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6月06日(星期三)
六月五日,中国民主党(海外)代表大会继续进行,选举该党主席及执选委员,并发表记者招待会。有五、六十名海外代表及嘉宾参与。美国会众议院议长南斯.普洛西(Nancy Pelosi)发来贺词。
六四抗暴者是些什么人呢?1989年4月21日晚上,他们向进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鼓掌欢呼,伸出大拇指;4月27日,他们向10万游行队伍递送冰棍汽水,怒斥军警无理挡道;5月中旬,他们声援绝食学生,直骂当局不仁不义;5月20日,他们以血肉之躯堵住军车,苦口婆心劝阻军人;六三之夜,他们面对屠城怒火中烧,奋不顾身起而抗暴!
今年的六四之夜,我是和大陆300多网友在一个秘密聊天室里一同度过通宵的。依旧难忘,却丝毫没有去年的激动,好多次我和大家一起哽咽得说不出话,有难过、有遗憾、还有伤感。网友们问:“每年的六四烛光夜之后,你们去了哪里?”
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18周年之际,《成都晚报》因在“六四”当天,刊载了一则“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引发海内外各界的极大关注。四川省委及成都市委都已调派领导进驻报社整顿,据港媒透露,当局已扣查两人协助调查,并将对报馆管理层进行行政处分。
公开谈论天安门事件,在中国依然不被容许,成都晚报闯祸的那名女职员,从学校毕业不久,她说她没听过天安门事件,她曾经打电话给托登广告的男子,问对方六四是什么意思,对方跟他说是一起矿灾的纪念日。
据美国之音6日华盛顿报导,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发表声明纪念六四事件并且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星期二反批美国人权记录。不过,中国外交部目前还没有把这段有关六四事件与人权的问答,列入官方网站。
今天,六月四日,是发生暴力屠杀镇压和平的北京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十八周年。即使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都已经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共产党政权继续禁止中国媒体公开诚实地谈论和描述那次事件,而且将最大程度地封杀任何相关的努力,严惩那些致力如此者。师涛,我们今天在这里授予荣誉者,就是付出巨大代价认识到这一点的。他揭露了国家不为人所知的事情,而他付出的代价就是今天还在监狱里。
中国人权受维权人士郭飞雄(原名杨茂东)的妻子张青委托,发表其致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诺瓦克的申诉信,并将此信转交给诺瓦克先生。张青呼吁诺瓦克先生关注郭飞雄在被关押期间遭非人道酷刑对待的案件。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6月2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公安殴打,事件引起国际关注。总部设于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6月4日发表声明,谴责这次暴力事件。关注组主席何俊仁在接受访问时谴责北京政权的许多公职人员好像黑社会,对中国是很可耻的事。他并表明,不能再容忍对维权律师的打压。
张鉴康律师是于6月2日下午从西北大学回家时,被守候在住处楼下的6~7个警察带走的,至5日下午被释放,前后共四天时间。此前张鉴康刚为“中国人权论坛”撰写了“中国人权论坛举行‘六四’十八周年追思会的通告”,并提醒同仁尽早把通告发出。
郑恩宠:“今天我看外面局势还是很紧张的,早晨我从窗户望出去,国保大队又来了几个人。他们可能收到消息,今天下午会有上海的拆迁户来我家里。我下午五点半和我姐到超市去卖东西,警察正好去买饭了,两个社工(社区聘用的人员)贴身跟着我们,和过去一样。我问他们怎么今天还跟着我们,他们自己说前两天已经接到通知说要调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但是直到今天为止他们说正式命令还未下达。”
现在我穿的衣服都是亲属们提供的,有的是买新的,有的只穿一两次。记得在去年7月,陈良宇还在台上,市公安局一位自称吴姓处长在传唤我时突然大喊:“如你再用信骚扰良宇书记,我们就天天骚扰你,你们家蒋美丽、蒋明良、蒋幼良、郑昭佳、(女儿)蒋继姚(妻侄子)……一个个抓起来。这位处长还与闸北区国保的严力和另一位不知姓名的警察对我拳打脚踢……
随着太湖污染问题愈趋严重,人们对“太湖卫士”吴立红被捕事件更加关注。分析人士指出,当局推迟开庭,是因为外界对此案的关注程度太高,当局感到压力,想暂避风头。吴立红自4月13日被捕,当局一直阻挠他与家人会面,直至上周三,他才首次获准会见律师。吴立红对律师说在看守所内曾受到严刑逼供。
布什总统说:“我在这儿将要会见的还有另外一名异议人士,那就是来自中国的热比娅.卡迪尔。她的两个儿子被关进监牢,我们认为这是针对她的维权活动展开的报复行为。像热比娅这样的男男女女,才是世界各国最强大的资源,远比各国军队拥有的武器、或者是埋在地下的石油更有价值。美国呼吁世界上所有不让异议人士表达意见的国家结束其压迫,相信其民众、给予公民他们应得的自由。”
魏菊梅:“不到1点,我们到了那里。他们不让我们进开庭的地方,从1点等到3点半。后来武警出来把我们家里人都轰走。我们问为什么开庭不通知我们?为什么不让家里人进去?他说已经开完了,接着就把我们轰出去,把华惠棋带走了。”
郑明芳大声哭诉,由于6月25日申诉期满,几天来,郑明芳和丈夫到镇政府连续几天上访,今天5:00在县委门前,被天津市蓟县上仓镇中共党委政法委书记刘福宏率20余人暴打,衣服撕裂,多处有伤,残疾人丈夫不知去向。
6月5日,因去年在中南海新华门下跪喊冤,被当局劳教1年的北京访民马景雪和王永成,狱满释放重获自由。北京30多位维权人士在饭店为他们接风。他们表示,连家都没有,哪还有什么和谐社会? 会继续上访,把财产讨回来,继续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6月6日上午,黑龙江省富锦市公安局的警察到富锦市头林镇兴华村村民、失地农民维权总代表王桂林的家,问王的妻子王桂林是否会上网、是否王桂林将此案传递给海外媒体,并称此事已经惊动中央。
汕头市谷饶镇上月发生以冲击私卖土地贪官住宅为特征的大规模村民骚动,一度成为媒体焦点。近日,本台收到当地新陂村村民电话,反映该村水源被私卖的问题,上周六更发生约七千村民抗议,并砸烂截断当地水源的水闸,拿回部分水资源。
据目前在北京上访的村民王望明星期二对本台表示,村支部书记游安才三十年来独揽大权,财政全部黑箱操作,村民一点知情权都没有,村里有很多矿场,价值几亿,而游安才作主把这些矿卖了后,告诉村民,村里还欠债一亿多,村民无法理解,再加上游安才本人与他儿子月收入几十,甚至上百万元,因此村民怀疑是游安才独吞巨额资金。
余耀龙介绍说,他们是昨天上午开始罢工的。罢工的目的就是要求厂方提高工资,补发加班费,改善伙食等。厂里同意只给一次性补偿100元,但还不是马上补,而是等董事长回来商量后再做决定,因为董事长目前不在厂里。于是,他们30多人到了广东东莞劳动监察大队,劳动监察大队要他们找南城劳动分局。他们去了南城分局后也不予解决。之后,厂方说要给他们解决,他们被骗回厂后却不给解决。
2005年4月初,深圳居民李东平李伟平兄弟找到本报记者说:“我们被广东梅州市兴宁市检察院反贪局非法拘禁和逼供!导致李东平被迫吞金自尽,差点送命!”以下是记者采访到的关于这一事件的始末。
周三(6日)早上9点左右,杭州市西湖区蒋村乡政府派出200多人,强行拆迁蒋村乡三深村4组村民沈寿荣的私有房屋,沈妻气得昏倒,被送医急救,他们三层楼的小洋房顷刻之间变成废墟。
对于吴邦国指“香港的高度自治来自中央授权,香港特区并不存在剩余权力的问题”,公民党的立法会议员吴霭仪认为,基本法已写明何谓高度自治,如果有人透过奇怪的定义去削弱高度自治,就会影响基本法的尊严。她说,现在香港行政、立法及司法部门的分工清晰,为市民所熟悉。她不希望吴邦国的言论影响港人对高度自治及司法独立的信心。
陈用林介绍在各国的领事馆都设有政研处,或叫政治处,监视和打压海外异议人士团体:包括法轮功、台湾、民运、西藏、新疆等问题。他说:“反对法轮功是中共的首要问题。他们用60%的财力和精力对付法轮功,20%到30% 对付台湾、5%到10%用于每个其它问题。”
根据麦塔斯先生,当天蔡在讲台上所说的话构成挑拨群体灭绝。发言中没有谈论有关指控中的器官来源问题,而是说活摘器官的指控是“反华”势力试图玷污中国声誉。并且大篇幅宣读污蔑法轮功的言辞。介于此,应该立即将其驱逐出境。而当天法轮功代表罗伊.巴伊兰先生没有得到答覆挑拨言论的发言权。
这是以色列公众广泛讨论解决器官移植问题的一个里程碑。近年来,许多病人在公众基金的支持下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该研讨会指出许多迹象显示中国的器官来源和移植程序不符合西方公认的道德伦理标准。近几个月,由于有关器官来源有争议的讯息、公众的压力和以色列卫生部的坚决立场,医疗基金已经逐步停止了支付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费用。
这份报告的意义和以往不同。距离2008年8月的北京奥运会只剩一年多一点,中国领导者确实提出了一些改革、检视了死刑的司法过程、以及松绑对国外记者的限制。然而,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这些改善措施并不完全如它们表面所见,甚至还因为中共政府无法忍受政治与宗教异议份子及这些人的辩护律师而蒙上阴影。此外,中共政权对国内新闻业及网路的控管则是有增无减。
特别她对节目《造像》情有独钟,她通过天幕和舞者的演绎,明白了节目所要表达的内容。她说:“那个有梦境的节目,色彩艳丽,透着文化气息,我喜欢的是舞蹈背后的故事,展现了古代的石匠是如何在虔诚的信仰中得到神佛的梦中点化,而雕刻出敦煌文化著名的千佛洞中千姿百态的佛像。”
布什还批评中国领导人,说他们错误地以为中国可以在不开放政治体制的情况下继续搞经济开放。他还特别提到了中国维吾尔族人权活动家热比娅。布什说,像热比娅这样的人是中国最巨大的资源,远比中国的军队、武器和石油更加宝贵。他呼吁中国和其它打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国家停止这样做,给予这些人他们应得的自由。
本文译自立陶宛网站 http://www.lietuvos.net/istorija/communism/ 。原文有大量血腥图片,记录了共产主义者在欧洲的暴行(1919-1945),展示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实践的邪恶本质。由于图片内容非常血腥,本文只提供图片说明翻译和原文链接地址,不显示图片。
这件枪杀案是波兰共产党在一次长达20个月的军事镇压(通常也被称做军事管制)中最血腥的事件。1981年12月16日,军事管制实施后三天,前波共时期的武警部队“左莫”(Zomo)在波兰卡图维斯(Katowice)附近的乌杰克(Wujek)和曼尼法斯特(Manifest Lipcowy)两处煤矿枪杀了九名工人,击伤了25名团结工会(Solidarity trade union)会员。
日本作家田芳生所著《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一书,提及邓丽君在1989年,不顾母亲反对(邓妈妈说,可以捐款但别去示威现场),亲自参与在香港跑马地举办的50万人24小时声援“6.4”天安门活动。她神情肃穆、头上绑着“民主万岁”的白布条、胸前挂着一块写着“反对军管”的牌子,并激动地说:“谢谢大家聚在一起努力争取民主,我练习了一首歌,这首歌我从来没唱过,听了就知道我心里想说些什么。”那支歌就是深具反共意味的《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它批判在山的那一边的家失去自由没有民主。
香港亚洲电视第六度易主终于落实,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成员昨天批准中国国务院直属企业中信集团及查济民家族财团入股亚视,首次让国有企业成为香港免费电视台的主要股东。不过,有立法会议员批评,让国企入股香港传媒是负面讯息,使人担心亚视成为另一个中央电视台。
民以食为天,尤其很多身居海外的移民仍改不了钟爱故乡食品的习惯,不过最近悄然爬上大家餐桌的大陆毒食品,提醒民众小心祸从口入。加拿大食品检疫局日前表示,一直以来从中国大陆来的食品和蔬菜都是加拿大进口食品检验的重点,本周一更宣布加严进口食品蔬菜检验,以确保其中不含对人体有害的三聚氰胺(melamine)。
探测中国经济的未来,不仅国内学者、据说全世界都很看好,因为在目前世界经济发展减缓或衰退的情况下,只有中国保持了7%的增长,真是“风景这边独好”,世人刮目相看。但我认为,预测中国经济若单只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那对民族是不负责任的,也是要耽误事的。
开封市通许县大岗李乡政府王姓负责人认为,欠人家的钱是事实,想赖也赖不掉,但这是历史遗留问题。由于乡镇经济税收有限,他们已经与万国生协商,只要乡政府有钱,就慢慢还,双方并达成还款计划,每年由乡政府偿还万国生一万元,如果乡政府经济富裕的话,可以还得更多。对此,万国生表示,今年都已五十六岁,如果乡政府每年归还一万元,七十万元的欠款,即使不算利息,等欠帐全部要回来,也得活到一百二十多岁。
药监局长死给谁看?按中共高层的主观意图,是死给国际上看,就算中共不在乎中国民众的抱怨,毕竟还在乎洋人金口;也死给那些不听话的高官看,看他们 “十七大”前后,是否听命摆布,毕竟,官官都贪,不听摆布,就给你亮出“反腐”的尚方宝剑。另外,从客观上而言,药监局长也死给当今中国的种种风光人物看:在末世的人治中国,看尔等能够逍遥到几时?
现在有一股妖魔化民主的邪风,理由有两个:一是民主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二是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诚然民主不是万能药,但却是最有效的药物。民主国家也一样会犯错误,但不常犯错误,犯了错误也很快改正;我们是常犯错误,且很多是大错误,犯了错误又讳疾忌医。至于民众素质低更不是理由,因为民众素质低本身就是专制的恶果,民主则是提高民众素质最有效的举措。
十多年来,陈君天踏遍抗日古战场遗址,寻访全球亲临战场的老将士兵800多人,赴日采访当年的日籍士兵,兼以搜罗他国的军事档案,或是亲历这场战争的专家。历经5次改版、扩编与剪辑,他不惜倾家荡产,只为还原这段几被湮灭了的历史真相。
近日在美国非盈利团体外交政策调查研究院网页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朝鲜:自由的最低点》的文章,作者吴共旦(音)博士是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的朝鲜半岛问题专家,他认为,在严格划分社会阶层的北韩,好像与金正日“敌对”的人越来越多了,近期金正日政权将全数北韩人40%划为敌对阶层。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于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到三日在美国罗德岛州首府普洛威顿斯市 (Providence)举办“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正式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一大”开幕活动于六月四日在布朗大学希望俱乐部(Hope Club)召开。
中共拒绝该党在中国进行注册
中国民主党1998年开始在中国从事组党工作,由二十个省市的党员分别到各地民政部门注册成立筹委会,但受到中共的全面打压。1999年开始,大量民主党党员被捕入狱,约三十多人被判处徒刑。民主党的领袖王有才、徐文立和王希哲等人则先后陆续抵达美国。
据民主党人士透露,中共拒绝该党在中国通过正当手续进行注册,因此民主党虽然没有合法地位,但该党在中国的存在已经是事实。据透露,民主党在中国二十八个省市约有三千名党员,其中小部分仍在公开身份进行活动,但大部分身份没有公开。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民主党在中国民运组织中特点突出。其一是其成员不以知识分子组成,而是包括了工人、农民、军人和知识分子,社会阶层分布广泛;其二,该党在中国国内发起,目前仍有成员公开以民主党党员身份在中国大陆活动;其三,中国民主党纲领十分明确,而行事稳健低调;这三个特点使得民主党在中国各个民运组织中占有重要的角色,其行动和动员能力都不容忽视。
中国民主党和其他民运组织一样,也受到中共的极力打压,也施展了“掺沙子”的一贯伎俩,致使民主党一段时间内在海外的工作陷于困境,但近期的情况似乎有很大转变。民主党海外总部负责人之一徐文立,今年早期曾到访美国首都华盛顿,会见了多位政界要员。
本次民主党海外大会举行,中共媒体派驻海外的记者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有三位中国媒体的记者申请对这个大会和人员进行采访,这是以往其他民运组织开会不曾出现的情况。
中国民主党一九九八始创于中国大陆,后因中共迫害关押党员,部份领导人辗转海外。这次大会以修改该党党章,完善海外工作,选举海外流亡的领导机构和明确近期的工作为目标。同时展示纪念六四惨案18周年图片。
修订党章,通过《中国第三共和宣言》
《中国第三共和宣言》酝酿多年,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党章修改小组,今年五月二十五日完成了《中国民主党党章》的修改和修改党章的报告;经此次预备会议讨论后,建议中国民主党“一大”召集人徐文立后在大会上宣读《中国第三共和宣言》并投票以《中国第三共和宣言》列入党章为工作重点目标。 该宣言说,“我们追随辛亥革命诸先贤开创的亚洲第一共和,我们尊重一九四六制宪国大确立的第二共和,我们励志建设自由均富、人权平等、宪政民主的中国第三共和。”
与会者可征签支持此议案,但是只有二十五名正式会议代表可举手表决。最后通过将《中国第三共和宣言》列入该党重要宗旨之一。
民选海外领导人
六月五日上午决定该党主席,委员会及执委会。除该党海外各地区负责人自动成为委员、王希哲为顾问外,由出席的二十一位正式会议代表在不记名投票下选举主席及执选委员。结果由徐文立荣获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主席;徐文立、郑钦华、孙维邦、汪岷、秦晋、郑在勤当选执选委员。
成立关爱和成长基金会
该党于五月成立“关爱和成长基金会”。由徐文立为主席;徐文立、郑钦华、孙维邦、汪岷、黄华、秦晋、胡尧、郑在勤等为董事会;郑在勤为执行主席。
此为人道基金会,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对中国民主党在国内受难党员及家属提供经济支援,帮助其子女出国求学。现已收到第一笔捐款,得到新泽西州Peddie 高中一名免费入学许可。今年基金会将资助关狱中秦永敏的女儿在国内学习英语,准备申请来美就学。
特聘卢盛鑫为法律顾问
徐文立宣布律师卢盛鑫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关注中国中心”,“ 关爱和成长基金会”的法律顾问。
曾是徐文立的义务人权律师诺瓦(Mr. Noah Sachs)先生也在会上演讲表示:虽然美国政府做得很不够,但是,他和所有普通的美国人永远站在尊重民主、自由、尊重人权这一边。 他愿意免费为这理念服务。
中外嘉宾恭贺致辞
美国会众议院议长南斯.普洛西(Nancy Pelosi)发来贺词,她重申自由民主的重要。原美参议员,现布朗大学资深学者柴斐(Lincoln Chafee)表示,美国人也曾为争取自由而上街反战,鼓励新政党在美正式成立。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中国工党主席方圆,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杨黄美幸女士, 中国民主党美国之友 Sidney Gunst 和 Noah Sachs,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薛伟等嘉宾到场祝贺发言。
北京贾建英电话致贺,湖南贺伟华、浙江吕耿松、陕西陈浩南、秦永敏、李金芳,黑龙江的任铨,贵州的陈西,贵阳的廖双元,刘世遵,任畹町等亦来函恭贺,以及大陆<<一周新闻>>李景天、董春生的祝贺。
中国民主党背景
秘书长汪岷介绍中国民主党的情况,他说:“中国民主党是1998年在中国大陆28个省、市、地区诞生的一个政党,由于中共的残酷镇压,把几十个(现在还有20多个)领导人逮捕进监狱,致使联合总部被迫流亡海外。这些崇尚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不能在北京、上海、广州自己的国土上开会,却被迫在罗德岛举办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件事的本身就说明了“一党专政”的可怕。”
顾问王希哲说目前海外中国民主党分散在美国东西部,英国,荷兰,北欧,德国,法国,泰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几个大地区。
主席徐文立说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该党国内党员支持。他呼吁“再出发,走向共和“不要忘了在狱中的国内领导人。
秘书长汪岷又说,“从现在到明年2008年北京奥运,对于中国将会是一个历史性的关键的一年。希特勒德国办过奥运,过后马上发动了世界大战,韩国也办过奥运,他们藉此把不民主的统治者赶下了台。历史对于勇者把责任挑在肩上的人们是从来不吝惜,谁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谁就是英雄。”该党选择此时成立第一次代表大会也非偶然。
大会由该党秘书长汪岷主持, 徐文立致开幕词,顾问王希哲宣布奖牌及奖金得主,。二日所有活动经英特网向全球现场直播www.pattalk.Com 亦可查看网络转播www.cdp1998.org。
【大纪元6月6日讯】在六四18周年纪念日临近之际,为了反抗强权、拒绝遗忘,我首次公开披露了自己和六四抗暴者的一些过从往来。中共当局对六四抗暴者的处决和重判,是六四屠城的继续,是恐怖迫害的延伸。18年过去了,在北京市的监狱中,仍然关押着孙宏、朱更生、郗浩良、杨璞、李玉君、姜亚群、苗德顺、武春启、石学之、常永杰、李志欣、常景强、王连喜等六四抗暴者。18年过去了,在已被释放的六四抗暴者身上,仍被强加了剥夺政治权利多年的附加刑。18年来,六四抗暴者家属在悲愤和苦难中煎熬;六四抗暴者的漫漫谋生路上,荆棘丛生,磨难重重。1989年时被判死缓的董盛坤,是一名退伍军人。他将军队屠杀平民视为奇耻大辱,愤而怒烧军车。他于2006年出狱时,老父已去,妻离子散!2002年出狱的杜建文,也再也见不到日夜惦记自己的父亲!2001年出狱的刘旭、2003年出狱的赵庆和2006年出狱的张茂盛,为了找到一份仅能糊口的工作,风里雨里四处奔波……公民们,朋友们,六四抗暴者是些什么人呢?1989年4月21日晚上,他们向进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鼓掌欢呼,伸出大拇指;4月27日,他们向10万游行队伍递送冰棍汽水,怒斥军警无理挡道;5月中旬,他们声援绝食学生,直骂当局不仁不义;5月20日,他们以血肉之躯堵住军车,苦口婆心劝阻军人;六三之夜,他们面对屠城怒火中烧,奋不顾身起而抗暴!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六四抗暴者中还包括军人。不仅有38军军长徐勤先的率先抵制,更有六三之夜28军军党委的集体抗命,还有不少宁脱军装、宁受军法处置也决不向平民开枪的士兵。
六四抗暴者们,就是以正义和良知对六四恐怖主义屠杀说不的中华民族的热血好男儿。在谴责六四屠城、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让我们诚挚地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思念和敬意,让我们对他们的苦难和困境加以更多的关注!
2007年6月1日于北京家中
转自《新世纪》
1989年以后的每年六月四日夜晚,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和中领馆前的烛光纪念会,几乎是海外民运组织、民运人士、关心中国未来的各界人士雷打不动的一个固定内容。去年六四夜晚,悉尼地区的杨军和我,拿着话筒在悉尼歌剧院前,呼吁所有正在赶向剧场欣赏中国艺术团演出的华人们,为六四的死难者点上一根蜡烛、提醒他们今天是国殇日,是几千人为了中国民主自由付出了生命的日子,是不应该载歌载舞的日子——我们几乎喊哑了嗓子,身边围着几十个同伴,还不时有人递水过来,虽然南半球冬天的瑟瑟寒风吹着,但是真的很激动、很难忘,觉得自己作为同中共独裁暴政抗争的一员,以这个方式告慰了六四逝者,也告慰了在中共统治下死去的8000万冤魂。
今年的六四之夜,我是和大陆300多网友在一个秘密聊天室里一同度过通宵的。依旧难忘,却丝毫没有去年的激动,好多次我和大家一起哽咽得说不出话,有难过、有遗憾、还有伤感。网友们问:
“每年的六四烛光夜之后,你们去了哪里?”
“今天的海外民运人士中,究竟有多少人是一年仅仅表示一次良知的?他们又有多少人已经把纪念六四当成一项每年一次的活动,当成证明自己是民运人士每年一盖的大印?”
“那些指挥北京屠城的将领名单我们都冒着危险帮你们找齐了,可是你们在不需要危险的状况下,为什么除了内斗吵架就是打笔仗呢?”
“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分些精力出来和共产党干,而不要和自己人干呢?”
“仅仅因为没有忘记六四就配称为有良知的人吗?那么中国从政权高层到底层百姓,每一个89年已经有记忆的人都不会忘掉六四的,他们中甚至有刽子手,又如何看待呢?”
“中共希望百姓把六四记忆抹去,而海外一部份民运人士,也每年只想起一次,快和中共差不多了”
。。。。。。
问题上百条,着急、失望、难过的心情从文字、从声音中清晰传来。
“18年前,当我亲眼目睹坦克车朝我们开过来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后来一个人去东北森林里徘徊、发泄,因为我怎么都不能相信解放军杀人民”,一位网友说。
“看着一位女同学肚子中枪往外喷着血,眼看着她大量流血而死,我们却救不了她,那天晚上,回到宿舍里,我一个人躲在上铺的被子里哭了好久”。
“古人说,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如今,十八年过去了,记忆在逐日淡去,究竟还有多少人关心当年的那些鲜血为什么而流?那些生命因什么而逝?”
记得,2004年在纽约法拉盛纪念六四的大会上,当我问到:“一百年来,为什么中国人受了这么多蹂躏,却这么容易忘记伤痛?”时,一位资深的民运前辈回答说:“我们永远不能责怪百姓,中国的百姓太无辜,已经太苦了……”。
18年了,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走向一个更强权、更腐败、更没有道德、更缺少生存空间的末世状态,中国百姓盼望着、期待着,他们有希望所以才会失望、焦急——
我对网友们说:“打开酒瓶(大陆网上对《九评》的惯称)吧,里面什么都有,那是天书,是灵丹妙药”,好多人笑了。
虽然18年了中共邪恶势力依旧,但是最终笑的,肯定是世界上真正有良知和敢于承担道义的人们,而且那个日子不远了——
2007年6月5日凌晨5时 12分
【大纪元6月6日讯】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18周年之际,《成都晚报》因在“六四”当天,刊载了一则“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引发海内外各界的极大关注。四川省委及成都市委都已调派领导进驻报社整顿,据港媒透露,当局已扣查两人协助调查,并将对报馆管理层进行行政处分。据了解,《成都晚报》隶属《成都日报》报业集团,是中共成都市委的机关报,在成都市具有一定影响力。该报在14版右下角出现了一则“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引起海内外各界的极大关注。大纪元记者此前致电《成都晚报》,一职员透露有人来调查广告之事。
据苹果日报引述成都消息人士透露,《成晚》的一名管理层和广告公司的有关负责人,已被公安部门扣查。此外,该报更由昨日起暂停全部分类广告,直至另行通知。而当地部份居民在得知《成晚》出错后,称将收藏该报以做纪念。
据报导,《成晚》的广告一向交由外面的广告公司承包,因此报馆的管理层对广告内容的管制相对宽松,没有专门部门把关,才出现这次的“政治错误”。“在大陆(媒体)刊登广告,根本不需要登记身份证,有人若要隐瞒身份刊登这类广告,要追查的话,难度很大。更何况它隐藏在这些分类广告中,广告内容究竟是什么东西,他们根本看都不看。”
事实上,四川媒体刊登敏感广告,并非首次。据悉,今年初,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忌辰当日,有人在当地的报刊上登了“紫阳高照”的四字广告,事件导致有关报刊的一名负责人遭处罚。
此外,“六四”一天的风波,并不只是《成都晚报》一端,《南方都市报》在“六四”当天以斗大的字题做出“云南普洱地震六.四级”,因含有“六.四”敏感词汇也遭到上级批评。
【大纪元6月6日讯】(据中广新闻报导)大陆成都晚报的一名年轻女职员,因为没听过天安门事件,而让一则向天安门受难者致敬的广告闯关,登上了报纸一角。成都晚报在这个星期一的报纸第14页一个角落,刊出写着向六四妈妈致敬一行字的广告。有关当局已经展开调查,少不了有几个人要被炒鱿鱼。
公开谈论天安门事件,在中国依然不被容许,成都晚报闯祸的那名女职员,从学校毕业不久,她说她没听过天安门事件,她曾经打电话给托登广告的男子,问对方六四是什么意思,对方跟他说是一起矿灾的纪念日。
【大纪元6月6日讯】据美国之音6日华盛顿报导,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发表声明纪念六四事件并且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星期二反批美国人权记录。不过,中国外交部目前还没有把这段有关六四事件与人权的问答,列入官方网站。法新社报导,在佩洛西议长对18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勇士们致敬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敦促美国先看看自己对人权的压迫。姜瑜并表示对此表达强烈不满与反对。
按照惯例,中国外交部会把例行记者会的问答全文,放在官方网页上。不过,姜瑜涉及六四的这段评论,却没有列入。
记者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查证是否有这段问答,如果有,为何漏掉?电话虽然接通,但是在记者说明问题之后就被挂断。
【大纪元6月6日讯】尊敬的总统先生,各位部长阁下,今天,六月四日,是发生暴力屠杀镇压和平的北京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十八周年。即使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都已经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共产党政权继续禁止中国媒体公开诚实地谈论和描述那次事件,而且将最大程度地封杀任何相关的努力,严惩那些致力如此者。
师涛,我们今天在这里授予荣誉者,就是付出巨大代价认识到这一点的。他揭露了国家不为人所知的事情,而他付出的代价就是今天还在监狱里。
当全世界都在准备迎接明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重要的就是应该记住,中国不仅仅是体育和旅游,不仅仅是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就在非洲这里,在中国正发动咄咄逼人的亲善攻势之处,提供一个更全面的图像尤为重要,要求改变尤为重要。
因为中国不仅是一个经济发电站,而且它监禁了更多的记者、网络异议人士、人权活动者和对广泛侵犯人权事件勇于发声反对者,超过世界上的任何其它国家。
有人争辩说,像互联网和电子邮件一类数码通讯使得专制政府更难维持,但是同样真实的是,这样的通讯非常透明且易于监控,正如师涛可以告诉你们的。
三年前,师涛写了一个电子邮件给一个海外中文网站,其中提到政府对媒体的指示,要他们如何掩盖任何有关“六四”天安门屠杀十五周年的报导。为了这一行动,师涛被判刑十年,罪名是泄露所谓“国家机密”。
中国当局如何追踪到这个电邮,并发现师涛是其作者,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涉及网络隐私的广泛意义,也涉及西方通讯公司以其可以理解的难度与镇压政权做生意时的方法。
师涛的电邮是中国当局在雅虎公司的帮助下发现的。这个互联网服务商向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提供的信息,使得当局可以从这个邮件,追踪到师涛当时在《当代商报》工作时所使用的电脑。
雅虎公司争辩说,它必须遵循其经营业务的国家法律,因此被迫与其国家安全部门合作。而当那些业务遍布全球者必须与非民主政府打交道时,我们相信那些为全球通讯提供越来越多途径的新媒体公司有一个特别的责任。他们有义务保证,其用户的基本人权将得到保护,他们必须当心不至于沦为镇压者的帮凶。
中国政府将广泛的无害或潜在令人尴尬的资料归类为“国家机密”,以图控制信息流向中国公民和外界。把师涛发表的信息称为“国家机密”,不言而喻是荒唐的。那是中共宣传部发给媒体的新闻检查令,指导媒体如何掩盖有关六四事件周年纪念的报导。
师涛先生知道他发表该信息的风险——数十位新闻工作者和网络异议人士因类似的行动而系狱。但是,他仍然做出了传播这个信息的勇敢决定。我愿相信在民主世界的任何记者都会如此去做,而师涛先生是我们所有人的激励者。
这不是如今38岁的师涛先生首次发表推开中国言论极限的信息。在他系狱之前,他已经在一些民主网站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散文和政论。
师涛先生既是新闻工作者也是诗人,从十多岁起就开始其写作生涯。他学过政治经济学,毕业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的政治教育系,在大学时就组织了一个诗社。他在多个报社当过记者、编辑和部门负责人,2004年加入《当代商报》任编辑部主任兼总编辑助理。2004年5月,他辞职成为自由记者,六个月后被捕。
今天授奖给师涛已经激怒了中国当局。中国官方的报业协会已经要求我们撤消这个奖,声称中国法庭“根据法律处理了这个案子且判刑适当”,并称中国宪法保护新闻自由。
我们不为这个辩解所动。如果法律可能将如此个案中的新闻工作者送进监狱,这法律应该立即废除,因为它违背任何可以设想的国际标准和有关信息自由及人权的公约。
至于声称中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这个保证无异于天方夜谭,如此自由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的确是这样,如果它们存在,师涛今天就不会在监狱里,数十位新闻工作者也不会在监狱里。
在今天颁奖之际,世界报业协会和世界编辑论坛在此向中国政府呼吁,释放师涛和其他系狱新闻工作者。我们不久将掀起一个宣传战,在北京奥运会之前,把这些案例放在新闻报导的头条,放在国际体育运动组织会议、政府会议和政府间会议议程的头条。
女士们,先生们,
尽管师涛今年无法与我们一起来接受他的获奖,但是我们有一位他非常接近的人在这里,我们极其兴奋地欢迎她。高琴声,师涛的母亲,已经从中国来到这里,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代表她的儿子来领奖。当我们把2007年的自由金笔奖授予系狱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师涛时,我请你们站起来,为他们母子的勇气鼓掌。
作者:乔治.布洛克(“世界编辑论坛”主席)
(南非开普敦,2007年6月4日)
独立中文笔会根据英文原稿翻译
申诉信详述了郭飞雄因参与维权而遭受迫害的情况。郭飞雄在2006年9月14日被拘留之前,就因参与多起维权事件遭到过关押,并多次遭殴打。2006年9月30日,郭飞雄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正式逮捕,警方的根据是他于2001年在辽宁编辑出版的一本名为《沈阳政坛地震》的书。自2006年9月14日被拘捕至今,因不承认有罪而拒绝回答警察的提问,郭飞雄多次遭警察的酷刑逼供和暴力对待:广州市公安局预审处的警察将郭飞雄的手、脚铐在床上达几十天之久,审讯人员还对他进行疲劳逼供,几天几夜不让他睡觉--郭飞雄为此绝食25天以示抗议;在郭飞雄被转往沈阳关押期间,审讯人员为了拿到口供,将郭飞雄的手反铐在后吊起来,并让他坐老虎凳,还使用高压电棍击打他的生殖器。
此案在被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两次退回要求广州市公安局进行补充侦查后,广州市天河区法院终于决定将于6月15日开庭审理该案。
中国人权一直密切关注郭飞雄在被羁押期间遭受酷刑虐待的情况。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将于2008年11月审查中国政府提交的其执行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情况的报告,中国人权呼吁中国政府履行其批准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义务,遵守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禁止严刑逼供的规定,就郭飞雄在被拘押期间遭受虐待事件进行彻查,并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其人身安全,并使其得到适当的医疗。
中国人权是由中国的学生和学者于1989年3月创立的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的监督和呼吁组织。中国人权的宗旨是促进在中国实现国际公认的人权,并使之受到制度性的保护。@
2007年6月5日
附:郭飞雄妻子给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诺瓦克的申诉信
(http://www.epochtimes.com/gb/7/6/5/n1734461.htm)
何俊仁对高智晟律师再次遭到殴打表示十分愤怒,他说,中共政府的公职人员滥用权力殴打平民百姓已经不是第一次,“尤其针对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更加有恃无恐,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有公职公权的人,好像变成黑社会一样,动不动就打人,如果我们国家不能好好的要求公职人员首先自己遵守法律、尊重我们人权的话呢!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还说什么建设法制、尊重人权、走向法治!这是一件不仅令人遗憾的,也是令人觉得很可耻的事。”
何俊仁呼吁国际间共同关注高智晟及其他维权律师目前的恶劣环境,并给予声援,包括现在将被起诉的郭飞雄律师,还在狱中的陈光诚,以及虽然已囚满出狱,仍经常受到公安国安滋扰的郑恩宠律师,“我希望大家作出强烈的呼吁和谴责,我们绝对不能够再容忍这种事发生”。
对于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最近授予高智晟“勇敢提倡者奖”,何俊仁表示支持高律师出国领奖,但同时又担心一旦他离开中国可能会丧失回国的权利。他说:“我很担心现在可能北京政府所采取的态度,就是将这些著名的异见人士放逐,将他赶离中国不给他再回去。其实这是一种政治恐惧的心理表现,它(中共)自己不是代表正义,它要靠强权镇压,对一些有道德号召力的人,它不敢面对,好像过去苏联最猛(强硬)的时期,将一些著名的异见人士赶走,将他们放逐。”
关注组副主席刘慧卿也表示对事件感到震惊和忿怒,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谴责这种暴行。她说:“我希望中央政府尽快做点事,不可容许这种事情发生,这样会令中国面目无光。”
【大纪元6月7日讯】(大纪元记者郭若报导)6月5日下午2时许,西安人权律师张鉴康为期四天的“旅游渡假”结束,被西安警方送回西安。张鉴康律师是于6月2日下午从西北大学回家时,被守候在住处楼下的6~7个警察带走的,至5日下午被释放,前后共四天时间。此前张鉴康刚为“中国人权论坛”撰写了“中国人权论坛举行‘六四’十八周年追思会的通告”,并提醒同仁尽早把通告发出。
张鉴康回忆说,警察没有接受他“一块搞追思会”的邀请,也不否认“要破坏追思会”的质疑,只跟着他上楼取了换洗衣服,随即便把他带走了。
据张鉴康分析,强制旅游的目的不外是不让他在网上发表言论或组织纪念“六四”的活动,也不让他召集西安的朋友举办六四追思会。
“农家乐”里无自由
张鉴康说,此次“强制度假”由八个人陪同,规模跟以往差不多,地点也是去年4月因企图会见高智晟而被软禁的秦岭祥峪“农家乐”。四天里,一心惦记着“追思会”,但手机被警察没收了,只有出门时匆忙带上的一本《二十世纪思想史》“慰我寂寥”。
软禁结束当天的 “散伙饭”上,张鉴康对席上的警察说,平日里你们不得不在长官面前点头哈腰,职业生活很不自由,来到这个环境,你们体验到自由了,却限制了我的自由。”
不过,比之文革或八、九十年代动辄枪毙、判刑的残酷手段,张鉴康认为“强制旅游”虽不合法,多少还能体现出一些人情味。“不是他们没有害人的能力,而是他们不得不面对整个共产党内外人心在变化,形势在变化,以及网络时代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这一事实。”
对于当局今日之衰势末世,张鉴康以一成语总结之——天道好还。
家人疲惫 “人权论坛”谴责
谈到家人对自己一次次被带走的反应,张鉴康说:“这么多年,他们都疲惫了,已经习惯了在家里默默等待。”
中国人权论坛获悉张鉴康6月2日被带走的消息后,于当晚发表声明,对西安警方肆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蔑视和践踏法律的行径表示谴责。
“声明”下有网民在论坛上发贴:“(强制度假)这个高招不知谁人所出,揆之古今中外,不能不认为颇有创意,甚至可以申请吉尼斯记录了。”
“用这种方式对待一个守法公民看来在地球上也只有中共这样的政权能做出来,不过不知中共想过没有,这种方法还能用多久呢?”
张鉴康自比是块能软能硬的牛皮糖:“对体制内的个人,我们应该有悲悯之心;对专制的制度,我们的抨击却应该毫不留情,所以跟他们个人相处的时候我能显示灵活柔软的一面,但他们也很清楚我哪些地方很坚硬,是一定要坚守的。”
“我向往高度自由”
崇尚自由的张鉴康律师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自由之子”,他认为与三五好友喝酒、拉家常时骂骂江泽民、胡锦涛,说说黄色段子的自由属于低度自由,只是后极权统治的一种常见现象,而张鉴康神往的是公开抨击时政和政府时候不感到恐惧的自由。他认为这种政治自由相对于前一种社会层面的自由,是一种高度自由。
张鉴康1983年大学毕业后执教于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一直拒绝加入中共,88年甚至放弃提干机会转业到律师事务所工作,据悉为此还把一个准媳妇给丢了。
由于参与1990年为西安89学生领袖作无罪辩护、中国民主党组党活动、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全球反迫害维权绝食、广东南海三山镇农民土地维权,以及发起成立“中国人权论坛”等多起敏感案件及活动,张鉴康曾两度被停止律师执业,2007年4月被西安司法当局非法停止注册。
此前,西安司法部门曾发出信息,只要写份不接受外媒采访,不写文章的保证,还可继续作律师,张鉴康跟所有劝他别死心眼的人急:“这不是职业自由选择,不是我愿意干啥不愿意干啥,是自由与奴役的问题。就为了一个职业,一压就妥协,我都成小丑了,我这二十多年还整什么呢?白活了?!”
张鉴康对自己20多年的选择至今无怨无悔,但希望正上中学的女儿能过上另一种生活。他曾叮咛女儿用知识充实自己:“如果到你们那一辈还需要承担这样的艰钜责任,那是爸爸的悲哀。到我老的时候,你也30多岁了,假如中国还是这样子,你一定要想办法逃离这片国土!”
【大纪元6月6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星期二是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出狱一年剥夺政治权利期满的第一天,他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会继续争取自己应有的公民权利。然而当局继续对他严密跟踪监控。揭发控告上海首富周正毅的维权律师郑恩宠,去年六月五号出狱,今年的这一天是他被剥夺政治权利期结束的日子。然而,他住处楼下仍有警车和相关人员在看守,他本人出门时也仍然遭到跟踪,郑恩宠对本台说---
郑恩宠:“今天我看外面局势还是很紧张的,早晨我从窗户望出去,国保大队又来了几个人。他们可能收到消息,今天下午会有上海的拆迁户来我家里。我下午五点半和我姐到超市去卖东西,警察正好去买饭了,两个社工(社区聘用的人员)贴身跟着我们,和过去一样。我问他们怎么今天还跟着我们,他们自己说前两天已经接到通知说要调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但是直到今天为止他们说正式命令还未下达。”
记者当天致电负责监控郑恩宠的闸北区宝山路派出所询问,警员对所有问题一律回答不知道。而一些当天前往祝贺的上海拆迁户,在郑恩宠居所门口也遭到警察的盘问,一位拆迁户说---
拆迁户:“郑律师今天政治帽子脱了嘛!我们来看看他。刚才我们上来的时候,被门口的便衣盘问,他问我们找谁,说你们不要害人,不要害他,本身是要解放的,你们这么多人来,在害他。我说我们害谁呀!我们来找蒋阿姨(蒋美丽)。”
但是,在出狱的一年间,郑恩宠一直处在当局的软禁之中,这是剥夺政治权利范畴之外,没有法律依据的措施。郑恩宠表示,就期间经历写的数万字文章提议胡温政权检讨大陆普遍存在的家庭监狱问题,昨天已经交给了北京的一位记者,他说---
郑恩宠:“我认为家庭监狱在中国是一种文化现象,过去一年我住在家庭监狱,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有各种形式或长或短的家庭监狱。我希望胡温能够查一下中国现在各地究竟存在多少家庭监狱,这是中国人权的现实情况。如果家庭监狱不取消的话,中国人权的进步就要免谈。”
在他恢复政治权利前夕,各媒体就开始预约采访,星期二一早就有香港报纸的记者到他家访谈。郑恩宠当天对本台说,在结束了这个附加刑之后,他希望能达成五件事情---
郑恩宠:“现在我的权利方面,我会主张五件事情,我已经和他们政府方人员谈过了,第一继续申诉;第二要求平反;第三要求经济赔偿;第四我要求尽快重返中国律师队伍;第五我要行使中国公民的出入境自由,因为直到现在已经有德国、美国、日本、以及香港方面对我发出了邀请,交流也好、作专题演讲也好。我现在正在准备稿件呢!但是他们能不能批,我能不能得到真正自由,现在还是个问号。”
曾代理数百件征地拆迁案件的上海律师郑恩宠因代理静安区东八块居民状告富商周正毅,牵动官商勾结腐败网,被以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入狱三年,郑恩宠从狱中到出狱后,不停举报上海的贪腐案件,然而由去年九月陈良宇下马开始的反贪腐风暴,到新的领导班子习近平上任,郑恩宠这个举报人不但没有得到嘉奖,反而是继续受到软禁。
郑恩宠认为他现在的处境反映上海官场的问题根深蒂固---
郑恩宠:“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光只靠习近平一个改变不了。黄菊在上海经营了二十年,这套班子全部是他的人马呀,上海广有区和县就是九个,部委和局级单位可能有一百多个了,这些官员都是他提拔的。再说,这二十年当中,几乎只有上海往外面调干部的,没有外面调到上海来深扎着的,很少很少。在中共党内形成了一个崛起的地方集团。”(
【大纪元6月6日讯】6月2日上午7时,北京一媒体记者给郑恩宠律师短信,就黄菊去世及剥夺结束,下午2时乘飞机到上海进行专访。我知道在您蒙受冤狱的三年和出狱以来被您称作继续蹲“家庭监狱”的这一年里,您的家人以予了您很大的支持,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家人这方面的情况?
这方面情况真是一言难尽。十年“文革”结束已有三十多年了,上海当局仍然在搞株连九族。
例如:我哥在四年前被迫下岗,他是上海大型国企冠生园食品集团上市公司工作,月薪5000元的中层干部,在供销部任副主任和有100多名党员的支部书记。56岁时请他下岗,给他1000元工资打发回家,我侄女在新西兰读大学差一年毕业,学费支撑不下去,只好提前回国,我出狱后见到侄女,她很爱国又在新西兰成为基督教的教徒。从她那儿我知道了国外家庭教会的情况。我哥生活不富裕,房屋至今未装修过,还借给了我一万元钱,我一直想还他,但没有能力,我哥一直瞒着住院的母亲说我出国了,但是里委干部已告诉了我母亲我入狱了,我母亲半夜在喊叫我,腿都摔坏了。
祝钧一出事了,我哥早晚两次到我家告诉了这一信息。去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午我正在午睡,突然被来自海外电话的铃声闹醒,海外三次电话传来了陈良宇倒台的消息,当时我没太在意又睡下去了,
不久我的大姨夫,是一所大学的退休教师,将陈良宇倒台的消息告诉我哥,我哥又迅速查了新华网,几乎在第一时间段将消息告诉了我他是一位忠诚的中共党员,他从来不看境外网站……
本来我预料陈良宇要在中共十七大前夕倒台就不错了,没想到上帝与我同行,上帝帮助了我。
我的弟弟原在一家物业管理公司当经理,在四年前他46岁时给他7万元钱,请他就从此离开公司。此时侄子在读高中,弟媳已下岗。
其实我弟弟为家中住房纠纷一事,已有二十年没有来往了,陈良宇有些做法超过了张春桥。
我的一位伯父“文革”前在安徽劳动教养,死在劳动教养的场所中。伯母原无工作“文革”初期,上海“四人帮”政府还给伯母安排7角钱一天,街道工厂的工作。记得伯母与工厂的同事戴着红袖章,上街游行,要求增加工资。当时作为“反革命家属”也有上街游行,要求增加工资的权利。
目前上海几百万先后下岗的失业工人,在监狱服刑人员家属和几百万低收入的农民工,他们在生活困难时上街游行,争取生存权利,而且集会的权力吗?
现在我穿的衣服都是亲属们提供的,有的是买新的,有的只穿一两次。记得在去年7月,陈良宇还在台上,市公安局一位自称吴姓处长在传唤我时突然大喊:“如你再用信骚扰良宇书记,我们就天天骚扰你,你们家蒋美丽、蒋明良、蒋幼良、郑昭佳、(女儿)蒋继姚(妻侄子)……一个个抓起来。这位处长还与闸北区国保的严力和另一位不知姓名的警察对我拳打脚踢……
至今我家族中的孩子们,无论是读初中、高中还是在大学就读,个个都不怕警察,他们来了记下他们的警号,请他们出示警察证,传唤证……个个都会向公安部打电话,写信告发他们。
我们家族成员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走在大街上很快会识别谁是国保,国保谁是跟踪他们的人员,在家庭内、外很快会排查一些窃听、窃照设备。
随着太湖污染问题愈趋严重,人们对“太湖卫士”吴立红被捕事件更加关注。分析人士指出,当局推迟开庭,是因为外界对此案的关注程度太高,当局感到压力,想暂避风头。
吴立红自4月13日被捕,当局一直阻挠他与家人会面,直至上周三,他才首次获准会见律师。吴立红对律师说在看守所内曾受到严刑逼供。
环保总局承认逮捕 官方避谈具体案情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5日就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及污染物减排举行发布会。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称,“据了解吴立洪是因为涉嫌刑事犯罪,被宜兴当地警方逮捕,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向宜兴公安机关进行询问。”
大纪元记者致电宜兴公安局,对方称,“这个我们没法回答,你们得去问省公安厅。”记者随后致电浙江省公安厅,对方称,“境外媒体采访,要向中央申请”,而另一工作人员称,“具体案情,你要去问环保总局”。当记者说,“环保总局让问当地公安机关”,对方称,“这个我们可做不
了主”。
被控“敲诈勒索罪” 吴妻反驳
吴立红的妻子许洁华周二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今天刚收到律师的消息,该案将推迟开庭,具体时间待定。丈夫被控“敲诈勒索罪”,但至今尚未收到正式的逮捕通知书。
对于张力军的说法,许洁华表示“非常气愤”,她说,“我们吴立红这么多年为环保做了那么多贡献,不应该这么埋没他。这次被抓,肯定是地方政府对他设的套,诬陷他。当初是政府集体找他,给他钱,要求他招商引资,而且是经过党委会集体决定给他的,书记、镇长等全部签了字,现在反过来说是他敲诈勒索几万块钱,我们吴立红又没有枪,怎么向他们这么多人敲诈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政府的说法真是很可笑。”
江苏省维权人士张建平表示,“政府和企业曾多次想收买他,要给他几十万,要他不要再搞环保了。他都拒绝了。人家给他几十万,他都不要,现在怎么可能敲诈几万块钱呢?!”
张建平强调说,“根据我的了解,吴立红的人品很好,绝对不会去作敲诈勒索的事情。只可能是政府故意设圈套,这些共产党的干部很肮脏,没有人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
各界关注 当局暂避风头
对于开庭推迟,张建平认为,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关注太湖污染和吴立红的事情,所以当局压力太大,要暂时避避风头。
张建平表示,“现在大家很关注太湖污染,这就是惩罚,立竿见影的惩罚。政府说什么这个原因、那个原因,谈什么‘节能’、‘解排’等等,都是假象,真实的情况就是因为官商勾结导致环境污染。”
他说,“包括张力军在内的这些当官的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谈环境保护,就像共产党谈什么‘执政为民’、‘依法治国’一样,都是鬼话、胡话。他们搞环保是假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捞钱。真正受害者还是老百姓。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都是政治环境导致的。”
揭露官商勾结遭报复
现年39岁的吴立红,居于江苏太湖边的周铁镇,十多年前来一直投身环保工作,举报当地工厂污染太湖的情况,被誉为“太湖卫士”。曾在2005年被民众选为“感动中国”、“中国十大民间环保杰出人物”的候选人。
由于长期举报触动了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吴立红和家人多次遭到恐吓、威胁,住处多次被砸,甚至本人被拘留、被殴打住院。
吴立红原计划于今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在北京向环保总局投诉宜兴政府包庇厂商的情况,但4月13日,五、六十名警察强行闯入吴立红家,抄家并将他带走。警察搜查了屋子里每个角落,并收押了吴立红的电脑、照相机、像册和名片簿等物品。
【大纪元6月6日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2007年6月6日华盛顿报导)布什总统在赶赴德国出席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之前,星期二出席了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国际民主人权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还提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布什还会晤了流亡在外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热比娅。这次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的国际民主人权大会主题是“民主与安全:理念与政策”。大会的发起人包括异议人士出身的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前苏联政治犯、之后曾担任以色列副总理的夏兰斯基,以及西班牙前首相阿斯纳尔。
争取自由人士代表人类良知
布什总统星期二下午在会上发表讲话说:“明天我要去参加八国首脑会议了,在那里,我将与世界上影响力最强的经济大国的首脑举行会晤。今天下午,我和另外一股更强有力势力的男女代表们站在一起,他们代表的是人类的良知。”
布什总统谈到了世界范围的民主化进展。他说,自由可能会被抗拒、可能会被延迟,但是不会永远得不到。布什说,自由是一个社会通向公平的唯一一条道路。
布什总统说,有很多异议人士由于至今仍被囚禁在监牢里,或是在家里受到软禁,而不能参加这次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人权大会。布什说,至今仍在暴政下生活的人民要知道,他们没有被忘记,而且国际社会永远不会原谅那些压迫他们的人的。
赞扬热比娅勇气
布什总统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了来自叙利亚和中国的异议人士。
布什总统说:“我在这儿将要会见的还有另外一名异议人士,那就是来自中国的热比娅.卡迪尔。她的两个儿子被关进监牢,我们认为这是针对她的维权活动展开的报复行为。像热比娅这样的男男女女,才是世界各国最强大的资源,远比各国军队拥有的武器、或者是埋在地下的石油更有价值。美国呼吁世界上所有不让异议人士表达意见的国家结束其压迫,相信其民众、给予公民他们应得的自由。”
热比娅曾有新疆首富之称,她还曾经是中国的政协委员。她目前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美国“维吾尔国际人权与民主基金会”的主席。在被中共关押了5年多之后,她于2005年3月获得自由,抵达美国。她的大儿子今年4月被判处9年徒刑,小儿子去年也被判处7年徒刑。
中国政府说,热比娅是民族分裂分子,还跟恐怖主义有牵连。
发展与中俄关系不会牺牲自由
布什说,冷战期间美国与韩国和台湾的关系表明,美国是可以在保持同某个国家友好关系的同时,敦促这些国家朝着民主方向迈进的。美国目前同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可以依此类推。中国的领导人认为可以延续只开放经济、不开放政治的发展战略,但是美国方面不这么认为。布什总统说,美国将继续营建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绝不会牺牲美国的原则和理念。
布什说,在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眼中,今天暴政下的异议人士就是明天民主社会的栋梁。美国方面最近创建了一个“捍卫人权基金”,为那些遭到极权政府的殴打或者是逮捕的活动人士提供医疗费用和法律辩护基金。
布什总统并且表示,已经请赖斯国务卿传达给派驻到每一个非自由国度的美国大使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主动去和那些民主人士联系,去帮助那些要求人权的人士。
为人权愿成为“异议总统”
布什总统说:“我在连任的就职演说中保证说,美国最终的目标是结束全球范围内的暴政,因此有人称我为‘异议总统’。假如说我因为要捍卫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而成为异议人士的话,那么我很骄傲地佩戴这一头衔。”
【大纪元6月6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采访报导)今年年初被北京当局拘捕的基督教社会活动家华惠棋6月4号下午被秘密判刑6个月。华惠棋的妻子魏菊梅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华惠棋在今年1月26号遭到警方拘捕后,她一直无法见到丈夫,6月4号,她和华惠棋的律师到北京朝阳区法院询问丈夫的案情,律师意外发现法庭正在当天下午对华惠棋进行秘密审判---
魏菊梅:“不到1点,我们到了那里。他们不让我们进开庭的地方,从1点等到3点半。后来武警出来把我们家里人都轰走。我们问为什么开庭不通知我们?为什么不让家里人进去?他说已经开完了,接着就把我们轰出去,把华惠棋带走了。”
魏菊梅说,今年1月26号北京两会期间,华惠棋跟随年迈的母亲到人大代表驻地要求上访,却遭到在场的7、8名警察的殴打,后被扣押在亚运村派出所,再遭殴打及全身浇冷水的虐待;至夜间12点,朝阳分局的警察把华带走,关押在其看守所至今---
魏菊梅:“当时他戴着一个十字架,警察说是这个十字架把他的脸划了一下,就因为这个,几个警察开始打他,当时我婆婆也在。接着他们就把他拘留了。十五天后下了逮捕通知书。”
北京的地下教会成员徐永海和华惠棋是好朋友,他对记者说,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活动人士,他全家是基督教徒。2002年他们的住房被政府强拆,但未获任何补偿;华惠棋在上访维权过程中,向访民传道被当局所不容,他多次遭到当局的迫害、打压---
徐永海:“他比较关心那些与有同样命运的老百姓,跟她们一起去上访,在上访过程中被抓走,他的母亲到处反映情况,可能有一些冲突,也被判了有期徒刑两年。”
美国德州援华协会负责人傅希秋说,华惠棋年近八十的母亲也被当局判处两年徒刑,他呼吁国际人权机构、海外媒体等关注华家母子的命运---
傅希秋:“这个判决,我们认为程序上违法,结果也不公平。我们希望在北京08奥运之前,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希望中国有关部门真的遵守法制。把华惠棋和他76岁的母亲尽早释放。”(
【大纪元6月6日讯】据六四天网义工发来的消息:今天下午,政法委书记率众暴打2004年枉法裁判的著名工商业者郑明芳。郑明芳大声哭诉,由于6月25日申诉期满,几天来,郑明芳和丈夫到镇政府连续几天上访,今天5:00在县委门前,被天津市蓟县上仓镇中共党委政法委书记刘福宏率20余人暴打,衣服撕裂,多处有伤,残疾人丈夫不知去向。
县委门前有警车、轿车。5;40郑明芳被暴打后送至家门口,从车上扔到地下。
上仓镇中共党委政法委书记刘福宏威胁说,告诉你过去的事情过去了,给你脸不要脸,你再闹,还打!
2004年,郑明芳被捕后,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案情审查,却判刑“违法经营罪”2年。2006年9月出狱,一直被严密监控在家。
郑明芳大声哭诉说,我捍卫自己的权利,死要死个明白!他委托任畹町先生已经向美国使馆通报了事件经过。
记者进一步获悉,今年初组建的《中国人权论坛》为此提出愤怒谴责和强烈斥责,提请天津市和中央政府约束不良的官员基础,追究肇事者的职务责任。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已就郑明芳遭毒打致电任畹町先生转达慰问,同时,我们希望有关当局迅速追查渎职官员,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文章来源:六四天网
【大纪元6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6月5日,因去年在中南海新华门下跪喊冤,被当局劳教1年的北京访民马景雪和王永成,狱满释放重获自由。北京30多位维权人士在饭店为他们接风。他们表示,连家都没有,哪还有什么和谐社会? 会继续上访,把财产讨回来,继续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马景雪和王永成是去年5月,和20多名访民到中南海新华门上访,被当地公安拘留后,均以所谓“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刑1年。昨天,叶国强、王学新、王玲、常城等30多名维权人士为他们接风,祝贺他们重获自由。
北京维权人士叶国强为他们念了贺词,他说:“因维权惨遭腐败污吏迫害,被定罪扔到狱中受苦、受尽酷刑摧残,为坚持抗争、不畏强暴舍生忘死继续维权,争取合法权益的马景雪和王有成致最崇高敬意和问候……”
王永成表示,在狱中身体得了不少病,瘦了30多斤,被他们打过,里面的警察跟地痞流氓还坏,唉,电话无法说清楚,一说就想骂人。老百姓有冤无处申,在狱中要求行政覆议,他们却想方设法不让你告。
去年5月,20多名访民在到中南海新华门上访后,马景雪和王永成被当局非法拘留10天。因他们不服,拘留出来后,连家都没回,就去中南海下跪喊冤而被判刑。
王永成表示,没有任何依据,都是正常上访,连温家宝也说“中南海大门永远为群众敞开”他们正常反映问题,怎么是非法上访?没有理可讲,没有人管,还遭到迫害。
王永成说:“当局和开发商想在奥运会前捞一笔,没有任何手续和批文,就把我家房屋拆了。到哪里告,都没有人管。还要继续讨回来,受到这么大迫害和损失,他们违法的事都查到了,我还要去上访,老百姓太难了。”
马景雪表示,她原有2处做买卖的商品用房和一所私有住宅,当局也是没有任何手续及批文,就把她房子强拆了。那么大的面积,那么多财产,都被抢光,全家4年来过着流浪生活,24岁的孩子还住在同学家,靠亲朋好友的救济生活。
她说:“我要保存实力,我还没有家呢?没有家绝对不成,我有理,还要继续争取我们的合法权益。当时,正常上访被非法拘留,我不服,就去下跪而被判刑。用权压着我,但压不了我的心,你劳教我,出来后我还要去上访,我要为家而奋斗。”
因拦截罗干坐车申冤也被劳教一年,刚刚出狱的北京访民刘仲桃,昨天也去接风。聚会散后,一行人去了刘家。刘当场在自家住宅外面贴上了申冤书,并在门的上下写了多个斗大的“冤”字。
北京维权人士叶国强表示,很多访民因上访,被莫须有罪名而判刑,这是违法的。这是贪污腐败份子害怕自己的罪行曝光,把访民丢进监狱。但大家会团结起来,继续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抗争。
【大纪元6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6月6日上午,黑龙江省富锦市公安局的警察到富锦市头林镇兴华村村民、失地农民维权总代表王桂林的家,问王的妻子王桂林是否会上网、是否王桂林将此案传递给海外媒体,并称此事已经惊动中央。近日海外媒体连续报导了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大的非法征收土地案——黑龙江省政府与南韩商人以开发荒地的名义,利用黑社会抢夺农民土地,涉及到63个村屯4万村民的57万亩土地。
经过12年艰苦申诉未果,受害的4万失地农民中已经有近5千人联署签名信,要求归还被当地贪腐官员夺走的耕地。
今日上午10点多,四名警察开车来到王桂林家,二男一女三名警察自我介绍他们是富锦市公安局的,另一名当地片警给其带路,他们向当时在家的王桂林妻子出示一张电脑打印的文字,只让她看到上面的王桂林的名字、手机号码、王妻的手机号码、于长伍的名字、手机号码及要人权不要奥运的字样。
就此问王妻:王桂林是否会上网,这个事是不是王桂林发出去的,并说此事已经惊动中央,是上面指示富锦市公安局向王桂林调查核实。
王桂林妻子对警察表示,王桂林不会上网,家里也没有电脑。手机还是最近买的,也不太会用。
警察几次对王妻说,上面有指示,一定要尽快与王桂林亲自核实此事,王桂林一回来马上要给公安局打电话,他们到王家来核实,这样比王桂林去公安局的影响好。
王桂林妻子表示,警察在她家的一个多小时里,谈起12年前南韩商人与当地政府签协议贷款开发土地的话题。王妻说自己非常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保证自己说的都是真实的,所以她没有什么害怕的。
王桂林妻子透露,那名片警今天(6日)是第二次到她家来,6月5日傍晚他及另一名警察到王家“查户口和身份证”。
6月5日晚警察还去过村民维权代表于长伍家。
【事件回放】
据报导,1995年,黑龙江富锦市官员以办合资农场的名义,征用头兴地区农民耕种了几十年的熟地,二林村农民仅得到的每亩 46元土地补偿金。富锦市政府为接收从不同意这笔交易的农民的土地,将兴华村所属集体土地无偿的承包给富锦市的黑社会头目武铁华若干年,条件是武铁华把兴华村的居民赶走。
1996年的4月10日晚,武铁华拿着与富锦市政府签订的兴华村土地承包合同,一行九人准备了枪支弹药、棍棒、匕首开进了兴华村,要村民“识相”的赶快搬走。村民和武铁华理论时,武铁华命令开枪,村民重伤五人,轻伤无数。
村民安凤珍头部被铅弹击中,至今眼眶上仍存留一枚砂枪子弹。其丈夫赵忠全被打成重伤导致瘫痪,卧床8年后死去。
王桂林等人从1996年开始为此事维权,经历了上访无人理睬,找媒体曝光被骗,最后失地失房被推向社会的悲惨命运。
很多农民要想活就得被迫反主为客,再去市政府成立的开发公司花高价去承包土地,而那土地本来就是自己的,是被政府公开抢走的。
目前已经有近5千富锦市村民在网上签真名呼吁海外正义力量的支援,使他们的失地问题得到解决,从而使弱势群体不再受欺压。
【大纪元6月6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广东汕头市谷饶镇新陂村村民抗议官商勾结将村庄食水资源卖给工厂谋取私利,七千民众日前怒砸水闸,夺回部分属于村民的水源。汕头市谷饶镇上月发生以冲击私卖土地贪官住宅为特征的大规模村民骚动,一度成为媒体焦点。近日,本台收到当地新陂村村民电话,反映该村水源被私卖的问题,上周六更发生约七千村民抗议,并砸烂截断当地水源的水闸,拿回部分水资源。
村民小刘对记者讲述当时情况---
小刘:“二号,我们村有六七千人去弄掉张盛坚那个水管,还有那个水闸,用大铁锤和锄头敲烂水闸。”
由于近期各乡镇的维权运动令当局应接不暇,加上村民人数众多,当天并没有官员或警察出面。然而,事后,村民们遭到警告。
小刘:“镇委书记四号发言说要抓来人,但现在暂时没有。”
据村民反映,2005年商人张盛坚建造水闸,堵截当地赖以生存的活水源后,有一万多人口的新陂村(现改名仙波村)自来水管放出来的都是上游的污水。他们要通过打井、从邻村买水、甚至买矿泉水来维持日常生活,庄稼更是种不了。
一位村中长者说---
村中长者:“没有水就要跑到很远买水、挑水、用车去拉水,因为家里的自来水不能吃不能用,都是厕所水流出来的,百分之百的厕所水。良田变成了荒地,无法耕种,都在长草。”
然而更令村民气愤的是,水中的污染到了无法饮用的程度,他们仍然要向村干部交水费。一位维权代表说---
维权代表:“去卫生局检查,污染度达到百分之九十八,我们去调查过,所以应该不能喝,喝了会有疾病。水费同样要交。腐败干部不管你村民死活,只要有钱就行了。”
水源哪去了?村民反映,商人张盛坚与地方官员干部勾结,把他们的水引到了附近的几家染布厂做工业用途,以赚取巨额水费。小刘说---
小刘:“贷了政府的款,本来说是引容江水,没引成,就用手段把我们本来在灌田,饮用的水库水源截断了,弄去给那个工业区,给那个染厂。下到他们那边提供给五家染厂,一个厂一个月收十四万。政府把我们村一万多人,包括外地来的,那个命就好像不值钱一样的。”
记者按114查号台提供的电话号码致电谷饶镇水利所,对方粗暴挂断。
村民说要自己动手砸烂水闸是无奈之举,因为他们已经不断上访各级政府,然而这个关乎生存权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当地维权代表说---
维权代表:“水坝前几天给我们村民全部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自己搞掉了。因为我们村民经过很多次的上访诉求,得到的就是拖,解决的问题基本上等于零。政府现在还是一团糟,他们是一条线的勾结,一条线的收钱嘛!现在水的问题还没彻底解决,暂时比原来好一点,还未达理想。下一步还是合理诉求,看政府怎么态度,如果端正态度来处理的话,我们肯定相信政府。如果政府不处理的话,我们还是会采取下次行动。”
除了继续要求拿回被夺走的水源;解决当地工厂排放的污染,是村民接着要争取的事情。他说---
维权代表:“原来是很好的水沟,有鱼有虾,现在这个水沟基本上你用脚去踩那些水都有毒,很痒的。这些水的污染是来自很多方面,有工业的染厂的也有、什么厂都有,反正污染特别大。因为计划的不好,污染的厂应该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处理搞好。不能这里搞一个、那里搞一个。我们先找水利资源部门,要把水源先还给我们,然后处理水污染再找环保部门,这是下一步的计划。”
【大纪元6月6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采访报导)湖北蕲春县的一名村支书游安才被指暗箱操作村里的财政,致使村民集资办的矿场亏损,村民怀疑他独吞贪污,并近日进京上访去信全国人大等部门,要求罢免游安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而官方则极力阻拦打压。据六四天网星期二说,湖北黄冈蕲春县九棵松村的1400名村民联名写信给全国人大等部门,有求罢免他们的村党支部书记,全国人大第九、十界人大代表游安才。据本台了解,村民代表上个星期到达北京以特快传递的方式邮寄给全国人大及湖北省人大等多个部门,邮寄费用就花了八百多块钱。
据目前在北京上访的村民王望明星期二对本台表示,村支部书记游安才三十年来独揽大权,财政全部黑箱操作,村民一点知情权都没有,村里有很多矿场,价值几亿,而游安才作主把这些矿卖了后,告诉村民,村里还欠债一亿多,村民无法理解,再加上游安才本人与他儿子月收入几十,甚至上百万元,因此村民怀疑是游安才独吞巨额资金。王望明说---
王望明:“游安才太霸道,把老百姓不当一回事,我们有很大的矿,每年采矿就有二十多万吨,三十年来我们村的财务没有公开过,我们村的财务他是一手遮天,所以我们从去年六月开始上访一直到现在,但是黄冈市和湖北省的官员都保游安才。”
据了解,在村民的压力下,游安才去年12月24号以身体不好的名义退下,但是上面有关部门没有处理他的问题,本台记者星期二打电话给横车镇党支部胡书记,他目前代游安才支部书记职务,他表示,有关部门已组成工作组,但是直到目前还没调查清楚。他说---
胡书记:“从05年起,我们有些企业亏损,导致一些职工下岗在家,有些群众对游安才不满,因此发起了群众告他,现在是否亏损、贪污、腐败,市纪委及县纪委派了一个工作组正在核查,结果还没有出来。说他贪污还没有任何组织去认定。”
而据本台了解,上个星期进京的四名访民被十名截访人员跟踪追查,致使两名访民已被他们强行带回湖北,一位被带回的周清水星期二向本台表示,省公安厅人员找他谈话,并要他写检讨,不让他与支持他们农民维权的湖北维权人士姚立法联络,周清水说---
周清水:“他们说如果我再去北京上访就要判我十年徒刑,他们不让我参与,湖北省公安厅的昨天把我软禁起来,今天要我写,不让我与姚立法联系,要我交代为什么煽动群众上访,为何要煽动群众罢免游安才。”
尽管如此,在北京的两位访民仍然不惧怕,他们换了新的电话号码,甩掉了截访人员的跟踪,在北京等着更多的村民进京上访。
一直关心这次村民维权的湖北维权人士姚立法向本台表示,农民在“六四”这个敏感时期进京上访控告并要求罢免游安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举动,而且矛头直指中共党内的官员,而且采取的形式一个是控告他,特别是上千人联名罢免人大代表,这是非常好的开端。(
【大纪元6月6日讯】2007年6月6日上午9点39分,维权志愿者李原凤先生致电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继东莞东城主山村钜旺鞋厂工人维权活动之后【见 东莞300多防爆警察驱散工人维权】,昨天,广东东莞南城区法仕家具厂又发生罢工事件。
随后,天网义工电话采访了来自陕西省的罢工工人代表余耀龙先生。
余耀龙介绍说,他们是昨天上午开始罢工的。罢工的目的就是要求厂方提高工资,补发加班费,改善伙食等。厂里同意只给一次性补偿100元,但还不是马上补,而是等董事长回来商量后再做决定,因为董事长目前不在厂里。于是,他们30多人到了广东东莞劳动监察大队,劳动监察大队要他们找南城劳动分局。他们去了南城分局后也不予解决。之后,厂方说要给他们解决,他们被骗回厂后却不给解决。
今天,他们再次准备出来时被厂方关在大门内,不让出来,限制了他们的人生自由。余耀龙先生认为这是奴隶工厂的表现。厂方还说,他们如果想干可以继续干,不想干可以走人。他们拨打了110,希望能放他们出去,110没有去,让他们找劳动局。工人们很失望。他们表示,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将想尽一切办法出来到市政府去,请求市政府解决他们的问题。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希望广东东莞当局依据《劳动法》妥善处理外来务工人员的待遇,避免采取强制措施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
东莞台商协会联系电话0769--22488158
文章来源:六四天网
【大纪元6月6日讯】2005年4月初,深圳居民李东平李伟平兄弟找到本报记者说:“我们被广东梅州市兴宁市检察院反贪局非法拘禁和逼供!导致李东平被迫吞金自尽,差点送命!”以下是记者采访到的关于这一事件的始末。检察官擅闯法庭,旁听席上抓走当事人两弟弟
2004年9月7日,深圳居民李东平一大早就和二哥李伟平开车赶到老家梅州市兴宁市。因为他们被控“贪污”的大哥李小平,经过半年的牢狱之灾,前不久被法院判决免于刑事处罚,而这一天,是大哥案件的二审开庭日。他们回家就是参加这次决定大哥命运的庭审旁听。
下午3时,在兴宁市人民法院新办公楼审判庭,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开庭审理李小平案件,庭上威严地坐着梅州市中院3名法官。当法庭辩论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突然冲进10多人(穿便服),他们自称是兴宁市检察院反贪局的,但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或证明。
这群人一把扭住旁听席上的李东平,铐上手铐,抓出了法庭。李伟平站起来欲行制止。(问了一句,你们凭什么抓人?)立即也被这伙人强行从旁听席上扭走,推上法院门口停放的一辆汽车。
几分钟后,李东平兄弟就各自被带到兴宁市检察院反贪局同一套房间两个不同的审问室。到了审问室的里面,立即有人拿出一副手铐将李伟平的双手铐住,搜查了他的全身。
直到这时,才有人问李伟平叫什么名字。他随口说了一个假名字(陈天民),对方对他说:“你是肯定犯了法的,没犯法的话我们不会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将你拘捕到这里来。”
他们将李伟平铐在铁笼子里,要他交待问题。(这时他们才去拿了一张写着陈天民名字的拘传证来,要李伟平签名)。并派了一个人站在旁边看守着,只准他坐在一张巴掌大的圆木板上,不准合上眼睛,只要一合眼,那人就“啪”地一脚踢过来。隔壁审讯室里,李东平的遭遇和哥哥李伟平几乎如出一辙。
莫须有“行贿司法人员”,“不承认也可以判你三、五年”
如果说李东平的身份是兴宁市检察院事先知道的,那么对李伟平,他们只是推断他是李小平的亲属,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直到第二天(9月8日),反贪局的人才知道李伟平不叫“陈天民”。
今年5月1日,36岁却满脸单纯的李东平这样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他们把我推入审讯室,由李姓检察官、张姓检察官、反贪局刘局长.周副局长、法警(警号440517)、检察院司机(较胖)轮流对我审问。”
在审问过程中,这些人威吓李东平:“你全家都抓起来了,谁先承认贿赂了司法人员就先放谁!”李东平莫名其妙:“我和我的家人根本没给任何司法人员送过钱和物啊!你们弄错了!”
他们就连吓带骗地说:“受贿司法人员都已经退赃了,你不承认就罪加一等!判你几年徒刑!江西省长就是零口供判的!”“还是赶快配合我们反贪局的好!不但对你自己好,对你全家好,更是对你大哥好!他的案子我们检察院说了算。”
省人大的信转到了市人大, 市人大又转到了市检察院就再没了下文。
那么,这些所谓的受贿的司法人员是指谁?李伟平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尽管没有具体说谁,但审问他的那几个人多次暗示他:“你想想,比如说,检察长,法院的院长……”
李伟平告诉记者:“他们的矛头很明显地直指梅州市检察院的检察长和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他们提得最多的是梅州市检察院的检察长。只是,在问话笔录里他们对此只字不提。
“他们说,我拿了几十万送到检察长家里,还说钱是用报纸包着的,他们连几号的什么报纸都查出来了,是受贿的人自已到纪委交待了,退赃了。法院的那个领导也到纪委去交待了,把我行贿的钱交到纪委了。
为了捍卫自己的清白,更为了不诬告那些所谓“受贿”的司法人员,3天2夜的不停逼供审讯中,李东平李伟平兄弟自始至终没有承认行过贿。
宁愿死也决不诬告他人,弟弟不堪其辱吞金自尽
9日凌晨左右,三十几个钟头没有睡觉李东平,手也被铐得肿胀起来。而审讯他的检察官还在继续威吓他:“不说就判你三、五年,到时候,你的老婆孩子都成了别人的!”李东平承受不了这种屈辱和身心的折磨,他乘上厕所的机会把金戒指吞进肚里,企图解脱这种生不如死的折磨。
在李东平的印象中,吞金是会死人的,吐了几个钟后,他知道生命快要尽头了,哀求检察官让希望和父亲见上最后一面。张姓检察官说:“你死不了,吞金死不了的,兴宁看守所有位吞针的都没死 ,都可以屙出来,没事的。”
李东平连续呕吐了几个钟头,并被五六个检察官押送到医院去照X光,尽管吃了药,但拉了几次金戒指都没能拉出来。并加紧对李东平审问,问到9日下午四时左右,李东平疼痛难忍,检察官们用报纸包住李东平手上的手铐,再次将他送到医院。
检察官又把他带回审讯室继续审问,并叫我写。这时,“我五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已经神志不清,他们说一句我写一句,到现在我也不知写的是什么”。李东平在至今仍不清楚自己在保证书、检讨书上写过什么。
9月9日晚21时左右,在兴宁市中山东路口李东平被放了下来,手腕被铐得紫黑,留下二个手铐铬印。
执法者涉嫌数罪并犯 只为保“战果”让一宗“贪污案”铁板钉钉
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其实源于兴宁市反贪局“保卫战果”要让一宗“贪污案”铁板钉钉。
在兴宁市采访期间,市政府的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工作人员是这样告诉记者的:检察院在办理李东平、李伟平的哥哥--兴宁市原气象局局长李小平一案期间,在一审法院还未开庭审理之前,就已将其列为检察院的反腐重大成果四处炫耀,同时还制作成图片在梅州市作为全市干部教育和中小学生教育进行巡回展览,说李小平涉嫌贪污100多万,检察院还向新闻媒体透露了该案的情况,似乎兴宁市检察院已经给李小平定了案。然而,让兴宁市检察院始料不及的是,法院的一审的判决和他们的意思相佐,判决免于刑事处分。检察机关行使自己的权利,提起抗诉,他们意识到,如果中级法院下达的终审判决再不利于检察院,他们的面子过不去,所以就怀疑李家【其中检察机关在法庭上抓李伟平的时候,连其姓名也不知道,只是后来才搞清楚了他的身份】兄弟一定贿赂司法人员,于是就在法院进行二审案件的过程当中上演了擅闯法庭抓人的一幕。他们希望能让李小平“贪污案”铁板钉钉。事实上,一个多月后,二审判决的结果仍然是:梅州市中级法院对被控贪污130多万元巨款的李小平作出了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其行为多属拖欠管理费,仅贪污公款5000元,免于刑罚。
2004年4月11日,记者来到兴宁市检察院采访,办公室一位曾姓工作人员接待了记者。当记者说明来意后,他说:你说是在法庭上抓人的事情吧,那是因为他们涉嫌行贿法官,我们抓他们当然办了法律手续,这些手续都在卷宗里,属于秘密。这位工作人员打了一个电话,用广东话讲了一通后对记者说,他已经和领导联系了,待会反贪局有个副局长接待记者,大约过了5分钟,这位曾姓工作人员出去了一会就改口说:副局长他们正在研究案子,没有时间了。记者提出下午采访,曾答:不行了,以后再联系吧。 李东平李伟平兄弟认为:检察院反贪局人员在未办任何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冲入法庭,强行将他们抓到反贪局,构成冲击法庭罪和非法拘禁罪,在不知叫什么名字的情况下乱抓人,构成滥用职权罪;捏造事实诬陷司法人员受贿和诬陷他们行贿,构成诬告陷害罪;非法搜查他们的身体,构成非法搜查罪;用手铐等警械暴力逼取口供,和轮番审讯二天二夜不让睡觉,构成刑讯逼供罪。他们已向多部门上呈控诉状,请求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然而,他们至今连对方的道歉也没能听到,兴宁市检察院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为这次事件承担责任。──转自《中国舆论监督网》(作者:李新德)
【大纪元6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周三(6日)早上9点左右,杭州市西湖区蒋村乡政府派出200多人,强行拆迁蒋村乡三深村4组村民沈寿荣的私有房屋,沈妻气得昏倒,被送医急救,他们三层楼的小洋房顷刻之间变成废墟。沈寿荣因身体不适,声音有点沙哑,他说:“9点钟左右,公、检、法都来了,一大群人,把我老婆气的昏过去。他们把锁着的门砸开,冲进去把东西搬走,就开始挖房屋,我们花了几10年的心血,好好的房屋,就被它2、3个小时变成废墟,现在无家可归。”
据现场农民表示,来了很多公安,警车、120、搬运车都来了,他们拉开警戒线围着,不许村民进入,强盗啊!一家家都是这样被拆的。
沈寿荣表示,他们三口之家,原过得很幸福。根本不同意当局的违法拆迁,没有谈好条件和要求,就拆了。现在准备上告到中级法院,只能告它,没有其它办法。
他悲哀地说:“强拆房屋,我们没有动手,也没有反抗,反抗也没用,把你抓起来。现在家没有了,吃饭、住的地方也没有了,老婆还在医院,老百姓有什么办法?没有申冤的地方,也没有人来理我们,成了流浪汉。”
据悉,杭州市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圈地运动于04年全面启动,目前,二期工程正在进行,当局采取大规模强制撤村,不许村民提出异议的强硬措施,把所有村民赶走。
西溪位于杭州市西部,是一块面积10平方公里左右的湿地,东距杭州西湖仅5公里之遥。据悉,整个工程涉及西湖区蒋村乡、余杭区五常乡两个乡几万亩土地,其中蒋村乡约有15000亩土地。
西溪地理环境和自然风光非常美丽,物产相当丰富。当地农民表示,农民的生活水平都很好,不用到外面去打工,靠这些土地就可以生存,像是世外桃源,现在老百姓没有土地,什么都没有了。
村民表示,政府要“保护”西溪,村民很支持,但政府把土地征用了,高价卖给开发商,除公园占用土地外,其他都用来搞房地产开发,当局“保护”这块地方当中,把许多文化和农民迁出去,把自然的东西改为人为的东西。
因当地大规模的非法征地,补偿很不统一、不合理、不公开、不公正,引发村民强烈不满和抵制。村民集体上书给中共中央及各有关部门的陈情书,至今都杳无音讯。
沈寿荣表示,请你们帮帮忙,向全世界曝光蒋村乡违法征地事件,希望外界能关心中国农民的悲惨状况。
【大纪元6月6日报导】(中央社记者王曼娜香港六日电)对于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今天表示“三权分立”不可以完全搬到香港,香港泛民主派认为,吴邦国的言论会影响香港巿民及国际对香港司法独立的信心。曾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李柱铭今天表示,当年起草基本法时,草案有列出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权分立”的字眼,其后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三权分立”就等于三个政府,因此有草委随即将这些字眼删除,但“三权分立”概念一直存在,香港终审法院也就此作出过判决,指行政及立法机关不能干预司法。
对于吴邦国又提出“香港不存在剩余权力”的言论,李柱铭又表示,中国政府透过基本法赋予权力给香港处理事务,不明白中国领导人为何提出有关剩余权力的问题。
他说,基本法列明香港的民主发展要循序渐进,即使香港政府即将发表的政制发展绿表书,也不存在剩余权力问题。他认为,中国政府对香港管得太多。
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表示,吴邦国发表有关“三权分立”的言论,是引用已故中共元老邓小平的说话。
他认为,有关的言论会影响香港司法制度的独立性,也显示中国政府集大权于一身,会影响实行“一国两制”及香港高度自治的发展,以及压抑香港民主发展。
对于吴邦国指“香港的高度自治来自中央授权,香港特区并不存在剩余权力的问题”,公民党的立法会议员吴霭仪认为,基本法已写明何谓高度自治,如果有人透过奇怪的定义去削弱高度自治,就会影响基本法的尊严。她说,现在香港行政、立法及司法部门的分工清晰,为市民所熟悉。她不希望吴邦国的言论影响港人对高度自治及司法独立的信心。
香港自由党主席田北俊表示,“三权分立”的关系在于立法、行政及司法互相制衡,在香港殖民地时代已推行,基本法也列明香港的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香港“回归”十年来一直行之有效。
不过,香港亲中政党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曾钰成表示,熟悉基本法的人应该知道,当年草拟基本法时,并不是要将“三权分立”这套观念放入基本法。
他说,即使西方一些民主国家,也不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但并不代表司法制度不独立。
另外,香港城市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学术统筹宋立功认为,吴邦国强调“中央授权多少、特区就有多少权”的言论,是要告诉港人,中国政府在香港事务的决策上拥有最高主权,不能冲击行政主导;并提醒香港泛民主派在讨论政制改革问题时,不可跨越北京当局订下的底线。
宋立功说,中国政府选择在北京举行座谈会,并由吴邦国和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出席,具有象征意义,是要在香港政府发表政制绿皮书之前,向香港发送“权在中央”的重要信息。吴邦国今天在北京出席基本法座谈会时表示:“香港的高度自治,来自中央授权,并非固有,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区就有多少权力”。
他又说:“基本法内没有明确列明的地方,中央都可以继续授权,香港特区不存在剩余权力的问题。”
【大纪元6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李佳多伦多报导)即将在加拿大作巡回演讲的中国驻悉尼领事馆前外交官陈用林6月4日晚在多伦多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公开了一系列全新中共在海外如何控制华人社区、操控海外中文媒体、威逼利诱西方政要等来达到迫害法轮功及其他异议人士的内部文件。陈用林介绍在各国的领事馆都设有政研处,或叫政治处,监视和打压海外异议人士团体:包括法轮功、台湾、民运、西藏、新疆等问题。他说:“反对法轮功是中共的首要问题。他们用60%的财力和精力对付法轮功,20%到30% 对付台湾、5%到10%用于每个其它问题。”
在陈用林出示的一份2001年 2月7日悉尼总领馆的名为 “反法轮功涉外专门小组分工表”上显示,该小组包括各个部门的第一负责人,包括政治研究、文化、 签证、领侨、商务、教育部门,并有具体分工,协同配合反法轮功的工作任务。 他还指出,各地大使和总领事均为该小组的最高负责人。
迫害法轮功 中共最害怕海外被起诉
陈用林介绍,当初中共以为2到3年就可以控制和消灭法轮功,可是没想到法轮功百折不挠,8年了越打压越发展,中共恨之入骨。 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法轮功学员在海外进行的法律起诉。使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领导外出内心颤抖。
陈用林说:“对于暴力、谎言、宣扬无神论的中共来讲,法轮功学员争取信仰自由的理念是它们永远无法理解的。”
操控华人社区 中共几十年苦心经营
陈用林说:“控制华人社区是中共在海外的一贯政策,真是几十年来的“苦心经营”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就是金字塔似的结构和体制。 它们以 团结海外华人为题来操控华人。”
陈用林介绍,澳洲,欧洲及其他各国都会有这样的团体,一个叫华人团体联合会,或是华人团体总会,另一个叫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还有专业人士协会,这些都是中共在背后操纵成立的团体。
陈用林举例,2001年5月份一个 40多人的华人团体向加拿大前总理克雷静写信反对法轮功,说法轮功法破坏中加关系。做得好,他们会往上报,中共就传达给各国领、使馆,说加拿大做的好,效果不错,各地都要向他们学习。
对西方的政府官员的利诱
陈用林说,西方政府的渗透主要有两点, 第一是给那些高级官员好处,比如到中国去免费旅游。第二利用文化交流项目, 给加拿大留学生奖学金的名额,但不是公开招收和评估,让那些国会议员的孩子免费留学中国并提供生活费。
他说:“没有任何的公开竞争, 实际上就是贿赂、行贿的行为。”
陈用林还指出中共对西方官员使用“施压”手段。他指着一份名为“关于增列涉及 法轮功问题内控名单请示表”上说:“对于那些帮助异议人士的西方官员,中共会打着破坏两国关系理由记录在案,如果哪一天他们要去中国, 就会特殊审批,或是拒绝给与签证。”
控制海外中文媒体
陈用林披露中共在海外操控中文媒体通过三种方式。第一是资助和赞助。他体现在让海外的中资公司在广告或其他项目上照顾这些媒体。
他举例,《澳洲新报》的经理在中资公司撤销头版大广告后,和领馆妥协, 不登法轮功活动的广告,刊登反法轮功的文章,并向类似这样的中文媒体推荐人民日报等中共官方媒体的文章。
陈用林介绍, 第二是开媒体窗口。直接和媒体合作。比如上海的“新民晚报” , 和澳洲的《星岛日报》合作办专版。直接引用他们文章,其实就是相当于新华社的消息。
最后就是向当地媒体施压,威胁工作人员他们在国内的亲戚、工作啊、回国做生意等等,采取经济利诱和精神上的控制。
陈用林提醒,由于法轮功团体的活动都是对外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和防范,所以对于中共来说, 特务混入其中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他们冒充假法轮学员收集他们想知道的任何信息,或是挑拨、分裂。
陈用林的这次巡回演讲将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 目的是想让加拿大和加拿大人民进一步了解中国大陆严重迫害人权的事实,希望西方社会更多人来关注那些在专制体制中下生活的人们。更加理智,清醒的和中共打交道。
陈用林在温哥华的演讲将在本周六6月9日下午1时举行。在多伦多的演讲将在下周一6月11日晚7时举行,地址多伦多大学, 80 St. George。详情请看大纪元网站。
陈用林背景介绍
陈用林生于1968年,中国浙江省人,前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总领事馆政治领事,一等秘书。他在2005年5月26日出走,并在2005年6月4日首次在悉尼“勿忘六四 告别中共 声援2百万人退党” 集会中走入公共视野,2005年7月8日澳大利亚获发予陈用林及其家人永久居留权,在悉尼郊区定居。
【大纪元6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左成特拉维夫报导)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今天(6月5日)向以色列外交部提出正式要求,将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第一秘书蔡蔚鸣驱逐出境,原因是挑拨群体灭绝。麦塔斯先生今天与以色列外交部有关人员见面。其中包括负责非政府机构(NGO)的基勒.哈斯克勒(Gil Haskel)先生,亚太前任副主任阿维.尼尔(Avi Nir) 先生和现任副主任伊茨哈克.朔哈姆(Ytzhak Shoham) 先生。
会谈中,麦塔斯先生向以色列外交部介绍了他与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一起写的,有关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报告中的结论。
麦塔斯先生向外交部所提出的要求是基于以色列有关挑拨群体灭绝和不当行为的法律。而要求驱逐中共外交人员的原因是该外交人员两天前(6月3日)在“拉宾医疗中心”会议厅举行的器官移植研讨会上的发言。
麦塔斯先生还指出以色列外交部应该向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要求删除其网站上挑拨对法轮功群体的群体灭绝的资料。麦塔斯先生还强调外交豁免权不适用于挑拨群体灭绝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能被容忍,何况在以色列。
事件背景
麦塔斯先生来到以色列参加两天前(6月3日)在“拉宾医疗中心”会议厅举行的器官移植研讨会。受中共使馆的压力,外交部于研讨会几天前联络组织者,要求该活动不要有“反华”因素。此要求取消了以色列法轮大法协会的代表,罗伊.巴伊兰先生参加研讨会的问答座谈,并且让中使馆代表蔡蔚鸣在大卫.麦塔斯律师发言后发言。
根据麦塔斯先生,当天蔡在讲台上所说的话构成挑拨群体灭绝。发言中没有谈论有关指控中的器官来源问题,而是说活摘器官的指控是“反华”势力试图玷污中国声誉。并且大篇幅宣读污蔑法轮功的言辞。介于此,应该立即将其驱逐出境。而当天法轮功代表罗伊.巴伊兰先生没有得到答覆挑拨言论的发言权。
“挑拨和群体灭绝之间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关系”麦塔斯先生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说:“他[蔡]没有有关该国家的权威资料……他没有说器官来自哪里。没有任何能够反证我们的研究报告的讯息。”
“[发言的]第二部份完全是挑拨对法轮功的仇恨。……[在中国]发生的杀害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仇恨的挑拨:让[法轮功]失去人格,失去尊严,失去人性——从而使迫害更容易发生。”
“我不是说一定要有大量杀人才算作挑拨群体灭绝,可是在存在着大量杀人的时候就更容易说这是挑拨群体灭绝。”
麦塔斯先生还把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第一秘书蔡蔚鸣的行为与否认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作了比较。“他所做的,一方面否认活摘器官,另一方面用造成这件事的同样的词汇来为其辩护。否认大屠杀的人不但否认大屠杀曾经发生过,而且使用纳粹的言词来为其辩护。”
“我们得出活摘器官正在发生的结论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仇恨的挑拨。这不是吗:当他否认的时候,他在某种意义上重复了这种行为,展示了为什么我们得出我们所得出的结论。”
“他在攻击我们的报告的时候,他说那里边全都是谎言。但是我们的讯息来源是中国政府。如果是谎言的话,那就是中国政府在撒谎。”“我认为挑拨和群体灭绝之间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关系。没有挑拨,群体灭绝就不会发生。因为大量屠杀需要有大批人参与。如果人们不相信他们所做的事是对的,你就不能有大批人参与。你可以雇用杀手杀一个人,可是你不能雇用杀手杀害成千的人。要想杀害成千的人你需要很多的人。那些人,如果不相信他们所做的事是对的,他们是不会去做的。他们相信他们所做的事是由于挑拨。”
【大纪元6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Gidon Belmaker、Dalia Harpaz以色列特拉维夫报导)以“解决移植器官短缺的伦理问题”为题目的研讨会于6月3日在以色列佩塔赫.提克瓦市(Petah Tikva)的“拉宾医疗中心”会议厅举行。这是以色列公众广泛讨论解决器官移植问题的一个里程碑。近年来,许多病人在公众基金的支持下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该研讨会指出许多迹象显示中国的器官来源和移植程序不符合西方公认的道德伦理标准。近几个月,由于有关器官来源有争议的讯息、公众的压力和以色列卫生部的坚决立场,医疗基金已经逐步停止了支付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费用。研讨会由以色列器官移植中心和以色列器官移植协会与拉宾医疗中心联合主办的。研讨会几天前,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联系以色列外交部要求取消该研讨会,遭到组织者拒绝。
此次研讨会的背景是以色列等候器官的病人数量和器官捐赠数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和有关目前国会停止公众基金支付到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费用,因此产生了在道德伦理允许的标准内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的紧急需要。到会者中有医生、医疗机构的代表、道德伦理机构的代表和政坛人物。
以色列器官移植协会主席埃以坦.摩尔(Eitan Mor)教授在开幕时定义了研讨会的目的:“在 [以色列]内部解决问题而不是依靠外面的来源——器官移植‘旅游’是器官盗卖的同义词”。
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以他与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一起写的独立调查报告“血淋淋的器官摘取”为题,谈论了有关中国器官来源的议题。该调查报告调查了有关发生在中国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严重指控。“5、6年期间移植手术数量很稳定,而2000年,迫害法轮功开始后异常地增加。”麦塔斯说。“我们不是法轮功学员,而且我们对指控正确与否没有兴趣。”麦塔斯律师说。“可是我们确实得出结论:这一现象在整个中国发生着。没有证人,因为他们都死了。没有尸体,因为它们被焚烧。也拿不到有关的文件。我们要求进入中国调查但是没有得到批准。”
以色列医学协会主席,前世界医学协会主席尤拉穆.布拉沙尔(Yoram Blachar)博士说:“据国际组织和医生的证实,在中国发生着盗卖死囚器官的现象。我们试图从中国医学协会得到反馈,可是到今年初仍然没有得到。这是令人痛心的。”
世界医学协会提出要求中止中国医学协会,并且派遣布拉沙尔博士为首的代表团到中国。“我们提出,由于无法征求死囚得同意,所以对他们的人权造成了伤害。我们得到的答覆是,中国没有足够的器官来源,因为宗教传统不允许人们捐赠器官。而从死囚身上摘取器官则符合法律和中国传统。他们告诉我们,这是死囚赎罪的途径。”布拉沙尔博士说。“他们告诉我们,中国政府将尽其所能停止这一状况,但是目前仍然在继续。我们问需要多长时间,他们告诉我们说至少两年。”
国际大赦(Amnesty International)以色列分部负责人,阿姆农.维丹(Amnon Vidan)先生有近20年研究中国死囚人权的经验。他强调在中国发生的是“跨越红线”的行为,所以必须停止。
公众医疗积金停止支付赴华移植手术 以色列仍然存在器官来源问题在以色列存在器官来源问题,这给器官移植机构造成极大的压力,因为同意死后捐献器官的人数不多。器官移植法案近几年在讨论中,而目前没有死体器官捐献的法律方案。如果没有有关的立法或规定,被保险者将会向以色列的医疗基金索取费用,要求在医疗基金(公众基金)支付费用的情况下被送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近几个月,由于有关器官来源有争议的讯息、公众的压力和以色列卫生部的坚决立场,医疗基金已经逐步停止了支付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费用。
研讨会期间,发言者一致公认西方国家,包括以色列,应该坚决争取达到本国移植所需要的器官由本国捐献而不依靠其它国家。发言者讨论了有关道德伦理、卫生、宗教、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议题。
在这个背景下,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法兰西斯.代尔蒙尼科(Francis Delmonico)教授说:“世卫组织的目标是每个国家能够实行自给自足的器官捐献系统。”他还说应该看看怎样能够在一个缺乏大众参加的地区增加捐献者的数量。按照他的意见,解决方案之一是医院的管理人员也兼职负责管理器官捐献。他还提问,以色列作为一个社会如何能够促进有关方面的立法。
有关第三世界国家人们出卖器官的现象,他说:“菲律宾的那些卖自己器官来还债的那些孩子会怎么样呢?没有人知道。其实他们是被利用的。世界不会照顾他们。但是以色列必须做出一个榜样来。”
有关器官移植的法律
以色列器官移植法于2003年首次提案。从那时起,等待第二次和第三次。“这里存在着伦理和犹太律法方面的问题,所以每个细节都要顾全。”以色列卫生部的律师梅伊尔.布罗德尔(Meir Broder)说。因此,议员阿里耶.埃了达尔(Arie Eldar)教授建立了小组委员会。“从那以后,我们进行了透彻的讨论。”卫生部的立场是,死体器官捐献的议题谈清楚之前不谈活体器官捐献的议题。
研讨会发言者谈论了法律条文中有关器官捐献者是否应该得到金钱报酬的问题。该问题应该认真考虑,因为容易造成以自愿捐献为名义的器官盗卖的空子。布拉沙尔博士建议叫“补偿”而不是“报酬”,比如捐献者得到捐献器官所造成的住院和其它费用。医学界和宗教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因而影响到立法的促进。争议是死亡时间的定义。“是不是脑死亡就足够了呢?还是感应器无法测到任何生命的迹象才算死亡?” 莫迪印市的首席拉比,大卫.劳(David Lau)问道。“如果可以有一位拉比在场,可以缩短各方面的意见上的差距,这样可以救更多的生命。”然而在另一边,医生们说他们是证实死亡时间的专业权威。
鼓励死体器官捐赠
伽比.达诺维奇(Gabriel Danovitch)教授是肾脏学专家。他也是美国加州大学(UCLA)肾移植系的主任。他说鼓励器官捐赠是政府应该做的决定。“比如在以色列决定保护野生花卉后,每个孩子都会跟家长说不要随便摘花。而政府可以决定每位死者都是器官捐献者。以色列必须发展自给自足的器官捐献。这要求有很多的关怀、遵循伦理的决心、专业水准和得到大众的信任。”他说根据他本人的经验,很多人从国外移植后发生感染,“因为在没有关怀的医疗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谎言。”
劳拉比谈论了犹太律法和他所定义的“大众的无知”之间的差距。他说器官捐献不违反有关埋葬方面的节律(犹太律法要求人死了要完整地埋葬),因为律法是对于每个器官生效的。而被移植到别人身体上的器官是活着的器官,所以没有必要埋葬。亚科夫(杰).拉维(Jay Lavie)医生是希巴医疗中心的心脏移植组的主任。他说有人跟他说:“你把需要器官移植的以色列病人去中国的路给堵住了。你给这些国内的病人提供什么解决方案?”拉维医生主张,增加捐献者数量的方法是鼓励人们签署“艾迪”卡(即死后捐献器官的同意书),从而本人得到器官移植优先。例如:如果谁需要移植器官,至少一年前签过捐献卡的人在等候人名单上将按签署年资格得到优先。拉维医生结束之前说:“不要作鸵鸟,要把头从沙子里拔出来。不要说我们无法改变现状。”
中使馆试图阻止医学研讨会研讨会几天前,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联系以色列外交部要求取消该研讨会。组织者坚决拒绝该要求。然后外交部要求取消大卫.麦塔斯律师参加研讨会。组织者也同样地拒绝了这一要求。最后的妥协是:以色列法轮大法协会的代表,罗伊.巴伊兰先生不参加研讨会的问答座谈,而中使馆代表在大卫.麦塔斯律师发言后发言。中使馆代表蔡蔚鸣发言中没有谈论有关器官来源问题,而是说活摘器官的指控是“反华”势力试图玷污中国声誉。蔡发言期间开始中伤法轮功,这时大量的与会者开始鼓掌表示抗议。
没有被批准参加问答座谈的以色列法轮大法协会的代表罗伊.巴伊兰先生说:“我认为以色列外交部屈服于中共政权的压力实在令人痛心,因此即使在以色列也无法听到在中国遭受如此残酷迫害的人们的声音。”“我很高兴组委会和‘拉宾’医疗中心顶着压力没有完全取消这个研讨会。” 巴伊兰说。
“我认为通过这个活动,所有当事人都亲身经历了中共政权所使用的黑暗手段和掩盖真相的方法。” 巴伊兰说。
研讨会上的气氛有些紧张。有时组织者请求转移不谈有关中国的话题,然而该话题一次又一次出现。将近尾声的时候,阿姆拉姆.埃亚隆 (Amram Ayalon)教授,希巴医疗中心的外科和移植主任要求发言。他说:“作为犹太人,我们不能[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袖手旁观。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嗓子。”
“我们还听说有人由于轻微的犯罪而被处以死刑。我们怎么能同意或支持这样的事呢?这是无法接受的!……作为医学界人士,我们不应该漠视这事。”他对在会场的中使馆代表说:“我听说有人要进入中国调查这个题目而被拒绝入境。如果你们没有什么要隐瞒的,为什么不让国际委员会到中国去调查调查呢?”
【大纪元6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Gary Feuerberg美国华盛顿特区报导,任爱琳翻译)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AI) 在5月23日公布了其2007年的年度报告,内容评估了全世界的人权状况。不意外地,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在许多方面仍然严重地违反人权。这份报告的意义和以往不同。距离2008年8月的北京奥运会只剩一年多一点,中国领导者确实提出了一些改革、检视了死刑的司法过程、以及松绑对国外记者的限制。然而,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这些改善措施并不完全如它们表面所见,甚至还因为中共政府无法忍受政治与宗教异议份子及这些人的辩护律师而蒙上阴影。此外,中共政权对国内新闻业及网路的控管则是有增无减。
中共在获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之时就承诺会改善人权问题。然而在最近的评估当中,国际特赦组织发现奥运被中共政权当作是软禁激进份子及不经审判就拘留人民的扩张手段,至少在北京是这样的。中共政府藉由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来避免正式监禁的状况发生。
国际特赦组织揭穿中共政权
当北京在2001年7月被国际奥运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选为奥运主办地时,中国政府承诺会在人权方面有所进步。奥运宪章特别声明:“奥运精神(Olympism)尝试着创造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基础在于-从努力中获得喜悦、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以及尊重全世界共通的基本道德原则。”
但是国际特赦组织在2006年9月提出的一份报告中表达其对中国当局及国际奥委会的失望,因为中国对人权的尊重近几年来几乎没有任何进步。中共政权却无视于国际特赦组织详细的报告,甚至在记者会被问到相关问题时,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还指控国际特赦组织“对中国有偏见”而且“将奥运政治化”。
国际特赦组织回应它们本身没有任何的政治议程,而国际特赦组织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全世界包括中国的人权而努力。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国际奥委会说过他们必须依赖像国际特赦组织这样的国际人权组织来监视及报导奥运的人权发展。换句话说,既然北京政府在被准予为奥运主办国后不断强调主办奥运跟人权有密切相关,国际特赦组织自然而然在监督中国人权发展上扮演着正统合法的地位。
国际特赦组织会对奥运如此关切的原因在于许多人权议题跟北京奥运的筹备及奥运宪章中的核心原则有直接相关。国际特赦组织亚太代表(Deputy Asia Pacific Director)凯萨琳-贝克(Catherine Baker)说道,“国际奥委会绝不会希望奥运因牵涉到人权侵犯而造成举办上的瑕疵,无论是人民因为要盖体育场而被离开家园或是软禁数量逐渐增加的和平激进主义者以免他们吸引民众对人权议题的注意,奥委会不会乐于见到这些违反人权的事件发生。”
国际特赦组织指出,国际奥委会已释放讯息说明他们相当认真地强制中国执行改善人权的协定,若北京政府希望能够主办2008年的奥运。人权组织认同奥委会对中国领导者所实施的相当手段,并且强烈要求国际奥委会公开提升对人权的关注,甚至必要的话,将人权发展作为申办奥运的条件。
另一方面,布什政府也批评中国没有尽力向苏丹政府施压,让其接受联合国的计划在达弗尔区(Darfur)部署20,000名士兵及警力来保护人民。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在5月19日报导中提到,108位美国众议院(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议员签署一封给中国政权的信,大意是“如果中国不改变在苏丹的政策,北京奥运将濒临危险。”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5月18日表示,将中国对达弗尔区(Darfur)的政策与奥运相连结是违反奥运精神的。
中国处理激进主义者的新策略
中国用宽容少数异议份子来掩盖对其他更多关注违反人权议题者的迫害。例如,两个过去在1989年积极参与前民主运动(pro-democracy movement)的异议份子首次被允许到香港旅行;然而在此时,更多的激进份子却面临到恐吓、任意的拘留及对其家人侵入式的监视,国际特赦组织说道。
其中一个例子是叶国柱,他因为在北京组织了反对强迫定罪(forced evictions)的示威游行被定罪并被关进牢中四年。2006年末,他在北京的潮白监狱中被用电击棒反覆地殴打。另一个例子是律师高智晟。自从他出版了对中共政权领导人胡锦涛的公开信,呼吁宗教自由、法治国家、及停止对法轮功(Falun Gong)“野蛮的迫害”之后,他就被警察居留在家当囚犯并褫夺公权。最近在警方的监禁之下,高律师告诉国际特赦组织他受到中共政权严厉的对待,包含铐手铐、被迫坐在铁椅上、脚交叉很长一段时间、头上照有强光。他的罪名是煽动人民反叛。
死刑过程的检视
中国政权一项改革是最高人民法院(Supreme People's Court)重获同意所有死刑通过的权利,表面听起来似乎是进步。然而国际特赦组织却对此改革表达关切,担心这项改革主要的目的是在确保各省的死刑依照统一的方法执行,而不是有效地处理每个案件可能出现的审判不公。
国际特赦组织担心,当酷刑的相关证据没有在审判中被引用,有限的文件报告是无法揭露中共警察的残酷。国际特赦组织引用新教徒领导者徐双富在去年九月和其他11位教会领袖被处死的事件,报导中提到他被炼子跟棍子鞭打、脚指头、手指头及生殖器遭受电击、以及被迫从鼻子注入辣椒、石油跟姜到鼻子,只为了强迫他招认及放弃信仰,然而法庭及上诉法庭不允许这些教会领导人的辩护律师将这些申诉视为辩护证据。
双重标准
尽管中国从主办奥运以来就承诺“完全的媒体自由”,但外国记者发现事实上中共政权往往不遵守诺言。北京政府在2007年1月1日颁布的新规定允许外国记者可以不经过当地政府的同意进行访谈及调查。然而这改革不适用于像西藏及新疆这些地方,而且开放时间也不是永久,政策即将在今年十月到期。
无国界记者联盟(Reporters without Border)在5月25日报导,德国日报(German daily)驻中国记者哈洛-马斯(Harald Maass)及美国报纸连锁麦克·克莱奇(McClatchy)驻中国记者提姆·强森(Tim Johnson)分别在5月15日被外交部资讯局的局长张立中(division director at the foreign ministry's information department)约谈,内容谈论有关这两位记者四月份到西藏的旅程。张警告马斯他对西藏的报导是个“错误”,并告诉他虽然在新规定之下他有权利到西藏旅行,但他仍需要获得西藏拉萨当地政府的批准。张告诉强森他部份的文章是“错误的”及“不可接受的”,并说新规定不适用于来自西藏的报导。
无国界记者联盟说:“当马斯跟强森到达拉萨(Lhasa)时,他们发现自己被中国便衣警察跟踪及骚扰,接受他们访问的西藏人则被罚款。”
当外国记者认为新规定似乎是新闻界前进了正确的一步时,中国国内新闻界却迅速在倒退!由国家经营的新华网加诸更多了的审查制度来控制国内的新媒体。举例来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门(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在今年年初公布了20项禁止采访的新闻议题,包括有关司法腐败及人权维护等议题。还有另一项要求媒体遵守的新规定是处罚记分制度,假设媒体因“不当报导”而致使所有分数被扣光时,媒体就必须关闭。(英文原文:http://en.epochtimes.com/news/7-5-28/55795.html)
【大纪元6月10日讯】四、大洋洲篇 (4)神韵艺术团在澳洲首府坎培拉的第一场演出,圆满谢幕,这是神韵艺术团全球巡演澳洲第三站。满载着在澳洲昆士兰演出的雄风和盛誉,神韵艺术团除了为坎培拉的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惊喜和艺术享受之外,还为坎培拉的观众带来真相,人们为节目中所表达的人权问题所震撼。坎培拉立法委员会委员弗斯奇(Deb Foskey) 感谢节目通过艺术表演让人知道真相,并盛赞晚会是对澳洲多元文化的最大贡献。
坎培拉立法委员会委员弗斯奇(Deb Foskey)说,澳洲人所了解的中国,只是把中国作为澳洲的一个贸易伙伴。但是确实有些人为争取人权而做出许多努力。而且我也意识到了在中国存在着人权问题。很有趣的是,海外的一些人士把这个人权问题形象地展现给全世界,我们真的要感谢这些人。
首席长官秘书拉斯特丽为晚会所展现的文化内涵而折服,她一再表示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太优美了。她说:我得说我以前从没看过。太优美了!我喜欢里面的舞蹈,服装很美,非常优美。他们跳舞的时候,太美了。
特别她对节目《造像》情有独钟,她通过天幕和舞者的演绎,明白了节目所要表达的内容。她说:“那个有梦境的节目,色彩艳丽,透着文化气息,我喜欢的是舞蹈背后的故事,展现了古代的石匠是如何在虔诚的信仰中得到神佛的梦中点化,而雕刻出敦煌文化著名的千佛洞中千姿百态的佛像。”
人权律师柯拉瑞(Collaery)说,“我认为这场演出对所有的澳洲人、所有的观众、特别是那些不了解中国的人,传递了一个非常好的讯息,很敏感。这是法轮大法将讯息传递更广的开始”。
柯拉瑞在提到节目《精忠报国》时说理解了内涵,他说,你们的演出非常有中国味,今天所传递的讯息是,你们既反对折磨和酷刑,但是,你们又是为了你们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讯息,因为法轮大法学员非常爱他们的国家,所以给西方世界和其它国家非常好的讯息。你们虽批评政府,但是却爱你们的国家。所以,你们这是容爱、善良和批评于一炉,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我想做了许多年律师,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一信息,观众越来越多。
柯拉瑞还说,你们热爱你们深厚而又古老的文化,以舞蹈形式表现出的精妙和内涵,以及运用各种舞蹈基本要素的造形,非常具有古老的中国韵味,我们不得不喜欢去了解其中的内涵。其中有非常强烈的法轮大法讯息,邪恶失败,报应到来,这是非常黑又暗的一瞬间,但是其余的舞蹈都非常明快。我想人们完全是在欣赏,太美了。
在回答有什么最喜欢的特别节目时,柯拉瑞说,我喜欢那场男的穿着蓝衣、舞着蓝绸带,而女的穿着粉红色纱裙穿梭其中的舞蹈,这是一个高品质的舞蹈,因为有些古老的演出是以男子为主的,但在这个舞蹈中,他们的水平似乎更高。我认为,男女绸带舞的编舞真是太具诗意,非常非常有乐感,编排得真棒,非常好。
坎培拉一家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玛丽莎(Marisia)观看表演后对里面的舞蹈备加推崇,“非常喜欢里面的舞蹈,舞蹈演员们跳的太美了,尤其是他们的双脚,他们走起路来就像是在滑一样。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演员。她们有优雅的姿势,比如那个“造像”的舞蹈,她们表现得那样逼真,简直太神奇了……舞蹈真的无与伦比。”
玛丽莎表示,她也很喜欢“中国的小提琴”——二胡,“简直太美了,一定会再来看。”“我会告诉我工作中的所有朋友来看,否则他们将错过机缘,真的太美太美了。”
玛丽莎还谈到听到关贵敏歌曲时异常感动,“开始并没有对歌曲明白太多,直到关贵敏唱时,我读了歌词,我感到了他对我的意义,因为我懂了……我相信转世轮回,相信我们有灵魂……当时我是如此的感动,眼泪都流了下来,我想可能是内心深处被触动了,我明白了找寻那条路的重要,找到自己。并且他唱功也很棒。”
原中国中央芭蕾舞团国家二级钢琴演奏员高原表示:很多年就没这种,音乐也好啊,歌舞也好啊,表现这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比如说 像"精忠报国"、"木兰"那,她都是有故事的,讲一个道理呀,每一个节目她都有一个内涵在里边。
原中国中央轻音乐团演奏家杨军表示说:说起来非常惭愧,其实我在中国也当过导演,也当过"穴头儿",也组织多许多场很大型的演出,但是当我看了新唐人晚会之后,我觉得--哇!她是一种穿越时空,她可以把几千年承传的文化突然在一个时空当中,非常完美无缺的并合在了一起。让人感觉有一种目不暇给的感觉,每一个节目过去之后,你还在回味之中的时候,忽然有一个更美的节目出现。所以实际上这个新唐人的晚会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纯、最美、最好的节目。
原中国上影长笛演奏员郭平说:舞台的色彩、布置、服装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很少见到这么好的艺术效果,他的整体的设计浑然一体。我觉得画面的色彩已经完美到了,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她了,我不知道色彩怎么会设计的这么好。
坎培拉唯一的一份日报《坎培拉时报》在今天演出前,特别对澳洲籍演员李维娜进行了专访,在此之前《坎培拉时报》报导了神韵艺术团即将在坎培拉演出的消息。3月19日在神韵艺术团抵达坎培拉的当天,该报再以《天府王国》为题,配了二大幅照片深度报导了神韵艺术团,并给予高度评价。坎培拉10多家媒体包括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一直对新唐人的晚会表示出高度关注和兴趣,并一直进行追踪报导。
《坎培拉时报》21日在第三版以“揭开中国的红色面纱”为题,大篇幅刊登了介绍新唐人全球新年晚会巡回演出的消息,并配以大幅图片。文章说,透过演出除了欣赏中国的传统艺术,还可了解到中国和中国目前仍压制艺术和言论自由的现实。文章向社会推介新唐人全球新年晚会巡回演出。
新唐人新年晚会的资讯一直被坎培拉媒体关注和看好。10多家媒体对新年晚会都作了系列相关报导。《坎培拉时报》是当地唯一一家日报,发行涵盖整个坎培拉地区。神韵艺术团抵达澳洲布里斯本的前一天,《坎培拉时报》就在第六版作了热身报导。在神韵艺术团抵达坎培拉的当天,该报在第七、八版作了深度报导高度赞赏这场晚会是一场高于生命的盛会,是对神的敬畏以及对传统道德的追寻。
3月15日在神韵艺术团抵达澳洲前一天,《坎培拉时报》再次报导了神韵艺术团即将在坎培拉演出的消息,3月19日在神韵艺术团抵达坎培拉的当天,该报再以《天府王国》为题配了二大幅照片深度报导了神韵艺术团并给与高度评价。
21日由该报编辑的文章说,中国新年晚会巡回20日在坎培拉举行,该报记者当天傍晚在坎培拉剧院的后台化妆室,采访了舞蹈演员cecillia xiong,并说cecillia xiong显得格外光彩照人。报导说,这场展示传统的中国音乐和舞蹈的演出,给1200名现场观众讲述了古老的传说。
报导说,透过五彩缤纷的色彩,可以看到中共政府压制艺术与言论自由。报导介绍了新唐人正试图复兴中国的传统艺术,而这些在文革后丧失遗尽,现代的文艺形式被中共用来作为政治宣传。
文章还介绍说,参加演出的大多数演员都是亚洲美国人,受过传统的芭蕾训练,和传统的中国舞蹈训练,今年他们巡游世界30个城市。
文章还特别提到,来自悉尼的舞蹈教师李维娜是参加这场巡演的演员中仅有的三个澳洲人之一。文章说采访了李维娜,说她曾跳过“忠字舞”,说她在孩提时代就开始学舞,但直到在悉尼红坊教土著跳舞时,才看到了舞蹈的精神和传统内涵,打开了封闭的视野。
文章介绍了李维娜参加新唐人演出已是第四个年头,在她的演出中,有一场表现中国警察打死一个修炼法轮功学员的故事。文章说,这个舞蹈演出后,在全世界引起高度关注,当巡回演出今年一月份在加拿大渥太华上演时,中国驻加大使馆称这出戏是在诋毁中国政府。
文章介绍说,20日晚上演出中有表述正与邪的大较量,这是传统的中国佛道儒教中的正与邪的概念。
文章说,精心设计的舞台背景、服装和道具充分显示出其思路来自于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历史中。文章引用道具的设计者Kenchiehsu的话说,这些设计思想这是根据历史记录和书籍、绘画再现了当时的真实历史情景。
文章还介绍了传统的乐器如二胡演奏了专门为演出谱写的曲子,曲子是由Lisa Lee创作,她也是著名的电影《末代皇帝》的作曲者之一。
文章说,演出由亚洲文化协会主办,其副主席刘松发说,这场演出证明,对中国来说,有比共产主义和经济腾飞更多的东西值得人们关注。
一对马来亚母女对演出赞口不绝,女儿说最喜欢舞蹈迎春花开,妈妈则说喜欢顶碗舞,女孩还说完全可以理解节目所表达的意境,虽然她不是中国人,但她可以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的文化,妈妈说,所有节目都非常好,是她从来未有看过的,是最好的演出。
一个叫伊娃的西人女孩主动对记者说,你来采访我吧,她表示《天安门广场请你告诉我》,这首歌使她不由自主的流泪,而且是不停的流泪,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说,她喜欢所有的节目。
一个西人女孩对记者说,“我最喜欢穿着白白的长袖的舞蹈(指《雪莲》),我也非常喜欢听她们唱的歌。我长大了也要去跳舞。
一位从中国移民来得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说,二胡拉的真好,真地道。我也喜欢敦煌,《造像》里的那个千手观音很美,看后真让人感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央台简直一片血腥,红啊,简直是一片红。
一对从贵州来的母女,女儿名叫梅,是学生,目前在澳洲高中就读。她们对晚会演出有如下观感:我们是前几年从贵州来的。贵州的少数民族很多,人口最多的布依族人。这场晚会的演出,体现了各个民族的风格,很纯,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没有那种让人感到是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的感觉。舞蹈、音乐及人的气质都很优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比人家不差的。现在国内搞的那些,我们都有点接受不了,没有自信。
一位83岁的澳洲老太太慢慢推着助步车,和她的老伴来看观看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她兴奋的告诉记者,她的女儿帮他们买的票子。这个节目太棒了,太美了,所有节目的都非常令人难忘,所有的节目她都很喜欢,每个节目都很美。
来自香港的老太在她儿子的陪同下,也来看演出,散场时她告诉记者:我很高兴,这个演出很好看,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类似的演出,特别是舞蹈非常美,要是明年演出团来的话,我还要来看。
记者采访了两个名字都叫艾娃的人,她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一起来观看这场演出。
艾娃(甲):太精采了!这些舞蹈演员动作非常专业,表现的挥洒自如。我从没有看到比这更美、来自中国人的演出。实在太美、太美了。我禁不住要落泪了。
那些歌词,也实在太美了。将这些歌词翻译后打在天幕上,是个非常好的主意,这样我们都能明白。我刚刚开始学普通话,真高兴能认出几个字。通过这些天幕上的歌词,观众能明白这些歌有多么动人。这非常重要。
艾娃(乙):我认为这场演出很高尚,真正讲出了真相。我很高兴看到有关法轮功在天安门请愿的场景在节目中表现出来,能让人们记住这一切。
我的小儿子也修炼法轮功,他曾经为新唐人工作过,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两年前,他在坎培拉完成了大学媒体专业的学习,现在在欧洲当记者。我想他曾经也在你们的录影间工作过。我祝福你们,祝贺你们。
坎培拉的市民Bivgy演出散场时接受采访表示,今天晚上的演出非常成功,节目非常好,不同的舞蹈,每个动作都非常漂亮,中国的文化非常丰富多样、博大精深,我想像不到这个演出团来自美国的纽约,是从中国之外的地方来的,非常好。谢谢!谢谢!
(待续)
【大纪元6月6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晓北/华盛顿报导)美国总统布什星期一在捷克共和国发表提倡民主的演讲,他质疑俄罗斯总统普京推行民主的决心,并且对中国封闭的政治制度提出批评。*担心俄国的民主发展*
布什星期一抵达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开始他对欧洲六国的访问。他在布拉格的一个关于民主和安全的国际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也是他这次欧洲之行中唯一的一次重要讲话。
布什在讲话中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民主方面的表现。
布什说:“在俄罗斯,那些承诺要给予人民权力的改革措施已经偏离了原本的轨道,这给俄罗斯的民主发展带来的影响令人担忧。”
在布什发表这次讲话之前,美国和其它国家已经因俄罗斯民主进程缓慢甚至出现倒退而对克里姆林宫提出批评。对此,普京曾在莫斯科对记者们说,他是一个纯粹的民主主义者。
最近以来,美俄关系因为俄罗斯强烈反对美国在捷克和波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而变得紧张。布什和普京计划星期四在工业化八国领导人会议间隙举行会谈,虽然外界担心布什对普京政绩的批评可能会使双方的会谈进一步复杂化,不过,布什表示,美国和俄罗斯可以对双方的分歧畅所欲言。
俄罗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为民主问题而受到布什批评的国家,布什还指责北韩、伊朗、委内瑞拉、乌兹别克斯坦、越南、缅甸、古巴、苏丹、津巴布韦等国家都有践踏公民政治权力的行为。
*批评中国领导人不开放政治体制*
布什还批评中国领导人,说他们错误地以为中国可以在不开放政治体制的情况下继续搞经济开放。他还特别提到了中国维吾尔族人权活动家热比娅。布什说,像热比娅这样的人是中国最巨大的资源,远比中国的军队、武器和石油更加宝贵。他呼吁中国和其它打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国家停止这样做,给予这些人他们应得的自由。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认为,布什的演讲并不是针对普京或任何国家,他所讲的也是纯粹的民主问题,没有其它含义。
布鲁克斯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关于民主的演讲。因为布什这次有机会到东欧国家去,这一地区很多年来处在‘铁幕’的后面,所以布什来到这里就要谈民主问题。东欧国家的人民在前苏联的统治下生活了很多年,所以,在捷克这样的国家讲民主问题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这个讲话是讲给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听的。”
布鲁克斯说,民主问题在美俄、美中关系中虽然占重要位置,但是还有其它影响关系的议题,而布什也对俄中两国摆出了合作的姿态。
布鲁克斯说:“美国和俄罗斯在很多议题上需要合作,比如北韩、伊朗和反恐的问题。此外,美国担心俄罗斯利用能源作为武器威胁美国在欧洲的盟国的利益。在同中国的关系方面,美国也有很多担心。比如,两国的贸易逆差、中国的军事崛起以及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人权问题,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但是,布什在演讲中提到,他愿意和中国与俄罗斯的领导人合作,解决彼此间存在的分歧。”
布什在演讲中还提到,有人说在阿富汗、伊拉克和黎巴嫩发生的暴力事件说明,民主只会让人们更不安全。对此他反驳说,恐怖分子才是暴力的制造者,因为他们明白,自由的社会对他们的野心来讲是致命的威胁。
【大纪元6月6日讯】本文译自立陶宛网站 http://www.lietuvos.net/istorija/communism/ 。原文有大量血腥图片,记录了共产主义者在欧洲的暴行(1919-1945),展示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实践的邪恶本质。由于图片内容非常血腥,本文只提供图片说明翻译和原文链接地址,不显示图片。原文网站提醒:这些血腥图片绝对不适合18岁以下的人和孕期的女性观看。请马上离开。对于你看到后面的图片导致的心理或精神状态,我们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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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罪恶本质,共产主义屠夫的罪恶行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罪恶记录,不该被忘记。
直到今天,共产主义屠夫的罪恶行为,还在世界一些地方延续。共产主义的罪恶学说,还在世界很多地方被接受和传播。
愿共产主义暴行受害者的冤魂安息。
- 译者
死亡没有国籍,但死亡有责任人。永远不要忘了那些对死亡负有责任的人,并且坚持要求,他们的行为将得到适当的评估。
Death doesn't have a nationality, but it has people,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it. Never forget them and demand, that their works would be evaluated appropriately.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道德的角度,共产主义的罪恶都没有被公正的评估过。这个网站(http: //www.lietuvos.net/istorija/communism/)的意图是从犯下的罪行角度研究共产主义,从共产主义者的控制中心,到他们的力量到达的最远的角落。一些人会说,大部分罪行都是出于共产主义政权确定和执行的系统法规的行为,这些政权得到国际承认,政权首脑继续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然而纳粹主义难道不也曾经有同样的情况吗?我们揭露的罪行不该以共产主义政权的标准来审判,而应该按照不成文的人类自然法来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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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在1917-1919年的大饥荒期间,共产党员过着满意的生活,同时吃人肉成为普通人生存下来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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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sha,1918。共产党员从1917年每天对人进行折磨和清除。那里成了屠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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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基辅(Kiev,Ukraine),1919。俄国布尔什维克进行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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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Estonia),1919。在侵略爱沙尼亚期间,俄国红军折磨和屠杀爱沙尼亚人和效忠沙皇的俄罗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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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Hungary),1919。著名的匈牙利共产党员贝拉-库恩(Bela Kuhn)和他的同志活剥了几十个共产主义政治“敌人”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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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共产主义革命,1919。折磨和谋杀是共产主义者每天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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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看见我们,一些带着恐惧,一些带着兴趣,全都瘫倒在地,一些孩子因为虚弱再次跌倒,一直坐在地上,没有力气站起来。Ercole用照片拍下他们当时的样子。然后他选择其中的四个男孩,给他们单独拍照。为了奖励他们,他给了孩子们一些巧克力,后来被看守孩子的妇人制止。妇人说:“你不能那么做,他们太饿了。”但是已经晚了。所有还有力气移动的孩子都为了一点巧克力渣争打起来,像动物一般,伴随着微弱的动物般的嘶叫。”
- Arthur Ransome,英国《卫报》记者,192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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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饥荒,1921。这场饥荒开始于1921年春,一直持续到1922年。食品和谷物被红军和共产党强征,以便供应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其间农民(主要是伏尔加和乌克兰地区)被活活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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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受害者,1921-1923。饥荒的原因是共产党的压制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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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没有人因为共产主义反人类罪行(和宣传)入狱或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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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1922。父母把最后一点面包留给孩子,自己选择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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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相对富裕和独立的农民被称为“富农”(kulak)。在共产主义政权下他们被当作资本主义者。他们强烈抵制交出自己的所有。共产党对他们的镇压更加严厉,更加野蛮。在军队的暴力下,整个村庄的人被征集财产。大约2百万富农,连同他们的家属可能有8百万人,被赶出家园,一些人在流放的路上被杀,许多人饿死,更多的人被驱赶到西伯利亚(Siberia)。
1918-1929年,共产党杀死了大约10,000,000 - 15,000,000反对者(不包括因饥荒和其他原因而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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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的饥荒,1932-1934。
仍然没有人因为这项反人类罪行而受到审判,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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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 Kravchenko记录的“地狱里的收割”:
“那天早上我看到的情况...是无法表达的恐怖。在战场上,人们死的很快,他们可以反击...而这里我看到,人们缓慢的死亡,死的很可怕,死的毫无目的。他们每个人在自己家里忍受饥饿,因为在遥远的首都的餐桌上作出的一个政治决定。这场灾难甚至没有一点无可避免性以减低它的恐怖。”
“最恐怖的景像是小孩子的尸体,皮包骨头的四肢摇晃在皮球一般的肚子外面。饥饿抹去了他们脸上任何一丝年轻的痕迹,把他们变成受尽折磨得怪物;只在他们眼睛里还保存着一点童年的样子。每个地方我们都看到男人女人因饥饿而倒地,脸和肚子肿胀,眼睛没有一点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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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被包围,摧毁,纵火焚烧,受到空中轰炸和地面坦克的攻击。一个秘密警察上校几乎抽泣的对Isaac
Deutscher说:‘我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我从事地下活动反对沙皇,之后参加内战。我服从命令干了那些,现在我就该包围村子命令士兵向农民开火吗?不,不!’
莫斯科的代理人Hatayevich在叱责由党中央挑选出来从事征集粮食任务的同志Victor Kravchenko时说,‘...我不确定你是否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们政权和农民之间的一场残忍的斗争。今年(1933)是对我们的力量和他们的忍耐力的考验。这需要一次饥荒来让他们知道到底谁是主人。现在已经死了几百万人,但农庄征集系统会继续存在。我们已经打赢了这场仗。’
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主要首脑之一,共产党Dnipropetrovsk区委书记Hatayevich的话暴露出,饥荒是故意制造的,饥荒消灭了几百万人,他认为这是一场对乌克兰农民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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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作家Vasily
Grossman在1933年记录道:“雪化的时候真正的饥荒才开始。人们的脸,腿和肚子都是浮肿的。他们连小便都失禁了...他们什么都吃。他们抓老鼠,田鼠,麻雀,蚂蚁,蚯蚓。他们把骨头磨成粉,还把皮磨成粉;他们把老皮革切下来做面条,熬出来像胶水。当草长出来的时候,他们开始把草根挖出来吃,还吃叶子和芽,他们吃一切可以找到的东西,蒲公英,牛蒡...”
当局回应的招贴宣传品上写着:“吃孩子的尸体是野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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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西班牙内战被称为20世纪最被谎言宣传的事件。效忠共和国的人(Loyalists,实际是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斯大林主义的西班牙,而不是“民主”。
共产主义者屠杀了6,549名西班牙教士,283名修女和13个主教。“在西班牙中部的Ciudad Real,主教和全体教士都被谋杀,无一幸免。Warren H. Carroll博士在《70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一书里写道(Dr. Warren H. Carroll, 70 Years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pp. 184-185, 188-189)。还有cf. Justo Perez de Urbel写的《西班牙内战中的天主教殉道者》(Catholic Martyrs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Kansas City, Missouri: The Angelus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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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Lithuania),1941。Kaunas的Pravieniskes地区。超过10万立陶宛人在这里被审判然后发配到西伯利亚(几乎全部死在劳改营或集中营里)。1940-1941年间,从莫斯科来的共产主义者和当地合作者一道屠杀了大约35,000名立陶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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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Latvia),1941,Riga
GPU。大规模屠杀。准备撤退到俄国的俄罗斯人杀死了监狱里的全部囚犯,主要是拉脱维亚那些受过教育反对共产主义政权的人。至今没人对这项罪行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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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Lithuania),Rainiai,1941。共产主义者屠杀了任何在他们看来可能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人。至今没有人为这项反人类罪行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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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Latvia),1941。苏联占领。校长A. Cuibe被变态性屠杀,仅仅因为他相信拉脱维亚共和国应该独立。
【图片】
俄国,1940。卡廷大屠杀(The Katyń
massacre)发生在Gnezdovo村附近的森林,离Smolensk不远。苏联人把25,000-27,000名波兰人集体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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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戈巴契夫)承认,苏维埃内务部秘密警察(NKVD)处决了波兰人,并证实存在另外两个和卡廷类似的野蛮屠宰场:Mednoje和Pyatikhatki。但至今没有人因处决波兰战俘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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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39,苏维埃内务部秘密警察(NKVD,共产党的恐怖工具)设在Vinnitsa市的监狱。这座监狱正常情况下可以关押2千人,但在
1937和1928年,这里大部分时间关押了18,000人。几乎整个1938年,每天晚上都有几十名被关押的人被秘密警察带走,拉到附近属于秘密警察的车辆调配场。在那里他们双手被反绑,一个一个被带到几百尺以外的水泥地上。这块水泥地用来清洗汽车,在一边有一个金属网覆盖的排水道。当囚犯走上水泥地的时候,秘密警察向他们的后颈开枪,这样他们倒在水泥地面上以后,他们的血会流到排水道里。
所有的囚犯都是平民,大部分是乌克兰农民和工人。所有尸体都是双手反绑。行刑者都得到苏联的保护,现在得到俄国的保护。正义什么时候才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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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普鲁士(East-Prussia)的Nemmersdorf,1944。
当1944年圣诞节前德国部队从苏联红军手里夺到Nemmersdorf的时候,有大量证据显示苏联人的兽行。他们以钉十字架的方式把无辜的孩子和女人钉在光光的门板上,他们的腹部被切开,其他证据显示苏联红军还犯下了其他兽行,他们不但强奸、并且鸡奸了所有受害者。那个村子里的男人遭到了尤其残忍的难以言传的对待,没有一个人幸免。对于孩子和婴儿,他们的脑袋被摔在撞墙上成为粉碎。
在下发给苏共党员的宣传品上写着:“...德国人不是人...没有什么比德国人的尸体更让我们快乐了。”(Anatol Goldberg, Ilya
Ehrenburg, p. 197)
“红军战士们!杀死德国人!杀死全部德国人!杀!杀!杀!”(Christopher Duffy,《对德国的红色风暴》,Red Storm on the
Reich)
【图片】
关押孩子的苏联集中营,1945。Buzuluk集中营里骨瘦如柴的波兰儿童。他们其实是波兰儿童。Buzuluk位于苏联的亚洲加盟国,这里关押着很多父母被苏联杀死或投入监狱的波兰儿童。其中一些孩子被Gu-Jarat的印度人Maharaja所救,他假称他们是他自己的孩子,然后想办法把他们转移到印度。他以这种方式救出了大约1千名儿童。
【图片】
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的Buzuluck集中营,1945。
共产主义者建立了20世纪最大的集中营和最恐怖的奴工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几百万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被屠杀(古拉格集中营系统的规模,参考C. Andrew and O. Gordievsky, KGB: The Inside Story and N.Y. Times, Oct. 22, 1990, p. 82。没有一座集中营得以保留给子孙后代。大多数集中营很早以前就被特种部队摧毁,参考Michael Specter, "Cold Reminder," N.Y. Times, Dec. 3, 1994)。
“古拉格(The Gulag,集中营)在沙皇时代就有,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就一直在西伯利亚运转。到1921年,有84座集中营,遍布俄国43个省,大部分设计来‘改造’(rehabilitate)人民的首要敌人。” - A. Appelbaum。
【图片】
苏维埃内务部秘密警察(NKVD) - 共产党用来专门对付反对力量的组织。
俄国,中共国等政权仍然包庇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罪犯,在大部分时间处于民主时期的21世纪仍然发生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没有被谴责,没有像纳粹主义那样被正确的分析,没人真正在乎人类历史上那个野蛮的体系。
只有言词,承诺和希望...
“对共产主义进行国际性谴责是很重要的,不但是谴责发生在过去的罪行,同样重要的是持续谴责今天仍然在共产主义政权下发生的罪行。
到目前,欧洲议会(Council of Europe)和其他任何国际跨政府组织都没有承担这个任务,就是普遍评估共产主义的统治,认真讨论共产主义政权犯下的罪行,并公开加以谴责。
甚至,今天很多活跃的政治人物,都曾经以某种方式支持过前共产主义政权。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宁可不去考虑承担责任的问题。在欧洲很多国家,存在没有正式谴责共产主义罪行的共产党。最后,各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比如平等(equality)或者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仍然诱惑了很多政治人物。
从最开始,共产主义统治就以大范围侵犯人权为特征。为了攫取和维持权力,共产主义政权已经远远超出单个谋杀或者地方性大屠杀,它把犯罪纳入统治系统的一部分。确实,大部分欧洲国家在共产主义政权建立几年以后,苏联和中共在政权建立几十年以后,恐怖没有那么强烈了,对人权的侵犯也没有那么猛烈了。然而,‘恐怖的记忆’(memory of terror)在这些社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潜在的威胁代替了实在的暴行。更有甚者,如果有需要,共产主义政权会恢复残暴本性,这已在1968年的捷克, 1971,1976和1981年的波兰,1989年的中国得到证明。这条规则适用于所有历史上和现存的共产主义政权。”- 瑞典议员Goran Lindblad
原文:Communism - face of the ideology
Part I: 1919 - 1945
http://www.lietuvos.net/istorija/communism/communism.htm
──转自《右派网》
【大纪元6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Jan Jekielek华沙报导,金沙翻译) 上星期四(5月31日)15名波兰共产党时期的警察由于在1981年枪杀波兰西南方罢工的煤矿工人,被一所波兰法院判定有罪。这件枪杀案是波兰共产党在一次长达20个月的军事镇压(通常也被称做军事管制)中最血腥的事件。1981年12月16日,军事管制实施后三天,前波共时期的武警部队“左莫”(Zomo)在波兰卡图维斯(Katowice)附近的乌杰克(Wujek)和曼尼法斯特(Manifest Lipcowy)两处煤矿枪杀了九名工人,击伤了25名团结工会(Solidarity trade union)会员。
法院表示,“左莫”小队的队长西斯列克(Romuald Cieslak)命令他的队员向抗议者开枪,随后没有发出停火的命令。他得到最严重的惩罚,入狱11年。 14名“左莫”队队员被判刑两年半到三年,一名警察无罪释放,另有一名的审判被终止。
当宣布有罪的判决时,法院的观众立即欢唱波兰的国歌。前面两件延续十年的诉讼因证据不足,没有判决。
然而,在2005年代表团结工会接受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的工会长期积极份子安娜•瓦伦提诺维奇(Anna Walentynowicz)相信主要的涉案人员逃脱了应负的责任。
瓦伦提诺维奇曾因积极参与团结工会的活动而入狱。1983年在她刚刚出狱后不久,又在同年12月因竖立一块牌匾纪念这九名死亡的煤矿工人而再度入狱。
“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判决。。。最该责备的人没有受罚,”她告诉大纪元。瓦伦提诺维奇认为当时波兰共产党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和其他高级将领们也应该受到审判。
“他们是组织军事管治的人。他们是命令开枪的人。他们是最需要负责的,他们应该和最低阶层的军人一样站在这里,和那些开枪的兵士一起接受审判,”她说。
在一个电视声明中,该案的首席法官斯里温斯卡(Monika Sliwinska)也注意到那些负责组织军事管治的人没有受到惩罚。
法院发现,当时的波兰共产当局积极毁灭和事件相关的证据,使得法院很难确认都有哪些波共领导人士与这件枪杀案有直接关联。
乌杰克煤矿的事件成为1980年代军事管制的残酷象征。雅鲁泽尔斯基目前正面临被以发动镇压、企图消灭团结工会的罪名起诉。团结工会是当时在欧洲共产阵营中唯一的自由工会。
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共安全警察在那段期间造成超过100名已知者的死亡。
团结工会在1989年中欧和东欧的共产党垮台中作出巨大贡献。
“我遗憾地得出结论,审判的过程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完全的满意或公正。很可能(事件当时)所循机制或作出的决定。。。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知道。”斯里温斯卡法官说。
但是将这个事件拍摄成记录片的导演库玆(Kazimierz Kutz)相信审判结果具有总体的正面影响。他对路透社说:“它对波兰社会,对公众的正义要求,都是好消息。”(英文原文:http://en.epochtimes.com/tools/printer.asp?id=55980)
【大纪元6月6日讯】老邓可恨小邓可爱祖籍河北的邓丽君1953年出生于台湾云林县,自幼崭露歌唱天赋并步入歌坛,在七、八○年代红透港台、大陆、东南亚、日本和美国,成为国际巨星。虽然邓丽君的歌曲红遍中国大江南北,但她的歌曲在80年代初被中共当局称作“靡靡之音”而取缔,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人们私下偷听邓丽君歌曲。当时有云:“白天是老邓(小平)的天下,晚上是小邓(丽君)的天下”。她的歌非但屡禁不绝,反而越传越广。
今中共破天荒解冻小邓
5月8日是邓丽君逝世祭日。今年破天荒地的是,对邓丽君噤声的中共央视,在CCTV四台首度大幅播出邓丽君去世12周年专辑《永远的邓丽君》,居然长达40分钟之久。但是对80年代初中国对小邓大肆批判只字未提,同时也对邓丽君公开站出支持“6.4”一无交代。该台这一专辑引起大陆线民的热烈评论,不少线民讽刺当局出尔反尔,对邓丽君的歌曲和人品则大加赞扬,称邓丽君是“中华民族最有才艺、最有骨气、最有良知的优秀儿女”、说“当年是王震(笔者按:指桑骂槐,罪魁乃邓小平)下的死亡令,禁了两个‘大逆不道’的艺人,一个是邓丽君,一个是崔健。老土匪都死了这么多年了才解禁,可悲呀。”也有线民写“感谢两岸的分离,否则在大陆的思想高度统一之下,不可能出现一个邓丽君。”除无与伦比的歌艺及风姿外,中国网民如此推崇邓丽君,在于感佩其生前对“6.4”屠城后不顾自身利益的表现。如今,小邓离开我们12年了,老邓下令血洗天安门也已18年了。小邓总算获得部分的平反,可是,最该获得平反的天安门事件及被牺牲掉的前总书记赵紫阳,依然沉冤未雪,遥遥无期至为遗憾。
邓丽君的泪与“6.4”学生的血
◆日本作家田芳生所著《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一书,提及邓丽君在1989年,不顾母亲反对(邓妈妈说,可以捐款但别去示威现场),亲自参与在香港跑马地举办的50万人24小时声援“6.4”天安门活动。她神情肃穆、头上绑着“民主万岁”的白布条、胸前挂着一块写着“反对军管”的牌子,并激动地说:“谢谢大家聚在一起努力争取民主,我练习了一首歌,这首歌我从来没唱过,听了就知道我心里想说些什么。”那支歌就是深具反共意味的《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它批判在山的那一边的家失去自由没有民主。
◆“6.4“后邓丽君取消所有赴中国大陆演唱计划,表示在中国政府向人民道歉前,她不会去大陆。她还悲伤地说,“如果(当年)我们那样努力支持,说不定学生就不会被杀,现在只要一唱歌,就会想哭。”
◆她虽退隐歌坛离群索居,但每年“6.4”期间,她都会突然出现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的纪念活动中。
◆91年初秋,主动提出在巴黎歌剧院义演,要将所得款项全部支援“6.4”受难者及其亲属。
◆92年“6.4”三周年,身着黑色素服的邓丽君脸上挂着泪痕,神色悲怆地在法国的人权广场领着众人齐唱《血染的风采》,她因声音哽咽而中断了二、三次,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她那不断流的泪浸透了她的白丝绢。
此后,人们很少在公开场合再看到邓丽君、听见她那甜美的歌声了,三年后,她骤逝于泰国清迈,但其歌声及其人将永远活在亿万人心中。
《血染的风采》强调血染了中国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倒下将不在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张开,你是否理解我沉没的情怀?
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血染的风采。
“6.4”杀人逾千,“七日政变”和平落幕
当时中共出动了五个军(27军、38军、63军、65军和15军)及武警部队,几十万精锐之师用坦克机枪强入北京并暴力清场,杀害的是手无寸铁的反贪腐的市民与学生,其手段之血腥震惊世界。这自发性的反贪腐运动错了吗?当然没错!不死一人能将该运动压下去吗?显然也不可能。台湾2004年总统大选后连、宋的“七日政变”(按:阿扁语)及施、马去年的倒扁“反贪腐运动”,在统媒煽风点火铺天盖地报导下,动辄几十万群情激昂的人,也盘踞总统府前广场,为什么能不死一人而和平结束?其道理值得吾人深思。这就是“独裁”与“民主”之分,“野蛮解决”与“文明化解”之分。
“独裁”靠“杀人杀到人人怕”维持,社会因不公激化到处处汽油味,共党只能用杀人关人,维护其可耻的既得利益。而“民主”是由人民用选票来“当家作主”,有换各级领导人及监督政府议员的机制,民怨不易积压沸腾,所以群众运动得以和平的来及和平的去。中国的贪腐问题是众多问题的一部分,全都与“一党专政,不受监督,所以无法无天”有关。而“民主”是所有问题的“唯一”解药,台湾近20年能,中国迟早也一定能。仅以赵紫阳在软禁中告王扬生语结束本文,他说:“共产党控制所有资源的基本事实不变,腐败就控制不了。”其实,所有因专制延伸的种种问题“全”控制不了,不是吗?
转自《民主论坛》
【大纪元6月6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卢健辉香港六日电)香港亚洲电视第六度易主终于落实,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成员昨天批准中国国务院直属企业中信集团及查济民家族财团入股亚视,首次让国有企业成为香港免费电视台的主要股东。不过,有立法会议员批评,让国企入股香港传媒是负面讯息,使人担心亚视成为另一个中央电视台。综合本地报章报导,对于外界忧虑直属国务院的北京中信集团,其全资附属机构侨光集团入股亚视,长远会影响亚视的编辑方针或新闻自由。
广播事务管理局与工商及科技局发言人均强调,亚视新股东已就持牌机构的言论自由和编辑自主,提供了具法律效力的书面承诺,这将成为亚视牌照的续牌建议书一部份,以确保亚视维持一贯的言论、编辑自由,并提供适合香港人口味的节目。
发言人指出,中信也没有派人出任会影响亚视具体日常运作的执行董事职位。
发言人解释,因为他们持有的电视相关业务不在港经营,也没有影响力,不会引致跨媒体垄断,所以才批准他们担任亚视董事。
不过,前线召集人、立法会议员刘慧卿批评,中国没有新闻自由,中信入股只会使人担心亚视成为中央电视台,如果北京当局尊重“一国两制”,根本不应该让国企介入香港传媒。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委员李华明认为,即使政府要求亚视在股权易手后做到编辑自主,却难以监管,以免干预言论自由。
另一委员汤家骅认为,港府一方面要求“编辑自主”,另一面却说要“本土特色”,两者似乎有矛盾。他说,市场生态自会主导亚视的营运方针,政府不应对电子传媒运作列出限制。
亚视昨晚发表声明,称现任股东及员工均欢迎新股东加盟,并期望新股东可将亚视带进一个新纪元。
这次亚视股权易手始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孔丹领导的中信集团透过旗下中信国安向亚视另一股东、政协常委陈永棋收购亚视两成二股权,但由于中信国安不符合持电视牌的资格,入股须获特首会同行政会议批准。
直至二零零七年四月初,查济民家族中途收购亚视约四成七的股份,成为亚视最大股东,摊薄了中信集团的股权至约一成五后,特首会同行政会议本月批准整项收购。其中行会豁免中信作为境外投资者不能持逾百分之二广播机构股权的限制。
【大纪元6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腾冬育/何清心综合报导)民以食为天,尤其很多身居海外的移民仍改不了钟爱故乡食品的习惯,不过最近悄然爬上大家餐桌的大陆毒食品,提醒民众小心祸从口入。加拿大食品检疫局日前表示,一直以来从中国大陆来的食品和蔬菜都是加拿大进口食品检验的重点,本周一更宣布加严进口食品蔬菜检验,以确保其中不含对人体有害的三聚氰胺(melamine)。*进口植物蛋白产品须附不含三聚氰胺证书
加拿大食物检疫局日前准备收紧进口食物检查系统,并开始对所有进口的植物蛋白进行检验,以确保其中不含三聚氰胺(melamine)。
加国食物检疫局在一份声明中称:“从世界所有国家进口的植物蛋白产品都须有证书才能被用于制造各种食物和物品,”。这些证明书包括未被三聚氰胺或氰酸(Cyanuric acid)污染的证明及其他有效的检验结果等。
*加食品检疫局追检一年内中国进口产品
加拿大食品检疫局6月4日本周一称,将扩大对进口食品的检验程序。此前,检疫局一直将检查重点放在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小麦,米,大豆和玉米蛋白粉等物品上。
今年5月晚些时候,加拿大食物检疫局官员称,他们截获了一批从中国大陆进口的被三聚氰胺和氰酸污染过的玉米蛋白粉。
据CBC报导,检验局目前正在对过去一年从中国进口的所有货物进行检验。检验局声明中说:“正在对所有的货物进行是否含三聚氰胺或氰酸的检验。”
*源起中国食品致宠物中毒
今年3月中旬,在美国和加拿大市场销售的100多种宠物食品中因含有三聚氰胺,引起多起动物死亡事件而被召回。据悉,这些宠物食品是以中国进口的被污染过的小麦粉作为原料的。
三聚氰胺是亚洲地区肥料普遍含有的成分,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称,来自大陆的植物蛋白产品中有被三聚氰胺污染的可能性。
美国联邦政府食品和药物管理局6月1号发出警报,警告消费者不要使用中国制造的牙膏。因为该局表示,在美国边境扣留的中国牙膏中发现了可能含有通常在汽车防冻液中使用的一种有毒化学物质二甘醇。美国检查人员发现中国牙膏含二甘醇的最高比重达到4%。
*人心之毒 制度之毒
最近几个月,中国生产的食物和药品安全性记录恶劣,调查人员更表示,中国的公司正在使用可能有害的成分制造他们的产品。奸商在哪都有,但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却能如此大规模地长期存在?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共的统治导致整个社会的信用崩溃,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心之毒。
评论家陈破空对此分析说,“与其说是商品之毒,不如说是人心之毒;与其说是人心之毒,不如说是制度之毒。经过50多年有目的、有系统、有计划的摧残,道德滑坡,天良丧尽,成为中华民族的巨创。”
他表示,当贴着“中国制造”的有毒食品源源不断向海外输出的时候,作为消费者,你是不是感到一种深深的恐惧?如果说通常意义上的恐怖主义是以杀人害命为手段,以制造社会恐慌为目的,那么制造有毒食品的恐怖主义则是为了达到谋财目的,不惜牺牲他人健康和生命。它的危害其实比通常意义上的恐怖主义更持久。
【大纪元6月6日讯】探测中国经济的未来,不仅国内学者、据说全世界都很看好,因为在目前世界经济发展减缓或衰退的情况下,只有中国保持了7%的增长,真是“风景这边独好”,世人刮目相看。但我认为,预测中国经济若单只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那对民族是不负责任的,也是要耽误事的。经济学家们说:中国经济的总量,将在本世纪20年代超过日本,在世纪中叶超过美国。这是一种“闭起眼睛看世界”的说法。在数学上,经济学家们好像没错,用几何平均法估算,如果年增长7%,约22年后可增长至原来的4.43倍,约35年后可达原来的10.68倍。世纪末的2000年,中国GDP约为1万亿美元,日本约为4.3万亿美元,美国约为10万亿美元。所以,假设日美经济增长率为零,中国将在23年后超过日本,在36年后超过美国。总而言之,4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这算盘不是打得很好吗?
当然,有的人会指摘说,单算经济总量不行,要看“人均”情况。按人均计算才有味道,2000年中国人均GDP是809美元;世界平均水准是5331美元,而日本则是3.7万美元左右,比美国还略高些。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日本经济真有多困难,尽管它常常叫得很响。说真的,世上谁也难不过我们,特别是普通中国工薪族生活很难,最苦的是绝大多数劳动农民。
但是,我想,今天我们不讲“人均”,就讲“经济总量”,它的增长是否能够真的支撑住中国经济学家们的笑脸呢?
我认为也很难。真实的经济发展情况将会是非常复杂的,不会像做算术题那般简单有趣。现让我们来看看,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我国经济若要“高速增长”至超日赶美,究竟有那些不利条件呢?
(一)在本世纪中叶,就静态指标来说,全世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将趋于枯竭。
(二)50年内外,全球若干金属矿物如锰、铜、铅、铋、金、银等资源也将趋枯竭。
(三)中国现有工业技术手段,在世界上属于落后状态。在“世纪中叶”资源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必将更加陈旧而且会落伍。
(四)在几十年内,中国仍将是一个缺少淡水的国家。
(五)国内80%以上的河流已经污染,渤海成了垃圾海,长江成了垃圾水道,连珠江三角洲也将出现饮水困难;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的40%;全国沙漠化面积已占国土近1/3.(六)中国4亿城市人口中,有1000-2000万人下岗失业或者半失业,按每家3.58人计算,近几年受“下岗失业”影响而生活下降的人口可能达7000万以上。
(七)农民在中国仍是最贫困、最弱势的群体。在近5亿农村劳动力中,有相当部分需要转移,我认为,起码将有3-4亿人口在若干年内将转向城市,这个态势将对中国形成空前的就业压力。
(八)目前乡镇企业数量仍有2000-3000万个,起码有1.2亿人在其中就业,但是由于资源日益稀缺,而乡镇企业绝大多数是“生产型”企业,产品品质差而又狂费资源,所以其生产终将面临绝境;而90%以上的乡镇企业不在县镇、而是在村子里,高度分散,又大量排放不加任何处理的工业“三废”,它们是我国污染环境的主力,若再搞它几十年,必将完全摧毁我国整个农村生态系统,并且再难复生。
(九)由于中国1%的人占有45%的社会财富,所以,所以中国的“蛋糕”中真正用于“社会公益”和“中国未来”的钱将严重短缺。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对孩子的“义务教育”,然后是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真正建立。因此,整个中华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面临深渊,同时全社会还会因“保障不够”失去稳定和常态。通常,美国用于“社会保障”的钱比军费还高,要知道,“贪官”们和资产阶级再需要钱花,“社会保障”这笔钱也是不能省的!
面对上述这样一些困难,可以说,经济学家畅谈本世纪中叶中国经济能否“超日赶美”,我看并没有多大意义。在中国弯曲的肩背上,“历史包袱”比“历史机遇”要沉重得多。
让我们分别看看这些对国家和民族至关重要、也可以说“性命攸关”的大问题:第一,在今后几十年时间里,中国遭遇的,不仅是生态脆弱、环境恶化,显然更要命的是“资源殆尽”。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再大呼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以激励民众,是迹近胡闹。中国按人均来看,不仅是“资源小国”,而且是“资源弱国”。从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到各种矿物资源,除钨、锑或稀土等极个别矿物资源外,中国的“人均”水准都远远达不到“世界人均水准”,甚至只有后者几分之一。中国各种矿藏的“品位”大多数不理想,例如铁矿都是贫矿,石油的含蜡量也高。有的矿产,如金矿,已在短短20年间被“有水快流”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干法毁掉了80%;大量小煤窑也迅速地几乎摧毁了大煤矿。20年间,许多“共生矿”遭到彻底破坏。许多非金属矿也在“发财致富”旗帜的召唤下,被搞得乱七八糟,例如花岗岩建筑石材,意大利开采利用率甚至可达90%,而在中国的许多矿场利用率能否达到10%都难说。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已经经不起中国“先进生产力”的进一步折腾,现在似乎已走到了最后几步,没多少时间了。在中国社科出版社去年9月出版的《中国问题报告》中220页写道:“到不了21世纪中叶,地球上的石油资源将告枯竭,天然气资源则在21世纪60年代全部枯竭。截至目前为止,全世界发现的矿产近200种,据对43种重要的非能源矿产统计,其中静态储量在50年内枯竭的就有锰、铜、铅、铋、金、银、石墨、石膏等16种。”(这里“静态指标”没有包括将来勘探到的矿产储量;但即使再有若干新增储量,人类现在用惯了的“矿物资源”即将耗竭的总趋势也并未改变,理想的“采储比”根本不可能长久维持;而且新发现的矿产资源的开采条件,总体上只会越来越差;不仅“开采成本”会越来越高,“勘探成本”也会越来越高,新矿藏的发现将日渐其难)
所以,问题就来了,弄不好我们整个经济都快成了“秋后的蚂蚱”和“兔子的尾巴”了。还讲什么“一枝独秀”的发展?在当前这样的“资源条件”下,中国经济再在“粗放”状态下猛烈“发展”下去,恐怕不仅无法“超日赶美”,而且用不了几十年光景,自己就要走不下去了:没有石油后:汽油、塑胶、化纤、化肥、丁腈橡胶、洗衣粉、沥青……,都没有了。
没有天然气后:大量城市中的煤气管道怎么办?取暖怎么办?做饭怎么办?……
没有铜矿后:输变电怎么办?导线是否改用铝?但铝按静态指标也就还能用一百多年。
没有了锰铅锡钨锌汞等金属,许多特质的合金金属也会退出人类历史舞台。……
没有了……
事情严重了,而且紧急!因为,如果说上述资源还可以用300年,大家还可以悠哉游哉,饱食终日,慢慢找辙。但50年时间几乎一晃就过,人生如白驹过隙,日月如梭。50年太短了!现在脑浆子里再没有点“忧患意识”,真是枉担了“学者”“学家”的虚名!如果欺世盗名的学者只会唱赞歌,短视的民众都懵里懵懂,我们没能在20年内解决好资源和技术问题,不要说千秋万代,仅仅后两三代的人就要把我们这一代人骂死!要诅咒我们下地狱!当然,那时我们已经不在了,听不见了。但我们的子孙辈还在,他们是我们的亲骨肉,他们将亲自生活在一个“没有石油的时代”和“没有金属的时代”,是被我们这“不负责任的一代人”送去熬煎的。
当然,所谓“来生来世”是不可靠的,但人们也不能只管“今生今世”、赚钱享乐了此一生。为了他们的后代,不管是所谓伟人还是凡人,每个人都应当考虑在身后留下些什么。“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这是最为邪恶的邪念。如果整个人类都是这样的认识,那么人类就不如别的物种延续性强,人类也就应该灭亡了。
在国外,现在可以看出,有不少技术研究是带有“预见性”的。例如日本有人研究用玻璃铺马路(以取代沥青),用植物生产塑胶(以取代石化产品)……。我们看到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即使在即将到来的“资源转化的年代“中也将会居于支配地位,雄踞于世界市场。这是因为,在世纪中叶,还是他们掌握着那个未来时代的“先进技术“.从根本上讲,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资本,而是技术!
工业化的历史证明,任何时代,都是拥有“最先进技术”的国家君临天下,领导世界。美国所以颐指气使,不是主要靠有钱,而主要依靠拥有先进技术,海湾战争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有人认为,有了资本就可以买来技术,可以收买技术人才,因此技术是资本的奴隶。而中国即使粗放地发展经济,只要有了钱,把蛋糕做大,什么都好办,教育也好办了。但是,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中国的皇帝也曾经很有钱,在“洋务运动”中他们买到了先进的技术和技术人才了吗?19世纪中国引进机器工业比日本早10多年,20世纪中国提出“义务教育”(至今还没有真正实施)则比日本晚100多年,日本是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但中国始终没有掌握比日本更先进的工业技术。就是这么可怕的历史命运!
而今天现实的中国仍然是个“技术落后国家”。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目前申请的专利,绝大多数是所谓“小发明”。我国在技术上至今没有“横刀立马,纵横天下”的气势。
今后的岁月里,渐渐地,用惯了的“旧资源”即将告罄,人们正在并迫不得已地寻找新资源、特别是开发新技术以适应新的资源条件。在这样一个艰难的转折时期,我们中国人不能再糊涂了。第一,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对资源的节约;第二,我们必须注意进行“有预见性”的技术研究,以避免在“现有资源”走向极其匮乏的时候措手不及,从而给中华民族带来由于“失算”造成的、不应有的惨重损失或经济灾难。
从理论上讲,“资源”应当是永远存在的,但是要看它们是以何种形态存在、以如何的技术来开发和利用它们。既然如此,那为什么目前还特别要注意“资源节约”呢?因为如果我们节约使用现有能源和矿物资源,并不是说就可以避免使这些自然资源用光殆尽,但是,可以延长这些资源的使用时间。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我们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寻找“新的资源”和使用新资源的“新的技术”。请各位记住:如果没有“新资源”和“新技术”这两样东西,人类就肯定会迅速灭亡的!人类灭亡之后,今天再热闹的东西都没有了意义。
我认为,一方面是发现新资源,一方面是要支持那些“有预见性”的研究、开发新技术。只要今后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机能”,中华民族的生存就有了“根”。否则就是沙上建塔。对于“新资源”,也须有“新技术”才能发现、开发和利用。因此,能否占有“新技术”,的确将是民族的生死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有支援“新技术”的组织、资金和有效的工作。应当在哪些方面“下大力气”投入注意力和研究资金呢?我想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首先,“新资源”究竟可能是些什么?
1、例如能源:油气资源消失后,煤还能用100多年,煤的液化和煤化工发展技术如何;“天然气水合物”的储量究竟如何?开采与使用的可能与现实,其温室效应比石油大8倍如何解决;汽油柴油等消失之后的“氢经济”及其技术问题;矽如何成为能源;此外,没有了柏油后,用什么材料铺路和修路,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交通运输”;没有塑胶的原料后,涉及人类日常生活的大量有关用品将如何制造;等等。
2、例如金属材料:技术专家认为能够取代“金属材料”的是些什么物质?那些具有优良坚韧性和延展性的物质资源应怎样发现、开发和利用?
整个发电和输变电在没有了铜矿以后,将会怎样?微波技术能否解决问题?
许多特种性能的合金材料将如何解决?
巨量的、各行各业的、各地的金属制品将如何找到替代材料?
等等。
但是我讲的这些不同意见,经济学家们是不喜欢听的。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只要有了万能的“市场经济”,一只“看不见的手”就会自动把经济发展拨弄到“最佳的资源配置”。经济学家认定只有“市场”二字能够救中国。但是,这事仔细想想,还是有点悬乎。因为,首先“市场”本身并不能自动引起资源的节约。相反,由于市场的“盲目”,还会自动带来资源的浪费。人们凭经验就会知道:某种商品在市场上的销路是否好,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示出来,即使在有了电脑和网路以后也依然是这样。所以,这不是“暂态反应”,不像实验室的物理化学试验、变化是“暂态”的,而是一种“延时反应”。在“延时”的过程中,资源的浪费就会不可避免。特别是农业,农民种的东西好不好卖?除了少量“按订货”生产的情况外,播种的时候大都不知道。“惊险的一跃”后,产品变成了商品,才知道有些是不好卖的,结果东西烂了,资源浪费了。
在工业生产上,中国20年来的经济发展也有个特点,就是:低技术,小企业,一窝蜂。一有了被认为有销路的专案,大家就一窝蜂挤着上。国家计委早已经发现了“项目小型化、投资分散化、产业趋同化”这个中国特色。但它始终在中国就这么“特”着,浪费着资源,许多年没有大变化。我曾经怀疑这是中国二千年“小农经济”的传统使然,至今没有解惑。一窝蜂的结果,是快速浪费资源。另外,假冒伪劣的横行,也毫无道理地浪费着宝贵资源。所有的假冒伪劣产品,都是宝贵的资源变来的。假冒伪劣成了中国经济的癌症,而且在东欧,他还成了中国商人的“招牌”,昭示着中国的一些商人是多么丑陋。现在,在“私利”面前,许多中国人已经是不要“面子”的了。所以,面子是否还是“中国精神的纲领”(鲁迅语),已很难说。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我看,“私欲横流”与人类的延续趋势相悖。
(二)中国人应当预计到二三十年后将发生的“世界贸易”的情景。
争夺资源,就是争夺生存条件。如果是文明的、在商业竞争中争夺,这就很好。如果因资源发生战争,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国防仍是保护民族生存的绝对重要的一环!争夺些什么?不少人预计21世纪主要争水。但我看,其他资源也会成为争斗的由头,不可不防。如果文明的人类仍旧能基本在“贸易”的圈子里争夺资源优势,那么谢天谢地,但我们也应当做好出现更复杂情况的准备。1、是价格问题。自然资源的价格形成,历来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难点。由于矿物资源情况将出现大的变化,一些重要的金属材料或矿石在一段时间里价格可能会大幅上涨,黄金之类实际“使用价值”不高的金属物质会反而便宜。因为许多金属都成了“稀者为贵”的时候,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也没有多大必要。对国家黄金储备的“安全性”要加以研究,不要到时候吃亏。2、重要的是,要查清到底有多少濒于灭绝的金属品种,而这些品种和数量将会给我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3、现在的世界,尽管有WTO,但在20-30年间拥有资源的国家(石油和其他高品位矿产)可能会出现“限制性”措施,即使中国已与资源国家共同开发某种资源,在出现“资源危机”时WTO能否顺利解决争端?也还是问题。
“自由化经济”将接受考验。物质资源的匮乏将会引起些什么,应预做准备。
从20来年后到50年内外,也就是中国经济希望“超日赶美”的这段日子,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日趋严重,世界市场上的资源价格将会日益昂贵,这对于中国一个既乏资源,又没有先进技术的人口大国来说,很有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三)在金属资源日益枯竭后,整个“消费经济学”将可能会重写。
我预计,在今后几十年里,生产领域里必将走向“高效率”和“大规模”。由于“不可再生的资源”日益减少,到了一定量时候,物质资料生产上的“中小企业”,将势不可免地走上末路。
这就出现了一个绝大的问题,雪上加霜,这就是就业问题。在我去年完成的一本书稿中有一段话,我把它抄录在下面,以飨读者(有说错的地方,也可以痛加批评):“一方面,大量人员正在下岗;另一方面,新的寻求职业的人们又正大量涌进社会。例如,1998年仅全国高校毕业生即达106万人。除了电脑方面的职业,就是如有关生态环境这样的少数专业还正张开双臂,等待求职者。大部分专业的职业寻觅者发现他们往往告求无门。各国家机关一直在进行'机构改革',进人冻结;国家大中型企业也正处于'兼并'和'减员增效'的热潮中,除了少数特殊需要的专业外,进人也很难;外企倒是许多人向往的地方,适合有能力的青年伸展腿脚,可是也不可能有很大的需求;现在就是小企业和私营小店,供大学生就业的门子也很不宽。此外,还有大量中学生、城市无业青年、进城的农民工,都在寻觅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职业'。”据估算,21世纪开始后未来10年里,每年涌进社会的新增劳动力都将在1000万人左右。在2000年,农村还有剩余劳动力1-2亿人,全国所谓'农民工'已达8000万人正在各个城市里流动着。他们是新的血液,也是必须面对的新的就业压力。
“据国家公布,从1995年到1999年的5年间,我国的城镇人口从35174万人增长至38892万人,共增加了3718万人,增长10.6%,但是同期,我国城镇从业人员只增加了1921万人,从19093万人增至2101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就业1.9%。尽管我们一直宣传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8%左右的骄人的增长速度,但我国就业率并没有相应的增长。1996年的就业增长率为3.8%,而到1999年时仅为1.9%,增长趋势不走高,就业总量提高也慢,使人们大大感到失望。1995-1999年间,我国外资和台港澳资单位的从业人员从513万人增加到612万人,增长达19%,平均每年增长4.53%,增加总量还是不多;这期间,私营企业中的从业人员从485万人增加到1053万人,有了极大的增加,增加总量为568万人,据计算,每年平均增长21.4%,的确是不低;城镇个体户仍然人多势众,共有1560万人增加到2414万人,但算下来,每年平均增长11.5%;而国有单位从11261万人猛降至8572万人,减少23.9%,平均每年负增长5.5%,但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数也大量下降,比国企更甚,从3147万人降至1712万人,减少45.6%,但是1999年的就业人数总量,仍然超过了外企、私企和台港澳企业雇用人数的总和。国企和集体单位的就业人数总计9969万人,大大超过私企和外企总计1665万人,再加上个体户的2414万人的总和。若私企、外企要把国企和集体职工都“消化掉”,还需增加3.99倍的就业人数(若每年其就业与我国经济增长率速度一样,长远保持8%的增速,还需要23年可以完成1亿人左右就业)。就是说,经济学家们将扩大就业的重担放在私企和外企的肩上,学者们的愿望可能要落空。外企5年间增加就业人数只有99万,私企5年间不过吸纳了568万人,而同期个体户人数增加了854万人,大大超过私企。个体户经济是更加没有效率的经济,即使多增加了些'就业'人数,也未必算是出现了喜人的就业形势。”
因此,从世纪末至新世纪以后,城市“吸纳”新的就业者的能力是不乐观的。
这里写了这么多,是想说明中国就业形势的险峻。
在新的“资源危机”出现的时候,就业形势是否有了好转的契机?完全没有,显然,它将更为严峻了。我认为,在资源殆尽的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学家20多年来支的两招,即私企、小企、乡镇企业,再加上一个“发展小城镇”,都是歪招,都是误国之策。
“私小乡”三企,目前绝大多数都是“生产性企业”。如上所述,这三种企业,是在以环境生态为代价,狂费资源,才吸纳了1000-2000万“城里人”,乡镇企业暂时容纳了1.3亿“农民”。但这条“产业之路”很难走下去,道理很简单,资源没有了。他们熟悉的生产手段如“机加工”这些落后技术,也都在几十年里完全过时。
那么,这1.4亿劳动力,还有其他3亿等待脱离耕作的农民,怎样就业呢?怎样找饭碗呢?就是说,怎样活下去呢?这是绝大的中国问题!也是绝大的世界问题!
我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学家始终改不了旧思路和顽固性,死抱着几本洋书不放,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那么新的思路是什么呢?我认为:1、从今开始,必须对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生产性”企业严加控制。一切生产性企业都必须高技术、高效率、低消耗。中国的“热效率”比日本低8倍,比美国低6倍,甚至比一般发展中国家都低1倍。的确,不能再这么搞下去了。热效率的根本问题,是难度较高的“技术问题”,而不是时髦和易行的“管理问题”。2、今后,劳动者将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在产业部门就业;相当大的部分在WTO中所说的“服务贸易”的行业中就业,这是解决就业问题、同时保护资源的关键;还有一部分则是“就业后备军”,即得到失业救济、并接受职业训练的“失业人口”。现在“产业”部门工作的就业人口太多,资源不堪重负,是伤筋动骨的办法。这只能更快地挖去民族生存的座基,此法不可取。首先应当砍掉的,是挖掘或使用各种矿物资源的小企业。其次逐步淘汰的,是高能耗、高物耗和品质低劣的小型生产性企业。最终自动灭亡的,是那些以出售“伪劣产品”为生的小型商业企业。这样,在消耗矿物资源问题上,中国的经济就会逐渐健康起来。
产业部门应当尽量吸收高素质的劳动力,也应有较高的报酬。应当改变“生产领域苦”、但“流通领域富”的不合理局面。产业部门的高效,将是人类资源消耗的福音。
最大量的就业人口,应当在“服务贸易”领域,由此也可以看出“小城镇”的局限。为什么在美国“城市化”过程中,95%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大城市?一方面是产业的大型化,另一方面,因为只有大城市才可能有那么多“服务贸易”岗位。历史的自然发展,有它本身的必然性。小城镇没有这么多“服务贸易“性质的岗位,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扑在小城镇上,把他们都建设起来了,但小城镇再多,无法真正解决就业问题。况且小城镇建设起来很浪费,容易形成宗法社会,教育和资讯落后,都是难以避免的。显然,小城镇没有大城市的效率,却有着比大城市高得多的“单位建设成本”,例如上下水和城市基础设施都得搞,但是没有“规模效益”。小城镇,一个“小”字很合乎“小农经济”心理。中国是个大国,希望中国人还是抛弃它吧。
在大城市中的极为复杂的服务行业,“小企业”将会继续存在。未来,经济活动将分为“物质生产”和“服务贸易”两大类。已经使用习惯了的资源没有了,没办法呀,物质生产也只好“精细”起来,大量的就业人口肯定将在“服务贸易”领域中。
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够认识到这个历史的大趋势,我们可能还会拿回历史的主动权,而不总是闷着头过日子,不知今夕是何年。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
【大纪元6月6日报导】(中央社台北六日电)中国河南省一乡政府十三年来的历任书记和乡长到食堂吃饭都打欠条,六百九十八张欠条重约一公斤,欠款金额达人民币七十万元,老板估计要收回欠债得活到一百二十多岁。河南“大河报”今天报导,开封市通许县大岗李乡的万国生自一九九二年六月承包大岗李乡政府职工食堂后,大岗李乡政府历任书记、乡长都曾在此吃饭签单,有的已经调到别的单位任职,但仍有欠款未还。
报导表示,万国生为讨债曾多次奔波各地,但直到二零零五年底,仍有六百九十八张欠条,约一斤九两重,欠款近人民币七十万元。
报导引述万国生的话表示,他原本是大岗李乡政府职工食堂的职工,自从承包大岗李乡政府职工食堂,当时约定不再发放工资,每年上交乡政府两千元;食堂除了要保证乡政府职工的就餐外,还承担着乡政府的接待任务,十三年来,共计拖欠餐费近七十万元,后来乡政府一直欠帐,承包费用干脆也不交了。
报导表示,开封市通许县大岗李乡政府王姓负责人认为,欠人家的钱是事实,想赖也赖不掉,但这是历史遗留问题。由于乡镇经济税收有限,他们已经与万国生协商,只要乡政府有钱,就慢慢还,双方并达成还款计划,每年由乡政府偿还万国生一万元,如果乡政府经济富裕的话,可以还得更多。
对此,万国生表示,今年都已五十六岁,如果乡政府每年归还一万元,七十万元的欠款,即使不算利息,等欠帐全部要回来,也得活到一百二十多岁。
【大纪元6月6日讯】正当国际上因中国假药毒货出口,造成一批接一批人命和宠物死亡,而闹得沸沸扬扬之际,从中国国内传出消息:中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郑筱萸被判死刑。这一判决,似乎是对国际舆论的最好交代。据调查,郑筱萸受贿649万,涉及8家药厂。其受贿经过,是利用手中大权,批准药品生产和上市。该局滥批新药,仅2004年,就批准新药 1万零9 种,而同一年,医药最发达、研发能力最强的美国,仅受理148种新药申请。“中国速度”,的确惊人。显然,中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贪官不只郑筱萸一人,凡涉及滥批食品药品者,几乎都是贪官。
根据中共《刑法》,贪污、受贿在10万元以上,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死刑。一些中下级官员、甚至业务员因此被判死刑。但被判死刑的省部级以上高官则寥寥无几。在此之前,只有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等 3人,被判死刑。
2003年之后,中共官员,就不再被判死刑,省部级以上官员,更与死刑绝缘。尽管,涉案的高级官员越来越多,涉案的数额越来越大。诸如:云南省长李嘉廷,受贿1800多万;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贪污1400多万;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受贿1004万;深圳海关关长赵玉存,受贿900多万;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受贿600多万;等等,这些贪官,仅被判处无期徒刑,至多死缓。外界解读:因经济犯罪不是暴力犯罪,中共不再判死刑;或者,腐败落马的官员,毕竟“对党有贡献”,中南海“刀下留情”。
于是,对郑筱萸的死刑判决,就成为一个异数,难怪郑某不服,提出上诉。但就在郑某上诉期间,官方最高喉舌《人民日报》,就已经发表评论员文章,高调肯定对郑的死刑判决。至此,郑某不仅被判了司法死刑,也被判了政治死刑,上诉便绝无翻案可能。这又是人治代替法治、政治干预司法的一出典型。
在此之前,当高官涉案数额巨大、而又未获死刑时,官方往往用“认罪态度较好”来搪塞。然而,郑筱萸一案,却是例外。专案组人员亲口对记者说,“郑筱萸本人认罪态度较好,因而办案顺利。”但郑某仍被判处死刑。
由此也可以断定,郑筱萸与中共高层中的任何人,没有私交,无从得到庇护,处死他,不会得罪任何高层人物,也不会影响高层任何一方的权力布局。与之相对照的是,在江泽民的巨大保护伞下,身为政治局常委的黄菊,虽明显涉嫌染指上海社保大案,却得以“善终”和“厚葬”;还几乎可以断言的是,被审查的政治局委员陈良宇,不管涉案数额多少,最后肯定不会被判处死刑。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郑筱萸本人,曾经是假药的受害者。郑某当年在杭州某药厂任厂长期间,因病住院,曾被注射假药,险些丧命。据说,这正是他出任国家药监局局长后,厉行改革的动力。郑某上任后,曾铁腕推行两大“新政”: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药品批准文号统一核发。然而,改革归改革,不受监督的批发大权,却由得他中饱私囊。
这个监管中国食品药品安全的“一把手”,竟然成为13亿中国人民健康和生命的最大威胁、并祸及世界。这仿佛是一种象征: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而执政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恰恰是中国人民安全的最大威胁、并危及世界。
2006年初,海南某药厂新药研发专员张志坚,曾在网上揭露康力元制药公司与国家药监局“权钱交易”的丑闻。不久,张被公安逮捕并起诉,罪名是“涉嫌损害商业信誉”。不久前,张案被撤诉,但张志坚本人,已经蹲了9个月大牢。如果郑某不死,张某就几乎要去死了。
据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郑筱萸,在老同学会上,曾假意说,自己收入不高,每月只有1700至1800元。然而,复旦百年校庆时,老同学们发现,郑某坐着马赛地600出现,派头十足。时下的中国,正盛行同学会,其中,那些腰缠万贯而风光一时的人物,恐怕就是不久就将锒铛入狱或人头落地者。一出巨大的“红楼梦”。
药监局长死给谁看?按中共高层的主观意图,是死给国际上看,就算中共不在乎中国民众的抱怨,毕竟还在乎洋人金口;也死给那些不听话的高官看,看他们 “十七大”前后,是否听命摆布,毕竟,官官都贪,不听摆布,就给你亮出“反腐”的尚方宝剑。另外,从客观上而言,药监局长也死给当今中国的种种风光人物看:在末世的人治中国,看尔等能够逍遥到几时?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大纪元6月6日讯】现在有一股妖魔化民主的邪风,理由有两个:一是民主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二是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诚然民主不是万能药,但却是最有效的药物。民主国家也一样会犯错误,但不常犯错误,犯了错误也很快改正;我们是常犯错误,且很多是大错误,犯了错误又讳疾忌医。至于民众素质低更不是理由,因为民众素质低本身就是专制的恶果,民主则是提高民众素质最有效的举措。中国的公孙鞅变法和日本民治维新就是一是很好的例证。民主早期也许会出现新生儿出生前的阵痛,就像俄罗斯经济转型期一样,日本第一届议会也曾有把妓女选入议院的笑料,但阵痛很快会过去,不会像专制造成的痛无休无止。今天的俄罗斯远比我们富强,日本第二届以后的历届议会再也没出现过妓女……因惧怕民主而创造的学说
1,水土不服说。笼而统之地说国情不适合民主,言下之意,只适合他们一部份人先“富”起来。
2,西式民主、美式民主说。月饼分苏式、广式,这些人给民主也分了式。其实民主与科学,都是不分国界的,没听说过有“西式科学”的说法。况且民主本身就是一门科学,社会科学。
3,民主等于台独分裂倒退说。以苏联为例说明民主了国家就要分裂。
4,印度与中国对比说。在他们眼里,印度好像比中国穷得不得了,以此来证明,民主不是中国所需要的。
5,中国人素质低说。袁世凯当年常用此说。
6,中国已经在改革,已经朝着民主化迈进说。一些既得利益者以此来遮挡批评,希望维持现状,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实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其实仅仅是经济改革。
7,对内民主,对外独裁说。这些人常说,美国民主好,但那是美国的,不是我们的,你们说美国的民主好是没有用的。
8,民主等于卖国说。因为民主派常常会获得国际支持的缘故。
9,强国不是因为民主说。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的嘛!
10,独裁有利于经济发展说。近年来一些标新立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愤青偶用此说。
11,摸石头过河说。河上有桥你不走,有船你不坐,偏要摸着石头过河。有现成的治国方略不愿学,却非要自己“摸索”。
12,民主花钱说。竞选是在砸钱比赛,钱多的人获胜,浪费纳税人的钱。这样的民主成本太大,还是任命好。殊不知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在暗处的代价更大。
13,开明专制说。为了维护专制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创造的概念有些杂交意味。殊不知再开明的专制,也是专制。前段时间同一些朋友,包括大学教授和普通路人,交换了一些对现在时局的看法。我们不是什么民主人士,或者政府高官,谈不上什么坚定立场和信念,大家只是自然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没想到民主这个我们刻意避免的话题,却不可避免地最终成了争论的焦点。等到烟消云散,头脑冷静下来,本人不得不惊叹于中国专制者成功的愚民政策了。
例如,中国人很奇怪地普遍认为“一民主,中国就会乱”。我请各位论证一下,却没有一个人说得出个名堂。为什么?因为这是独裁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第一感觉”!长期的愚民政治把“专制”美化为“稳定”,把“民主”丑化为“混乱”,中国人无形中把“民主必然导致中国混乱”这个荒唐结论当成了自然而然的事。难怪追问他们理由,却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
实际上,独裁者一直教育百姓们的是:“中国缺的是更好的专制者,而不需要老百姓自己民主治理国家”。其中最为可恶的是,专制者找出无数“理由”破坏普通百姓自己治理国家的自信心,使中国人全都把自己看成“贱民”,认为自己管理不好自己,应该请专制者统治者来管理自己和同胞。以下,就是一些愚民政治导致的怪论。
怪论之一:中国人生得太多,离了,温饱问题无法解决。真奇怪,独裁者什么都管,中国人生这么多,却不是他们的过错;十几亿人活下来不是中国百姓养活了自己(实际上包括养活了专[和]制者),不是全体中国人自己的成绩,而是独裁者的功劳!当你问党国百姓:“是谁解决了中国的温饱问题?”所有的人都说:“是党”。没有一个人敢自豪地讲“是中国人民自己!”我真想问:“在这个国家,又是谁养活谁了?”
在愚民政治中,老百姓都认为自己同胞全是不断给独裁者添麻烦的蠢材!中国人都瞧不起自己和自己的同胞。他们追求的目标都是“争当统治者,成为独裁者中的一员,超过并统治自己的同胞”。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喜好“内斗”、不尊重同胞的原因。
“比不上统治者就认命,只要过得比其他同胞好就行!”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态。每每想起中国人在专制制度下形成的这种畸形心态,我都想大哭一场。真不知道中国百姓什么时候才能明白,“每个国人和他的同胞都能够一起治理好这个国家”!连这个起码的信念和信心都没有的民族,可就真的不值得搞民主了!!!
怪论之二:中国人素质低,现在不能搞民主。我想问,现在的中国人比二百年前美国人的素质如何?那时美国有多少大学生,多少罪犯,多少穷人,经济情况又如何?为什么那时美国能搞民主,中国人现在都不行?!这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问题。解放前七十岁老人帮解放军过河,被称为“觉醒的人民”。莫非,现在的中国人,在党的“英明领导”之下却又“睡过去了”?!还要老百姓怎样“觉醒”才配“赐予”民主???请不要在与国民党争斗时把老百姓奉为“神明”,在自己统治时把老百姓视为“愚民”!!!
怪论之三:中国封建文化传统太深,不能搞民主。请问香港,台湾,新加坡等等地方都是炎黄子孙,都有华人,短短数十年,大家的传统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独独大陆老百姓冥顽不化,中毒尤深?看来又是愚昧的中国百姓给我们的党添包袱了!一个政府上台本来就是要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而不是让他们回过头成天骂老百姓无知、愚昧。不然,要这种政府何用?国外发达国家政府,没有哪一个官员敢说人民有什么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本身上台就是为人民服务,不是抱怨人民短处。只有中国人民不但要供养独裁者,还要被独裁者编出各种理由来骂。
怪论之四:解决腐败问题,民主问题要慢慢来。中国老百姓潜意识里已经接受了这个奇怪理由。我想问:“既然你要慢慢来”,为什么老百姓不能选一个“快快来” 的政府?政府相当于承包这个国家,老百姓挑选政府,就好像体育比赛,找个最快的来承包,怎么能你说怎样就怎样?考试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呀!老百姓只要有选择权,绝不可能要一个只会“慢慢来”的政府,因为老百姓的利益会在“慢慢来”之中丧失殆尽!
怪论之五:民主人士治理不了这个国家。这个观点更是可笑。首先,人士的任务是推动民主进程。粗俗地讲,只要老百姓能利用他们加快中国民主就可以了,不需要一定用他们治国,不要动不动就拿国家领导人的标准衡量民运人士。其次,中国人应该树立自己治国的信念,抛弃那种“依赖某些人作为衣食父母”的思想。衣食父母都是独裁者刻意制造的心理形象,以便统治人民。中国人民应该把各种党派组织都看成工具,用用这个,再换那个用用,而不要有“懒惰”思想,依赖终生。没有任何党派组织是完美的,人民最重要的是保持 “选择权”!
怪论之六:民主言论干扰正常秩序,甚至影响生产。专制者总是不让老百姓自由地多看多听多想,请问老百姓知道的越多越容易乱,还是知道的越少越容易乱?种种控制舆论、掩人耳目的行径,都是典型的愚民做法,是与人民唱对台戏;认为老百姓知道的越多越容易乱的人都是把老百姓看成“贱民”的真正反动分子。
怪论之七
: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怎会贡手相让呢?我怎会放弃我辛辛苦苦才得到利益呢?难道不知到当年人民怎样的牺牲才取得革命的胜利。谁知播下的龙种生下的确是跳蚤,反而说是自己打下的江山。
不管怎样,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愚民政策越来越难顺利进行下去,专制者的如意算盘也打不了多久了。中国人民只要有自信心,相信自己和同胞的能力,民主趋势必然势不可挡,人民治国的日子终会到来。
民主并不保证风调雨顺,并不承诺国强民富,并不减轻每一个国民的责任和义务,民主只不过是给了社会试错纠错的机会。如果选上去的人犯错,下次选民就有机会把他选下去,纠正错误,错得少,纠正得快,天长日久生活渐渐地好起来,国家就慢慢强大起来,因此不能把希望放在一两次的投票上!
“民主国家也有贫穷的事实上很多民主穷国都是拿民主当外衣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也有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是穷的,但它们之所以穷不是民主的错是独裁后遗证。
应该力避独裁后遗症
菲律宾曾与日本一样富,老一辈有不少台湾人还到那去打工,现在却以产菲佣名满天下;阿根庭,曾经比加拿大还富,现在是拉美化的代表之一;苏联,曾经生产总值差不多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总和,现在顶多算一个二流国家。
于是,我国的媒体就开始幸灾乐祸了,铺天盖地、不厌其烦地报导从独裁走向民主的国家的生活对比,不断报导怀旧者的言论。看看,谁说民主比独裁好,他们在原来的独裁体制下国强民富,现在成了二等公民。于是,许多原本向往民主却没体验过民主的人犹豫了,于是,原本对民主有疑虑的开始退却了!这种“实例”恐吓效果是明显的,于是,原本对独裁还遮遮掩掩的人开始理直气壮了!于是,原本坚定地主张民主的人落入他们的“实例”圈套,语无伦次,有的开始使用造假来应对,使自己的人格和民主本身都被玷污!
可是,我要理直气壮地告诉大家,这一切不是民主的过,它是长期独裁后的后遗症!许多独裁者利用独|裁特有的高效率快速积累财富,同时也用同样的速度培养大量的腐败分子、贪赃枉法分子、法律的践踏者。这些人在民主后不会马上死去,他们还利用在独裁体制下获得的优势在民主体制下有相当大的活动能量。
有些国家避过了独裁后遗症,如韩国、智利、泰国等。我仔细观察了一下,那些避过独| 裁后遗症都是独|裁者在国力上升阶段开驶逐步民主化的,没躲过的都是在民众忍无可忍的状态下被迫突然民主化的!我们现在就处于上升阶段,天佑中国,我们还有港澳台,如果我们伟大的祖国行动起来了,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成熟的民主国家!对民主不要有半点疑虑,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其次,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伟大、光荣、确的党保证了民主的中国不会乱,雪亮的人民的眼睛保证了民主的中国不会产生民粹!
为了避免后独裁遗症,主张民主的人一定不要宣扬“民主万能论”,必须让对民主有疑虑的人明白,“民主并不保证风调雨顺,并不承诺一个早晨就国强民富,并不减轻每一个国民的责任和义务,民主只不过是给了社会试错纠错的机会。如果选上去的人犯错,下次选民就有机会把他选下去,纠正错误,错得少,纠正得快,天长日久生活渐渐地好起来,国家就慢慢强大起来,不能把希望放在一两次的投票上!”
【大纪元6月6日讯】陈君天,这位在台湾传播界曾叱吒风云、炙手可热的综艺节目制作人。却因一时机缘,投入还原抗战史实的纪录片工作。十多年来,陈君天踏遍抗日古战场遗址,寻访全球亲临战场的老将士兵800多人,赴日采访当年的日籍士兵,兼以搜罗他国的军事档案,或是亲历这场战争的专家。历经5次改版、扩编与剪辑,他不惜倾家荡产,只为还原这段几被湮灭了的历史真相。
八年抗日战争中,死伤惨烈的400多万国民革命军,竟在历史的扭曲下,逐渐地和这场抵御外侮的圣战失去关联。陈君天说,如果这场仗打输了,我们统统要变成日本人,而全球14亿华人中,知道历史真相的,却只占5%,而且几乎都在台湾。“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做我还能做的。”
抗战中很多感人的故事都已流失,陈君天讲了中央大学迁校的一个小插曲:农场员工小王把这些鸡呀、鸭啊集合在一起,把鸡鸭放在笼子里,然后让牛羊去背这些笼子,再将牛羊用绳系着,一只牵一只的走……,就这样,整整走了一年,把这票东西带到重庆去了……。
详细内容,请看《新纪元周刊》第20期封面故事《陈君天抢救抗战史实:一寸河山一寸血》,共八篇文章,转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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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七七事变70周年】抢救抗战史实 与目击者生命赛跑
专访《一寸河山一寸血》制作人陈君天
70年前的对日抗战,这场壮烈死守、血流成河、3,500多万人丧生的圣战,不但保住炎黄世胄的民族生命,还进一步牵制日军并吞世界的野心,对于世界的和平居功厥伟。然而,抗日真相只有5%华人知道,中共篡改历史称“中共领导了抗日战争,国民党要抢夺胜利果实,触发全面内战”。14亿中国人至今仍不知在海外被视为常识的问题:抗日战争究竟是谁打的?
无论大战距今已多少年,当日情景历历在目。许多幸存者受访时声泪俱下……
今年的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爆发70周年纪念日。缅怀70年前,中华民国刚刚从列强环伺、北伐统一不久的破墟残瓦中,尚未站稳脚步,却又立即宣布,展开“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对日抗战。70年后,我们面对斑斑史迹仍旧惊心动魄,久久无法自已。
这一场可歌可泣、惊天动地、光耀寰宇的民族保卫战,在陈君天没有任何党派立场、不受任何利益影响,单只依凭媒体工作者维护“文化”与“真实”的信念,倾家荡产制作的抗日战争纪实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显得格外珍贵。
不容历史尽成灰
资深制作人陈君天,30年前曾经是叱吒风云、炙手可热的综艺节目制作人。却因一时机缘,投入还原抗战史实的纪录片工作,从此十多年,陈君天踏遍抗日时古战场遗址,寻访全球亲临战场的老将士兵800多人,并远赴日本奔走数月,采访当时日籍士兵,兼以翔实搜罗他国的军事档案,或是亲历这场战争的专家……,历经 5次改版、扩编与剪辑,耗费心血,不惜倾家荡产,只是为了还原这段几近消失的历史真相,这股傻劲使人不由得肃然起敬。
他说:“主要的一点是因为内心的不平。从1937到1945的8年抗战,与日本对打的一个国家,叫中华民国。他做的这件事情,你不能扭曲、不能抹煞。这么一个非常伟大、非常艰困、非常惨烈的战争,居然渐渐跟中华民国没关系了,这是我非常不平的地方。大陆上不断的制作这样的节目,宣传大陆是在毛泽东统一战线之下打成功的,这种说法,对当时中华民国的军人是不公平的。”
抗日真相 只有5%华人知道
当年国民党撤离中国大陆,退守台湾之际,“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铁则,注定让这段由蒋中正领导中国国民党与全国对日艰苦抗战8年,乃至全面获得胜利的史实,在台海两岸出现完全不同的版本。而国民党为了消除省籍偏见,摆脱过去的包袱,往往对真实的历史隐晦少言。再加上日本人不断窜改史实,真正的抗日史实,已掩上层层疑云。陈君天义愤填膺的说:
“如果这一场仗打输了,我们就统统要变成日本人,你去想想看,这样的历史却被扭曲,全球14亿的华人,只有5%的华人知道真正的历史,而这些人几乎都在台湾。”
“这个8年战争里面,对国家的捐躯,我们汉民族丧生3,500万人,把整个台湾算进去还不够……人死成这个样子,却只是化成一个数字而已,但是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有名有姓,都是他爸爸的子女,他子女的父母,是与我们血缘相连、命运息息相关的至亲。……想一想如果我们抗日失败,日本就会占领中国所有的领土。我非常的没有办法接受。”
他沉重的说:“而我非常在意这种不公平的情况,所以我拚了命也要做。”
“不管中华民国后面怎么样了,但是这段史实是不容扭曲的!该国民党的还给国民党。当时中国的坚持抗战到底,历尽千辛万苦的是蒋介石。这一点,后人何忍扭曲?”
留下影像的珍贵见证
1995年3月,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许多战时功勋彪炳的沙场老将与党政大老,如蒋纬国、马树礼,与电视界耆老刘侃如,共同发起中国抗日战争纪实纪录片制作委员会的筹备工作,集结资金,邀请陈君天担任节目制作人,这是《一寸河山一寸血》的源起。此后,陈君天义无反顾的奔走十多年,为这段悲壮的中国历史,留下最珍贵的见证。
“我是一个电视制作人,大概什么节目都做过了,我还能做什么?所以,我想把自己奉献给这个节目。……当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对抗战也知道不多。但是越走进去,越感慨;越走进去,越觉得不平;越走进去,我越欲罢不能。慢慢、慢慢的一路走来,这十年来虽然遍地荆棘,都是很难走的路,但是我能够甘之如饴!我常常跟年轻的电视制作人说,假如在你从事电视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很难、很辛苦、很累,这可能是你继续工作下去的原因。……甚至我目前觉得我做的简直是太少太少,是九牛一毛,但是如果我不做的话,可能连那‘一毛’,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做的还不够好。我希望透过我的努力,保留一些珍贵的史迹。否则连这九牛一毛的一毛,都会消失。”
还原过程触动很深
陈君天坚持,所有的资料都要正确无误,同时要“第一手的当事人”,也就是亲临战场的将军与士兵:“这些人都是历史的目击者,因为我坚持第一手的资料,不要‘听说’,儿子听爸爸说的我都不要。影片中引用专家的评述也很少,什么叫专家?只因为他多读了几本书嘛。书我可以自己去看……。所以如果他讲话还讲得清楚,在军官中有一定的层级,不管多远,我们都会去采访他……。”
为了求资料的确实,陈君天首先要问他们当年部队的番号,问他们的排长、连长、营长的名字。由此就可以确定他经历过哪一个战场、参加过什么战役。而这段被共产党扭曲、台湾的国民党淡化、日本数次窜改的历史,就这样一点一滴的被保存下来。还原历史的过程,触动了许多人很深的回忆:
“大约有20%,想起来会泣不成声,早上可能记不得吃什么,但是那天早上飞机怎么飞过来、发生了什么事,生还人数有多少……他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那是他终身难忘的一件事,他活到现在,最了不起的一件事。”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可贵?真的东西最可贵。而我们这部影片中的东西都是真的,都是讲真话。有的时候他一开口,我们摄影机准备好,喊:‘要开始啰’,他说好,结果正式来的时候,他一开口就哽咽:‘我们那个团长啊,……他真是个好人啊……’第一句话就哭,都没办法录下去。我们摄影的时候除了摄影机外,还要准备舌下含片,因为讲话的时候他会很激动。”
无论大战距今已多少年,当日情景历历在目。多人受访时声泪俱下,回忆犹似停格复生。由于在搜取资料时的严谨,陈君天的抗战纪录史实正确度极高,与大陆、台湾的军史纪录相比之下,毫不逊色。
抢在目击者凋零之前
由于这些抗日老兵的凋零,史实的留存岌岌可危!如果一个人在对日宣战那一年时正值30壮年,那么1995年的时候也已经将近90岁,如今只有几位硕果仅存:
“我们采访的一些老将军都是风中残烛,即使老人家答应接受访问,但是家人担心他身体负荷而拒绝,像这样的例子,不下十个。”
“有一次……不只一次,而是好几次,当我们好不容易说动他接受采访,安排好摄影机与车子,到了访谈前一天,临出发前要确认,当我们打电话过去问的时候,那边接电话的声音却很冷:‘你没有看报纸啊?我爸爸已经过世了……。’”
我早上问到,下午就冲到医院!但是到病房,他已昏迷不醒了……
“……这种访问几乎在抢救历史,所以我们捉到一个人,第2天就去采访了。……有一个人叫葛先才,在我军死守衡阳保卫战的时候,他是一位师长,他第2年胜利时,蒋介石派他回到衡阳,他重回战场,将那些尸骨洗净后重葬,留下了一帧珍贵的照片。当时他一边洗着这些袍泽的尸骨,一边眼泪往肚子里吞……。我好不容易问到他,家人说他还健在,现在在某家医院,不知道还能不能说话。我早上问到,下午就冲到医院!但是到病房看到他时,他的身上已经插满了管子,昏迷不醒了……”
这些深刻的经验,使陈君天体认到抗日战争纪录片的采访制作,犹如与时间赛跑般,在抢救珍贵的历史!然而更坚定了他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留下一套公正、翔实的影像心愿:“只要我还一息尚存,我就要做我还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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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君天侧记】世上“真”的东西最可贵
文 ◎ 李大卫
陈君天近年曾经做过《一寸河山一寸血》、《大决战》、《蒋中正传》、《经国先生传》、《麦克阿瑟将军传》等描写抗战、国共内战等近代史的纪录片,他的影片库收藏量,超过台湾任何一个官方机构,也是各电视台制作纪录片时的重要片源。
陈君天对于画面的熟悉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他可以立即辨识一个历史镜头发生的时间、地点。例如,他说,这段影片是1948年的上海,抓奸商屯货居奇发生的事。从影片背景的招牌可以判断,那不是在台湾拍的影片。片中招牌行文是由右到左,这和大陆当时的城市街景,是完全一致的。再者,街道进去就是店铺,两者几乎连在一起,没有骑楼,这和中国南方,包括台湾在内的建筑形式完全不同。
陈君天目前正在制作的是,七七事变70周年《一寸河山一寸血》第5版。为了充实片库,他甚至远赴俄罗斯军事档案馆,收集北伐时期的纪录片。
42集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在新唐人电视播出后,观众反响热烈,因而一再重播。这部作品为何如此感动人?陈君天认为:“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可贵?真的东西最可贵。而我们这部影片中的东西都是真的,都是讲真话。”
“我们是找一个故事,从‘你是人,我也是人’的人性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而以前为什么大家不关心,因为以前很多是历史学者,甚至是御用的,都是歌功颂德,因此难以让人感动。而我们是从‘媒体’与‘电视’出发,没有歌功颂德,所以呈现出来非常感人。”
陈君天曾为他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自画像”:
老小子,半世纪烟不离手可以戒
苦行僧,四十载电视长路不肯停
作为一位电视工作者,特别是节目制作人,工作的负荷与压力非常巨大,因而许多这样的工作狂都是烟枪,陈君天当然也不例外,据他说抽最凶的时候,一天可以抽3包半。原本他想,他的人生也没有什么乐趣,连烟也不让抽,那实在太没意思了。
但有一阵子身体不大好,医生也不讲抽烟会对身体如何,只是告诉他:“如果再抽烟的话,就不能做电视了。”他一听之下,毅然决然说:“那好,我戒!”从那天开始,陈君天再也没有抽过烟了,甚至也不必靠嚼口香糖来转移,因为对电视工作的热爱,使得他可以放下数十年的烟瘾!而决心戒烟那天身上还剩下的3包烟,至今还放在神台上供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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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浴血抗日旧战场
文 ◎ 陈柏年
对日宣战的当时,许多国外政论家视为是以卵击石的“疯狂之举”。文献记载,七七事变时,中国仅有海军舰艇6万吨位、空军飞机300架。日本则拥有海军舰艇 190万吨,2,700架飞机,阵容直追英美。日本军队训练有素、战备精良,而中国士兵除中央军队外,有收编的杂牌军、土匪军,且装备简陋奇缺,3个人伙用一杆枪的情况比比皆是。军力悬殊如此,难怪其夸口将“三月亡华”。
惨烈的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庞大,也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双方俱投入百万人马,而中国草鞋兵以血肉筑成长城,捍卫国家,死伤惨烈至极。一个师有15,000人之多,当时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说:“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个小时死了2/3,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当时淞沪战场在素称为十里洋场的上海,四面平旷,无险可守,日军陆海空三军的火力尽量发挥之下,我军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因此淞沪大会战,可谓以国军的血肉之躯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双方死伤逾百万,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参加第1轮进攻的88师士兵蒋堂华回忆:
“我们是8月15日到的,把上海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地方,统统拿回来了,就一个大纱厂没拿回来。我们523团攻进去一个营,中断他的电网,一个营整个死在那个大纱厂里头”。
谈到抗战的艰难不易,陈君天说:“我们的空军前3个月就打完了。‘笕桥’英烈传是抗战第一个月的事。”
由于空军仅有300架飞机,数月间就全军覆没。没有了空军,我军依然奋勇死守,一往无前。为了防止日本海军沿长江西进威胁南京首府,国民政府在江阴长江江面上建立堵塞线。在船舰奇缺的状况下,当时海军全力以赴的工作竟是:把船上的炮卸下来,然后把船炸沉。于是海军也消耗殆尽。“江阴沉船”是海军史上壮烈的一页。然而江阴堵塞线也是抗战中最大的堵塞线,像块鱼骨一样,死死卡住日本的海军喉管。
尔后日军为了打通江阴防线,增派飞机轰炸、加援舰艇,我军以对空高射火力殊死战斗,海面烽火蔽天,炮弹激起水柱如林。然而我军死守防线,就是到了11月12日上海失陷,日军始终未能突破防线。日军夸口3个月灭亡中国,但中国军人固守淞沪、江阴,就超过3个月之久。
“台儿庄大捷”是一场振奋人心的战役。陈君天在台湾嘉义,访问到淞沪会战时第19集团军总司令薛岳,当时他已经高龄101岁了。抗战时长沙3次大捷,薛岳是主其事者,任职第9战区司令。当时按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战略部署,就是避免决战,保存实力。陈君天说:“其实我们老总统(蒋中正,当时任职委员长)从开始就打死不愿意决战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本钱,因为当时兵力悬殊,如果决战的话,一垮就没有筹码了,全国就完了,所以我们尽量的躲、尽量的闪……,能多活一天就多一天希望。”
薛岳当时衔命死守长沙,守不住时就往衡山退,以保全实力。个子小但脾气奇倔的薛岳不服气:“我老薛一定挺得住!”坚持要与日军一决胜负。蒋介石着急地派陈诚与白崇禧调停,乘飞机从重庆到长沙传达命令:“你如果一定要在长沙打,那就是抗命!”然而薛岳拒绝接受,反骂他们“亡国大夫”,将他们骂回去了。陈诚与白崇禧还没有回到重庆,薛岳就打电话过去,请示蒋委员长。当时蒋介石已经就寝。薛岳就跟宋美龄说:“我就要在长沙打,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打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宋美龄说:“薛将军你不要激动。我跟委员长讲。”第二天宋美龄传话:“伯龄兄啊,委员长讲过了,你要有这个信心你就在这里打,这个时候我们难得有这样的信心,有这个信心我们为什么不要呢?你这不是抗命,现在委员会重新再下个命令,配合你。”
陈君天在台湾嘉义访问薛岳的时候,薛岳已经101岁了,虽然说话不是很清楚,但是记忆力仍旧很好。他讲述他的“天炉战法”,所谓的“天炉战法”,就是引君入彀:先调遣士兵往四方撤,让敌人长驱直入。待敌人进来后,再伏击、诱击、侧击、尾击,分段一举包围歼灭。一方面消耗敌人体力,一方面打击敌人,如果没有训练精良的士兵与良好的部署,是办不到的。当时原仅预备截止日军攻势半个月,却坚持长达半年。这次的大胜全民欢腾,国际震惊,大大激励了抗战的信心。
当摄制组采访完毕,临走时,薛岳老先生到书房,为摄制组提笔写了四个字:“精忠报国”。稀龄的退役将军,在默默无闻的平淡生活中仍旧念着精忠报国,使人闻之涕下。
国军曾经在长沙出奇制胜,也曾经为了阻挡追兵而决堤黄河。震惊中外的黄河决口使豫东皖北44个县市,5万4千平方公里的土地顿成泽国,民众死伤者、无家可归者不知其数,却也有效阻止日军精锐前进,为中华民国争取了3个月的宝贵时间。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史实,透过陈君天的搜罗剔抉,以影像重现眼前,引导我们重回中华民族艰苦克难与光芒万丈的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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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抗战真实的历史
中国各朝各代皆以修史为最重要的文化任务,所谓以史为鋻,可以知荣辱。然而,现代中国大陆许多人常常通过扭曲的镜子,观照近代中国的历史,这对中国人继往开来有非常不利的影响。恢复中日战争历史的真实,因此成为现代中国人颇为重要的文化任务。
文 ◎ 臧山(新纪元周刊总编辑)
历史就像一个由远渐近的影子,离我们越近越清楚,离我们越远就越模糊。对于文明世界来说,历史可以通过文字和其他方式记载下来,让后来人明白无误的了解这个世界曾经发生的故事。
然而,这其实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各种政治、文化、宗教和经济的原因,人们常常主动或者被动地扭曲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真实故事,以致历史常常变得扑朔迷离、面目模糊。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大陆地区更加十分明显,以致仅仅过去50年的历史,在中国人心中就已经面目皆非,各说其是了。
抗日战争的基本数字
1937年到1945年间的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军人数最多时有近200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为210 万)。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4万人。(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
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革命军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38万 931次。国民革命军陆军死亡、失踪321万1,914人,空军阵亡4,321人、损失战机2,468架,海军全军覆没。加上因病减员等非战场损失,国军总损失400多万人。不过,亦于大小会战中,让日军损失48万3,708人,而伤者更达193万4,820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日战争中,共129名日本将官阵亡,只有其中3名是阵亡于与八路军会战中,共有126名日本将官阵亡于与国军会战中。
除此,由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民兵在内,主要以在日本占领区内游击战为主。八路军在抗战期间,参加过的大型会战只有两次,一为太原会战,中共军队伏击日军,是为“平型关伏击战”;另一次为“百团大战”,由八路军汇集数十万人进行迫击,扰乱日军后方。
根据中共方面的说法,平型关战役歼灭日军1,000余人,但日军战报显示,该战役日军亡167人,伤94人(儿岛襄着:《日中战争》,日本文艺春秋社 1984年版)。百团大战,中共官方数字为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日军战报为亡302人,伤 1,719人,皇协军伤亡失踪1,202人(《华北治安战》)。
境外作战令列强刮目
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后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为当时中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日军偷袭珍珠港、攻取菲律宾、占领缅甸、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美军和英军如潮水败退,使得中国不但被切断了战略物资进入中国的通道,而且立即在西面也面临日军的威胁。
中国组成40万人的远征军,在缅甸数次鏖战,最后终于和美英军队一道逐走日军,并进入泰国和印度支那,彻底切断日军大陆交通线。这一战役使中国陆军在国际扬名,美英各国对国军战力从此刮目相看,也奠定了后来列强把中国列入战后世界秩序重建主要力量的决心。
对美外交作用至为关键
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虽然取得胜利,但根本上讲,中国并未以军力和国力战胜日本,日本战败投降的关键在于美国军队彻底摧毁了日本的战争机器。
中日之战的初期,中日各自全力争取美国支援。在这方面,中华民国政府取得了完全的最后成功。由蒋中正夫人蒋宋美龄和宋子文、胡适等为主要外交力量的中华民国外交集团,完全取得了美国官方和民间的支援。
美国人以禁运为要挟,要求日本自中国完全撤军。其中黑色金属和石油的禁运,对日本的战争能力构成了巨大打击。日本之所以能以较少军队横扫中国大陆,除军人训练有素之外,主要靠军队装备完善和运动性强,因此对石油依赖性极强。当时全球石油出产九成来自美国,美国对日禁运石油构成致命打击。
因此,日本人开始觊觎印度尼西亚在荷兰壳牌石油公司手中的油田。由印度尼西亚到日本,必须经过由美国控制的菲律宾,日本要跨过美国人,必须摧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力,最后才有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的偷袭。
这是中日战争关键转折点,而基本由当年中华民国外交的成功所导致。
国际地位在抗战中大大提升
清末以降,中国积弱,被迫和西方列强签订多个不平等条约,在境内有不少外国的“租界”。抗战期间,由国民政府和美英法苏等国组成盟军,中华民国政府和英美达成协议,取消所有不平等条约,取消所有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取消外国在华的“治外法权”,并以五强之一的身份参与战后世界和平重建,这也是中国取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资格的来源。
战后,外国在华的治外法权和租界基本取消,唯有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迟未夺回。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因需要借助苏联的力量,所以苏联红军于1956年才撤出中国最后一个外国管辖“特区”旅顺港。
恢复扭曲的真实历史
中国有3千年信史文化,是世界上信史记载最全和最完整的民族。中国人重视历史,各朝各代以修史为最重要的文化任务。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荣辱。
上个世纪对中国最重要的这场战争,由于被中共故意加以扭曲,所以现代中国大陆许多人常常通过弯曲变形的镜子观照近代中国的历史,这对中国人继往开来有非常不利的影响。恢复中日战争历史的真实,因此成为现代中国人颇为重要的文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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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鲜为人知的故事
文 ◎ 陈柏年
陈君天接受蒋纬国邀请,担任《一寸河山一寸血》制作人的时候,表明自己并非歌功颂德的“歌德派”,一切都会按照事实陈述。亲和幽默的蒋纬国也慨然同意,他说:“谁做得不好,你都可以批评,包括我家老头子(蒋中正)”。
事后蒋纬国果真履行承诺,播出的时候看一看,也只是看在时间、资料上有没有错误,而非思想或意识形态上的错误。这样自由而宽大的支持,使得这部纪录片更加贴近真实与人性。陈君天说:
“我们主张把真实的东西留给后代,所以我们常常从人性面看一件事,所以我们没有蒋委员长多伟大、国军多英勇的话,没有那些美化与夸饰。我们是找一个故事,从‘你是人,我也是人’的人性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会感到非常感人。”
被龙应台称为“国宝”的资深电视制作人陈君天,由于制作功力深厚,对于抗战经过犹如数家珍,拥有许多精采的好故事。
信守承诺的小王
抗战8年,老百姓往西南迁移的过程中,流动的人群有800万到1,200万人,这么庞大的迁徙,无法用火车,因为当时的火车仅有东西向。汽车是很少的;如果选择搭船,又是由北到南,等于是逆流而下,备增困难,因此大部份的人都选择徒步完成这趟万里跋涉……。在这样的迁徙潮中,就有一个小故事。
当时中央大学的校长罗家伦,是一位很有远见的学者。他在抗战的头一年就想迁校,想说迁一次就好,结果一迁就迁到了重庆,直到抗战胜利,都安全无恙。根据资料显示,抗战8年当中,有的学校就迁了12次,迁到最后都支离破碎了,对于一个学校是多大的损失!
当时的中央大学颇负盛名,校产可观。他们的畜牧系也很有名,将全世界优良的品种,如安哥拉的羊、澳洲的牛……等等最优秀的动物买来,拥有一个很大的牧场。但是临到迁校的时候,就面临难题了。当时只好像诺亚方舟一样,每种动物选两种,上船带走。那其他的呢?只好忍痛留在原址了!
罗家伦临走的时候,特地嘱咐农场的员工小王:“小王,就算是我拜托你,这些鸡、鸭牛羊呀,我带不走,你就帮我守着好了,如果有朝一日抗战胜利回来,这些东西还在,我谢谢你,如果这些东西不在了,你就算把他统统吃掉我也不怪你,因为我知道日子难过。”
到了民国26年,情况越加吃紧。小王越想越不服气,他就把这些鸡呀、鸭啊集合在一起,把鸡鸭放在笼子里,然后让牛羊去背这些笼子,再将牛羊用绳系着,一只牵一只的走。因为带着动物,他没办法走水路,就从南京走山路,还经常碰到飞机的空袭……,就这样,整整走了一年,把这票东西带到重庆去了!
到达重庆的时候,刚好罗家伦上街去,看到前头灰尘很大,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上街来了。他一看,失声喊出:“小王!”小王也哭喊着:“校长!我来了!”两人抱头,喜极而泣。
陈君天慨叹的说:“这可以拍成电影啊……这么感人的东西。抗战时这么感人的东西太多了,只是把它僵化了,没有把人的东西放进去,这些珍贵的资料都流失掉了……。”
孤军奋斗的勇者之吼
《一寸河山一寸血》监制人之一的蒋纬国将军,当时也透过镜头,说了这么一个故事:
他说蒋介石总统,那时候是委员长,在重庆的时候压力非常大。因为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能撑到什么时候!而且没有任何一点外援。在西北,有共产党的军队在发展,在咄咄逼人,而国军内部有许多军阀的部队,又不一定能指挥得动,他所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
那时候是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前,日本人已经锁死海岸线,中国的外援完全依靠滇缅公路,当时的日本竟要求英国人封锁滇缅公路,向他们承诺:“你帮我切断滇缅公路3个月,我就可以把中国摆平,到时候我们再一起攻击希特勒……。”那时候我们被掐得简直没有办法。
当时在重庆,深夜,蒋纬国经常听到委员长在野地洗澡的时候,会发出“哇!……哇!……”那样凄厉的长啸,使他吓了一跳。蒋委员长就是靠这样的方式抒发自己的压力。
陈君天描述:“就好像晚上很晚的时候,你一个人在半夜的时候,你一个人站在山巅顶上,旁边看不到一个人的时候,呼呼的风声在耳边,感到很孤寂……,这股压力才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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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以德报怨”这回事!
文 ◎ 李大卫
在台湾的教科书与政治宣传中,抗战胜利后,因为蒋介石对日本宽大为怀,“以德抱怨”,所以没有向日本要求赔偿。陈君天指出,根据他访问了700多位证人、学者,查考各种文献的结果发现:“根本没有‘以德报怨’这件事!”
他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只说:“不念旧恶,与人为善”,蒋介石是很熟悉儒家经典的,他当然知道《论语》〈宪问篇〉中的一段对话:“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陈君天说,那时中国人民因为8年战争已穷困痛苦至极,中国物价水准上升了2,400倍,成都更涨了5,000倍,中国经济整个被拖垮了,在这个情形下,中国怎么可能不要赔偿?
“如果日本人不肯面对他们在战争中的‘加害人’角色,要让‘受害人’如何遗忘、如何原谅呢?德国政府对纳粹受害人的赔偿已超过600亿美元,直到今天还有 17万犹太人继续领着德国赔偿,但日本对亚洲国家做了什么?百年来,日本藉着发动战争,打赢了就得到天文数字的赔款,并进而奠定其建立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华民国被迫抗战,惨胜后却连一声道歉也得不到!”
事实上,早在1939年国民政府参政会就已做成决定,要翔实记录中国在战争中的损失,1944年还组成了“索赔委员会”,记录中国人员死伤情况与物资损失,准备战后跟日本算帐。所以,陈君天说:“以德报怨这四个字根本是一场误会,被滥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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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贪天功为己有
文 ◎ 陈柏年
当年南京失守,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重庆时,蒋中正代表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声明中说:“我们始终相信,暴力是不能打垮我们的。终有一天,会由敌人制造的废墟中出现崭新的国家,只要地球存在,这个国家就将继续存在。敌如进攻南京,我们就保卫南京。敌如进攻四川,我们就保卫四川。只要敌人继续侵略,我们就继续抵抗。”国民党军队艰苦抗日的史实,可昭天地。
近年来,共产党却大肆吹嘘抗日战争时的丰功伟业,尤以平型关大捷与百团大战尤甚。然而14年的抗日战争不算,中日正式宣战的8年──1937到1945年里,共有22次双方兵力不下百万对峙的大型会战、117次的中型会战,以及38,913次的小型会战。其间场面以尸骨成山、血流成河来描述,一点也不夸张。而所谓的平型关大捷与百团大战,仅仅是中小型会战中的两役。况且当时中国国民党拥有中央军、杂牌军、土匪收编兵……420万军队之多,然而中共直到 1936年的西安事变为止,也不过才2万多人。
后来共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军。抗战不久又改为八路军,支领中央粮饷。当时,毛泽东告共军官兵说:“虽然现在我们表面上包了‘白皮’,但内底里仍然是‘红骨’。”于是落实执行“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壮大自己”的策略,对于抗日战功的夸大,以“欺世盗名”论之,一点也不为过。
而战败国日本对于中日战争这段历史的隐晦与谎言,更令我抗日英灵蒙受不白之冤:“对于这段历史,日本从不承认,每隔一段时间就修改教科书,……1995年时,所有的媒体在报导抗战胜利50周年,所使用的词语都是‘终战’!‘终战’是日本用的词语。如果不用‘抗战胜利’一词,真的对不起先贤先烈的捐躯。”
因此,这部《一寸河山一寸血》,号称是14亿中国人中唯一的真实影像,诚乎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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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名人谈陈君天
(新闻提示)陈君天从事电视工作长达30余载,获颁电视金钟奖等17项文艺奖项。早年许多大牌明星如李宗盛、张清芳、费玉清、王芷蕾等,都是在陈君天所制作的综艺节目中第一次上电视。在本刊专访中,几位与陈君天共事过的知名电视人,谈对他的印象与评价。
文 ◎ 李佳灵
前台视总经理刘侃如
陈君天对工作非常投入,可以为了工作好几个晚上不睡觉。他收集了那么多大场面的资料、影像,访谈了上千人,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金马影帝孙越
陈君天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考据、有内涵、跟文化脱离不了关系的,他有多方面的创意,制作出许多了不起的影像作品。
前台视总经理李圣文
陈君天挺有个性的,几乎是个工作狂,在电视界不仅有难得的才华,而且整个人充满了爱。他下决心要做的事,什么都难不倒他,而且出于善意去做,没有既有的政治立场,做出来的,很感人、很美。
金钟影帝林在培
陈君天很小年纪就跟随部队到台湾来摸索,是第一代到台湾来做传媒的,使命感特别深。人家给50万,他用60万去做,就是一定要把节目做好。砍他的预算,他也不争吵,倒贴自己的酬劳照做,整个团队就像是一家人一样,即使不领酬劳,大家仍愿意做下去。这个年代没有人这样做节目!
名主持人侯丽芳
陈君天很会用人,可以把艺人的优点发挥到极致,点子也很多,很会设计节目,每次写的稿子,我都会觉得“对、对、对,这就是我想讲的。”他不会理财,做制作人做这么多年,钱都花在节目制作上。他很正派,做节目既不拿钱,也不吃人家豆腐,在这个复杂的电视圈子里不容易,他是应该受重视的国宝级制作人。
资深艺人陈凯伦
我与陈爸爸的合作是在青少年时代,当年想当个称职的主持人,都是陈爸爸引经据典地在拍摄现场讲、现场录。陈爸爸有个很好的风范,那就是,在摄影棚,他几乎不发脾气。像陈爸爸这样,能用心收集史实资料的人,很难得。如果媒体希望复兴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导正人心,应该多多地跟陈爸爸取经。
【大纪元6月6日讯】近日在美国非盈利团体外交政策调查研究院网页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朝鲜:自由的最低点》的文章,作者吴共旦(音)博士是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的朝鲜半岛问题专家,他认为,在严格划分社会阶层的北韩,好像与金正日“敌对”的人越来越多了,近期金正日政权将全数北韩人40%划为敌对阶层。北韩的社会阶层粗分为3个:忠于金正日阶层、没有特别原因得不到金正日政权依赖的一般阶层、“可疑家庭”出身或具有相关“污点”的“敌对阶层”。
吴共旦认为,目前忠于金正日的阶层和一般阶层的比例正在相对减少,而敌对阶层的比例则从原来的25%增加到了40%。一旦降为“敌对阶层”,再想提升身份基本是不可能的,但一般阶层甚至于是忠于金正日的阶层因“政治犯罪”而沦为“敌对阶层”的情况却很常见。
吴共旦以1997年投诚到韩国的前朝鲜劳动党国际秘书黄长烨为例,黄长烨到韩国后,“留在北韩的夫人自杀,直亲属和亲戚、朋友、同事等大多被降级、关押或被杀”,“因与他关系亲近而被杀的就达数千人”,“甚至曾经给他提过手杖或开过门的人也被清除了”。
他还说:“金正日一手掌握着党政军。”“军队不过是保护金正日的机关,党不过是金正日的实务机关,政府不过是履行金正日命令的机关。”
共产独裁必须与谎言为伴才能得以维持,因此控制言论就是必不可少的政策,北韩当然不会例外。吴共旦指出:“北韩的所有收音机都必须固定在‘朝鲜中央通讯’这一波段上,而没有选择波段的自由。而且北韩民众不仅没有选择的自由,就是连不听的自由都没有,“因为北韩民众要参加每周的活动,并做好回答当局有关每周广播内容的提问的准备。”
据吴共旦还说:“如果收听‘美国之声’或‘自由亚洲广播’等境外广播被揭发,就会被当局记录。第二次被揭发就要受到当局的监视。如果第三次被揭发就有可能能被关进教化所。”
不过,再高压的政策,如果民众一心想了解外面的世界的话,还是有一些缝隙可以利用。吴共旦说:“管制居民的警察们也在收听境外广播。所以用贿赂买通他们相对容易”。但还是有很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