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6月13日(星期三)
陪同高琴声抵达美国的还有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他们将在美国逗留至本周末,期间将与美国的人权律师见面,高琴声希望可以在美国雅虎稍后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发表声明,指控雅虎向中国当局泄露师涛在网上的用户资料,导致师涛被捕及入狱。
徐友渔:“感到非常奇怪,我们单位从头到尾交涉的时候一直是说公安机关要求,单位我看也没必要撒谎,但最后这讲演又非常圆满完成。我认为公安机关如果有决心阻止的话我的讲演肯定是做不成,只不过我不愿意主动取消。”
3点40分,书记吴来电话,说“有关方面”仍然要求取消讲演。谈了3点理由:1,中央有规定,不能公开谈论文化大革命;2,讲座主办方可能会在事后把举办讲座的消息和讲演内容放到网上,在海内外引起不良反应,3,讲演地点是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之间,怕有太多学生参加,扩大事态。
这些孩子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还不让吃饱饭,有时因劳累过度,稍有怠工就会被监工随手拿起的砖头砸得头破血流,然后随便拿起一块破布一裹了之,继续干活。至于拳打脚踢,棍棒伺候更是家常便饭,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黑心的工头和窑主就把被骗的苦工活活埋掉。这些孩子身上都因为长期不洗澡,长满了牛皮癣似的皮屑,他们最小的只有八岁,八岁的孩子为了一顿饱餐是那么顺从,每天都干着成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
该信执笔人、原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肖福元12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十年前,由于遭受少数地方官员和人事部门的干扰和破坏,我们数百户被买断工龄的老干部丧失了生存和医疗的条件,造成70多人死亡,4人在绝望中服毒自杀。
于先生说,“这里的电厂污染相当严重,快赶上沙尘暴了,沙尘暴是黄色的,我们这里的烟尘全都是黑色的。家里门窗基本无法打开,即使不打开,家里也都是粉尘。在户外明显的感到空气中有一种刺鼻的呛味,站一会儿,口腔、鼻子、眼睛里全都有粉尘。”
由于开矿地区属自然保护区,同时也是藏民崇敬的神山,所以在开工初期,藏民已对矿老板和当地政府提出反对意见。当时矿老板欺骗藏民,承诺挖矿地点远离雅拉山,实际上不但采矿处已深入山体,而且还严重破坏地面上的植被,还有矿工杀害当地野生动物,包括几百只羊和三只鹿,导致藏民的对立情绪日益严重。
富锦市头林镇二林村村民许有对大纪元记者说,2006年他整整在北京上访了一年,结识了中国舆论监督网创办者、自由撰稿人、全国数家媒体的特约记者李新德,将黑龙江富锦征地案的材料全部交给他。李新德通过采访许有与其他上访村民代表,写出《政府官员成地主 随意涨租惹民怨──来自黑龙江富锦市农村的调查》。许有在北京期间,富锦市公安局到处找他,欲把他抓回富锦,他幸运的躲避了抓捕。
然而黑龙江佳木斯的官员却发现了,张德振为他们开辟了一条生财之道,怪事来了:富锦市以至佳木斯的市长书记等等大小公仆成了农民,每人占有开发公司的耕地上千亩以至上万亩;原来的农民成了城市户口的工人,只会种地的他们得不到应该发还的土地,被迫向市长书记们租地来种,谋取口粮。于是,头林镇与兴隆岗镇之间,整个成了头兴开发区,64屯的57万亩耕地都被开发到富锦市农业开发公司的名下。这些耕地还是由原来的农民耕种,不过要收承包费,还要逐年涨价,2006年每公顷每年700元的承包费,涨到1950元,温家宝宣布免除农业税的政策也不适用。
1989年,60岁的姚自修退休,只拿到每月200元退休金和25元公伤护理费。因工资太低,这些年不足以维持生活。2003年他向陕西劳动局提出申诉,经劳动局仲裁,要求其原单位付给他每月800元退休金和200元工伤费。但他的单位拒不执行仲裁决议,为对他上告行为打击报复,该单位把原有的每月200元工资和25元护理费也停发了。
《中国人权》在报告中指出,中国虽然签订了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但却没有落到实处。报告通过一系列具体案例,披露了中国的所谓“国家保密制度”,是如何允许甚至鼓励对人权的侵犯,侵害了人民表达思想和自由传递信息的自由。
当他为高焕莲做完无罪辩护后,法庭出现了戏剧性的画面:审判官、法官等个个哑口无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愣住了。他们都知道朱律师的辩护是以中国相关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是最正确的辩护,没有反驳的理由,因此谁都不知道怎样应答。
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已经成为中共在海外的一支非常有力的,机动性很强的行动组织。他在海外所驻国以学生的普通身份表达中共不便表达的意愿,贯彻中共对外输出人权迫害政策,已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们组织欢迎中共党政领导人的队伍,这个队伍同时还兼有阻挡、迷惑抗议人群的作用。他们竭力打压被中共认为是敌人的组织、团体和个人,成为中共政治迫害的海外臂膀。
“上天监视在下的人,以人的德行、表现赐给人寿命长短。不是老天爷要人早死,那是人不做好事,自寻死路。”(译自《史记·殷本 纪第三》)近八年来,在中共对“真善忍”信仰的灭绝迫害与法轮功学员理性坚忍的反迫害中,善恶必报的宇宙法则在极其鲜明的彰显著。本文列举出部份参与迫害 法轮功的各级人员在近年遭到恶报的统计资料和触目惊心的典型案例,希望能令仍在追随邪党对大法行恶者深思和警醒。
她说:“中国真的是那么多金牌?那么体育运动是不是在中国很普及?其实是不普及的,是用国家的资源,纳税人的钱,去选拔,然后进修,非常密集的训练,训练出来多的金牌,完全是国家(中共政权)的,国家(中共政权)控制的,这整个是国家行为。”
95年已经来到香港的穆嘉视香港为家。在接近所谓回归10周年的时候,穆嘉观察到港府有自我审查:“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很多不是首先想到什么是对香港好,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北京要什么,在‘一国两制’下北京允许做的。”这是他看到香港政客、政府和立法人员的做法。穆嘉说,自己是香港政治圈的局外人,但香港是欠缺独立的思维,太多的自我审查,很在意极权统治者想港人做什么。
也是汉学家的伍雪丽,在新书中认为,近几十年来中国以经济超强之姿急速窜起,西方各国为谋取商业利益,竞相与它加强双边关系,却罔顾中国迫害人权、宗教与少数民族,以及集权专制的恶行;对中国过度开发经济而对生态造成的严重伤害也不予闻问。
今天我们知道从那天上午九点钟开始,雷霆万钧的以色列空中斗士们已经摧毁了埃及的大部分军用机场,包括跑道和雷达设施,埃及的几百架崭新的苏制战斗机大多没来得及起飞便灰飞烟灭了。然而在1967年6月5日的下午,双方民众对历史的理解却恰恰与历史的真实背道而驰。
将近六十年过去,巴勒斯坦当年难民大多不在了,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承袭难民身份住在难民营里,靠联合国救助资金维持,是当年难民人口的六倍。六十年来,被极端思维控制的巴勒斯坦教育自成系统,对难民营孩子从小灌输仇恨。所谓巴勒斯坦难民营,其实兼为极端武装和恐怖分子的基地。
陪同高琴声抵达美国的还有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他们将在美国逗留至本周末,期间将与美国的人权律师见面,高琴声希望可以在美国雅虎稍后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发表声明,指控雅虎向中国当局泄露师涛在网上的用户资料,导致师涛被捕及入狱。
而与美国国会议员的会面仍在安排当中,协助高琴声的港方助理潘先生表示,高琴声到南非替师涛领奖,过境香港,到美国的行程属临时安排,主要“是替师涛打官司,会先谈案的事情,还会约见一些国会议员。”
高琴声这次是第一次到美国,国会众议院去年多次召开听证会,传召雅虎、微软、Google、思科等美国网络商,表达对美国公司协助中国当局打压言论自由的不满,由众议员史密斯提出的国际网络自由法案也在审议当中。
记者:高琴声到美国有没有困难?
助理:我们这次帮她没有什么困难,她是第一次到美国
高琴声多次表示,希望藉此难得的出国机会,推动美国政府立法,禁止美国互联网公司,继续与中国政府合作,令类似师涛的悲剧不断重演。
另外,雅虎集团香港办事处表示,旗下的热门网络照片网站Flickr.com被中国封锁。雅虎香港发言人透过电邮向路透社表示,中国的网民不能在网上浏览该网页的照片,这与技术问题无关,显然是受到中国当局封锁。但雅虎目前没有收到中国当局任何有关消息。
发言人表示,公司正在调查有关事件,希望这只是短暂的问题。Flickr.com网上有六四时天安门广场抗议学生被杀害的尸体照片,亦有一名市民挡在一列坦克车前的照片。(
【大纪元6月1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大陆著名学者徐友渔近日拒绝有关部门要他取消反思文革演讲活动的要求,他星期二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阻挠反思文革是不智的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徐友渔应中国律师观察中心邀请,定于上周六在北京万圣书园咖啡馆进行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的讲演,听众主要是法律工作者。
而此前几天,社科院的党委领导却多番以公安部门要求为名要徐友渔取消演讲,遭到他严正拒绝,讲演按时顺利举行。徐有渔星期二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对于有关方面的阻挠十分不解和愤怒……
徐友渔:“感到非常奇怪,我们单位从头到尾交涉的时候一直是说公安机关要求,单位我看也没必要撒谎,但最后这讲演又非常圆满完成。我认为公安机关如果有决心阻止的话我的讲演肯定是做不成,只不过我不愿意主动取消。”
记者:“为什么你会这么坚持?”
徐友渔:“从根本来说,我只考虑我有没有道理。第一,这是是宪法保障的言论权利;第二,哪怕大陆有很多压制言论不合理的规定,我仍然觉得这个讲演是没有理由被禁止的。按照你们的标准,事前让你们检查的言论都不让发表,这实在太过分了吧!而且他们那种蛮横的态度也激怒了我,不准讲就不准讲,你得说出道理来呀!”
记者:“你单位领导说不准演讲的理由是什么?”
徐友渔:“他提了三点理由,第一不让谈文革,我说文革中央有文件规定出版文革的著作要从严掌握,我这不是发表著作,如果他真有这一步说到文革根本不让谈,那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可能接受。
还有一点就非常荒谬,他说组织方把你的讲演消息和内容发到网上去,就会引起骚动。我说我这篇讲演稿你们都看了,是我十年前的学术论文,海内外早就知道了;况且,如果我文章的精神你都承认是正确的,那抄一个正确的东西,不是在帮政府说话么?
第三个理由他说你演讲的地方在北大、清华那一带,万一那些学生参加就会什么的。我心里非常憎恨这个说法,实际上没有北大、清华学生参加,组织者不是,也没有邀请这些人,但是他们的理由非常令人愤怒,为什么学生参加你们就会…你们把北大清华的学生当成敌人啊?为什么学生听了就会发生骚动,就会什么的?实际上讲演时井然有序的,反映很热烈,讨论也是很好的,什么都没有嘛!”
记者:“可以介绍一下你这次讲演的这篇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么?”
徐友渔:“我指的异端思潮是文革中群众尤其是这些年轻的学生,他们反思怀疑文革路线的思潮,实际上发展到最后就是否定和反对文化大革命。我想说的是文革并没有得到大家支持。”
徐友渔认为,反思文革的有关问题,对于解决目前社会危机,建立和谐社会是有利而无害的,官方的阻挠是不智之举……
徐友渔:“讲演中我特别强调,由于禁止研究文革,现在民众中很多人对文革有一种误解,尤其是特别欣赏和留恋文革中的所谓‘大民主’,他们不知道大民主是虚假的。
他们特别对中国现状感到沮丧,因为现在中国反对腐败这些做法成效都不大,他们特别盼望文化革命那种大规模的冲击领导、冲击所谓当权派。我说如果我们这些研究能令民众知道那种做法会给中国带来灾难,实际上对现在这种状况是好的。
有的听众就批评我,徐教授你的观点太帮官方了。我说我不在乎帮不帮官方,只要对中国好就行。问题是官方愚蠢到这种有利于安定团结、和谐社会的说法都要镇压,这种愚蠢的做法令你想帮忙也帮不上,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6月13日讯】2007年5月中旬,徐友渔接中国律师观察中心主任赵国君邀请,于6月9日作一个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的讲演,听众是律师。6月7日晚8点半左右,哲学所党委书记吴尚民给徐友渔电话,传达“有关方面”要求,取消这次讲演。徐友渔坚决拒绝,并声明徐友渔的讲演没有任何违反法律之处,讲演内容也没有问题,没有理由取消。当得知徐友渔的讲演是基于徐友渔已经发表过的一篇同名文章时,书记要求第二天到徐友渔家取文章去复印,要看一看。徐友渔担心拿走之后就不还,使得讲演无法进行,于是坚持自己花钱在街上复印社复印。
徐友渔当然明白,他的讲演的合法性来源于宪法保证的言论自由,并不取决于讲演的内容,他们没有权利进行事先审查。一般地说,徐友渔要求自己坚持这个原则。这次是审时度势,出于策略考虑。“发表正确言论”决非“言论自由”的内涵,但连发表可以事先审查的正确言论都要禁止,其蛮横无理则更为显见。基于同样理由,徐友渔还说,徐友渔的讲演内容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否定文革的观点是一致的。
8日晨专门早起,上街复印了文章。上午11点,哲学所人事处长徐到家里来取走文章影本。
下午2点,处长徐来电话,说书记吴3点半到徐友渔家,谈话。徐友渔说,不要急着来,请先打电话。
3点40分,书记吴来电话,说“有关方面”仍然要求取消讲演。谈了3点理由:1,中央有规定,不能公开谈论文化大革命;2,讲座主办方可能会在事后把举办讲座的消息和讲演内容放到网上,在海内外引起不良反应,3,讲演地点是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之间,怕有太多学生参加,扩大事态。
徐友渔针对以上3点作了反驳。他说,第一,徐友渔知道中央曾经有一个档,说公开出版有关文革题材的书籍,要从严掌握,根本没有说连谈论文革都不准。另外,徐友渔的发言稿你们已经看过,应该看得出来,徐友渔的观点和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彻底否定文革的精神是一致的,有什么理由禁止发表和中央决议精神一致的言论?
第二,徐友渔的文章是10年前写的,这10年来,徐友渔的观点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因此不存在把徐友渔的讲演内容放到网上会引起炒作的问题。另外,一种和中央决议精神一致的观点,放到网上,怎么会产生负面效果,“有关机关”的态度是很奇怪的、错误的。第三,徐友渔的听众是法律工作者,他们是最知法守法的人,最理性,最没有偏激情绪的人,说担心会引起不可控制的局面,是没有根据的。徐友渔说,所谓“有关机关”的态度非常错误,他对之感到气愤。徐友渔可以预先表明态度,继续沟通是可以的,但要徐友渔改变原订计划不可能。
与书记通过电话,徐友渔立即与赵国君通话,告知情况。
5点20分,书记赵又来电话,说他已经把他和徐友渔交换意见的情况向有关方面作了回馈,现在向徐友渔转达:公安机关决定,这次讲座仍然是必须取消的,而且要求社会科学院进行干预,要徐友渔不去作讲演,否则,会有严重后果。徐友渔回答,书记你确实没有必要到徐友渔家里来细谈,因为事情非常简单、清楚,徐友渔肯定要去作讲演,至于后果,不论来自公安机关,还是来自社科院,徐友渔想得很透彻,不害怕并准备承担。书记说,他明白徐友渔的意思,不过他的意见,还是不去。
徐友渔说,自己决不是爱惹事的人,但事情来了徐友渔也不怕,因为徐友渔丝毫没有作理亏心虚的事。徐友渔凭什么要向蛮横无理的命令让步?如果社科院要借这件事处罚徐友渔,徐友渔不怕,徐友渔们可以把事情捅到全世界,让大家来评评道理。如果公安机关要镇压,徐友渔也做好了准备,反正,目前正是奥运会前夕,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发生的事。
徐友渔又与赵国君通了电话,徐友渔们当然不会改变计划,同时也估计,如果警察一定要禁止,那是挡不住的,但徐友渔们宁愿采取“开天窗”的做法,也不会自己主动退让。
9日下午,徐友渔带着随时遭遇警察干涉的心理准备,去万圣书园咖啡厅作讲演。听众反映热烈、秩序井然。
对于没有遭到警察的干涉和禁止,徐友渔和赵国君初时颇感奇怪,后来分析,书记吴传达的威胁、警告,是不是并非来自警方,而是来自左派大本营社科院?因为如果绝对不能讲的决定来自警方,这个讲座是一定举办不成的。
【大纪元6月13日报导】(中央社台北十三日电)四百多位河南籍父亲在网站上发出求救帖子,内容说有至少千名孩子被诱骗卖到山西黑砖窑做苦工,每天超时工作,最小的是八岁,还被工头拳打脚踢,惨遭活埋。广州“新快报”今天报导,五日在中国大河网的“大河论坛”上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四百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
帖子以四百位河南籍父亲的口吻陈述:他们的孩子大多在郑州火车站、汽车站、立交桥下、马路边等地方,被人贩子或诱骗或强行拉上车,以人民币五百元一个的价格,卖到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山西临汾市、永济市是窑场比较集中的地方。
这些父亲们千辛万苦找寻到孩子的下落,在这些手脚并用、头发长得像野人一样的孩子中间,有的已经整整和外界隔绝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有的孩子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
这些孩子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还不让吃饱饭,有时因劳累过度,稍有怠工就会被监工随手拿起的砖头砸得头破血流,然后随便拿起一块破布一裹了之,继续干活。
至于拳打脚踢,棍棒伺候更是家常便饭,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黑心的工头和窑主就把被骗的苦工活活埋掉。
这些孩子身上都因为长期不洗澡,长满了牛皮癣似的皮屑,他们最小的只有八岁,八岁的孩子为了一顿饱餐是那么顺从,每天都干着成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
他们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全天候有监工或打手巡逻站岗。
由于势单力薄,父亲们只能尽可能地解救了四十名河南籍的孩子。
父亲们说,对那些来自湖北、四川等外省的孩子,他们为无力改变他们的命运而愧疚。由于这些黑砖窑都在大山深处,再加上窑主们“消息灵通”,致使解救起来难上加难。
截至昨天,大河网上该帖点击率超过三十一万,而在七日被转帖到论坛后,短短六天时间,该帖更是获得了高达五十八万的点击率和三千多篇回帖。
网友们呼吁,“不能消极对待”,同时发出建立“民间解救联盟”、“黑窑儿童拯救小组”的呼声,应尽快营救在山西等地黑砖场被囚禁迫害的儿童及其他民工。河南省公安厅已把“山西黑窑场强迫未成年人做窑工”的犯罪行为,紧急上报中国公安部,请求公安部督促山西警方清查黑窑场,解救河南在山西黑窑场受奴役的孩子。
据报导,因为山西人口少,用工紧张,很多窑厂主都在非法用工,从人贩子和黑中介手中买来窑工,变成“黑人”。
一位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采访中发现,在解救孩子的过程中,当地警方只允许解救当事人的孩子,只有家长亲自去到才能带走自己的孩子。
在解救过程中,面对最大阻力是,当地执法部门不配合,甚至还执法犯法。
在山西万荣县采访黑窑厂的童工。这里的孩子最小只有八岁,最大十三岁。这些本应该坐在小学教室读书的孩子,却在干这成年人都不愿干的体力活。
这些孩子大部分是被拐骗和卖到黑窑厂做苦工的。也有的是因为贫困,跟随包工头出来做苦工的。
这位记者为自己没有能力解救这些孩子而痛心。在山西黑窑厂做苦工的孩子至少有一千人。
【大纪元6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本周一(6月11日),云南七县300多退休干部致函联合国人权事务中心,呼吁人权官员关注他们的遭遇,帮助他们“寻回人权”,“重见光明”。该信执笔人、原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肖福元12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十年前,由于遭受少数地方官员和人事部门的干扰和破坏,我们数百户被买断工龄的老干部丧失了生存和医疗的条件,造成70多人死亡,4人在绝望中服毒自杀。
他说,“在一次次悲剧中,我们300多个幸存者数十次进京上访,用数千封信件向中央投诉反映冤情,但都是石沉大海,而且我们还遭到非法恐吓、监控和审讯。我们有冤无处诉,没有地方反映,只有求助于联合国。”
原云南省文山州邱北县办公室主任梁国相对大纪元表示,“我们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更多弱势群体。我们生活无依无靠,什么都没有,也就什么都不怕。政府要是想继续打击报复,我们也不怕了。”
肖福元说,“我们已经失去了生存条件和医疗条件,我们发出忍无可忍的声音,他们要采取报复也好,坐牢也好,我们也不怕,无所谓了。”
据肖福元介绍,早在95年至98年间,云南省县乡政府机构改革中,少数地方政府官员,以虚假政绩为名,实以安插亲信、买官卖官为目的,虚构人员分流条件,自行制定政策,对机关干部采取工龄赎买办法,按工龄长短给予不同的经济补助,实行所谓的一次性买断,抢占了他人工职。
梁国相说,“政府以机构改革的名义剥夺了我们的生存权,侵害了我们切身利益。我们上书是希望联合国为我们匡扶正义,主持公道,拔刀相助,大声呼吁,寻回人权,使我们这些:一无权势、二无生存条件的弱势群体,重见光明,迎得新生。”
据梁国相介绍,一起上书的300多人是来自文山州邱北县、丽江市宁蒗县、曲靖市会泽县、昭通市政雄县、昭通市水富县、昭通市溪江县、昭通市市区七个县的退休干部。
【大纪元6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本周一(6月11日),内蒙乌兰察布市数百市民围堵市政府,抗议该市华宁热电厂污染严重,要求市政府彻底解决该厂对居民的环境污染问题。乌兰察布市原绒毛厂南院居民于先生12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昨天上午的抗议持续了四个小时,但是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出来答覆,也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出面接待,市民们都表示对政府非常失望。
于先生说,“这里的电厂污染相当严重,快赶上沙尘暴了,沙尘暴是黄色的,我们这里的烟尘全都是黑色的。家里门窗基本无法打开,即使不打开,家里也都是粉尘。在户外明显的感到空气中有一种刺鼻的呛味,站一会儿,口腔、鼻子、眼睛里全都有粉尘。”
另一位居民金女士说,“粉尘大到居民呼吸更加困难。我们家里的窗户上都是黑媒,家里怎么擦也都擦不干净。除了媒尘、粉尘、噪音之外,路面状况也非常糟糕,整天几十辆车出入,整个把原来路面都破坏了。”
据于先生介绍,华宁热电厂自2004年8月建厂,其污染目前已影响到方圆十几公里内的几千户居民,许多居民被迫弃家而逃。
2004年建厂时,政府对居民说,该项目是环保项目,是专门焚烧垃圾,使用污水的。但电厂建成后,居民们发现该厂烧的是煤,使用的是地下水,反而加剧了环境污染。
建成后的热电厂主机房距离居民区不到20米,内部的大型储油罐和堆煤场距离居民区也同样不到20米。2004年电厂挖掘地基和开挖管线坑道时,用炸药实施爆破施工,因距离部份居民房屋太近,至使这些居民的房屋墙体出现裂缝,与厂家交涉多年,至今没有结果。
2006年7月,电厂建成开始试车后,巨大的机器轰鸣声、川流不息的运煤和施工车辆的马达声,使居民们无法正常工作和休息。烟囱里的浓烟夹杂着大量油渍和煤灰四处飘落。卸煤时,黑色煤尘随风飘进居民庭院、居室,居民饮用水也因此出现困难,基本生活难以保证。
于先生说,“我们住的地方离电厂只有十几米,受影响最大。年轻人体质好一点,还有一点抵抗力,但是老人不行,很多人旧病复发,晚上也休息不好。”
金女士说,“除了粉尘对肺部等器官的影响,我们听人说,电辐射、噪音对人体伤害都很大,我们手机在这里也不能用。我们希望环保部门能够测一下,看看电辐射、噪音的影响有多大。我们这儿有一些居民经常头昏,可能都是受这个影响。”
金女士介绍,自去年7月开始,当地居民不断上访,向有关部门控告,但政府始终不予解决。
金女士表示,“这个电厂的具体内情,我们居民也不清楚,我们也在找相关的部门上访,人家说解决,但从去年7月份到现在,一直没消息,我们苦苦等待也没有结果。”
据悉,几天前,市政府以关心孩子升学考试为由,给10个居民维权代表每人300元,维权代表说,这是希望他们拿了钱就不要再“闹”了,这是封口钱。
而在6月10日,市政府又在市中心广场举办了题为“环境保护进社区”的活动。活动以热电厂为主要宣传对象,向居民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同时加大力度宣传热电厂给本市居民带来的方便和经济效益等。当地居民表示,对政府的这套做法感到气愤。
于先生透露,100多户居民自发筹集了2000多元,选了4个代表去北京上访。因为通讯不畅,他们现在无法和去北京上访的居民代表取得联系,无法得知上访的进展情况。但于先生对上访代表的安全感到担忧。他说,他自己的邮箱现在已经不能登录,再次申请也因为需要出示身份证而不敢申请。(
【大纪元6月13日报导】(中央社记者陈幸嫚香港十三日电)有消息指,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一个小镇内七百多名藏族居民为了阻止当局准许私营企业老板在藏民崇敬的“圣山”(雅拉山)开采铅锌矿,到当地政府请愿不果,愤而冲击党政官员和采矿主的住宅车辆,受到当局武力阻止,事件中传有数名藏民丧生。针对上述事件,四川省政府办公厅、省民族事务委会和道孚县八美镇官员昨接受香港“东方日报”电话查询时,都以“无相关讯息可奉告”、“不知详情”作回应,可是多位官员都没有否认近日发生“群体事件”。
消息透露,骚乱发生在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一日期间,地点位于雅拉神山脚下的道孚县协德乡八美镇。二零零四年起,挖矿人开始到这里探视,可是在二零零六年以前,当地保持未开发的原始状态。目前,挖矿人已在距雅拉山约七、八公里处开始大兴土木,建设一座铅锌矿。
由于开矿地区属自然保护区,同时也是藏民崇敬的神山,所以在开工初期,藏民已对矿老板和当地政府提出反对意见。当时矿老板欺骗藏民,承诺挖矿地点远离雅拉山,实际上不但采矿处已深入山体,而且还严重破坏地面上的植被,还有矿工杀害当地野生动物,包括几百只羊和三只鹿,导致藏民的对立情绪日益严重。
至今年五月底,约七百多藏民群起抗议,力图阻止当局亵渎圣山,污染环境的行为,向当地政府抗议无效之后,愤怒的藏民向一家矿产公司在当地的分公司,以及当地党政官员房屋发动攻击。当局动用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到场拘捕多名请愿者,武力阻止民众冲击采矿公司及矿主。
据传有数名藏民在这场骚乱中丧生,另有消息称,当地已经有八名藏族长老失踪,藏民相信这几个长老已经被官方逮捕。事后当地更有人设置路卡,阻止藏民外出上访告状。不过,上述消息仍有待证实。
道孚县位于四川西部,海拔二千九百八十米,人口不到五万,居民由十六个民族组成,其中藏民占九成。雅拉神山又称雅拉香波神山,藏语全称为“夏学雅拉嘎波” (意为东方白牛山),是藏区四大神山之一。海拔五千八百二十米,山顶终年积雪。雅拉神山也是修行的圣地,千百年来,无数高僧曾在山闭关,留下了大大小小的数百个闭关洞。
【大纪元6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综合报导)十几年前的黑龙江富锦市征地案,在遭到广大农民的强烈反抗下,政府、警方与黑社会联手,向手无寸铁的农民开了枪!2006年中国舆论监督网创办者对这一地方政府圈定的区域涉及9个乡镇、63个村屯的40500多人的至今曝光的中国最大暴力征地案,做了实地采访并做出系列调查报导。中国舆论监督网曝光案件
富锦市头林镇二林村村民许有对大纪元记者说,2006年他整整在北京上访了一年,结识了中国舆论监督网创办者、自由撰稿人、全国数家媒体的特约记者李新德,将黑龙江富锦征地案的材料全部交给他。李新德通过采访许有与其他上访村民代表,写出《政府官员成地主 随意涨租惹民怨──来自黑龙江富锦市农村的调查》。许有在北京期间,富锦市公安局到处找他,欲把他抓回富锦,他幸运的躲避了抓捕。
中国舆论监督网2006年4月24日发表《政府官员成地主 随意涨租惹民怨──来自黑龙江富锦市农村的调查》一文,时隔一个多月以后,中国舆论监督网在博客之家开设的博客,在5月28日发现文章全部被删除,次日ID被封。
随后李新德亲赴富锦农村实地调查,采访了大量村民后,写成富锦土地案件专辑系列调查报导。
李新德的系列调查报导之一《鲜血浸透的黑土地》中详细的报导了征地初期,富锦市政府、富锦市公安局纵容黑社会头目对抵制征地搬迁的农民以黑道方式,进行烧、杀、抢的无法无天行径。
撤消村屯 村民故土难离
1993年12月30日,富锦市政府根据兴建《中韩合资头兴农场》的总体规划要求下发了通知,对兴隆岗镇的连胜村、联丰村、联兴二组、联发二组、东明二组,头林镇的兴华村、庆丰村、庆富村,择林乡的富祥村及场区内的所有地窝棚予以撤销。村民们除了故土难离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心里不断的生出许多难解的疑问:难道为了建立“中韩合资农场”就必须要村屯撤销、村民搬迁吗?村民对富锦市政府这种违反“村民组织法”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抵制。
富锦市政府组成了由市委常委兼武装部长马成喜为主任的协调办公室,马成喜具体负责处理头兴地区的搬迁工作。当时富锦市遇到的最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搬迁。
村民们推选王志恒、陈建安、王德义、王征会、王凤君、王月英、孔祥兰等人作为代表与富锦市政府谈判,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与政府谈判的结果就是被全部拘留,富锦市政府告诉村民代表只要同意搬迁就放人,不同意就判刑!
当代表们回到村里后,大家研究研究的结果,还是不同意搬迁,恼羞成怒的马成喜便率领头林派出所所长及一班警察进入庆丰村,给村民下了最后通牒:“法是人定的,我们就说了算,上面定的事谁也管不了,就这么多钱可汤吃面,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还抓你们。”
王志恒、陈建安、王德义三位村民代表又被送进了富锦市拘留所关押了12天,头林派出所的张继福所长到拘留所提审三位代表:“如不同意搬迁这次真要判他们刑了!”三名代表被迫同意了,但他们不但不给开释放证明,还要2000元释放费,三位代表身上没钱,张继福便开着警车拉着三人到富锦市的亲戚朋友家里到处借够2000元交给张继福后,三人当街释放。
黑社会杀人又放火 政府撑腰
富锦市政府与村民代表多次谈判未果的情况下便想出了邪招,他们研究决定将兴华村所属集体土地无偿的承包给了富锦市的黑社会头目武铁华若干年,条件是让武铁华把兴华村的居民赶走。
1996年的4月10日晚,武铁华拿着与富锦市政府签订的兴华村土地承包合同,带着一行九人准备了枪支弹药、棍棒、匕首乘坐几辆轿车浩浩荡荡的开进了兴华村,武铁华首先向众百姓出示自己的土地承包合同,并告诉村民,这些土地已经都是他的了,识相的就赶快搬走,谁不搬走就让谁吃枪子。
村民和武铁华理论起来,富锦市有什么权力把自己耕种了几十年的集体土地承包给外人,自己的土地怎么转眼间成了他人的了?正当老百姓理直气壮的大声争论的时候,恼羞成怒的武铁华大喊了一声:动手!枪声响了,成片的农民倒下了,重伤五人,轻伤无数。霎时,哀鸣声传遍了正个村庄,鲜血染红了兴华村这片黑土地!
在这次血案中,村民赵忠全的后脑杓被歹徒棍棒击中,鲜血浸透了毛衣,因伤势过重导致偏瘫,几年后死去。他的妻子安凤珍,眉尖被歹徒的枪弹击中,至今还有一粒子弹未能取出。
血案发生后,头林镇党委书记郭建民以及头林派出所所长张继福带领公安干警进入现场,行凶者在肇事现场不惊不惧无一离去,他们好像是刚执行完任务的警察,事后村民才知道,这些黑道人物原来是富锦市政府的“雇员”。
就在富锦市的黑社会头目武铁华等人开枪制造了4.10惨案后不久,富锦市委常委、武装部长兼协调办公室主任马成喜带“中韩合资头兴农场”负责人颔尹杰、肖会斌等二十多人在强行动迁的村庄进行了大规模纵火,焚烧了所有村庄的房屋。有的持枪向农民没有来得及转移的牲畜开枪射杀,然后拖走吃肉。随后用推土机推倒房屋、学校,逼迫一千多农民流离失所。
枪伤村民无罪 政府买单
兴华村的受害人安凤珍到市公安局报案,接案的是公安局长李庆新,这位局长的回答让安凤珍感到意外:“我给你们调解调解吧,让武铁华给你们赔点医药费就算了吧。”
1996年7月3日,安凤珍接到富锦市政府协调办主任马成喜的电话,让她到市政府协调办办公室。当安凤珍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协调办办公室的时候惊讶的发现,在场人员有武铁华、武铁民、马成喜。马成喜又给市公安局局长李庆新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人都到齐了。
在市委常委武装部长马成喜以及公安局长李庆新还有黑社会头目的轮番威胁、恐吓下,安凤珍举起颤抖的手在他们拟好的协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被迫同意接受了1.9万元医疗费,富锦市政府当即开出了开现金支票支付。
一桩涉黑刑事案件在富锦市政府、公安局的“帮助”下,终于“调解”成功了。
无合法手续的征地
李新德在他的系列调查报导中指出,富锦市农民手中的土地证上写明“上述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经政府审定,其权利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只有当“国家建设依法征用、拨用土地时,必须服从国家建设的需要。”可是李新德记者在调查了几个月后最终被证实,黑龙江省政府和富锦市政府以建设国家重点农业综合开发区的名义征用农民的57万亩土地根本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等合法手续。
在农民不断的上访告状的过程中,他们知道了只有国土资源部对国有土地的使用以及大项目征用土地有审批权,因此多次到国土资源部信访局上访。信访局的接待人员过问后,由于黑龙江省上上下下坚持错误的做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目前为止,黑龙江省政府、富锦市政府始终没有合法得到这57万亩土地的使用权证书。
中国舆论监督网创办者李新德简介
李新德:安徽人,从事舆论监督工作多年,于2003年创办中国舆论监督网,并于2004年首发“下跪副市长丑行录”一文而闻名国内外。国内外媒体报导《反腐网站46天扳倒下跪副市长》(城市快报)、《他们最害怕光》(中国青年报)、《网络自由飞翔的雄鹰》(路透社)、《互联网改变中国政治版图》(纽约时报)。
近期参与的报导:辽宁阜新“退休高官”王亚忱案件、辽宁鞍山国税局李文娟举报案件、河北国投公司董事长梁云才双规致死案件等。更多的文章,请登陆百度搜索“李新德”、“中国舆论监督网”。(
【大纪元6月13日讯】当年风靡华夏,关贵敏一曲“松花江水波连波……歌唱美好的新生活……”。松花江与黑龙江、乌苏里江共同哺育的三江平原,让我们江南农民也羡慕:北大仓一年一熟,好过太湖之滨一年三熟。1999新年,我从北京经长春、农安、松原到大庆,跨越松花江才知道,原来松花江得名于两岸的“雾挂”——寒冬里的江上雾气,凝结在两岸松枝上,倒像是松树上挂满了冰花。驶过大平原,望着一屯又一屯的农民们欢天喜地衣红着绿,扭秧歌送嫁妆,我真想自己也像他们一样,无忧无虑富足如锦,一辈子不要经受任何风波,一辈子都不需要什么自由民主。然而却不知已有松花江下游的4万农民,一夜之间变成了农奴。
追溯1988年4月,国务院批准三江平原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区,松花江下游靠近同江口的富锦县升为县级市。1995年,黑龙江省政府担保南韩商人张德振来开发三江平原,当地农民世代耕作的熟地一夜之间被没收,作为国有荒地由银行押贷2600万元给张德振,还款期限为20年。农民被收掉土地得到极少的征地费每亩46元,变为城市户口的农业工人,等待张德振雇佣。然而张德振拿到巨款就逃离黑龙江,中韩合资项目被迫于1996年底下马。不知当时的黑龙江官员有否去韩国考察张德振的农场以及农产品加工厂?否则凭什么证明他有务农的能力?为何不能贷款给自己的农民发展农业?
项目停了,假如当地官员好好收场,土地交还给农民继续耕种。即使迫使当地农民帮张德振偿还贷款,4万人承受2600万元,平均每人650元以20年还清,农民兄弟也可以忍受。然而黑龙江佳木斯的官员却发现了,张德振为他们开辟了一条生财之道,怪事来了:富锦市以至佳木斯的市长书记等等大小公仆成了农民,每人占有开发公司的耕地上千亩以至上万亩;原来的农民成了城市户口的工人,只会种地的他们得不到应该发还的土地,被迫向市长书记们租地来种,谋取口粮。于是,头林镇与兴隆岗镇之间,整个成了头兴开发区,64屯的57万亩耕地都被开发到富锦市农业开发公司的名下。这些耕地还是由原来的农民耕种,不过要收承包费,还要逐年涨价,2006年每公顷每年700元的承包费,涨到1950元,温家宝宣布免除农业税的政策也不适用。
我不由得惊叹当地公仆们的智慧,能从一个诈骗案中开发出一片富锦特色的土匪经济;我也佩服各路记者,吃了农民们的委托费总共70多万元之后,居然在全国媒体上看不到一个字的消息……我更讶异农民的忍耐,十二年间到佳木斯地区、黑龙江省、中央逐级上访,结果回家就被端着火枪上门的黑帮大佬们打死打伤……十二年了,这些农民居然学会了上网,学会了破网,居然在网路上诉求“不要奥运要人权”……仿佛听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大纪元6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报导)图片上这位满脸愁容、衣衫褴褛的老人叫姚自修,曾经是电子工业部陕西宝鸡国营七九二厂工人,自述为中共造过20多年原子弹配件。因公致残后,事业、家庭、人生跌入低谷。因原单位领导绝不落实相关政策法规,最终使他沦落街头乞讨为生。
近日有网友给记者发来有关姚自修北京街头摆地摊诉苦的图片。地上的乞讨缘由里写的清楚:他1957年进厂做工人,做了20多年原子弹部件。1976年公伤导致腰椎受损连带着下肢瘫痪。失去工作能力和生活能力后,妻子带着孩子离他而去。
1989年,60岁的姚自修退休,只拿到每月200元退休金和25元公伤护理费。因工资太低,这些年不足以维持生活。2003年他向陕西劳动局提出申诉,经劳动局仲裁,要求其原单位付给他每月800元退休金和200元工伤费。但他的单位拒不执行仲裁决议,为对他上告行为打击报复,该单位把原有的每月200元工资和25元护理费也停发了。
无奈姚自修开始打官司,从中院打到高院,任凭什么文件下达到厂里,厂官就是拒不执行。
04年到05年他开始上访北京,身无分文的他只得露宿街头乞讨为生。宝鸡-北京,跑了几个来回,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据网友说:现在老汉被一个垃圾处理场看门人收留。
【大纪元6月1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采访报导)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星期一发布了题为《国家机密-中国的法律迷宫》的报告,对中国的国家保密制度提出批评。《中国人权》在这份报告中说,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但社会不公、环境污染严重、公共卫生问题,以及人民的不满情绪和老百姓的社会福利等问题日渐突出。
同时,中共通过一套不透明的国家保密制度,从政治上对人民加以控制。《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首先谈到《中国人权》为什么发布这份报告---
谭竞嫦:“中国政府一直宣布依法治国。虽然有一些改革,但还是不够。侵犯人权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这个报告就是要考察并描述一些中国的国家秘密制度。”
《中国人权》在报告中指出,中国虽然签订了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但却没有落到实处。报告通过一系列具体案例,披露了中国的所谓“国家保密制度”,是如何允许甚至鼓励对人权的侵犯,侵害了人民表达思想和自由传递信息的自由。
谭竞嫦说,报告列举了诸多案例,包括2003年“非典”的流行,在疫情最先爆发的广东省,卫生部门最初以不能非法泄漏国家机密为由而掩盖实情;还有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
报告还列举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因为向国际人权组织提供上海老百姓被强迫拆迁的有关信息,被以“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判刑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陆建华因为向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程翔提供信息,而被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判刑20年。谭竞嫦说---
谭竞嫦:“我们具体说明的是,保密制度如何侵犯他们的言论自由,还有其它的人权。”
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所谓国家机密概念十分模糊---
郑恩宠:“中国的刑法当中设置了‘泄漏国家秘密罪’、‘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实际上,我认为这完全是个麻袋罪,是针对政治犯的,针对异议人士的。就我本人而言,在我律师生涯当中,它始终在抓我其他问题。它什么都没抓到,它就把你往政治上打。它就说你泄漏国家秘密。”
郑律师表示,他多年来为上海被强迫拆迁的弱势群体打官司,竟被有关方面以“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判刑3年,郑律师说---
郑恩宠:“它说我曾经和《中国人权》组织有关系。我把有关上海拆迁的一份报导非常公开地给他们。它说是国家秘密。这篇报导是个记者写的。记者写的稿件出自我提供的材料,内容完全是根据上海市杨浦区居民在一审法院、二审法院的诉讼材料。是公开诉讼的材料。它却说是国家秘密,显然是很荒唐的。”
中国的保密法自1989年生效,保密法规定,国家机密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分绝密、机密和秘密三个等级。具体规定是:危害国家政权的巩固和防御能力;影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损害国家在对外活动中的政治、经济利益;影响国家领导人、外国要员的安全;妨害国家重要的安全保卫工作;使保护国家秘密的措施可靠性降低或者失效;削弱国家经济、科技实力;使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失去保障等八条。
《中国人权》的报告说,中国的保密制度范围太广,许多公开信息都被列入国家机密之列。郑律师说,如果把中共党内和政府内的腐败现象都当作国家机密来保护的话,中国人权的进步就相当成问题。郑律师接着对中国的所谓国家保密制度提出了进一步的批评---
郑恩宠:“它所谓的‘国家’是什么?完全是空泛的。是中央政府代表国家、还是地方政府?政府里所有的部门都是政府部门。哪怕一个工会也是政府部门。它开个会,不愿向外透露,就说是保密。还有就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比如说,政府怎么使用纳税人给政府的钱,它从来不向老百姓公布。为贪污腐败提供了很大的温床。这也列入保密制度。”
所以,郑律师说,中国的保密制度实际上是剥夺了老百姓的知情权,而老百姓没有知情权,就谈不上监督权。正如《中国人权》在报告中所指出,中国的国家保密制度是中国法律的迷宫,它既是矛,又是盾,既可以起到向人民隐瞒实情、控制信息的作用,又是对向政府提出批评的人进行残酷打压的手段。
《中国人权》的报告建议中国有关方面对保密法进行彻底改革,使其与国际人权标准和中国自身的责任和制定的法律相接轨,其中应包括,所有的中国公民都有表达思想和传递信息的自由。《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说,中国国务院去年公布说,已开始对保密法进行修改,谭竞嫦希望中国人权的报告,能够对中国保密法的改革和修订起到积极的和有建设性的作用。
【大纪元6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沈周综合报导)曾经三次为法轮功学员出庭辩护的广州律师朱宇飙于今年2月10日遭到当地警方的绑架,被关押在广州花都第三劳教所,非法关押时间已经超过四个月,至今家属仍未得到任何通知。三次为法轮功学员辩护
据明慧网6月12日报导,2005年6月8日,在广州天河区法院,朱宇飙律师为法轮功学员高焕莲出庭辩护,成为广东省第一个公开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
据到场旁听的人士回忆,朱律师严正的向法庭提出,红头文件不能替代国家的法律,法庭应该以国家的宪法为准绳,依照事实秉公判决。
当他为高焕莲做完无罪辩护后,法庭出现了戏剧性的画面:审判官、法官等个个哑口无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愣住了。他们都知道朱律师的辩护是以中国相关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是最正确的辩护,没有反驳的理由,因此谁都不知道怎样应答。
半晌,指控人突然不知所措的说了这样的话:“觉的好,就在家炼功吧!不要出来。”
后来,朱律师又为受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应新、宋虹峰立案,出庭辩护。为阻止朱律师在广州中级法院为宋虹峰的辩护,法院故意刁难朱律师,同一时间安排开两个庭。
警方如临大敌 司法部门诬蔑朱律师“反革命”
在朱律师为以上三名法轮功学员过程中,当地警方如临大敌,场面一次比一次恐怖,街道戒严,并且要求参加出庭的人出示身份证,还进行非法搜身,检查,询问,并在法庭内外用摄像机、照相机拍照,过后就骚扰现场旁听的人士。
事后,广东省司法厅有关人员向朱律师所在的广大律师所诬蔑他为“反革命”,遭到律师事务所的领导的驳斥, “法庭上的辩护词,不能追究”,但同时也告诫朱律师,不要再介入此事。
此后,朱律师遭到公安局的监控。2006年10月,朱律师调入恒益律师所。
被非法关押已超过四个月
今年1月,又有受害法轮功学员请朱律师依法伸张正义,他不顾个人的安危,介入此事的调查。
2月10日,朱律师到法轮功学员林志勇家,遭到警方的绑架。3月2日,被非法搜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经多方查询,得知朱律师被非法关押在广州花都第三劳教所。目前,朱律师已经遭到非法关押四个多月,至今没有给家属任何通知。
明慧网呼吁正义人士伸出援手,解救被非法关押的朱宇飙律师。
【大纪元6月12日讯】总部设在纽约的新唐人电视台将在2007年7月6日至8日在纽约大学举办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注1]。由于新唐人电视台的独立敢言和长期以来关注包括法轮功人权在内的中国人权状况,中共又一次竭尽全力的打压。2007年4月25日,中新网发表了中国反邪教协会致中国舞蹈家协会的函,对新唐人电视台及其“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竭尽诬蔑诽谤之能事[注2]。4月30日,中共喉舌新华网刊登了题为“‘新唐人电视台’能搞出什么样的舞蹈大赛”,不过这篇文章立刻开了天窗[注3]。6月8日,新华网再次刊登题为“新唐人舞蹈大赛的背后”的诽谤文章[注4]。与此同时,纽约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NYUCCC)积极配合中共当局,在新华网发文的同一天,6月8日,发起了反对新唐人电视台“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在纽约大学举办的签名活动。签名活动用中[注5]英文[注6]发表在NYUCCC的网站上。NYUCCC 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中共输出人权迫害政策到其他国家的直接执行者。本报告将披露中共是如何通过驻外使领馆操纵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干涉所在国内政的。
中共使领馆官员担任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顾问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是由在世界各国大学学习、工作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组成,目前至少在12个国家有该组织的存在。美国至少有109个[注7]。很多大学CSSA网站上都标明有中领馆官员作为其顾问董事会(Advisory Board)的顾问。如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CSSA Advisory Board的三名成员中,有两名来自中共驻纽约总领馆,分别是教育参赞艾方林 (Fanglin AI)和分管纽约市(New York City)、长岛(Long Island)的领事姚达 (Da Yao)[注8]。
中共使领馆为CSSA提供活动经费
CSSA是注册的非盈利组织,经费来自捐款和赞助。赞助相当部份来自总领馆。如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2006/2007年度从中共驻纽约总领馆得到1170美元,约占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注9]。英国Staffordshire CSSA的章程中则直接说明“目前资金主要来源于大使馆的拨款,学校的资助,以及社会的商业性捐赠”[注10]。
CSSA在使领馆的指挥下在美国社会贯彻执行中共的内政外交政策
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已经成为中共在海外的一支非常有力的,机动性很强的行动组织。他在海外所驻国以学生的普通身份表达中共不便表达的意愿,贯彻中共对外输出人权迫害政策,已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们组织欢迎中共党政领导人的队伍,这个队伍同时还兼有阻挡、迷惑抗议人群的作用。他们竭力打压被中共认为是敌人的组织、团体和个人,成为中共政治迫害的海外臂膀。这些活动有些就是直接接受使领馆的命令而进行的,如2004年3月很多大学CSSA组织学生给参众议员写信反对台湾“防御性公投”的活动,就是受中共驻芝加哥总领馆的命令进行并由中领馆提供信件样本[注11]。现再举几例如下:
组织欢迎中共高级党政领导人的队伍
2002年10月16日,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FACSS)通过有关学校的CSSA发送了一份合同书,要求参与欢迎江泽民的中国留学生必须签属一份合同,声明自愿放弃同其他组织联合以示威方式表达观点和意见的权利。
FACSS合同书以英文写成,上面写着:“X团体诚邀__________成为欢迎团队的一员。作为对邀请的回报,我同意遵守欢迎团队的规则与规定。我也同意如果我造成了任何骚乱(如向美国和/或中国国家主席示威),我将至少向团队缴付5000美元,赔偿团队名誉由此受到的伤害。另外,关于骚扰,如果其它团体例如法轮功,与我们联系或者我们了解有来自其它团体威胁骚扰,我同意与欢迎团队的负责人和有关权力机构联系。我们懂得我们有同任何组织联合通过示威方式表达我们的观点和意见的权利。但作为该欢迎团的一员,我们现自愿放弃这些权利。”
FACSS所发出的电邮并称,签约者违反了该协议,将立即遭到该组织的起诉。
组织抗议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关于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会
最近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在美国和欧洲报告他们对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结果时,都有中国学生有组织的在会场内外抗议,这包括:2007年4月16日由包括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匹兹堡大学分部、学生反群体灭绝大联盟(STAND)、匹兹堡大学法学院的美国民法自由联合会(ACLU)、解放北朝鲜(LINK)和卡奈基梅隆大学的校园基督联谊会(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关注亚裔美国人杂志Big Straw等在内的13个学生组织,在世界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美国宾西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和“看不见的屠杀: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研讨会;4月20日在Columbia University举办的题为“China's New Genocide” 的研讨会[注12]。
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研讨会之前,哥伦比亚大学 CSSA (CUCSSA)就发出电子邮件,组织中国学生前去抗议,邮件中公然声称要“用血染的五星红旗汇聚成的海洋”(we will use the sea of flags, dyed with blood,)[注13]。事后,大纽约地区25所大学的CSSA发表公开信支持CUCSSA的行动。该公开信立即被中共喉舌新华网转载用以证明中共镇压暴行得到的支持[注14]。
长期参与中共使领馆组织的反法轮功活动
2001年3月19日下午,中共驻纽约总领事张宏喜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反法轮功座谈会,纽约地区各高校CSSA的六十多位成员参加了会议。座谈会上,纽约地区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张宽等提出反法轮功建议[注15]。
在NYUCCC的征签信中,NYUCCC特别用红字标出了引用新唐人舞蹈大赛章程中的一段话:“由于共产党在美国被禁止,凡是歌颂共产党的参赛音乐将被大赛禁止。如要避免纠纷,参赛者请提前将参赛音乐寄到大赛评委会审核。”在引用了这段话后,NYUCCC沿用了中共混淆概念的愚民手法, 把共产党等同于中华,继续写道:“该舞蹈比赛的反华、搞民族分裂和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目的十分明显,一旦举行,将给中国留学生全体纽约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乃至全美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 显然,NYUCCC的某些负责人,企图利用民族情结在煽动,把自己当作是中共在美国的代理人。禁止歌颂共产党的音乐参赛,当然会给中共带来“负面影响”,但和中国留学生并没有关系。中共不能代表中华民族,NYUCCC的某些负责人也没有权利替全体中国留学生代言。
注:
[1] http://dance.ntdtv.com/web/?q=cs/front, http://dance.ntdtv.com/web/?q=en/front
[2] 《中新网》www.china.com.cn 2007-04-26
[3] 《新华网》时政频道 >> 时政快讯 2007-04-30
[4] 《新华网》2007-06-08 新唐人舞蹈大赛的背后
[5] NYUCCC 网站
[6] NYUCCC petition
[7] http://www.cnd.org/CSSA/usa-map/html
[8] http://www.cucssa.org/advisory.asp, http://www.nyconsulate.prchina.org/chn/
jysw/jyzjs/glsfg/default.htm
[9] http://filer.case.edu/org/cssa/NewsLetter/CSSA_2006-2007_Newletter_9.pdf
[10] http://www.cssa-staffs.org.uk/forums/archiver/?tid-575.html
[11] 各主席:
总领馆有重要任务布置如下:
近获悉,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Peter Deutsch现正试图说服美国所有的参众议员,希望他们能联署签名支持陈水扁将于3月20日举行的所谓“防御性公投”。现请大家以联谊会的名义,并号召尽可能多的中国学生学者以个人的名义,给自己所在州的参众议员发E-Mail,希望他们不要支持陈水扁的错误行径,伤害广大中国人民的感情。(我的附件中提供了给参众议员去信的大概主要内容,你们可仔细阅读,做出必要的修改或补充,但要注意语气诚恳;他们的E-Mail地址也在附件中)
请大家在3月20日之前务必完成该任务,并于3月16日之前将完成情况E-Mail给我(特别要告诉我你们发动了多少中国学生学者以个人名义给参众议员去信)望大家发扬积极的爱国热情,体现我中华儿女期盼祖国早日和平统一的强烈愿望!
张志刚
3/12/2004
(注:张志刚是中共驻芝加哥总领馆教育组领事)
[12] http://en.epochtimes.com/news/7-4-28/54666.html
[13] NTDTV有研讨会全程录像。
[14] 《中国侨网》2007年5月21日“在美中国留学生致公开信抗议法轮功破坏中国形象”[15] 《中新社》2001年3月19日“纽约地区中国学者学生座谈揭批法轮功”(记者龚文谟)
(编注:原标题:追查国际关于中共驻美领馆操控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输出中共人权迫害政策调查报告)
“上天监视在下的人,以人的德行、表现赐给人寿命长短。不是老天爷要人早死,那是人不做好事,自寻死路。”(译自《史记·殷本 纪第三》)近八年来,在中共对“真善忍”信仰的灭绝迫害与法轮功学员理性坚忍的反迫害中,善恶必报的宇宙法则在极其鲜明的彰显著。本文列举出部份参与迫害 法轮功的各级人员在近年遭到恶报的统计资料和触目惊心的典型案例,希望能令仍在追随邪党对大法行恶者深思和警醒。据明慧网的资料统计,自一九九九年 七月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迄今的八年中,经突破重重资讯封锁,明慧网核实的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超过三千三百四十人,遍布全国三十一个省、直辖市和自治 区;而记录在案的各类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人员遭恶报事例共五千五百三十六例,涉及上万人,发生在三十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公安、劳教、“六一零”、政 法和文教系统相关人员所占恶报比例最高,约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人数和恶报事例总数居前十位元的各地统计资料如下:
从上表中可见,在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恶报事例也大量出现,恶报事例发生数量与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人数前十位的省份基本相同,并且这与以下统计计算结果也惊人的吻合。
在 统计学上,相关系数是被用来描述两组随机变数之间的相关密切程度的指标。相关系数的值在0到1之间,该值越接近1,两组资料之间的关联度越大;反之,该值 越接近0,两组变数越不相关。一般,当相关系数大于0.3时,就可称这两组随机变数是正相关的,即一组资料会对另一组资料产生影响。而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 员的前十位省份的人数与该省份恶报事例发生数量的相关值竟高达0.95!
从因果之道、恶业必报之天理来思考,可得出这些统计数值所表达的内涵:
中共江氏劫持整部国家机器,用造谣栽赃、胁迫诱惑等手段泯灭人的道德良知,敌视“真善忍”、 迫害法轮功,悖逆天理、罪业如山如天,任何卷入其中的生命,都将受到天理的制裁,不会因其是否相信神与天理的存在而有所改变。
有人把“恶有恶报”的古训和天理说成是诅咒、恐吓。其实,当人即将跌入万丈深渊时,任其跌落是见死不救,而及时警告他:“站住!你已站在悬崖的边缘!”才是真正的为他着想。
【大纪元6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怡香港报导)近日包括“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等多个国际团体组织,要求中共政权在明年举办北京奥运会前,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否则会采取抵制行动。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非常赞同此行动,表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向中共施压。她并批评中共利用奥运作为镇压人民人权的藉口。蔡咏梅表示,当年中共当局开始申办奥运开始,她已经多次发表文章表示反对,而中共申奥成功只是这个政权赢了,光荣和人民没有关系。她解释说,因为体育事业只是为中共政权服务的,并不是为促进人民的身体健康为目的。
被利用巩固共产极权
她说:“中国真的是那么多金牌?那么体育运动是不是在中国很普及?其实是不普及的,是用国家的资源,纳税人的钱,去选拔,然后进修,非常密集的训练,训练出来多的金牌,完全是国家(中共政权)的,国家(中共政权)控制的,这整个是国家行为。”
她又指出,对没有人权的专制政权来讲,这是其形象工程的一部份:“它的目的是作为支持政权的一个手段,这种手段实际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就来了。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凡是集权国家、共产集权国家都是把体育当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国际上宣传的手段,来巩固它的意识形态,宣传国家的权威。”
她进一步说:“第一,体育事业可以说是国家行为,它不是全民自由的行为。另外,它有很深厚的意识形态,(中共)中宣部是文的,体育是另外一种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它这种不是文字的,它是用体育精神去表现的。它通过体育事业,实际是宣传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比如国家很伟大、个人利益可以牺牲。”
蔡咏梅说,中国的运动员是如何拿到金牌的,和西方国家的运动员的自由选择,人人都有机会夺奖,完全不同:“中国大陆它完全是挑选的,然后从少年体校(体育学校)开始宣传。它认为你这个人没有素质,就很残酷的把你淘汰了。”
日前,关注法轮功人权状况的国际性组织“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与两位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前加国国会议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加国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共同发表联合声明,提出三项要求,包括停止对法轮功和维权律师的迫害,并让CIPFG无条件进入中国调查。他们近日更致函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表达有关的讯息。
蔡咏梅很赞同现在有国际团体利用中共举办奥运的时机,向中共施压要求其改善人权状况:“因为中共它喜欢把奥运办成一个形象工程,就不希望里面出现什么差错。这个奥运不是它北京一个就可以扮演的,它要国际社会来参与,国际社会不参与,它这场戏就演不出来。”
蔡咏海并强调,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希望国际社会人权团体一定要抓住机会向中共施压,她相信会有效果。
借为国争光践踏人权
蔡咏梅以共产政权北韩、古巴和过去的东德为例,明显看出体育事业与其国力不成比例。她说,共产国家往往利用国际大型活动作为镇压人权的藉口,“因为它说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荣光就牺牲人民的利益。往往这种东西就成为一个对人权践踏的最好的藉口。”
蔡咏梅回忆说,在六四事件后,中共当局举办了亚洲运动会。她在开幕当日抵达北京,整个北京城像戒严一样,不但不准北京以外的其它省市的人进入北京,还驱逐北京市内的外地人。所以蔡咏梅认为奥运将是亚运的延续,在人权问题上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结果证实我当时的说话,因为为了搞奥运,大规模的撤迁,拆迁户大量的抗争。”
【大纪元6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吴雪儿香港报导)今年4月份,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穆嘉(Carsten A. Holz)以“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为题发表专文,将他多年进行中国研究的观察,如学术界人士如何习惯性的讨好中共,以及在中共统治下,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讲述出来。在中共接管香港将届10周年的时候,穆嘉接受本报专访指出,香港政界存在太多的自我审查,但港人在如23条立法等重大问题上都会发声。95年已经来到香港的穆嘉视香港为家。在接近所谓回归10周年的时候,穆嘉观察到港府有自我审查:“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很多不是首先想到什么是对香港好,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北京要什么,在‘一国两制’下北京允许做的。”这是他看到香港政客、政府和立法人员的做法。穆嘉说,自己是香港政治圈的局外人,但香港是欠缺独立的思维,太多的自我审查,很在意极权统治者想港人做什么。
港人遇重大问题都发声
港人很多是多年前从中国大陆过来的,穆嘉表示,这些人会明白中共体制多一点。如果情况变差,一些重要的事如《基本法》第23条,他所在的科技大学几乎每人都上街,他相信港人在重要事情上是会发声的。“我想香港人都很清楚他们要什么。长远来讲,我是相信会有更多的人表达意见。”
穆嘉说,很难预计香港10年后是如何,或是中共对香港会如何,但他认为自己是比较乐观。
对于早前发表批评中国研究学者的专文,穆嘉表明他希望文章说明一点,就是中国大陆的情况与众不同:“如果我在美国,可能都有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但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不同意见,同时也是自由的选择朝哪个方向走。但在中国,如果你在一些地方偏离得太远的话,你会开始害怕和你一起研究的人,你开始害怕你不能回去大陆。政治背景让科学内容不独立的情况在所有国家存在,问题是在中国,由于其政治体制,使得这方面的局限性严重。”
大陆教科书没写到实处
至于自己的文章有没有受到批评,他说:“我从来没有就我这篇文章收过直接的批评,都是朋友收到的电邮再转给我看的,对我文章最大的批评是我对于大陆书籍的说法:我投诉大陆的书籍。批评指这些书里面都讲到政府、讲到于党,他们质疑我投诉什么。我应该说清楚我关注的不是书本没有提到政府或党,他们都讲了,但我关注的是这些书本所言非实,并不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例如我要想成为人大代表,我可以把我的名字放到哪?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如果我说要选人大代表,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情?警察可能会到我家!如果我不退选也许还会抓捕我!我不会知道将会在我身上发生什么事。”
“从新闻报导,会读到有人以真名报选人大,按规定参选。但现实中,人们是受党控制的,例如参选人大的提名。因此,书本没有让人理解到体制对百姓来讲是什么,这就是我的批评。”
穆嘉回顾他撰写专文的心路历程时说,一直都很想把自己在脑海中的想法写出来,文章用了几年的时间去写,了结了几年来的心愿。他形容这篇是“一次性”的文章,之后他会再埋首研究工作。
在德国长大的穆嘉说,70年代的学校老师都有纳粹统治时期的经验,老师都很关心学生们是否了解纳粹体制。穆嘉写这篇文章时让他想起过去学校的教育:“那已经不是外交上是否正确,或是在我的事业上我该如何做,而是对与错的问题。我会表达我认为的对与错,我可以有偏向,但从我的中学教育中我认为,这是正面的偏向。我们一定要发声!”
穆嘉说:“这篇文章用了几年的时间去写。首先是在脑海里有一些零碎的想法,然后慢慢形成。我想到了一些观点就把它写下来,直到去年夏天,我在8、9月间终于把它写下来!我并不焦急,我只是想就这么一次把我想写的东西写出来,然后再继续我的经济研究。”
重覆改写5次才满意
在写作的过程中,穆嘉发现要前后一致地把这些观点表达出来并不容易,他重覆地改写了5次才感到满意:“里面牵涉着很多看法,感觉我们所做的研究可能不正确,然后尝试去找出我们如何以自我为中心,在操弄着自己的同时也在操弄他人。就是因为这样我重写了我的稿子4到5次……我认为,这篇文章将我想讲的现象捕捉得很好,很出色。它捕捉了我的感觉,将其转化成论据,表达了我想要说的。”
写这篇文章有没有让他觉得恐惧,穆嘉说:“这里有几个方面。一是大学,我并不害怕大学或同事对我有任何影响。我认为,科技大学大学是世界级的大学不可能有任何审查。因此,从大学这个外因,我预计没有影响。同事有给我回馈的,但没有压力。”
即使不能再到中国也值得
“至于在中国大环境方面,可能有人现在会认为我极端、疯狂或是认为我奇怪,但我从很多人得到的回应是我准确地表达了他们的感觉。我并不害怕别人否定我。如果有人认为我离题而批评我,我会回应。在我写完那篇文章后,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就是下次我要申请到中国做研究时会怎样。不过,我认为,我是否发表该篇文章以及文章是否得到回响不应该取决于我的想法。这是一篇学术文章,我是在写学者,在写中国,我是在批评中国研究的学术成就。我知道我一定要写这篇文章,那只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现在我把文章完成了,无论有什么后果都无所谓。”
“我经常去中国,我曾经在那里居住过,我肯定想再去中国,但如果因为我写了这篇文章而不能再去中国的话,那还是值得的。当我认定我是应该如何看待文章中的问题,如何去表达这些观点后,那已经不再是一个我想去中国或是不发表文章的问题。”
他续说:“如果我不能回去中国做我现在做着的研究,我想我还能在多方面继续我的研究。我也许不能回到中国做一些现场采证的调查和研究,那我可以不做。”
穆嘉的文章“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可参看:http://www.epochtimes.com/gb/7/5/13/n1708928.htm
【大纪元6月13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唐秉钧布鲁塞尔十三日专电)一名多次前往中国采访的比利时记者暨汉学家,在她刚出版的新书中,清楚陈述所见中国的真正情况,显然与它的表相大异其趣。在以观光客身份五度深入中国采访后,比利时荷语“晨报”记者伍雪丽完成的新着“渴望的人民共和国”,刚在比利时出版发行。
也是汉学家的伍雪丽,在新书中认为,近几十年来中国以经济超强之姿急速窜起,西方各国为谋取商业利益,竞相与它加强双边关系,却罔顾中国迫害人权、宗教与少数民族,以及集权专制的恶行;对中国过度开发经济而对生态造成的严重伤害也不予闻问。
透过与中国人民的实际接触,伍雪丽在书中也揭开中国亮丽外表下的真实面貌:诸如十几亿的中国人不但无法从中国经济成就中获得任何好处,甚至还成为这种粗糙的资本主义下的牺牲者,受到剥削,且继续过着贫穷的生活。
书中也指出,中国施行的粗糙资本主义不但污染中国的整个环境,也污染了中国人民的心灵;尽管中国会越来越富有,但将由更多人付出代价,且只有少数人能从中获利。
【大纪元6月13日讯】(谨以此文纪念六日战争四十周年)【第一个瞬间:1967年6月5日下午,特拉维夫、开罗。】
四十年前的今天,是震惊世界的六日战争爆发的第一天。我的朋友L那时候是一个住在特拉维夫的大学生,由于健康原因没有参军。按照她的回忆,当天上午,约旦军队的炮火从卡尔吉里亚打进了特拉维夫市,市民人心惶惶。虽然有新闻里的报导,但军方自己尚在做战果评估,普通民众当然就更不知道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唯一知道的是特拉维夫自1948年独立战争结束后已经近二十年没有碰上战火硝烟了,眼前被炮火震碎的玻璃窗让他们觉得吉凶未卜。万里之外,法国画家夏加尔表达了犹太民族共同的担忧:“我不为玻璃窗担心,我只为以色列的安全担心。只要以色列安全,我会为你们绘制更可爱的玻璃窗。”
在战线的另一边,则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在开罗,不少街道上挤满了庆祝胜利的人群,人们大都相信埃及媒体的胜利宣言,相信以色列空军已经遭到埃及空军的毁灭性打击,相信半个月前破坏联合国决议而进驻西奈半岛的埃及军队正在向特拉维夫挺进,相信战前纳塞尔总统一再宣称的“毁灭以色列国”的宏伟构想即将实现。
今天我们知道从那天上午九点钟开始,雷霆万钧的以色列空中斗士们已经摧毁了埃及的大部分军用机场,包括跑道和雷达设施,埃及的几百架崭新的苏制战斗机大多没来得及起飞便灰飞烟灭了。然而在1967年6月5日的下午,双方民众对历史的理解却恰恰与历史的真实背道而驰。
没有六日战争,以色列人将不会知道自己有何等强大;没有六日战争,阿拉伯人不会明白自己有何等虚弱!对于四十年后的人们来说,强弱之势显而易见。然而对于四十年前的人们来说,这个道理则非要打一场积尸如山、流血成海的战争才能明了。
【第二个瞬间:战争爆发前半个月,耶路撒冷某公园。】
一位身材瘦削的以色列中年男子似乎碰巧撞上了一个带有浓重俄罗斯口音的熟人,短暂的寒暄问询过后,双方便分道扬镳,不过此时那个俄罗斯人的身上已经多了一个装满机密文件的信封。
那位以色列男子便是大名鼎鼎的格拉耶夫斯基。1956年,这位在波兰当记者的以色列安全局(辛贝特)特工从自己的女朋友(当时波共中央书记貌合神离的妻子)手中盗出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为以色列情报机构立下了不世功勋(网上流传的所谓摩萨德获得该文件的故事是另一个有关以色列的错误神话)。移民以色列之后,未曾暴露身份的格拉耶夫斯基跟苏联驻以使馆的间谍招募人搭上了关系,并在以色列安全局的指挥下开始替苏联人收集情报,不言而喻,那些传递出去的情报大多是些迷惑性的错误信息。
不过这一次那个信封中装的却是千真万确的顶级机密文件。那些文件传达的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如果埃及继续威胁以色列的生存的话,以色列将不惜一战,全力出击。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向以色列的死敌们的后台传递这样一份重要情报,以色列政府显然对此经过了深思熟虑。不言而喻,其用意在于引起苏联方面的警觉,迫使其运用它在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在埃及的影响力,说服纳赛尔总统悬崖勒马,避免战争的爆发。
跟六日战争前很多其他迹象所显示的一样,这份情报的传递表明当时的以色列国对自己的实力是何等缺乏自信。因为卷入1956年的英法苏伊士运河之战,以色列同时开罪了美苏两大强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怨恨也越结越深。在苏联大规模武装阿拉伯国家的同时,以色列只能得到来自西方二流强国——法国的军事援助,这使得以色列的武库至少在数量上比阿拉伯国家逊色。50年代发展起来的泛阿拉伯政治运动使得纳赛尔成功地建立起了埃及、约旦、叙利亚反以军事同盟,并不断发表“毁灭以色列国”的喧嚣。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时领导以色列的艾希克尔政府是个军事上相对外行的文官政府,艾希克尔本人又口才极差,他在战争酝酿阶段一系列公共场合糟糕软弱的表现被不少历史学家看作是导致阿拉伯国家误判局势,野心过度膨胀的致命因素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普通民众的情绪低落也是可想而知的。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些民众决心动摇,甚至出现了反向移民潮——一些居民设法离开以色列,去外国避难。这股逃离风一度十分盛行,以至当时有一个政治笑话说:“最后一个离开以色列国的人请别忘了随手关灯。”
即使是对双方军力对比了如指掌的以色列军方对局面也不乐观。负责制定作战计划的总参谋长拉宾在战前的关键时刻请了一个礼拜的病假,这一个礼拜成了他一生中挥之不去的污点,反对者说这表明他不具备担当重任的素质,支持者则解释说当时的压力实在太大,任何人处在他的位置上都会病倒。拉宾对后来战争的规模并无信心,他最初的计划不过是攻占加沙地带,以此为交换条件,逼迫纳赛尔回到56年战争的停火条件上来。打一个埃及都没把握,多线作战自然更在考虑之外。在约旦前线,以色列的意图是尽量利用秘密管道,说服约旦国王侯赛因置身事外,保持边界现状。即使是在约旦人参战的情况下,以色列的作战计划也只是在以色列国的首都西耶路撒冷与东耶路撒冷的以色列飞地——斯科普斯山希伯来大学校园之间打开一条通道,以防该飞地被攻陷。占领约旦河西岸,包括统一耶路撒冷的行动,均不在最初的作战计划之中。同样,以军也没有打算在叙利亚战线上给自己增加压力,进攻格兰高地的计划是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逐步显露出来的,并且一直遭到摩西· 达扬的反对,因为他认为那里平地拔起500米的险峻地形将给以军造成三万人阵亡的悲惨结局。进攻计划直到6月8日才得到批准,6月9日才实施,那时距离战争结束不过剩下两天的时间。
最能说明以色列在战前的悲观情绪的莫过于以色列政府为自己的将士秘密准备了六千具棺材,结果虽然战争规模扩大了数倍,棺材却只用掉了六分之一。而犹太民族在六日战争前后对以色列国的信心的变化则可以从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数字上表现出来:战前每年区区几百人而已,战后则跃升到每年几千人,最高年份近万人。
【第三个瞬间:1967年6月6日,被以色列截听到的埃及总统纳赛尔与约旦国王侯赛因之间的无线电通话。】
纳赛尔:“你好吗?兄弟(指侯赛因)想知道前线作战的情况……你知道美国已经加入以色列一方作战了吗?我们该不该把这事公布出来呢……我们应该说只有美国参战了还是美国跟英国都参战了呢?”
侯赛因:“美国跟英国。”
纳赛尔:“英国有航空母舰吗?”
侯赛因:“……”(声音含混不清)
纳赛尔:“很好。那么侯赛因国王将发表一个声明,我也将发表一个声明……我们还要确保叙利亚人也发表一个声明,就说美国和英国动用他们航空母舰上的战机攻击了我们……从今天早上起,我们的战机就一直在攻击以色列的(军用)机场。”
让弱者领会自己潜在的强者地位相对容易,让自以为是的“强者”明白自己的弱者身份则往往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而对阿拉伯人来说,这个过程则更是一个充满了谎言、欺诈和血腥暴力的至今不曾结束的历史。
战争爆发前的纳赛尔对自己的力量信心十足,他违反联合国决议,赶走了部署在西奈半岛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单方面撕毁56年战争的停火协议,封锁了地朗海峡,从而切断了以色列的石油供应线。他建立起了庞大的反以军事同盟,靠着苏联的军事援助,动不动便以阿拉伯领袖自居,把毁灭以色列国的恫吓时时挂在嘴上。
面对战争中耻辱和失败的现实,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的第一个反应是完全否认现实。6月5日,就在以色列战机海潮般的攻击把埃及空军打成粉末的同时,埃及的军方、政府、媒体却一片声地宣称埃及空军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们正在持续攻击以色列的空军基地,特拉维夫指日可下,毁灭以色列国的梦想就要实现。
这一谎言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约旦国王侯赛因本来对参加反以军事同盟就犹豫不决,战前又多次得到以色列领导人“保持中立,两不相犯”的保证。然而纳赛尔总统临死拖了个垫背的,硬是拿了一个埃及机队长途奔袭以色列的雷达影像图(其实是轰炸埃及后返航的以色列机队),让侯赛因兄弟相信胜利就在眼前,有便宜不捡白不捡。于是昏了头侯赛因下令向以色列境内开炮,同时出动空军袭击以色列的军用机场。可怜约旦空军一共只有25架战机,本来是打算跟在英雄的埃及空军大哥身后起哄架秧子的,没想到碰上了以色列护卫战机的迎头痛剿,加上一次以色列的反击空袭,很快便全军覆没。以色列的精锐伞兵旅本来打算空降米特拉山口,参加西奈前线的战斗,无奈那里的埃及军队逃得太快,结果没捞着仗打。“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伞兵旅长古尔在耶路撒冷愤愤不平地破口大骂,说总参谋部那些“狗娘养的”“把老子藏在了冷冻箱里”。然而话音未落,约旦军队便自己找上门来了,喜出望外的伞兵旅连空中、火炮、坦克的支援都不愿意等,如饿虎扑食般把约旦军队一路赶过了约旦河东岸。
上了纳赛尔“胜利谎言”大当的另一个倒霉蛋是叙利亚。在对埃及人的胜利宣言确信不移之后,格兰高地的叙利亚军队在未受到以色列挑衅的情况下向以色列境内发动了大规模的炮击,随后引发的以军反击让叙利亚军队丢盔卸甲,让美丽富饶的格兰高地变成了以色列国的果园。
阿拉伯世界对于失败的第二个反应是推卸责任。到6月5日晚上,埃及方面明白“胜利谎言”骗不了多少时间,西奈的埃及军队已经开始往脚底板上抹油,全线溃败不过是一两天内的事情。于是第二天便出现了纳赛尔与侯赛因之间那段著名的编谎对话,新谎言的关键是要说明阿拉伯国家的大败亏输不是以色列人打的,而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共同侵犯。编造谎言的核心动机仍然是不肯承认以色列强大的实力,不肯放弃那个“把犹太人踢下地中海去”的种族清洗梦想。这谎言的一个实际作用是想把苏联拉进战火。然而老毛子何等精明?岂是随便就能骗得了的?结果上当的仍然是骗子们的阿拉伯兄弟——七个阿拉伯国家断绝了跟美国的外交关系,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暴徒们到处冲砸美国的外交机构。可怜美国在中东苦心经营几十年的“神圣中立”原则经不起一个小小谎言的冲击,从此想不帮着以色列都难。
在两大谎言之后,阿拉伯世界的第三个反应是超乎常理的愤怒。6月19日,以色列政府制定了“用西奈半岛换取与埃及的和平协议,用格兰高地换取与叙利亚的和平协议,通过谈判解决约旦河西岸问题”的阿以和平方案,这个方案本身其实就反映了以色列战后自信心大增的现实。与此相对应,阿拉伯国家却在9月1日的峰会上发布了对以色列“不讲和,不承认,不谈判”的“三不宣言”,集中表达了失败的耻辱感给阿拉伯国家带来的非理性的愤怒。
直到近十年以后,经过了另一场夺走成千上万生命的生死决战,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才真正领会并接受了六日战争所显露的现实,按照以色列的构想实现了埃以和平。直到二十多年以后,阿拉伯国家政治领导层的主体才开始接受这一现实,愿意按照埃及人的途径实现和平。而很多普通阿拉伯民众则至今仍不清楚六日战争究竟是什么。最近一周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在巴勒斯坦地区就六日战争所作的采访表明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相信六日战争是以色列跟约旦国王侯赛因联合起来搞的阴谋,而不相信这是以色列人实力的胜利。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相当多数的巴勒斯坦人至今不肯相信以色列国有保卫自己的能力,仍然迷信哈马斯这样的组织可以用武力消灭犹太人的祖国。
【第四个瞬间:1967年6月7日,耶路撒冷圣殿山顶,】
这是让犹太民族热血沸腾的一天,这一天上午,以色列伞兵旅长古尔“圣殿山在我们手中”的呼叫成为这场战争中最响亮的声音。欣喜若狂的伞兵们攻上了圣殿山顶,将一面以色列国旗覆盖在了金顶清真寺内的圣石(犹太人相信亚伯拉罕用以撒献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块石头上,穆斯林相信先知穆罕默德在这块石头上升天)上。
下午两点,以色列国防部长、独眼名将达扬带着总参谋长拉宾巡视圣地。他在这面国旗面前沉思片刻,说:“我们不是另一个梵蒂冈。”
随后他下令将国旗撤掉。
在随后的日子里,以色列政府将圣殿山的管理权交给了穆斯林机构,并明令禁止任何犹太教徒去圣殿山举行宗教活动。
从罗马人镇压犹太大起义,毁灭并亵渎了这块犹太人的圣地起,圣地的历次异教征服几乎都伴随着在圣殿山上修建自己的崇拜场所,或者毁灭前任统治者的宗教圣地的行为,穆斯林的征服,十字军的胜利,都伴随着这种对其他宗教的羞辱性行为。英国打败土耳其之后没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阿拉伯人是英军战争中的盟友。在约旦1948年占领耶路撒冷旧城之后,在此生活了两千年的犹太教徒被全数驱逐,犹太教的圣地西墙对犹太人完全关闭,禁止犹太人朝圣。从罗马人毁灭圣殿算起,在圣殿山近两千年的历史上,以色列国是唯一一个打败了异教统治者,却没有毁灭他们在圣殿山上的崇拜场所的国家。事实上,以色列对耶路撒冷旧城实施了完全的宗教自治政策,各教派自主管理自己的圣地和产业,以色列政府对此不加干涉。
一个国家的实力从来就不只是武器的数目,也不只是出击的力度,真正的实力体现在一个国家对文明准则的信守程度和对异端力量的宽容胸怀。
与很多人的想像相反,六日战争不是宗教战争,不是侵略战争,也不是帝国主义征服。六日战争是阿以两个民族为以色列国的生存权而进行的一场拚杀。六日战争的意义不在于圣地,不在于领土,而在于每个民族生存的权利都必须得到尊重,没有人有权利试图把另一个民族的家园从人类的地图上“抹去”,或者发出类似的威胁!
--原载:《张平Blog》,2007-06-04
【大纪元6月13日讯】最近,黎巴嫩战火重起。这一次,连是“对外战争”还是“内战”,好像都很含糊。因为这次是黎巴嫩政府军在攻打在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开打的不是同一个国家国民,他们又几十年来长期在黎巴嫩共存。攻打难民营是一件听上去很令人困惑的事情。这种困惑由来已久。记得许多年前,就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以色列攻打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消息,当时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打难民营?听上去太惨无人道。
中东难民问题起于1948年中东战争。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根据联合国决议建国。第二天,阿拉伯最大四国入侵以色列,要把这个还没有援助和像样军队的新生国家赶下海。战争造成几十万巴勒斯坦难民,也导致阿拉伯地区突然驱赶犹太人,造成几乎同样数量的六十万犹太难民涌入以色列。
蜂拥而来的犹太难民在以色列一开始都住难民营,就是被称为“Ma‘abarot”的“帐篷城市”。可是,以色列处理难民的目标是融入社会。犹太人难民就没有聚集成“永久难民营”。1958年,以色列最后一个“帐篷城市”撤销,六十万犹太难民“消失”在社会中。建国时期的以色列人口只有六十五万,大量是无家可归的二战难民,并不是个富裕国家。弹丸之地的国土70%是沙漠,建国第二天就是战争,难民总数相当于当时的全国人口。而欧洲犹太人的财产大多在二战中被纳粹掠夺丧失,外援有限。相比之下,庞大的阿拉伯世界却有很多是富裕的石油国家,分散安置难民的消化能力要强得多。可是他们的方针是长久维持与社会隔离的难民营。
巴勒斯坦难民从1950年联合国登记的71万1千人,因人口自然增长,到2002年,依靠联合国救济款生活的难民已经达到四百万人,成为中东和平进程的最大障碍。与之相反,我们却从来没有听说有所谓的“犹太人难民问题”需要解决。将近六十年过去,巴勒斯坦当年难民大多不在了,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承袭难民身份住在难民营里,靠联合国救助资金维持,是当年难民人口的六倍。六十年来,被极端思维控制的巴勒斯坦教育自成系统,对难民营孩子从小灌输仇恨。所谓巴勒斯坦难民营,其实兼为极端武装和恐怖分子的基地。在黎巴嫩境内也一样。尤其在1970年9月,巴解组织一度从约旦全部转移到黎巴嫩,黎巴嫩更变得灾难深重。2006年5月17日,安理会通过了第1680号决议,重申要求解散黎巴嫩非政府民兵组织,其中包括解散在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可是兵民混杂,执法根本无从下手。决议只是一个象征性表态。
根据黎巴嫩官方统计,黎境内目前共有12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居住着至少37万名巴勒斯坦难民。最近发生战事的艾因哈尔瓦难民营是黎巴嫩境内最大的一个营地,共有约7.5万人。几乎所有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都在那里设有分支机构。今年2月,首都贝鲁特基督教居民区两辆公交车受到炸弹袭击。该难民营内的“伊斯兰法塔赫”组织被指是主谋。
根据38年前达成的协议,黎巴嫩政府军被禁止进入巴勒斯坦难民营。难民营俨然是黎巴嫩的国中国。可是,这并不妨碍恐怖分子走出难民营,不断在黎巴嫩制造恐怖流血事件,甚至暗杀黎巴嫩的政府官员。这就像是老鼠在瓷器店做窝。不打,老鼠出来为祸,要打,难民怎么办?这样的局面其实很早就明摆在那里,黎巴嫩政府军早晚会作出攻击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决定。
这已经是几十年来的问题。巴勒斯坦难民成为恐怖分子和极端武装的人质和宣传筹码,虽然在仇恨宣传和教育下,他们自己并不清楚自己的敌人究竟是谁。或者说,他们不清楚自己落到这一步,自己今天的悲惨状态,究竟是怎么来的、是谁造成的。他们甚至在感激借刀杀了自己亲人的凶手,而仇恨试图帮助他们走出悲惨境地的国际社会。可惜的是,没有搞清楚恐怖分子玩的这点小把戏的,不止是巴勒斯坦的难民。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7-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