀具,孑木说---
孑木:“警官说我车子上有管制刀具,我不知道,因为我太太不会开车,我每天就开一次,送女儿上学,回来就停在楼下,钥匙就交给我的驾驶员,驾驶员是很老实的孩子!那这刀具是怎么进去的,问题是在这里。”
记者多次致电锁金村派出所,电话都无人接听。
何方说警方的这次行动对她公司的运作产生很大影响---
何方:“一是食堂人走了八个,我还能营业么?第二是周围人会怎么看,怎么会来这么多人把她食堂的人全部带走,以后食堂还怎样正常运转?还有今天在我食堂还带走了我(工程)公司的一个工程师,工程肯定会有影响。还有对于这个管制刀具,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我车里的,现在我不知道他会以这个怎样处理我或是孑木。”
海外博讯网南京记者孑木,因报导多起群体行维权事件,今年三月曾被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没收记者证,公安也曾上门宣称他以博讯记者身份在大陆采访属于违法,更指控博讯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而他在体制内当官的亲属,也因为他的工作受到了警告。然而孑木依然不断现场采访拍摄当局认为敏感的事件,包括近期扬州妇女以自焚抵抗暴力拆迁的报导。前几天他更远赴北京,直击报导仨元学社的维权诉讼案。
星期二出人意料的警方行动,令孑木联想到早前的一系列事件。虽然暂时不能判定官方此举是否另有所指,但孑木希望当局至少不要殃及家人和员工---
孑木:“即使是我做了些什么令当局不满,应该冲我来,不应该冲我的家庭来,这是最基本的。”
记者:“你说你的摄影师被抓走了,是么?”
孑木:“肯定了,当时第一个就抓他,他不是在食堂常驻的,他跟我到北京到哪的,他整天跟在我身边,怎么会出去打架斗殴呢?现在食堂里还有几个警察。我要等我的厨师放出来采访他,因为我相信他是个老实人,肯定不会打架斗殴的。”
孑木第一时间把星期二的事件发上博讯网,据了解,星期三凌晨1点多,警方释放食堂员工和司机近10人,但摄影师和女友仍在派出所。
【大纪元5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ABOTA)近日授予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勇敢提倡者奖”,并邀请高智晟今年6月30日赴美国加州圣塔圣巴巴拉市的巴卡拉名胜参加颁奖仪式。据可靠消息,高智晟已经收到上述邀请信,他决定尽一切努力争取赴美领奖。海外各界正试图促成高律师成行。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致函胡锦涛
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大奖分会主席艾伦.邓斯特(Alan I. Dunst)先生已致函胡锦涛,吁请胡锦涛帮助高智晟赴美领奖。
邓斯特在信中介绍了该组织的背景,及前两届获奖者的情况。他对胡锦涛说,“作为大奖委员会的主席,我无比荣幸的告诉你,高智晟被选为这届获奖人。我们委员会审阅了高智晟所做的事情,我们相信他正是我们设立这个奖项所要表彰的那种律师。”
邓斯特在信中说,“我们写这封信是希望您能够帮助高智晟作必要的准备以亲自赴美领奖。”“我代表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希望您能够帮助这位令人敬重的获奖者亲自来领取这个有威望的奖项。”
胡佳:高律师希望能够赴美领奖
据北京维权人士胡佳透露,高律师听到自己获奖的信息后很高兴,他表示:如果有可能,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他也希望能够成行。高律师并表示:这个奖项让他更坚信依法维权、推进法治和宪政的前进方向。
胡佳表示,“这个奖是国际主流社会司法方面的,高律师本人秉承的就是法治精神,用法律替受迫害者讨公道,比如法轮功学员,还有其他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这种以法治推动中国进步进程的精神,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与了解,所以高律师感到欣慰。他盼望能与美国同行们探讨切磋。”
胡佳说,“不论高律师能否成行,我们一定要和他一起争取,做百分之百的努力。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充满意义的,都在凸显中国维权律师的困境。这个荣誉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也是对中国国内维权运动的嘉奖。我们同时希望美国司法界同仁广泛关注和介入更多中共侵犯人权的案例,并且进入司法上的诉讼。”
《聚焦中国》总编:吁促高律师来美领奖
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大奖分会主席艾伦.邓斯特在写给高智晟的信中说,“我的委员会在《聚焦中国》杂志(ChinaScope)和《大纪元》媒体的报导中查阅了您的很多案件,您勇敢地面对在中国的人权践踏,显示了您正是勇敢提倡者奖所要赋予荣誉的这种律师。”
《聚焦中国》总编胡宗义对高律师获奖表示祝贺,并对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这一善举表示赞许。他说,“我呼吁各界人士为促成高律师来美领奖共同努力。他能够出来领奖,这也是他个人所想做的事情的一个延伸,同时也可以鼓励更多中国人。”
胡宗义说,“中国是一个共产极权国家,作为一个维护公正和良知的律师,必须具备很强的正义感和非凡的勇气。而高律师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即便失去自己所钟爱的职业,也要坚守良心。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勇气,同时也是一种超凡的智慧。”
据胡宗义介绍,《聚焦中国》杂志的宗旨是向西方社会介绍真实的中国。该杂志一直关注并跟踪报导有关高律师的消息,并将相关内容集中编辑成册,系统的反映了高律师的人生轨迹和思想过程,并递交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
“全球声援高智晟联合会”吁请美国政府协助
“全球声援高智晟联合会”近日发表公开信,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给予高律师及其家人护照,允许他们出国。该联合会同时致函美国国会,吁请美国政府关注高智晟律师,促成他访问美国成功。
“全球声援高智晟律师联合会”发言人伍凡表示,高智晟律师获奖是中国律师界的的荣誉。
他说,“如果胡锦涛能让高智晟律师到美国来领奖,这表明他还能考虑到国际影响,以及在建立和谐社会时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胡锦涛拒绝批准让高智晟律师到美国来领奖,那就说明胡锦涛与国际社会格格不入,所谓建立和谐社会也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
据悉,“全球声援高智晟联合会”自2005年2月为营救高律师而成立,目前有全球146个团体加入。
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及“勇敢提倡者奖”
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创立于1958年,在法律界享有很高声誉,目前在全美范围有6300名成员。1999年该律师委员会设立“勇敢提倡者奖”,专门表扬那些面对个人的自由和安危受到威胁时,依然坚定法治信念的法官和律师。
该委员会的第一个“勇敢提倡者奖”是在1999年于意大利佛罗伦萨(Florence)举行的年会上颁发的。当时是个集体奖,颁发给意大利所有因为执法而牺牲的法官和律师,表彰他们所展示的职业责任感和他们对尊严及国家的热爱。
第二次颁奖,也就是上一次颁奖,于2003年在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Belfast)举行,颁发给了那些被伤害及被杀害的法律工作者,以纪念他们非凡的勇气及对法治的坚定维护。
【大纪元5月30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卢健辉香港三十日电)香港多个亲台团体今天前往中国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抗议,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中国泛蓝联盟负责人孙不二及所有被拘押成员,并停止一切对中国泛蓝联盟的政治迫害。“神州青年服务社”、“香港蓝天服务团”、“蒋公中正香港协会”及“香港社区发展网络”八名成员下午到西区警署门外集合,他们拉起横额及拿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游行到中联办总部门前。多名警员在现场戒备。
示威代表在中联办门外朗读公开信,表达对北京政府近日发起连串打压中国泛蓝联盟的不满和愤慨,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打压中国泛蓝联盟,立即释放孙不二及其他被拘留成员。
神州青年服务社负责人梁汉华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说,“中国泛蓝联盟”仅属一个讨论与交流政治时事的网路群体,宗旨为“认同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共同致力国家统一事业”,显示该联盟以青年为主的成员,具有前瞻的民主理念、多元的自由思想以及强烈的民族愿景,其一切言论主张不仅理应受到中国宪法之保障,更应珍视为促进中国政治、社会进步的宝贵声音。
他指出,中国泛蓝联盟成员积极发放中国维权运动的讯息,是基于伸张社会正义、为维护人权弱势发言,中共当局若据此压制民间声音,只会继续助长官僚特权,累积人民怨愤,“建设和谐社会”只会流为口号谎言。
梁汉华呼吁北京领导人早日落实基本人权与言论自由的保障,逐步开放政治竞争,与世界文明接轨,两岸才得以和谐发展。
【大纪元5月30日讯】1989年9月9日,在六四屠城之后的大抓捕中,我被投入秦城监狱。虽说这个坐牢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找的,但由于是平生头一次,因此难免有心绪不宁乃至心头痛楚的时候。而每当这样的情形出现时,我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提醒自己,想想那些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想想那些已经被判或将要被判重刑的人。我默默地对自己说:与他们相比,你的苦难算得了什么呢?这种提醒对我来说很见效,我往往会较快地平静下来。将近一年半之后,我出狱了。在这一年半中间,当局制造了大量六四良心犯。而在所有六四良心犯中,承受了最大苦难的,不是像我这样具有学生或知识份子身份的 “动乱分子”,而是所谓的六四“暴徒”-以正义和良知对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屠杀说不的抗暴者。他们先是在看守所中受到了我们一般受不到的凌辱、虐待和殴打,后来又被当局狠狠地胡判、重判。胡判到什么程度呢?抗暴者们后来告诉我,他们在狱中见到过一份判决书,法院竟白纸黑字以“殴打、污辱坦克”为名判处孙彦才无期徒刑!重判到什么地步呢?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徐国明、卞汉武和严雪荣等人在被抓10多天之后就被判处极刑,且立即执行。还有大量的六四抗暴者则分别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出狱之后,我不能忘记六四死难者、伤残者和被苛以重刑的六四抗暴者们。1993年春夏之交,在还能明显感觉到严酷、恐怖的政治氛围中,我开始寻访六四抗暴者家属。我走进北京民族学院(现改名为中央民族大学)杜建文的家。在“屠城有功,抗暴有罪”的荒唐定性下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的建文,当时才20岁刚出头。自他被抓之后,父亲郁郁寡欢,终日无语:一腔悲苦,向谁诉说?建文的母亲比较坚强,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让人敬佩。我去了北京钢铁学院(现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见到了贾马杰的母亲。
小贾当年还是一个未毕业的中专学生,因为给一辆已经燃烧的军车添了薪,被判了13年。小贾的母亲年纪并不大,但因苦苦思念儿子,已然头发花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见到她,我只能想起一个人-祥林嫂。小贾有个同班同学叫苏刚,家也在钢院。他被判得更重,判了 15年。让我略感庆幸的是,苏刚的父母默默承受了儿子冤案带来的重击,精神尚好。我还去过被判了20年的刘建文和李红旗的家,去过被判处死缓的郗浩良的家以及另外一些六四抗暴者的家。我完全理解但深感遗憾的是,尽管我承诺不公开、不张扬,但我寻访过的多数抗暴者家庭,依然不敢接受我带去的人道救助款。
在此,我也想提醒海内外主张就六四事件尽快实现“和解”的倡导者们:任何具有起码道义基础的“和解”,都不应无视六四抗暴者至今依然受着残酷政治迫害的严峻事实。
我第三次坐牢时,后两年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16中队。2002年4月 21日上午,我忍无可忍,和二监有名的绰号为“庞狠子”的狱警发生了公开冲突。很快,狱方将我关进禁闭室,到晚上又将我移送到10中队-集训队去接受“严管”。或许真是缘分,集训队里当杂务的,就有两名六四抗暴者-董盛坤和张茂盛,当年他俩都被判了死缓。而三楼上的12中队,还关押着数十名六四抗暴者;当天晚上,他们都知道了我被关集训的事。第二天,我特意站在能见到12队打饭的窗口前,与许多抗暴者见了面。使我心中很不好受的是,他们肩扛着令人生畏色变的长刑,不为外界所知地吃了那么多的苦,却对做过些微好事的我备存感激,且溢于言表。
中午时分,杜建文就通过董盛坤给我送来了袋装食品和日用品。那天晚上,董盛坤和张茂盛对我说,以前有个时期,他们曾经设法搞到过半导体收音机,因此他们都知道丁子霖老师的事。已经在狱中煎熬了13个春秋的他们说,比起六四殉难者来,他们算是幸运的。他们要我提前给丁老师带个好,等他们出狱后,他们一定会去看望丁老师和其他死难者家属。最后,董盛坤眼中闪着泪花对我说,请你出去以后转告六四死难者母亲:请她们节哀保重,我们就是她们的儿子!那一夜,我久久不能成眠……
在此后被关集训的日子里,为了能和12中队的六四抗暴者们天天打个照面,我坚持每天早上都出操;一有机会,我就上场打篮球。我和三楼上的他们注目相望,挥手致意,互打V字型手势。后来他们动情地告诉我,每当看到我三步上篮时的矫捷身影,他们心里就别提多带劲了。
2003年5月17日,我走出监狱。很快,全美学自联将2003年度自由精神奖授予了我。我在获奖答词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然而,我所付出的代价和所经受的苦难,比起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比起至今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中的六四犯(所谓“暴徒”)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比起在制度性不公正的黑暗下痛楚地活着或苟且地活着的弱势群体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又算得了什么呢?和他们相比,我受到了太多的关注。如果说,对我的这种关注确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全部的意义就在于:我的个案昭示了一个沉重的和让人无地自容的存在-在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中国人,竟然还会被以言治罪!出于天性说了真话,竟然还要被当作勇士和英雄来颂扬!
不久,我又将二监中六四抗暴者的情况通报给了国际人权组织。在2005年3月于香港出版的《看守所杂记》一书中,我写道:因反抗六四大屠杀而正义地抗暴的“暴徒”们,至今仍在二监里受苦受难!就我所知,他们是:李玉君、孙宏、朱文义、王连禧、苗德顺、董盛坤、张茂盛、朱更生、姜亚群(延庆监狱)、赵锁然、张国栋、常景强、武春启、孙传恒、高鸿卫、王连会、孙彦才、石学之、冯立生、刘建文(北京市监狱)、李志欣等。
法国总统希拉克前几天跑到中国来,把欧盟因六四反人类罪而实施的对华武器禁运说成是“另一个时代的事”,并频频鼓吹尽快“取消”,真是又下作,又荒唐。在我的印象中,如此见利忘义、自贱自辱的西方政治人物,近年来并不多见。在这里,我只想提醒一下希拉克先生,在二监的高墙电网之内,还关押着一个个终日劳作、历尽磨难的六四囚犯,这可一点不是“另一个时代的事”。
2006年9月13日上午,冥冥之中我拨通了张茂盛家的电话。茂盛母亲兴奋地告诉我:茂盛今天出来,他哥去接了,中午就到家。当天下午,我赶到牡丹园小区,见到了已分别4年的茂盛,见到了在17年的痛楚和悲苦中走过来的茂盛家人。9月16日,茂盛和董盛坤到首师大来看我。盛坤于2006年9月5日出狱,但他已经再也见不到思念了他17年的父亲!老人家带着无尽的悲愤,于2003年5月11日与世长辞。
2006 年12月22日,我和盛坤、茂盛和孙传恒(1989年被判无期徒刑,2006年春出狱)去看望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望着三位因抗议军队屠杀蒋捷连、王楠、袁力、叶伟航……而蹲了17年大牢、受尽迫害和磨难的中年“小伙子”,丁老师百感交集。她对三位抗暴者说:以前我老是觉得,如果小连活着,他今天一定会是一位教授,科学家,或者其他类型的人才。但是,现在看来未必。小连、王楠、袁力、叶伟航……如果没有死在当局的屠刀下,他们几乎也肯定会像你们一样,走上街头去抗暴,去烧屠夫的军车的!而他们也就会被关进大牢,说不定到今天才刚刚被放出来。而放出来之后,苦难还远远没有完。正如你们现在所面临的,如何谋生?往后的人生之路怎么走?
的确,六四抗暴者的路还很难走。尤为令人可恨的是,当局关了他们17年还不过瘾,还要“依法”从重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分别是:孙传恒5年,张茂盛5年,董盛坤8年!在此,我想特别提醒一下欧盟,当中共当局再次情真意切地恳求你们解除武器禁运时,不妨反问他们一句:是否也应当把“己所不欲,偏施于人”的臭毛病好好改一改,公平地解除强加于六四抗暴者身上的附加刑?是否也应当全部释放还在忍受牢狱之灾的六四抗暴者?在此,我也想提醒海内外主张就六四事件尽快实现“和解”的倡导者们:任何具有起码道义基础的“和解”,都不应无视六四抗暴者至今依然受着残酷政治迫害的严峻事实。
江棋生 2007.5.29于北京家中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大纪元5月30日讯】中共自1979年以来实施了经济改革,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拒绝实施政治改革,在人权民主方面没有进步甚至倒退。中共的方针政策等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专制本质并没有改变。中国具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2006年国民生产总值GDP为26220亿美元。中国在全球的排名,人口第一,土地第三,GDP第四。作为世界大国,中国何去何从,不仅影响中国,也会影响世界。中国的局势究竟如何,怎样促使中国持续良性发展?这是举世关注的大问题。经济发展以丧失社会公正、破坏生存环境为代价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13%,仅次于美国。俗话说,一好遮百丑,因为经济发展较好,大量问题都被忽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代价是非常惨重的,官场商场乃至整个社会都腐败透顶,贫富两极分化严重,道德沦落,社会不公,资源和能源极端浪费,生存环境遭到极大破坏。中国存在着各种重大危机。中国的大量问题是专制政权根本无法解决的。
2006年,中国的GDP为26220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为5%,但消费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氧化铝、占世界25%至40%。中国人口众多,人均GDP仅为1994美元,为美国的1/25,日本的1/21,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球排第100位。按人均收入算,中国还是穷国。中国经济的效率不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万分之三。中国的产值虽然增长较快,但中国的盈利很低,人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不多,绝大部份钱被贪官奸商和外国商人赚取了。
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4.2%。这个数字是根本不可靠的。中国实际的失业率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因为中国仍然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不管有无土地耕种,不管农忙农闲,都没有计入失业人口之中。
中国的经济漏洞很大。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已经严重威胁中国经济。房地产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很大比重,受通货膨胀h和人为抬价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房地产价格远远高于实际价值。德国的人均收入比中国高20多倍,可是中国许多城市的房价高于德国的房价。许多人买了房子就成为“房奴”。另一方面,中国金融赤字累累,亏损高达九万亿人民币。虽然政府数年来以高于GDP 增长数倍的比例增加税收,在人均收入上升6%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上升达20%,但政府财政仍然连年亏损,大量的财政收入被贪污挪用,吃喝浪费。中国银行的呆账烂账高达40%以上。一些国有银行黑箱作业,财产被特低价卖给外国银行。许多中共贪官席卷巨款潜逃。中国的银行早就被中共贪官挖空。如果人们都去银行提款,中国马上就会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中国的生态危机异常严重。土地公有和权力腐败,导致中国的发展是杀鸡取卵式的。在中共统治下,中国的森林遭到大规模破坏。气候恶性循环,或暴雨成灾,或久旱无雨。农地过度使用化肥,草原过度放牧,荒漠化日益严重。中国的沙尘暴越来越频繁,已经影响到日本甚至美国。在工业发展进程中,只顾发展,忽视环保,随意排放废水废气废渣,许多地区污染极为严重,没有新鲜空气供呼吸,没有干净水可喝,没有卫生食品可吃。中国许多地区严重缺水,黄河等许多河流常常断流。因过度抽取地下水,许多城市地基下沉。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已经威胁中国人的生存,子子孙孙都将受罪。中国目前出口的许多商品,其卖价远远低于环境保护费。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世界5%,但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中共以前搞阶级斗争破坏生产力,如今为了发展经济死保专制政权,不惜大肆破坏人们的生存环境。
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GDP数字,不是为发展而发展,更不是为了增强国力,而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如今生存环境被破坏了,呼吸喝水都极端困难了,没法正常生活了,发展起来干什么?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一个国家某个时期经济增长的快慢并非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官场廉洁,社会公正,生活环境优美,人民安居乐业,自由幸福。目前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但社会不公,道德沦落,贫富悬殊,治安糟糕,环境恶化,民怨沸腾,显示出一党专制必然走进死胡同。
政治僵化保权至上
中共死抱“四个坚持”,政治上顽固不化,早已蜕化成贪得无厌的特权利益集团。中共的共产三部曲,第一步共富人的产(打土豪分田地),第二步共穷人的产(合作化、公有制),第三步共国民的产(将名义上的公有制演变成为官僚特权所有制),每一步都野蛮残酷,毫无公正。而且,中共还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名,将他们巧取豪夺来的财富用法律形式保护起来。如今,维持专制统治,死保一党私利,这是中共的首要任务。今天的中国社会,官商勾结,权钱结合,警匪一家,黑白混流。历史上的贪官,贪来的财产一般都在国内,而现在的贪官, 大笔地将贪来的财产送到国外。中国财富的流失难以统计。
为了换取俄罗斯的支持,死保专制政权,中共主动签订卖国条约,放弃了中国收回被俄罗斯侵占的15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权利。为了收买非洲专制贵族和流氓政客,中共放弃收回100多亿美元的债务, 而大量中国穷人吃不起饭,住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为了打压台湾,中共大搞金钱外交,葬送中国人民的血汗,量中华之物力,结专制统治者和流氓政客之欢心。
迫于国内外压力,中共将“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但中共政府每时每刻都在侵犯人权,采用监控软禁,关押流放等各种手段残酷镇压民运人士、维权人士和法轮功修炼者,拚命封锁自由民主信息,严密监控互联网。中共民心丧失,貌似强大,其实很脆弱。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中共专制政府垮台。所以,中共时刻高度戒备,妄图将任何反抗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共甚至唆使和纵容各级官员组织警察和流氓毒打关押受迫害而上访者。在通常情况下逆来顺受的中国人,如今忍无可忍,纷纷起来维护自已的权利,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维权运动。群体抗争事件每年高达数万起。
时过境迁,中共的统治力已经大大减弱,中共的统治方法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私有制的解体,人们的经济自由度和人身自由度越来越大。中共深知控制不了,而且让人们拥有经济权利和迁徙权利等初级人权,对中共的统治没有坏处,所以中共就放开了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但是中共紧紧控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中共深知,在高层自由上,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小的缺口就可能导致专制大坝全面崩溃。所以,中共始终拒绝开放党禁报禁。
中共以前全面控制社会、控制每一个人,如今集中力量控制行政、司法和立法,军队警察和新闻媒体等,但镇压手段反而加强了。同时, 中共急剧扩大共产党的队伍,极力收买精英阶层,拉拢青年才俊,在官僚队伍异常庞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招收公务员,把能量大,有可能造反的人才都笼络住,以扩大政治基础。中共还用军衔和高薪收买军队和警察。并煽动民族狂热,藉助于民族主义来加强专制统治。中共将大量军队转化为武警,既在国际上赢得了裁军的美名,又增强了镇压人民的力量。
中共以前号召人们要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如今千方百计引导人们向钱看,动辄指责人搞政治,妄图把搞政治变成共产党的专利。中共竭力制造繁荣表象,鼓励人们拚命挣钱,尽情享受,不再关心政治。
黑恶化是中共各级政府和官员近年来的重要特征。以前中共动辄以反革命罪、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整人害人。如今虽然还可以用颠覆政府罪惩治人民,但只能针对异议人士,而且难以随意捏造颠覆政府罪名,所以,中共各级政府和官员日益频繁采用黑社会暴力手段对付人民。例如,制造天安门自焚案嫁祸于法轮功,将海外民运创始人王炳章从越南绑架回国,暴力圈地,暴力截访,以刑事罪名判处民运人士,威吓矿难家属和知情人士,阻止他们说出真相,用暴力手段阻止记者采访,用威吓、毒打和制造车祸等手段对付维权人士和民运人士。 中共贪官为了争权夺利,用暗杀手段对付对手的事件也屡见不鲜。中共甚至在海外用黑社会手段对付法轮功人士。
当一个政权普遍使用黑社会手段对付异议人士和民众,说明它已经丧失统治权威,丧失自信,缺乏自律。这样的政权还能长久吗?中共的黑恶化有可能把人民逼上暴力反抗之路,这对中共,对人民,都是极为不利的。我们希望中共悬崖勒马,停止黑恶化, 不要再用任何黑社会手段对付人民。
社会堕落,危机重重
中国有许多突出的社会问题。腐败是首当其冲的问题,也是中共必然亡党的绝症。 在全党腐败的情况下,中共真要反腐,就要革自己的命。中共不可能清除腐败。清朝亡于腐败,国民党败于腐败,共产党也不例外。
六十年代多吃多占,七十年代开后门,八十年代搞官倒,九十年代卖批文,二十世纪圈地卖厂, 如今已经达到顶峰,那就是买卖官位。当官位可以买卖的时候,腐败就达到极限,社会就暗无天日,毫无公正可言了。 任何贪官奸商、地痞流氓、土匪强盗、黑社会人物等都可以堂而皇之当官升官,欺压人民,草菅人命,捞取私利。
反贪反贪, 越反越贪。80年代,贪污几十万元就是巨贪,九十年代,贪污几百万元才是巨贪,如今贪污数千万乃至数亿元才称得上巨贪。肃贪成为中共权力斗争的工具。只要你忠于我,无论你怎么贪,我都不在乎。贪得越多说明你本事越大。可是,如果你不效忠于我,我就会找你的岔,揭露你的贪污罪行,炫耀我的伟大光荣正确,既收买民心,也消灭了政敌。
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 ,绝对的腐败。一党专制是腐败之源。要根除腐败,必须废除一党专制,建立起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除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以外,还需要独立的监察机关和考试机关。要建立起完整的考试任免官员的制度,完整的财经管理制度。各党派的相互制约和监督,新闻媒体和人民大众的监督,也是根治腐败的必要条件。对贪官的惩治要非常严厉。要推行阳光法案。 所有政务官,必须公布自己的财产和收入。若公布的情况和实际情况有出入,将受到相应经济制裁并被罢免甚至法办。监察部门和新闻媒体都有权过问官员的来源不明的财产和收入。
中国的矿难和工伤事故世界第一。原因之一是没有独立工会。工人只能听命于老板,没有力量就自己的利益和生命安全同资方交涉。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共的腐败。贪官奸商密切勾结,利欲熏心,只顾生产赚钱,不顾工人死活。必须建立独立工会,安全检查机构要独立于生产指挥系统,对农民工要进行严格的技术训练。任何矿山必须要有保险,保险公司也要负责安全检查。
上梁不正下梁歪,由于中共的腐败,导致社会严重分裂。当前的中国社会是古今中外最不公正的社会。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96。中国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两千万人口的储蓄占据了中国全部储蓄的百分之九十。中国绝大部份富豪是通过非法掠夺国家、集体和弱势群体的财产快速暴富的。中国的巨大贫富差距不是由于经济发展和竞争胜负自然形成的,而是中共专制集团利用特权腐败造成的。富豪生活极度奢侈糜烂。两三亿最贫穷的人饥寒交迫,挣扎度日。贫富分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社会不公,矛盾激化,官民对抗,劳资对抗,贫富对抗,道德沦落,治安恶化。
教育产业化导致学费猛增二三十倍,教育成了生财之道。教师缺乏师德,公然敲诈学生。穷人上不起学,义务教育成了空话,文盲越来越多。医疗商业化导致天价医疗。医生丧失救死扶伤的医德,唯利是图,盘剥病人。穷人看不起病,有病只能等死。
整个中国社会,黄业泛滥,毒品充斥,赌博成风。市场上到处是假货,假酒、假烟、假药、假奶粉,猪肉注水,废棉翻新,用防腐剂保鲜,用化肥生豆芽,无奇不有,无恶不作。人们普遍丧失了同情心,见死不救。
党文化侵蚀了人们的灵魂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佛道三家融合,贯穿着天人合一、尊师重道、善恶有报、和为贵、中庸宽恕、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等观念,孕育并规范了传统道德。中共统治中国50多年来,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建立起血腥的党文化,侵蚀了人们的灵魂。中共如今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但在一党专制下,官场腐败,道德沦落,官民对抗,哪里有社会祥和的基础?
中共以革命的名义破四旧、立四新,结果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物古迹和古书古画毁坏了,将绝大部份寺庙道观教堂破坏了,将传统道德和文化破坏了,将生存环境破坏了。中共的破坏力超过历代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总和的数倍,如今还在以建设的名义继续毁坏文物古迹和生态环境。
中共始终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中共近年来虽然强调依法治国,但自己从来不依法办事,公然违背宪法。儒家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中共仍然宣扬要以统治者为核心。对当朝统治者,难以再搞个人崇拜,但对罪恶累累的毛泽东,中共继续搞个人崇拜,还在用毛泽东整人害人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坚持一党专政。中共用邪恶的党性替代人性,用党文化替代传统文化,改变人们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中共曾经毁灭性地打击宗教,只留下少许官办的奴才宗教团体装点门面。近三十年来中共虽然恢复宗教,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观和教堂,允许举办庙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共让人们真正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而是中共在新的形势下,利用宗教来维护专制统治。寺院和道观本来是清静无为的修炼场所和忏悔祷告之地,如今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商业气息远远超过宗教气氛。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让儒释道都向钱看而堕落。与此同时,中共对法轮功和地下教会始终进行严酷镇压。
中共曾通过反右斗争和文革等政治运动,打断了中国知识份子的脊梁骨。如今收买腐蚀文人,要文人为维护中共专制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看谁最厚颜无耻,谁最能逢迎拍马,谁最能为中共歌功颂德,谁最能为中共暴政辩护。党文化导致大批知识份子精神扭曲,人格分裂。
党文化的核心是专制独裁,具有封闭性、垄断性、暴力性、恐怖性、欺骗性、奴才性等。党文化毒害人,异化人,影响深广。一些反对中共专制的人士,思想上也有很深的党文化烙印,在揭露批判中共时,往往也使用中共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语言暴力。
中共虽然鼓吹稳定压倒一切,要建立和谐社会,但总是使用暴力来镇压人民,骨子里面迷信暴力。中共的“稳定”与“和谐”是以破坏社会正常形态为代价的。中共不停宣扬,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乱。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不仅中共统治集团和其它既得利益者相信中共的鬼话,许多普通老百姓、海外华侨,以至外国政府、政党和媒体都相信中共的宣传。更有甚者,为六四大屠杀拍手叫好,支持中共镇压民主运动、维权运动、法轮功的抗争活动以及人民的一切反抗活动。
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必须破除中共的党文化。民主运动不仅是政治运动,更是思想文化运动。我们要通过自由文化运动摧毁党文化,废除奴才世界观,建立公民世界观,为民主制度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的民主化需要国际支持
上述分析说明,中共的确是地地道道的“三个代表”:代表阻碍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邪恶势力;代表腐朽的专制文化、代表掠夺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特权阶层。
专制统治是没有出路的,中国需要民主化。民主、人权是人类社会公认的普世价值观。民主国家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可取的社会制度。中国只有在民主化以后,才能以人为本,社会才会和谐,人民才会幸福,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中国人民渴望民主化,中国能够实现民主化。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到世界各国的支持,中国的民主化也需要世界各国的大力支持。
世界的大气候是民主化。但是,目前出现了一股忽视人权的反民主逆流。一些民主国家的政客,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完全抛弃人权原则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讨好中共专制统治者,甚至要人们忘记六四大屠杀,以便卖杀人武器给专制统治者。在民主社会中发展壮大的网络公司,例如雅虎(Yahoo)、古狗(Google)、思科(Cisco)和微软(Microsoft)等,为了经济利益,也助纣为虐,帮助中共封杀自由民主信息,出卖自由民主人士。这是令人震惊的事件。全世界民主力量要团结起来,粉碎这股出卖良心和道义的专制逆流!
对专制政权采取绥靖政策,是养痈为患的下策。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贝当政府和英国张伯伦政府,对德国纳粹政府采取了绥靖政策,妄图将祸水引向东方,结果自己深受其害。全世界民主政府不能忘记这个历史教训。
欧盟不应解除对华军售禁令
欧盟对华武器禁运源于六四大屠杀。中共至今没有向人民认罪道歉,还在继续镇压民运人士、维权人士和法轮功人士,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仅没有改善,甚至在不断恶化!如果欧盟放弃人权原则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向中共提供杀人武器,意味着欧盟认可六四大屠杀,意味着欧盟做出武器禁运的决定是错误的。这将无法向历史交代。中共购买先进武器的最大可能性就是发动台海战争。台湾已经实现民主化。台湾在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发展各方面都是中国大陆的样板。中共的一党专制是台海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如果中共用武力攻下台湾,就是专制战胜民主,野蛮战胜文明,落后战胜先进。所以我们认为,欧盟不应解除对华军售禁令。
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推进中国民主化
由于欧洲对纳粹采取绥靖政策,导致希特列利用1936年柏林奥运会宣扬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给象征和平友谊的奥运会蒙上了纳粹阴影,为纳粹粉饰和平,暗藏杀机发挥了巨大作用。3年以后,纳粹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
南韩人民成功利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发起民主运动,迫使当局全面妥协,实施民主改革,给予政治反对派合法地位。最终导致军人独裁总统全斗焕下台,韩国由此从权威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
让北京奥运会变成柏林纳粹式的奥运会,宣扬民族主义,维护专制统治,威胁世界和平,还是让北京奥运会办成汉城变革式的奥运会,反对专制独裁,推进自由民主,促进世界和平?这是当今世界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士都应当认真考虑,积极参与的大事。我们呼吁全世界的民主力量,全球受专制压迫的人们联合起来,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推进中国的民主化。
韩国1980年的518事件(光州事件)同中国1989年的64 事件本质相同,都是民主运动遭受当局血腥镇压的事件。韩国的民主派借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机实现了民主化,我们也应该利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推进中国的民主化。中共当局惧于海内外可能抵制北京奥运的压力,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但在专制统治下,社会不可能和谐。要建立和谐社会,首先要废除一党专制。
敦促中共政权进行民主转型
1. 停止封锁互联网,停止干扰民主国家的电台电视台,允许人民自由安装卫星接收器,保障人民的知情权。
2. 停止政治和宗教迫害,释放一切政治犯。
3. 无条件允许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回国观光探亲,共商国是。
4. 保障海内外记者的自由采访权和人身安全。
5. 彻底调查并公正评价“六.四” 事件,惩办六四大屠杀元凶,抚恤死难者家属,建立六四死难者纪念碑。
6. 保障香港的自由民主制度。香港特首必须由香港人民自由选举。
7. 修改宪法,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废除一党凌驾于宪法之上的专制制度。
8. 实施军队国家化,取消军队中的政党组织。
9. 建立独立、公平和透明的司法制度,取消司法体系中的政党组织。
10. 开放报禁党禁,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
11. 建立民主选举制度,循序渐进推行基层、中层和高层政府与议会,直至总统或总理的选举。
12. 实行政治和解与民族和解。
我们呼吁,中国各民运团体、人权团体和宗教信仰团体联合起来,携手推进民主化!
我们呼吁,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反抗专制暴政,追求自由民主!
我们呼吁,中共的改革派积极行动起来,同我们一起推进民主化!
我们呼吁,全球的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大力支持中国的民主化!
我们坚信,中国需要民主化,中国能够民主化,中国必将民主化!
民主中国阵线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
中国民主联合阵线
中国社会民主党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海外)
全德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大纪元5月3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采访报导)有大陆敢言记者反映,早在四、五年前,当局就划定二十七个新闻禁区,近期监管得更严。记者们还说,由于敢言媒体纷纷被整肃,他们更少了可以发表敏感题材的平台。据了解,近日北京新闻管理部门下达政令,为迎接即将召开的十七大做到“维护稳定”,涉及敏感题材的报导都要请示,记者的采访工作也要严格管理,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现任北京报刊记者告诉本台---
北京记者:“不久前开过会,上面已经提醒,主要是要保证十七大之前平稳嘛!敏感的事情要多请示。还有就是加强记者管理,只要不是新闻出版总署下令采访,一律不准采访。主要强调这一点,现在很不好搞。”
记者:“就是说最近这方面又加强了么?”
北京记者:“加强得很!”
最近大胆揭露官方钳制新闻自由、媒体行业腐败及记者生存环境恶劣的北京《法制早报》驻山东记者齐崇淮,星期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他近日刊登于《南风窗》杂志的“山东菏泽违规征地致农民无家可归”这篇平面媒体已经刊登的报导,却在互联网上全面遭到封杀,令这位入行十多年的记者感慨新闻自由越收越紧---
齐崇淮:“5月21号南风窗上的网,22号就被当局给封了,基本上各个大网站上的都给删除。就因为这个稿子,我很困惑,从前很少遇到这种情况。现在宣传部封锁越来越紧,环境越来越差。”
齐崇淮透露大陆当局在新闻方面的管制近年非常严格,中宣部早在几年前就下法国指令,包括计划生育、拆迁、下岗工人等,二十七个范畴不能报导,他说---
齐崇淮:“不是2001年就是02年,出台了一个二十七个不准报导,逼迁的、下岗工人的、计划生育的、军转干部、法轮功、对政府不利的、影响政府声誉的,都是敏感的呗!任何媒体不准涉及这方面的报导。基本上我不在本报发,我上其他报社杂志发,我在《法制早报》发的话,领导的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会批评我,找我麻烦。这是我最近一两年才摸索出来,比较成熟的方法。”
尽管当局设立禁区,但仍有很多有理想的媒体人用不同的技巧令这些所谓敏感的报导曝光。像齐崇淮的一些涉及敏感题材的报导经过投稿还是能被平面媒体刊登,甚至被新华网和人民网转载。然而今年却连这点擦边球都很难打了,齐崇淮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一些敢言媒体遭整肃体破坏了发表的平台---
齐崇淮:“现在已经感到敏感的报导基本上发不出来,中央包括北京媒体,现在根本什么都不敢报基本上,主要报一些生活类的,牵涉到政治政府就不敢报了,现在大陆的包括报纸电视都是这样。
特别是今年,越来越差了。前年和去年有像我这样的一帮记者,到处写有冲击力的稿子,有些媒体敢发,但是这些媒体都受到批评打压,总编社长被撤职、调换了。可能你们都知道《南方周末》、《百姓杂志》,没有这种平台了,我们发不出来,发不出来就没有影响力了。”
那位北京记者告诉本台,因为涉及题材敏感,他已经连续被毙了好多篇深入报导,连月来的努力全都白费,感到非常灰心难过---
北京记者:“在下面许多稿子发不出来,土地方面的报导,还有很多冤假错案。我们这边没有你们这么自由,通过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稿子,起码能有一些听众知道。我们这边领导太黑,在这种情况下生存太疲惫了,辛辛苦苦下去采的稿子,每一字一句我都用心的改,改过以后,唉......我也不好说了。”
齐崇淮也有一篇写完八个月都没有媒体刊登的负面报导,他近日发给了海外的中文网站刊登---
齐崇淮:“我这个稿子写了七、八个月了,根本发不出来,我才传到我们大陆所谓的境外网站。我觉得作为记者能把事情客观公平的告诉大家,有这样的环境就很好了,现在大陆根本没有这样的环境。”
【大纪元5月30日讯】昨天晚上,我在世界之门的热点评论中(广西博白事件),看到有一位网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大意是:我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邪恶,只有国外的人不了解中共的邪恶,在邪恶的中国,我的态度是“明哲保身。”我看到的第一时间,是非常的生气。我在想:作为一个在享用自由软件的中国人的他,根本就不懂得珍惜别人为了他和封闭中的中国人所付出无数心血。难道所有自由勇士所付出努力与心血,换来的只是你一句:“明哲保身吗?”当然,我无权责备上面所提到的那位网友,因为我不了解他的生活以及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态度。但是,我要告诉这位网友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共幽灵附件的中国,就算你抱着一种明哲的态度,但是你并不能保身。为什么这样说?我想那位使用自由软件的朋友,也是一位关心中国的人,关于中共真相也看了不少了,应该隐约之中明白就算对社会不公的事件不问不闻,结果只会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加的坏。就拿博白事件来说吧,这样很好的说明:明哲并不能保身。博白事件中的受害者,他们不是暴徒,只是一些纯良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我想他们在被中共压迫的走投无路之前,也是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很少去了解和关心周围的事情。由于这样一种生活态度,使得当地的中共走狗越来越轻视别人的生命,中共走狗看到博白的人民并没有联合起来保护自己意识,胆量变得越来越大,最后已经失去了做人的基本的良知,将生命以金钱来计价。结果,博白人五万人联合起来,为了各自基本生命权利和做人的尊严而反抗。
博白人的无知,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长期受到中共信息的封锁,被中共每天强行的洗脑。但是,一个可以使用自由软件中国人,有明哲保身的生活态度是不可原谅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是一个了解真相的人,你有义务把真相告诉你的家人和你身边的人,使他们将来免承受中共迫害。你不将你所了解到的真相告诉你周围的人,这样做,不论是对于你们的家人,还是对于你生活周围的人,都是一种“中共迫害中国人同谋犯”的作为。你的明哲保身,你的沉默将会给你的家人和你周围的人不是幸福,而是苦难。但是,如果你放弃“明哲保身”的态度,积极的把真相告诉你的家人和你身边的人,他们非常感谢你,因为你使他们拥有了真相的机会,而使他们在中共带来的灾难临到他们的时候,不会惊慌失措,找不到出路。
我们所有通过自由软件,了解中国是被中共幽灵附件真相的中国人,就像在中国黑暗中社会中的一座灯塔一样,我们有义务,通过我们的语言,把真相传播到我们的家人心中,周围的人心中。我们有义务把真相,通过国内的网络,使用灵巧方法,传播到中国人的心中。这样做,就可以把我们心中的光,照亮更多更多因为中共的邪恶教化而变得黑暗的心。从而带他们走出黑暗步入光明。
只要,每天都有新的灯塔点燃起来;只要能在中国不断的燃起一座一座的灯塔。我想,不久的一天,中国将会走出中共的黑暗,步入光明。
【大纪元5月30日讯】(大纪元古清儿、薛飞综合采访报导)继广西博白数镇连续发生系列反计生抗暴事件后,广西昨日(29日)又有三镇爆发计生风暴,位于容县的杨梅、灵山和黎村等三个镇,近4,000多名农民包围当地计生办或镇政府抗议,并和公安爆发严重冲突,有逾百名农民受伤,一老翁被警察打死。容县多镇集体抗议
据现场村民表示,昨天是当地墟日,有三千多个村民去抗议,烧了计生所、烧了汽车和摩托车,再去包围政府,加上看热闹的群众有10,000多人,听说是死了一个人,但是真是假不知道,来了好几辆中巴的武警,打伤很多人,有很多人重伤,有放狗咬人。
今天记者致电杨梅镇镇政府,一位干部表示,昨天的事情已经平息了,是有这么一回事,那要高层领导去处理,他只是普通工作人员,抓了一些村民,有放火,具体抓多少不清楚,那是领导考虑的事情。
据称,当时与警方对峙的村民至少有三千人以上,村民指有一位60多岁老人被警察打死,但是遭到杨梅镇派出所的否认。
今天记者致电杨梅镇派出所,一位公安说:“现在已平息了,有村民受伤,但没有死人,还不知道怎么处理?现在还正在调查处理中。”
一位村民表示,这里的计划生育的行为太残忍了,农民有很多不满,计生办为了收钱,跟日本侵略中国一样。来砸玻璃,拆门窗,抄财产,老百姓忍无可忍,才集体去抗议的,但遭到警察镇压。
现场目击者表示,昨天下午2点左右,村民烧毁了计生办大楼,里面的文件、木柜和档案全部被烧光。
今天有一位路过现场的民众表示,看到计生办的楼房被烧的黑黑的,大门紧锁,每个房屋都是黑黑的。
另据苹果日报消息,容县灵山镇昨下午亦发生严重警民冲突,逾千村民到计生办和镇政府抗议,要求当局赔偿被计生办人员抢走财物和毁坏家园的损失时,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村民被警方驱赶时,投掷砖石反抗;据悉,政府礼堂被人烧毁,冲突昨晚深夜仍继续。而黎村镇的警民冲突规模较小。
记者致电给容县灵山镇、黎村镇、杨村镇村民,他们表示有这么一回事。
有消息称,容县部份地区昨日傍晚后实施戒严,有许多村民被捕。
北京律师团体愿意免费替村民辩护
广西博白县各乡镇发生反计划生育抗暴事件,目前仍继续蔓延。目前有20多名村民被当局刑事拘留。近日,北京多名律师愿意替被羁押的农民提供法律援助及刑事辩护,并呼吁当局调查真相,查处违纪的当地官员。
今天记者采访了北京维权律师韩一村,他表示愿意为村民辩护,这个事情比较大,涉及羁押农民特别多,必须组织一个律师团队去调查,这不是一、二个律师能够解决的,但前提是要有被抓农民亲属的委托和签定合同,他们才能介入。
韩一村表示,很遗憾,现在还联络不上他们的亲属,看是否能通过媒体的力量联络到他们?详细情况我也只能从网路上获得消息。
至于为什么想帮助村民? 韩一村表示,最初的心愿来于本能,对于职业律师应为弱者辩护、为正义申张,这是我的本能反应。我希望通过媒体能找到被羁押的亲属。
容县计生办野蛮抄家惹民怨
据容县当地民众称,容县当局执行计生政策之野蛮同博白的情况类似,“一、捉人,二、罚钱。抓不到的把房子打烂,楼顶打穿;把衣服扔掉,甚至拿去用火烧;好好的棉被用水泼湿;煮好的饭菜丢洒到地上。罚不上钱的又如何呢?!值钱的东西搬走,不值钱的也要。从三元的到五元的,从小到一个鸡蛋大到电视机到摩托车。最后还不许投诉!”
援引广西玉林日报5月9日的报道,今年“五一”期间,针对外出人员返乡较多的特点,全县干部职工放弃“五一黄金周”的休息,进村入户。5月1日到7日,共征收社会抚养费3397万元,仅用7天时间就迅速扭转了此项工作的被动局面。目前,该县今年来共征收社会抚养费3600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200%,位居全市各县首位。“五一”期间,该县环扎工作也取得了新突破,至5月7日,全县共完成计生“四术”7574例,其中放环4225例,完成任务的 131.78%;结扎2630例,完成任务的119.22%;人引719例。
据近日容县当地论坛上的网民讲述,容县灵山镇多条村的超生户,近日被计生办人员突击破门入屋,抄走家中所有值钱的财物,其中三德村一名村民郭先生5月22日透露,早上有二十多名计生办人员及公安入村大肆抄家,他们不但踢烂人家的木门,破坏门锁,抄走村民屋内所有值钱的物品,还破坏厨房炊具, 致村民无法生火烧饭。5月16日,大批计生办人员到隔离的红石村突击时,与村民发生冲突,有消息指一名村民反抗被打至伤重死亡。
郭先生说,现时大批计生办人员仍然在村内,村民都不敢反抗,有村民指计生办人员并非当地人,怀疑是来自外省的,他们入屋后,不是像以往计生办人员那样向村民讲述计生政策,而是二话不说,不是殴打反抗的村民,就是抢走村民的用品,行为较土匪更甚。
郭先生说,公安更威吓老百姓,不要将事件外泄,否则就会按扰乱社会秩序被捕。他说,部份超生户已将家中贵重的物品寄存在非超生户的村民家中,希望逃过被抄家的厄运,现时村民都感到人心惶惶。
日前被计生办突击抄家的红石村一名村民周先生证实,上周一名村民被计生办人员抄家时反抗,被多名计生办人员殴打伤重致死后,至今村内气氛仍然十分紧张,村民更加不敢对外人谈及此事。周先生指,村民已就事件向广西省计生办提出投诉,但至今计生办未有任何回复。
*附韩一村律师在网上发表的声明*
对广西博白县群体事件的声明:对广西博白县发生的群体事件深感不幸。对事件中被羁押的农民深表关注。呼吁中央或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立即成立调查组,前往事发地,查清事件真相,对涉及违法违纪的国家工作人员,应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本人作为一名专职律师,愿挺身而出,为被羁押的农民提供法律帮助及刑事辩护。希望知情的人,帮助提供涉案农民亲属的联系方式。
联系人:韩一村律师 电话:010-86885917
邮箱:hyc8222@126.com dt8222@126.com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法院,在本月十五日,以妨害公务罪判荆楚酒厂的维权代表周远武入狱两年六个月。案情指,公安在去年八月传讯曾经多次带领工人上访的周远武,被周远武拒绝,期间周远武被指袭击警察,因此触犯妨害公务罪。
但周远武的诉讼代理人陈雄炎周二接受本台访问时指,整个审讯有很多不公平现象,除了公安提交的证据有问题,他未经向法官请示要去厕所,都可以成为取消他诉讼代理人资格的理由,甚至扣留他在看守所。而其他民工前往旁听审讯,当局亦以各种理由拒绝,令人质疑审讯公正性。他说:我没有向法官请示要去厕所,他们就把我由厕所抓起来,然后取消我诉讼代理人资格,他们很多不讲道理,不讲逻辑的说法,是不是让人笑话。
他指已经代表周远武向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同时申请进行异地审判,亦会尽力完成整个相关法律程序。但如果案件不作异地审判,他不认为上诉会有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
协助他们的维权人士刘飞跃,就向本台记者表示,荆楚酒厂员工虽然明知当地政府干预司法审讯,藉监禁来代表以阻止他们维权,但他们不会放弃,会坚持到底。他说:这个是很典型行政干预司法的案件,当地政府干扰了整个审判的程序,不过,他们还是会继续维权到底的。
而本台记者,曾经向荆州市委宣传办,查询案件,以及要求当局回应有关指控,当值官员表示,要详细看过有关材料后,才能回应事件。在办公时间过后,他们都仍未对案件作出回应:“我们要研究过你传来的材料,我们才能与你们多作沟通,回应。”
荆楚酒厂在五年前破产,由于工人不满工厂的资产以远低于市价的方式出售,并无解决工人的住宿、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问题,在两年前开始频频到武汉以及北京上访,希望当局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但一直以来荆州市都无回覆。在去年八月,公安将周远武带走,并一直扣留至今。(
【大纪元5月29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王玲2007年5月29日香港报导)湖北工人代表周远武被地方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刑。家属决定上诉,但至今仍为难以找到辩护律师着急。*代表工人争取权益被判妨害公务*
5月中旬,湖北荆州市工人周远武被荆州区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周远武是原荆楚酒厂工人代表,他们工厂已经宣布破产。
周远武的妹妹周远莉说,去年秋天,当地警察传唤周远武,双方发生争执,结果警方以周打伤警察为由将其逮捕。
周远莉说,06年8月18日,警察和周远武发生争执后把周远武带走了。周远莉说:“去年,8月18 日的时候,他们就到我哥哥家里,没有出示证件,那些什么都没有,就强行带我哥哥走。有一、二十个人,把我哥哥打昏过去了,抬到车子上,带走的。”
周远莉说,2007年4月6日,荆楚区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5月15日,周的家人收到了判决书,周远武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
周远莉说,周远武是荆楚酒厂工人选出的7名工人代表之一,他这几年一直在为工人们的合法权益到处上访奔走。
周远莉说,02年荆州区政府宣布酒厂破产。酒厂职工认为,政府将厂里的设备以低于市价数倍的价格转让给他人,而职工却没有得到合理的安置,很不公平。周远武和其他工人代表开始上访,希望为全厂职工讨回公道。但是,多次上访问题都没能得到彻底解决,周远莉说,工人的举动惹怒了破产事件既得利益者。
*辩护人竟遭殴打并被拘留*
周远莉说,收到判决书之后,他们全家在周远武的法律代理人陈雄炎的帮助下要继续上诉。陈雄炎是荆州长江大学的老师,也是公益诉讼代理人。但是,据知情人说,陈雄炎迫于政府及工作单位的压力可能不会继续提供法律援助。周的家人现在还在积极努力多方寻求法律帮助。
据知情人说,因为这个案子,陈雄炎曾在庭外遭到了执法人员的殴打,随后还被关进了荆州区第一看守所。后来又被拘留15天。他被带走时,庭审尚未结束,结果导致他未能为当事人进行辩护。
记者给当地公安机关打电话,接听电话的荆州市公安分局值班人员表示,她不清楚事件经过。不过,她随后提供了另外一个电话号码。不过,这个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当局强势对付弱势群体*
湖北维权单位“民生观察室”负责人刘飞跃说,当权者用暴力和专政机器对付弱势群体,侵犯了百姓的生存权。
他说:“我所接触的这些案子,绝大部份的工人代表或者是弱势群体的代表,他们都是采取的这样一种合法、和平、理性的这样一种方式在进行维权。他们所要求的,他们的诉求,绝大部份就是要求生存权,要吃饭,要生存。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当局在对待这些弱势群体时,当局采取的是高压,甚至使用专政、暴力的手段来对付普通的民众。我们觉得,这是对这些民众的基本生存权的粗暴的侵犯。”
【大纪元5月3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采访报导)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日前以北京法院没有管辖权为由,驳回一些中国消费者对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公司,以及中国信息产业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集体民事诉讼案。陈书伟:“根据民事诉讼法,如果我们开审立案之后,他应该判刑,民事诉讼法规定二审才可以,没有规定说一审就可以开庭,对事实进行查明,但是这个案子违法就违法在它没有开庭就直接被驳回了,所以这一点在程序上原审法院是违法的。”
陈书伟说,早在2005年12月初,他就和丘建东、戴元龙、黄志宏等公益维权人士就在武汉研究了中国电讯领域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并酝酿对中国的电讯公司提起集体诉讼。
2006年11月,他和夏楚辉、李恩泽三位公益维权者决定对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及国家信息产业部发起万人集体起诉活动,并于今年4月份在法院立案。陈书伟说---
陈书伟:“移动电话用户最不满的是电讯公司乱收费。比如发一条短信到客户的手机上,然后想办法扣你的电话费。这等于在欺骗消费者。第二,不能拿我的钱给第三者,比如,中国移动公司作为第三方,没有经过消费者授权与允许,擅自收取消费者的费用给梦网公司。”
“另外一个就是计费系统,通话时间多长才算一分钟?这个系统应该由技术监督局去检测,但是它的计费系统没有技术检测,所以它违反了计量法的第9条和第4条,根据合同法第52条,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中国万人集体诉讼发起人之一李恩泽说,中国的移动电话消费者对电讯公司的一些做法十分不满,比如,双向收费、收取月租费,随意发送垃圾短信、诱导欺骗用户消费等---
李恩泽:“乱收电话费,地方分公司不能履行承诺,双倍返还他的公开承诺。我们去法院,地方法院不受理我们的诉讼,它的理由是集团公司在北京,地方管不了,所以我们就拿到北京来起诉了。”
代理万人集体诉讼的律师方向表示,这一诉讼的目的是要提高中国移动电话公司的服务质量---
方向:“因为地方法院出于地方保护,移动也好,联通也好就是不受理,它还强调说‘话费误差双倍返还’是中国移动总公司,中国联通总公司做出的承诺。所以你们应该起诉总公司。就是地方往北京推,北京西城区法院的裁决书上说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和消费者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以这个为理由。既然不存在合同关系,就没有经济关系,所以就驳回了消费者的起诉。”
方向律师说,这次的诉讼被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驳回,但他们将继续上诉---
方向:“既然中国移动做出了承诺,这个承诺由谁来执行、谁来兑现、由谁来双倍返还?是由地方的一个公司、由直接侵权人、还是中国移动总公司?这得有一个具体实施的程序、方案、细则。光在那里喊空口号,实际上不兑现,忽悠全国消费者。”
万人诉讼发起人之一的李恩泽指出,在万人诉讼发动之前,有很多移动电话用户有怨言,只敢在网上发泄。在发动万人诉讼后,各大电讯公司已纷纷提出改善客户服务的措施,包括:在部分省市实施单向收费。他认为,只有利用法律捍卫自身权益,才能促使中国移动电话公司服务的质量达到国际水平。
【大纪元5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熙采访报导)武汉市花楼街一带属武汉市旧城改造重点之一,武汉政府在没有取得土地权的情况下非法将该地块卖与和黄集团,打着以旧城改造的名义,却行驱逐居民的卖地之实。政府有关部门在不具备拆迁条件的情况下非法强行签发拆迁许可证。花楼街一带地块面积近12万平方米,是和记黄埔两年前以11亿元在武汉竞得的首个地块,规划为商服、居住两用土地,使用年限分别为40年及70年,原定于2006年下半年开工建设,因拆迁问题复杂,使得进程严重受阻。
5月20日上午,在花楼街举行了一场维权大会,武汉各地维权代表近300人集会商讨花楼街拆迁维权事项,引起武汉政府的注意,当局近日放出消息要抓捕召集人余正华。
5月23日,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在香港向和黄地产董事总经理周伟淦致歉并承诺,将亲自督办此事,并尽快研究出有效解决方案,加快对专案规划的审批进度。
当地居民表示,花楼街住户中不少是经济条件欠佳的老者。和黄提供拆迁赔偿金额过低,同时提出异地还建选址过远造成许多不便,居民们拒绝迁出花楼街。因此,两年来拆迁进程相当缓慢,如今已陷入僵局,迟迟无法动工。
和黄专案
和黄地产公司表示:“不惜重金,志在必得”,而武汉政府不顾市民强烈反对的呼声,要抢在物权法生效之前把地弄到手。加上近日李宪生在港向周伟淦负荆请罪,让花楼街住户不得不怀疑这里面是否有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内幕。
据一李姓居民所述:“武汉政府为了把黄金地块花楼街弄到手,打着以旧城改造的名义,却行驱逐居民的卖地之实。”
他说:“当局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非法剥夺被拆迁人选择拆迁方式的权利和就地生活的权利,完全没有商量余地,一律货币补偿。给武汉人民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拆迁灾难。”
有些上了年纪的老百姓没有办法,只有到市政府门口讨个说法,不料竟遭到防暴特警的毒打,导致多名老人重伤,至今无法起床。
居民陈顺喜用照相机拍下了那一幕,结果导致神秘失踪15天后,才被告知家属是秘密逮捕,非法羁押已长达半年之久,还不让探视不让见律师。之后又有9人遭到传讯。
5月30日,上午一群花楼街居民50余人来到公安局,要求释放陈顺喜,公安局分局长出面接待这些居民,他同时表示,这事件是市里安排的一切,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也是身不由己。
然而,拆迁办竟神通广大连正在服刑的犯人也被以植树为名,整卡车的弄出来和警察一起驱逐当地居民 ; 还有拆迁办顾来搞破坏,手拿刀枪的黑社会份子公然受到公安的保护,而被拆迁人合法财产却得不到丝毫保护。
【大纪元5月30日讯】在众多贪官与死刑擦肩而过之后,郑筱萸终于与死神迎面相撞。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怠忽职守罪判处郑筱萸死刑。这一判决满足了民众发泄愤怒、怨恨的心理需求,但丝毫无助于抑制官员贪污腐败的狂潮。有专家去年曾经提出,废除贪污腐败罪死刑。此议一出,立刻遭到民众、舆论的激烈反对。某网站曾进行网路民意调查,所有接受调查者一致反对该建议,无一人支持。如此一边倒的舆论倾向,在今天这个利益与意见高度分化的社会,倒也十分罕见。
其实,这种事情一点也不新鲜。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格外地痛恨贪官污吏,这是因为,他们所生活的体制向来盛产贪官污吏,而自己对这些盘剥者又绝对地无计可施。于是,他们只有在心底里仇恨、诅咒,并且期盼着有人将其全部杀死。或者是皇帝私访,或者是钦差大臣明镜高悬,或者是水浒好汉替天行道。所谓“法不严,刑不酷,国不宁”,而死刑当然是最严厉的刑罚了。
但稍加分析即可发现,死亡的震慑功能远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大。无论如何,在官员贪污腐败比较普遍的时代,因此而被被抓住、再被判处死刑,或者被好汉们私刑处死的官员,永远都只是例外。被抓住算自己倒楣,而没有被抓住的,却没有任何风险。如此死亡的风险,大概还比不上在马路上遭遇交通事故的死亡概率。所以,死刑尽管听起来很可怕,但其风险警戒功能其实很小,贪官在疯狂贪污受贿的时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严刑远不足以改变官员贪污腐败的行为模式。不过,每判处一个贪官死刑,尤其是判处高级别官员死刑,民众的心理会得到相当大程度的满足,这一点,稍微明智一点的治国者很快就发现了。所以,杀贪官,在历史上总是呈现出某种周期性特征。
任何上级政府管理者都必须平衡下属官员与民众。一方面,普遍的贪污上级官员自上而下的控制,你的把柄捏在上级手里,当然对上级言听计从。所以,上级通常倾向于对下级的贪污腐败不闻不问。所谓“带病提拔”,就是这样道理。但另一方面,一旦民愤积聚到一定程度,上级政府也需要让民众情绪有所释放,杀几个贪官就是最方便的选择。这可以给自己增加一些政绩分。当然,这就意味着,谁将被判处死刑、谁将躲过死刑,在法律上是不确定的,带有随机性。
而且,治国者也会发现,杀贪官可以激起民众对于自上而下地整治贪污腐败的希望、信心。民众可能想:既然连那么大的官员都杀了,那小娄罗自然不在话下。但其实,这种希望是虚幻的。因为,归根到底,上级政府需要依赖下属官员执行自己的政策,包括那些根本不可行、或者可能严重损害民众利益的政策。为此,上级会默许基层官员、下属官员获得某些灰色、黑色收入。如果对官员的刑罚过于而普遍而严酷,会让基层官员丧失执行政令的积极性。
于是,官员的严重腐败、民众日益积聚的愤怒,与时而严峻、时而宽松的刑罚,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相当完美的自我循环体系。80年代有人谈论中国的“超稳定结构”,或许就是这个意思。对贪污腐败的宽刑,旨在用来安抚官员,激励官员治民;严刑则用来安抚民众,换取民众的信任。这是一个“坏的均衡”。
所幸到了今天,完全可以走出这样无效的自我回圈的。关于民主、法治的知识,及其他国家的制度实践,已经展示了根治贪污腐败的有效手段。比如,从技术层面上说,公布官员家庭财产,就是预防腐败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从制度层面上说,民主的控制与监督、权力的分立与相互制衡、用法律界定和限制政府权力等等,举凡所有这些制度,均已被实践证明,有助于提高发现、揭露、清除贪污腐败官员的效率。哪怕为了根除贪污腐败这一两千多年的顽疾,也需要制度的转型。
问题在于,谁来推动这样的制度转型。算来民众才是这样的转型的净收益者,那么,民众理当就是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主体。而要在这方面用力,恐怕首先得让自己的观念走出那个坏的均衡,放弃对于自上而下的整治和严刑峻法的迷信。不妨追问一下:杀了一个郑筱萸,又能怎么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郑筱萸的贪婪,而在于他的贪婪没有受到抑制,反而被现行的权力机制、监管体制放大了。为郑筱萸的死刑欢呼,其实不自觉地再次成为这套体制的同谋。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
【大纪元5月30日讯】中国人多,官员自然就多,贪官的比例也高得惊人。“网路”里贪官忏悔的文字简直多如牛毛,贪官的“悔”文也是八股文,由此说明他们的执政理念差不多;中共官僚体制的水准就如武大郎开店——高我者不用。以下是一些贪官典型的忏悔语言:“……对不起党和人民多年的培养。希望大家能以我为反面教材,不要重蹈覆辙。”“我是多年受党教育培养的领导干部,又是普通农民的孩子,也是党培养教育长大成人的。本应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服务。但由于自己长期不认真学习,不认真改造世界观,淡忘了党组织,淡忘了人民,也忘记了自己是个党员领导干部。因此自己思想上逐渐发生变化……给党和人民造成极坏的、不可挽回的恶劣影响,从而走上了严重的犯罪道路。”简单分析一下贪官们对自身的犯罪原因大致可分三类。
一曰“放松学习”。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发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毕玉玺,因其受贿1004万余元、私分国有资产300万元被判处“死缓”。“毕”将自己堕落的原因归咎于“长期不认真学习,特别是党的基本理论和党纪国法”;“不认真改造世界观,淡忘了党组织,淡忘了人民”。因受贿罪、怠忽职守罪被判处“死缓”的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在总结自己犯罪的根源时,第一条也是“长期放松政治学习,放松思想改造”。“我在台上讲的与下面做的不是一回事;对人家讲马列主义,对自己却采取自由主义,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些官话套语如出一辙、全无新意;不知他们是真糊涂还是不敢说出真话,或者说真话被遮罩了。事实上中共的歪理邪说不“放松”也是学不明白的,只能让人更加困惑;正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党文化”即为“酱缸文化”,用柏杨先生的话说:“……在政治上却使我们长期处在酱缸文化之中,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摘自《酱缸文化》)“党文化”以“假大空”宣扬愚民政策;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理解。“党”要人民觉得高深莫测;不在乎人民是否解理,“执行”就行!贪官当然不敢像笔者如此说,否则再加一罪名:反革命——枪毙!
二曰“心理失衡”。据《资讯时报》报导,广东广重企业集团原董事局主席、总经理王胜杰被指控受贿118万、挪用公款100万。“王”在法庭上抱怨道:“回想以前,我确实是两袖清风,但这样有什么好处呢?看到一个个与我企业有交往的生意人,很多都是乡巴佬,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日子却过得红红火火,而我呢?”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徐炳松说得更干脆:“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凭藉党的政策,而且是在我们的具体领导下脱颖而出。我们的素质比他们要高许多,可我们仍然过着清贫的生活。由于现行机制上不可避免的缺陷,使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心理越来越不平衡。”由此看来“聪明”的贪官们还没有搞明白自己的身份和职责。政府官员叫公务员,是干“公务”的,不可以假公济私;前“伟大领袖”教导我们“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币服务。公务员是利国而崇高的职业人,没有奉献精神才会与老板比高低,结果就可能心理失衡。再有贪官们对老板的看法欠公平。老板的目的就是谋利,本无可厚非;但是老板并不总是春风得意,难道贪官们就没有听说过因生意失败而寻短见的老板吗?
三曰“体制弊端”。原安徽六安市副市长王伟认为,他腐败的三个原因中,有两个是体制和环境因素:“体制上,县委书记权力过大而监督乏力,如果监督制约有力,我也许就不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环境上,中国人讲究人情往来,大环境、大气候如此,我一个人是无力改变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受贿罪、行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于2000年3月8日在南昌被执行死刑;耐人寻味的是胡贪官在临刑前还想念着新闻监督:“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自由些……他们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一样,敢于报导我的绯闻,我这个省委常委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应该说“放松学习”和“心理失衡”都没有说到问题的实质,唯有“体制弊端”说到点子上了;但是贪官们显然缺乏更深刻的民主思想或者他们心中有数而不敢说出来。贪官们得势时忙着“贪”,倒楣以后才有时间反省自己的罪孽,其中的敏锐者就会发现民主制度(监督)的优势所在——管住官员不使其疯狂之后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现今贪官和百姓都已明白唯有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在源头上扼制贪官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当局的亡羊补牢。那么中共又是如何想的呢?
中共及其智囊应该远比贪官和百姓更精明,不至于找不到反贪的良药;是知而不为,并非不知。民主制度才能扼制贪污等腐败行为;但是该制度不可能只作中共的反贪工具,它要首先推翻中共的专治制度,因为专治制度是腐败的温床。正是因为民主要“连根拔除”,所以中共才不可能接受自我毁灭的反贪方式。而不反贪污等腐败,百姓就要造反,中共就可能垮台;但是反贪的前提是维护专治制度不垮,因此中共就只能关起门来,“小圈子”自己“反”,结果是贪污成为“顽症”而无法治愈。因为人无法扇自己的嘴巴,既乏“心”又少“力”;不是做秀又能是什么?
因此中共的反贪行为只能是一场打不赢的“持久战”,贪官们也只能在中共身后被民主政权彻底清算!
2007-5-26
──转自《自由圣火》
【大纪元5月30日讯】汪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汪洋。横河:我是横河,大家好。
汪洋:在今天这一集节目当中,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俄罗斯遣返法轮功学员的事件。5月14号俄国遣返了又一位法轮功学员,原清华大学的教授、已经取得联合国难民身份的高春满。这是俄国继遣返了联合国难民马慧母女之后又一次遣返。
据高春满的妻子米拉透露,5月13号上午11点半,有据称是警察的几个俄国人到高春满家中,以租房为名要他们拿出护照,在检查完护照之后,他们强行将身体不适的高春满抬上车拉走,随后高春满的妻子到所在地的警察局去查询,警察局回复电话说,是移民局派人抓走的高春满,人已经被带到莫斯科等待遣返。从高春满的妻子透露的情况来看,这个遣返过程看起来很奇怪。
横河:是的,从遣返的过程来看,俄国当局自己是心虚的,他们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不对。因为俄国应该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法治国家,他去遣返一个外国人,竟然会以租房子为名义把门骗开,不经过任何手续不通知家属,这种做法根本不像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行为。我想因为高春满的妻子是俄国人,她说高春满已经在俄罗斯居住多年了,一直是被中共列为法轮功的重点对象,对他进行追踪、迫害。
他虽然已经跟俄罗斯人结婚了,可以办理俄罗斯的绿卡长期居留了。但是,因为办绿卡的时候,他必须要回到本国办理有关的材料。因为他是法轮功学员,回国会受到迫害,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办成这件事情。2003年的时候他就向联合国申请了难民身份,当年就取得了难民身份。然后他向俄罗斯移民局申请难民身份,就可以在俄罗斯合法居留。俄罗斯把他拒绝了,显然是迫于中共的压力。
他被拒绝以后,就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4月份圣彼得堡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他的案件,但是,圣彼得堡的中级法院受到了俄罗斯当局的压力,所以法庭最后判高春满败诉,他们用各种方法让高春满在俄国的居留变成不合法。
因为俄国从来没有承认过联合国难民身份,像这种大国,包括中国在内,虽然也签署了一些国际条约,但是很多情况下,就倚仗着自己是大国,他不去实施签订的公约或条约及协订。俄国不遵守国际协订也是和中国政府差不多,是有名的以不遵守国际协订而著称的。
汪洋:我们看到高春满被遣返事件发生之后,引发了全球各地区针对俄罗斯政府的抗议。
横河:是的。我们看到全球很多国家都有人自发的到俄罗斯大使馆、领事馆去进行抗议。俄国人其实知道这件事情是见不得人的,所以他们的领事馆、大使馆看到这种抗议也是很害怕的。
比如说,我看到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前面的抗议,法轮功学员写一封信要向俄罗斯大使馆去递交,很多人还打了标语在外面。俄罗斯大使馆就打断了正常的作业,当时正好美国的邮局送信,我们看到照片上登了,送信送到大使馆门口,他已经把信箱的信已经都拿下来了,放在路边,准备往里送了。大使馆由于不敢开门,所以就告诉邮差说:你把它运回去,明天再送。那个邮差没有办法,就把已经搬下车的这些信重新搬回车上去,然后开走了,第二天才来送。所以他是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他知道自己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他也是很心虚的。
汪洋:应该说俄罗斯他们肯定知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事情,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要讨好中共呢?
横河:首先我觉得在俄罗斯,俄罗斯当局有一些,我把他叫做“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阵营情结”。因为早期的时候,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叫做社会主义老大哥。在东西方冷战的时候,他一直是在冷战的一边,长期以来有那么一种情结,就是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人,他会心里头有一些好感。
另外,俄国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这个超级大国后来经济、军事,什么都不行了,最后苏联就崩溃了。分崩离析以后,俄罗斯基本上就继承了前苏联的主要的财产和承传他的历史。
当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垮了以后,国际上的真正能被称为超级大国的就剩下美国一个国家。那么做为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来说的话,他对这一点其实心里也一直不满,所以他看到中国在经济上崛起以后,他认为可以跟中国形成一个盟友,也许有可能去重振过去的辉煌,有那么一点意思。
所以他和中共实际上是一个暂时结盟的关系,因为事实上俄国和中国从历史上来说就没友好过。从满清的时候,从清朝的时候就打仗,争夺边界,随着满清的逐渐衰亡,俄罗斯占了中国的大批的边界,特别是东北的大片领土。
到了共产主义时代的时候,就是因为毛泽东和苏联闹别扭,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之间的斗争,一点也不比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要差。那斗的很厉害的发生大规模的边境冲突,还有意识型态方面的争斗,包括中共写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所以,俄国和中国的结盟,无论怎么说都是属于这种暂时的利益,他们目前暂时的利益就是针对美国这个单边的超级大国。
汪洋:有人说现在俄国有一种向共产主义倒退的倾向,就是说他的民主在往后退。
横河:当然有。我们可以看到前几天,俄国的反对派还组织了示威,就是抗议俄国对媒体的控制。如果大家注意到的话,最近这些年在东欧的一些国家,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叫去共产主义化,就是说谴责共产主义当时对东欧这些国家的统治,清算当年的共产党,从思想深处要清洗共产党的影响。
整个东欧当年在推翻共产党的时候,其实是先推翻了共产党政权,但是并没有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型态、共产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危害,以及共产主义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渗透和影响进行全面的清算。正像在中国一样,共产党要存在的话,必须要有一定的土壤,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我们今天把它叫做“党文化”。
也许东欧没有中国这么严重,但是这是很接近、很接近的。如果仅仅是让共产党下台而不把这个党文化和共产主义的影响清除掉的话,那么实际上还是生活在一个没有共产党的共产党社会。最近东欧的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在清算。
我们回过头来看俄国,俄国当年是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把共产主义推翻以后,他们并没有做很多的工作,从社会的根本上清除共产党的影响。在俄国从来没有清算过共产党。
所以,共产党的影响你想想,70多年的统治,从1917年开始到1991年前苏联彻底崩溃,这么多年的统治历史,它的影响肯定是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有的。不清算共产党的影响的话,像现在俄国就已经开始在舆论上、在言论自由上,另外在意识型态上方面都有一些倒退的趋势。
我就想到今天在海外大纪元时报推出的这个“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的这系列社论就很重要,实际上现在是提前做这项工作。就是当你把党文化完全清除掉以后,共产党自然就消亡了,就没有了。
没有共产党以后的社会就不再有共产党的影响,不再有共产党的意识型态的影响和对人民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这就做的非常彻底,所以是提前做了这项工作。所以我觉得“解体党文化”的这项工作,做的特别具有意义。比较我们今天在俄国看到的,俄国今天发生的情况来看的话。
汪洋:由于俄罗斯的背景,他也很容易的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共曲膝。
横河:是的,一方面是来自中共的利诱,因为现在中共由于改革开放以后,放松了(经济上)对人民的控制,人民的创造力就发挥出来了,尽管存在着很多社会不公的问题,但经济总量方面,确实增加了很多。
在整个前社会主义阵营,中共最有经济贸易的手段来威胁别人和利诱别人。俄国在总的发展上还比不上中国,尽管这几年有所好转,但是还是比不上中国,所以他们很希望在经济上和中国贸易得到一些好处。
我认为在迫害法轮功这个问题上,俄国犯了一个至少是战略判断的错误。他知道中共最恐惧害怕的和最恨的就是法轮功,对于他来说,法轮功学员,他以为只不过是几个外国人而已。所以他就拿出来作为讨好中共的一个筹码,他觉得他不需要牺牲他本国的任何利益,只要抓几个法轮功学员遣返回去了,那么就能讨中共的好。
他觉得没有失去什么东西,或者是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利益。他也相信,也可能确实中共已经给了它很多经济利益,来换取他做这么一件事情:遣返几个法轮功学员。他认为他做了一个赚钱的买卖,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是以俄国的最根本利益来换取了中共最小的东西或者甚至于是一个负数的东西。
我们今天所讲的俄国和前苏联有什么不同?今天的俄国跟过去的俄国唯一的不同就是:他已经走向民主。不管他怎么样有这个倒退的趋势,他毕竟已经走向民主之路;他已经重振了前俄国的辉煌。不管怎么说,他抛弃了“共产主义”。所谓“抛弃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区别是什么呢?一个是民主;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对人的尊重。这些“共产主义”是没有的!所以,他把对人的最基本权利的尊重、把对信仰权利的尊重,作为一个筹码,来和中共换取经济利益。
那不就跟以前的苏联一样了吗?所以这是违反俄罗斯本国最基本利益的。俄罗斯最基本的利益就是,他今天已经是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一个尊重言论自由、尊重出版自由、尊重信仰自由的一个国家,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共产主义”独裁国家了,这是俄罗斯最根本的东西。他现在放弃了这个东西,来换取中共的一点经济利益,我觉得这件事在道义上,俄罗斯失败了。
汪洋:那么您认为俄罗斯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在人权、在民主这方面是一个倒退,放弃了自己最根本的立脚点。就是民主与自由和对人的尊重。
据明慧网5月14日得到的消息,高春满被遣返之后回到了北京的儿子家中,他在北京的机场,并没有看到中方的警察或者是安全部人员公开露面,于是他自己就回到儿子家里。这让人会感到很奇怪,因为显然,中共把他弄回中国是要对他进行迫害的,为什么当他抵达机场的时候,却没有马上抓补他呢?
横河:高春满本人有一个说法,我比较同意他的说法。这个很像中共跟俄国达成的一个协议,就是俄国方面去遣返这些法轮功学员,那么中国方面却不直接抓他,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到了中国了,就在国安的控制之下了,国安或者是公安的控制之下了,什么时候要抓你都可以。
当年对高智晟率师判三缓五之前不也监控高智晟好几百天吗?所以它监控起来它要抓就抓。但是,它可以设一个局,就是说:你都说我在迫害人权,我现在做给你看我没有迫害人权。
所以,就以这一个来作为表演,表演给国际社会看,那么对于它来说,不抓比抓更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又是处于奥运会前夕,大家都在普遍谴责中国的人权状态,所以它既控制了这个人,又可以用这个人来作为诱饵,让国际社会上当,以为它改善人权了。
大家可以看到明慧网天天有报导,大批的在抓补法轮功学员,而且是要加强监控。如果你说没有对法轮功的迫害,那你把法轮功学员都从监狱里和劳教所里放出来,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就可以证明你没有迫害了。拿一个人来作为一个样板,来表明你这个政治运动就没有发生、你整个政治迫害就没有发生,这是徒劳的,没有用的。
汪洋:所以您认为,它们不马上抓补高春满是做一种表面上改善人权的姿态。不久前也有一批民运人士,他们获得准许去访问香港,外界认为这也是中共对外界表演它开明形象的一个动作。这批人士是胡佳、还有他的太太曾金燕以及陈子明、任畹町等。
横河:对!这一批人都是在中国大陆被公认的持不同意见的人,就是比较敢于说话的、比较能说话的。比如说,陈子民跟任畹町都是属于比较是老一辈的民运人士,他们甚至在文革结束之前就开始从事中国民主运动了。一般人认为,这是北京为奥运会准备的一种形象工程。
前一段时间北京连续侵犯人权的行为,引起国际社会很大的重视,比如说:抓补和审判一些维权律师,包括高智晟律师、包括郭飞雄,加拿大的两个独立调查员提出的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另外对媒体的加紧、收紧和控制。这些都遭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国际大赦最近有一个全球的人权报告,其中特别指出了中国人权的状况差,也特别提到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情况。国际上很多人权团体包括欧洲议会的议员,都提出来要求抵制北京奥运会。那么北京是把奥运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形象工程来做的,它们很希望国际上能够放弃对北京人权状况的谴责。但是现在问题是,这些对外表演的开明形象代表不代表中共已经改善了人权?
中共是很习惯于用这种方式,叫做“人质外交”吧!就是把自己国内的公民抓起来作为和外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到关键的时候我就放他一个两个,和国际社会来讨价还价。现在就是说,放出一、两个出去访问来显示它自己的开明。但是,北京却从来没有做过实质性的事情来改善人权。
什么叫实质性的呢?你判高智晟,这是国际上一个知名的维权律师,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名望;还有就是盲人律师陈光诚,在国际上也有非常崇高的威望,你做形象工程你为什么不把这两个人放出来呢?你把这两个人放出来不是对国际形象更好吗?不!它就是要挑一些已经在外面,它并不要做很大的牺牲,却想得到最大的好处。
所以,它放两个人出来访问,其实原来就不应该禁止他们旅行的,因为他们是自由的,他们不在坐牢、不在判刑、也不在缓刑当中,他本来就应该是自由的。所以北京政府并没有做出任何姿态来,只是说大家愿意一厢情愿的那样想,说是北京做出了这个姿态。
不做出实质性的改善人权措施,这是和中共的本质是有关系的,因为中共它的本质就是要侵犯人权的;它就是要反对民主自由这样的思想;反对人们有信仰的权利。如果说它放弃了这个的话,那么共产党就不称其为“共产党”,所以它的本质是一定要迫害人权的。叫它去做出一个实质性的行动,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汪洋:横河先生,我觉得最近在网上披露的一个文件,可以证明您刚才这个观点,据公安部人士透露,2007年4月初,中共公安部曾经向各省自治州还有直辖市的公安厅、局,秘密下发的一个文件,就是关于严格开展奥运会及测试赛申请人员背景审查的通知。
这个通知对国内外所有和奥运会有关的人员,要求都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并且尽一切可能清除对中共不利的这些异己分子,其中有11类43种人,将被排斥在奥运大门之外。
横河:对!这个我看了。从这个文章批露出来的通知题目,它的写法和它的用词,我认为这就是公安部的文件。因为中共文件有一套格式化的东西,一般人是学不会的,你必须在那一种政治环境下薰陶几十年,才能写出那样的东西来,一般人仿造不出来的。
这里我想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审查谁,第二个是哪些人要被禁。
从审查谁这一方面来说,他这个文件包括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跟奥林匹克有关的各种组织,比如说国际奥委会的成员、还有奥委会邀请的客人、各项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官员、各个国家地区的奥委会成员、还有包括了运动员、还有奥运会代表团的官员、还有出席奥运会的政府官员。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新闻媒体、转播商,已经买了转播权的机构,还有奥运会所有的工作人员。所以跟奥运会有关的每个人都可以算进去,这些人都是属于中共的背景审查对象。
汪洋: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吧!光就这一部分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横河:这个数字就太庞大了。再看看哪些人被禁止?哪些人被禁止这里他列举了太多,我们就不一一说了。我们就说几个,一个就是信仰团体、宗教团体这些人,这里就包括法轮功学员或者曾经炼过法轮功的。还有就是中共认定的所谓有害气功的人员;还有就是中共认定的有害的宗教组织的成员;还有新疆的、西藏的、包括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有关的所有的成员;还有参加过游行、示威抗议的这些人。
那么其他方面,包括媒体、包括上访人员、司法机关正在侦查的这些人,还有就是,没有经过政府许可注册的组织,也就是包罗万象你能想得到的所有的人它都包括在里面了。有这么多人都是被禁止的。
我想这里有很重要的一点,它主要指的外国人签证,对未通过审查的原因,对外不做任何解释。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奥运会的官员,那么你可能在某个时候有个言论提到了中国的人权状况,那么你到中共领事馆去签证的时后,很可能你就被拒签了。你被拒签以后,中共领事馆不会对你做任何解释你为什么会被拒签,它就把你拒签掉,你就回去了,它就这么一个解释!
这里有几个问题,我想说一说。我记得很久以前,50年代、60年代有一句非常漂亮的口号:“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那么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中国据说是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形势也越来越好,为什么敌人却越来越多了呢?
你可以看到这11类43种人员,几乎是每个人都是它的敌人了。也就是说,它的敌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朋友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那么,为什么一个国家它的经济力量强大了,它的外交力量也强大了,据说也要和平崛起了,为什么朋友却越来越少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中共在这个文件上面,反映了它把在国内的人权的迫害输出到国际上去,通过奥运会把他输出到国际上去。因为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被它审查的人员,主要是国际社会的人士,而不是中国人。它面对的是大批将要随着奥运会进入中国的官员、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和一些观光人士,甚至包括记者媒体。
它在这个文件里面包括国际奥委会的成员,也就是说它是利用奥运会来逼迫国际社会,接受它对人权的侵犯和它的所谓人权标准。
汪洋:横河先生,我们都知道国际社会是期望利用这次奥运会,能够来迫使中共改善它的人权,而中共却想利用奥运会来逼迫国际社会认可它的人权标准。在这种相互之间的角力过程当中,您觉得哪一方会达到他们的目标呢?
横河:我想这就是看,不管是国际社会也好,还是被审查的对象也好,或者是有权力来影响这个奥运会的人士也好,或者希望通过奥运来改善中国人权这些人士也好,我想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国际社会想利用奥运会来迫使中共改善人权,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错的。
因为,让中共改善人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是通过一个事件两个事件的事情,如果你长期以来忽视中共侵犯人权的状态,靠一次两次事件是不可能解决的,你能做的最多就是逼中共作出一些姿态而已。比如说,明天它放两个人出来,那么这仅仅是一个姿态,因为它明天放两个以后,后天可以抓二十个,接着跟你讨价还价。这根本就不叫改善人权,连国际奥委会的成员,都已经在中共的政审范围之内了。大家知道中共这个政审,政治审查,是个特殊的东西,它以前都是只针对中国人,现在已经公开的把政审扩展到国际社会了,连这些国际奥委会的成员都是在中共的政治审查的范围之内了,这些国际奥委会的成员还居然在那里空谈什么奥运会的非政治性,你们都已经是政治迫害的对象了!
所以奥运会对北京当局来说的话,很明确的就是一张政治牌。不管你国际奥委会的成员承认不承认,睁着眼还是闭着眼,这都是一个现实。所以,想通过奥运会来使中共改善人权,这个想法不实际。
汪洋:那您觉得国际社会他们应该怎么办,才能真正有效的帮助中国来改善目前这种人权状况呢?
横河:我认为第一点,中共每到这种关键时刻,它会来表演一番,抓几个放几个,放几个来表示改善人权,我认为国际社会不能承认这是改善人权。经常有报刊、杂志或者是政府官员说话的时候,说我们很高兴的看到了中共最近释放了某某某、某某某,我们欢迎中共的这个举动。
不要欢迎!这是做秀!这是表演给大家看,没有必要去欢迎它,你欢迎它就承认了它种表演是有效的。中共必须做出实质性的行动,在大家看到中共作出实质性的行动之前,不要去鼓励它,不要去鼓励它的这种表演。
什么是实质性的行动?我觉得非常非常简单:
第一,放弃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中国目前侵犯人权最大的一件事情。
第二,释放高智晟、陈光诚律师和所有因为替法轮功或其他的这些敏感案件辩护而被关押的律师。
再说,能不能释放所有的良心犯,包括政治犯、包括信仰犯、能不能做出来?如果不能做出来的话,那么国际社会就不能够承认中共有人权的改善。当然我们讲的都是,就目前的情况能够促使中共改善人权的方法。
我本人并不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支持中国的健康力量,抛弃中共,这是一劳永逸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中国不再有中共的统治,中国就真正的成为国际社会,国际大家庭负责任的一员,也就不需要国际社会时不时常的去谴责中国的人权,去要求它改善人权或是定时的去看它表演一番,它改善人权的表演也就不需要再做了。
汪洋:您说,最好的办法是支持中国的健康力量来抛弃中共,那这个健康力量,您能给我们具体一些说明吗?
横河:我相信健康力量最主要指的是今天在中国大家要求要退出中共,退出中共相关组织的这股力量;这股力量是代表了中国的未来,是代表了中国和平转向没有共产党社会的中坚力量。这里面包括一大批的维权律师,像高智晟这样的维权律师,也包括了反对共产党对民间无止尽的掠夺和为自己捍卫权利的人们。我认为这些都是代表了中国的健康的力量,而且是和平转向没有共产党的健康力量。
国际社会如果能够做出点实际行动,来支持这股力量的话,就像我们以前提到的《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的系列出来以后,在中国掀起了退党的高潮。国际社会如果能够真正的做出些实质的行动来支持这种力量的话,我想这是用最小的成本来完成最大的收益,这对国际社会是最大的好处。
汪洋: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汪洋。
横河:我是横河,谢谢汪洋、谢谢大家。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时事经纬》节目录音整理)
【大纪元5月29日讯】三、欧洲篇 (6)新唐人全球新年晚会今年的开场节目是大型舞蹈《创世》,其中大唐仕女满头珠翠生光,身着七彩锦衣,外披锦缎,胸前还绘着各色花卉。大唐的服饰文化吸引了“柏林之窗” 电视台广告公司的经理霍尔夫先生(Andrea Horf)。他认为,“这个舞蹈的服装设计精致细腻、极富考究”。霍尔夫表示自己太喜欢今天的晚会了。他事先没有想到,能看到这么多明亮鲜艳,风格各异的中国服装。
波茨坦采琦琳宫馆长本特对节目赞赏有加。在节目内容方面,本特馆长说:“没想到节目这么丰富。我非常兴奋,我非常惊讶。这是一个梦幻般的、色彩绚丽的的晚会,我很喜欢。我由衷感谢主办者让我能度过这美好时光。”
对于晚会的表现形式,本特馆长认为:“我从来没想到过,用舞蹈的方式可以表现历史。今天的晚会给了我一个美好的经历,对我印象很深。整场晚会有两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看到那绚丽的色彩和美妙的舞蹈,我有时高兴地都快跳起来了。”本特馆长接着说:“以前很少有机会接触这样的晚会。在舞台上真实感受中国艺术,特别是通过舞蹈和表演的形式,更是从未经历过。这个晚会让我认识了很多新东西。很多情节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个惊喜。”
本特馆长最喜欢晚会的音乐,他说:“那些让人宁静、安逸的仙乐和舞蹈搭配起来,简直是天衣无缝。”
两个孩子第一次有机会观看这样大型的专业中国传统艺术表演。
晚会开始,大幕一拉开,“创世”的宏大场面就让孩子们眼睛一亮,他们一下子就被那些服装、音乐、所表现的内容牢牢吸引住了,两个人都挺直了身子,紧紧盯着舞台。整个晚会节目让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
这些在德国出生的孩子对中国文化缺乏认同和了解,好容易有个动画片“木兰”看看,留在脑子里的却是对那个噱头壁虎的印象,也难怪他们连木兰名字的叫法都是外国式的。而今天在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上他们终于有机会见识了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忠孝两全的原味花木兰。说到孝,“精忠报国”那个舞蹈里也充分演绎了中国的传统孝道,舞蹈里岳飞以及岳家兵对岳母的恭敬,也让孩子们印象深刻。
那个表现大法弟子受迫害坚强不屈,最后被接到天国的舞蹈,让他们明白了善恶有报的道理,尤其是迫害大法弟子背有红色镰刀斧头的黑衣人被牛头马面追杀时屁滚尿流的情形让孩子们看得哈哈大笑。
整场演出看下来,丰富了孩子们对中国历史、地理、人文的认识,使他们直观地了解到西藏、蒙古、傣族、满族、汉族等地区的地区特色。
演员们精湛的表演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六岁的小儿子对“迎春花开”情有独钟,看着演员们把一块简单的黄手绢娴熟地顶在手指尖上平面旋转,又竖起来纵向划圈,还有目不暇接的队形变换、造型,最后演员们把手绢抛向空中,像一朵朵盛开的花朵,表演在高潮时嘎然而止,孩子们简直看得目瞪口呆,继而热烈鼓掌。
“彩虹”舞蹈中当女演员一个接一个跳过男演员用蓝绸带划出的圈圈时,孩子们也由衷地赞叹鼓掌。
蒙古姑娘的顶碗舞让两个人看得很带劲,一边鼓掌一边争执不下“她们头上顶了两个碗”“不是,是三个碗!”
说起中国的乐器,这里的孩子们可没那么多机会接触,当报幕员用幽默的方式用二胡模拟鸟的鸣叫,马的嘶鸣时,孩子们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没想到两根琴弦竟然有这么丰富的表现力,他们屏息倾听。
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却久久沉浸在晚会的兴奋中,虽然还得开五、六百公里的路,但旅途的辛苦根本不在话下,他们争着说,太棒了,还想看!明年还要来!
“谢谢新唐人电视台给我这次机会,让我看到了这么美好的节目,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变了,知道了生命的意义。”一位华人观众在看完二十八日新唐人全球华人柏林最后一场晚会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有这种想法的人可不止他一个:
--来自柏林晚会的配乐、演唱和舞蹈都很棒,今晚真是不虚此行。
--这些节目很酷!我很喜欢,我们明年还会再来看。
晚会结束后,一位德国中年女士主动向几位华人迎过去。她说原本只是抱着感兴趣的态度来看看,可没想到晚会这么好。从舞台设计、布景到创意,从想法到理念都是无与伦比的。
她说她本人是个思想很保守的人,不大会接受新的事物,也不会主动接近什么人。但看完晚会后,她有一种非常想要接近中国人、想要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因为晚会让她体验到非常纯正的中华文化。尽管听不懂中文歌曲唱的是什么,但通过天幕里的翻译歌词,结合歌声,让她感到非常美好,仿佛回到了天堂,将她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她表示以后会多关注中国文化,临别时,她还热情的拥抱了一位华人女士。
中场休息时,一位德国妇女正排队购买节目单,她认为演员所唱的歌词中蕴藏着很深的内涵,因此那些舞蹈也不光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美好,其中也在表达着深意。因此她得赶紧买本节目册,以便对接下来的节目能更好的理解。
一位坐轮椅的先生和他夫人订了首场演出的票,由于节目实在太精彩,他们希望购买第二场的票,谁知给轮椅专设的区位票已售罄(轮椅专设的区除给坐轮椅的人足够宽的地方外,还提供一个给推轮椅人的免费座位)。朋友告诉我,在他们旁边一位坐轮椅的德国女士看到演出的消息,特地召集了整家的亲朋一起来观看,足有八、九口的大家子,她的儿女从几百公里以外赶来观看晚会。当杨建生演唱《天安门广场 请你告诉我》时,朋友瞥见那位妇女掏出纸巾在擦泪。
演出结束后,观众久久不愿离去。一位旅居柏林数十年的老华侨主动与记者们攀谈:“这真是一场精彩的演出,真正的展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纯洁,陶冶心灵。太漂亮了!”他湿润微红的眼睛,坚定而又平和的语气中透露着他历经人生沧桑后的豁达心态,“可以说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演出。几个月前,我从大纪元上看到了演出的消息,就一直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今天和朋友们一起来看演出,果然没让我失望。”
刚刚在柏林落幕的新唐人新年晚会德国场演出,把媒体的注意力从中国新年吸引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究,十几家媒体对晚会作了预告,近百名记者亲临现场,惊叹走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妙世界。
2月27日晚会在柏林国际会议中心开演之际,柏林和周边地区最大的电视台柏林-布兰登堡广播电视台对晚会进行了现场直播报导,向观众介绍即将隆重登场的这场中华古典文化盛会。主持人介绍了晚会的规模和中国新年传统,采访了部份演员代表,并现场采访德国新唐人分台代表,介绍晚会特色和全球巡回的反响,直播节目中还插入了往年晚会的精彩片断。
同一天,柏林最大的日报之一“每日镜报”也刊登了对晚会的介绍。文章称晚会将是一台“没有共产党政权宣传机器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历。”
晚会前期,尤其是开始前一周,柏林和周边地区十几家电台、电视台、报纸和杂志预告了这一文化盛事,并在听众、观众和读者中开展晚会入场券抽奖活动。当地广播一台的“媒体杂志”专栏节目邀请德国新唐人分台代表到演播室参与直播,介绍电视台独立敢言的特色和新年晚会内容。专门面向青年和中年听众的柏林天堂广播台在介绍晚会时说,“当年有八十天环游地球的故事,如今参与新唐人新年晚会的艺术家们也在创造一百天全球巡回演出的奇迹。”
两场晚会不仅吸引了众多德国观众,也有近百名新闻工作者事先向主办单位申请入场观摩,除了当地传媒,还有德国外地媒体和外国通讯社驻柏林的记者。
生活时尚杂志(Life & Style Magazine)记者卡尔科拜纳尔(Kalkbenner)看完首场演出后说:“整个晚会给观众集中呈现了多彩多元、内涵丰富的中国文化,舞台服装绚丽多姿,美不胜收。很难让我选出一个最喜欢的节目,因为每个节目都是一段完全不同的故事,历史,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很难让人比较取舍。”
卡尔科拜纳尔的同事,摄影记者穆勒(Mueller)用相机记录下了观众踊跃入场的镜头,他表示,“对于一个柏林人来说,要完全理解这台晚会所要表达的深刻内涵,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它展现的中国文化丰富多元,简直让人惊叹倾倒,庞大的信息几乎让人应接不暇,稍不留神就可能断了线接不上。”他对穿花盆鞋的满族舞蹈印象深刻,“能穿这样的鞋走路很不简单,需要极大的天赋,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估计得有几年的功夫,那些年轻姑娘们呈现给观众的艺术表演非常非常出色。”他也说不出最喜欢那个舞蹈,觉得每个舞蹈的服装色彩都令人赞叹惊喜,让他大饱眼福。
阿联酋通讯社记者李西提(Lichti)赞叹晚会节奏紧凑、主持人风趣幽默,令人身入其境,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伊朗电视台的制作部主任特别提到舞蹈“归位”的内涵,表示能够理解善恶有报的普世原则。
女记者谢菲尔德(Schoenfelder)和友人一起从两百多公里外的德累斯顿赶到柏林来观看演出,赶上了第二场。结束后她得知演出团将赴芝加哥继续巡回,叹息的对记者说,“可惜欧洲的演出结束了,真想再跟到芝加哥去继续看。”她希望明年的晚会能增加在欧洲城市的巡回场次,“最好巡回团能来文化名城德累斯顿,到时候我们会在当地媒体上大幅推荐这样精彩的节目。”
韦尔纳.罗森(Werner Rohrsen)是和夫人一起从罗登堡(Rodenberg)赶来观看新年晚会的。
罗森:“绚烂的色彩、丰富的变化和舞蹈表演简直让我们惊呆了,我们被那令人眩目的色彩所征服,陶醉于整场演出中。我不了解中国,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这场晚会跟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有意思的、美好的印象。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多,了解的更多一些。”
记者:“当佛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时,您的感受如何?”
罗森夫人:“我感觉很愉快。我研究过神佛,在舞台上看到他们的形象,令我感动。那些包含政治信息的场景也那样纯净,与中国的历史融合在一起。”
罗森:“这场晚会充满了人性化。”
来自哈尔茨(Harz)的文德洛斯(Wenderoth)博士有一个中国儿媳妇。 早在1956年,文德洛斯博士在莱比锡(Leipzig)就曾经担任中国学生的导师。几十年来他多次前往中国,被人称作“中国迷”。
他这样评价刚刚看到的晚会:“这对五官简直是绝妙的享受,演员的服装是那样的华丽。天幕的运用妙极了,就像在那个蒙古舞蹈里它是一幅草原画,可在其他的一些舞蹈中,背景与情节融为一体,两位女子飘在天幕中,她们被带到天上之后又出现在舞台上,这种构思和表现手法真是太棒了。”他说:“在柏林这么多观众也能看到这一晚会,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把德语字幕打到天幕上的做法很好,这样一来,那些不懂中文的观众也能明白节目的内涵了。”
记者:“您觉得节目的艺术水平如何?”
文德洛斯:“好,所有的一切都很完美。我对中国人的了解也有好几十年了,这场表演完美无缺。”
柏林观众维林娜.其尔曼(Verena Zillmann)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舞者同步的动作和演员们对身体高超的控制能力,他们简直太棒了,对于我来说,精湛的技艺更重要。”
一位家住柏林的女士在接受采访时热泪盈眶:“我觉得这场晚会太好了。本来我是不想来的,可现在我被这些艺术家们的表演深深打动了,那绚丽的色彩,演员们的舞姿,让我感觉那样的愉悦。”
问:“这场晚会有中国历史文化故事,佛的故事和古老的中国传说……”
答:“人们应该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层次的了解。目前我对它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我们还得研究它更深的内涵。有一位中国女士在晚会中坐在我身边,她已经观看了新唐人在纽约和巴黎举办的新年晚会,我得以和她交谈,这也给我带来除了晚会之外的另一番感动。”
来自贝德堡(Bedburg)的英格.甚弗(Inge Schiffer)说:“我很喜欢这个晚会。歌曲背后慈悲的内涵直入人心。舞台布景很好地展现了中国的美丽风光,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最喜欢的节目是舞蹈‘烛光’,令我深受触动和引人深思,就像整个晚会,都非常美好。”
来自蒙辛格拉巴赫(Moenchengladbach)的桑德拉(Sandra),是应熟人之邀来参加晚会的:“我觉的很好。基本上都合我的意。给人很正面的感觉。非常美而且我个人也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十四岁的安德烈.希弗(Andre Schiffer),是来自文德克(Windeck)的学生,他说:“晚会太美了,看到,听到晚会的这些节目让人觉的很舒服。就像在展现不同的生活片断和生活形态,并从中领略到它们各自与众不同的特点,我感到很有趣。那个一开始处于矛盾之中,但后来做出了决定的将军(岳飞)……那个在工作时入睡的雕刻家,在梦中看到天堂的景象,之后又满怀喜悦和大受鼓舞的继续工作。还有那些歌唱家,他们都很好,尤其是歌词。整个晚会的节目都安排的恰到好处。”
康拉德.布兹(Konrad Butz)和拉里.汉萨布尔(Lale Hansebur)来自柏林,经朋友推荐来观看晚会:“晚会绚丽多彩而美妙,在那里经历中国的文化很有趣味。那是一个令人感到舒服的氛围。”
蕾娜特.舒尔兹(Renate Schulz)和沃尔桃德.罗特(waltraud Rotte)也来自柏林,在此之前她们不了解中国,她们是从商业中心的广告上获悉晚会的消息。“晚会富有观赏价值。因为里面充满了和谐。那些舞蹈动作是这样典雅曼妙而精美,我们还从未见识过。”“晚会令人印象深刻。我尤其喜欢平和而略带悲伤的音乐。”来自贝德堡(Bedburg)的丽塔.施托克(Rita Stock)说:“非常美,展示那片国土的不同风光和阶层的舞台布景很精美。雕刻家之梦中那些佛像和雕像都活过来了。演的真棒!真是非常动人心弦和美妙。还有那些歌曲和歌词都渗入皮肤里去了。”
维也纳的珀翠西亚.汉鲍尔(Patricia Hahnbauer)以前还没接触过中国文化,她在网上看到晚会的宣传录像后便决定来了。她说:“那些舞蹈尤其优美,特别是女演员们的舞蹈。他们的服装非常漂亮,艺术水平也完美无瑕。”@
(待续)
齐治平:生命之路(二)初沐法光【大纪元5月30日讯】(一)
生命在如同黑夜的尘世中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在人生中的苦苦挣扎与无尽求索隐约的表明这一切可能都会有一个最终的解脱。如果生命真的是在等待着这样一种最终解脱的话,那么人生中的种种苦乐悲欢也就有了真正的意义。
人生中的种种痛苦是难以言表的,即使有时因为在世间得到某种利益而感到满足,甚至感到高兴、狂喜,可也总是掩盖不住心底深处那种挥之不去的悲愁。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活着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而喜而悲,我很多时候都无法理解有的人为什么会高兴到那种程度。在我而言,无论是处于多么顺利的境遇中,都会从心底深处升起一种无法解脱的悲愁。
在人看来我是很幸运的,虽然家穷,可是毕竟顺利的完成了学业,在求学过程中一直是独领风骚,令人羡慕。人们都称赞我聪明、勤奋、有志,将来有前途。总之人们都把我看作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甚至有很多人崇拜我,到处宣扬我的事迹。我很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名人”了,在人看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我读了很名牌的大学,我自己也广泛的读了很多书,在人世中似乎正走向一条光明大道。
可是我自己心中清楚,尽管在别人看来我多么聪明,尽管我读了那么多的书,可是对于世界的最根本,对于真理的最深处,我还是一片茫然。尽管人类历史中留下了那么多的理论学说,表面上都有理有据,体系庞杂,可是我仔细思考之后,总感觉到他们并没有把世界说透,我对于世界的最根本真理还是没有把握,因此在行为上也就不知要采取哪一种最根本的标准了,所以心中就非常着急的在寻求这样一种最根本的真理和标准。我认为,如果找不到最根本的依据,那么所做的一切都可能是错的。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我不能随随便便拿来一种理论学说就当作是最高的真理了。说实在的,从中国古代的理论到西方各种哲学理论,从所谓的“唯心论”到“马克思主义”,许许多多的各种学说,我都细心的做了考究,可是没有一种是能让我心悦诚服的。
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可以把世上流行的一些理论或说法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浮浅的活着,他们也不想去深思什么哲学问题,他们就那样生活就行了。可是我不行,我办不到,因为我是个会思考爱思考的人,我有时候甚至也羡慕他们的活法,混混沌沌的,多好。可是要叫我这样,还是做不到。人各有命,我感到爱思考也不完全是后天读书所形成的,似乎有着先天的根源,也是一种宿命。为什么有些人读了很多书却不像我这样呢?我真是感到茫然,我思考不透这些问题。由于这些,我少年时便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高度的失眠,甚至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这更增加了我的痛苦。
(二)
1993年5月,机缘凑巧,我在一所大学里认识了一位朋友,木君,他喜爱传统文化,有志于修炼,对传统宗教与流行气功都有所了解。我们一见如故,我感到他很善良、和蔼,是一见面就能无所不谈的朋友。当时的我,心中的识见是,把世人,特别是把知识份子分成“出世的”和“入世的”这两种,而我自己当时是强烈的“入世”有为的,那么理想,我强烈的希望通过自己的做为改变社会使人类获得真正的美好幸福,但是我对于那些抱有“出世”理想的人也不鄙视,反而同样敬重他们,我感到人最后终归还是要“出世”归隐的。只不过我想先做一番事业,完成自己的心愿之后再归隐林泉过上清静的生活。从根本上说我爱清静的生活,虽然我也有强烈的济世理想。我读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时都触怀落泪的。
所以我当时虽然并不放弃“入世”求事业的理想,可是也能与木君这样的朋友很谈的来。他当时搞了停薪留职出来打工,最大愿望是出外求道。他熟悉宗教教义,也了解气功。当时是气功高潮,他了解和对比了很多门派的气功之后,觉的法轮功不错,于是不畏艰难的想方设法要去参加法轮功学习班。我与一些朋友为他提供了住宿条件,使他能就近参加学习。他很满意,并且向我们介绍了法轮功,说其核心是宇宙特性“真善忍”。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有深入了解,当时听他做了一些介绍,觉的不错,但又没有达到动心的成度,还是想着先做一番事业之后再出世隐遁。所以错过了参加学习法轮大法的机会。
木君始终与我保持着友谊和交流,在经过两年之后的1995年,我在理论学术上又考究了更多的学说并感到更深的失望,我开始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化才是更为精深博大的,或许,宇宙的真谛应该从宗教中寻找。于是我产生了更系统的去了解宗教与佛法的念头,包括气功,我也想去体证一下其真谛。所以我对当时最流行的几种气功做了比较,差点儿学了当时名气很大的一种气功,我感到这种气功有点黑帮的味道,不是那么正,所以在犹豫之中。木君在那段时间经常向我介绍法轮功,说是很好的功法。我当时想,别的功法还不容易判断,说不定会出偏。既然有朋友炼法轮功这么长时间也觉的好,这种功法肯定是好,而且至少没有出偏的危险,还是学这种吧。于是我就请他给我寄法轮功的书。
其实我与气功很有缘分的。读初中时,同桌是一个武术气功迷,几乎每一种气功杂志他都订阅,他自己在练武术气功,练的筋骨很硬的,他对气功的着迷远远超过学习功课。对此我也能理解他,同时我也接触到一些气功流派,因为当时失眠严重,他推荐我练一种有助于治疗失眠的气功,我练了之后确实有一定效果。最奇妙的感觉是,丹田部位总感觉一团火,冬天里也如此,像有一团火在那里一样。对减轻失眠也有益处,意想不到的是,我坐汽车总晕车,经过练这种气功之后,晕车的毛病也几乎消失了。在读高一时,同桌也是一个气功迷,同时是拜佛迷,我也因此而了解到不少有关的知识。
(三)
木君给我寄来了《中国法轮功》(修订本)和《转法轮》,读完《中国法轮功》(修订本)时感到这种功法不错,自己还是选对了。读完之后就开始按照书中的教法去学动作,在做动作时,一开始练就感觉到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引导着双手按照正确的路线在练,我想起书中写的“气机”引导双手练动作的话,知道这就是气机,觉的气功真是太奇妙了。原来气功真的是存在的啊。我接着读《转法轮》。
如果说读《中国法轮功》(修订本)只是感觉到“好”,感受还不是那么深刻的话,那么读《转法轮》的感觉就绝然不同了,只能用“最好”或“无以言表的好”来形容,一开始读就舍不得放手,恨不得一口气读完。我是始终满含泪水读完大法的,心灵受到了人生以来最大的震撼!
我首先感觉到的就是,这么多年自己辛辛苦苦寻找的真理终于找到了,这就是我一直在找的。
我感觉到书中最圆满的回答了有史以来人类提出的最根本问题,回答的是如此令人信服,如此令人悦服,真的是无法形容,这是世上任何一本书都无法相比的。千百年来,有多少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想圆满的回答人类的最根本问题,有多少智者写出了种种学说,可是谁也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
我从法轮大法悟到,宇宙的最高特性是“真善忍”,宇宙的特性在制约着宇宙中的一切,这就是宇宙的最高真理,这就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的最根本的特性。
我的思想中迅速的用法轮大法去考察世界中的一切现象,觉的《转法轮》说的是最中肯不过了。世界的整体有序性从根本上说正是由于受着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的制约。世上是有“坏人”和“坏事”,可是那是从人类自己的角度去定义的,其实那只不过是“真善忍”特性在人世间的体现而已。世上的“坏人”是神安排的,为的是警醒那些偏离宇宙特性的生命回归“真善忍”。一个好老师有时也会严厉的对待学生。在学生看来,教师的“严厉”是“坏”,可是从整体上看,这不是 “坏”,而是这个好老师的整个良好教育机制的一部份。法轮大法为我指明了宇宙特性是真善忍,使我的心中豁然开朗,在人生当中的种种追求与疑问一下子解开了,感觉到思想发生了一次根本的升华,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心中那种喜悦真是无法形容。
一个生命有幸沐浴大法之光,这是多么幸运啊!这世人有多少人啊?芸芸众生,在天地间无计其数,而我却有幸得到大法的慈悲恩顾。
从得到大法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法轮大法在我心中一定是任何东西都改变不了的,我的生命已经交给大法了,已经溶入大法之中了,决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
当一个生命真正认识到真理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心情。
——摘自正见网
【大纪元5月30日讯】 (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最近,一场场公祭大典在中国很多地方鸣锣开场,从“公祭伏羲”到庆祝“中华母亲女娲诞辰”,从“神农文化节”到“祭祀盘古大典”,从“诸葛亮出山1800周年纪念”,到“柳下惠公祭大典”,从三皇五帝到三教九流,多个地方争相祭奠。公祭活动为什么这么热?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大纪元特此采访了专栏作家、著名时事评论员章天亮。应恢复中国文化的精髓
对于这一寻根溯祖的热潮,章天亮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文化。我们的民族之所以能够延续五千年并创造出辉煌的文明,很大程度上都是拜正统文化所赐。我们现在都希望中国能够复兴,这种复兴不仅仅是经济的复兴或者军力的增长,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个文化的底座来支撑。那么复兴中国的正统文化是我们都在努力推动的,而且现在也在逐渐形成这个趋势。”
另一方面,章天亮表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祭祀活动和对中国文化的讲解、演绎,但是我们要知道最重要的不是恢复文化表面的形式,而是恢复文化中敬天敬神、重德行善的内涵。举例来说,《论语》上写着‘慎重追远,民德归厚矣’。通俗地讲,追思祖先(即‘追远’)的目的是为了让民间的道德复归于醇厚。如果不能达到‘民德归厚矣’的目的,那么祭祀本身就没有意义了。”
章天亮举例说,“伏羲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取法天地自然的规律而制八卦。后来周文王将八卦演化为六十四卦,并作《周易》。其中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都包含了中国人以天地为法则,而制定人应该如何为人处世,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规则。这只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八卦中包含了许多博大精深的道理,深刻的预测学的内容,和对人的道德要求。如果你只是祭祀伏羲,不上溯到道德层面的话,那你就复兴不了中国的文化。”
中共寓骗于乐包装党文化
6月22日(夏至),甘肃省政府将在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女娲故里
───天水市举行2007(丁亥)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国新办5月2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记者提出的“公祭伏羲是否存在跟风现象”的问题,甘肃省长徐守盛说:“弘扬文化……藉助一些活动作为载体,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一种风潮,或者一种风头。”
章天亮对此表示,中共有一个变化,过去因为知道中国文化对它的独裁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因此不遗余力的对传统文化进行破坏。现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时,它又企图通过利用传统文化为它的执政作某种程度的辩护,因此它就打着恢复传统文化的旗号,希望让人们认同它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这样,对于有些认同中国文化的人,就被欺骗得连中共也一起承认了。这是共产党的一个伎俩。
章天亮说:“看穿这种伎俩也很简单,就是你敢不敢恢复正统文化中敬天敬神、重德行善的内涵。共产党利用传统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专门寻找文化中最片面、最糟粕的东西,把它放大成为主流。比如过去也有‘指鹿为马’,但是只是局限在宫廷斗争的很小范围之内,而在民间并不是这样的;过去秦始皇也杀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强迫老百姓都跟他一起杀人,从来没搞过全民公审的这种让人人都沾血的杀人方式。共产党把这些东西当作主流来宣传,好像自古到今,中国人从来都是尔虞我诈,杀人如麻等等,好像民间的道德从来都很堕落,这并不是事实,但是许多人就这样受骗了,觉得古今中外一贯如此,换了谁也不一定就比共产党强。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和歌剧《秦始皇》都是这种打着传统文化的幌子,宣传党文化的典型。这种寓骗于乐的手法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公祭背后的功名利欲
随着公祭日渐盛行,公祭规格愈攀愈高,公祭投入也愈投愈大。有的地方政府宣称通过一次“公祭”增加了多少游客,旅游消费增加了多少万,其实其中的领导、嘉宾、专家学者、海外华人、港台同胞、后裔,大多是由公费招待,有的连往返旅费都得报销。这些活动往往沦为一次次劳民伤财的竞赛:比“面子”,赛“政绩”。
章天亮对此表示,公祭的泛滥已经使得被祭的人物和事件失去了本身的文化意涵,这就和中共盖寺庙,铸佛像,办庙会等等一样。中共只不过是把这些宗教或者文化当作生意来做。另一方面,许多外国人到中国旅游,他们其实并不在意你有多少高楼大厦立交桥,他希望看到中国独特的东西,比如北京的四合院、西安的唐乐舞等等,中共也在通过这些文化的表层的东西来给外国人一个中共在恢复传统文化的表象。许多外国人他一方面对中国文化了解有限,另外他也分不清中共和中国的不同,分不清党文化和中国正统文化的不同,所以中共反过来利用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来赢得外交空间。
中共不可能继承中国文化
对于官方和民间寻根现象是否有不同,章天亮表示,如果一个人不懂得中国文化基于儒家、道家、释家这种信仰的话,它就根本无法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共不可能承认中国文化中信仰、有神论的内涵,因此中共不可能对中国文化有任何真正的继承和发扬。
他说,“而对于民间的继承,由于长期在中共的压制和破坏下,使得很多人在对中华文化的精髓的认识上形成了一个断层,而我们知道:真正的佛经和道藏经典是非常晦涩艰深的,而且是浩如烟海的,如果这些人对经典及其精髓不能掌握的话,那对中国文化的恢复只能说是非常善意可贵的努力,但是对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还有待于观察。而且我相信一旦恢复到信仰或道德层面的时候,中共一定会出手镇压。”
【大纪元5月30日讯】(亚洲时报记者吴忠5月30日撰文)香港 --- 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可以跟政治扯上关系,股市也不例外。随着股市泡沫持续膨胀,人们已开始从政治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了。有一种理论认为,散户投资者和投机者之所以敢这么疯狂,完全是因为他们相信,中央政府在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后(今年秋天)不会刺破股市泡沫。毕竟,北京方面希望能为如此重要的会议,营造一种经济繁荣、百姓富足的气氛。另一方面,股市崩盘是件让党很丢脸的事情,将有人不得不站出来承担责任。
副总理黄菊早前因胰腺癌入院治疗,坊间还传出了他行将就木的说法。因此,本来由他视事、监督国家金融经济事务(包括股市)的职责,已不得不由总理温家宝担当。
根据前面提到的理论,若在十七大召开前爆发股灾,无疑会为温家宝的对手提供了在政治会议上攻击温的藉口,甚至会危及他的地位。同样,若股市在十七大后就随即崩盘,温家宝脸上也挂不住。
这一理论,似乎把股市泡沫与中共内部的权斗过多地搅和在一起,但支持者认为,它在某些方面还是有说服力的,比如中央政府不愿股市在十七大前后发生动荡。从这点来看,中国与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府无异,也是试图令市场泡沫缓慢破裂,以免对社会和经济造成太大冲击。
无怪乎,就像80年代的日本和1997年的香港特区政府一样,中国刻下仍不愿对股市泡沫使出重拳。此外,别忘了市场泡沫经常不在政府控制之下的这个事实。
事实上,在股市目前是否投机氛围过于浓厚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内部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1月表示,中国股市正在形成“泡沫”,投资者面临投资行为不理性的危险。这是首位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对股市最为公开表达的担忧。
然而,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却在5月21日称,当前“全民炒股”的情况可能并不像媒体所说的那么严重。他指出,在当前9,000多万的投资帐户中, 3,000多万个是长年未动的死账户,只有6,000万左右的活跃账户。由于这个开户数涉及到沪深两市,而一般股民会同时在两地各开一个户口,因此可能只有3,000多万的活跃交易者。
而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更在5月19日公开宣称,“全民炒股是一件天大的好事”。鉴于市场经济是有监管的自由经济,他解释说,越来越多人将银行存款拿去炒股,还能帮助银行减少过多的流动存款。
5月24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在香港对媒体表示,很难预知股市存在泡沫与否。他还打了一个比喻,称股市如同啤酒:若没有泡沫就不像啤酒了。
这些官员的观点是否与总理的想法吻合,无人能知。5月16日,温家宝在上海举行的2007年非洲开发银行集团理事会年会上致辞时称,中国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妥善解决金融领域面临的各种问题,保持金融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分析人士称,总理自然是早已想好了对付股市的办法,才会显得如此自信。那他的葫芦里卖的是啥药呢?
温家宝绝计不会再从货币政策入手。为减慢信贷增长,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已多次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但依然难以浇灭人们投资股市的热情。存款利率5月 15日提高了27个基点,也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目前,百姓手中的银行存款还有至少17万亿元人民币(2.2万亿美元);上述的温和货币政策,很难动摇他们投身股海的决心。
透过增加沪深两市的股票供应量,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或许是总理政策的集中点。从市场角度来看,股市日前的泡沫多是因供应不足所致。
用数字来说吧。4月22日,沪深两市的A股企业为1,436家,总市值为17.46万亿元人民币,交易额为3373.3亿多元。然而,由于只有32.4% 的总市值(合5.66万亿元)是可交易的股票(其余近70%的股票都被国家抓在手里,不准流通),当日易手的占到了可流通股总量的6%。若实现了股票的全流通,这一数字将降为1.97%。
与之相比,香港股市同一天的市值为14.75万亿港元(1.89万亿美元),交易额超过了546.5亿港元。由于实现了全流通,交易额仅占市值的0.37%。
显然,要增加股票的供应量,政府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减持非流通股数量。事实上,政府没有必要持有上市公司70%的股份;要实现控股,51%的比例已经足够。据报道称,中央政府已开始起草处置国有股的法规。
增加供应量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加快企业上市步伐。据说,中国有10万多家国企符合上市的条件。
由于股市在之前几年持续疲软,证监会曾喊停了新股上市。如今形势一片大好,正是监管者加快上市审批的最好机会。私企和外资企业也应有权发行股票。证监会上周作出“鼓励中小企业透过股市进行融资”的表示,相信绝非巧合。另外,证监会也应取消对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的限制。
增加股票供应量的第三招,则是加快海外上市的国企“回流”国内股市。H股的上市企业发行A股,不会遇到任何政策障碍,因为企业运作均在大陆进行。至于由中国政府所有、但在海外注册的红筹股企业,若要进军国内股市,就有待证监会取消“外企不得在中国上市”的禁令。虽然顶着外资企业的帽子,红筹股企业的大部分经营仍在大陆展开。
温家宝在非洲开发银行会议的讲话后没多久,大陆媒体便爆出了证监会正考虑H股与红筹股企业下半年“回流”国内股市的消息。《21世纪经济报道》5月18日报道称,证监会决定“鼓励和支持六家香港和海外上市的大型国企,于今年下半年回归A股市场。”证监会圈定的这六大巨头,分别是中国石油、中海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建设银行和神华能源。
一位中国证监会官员对该媒体称,证监会准备在6月份上书国务院,希望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推动这些企业下半年回归A股的进程。
一旦取消了海外注册的企业禁止国内上市的规定,其它外资企业也将因此获得了发行A股的权利。一位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官员甚至公开称,打算说服汇丰银行在上海发行A股。
当然,中央政府还可把“热钱”引向海外市场,特别是香港股市,以减轻国内市场的需求。事实上,政府已经在这么做了。
最近,北京一媒体还专门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大陆居民如何合法地参与香港股票交易。它写道,在参加“合格境内机构投资项目”(QDII)后,个人可通过两个渠道直接买卖香港上市的股票:一是在香港证券公司的大陆办事处开设帐户,一是将资金汇至香港。
这篇文章还提醒读者,“政府已放宽了外汇管制”。目前,个人的年度购汇总额,已由先前的2万美元扩大至5万。文章指出,H股在价格上比A股更具优势,因此非常值得购买。整篇文章,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股建议读者“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味道。对香港股市来讲,这绝对是个利好消息。精明的投资者已蓄势待发,准备大赚一笔。
在一个买方市场里,增加供应和减少需求,都是正确的调整方向。不过,股市走向未必与商品市场完全一致。在其它市场积累的经验表明,有时尽管政府措施的动机是好的,但仍难以阻止股市走向崩溃。
有一点是肯定的:股市若在十七大期间崩盘,总理温家宝的声誉和支持率将遭受惨重打击。当然,他的政治生涯不至于会因此而划上句号。
译者:章强
【大纪元5月30日讯】在上周刚刚结束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上,对话的双方都非常明白,他们的真正对手不是谈判的对方,而是美国国会。如果美国国会的主流意见对谈判的结果非常不满意,无论鲍尔森和吴仪的争辩多么煞有介事,也难以避免国会对中国采取严厉的保护主义措施,而这些措施将不仅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而且还可能导致高速增长中的大陆经济硬着陆,诱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后果。令许多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是,美国的国会议员们,为什么要对中国做出这种看似极不理性的反应。难道他们不知道,美国经济是中美贸易不平衡最大的受益者吗?中国人不仅用自己的血汗,大量向美国输出廉价产品,而且还把自己用血汗挣来的钱,低息地借给甚至白送美国人去花,放着这样的好事不要,世上还有比美国议员们更大的傻瓜吗?
美国国会准备对中国大陆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确有可能损人而不利己,但是,他们关于中国大陆经济的直觉,却是正确的。为了等待此次中美战略对话的结果,美国国会专门推迟了一个庞大的听证会在对话结束后立即举行。听证会的主题是“中国政府掌控经济的程度及对美国的影响”。从这个题目不难看出,美国议员们指控中国大陆政府对经济的掌控程度,已经危及了美国的利益。
中国大陆政府对经济的掌控程度究竟有多深?表面上看,大陆市场上人货流动自由,价格随供求浮动,政府并没有过分的直接干预。但是,如果看一下大陆的主要经济资源和资产就会明白,政府对经济的掌控之深,是正常市场经济国家不可想像的。大部分不动产,包括名义上集体所有的农地,实际上都为政府所控制,更不用说金融和所有大型垄断性产业和企业。那么,大陆的“市场经济”又怎么能搞起来呢?
大陆的“市场经济”是靠“分权而不分产”搞起来的,其结果是百姓的货币收入不断增加,但政府控制的资产和资产价值则增长得更快。二十多年下来,这种“分权而不分产”的市场经济的后果,已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由于事实上大部分资产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经济增长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官肥而民瘦”,以至百姓的消费,难以支持经济增长。为了维持政治稳定和官员财富的增长,大陆当局只能靠扩大政府投资和出口来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导致经济的全面失衡。
大陆的当权者以为,“分权而不分产”的经济模式,是一种皆大欢喜的多赢游戏,百姓得到票子,洋人得了实惠,官员更是又富又贵,因此,可以永远持续下去。殊不知,百姓并不傻,他们并不满足于仅仅看到银行存款数位的增长。一有机会,就要投资其他资产,从资产价值的增长中,更多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于是,先有城市房价失控,又有了现在股市的疯狂。海外投机资本更是老谋深算,不仅在大陆的房地产市场上频频斩获,更抄了大陆股市的谷低,赚了个盆满钵满。
美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对大陆长期的贸易赤字,对美国隐含着重大的风险。首先是大陆购买巨额美国国库债券,不仅威胁到美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更威胁到美元的稳定。在政治方面,对大陆廉价商品的依赖,削弱了劳工的谈判能力,增加了分化美国社会的压力。
总之,从长远的角度看,真正损人不利己的,是大陆扭曲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不仅在大陆导致各种负面的后果,还给本国和外国的经济稳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事实上,大陆和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最主要根源,正是大陆扭曲的经济模式。现在看来,深知大陆经济和美国政治的鲍尔森,策划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实在是用心良苦。他希望通过这一场精心导演的双簧,避免国会的不智之举,争取时间来化解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风险。问题是,美国的议员们能理解鲍尔森的苦心吗?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大纪元5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孙灿综合编译)网络巨霸谷歌(Google)因为在中国封锁信息,而在海外市场遭到各界人士的谴责,甚至不久前遭到董事会成员的强烈抗议。但如许多其他西方希望“分一杯羹”的公司一样,尽管谷歌营运在中国发展缓慢,谷歌暗示仍然将跟随北京的要求。不少人士认为,一旦中国网民苏醒的那一天,中国人民将对西方公司苟同过滤自由信息而表示愤怒。到时候,西方公司想要“分一杯羹”的愿望也许也将随着共产党没入历史的过去中。中国网络封锁能够维持多久?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文章说,的确,中国市场对许多西方公司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今天,中国两亿名网络用户已与全世界最大的网络市场——美国的用户数量一样多。然而,至今为止,中国网络交易与网络商业活动仍然还未起飞。问题在于,中国除了这两亿名网络用户之外,中国还有两亿名每日收入不到一元钱的贫苦人士。也就是说,虽然中国消费者大量增长,上海股票暴涨,一名平均中国人民成为百万富翁的可能性与下雨被雷劈的机率一样小。
文章指出,美国网络三大巨头——谷歌、雅虎以及微软却认为,这将是一个巨大市场的开始。可惜的是,目前三大公司都没能够在中国市场讨到好处。谷歌与百度,雅虎与阿里巴巴(alibaba.com),电子湾(eBay)与淘宝网(Taobao)等的实例似乎证明了西方公司在中国无法成功。
文章说,尽管如此,谷歌仍然决定将“忍辱”讨好北京。谷歌执行总裁施米德(Eric Schmidt)表示,他们愿意耐心的等待。因此,谷歌自愿进行自我过滤,删除类似“六四”、“法轮功”等字眼。在五月举行的年度董事会会议上,尽管遭到许多股东的抗议,谷歌表示仍然将继续现有的中国网络过滤制度。
上周,美国联邦法庭接受了第一起由一名中国“政治犯”控告雅虎,指控雅虎帮助中共当局提供个人信息,导致被逮捕并遭迫害的控诉案。硅谷公司思科(Cisco)——最大的中国金盾工程硬件提供商,不久前遭到百分之二十九的股东强烈要求,要求思科公布自己的产品如何被用于监控自由言论。问题是,中共能够如此长久的禁止言论吗?这种现代文字狱将能够保持到什么时候?西方公司的如此举动又会如何被中国人民看待?
博客抗争
法新社报导,成千上万勇敢的中国人民为信仰、结社、公平司法等中国宪法保障的诸多自由付出心血,而中国言论自由的希望在博客群体里也另见一片曙光。
英特尔公司上海总部一名软件工程师毛(Isaac Mao)表示,他于2002年首次接触博客的时候,他对这种网络文章可能为任何普通民众所带来的言论自由非常震撼。不久后,他便与另一名博客创立了CNBlog.org介绍博客知识的网站。
“我们讨论了许多关于博客的信息,我们当时从来没有想到,这项科技将在未来五年里掀起整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他强调,要知道在中共下的中国,所有媒体,包括网络,都是被政府牢牢掌控的,而博客却提供了一个让人民能够躲开各项过滤与封锁的途径,推广言论自由。
毛说,“发表自己的想法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由,但是,中国人民经过共产党几十年来的压迫已经害怕得不敢说话了,我们找不到出路,现在,博客可以为我们提供这种自由表达自己的工具。”
他举例表示,最近在网上广为人传的重庆“最牛钉子户”的照片被网民流传至海外后,为民众与当局强制拆迁的抗争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最重要的是,“也同是由于多年来的政治压迫,中国热养成了一种习惯,有什么话闷在心里,不敢说,因为他们不信任别人,怕被举报,但是我发现,博客也开始帮助民众互相信任。通过博客,城市里的居民也可以与乡下居民以及海外居民互相沟通达成桥梁。”
另一个影响中国人民的障碍来自于中共旗下的教育系统,毛认为,由于中国教育填鸭式、只为应付考试的教育系统,使得人民习惯语遵循一种单一的思想,“许多人因此而习惯于天下只有一种思想,他们不知道如何尊重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在社会问题上,大多数人都还持有这种观念。”
据官方报导,中国博客人数已达两千零八十万人次,是全世界最大的博客群体。毛表示,2002年,全国博客人数还不到一千名。然而,随着博客人数的增长,中共当局也越来越紧张。去年,中共公布规定,要求所有博客必须用真名在网上登记以防有人“散布不真实信息”。博客网民必须登记身份、联系电话等等信息以换取撰写博客的自由。
毛认为,这么做已经太晚了,博客革命在中国已经爆发了,全国成千上万的电脑专家已经能够突破当局的封锁。然而,他表示,目前对中国网民最具威胁性的乃是海外的谷歌、雅虎等公司利用高科技阻挡所有北京不愿意看见的信息。
“我曾向许多公司写信,包括谷歌,但是我发现她们许多人都从商业角度出发,他们对人权、价值等观念不屑一顾。他们告诉我说:别嚷嚷,我知道有问题但是这是我的公司不需要你管。”
一旦中国网民苏醒,西方公司也将没入历史
泰晤士报分析文章说,为此,不少人士认为,一旦中国网民苏醒的那一天,又或是当纸包不住火的那一天来临时,中国人民将对西方公司苟同过滤自由信息而表示愤怒。到时候,西方公司想要“分一杯羹”的愿望也许也将随着共产党没入历史的过去中。
【大纪元5月30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杜林2007年5月30日华盛顿报导)中国正在努力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签署双边引渡条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希望西方国家放弃政治偏见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但是,美国观察家认为,除非中国建立真正的法制,否则很难消除西方国家的顾虑。*保证不处死从废除死刑国家引渡的犯人*
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报导说,中国正在积极争取同西方国家签署双边引渡条约。该报援引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段洁龙的话说,中国“正在积极努力同发达国家谈判,签署一项双边引渡条约”。
中国日报说,为了消除一些西方国家的顾虑,中国甚至保证,对从禁止死刑的西方国家引渡回国的嫌疑人,中国不会判处他们死刑。中国还希望西方国家能放弃“政治偏见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来同中国签署这个条约。
*观察人士称彻底消除西方顾虑不易*
长期观察美中司法合作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资深记者卡普兰就此评价说,中国司法体系和西方有很大区别,彻底消除西方的顾虑很不容易。
卡普兰说:“我认为,西方官员总是要问的是,如果他们遣返一名囚犯回中国,甚至遣返一个非常坏的人,此人会不会在一个真正的法律机构中接受审判,或者,他们会不会成为受到政治影响的法官和检察官做出任意决定的牺牲品。”
*美官员称如消息属实则为签约铺平道路*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一名官员介绍背景情况时说,如果报导属实,那么就基本扫清了中国同西方国家签署引渡条约的障碍,免除死刑的保证就变成了国际法的内容,将会受到国际监督;从技术角度讲,中国著名大案“远华案”的要犯赖昌星被引渡回国也就不该有更多的问题。但是,情况往往比想像的复杂。
南开大学法律研究所所长张勇也承认,中国对引渡回国的嫌疑人保证不判处死刑是中国的一个“极大的让步”。
根据报导,目前同中国签署引渡条约的西方国家只有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其他同中国签署这个条约的都是发展中国家,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同一些西方国家在这方面进行合作。美国就在2004年将涉嫌侵吞公款外逃的原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遣返回中国,日本今年5月10号也将辽宁省某国营企业前副总经理袁同顺遣返回中国。
*美中在引渡领域的合作目前仅限于个案*
美国有时也需要同中国之间有引渡条约。报导说,最近,被控强奸女儿、并在网上张贴性侵犯录影带的美国公民弗里曼就被美国特工发现在苏州公开活动。由于两国没有引渡条约,美国方面只好耐心等到弗里曼到了同美国有引渡条约的香港才采取行动,将他遣送回美国。
观察家卡普兰认为,美中两国在引渡领域合作,还仅仅局限于个案的基础上。
卡普兰分析说:“世界上有很多坏人,中国和美国也有一些好警察,希望密切合作,引渡嫌疑人就是一个重要的合作领域。但是我还是认为,这种合作只能在个案层级进行。”
中国公安局官员透露说,中国潜逃海外被通缉的经济罪犯嫌疑人大约有800人,其中很多人都选择逃到同中国没有引渡条约的西方国家,这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中国日报说:“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应该很容易就打击腐败的国际努力形成一致”。但卡普兰认为,问题的关键还在法制是否健全。
卡普兰说:“中国还在建立一个法律框架,中国的法官、检察官和警察必须学习依照框架行事。一旦这个实现了,一旦中国建立了真正的法制,我认为我们就能看到双方之间更多、更加积极的引渡事例。”
【大纪元5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5月29日,无锡太湖水域因严重污染,居民家家户户的自来水,都流出一股恶臭味,根本无法饮用,超市的矿泉水被抢购一空,造成居民一阵缺水恐慌。据当地官方消息,当局正紧急启动应急措施解决恶臭问题,估计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几天。今天记者采访了无锡太湖刘姓市民,她说:“从昨天开始,家里的自来水都是臭的,闻了就恶心想吐,不敢用来煮饭、洗澡,现在正在烦恼洗澡问题,我们整个社区都这样。因污染严重,我们一向都不敢喝这个自来水,都在外边买矿泉水喝。”
据了解,这次自来水有异味,是近期当地高温少雨导致太湖水位急剧下降,造成藻类泛滥,污染了自来水公司取水口水源。另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太湖水位出现50年来最低水位,加上天气炎热,太湖水富营养化较重,诸多因素导致蓝藻提前爆发,而造成水质有问题。
有民众打电话给自来水公司询问,自来水公司表示,目前的自来水无毒、无害、有气味,烧开后饮用没有问题,请广大市民放心,他们也正在解决当中。
记者多次致电自来水公司(0510-82764111)询问,电话一直都在忙线中。
有市民表示,洗过澡后,身上、头发都是臭的,今天这水比昨天还要臭,根本不能用,自来水公司说能用,烧滚了还有臭味,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恢复?现在都买矿泉水喝,实在受不了那水的臭味。
有去太湖一带游玩的民众投诉,发现有些水绿得像颜料,因污染很严重,造成湖边有很多鱼虾、螺蛳等水生物大量死亡,发出一阵腥臭味。
据资料显示,蓝藻可以消耗水中的溶解氧,大量繁殖时水中的溶解氧浓度也迅速降低,造成水里生物死亡,使水质遭受污染。喝了被蓝藻污染的水对肝、脾都有一定的影响,蓝藻爆发的周边地区,其癌症爆发比例要比其他地区大。
而现年39岁的江苏太湖“环保卫士”吴立红,1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太湖环保公益事业,记录其环境破坏状况,并揭露官商勾结破坏环境的黑幕。目前,当局正以所谓‘敲榨罪’起诉他。
由于当地不当的资源开发,造成太湖沿岸水域缩小,因污水入湖,水环境遭到严重污染。自1993年开始,吴立红持续和当地数千家化工厂作斗争,无数次上访,揭露污染太湖的罪魁企业以及袒护他们的贪官。他曾说,这些化工厂向中国第三大湖太湖倾泻有毒物质,越来越多的居民罹患癌症……他还曾说过:我掌握太湖南岸数百家亿元产值企业污染大户名单。
据中国水污染暗访行动组的调查报告指出,随着,黄河、长江、淮河、松花江、淮河、海河及太湖、巢湖、滇池等国内大河大湖的水污染日益加重,全国得不到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高达38%,中国水污染导致近5亿人喝不上“安全水” 治理水污染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