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5月31日(星期四)

孙文广:受杨宪宏专访如何跟警方打交道

曾经接受我们多次访问的孙文广教授最近发表文章,把去年一年他遭到侵权和维权的经历记录下来,除了表达抗议以外,也希望更多人知道真相,特别是让那些准备维权的朋友们,了解一些实际的状况,以备不时之需。

唐柏桥:远离争斗,回归善心

在过去十六年从事民运的过程中,我体会最深的其中一件事是,我们民运人士之间似乎特别喜欢相互争斗。尤其是最近,从美国到欧洲,从澳洲到日本,从现实世界到虚拟网络,几乎无处不在进行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且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我们这些从小在大陆中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文化下熏陶出来的所谓“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几乎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充满了斗争观点,仿佛自己永远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尤其是文革过来的人,普遍来讲这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因此,民运中的一些本属微不足道的分歧,完全可以通过协商和正当程序来予以解决的问题,最终演变成“口水战”,甚至所谓“正邪大战”。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因为如果我们这些民运人士连自己都做不到就事论事,没有民主风范,又有什么资格来引领其他人和整个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呢?

牟传珩:少年往事见证中国

记得有一天放学后,我和几个同学无聊地闲游,在一条僻静的街巷,发现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男人。他手里拿着一盒扁装罐头,走几步便停下来,用石头敲打……我们这些“红色记忆”灌输出的一代少年,头脑里的那根“阶级斗争的弦”,霍然崩紧了。

陈光诚狱中挨饿 袁伟静解禁仍无自由

5月28日,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已解除“监视居住”,重获自由。但袁伟静表示,是在她的强烈要求下,当局才解除监视居住决定,这证明她自由了,但实际上还有6、7人看着她。陈光诚也向探视他的家人表示,他在狱中挨饿。

专访六四领袖陶君:越挫越勇 永不退缩

“六四”纪念日又将到来,当年在安徽大学就读的学运领袖之一陶君,那场震惊世界的惨案对他仍然历历在目。“六四份子”的头衔让他成为中共“辛德勒”名单上的人。十八年来,从监控、监视居住到入狱,妻离子散,四度工作四次遭解雇,人到哪里警察就跟到哪里,但他说,他从来就不会被打倒。

吾尔开希:马力说混话

吾尔开希接受香港“明报”专访时表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长期支持民主运动,批评马力的言论是无耻、没有良心,他完全认同,他个人觉得马力可能在简单的环境中成长,没有经历过动荡与挫折,所以才会有如此简单的判断。

香港立法会第九年否平反六四动议

香港亲北京政党民建联的主席马力前一段关于六四事件的言论成为今年立法会六四动议辩论的焦点。提出“毋忘六四事件,平反八九民运,支持维权运动,建立民主宪制”动议的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批评民建联的议员选择向媒体发表六四的言论,却逃避每年立法会的六四动议辩论,没有勇气在会议厅公开表达对六四的看法。

中国地方政府不择手段打压访民

黄琦:这实际上与中央政府的决策有关系。由于全国各地的上访给北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高层就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要求地方当局阻止各地的访民到北京上访。他们的口号就是:“要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正是由于此种政策的制订,造成地方政府不择手段地打压老百姓,就像马文军,李贵锁他们在上访过程中都受到了严重的迫害。

广西计生风暴继续蔓延

韦先生:我一回家就看到楼顶有二十多人在楼顶把楼顶打烂,有两三个人打烂我商店的门。进到门,我看到椅子桌子等全倒在地上,我说“死啦!”,箱子里有八千五百块钱全部拿走。他们还把我别人赊我的货的记帐的本子撕烂扔在地上。我就发火了,拿了一把刀追他们,他们已坐车开到半路上了,追不上了。他们坐来的三部车都没有车牌,我不知道他们是计生的嘛,我以为是来抢劫的,他们后来承认是计生局的。

广西容县两镇火烧计生办 当局封锁消息

容县杨梅镇和丰村陈女士向大纪元表示,“来了很多人,不止四、五千,最多的时候可能有七、八千,旁边镇的人都来帮忙。警察大概有300多个,打死一个50多岁的男的,还有几十个人被打伤……至少烧毁了两台公安车,三台计程车,两台摩托车……下午4点多时,警察开车送来两车狼狗,放狼狗咬人。”

无国界记者组织谴责北京封杀其中文网站

布罗塞尔:“令人震惊的是封杀我们的网站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一个网站就这么被强制性地、非法地封杀了。我们的网站不包含任何颠覆性的、危险的内容,纯粹是一个关于新闻自由的信息网站。其内容与中国有关,但也不仅限于中国,有许多是关于亚洲其它国家、欧洲、甚至美国的。中国政府的设防策略,使其网民不能登陆BBC这样的国际媒体的网站,也不能登陆我们这样的非政府组织的网站。”

真真:话说“解手”与“解放”

据传,张献忠屠川后,再加上各种灾祸使四川人口剧减。其后的清政府就从湖、广移民到四川,有些人不愿到四川,就把他们捆绑后押往四川。在途中有些人内急,官兵就给他们松绑,解开手上的绳索。后来大家约定俗成的叫“解手”,小便叫解小手,大便叫解大手。这也是四川方言把上厕所叫“解手”的来历,也是方言文化的表现。

正义之剑:民族复兴、爱国和退党大潮

中共很会给自己找挡箭牌,譬如,西方国家批评中共时,它就说人家反华;国内民众反对中共时,它就说人家反政府;海外华人谴责中共时,它就说人家不爱国。其实所有的坏事都是它中共干的,国家机器和政府部门都是它的犯罪工具,犯罪的主体从来都是它中共。

王文怡:迫害、活摘、奥运

记得去年和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通电话的时候,我一边看着他写给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三封公开信,一边倾听他所知道的真相一幕幕。尽管我对迫害有很深刻的了解,可当我听到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那惨无人道的迫害时,还是泪如雨下,无言相对。

迫害真相调查团:8月8日不回应则抵制北京奥运

加拿大著名犹太学者、“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下简称调查团)北美团团长鲁文·鲍克博士(Rabbi Dr. Reuven P. Bulka )5月30日在加拿大国会山表示,如果中共不能在2007年8月8日前对诉求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该组织将在全球范围结合所有正义力量共同抵制中共举办2008年的奥运会。

艺术圣典 (十二)

施奥特女士(Schott)是一位绘画设计师。她注意到新唐人新年晚会利用一流的技术把天幕完美地与舞蹈溶为了一体: “晚会虽然利用了现代的技术,表达的却是古老的文化。这种现代技术与古老文化互补交溶的方式,特别吸引人”。她还认为,舞蹈《烛光》中的天幕设计起到了一种 让空间无限延伸的作用,像一座桥梁一样,让人感觉捧着烛光的修炼人遍布天宇。

京沪股民上街 抗议当局突涨印花税

还有股民说,“半夜出政策,真是中国特色”,“典型的暗箱操作,“半夜鸡叫,财政部学周扒皮?”,还有人说,“政府应该赔偿股民的损失”,“半夜中国什么时候才能看到黎明的曙光”。

中国城市居民最关注社会保障问题

据中国社科院的报告,2006年,社会保障问题首次取代下岗问题,成为城市居民关注的首要问题。有分析人士对中国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持悲观态度。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邀请现在美国的社会学者刘晓竹先生和任教于美国爵硕大学商业管理学院的谢田教授进行讨论。

无锡变臭市 纯净水抢购一空

据悉,无锡市自来水公司承认臭水污染:“(污染)这个问题是早晚要爆发的,现在的水质,只要是太湖的水,水质都有问题,这次污染是加净水器、活性碳、强氧化剂都没有效果,因为污染太严重。”同时该公司承认,臭水污染早前就已经预计到了,因为太湖的水受污染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指今年藻类爆发得非常厉害,现有的净水工艺很难达到净化标准,因为情况实在是太过严重,指标现在是几十倍的往上走。

厦门百万短信抗议 剧毒物化工厂缓建

这则在厦门市民中流传的手机短信说,“台湾翔鹭集团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PX项目,这种剧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短信说:“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100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16公里啊!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见短信后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就在星期二,中国媒体报导还引述厦门市政府官员的话说,PX化工项目将继续兴建。但星期三情况就有了突变。

伪劣药举报者:药监局长被判是恶有恶报

周欢喜举报的是澳医保灵药业公司在利益驱动下,置孕妇生命健康不顾,违法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保灵孕宝口服液”近10年,从中牟利5亿多元。周用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产品的主要成份仅是白糖、水和添加剂等,并非其广告中所宣传的能“健康两代人”。本报曾对她的冤案做过详细报导。


孙文广:受杨宪宏专访如何跟警方打交道

【大纪元5月31日讯】【按:这是台湾中央广播电台主播杨宪宏对孙文广专访记录。(2007年5月14日播出,专访时间为5月8日,根据录音整理,小标题为后加。)】

杨宪宏(台湾中央广播电台主播,以下简称杨):曾经接受我们多次访问的孙文广教授最近发表文章,把去年一年他遭到侵权和维权的经历记录下来,除了表达抗议以外,也希望更多人知道真相,特别是让那些准备维权的朋友们,了解一些实际的状况,以备不时之需。

孙文广教授的心意非常感人啊,他在坎坷的七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本人不止一次遭到打压、多次进出派出所,关进看守所,而且还曾经被判刑7年。

在今天节目里,我们请孙教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受难的经验,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杨:今天要访问的是在中国山东大学的教授孙文广先生。孙教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孙文广(以下简称孙):是,在线上。

杨:是,谢谢孙文广先生接受访谈。我要先请孙教授来谈一谈他的个人经历,在这之前,首先我们要来关心的是北京李金平先生的状况。李金平先生本来是预定在5月4号去天安门广场纪念五四,悼念赵紫阳啊,结果在4月30日中午被警察跟国保从家中带走,他现在回家了吗?这个,孙教授,你的消息是?

孙:我还没有和他联系,现在正是五一放假,长假结束之后,我想会放他回家。

杨:现在还没办法知道李金平先生的状况,他被带走以后的状况现在完全不知道。所以我们也在空中跟所有的朋友报告,我们对李金平目前被警察跟国保从家中带走的情况4月30日中午啊予以重视,我们会持续来关心这个事情。

(一)我要抗争!我要维权!

杨:孙文广教授,最近你在一篇文章里头特别详细说明去年一年维权的经历啊,可以谈谈你写这篇文章的主要想法吗?

孙:是这样的,去年一年我的权利屡屡遭到侵犯,譬如把我家里的电脑抄走,在“六四”的前一天,我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纪念“六四”,他们(警方)就派了个警车从济南到北京火车站把我追回来,以后又把我两次传唤,后来就对我家前面站岗,出去都跟着,到了后来又来电话骚扰,骚扰了五个月。

这些事情现在看都是非法的。我犯了什么错呢?我只不过写了几篇文章,就把我电脑抄走,把磁盘也抄走;我六四到北京去可以看朋友啊,我也可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死难的学生,你凭什么就把我押回济南?不让我在北京啊?这些事情,我的遭遇不止一次,去年押到派出所去了四次。

像这种情况很多人没有经历过,心里觉得发慌啊,你要写文章他要把你弄到派出所去,你怎么办呢?你要纪念六四,他把你押回来你怎么办呢?会不会打你啊,会不会弄得你很难受啊?我想把我这个经历给大家介绍一下,让大家知道。这种事情也就那么回事儿,他目的想吓唬你,让你不要出来讲话,让你不要多走动,不要去纪念六四。

他这个要求是不符合法律的,不合理的。我们有自己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宪法上规定的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写在中国宪法上,还有住宅不受侵犯也是宪法上的内容,通讯自由也是宪法上的内容,你把我电脑抄走,不是侵犯我的权利吗?所以我要抗争,抗争的经过我想把它写出来,让大家看看,也增加大家的权利意识,自已有的权利要珍惜它,要去履行它,他要侵犯你的权利,你要抗争,这样他们看看不能奈何我,我就可以继续写,继续做我的事情,另外他的违法行为要受到谴责,以后他们就要小心一点,知道中国人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你欺负他以后,他要找地方去讲。

(二)抄走电脑的过程

杨: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谈一下,就是去年5月26日警方闯入您府上,抄走电脑,可不可以谈一谈当天的状况是什么情形?

孙:可以的。5月26日抄电脑之前我写了一篇文章,一篇叫:建议修改掉宪法当中“共产党领导”,这句话好几次在宪法里面出现,中国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等等,我建议把这句话修掉,不要用它。一个党嘛,竞选上台你就执政,不上台你就在野,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杨:是,写到宪法就荒谬了。

孙:现在不对啦,宪法里规定你(共产党)就是领导了,这个不合理的,从哪个角度讲都不合理。这一篇文章他们看了不满意;第二篇就是在5月 25号我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纪念“六四”的,快到了嘛,我说韩国有个518事件,也是开枪打死很多学生,后来开汉城奥运会的时候他们就起来抗争,把总统赶下台了,后来他那个事件就平反了,那我们就借鉴吧。

我们也要利用奥运纪念“六四”,争取“六四”平反,说这个事,写了这个文章刚发表第二天就是5月的26号下午,我还在睡午觉的时候,他们来了很多警察,大约有二三十个,有五辆小车,还有两辆巴士,来的人穿着警服戴大盖帽,在我的宿舍周围布岗,几步一个岗,五步一个哨的布置开来,大家不知什么事啊,有人说是不是抓杀人犯呢?来这么多警察干嘛呢?大概是两点多钟敲我的门,我问,你有什么事啊?他说:要来检查你的电脑。我说:哎,你要检查我的电脑有没有什么搜查令或是别的文书啊?你得有这个字据才好啊。他说没有,我们有一个工作证。把他警察的工作证拿出来给我看一看。这个时候门口很吓人啊,一打开门以后,一台摄相机对着我就照起来,其他好几个警察盯在门口,蛮吓人的。我还没经过这种场面啦,我挡也挡不住他们就进来了,进来检查电脑,打开看,问我怎么上海外的网站啊?上哪些网站?什么时候开始看外边的东西的?看了有一个钟头吧,问我话的时候全是摄相机对着我,还有一个摄相机,共两台,把房间照了个遍,到处都照,那些书啊什么都照一遍,走的时候他说你跟我们去做一下笔录吧。我说:你做笔录在我家做也行,干嘛非要带走啊?他们说:不,你去吧。

把我带到山东大学有个公安处,到公安处里去问,还是那些话啦,问什么时候上网啊?另外还拿出几篇文章来,一个是(宪法中)去掉“共产党领导”那篇文章,还有一个《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还有一篇《江泽民是否卖国》?打问号的。他再接着问,问了以后,到了大概六点多才送我回家。

杨:你这个文章说的是四十年后重进派出所。

孙:对。

(三)如何应对新时代的文字狱

杨: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可以说已经是多少年来的不同经验。不过最近一次警察询问你的重点是什么?进派出所问些什么?

孙:问的事情包括问文章,拿网上看到的文章来问我,是不是你写的?我的每篇文章都是真实姓名,我为了负责吧,都是真实姓名,而且在文章的最后我又留上:某年某月某日于山东大学,最后还留一个电话,他就问:这些文章是不是你写的?我看了看,基本上大意都是我的思想。

但是他要我签字的时候我多了个心眼,我说:不能随便签字。他说你为什么不能签呢?是不是你写的?我想,说不是我写的也不对,很多内容都是我写的,但是我写的也不好直接承认,我就这样讲:文章虽然多数内容都是我的,但是我不能签。不能签的原因是这个文章我投出去以后,编辑有没有给我改,我不知道啊,我要仔细看才行;另外你从网上下载的全是打印的稿子,你要增加几个,减少几个字,改几个字,我也不知道啊,是吧,你是公安应该相信你们,但也不一定你做的全是正确的事情啊,是不是会给我造一些?

当时僵持不下。结果他就说:怎么才能证明是你写的呢?我说那有一个办法,你把原稿找来,有我的笔迹。他问:原稿在哪里呢?我回答他:原稿全让我烧掉了。他说你烧了它干嘛?我说我准备你来抄我的家。他说:你挺有经验嘛。我说是啊,多次被抄家,“文革”当中不知抄过多少次家,我知道原稿留到那里会有祸害的,所以我都把他烧掉了。他说:哎。也无可奈何吧。结果就算了,不让我签名了。

杨:所以他也没办法让你签名?

孙:他没有原稿嘛!

杨:没有原稿,所以也不晓得有没有改变。

孙:是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他们现在根据文章来判你的刑,刑法里有一条:煽动颠覆政权罪。

杨:这是新文字狱。

孙:对呀,新文字狱。根据文章你怎么判定人有罪呢?我批评你政府,就煽动颠覆政权?这个条文本身就应该修改的,不应该放在刑法里,制造文字狱。

我想我要签了字,他一定会当作证据,他认为是一个很有效的东西。

杨:很简便的。

孙:哎,你自己签了名了嘛,大陆很多人定了煽动颠覆政权罪,判刑,判两年三年十年的,就是根据他的文字嘛,我现在不签,请你去找原稿,找不到原稿你麻烦一点儿,呵呵,拖延嘛。这是一个,就是我自己有一点儿防备,不要轻易给他签字;第二个我想也应该减少文字狱,少弄点儿文字狱吧;再一个也让他们少犯错误,他把我判刑,将来几年以后平反,他是一个错误,对不对?所以我就不想给他签。在里面呆了很长时间。我想这种事情大家都应该留意(杨:有一个应对的经验),有一个应对的经验。他要搞文字狱,你不让他搞文字狱。

(四)通过电话发出去稿件

杨:那你现在电脑被抄走,怎么发表文章呢?现在困难都有了。

孙:电脑抄走以后,当时校园里边很多人围着看,看了以后院里有一个朋友,他写了一篇报导,当时我还在派出所的时候他就写了这篇报导,我回来以后他叫我去,说你看我给你写了篇报导。我说行啊,他就把这个稿子发出去了。发出去以后,我妻子也给刘晓波先生打了电话,他是独立笔会的会长,我是会员,当然会员有事也向他报告一下,她就告诉他。这两条线就把消息传到海外了,海外很多媒体就报导,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电脑被抄走了。

他们当然很没有道理,你该抓起来你抓,该判刑判刑,你抄走人家电脑算什么玩意儿?是吧。这显然是非法的,破坏人的很多自由权利,下边我可以讲一讲。

你问我的声音怎么发出去的,怎么办。他抄走了以后,海外的很多记者、媒体就来采访,我说电脑抄走了,我现在写稿子不好写了,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这样吧,我每天给你打一次电话,你写好稿子念给我听,我把它整理出来以后向海外发表。

杨:这个方法不错,蛮现代化的。

孙:是啊,很现代,电话不断,那几天的稿子我是通过电话发出去的。

杨:传播的更广。

孙:对,传播的更广,网上,还有一些电台,像美国之音啊、自由亚洲电台、BBC都报导这个事情,还有法国电台,还有一些网站就更多了,都报导。报导了以后,警察他也吃不住劲了,他压力很大,可能是上边也给了他一些压力,说你怎么能越弄越大?后来他(警方)打电话给我说:我们拿你的电脑只是看看,过两个星期一定还你,哪天到你家里跟你谈谈。我说:你来可以啊(杨:欢迎)哎,欢迎。他来了四个人,来了以后我就给他提出几点,我说你们抄走我的电脑完全是违法行为。

我拿出宪法来跟他讲,我说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居民住宅不受侵犯,你到我家来没有任何的文书,没有搜查证你怎么进来的?违犯宪法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秘密受法律保护。电脑是通信工具啊,你现在弄走了以后,你不但妨碍我的通讯,而且我电脑里面有很多秘密,个人隐私啊,通讯的一些秘密啊,宪法第四十条也规定公民的通信秘密权利也受到保护,也违反第四十条;

还有一条就是你现在抄走电脑实际上剥夺了我的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权利,这个违反宪法第三十五条。这个行动是非法的,而且你们以为抄了电脑,弄点儿资料就可以判刑,我问过山东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他们说了,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判刑依据,

杨:毒树毒果理论啊。

孙:对,对,我就把他们批了一顿,他们开始还想反驳,我就训了他们。最后他们就说一定在两个星期内还电脑。

(五)电脑终于还回来了

杨:电脑还了没?

孙:还了。

杨:还了,电脑还回来了。

孙:哈哈,但是这个还也很有趣啦。抄电脑的时候来了大概二三十个警察,把我家包围起来,兴师动众,没有人不知道;但还电脑的时候,他拖到中午12:30才还。他为什么拖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很多人知道归还电脑。送还电脑的时候是一个穿便衣的警察、没有标志的警车,他一个人开着车带着我带着电脑回来了,呵呵。这个时候院里面,是中午大家休息的时间,院里冷冷清清,没大有人,有人不知道,还以为是我去买了台电脑回来了呢!

他们共产党做事就是这样,他要抓你,大造舆论,一个是吓唬你,吓唬当事人,另外在周围制造一种威慑的气氛,但是他还你电脑,是他的错了,他的声音越小越好,让谁都不知道。

这种事情回忆过去,“文化大革命”中我深有体会,就是共产党批判人,整人的时候大造声势,大张旗鼓;给你平反的时候那是越小声越好,给你一张纸(平反通知书)你拿回家就算了。

杨:台湾话,当然这个比喻不一定很恰当,台湾话里头说是“大街骂人,小巷道歉”,呵呵,他还没道歉,共产党连小巷道歉都没有,臭水沟里头这样偷偷摸摸,所以连道歉都没有,还欠你一个道歉。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到节目我们要继续访问山东大学的退休教授孙文广,他写的一篇文章《四十年后重进派出所》很精彩。

(六)警车追赶特快火车事件

杨:继续为您进行访问的是住在中国的山东大学的孙文广教授,孙文广教授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孙:我在这里。

杨:我们来继续我们刚刚的话题。今年“六四”即将到了,去年“六四”的时候孙文广教授也去了北京,情况好曲折哟,中间还发生警车追火车的事件啊,孙文广教授来跟我们谈谈那时候的情况好吗?

孙:去年,我电脑被抄走,我在家写文章就有点儿困难,正好就快到“六四”了,5月26号抄走的吧,后来我就想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不如到北京去纪念“六四”。

我这次去纪念“六四”和过去不一样,过去04年我到过香港。05年我到北京纪念“六四”,事前都没有发声明,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和不锈钢老鼠刘荻一起到天安门广场,照个相。

去年(06年)我就事先发声明,通过海外的媒体,写好了通过电话发到网上,在广播电台上广播。6月1号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六四”我要去天安门广场朝圣》,纪念“六四”,为什么朝圣呢?我觉得天安门广场是个民主的圣地,“六四”的时候,还有其他的时间在天安门广场有一些民主的活动。

6月2号又写了稿子《纪念“六四”重在行动》,表明要到天安门广场纪念“六四”,要行动起来,不能光写文章。

写了这两篇文章以后,6月3号我就上了去北京的特快列车。这个列车是从济南直接开到北京的,特别快,当中不停,7:40上车,11:50 应该到。但是我上了车以后很奇怪,这个特快列车,原来是根本不停的,但是它一会儿停一停,一会儿停一停,晚点一个小时,据说在过去没有人听说过特快列车还晚点一个小时的,路不长,一共三四个小时就到,(杨:还晚点一个小时)后来我知道,我走了以后他们(警方)发现了,就开个警车在后面追火车。

杨:追不上就叫火车开慢一点儿。

孙:我估计大概是这样。要不特快火车怎么能总停呢?

后来就有一个乘警到我身边,他说,你是孙教授吗?哎,怎么认识我呢?我说我是孙文广。他就递给我个条子,条子上说我们有事和你商谈,到餐车来一下。既然这样,我就拿着条子到餐车,两个工作人员在那儿,坐下来和我谈,说一会儿下车有人来接你。我一听就清楚了,就是要在北京车站把我押走,我说好吧。他们要和我谈话,我想不要谈了,我休息一下,也是养神吧。

到了北京站,车厢口就有一辆警车,几个警察过来给我出示一个传唤证,传唤证上怎么写的呢?就是说扰乱社会秩序,因为你扰乱社会秩序,对你进行传唤,当时传唤证上还有个宣传迷信思想之类的,后来他们又把它改了,传唤证是一个复印件,图章是黑的,是山东派出所传唤我,火车到了站的时候山东的警车还没到,就是北京的警察把我直接从车厢口押到北京火车站的派出所,让我在那等着,说一会儿山东来人把我接回去。

到了派出所以后,关在一个小屋子里面,有两个警察看着我。看到一个人被押进来,这个人不大满意吧,嘴里嘟嘟囔囔,被踢了几脚,揍了几拳。

我发现,在派出所里面你不要和他们对抗,也是一条经验吧,你不要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弄不好他就揍你。

杨:不要激怒。

孙:对,比如说我拿个手机刚要打,他一把给我抢过去,说:我先给你保存着吧。就不让我给家里通电话,按理说要和他争一下,你为什么抢我的手机?这是我的私人财产啊,你抢不对啊。这个派出所我去过很多次,去年去了四次,文化大革命还去过。这种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他要你干嘛,要你站起来你就站起来,让你蹲下你就蹲下,不能和他讲什么道理。

等了大约两个钟头,山东警车才赶到,赶到之后就把我弄到警车里拉回济南。

杨:就一路车回来了?

孙:嗯,一路车回来,走了八个钟头啊,可能他们是路不熟,还是想故意延长时间,我也不知道,因为这天是6月3号吧。

杨:那他们这样一路开车也蛮苦的!上去八个钟头,下来八个钟头。

孙:对啊,很辛苦啊。这些人,我后来跟他们说,你们啊,是受上级的安排来执行任务,一路上是非常辛苦,你们太辛苦了啊。他们都笑起来了。

杨:那么讲他们也同意,八个小时啊。

孙:是啊,来八个小时,去还八个小时。

杨:对啊,一整天。

孙:我尽量对他们客气一些,他们对我也算客气。走到半路我要买些面包给他们吃,都包好了,他们抢着付钱,我带了些牛肉干,分给他们吃,大家说说笑笑,也没有什么。

杨:他们的任务就是把你带回山东,不让你去天安门广场

孙:到济南的时候已是六四凌晨零点了。进了派出所问了点儿话以后就送我回家。

杨:就没有留置在派出所?

孙:对。因为传唤有规定的,不能超过24小时。六四为了防备我再去,第二天一早就在我门口堵住,不让出去。说要再到派出所去。我说为什么原因?他又给我另一张新的传唤证,又到了派出所去了。

杨:那就是纯粹只是跟你聊天吗?

孙:纯粹是聊天,后来也不聊了,两个小青年看着我,我在那儿坐着,在那儿睡了个觉。

杨:就只能在那边休息了,到了他们确定你没有机会去北京了。

孙:嗯,到了下午三四点才放我回来。

杨:这么做是不是很明显?就是告诉你说不要再去北京,“六四”不要去天安门广场?

孙:对,这是目的。六月三号把我押回来,六月四号一早又把我叫到派出所,到了下午三四点,再去也太晚了。

(七)遭到电话骚扰的经过

杨:我记得去年我采访孙教授,好像听到说你一直遭到恶性的电话骚扰?跟您去北京纪念“六四”有关吗?

孙:当然有关啦,我是六月三号去北京,六月四号被押回来,六月五号,就是第二天,就开始电话骚扰。

杨:就开始电话骚扰?

孙:对,这个电话骚扰简直是不得了啊,一天24小时在骚扰。我家里有两部座机,两个手机,我一个,我妻子一个,四部电话,每隔15秒钟响一次。它错开了,不一起响,第一个电话响完了,刚放下,第二个电话又响了,这个放下,手机又响了。一天24小时啊,你说这个难受吧!又不能关,你关了以后,别人打电话找不着你。

杨:那像这样的骚扰电话你接起来以后他怎么说?

孙:没有声音,接起来没有声音。你放下,它又响,就吵你,一直吵了五个月,你说这个残忍吧!

杨:吵了五个月!那后来怎么停的?

孙:后来我就去报警,当天就报警,我们这报警是110。

杨:110电台。

孙:跟你们台湾一样吗?

杨:对,我们也是。

孙:说我们家的电话响了十几个钟头了,你赶紧来人查一查,电话是有来电显示的。他说给查,第二天还没查出来,我又到分局去报警,到派出所去报警,后来实在不行我到山东大学党委找党委书记,我是退休教师,你这样骚扰我能像话吗?找院里的书记。我说这个骚扰是无法无天,五个月,你想想看。没有办法,后来我们就把有些电话拔掉,留一个吧。声音太大也不行啊,用个被子包住,让它声音小一点。哎呀,这个挺惨的。

杨:后来它就自动停止了?

孙:过了五个月,就十一月份吧,就停止了。但是当中放假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吧,他们也休息一下;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凡是出去离开济南,他就不骚扰了。

(八)老百姓心中有一秆称

杨:反正是看着你,看到你在家才骚扰你,不在就算了。

那您这样比较,说您有抄家、送派出所的经验,然后被骚扰这些等等,这跟四十年前您在“文革”时期的遭遇啊,您觉得是警察态度好了?你觉得差别大不大?

孙:我觉得有些差别的,现在警察不像当年那么狠了,这是第一点啦;第二点更明显的,就是周围的人,这个差别太大了。比如在过去“文革”当中抓到派出所里去,马上大标语写出来“反革命分子被逮捕,大快人心”,布告也贴出来“开除孙文广的公职”,都贴出来了;另外押出去批斗的时候喊打声一片,全校批斗大会几千人啊,师生员工批斗大会,开始进去派出所,又回来了。回来以后没人敢理的,很熟的人,我在大学里多长时间啊,53年进来的,念书进山东大学,进派出所是66年,13年啦,很多熟人,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我的老师,都是相当熟的人,看见你不讲话,连看你一眼都不看。

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一次抄电脑,来了很多警察,第二天到派出所、出来,他们有些人知道,就问:怎么样啊?什么事?写了几篇文章把你弄起来太不应该了。有的还开玩笑,从北京回来,有人说:孙文广,你行啊,到北京去把你押回来,回来不用买火车票啦,也省了一张火车票的钱。你家里也安全了,门口站着岗呢,小偷不敢到你家来了。

他们(邻居)对我的态度,跟“文革”完全不一样了。最近学校有一次小的选举,盖了三个楼,三个高层楼吧,有三百多户。这三百多户选业主委员会,他们还搞一点民主呢!先提名,有些人提我,以后就投票选举,十个候选人选五个,选的结果呢,我的票数最多。看起来居民看人有一个标准,不是认为把他弄到派出所,抄他的电脑,他就是个坏蛋。

过去“文革”就是这样,他要批斗你,把你抓到派出所,你就是坏人。现在不是,他们(邻居)发现你还可以代表他的利益。这和在学校里的了解也有关系。

私下里表示支持、表示同情的话很多,不是让你感到很寒冷,不像“文革”当中心里感到冷冰冰的,我也不是坏人,你为什么整我,整我之后还没人答理我,批斗时还要被打。

杨:不一样,所以我请教孙文广教授你这样子的经历啊,很珍贵,而且你这个证言,历史性证言,你觉得不一样,你能给我们的听友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吗?就是你觉得这个不一样在你心里头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孙:我心里的感受是,能够给他(民众)代言的人,去讲他心里话的人,他有个支持,有个拥护的思想,他认识到一些异见人士讲的话是对的。

杨:这个也很重要,孙教授,您这个经历很重要,你是说很多的警察,很多带你去派出所的人,基本上比起过去,比较知道什么是黑白是非了,他很清楚,是这样的意思吗?

孙:对。

杨:其实孙教授你这个证词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就是说外人无法理解的,因为没有经历的人能不能论断呢?可是你实际的经历,比较啦,我讲的是比较,可能还差很远,他们有是非观啦,有黑白看法,可能都还不足以有行动,促使他们去除恶,可是他们心里头心知肚明,是这样吗?

孙:是的。

杨:非常动人。

孙:有一个说法:“老百姓心中有一秆称”,你可以迷惑他一时,不能迷惑他永久。

杨:所以至少他有是非,对这个看法他已经知道谁是谁非。今天非常谢谢山东的退休教授孙文广教授,跟我们谈他的四十年进出派出所的经验,做了一个比较,也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心里话。我们继续观察吧,我想这是一个很长时间啊,我觉得孙教授你的观察很动人。谢谢你,谢谢。@

2007年5月31日整理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13655317356)

唐柏桥:远离争斗,回归善心

【大纪元5月31日讯】自从八九民运以来,我一直在从事与民运和人权相关的活动。屈指数来,已有十八载。也就是说,我的青春岁月基本上是伴随着这场理想事业度过的。在此期间,我遇到过许多挫折,身心也遭到过摧残。对此我不仅无怨无悔,而且心存感激。如果没有这段人生经历,如果没有与理想始终相伴,我的人生就不会如此丰富多彩,我也不会对生命有如此真切和深刻的体会。

在过去十六年从事民运的过程中,我体会最深的其中一件事是,我们民运人士之间似乎特别喜欢相互争斗。尤其是最近,从美国到欧洲,从澳洲到日本,从现实世界到虚拟网络,几乎无处不在进行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且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我们这些从小在大陆中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文化下熏陶出来的所谓“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几乎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充满了斗争观点,仿佛自己永远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尤其是文革过来的人,普遍来讲这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因此,民运中的一些本属微不足道的分歧,完全可以通过协商和正当程序来予以解决的问题,最终演变成“口水战”,甚至所谓“正邪大战”。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因为如果我们这些民运人士连自己都做不到就事论事,没有民主风范,又有什么资格来引领其他人和整个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呢?

这些天,对于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多,在这里我仅能提出几点粗浅的认识与各位共勉。

首先,我觉得我们要认识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从小在中共的党文化纷围下长大,我们每个人都不要认为我们完全没有受中共党文化的影响。当年共产党统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著名异议人士哈维尔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正在用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这样我们永远也无法成功。”这句话提醒了其他的异议人士,于是,捷克最后通过天鹅绒式革命结束了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而且捷克是原东欧国家中去共产党化最彻底的国家之一。因此,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身的问题和局限后,我们才会想办法避免和解决它,从而走出摆脱中共党文化对我们的恶劣影响。

其次,我们要在从事民主运动的过程中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素质,逐渐去除我们自身的好斗心。我个人认为好斗不是民运人士的特产,凡是在共产党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人基本上都比较好斗,而且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过去十几年来,我去过很多国家,绝大多数国家的人,相对中国大陆人来说,都显得非常纯朴、友好和善良,尤其是那些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普遍道德修养较高,而我们这些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人却普遍待人刻薄和充满恶意,尤其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往往越是道德品质低下,为人虚伪、懦弱和狡诈是中国知识份子的普遍写照。这是典型的受党文化熏陶的恶果。

还有,如了受党文化影响外,中国人好斗与普遍不敬鬼神,没有信仰有关。一个人如果不相信世上会有善恶报应,这个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有可能做得出来。我去过泰国几次,发现那里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没有害人之心,即便是在做生意时为自己尽力为自己争利益,但也不会去伤害他人。后来我听说他们那里的男人一生中必须出家修行几个月。这一下我就完全明白了为什么泰国男人完全没有暴戾之气。我在泰国见到的最令我感动的一个镜头是几乎所有的人见到佛像就双手合十,非常虔诚地顶礼膜拜。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也普遍相信善恶报应,我敢担保,中国人之间勾心斗角,互相残杀的事情就会少多了。

最后,为了克服我们自身的缺点和局限,我们应该给自己强行定下一个与人争论的底线。这方面我觉得民主中国阵线做得比较好,他们曾经提出民运个人和组织之间不相关攻击,进行良心竞争的倡议,我认为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我觉得民运组织的负责人和比较有影响的民运人士应该在这方面带好头,而不是动不动就在网络上长篇大论地攻击和批评其他民运人士,这样做痛是痛快,却不仅有损自己的声誉,也伤害了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的形象。

牟传珩:少年往事见证中国

【大纪元5月31日讯】还在孩提时代,我就被一桩今天看来难以启齿的往事,深深扭曲了人性,以至于刻骨铭心至今。

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正处于一个焚烧人性与文化的“红色记忆”时代,到处燃烧着“阶级斗争”的激情火焰。那时我小学未毕业,便从“停课闹革命”到“复课闹革命”了。但当时意识形态到处都在制造“阶级敌人”,电影、报刊,甚至老师的教案里都潜伏着“美蒋特务”。学校的所谓复课,连英语都学“打倒帝、修、反”类的口号,而语文课干脆就赤裸裸地教学生当“儿童团”,拿红缨枪,说“不许动!”。那种“红色记忆”的强制灌输,对每一个中国少年心灵的毒害可谓是终生的。我想胡锦涛和温家宝也是这样的学校培养出的。

记得有一天放学后,我和几个同学无聊地闲游,在一条僻静的街巷,发现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男人。他手里拿着一盒扁装罐头,走几步便停下来,用石头敲打……我们这些“红色记忆”灌输出的一代少年,头脑里的那根“阶级斗争的弦”,霍然崩紧了。

有位同学说:“他手里拿的是发报机吧?”这话挑起了大家梦想过把子“儿童团”的瘾。我们几个一路跟踪、尾随他走过了好几条街道。他走进一条无人小巷里,躲在墙角上,开始用耳朵奇怪地敲打听那盒罐头。他的这一举动,似乎证实了那位同学的猜疑。当时,我们互递了个眼神儿,一拥而上,夺下那人的罐头,七手八脚地把他揪回了学校,向老师报“功”。但谁知老师听了我们的回报,看了看那中年男人,紧皱眉头,深深叹了口气后,便放那人走了。

老师显然有些尴尬,很是无奈地摇了摇头说:“你们小脑瓜里都塞满了什么?”。这时老师告诉我们,50年代那人正是该校的音乐老师,57年因多说了话被打成“右派”,妻子带着仅有两岁的女儿与他“划清了界线”,他因受到重大刺激,便精神失常了。老师当时虽不敢表示同情,但却很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他是精神失常者,而不是什么美蒋特务的理由。同学们听后极为沮丧,但在我的内心里却充满了自责,因我的父亲也是那时被打成右派的。

共产党本受孕于马列主义,天生就具有敌对意识,在历史上就是做为资本经济世界性扩张的反题,而从事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并通过夺取政权来改变经济自然发展规律的政党。

共产党的这种先天性,决定了它一定会借助于各种运动来激化阶级矛盾、制造革命物件。今天中共刻意强调的所谓“红色记忆”,就是不断的要制造出“敌人”,与其长期斗争的记忆,并且要通过“红色记忆”一代一代地“坚持”下去。在中共反右、文革的那个年代,中国的所有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波及,生活在令人恐惧、痛苦的岁月里,随时都可能陷于个人命运的灾祸和家庭分崩离析的深渊里。文革时我家也被查抄,在市财政局工作的大哥最早被单位“群众专政”,而他的“罪名”竟是爱好养花、字画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天他被单位红卫兵押走,接着便被戴了大纸帽子,胸前挂着字画,身后拉着一地排车盆栽花,到处游街示众。如此荒唐的“群众专政”,惊坏了我们一家。那是我生平首次感受了“革命”对于人性的威胁,和红色政权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所以我当时因误抓了一个被迫害成精神病的右派深深自责,不仅来自于社会感受,更来自于家庭背景。幸运的是,我比同龄孩子更早地开始了对“红色记忆”的反思。

也是在那个年代,当中国十多岁的孩子梦想拿红樱枪,抓特务,当“儿童团”时,美国人比尔·盖茨也十多岁,却编写了电脑软体程式,但仅是为了玩三连棋。当他那时已经意识到电脑“将会改变我们和整个世界“时,而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却要勒紧腰带,发动“革命”。在国内,人整人,同室操戈,父子反目;在国际上,反对赫鲁雪夫的“和平共处论”,大谈特谈要“准备打仗”、“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甚至帮人打仗,“输出革命”。

当时,中共闭门锁国,“教导”百姓说: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放。但当民众发现自己还填不饱肚皮时,西方国家的多数人已进入了中产阶级;当发达国家的孩子们早已把电脑当成手中的宠物,藉以遨游于多种语言、文化、价值观的世界,驰骋于全球网路化的“资讯高速公路”之上,中国的“八、一式”父辈们,却还在借“红色记忆”教他们的子孙们玩玩具枪,用柔嫩的童声学说“不许动”。中国的政治家、教授、将军、士兵及那些新老左派们,是否也反思过这简单、直观的事实背后所隐喻的深刻哲理?要知道未来的竞争是在全世界所有“八、九点钟的太阳”中进行的。“枪杆子里”诞生不了先进的社会制度;连年军费两位数的高增长,不是决定在当代文明秩序中进行国际竞争的积极性因素。

转自新世纪

陈光诚狱中挨饿 袁伟静解禁仍无自由

【大纪元5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5月28日,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已解除“监视居住”,重获自由。但袁伟静表示,是在她的强烈要求下,当局才解除监视居住决定,这证明她自由了,但实际上还有6、7人看着她。陈光诚也向探视他的家人表示,他在狱中挨饿。

现年36岁的陈光诚,曾多次协助法律界人士和海外记者调查临沂当局暴力计生、非法对待妇女的情况,因此遭到当局忌恨。自2005年8月,陈光诚一直被软禁家中,去年8月他被沂南法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及“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刑4年零3个月。他曾入选美国《时代杂志》全球100名最具影响力人士之一。

陈光诚狱中挨饿

5月23日下午,袁伟静和家人前往临沂探视了陈光诚,他向家人表示,他在狱中经常挨饿。

袁伟静表示,她和光诚妈妈、大哥及小克斯一起去看他。其实,家人最担心是他的吃饭和基本生活问题,前2次去看他,他都让家人放心,可以吃的饱。这次很奇怪,相互问好后,他就说: “他很饿,吃不饱”。

据袁伟静转诉,在监狱里是犯人管犯人的制度,像光诚生活不能自理,他只能在宿舍等别人捎回来吃,但是他们经常忘了,所以就挨饿了。另一个就是饭不够,除了他,还有4个人都需要别人捎饭,饭要先给小组长,轮到他时,只剩下一点饭。

家人每次都会给陈光诚留下生活费。袁伟静说:“狱方欺负他是盲人,以为他记不住,但他们没有想到,光诚脑筋特别好,他订了什么菜或花了多少钱,都记得很清楚,后来一查帐,狱方扣了双倍的钱。”

孤立陈光诚 禁止别人和他说话

袁伟静表示,狱方想孤立他,有一个警官跟其他犯人说:“你们任何人都不准和陈光诚说话和交流。”作为家人很担心,因为他看不见,上次给他带的盲文书,狱方说无法鉴定里面内容,不许看。

袁伟静很忧虑地说:“不能看书,没人和他说话,又不能做事,我不知道他要怎样敖过这些日子。”

这次袁伟静带了中文书给他,狱方表示会找别人给他读,但他能否看到?家人表示不知道。

因现在天气热,监狱有很多蚊子。袁伟静表示,光诚让家人去买蚊帐,但监狱里卖完了,而外边买的东西,狱方不许捎进去。向狱方提出这个要求,但他们说“到下个月再说。”

小克斯想爸爸

小克斯是陈光诚的小女儿,只有2岁,对爸爸没有什么印象。上次去看爸爸时,都躲在一边,不敢喊。

袁伟静说:“这次看到很高兴,上次回到家,可能有一些印象,就拿着我们的结婚照片,拿到床上去喊爸爸,还经常说我想爸爸,这次去,就一直喊爸爸,还说爸爸我想你,走的时候还和爸爸再见。”

袁伟静表示,光诚很开心,说:“好孩子,等爸爸回家以后,给你买车车,要乖一点……”

采访过程中,小克斯突然吵着要讲电话,记者问她“想不想爸爸? ”她说“想爸爸。”

91次要求写申诉书 狱方不答应

因家人和律师申请陈光诚监外执行的申诉,狱方已回覆说:“他能生活自理,不用监外居住。”袁伟静表示,这很好笑,如果能自理,就不用别人捎饭了。

陈光诚向狱方要求安排他信任的人代写申诉材料,但狱方不愿意做。

陈光诚也希望律师有机会去见他,因有一些事情还需要律师去做

袁伟静说:“光诚是非常信仰法律的人,他91次向狱方写信和提出要求,安排他写申诉控告的问题,但都没有安排,他们说‘监狱服刑的人很多,如果都这样要求的话,他们的工作量会变大,要慢慢来,不要急。’”

专访六四领袖陶君:越挫越勇 永不退缩

【大纪元5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六四”纪念日又将到来,当年在安徽大学就读的学运领袖之一陶君,那场震惊世界的惨案对他仍然历历在目。“六四份子”的头衔让他成为中共“辛德勒”名单上的人。十八年来,从监控、监视居住到入狱,妻离子散,四度工作四次遭解雇,人到哪里警察就跟到哪里,但他说,他从来就不会被打倒。

学运领袖——中共“辛德勒”名单上的人

18年前的今天,北京学潮正如火如荼, “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的呼声高涨,各地学子云集北京加入声援,天安门广场成为人的海洋。作为安徽省高校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总指挥,外地高校联合会(简称“外高联”)华东区常委,陶君带着募集来的四千元钱从合肥来到北京,与千千万万的学子一起投身于声援洪流中。

5月28日在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全球大游行。当时仅从安徽陆续来北京声援的学生就有两三万不止。当时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了,还有很多北京市民也加入其中。

6月3日夜北京发生镇压后,已经回合肥陶君在看到被杀害的学生的图片,感到非常震惊:有的人腿被坦克车碾断,有的下身压成肉饼上面还压着冰块。当时学生悲愤的情绪达到顶点,学生们制作花圈、写上挽联,手里拿着死者遗像、伤残人的照片从4号到8号连续在合肥游行、呐喊。

两个月后陶君遭到通缉被捕,被开除团籍、学籍。1999年六四十周年纪念日前,仅因点燃一支蜡烛悼念亡灵,陶君遭到关押。

创办梅花网遭三年囚禁

扑不灭的自由民主之火一直在陶君心中燃烧。2000年他尝试创办梅花网,工作之余撰写文章、诗歌、时评。当时网站上的文章《谁来监督总书记》、诗《火把》等作品触动了当局敏感的神经。2001年4月陶君在蛇口被刑事拘留。不久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陶君分别在福田看守所和韶关监狱度过了三年刻骨铭心的悲惨岁月。

福田看守所

在关押福田看守所四个月里的时间里,陶君说他每天被迫从事12小时繁重的劳动——做塑胶花。

他披露:“从叶子到花都是一个一个装配的,塑胶花上贴的是美国纽约一家公司,价格是2美元。每天早上7点准时开始,一直干到晚上11点,中午没有休息。很快手就出血了,加上胶水的毒副作用,成伤口的溃疡。夏天简直就是活受罪。有的嫌疑犯浑身都是疮,流脓。”

“一个仓(号子)的嫌疑犯三十多人,干活慢的,会被仓头用塑胶包的铁条殴打,每天早上都会有人被鞭打,若是反抗的,管教(警察)会“开鞭”,用很粗的铁鞭子抽,被打得皮开肉涨。”

广东韶关监狱

在韶关监狱他的工作就是植发,把塑胶头皮里面塞满米,然后在头皮上植上假发,而且要纵横均匀、间隔一致,头发的根数都要严格按照要求,开始是一天三个头,后来是四个头的任务,眼睛老是盯着头皮,不能休息,时间久了视网膜脱落。夏天车间里的温度高达38度以上,像蒸笼一样,煎烤着犯人的四肢、躯干和双眼。他的血压降到80/ 55,整日感到无力、疲劳。他想到难道生命要到头了?

令他恐怖的是监狱肺结核非常普遍。有时候几乎一半人都得了这种病。犯人对肺结核非常害怕,警察也尽量去隐瞒。他看到过一个犯人突然大吐血,满地都是血块,然后被拉进监狱医院。每年都有好几个犯人因患肺结核病而死亡。

他感叹:那个时候他深深体验到没有什么比失去人身自由更让人刻骨铭心的,惊惧、惶恐、失重、亢奋、无助……到现在他看到市场买的塑胶花、圣诞树、中国结他心就很不舒服,很伤感,他知道那都是犯人做的,都是奴役産品。

妻离子散 盼团圆

1994年陶君跟心上人喜结连理,并育有一子。为家计开始打拼。专业使然让他在IP(互联网)行业展露才华,业务精专职位升迁,并颇受雇主好评与器重。擅长管理的他,成为一家公司的西北区的总经理,管理旗下几家分公司。生活比较稳定,还买了房子。公安似乎也放松对他的监视。但是因办梅花网站遭到逮捕判刑后,他失去了拥有的这一切幸福。

令陶君难以忘却和备受打击的是:在2002年在法院判决书下达当天,另一个残酷现实接踵而来。妻子提出离婚,并要求将孩子改名换姓。这让已经身陷囹圄失去人身自由的陶君感到绝望,精神几乎崩溃。

陶君回忆说:当时他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孩子。2001年他在蛇口被捕与孩子分别的那个画面深深的刻在他脑海中,也许几辈子也抹不去。

那天在蛇口车站,三辆警车停在他的跟前,下来几名警察,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当着他儿子的面,将他带走,而他儿子使劲拉着他的手,不让带走爸爸,他儿子当时只有六岁……几年后,陶君去探视孩子的时候曾问起过,孩子说仍然记得那个场景,他忍不住流泪。孩子仍然还记得他这个爸爸。孩子已经11岁,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吃。有时候会打来电话。

孩子告诉他,上小学的时候得过三次小学生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一等奖,因为成绩好跳级,现在已经上初一。

因感到对孩子和家庭很愧疚,陶君拚命四处打工。想到自己家庭的不幸,他哽咽着说:“现在我们天各一方,孩子在浙江,孩子妈妈在四川打工,我在广东。”想到这些陶君心里很难过,感觉感情像被撕裂一样的痛楚,但他相信这样的生活总有结束的那一天。

“我从来就不会被打倒,我仍然很强壮,我仍然年轻”

2004年陶君出狱,依然坚持一边打工一边写作,他撰写的时政评论和探讨民主、自由、人权的理论文章及诗歌多在国际互联网、海内外论坛上转载,受到读普遍赞誉。2006年陶君在网上发起的“首届陶君中国民主奖(小人物奖)”活动,并参与维权。原本就是中共“辛德勒”名单上的陶君,随之遭致多次的迫害——饭碗多次被砸。

前不久遭到第四次解雇的陶君表示:他具有极强的生存本领和工作能力。十八年来,从监控、监视居住到入狱,妻离子散, 工作被当局解雇,再工作再被解雇,人到哪里警察就跟到哪里,但我从来就不会被打倒,我仍然很强壮,我仍然年轻,像十八年前一样,我好汉着呢! ”

中国遍地是干柴

六四惨案发生到今天18年了,他为此付出昂贵代价。他表示:不久前香港那个中共的奴才发表言论说六四北京非屠城,没有杀人,跟18年前北京当局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同出一辙。很无耻。早在六四北京戒严开始,学生们就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18年后退党大潮出现在中国,意味着共産独裁时代结束。当今的中国老百姓的愤怒遍及全国,官逼民反,中国现在遍地是干柴。

“六四屠杀”和共产党重罪必须要清算

陶君最后表示:18年来,共产党一直动用国家机器捂住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想一直捂下去,他们被清算的日子已经临近了,我们都可以听到来自那震耳欲聋的脚步声。“六四屠杀”和共产党重罪必须要清算。中共“辛德勒”名单上的所有人,将永获自由,六四英灵将含笑九泉。(

吾尔开希:马力说混话

【大纪元5月31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卢健辉香港三十一日电)对于亲北京政团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质疑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是否屠城,以及解放军坦克车把学生“辗成肉饼”传言是否属实,当年中国民运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指出,“马力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才会说出如此没有教养的混蛋话。”

吾尔开希接受香港“明报”专访时表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长期支持民主运动,批评马力的言论是无耻、没有良心,他完全认同,他个人觉得马力可能在简单的环境中成长,没有经历过动荡与挫折,所以才会有如此简单的判断。

吾尔开希说,曾与另一民运人士王丹讨论马力的谈话内容,两人共同认为马力的话不值一评。但是,马力这段谈话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值得重视的。

吾尔开希还说,如果时间适合,他会愿意选择向前看、选择和解,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至于什么条件才能和解,吾尔开希强调,和解必须建立在正义的前提之上,不可以为了和解而牺牲正义,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显示,当年解放军的坦克车是开进天安门广场,当年是有学生受到枪械扫射而倒地不起,这些事实怎么可以被掩盖。

马力于五月十五日与媒体茶叙时,批评香港部分教师将六四事件形容为“北京屠城”。马力说,这种描述不负责任,香港特区政府应该为六四事件定调,避免教师向学生传递错误资讯。

马力此言一出随即遭到批判,部分泛民主派人士指责他冷血。

香港立法会第九年否平反六四动议

【大纪元5月31日讯】(美国之音记者:高锋2007年5月30日香港报导)香港立法会连续第9年否决平反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动议。多名民主派议员批评亲北京政党民建联主席马力所说的六四没有屠城的言论。民建联的议员没有任何回应。

香港亲北京政党民建联的主席马力前一段关于六四事件的言论成为今年立法会六四动议辩论的焦点。提出“毋忘六四事件,平反八九民运,支持维权运动,建立民主宪制”动议的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批评民建联的议员选择向媒体发表六四的言论,却逃避每年立法会的六四动议辩论,没有勇气在会议厅公开表达对六四的看法。

*张文光:六四死难者再受凌辱*

支联会常委张文光批评,马力的言论使六四死难者再受凌辱。他说:“六四死难者是有血有肉的人,并不是抛向坦克的一头猪,当坦克肉酱的实验。即使要为中央涂脂抹粉,也不应说出冷血的谎言。民建联不单要为马力的轻佻和冒犯道歉,更要说清楚六四的大是大非。”

民主党的涂谨申在朗读六四死难者名单时一度因为情绪激动落泪。会议进行了3个多小时,发言者大部份是泛民主派议员。民建联的议员没有一人发言,大部份时间根本不在议事厅内。由于不断有人进出会场,辩论先后两度因为法定人数不足,需鸣钟召集议员回到议事厅。

*田北俊:历史自有公论*

参与辩论的议员当中只有两个是非民主派议员,其中一人是自由党主席田北俊。他说,历史对六四事件自有公论,目前最重要的是向前看。田北俊说:“六四事件是一场悲剧,每位深爱国家的中国人都会尽一切努力避免类似事件重演。至于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到最后演变为流血事件,自由党一直深信历史自有公论。现在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要往前看。”

马力5月中旬和香港媒体会面时发表对六四事件性质的看法。据报导,马力当时表示,尽管不能说没有人在六四事件当中丧生,但是事件并没有涉及屠杀。

*民建联议员未发言*

民建联副主席谭耀宗在香港立法会的辩论前表示,民建联没有计划发言,而且和以往一样,对有关动议投反对票。他透露,马力目前在广州养病。

虽然立法会24名泛民主派议员一致赞成动议,但是动议最后在分组点票当中未能得到功能组别的支持而被否决。这是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后立法会第9次否决这类议案。

中国地方政府不择手段打压访民

【大纪元5月3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心语采访报导)近年来由于中国的社会变动,让弱势群体受了打压而无处伸冤,到北京上访成为他们唯一的寄托与希望。然而,地方政府动用大批人力物力,堵死这条上访之路,甚至连残疾人士也不放过。

自从胡温执政以来,便不断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然而,事实上许多弱势群体在国家不断发展建设的同时,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他们有的失去了房子,有的不见了土地。上访,成为他们唯一的伸冤渠道,在当地上访无用之后,把最后的希望放在到北京上访。不过,许多地方政府千方百计防堵他们到北京,就连残疾人士也用高压的方式来阻止。

据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消息,湖北沙洋县残疾人访民马文军,从2004年起,当地政府就安排13名巡逻24小时监禁,不许走亲戚、不许出门坐车,并且说要是继续上访就取消他的低保,马文军向记者表示---

马文军:他不让我去上访而且说我再去上访,就要取消我的低保,我是个盲人,我妈今年七十多岁了,我出去打工,他们把我拖回来,今天把我的防盗门也给撬了。

记者:你现在打算怎办,还会继续上访吗?

马文军:我肯定会坚持到底的,反正我死了就算了,我今年四十岁不到,我说他们还要再看我三十年。上访是我的权利,是国家给的权利,凭什么限制我,不让我上访呢?

不仅尚未到北京的访民,地方政府严密监控,不让到北京上访,就连已经到了北京的访民们,地方政府也出动大量人力物力抓捕。

另一位正在北京上访的河北省宁晋县北鱼乡农民维权代表李贵锁,原本和家乡的几位维权代表一起到北京,然而部份代表有人被判刑、被劳教了;李贵锁自己也不敢回家,只得长年呆在北京,一边上访一边靠拣垃圾为生。和李贵锁同样在北京的湖北访民郑大靖向记者表示---

郑大靖:他们几个都是代表村民去上访,结果地方政府后来把其中两个都判刑了,然后他们现在都不敢来了。现在就剩李贵锁一个在北京,他也不敢回去,因为地方政府要抓他。

记者:大靖,现在你也在北京上访,危险吗?

郑大靖:没办法,回去也要被关,像现在地方政府都说要抓我。

记者:那你现在北京上访有结果吗?

郑大靖:没有结果,但地方政府也是怕,只要我们在北京,他们就怕。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认为,地方政府想方设法抓回访民,其实,命令是中央下的---

黄琦:这实际上与中央政府的决策有关系。由于全国各地的上访给北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高层就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要求地方当局阻止各地的访民到北京上访。他们的口号就是:“要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正是由于此种政策的制订,造成地方政府不择手段地打压老百姓,就像马文军,李贵锁他们在上访过程中都受到了严重的迫害。

广西计生风暴继续蔓延

【大纪元5月3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报导)广西计生风暴在继续。玉林市容县石头镇星期三被包围。该县杨梅等镇星期二被围攻者放火焚烧。《新华社》称其中两镇的情况已得到控制。有村民对本台表示,另外一镇黎村镇直到星期三晚上还有村民在政府驻地外与武警对峙。

广西玉林市容县的石头镇政府星期三被村民包围。本台当天致电石头镇村民了解情况---

记者:听说今天大家都到镇政府去讨说法了是吗?

村民:是,最少有几百人去。是为了计划生育乱收费的事。

另一位村民说---

村民:很多人啊,是今天开始的。

记者:有没有人被抓吗?

村民:有一点,我都没有听说啦。老百姓又没有棍,又没有军刀啦……

记者:来了很多警察吗?

村民:是啊。

容县的杨梅、灵山和黎村三个镇星期二接连发生骚乱。新华社星期三下午报导了杨梅和灵山两镇的骚乱,称杨梅计生办和灵山政府大楼星期二白天被几百人包围,并被砸烂、放火焚烧,情况已经得到控制,但没有黎村镇的情况。

村民韦太太星期三晚上告诉记者,黎村镇政府已连续被围攻四五天。就在和记者通话时,还有两三百人在镇政府外与武警对峙---

韦太太:我们容县黎村计生搞很很厉害,天天都有几百人在围攻镇政府。好几天了,警察也有好几百人。还有灵山那边,警察搞得很厉害啊,妇女的腿都被弄断了。

新华社称,根据警方对于形势的初步判断,聚集在政府驻地外的群众是被一小部分不明身份者煽动。这些人操的不是本地口音。不过,不少村民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政府采取极左的方式开展计生工作,造成毁灭性大于建设性的后果,致使他们一怒之下围攻政府。

黎村镇的韦先生即是其中一人。他目前有一个十七岁的女儿,却被指有四个孩子所以要罚。他说政府罚款前不作通知,趁他不在家破门而入疯狂抄家---

韦先生:我一回家就看到楼顶有二十多人在楼顶把楼顶打烂,有两三个人打烂我商店的门。进到门,我看到椅子桌子等全倒在地上,我说“死啦!”,箱子里有八千五百块钱全部拿走。他们还把我别人赊我的货的记帐的本子撕烂扔在地上。我就发火了,拿了一把刀追他们,他们已坐车开到半路上了,追不上了。他们坐来的三部车都没有车牌,我不知道他们是计生的嘛,我以为是来抢劫的,他们后来承认是计生局的。

至于星期二发生骚乱的杨梅镇是当天参与者人数最多的一个镇,境外媒体提供的人数从两千到两万人都有,说法不一。杨梅村民对本台表示---

杨梅村民:烧了警车之后,那些人冲进(计生办)办公室一楼和两楼焚烧。后来他们又转过去围攻镇政府。听说昨天抓了几个,现在好像没放出来,我不清楚。

记者:当时有没有人受伤?

村民:有啊,村民受伤的比较多。局面太混乱了。

就容县老百姓火烧政府、抗拒暴力执行计生政策一事,记者星期三致电该县政府了解情况,官员表示不清楚。县公安局表示---

官员:那些送上来的情况,具体那个情况我们也不晓得。

广西容县两镇火烧计生办 当局封锁消息

【大纪元5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周二(29日)下午,广西容县的杨梅、灵山、黎村三镇数千村民包围当地计生办和镇政府,抗议当局暴力计生,并火烧杨梅、灵山两镇的计生办大楼。其中杨梅镇规模最大,邻镇也有村民前往支援。当局出动数百公安、警察镇压,据不完全统计,数十人受伤,数十村民被捕,一老翁被警察打死。当局之后封锁消息,到当地的学校、医院、私人企业等处警告不得向外透露信息。

火烧计生办

容县杨梅镇和丰村陈女士向大纪元表示,“来了很多人,不止四、五千,最多的时候可能有七、八千,旁边镇的人都来帮忙。警察大概有300多个,打死一个50多岁的男的,还有几十个人被打伤……至少烧毁了两台公安车,三台计程车,两台摩托车……下午4点多时,警察开车送来两车狼狗,放狼狗咬人。”

陈女士说,“杨梅计生办的门窗、家具、文件等所有物品都被烧毁了,那个大楼还在那儿,没有倒。镇政府没烧,警察来得快。”

据陈女士透露,现场有十几个村民用手机拍照,但很快就被警察抢走。

杨梅镇普济村封先生表示,数千村民在门口大声呼叫计生办和镇政府里的官员出来,但是没人出来,只看到警察越来越多。他说,“计生办有干部拚命的跑,差点被打死……警察来得太快了,要不然镇政府也要被烧了。”

封先生表示,“有几十个人被打伤,送医院了。”

四端村一位女士表示,“我在计生办工作的一个朋友说,打死了一个老人,男的。灵山、黎村也都发生了冲突。灵山镇的计生办也被烧了。”

容县灵山镇华良村龚先生也证实,有上千村民包围当地镇政府,火烧计生办,但尚未听说严重伤亡情况。

记者数次致电杨梅镇和灵山镇计生办,电话不通。

当局封锁消息

记者致电杨梅镇政府,对方称,“没有这回事,昨天是我们这里的节日,人多一点,热闹一点,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当记者要求与镇长对话时,对方称,“我们这里的人都去开会了”。

记者致电杨梅镇中心卫生院,询问是否有受伤村民前来医治,一位女士称,“我们这里有政府来人,对这种事我不想说。”随即挂断电话。

杨梅镇杨梅中心小学一位教师表示,“对不起,我们不接受媒体采访”,“今天早上政府还有人来,要求我们不宣传这些事情”,“我什么都不能说,我们有我们的难处”。

杨梅镇熊胆小学一位教师也表示,“今天政府来人,不让对外说这件事”。

杨梅镇红石村一位私人企业负责人表示,“政府来人说,不要跟别人说这件事,尤其是境外媒体的人,让我们不要相信媒体,他们说媒体都是不怀好意,是颠覆国家政权……听说已经有些村民被抓了。”

无国界记者组织谴责北京封杀其中文网站

【大纪元5月3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无国界记者组织所开设的中文网站一再遭中国政府封杀,该组织对此表示谴责,并指出,封杀无国界记者组织中文网站的行动剥夺了中国网民获取有关新闻自由信息的权利。

无国界记者组织30号的新闻稿说,该组织于5月3号开设的中文网站很快遭到封杀;更换服务商后于25号重新开张,仅几个小时后再次被封杀。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言人布罗塞尔30号表示---

布罗塞尔:“令人震惊的是封杀我们的网站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一个网站就这么被强制性地、非法地封杀了。我们的网站不包含任何颠覆性的、危险的内容,纯粹是一个关于新闻自由的信息网站。其内容与中国有关,但也不仅限于中国,有许多是关于亚洲其它国家、欧洲、甚至美国的。中国政府的设防策略,使其网民不能登陆BBC这样的国际媒体的网站,也不能登陆我们这样的非政府组织的网站。”

布罗塞尔表示,中国政府没有任何与无国界记者组织改善关系的实际行动---

布罗塞尔:“我们今年一月去中国,与中国方面举行了正式会晤。我们向中国方面提出一些要求;对于我们所提关于允许我们探访被关押记者的要求,中国政府曾表示同意,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兑现。”

这位发言人说,中国在申奥成功的时候曾向国际社会承诺改善人权,现在距离2008奥运只剩一年多时间,人们看不到中国改善人权的成果。无国界记者组织已经与其它一些非政府组织联起手来,不久将发起新的八点倡议,要求中国政府改善人权。

但是,布罗塞尔表示,无国界记者组织与中国政府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

布罗塞尔:“对于任何对话我们都持开放态度。我们不要给人家留下一个印象,好像非政府组织不愿意对话。不过有一点我们要说清楚,对话归对话,批评归批评。只要中国政府继续箝制互联网,压制新闻自由,我们就要坚持批评。”

旅法民运人士蔡崇国在接受采访时,分析了中国政府封杀无国界记者组织中文网站的原因---

蔡崇国:“无国界记者组织是世界上最有名、最重要的一个非政府组织之一,它主要是保护受迫害的记者、维护新闻自由。它对中国特别关注,过去一些记者被捕、中国在网上的封锁,无国界记者组织批评得非常严厉,对记者非常有影响,因为它的影响力大,各国报纸都转载。无国界记者组织关注中国,但它们维护新闻自由的立场没有变。所以中国政府对无国界记者组织盯得非常紧。”

蔡崇国表示,关心中国民主和人权的非政府组织都应当谋求在不放弃原则立场的前提下,与中国政府展开对话。

真真:话说“解手”与“解放”

【大纪元5月31日讯】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率军攻破成都,自称秦王,建立大西国。张献忠在川短暂的统治期间十分残暴,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破坏,张献忠在他的七杀碑上写着:“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据《四川通志》记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清顺治三年(1646)张献忠中箭身亡,无疾而终,这也是历史上暴虐之徒的必然下场。

张献忠在四川进行了恐怖的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得到了英国剑桥中国史研究者认同。但以流氓无产者起家的中共,为了证明其独裁统治的合法性的需要,把史书中关于大屠杀的史实说成是对农民起义军的造谣侮蔑。中共文人改编的史书如《清史》等,称屠城的张献忠部队为万民敬仰、英勇抗清的义师。

据传,张献忠屠川后,再加上各种灾祸使四川人口剧减。其后的清政府就从湖、广移民到四川,有些人不愿到四川,就把他们捆绑后押往四川。在途中有些人内急,官兵就给他们松绑,解开手上的绳索。后来大家约定俗成的叫“解手”,小便叫解小手,大便叫解大手。这也是四川方言把上厕所叫“解手”的来历,也是方言文化的表现。

中共以更为凶悍之势夺取政权后,在其党文化中造了一个词——“解放”。它的歌中也唱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于是当“解放军”进城时被欺骗的“人民”欢天喜地的喊:解放了!解放了!中共也高喊解放全人类,解放全世界。

然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风雨中,老百姓发现“明朗的天”越来越黑暗。大大小小的运动,搞得人人慎言,个个自危,“文斗”不够,还要“武斗”,让“人民” 像“解放军”一样拿起武器相互屠杀。在中国人祸不断,致使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在世界迅猛发展的时候,中国被中共搞得国空民穷。

当时小朋友中流行一个游戏,叫“解放”游戏,其实跟藏猫猫的游戏差不多,就是一个小朋友先蒙上眼,其他小朋友藏起来,等大家藏好后,蒙眼的小朋友开始找,看谁被先找出来,等抓到一两个“典型”后,找人的小朋友就可以喊:“解放了!解放了!”紧张的东躲西藏的小朋友,就高兴的跑出来喊:“解放了!解放了!”然后游戏又从新开始。这个游戏跟中共的运动何其相似。被中共的运动搞疲了的人们开始给“解放”新的含义,中共大大小小会议一散会,人们喊“解放了”;学生们在学校灌鸭式的被洗了一天脑后,放学铃一响学生们喊“解放了”。“解放”一词在人们心目中更多的是精神上不再被压抑的含义。

在中共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度过危机,中共又喊:要解放思想,要改革开放。于是给农民松绑,给企业松绑,给商人松绑,这时的“解放”其实跟四川人的“解手”是一个含义。中国人靠自己的勤奋和聪慧富裕起来了,人们开始嗅到自由与民主是空气。当学生们走上街头对官倒贪污说不的时候,终于触怒中共贪腐集团的利益,在中国上演了血腥的六四屠杀。中共高喊: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宣布游戏结束。

中共为了使其贪腐集团存在得以延续,结束西方因六四屠杀,对中共实行的经济制裁,维持其输血型经济。逐渐放松高压政策,缓和国内的紧张气氛。这时的中国人已不再有精神信仰与精神的追求,人们开始了道德的“解放”,没有道德约束的人们疯狂的追求物欲的享受,放纵自己,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正当有识之士忧虑中国社会的道德下滑之时,1992年法轮大法,以气功修炼的形式在中国大地洪传,他以真、善、忍的原则教导修炼者,身心获益的人们开始追寻道德的回归和升华,法轮功修炼者的好人好事不断见着报端,得到了各个阶层许多的人士的好评和喜爱。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回归所产生的强大凝聚力,在中共看来是一种灾难,它以“都信法轮功谁还信共产主义”狭隘之心看待一种纯粹的精神信仰,倾国之力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镇压。中共再一次用血腥告诉中国人“解放”一词中没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内涵。

我们看到从中共在过去搞的以破除传统陋习为名,实为否定传统伦理道德的妇女“解放”运动,演变到今天的性“解放”,已经使今天的中国娼妓遍地,道德沦丧。“解放”一词已成了放纵欲望和随心所欲的代名词。

“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的中共制造了诸如此类的邪恶党文化,其目地是彻底切断中国人文化道德回归之路。它要中国人“闷声发财”,放弃良知,漠视他人的生命,对迫害善良的罪恶保持沉默,成为中共邪灵的陪葬。

正义之剑:民族复兴、爱国和退党大潮

【大纪元5月31日讯】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独裁者最后的避难所。这句话用在今天的中共身上刚好合适,在共产主义破产之后,中共又祭起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大旗。今天,中共也讲民族复兴,何为复兴?有钱就算复兴吗?中共也讲爱国,如何爱国?爱党算是爱国吗?

中共很会给自己找挡箭牌,譬如,西方国家批评中共时,它就说人家反华;国内民众反对中共时,它就说人家反政府;海外华人谴责中共时,它就说人家不爱国。其实所有的坏事都是它中共干的,国家机器和政府部门都是它的犯罪工具,犯罪的主体从来都是它中共。

中共有意把中华民族、中国和中共混淆在一起,这是它的一个阴谋,今天中共宣传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其目的是把爱中华民族和爱国的人引导为爱中共,最终成为它的棋子和工具。而事实上中共不能代表中国更不能代表中华民族。

中共作为一个政党从未进行过注册,所以它是一个非法政党,对于无法无天的中共来说,法律从来都是它用来对付民众的工具,它从未想过要遵守法律,从来都是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中共这个政党自始至终都是违法的,从来没有合法过。

再说中共政权,由于中共独裁专制,所以它这个政权从未进行过民主选举,并没有经过中国人民认可;又由于中共反天、反地、反宇宙,所以中共政权也不可能是天命神受。人不承认它,神也不承认它。那谁承认它呢?没有谁承认它,只不过它自己在那自吹自擂,自说自划,自己编个法律说自己是合法的。

因为中共是个非法政党,中共政权是个非法政权,所以中共不能代表中国。

那中共能代表中华民族吗?更不能。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一以贯之的是中华文化,所以只有中华文化才能代表中华民族。而中共唯物论、无神论的党文化与中华神传文化水火不溶,格格不入,所以中共为了自己的生存一直都在不遗余力的破坏中华文化,破坏中华民族的根基,所以中共是中华民族的敌人!

中共不能代表中国,更不能代表中华民族。中共是个信奉邪理的邪教组织和依靠谎言、暴力的黑社会组织,而中共政权是个政教合一的强盗政权。

今天中国人都怕中共,大陆人怕、台湾人怕、海外华人也怕,为什么怕它?因为它是个魔鬼,因为它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那我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把它解决掉?为什么要生活在它的阴影之下?

当下的退党潮就是在解决中共的问题,而且人人都可参与,所有对国家民族有责任感的人都应该参与进来,所有对自己负责任的人都应该参与进来。解决中共的问题就是在解决中国的问题、解决中华民族的问题,包括两岸的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道德问题、经济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各种社会问题……,也关系到每个人自己的问题。因为这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出在中共这,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问题的解决都谈不上。

退党潮推进的过程也是一个良知觉醒、道德复苏,解体邪党文化,复兴民族文化的过程。而民族文化的复兴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开始。

退党潮的意义类似于当年摩西领着犹太人出埃及摆脱苦难、重获自由。今天是中国人、中华民族摆脱中共邪灵的控制,重新找回自己!找回自己的文化和信仰,找回自己的自由和尊严。

退党大潮不仅是在解体中共,也是在解救中华民族。

退党大潮解体中共一定会成功,所以国家兴旺、民族复兴也一定会实现。

王文怡:迫害、活摘、奥运

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人权灾难,如果有谁对此还有疑问的话,那是在故意回避事实真相,是在容忍人类的基本信仰权力被践踏。也是对中共亵渎人类基本尊严的漠视。

灭绝性的迫害

记得去年和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通电话的时候,我一边看着他写给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三封公开信,一边倾听他所知道的真相一幕幕。尽管我对迫害有很深刻的了解,可当我听到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那惨无人道的迫害时,还是泪如雨下,无言相对。

这里我只是摘录他所见证到的对法轮功学员的部份迫害:

“我们看到了,被以‘610’为符号化的的权力,正在持续地以杀戮人的肉体及精神、以镣铐和锁链、电刑、老虎凳等形式与我们的人民‘打交道’,这种已完全黑社会化了的权力正在持续地折磨着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孩子及我们的整个民族。”

“此时此刻,我用颤抖着的心、颤抖着的笔记述着那些被迫害者六年来的惨烈境遇,在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迫害真相中,在政府针对自己的人民毫无人性的残暴记录中,其最持久地震荡着我的灵魂的不道德行为记录,即是“610”人员及警察的、完全程式化的几无例外地针对我们女同胞女性生殖器攻击的下流行径!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女同胞的女性性生殖器、乳房及男性性生殖器,在被迫害过程中都遭到了极其下流的攻击,几乎所有的被迫害者,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行刑前的第一道程序那就是扒光你的所有衣服,任何语言、文字的功能都无法复述清或者再现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的下流和不道德!”

镜头回放

让我们回放高律师所记录的少数十几个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历史镜头,看一看他们所经历的都是什么?
  
2005年10月28日长春市民王守慧和刘博扬母子被警察非法抓捕后,两周之内母子双双被折磨致死;
  
2002年春当局疯狂报复长春电视插播时,在长春净月潭的一个山里-一个专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用大刑的地方,大学毕业生刘海波被扒光衣服跪着,警察用最长的电棍从肛门一直插进去电到他的五脏,刘当场被电死。在这里,因大刑被折磨死的法轮功学员有23名。
  
常学霞,一个非常文静的姑娘,因上访被送过大连戒毒所,她蹲过铁笼子,被刑事犯毒打、脱得一丝不挂,掐乳头,拿刷子疯狂地捅阴道。
  
60岁的刘淑琴,长春市民,六年里五次被非法抓捕劳教。大冬天曾被警察脱光衣服,用大水管往身上喷水,光身子睡在地上,什么盖的也没有。
  
杨光,长春市民,2000年1月至2002年3月间,受过十几次酷刑逼供,电棍电、老虎凳、约束衣、上大挂、塑料袋蒙头窒息、强行灌酒等等,左耳被打聋,右腿被打折,股骨头坏死下身瘫痪,至今被关在吉林监狱的“裸体区”。
  
王丽君,大连市民,曾经3次在教养院里被刑事犯用绳子拉阴部,刑事犯在大队长的指使下,用拖把折断后带刺的一头捅阴道,导致大出血。

张致奎,长春市民,被逼脱下裤子当众殴打,警察用电棍电击其生殖器并用铁棍砸碎小便头。
  
王玉环,一个60岁的老人,六年之内被长春警方非法关押、劳教过九次,曾被按在老虎凳上,戴着手铐反绑在背后,每隔五分钟上一次大刑,一次次的昏死之后,警察一次次的用凉水和滚烫的热水浇醒她,继续施刑。
  
郭帅帅,在监狱医院里被野蛮灌食太痛苦,吞下了1米半的胶皮管,肚子痛得在床上滚来滚去。她和王玉环被脱得一丝不挂,一个狱医凌辱她,在极其痛苦的折磨下郭帅帅又吞下一个小杓,肚子更加疼痛得在床上翻来覆去,狱医用刀划破她的肚子取出,从胸口一直开到小腹底下,开完肚后缝上。

冰山一角

我想要说的是高律师所描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明慧网所记录的一个触目惊心的案例,正像著名诗人黄翔写到的:

受害者所面对的电棒、老虎凳、脚镣、手铐、铁环、木棍和拳打脚踢。被用烟头烧背、用腊烛烧背,皮肉烧焦后又浇上辣椒油。男学员被恶警用电棒电击龟头、把小便击穿、龟头击碎。铁环紧扣脚腕直至皮肉腐烂、露出骨头和筋。零下十多度光着身子被推出屋外,再往身上泼冷水。用烟火烤眼睛。把铁桶扣住头,七个恶警每人口抽三枝烟、往桶内喷烟雾薰人,直至昏厥。拳打脚踢头、脸、鼻子、牙,牙齿被打掉,肾被碉d踹至挪位。放毒虫在女人和男人的皮肉上咬。把人打得鲜血淋漓,再狠命把人头往胯处按,人昏死过去,又以凉水和滚水泼醒,让热水再次烫伤绽裂的伤口。一幢楼房内几层不同的房间中躺着昏死的人、包括裸体的女性,下身仅搭件衣服。行刑之时,楼上楼下惨烈之声互闻,闻者无不流泪,此等世间暴行,惊天地、泣鬼神!

惨绝人寰的活摘器官

去年三月两位大陆来的证人指证:大批法轮功学员曾在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期间,被强行活体摘取器官致死。同年7月6日,加拿大议员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向国际社会及媒体公布了他们历时两个月完成的关于指控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得出结论: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是事实,这一犯罪至今仍在进行,并称这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这个指证之惨烈程度,更是将这场迫害带来一个在性质上急转直下的局面。因为这样性质的罪行挑战着人类良知和道德最底线,更涉及到国际公法意义上不容讨价还价的一项原则,即反人类罪及群体灭绝罪属于全人类不分地域、无时效限制加以追惩的大罪。

善恶抉择-道德试金石

面对真善忍信仰者所遭受的、正在发生的、还在继续发生的残无人道的野蛮迫害,我们应不应该大声疾呼: 群体灭绝与惨绝人寰的器官摘卖,必须立即停止! 我们也要质问:如此反人类文明,反人性的迫害,可以和号称传达和平美好,维护人类尊严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粉饰太平的燕舞莺歌同在吗?

每个迫害真相,都让人痛心疾首、泪流满面!它仍在一个“和谐社会”持续上演而并未终止!我们在知道了这一切后,还能若无其事,默不作声,心安理得的“庆祝和平”,身体厉行的参加“维护人类尊严”的奥运会吗?

在法轮功学员所面对的群体灭绝迫害,在他们的器官被活摘面前,历史极度黑暗的一页,生命到了必须做出善恶抉择的关头。每个人都无法逃脱。因为这是上天对我们每个生命的衡量时刻。

在过去八年间,法轮功学员用生命和巨大的承受,见证了对宇宙法理真善忍的正信,他们面对邪恶不绕行,以大善大忍和平理性的心态,在媒体沉默的面前,讲清真相,让世人了解中共犯下的反人类文明,反人性,反天理的罪恶。今天的人类,只有跨越恐怯,守住道德的底线,远离中共邪恶,才配得上具有人性的人类一员。愿我们每个人在这不寻常的善恶抉择中,找回良知,提升道德理念,在生命之“大劫”和“审判”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使自己生命之永远与善良,正义,宇宙之法理真善忍同在。

在这里我要明确响应法轮功真相调查团的大声呼吁:

不停止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中共任何表面的粉饰只是对国际社会的欺骗,不停止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中共就不具备举办奥运会的资格。奥运会和反人类罪行不能在中国同时发生!

迫害真相调查团:8月8日不回应则抵制北京奥运

【大纪元5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梁耀、肖刚渥太华报导)加拿大著名犹太学者、“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下简称调查团)北美团团长鲁文·鲍克博士(Rabbi Dr. Reuven P. Bulka )5月30日在加拿大国会山表示,如果中共不能在2007年8月8日前对诉求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该组织将在全球范围结合所有正义力量共同抵制中共举办2008年的奥运会。

活摘器官亵渎奥运精神

调查团向中共政权提出三点要求: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停止对声援和维护法轮功学员权益的维权律师和正义人士(如高智晟、力虹等)的迫害;就“活摘器官”的控告,接受国际社会不受限制的独立调查。

调查团发布的联合声明表示,奥运会和反人类罪行不能在中国同时发生。“如果中共在2007年8月8日前仍未对CIPFG的诉求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该机构将在全球范围结合所有正义力量来共同抵制中共举办2008年奥运会。”调查团表示。

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的作者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对调查团的做法表示赞赏,他们说,“在发生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罪大恶极的罪行的中国举办奥运会是对奥运精神的亵渎。”

加著名学者:面对罪行必须发声

北美调查团团长鲍克博士说:“我们没有选择,被迫站出来,如果我们不站出来,这种发指的行为还在发生。我们自己的良心也会不安。在将来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会无言以对。现在需要的是发出你的声音,张开你的嘴,尽力去做。”

调查团联合声明引用《奥林匹克宪章》第三款说:“保护人类尊严是奥林匹克的基本要求。为了赢得二零零八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中共曾向奥委会承诺改善其人权记录。然而,联合国和大赦国际最近的报告中清楚地显示中国的人权状况其实在恶化。最近,奥运会正被用于作为镇压的工具。对法轮功的迫害尤为严重。”

声明指出,“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开始,中共开始大规模打压法轮功,突破严重的信息封锁,被报导出来并经核实的3036人被迫害致死。根据联合国酷刑专员曼弗雷·诺瓦克在2007年3月的报告,被监禁期间遭受酷刑的受害者66%是法轮功学员。”

声明中特别提到:“自二零零六年三月起,有证人称中共建成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纳粹式集中营。在这些集中营里,大量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之后,他们的身体被焚烧。”

历史记录极度黑暗的一页

自由党国会议员瑞兹纽科斯基(Borys Wrzesnewskyj)说:“自从纳粹以后,我们没有见过活摘器官这样规模的悲剧。在中国有多少医生,有多少医务工作者?‘白衣天使’实际卷入了买卖器官的行业”

“一个人的生命值多少钱?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可怕的是他们将人们的器官,身体与金钱联系了起来。生命价值多少?灵魂价值多少?失去一个人的生命又价值多少?你不能简单地给出一个价值。”瑞兹纽科斯基说,“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活摘器官是极度黑暗的一页,同时这些也将记载在历史书中。纸是包不住火的,这些都将被记录下来。历史书到时的评注将是:有一个政府本来应该可以停止这个行业,但是它却任其行之并欲盖弥彰。”

将用立法方式让人知道真相

“每个加拿大人都会对活摘器官的罪行感到震惊。所以我们希望能通过立法的形式帮助中国认识到现在是结束这个罪行的时候了。” 瑞兹纽科斯基说:“我将与来自其他政党的议员一起针对强调这一问题的草案立法,以使得加拿大人不要卷入中国今天所发生的器官买卖行业。……现在有那么多人在努力地为这件事情付出。我希望在8月的截至日期之前,中国政府能意识到,这罪行必须停止。”

活摘器官罪行将被全球医生抗议

“当前的状况让人痛苦回想起1936年柏林夏季奥运会,这次运动会被纳粹作为既推崇自己的意识形态同时为大屠杀做准备的‘象征’。” “反对活体器官摘取医生组织”(Doctor against Organ Harvesting)发言人托斯顿·陲伊(Torsten Trey)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活体摘取器官违反了医疗界需要秉持的道德标准。 全球的医生必定会抗议这一‘医疗’犯罪。如果得不到这一罪行被终结的确认,‘反对活摘器官医生组织’将加入到联合调查团共同抵制2008年奥运会。”

“身穿制服让人们消失”

“现在任何的事情都比不上在中国发生的器官的摘取事件,就像乔高和麦塔斯的新报告所说的那样,他们资助这军队军医在做这个事情。他们身穿制服让人们消失。” 前温哥华国会议员茜玛·霍特(Simma Holt)说:“我们不知道的那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器官被掏空后只留下了骨灰。乔高和麦塔斯发现了这件事情,在2年内,那位女证人的丈夫在医院中作了2000名法轮功学员的角膜摘除手术。当然他们本来是活人,其他的手术还摘除了其他的器官用以牟利。根据证据,他们称这些健康地正常而又平和的人们为罪犯并做血样检测。”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简称CIPFG)是三百多名国际社会各界精英组成,在全球分为澳、亚、欧及北美四大分团,通过对中共谋杀法轮功学员盗取器官牟利指控的调查,揭示迫害真相,制止迫害,并对参与者追究“反人类罪”等责任。

澳洲分团团长是联邦参议员安德鲁·巴特莱(Andrew Bartlett)、欧洲团团长为英国上院资深议员卡洛琳.考克斯 (Baroness Caroline Cox)、亚洲团团长台湾现任立法委员具医师资格的赖清德。目前加拿大代表团成员包括国会议员、著名学者、医生和律师。

该项联合声明是由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前亚太司司长、前国会议员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联合CIPFG成员基于中共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从未做任何正面回应而做出的。

艺术圣典 (十二)

【大纪元5月29日讯】三、欧洲篇 (7)

从事摄影工作的考斯勒先生带着妻子和女儿前来观看晚场的演出。他说“我们都很欣赏这场晚会,……每一个节目的内容、服装、天幕、音乐和特点都不一样,却又融洽的结合在一起,如同一张张构图美妙的画面。”

施奥特女士(Schott)是一位绘画设计师。她注意到新唐人新年晚会利用一流的技术把天幕完美地与舞蹈溶为了一体: “晚会虽然利用了现代的技术,表达的却是古老的文化。这种现代技术与古老文化互补交溶的方式,特别吸引人”。她还认为,舞蹈《烛光》中的天幕设计起到了一种 让空间无限延伸的作用,像一座桥梁一样,让人感觉捧着烛光的修炼人遍布天宇。

天幕设计如此受人喜爱,秘诀何在?笔者采访了晚会天幕设计人员之一、晚会欧洲四场的天幕投影师韩莹女士。

韩莹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一打开幕就能够让观众看到的是一幅画,包括演员、服装和后边的背景在内,整体看上去就是一幅很漂亮的画,观众会眼前一亮的感觉,如果能达到那个目的的话,就最好了。背景既要很漂亮,又要跟舞台上协调,不能抢了戏。

“晚会的舞蹈都是传统风格的,没有那些现代的东西。我们天幕设计也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经常跟舞蹈编导、编曲一起讨论,一起合作。所以做出来的东西风格上都很一致。”

笔者在一次中场休息时碰到一位中国大陆出来的舞蹈演员。她不想正式接受采访,但很愿意交谈。她说就她所知,新唐人新年晚会的演出团体是海外第一家专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大型演出团体,而且做世界性巡回演出,十分可贵。她还说,在大型舞台的天幕上,表现传统文化内涵,并且使用动画,她在国内时还没见到过,也没听说过,你们做到了,很先进。

就此,韩莹介绍说:“观众们看到了我们的天幕有的画面是会动的,是动画,目的是要配合戏。因为有些戏是要演跟神有关系的事情,舞台上要表现神、要展现一些超常的景象,那么天幕就要配合舞台,比如说,展示神佛随主佛下世、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回升天国世界等。而常规手段是很难实现的,就要用天幕,通过电脑动画去展现。”

笔者问韩莹设计工作中最难的是什么。她回答说,内涵是最难的。我们天幕设计的成功就在于内涵--中华上下五千年神传文化,有我们取之不尽的素材。把握住了这一点,就基本上保证了天幕设计的艺术质量。

伟大的艺术作品最终是要由艺术家来诠释的。那么艺术家的精神境界对演出的质量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采访中,笔者发现,演出团的艺术家们对晚会宗旨有着高度的认同,并身体力行之,溶入到他们的艺术创作、演出中。

2007年新唐人新年晚会有近三分之一的节目由任蜜儿编舞、领舞,这些舞蹈得到观众一次又一次的热烈掌声。她告诉笔者:“我编的舞蹈有古典舞、民族舞,有节奏快的、节奏慢的,有的粗犷豪放的、也有表现柔美的。但都是传统的舞蹈形式,用以表现纯善、纯美,表现光明,带回给人们这些似乎已经遗忘很久的最美好的东西。

“你比如说,我生活在美国,许多现今的美国女孩子讲要独立、要自主,像男孩子一样,就失去了传统女性应有的端庄呀、贤慧呀,等等。我就编了〈满族舞〉,表现传统女子那种端庄、柔美、文雅。也许让观众回想起了他们遗忘许久的美好的东西。而且我们演出团的艺术家就是一心想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呈现给观众,这也是晚会能打动观众的重要因素吧。”

舞蹈《花木兰》编导兼领舞许丽女士如是说:“因为我们认同、弘扬的是中华传统文化,所以我们的演员也好、编导也好、艺术指导也好,心态都很纯净,没有比如追求名利等的杂念。而人的思想能带动人的形体表现,人的思想越纯净,形体动作就越美好,那任何一个生命、任何一个观众看了内心都会受到触动。”

韩莹也说:“天幕涉及到的有些内容是观众没有见过的。因为我们会去寻找很多素材,去考证历史上真正的中国文化的东西,再把她重新展现出来,呈现给观众。”

让我们再回到舞蹈《烛光》那感人的一幕。看看领舞李维娜当时的心境:“……其实《烛光》是我接手演才没几场,这个节目有一个孩子出现,那天晚上当我在表演的时候,当音乐推到高潮,整体演员一个回身,孩子一个回身的那一瞬间,观众鼓掌了,当时那一瞬间我眼泪都快出来了,下来以后我就拚命哭。我觉得很难去讲是什么原因,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参加新唐人这台晚会,好像我比观众受益更多,就是因为有的东西不是用语言能够形容的出来,也许这正是晚会的精髓所在吧。我没有办法拿形容词去形容,但这种感受就像在一种高的境界上一种灵魂的沟通,一种火花的碰撞,当这种东西一碰撞的时候,一种呼应就出来了,所以观众情不自禁的鼓掌,好像大家同时心灵一个震撼就鼓出来了,而我的眼泪也就是这么被带出来。”

年的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演出在德国首都柏林获得极大的反响。当地最大的日报之一《每日镜报》在晚会演出前刊登的介绍文章中,称晚会将是一台“没有共产党政权宣传机器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历。” 一向严谨、保守的德国人被晚会奇迹般的折服了。

很多观众都对晚会中的舞蹈情有独钟,赞赏有加,每个舞蹈的服装色彩和表演令他们赞叹惊喜。许多的德国观众在最后一个舞蹈节目《鼓韵》结束后,特意起立鼓掌向演员们致意。


安德烈亚斯.赫斯(Andreas Hess)和马提亚斯.穆勒(Matthias Mueller)是在一个地区广播频道节目赢得一张入场券的。“我对晚会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非常富有启发性。晚会向我展示了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归位’那个节目。”

伯克(Borcke)博士家住柏林市郊的美柳区(Schoeneweide ),他是在一家图书馆偶然看到新年晚会传单的。他想,这样一场晚会的入场券肯定很快就会卖光了,保险起见,他早早的为自己和太太买了票。当记者问到伯克夫人对晚会的总体印象是,她说:“太美妙了!”

前来观看演出的有两名来自莉丽。布劳恩(Liliy-Braun)高中的女学生,其中一位来自越南,她俩是在学校开设的中文课上从老师那听说了新唐人新年晚会的消息。这次观看表演的年轻人比较多,记者向他们询问了对晚会的看法和最喜欢的节目。

“不同寻常,美丽壮观,色彩绚烂。”一位女学生说道。

当记者问,是不是以为晚会会像类似京剧的表演形式,毕竟京剧这种艺术形式是西方人比较熟悉的。观众们回答说,他们早就知道这场晚会与众不同,但不同在哪,他们是看到了表演时才明白的。

那位越南籍的小观众对蒙古族舞蹈赞不绝口,她的德国同学则更对二胡着迷。

总而言之,她们都认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值得强力推荐。

当记者问两位柏林观众是从哪里得知晚会的消息时,她们回答道,新年晚会的入场券是朋友卡舍(Kasche)夫妇送给她们的圣诞节礼物。摩尔根图姆(Morgenthum)女士和女友认为,这场表演无可挑剔,并对演员的服饰大加赞赏。

卡舍先生觉得晚会中的中文歌曲意义严肃而深刻,引发了他强烈的兴趣。他是从张贴在柏林国际会议中心的海报上知道晚会的消息的,也由此萌发了将晚会入场券送给朋友做圣诞礼物的念头。

他们一致认为:“现在这场晚会已经通过心传心、口传口的方式美名远播,下次就不需要举办单位再做什么广告了”。

舞蹈演员舞姿曼妙几乎是两场观众的共识。柏林的克劳斯.罗伯(Klaus Robe)表示他一直向往中华的文化和智慧,“让我特别满意的是,《迎春花开》那个舞蹈很完美,所有的舞蹈演员配合也非常出色,打鼓的节目也很棒,这些人能演的这么好,一定有很好的音乐素养。”苏珊娜.威尔赫尔姆(Susanna Wilhelm)说:“舞蹈演员跳的那么的优雅,编舞编的真是棒极了。”

来自柏林(Berlin)的伊朗电视台的莫哈默德.帕斯达(Mohamad Pasdar)说:“这色彩、舞蹈、音乐、节目的安排……都非常好,他们的舞蹈是独一无二的。所有的舞蹈演员水平很高。我希望这样的多元文化节目能大力推广。”

来自莱比锡(Leipzig)的苏珊娜.沃姆斯(Susanne Worms)说:“让我特别满意的是,演员的舞姿、天幕和服装,非常值得一看。我明年一定还要来。”

对于一些节目反映法轮功被迫害的内容,来自海德堡的医生诺琳.凯芭(Noreen Keilbar)说:“这场演出令人倾倒。我曾到过中国,我很高兴看到这些节目里有很多关于自由与和平的主题。这个演出传播和平。我认为没有把那些糟糕的事(人权问题)置之不理是很对的。那些关于真相的歌也很美。”

来自柏林的托马斯.叶格勒(Thomas Jaegler)是一位厨师,他说:“人们现在已经习惯于需要特别集中注意力看演出,不然人们会被许多杂音所干扰;而在这里只需稍微集中一点注意力,就能很好的观看演出。我到中国旅游时曾听过许多二胡演奏,不过其中的一些演奏就是在折磨我。而这里的二胡拉的实在太棒了,我听得入神了。”

来自法兰克福的木工师傅福可.史比曼(Volker Spielmann)说:“这真是艺术,我觉得我刚才在天堂里。”

当来自柏林的克劳斯(Klaus)和多娜.奎尔灵(Dora Quirling)第一次看到晚会的宣传广告时,就决定要来参加晚会了。之前他们还从未接触过中国文化,舞台的天幕和其它一切都美轮美奂。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晚会,值得一看。会场的气氛也很好,井然有序,演出时台下鸦雀无声。我们感觉到那些舞蹈是富有代表性的、中国古典风格的。”

彼得.玛可斯(Peter Marx)教授生活在柏林,他的一个学生使他留意到晚会。他以前没有接触过真正的中国文化。他说:“晚会所有的节目我都喜欢,是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领域的。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太了解,但能接受。中国的文化看来和宗教信仰有着相互联系。即使现时的中国政权忌讳宗教信仰,但在民间却仍然根深蒂固。”

赫尔姆特(Hellmut)和乌忒.胡比(Ute Hube)夫妇是柏林人,曾在越南度过一个当地的新年,也曾看过中国大陆在柏林的演出。当观赏完此场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后,他说:“太喜欢晚会了,色彩绚丽多姿,还有那么多风格多样的服饰。这晚会最引人注意的、我们还不完全理解的、但又觉的非常美好的是饱含着爱心和慈悲的歌曲演唱。歌曲里的意义内涵我们很喜欢。回家后我们要再仔细的读一读歌词。”

海尔格.穆勒(Helga Mueller)以前到过中国,晚会入场券是丈夫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她说:“晚会给我留下强烈而深刻的印象。表演者所展现的古代中国非常令人向往。这样的表演太令我兴奋了。我八年前去过中国,我在那儿所看到的表演和晚会所展现的相比起来差了很远。这里展现的是真正伟大的艺术,所有的一切:技术、服装、表演水准、歌唱家和舞蹈者,比我在北京看到的层次要高深多了。这儿的晚会是极赋予价值的、极高水平的。真是美妙无比”。

英格.切尔曼(Inge Zellmann)在看了晚会的广告传单之后心里很清楚,自己要来看晚会。她曾去过一次中国,而且对佛学有所研究。“晚会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服装、歌唱、编舞、音乐以及整个的氛围,所有一切都非常合我心意。那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氛围。

在晚会现场,坐在记者身边的《生活时尚杂志》(Life & Style Magazine)的卡尔科拜纳尔(Kalkbenner)先生表现得热情很高,他说:“整个晚会给观众集中呈现了多彩多元、内涵丰富的中国文化,舞台服装绚丽 多姿,美不胜收。” 卡 尔科拜纳尔的同事,摄影记者穆勒(Mueller)也表示,“展现的中国文化丰富多元,让人惊叹倾倒,每个舞蹈都令人赞叹惊喜,让人大饱眼福。尤其对《满族舞》印象深刻,那些年轻姑娘们呈现给观众的艺术表演非常、非常出色。”

《迎春花开》是柏林国际会议中心的项目经理奥斯藤先生(Nils Oesten)最喜欢的一个舞蹈之一。他觉得这个舞蹈,“翠绿的服饰和鹅黄的手绢,颜色搭配的十分巧妙,把春天的风格表达的淋漓尽致,充满了新鲜温暖的能量,也充满了活力和感染力。充分体现了女性的柔美”。

让奥斯藤先生的太太特别感动的是舞蹈《归位》中,被迫害死的法轮功学员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的一幕。“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从黑暗中被救度,走向光明的那一瞬间,让人感觉太美好了。我认为这表述的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愿望。她说:“善恶有报的说法在欧洲文化中也是存在的,这一幕让我想起了我们欧洲古代文化中的内涵”。

柏林电视台的总经理泰斯勒尔博士认为,“每一个舞蹈都很有韵味,服装变化多样,舞台背景也格外漂亮。 这个晚会非常适合柏林的观众。”

在二月二十八日晚,柏林的第二场演出结束后,记者有幸采访到了几位参加演出的神韵艺术团的舞蹈家,请她们谈谈使严谨的德国观众倾倒的舞蹈演出。

担任《顶碗舞》、《满族舞》、《迎春花开》和《鼓韵》等多项舞蹈的编舞和领舞的任蜜儿女士表示,“我们整体上这场晚会,除了节目好,演员也很重要。是同样的节目,另外的一个演员、一个团体来跳,可能也跳不到我们这样的效果。也许他们的技巧、舞技高一些,但是他们不会达到我们的效果。这与我们演员自身的修养有关系,这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同样的曲子,不同的人演奏,会有不同的效果。舞蹈也是一样。”讲到神韵艺术团的演员们,任蜜儿女士表示,“我们演员心都很纯净、无私,就是为了观众,为了带给观众非常美好的东西。我想观众肯定会感动,再加上节目好,所以演出就不同凡响。”

舞蹈《彩虹》、《花木兰》的编导兼领舞许丽女士也特别谈到,“舞蹈和音乐不像歌剧和京剧等,是不用语言来表现的,所以在人们看来,很容易接受。而且人的思想带动着人的形体表现。人的思想越纯净,人的形体就会表现得越美好。我们演员的心地都很纯正,没有名利心和杂念,我们的舞蹈表现,任何人看到了都会受到触动,都会感动。”

当记者问到许丽女士来柏林演出的感受时,她说,“我们一来开始演出的准备工作后,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德国这个民族很勤奋。而且他们工作一丝不苟、非常认真。因为这些,可能这个民族会比较保守一些。但是艺术是共通的,是没有国界的。另外,我们在艺术表现上要求,第一音乐要美,第二场景要美,第三舞姿要美。这些是不用语言表达的。所以大家一看,心灵就能沟通。”

谈到柏林的观众,许丽女士非常愉快地讲到,“我并没有感觉到他们在欣赏我们的节目时有那种封闭的心态。我觉得德国观众心灵深处的感受很深。在看我们的演出当中,他们表现得很兴奋。”

担任多项舞蹈的编舞和领舞的李维娜女士向记者谈到她对德国的印象时, 她表示,“虽然我对德国不是很了解,但我知道德国人做事严谨、守时,而且很注重质量。我一踏进柏林的酒店就已感觉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我们的演出是一种挑战。因为它的严谨性,要求就会非常高。”

在谈到这次的演出效果时,她表示,“我听说德国的观众不轻易给与掌声,特别是不轻易在节目演出中间给与掌声。而我们的晚会,掌声不断,而且你能感受到是观众发自内心的在鼓掌。它表达了观众肯定了你的艺术和你要表现的内涵。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很感谢德国的观众。”

“在德国和其他具有这么浓厚的艺术气息的国家里,如果人们能够认同我们用东方的中国传统艺术来表现这种神传文化、表现中国历史、表现人的道德和伦理等等这些东西的话,那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人都是在追求和向往一个美好的境界。演出达到的这种呼应,我想已经达到了我们演出期望的效果。我相信明年观众一定会更多。”@

(待续)

京沪股民上街 抗议当局突涨印花税

【大纪元5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中国财政部等部门30日凌晨零时09分,突然透过官方新华社宣布调高印花税的措施,由0.1%调高至0.3%,增加两倍,导致上海、深圳两地A股昨日一开市,分别暴跌逾6%。

该事件在股民中引起巨大反弹。损失惨重的股民们将此次股市巨幅振荡称为“530惨案”,不少情绪失控的股民将发泄的矛头指向财政部,谩骂之声不绝。还有股民发起万人签名运动,要求财政部长金人庆下台。

北京、上海等地的部份股民昨天分别到天安门广场、北京财政部门、上海证监会等地抗议,部份股民更自制标语,讥讽政府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斥其诚信水平甚至不如业绩低劣的上市公司。

另外,昨天下午,财政部网站无法登录,瘫痪七小时,页面一直显示为“无法找到服务器”。股民认为,此事与财政部突然宣布提高印花税税率有关。

大纪元记者致电财政部网络维护中心,一名工作人员证实网站曾经瘫痪,但现已恢复。当被问及是否遭受攻击时,对方表示“有这个可能性”,后又表示,“具体原因,很难说”。

据上海股民肖先生透露,一周前,有关提高印花税的传闻在市场上快速流传,但财政部、国税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表示,未听说近期将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于是股民“放心”投下自己的血汗钱炒股。

也有股民质疑财政部“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违规行为”,认为财政部此前“在内部泄漏了有关加税的信息”,没有按规定将信息的知情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北京的杨先生向大纪元表示,昨天上午大约10点,天安门广场不断的开始聚集群众,到下午时可能有几千人,他们在广场发泄心中的不满,抱怨政府欺骗民众,对百姓不负责任。

有股民表示,“政府就是靠这个赚钱,通过增加的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就像利用出售老百姓的土地一样盘剥百姓。”

还有股民说,“半夜出政策,真是中国特色”,“典型的暗箱操作,“半夜鸡叫,财政部学周扒皮?”,还有人说,“政府应该赔偿股民的损失”,“半夜中国什么时候才能看到黎明的曙光”。

中国的股民已经超过一亿户,中共一直担心股民和股市成为中国的“不稳定因素”。杨先生对此表示,“政府现在是没有能力管了,完全失控了,病急乱投医。”

据股民方女士介绍,他(她)们昨天有100多人到位于北京西城区三里河的财政部门前抗议,手持横幅标语,呼喊口号,叫财政部门的领导出来,后遭公安阻挠。

上海的简先生表示,昨天陆续有几百人到上海证监会前示威。民情激愤。有股民说,“七天前的所谓‘辟谣’如何解释呢?难道不应向全国人民做个交代吗?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政府缺乏诚信。枪林弹雨我们不怕,只是暗箭难防。”

也有股民说,“当‘谣言’成为现实,当‘辟谣’成为真正的‘谣言’,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呢?”

目前,中国股市散户猛增。官方数据显示, 截止5月28日,中国股民在沪深两市账户总数超过一亿大关,股民人数估计在5000万到 7000万左右,并以目前每日接近40万户的开户数增加。

有分析认为,若中国股市继续升温,中共将继续祭出降温措施,包括继续上调股票印花税,放宽海外投资的限制、推出股票指数期货、再度升息等等。一旦这些措施仍无法阻止股市涨势,中共可能会开始征收资本利得税,但官员担心这可能会导致股市崩跌。

也有分析指出,这次事件再次说明,中国股市真正的隐患仍然是政府的不当干预措施。同时也给股民一个警示:在一个有着政府阴影的市场,投资者的行为是短期和非理性的,投资者的利益是没有保证的。

中国城市居民最关注社会保障问题

【大纪元5月3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报导)据中国社科院的报告,2006年,社会保障问题首次取代下岗问题,成为城市居民关注的首要问题。有分析人士对中国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持悲观态度。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邀请现在美国的社会学者刘晓竹先生和任教于美国爵硕大学商业管理学院的谢田教授进行讨论。

记者:首先请问一下刘晓竹先生,您看中国社科院的报告说中国城市的居民,首要关注的问题就是社会保障的问题,而不是下岗就业,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

刘晓竹:其实下岗工人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但是这些老人,还有医疗问题,现在越来越尖锐,因为人不能不生病,而且中国的环境、食品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使生病的问题,还有老人养老的问题特别的突出,所以这是雪上加霜,并不是下岗工人的问题解决了,而是说又出现了新问题,新的挑战。

记者:谢田先生,您看中国城市居民关注的焦点转到社会保障说明什么问题?

谢田:我同意刘先生的观点,现在这个问题一直是存在的,因为中国不管是社会保障体系也好,医疗保障体系也好,都没有包含广大的农村人口。现在这问题一直存在,并且不时的这个问题要冒出来,有的时候那个要冒出来。现在股市很热,若股市崩盘的话,可能另一个经济问题又要冒出来,到处都是有潜在问题的。

记者:那大家都知道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覆盖面太小,特别是基本养老制度这方面,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总的社会从业人员有七点六亿,但是有基本养老保险,还不到两亿,就说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而这些人主要还分布在城市。

那广大的农村劳动者,几乎都没有养老保险,特别还有农村的老人,丧失劳动能力的有一亿多人,更是没有养老保险,刘晓竹先生您看这方面还有没有解决的对策呢?

刘晓竹:前不久中央推出的政策,说是在农村建立养老保障体制,但是实现起来非常困难。我觉得不可能,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的财力能做到农村这么大基数的人口养老保险的问题。所以说呢,即使有这样的政策出台,第一、制度上呢,贪官污吏层层攫获利益,另外呢钱从那儿出?我觉得没有地方出这个钱。

记者:谢田先生,您看中国养老保险这个制度是不是可以简单的说是人口太多的问题呢?

谢田:这个地方我可能跟刘先生的观点不太一样,那譬如在很多国家,你比方在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欧洲国家都有普遍的全民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那现在中国的问题或是制度性的问题或是政府决策层的问题。

因为我们并不是今天才知道企业人需要养老,和他们老了需要退休、没有工作,这是十年前就知道,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就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做,所以这个实在是政府决策者的问题。

实际上这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被覆盖的都是农村里的人,就是整体的国家政策是歧视农民的政策。还有一个,中国不是像其他国家是高收入国家,而算是高积累的国家。比如像我自己,我父母辈那些,他们工资很低,他们本来收入很低,但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份都被国家拿走了,而这部份国家是有责任把他放入一个社保基金也好或医疗基金也好,放在医疗体系里边。

这个钱己经收走了,但是这个钱现在没有了,那那里去了?这是我们要问的,那现在我们都知道答案,显然财富己经创造出来了,但都被政府拿走了,那就是现在当政、当权者把它据为己有,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在这个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以要解决问题的话,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了,你要寻找根源。你不能说现在中国突然冒出了几亿人,没有人养老,并不是这样的。

记者:刘晓竹先生,您怎么看谢田先生的观点。

刘晓竹:他的观点我完全同意,我刚刚说的意思实际上是具体实行层面,根本这个钱己经没有了,说实话,分到这些私人腰包了,要再掏出来的话,再拿回来的话,己经拿不回来了。

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应该从政治面解决问题,也就是让农民组织农会,让他手里有选票。其他的国家,像日本、台湾是不是有三农问题?没有。他有了选票以后,没有道路可以修路,没有医院可以建医院,所以说就用政治的手段,来做到这种收入的重新分配。

当然不是像过去毛泽东时代农民运动那样,打土豪、分田地,不是那个时代了。那是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还可以用政治,用民主政治的方法,来解决现在农村这么多的、几亿人口的问题。

记者:刘晓竹先生的观点就是说,这个基本养老制度己经不是你可以要求一个企业,让他扣除什么样的钱,或者是要求一个乡村怎么样,而是一个政治方面的问题。

刘晓竹:因为这个体制是一党专制,我比较悲观,任何好的想法,好的愿望,结果可能是更坏、更糟。所以说必需从改变体制着手,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说搞全民医疗保险跟全民保险的话,这个钱最后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是这个地方官员,又有腐败的机会,又有更多的压迫老百姓,甚至是乱收费的机会。所以说不如用其他的办法,退后一步,跳出这个体制,我觉得天地更宽阔。

记者:谢田先生您的观点呢?

谢田:这虽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关键在于羊毛已经被拔掉了,现在这个羊毛己经不在羊身上,己经在狼身上了。我跟刘先生一样,很悲观的,这些钱己经被这些贪官污吏拿走了,你现在要他们把这些钱吐出来,这等于是与虎谋皮,几乎是办不到的,他们绝对不会放弃的,尤其是一旦有这种社会的苗头,感觉到社会要他们吐出来的时候,他们会更加顽固的维护这个体系,或是拒绝放掉。

无锡变臭市 纯净水抢购一空

【大纪元5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浦慧恩综合报导)据大陆媒体5月30日报导,自5月29日起,无锡市民发现自来水水质有问题,伴有难闻的气味,无法正常饮用。与此同时,市城区的多家大型超级市场的各种瓶装、桶装的纯净水已被抢购一空。市民亦争购大量其它品种的饮料,并排队买面包,因为担心用变质水做饭影响健康。

市民无法过正常生活

有网民爆料,指目前超市的水已经买断,已经由原本的8元(人民币,下同)暴升至五、六十元。“目前家里的自来水已开始发臭,不是单纯的漂白粉味道,而是类似阴井盖下淤泥的臭味,5月30日,臭味更甚!洗手手臭。没法漱口,煮饭更是没法入口!超市的纯净水价格猛涨,甚至已经脱销!”据网友反映,目前无锡已陷入自来水危机。

网民30日日爆料称:“我们无锡变成了一个臭市,全市人都变成臭人,洗头头臭,刷牙口臭,洗脚脚臭,洗澡全身臭……这些还不是主要的,最令我们不安的是不知道要臭多少时间才能正常恢复。”

据悉,无锡市自来水公司承认臭水污染:“(污染)这个问题是早晚要爆发的,现在的水质,只要是太湖的水,水质都有问题,这次污染是加净水器、活性碳、强氧化剂都没有效果,因为污染太严重。”

自来水公司束手无策

无锡市自来水公司还指出,本次污染,来势凶猛,他们已经束手无策,只有建议无锡市民先暂时使用纯净水。至于此次污染事件何时能够解决,无锡市自来水公司坦言,暂时还无法预计。

同时该公司承认,臭水污染早前就已经预计到了,因为太湖的水受污染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指今年藻类爆发得非常厉害,现有的净水工艺很难达到净化标准,因为情况实在是太过严重,指标现在是几十倍的往上走。

有报导指,至今无锡政府部门正在赶往无锡研究对策,但尚未对水污染事件发布官方声明。

网民促官员引咎辞职

臭水问题开始后,网上热议也同时爆发:“政府哪管老百姓死活;有人对此负责吗?有人会受到惩罚吗?中国环境日益恶化,(中共)中央没看出来吧,官员应该引咎辞职!!”网民也指出,水不能喝是必然的,往后还有更多不能吃喝、穿、用的东西。

据悉,对于太湖的治理,十余年来共使用人民币90个亿,网民直言:“太湖治理这么多年,治得没水喝了……”“我们交了水费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水喝?这样的臭水为什么还要收钱?”

领导指水质达标被轰

有关领导说:“自来水是达到国家标准的。”随即遭到网民炮轰:“国家标准自来水是可以发臭的?天啊!!现在还有这么要脸的人???他应该直接喝下发臭的自来水!!!”

据了解,目前无锡市市长毛小平身在英国,而市委书记杨卫泽将在6月2日前往美国访问。网民讽刺目前身在英国的无锡市长:“毛小平同志现在正泛舟英国泰晤士河上。给远在家乡的无锡人民打了个越洋电话,表达慰问。”

“利用臭水事件,提高水价的是民族败类,但是他们只是二级败类。一级败类是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指比60年代饥荒更糟

“有水的要多少钱?还不是那些政客和商人的天下,真正老百姓连水都要吃不起了。你们去问问无锡的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无锡会没水喝,会是臭水。他们六几年闹饥荒饿死那么多人,但水是绝对充足的。现在连闹饥荒都不如啊。真不知这社会是进步还是后退了。”

有网民直言,指出眼下的臭水就是“还不是给GDP换的。……”有网民细数今天无锡山穷水尽,下一步连生存都是问题:“这是工业污染的后果。关心民生最重要,不要再吹什么GDP(鸡的屁)。该清醒了,这些当官的人还是那些只顾发财不顾人民死活的所谓企业家。”

网民说,无锡的水质早在一周多前已经出现问题,有市民饮用后出现上吐下泻的情况,他儿子也为此住院3天。市民建议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有关部门负责人应作出合理的解释,如何使居民的正常生活得到保证。

洗哪臭哪 夏日如何过

很多市民发愁,现在才五月,整个夏天如何过,“呜呜呜~~都3天了,水都臭了3天了,刷牙洗脸都是用纯净水,用自来水洗手,手都要臭好久,什么时候才会没有污染的自来水啊?当官的同志们,你们在哪啊?”

“不是慢慢散去,是被熏得闻不出臭味了!简直不敢开水龙头,一闻到就想吐~~~~~~~奢侈的来现在,矿泉水洗脸刷牙,那个衣服是洗了都不敢穿,怕恶心死……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厦门百万短信抗议 剧毒物化工厂缓建

【大纪元5月31日讯】在普通市民和环保人士的强烈抗议下,厦门市政府周三(5月30日)宣布缓建由台商投资的海沧PX石油化工项目。 厦门民众此前通过手机短信表达抗议,并呼吁举行示威集会。

据BBC报导,其中文网也收到一些厦门网友发来的电子邮件,表达他们对整个事件的看法,反对厦门当局在海沧PX化工项目上的作法。

*百万短信

《南方都市报》周二报导说,上百万厦门市民近日都在转发一条相同的短信,反对该市正在兴建的PX化工项目。

台湾翔鹭集团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PX项目,这种剧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

市民流传的短信内容之一

这则在厦门市民中流传的手机短信说,“台湾翔鹭集团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PX项目,这种剧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

短信说:“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100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16公里啊!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见短信后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

据报导,短信在结尾处还涉及号召市民参加游行示威的敏感内容。

就在星期二,中国媒体报导还引述厦门市政府官员的话说,PX化工项目将继续兴建。但星期三情况就有了突变。

*态度突变

路透社报导引厦门自由撰稿人钟小勇说:“这是一种进步。这说明当局不得不听取人们对环保的担忧,不仅在厦门,在全国也是这样。”

他说:“现在没人认为他们不会对水、空气和土壤造成影响;而公众的觉醒日益增长,这件事是人人都应关注的事,不是事不关己的事儿。”

须知,缓建并不等于停建,变数仍然存在。

中国网民博客

官方英文《中国日报》说,预计年产80万吨的厦门海沧PX化工项目距离厦门岛仅为16公里,距离厦门市旅游区鼓浪屿仅为7公里。

一名厦门网友在发给BBC中文网的电子邮件中说:“厦门要建PX化学工厂,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现在那个工厂在建,政府不管大家的生存,为了钱他们什么都做的出来。现在哪个工厂建在厦门的海沧,离厦门只有16公里,离海沧的住宅区只有1.5公里。”

另一名厦门网友则在给BBC中文网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厦门6月1日可能“有集体游行反对在厦门建立PX项目”。

学者警告

此前已有中国学者对厦门海沧PX化工项目可能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提出警告。今年3月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共有105名政协委员联署议案,希望当局能在别处兴建这个PX化工厂。

中国政协委员赵玉芬表示,厦门海沧PX项目生产的对二甲苯属于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癌率,而且严重影响海洋的珍贵物种。

自由撰稿人钟小勇说,缓建并不意味着这个化工项目被取消了。他说:“这意味着政府准备停下来重新思考,该项目有可能继续兴建。”

一位中国网友王石川也在其博客中指出,“PX化工项目缓建的消息无疑让人长嘘口气,因为谁都知道px化工项目一旦落成将带来什么恶果。但是,该事件的进程远未让人心中的石头落地。须知,缓建并不等于停建,变数仍然存在。”

伪劣药举报者:药监局长被判是恶有恶报

【大纪元5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5月29日中共央视新闻联播播报了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被判死刑的消息,这一信息引起大陆网友的热评,杭州最大的伪劣药品生产举报者周欢喜表示这是恶有恶报的结果。

正在北京上访的周欢喜对记者表示,看完这一消息,她感到很高兴,并立即给浙江省药监局局长和她所举报的杭州澳医保灵药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钟海荣手机发短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冤有头,债有主,你看到了吧?”

周欢喜举报的是澳医保灵药业公司在利益驱动下,置孕妇生命健康不顾,违法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保灵孕宝口服液”近10年,从中牟利5亿多元。周用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产品的主要成份仅是白糖、水和添加剂等,并非其广告中所宣传的能“健康两代人”。本报曾对她的冤案做过详细报导。

因她举报属实,2002年9月10日澳医保灵药业公司被查封,有关责任人被免职。但公司被查封期间,仍然通过了国家药监局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认证,其中就有时任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的暗中庇护及“开后门的功劳”。

郑筱萸在浙江杭州有着23年的制药业从业经历,1998年3月任国家药监局第一任局长,药监局成为一个专门机构后,制定了“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确立药品注册管理体制;之后,在实施“地标”升“国标”,也就是把地方局批准药品的权力收回,将地方药品标准转为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的过程中,多名官员因贪污受贿落马,郑筱萸2005年被免去职务。

周欢喜痛心的表示,她在所举报的企业工作了17年,在配料车间工作的几年中对严重造假实在看不下去了,出于维护正义的目的,勇敢的站出来举报坑害消费者的非法行径,虽然经有关部门调查属实,但她却遭到来自公、检、法、政府部门、药监局的联合打击报复,他们串通起来栽赃陷害、把她投入监狱,受到非人折磨,还多次威胁要杀她及她的家人,但周欢喜表示自己不惧怕!

周欢喜气愤的指出,造假并没有因她的举报而停止过,靠非法所得而财大气粗的公司总经理钟海荣多次宣称,不怕周的举报,有本事就告到国家药监局去,告到中央去,告到哪他都可以用钱摆平。在中共邪党的统治下,黑白颠倒,贪官诬吏们都是互相勾结,形成一个利益的关系网,他们无恶不做,比郑筱萸更大的贪官不计其数,他们最终都将逃不过正义的惩罚。

有网友发表评论说,食品药品安全影响到千家万户,老百姓对此十分关注。面对纷繁复杂的食品药品市场、虚假广告,老百姓不知哪个是真?“苏丹红”等事件的发生,击溃了百姓的心理防线,整天惶惶不可终日。主管部门的乱作为、不作为充当了罪魁祸首。

另有受访者表示,在食品药品上发昧良心钱财的人,不仅是违法犯罪,更是丧尽天良,没有人性,他们以漠视别人生命来换取自己的金钱,其实与故意杀人没有任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