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6月03日(星期日)
十八年前的今天, 成百上千的青年学生和市民为了实现一个叫做” 民主” 的梦想, 为了追求做人的尊严与基本权利,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十八年前的今天, 中共政权以一场小规型常规战争的规模, 用血洗的方式镇压了以和平方式要求中国走向民主的民众, 令全世界为之震惊, 并再次暴露了中共的暴力本质.十八年前的今天, 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马上就要到“六四”天安门事件18周年的纪念日了。自从1989年以来,每到这个日子,海内外关心中国命运的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纪念、回忆这个特殊的日子,而每年都有不同的内容。
在《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有以下一段叙述:“‘六四’镇压时,天安门广场附近一开枪,许多人一下子本能地躲到灌木丛后去了。等人们缓过一点神,马上从各自躲藏的地方,不约而同地高唱着‘国际歌’,勇敢地走出来。那些中国人诚然勇敢、纯真、可敬,但是为什么面对共产党的屠杀,他们还要高唱共产党的‘国际歌’呢?原因也很简单:党文化教育下,可怜的人们被共产党搞得只知道共产主义。”
温哥华著名专栏作家施化,原北京公安干部著名右派任众,六四亲历者戴立,老右派万松纯,一级作家、老右派赵先生,座谈会组织者之一、林昭精神携进会的黄河边先生,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爱国华人陈先生、柳先生等先后发言,揭露中共暴政历史,并倡议:“坚守良知、拒绝遗忘、远离恐惧、爱国爱民”。
六四事件18周年前夕,“维权网”获悉,仅就北京来讲,就至少还有十三名市民因在1989年6月镇压后被捕、被以“动乱分子”或“暴徒”罪名判处重刑,至今仍在狱中服刑。中国官方近年来一再向世人宣称,八九运动已经“成为过去”,并断然否认中国监狱里仍关押着六四政治犯,以此来回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批评、逃避国际人权机构的审查。
据生活周记报导,登入eBay网站,只要打入“8964, PLA, Tiananmen, 1989”这几个关键字,就会赫然跳出一只手表照片,点击进入,竟然真的跑出了一只有解放军人头的手表!下方写着(戒严部队)“89.6.平息暴乱纪念”,手表的背面还有“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的字样。
为了纪念“六四”民运十八周年,香港多个团体今天举办了纪念活动,包括支联会举办的百人长跑运动、香港神州青年服务社主办的“六四”图片展览,以及香港大学学生会举办的纪念“国殇之柱”竖立十周年晚会,希望唤醒港人继续支持民主和自由。
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六 . 四的结局都意味着民族的悲剧。为使悲剧不再轮回,中国人必需达到对悲剧原因的深层次理解。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很少看到从文化角度对六 . 四悲剧原因的探讨。而文化正构成一切历史事件的最深刻的原因背景。
北京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七十八岁)曾在二零零四年在要求对天安门事件定义为“反革命暴乱”加以平反的公开书信上,和国内外民主运动家及作家等共同署名而遭到来自中国公安很大的打击。他表示,决心不再署名。
众所周知,孑木先生出于正义与良知,跟踪报道了大量民间维权的案例,义无反顾地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坚守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获得了博讯网众多读者的广泛尊敬。然而,南京‘外事办’主任蒋建鸣伙同南京警方肆无忌惮地对孑木先生进行了各种卑鄙无耻的构陷,并雇佣黑社会对孑木先生进行袭击,其暴行令人发指。
孑木在报导了南京暴力拆迁,当局迫害民众维权之后,记者证被当局没收了。如果说孑木真的有什么“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在他明知道自己已经是中共当局重点注意、重点监控的对象之后。他可能会笨到把枪支弹药和管制刀具放在家里,等着当局去搜查,去给他定罪吗?
"所有的日子 /都绕不过'六月'。"这是目前在洞庭湖监狱里服刑的诗人师涛,在2004年所写的一首诗。那时六四过去已经15年了,但悲哀的诗人仍然在苦苦地吟唱:"六月,我的心脏死了/我的诗歌死了 /……六月,大地变形、河流无声 /成堆的信札已无法送到死者手中。"
据中国独立中文笔会消息,世界报业联合会2007年金笔奖得主、被中国当局判刑10年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记者和诗人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女士,应世界报业协会特别邀请,前往南非开普敦参加第60届世界报业联合会大会和第14届世界编辑论坛,并于6月4号代子领取世界报业联合会2007年自由金笔奖。
名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为参加日本的六四集会,6月1日抵达日本成田机场,拟以过境方式入境日本,但遭到海关扣押拒绝入境。六四集会主办单位表示,5月下旬入国管理局接受询问时曾表示没有问题,结果现在却不准入境。“魏京生基金会”谴责日本相关人员对中共的压力示弱,呼吁外界给予关注。
大纪元致电日本成田机场海关询问魏京生的下落,对方称,“他很好”,当记者问,“为何不让他入境?”对方称“不知道”。当记者问,“魏先生手续有问题吗?有违反日本入关规定吗?”对方说“应该没有”。
惊闻6月2日晚,被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严密监视的高智晟律师前去质问一名于2006年11月24日殴打高律师妻子耿和的警察时,遭到其劈头盖脸攻击毒打。中共恶党拳养的警察特务完全丧失基本的人性,如同黑帮集团一般,其野蛮流氓本性,昭然若揭。
接到正式法律文件的袁伟静非常高兴,半年来的屈辱已经太多太多。现在再也没有什么理由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再也没有理由阻挠她与任何朋友的会见了。并且袁伟静也会为自己聘请律师,保护自己的权益。这一上午5个小时的努力,通过袁伟静的据理力争,通过让国际社会知晓并关注,终于迫使山东政法部门出示正规的法律文书,承认袁伟静的自由。
因揭露前上海首富周正毅遭非法监禁3年的郑恩宠,去年6月5日获释,但同时被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今年6月4日期满,意味着中共以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禁止他接受外媒采访、出国等权利等将自动失效。据知,国内外多个媒体已联络郑恩宠,准备对他进行采访。而多个海外人权机构也邀请郑恩宠出国交流。
自6月1日厦门万人大游行后,2日又有数千人游行至市政府,继续抗议当局建高污染的PX项目,并抗议当局所谓的“缓建”是欺骗公众。据悉,虽然天气炎热,很多人处于半中暑状态,但沿途不断有人加入。路边不少市民免费供水和派发藿香正气水等防中暑的药物。大批武警、防暴警察、公安筑起人墙,阻止示威者前进,双方一度发生推撞。多人受皮外伤,也有拍照者被抓。
据《私有权益网站》消息,长年站在扬州经租房主维权前列的付涛于5月31日遭到当局的拘押后至今没有释放,他家中的三台电脑和照相机当局被搜走,付涛家中的电话有时无人接听。
六四前夕,黑龙江富锦市2913位失地维权农民,用真名在网上签名,发出不要奥运要人权声音。这些农民表示,要了奥运,中国人权还是得不到保障,中共黑暗至极,老百姓叫苦连天,都无法活了,你还吹啥牛皮呀!农民得生存,农民饭都吃不到,你还办啥呀?这奥运金牌有什么用?如果实现民主了,农民的事情就解决了。
在大纪元记者6月1日获得委托海外民主人士转交给奥委会主席的《告全国同胞书》中,2913位黑龙江省富锦市失地农民维权者表示将,“动员个体维权者声援民主运动,用民主运动的呼声促进个体维权者获得实际问题的解决。”
著名时事评论员、中国事务主编伍凡则认为,从中国政治、经济、国际形势整个一盘棋来观察,中共面临着内忧外困的巨大危局中,已经无力解决。而黄菊的死以及其涉及的内斗格局变化都不会改变这个大的趋势。
为此大纪元记者采访了著名政论家、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胡平认为,从黄菊死前都一直为江派上海帮利用支撑局面,说明上海帮的虚弱。在17大前权力大洗牌关键之际,他的死对于胡温来说是利多,为继续打击上海帮扫清障碍。
6月2日凌晨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北京病死,上海民众认为,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的死讯报导反不如一位早年曾演林黛玉的陈晓旭。也提到黄菊之死会给周一股市带来何种影响,值得关注。上海被拆迁访民对其死讯欣慰之余,最大希望是中国能早日走上民主法治之途。
2007年6月2日,中国人权网(China Rights Network)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举办了一场中国人权论坛。论坛吸引了来自大陆、香港、台湾、西藏及新疆等地的民众。大卫·乔高在论坛的总结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尽各种努力,停止在中国发生的人权罪恶。
现任移民委员会主席的安德鲁-泰雷戈迪(Andrew Telegdi)是安大略省滑铁卢区域的自由党国会议员。 他在信中表示愿意加入CEPFG 成为其中的一员, 协助调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
一位西人Adams对记者表示,澳洲人在正式场合通常表现矜持,而今天演出现场反应出人意料的热烈,在记者采访时,有观众主动向记者表达他的感受,给予晚会高度的评价,纷纷赞叹演出清新脱俗及精心设计的舞台效果。
他还举了个个人的例子。1981年,福里曼的父亲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而他本人因为在台湾呆过,会讲中文。一次他在北京街头,一个中国人走向他,跟他说,我们用英语交谈好吗?我想提高我的英语。福里曼说,我不想讲英语,我要提高我的汉语。这人告诉他说,你知道吗,附近那些扫马路的、卖东西的、散步的人,其实都是警察。话没说完,这个人就被几个突然扑上来的便衣警察按到地上、劈头盖脸的打了一顿。福里曼觉得,跟那时候比起来,现在要好一些了。
我只好忍气吞声,不管怎样终于平安回到了家。我的紧张引起了家中亲人的埋怨,认为我过虑了。然而过了几天一个在县城的远亲碰到我,他跟我说他听到有几个混混(当地流氓的称谓)前几天差点对一家从外地回来的人下手,幸而发现是当地人,否则不会放过。忽闻此言,我当时惊出一身汗,当然我希望那一家所指不是我们。
如果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如临大敌是为了保卫民主成果就错了。在4,440万二十岁以上的选民投票后,布尔什维克得票率只有24%,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的40%,在715个议席中只占了175个。列宁立即发表文章说:“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的口号,“任何企图束缚苏维埃权力的企图都是反革命阴谋。”
十八年以来, 中共始终坚持当初的屠杀是正确的决策, 从来没有表示过半点后悔;十八年以来, 那些死难者的家属, 天安门母亲们, 连公开地悼念自己的子女的愿望都无法实现;十八年来, 尽管曾经与中共有血海深仇的国民党的主席都可以返回中国, 但是那些当年因为理想而被迫流亡海外的人士却无法回国看望自己的家人. 刘宾雁先生临终的时候, 仅仅希望可以死在自己的祖国, 这样一点小小的愿望被无情地拒绝.十八年来, 中共在政治上的极权本质没有丝毫改变.
当然,十八年来, 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 但是请大家想一想,十八年来经济上的繁荣, 就可以抹杀十八年来政治上的耻辱和黑暗吗? 如果我们默认这样的逻辑成立, 谁能保证十八年前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十八年后呢?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悼念死难者, 已经是第十八个年头了. 各位朋友, 让我们继续坚持下去, 一直到公理正义得到伸张的那一天到来. 否则, 即使经济上再强大, 我们的祖国也仍然无法崛起. 在六四十八周年的今天, 我还想特别提出三项诉求, 希望得到各界朋友的呼应.
第一, 当年被当局定性为“暴徒” 而判处重刑的一些北京市民, 至今仍有一部分还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等地方. 这些市民当年是为了保护学生而走上街头的, 他们是八九民运中的英雄.十八年过去了, 他们不应当被遗忘. 我们应当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 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些政治犯的待遇, 并努力促成他们的尽早释放. 在外界为六四难属和政治犯家属提供帮助的时候, 也应当重点考虑这些为民主运动做出贡献并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勇士.
第二, 六四过去十八年了, 但是今天中共仍旧有一份黑名单, 拒绝让部份人士回国看病, 探亲以及工作. 刚才提到的刘宾雁先生就是一例. 在这些被剥夺回国权利的人士中, 有一些年事已过, 比如戈扬, 比如郭罗基, 比如苏绍智等先生. 这些先生都曾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过贡献, 仅仅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 在他们步入晚年的阶段, 就使得他们不能叶落归根, 这不仅是剥夺人权的政治迫害, 更是违反中国传统伦理的行径. 如果当局真的要搞什么‘八荣八耻’, 就应当知道, 拒绝让这些老人回国, 就是最大的耻辱. 因此, 我们呼吁各界关心流亡人士的回国权问题, 特别是其中那些长着的处境, 希望能够促使他们尽早可以有返回故土的权利人.
第三, 今年是六四十八周年, 距离20周年只有两年的时间了. 如果中共当局继续拒绝六四问题的重新评价, 继续关押异议人士, 继续拒流亡群体于国门之外, 我们应当在20周年的时候发起全球性的大规模的六四纪念活动, 以提醒世人不要忘记六四死难者和中共的极权本质, 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这样的活动, 应当是庄严隆重, 应当是海内外各地华人与世界各国政府与民间的联合行动, 应当是可以给予中共以强大震撼的活动., 她不仅需要热情, 也需要很多的协调. 我呼吁, 为六四20周年的盛大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现在就应当开始酝酿. 所有海内外的民主力量应当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 精诚团结, 消除歧见, 一起将这项工作做好. 这是为了昨天的死难者, 也是为了明天的中国.
──原载《民主中国》
【大纪元6月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报导)马上就要到“六四”天安门事件18周年的纪念日了。自从1989年以来,每到这个日子,海内外关心中国命运的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纪念、回忆这个特殊的日子,而每年都有不同的内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在下面的报导中说,现在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关注“六四”以及两本有关“六四”的重要书籍的出版发行是今年的两大看点。
在“六四”十八周年纪念日到来的前夕,旅居美国的吴仁华出版了新书《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详细记录了1989年六月中国军队开进北京镇压民主运动的全过程。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说,当时天安门广场上并没有人被打死。吴仁华在书中却用事实证明广场上的确有学生被打死---
吴仁华:“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的陈文新是死在天安门广场北面升国旗的那个地方。另外两个都是死在天安门广场的南侧,是北京农业大学的研究生戴新平,天津师范大学的本科生李郝成,这三个学生都是戒严部队打死的。”
1989年六月三号晚上至六月四号清晨,北京街上的坦克、持枪的士兵和划破夜空的枪声,这些记忆在那些当时参与或者目睹了那个事件的人的心目中是难以抹去的。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学生、学生对话代表团成员王德邦就亲眼看到学生被打伤---
王德邦:“我亲眼看到被屠杀的学生,我亲自看到子弹把学生的腿给打破了。我还亲自背着被打伤的学生到医院去。”
记者:“当时有很多学生被打伤吗?”
王德邦:“我看到有7、8个学生躺在地上。”
记者:“是受伤的还是死亡的?”
王德邦:“受伤的。伤势很重。”
受“六四”影响,王德邦不能继续求学,因此下海经商。他告诉本台,尽管现在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媒体不许提“六四”,但是老百姓并没有忘记那场席卷全中国的民主运动---
王德邦:“最近几年来,民间对当年六四学生的诉求更加理解了。很多人说是因为当时六四的宿求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所以这块土地上才会有这么多的灾难。”
山东的车宏年在八九民运中曾经积极组织济南的工人上街游行,后来被判两年监禁。他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决不能忘记“六四”,而且他认为今年到目前为止,海内外纪念“六四”的活动比往年都多---
车宏年:“因为国内的维权人士多了,底层的民众法制意识和民主的要求都已经提高了。”
据海外的媒体报导,今年香港、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多个城市都有举行纪念活动。而且组织活动的不仅仅是政治团体,也有宗教、艺术团体等。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像是,现在在中国大陆,关注“六四”真相的不只有经历过或者亲眼目睹过那场运动的人,也包括很多当时不懂事或者在1989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的作者吴仁华说,在有关这本书的报道发表后,他收到了很多中国大陆青年学生的电子邮件。
为了做这个报导,我也采访到一位今年才17岁的成都中学生。不愿透露姓名的这位学生说,他刚刚学会上海外的网站了解在中国媒体上看不到的信息。在他的要求下,我把他的声音作了技术处理---
记者:“您周围的亲人、朋友,年龄大一些的他们提‘六四’吗?”
中学生:“现在几乎没有人提它,因为大环境没有,小环境也没有,只在海外的媒体上有报导。”
记者:“您的同学之间聊这些事情吗?”
中学生:“从来没有。我们聊的是娱乐、体育、考试、升学。”
记者:“您为什么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呢?”
中学生:“我这个人什么观点都可以接受,各方面的讯息我都想了解。”
记者:“您怎么看‘六四’呢?”
中学生:“那些学生确实值得同情。他们的精神也值得发扬。”
记者:“你觉得‘六四’的精神是什么呢?”
中学生:“这个不知道。”
这位17岁的中学生渴望了解他所身处的中国社会的真实的一面,但是他却知之甚少。在这方面,中国政府难辞其咎,因为政府不愿意像这位中学生这样的年轻人了解真相。
旅居美国的蒋品超参与编辑了刚刚出版的《六四诗集》,收集了大量的回忆、纪念、反思“六四”的诗歌。总共两百多位作者中,大部分都是现在身在中国大陆的人。蒋品超说,诗集出版后,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视为禁书。但是中国却出现了翻印的版本。于是政府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进行查缴---
蒋品超:“这个查缴行动是商业部、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国务院扫黄打非办联合举行。这是很大规模的一次查缴,是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
蒋品超还告诉本台,除了诗集被查缴,诗集的作者以及翻译在中国也受到公安的骚扰、拘押甚至失去工作。不过,每年“六四”期间都会遭受软禁、失去自由的“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告诉本台说,今年她家门口却“反常”地没有人站岗---
丁子霖:“每年都有,去年我得肺炎的时候,他们也站在那里,今年他门不来,他为什么不来没有必要向我说明,我当然希望他们不来。”
为了纪念“六四”,追思缅怀死去的亡灵,丁子霖和其他一百多位难属们在此前不久曾经举行座谈会。难属们对最近香港亲中政党民建联主席马力声称“六四”不存在“屠杀”的言论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六四”虽然已经过去十八年,现在的中国政府与当时下令开枪的中国政府没有太大变化,中国的媒体上仍然见不到有关“六四”的只言片语,但是由于互联网带来的便利,由于中国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六四”将长久地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
【大纪元6月3日讯】在《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有以下一段叙述:“‘六四’镇压时,天安门广场附近一开枪,许多人一下子本能地躲到灌木丛后去了。等人们缓过一点神,马上从各自躲藏的地方,不约而同地高唱着‘国际歌’,勇敢地走出来。那些中国人诚然勇敢、纯真、可敬,但是为什么面对共产党的屠杀,他们还要高唱共产党的‘国际歌’呢?原因也很简单:党文化教育下,可怜的人们被共产党搞得只知道共产主义。”对于党文化的如蛆附骨般的附着人心,即使反对共产党也使用了党文化那一套,以上这段对于“六四”屠城事件中一段经典情节的描述,很可以说明问题。
然而,这样的画面,并不只出现在“六四”屠城的情节中,在“六四”之后,至今愈演愈烈的各地维权对抗的事件中,也不少见。例如,2001年10月16日至18日,大庆油田五百多名劳工与党员,因长期拿不到退休金,冲击了大庆市委,致使市委机关瘫痪,并高唱“国际歌”。2002年5月1日至3日,辽宁省的阜新市,六个煤矿局的职工号召集会、游行,有六万多人参加;游行队伍高唱“国际歌”、“工人有力量”等歌曲。2002年5月20日,一千多名大港油田工人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参加示威的工人们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和“国际歌”,与军警对峙。2003年3月18日至29日,河南省安阳市五间国有煤矿近五万名矿工、职工家属、市民举行“六反”大游行、大示威;在广场控诉当地政府、矿务局官僚,并高唱“国际歌”等歌曲,拉出横幅,上面写着“六反”:“反官僚、反压迫、反剥削、反腐败、反掠夺、反黑暗”。
更有甚者,这种以党文化来号召对抗的方式,就在共产党不断对外扩张其影响力的同时,也影响到了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
1989年“六四”屠城事件后不久,台湾某大学一个学生运动团体,在校园内发起关注“六四”的活动,并演出一出名为“重现天安门”的行动剧,而这出行动剧在编排上的高潮点,也正是模仿广场撤退学生集体高唱“国际歌”;演出学生心中暗自对于“国际歌”能够突破禁忌在台湾的大学校园中被公开演唱而雀跃不已。隔年三月在台湾中正纪念堂所发生的“野百合学运”,“国际歌”更成为许多参与学生乐于传唱的“战斗歌曲”;在三月乍暖还寒的天气里,学生们在颈间围上了红色围巾,心情激奋。
而援引党文化以作为对抗资源,这样一种趋势,也不只出现在较为“左倾”的学运团体之中;为了对抗国民党,台湾更有不少政治人物与政治团体,因此而“请鬼抓药方”,借引了与国民党有着长久历史恩怨的中国共产党所伪编或歪曲的历史诠释,展开对于国民党的攻击。例如,在早期的党外运动中,亦曾宣扬“国民党并未抗日”以否定国民党的历史贡献,近期更诋毁蒋介石为“右翼法西斯”与“暴君”而制造国民党的血腥形象,或在纪念228的同时却刻意忽略了中共在其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等等。甚至,不少政治人物或其谋士都读过《毛选》四卷,冀望于其中寻得谋略之启发;例如,十多年前曾被奉为圭臬的“以地方包围中央”的选举策略,便是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都市”战术的台湾选举版;而毛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一“斗争至上”的着魔思想,也被许多政治人物和评论家视为政治的“必然之恶”。甚至,亦有友人如此质问过笔者:“我想知道的是,没有了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还有什么?”
以上这些例子,都很可以说明共产党党文化的对外渗透。然而,也必须强调的是,提出党文化同样在台湾蔓延与渗透,用意并不在于要唤回那一个草木皆兵的“匪谍就在你身边”的时代恐慌感,而是希望人们必须正视,利用这种以共产党所塑造出来的宇宙观、世界观来追求目标的达成,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它不只是一般人们所想像的只是“一种工具、手段或策略”而已,可以任意取用、任意弃之;一旦用了它,它将会控制人们的思维,以至心灵的深处。
如同《九评共产党》书中所揭示的,共产党的背后是个邪灵,共产党也不过是它在这个世间所附着的物质躯体。也因此,共产党本身也可以反对、斗争甚至杀害它的党领导人,因为,真正的根源是共产邪灵,党领导人也只不过是供其驱使与操纵的工具和躯壳。若因为于己有利而援用了党文化,无异于召唤这一邪灵附体,后患无穷。
【大纪元6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吴伟林温哥华报导)“历史不被岁月尘封,良知不被时间扭曲”,6月2日,温哥华侨界部分人士在西蒙.弗雷泽大学(SFU)举办“反右”50周年暨“六四”18周年座谈会。与会人士诉说切身经历,揭露反右和六四真相,呼吁人们牢记历史,放弃幻想,抛弃中共。
座谈会在烛光中拉开了序幕。为了纪念并告慰“反右”和“六四”中死难者的灵魂,同时也照亮后人前进的道路,反右运动及六四的幸存者万松纯先生、赵老先生等点燃了蜡烛。
温哥华著名专栏作家施化,原北京公安干部著名右派任众,六四亲历者戴立,老右派万松纯,一级作家、老右派赵先生,座谈会组织者之一、林昭精神携进会的黄河边先生,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爱国华人陈先生、柳先生等先后发言,揭露中共暴政历史,并倡议:“坚守良知、拒绝遗忘、远离恐惧、爱国爱民”。
自由是靠争取来的
温哥华著名专栏作家、素有“民间思想家”之称的施化先生,剖析了中共不敢开放言论自由,只有人们远离恐惧,不怕中共,才能争取自由。
出身高干家庭的施化,是他的笔名,取谐音“实话”(即,要讲实话,敢讲实话)。在发言中他说,作为一名记者,他力所能及的想帮助百姓,但是,在共产党体制内根本没有言论自由。
他举例说,在大陆某地有一个开山灌水的“龙潭工程”,由于新上任领导要政绩,盲目上马,令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最后项目做到三分之一,进行不下去了。根据民众的反映,他采访写了一篇深入报导,提出“有了大跃进的教训,不能再有小跃进了”。主编也准备将它作为重头文章推出。但不久,施化被报社总编找去谈话,说市长下令不能见报,报导被压了下去。
他说,在大陆的生活条件很好,但之所以来到加拿大,是因为感到在共产党体制内太压抑。他说:“动物学家研究得出,昆虫都有选择自由的倾向,我们人怎能没有自由?”
在回答听众的提问时,施化先生提到,“共产党害怕自由,我们不要怕它。我们越强,它(共产党)越害怕。” 他呼吁:“保卫我们的自由,用我们的言论拓宽我们的自由!”
六四真相,中共根本没想让广场的人活着出去
戴立,原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他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人们:作为最后一批撤出天安门的教师,要不是当时高自联(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指挥柴玲发出撤退令,他今天就不可能站到这儿。他说,“共产党根本就没有想让广场的人活着出去。”
在1989年6.4期间,作为青年教师的他们,坐在了绝食学生的第一排,目的是为了保护学生免受部队的冲击。
当时,著名青年歌手侯德健从一个戒严部队的大校那里得知:“奉上级命令,5点前清场!”于是,侯德健在广播中建议大家撤出天安门广场,但是学生们对撤和不撤,意见不统一。
最后,柴玲在广播中建议,意见双方比声音。尽管“不撤”的声音似乎大过了“撤”,但身为指挥,为了同学们的生命,她还是发出了撤退令。于是,广场的师生从当时唯一的出口,广场的东南角开始撤离。
大约5点钟,戴立他们刚刚撤出,就看到了坦克开始涌进天安门,部队遂向广场上搭设的绝食学生帐篷开枪扫射,并打哑了正在广播的喇叭……
戴立分析说,如果他们不撤,部队照样开进天安门广场,清场中必然成为被射杀的对象。正如中共自己所说:“杀20万,换20年和平”。中共为了自己的政权,根本不在乎百姓的生命,他说:“暴力是中共的本性”。
谈到为什么站出来讲出六四真相,戴立说,他1990年出国,一直没有公开站出来,但18年过去了,他不能再沉默了!
右派最光荣 共产党是最大的反动派
万松纯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也是广东省的第一个右派。他1947年参军投身共产党的革命,历次得到了许多勋章,1957年,仅仅因为直言要求“人民有选举权”,被打成了右派。
“右派很光荣!”他一上台就讲到:“我很喜欢右派这个名字,右派不是强奸犯,右派不是贪污犯,右派有什么不好?”“共产党要摘帽,我不要!我们全家都为右派感到光荣!”
他说,共产党杀人如麻,并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共产党屠杀宗教人士。中国百姓烧香拜佛,是几千年的传统,他当时所在的军队,看到老百姓家有香炉,今天抓走,明天就枪毙,每天都有十几个平民被杀!
另一个例子是淮海战役。刘邓大军把老百姓当炮灰,让他们走在解放军的前面,一路对国民党的部队喊“都是一家人,不要打自己人”,结果倒下去一批又一批,国民党部队的机关枪都打红了,军人都打的手发软,共产党部队才冲了上去……
继而,他说,1999年,温哥华中领馆的人要搞统战,邀请他回国当什么代表,上天安门观礼,他断然拒绝。他说“共产党说别人是反动派,其实,共产党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反动派,反宇宙规律而动的反动派。”“要把共产党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与会者畅所欲言,座谈气氛热烈
座谈会现场,发言人畅所欲言,听众反映热烈。赵先生,是一位从山东来的老右派,一级作家。他说,反右标志了一个谎言帝国的建立。
期间,座谈会主持人与国内连线,现场采访了目前在国内的“老右派”任众先生。这位今年3月牵头中国61位著名“右派”上书中央的原北京公安干部,在电话里说,“反右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冤案,并呼吁共产党开放言禁,允许人们用多种方式反思、总结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找出和挖掉产生错误政治运动的根子,用制度来保障中国的民主进程。”
最后,座谈会由卑斯大学(UBC)的在读博士生柳先生宣读了《致海外中国人的呼吁书》,并发出倡议:“坚守良知、拒绝遗忘、远离恐惧、爱国爱民”。
呼吁书中写到:“黑暗的亲历者,你不能沉默。苦难的知情人,你无法遗忘。血泪堆砌的屈辱,是一道道历史的伤口。坚守良知、拒绝忘记,不仅仅是警示后人,而是对太平洋对岸那片土地爱得深沉!”
本次由中国问题研究会、温哥华未来中国论坛、以及林昭精神携进会等团体发起的座谈会,由于气氛热烈,原定四点结束的座谈会,延了半个多小时。
【大纪元6月3日讯】六四事件18周年前夕,“维权网”获悉,仅就北京来讲,就至少还有十三名市民因在1989年6月镇压后被捕、被以“动乱分子”或“暴徒”罪名判处重刑,至今仍在狱中服刑。中国官方近年来一再向世人宣称,八九运动已经“成为过去”,并断然否认中国监狱里仍关押着六四政治犯,以此来回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批评、逃避国际人权机构的审查。
据悉,这十三名狱中服重刑的天安门政治犯是:
郗浩良,男,北京市民,死缓,现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
杨璞,男,北京市民,死缓,天津茶淀监狱。
李玉君,男,北京市民,“反革命破坏罪”,死缓,北京第二监狱。
姜亚群,男,北京市民,“反革命破坏罪”,死缓,北京延庆监狱。
苗德顺,男,北京市民,死缓,延庆监狱。
朱更生,男,北京市民,“反革命破坏罪”,死缓,北京第二监狱。
孙宏, 男,北京市民,死缓,北京第二监狱。
王连禧,男,北京市民,无期徒刑,北京第二监狱。
常永杰,男,北京市民,无期徒刑,北京第二监狱。
石学之,男,北京市民,无期徒刑,延庆监狱。
李志欣,男,北京市民,无期徒刑,北京第二监狱。
常景强,男,北京市民,“反革命伤人罪”,无期徒刑,北京第二监狱。
武春启,男,北京市民,无期徒刑,北京第二监狱。
近年来,迫于国际压力以及因刑满,官方陆续释放了一些六四政治犯,但即使那些被判重刑直到最近才刚刚出狱的人士,仍被强加了剥夺政治权利多年的附加刑。比如,北京市民董盛坤,男,退伍军人,“六、四”镇压时,他目睹军队屠杀平民,视之为奇耻大辱,愤而怒烧军车,1989年被判死缓,曾被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于2006年9曰5日出狱,现被剥夺政治权利8年;张茂盛,男,89年被判死缓,曾被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2006年9曰13日出狱,现被继续剥夺政治权利5年;孙传恒,男,89年被判无期徒刑,2006年春天出狱后,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
十八年过去了,今天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或许还有更多继续受监禁的普通民众。他们仅因为参与八九年学生和市民的民主运动,反对政府动用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而被投入牢狱。1989年6月3-4日,成百上千人在政府下令的军事镇压中受伤、被杀害、事后被捕、有些被立即执行枪决。例如,至少有以下北京市民在1989年6月屠杀后被抓捕10多天之后就被草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徐国明、卞汉武、严雪荣。
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刻释放所有在“六四”事件中被捕仍被监禁的政治犯,包括和平示威人士和那些面对荷枪实弹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百姓开枪镇压而进行自卫反击的抗暴人士,我们要求政府抚恤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受害人,允许对89年真相进行独立的全面调查,对下令镇压的官员追究责任,落实宪法上政府关于保障人权的承诺和遵守已经签署的国际人权条约,为中国能成功召开奥运和彻底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做出切实的努力。
维权网
2007年6月3日
【大纪元6月3日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过去了18年,已经被很多年轻的朋友们逐渐的淡忘了。但是在美国主流拍卖网站eBay上,今年竟然出现了一只从六四“戒严部队”流出的军功表,真可以说是“六四十八年,全世界都没忘”。
据生活周记报导,登入eBay网站,只要打入“8964, PLA, Tiananmen,
1989”这几个关键字,就会赫然跳出一只手表照片,点击进入,竟然真的跑出了一只有解放军人头的手表!下方写着(戒严部队)“89.6.平息暴乱纪念”,手表的背面还有“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的字样。
中国大陆全民向钱看,最近股票疯涨连创新高,这会不会是当年哪个“戒严部队”战士,不甘落于人后,加入商品经济大潮,变卖军功表筹措股本呢?记者给卖主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却意外听到了一个动人心弦的长篇故事。
军功表的来历
卖主是一位来自香港,现居多伦多的卢医生。1989年的时候他还在学校,天天看着电视,为北京的同龄学生流泪,却又什么都不能做。卢医生说,他现在一间浸信会教堂志愿作接待家庭,今年年初的时候来了一位郑先生,郑先生只有一条腿,没有接送都不能去作礼拜,没多久郑先生就受洗作了教友。
郑先生过去是河南54军的上尉连长,1989年的时候,他们那个军只挑了一些精锐部队到北京,上面先说是救洪水,然后说有暴徒、要“平乱”。他带的兵好几天窝在地铁下面,有吃有喝但是不许出去,6月3日晚上10点,他们出街和入城部队内外夹击阻挡军队的北京市民,是最早抵达广场的部队之一。
据郑上尉回忆,各地部队口音不同,穿的制服也不尽相同,天色又黑,在火光下头上没有钢盔的就打,凌晨学生撤了以后广场被围起来,没走的都打掉了,他看到的最后一幕就是早上直升机来搬尸体。
五年后他在一次演习车祸断了腿,部队给了500块钱请他退役,他老家穷没法照顾,就沿路乞讨打小工,终于从香港去了加拿大。他说年轻时什么也不懂,上面叫打就打,现在良心无比悔恨,在一次祈祷会时痛哭流涕。这只军功表只有第一批打到广场的部队才有,他要变卖将部分所得帮助当年的受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
……
报导说,最近香港民建联的马力先生宣称,六四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过一个人!?
当年,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先生也说“天安门没死一个人”,“全北京只死了23人!”那天到底死了多少人?
有人就算是看到血肉模糊的尸块,还要说是坦克车不小心踩死猪!这下可好,“戒严部队”出来说话了,不知道这只六四军功表的重现江湖,会不会让落跑内地的马力先生的“病情”更加严重?
eBay网站可以说是无奇不有,半年前John
Kennedy总统在达拉斯遇刺时,凶手射击的窗户被天价三百万美元拍出,美国独立宣言的副本也卖了几十万。这只“六四军功表”能够卖出多少钱,全世界都在看。中国人的民主运动比起美国的重大历史证物的身价几何,恐怕只能由市场机制来决定了。
报导续说,尸块会腐烂,眼泪会流干,天安门母亲会老去,只要“六四军功表”存在人间一天,中共军队屠城的历史事实就永远不能抹去。记者认为博物馆应该是它的最好去处,不知道未来得标的买家舍不舍得将它捐出来?
为了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18周年,这项网拍起价$8,964.18元,将在6月10日结束,对中国现代民主发展史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去看看。
今天上午一百多名市民参加由支联会举办的十八公里长跑,队伍从中环遮打花园出发,途经皇后码头、金紫荆广场、维多利亚公园、礼宾府、香港大学、特区政府总部,终点是中国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参加者最后在中联办门前进行了向民主像献花仪式之后离去。
发起长跑的支联会主席司徒华表示,明天晚上在维园将有一场纪念六四烛光晚会,他目前无法预估参加的人数,主要是天气不稳定、星期一非假期等因素,可是他相信,民建联主席马力日前发表“六四无屠城”的言论,将刺激更多民众出席。
对于美国要求成立独立委员会,彻查六四事件真相,司徒华认为,公开资料是平反六四的第一步,希望中国中央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前能澄清六四真相。
此外,香港神州青年服务社今天也在旺角行人专用区举办了“天安门之火—六四民运图片展览”,展出一百多张一九八九年民运的新闻图片,吸引不少民众参观。
除了图片展览之外,下午也举行纪念六四仪式,邀请了司徒华致词,并由团体代表进行献花仪式,悼念六四死难者。
现场并摆放四幅“民主墙”,让民众就马力的“六四无屠城”言论表达意见,司徒华立即现场写下了“谴责马力冷血无耻言论,历史真相不容歪曲污蔑”的字句。
另外,今天五十多名香港大学学生也在校园内的太古桥,更新写在地上的纪念六四事件标语。
港大学生会表示,今晚将举行烛光晚会纪念“国殇之柱”竖立十周年。
【大纪元6月3日讯】引言天风浩荡,斗转星移,六 . 四祭日又将来临。她要再次拷问中国人的良知。
尽管无数活人身体里的血都已冷却,但是,染红北京夜空的六 . 四之血依然在历史的祭坛上燃烧。
很少有历史事件如六 . 四血案这样,注定要对中国命运的前途产生无可规避的影响,尽管中共暴政竭尽全力试图让中国人忘记六 . 四;也很少有历史事件如六 . 四血案这样,时间逝去愈久,她所聚积的可能重新震撼历史的能量便越强,因为,中共暴政的六 . 四罪恶,为人类良知所不能饶恕。
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六 . 四的结局都意味着民族的悲剧。为使悲剧不再轮回,中国人必需达到对悲剧原因的深层次理解。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很少看到从文化角度对六 . 四悲剧原因的探讨。而文化正构成一切历史事件的最深刻的原因背景。
此刻,我愿以现代中国文化状态为基点,探讨六 . 四悲剧的启示。确认六 . 四之血的价值,依赖于对六 . 四的深刻理解。为拯救在物欲中腐烂的中国,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刻都更加需要直视六 . 四之血的启示。
一、六 . 四横空出世的社会背景
毛泽东为攫取绝对的个人独裁权力而发动的社会运动——这个判断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质。为掩盖这个极端私欲化和个人性的本质,以欺骗历史,毛泽东用共产主义理论为“文化大革命”缝制出豪华的思想战袍。
在现实领域,毛泽东取得了胜利,他踏着累累尸骨,登上绝对皇权之巅。但是,在另一个领域,即人的心灵的领域,他却是彻底的失败者。“文化大革命”已经被绝大多数人视为社会大劫难。虽然对大劫难的理解各不相同,甚至可能有原则区别。
毛泽东之死意味着绝对皇权的象征的陨落。由于毛泽东是以共产党的名义发动“文化大革命”,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实际上也意味着国会长的在精神、政治、社会、经济领域的全面大溃败。毛泽东给共产党留下的政治遗产,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崩溃、共产党政治道德的废墟,以及毛泽东创立的极端的专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的破产。
“文化大革命”以造成共产党官僚专制统治的总体危机而告终。不过,被专制之鞭抽怕了的狗一样怯懦的中国知识份子,却没有思想勇气和政治能力,主宰难得的历史机遇,摧毁专制政治,引导中国的命运转向民主建政的历史进程。与之同时,共产党老政客邓小平却纯熟地运用种种策略,以改革的名义,使共产党官僚集团渡过了大危机。
在对中国人进行精神统治和坚持共产党官僚集团一党专制的基本政治立场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毫无二致。邓小平改革的核心内容,便是终止毛泽东式的专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实施专制权力为政治基础的权力贵族阶层主导的市场经济。邓小平认为,前者已经成为一只没有能力逮到老鼠的猫,后者才能抓到老鼠;在他的心目中,所谓的“老鼠”就是足以维持共产党官僚集团专制统治的经济效率。
共产党内的良知人士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率先推动农村的改革。改革的重点,在于废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农奴集中营——“人民公社”,使农民在极其狭小的程度上获得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即自主经营土地的权利。
农村改革的实质,不过是有限度地回归于古帝国时期延续了数千年的小农经济时代而已。之所以说有限度,是因为古帝国时代的农民可以拥有土地所有权,共产党治下的农民却只有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则归国家所有。而国家权力又由共产党官僚集团垄断,共产党官僚集团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地主。
但是,即便只是这样一种有限度的退回历史的改革,也因为废止“人民公社”,使农民们暂时摆脱共产党基层官吏的压迫,而呼吸到一丝自由的空气。在“自主经营”的激励下,从中国农民比野草都顽强的生命中涌现出的生产力,很快就将中国经济推出濒临崩溃的危险境地。
中国知识界有一个令人费解的奴性怪僻——它总是紧张地屏住呼吸,凝神仰视共产党官僚集团,竭尽全力乞盼发现哪怕苍蝇屎一样微不足道的理由,使它有机会如发情的鹦鹉,开始歌喉百啭地颂扬共产党官僚集团。而此刻,它确实找到了这种理由。于是,一时之间,在知识阶层的鼓噪之下,中国漾溢起希望的春风,似乎通过自我改良的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体制,也能够实现社会正义、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共同构成的理想。
希望产生幻想,幻想催生信任。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上层知识份子对共产党改革的幻想,演变成对共产党改革的社会信任。
但是,随着中共农村乡级政权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备,中国农民又被置于专制权力的严格桎梏之中。就这样,由废止人民公社到建成完备的乡级专制官僚体系之间,那一段由于专制权力削弱而农民较为“自由”的时期,又很快就成为昨日黄花。而新名称下的专制官吏践踏民权、鱼肉百姓的恶行,丝毫不亚于人民公社时期。因为,专制官吏本性上就是人民的天敌。
农村范畴之外,以专制权力为轴心的市场经济改革,甫一推动就展现出两个效应:一是效率远远超出毛式的计划经济,一是缺乏科学而严格制约的专制权力,急不可待地表现出对财富的贪婪;通过权钱交易,攫取社会财富,成为共产党官僚阶层强烈的意志冲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普遍愤怒了。那是从对共产党改革的幻想和信任中涌现出的愤怒——愤怒是基于幻想与现实的差距,但信任仍然没有消失。八九年寒假之后,来源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大学生重返校园,他们把人民对于贪官污吏、奸商恶贾的愤怒也带进大学校园。
胡耀邦因其良知而受到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政治迫害,或许正由于此,人民普遍把胡耀邦视为对共产党改革的信任的人格依据。胡耀邦猝然逝世,举国悲痛。人民的愤怒则以这种悲痛为契机,通过大学生爆发出来。
六 . 四就是一次从愤怒和悲痛的激情中崛起的社会运动。许多崇拜理性的苍白或者肥嫩的小男人永远不会理解,历史往往是被高尚的激情所点燃。
二、对六 . 四性质的理解
六 . 四是大学生发起的全民抗争专制政权,追求自由民主的社会运动。
从大学生到小学生,从知识界到工人、农民,从演艺界到教育界,从自由知识份子到体制内官员,从警察到法官等等,几乎各个社会阶层,都有人参与到六 . 四的历史进程中;从大江南北到黄河上下,中国的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被六 . 四强烈震撼。中共暴政实施残酷的铁血专制四十年后,历史第一次以如此波澜壮阔的全民抗争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人并非适于作专制奴隶的种族;对自由、民主、公正和尊严的渴望,是中国人心底里最深沉的情感冲动。
六 . 四是由大学生年轻的生命激情所点燃。六 . 四始终是追求社会正义和民主权利的激情运动,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理性的产物。她确实曾经希望,甚至企盼得到坚硬的政治意志的引导。遗憾的是,中国可悲亦复可怜的知识界并没有形成结束专制的政治意志的能力。这样一来,六 . 四的悲剧结局就无可避免——历史往往需要由高贵而纯洁的激情点燃,但是,坚硬的政治意志才能主宰历史命运。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共党内的良知人士胡耀邦、赵紫阳等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获得了引导社会进程的可能。这是命运抛给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然而,共产党官僚集团最终将这次机会溺死于六 . 四之血。从此,等待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只有对其反人类罪行的末日大审判。
正是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思想宽容政策,精神自由的浩荡春风涌进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当时的北京大学以中国最高学府的资格成为思想多样化的典范,而一批中青年教师则是这次精神自由化进程的生命载体。
自由之花,总会结出追求正义之果。八十年代大学校园的思想多样化,为反对官权腐败,追求社会正义的民主运动的形成提供了精神背景。而数百万大学生属于青春生命的纯洁的激情,则把人民对权贵阶层腐败和不公正的愤怒,熔铸成现实的社会运动。六 . 四由此创生。
政治压迫必定激起社会反抗,但是,如果政治压迫的程度极端酷烈,彻底击碎了反抗的意志,则民族人格的奴性化就无可规避。历史将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中共暴政极端的国家恐怖主义造成的民族人格的奴性化,是中国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
追求社会正义的激情构成六 . 四精神之魂。不过,高贵的激情运动也仍然不能完全摆脱奴性化的民族人格。从情愿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门前高台上的颓然跪倒,到学生纠察队竟残忍地将三名毁坏独夫毛泽东之像的勇士押送到警察局,都显示出奴性人格的影响。而奴性人格的深处隐藏的,则是长期的国家恐怖主义造成的刻骨铭心的恐惧。
千百万人的激情一旦超越个体,升华为社会运动,她就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独立的人格,而不再特殊个体生命的驾驭。这就是六 . 四学运领袖并不能控制天安门广场局势的原因——控制天安门广场局势的,正是获得了独立人格的高贵的激情。绝不妥协,绝不退缩,只追求正义的实现——这便是六 . 四激情之魂。但是,覆盖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恐惧和奴性,却犹如无形的铁链,束缚六 . 四激情运动,使她无法靠自身的力量,形成结束极权专制,创建宪政民主的意志。于是,源于青春生命的激情期待来自知识界的启示。然而,中国的知识界却只能再一次证明自己的卑微、无能、甚至无耻。
三、中国知识“精英”与六 . 四
“知识就是力量”——无论培根是根据何种思索提出这个论断,在社会历史运动的范畴内,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任何社会历史运动都需要明确的意志,作为灵魂。而这种能够主导社会历史运动的意志,只能由知识界,特别是知识精英创造。知识份子不仅应当是社会的良知,也应当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价值的创造者。
如前所述,自由精神通过一批中青年教师的生命活动,转化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学校园内的思想多样化的进程,从而为六 . 四学生运动的洪波涌起,提供了必要的精神背景。同时,被学生纯洁的激情所震撼,各种职业的知识份子广泛地参与了六 . 四运动的整个过程。但是,知识“精英”却以他们面对六 . 四激情表现出的混乱、怯懦、自私、奴性、猥琐、投机、狭隘等等,论证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判断不应当被视为普遍真理。
历史事实的进程极其复杂,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就知识“精英”在六 . 四中的思想与行为,作基本分类,并分述如下。
(一)有一批知识份子,他们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或者四十年代服从马克思主义的召唤,成为中共夺取国家权力的知识基础。中共建政后,这批知识份子中的部分人士,或者因为个人的良知,或者由于种种命运的偶然性,受到中共暴政的思想整肃。从而形成一类特殊群体。
这类知识份子具有两个基本情感特征。首先,他们对中共怀着类似被虐待的儿子对虐待他的母亲的情感。尽管他们也时常基于个人的痛苦而批评中共,但是每到关键时刻,恋母情结就会发挥作用,总不愿将中共专制置于死地——对于奴性入骨者,由于在地狱中度过太久的时间,以致会对魔鬼产生依恋之情。其次,中共暴政的整肃在他们心底里留下了一片“柔软的痛楚”,那是奴性和恐惧的烙印。虽然个人的痛苦经历有时会使他们丧失理智而发出比较勇敢的声音,不过,奴性与恐惧总使他们偶尔的勇敢变为一首永远不能完成的诗。平时的气壮如牛与命运焦点上的胆小如鼠,极其完美地统一于此类人的生命。
六 . 四的突然崛起,给他们出了一道必须回答的情感的难题。恋母情结使他们不可能赞美完全超越共产党体制的社会运动;对暴政的深刻恐惧,又使他们不敢参与六 . 四。然而由于远离六 . 四,他们又处于被历史抛弃的感觉之中。于是,为了证明他们存在的价值,掩饰他们的怯懦,这类“精英”就以贬低六 . 四作为他们的言论主题之一。诸如“六 . 四不属于民主运动”、“由于学生没有理性,才迫使当局镇压”、“以后再也不能搞六 . 四这类的运动”等等指斥六 . 四的滔滔恶语,就是从这类知识份子伪善、怯懦而又本质上充满奴性的灵魂中涌溢出来的。
其伪善的经典者,竟想要把自己不参与六 . 四的行为同真理联接在一起,故而提出“为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知识份子不应当介入”。——他自己怯懦,就要求所有的知识份子同他一起作胆小鬼,并为此制造出一项神圣的理由。此类人的伪善已经达于无耻,只是不知他们将来进入死亡之时,是否也要继续伪善。
(二)有人说,“性格就是命运”,然而,对于一类知识份子,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屁股决定命运”。这类人便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不同层次上构成赵紫阳智囊的群体。他们当时所处的政治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这个群体有一个基本信念——即在共产党极权体制范畴内,由良知领导人主导的改革,逐步推进社会进步,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很难说是信念选择了他们,还是他们选择了信念。不过,“体制内改革派”这一定位,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囚禁了他们的政治想像力。虽然在赵紫阳时代这类知识份子风云一时,但一遇到突发的社会大动荡,他们便显得怯懦而又缺乏决断力。
这类知识份子致命缺陷在于没有超越中共极权体制思考问题的能力。他们不具备运用重大历史事件解决重大历史课题的意志。猝然与六 . 四狭路相逢,他们茫然失措,根本不能意识到这是一次极其可贵的创造历史的机会。他们所作的,只是试图利用学生运动,向中共党内顽固派施加压力,以扩大和巩固赵紫阳的权力。他们不理解,赵紫阳同顽固派的矛盾,是赵紫阳的个人良知与中共极权体制的本质的冲突。不彻底否定极权体制,赵紫阳就不可能取得对顽固派的胜利。这样一来,赵紫阳的“智囊”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不仅不能给赵紫阳提供主宰历史命运的建议,反而以他们思想的局限,束缚了赵紫阳跨越悲剧命运的脚步。
(三)当美成为一个人最炽烈的追求时,他的生命也会变得很美;当渴望接近专制权力中心成为一个人生命的兴奋点时,他的灵魂就变得丑陋,如果这个人还处于专制权力体系之外,他的灵魂就不仅丑陋,而且猥琐。曾有一类知识份子,企图利用六 . 四,实现他们走进专制权力中心之梦。
此类知识份子实现其权力之梦的具体方式,便是力图充当学生运动和当局之间进行政治交易的掮客。不过,他们的努力注定不可能成功。原因首先在于学生运动是激情运动,而同专制当局政治交易需要阴暗的理性。其次,中共当局的顽固派根本不屑于把学生当作政治交易的对手,而赵紫阳则既没有满足学生对正义的最低要求的能力,也没有代表中共当局交易的实际权力。
政治交易不可能成功,掮客却付出了个人代价。中共当局屠杀学生之后,企图当掮客的知识份子也受到惩处。他们的罪名是“暴乱的幕后黑手”。显而易见,这个罪名对于“掮客”是千古奇冤。因为,“掮客”不仅不想暴乱,而且极端蔑视学生运动,将之称为“街头运动”,同时,他们对中共政权又一往情深。但是,历史就这样不公正。
此类知识份子的命运悲剧令人无法同情。在权力的意义上,他们本是衣衫褴褛的乞丐,却又非要让痴肥的胖脸显出权力贵族的傲慢,特别是当他们面对同暴政抗争的底层民众时;在专制法律的意义上,他们本是罪犯,却又十数年如一日地向中共献媚,希望得到暴政的理解和宽恕,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无法让人同情的悲剧是失败的。这类人的生命是一个失败的悲剧。
(四)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都有投机者。成功的投机者会成为政治暴发户,失败的投机者可能会输掉未来。
投机者要想取得成功,不仅需要幸运的眷顾,而且还需要具备准确判断形势和控驭事件进程的能力。也曾有知识“精英”试图投机六 . 四,可是他们只构成人类政治投机史上最猥琐的族群。因为,他们除了炭火般炽烈的野心和鼠窃狗偷的能力之外,缺乏政治投机者取得成功必具的任何素质——他们即没有准确判断形势的能力,也没有真正赌徒的魄力,更没有驾驭历史命运的策略能力和行动能力。
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戒严部队被英勇的北京市民拦阻于市区之外。六 . 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入新的高潮。许多人由此认为学生运动很可能会获得历史性胜利,却很少有人能清醒地意识到,激情性的社会运动成功的根本条件,在于政治意志化和实现政治意志的策略和行为能力,而当时的学生运动还远没有找到这个成功的根本条件。
对于成功的预期令一些此前与学生运动无关,或者关联不紧密的知识“精英”心急如焚。他们唯恐被历史抛弃,便迫不及待作出种种夸张的个人表演,象喝醉酒的火鸡一样,晕头晕脑而又狂热兴奋地闯入学生运动的进程。他们毫不关注,也没有能力关注学生运动的政治意志化,而只痴迷于将自己的名字花哨地描绘在学生运动的历史背景上。
六 . 四屠杀,如铁棍击碎鸡蛋壳一样,轻易地击碎了政治投机者的梦幻。在暴政的国家恐怖主义前,仅仅因为怯懦,投机者转瞬之间便由雄赳赳的火鸡,退化成卑微的悔罪者。他们涕泗滂沱,忏悔罪过;呼天抢地,诅咒学运;花眉笑脸,谀媚暴政;奴颜婢膝,祈求宽恕。
投机者果然得到了宽恕,但他们失去了人的尊严,他们的生命变成一片道德的垃圾场。
投机者的胸膛里蠕动着一颗谎言化的心,他们经常忏悔,但每一次忏悔都缺乏真诚。有一个投机者,六 . 四之前以演街头猴戏式的张扬,假充支持学生的“君子”;六 . 四之后则吓得屁滚尿流,沦为暴政狗奴,公开证明“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后来,为了给自己重新找到生存下去的道德立足点,他又开始为自己背叛六 . 四之血悔罪了。他肃立在六 . 四受难者灵前,痛心疾首地为自己还活着忏悔,却又绝不肯自杀——他只不过试图暗示,六 . 四后所有活着的人都同他一样卑微,一样有罪,从而剥夺别人指责他的卑鄙的道德权利。
六 . 四是民族悲剧。目前还无法准确计数的人失去了生命。但是,知识份子“精英”中的投机者失去的最多,因为他们失去了人格。由于他们的存在,“精英”这个词已经变得如同不停打喷嚏的绿头苍蝇一样令人厌恶。
(五)最清醒者往往最痛苦。少数对中共暴政本质有清醒理解的知识份子,一直以终结中共专制作为政治目标。不过,六 . 四运动的突然性却超出他们的预见。尽管他们作出种种努力,引导六 . 四运动由激情转向政治意志,并试图在关键时刻说服军队将领起义,但是由于缺乏真正的准备,他们的努力根本没有可能达到创造历史的水平。于是,这批知识份子只能怀着极度的痛苦,让一个重大历史机遇在腥风血雨中飘散。
四、中国的知识“精英”为什么失去了六 . 四
对于中国的命运,六 . 四是由学生追求正义的激情创造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机遇。然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却失去了这次机遇。之所以如此,具体原因可能很多,但终极原因则在于,自近代史起,中国的知识份子就丧失了灵魂。无魂之人,没有能力主宰伟大的机遇。
属于人的灵魂,本质上是指特定的文化精神,以及从文化精神中涌现的道德准则。如果穷尽文化精神的底蕴,人们在其最深远处发现的,只有生命哲学原则,即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文化精神正是以生命意义确定者的资格,来确定道德准则的。同夏日夜空满天的繁星一起使康得心灵震撼的道德准则,并不具有终极性;终极性的,乃是文化精神的核心——生命哲学,或者说生命的意义。
中国的危机应当归结为人的危机,人的危机则可以归结为生命哲学崩溃。中国人,中国的知识份子由于丧失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哲学,才丧失了多次机遇。而其中尤其令历史掩面悲泣的,则是失去了六 . 四。
中国在近代史上的现实命运的失败,可悲地导致东方文化失败主义。尽管现实命运的失败总有文化的原因,但是,一个国家的知识“精英”如果接受了民族文化失败主义,那就意味着与这个国家一致的历史命运的崩溃性失败,意味着从现实到精神的全面失败——意味着对一个民族全部历史的绝望。
东方文化失败主义的直接后果,便是知识精英丧失了依据民族命运所面临的挑战进行精神创造的意志。一旦丧失精神创造的意志,就丧失了超越失败的宿命,创造光荣历史的可能。因为,历史进程起步于心灵,而创造精神价值的激情是心灵免于枯死的唯一依据。
中国的知识精英拖着文化失败主义的沉重步履,踏上向西方乞讨真理的百年历程。毫无疑问,拒绝学习先进文化等于民族自杀。不过,创造性意志乃是学习之魂,泯灭了创造性思维的学习,属于猴子式的模仿,与自由人无关。中国的知识精英恰恰丧失了精神创造的意志。他们的所谓向西方学习,只是一种精神乞讨。
街头的乞食者只能乞讨到卑微的生存。事实证明,真理的乞讨者要承担比街头乞食者更可悲的命运。经过向西方的百年乞讨,知识精英为中国讨来了源自德国的极权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发挥到极致的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结成神圣同盟,使中国沦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殖民地。
中共建政之后,经过一次又一次政治大迫害,中国的固有文化受到严酷摧残。中国文化之魂早已死去,残存的中国文化外形,只是中共暴政用来宣传它代表中国人民的伪证。在文化的意义上,中国人半个世纪前就沦落成亡国奴。
另一方面,中共暴政的铁幕,又将中国同世界分隔开。中国人很少有可能系统、全面地接触和理解外部世界的优秀文化成果。中国实际上变成一座精神的集中营,马克思极权主义则是这座集中营的监狱长。
西方文化中最堕落的因素凝结在一起,形成马克思极权主义。马克思生命哲学把物质作为生命的起点和归宿——活着是一块被欲望驱动的物,死了则变成不会欲望的物——生命由此失去神圣感;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把世界描述成宿命的、必然的过程,生命由此从根本上失去了自由的可能;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把经济利益视为人类社会历史的主宰,把阶级仇恨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物性的利害权衡和仇恨就变成生命活动的基本原因。
中共暴政用铁与血为马克思极权主义铸成绝对真理的王冠;马克思极权主义则通过国家恐怖主义,重新雕刻出中国人的人格——崇尚物质,相信物性宿命的必然,经济利益至上,膜拜仇恨,热衷于权力。崇尚物质使人远离精神的高贵;相信物性宿命的必然,使人丧失对自由的信心,并趋向精神奴性;经济利益至上使人成为只懂得利害权衡的卑微的存在;膜拜仇恨使人性退化成展现暴力的兽性;热衷于权力,人便既是权力的觊觎者,又是权力的奴隶。
除了极少数天纵英才可以从天启中领略自由和生命之美的灵感外,绝大多数中国的知识份子的人格,都是马克思极权主义造就的。那些由于个人命运的偶然性或者凭藉一星未泯的良知与中共暴政对抗的人,心灵中也覆盖着马克思极权主义造就的人格的阴影——马克思极权主义甚至毒害了它的反对者。
邓小平的开放式精神奴隶制取代毛泽东的封闭式精神奴隶制之后,部分知识份子获得直接接触外部文化的机会。但是,他们对任何文化现象的理解,都不得不通过马克思极权主义精神体系产生的人格来进行,因此,他们心灵中呈现的理解,都被这种卑微而阴暗的人格所扭曲。马克思极权主义排泄出的丑陋人格,已经使中国知识份子,特别是知识“精英”,丧失了准确理解真理的能力。所谓自由知识份子和“民运”人士群体间层出不穷的阴谋内斗、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嫉贤妒能等等丑态,正是堕落人格千姿百态的展现。
属于中国文化的生命哲学已经被摧毁,同自由人性一致的生命哲学的创造与重建还没有开始;心灵间横亘着生命意义的废墟和道德原则的残垣断壁;意识里颤动着对自由、民主、人权理念的缺乏创造性的僵化的理解——这便是中国知识“精英”面对六 . 四时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群失魂落魄的人,一群需要被命运怜悯的人。他们首先应当被拯救,他们没有拯救中国的精神能力,他们不是自由人。因此,他们只能失去六 . 四。
五、启示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宣示,她的价值目标在于,“以自由的名义,重建我们心灵的家园,重建我们精神的故乡”。这项宣示实际上也陈述了一个中国文化的历史性悲剧,即属于中国的心灵家园和精神故乡已是废墟万里。正因为如此,才需要重建。
文化精神的复兴同时也是心灵的拯救,而拯救心灵需要生命哲学的创生。任何时代的高贵的生命哲学都以自由为永恒的主题,但是,每个时代趋向自由的精神内涵却都具备独特的个性——个性是由各个时代面临的命运挑战的不同所决定。
没有与自由人性一致的生命哲学的创生,就不可能创生新的时代。因为,任何时代的创生,都是特定的精神召唤的结果,都是对特定生命意义的理解的结晶。中国如果丧失了创造新的生命哲学的能力,中国文化也就丧失了复兴的可能,中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就将在马克思主义精神殖民地的命运中最终消亡。
中共专制统治中国半个多世纪过程中,六 . 四是规模最宏大的一次全民抗争暴政的激情运动。然而,由于知识“精英”缺少创造伟大生命哲学的能力,所以六 . 四不可能成为新的时代的起点。要想拯救中国的现实命运,必须首先,至少必须同时拯救中国人的心灵。六 . 四之血的文化意义上的启示正在于此。而中国人,中国知识份子,只有通过自由文化运动,才能实现心灵的自我拯救。
六 . 四在现实政治范畴内的启示则更为明确:民众追求正义、反抗专制的追求,只有广泛的社会运动化,才能强烈地震撼暴政——这是六 . 四已经作过的;社会运动化的反专制进程,必须政治意志化,即以终结专制,实施宪政民主为政治目标,才能获得彻底否定中共暴政的社会能量——这是六 . 四没有做到的。
六 . 四之血烧红北京夜空的那一刻,启示就已经书写在苍穹之上。那从美丽的少年男女的血河中涌现的启示,终将感动历史。
──转自《自由圣火》
【大纪元6月3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张芳明东京三日专电)日本媒体今天报导,中国面对天安门事件将于明天届满十八周年,国家主席胡锦涛领导的政权封锁民主化要求,加强言论管制,并严厉控制批评共产党的改革派知识份子,使得他们的生存空间更趋狭窄。“读卖新闻”今天发自北京的报导引述身为北京基督教地下教会信徒的著名作家余杰(三十三岁)发言指出,胡锦涛时代比前一任的江泽民时代对言论的管制更强硬,这也是近乎改革派知识份子一致的看法。改革派知识份子异口同声指出,今秋第十七届共产党大会后,中国推动政治改革和民主法治将是有限。
报导指出,北京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七十八岁)曾在二零零四年在要求对天安门事件定义为“反革命暴乱”加以平反的公开书信上,和国内外民主运动家及作家等共同署名而遭到来自中国公安很大的打击。他表示,决心不再署名。
茅于轼表示,中国公安还对他不安心,目前要发表文章或出版书本都还很难。他回忆指出,六月四日当天晚上,他和儿女在医院的停尸间内看到很多尸体,五日,他亲眼看到地面上染着大量的血。由于受到天安门事件的冲击,他的儿子于一九九一年前往美国,女儿也到了加拿大。
读卖报导,正面向共产党中央宣传部挑战的前北京大学副教授焦国标(四十四岁)目前所处的环境仍很艰困。焦国标曾在日本出版“讨伐中国宣传部”的论文集,他目前停留在德国,以书信回答读卖的采访指出,他不仅失去北大的工作,也由于公安局和安全局而日常生活秩序受到破坏。
焦国标指出,他在北京时二十四小时受到公安局的监视,被禁止与外国人或台湾人接触,完全没有与朋友相见的自由。他曾于三月去函北大要求复职,但迄今未有下文。
【大纪元6月3日讯】2007年5月30日,南京警方拘捕了博讯网记者孑木(孙楠)先生及他的妻子何方女士,随后何方女士被释放,孑木先生至今仍在押,罪名不祥。众所周知,孑木先生出于正义与良知,跟踪报道了大量民间维权的案例,义无反顾地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坚守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获得了博讯网众多读者的广泛尊敬。
然而,南京‘外事办’主任蒋建鸣伙同南京警方肆无忌惮地对孑木先生进行了各种卑鄙无耻的构陷,并雇佣黑社会对孑木先生进行袭击,其暴行令人发指。
在此,我们强烈谴责南京警方对孑木先生的政治迫害!其次,我们强烈谴责南京‘外事办’主任蒋建鸣(86+25-83377623、手机.13851924745)的一系列无耻行径!最后,我们要求南京警方应迅速释放孑木先生!
同时我们正告南京警方负责孑木先生一案的相关人员及南京外事办主任蒋建鸣:你们对孑木先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将被调查和记录,留做未来民主中国对你们追究刑事责任之证据。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2007年6月1日于澳大利亚悉尼
【大纪元6月3日讯】近日,在网上看到海外媒体“博讯新闻网”的记者孑木(孙林)被中共抓捕的报导。报导称,孑木记者被中共当局指控“涉枪涉黑”,操控黑车营运市场,暴力收取保护费等。我与孑木君素不相识。只是在网上看到了他报导南京市发生的暴力拆迁事件,采访了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维权民众。三月份,他披露记者证被中共当局没收了,当局同时还称博讯为“敌对组织”。然而在如此打压下,五月下旬孑木君仍然到北京采访仨元学社的维权案件,还与博讯另一名记者光远到天安门进行了短暂的访谈。并把视频片段发上了网。我在敬佩孑木君有如此勇气和良知的同时,也担心他的安全。因为,以当局的一贯表现来看,中共是不会容忍他这样报导维权事件的。封锁新闻自由正是中共独裁的根本保证之一。
在今年六四的前夕,中共终于还是对孑木下手了。
关于中共栽赃孑木等人“涉枪涉黑”,操控黑车营运市场,暴力收取保护费之事。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分析一下。孑木在报导了南京暴力拆迁,当局迫害民众维权之后,记者证被当局没收了。如果说孑木真的有什么“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在他明知道自己已经是中共当局重点注意、重点监控的对象之后。他可能会笨到把枪支弹药和管制刀具放在家里,等着当局去搜查,去给他定罪吗?脑筋稍微正常一点儿的人都知道,这绝不可能。那么,结论只有一种,——“孑木被人栽赃了”!
事实上,栽赃陷害“政治犯”,是这中共当局惯用的伎俩。从污蔑1989年六四民运人士为“暴民”,到嫁祸法轮功“天安门自焚”,到栽赃维权的郭起真“阴谋颠覆国家政权”,再到栽赃孑木“涉黑”,所做所为如出一辙。事实上,孑木报导维权事件,触动了中共当局那敏感而脆弱的神经,这使得孑木记者被抓被栽赃,成为了某种必然。
仅仅是因为记者报导维权事件就非法抓捕,仅仅是因为中立网站报导了维权事件就被打成“敌对组织”,这使得我们更加看清,当局所说的“新闻自由”,法律承诺保障的“公民这样那样的权利”,不过是一纸空谈,不过是欺哄民众,欺哄世界的谎言罢了。孑木君顶着中共的打压,报导维权事件,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关乎民权的正义之举。理应得到各界朋友们的关注。
在此,强烈抗议和谴责中共栽赃孑木记者,并呼吁更多的人士关注这一事件,曝光这一事件的真相。关注孑木,关注中国的新闻自由,关注中国民众的信仰自由与人权,是我们的责任。为了孑木,为了国人,也为了我们自己。@
(清心论坛原创首发)
【大纪元6月3日讯】"所有的日子 /都绕不过'六月'。"这是目前在洞庭湖监狱里服刑的诗人师涛,在2004年所写的一首诗。那时六四过去已经15年了,但悲哀的诗人仍然在苦苦地吟唱:"六月,我的心脏死了/我的诗歌死了 /……六月,大地变形、河流无声 /成堆的信札已无法送到死者手中。"◎ 带着悲痛和手中的笔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诗人米沃甚的悼亡诗,和师涛的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米沃甚哀叹着:"留给我的只是一个冷嘲热讽的希望,因为我一睁眼就看见火光,就看见大屠杀和背信弃义。""……我怎能生活在这个国家/在那里脚会踢到/亲人未曾掩埋的尸骨?"
一位犹太作家曾经说过:"刽子手通常要杀戮两次,第二次是在他试图抹去罪行的痕迹之时。"为了不让作恶者再次杀戮死难者,将受害者逐出历史,诗人们带着悲痛和手中的笔,记录下关于人类苦难的证词。米沃甚因此被称为"见证诗人",为一封有关六四的电子邮件被判刑十年的师涛也同样如此。
就在六四悲剧事件18周年之后,一本封面上印着坦克与人民对峙画面的新书——《六四诗集》,终于出版了。该诗集主编蒋品超也是一位杰出诗人,他曾在湖北参与学生运动而遭受监禁,后旅居美国。多年来,蒋品超把全部情感聚集在1989年的悲剧中,除了自己写作不少纪念六四的诗作之外,他还和一批朋友在国内外广泛征集诗稿,从大量来稿中选用了215位作者的315篇作品,编辑了这本诗集。
对真正的诗人来说,六四屠杀是一份难以负荷的沉重记忆。有人曾说,奥斯维辛之后 不能写诗。但是,失去歌吟的沉默,可以造成一座时间的坟墓,而时间可能使邪恶增殖——中国"六四"之后的社会情形就是如此。拒绝言说也就拒绝了记忆——关于鲜血与尸骨的记忆,这是刽子手们最愿意看到的。
因此,无论怎样高度评价这部诗集的价值,都不会是过份的。18年来,这一段血迹斑 斑的历史被当局禁止书写,禁止传播,它面临着被遗忘的命运。由于这部诗集的出版,那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通过诗的语言得以保存,留给我们的后代。用诗歌来守护这份记忆,也就是守护人类的良知与道义。
◎ 艺术勾画出惨烈的画面
"一夜的屠城碾碎了那些青涩的真诚。"(蒋品超)"暴虐的真相轻易地就将我击倒。"
(师涛)阅读一首首蘸满泪水的诗歌,我可以想像,在大屠杀发生后,那些原本天真而又赋予理想的诗人,是怎样愕然、震惊、恐惧而又战栗,脑袋里曾产生过怎样巨大的空洞,生命是怎样从此失去重心。
藉助诗歌,诗人们找到一个排遣痛苦的途径,如泣如诉也如刀似剑的诗歌,帮助他们抵御了没顶的绝望,使他们不至于走向疯狂。他们还试图通过诗的言说,来认识这场不可理喻的巨大灾难。
有些诗歌直接抒发了尖锐的心灵痛苦,例如,"那年六月四日 /一颗子弹正中我的心脏 /嵌在两瓣心脏之间 /十四年了 /它就一直卡在那里。"(赵思运)"六四是一把刀子 /把俺劈成两半 /……这刀子剁碎俺的理想。"(草根)不少诗人创造出诗的意境,把自我融入诗歌中去。"意"是诗人所抒发的思想感情;"境"是诗中所描绘的情景或画面。 这本诗集中,当年惨烈的画面比比皆是:———"北京像一捆窒息着的湿柴 /焚尸的恶臭仍然弥散在空中 /一本烧焦的英语字典 /正在路边随风翻动 /它的不知姓名的主人 /已经下落不明" (简杨)。
———"恍惚中谁又在 /那火光四起的城市里狂奔 /兄弟姐妹们虚脱的身躯已不可见/只剩那些熟悉的名字涩涩地粘在喉口/金属碾压的声音从四面八方逼近 /子弹追逐着梦和年轻 /冷冷地流淌在脸上的 /不知是泪是血 "(亦布)当时,和笔者一样人在外地的教师陈破空,立即在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张贴他的诗歌,以想像力描绘出北京的惨祸:"血从画面上滑落 /画面呈现/宇宙最初的混沌 /月光遗弃的大地 /翻着黯红的海洋 /……杀戮,在脑海中肆虐。"这些生灵涂炭的场景描绘,苍凉而又凄楚,令人痛彻肺腑。历史上残酷血腥的一幕,就在这样的画面中得以真实地再现,具有极大的艺术冲击力。
◎ 追问、质疑、忏悔和反思
个人的经历,自我的诉说,在这里变成了流传于世的公共记忆。诗人们以诗歌记载一部惨烈的历史,宣泄郁结在心中的无限悲愤,激烈地谴责制造屠杀的凶手。同时,他们也在诗里追问、质疑,并进行深沉的思索。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吟诵道:"妈妈,我死了 /但是我不瞑目/这么惨的国家永远烙在我魂魄。"一个国家为什么会这样的惨?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年青人会死在枪口之下?欧阳小戎哭喊着:"我的华夏!我的故国!我不信!你这广袤的大地之上,竟连一株自由的橄榄都不能生长!"
独裁者是如此禽兽不如。应去在他的悼念词中写道:"问鲲鹏虽大,毛羽稀稀,秃翅能飞多久。/饮食独夫更欲食,群疯绿狗。/枪下亡,孕与妪,男与女,老与少,童与叟。/寸铁全无,惨呼撕肺,亦难感化禽兽。"
在强大的恶势力压迫下,善良而脆弱的人性似乎不堪一击。杨炼的《广场》描写了屠杀发生后,在政治高压下人人自危的情景:"交代材料里,每个人都证明:自己不在六月,没人在广场……因此,你也参与谋杀六月。"茅境不堪回首:"我单恋的女友写了申请书,把鲜花送到天安门广场/然后拍一张照片斜倚着屠夫的肩膀 。"
但是,被压制被扭曲的人性仍然会有苏醒的时候,我们看见方人等诗人在忏悔:"渺小的幸福啊 /我为你出卖了灵魂 /我的卑鄙 /惟有坟墓能埋没/真理已在尸体上发芽 /为什么生不出一粒 /成熟的良心。"
◎ 抒情言志展现人间正气
"抒情言志"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悼念六四的诗歌,在抒情方面要比一般诗歌来得更为真挚,更为强烈。这是由于严酷的现实和诗人产生悲剧性冲突,唤起诗人巨大的心灵波澜所致。眼泪和哭泣,出现在不少诗歌里。
但在哭泣的同时,诗人骨子里的血性与激昂,对于受害者的同情,作为公民的道义感和责任感,自己的誓言与对未来的期望,也都在诗歌里一一体现。
例如,"一代人扛起一代人的历史 /一个真理截住无数谎言的泛滥。"(胡晓舟)"虽然我在耻辱中苟活 /但我知道我只要一息尚存/信念就是那枪击不倒的风信旗 /昭示那时来运转的一天。"(郑贻春)"繁星的天底下,总有不屈的骷髅,破土而出。"(方人)"一年复一年,不会太久/在同一个永远的日子 /以心底的泪水酿造祭奠的薄酒。"(方舟子)"待得日出雪化时,万民一同烧纸钱。"(力刀)
这些诗都充盈着一股浩然正气,它们以人道主义情怀和庄严的历史感,表达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声。无论邪恶在现实中怎样横行,无论生活怎样令人苦闷绝望,诗人总是不能忘记自己的使命,也不能忘记那些温暖人心的时刻。
蒋品超在《沉沉的一握》一诗中,写他在六四后将要入狱之前,他的导师是怎样脸色 凝重地紧握他的手:"永远忘不了 /那沉沉的一握 /虽是短暂/意却那样深浓 /是寒风折枝的日子 /你如此珍爱花朵。"正是这样温暖的情感表示, 支撑了蒋品超的狱中岁月。
只要诗人还在歌唱,一个民族就有希望。在阅读《六四诗集》的时候,我想,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悲剧,应该还有更多的文学体裁来表现,例如小说、戏剧和传记。充满人性和爱的文学,将会慰籍长久悲伤的我们,鼓舞我们生活与奋斗的勇气。
师涛曾以儿童一般的天真之心,纪念我们须臾不曾忘记的六四死难者:"我爬到烈士 墓园的草丛间 /想看到自己如初夏的野花般复活。"
——原载《开放》杂志2007年3月号
【大纪元6月3日讯】(美国之音记者:中文部2007年6月3日华盛顿报导)据中国独立中文笔会消息,世界报业联合会2007年金笔奖得主、被中国当局判刑10年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记者和诗人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女士,应世界报业协会特别邀请,前往南非开普敦参加第60届世界报业联合会大会和第14届世界编辑论坛,并于6月4号代子领取世界报业联合会2007年自由金笔奖。高琴声女士6月2日上午离开北京,并于6月3日下午抵达开普敦。出席这次颁奖仪式的各国各大报业媒体代表和来宾达1500人,是世界报业联合会大会参加者最多的一次,也是第一次由母亲代表子女出席领奖。
世界报业联合会是全世界最大新闻媒体组织,由各国报业联合会和记者团体联合成立,以维护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为基本宗旨。该组织从1961年起设立“自由金笔奖”,表彰为维护新闻与言论自由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每年颁发一次。中国记者戴晴与高瑜曾分别获得1992年与1995年的 “自由金笔奖”。师涛是第3位荣获该奖的中国记者。2004年六四事件15周年前夕,时任湖南某商报记者的师涛因将当局严禁报导六四的内部文件向海外披露,被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10年。
【大纪元6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杨琴综合报导)著名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为参加日本的六四集会,6月1日抵达日本成田机场,拟以过境方式入境日本,但遭到海关扣押拒绝入境。六四集会主办单位表示,5月下旬入国管理局接受询问时曾表示没有问题,结果现在却不准入境。“魏京生基金会”谴责日本相关人员对中共的压力示弱,呼吁外界给予关注。日本媒体今天(3日)报导,魏京生持有中国护照,没有入境日本所需签证,拟以过境方式入境日本但遭拒绝,将被迫回到美国。不过,日本时事新闻社引述一名移民官的话报导,“入境手续并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因为上级的命令而不准魏京生入境。”
魏京生原定今晚出席在东京都内举行的纪念天安门事件18周年集会,后天转往关岛。主办单位批评日本入国管理局的作法,指出许多外国人都利用过境方式入境,5月下旬曾询问入国管理局,当时的答覆是没有问题,结果现在却不准入境。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长黄慈萍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魏先生不仅被扣押,而且海关方面不允许他与外界联络,并且不给他找翻译。她说,“他有严重的糖尿病,日本方面拒绝给他提供适合的食品和药物。”
黄慈萍表示,“魏先生一切手续、证件都齐全。”“这次的事件不是偶然和孤立的。魏先生当年刚来美国时就想去日本,但是日本有关方面找种种借口搪塞,不让他去,一直到去年他才首次成功去日本演讲。他的演讲引起了很大反响,日本几十家媒体都争相报导,这可能引起了中共的不满和惧怕,所以这次向日本方面施加压力。”
魏京生2006年10月下旬,首次访日发表演说,并会晤日本国会议员。他讲演时呼吁日本政府抵制中共侵害人权的行为,担负起大国在国际社会应尽的责任。他同时表明,有必要通过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来敦促中共改善侵犯人权的状况。
魏京生简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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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
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发表文章《第五个现代化》,因此被捕两次并遭受长达18.5年监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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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 |
获得纪念罗勃特.肯尼迪人权奖、以及欧洲议会“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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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牢狱生活,被送上飞往美国的班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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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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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民主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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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起 |
基本上年年都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人,并被誉为“中国的民主之父”和“中国的曼德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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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致电日本成田机场海关询问魏京生的下落,对方称,“他很好”,当记者问,“为何不让他入境?”对方称“不知道”。当记者问,“魏先生手续有问题吗?有违反日本入关规定吗?”对方说“应该没有”。
当记者问“是否收到什么指示?”对方说:“是的,不是我们决定的。”当记者追问,“是谁的指示?”对方称,“对不起,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随即挂断电话。
大纪元多次致电魏京生的全球通手机,电话均直接转入留言。
被扣押受不公道待遇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长黄慈萍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魏先生不仅被扣押,而且还面临不公道的待遇,海关方面不允许他与外界联络,并且不给他找翻译。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日本分部负责人林飞对大纪元表示,昨天被扣押后,魏先生被掐断与外界的联络,后来在魏先生本人的强烈要求下,他得以与外界通话不到两分钟,简单告知了发生的事情。林飞等人昨天买了食物和药品准备送给魏京生,但是等了一晚上,都未能如愿。他表示,目前仍在与机场方面交涉。
黄慈萍目前最担心魏京生的身体,她说,“他有严重的糖尿病,日本方面拒绝给他提供适合的食品和药物。我们实在是很难想像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会如此虐待患有严重糖尿病的魏先生本人与他的健康。”
黄慈萍:估计来自中共的压力
对于被扣押的可能原因,黄慈萍表示,“魏先生一切手续、证件都齐全,日本有关方面如此粗鲁的对待魏先生,我们实在是不明白有什么理由,我们估计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来自中共的压力。”
她补充说,“这次的事件不是偶然和孤立的。魏先生当年刚来美国时就想去日本,但是日本有关方面找种种借口搪塞,不让他去,一直到去年他才首次成功去日本演讲。他的演讲引起了很大反响,日本几十家媒体都争相报导,这可能引起了中共的不满和惧怕,所以这次向日本方面施加压力。”
去年首次访问日本
2006年10月21日,魏京生抵达日本,这是魏京生先生自他1997年11月获得自由后第一次对日本进行的访问。魏先生抵达的24小时内,多种报纸、电台、与电视的新闻媒体抢先对他进行了采访与报导。
在日本期间,魏先生会见了一些政界人士、日本人权组织、律师团体,向各界人士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他入狱期间多年的关切及努力,并对此国际关注及援助表示支持与鼓励。他同时呼吁日本在促进亚洲地区稳定和促进人权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10月26日,魏京生应日本亚洲和中国民主化支援会的邀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与各党派国会议员恳谈,约30位议员及其代表参加。魏京生亲身指证,当年坐死牢时,就有犯人、警察证实活体摘取被囚人士的器官事件。他指出,现在的中国人包括中共党员已经不相信中共,中共随时可能崩溃。魏京生更直言,中共设计、导演了北韩核问题,而日本是亚洲最强大国家,应该做出努力,否则,谁能阻止中共、北韩玩弄核游戏?
随后魏京生在约30分钟的讲话中表示,很多中国人希望学习日本的民主制度;期盼日本在民主、富裕之后,应该注意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在世界、特别是东亚和平上、在推进民主、人权上承担更多责任。
魏京生简历
魏京生是中国当代著名民主人权斗士,也是反抗中共专制阵营关键领袖人物。早在1978年他就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发表了《第五个现代化》这篇举世闻名的文章,因此曾两次被捕并遭受长达十八年半之久的监禁。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1997年11月魏京生终于结束了牢狱生活,从囚室被直接送上飞往美国的班机。
魏京生的精神和理念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推崇,他因此获得多种奖,如1996年纪念罗勃特.肯尼迪人权奖, 同年欧洲议会“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1997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奖等。自1993年以来他基本上年年都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人。
他并被誉为“中国的民主之父”和“中国的曼德拉”等等,在全球各地享有盛名。(
惊闻6月2日晚,被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严密监视的高智晟律师前去质问一名于2006年11月24日殴打高律师妻子耿和的警察时,遭到其劈头盖脸攻击毒打。中共恶党拳养的警察特务完全丧失基本的人性,如同黑帮集团一般,其野蛮流氓本性,昭然若揭。据了解,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的处长孙荻,自2005下半年以来,一直直接负责监控迫害高智晟律师及一家人,对此次恶性事件也是罪责难逃。
在中共高调宣传提倡所谓的“和谐社会”的今天,在中共“紧锣密鼓”准备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之际,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无视公民的基本权力,对高律师的大打出手,完全亵渎了国际社会提倡的奥林匹克精神。揭示了中共一手遮天,践踏法律,以权治国,暴力当道的黑社会的真面目。
海外的媒体和社会团体,应尽快将该恶性事件向国际社会广泛曝光,震慑邪恶,制止暴行。
我想对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参与迫害高律师的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说几句话,在中共邪党当权的今天,法轮功被打压,却在全世界各国洪传,这世间发生的一切,其实都是宇宙间正邪的较量,每件事都是给人们摆放自己生命永远的机缘。善恶一念的选择,都是他日因果报应的起缘。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有报,和人类有最后的大审判。不是简单的中国成语和传说。历史上中国为何被称为神州,中国悠久的文化,为何称之为神传文化,都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中国古老的文化她的起源来自遥远的宇宙世界,都是与真善忍为本的,神传文化中对界定的生命有不可超越的道德底线,而真善忍是审定人好坏的唯一标准。
一个生命沦落到狐假虎威投靠反天理的中共邪党,敢和走在神路上、以宇宙法理真善忍为本的大法弟子、敢和那些有勇气为今天的大法圣徒说句公道话的正义人士,动手动脚的地步,危险致极! 其罪恶无边,其罪之大,是一个生命的永远无法承担的。
人的生命在宇宙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却可以一念定乾坤。因为在看不见神佛的迷的空间,也就是人世间,对善恶的选择,是他本性的真实反映、体现。法轮佛法在人世间洪传,亿万人受益,体现的是佛法的伟大威德和神对人(这宇宙无量生命的其中小小的生命)的无边慈悲,人不去珍惜她,不去负责任的找询真相,而是跟着邪恶的共产邪党做尽坏事,那将是危险致极的事情。 当一个生命连构成你生命最基本因素的法理你都敢反,那你不是自取灭亡、销毁和报应吗?
有人说,哪里有神佛的存在,哪里有因果的报应?人在迷的世界,去否定高于人世间的理,永远是徒劳的。其实,中共对传统文化的摧残,对法轮功的打压,无神论的宣传,是对人善良本性的最大打击,神佛不会因为人的否认,而不存在了,而人因为不信他们和善恶有报的天理,人会在无知中选择做坏事,那生命不是被共产邪党害了吗?因为人所做的一切坏事,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将必须在(人间,地狱)痛苦中偿还。罪恶大的,是一定会遭到宇宙淘汰的。这不能说是对人不公平,试问今天的人类,尤其是华人,有几个不知道法轮功的,苍天已经给了每个生命平等的机会,听到这个佛法在洪传,去不去了解真相?了解到迫害,人如何对待,那就是生命的选择。
正告殴打高律师的恶警,也正告国内外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应机构和人士,不要与天意相违,继续行恶。在这个历史的特殊时刻,在“神的誓言正在兑现”的伟大时代,以善为本,摆正自己永远的生命。追随邪恶的,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和报应。而那些敢于制止迫害,有勇气为法轮功做出正义支持之人士,一定是功德无量,而得到应有的福报。
愿今年新唐人电视台新年晚会上,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找真相》,能令你在生命的本源深处,思索生命在人间的意义:“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指南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
背景介绍和事件回放
高智晟,42岁,是2001年中国司法部表彰的十大律师之一。
2006 年8月15日,中共北京公安局以极其卑劣的手段,远赴山东绑架维权律师高智晟,剥夺了高律师的人身自由。在这一过程中绑架者没有出示任何可以证明个人身份的证件和此行动的法律文件。绑架者并非法秘密扣押目击和知情的亲属以封锁消息。三天后,新华社对海外发布了这一消息,表明这起绑架事件有中央高层的策划支持。
2006年8月15日中午12点,在经历了中共长达262天的跟踪、 围堵、殴打及切断通讯设施之后,高律师在山东省东营市的姐姐家中,有十几名便衣警察突然闯入,对高律师进行秘密抓捕。
高智晟于2004年至2005年10 月间曾三次发表公开信上书中共当局,要求立刻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公开信的发表引起海内外以及国内高层震动。随后他本人便接到恐吓电话。北京司法局等部门频繁找他谈话,要求他收回公开信,遭拒绝后于2005 年11月4日下午宣布停止律师事务所营业一年。此后,高智晟律师便一直被包括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特务为主的 跟踪、监控。
孙荻作为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的处长,有不可推卸的直接罪责。高智晟律师于2006年7月9日,在住居楼下的院内遭到中共特务持续了 30多分钟的辱骂、殴打;7月30日,在北京遭到长期跟踪的多名便衣的殴打,并被关押到当地派出所,右腕受伤发炎化脓。8月初,高智晟到山东探望姐姐,仍没有避免被山东公安局派出的便衣的跟踪;8月6日,姐姐家的电话被断了一天;8月8日,当他到外甥家后,外甥家断电、断电话,断煤气;8月10日,他在北京卖菜的两个侄子遭驱赶。之后他撰文揭露北京府右街派出所针对人民犯罪及周永康使中国警察彻底黑社会化。2006年8月15日至2006年12月22日期间,高智晟律师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残酷迫害。在这129天里,高律师“被拷住双手的时间是600小时;被固定在特制的铁椅上的时间是590多小时;被左右双向强光灯照射的时间为590多小时。129天里,被强制盘腿坐在地板上反思罪过的时间是800小时左右;被强制擦铺板的次数为385次。”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2006年12月22日,中共司法当局,非法判高智晟律师3年徒刑,缓期5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力一年。回到住所的高智晟律师被迫搬家,并与公众失去联系。这期间,2006年11月24日,曾经发生监视高律师一家的特务殴打高律师妻子耿和的恶性事件。2007年6月2日晚,被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严密监视的高智晟律师前去质问一名于2006年11月24日殴打高律师妻子耿和的警察时,遭到其劈头盖脸攻击毒打。
【大纪元6月3日讯】2006年11月28日中午12:10,为了阻挠盲人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和辩护律师李劲松、李方平一道返回北京,受山东政法委命令,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刑警大队对袁伟静进行传唤。公开的理由仍然是把袁伟静作为陈光诚的同案犯罪嫌疑人。在沂南县刑警大队期间,袁伟静受到临沂市公安局局长刘杰的手下们非常粗暴的言语凌辱,并且在她腹痛生病的状态下几番拒绝给于医治,还于当晚把已经身体极度虚弱的袁伟静扔躺在冰冷的路边半小时,此时季节已经进入深秋。袁伟静的身心受到警方野蛮行径的重创。这些行为导致袁伟静不得不住院两个星期恢复身体。袁伟静从2005年8月20日即失去了人身自由。除了2006年11月26日下午到28日中午期间因为和光诚的辩护律师在一起而享有有限的活动空间以外,她被山东政法黑恶势力非法拘禁达21个月。而她的丈夫陈光诚在2007年1月12日被以荒谬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4年零3个月。从2005年8月20日到2006年的11月28日的15个月期间,警方对袁伟静所施加的限制人身自由措施没有任何法律文件、没有任何合法的程序,并且在此期间多次对她动用暴力,以及屡屡以传唤的理由来阻挠外界对她的探望。而从2006年11月28日傍晚,警方在长时间辱骂袁伟静之后,给她开出了一张“监视居住”通知书。这是警方首度以所谓法律手续对她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按照法律,监视居住最长为半年。至2007年5月28日星期一期满。山东政法部门不仅仅陷害为百姓维权的盲人陈光诚,还对他的妻子采取长期的非法压制凌辱。中国政府的脸面在此案件上已经被山东地方当局丢尽。
今天是2007年5月28日。按照中国法律,从2006年11月28日起山东警方对陈光诚妻子袁伟静的“监视居住”已经于2007年5月27午夜12:00结束。早上8:00,袁伟静向继续来交接班的沂南县警察提出严正交涉,要求他们依法结束长达半年的“监视居住”。负责现场值守的警察以种种理由狡辩,例如声称2月是28天,所以要补足天数等等。但警察还是不得不向上级打电话请示。沂南县公安局的有关负责人告知即使法律手续已经终结,但依然还要对袁伟静进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并声称如果袁伟静想要讨公道,那“告就告国家”。沂南县警方的态度如此明确,也显示出有关押制人权捍卫者陈光诚的决策方不仅仅在山东本地,也来自于中共中央政法系统。所以山东警 方才能在全世界关注下依然在每一个步骤上违法,毫无人道地迫害盲人陈光诚和他的妻子袁伟静。这很符合罗干对中国国内依法维权群体镇压方式中采取的“不惜人力、不惜财力、不惜牺牲国际形象”的三原则。我们毫不怀疑,中国政法系统中参与迫害公民的每个公检法人员,都在给自己积累着罪证,都在一天天走近被审判。
盲人陈光诚和他的妻子袁伟静从未在山东政法系统的淫威下屈服,夫妇俩永不放弃对法治和公正的信仰。袁伟静在听到警方的无理说辞之后,向他们宣布没有人任何人可以再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并且此前所谓的陈光诚案件同案犯罪嫌疑人的莫须有罪名也一并彻底解除。作为一个女性,她警告在场7名负责监视她的警察和雇用打手,如果谁再跟踪监视她,她就和对方拼了。那些已经在袁伟静家门口执行半年任务的警方人员自知理亏,但奉有上级命令,所以不得不还是保持距离着跟踪。并声称要帮助袁伟静干农活。袁伟静对他们不予理会。
中午袁伟静前往双堠镇的集市,警方突然通知她要正式解除“监视居住”。因为来者是沂南县刑警大队曾经多次参与威胁绑架证人、言语凌辱袁伟静的警察,所以我很担忧袁伟静人身安全。所以袁伟静开着手机,让我监督整个过程。沂南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人员当面给袁伟静下达了一份正式的通知书。
《沂南县公安局解除监视居住决定书》
被监视居住人袁伟静,性别女,年龄31岁。住址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单位及职业无。犯罪嫌疑人袁伟静因涉嫌扰乱交通秩序,于2006年11月28日被监视居住。现因期限届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解除对其监视居住。
沂南县公安局
2007年5月27日
接到正式法律文件的袁伟静非常高兴,半年来的屈辱已经太多太多。现在再也没有什么理由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再也没有理由阻挠她与任何朋友的会见了。并且袁伟静也会为自己聘请律师,保护自己的权益。这一上午5个小时的努力,通过袁伟静的据理力争,通过让国际社会知晓并关注,终于迫使山东政法部门出示正规的法律文书,承认袁伟静的自由。袁伟静依然被警方人员跟踪监视,但警方的做法已经从主动转为被动,而袁伟静仍然会每一天去争取自己自由的空间,国际社会也会持续的关注她和光诚的命运。从今天起,我们将安排袁伟静与自己的律师会面。海外的记者同仁可以无限制的去采访袁伟静了,欧美各国驻华大使馆的人权官员可以探望她以及陈光诚的母亲和孩子。当然,这些很可能仍然会遭遇山东政法系统各式各样的无理阻挠,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陈光诚和袁伟静受到迫害的证人,让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前的谎言无所遁形。
我们都是永不放弃法治和自由的公民。在我们中国,公民所能做的只有尽己所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中国政法部门的侵害。自立者天助之。
胡佳
2007年5月28日于BOBO自由城家中
但郑恩宠的处境并未因黄菊的离世而改善。他透露有公安已多番向他明言,会在6月4日他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期满那天,将他再次带走软禁。
因揭露前上海首富周正毅遭非法监禁3年的郑恩宠,去年6月5日获释,但同时被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今年6月4日期满,意味着中共以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禁止他接受外媒采访、出国等权利等将自动失效。据知,国内外多个媒体已联络郑恩宠,准备对他进行采访。而多个海外人权机构也邀请郑恩宠出国交流。
对于6月5日“解套”的那一天,郑恩宠表示,会向外界媒体发布自己的消息。
黄菊死亡大快人心
一度和外界失去联络的郑恩宠6月2日主动致电本报,讲述了他的近况。他说,当天早上在亲戚家中,听到有电台广播员正以非常缓慢的语调播放某中共领导人的死讯,郑形容:“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毛去世的时候使用这个口气”。当时有邻居叫了起来:“是不是江泽民死亡”。郑在电话中几次高兴得哈哈大笑:“他们报伟人死亡,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哈哈哈!”
后来听了半天,才得知是中共副总理黄菊,被问到对这位他一直致力揭露的中共贪官死讯的反映,他说:“我本人,还有我的邻居、家人都很高兴。”
他没有再多评论黄菊的所为。他表示,正在写一篇文章《黄菊、陈良宇的教训是什么》,会在6月5日“解套”那天发表。文中称,希望从黄菊、陈良宇等贪官落马的教训中:“人人都要关心自己的利益,大胆批评、监督中共当权着不公正的行为。这才体现了中国民主的方向”。
公安威胁六四带走郑
“现在我楼下还有警车,公安还说6月4日下午把我带走”。谈起自己的近况,郑说。他并透露,5月31日上海市派出两批警察先后到他居住的亲戚家,前一批说软话,以帮他办理护照,找工作为由要他不要向外发声,遭他拒绝。郑说:“你们过去一年把我家当监狱,不让我找工作,损失怎么赔偿?”双方不欢而散。
后来一批闸北区派出所两名警察,包括姓莫的男警察,和女警察张敏(音),则态度强硬,对他明言会在6月4日下午4点到他家带走他,到指定的地方举行仪式,宣布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刑期结束。
本身熟悉法律的郑恩宠解释,中共法律根本没有规定要举行仪式,而他所知曾遭判刑的朋友也表示,从来没有举行仪式。他担心这是中共将他再次监禁的借口:“我和家人商量后,决定不走,我不知道他们会把我带到哪里。”
郑恩宠估计,所谓指定地方可能是酒店。因为前阶段公安多次向他放风出来,会把他带到酒店软禁。包括3月21日,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主动上门要帮他办护照,送他出国,但就表示“出国前关酒店20天。”
而10天前,他探望母亲时,又有一个公安对他说:“会把你关在宾馆。”
郑又说,公安曾经要他对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期间写总结,郑写了7张纸,但他们不通过,要他改。郑坚决不改,有公安就对他说:“不通过可以,六四(6月4日)下午4点钟来两个警察把你带走。”
中共惧怕 欲逐郑出国
郑恩宠估计,中共担心他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期满后,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当局已经多次暗示、明示要把他“送”出国。郑说,3月21日那天,那位副局长就对郑透露,上海公安局开过一个协调会后下达一个指令,3月底前要警察约见郑恩宠,4月底前按照“郭国汀模式”放郑出国。更称如果郑没有出国方向,就安排一个方向让郑恩宠出国。那位局长更拍胸脯说称自己当过政治保卫处处长,4天后就可以帮郑办护照:“他说,6月5日那么多记者采访你,我可受不了,最好你6月5日以后走掉”。
对于郑是否打算出国,郑表示,对上门的警察提了4点要求:“我有4个要求,要求申述,要求平反,要求赔偿,要求重返律师队伍。这个期间,有人邀请我去培训,我会去的。但要来去自由。”
郑强调,中共如果按照郭国汀模式对待他,出去以后不能回来。他是绝对不会出去的。
因揭露周正毅案而被捕并遭中共监禁3年的郑恩宠,于去年6月5日从提篮桥监狱获释后,一直被中共软禁在家中,被禁止接受媒体采访、禁止出外找工作等,住所外日夜有数十名便衣监控,并前后5次遭闸北区公安传唤、抄家等,家中生计困难。但郑恩宠一直坚持写公开信揭露上海帮黄菊、陈良宇等贪腐行为。
【大纪元6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自6月1日厦门万人大游行后,2日又有数千人游行至市政府,继续抗议当局建高污染的PX项目,并抗议当局所谓的“缓建”是欺骗公众。据悉,虽然天气炎热,很多人处于半中暑状态,但沿途不断有人加入。路边不少市民免费供水和派发藿香正气水等防中暑的药物。大批武警、防暴警察、公安筑起人墙,阻止示威者前进,双方一度发生推撞。多人受皮外伤,也有拍照者被抓。市民指出,厦门这次万人游行的动员模式正是近期中国大陆大规模游行的集结方式,也就是透过手机短信、网路论坛与博客等,在短时间内汇集大批民众进行示威抗议活动。
分析人士指出,“传统的控制群众的方式在现有的信息技术条件下已经失效”,“不仅展示了民意的力量,而且在各主要街道的游行对唤醒市民对此项目的关注起了作用”,“这次游行的重要意义在于,执政当局已经穷尽一切可能的手段,也没有能成功压制。这对其他地方的群体性抗争起了示范作用”。
有市民感慨的发问,“今天的事情令我惊奇,在种种关于中国人麻木冷漠犬儒的说法中,是什么使得如此之多的人在种种压力下,不辞辛苦甚至不惜麻烦上身去向政府表达民意?”
“一向都说厦门人性格温和散漫,与世无争,是什么样的力量使他们不约而同的走到一起保卫家园?”“那些看起来从不会上网的人,甚至可能不认识字的老人,是怎么知道“保护环境/造福子孙/非暴力”的?”
当局打压 缓建是假
6月1日,厦门万人大游行引起外界广泛关注,当晚厦门市公安局在厦门电视台连续发出通告,表示今天在厦门发生的“非法集会、游行”“系个别人违法煸动造成”,并称“市政府对海沧PX项目已做出缓建决定”。
几位市民向大纪元表示,当局无视于该化工专案将带给厦门环境的严重污染,表面上宣称将缓建该专案,实质上并没有停工,只是迫于压力暂时蒙混骗公众。
有市民2日早上在PX项目工地看见:工厂周围还有挖掘机和土方车停着,每辆上面都有司机,工地里还有工人走动,还有货车要进工地。工地有警察把守,不让停靠和拍摄。
据市民透露,6月1日游行后,当地政府称,将扣留去游行的人,直到单位来领,还将没收所有的相机,誓不留下任何影音文件。大中小学生遭“开除学籍”的威胁,一些公司周末都在上班,并有部份制定了打四次卡的临时措施阻止员工出行。当地媒体被严令禁止报导游行的任何消息。
数千人游行
据市民介绍,游行队伍由会展处经莲前大道、莲前西路、火车站、文灶、湖滨中路、湖滨北路直至市政府,全程将近四个小时。今天有很多新面孔,都是昨天被公司限制不让出门的年轻人。
市政府2日仍然上班。八点左右,出租车只能停在湖滨北特贸路口。通向市政府的道路已经封锁,全由民警和武警把守,沿路都有警察巡逻。市府前警力密布,不许行人停留。
9点之后,数百人突破封锁线,分散在市政府附近。另有数百人聚集在会展处。10点过后,会展附近有近千人游行示威。现场有大批警察,黄色警戒线。会展中心大喇叭播放流行音乐,试图掩盖人们的口号。但游行队伍的口号越喊越响亮,“必须停建!不要缓建!”“厦门是我家,爱护靠大家!”。
人越聚越多,大约四千多人,队伍开始沿莲前大道向市政府前行,队伍不断呼喊口号鼓励市民加入。队伍后面跟着五辆警车。虽然天气非常炎热,但随着人流进入市中心,队伍人数不断增大,并且在经过金尚路口进入莲前西路时,又有一支队伍加入汇合,群情激昂,高喊“目标市政府!”。
游行队伍在途中数度冲破武警的几道人墙防线。下午2点左右,武警在市政府前筑起最后一道人墙,在队伍进逼到市政府门口时,武警围成直径约二十米的半圆待命,双方再次对峙。人群呼喊口号“不要缓建,必须停建!”市民唱“说句心里话”等军营歌曲,“对武警进行心理战”。不断有市民送药品进来。有市民拿标语在武警前挥舞,欢呼声不绝。
当局称:非法集会游行
2点半,政府开始现场广播,定性是非法集会游行,要求市民尽快离开现场,不要被敌对势力所利用。
广播说:“广大人民群众:昨日今日两日,我市连续两天发生非法集和游行。现在在市政府门口聚集,是违法行为。市公安局呼吁围观的群众及不明真相的群众尽快离开,不要被违法分子所利用。”
不过,广播一出来队伍就喊口号盖过广播的声音。双方继续对峙。
3点多,天降暴雨,警察开始驱赶游行市民,现场警民大增,将市民困住,警察与游行民众发生肢体碰撞。一女生脖子被抓伤,坐在地上痛苦呻吟。人群高喊:“道歉道歉!”。据悉,多人受皮外伤,也有拍照者被抓。
游行中花絮
市民表示,游行中有很多感人的小花絮,包括以下谈话──
一个30多岁的男子担忧的说:“政府说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了,这样下去不得了,会出人命的。”一位70多岁高龄的老大娘说:“不不不,这不是什么政治问题,这就是一个环保问题。”
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站在一大堆在乘凉的人面前,在烈日下被晒得通红,挥舞着双手高喊:“都下来!到前面去!要做!就要做到底!要解决问题才罢休!!”
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说:“自己的家都要被毁了,也不怕什么秋后算账!”
有市民赋词如下
水调歌头 PX项目
PX几时有,缓建又几天?不知环境保护,更要等何年!?
我欲游行示威,又恐防暴警察,持械横阻拦。
污水入碧海,废气遮蓝天!
看新闻,寻评论,皆被删!
工厂林立,海沧空气刺鼻咽。
名为发展经济,实则祸害子孙,满目皆谎言!
惜我厦门岛,如何保平安?
《私有权益网站》的版主王季勇在“私有权益网站紧急呼吁!十万火急!”文中介绍付涛“长期为经租房回归问题、为遭到违法强拆的受害人依法维权而勇于抗争!”。
王季勇介绍:付涛今年四五十岁,自从他从一个自主维权的扬州经租房业主转变到和其他经租房主联手维权后,在扬州发生的诸多强拆维权现场中都曾有过付涛的身影,包括人们抗议薛祥谷老人在强拆中被活活砸死后,当局派警察抢尸等场面。
该网站介绍,5月31日下午1时30分,扬州市东关派出所2名警察和5名黑便衣冲进付涛家抄家,将付家的3台电脑、照相机等财物洗劫一空,并把付涛抓走。
6月1日上午,家人到派出所询问时,派出所回答:“没有这回事、没有抓这个人”。直到6月2日19时05分,派出所才承认抓了付涛,并扬言要省查15天。
《私有权益网站》抨击说:“扬州市委书记季建业残酷的镇压依法维权人士、依法维权经租房业主、他所独创文革式的强拆全世界是有目共睹的,这次又拿依法维权人士付涛开刀、是对《宪法》的亵渎、对人权的粗暴干涉。”并呼吁:本网站向全国维权网站、国内、外国有正义感的网站及媒体呼吁,坚决制止扬州扬州政府恶势力向人民百姓、民主进步的猖狂进攻,释放付涛、还付涛公道、还老百姓一个安宁。
【大纪元6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艾清采访报导)六四前夕,黑龙江富锦市2913位失地维权农民,用真名在网上签名,发出不要奥运要人权声音。这些农民表示,要了奥运,中国人权还是得不到保障,中共黑暗至极,老百姓叫苦连天,都无法活了,你还吹啥牛皮呀!农民得生存,农民饭都吃不到,你还办啥呀?这奥运金牌有什么用?如果实现民主了,农民的事情就解决了。数千人主动签名
富锦市长安镇东南岗许姓村民表示,现在有5、6千人签了,都是主动签的,一些签名还没有上网。老百姓的土地都被收走了,也没人管,你说要奥运有什么用?它投资这么大,花那么多钱!百姓还受害,老百姓的死活它也得管啊!
另一位村民说:“我们不是反对奥运,但奥运只是让中共有脸面,但是老百姓死活它根本就不管。”
富锦市失地农民经过11年的维权,问题还是没有获得解决。钱姓村民表示,11年上访、起诉都没用,官员都是事不关己,找谁都不管,央视说报导必须中央领导人签字才能报导,否则不能报导,你说哪儿能管?从这里可到看到政府多么腐败,中国人权得不到保障。
村民表示,他们希望中国早日实现民主自由,如果没有民主,就是他们上访20年,农民也得不到保障,希望全世界的人能伸出援救之手,替农民说句公道话,早日促进中国法律健全,使贪官污吏早日得到惩治。
据报导,随着北京加强奥运的宣传攻势,国际间因中共未改善人权而发出的批评、抵制呼声也开始见涨。日前美国娱乐界人士、法国总统候选人等也分别就中共支持种族屠杀的苏丹提出借抵制奥运向中共施压改善人权。
而国际特赦组织发表报告指出,随着明年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中国压迫人权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该组织警告“中共正利用奥运作为打压人权的工具。”
官员成了大地主 向农民收租
据农民投诉,10几年前,黑龙江富锦市各级官员打着为国家建设项目征地的旗号,与韩国达成协议同意中韩合资农场在头兴地区征用国有土地57万亩,其中政府动迁附近许多村落。97年中韩合资农场解体,原本属于农民的土地应该还给农民,但当局为了占用土地,成立了开发公司,当起了地主,将土地高价租给农民,引发村民强烈不满。
富锦市头林镇兴华村刘姓村民表示,农民已经维权11年了,因中国法治不健全,有法律但不执行,因一党组织,就是它说了算、它就是法律,法律根本不起作用,农民土地被强占,形成大地主、二地主,但这些地主都是政府官员,中央各部委都知道这些事情,但就是不解决问题。
张姓村民说:“大地主、二地主就是市领导,市长、局长、财政等等官员,把农民土地占为己有,通过招商引资,骗取国家项目,骗取国家贷款,当官的全部有土地。”
当局占用农民的土地又高价租给农民,引起农民的极大愤慨,为了收租,官员动用黑社会及警察阻止农民种地,为此,农民曾进京上访两个月,但毫无结果。
农民什么都没有
95年4月,富锦市政府成立的“富锦市中韩合资头兴农场协调办公室”强行让富锦市头林镇、兴隆岗镇的9个村屯的农户搬迁,只发给农户一些被征用土地补偿费,每亩耕地只按10元到70元不等发放。
村民表示,这块土地是全体村民最早开荒的,靠着农民的辛勤劳动,靠着这快肥沃的黑土地,大家过着较为富裕的生活。但当局说“走也得走的,不走也得走,就不要再讲什么要求了,如果超期搬家,每天罚款100元。”
当局为了圈地,村民的房子被推倒,学校也被推倒。耕种的土地不属于村民。村民说:“农民要种地须向管理这片土地的有权有势的官手里租,各个官员都成了暴发户,钱多得不知怎么花?失地农民心情非常悲愤。生活没有了依靠,对将来的生活几乎失去了信心。”
只要有一口气 要为土地抗争下去
村民表示,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要求民主!现在大家是走投无路,去哪儿告都不嬴。这11年当中,赚农民的钱,光我们一个村,就收了两万多公顷,连个批文都拿不出来。
这些官员把征收的土地,再转手卖给别人,他们一直都在倒卖土地,现在还发包给老百姓,收取各种费用。
王姓村民表示,当局说通过招商引资给农民带来褔利,说开发土地办厂,结果骗取国家贷款,土地利润进了他们的腰包,农民却到处打工,本应该是农民的东西让别人抢去了。
为了逼走农民,各级官员借助黑恶势力强迫农民迁出。因此,很多村民被打伤、生命受到威胁,被迫搬出生活了几十年的家,离开了他们耕种的土地。
为了土地,当地官员把上访村民送进劳教所,被判刑劳教。一位村民说:“政府迫害上访村民代表,说你要不告就放你,你要告,关死都得关!”
为了土地,农民靠自己的一点积蓄,开始了民告官的艰苦历程。由头林镇兴华村、庆丰村、庆富村、兴隆岗镇联丰村 107名农民联名提起了行政诉讼。
为了土地,农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想尽了一切办法,却被认定为缠访缠诉。
村民在投诉中写到,“富锦市“头兴”农业开发专案中被强行征用土地的农民,想要回集体所有的土地,想要回合理的补偿,难道错了吗?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还要为土地抗争下去。可是我们还有路可走吗?如果有路,路在哪里?”
据一位致力于中国民主事业的维权志愿者表示,动员个体维权者声援民主运动,用民主运动的呼声促进个体维权者获得实际问题的解决,从而带动全国的访民积极参与民主运动,以打开中国民主运动的局面。
“为此,他希望国内外的民主人士多多为签名者呼吁,不仅要为他们的安全着想,而且应该为他们得到实际的利益而努力。同时,也希望此名单发给奥会主席公开信上,愿中国的自由民主早日实现!”
【大纪元6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王布鲁采访报导)计划在2008年8月8日举办北京奥运会使黑龙江省富锦市头林镇兴华村的王桂林看到收回被富锦市中共官员夺走的20000亩耕地的希望。在大纪元记者6月1日获得委托海外民主人士转交给奥委会主席的《告全国同胞书》中,2913位黑龙江省富锦市失地农民维权者表示将,“动员个体维权者声援民主运动,用民主运动的呼声促进个体维权者获得实际问题的解决。”
事件回放
据中国舆论监督网报导,1991年5月20日,黑龙江富锦市官员以办合资农场的名义,征用头兴地区农民耕种了几十年的熟地,二林村农民仅得到的每亩46元土地补偿金。富锦市政府为接收从不同意这笔交易的农民的土地,将兴华村所属集体土地无偿的承包给富锦市的黑社会头目武铁华若干年,条件是武铁华把兴华村的居民赶走。
1996年的4月10日晚,武铁华拿着与富锦市政府签订的兴华村土地承包合同,一行九人准备了枪支弹药、棍棒、匕首开进了兴华村,要村民“识相”的赶快搬走。村民和武铁华理论时,武铁华命令开枪,村民重伤五人,轻伤无数。
村民安凤珍头部被铅弹击中,至今眼眶上仍存留一枚砂枪子弹。其丈夫赵忠全被打成重伤导致瘫痪,卧床8年后死去。
1997年合资农场解体后,富锦市以农业开发公司名义,继续“管理”合资农场占用的37万亩熟地,并在1996年至2006年间,向二林村民每年征收每公顷700元的土地使用费。2006年,富锦市开发办要把每年每公顷700元的承包费,涨到1950元。遭到大多数村民的抵制和反对,村民与开发办人员纠纷不断。
“现在坑农、害农,黑暗之极”40岁的王桂林表示,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一党统治”,地方官员“秃子打伞——一手遮天”。“他说是黑的就是黑的;他说是白的就是白的”从1996年就开始为此事维权的王桂林表示,现在是“农民下岗,土地层层转包,流入个人和官员手中,每个官员手中都有300-400垧地”(编者注:东北地区一垧合一公顷即十五市亩)
官员成地主
中国舆论监督网给出的数据显示,原富锦市委副书记葛其侠,占地近万亩,在大草岗5000亩,靠前锋农场5000亩,管理者是富锦市三元公司刘连庆。
市委主管农业副书记郭福山占地近万亩,在解放桥东柳茂岗,管理者是刘春生。
常务副市长赵达占地3000亩,在西富南,管理者是刘春生。
赵达给佳木斯公安局某副局长送礼750亩。
市委办公室主任陈庆忠占地3000亩,在红河农场。
原武装部长马成喜,把兴华村4500亩耕地占有。
原政法委书记郭建民占地3000亩,在长合东,管理者是刘春生。
财政局副局长赵君占地7500亩。
局级干部于龙海占地1000亩,在东大荒。
原市委书记韩印占地5000亩,在兴华村南,由韩的外甥管理。
市土地局局长张海山占地750亩,管理者是刘春生。
涝区管理站站长王德成占地750亩。
开发公司会计孙颖占地600亩。
在开发东区,原市市长李得香占地7500亩,由其侄子李春轩管理。
富锦市法院副院长尚文章,占地3000亩;闫院长占地2000亩。
“我们都是种地的,富锦市政府收了我们1000垧地,不管老百姓死活,还搞什么奥运呢?”富锦市长安镇东南岗村于长伍说,“我们就要求实行民主”
“如果人权都得不到保障,还在外边唱高调,这么进步、那么发展,发展是指人权能得到保障”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王桂林说,“人权都得不到保障还有什么可吹捧的政绩”
“没付出讨不回公道”
王桂林、于长伍希望国内外的民主人士能多多为《告全国同胞书》的签名者呼吁,并请海外民主人士把情况反映到国际奥委会主席。王桂林、于长伍等4000多签名者利用奥运反制中共改善人权的策略,同海外人权组织的策略不谋而和。
5月30日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在加拿大国会山表示,如果中共不能在2007年8月8日前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停止对国内对维权律师和正义人士的迫害;就“活摘器官”的控告,接受国际社会不受限制的独立调查三项要求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该组织将在全球范围结合所有正义力量共同抵制中共举办 2008年的奥运会。
“当今社会这么黑暗,现在不能只考虑个人安全了”王桂林表示,“没有付出,你始终讨不回公道来”
资料显示,2008年“北京奥运”总预算达353亿美元,为2004年雅典奥运的3.1倍,占1976年以来历届奥运会支出总和的 43.6%,按中共的数据,中国人均收入1700美元,只有上届欧盟最穷的希腊人均一万七千美元收入的十分之一。目前在中国,有1.35亿人每日收入不到一美元,五千多万的失学青少年。有40%的人和农村60%的人看不起病,社保基金所覆盖的人口不到三百万。◇
附部分签名的村民名单:
陈凤清、姜德平、陈雷、陈丽、刘桂芝、鲁义顺、鲁凤安、牟贵玲、陈永昌、王凤兰、陈双丽、陈大军、李兴金、李红丽、肖君、赵园丽、付国林、付有华、王洪英、付有利、王利芝、赵众山、隋凤玲、赵国柱、徐敏、郭显明、户桂华、郭严、苏会、孙玉香、张德俭、于艳凤、张树利、尚昌兰、付明义、刘兰珍、付德刚、苏海龙、苏先、杨春红、朱长龙、江金梅、李明新、李强李凤、彭金喜、王香连、彭彩红、彭德龙、张志东、马桂玲、张宪伟、张娇娇、于全有、张丽辉、李清瑞、龙奎芳、李以领、李红梅、李以恒、王利、李以兰、张成仁、张继勇、张艳华、刘刚、关海燕、刘万纯、王桂琴、刘波、刘艳、路秀华、吴德丰、张玉珍、姜洪涛、谭叔红、王俊阁、刘树青、赵华山、相秀荣、赵国江、孙桂灵、孙茂清、李桂珍、孙成福、孙成友、陈绍武、陈德祥、王丽艳、姜永凤、钟明广、张德华、张百伍、张忠龙、马金艳、王学友、刘桂荣、王怀波、王凤英、杨盈、王俊秋、李淑琴、王忠义、李淑贤、高金玉、高金栋、高化生、杨叔清、李玉清、佟永兰、李明、李霞、王长义、杨凤艳、王海军、钟庆友、钟明路、钟明胜、王凤艳、郭昆余、齐芝、韩宝、刘海红、张金库、苏凤霞、陈明军、陈志赛、闻春英、李一金、李明军、刘桂艳、李龙、李娜、刘春、李树元、刘庆华、肖剑、王玉华、肖春龙、肖春龙、黄丽娟、李兴双、谢亚芹、刘双胜、王洪波、张德庆、朱明英、张召强、郭士财、刘金英、刘贵、葛冬梅、刘双羽、姜淑华、刘凤凯、刘艳丽、刘凤江、李圆、刘朝军、刘朝臣、杨成利、周景华、梁海鹏、肖波、王臣、李明月、王丽春、钟明利、吴红岩、陈富朋、张秀霞、陈伟新、冯丽、张金山、张丽丽、苏春光、陈丽娟、王俊峰、于红艳、王景阳、池忠敏、肖丽艳、池渭俊、曹君、赵国海、赵静、高清、尤奎艳、刘凤秋、李庆仁、李万荣、胡乃杰、王安友、赵玉珠、王凤军、陈志宏、刘凤海、苗应海、刘芳英、苗玉荣、苗玉红、苗玉丽、刘义、刘富华、刘裕华、付明义、付德刚、付德强、刘金玲、刘兰珍、刘青元、周友、姜芳、周景利、周景欢、何德财、于守芹、赵海波、刘凤莲、张志英、姜玉、姜洪峰、曲芬、刘立艳、李兴文、李桂英、李春凤、李艳艳、赵洋、赵园道、孙桂玲、徐小波、徐洪伟、李淑芬、富成坤、赵国君、江海波、刘万英、赵国玉、赵龙、周桂荣、刘臣、王秀兰、刘铁华、周长伟、王敏、周振路、肖永杰、周长龙、张艳丽、尤奎满、尤丽静、付艳华、高胜国、高忠学、肖云、刘淘、周艳娟、杨瑞成、高桂秀、杨呈友、梁岭、胡万丽、隋文武、隋明海、刘桂书、陈玉梅、刘友、杨树英、李乃仁、孙秀英、李同强、付国军、钟玲玲、张云雨、郭艳华、张金玲、陈丽琴、朱层全、于中华、李银、冯树云、王加海、赵桂香、王强、陈立红、徐小波、徐洪伟、李淑分、富成坤、刘廷举、付成芹、曲长富、富明得、于涛、付德金、王金凤、苏义、冯士珍、李福、张德柱、袁修义、江鸿波、闳长宏、付义祥、付德林、刘中华、刘志华、尤丽娜、刘福、肖淑芹、葛树友、刘录、谢淑文、葛东波、高树珍、刘健华、李春雪、孙秀珍、苏会龙、彭彩霞、付明波、王志春、付德昆、于金胜、苏会英、郭士才、刘金英、付明远、王玉清、付德艳、刘桂清、袁全、刘艳霞、袁殖富、周凤芝、曲长虹、张淑华、曲平、曲春雷、冯士武、肖勇华、冯家宝、冯守先、李桂芝、付国中、付友胜、张春英、刘朝垒、孙丽英、刘双梅、孙全良、张宇环、张金龙、鲁庆春、孙宝良、孙长来、孙久君、杨成强、尤奎金、冯佳友、赵云山、何淑英、赵国强、张继亮、李库、郭新花、郭士莹、周艳波、郭正、郭士成、苏强、钟明贵、吴德利、吴德山、吴洪启、苏会武、吕春玲、苏会星、苏贵、刘国珍、李艳玲、刘丽杰、刘丽波、朱德军、黄云、王双、姜民、姜洪志、江洪喜、齐旺文、张洪凯、齐文龙、齐文栋、齐文丽、齐国军、姜力、于涛芝、江洪海、吕桂艳、江洪娟、杨成庆、曲凤英、顾玉河、顾玉海、顾士才、隋有琴、黄艳玲、孙刚学、李丽香、徐广、孙常海、孙刚习、沈翠莲、张继明、辛爱英、张美玲、张美娜、陈明军、陈志福、闻春英、葛树军、刘桂清、葛东海、张云丰、邵桂芹、张艳艳、王大良、王大柱、张美荣、苏会山、李春敏、苏才、何桂兰、罗景山、罗丛、罗军、张春艳、张桂枝、于平、于洪杰、于旺、陈永莲、张玉玲、于刚、吴海娟、于长五、解淑清、黄凤铎、黄凤长、李以华、蒋淑华、付昌、张成玖、孙井福、颜完春、张忠利、莫凤利、付臣、莫凤玲、王永忠、付丛禄、韩淑华、赵海清、徐玉林、李华、李凤刚、李凤才、富阳忠、程学海、奚道德、程学福、程淑友、赵淑坤、李凤山、走淑生、赵淑会、奚玉君、丛起文、张金发、李俊文、李进才、付利、张余富、付德、付晓文、张太波、周长清、魏永胜、徐忠库、张太华、付晓以、孔庆林、荆成章、范丽敏、李志强、于庆印、孔庆春、乔芬、付明夺、张东平、刘广彬、吕学新、陈艳华、于长文、陶爱英、荆树利、孔宪文、荆春福、李成良、荆春海、曲广玲、孔庆香、于强、付宏伟、付宏亮、李志兴、范亚芹、杨双山、王芬、李丹、陈亮、肖兰、陈芹、李明娟、李君影、孔宪奇、孔庆海、李杰堂、赵秀艳、刘广臣、范国君、吕井华、王芹、王伟奇、李国栋、王兰英、范国起、荆树波、李志远、付明山、王珍、于庆双、李晓峰、付洪波、刘峰、范晓亮、王秀峰、杨利、李福君、荆春祥、闫宪力、孔宪武、孔庆君、孔庆山、刘桂君、王永凤、王明权、王德昌、陈亚庭、陈艳鹏、陈艳青、王丙堂、真玉喜、真玉良、真微、吕学合、吴玉杰、陈洪友、宋华、吕井明、付明忠、陈芹、吕井亮、陈洪奇、李志勇、于清春、李继伟、荆春江、范文清、刘长海、方强、闫忠玉、陈微、刘广伟、乔金祥、付宏峰、王铁峰、荆树文、徐文祥、荆成良、于扬、高凤英、刘英、杨凤林、徐文波、张立财、荆春录、杨凤刚、吕学义、陈贵、付宏刚、任春、肖兴迟、于庆生、荆春雨、于晓杰、刘长江、范国平、杨羽、方纯富、荆成芝、荆树强、陈洪君、刘华、王克峰、王丙喜、吕学仁、肖迪、李成玉、许远军、陈涛、李成志、范国忠、杨静、王凤英、张东来、张东杰、徐萍、王有富、孙国涛、王英、王有志、闫永霞、于明、董彩霞、于庆、张立林、方纯波、王有财、孙大明、李继夺、刘广祥、张东伟、王露露、孙玉、张东海、吕井力、宋益平、肖兴安、张东岩、方恩来、孙玉、刘广发、李国林、齐华、张东雪、陈力、陈爱娇、于洪良、李培艳、于清友、吕学江、宋益杰、肖艳丽、许远东、柴微微、李萍、赵喜恩、王凤兰、张立臣、宋益健、张立芹、张立申、周立霞、刘广有、于小伟、宋洪彪、于艳、荆树双、陈艳、王有明、孙大伟、赵刚、荆春兴、石国凡、宁云海、王百成、董宝军、王清林、王波、房国辉、尹义宾、董宝玉、荆文海、荆文宾、荆文立、张连信、刘喜军、张贵、张红波、王志国、王志化、王志金、王国军、王国臣、王国锋、滑景波、邹革成、陈国平、陈振文、陈国栋、陈国强、陈国喜、陈国库、张金升、代生、代义、滑丽、张兴国、孙红图、王光辉、王光海、王光臣、吕克金、管殿山、管殿忠、李喜付、孙忠发、刘纯发、刘有恒、李晓秋、刘秋芬、程元家、程元国、程元祥、王七、马福成、滑振国、滑振勇、滑庆仁、滑振凡、滑振勇、滑振涛、滑振家、张兴汉、张兴邦、张兴国、周凤军、徐道河、徐道田、徐道领、刘通福、刘通春、刘通祥、李永江、李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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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家发、张希胜、苏春平、邓秀苹、孙秀江、张岩、高福芝、兰芹、修丽玲、王为迪、张玉秀、唐桂清、秦选友、张占萍、张凤友、王雪、邓忠辉、王淑芹、王红梅、张玉、李春芹、张希文、邓付余、王仁、秦茹、高福家、张明洋、张凤贵、相淑珍、高福荣、秦然、李居荣、赵振文、仇文革、崔丽娟、王春胜、王林、于庆娥、孙玉珍、张凤成、邓忠权、宋美玲、单淑兰、高成、赵娜、李恩祥、王艳红、阎吉成、王志成、单广明、赵巍、王淑英、孙秀海、黄艳云、王晓娟、张桂兰、田广茂、李淑庆、刘萍、阎学森、张桂花、单吉良、姜凤英、李广海、孙仁乔、赵玉山、王春山、苏玉兰、田红艳、王作文、张希俊、李桂琴、苏桂花、田广龙、田红娟、吴桂芳、佟淑贤、王春新、王玉凤、田德祥、田红杰、张凤伟、赵凤竹、王玉娥、刘秀英、赵振山、江春艳、赵申志、赵凤龙、孙福坤、田宏宝、田淑清、张希坤、张喜琴、许凤玉、孙义德、田红宏军、赵世杰、李秀兰、赵文明、许砚民、于桂兰、田广富、于海英、张凤彬、赵文华、王春林、赵振霞、田德奎、王平、胡春英、胡亚民、王尚芹、孙影、苏凤云、胡秀敏、邓春余、田淑梅、于喜凤、田宏伟、王作武、邓丽娟、赵庆春、于龙成、仆庆兰、赵振贵、唐翠萍、邓忠军、王桂秋、王丽慧、张希发、刘凤艳、孙艳、孙志华、张愿启、王为欢、金长华、赵世国、王新民、李淑荣、李彩花、包秀江、王付成、王克强、衣洪波、全世新、武云芳、王春兰、张树林、高桂玲、王克猛、李秀萍、王兰霞、郑守义、于喜恩、王秀凤、王静、王克刚、杨孝恩、全德民、郭美俊、阎玉香、张俞、王涛、宋玉君、李淑珍、薛丽、郑明辉、杨孝、张霞、于凯、郑守玉、杨永发、于喜忠、郑明丽、赵化芹、张影、张明久、王富强、刘维伟、李金莲、郑明霞、杨永宝、王乃峰、赵振芳、王天贵、于克义、王天信、郑秀凤、杨永涛、于淑香、衣国春、谢恩兰、孙伟、王健全、郑守民、赵化山、胡春艳、李秀芹、闻文丽、于保多、赵贵珍、郑立山、梁全英、宋云涛、衣洪彬、王胜利、于克志、王玉丰、庄云花、赵延霞、鲍春雨、王成艳、王秀英、赵春梅、李冬元、全桂梅、刘尚富、王喜勇、全桂云、王建国、段玉芝、郑金超、孙福艳、张宏艳、王克勤、李香芝、李万军、李淑则、郑金虎、刘淑彬、侯艳芝、刘淑燕、王晓云、李洪、李冬校、杨孝忠、王乃金、王艳、全世贵、赵化东、宋庆生、李秀霞、姜凤琴、全世云、王金成、王会芳、杜金荣、宋春艳、李冬安、杨杰清、王爽、张远欣、全德纯、赵庆国、王乃臣、宋桂香、刘立江、王博、王行丽、刘淑琴、赵丽君、高福芳、李辉、杨杰生、王克奇、张景臣、杨杰文、宋玉臣、王克成、李敏、邹杰、王忠林、张连苹、吴桂芹、张玉香、李英琴、李勇、刘振英、李冬华、刘尚军、杨晓光、宋庆凡、王克家、马丽、潘淑文、王志军、赵文飞、孙静、李冬芳、巴秀云、张海英、刘尚志、孙玉兰、表金凤、王乃新、宋百玲、单志波、杨艳、王志富、杨永付、李秀坤、徐丽香、林春丽、陈云坦、于吉海、任桂君、赵晓兰、赵国伟、王丽华、宋玉涛、于庆芳、张秀全、赵国春、张凤林、吴春娟、张景伟、祖德平、衣红香、宋庆兰、衣武春、张凤山、张江、宋福玲、张希武、赵景莲、于学艳、苏春友、任丽萍、赵殿珍、衣洪臣、张凤琴、李艳萍、马孝军、刘振玉、阎淑玲、王乃忠、王树军、刘尚贵、宋俊富、刘聪、王淑娟、尹艳华、相淑兰、赵振林、王金苹、宋宪军、宋玉喜、王淑荣、王兰东、赵春芳、任桂娟、赵世军、张清娟、宋庆太、吴春波、刘福芝、王保成、李秀英、姜秀艳、王乃林、鲍海英、宋宪臣、吴景林、钟美华、阎学军、王红英、赵玉香、赵江良、李长玲、王尚远、张愿广、赵庆友、阎吉祥、李亚萍、官淑珍、潘罗英、田红玉、王玉朋、段秀英、刘霞、田洪库、张焕、单志武、赵振武、田红英、王丽、吴春霞、段喜霞、张凤芹、王国成、单砚山、赵俊廷、田广友、赵春玲、盛淑琴、张秀伟、邹国华、王有成、单冬林、李丽、张凤杰、单志友、谭凤娟、张春义、张健、梁彬、张景生、宋庆云、张洪亨、卢玉东、隋玉英、白玉堂、白晓阳、姜来、张洪德、秦秀荣、张志春、郭玉梅、王延贵、王玉珍、于全威、林素荣、姜凤荣、于文学、任宝祥、张桂英、陈克俭、焦玉香、陈天君、李艳、张志凯、王秀丽、胥桂英、张焉娥、王凤宝、周敏杰、王洪亮、王洪玉、卜成富、付春荣、卜恩晶、卜恩慧、宋旺财、苗素真、陈克维、何凤霞、陈克勤、陈天暴、陈天雷、于凤芝、胥宝良、陆娜、姜治生、林玉萍、姜以军、王洪伟、张锁英、卜思升、金长荣、卜成振、姜言富、周延香、姜以坤、林奎录、吴中华、张志、邹玉杰、胥桂加
著名时事评论员、中国事务主编伍凡则认为,从中国政治、经济、国际形势整个一盘棋来观察,中共面临着内忧外困的巨大危局中,已经无力解决。而黄菊的死以及其涉及的内斗格局变化都不会改变这个大的趋势。
*中共面临困局
伍凡表示,中共目前面临困局之一表现在股市上, 这个是很危险的, 股市一崩溃, 政权就要崩溃。其二奥运会要开好,奥运的主要压力不是来之内部,而是外部,是国际上的压力。
伍凡认为:“中共要保住股市、要保住奥运、17大要平稳开,在这几个大前提下,能够安全度过关就好了。”
中共现在要面对民间维权、民运、法轮功、下岗工人,退伍军人等社会基层人员的维权。“在这种情况下,黄菊的死对中共未来的影响已经不大了。”
*政权能否稳定非中共能控制
伍凡认为,中共目前最担心的是独裁政权的稳定,但是这个政权能不能稳定,并不是中共所能控制或决定的,有很多因素在里面, 有经济、环境、病灾等等”
比如现在猪肉的价格涨的那么高,猪都哪里去了,可能都病死了,那么猪瘟很可能变成人瘟这都是说不准的,还有禽流感、环境的问题这些都不是共产党能控制的了的。
另外海外的抵制奥运会等对中共的压力愈来愈大。上周四在加拿大,由300多名国际社会精英组成的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宣布如果中共不停止迫害法轮功,将联合全球正义力量抵制奥运会。
伍凡说:“能听到这个信息的中共高官, 会比听到黄菊死的消息更紧张。面对这么多的问题, 黄菊活了能解决得了吗,解决不了。”
伍凡指出,也有来自美国涉及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的压力。如果美国限制进口,或加高关税,中国的经济马上受影响,这都影响着中共的生存。
伍凡还提到,特别是现在的退党, 一年内能达到3000万,那就是共产党的20%到25%,中共就非常危险了。
他说:“共产党的问题没有任何人能救得了它的。在这样大的一个局面下,黄菊已无足轻重”
*老百姓第一次和中共打赌
伍凡谈到,还有股票的问题, 也不是中共能操纵控制了的,不管怎么加印花税,那些散股们更本就不听它的,这么多年了,老百姓是第一次和中国共产打赌。
他说了:“老百姓打赌中共在17大之前,或是明年奥运会之前不会把这个股票市场放弃掉。所以拚命的把钱放进去,让股市升起来。 ”
“可是股市总是会下跌, 一旦奥运这场要面子的游戏玩玩,老百姓不赌了,退出股市了, 那你的金融问题就统统的暴露了,压了国家那么多钱在里面,并且都损失掉了,那社会就会出现动荡。”
*中共内部的分化
伍凡表示: “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内就一定有会分化,有的要求退出、有的要求改革、有的要求坚持到底,那就继续斗,这种斗也反映了外部环境的各种变化,所以共产党的日子很难过的。”
鉴于中共所呈现的种种危机,和民间三退大潮所喊出的 “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联系起来看,伍凡说:“能理解的人都是知道共产党做了很多坏事,也能感受到那种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是个人的,它也来自于整个社会,这个人还有点良心的那他就会退出来。 他知道如果不退出来,跟着中共走,他会更坏, 一起灭亡。 这种人会越来越多。
有人想不通为什么共产党会变成这个样子, 中共有那么多的钱,为什么比以前更坏,按理说有钱应该过好一点的日子, 结果有的人富的太富,穷的人更穷。
有头脑的人会想听、看“九评共产党“也好 ,看资料也好,他相信了接受了,公开或秘密的就会退掉。他的精神上就得到了解脱, 这种人会增加。
*中共无力回天
伍凡认为, 中共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救得了它, 错综复杂、 相互牵制,互相影响勾结在一起。也许有人讲,我现在来平反64 满足一部份人的要求使这个政治局面稳定下来,但是可能吗? 你平反了64 ,那赵紫阳怎么处理,所有64做的错事, 你是不是都要清算了, 还有法轮功问题这么解决。
所以他们越不敢动,越不敢政治改革,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来搞政治改革的,政治改革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要下台。即使不追究责任了,但你愿意放弃权利吗,搞改革你总要退出一步吧。可是你干了那么多坏事,放权后,人家反过来要清算你怎么办,所以说,为了自保,谁都不敢动。
伍凡说:“就像曾庆红提出的,要平反64和法轮功来解决问题阿,我认为他是一个诡计, 根本就行不通。在共产党内部也没有通过,因为他们不敢,没有把握,因为他们做的坏事和恶事太多了 。”
你平反了一部份人,另外的人统统都要平反,你中共杀了我三代人,50年前抢走了我的房子,还有那右派还活着有5千人,都要求赔偿,它中共敢吗?所以说它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走出危局。”(
【大纪元6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李佳采访报导)中共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黄菊于北京时间6月2日因病去世。因为黄菊中共政坛上被视为江派势力上海帮的代表人物之一,外界普遍认为他的死对于中国政局今后的走向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为此大纪元记者采访了著名政论家、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胡平认为,从黄菊死前都一直为江派上海帮利用支撑局面,说明上海帮的虚弱。在17大前权力大洗牌关键之际,他的死对于胡温来说是利多,为继续打击上海帮扫清障碍。
*被利用到死前的一刻
胡平分析,黄菊到死了都不离开他这个位子,人已经病的那么重了,根本就不能工作了,当然就管不了事,还要把他的名字摆在那个职位上,也不找个副手或是新人临时替代。不管他是电视上出个镜、签个字、媒体上露个名字,显然都是上海帮那一派强撑局面,虚张声势。
他说:“换了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不会把一个半死不活的人放在那样重要的位置,肯定都让你退下来了。”
“这说明上海帮是心虚的 ,首先黄菊的位置很重要,按中共的说法,位居国家和党最高领导人之列。 其次有他一票,就是一份权利,少一个人他们的力量就会削弱。 最后也显示他们还没有找到他们可以信赖的人接替黄菊。 ”
*得17大者得18大
胡平说:“现在关键是在17大上,中共权利重新洗牌的问题,中共将面临第一次没有指定接班人的权利争斗。以前毛泽东、邓小平不说了,到了16大,江泽民这里将权力转给胡锦涛是邓小平所定下来的。实际就是剧本早就写好了,照着演出就行了。 ”
“按照中共不成文的惯例胡温还可以在17大在担任一届,但胡温以后,特别是总书记谁来担任,邓并没有指定第三代接班人。17大以后、18大最高权力有谁来确定这就要来真格的了。 ”
胡平表示:“江本来就不高兴嘛,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能指定接班人但他却不能指定, 当胡锦涛成为核心时他能指定接班人,江就更不服气。 ”
“胡锦涛要安排下面一届人马, 其实也很困难, 但胡的人马绝不会让江派去主导。 ”
胡平指出:“17大下至权力交接就是传给18大,这是个事先的布局,实际上谁把17大赢了,谁就把18大赢了。因为中共的选择是不民主的,他的每一个交替环节都是由现有掌握大权的人来布局下面的棋,所以江派或其他势力对胡独揽大权,他们都是不服气的。 ”
他说,那胡既然在这位置他肯定不会让别人来分享这个权力,这一点一定是存在争斗的。
第5 代领导人实际上是在18大上完成权利交接的。而这个权力交接的剧本是要在17大上就要写好的。17大也就成为一个关键了,谁来主导17大,那各派都在暗自较劲。
*为打击上海帮扫清了障碍
胡平分析, 即时黄菊没有严重的病,按他的年龄,17大他也应该下来。如果他还是活的好好的,他至少对17大谁上谁下,他还是有发言权的。政治局常委也就那么多人, 黄菊的一票,在17大的权力构成和人事安排上,他还能发挥他的作用。
如果他早早的就走了,就死掉了,就会削弱上海帮在17大上的人事布局,为胡温清扫上海帮铺平了道路。 这也是为什么上海帮要硬顶着黄菊, 以他的名义发这个那个的,保住他的那一票,直到最后他咽气才罢休。
死人也要当活人医,只要他还没短气,上海帮他们就可以说, 我们提名张三 ,黄菊也同意,那你们能怎么办,但是他断气了,也就不能说这个话了。
*17大仍充满变数
胡平表示:“对整个17大的走向还是很难预料的, 应为共产党的事是没有任何规律和民主、选举可循的。”
“从15大开始, 中共就开始实行年龄的惯例 ,像现在的曾庆红、贾庆林、黄菊、罗干等等,他们的年龄看似都是应该要下的。 但第一把手,往往任期时间可以长一些, 这是中共内部所延续下来的一种不成文的惯例。虽然说没有什么理由,但他们可以说前几届也是这么做的啊。”
胡平称, 曾庆红就很难说,他虽然和上海帮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他有可能会留下来。虽然近期传出他想要主动退出的舆论,但不一定可靠,很可能是有人想赶他下台,不好说,就编出这种消息, 在我看来让他主动放弃权利是很难的。
这些人退下去了, 但他们可以把他们信任、喜欢的人顶上来,他们关心的是谁能接他们一棒的人。
【大纪元6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岳芸采访报导)6月2日凌晨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北京病死,上海民众认为,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的死讯报导反不如一位早年曾演林黛玉的陈晓旭。也提到黄菊之死会给周一股市带来何种影响,值得关注。上海被拆迁访民对其死讯欣慰之余,最大希望是中国能早日走上民主法治之途。上海市民高女士看了黄菊的死讯报导之后,感到诧异:“新闻报导的很简单,就说我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医治无效,6月2日凌晨2时在北京病死,得年六十九岁。连个什么病去世的都没讲。”
由新闻报导的简短上说明了这是个无足轻重的人,高女士表示,中央有意去忽视这个人,才会一点都不隆重。“前些时候陈晓旭去世的时候,报导的反较详细些,让民众会对她的人生背景多了解些,而黄菊就只提了一长串无聊的头衔。”
“在报导陈晓旭时,有比较多对她人生阅历的回顾,还有她捐了五千万成立基金会,而黄菊向民众收刮了那么多钱,却一点都没吐出来。我们老百姓也在议论,像政府官员死于69岁,算死的早,他为何不能多活,一定是坏事做太多。”
上班族高女士说,根据往年的经验,邓小平去世时,担心会引起社会动荡,结果隔周的股市反而回升;香港回归中国时,大陆一片看好,股市反倒下跌了,这些都肯定有背后的人为操作。所以下周一的股市将回升或下跌,会是股民们很关注的,尤其是现在全民都在炒股,更将是关注的焦点。
失去房子 上访维权反遭挨打
原住在市中心黄浦区的上海市民张兆林,房子在2002年遭强拆,他与当地民众谈起黄菊的死都认为大快人心。张兆林谈到,去年听说黄菊得了胰腺癌,遭拆迁的访民都说这是恶有恶报,坏事做的太多了,自从1992年来,上海老百姓的房子被抢去的不知道有多少。
“人民的私有房屋、土地所有权,按照中国现有法律,这是公民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被政府一张裁决书或拆迁书就强行霸走,落得只能住临时房,这儿住三个月,那儿住半年,奔波于北京上海之间的上访十几年。开发商在土地上盖房子,销售出去把钱赚进荷包里,因为后台硬的很,上访没用,现在被抓了还要遭暴力挨打。”
因此,张兆林听到黄菊死讯,高兴是其次的问题,关心的是老百姓被抢去的财产何时才能要回来。打官司都输了,它们都赢了。对于未来,他希望中国能早日步上民主法治之途,确保司法的公正,老百姓不必上访了,否则信访部接待站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只是缓冲问题,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坏事做的太多 不得民心
6月2日晚间8点至9点,有一些民众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点白蜡烛戴小花,要去哀悼六四逝世者,因为共产党要你忘,他们要唤起对六四惨案的记忆。有一般老百姓听到这消息,听成是去悼念黄菊,大表惊讶:“不会吧,去悼念黄菊?”后来听清楚是为了六四。官员惹民怨到这地步,连死去会有民众悼念都认为不可能。
上海铁路局退休职工范子良,在上海居住30多年,他表示黄菊垮了之后,上海帮的台柱少了一个。做的坏事多,民众都希望黄菊早点死去。
“江泽民在上海经营那么长的时间,上海帮是挺猖狂的,现在要把它们关进监狱的时间未到,共产党垮了这些人都要进监狱,中国好大一批高层干部都要看上海帮的眼色。上海有几千个拆迁户则是对上海帮恨死了,上海帮垮的越早越好。”
【大纪元6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2007年6月2日,中国人权网(China Rights Network)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举办了一场中国人权论坛。论坛吸引了来自大陆、香港、台湾、西藏及新疆等地的民众。大卫·乔高在论坛的总结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尽各种努力,停止在中国发生的人权罪恶。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中国活摘器官》报告作者之一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在论坛的总结发言中指出:中国的人权状况还在恶化,中共机构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牟利的恶行还在发生。
乔高提到了一位在中国接受肾脏移植的病人讲述的故事:这位病人在中国短时间内配到8个肾,第8个才合适。“那名军医查阅一张名单,在上面点一个名字。
几小时后,这医生就得到一个活体肾脏。”
“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前,我们不知道希特勒的大屠杀。”乔高说,“但国际社会知道中国政府现在在海内外做些什么。人的尊严不可侮辱,今天和30年代没有分别。”
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的项目负责人卡勒(Carol Wang)在发言中描述了中共政府压制资讯自由的做法。
卡勒指出,中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方式包括禁书、禁网站、关闭博客和网上论坛、查封出版机构、查禁作家、抓捕及酷刑等。
中国政府管制互联网的法规超过60条,参加管制的机构包括中央宣传部、商业部、电讯部及国安部等10多种机构,涉及社会安全系统、司法系统、行政系统等,是一个遍布社会各个阶层的控制系统。
中国政府为08年北京奥运会制定的媒体法规采用了双重标准,而且只是奥运期间有效。卡勒指出:“资讯管制制造了恐惧气氛及自我审查。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空间越来越小。”
民主中国联盟副主席、著名作家盛雪在发言中,谈到在中国著名自由作家杨天水先生出狱后生活困难时,曾给他寄去500加元。
盛雪说她先通过Canada.com给杨天水发电子邮件,因为汉字显示有问题,就改用 Yahoo.com。
“去年中共法庭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杨天水12年重刑。”盛雪说,“我与杨天水的来往电子邮件成了判决的罪证,500加元被指用于颠覆中国政府的活动,电脑、打印机和电话被指为作案工具。”
“我与在Carleton大学的同事说起这事,她觉得无法想象,简直像是天方夜谭。”盛雪说。
盛雪说她邀请了一位朋友来参加今天的论坛。“她问我会不会有危险。然后去问她父亲,她父亲说:会有媒体在现场,可能会被照像,被中共知道了怎么办?”
“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共的间谍到处都有,哪也不安全。”盛雪说:“我希望我的朋友今天也在听众席上,他们一定会学到在中国永远也无法学到的东西。”
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里德(Scott Reid)、自由党国会议员波利斯(Borys
Wrzesnewsky)、新民主党国会议员邹至慧出席了论坛。他们在演讲中都表示,人权比贸易更重要,不能为贸易牺牲人权。
波利斯在发言中说:“我就是为了维护人权而参政,人权永远都比政治或贸易优先。”
中国人权网包括大赦国际、加拿大藏族委员会、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加拿大维吾尔协会、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民主中国阵线等。
今天论坛的演讲者还包括作家及Globe and Nail专栏作家Jan Wong、华盛顿西藏问题副主席Bhuchung Tsering、曾在亚洲(包括中国)执业19年的加拿大律师Clive Ansley、国际代表及亚洲劳工调查员Mehdi Kouhestaninejad、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卓人等。
【大纪元6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佳多伦多报导)就在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宣布, 如中共不能在2007年8月8日前对该组织的诉求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调查团将在全球范围结合所有正义力量抵制中共举办08年奥运会的第3天,6月1日,又一位加拿大部长级国会议员德鲁-泰雷戈迪德(Andrew Telegdi)致函调查团加拿大分部,要求加入调查团成为其中的一位调查员。现任移民委员会主席的安德鲁-泰雷戈迪(Andrew Telegdi)是安大略省滑铁卢区域的自由党国会议员。 他在信中表示愿意加入CEPFG 成为其中的一员, 协助调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
1946年德鲁-泰雷戈迪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早年在共产主义专制下度过。1957年以难民身份被加拿大接受。
安德鲁表示,他也曾在共产专制的国家生活过,很理解法轮功的请求,“这些要求是合理的,加拿大应当促成 这一请求。”
早在2002年,安德鲁曾致函给前外交部部长格雷厄姆,敦请他支持12名加拿大人的家人,他们因为修炼法轮功而正被关押在中国的监狱和劳教所里。
他在信中还提到:“我意识到加拿大已经就中国(江氏政府)侵犯宗教自由的人权多次向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提出抗议,但是我们必须不断地对(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已知案例向中国交涉。并用最强烈的措辞抗议这些侵犯人权的行径。”
据“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 IPFG)加拿大分部介绍, 这已经是第4位现任加拿大国会议员要求加入联合调查团 。 此前两位执政的保守党国会议员帕特里克.布朗和若赫姆.杰夫,自由党国会议员博瑞.瑞兹纽科斯基(Borys Wrzesnewskyj)已经加入了这个全球性组织。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北美团团长鲁文.鲍克博士(Rabbi Dr. Reuven P. Bulka )5月30日在加拿大国会山表示,如果中共不能在2007年8月8日前对停止迫害的诉求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该组织将在全球范围结合所有正义力量共同抵制中共举办 2008年的奥运会。
加拿大分部介绍说,该组织在全球的300多名成员中,涵盖了政界、医学界、法律界和宗教领袖等各界精英,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不断地加入到这个全世界范围的正义之举中来。
真相调查团背景
2006年4月,“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成立,呼吁并邀请相关国际组织、国家机构和媒体组成“联合调查团”(英文简称 “CIPFG”),赴大陆进行独立、直接、不受干预的调查和取证,全面调查中共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和秘密集中营以及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
据联合调查团网站(www.cipfg.org)介绍,调查团成员可以联合行动,亦可以其它身份单独展开调查。参与方式灵活多样,加盟者可以作为直接调查员、观察员、联络员,也可以提供其它相关帮助。
【大纪元6月8日讯】四、大洋洲篇 (1)由神韵艺术团主演的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澳洲观众几个月来的期盼中,终于在布里斯本的昆士兰音乐学院音乐厅揭开了澳洲巡回演出序幕。这是一台大型歌舞综合性的艺术盛宴,每场演出的剧场内因受感动而流泪的观众比比皆是,被西方媒体誉为开创了民间电视台的成功先河。
在昆士兰省布里斯本市的第一场演出将在今天下午澳洲东部时间1:30开始,第二场演出将在晚上8:00开始,第三场将于明日(18日)在昆士兰的黄金海岸上演,现在昆士兰省三场演出票全部告罄,据票务处刘先生表示,购票热线还有民众不断的打电话来要求订位,但已一票难求了。
3月17日,在澳洲昆士兰省会布里斯本著名的昆士兰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了神韵艺术团在澳洲的首场演出。谢幕时掌声雷动,观众流连忘返,赞不绝口,给予高度评价,称感受到纯正中华文化精髓。来自各国使馆驻澳洲的官员、艺术界人士、教育界人士等澳洲各界观众前来观赏。
一位西人Adams对记者表示,澳洲人在正式场合通常表现矜持,而今天演出现场反应出人意料的热烈,在记者采访时,有观众主动向记者表达他的感受,给予晚会高度的评价,纷纷赞叹演出清新脱俗及精心设计的舞台效果。
荷兰领事Kasper
Kuiper领事表示,他有很久的时间没有看过这么好的演出,并且通过这个美好及专业的舞蹈演出可以让人了解到现在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Kuiper并表示他非常欣赏演出,整体上的表现非常的漂亮、有特色及令人赞叹。
Megan Hunt英国副领事表示,她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观赏此演出。所有的音乐及舞蹈是那么的美丽及壮观,她特别喜欢演出中的蒙古舞,此舞让她有想要练习把碗盘顶在头上的想法。
墨西哥领事馆官员Maria Gacia 则表示,她非常喜欢演出里的每一个节目。所有的服装都非常的鲜艳,每一场节目也都表现的非常的宏观及专业。并且,通过此演出,也让她了解了不少中国的传统文化及艺术。
南昆士兰大学的音乐系教授Barbara Broom表示,此演出让她获得了许多优美的经验,所有的演出中的音乐及舞蹈是那么的令人惊艳及壮丽,她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艺术享受。她指出,她特别喜欢的是二胡表演,她希望神韵艺术团明年能到她所居住的图文巴市表演。
此外,结伴而来的三位学校老师表示,整场演出是那么的令人惊奇,其中一位说,每次幕布拉开时,都让她想下一个会给她带来怎么样的惊奇。她们也表示,两位主持也搭档的非常好,妙语如珠,并且所有的介绍都能让不懂中文的她们能够充分的了解整个节目的内容。
已在澳洲生活了32年的菲律宾女士Shirly和她丈夫一起前来观看了演出。她非常兴奋的说:“演出非常棒,超出了我的期望。那服装色彩,年轻的演员轻快的舞蹈动作,给人带来非常向上的感受。也许我对一些舞蹈的故事背景不太了解,但我觉得这内容很正。”
李老先生来自香港。他对演出赞口不绝,他对记者说:“我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看到这么纯正的没有中共党文化的演出。真是太好了。看到这纯正的正统中华文化,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现居澳洲的文化界人士陈宝桐先生表示,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重现以往对神传文化的回忆和向往。今日有机会在这场精湛的晚会中欣赏到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艺术。随着晚会一个个节目的演出,演员们用舞蹈和歌唱,非常出色地表现出中国文化的内涵,引起了他内心深处的共鸣,心灵和精神上得到了一场非常好的享受。
陈宝桐说:“今天这场晚会,有丰富内涵,有思想,真正展现中华传统文化。每个节目的表演都表现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使人感受到灵魂得到净化,感到光明正大,高尚纯洁,善良美好的伟大力量。”
“整个晚会纯正高雅,演员技艺超卓,贯穿着中华优秀的文化和固有民族传统的内涵。像花木兰、岳飞的精忠报国事迹,通过演员的精湛演绎再现光芒,使中华道德传统的忠孝节义,良知善念都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这是一场没有中共党文化影响和展现纯真、纯善、纯美的艺术表演,是真正演绎和阐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
陈宝桐表示,晚会的音乐、歌唱、舞蹈的表演,都令人十分陶醉和赏心悦目。“使我在欣赏中得到感染和陶冶,早已埋藏在心底深处的这种记忆和期望又被重新唤起来了,洗涤俗世的尘埃,启迪人的慈悲善念,使灵魂得到安宁和净化。可以讲,今天,我得到了一场很好的精神享受。”最后,陈宝桐希望这么美好的晚会,年年都能来这里演出。
新唐人晚会全球巡回演出,3月17日,在澳洲的首站一炮打响。该日在昆士兰省的首府布里斯本市连演两场,现场观众反响热烈。中场休息时,三三两两的观众们都在兴奋地讨论着演出的节目,交换着自己最欣赏、最受感动的曲目和舞蹈。
当幕全部落下时,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久久不愿离去。晚会结束后,一些观众还在演出大厅外兴致勃勃的讨论和留影。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观众,都对演出赞口不绝。
Greg Dean,昆士兰省阳光海岸居民
“绝了!我都没话说了。太惊人了!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演出,美极了!一个接一个(的节目)都那么好。有几个节目看得我直流泪。”
“我们看得很兴奋,好美啊。太精采了!那些不同朝代的文化令我很感兴趣。服装那么的精美,色彩艳丽。我们要向朋友们推荐,让他们也来看。”
Farial Sakal,俄国人,生在中国,四岁时来到澳州 :“(看表演时)我感到说不出的高兴,很愉快,好像回到了家一样……”当记者问到她未干的泪痕时,她说:“一定的,一定的,我感动得流泪了。”
Puula Miettinen,澳籍芬兰人,提到开场节目《创世》时,她说“太喜欢”晚会的节目了。Puula曾去中国旅游过,当她听到二胡演奏时,脑中浮现其中国的崇山峻岭,眼角都湿润了。
一位住在澳洲20多年的李女士说:“晚会非常好,非常高雅。我特别喜欢二胡的演奏。舞蹈是根据中国五千年的宫廷舞。如果其它州也有演出的话,我会邀请我的朋友去看。”
Mariann Bray携侄女Taya一起来看新年晚会。她说晚会的节目在精神境界上的造诣尤其出众。“歌曲非常注重人内心的平和。”
台湾前国策顾问、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研究顾问、台湾在澳协会会长邱垂亮教授表示晚会将人类生命的价值,人活着究竟为什么,人应该怎样相处一起,通过这些表演把人生重要的意义凝聚在一起。
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很混乱的世界,中国社会现在到处充满着不信任、道德危机,这样一个表演传达人生的意义很重要。
邱教授表示从艺术方面看,整出晚会已经达到非常高专业的一种程度,服装、舞蹈、音乐搭配的非常好,训练有素,将中国不同的族群通过舞蹈完整的展现出整个中国文化中最正面的、最美好的一面,从这方面来看晚会表演达到非常高的标准。观看的人都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内涵和底蕴,中国不仅是汉人,还有其他的族群文化和历史上的很多记忆留下的传统文化,宗教等。
他还表示很喜欢看各种不同的文化表演,如蒙古的、西藏的这些舞蹈他都很欣赏。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价值、宗教及人文,这些价值西方社会也很重视,通过神韵艺术团的表演都从不同的层面上综合性、艺术性的表现出来,非常好。
邱教授认为由神韵艺术团主演的新唐人新年晚会与中国大陆来澳州表演的新年晚会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大陆的演出缺乏一种诚恳、一种心灵的内在的感动,也许他们演出的技术很好,但总让人感觉像是行尸走肉,中国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被盖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演员动作非常好,但缺乏一种内涵,而新唐人的这台晚会能将人的灵魂深层的东西表现出来,演员表演深沉相当卖力,发自内心的一种真诚非常好,非常让人感动。
如果是中共举办这样的晚会,它要通过党的培养、表现出来就会是很硬很死板的东西。神韵艺术团这些在海外的华人非常优秀,他们的表演令人感动。
他还表示: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有很多精华的部份通过历朝历代遗留下来,很多在历史的变迁中被摧残掉了。这台晚会将一些传统中的精华慢慢的汇集在一起,并融于全世界。这台晚会希望在西方社会让全世界都能看到,这是全世界的一种文化融合和互相交流,这是最重要的。
驻布里斯本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田中光处长在欣赏了整台晚会之后表示,短短的两个小时能够把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浓缩到这么精彩、用很美的舞姿和服饰、音乐来呈现出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表演。
我相信对在场观众都是一种心灵文化的盛宴,我觉得非常好,谢谢。特别是敦煌舞和最后一个鼓韵,整齐划一,每一个表演者都充满喜悦和笑容,非常好。所有的表演者都将他们的表演通过他们的肢体语言充分表达出来,传递出来。
荷兰领事Kasper Kuiper领事表示,他有很久的时间没有看过这么好的演出,并且通过这个美好及专业的舞蹈演出可以让人了解到现在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Kuiper并表示他非常欣赏演出,整体上的表现非常的漂亮、有特色及令人赞叹。
Megan Hunt英国副领事表示,她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观赏此演出。所有的音乐及舞蹈是那么的美丽及壮观,她特别喜欢演出中的蒙古舞,此舞让她有想要练习把碗盘顶在头上的想法。
墨西哥领事馆官员Maria Gacia 则表示,她非常喜欢演出的每一个节目。所有的服装都非常的鲜艳,每一场节目也都表现的非常的宏观及专业。通过此演出,也让她了解了不少中国的传统文化及艺术。
布里斯本的台湾侨务委员卢永吉医师,看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很震动,相当好,布景相当讲究,整个表演相当成功。在布里斯本很难看到这样好的节目,非常惊喜。在节目的里面表达了一种精神,寻求某种根源,这种精神相当震撼。特别是岳飞这个舞蹈表达精忠报国的精神是相当令人感动的。太好了,在布里斯本很难看到这么高水准的演出,非常感谢。
被誉为布里斯本中国城之父、澳洲杰出人士现年80多岁的刘达文老先生也克服不便来到现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演出非常精彩,非常好。一定花费了很多的心血,服饰非常的漂亮,舞蹈相当好。
布里斯本纽曼市长接受采访时表示说:我今天很高兴跟太太和孩子一起来看演出,大家过得非常愉快,我的孩子从来没有看过中国这样传统文化的演出,谢谢。
《大纪元》报特约评论员周玥在布里斯本所作的题为:《彩虹——舞出男儿的英姿 女儿的婀娜》的实况报导的部份内容:下半场的演出即将开始了。
中场休息的观众们纷纷回到剧场,快速的入座了。从观众们在休息时兴致勃勃的交谈中可以看出神韵艺术团的演员们的出众舞蹈和歌唱家们的优美歌声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群中好评一片,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着各自最欣赏的节目——
“今天真叫我耳目一新。”
“从没有见过这么美的中国舞蹈。”
“这才叫好戏连台!”
是啊,新唐人电视台的新年晚会一年比一年精彩,而2007年实在是不同凡响。听旁人介绍时说这次晚会弘扬神传文化,乍一听,心想“好大的口气啊。”看完了上半场节目再也没有什么可质疑的了,这不是自夸,演员们的表演那是没说的了,绝对的世界一流水平。最难得的是他们的精神,每个节目,每个人,每首歌,每个动作,都带着一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诚和尊重,像是对神的虔诚。说“神传文化”不是自夸或宣传,而是以最美的歌声和舞姿来展现中华文化的灿烂。这不仅仅是一场歌舞晚会,更是中国千年历朝文化的综合和荟萃。
口说无凭,让我们一起看看其中的一出节目吧。
下半场开场后首先登台的是《彩虹》舞。
人未现,声先闻。锣鼓阵阵,一队少年腾跃而出,好一个亮相。中国舞与西方舞蹈颇有不同之处,其中之一就是中国舞讲究一个身韵,不但像芭蕾那样要求动作到位,还须有身法,有韵味——技法和艺术内涵、神采的有机结合。这一个亮相给人的印象就是有气势,有魄力,有看头。
转眼间,出场的雄浑已化成了一片欢乐。女演员们手持丝巾,男演员们挥舞着一个挺特别的道具,似乎是一根用蓝丝绸裹住的木棍,棍的一头是一个丝做的花团。亲切的民乐声中,演员们以轻快的步伐交错着。正想仔细看看那花团似的道具是什么时,女演员们如行云般退了下去,留下一队小伙子不知何时已摆成一个对角的“一”字。只见他们错臂一挥,齐刷刷“啪”的一声,手中的花团散开,射出一条三米长翠蓝色丝带。
音乐一个起伏,这一条条玉带旋起一人多高的飞轮。这是刚与柔的完美结合,演员们散发着纯朴的阳刚之气,挥动的姿势却颇圆滑,丝帛也染上了他们的生命力,轻盈中透着浑厚。玉带划出的每一个圆中有自己的节奏变化,舒缓相错。无论您是看热闹还是看门道,都看得心旷神怡。
接着,退下台去的女演员们蜻蜓点水般一跃一顿地从丝环中穿梭而出,双臂一扬,变出两道粉色的丝带加入了阵容。
为什么中国舞那么有看头?雅俗共赏。除形体变化外,舞蹈中包含了从无数和戏曲中吸收的列阵和变化,又融入了道家刚柔并济的道理,变化繁多而且往往出人意料,峰回路转间柳暗花明,懂行的人看艺术、看编舞人的独具匠心;即使是第一次体验中国舞蹈的观众也能感受其趣味性,丰富的变化,偶尔还有一种微妙的幽默感。
台上的演员们活跃振奋,丝带飞腾如行龙,但你刚觉得目不暇接时,长带已转成了灵动的漩涡,将那磅礴的气势收了下来,音乐也由北国民间的质朴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江南水乡的轻柔。只等气势全部凝聚起来,一个转身,丝带又变了,荡漾出滚滚的波涛。由上转下,由内而外,这变化不但多样,缤纷中有一定的默契,虽有十多人同台挥舞,仍保持紧而不乱,缓急轻重有序地变换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舞蹈动中有静,时不时地在一个回旋中静止下来,只是那一顿的时间,偏偏那么有韵味儿。不是乍然停住,更像是激流瀑布在一瞬间汇入深湖中,湍流化为平川,那么的自然,潇洒。
接着,台上十余人一并散去,显出两位女子,各占舞台的一头,音乐也静了下来,仿佛从人间到了天上。粗看她们似乎各顾一方,其实遥相呼应,彩色的丝带时起时落,舞姿清新、脱俗。用的是同一种道具,却是另一种体会。这才体现编舞之人的大手笔。
最后,两队欢快的演员们重又上台,把节目推向高潮。队形,动作的变化更为繁复,手中的丝带好像是另一群演员和他们一起欢跃。一个从普普通通的民间舞蹈演化出来的节目,竟有如此的感染力,浓郁的民风中有着说不出的高雅。快则行云流水,重则如山如岳,分寸配合得恰到妙处。真是大饱眼福。
最后的结尾更是出奇不意,演员们在一瞬间汇成方阵,挥洒中彩带飞腾而上,人已停,带不停;形已止,神不止,韵犹存。
2007年新唐人全球巡回演出在澳洲布里斯本的首场演出结束后,当天傍晚6点布里斯本的Saville酒店,澳洲新唐人举行了晚会的鸡尾酒会,近百名嘉宾出席了当晚的活动。包括布里斯本市副市长、荷兰领事、土耳其领事及夫人、菲利宾领事、意大利领事及夫人、参议员巴特雷特、台湾驻布里斯本经济文化办事处田中光处长、廖烈明组长、印度市报总裁及夫人、4EB电台台长及各界侨领。
澳洲新唐人电视总裁黄卓然在酒会上祝词,他在发言中简单回顾了几年来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取得的丰硕成果,并说希望通过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演出,使华人同胞和西方社区民众,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的精粹,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神韵艺术团的三位演员舞蹈艺术家李维娜、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贵敏、来自布里斯本的舞蹈演员Mark也应邀出席了酒会。神韵艺术团的Mark作为布里斯本的市民也在酒会上发言,他表示自己作为澳洲人能够有机会参加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感到荣幸,通过演出他越来越多的了解了中华正统文化内涵,也越来越被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所折服。
布里斯本市长代表David Hinchliffe市议员出席了酒会并致词,他表示非常高兴地代表市长和其他26名议员祝贺这次演出的成功。他说:这是一个真正壮丽美好的演出。
他说:中国文化的历史非常悠久,有5000年的文化,我相信布里斯本的居民会非常喜欢这次演出。对我们来说,能够理解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中华民族非常重要,华人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
我认为所有的文艺表演都应该赋予教育性。而这台节目的教育意义格外重大,虽然它同时也能给人艺术的享受。了解中国文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了解那个中国所能提供的最精华的文化,而这台演出,就恰好是中国文化中最精华的部份,无论是独唱、舞蹈,还是其它表演,都正是中国人所能奉献给世界的最好的。
(待续)
【大纪元6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泽霖费城报导)5月31日(星期四)晚,世界事务理事会费城分会(World Affairs Council of Philadelphia)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联合举办了“中国城镇会议厅”(China Town Hall)的演讲会,由美国前任中国事务贸易副代表查尔斯.福里曼三世(Charles W. Freeman III)和现任国务院亚太司副助理国务卿汤马斯.克里斯腾森(Thomas J. Christensen)主讲。查尔斯.福里曼三世的演讲在世界事务理事会位于费城市中心的会所举行,汤马斯.克里斯腾森则通过网络直播向包括费城在内、全美的三十个参与城市的会议参加者演讲,并回答听众们通过电子邮件的提问。
查尔斯.福里曼在提到中美两国目前刚刚结束的内阁高级经贸会谈时说,为了这两天的谈判,在过去6个月内,美方官员数曾百人次飞往中国,为会谈做准备。但会谈的结果呢,中方回去后说是“巨大成功”,美方则认为只是一般般而已(Relatively mild)。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差呢?福里曼认为,是没有真正的相互理解、没能达成共识。
福里曼说,造成双方焦虑的最大原因,是美方23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以及因之而来的工作流失。这个逆差的数额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他风趣的说,如果当年尼克松在中国问题上也面临今天这样来自美国国会和其它方面的压力,他当时根本就不会去中国。福里曼认为,1972年美国接触中国的原因是前苏联,但到1989年六四镇压时,双方在理念上的差异就显露出来了。等苏联垮台之后,中美合作的基础就不复存在。
进入90年代,贸易和经济利益成为中美交往新的基础。到2001年,这个新的双边关系的基石呢,几乎与72年共同对付苏联的动机一样坚实。但自2001年开始,美方贸易逆差急剧扩大,就带来了新的问题。
贸易不平衡的原因,福里曼说,按通常的理论,是中国不让人民币升值、无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出口贸易的补贴三项。但福里曼认为,即使这三项都有所改进,还是对贸易的逆差于事无补,因为这涉及到中美两国的储蓄率的差别。另外也具有争议的,是中国没有履行世贸组织的承诺,和经济领域的国家保护主义。
福里曼指出,有人说美国与中国现在的问题,90年代时跟日本也有。日本人后来做得不错,大举投资美国,比如在肯塔基建汽车厂,缓解了这一摩擦。中国能够步日本的后尘吗?福里曼悲观的认为,这恐怕不行,像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舒曼对日本提出的要求,对中国恐怕难以成行。他认为来硬的只会对中国政府中的保守派力量有所帮助。
福里曼也谈到了他与美国国会议员们的角力。有些议员带着自己州内的企业经理去见福里曼,告诉他因为中国的廉价商品的涌入,他们没法子竞争。福里曼则看着议员和经理们说,“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他的幽默引起了现场听众们的微笑。
当记者问到,当年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希望的是能够以贸易、经济促进自由、民主在中国的实现。而事实上呢,独裁的中共政权现在更加残酷的打压人民,包括地下基督徒、法轮功学员、和民运人士,美国公司甚至参与了这些迫害,包括帮助中国建立网络封锁,使中国人民与外界隔离了开来。在与中国的这些经贸交往中,美国是否失去了道义上的基础呢?
福里曼对此表示完全赞同,说只有愚蠢的人(morons)才会是为中国现政权辩护的人(China apologist)。他认为在与中国35年的交往中,美国人不够成熟,耐性不够。
他还举了个个人的例子。1981年,福里曼的父亲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而他本人因为在台湾呆过,会讲中文。一次他在北京街头,一个中国人走向他,跟他说,我们用英语交谈好吗?我想提高我的英语。福里曼说,我不想讲英语,我要提高我的汉语。这人告诉他说,你知道吗,附近那些扫马路的、卖东西的、散步的人,其实都是警察。话没说完,这个人就被几个突然扑上来的便衣警察按到地上、劈头盖脸的打了一顿。福里曼觉得,跟那时候比起来,现在要好一些了。
与前任政府官员、现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福里曼大刀阔斧、坦率直言的风格截然不同,现任官员、国务院亚太司副助理国务卿汤马斯.克里斯腾森(Thomas J. Christensen)通过网络直播向全美国三十个参与城市的参加者的演讲,就平淡的多了,他基本上照本宣科,重复、介绍了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
当一个参与城市的听众以电子邮件问,如何看待两国经贸会谈刚结束就发表的五角大楼的中国军事力量报告时,克里斯腾森说那只是例行公事,是国会要求的汇报。有人问到,现在许多美国人住在中国、许多中国人住在美国,为什么要有军事上的竞争?克里斯腾森回答说,美军的准备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单一的国家的,是为了对付全球的突发事件。他也强调说,美国对“与台湾关系法”非常重视,如果总统有这样的选择,美国会按法案行事的。
汤马斯.克里斯腾森曾经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现在从普林斯顿大学离职任政府官员。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是根据美国501(C)(3)条款建立的私营、无党派、非盈利组织。1972年,委员会发起主办了历史性的中国乒乓球队访美,此后便在美中关系前沿展开富有创意的项目,积累了近40年的经验。委员会的理事会有遍及全美的 600多名个人会员和近900家公司会员。目前,委员会的工作依靠各基金会和美国政府(国务院、教育部和劳工部)拨款以及公司赞助人和会员的捐赠。
【大纪元6月3日讯】一、并非无端的恐惧因家事,我于6月27日赶回广西北部的SS县。火车在晚点一小时五十分后于28日凌晨一点多到达车站。下车的人不多,出得站来碰到用小面包与三轮机动车(在我家乡叫"慢慢摇")拉客的却不少,把整个车站前的广场塞得只有一条可过车的道。他们大声招揽着客人,也为争拉客人而互相责骂着。
SS是个有80余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近十来年曾经的几家国有企业已全部倒闭并被变卖。县城除了商业、服务业,基本没有其他产业。这样一个县城,车站拉客自然就成了许多人谋生的选择。竞争激烈也可以想见。如此一来,此地也是各派势力逐利之地,各种矛盾都集中突出。
我们一行五人(三个大人,两个小孩)是出站中最大的客户群,自然引得拉客者的追跟。在努力摆脱拉客者后,我们因座车太久而决定先在站前小饭店吃点东西再走。我发现那些小店青一色都挂着我们邻县灌阳县饭店的招牌,我很奇怪怎么本县没人来开饭店,反是邻县来开店?进得一家店后我说出了疑问,谁知那老板说:"这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实都是本县的饭店,因为灌阳路远,来这里等车并在此吃饭的人多,所以饭店为招揽生意而都改名为灌阳饭店。"接着他似乎意犹未尽地说:"本县都难经营下去,外县来怎么能经营。"我闻听此言,马上追问一句:"是生意难做,还是干扰太多?"那老板似乎马上意识到失言一样,于是随声附和着:"都是,都是。"我也感到自己所问含糊,但又感到饭店老板似乎明白我所指。
对家乡SS近年来我常听人谈及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小小县城吸毒赌博成风,黑社会势力嚣张,各种偷抢、打杀、欺行霸市情况严重,民众在街上不经意侧目都可能招致一顿拳脚,甚至刀棍,百姓普遍感到人身无安全保障,生活在惶恐之中。我所指饭店干扰多就有受社会黑恶势力影响的含意。显然在SS说到干扰大家似乎都心照不宣地理解到黑势力上。
正在我们吃饭时,进来两个青年,在店中转了一圈就出去了。过一会又进来一个青年要了一点小吃在那慢慢地边吃边东张西望。对于在社会底层漂荡了十几年的我,一看这情形就感到不对头,本能地警觉了起来。我一面用当地话催促大家快吃,一面漫不经心地问饭店老板车站派出所有个亲戚他是否认识?那老板说不熟,而那吃饭的一听就起身走了。老板似乎有意无意地自语了一句:"是当地人应该不会动手吧。"我想这些要钱不要命的可能不一定顾忌当地不当地,于是我们赶紧结帐离开饭店,到外要了个面包车往县城里赶。
车站到县城约有八里路。三年前我回去时这段路车费是1。5元,包车是5元钱。现在一问价钱涨到2元一位,包车他开价20元。我们座上车后本以为他会一路到县城,结果他居然在出站口又让一个青年上车,那人上车后就爬在车上不知真睡还是假睡。走出不到一里,居然又有一批人在路边嚷嚷,他们大约是十来个二、三十岁的青年,全部光着膀子。一人上车来看了看,见我们是一家,后边还有一个爬着的,就没再上车。又走了两三里,在漆黑的路边突然又有一个人来上车。当时应该快凌晨两点了,我本来紧张的神经一下膨得更紧。凭经验我认为这不是巧合,于是我不断与家里人对话,提醒他们注意。这两个先后上车的人没有跟司机说到哪里,司机居然也没问一句,就一一默契地让他们顺路上来了。我想这种情况如果出事,那司机肯定跟他们是同伙。
好在座了一段路进入城里时,那两人就先后下车了。我终于松了口气,并气愤地质问司机怎么中途还搭人。那司机居然毫不示弱表示车没有让我们包。我只好忍气吞声,不管怎样终于平安回到了家。我的紧张引起了家中亲人的埋怨,认为我过虑了。然而过了几天一个在县城的远亲碰到我,他跟我说他听到有几个混混(当地流氓的称谓)前几天差点对一家从外地回来的人下手,幸而发现是当地人,否则不会放过。忽闻此言,我当时惊出一身汗,当然我希望那一家所指不是我们。
我从京回到老家,居然有如此紧张以至恐惧的感受,显然不是纯粹的胆小。经验告诉我身边潜伏着太多危险。当然我无钱供他们偷抢,但这些作案者却未必领会对象的无钱。可见恐惧离我们多近。我这样在外闯荡多年并且外表看来也让山乡小民可能误解为有权势的人,也面临这种安全的威胁,可以想见一般平民百姓与外来客商的安全感会有多少。
二、黑社会、警察、政府
我们县下面两个乡的大山中有锰矿,本来国家明文禁止私人开采,但在这些地方大量存在私人开采情况。这本是很容易查的事,但当地执法部门基本上睁只眼闭只眼。原因是此中大多数的矿井有执法部门作后盾,有的甚至直接就有执法部门的股份。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个体老板去开采的,那么这些通常就是警察抓捕的对象,然而警察也常常网开一面,只在一些重大节日,如春节前才在有内线掌握了充分情报后出击,抓一个矿老板就罚他三十到五十万元,交钱后就放人,放了后又去挖矿。这样一来,矿山就成了当地警察与执法部门的小金库了--私自参股渔利,或公开执法抓矿老板罚款为单位创收。
在当地把持这些矿山的就不是那些只有钱的,而是全县有名的黑社会势力。在龙水与大西江的所有矿山,都是直接由县城黑社会势力出人去保护,名为防当地村民抢矿,实则就是收取高额保护费。而这些黑社会的后面就是警察。
今年6月上旬,为了争取收保护费的权力,全州新起来的黑社会势力,号称"十二少"与原来掌控矿山保护权的老黑社会势力"谢老三"团伙发生了冲突,最后约定在县城边上的一个桥头展开决战。一时双方上百人卷入战团,最后以老势力首领"谢老三"被砍倒,十几人重伤入院,新起的黑势力获得主导权而告一段落。
同样在6月中旬,又一次全州新起来的"十二少"受当地一派出所领导的指令,召集了二十号人,在县城一家大酒店门口,公然将另一黑帮势力近八十人砍散,并当场杀伤十余人。事后"十二少"被警方通知避离县城近半月,等事态平静后又返回了县城。
在县城北边原城市菜蓝子基地--小菜园,随着社会发展,城市扩建的需要,县政府曾以公益事业需要的名义动员村民同意征地。后来政府又将征来的地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公司,这惹得村民不满,进而招致一批村民的抵制。当地政府为了平息事态,消除民众对施工的干扰,竟然动员"十二少"出来为其干事,为他们提供办公室,给他们工资报酬,并给他们一些工程承包。如此利用黑势力来消除民众抵抗。
三、没有安全感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这次回乡感触很深是听到普遍感叹没有安全感。在家财物没有安全感,随时有可能被偷,入门偷盗情况在当地很严重。出门人身都没有安全感,一不小心可能被人偷抢,或被打。
我回到家的当天,在县城我妻子的姐来看我们,进门不久就聊到社会治安差,经常有人早上出去跑步时都被抢,有的女的戴的项链与耳环在街上公然被抢,并因此把耳朵与脖子撕拉得鲜血淋漓的都有。因此她一再告诫她妹妹别戴什么首饰上街,尤其晚上不要在外,若晚上在外十拿九稳要出事。她说自己就被人抢过。在她说话的神情中都流露着一份惊恐。
同样我到城郊一个叔叔家去探望,在与他聊到社会一些情况时,他感触地说这个社会现在连人的生命都没有保障了。听到这话我是吃惊的,因为我这个叔叔在我们当地是有名的会点功夫的人,他曾独自徒手空拳打倒过三个与他一般高大的流氓青年,以致在当地传为佳话。现在连他都感慨没有安全感了,可见事态的严重。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感到不安全。他说:"现在社会这帮青年不知怎么回事,一下不对就动刀子,并且成群结队,一打架就是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上,更让人惊心的是这种架还经常发生。我在县城卖小菜,就常见到这种打架的情况,那真让人害怕。也许我是老了,经不起风险了。"其实我叔叔也才五十岁,应该不算老的。
当我回到离县城三十多里山路的老家时,我的伯母跟我流着泪诉说:"我辛苦养的八只鸭正准备去卖时,前几天被人骑摩托车到乡下来用麻袋装了去。村里有人看到两个青年来抢的,但不敢去追,甚至不敢近前。因为他们手上有刀,并且坐着车。留在村中又都是些老人孩子,谁经得起他们打。后来我们报了案,也没见有什么结果。"我赶忙问:"这种事以前发生过吗?"她说:"近年来这种事常发生。村中养的狗也常被人偷了去,现在连狗都养不起了。这些强盗常常是明目张胆地开着摩托车来,碰到什么就盗什么,毫无顾忌。若有人敢去阻止就还得招顿打。"我问:"难道说当地政府就一点不管吗?她说:"他们管个屁!那盗狗的有的就送到了他们嘴里,他们完全是一伙的。"闻听此言,我无言以对。在这边远的山村都难求得一份应有的安全感了。中国重灾之下是不存桃花源了。
四、免税之后话农民
中国中央政府给农民免去一切农业税后,我原以为这次回家可以听到不少欢呼了。在跟农民亲戚交谈后,结果却让我大出意外。
6月29日,我携妻带子去了岳丈家--里村。该村离县城十二里地,不是边远农村也不是城市边上,但自然条件在农村算中上等,因为灌溉条件很好,人均也有近两亩田地,农作物运到县城贩卖也还方便。如此条件,在农业税免掉后应有个直接的感受。然而我在跟孩子的舅吃饭时就直接问:"现在应该没什么农业交税负担了,农民该好过了吧?"他说:"农业税是不用交了,但是农民负担一点没感到轻。因为农资贵了,如化肥、农药比原来都贵了。这些东西涨的价甚至比免掉的农业税还多。还有城里吃国家饭的(意指拿财政工资的)工资不断涨,物价也跟着涨,而农产品却不见涨,这样一来农民实际收入增长还是没有。近十几年来那些吃国家饭的条件在不断改善,哪个见过农村靠种田改善过生活条件的?那些农村家庭有所改善的也都是靠到外打工而不是种田。这样一来农业税作用有多大?当然免比不免好,但免税显然不是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民状况的路子。"
由此可见中国今天免农业税的改革绝不能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包产到户改革相比。
五、没有盼望是农民最大的悲哀
这次回乡,村民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没有了盼望。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伊始之际,农民心中充溢着激情,对未来怀抱着憧憬,就那时的日常三餐来说应该还是没有今天丰盛的,直接可支配的外在物资也可能没有今天富足,但是那时的村民普遍精神是乐观的,心情也是开朗的,生活是带着阳光的。然而几十年改革下来,不知从何时开始,农村就失掉了已有的欢欣,农民脸上退去了那难得的笑颜,代之而来的是阴沉与愁苦,是灰暗与无望。
说实在这神形早几年我回去时就有感受,但一直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跟村民谈论时,只是听他们叹息连连,说这也负担,那也困难。这次回去我就决定详细与他们谈谈,看究竟是何原因。这次我在两天跟十来个村民一块吃饭时就直接问他们:"今天感到是否顺心?对今天的生活是否满意?是否有高兴的感觉?对未来有什么盼望?"
我从他们七嘴八舌的回答中可以听出几方面意思。第一、今天生活比以往是有所改善,日常吃的比以前丰富了,穿的也相对要好些了;第二、挣钱的机会比以前要多些了,就是应急时借点钱也方便些了。
大家觉得现实的直接物资条件的确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大家感觉不出快乐。原因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其一、精神上被抽空、颠倒了一样。这个世界好象找不到有意义的东西了。金钱就是价值,一切贪官污吏、偷盗、娼妓都成了社会炫耀追求的目标,社会丧失了荣耻。人生这样生活下去怎么是个活法?尤其后辈儿孙在这种世风之下根本没法教育引导,他们要走向何处,实在令人忧心。每每面对这一切,人就感到生活没有了意思。
这是个没有了精神的社会,乱搞一气就是一生。这是村民普遍的心态;其二、没有盼望。包产到户几十年了,温饱早解决了,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了,但是这些变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了,后来虽有些变化但都很微小,没有明显的改观,甚至在许多方面条件还在恶化。农民几十年的奋斗也没有走出根本性改观的命运,还是处在社会底层,还是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温饱,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那些所谓公布款项也几位数往上翻,但农民却原地踏步,这样的社会与这样的改革早已让农民没有了盼望;其三、村民负担加重了。虽然前面所讲挣钱路子相对多了些,但用钱的路子似乎更多。挣钱远没有需要用钱涨得快。教育一提高收费,农民送孩子上学就难了,增加的赚钱机会远没有增加的支出钱的机会多,而辛苦劳动增加的收入也远没有增加的开支大。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户农家基本可以将子女送到他考不上学为止,不管家中有三个还是四个孩子,失学的不多。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一般农村家庭只能送一个孩子上学了,不管考得多好,全家只能保一个最好的上学。到本世纪以来一般农家要想送出一个大学生那就非得集几家人(亲戚朋友)的财力不可,并且每年还听到因孩子考上大学而父母却逼得自杀的事。可见农民增长的收入远不够增长的开支。仅就教育一项农民负担比以前重得何止十倍。同样医疗上,随着社会发展,农民越来越看不起病了。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般农民生病住院还较普遍,至少到乡级医院去治治,很少听说在家等病好的,更没有听到等死的。要知在那时若有让老人在家等老,那家的后生就别想在当地抬起头来,当地舆论非得把那家说臭不可。而我这次回家却听说我村及邻村出现过几桩老人在家等死的事,并且奇怪的是村民居然对此给予了理解,或者是变成了麻木。这让我深为吃惊并感到可悲;其四、对政府绝望而麻木。在老百姓眼中政府就是贪官污吏,无休无止的贪钱;政府就是收税收费,没完没了的要钱;政府就是敲诈勒索,防不胜防地榨钱;政府就是连哄带骗,夺走农民手上的一切资源。不公如此,政府自己做了坏事还不算,还跟黑社会勾在一块来欺压老百姓。几十年的教训,让老百姓对政府没有了一丝幻想。我这次回去就没有听到一个说当局好话的,大家甚至连骂娘都懒得骂了,可见绝望与无助。当然农民也还不知道出路何在,还不清楚怎么来改变现实。
六、满城皆赌、毒
这次回家触目惊心的还有那满街的麻将桌。我不知道县城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张大麻将台。反正三年前我回家时没有见到这种状况。这次我从狭长的沿河街走过,见每座楼下的厅中都摆着张麻将桌,并且都座无虚席。在几个十字路口的楼下大厅还聚集着五六张到十来张不等的麻将桌,成群的人分坐在中间,热火朝地摸麻将。
为此,我曾奇怪地问在县城做生意的一个朋友:"怎么一下县城变成个麻将城了?"他说:县政府将周边许多农村的地连骗带压征过来开发房地产了,村民一下没田种了,也没事干,刚开始一些村民想不开跟政府开发土地过不去,后来政府有意放开他们赌博,一下有一批村民就忙于去赌而顾不上与开发土地作对了,甚至还有批人本不愿被征土地的,一下到赌场居然急着就来卖地,看来引导村民赌博也是化解社会问题的路子。这样一来在政府有意纵容甚至引导下,县城就成了一张大麻将台,全民从赌,形成蔚为壮观的赌博气势。"
县城不仅是公开的全民聚赌,而且在当地还活跃着一支据说有政府与银行为后盾的流动大赌队,附近几县一些官僚与商人多汇聚其中。他们一般每天流动赌资就有几百万,组织者十抽一地收管理费。这么大的流水金额,管理费自然丰厚,没有一些执法部门在背后支持是坚持不下去的。这支流动的赌博大军在当地已活动了一年多了。
一个没有什么产业特色的县城怎么能支撑得住如此盛行的赌博?这样一来社会治安恶化就是必然的结果。
不仅如此,这么个县城一年多前居然查出了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制毒贩毒案,并且因此还牵连进去一批地方官。那个从福建过来的制冰毒的首犯,居然经营了近十年,在县城下面一个乡的大山中有一个大的冰毒生产基地。可见当地吸毒贩毒的猖獗、盛行。
面对家乡的状况,实在是怎一个沉重了得!然而,更沉重的是家乡绝不是中国的特例,它仅仅是中国现实的一个缩影。一个没有自身产业特色的小城,表面看起来似乎还是在发展、繁荣,其实是浮躁、虚幻。那里的百姓没有基本的安全保障,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那里的百姓没有发展进步的盼望,一切劳动成果远追赶不上各种教育医疗费用增加的负担;村民有限的资源被官僚蓄意剥夺搜括殆尽,官匪勾结让百姓居无宁日;当局恶意诱导与无能管控导致社会沉陷入醉生梦死、赌毒泛滥的境地。
【大纪元6月3日讯】1918年一月五日,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塔里达宫被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围得水泄不通,街道上不但堆起了沙袋,架起了大炮和机枪,而且还有供整个师团用的野战炊厨设备,气氛肃杀,一派大战将临的景象。两个月前,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政变,推翻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史称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的上台完全依靠暴力,其苏维埃政权也是自封的,根本没有任何代议制机构的授权或者承认。与此同时,自一年前君主制垮台后即由临时政府筹办的建立共和、制定宪法的立宪会议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选出了代表。立宪会议就定于一月五日在彼得格勒的塔里达宫开幕。
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俄国民主派为这一天已经奋斗了近一个世纪。然而,如果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如临大敌是为了保卫民主成果就错了。在4,440万二十岁以上的选民投票后,布尔什维克得票率只有24%,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的40%,在715个议席中只占了175个。列宁立即发表文章说:“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的口号,“任何企图束缚苏维埃权力的企图都是反革命阴谋。”除了发起一场诋毁立宪会议的宣传运动,列宁还亲自安排了武装镇压立宪民主运动的步骤。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一月五日那天,列宁亲自坐镇立宪会议的会场塔里达宫指挥。他的打算是:如果会场上的情况有利于布尔什维克,就利用这个全民普选产生的机构为布尔什维克政权罩上一层民主的外衣;如果它不听话,那就干脆驱散它。列宁深知立宪会议在人民中的影响,为了确保对会场的控制,他不但调集了全部在首都的武装,而且在会场外面的局势没有完全控制时不准会议开幕。
在这场民主与独裁、选票与子弹的决战前,列宁十分紧张,一个当事人这样描绘他那天见到的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他情绪亢奋,脸色惨白得像具尸首……在极端苍白的脸和脖子的衬托下,他的和其身材不相称的脑袋显得更庞大了,那双像在冒火的眼睛肿胀欲裂。”
果然,中午时分,数万名支持立宪会议,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群众举行游行,打出为列宁所深恶痛绝的标语“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在接近塔里达宫时,等待着他们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机枪子弹,在被打死打伤数十人后,游行被驱散了。
当列宁得知支持立宪会议的群众被镇压、会场外的局势完全可以放心时,他才允许会议开幕。接下来的一幕完全不出他的预料:虽然会场外回响着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枪声,会场内布满了粗鲁野蛮的士兵,但立宪会议的代表们还是以绝对多数否决了布尔什维克的议案。列宁立即带着他的代表团扬长而去,这就是开始行动的信号。喝得醉熏熏的士兵们开始在会场内大叫大嚷,不断起哄打断代表的发言,更有人举枪向发言的代表瞄准。但那些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们对这些兵痞不屑一顾,会议仍然按议程进行。于是最后的一幕出现了:当议长切尔诺夫宣布就一项议案表决时,一个当兵的大摇大摆走上主席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喂,我奉命通知让所有的代表离开会场,士兵们已经累了!”
当议长质问他从那里得到的命令,并说代表们也已经疲劳了,但他们仍然要通过一项俄国人民期待已久的法律时,下面的士兵们咆哮起来:“够了!够了!”随即更多的士兵蜂拥而入,在暴力和混乱中代表们被赶了出去。当天,布尔什维克就宣布立宪会议是“人民的敌人”,第二天又宣布用他们所控制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取代立宪会议,成为俄国的最高立法机构。
就这样,1918年一月五日,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枪声和兵痞子的咆哮敲响了俄国近百年民主革命的丧钟。
--转自:《浴火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