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6月11日(星期一)

郭飞雄控告看守所人员刑讯逼供

郭飞雄委托北京律师莫少平及胡啸,分别向广州市及辽宁省检察院的相关部门,递交控告书,指广州市公安局以案情需到辽宁省调查取证为由,在今年1月至3月把郭飞雄转移羁押至辽宁省看守所。在羁押期间,三名预审员两度使用电棍击打其下体。郭飞雄不堪受辱,曾试图撞击玻璃自杀不遂。律师认为这是严重的刑讯逼供行为,要求相关部门追究相关预审员的违法侦查行为。

师涛母亲:已向美国法院控告雅虎

因雅虎向中国当局提供电邮用户个人资讯而被以判刑十年的中国记者师涛,他的母亲高琴声今天在香港表示,已透过美国律师向美国法庭提出控告雅虎总公司,并促请西方国家立法约束互联网供应商不能再出卖客户个人隐私资料。

姚立法北京逃亡:他们正在追 我不住旅舍

据悉,姚立法先生是应国际人权组织邀请,本打算乘坐今天的CA961航班到慕尼黑然后转机到日内瓦参加国际人权会议,然后还要列席旁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年会。当完成了其他登机手续过安检的时候,过来了几个机场警察,把姚立法控制住......

曾金燕姚立法被截 无法赴UN会

这些警察告诉曾金燕,扣留她的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第八条,第八款”。曾金燕说,这样解释等于没解释:“这相当于没写。为什么?因为这条款的内容是,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扣留我的护照。”

喻东岳家人起诉监狱虐待

喻东岳的妹妹喻日霞说,她已委托长沙的律师,准备入禀法院,起诉赤山监狱虐待其兄,导致他严重精神失常。喻日霞说,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喻东岳是在监狱里患病的,包括喻东岳出狱时的相片、医生的诊断和其他囚犯的证供。律师现正整理资料,预期下月可提出诉讼。她说:“之前没有律师愿意出面,后来找到一位熟人,愿意帮助我们。现在正写材料,希望七月可以起诉。”

蒋彦永突露面谈萨斯不谈六四

一头白发的蒋彦永在专访中提到2003年萨斯疫情:“我是医生,这是职责。不说出真实情况,不仅中国要倒楣,全世界都要倒楣。”访问中蒋彦永还谈到他的业余生活。蒋老说,他只是看看电视和报纸。他订阅的两份杂志是以大胆敢言见称的《炎黄春秋》和《南风窗》。但整篇专访没有提及04年6月至7月间蒋老因为上书北京中央要求平反“六四”被当局扣留的情况,也没有提及六四18周年。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引述蒋彦永夫人华仲尉表示,三年来蒋彦永要求平反“六四”的决心从未改变,军队一直也不批准他出国。

相关报导职员等人 因六四广告已有7人被开除

熟悉《成都晚报》情况的民生观察志愿者邓永亮,曾为钟声广告公司的业务员,他向本台表示:事件发生后《成都晚报》方面已经开除了7个人,包括一名副总编辑、两名编辑和该报广告部4名职员。钟声广告公司的总经理被勒令写检讨,该公司代理《成都晚报》本周六、日的分类广告已被取消。但该公司接待刊登广告人的三名年轻女职员没有被解雇。

不堪超时负荷 广东东莞工人罢工4天

广东东莞桥头镇“运行玩具厂”的工人因为每天工作13~16小时,连周末假日都不能休息,身体负荷不了,有13人从6月8日起罢工。他们去向桥头镇与东莞劳动局反映,得不到解决,打算再观望看看。这是近日东莞地区的第五起罢工事件。

国际工会指中国几家工厂虐待劳工

“国际工会联合会”2006年由“国际自由工会联盟”和“基督教国际工会联盟”两大组织合并而成,其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该组织的发言人蒂姆.努男(Tim Noonan)表示,这份报告是在对获得奥运特许经营的四家工厂进行研究后做出的。

周莉维权2: 开发商急不可耐 警方再出动

自北京崇文区政府下令,天坛东面42.4公顷开发地段(俗称六号地开发)的北京居民如果不在两个月内搬走就将遭到强拆后,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据悉,该地段的上万户居民中仅有几户搬走。最近,开发商在6号地到处贴告示,6月9日,开发商联手派出所的警察们,暴力冲击北京维权女士周莉,警告她不要帮助居民维权,不要管闲事快些离开6号地,派出所当天将周莉关押了八个小时,对她施加了暴力,她的身体留下了几处伤痕。

无锡黑白两道拆民房 百姓憎恨共产党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广益乡镇党委书记夏杰伟, 6月7日指使拆迁办主任范洪强亲自带领200多名城管, 以拆除“违章建筑”为名,把尤渡村村民尤兴宝强行扭送派出所后,将他家房屋的第三层楼拆毁,尤的妻子当场被气疯,他的数名邻居被殴打,群众对共产党骂声一片。

黑龙江征地案 政府骗取村民土地

这一强行征用土地案总共牵涉63个村屯的4万人口的57万亩土地,其中9个村屯的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同时还被迫搬离了故乡,因为他们的房屋所占土地也在征地范围。然而不久这个农场倒闭了,原本就属于农民的土地没有依法归还给他的主人,却被富锦市政府占有,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稳稳当当的坐起了地主。

中共速删网民讨论宋平顺死亡事件的帖子

被删除的帖子除了表达民众对宋本人罪大恶极的声讨外,主要表达了对还未揭露出来的其他高官的愤慨。如金羊网题为:“宋平顺自杀,令人浮想联翩”,文章称: “宋平顺一死,他涉嫌权钱交易及与此相关问题的调查,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而“戛然中断”或“点到即可”呢?倘如此,岂不是被坊间舆论“不幸言中”?”

警察强奸犯患阴茎癌 派出所全部换人

两年前河北涿州警察何雪健在派出所值班时,当众强奸两名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位年龄与其母亲相当。据明慧网最新消息,何雪健现已患阴茎癌,在医治期间,其阴茎和睾丸被全都切除,之后他三次自杀未成,生不如死。民众表示,他是罪有应得。

NYUCCC诋毁舞蹈大赛 新唐人:留学生自己判断

6月8日纽约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New York University Chinese Culture Club, NYUCCC)发表公开声明,诋毁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并计划干扰大赛,该联合会还将声明发给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学者联合会(Columbia University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CUCSSA),通过电子邮件传到留学生手中。

陈用林:中共驻外使领馆操控中国留学生

陈用林表示, “这个纽约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实际上就是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教育处在后面支持和建立的组织,他们(教育处)主要的工作就是对海外的中国留学生进行控制和管理,配合它们打击一切不利于共产党的团体和人士,其实就是中共机构在海外的延伸”。

陈用林续揭中共黑幕:崩溃前出逃者大增 江、曾家属在澳早获身份

陈用林还证实,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家属在澳大利亚都已经拿到了移民身份,他分析江和曾选择澳洲而不是美国的原因,是不敢将家属移民到美国这种重视人权的国家,害怕中共倒台后会被遣送回中国。陈用林相信这些所谓的高级官员都已经做好了中共崩溃的准备,他说:“我们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中共就将垮台。”

陈用林温哥华回顾脱离中共的心路历程

在陈用林温哥华演讲会上,应听众的要求,陈用林回顾了自己从少年求学、参与64运动、外交官生涯到脱离中共的心路历程,他坦承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希望活得真实。中共外交官的生活对他来说是一种耻辱和良心的折磨,走到今天是认清中共本质的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撒切尔夫人:港实施一国两制不合时宜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接受专访首次表示,对于当年未能说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延长英国对香港的租借时间,感到遗憾与失望;她说,中国政府为处理台湾议题在回归前提出对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并不恰当,现在看来更是不合时宜。

港人称北京对香港民主化感到焦虑

香港立法会议员、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说,一国两制首次提出时他就说过,这种制度很难运作,因为这好比一个成人和小孩玩跷跷板,较重的一方--中国必需移向中间配合香港,一国两制才能运作。

赤化十年 香港自治告急

胡丽云说:“它们做的事情,从99年到2001年用很直接的方式来表达,分别由中央(中共政权)很高层,譬如当时的副总理钱其琛,他多次在公开的场合明确的讲,香港记者不可以做这样,应该做那样,例如‘两国论’我们不应该讲,又譬如法轮功怎么样,很多次直接在香港或澳门等地表达出来,往往讲完之后,很有趣,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香港有些电子传媒他们都开始有些转变,这个转变就是台湾我们以前叫台湾总统的,突然间改了,叫‘台湾领导人’,和大陆的说法一样。”

罗沃启:港府压制市民人权越趋细致

香港民主党及民主发展网络9日合办回归10周年研讨会,就民主政制、人权自由、法治及公民参与等多方面,进行回顾和探讨。在有关探讨香港人权问题的环节中,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启指出,港府近年来在压制人权方面是做得越来越细致。

日本NHK报导关注北京水危机现状

北京的水资源主要是来源于周边的河北省和山西省部份地区。因为现在的北京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以及正在建设中的明年奥运设施的需求,使得供水区的水库水位不断下降,以至达到上边命令禁止位于河北省赤城县云州坝水库边、旧站村村民们日常饮用水和农业生产使用的地步。村民们虽住在水库的旁边,却不得不遵守上边禁令,使用有限的井水。

李志宁: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了

在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那还是文革前,曾经有个英雄典型名叫金训华,他是个知识青年,为了抢救集体的木材(木材掉到河里了)而牺牲了。当然,我认为表彰是应当的,但是对于领导们来说,更重要的应当是总结教训,决不能鼓励这样的事!生命重于木材!生命重于设备!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了。

胡平: 要民主还是要专制

今年2月号《炎黄春秋》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文章明确提出应该放弃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并且早已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晚年所放弃。文章还指出,以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已经被实践所否定,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例如瑞典模式)是成功的;中共共产党应当把自己转变成社会民主党,中国应当走民主社会主义之路。

胡平:反右运动与言论自由

我在87年1月接受香港《百姓》半月刊陆铿先生的采访中讲过这样的观点。我认为毛并非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而是估计形势过分乐观,所以发动大家给党提意见。当然,毛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祇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不知一旦鸣放起来,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像,于是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于是就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

车宏年:李昌玉把“左派”惹恼了

今年是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50周年。两年前老右派纷纷出笼,在互联网上奔走呐喊。今年更是空降北京聚会、座谈会。“左派”深感恐慌,于是,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反右运动受害者索赔运动发起人之一、山东大学附属中学退休教师李昌玉,5月份被济南市公安局国保部门抄家。警方指他非法出版书籍,以及在海外发表反动政府的文章,没收了他存放在家里、尚未分发的近两千册《历史大视野》,分上、下册。并带走电脑及其它写作用品,还传唤李昌玉老师到派处所,问话达六到七个小时。


郭飞雄控告看守所人员刑讯逼供

【大纪元6月1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姬励思报导)被控涉嫌“非法经营罪”的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向相关部门提出控告,指羁押期间遭看守所人员刑讯逼供,以电棍击打下体,要求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郭飞雄委托北京律师莫少平及胡啸,分别向广州市及辽宁省检察院的相关部门,递交控告书,指广州市公安局以案情需到辽宁省调查取证为由,在今年1月至3月把郭飞雄转移羁押至辽宁省看守所。在羁押期间,三名预审员两度使用电棍击打其下体。郭飞雄不堪受辱,曾试图撞击玻璃自杀不遂。律师认为这是严重的刑讯逼供行为,要求相关部门追究相关预审员的违法侦查行为。

胡啸对本台粤语组表示,由于案件涉及广州及辽宁省两地的侦查机关,控告书已用快递的形式分别送往两地检察院的相关部门。按规定,他们需进行初步调查,决定是否有足够的立案理据,一旦立案,就要进行详细调查,确定是否有人要负责。整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

胡啸说,以电棍击打涉嫌犯的下体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违法行为,当事人应受到惩处,假若相关部门不正视他们的控告,或以拖延手法,试图令事件不了了之,他们就会向上一级的部门继续反映。

记者分别致电广州市检察院的监所检察处,及辽宁省检察院的反渎职侵权局,但都无法联络上。

郭飞雄的妻子张青表示,她十分支持丈夫就被刑讯逼供提出控告,不论结果如何,该做的事就要去做。她又说,事件必需让外界广泛知道,逼使当局不敢肆无忌惮,会有所收敛。

张青于较早前已分别致函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及中央领导人,要求关注丈夫被刑讯逼供事件。

原名杨茂东的郭飞雄曾参与多项农村维权活动,去年9月被广州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正式逮捕,当局指他于2001年非法出版《沈阳政坛地震》一书,该书详述沈阳官场的腐败。案件将于下周五开庭。

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去年发表有关中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指,酷刑在中国仍然非常普遍,其中政治异见人士及少数民族是酷刑的对象。

师涛母亲:已向美国法院控告雅虎

【大纪元6月10日报导】(中央社记者王曼娜香港十日电)因雅虎向中国当局提供电邮用户个人资讯而被以判刑十年的中国记者师涛,他的母亲高琴声今天在香港表示,已透过美国律师向美国法庭提出控告雅虎总公司,并促请西方国家立法约束互联网供应商不能再出卖客户个人隐私资料。

高琴声在记者会上表示,她刚代师涛赴南非领取由世界报业联合会颁发的二零零七年度自由金笔奖,她对儿子获奖深感荣幸,这不仅是对师涛的崇高荣誉,也是对他巨大精神安慰。她认为,这个荣誉应该属于捍卫及推动新闻自由做出贡献的记者们。

她说,自师涛于二零零五年被中国当局以“泄露国家机罪”判刑十年以来,得到世界多个媒体关注及支持,使他们才能坚持到今天。为免再发生类似师涛的个案,她呼吁西方国家立法,对跨国网络供应商包括雅虎进行约束,不能再让他们出卖客户个人资料,以及侵犯他国公民的人权及自由。

高琴声认为,师涛只是做了一个记者应该做的事情,才受到同业们的同情及支持,也因此被中国当局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危害人民利益”的大政治犯,被关在监狱中。

高琴声形容师涛年轻有为,是个单纯善良的知识份子,现在被判刑十年,毁了他的前途及幸福美满的家庭,由于师涛的妻子也是记者,她在政治压力下,只好与凹师涛离婚。

高琴声现在已经退休,丈夫也过世,唯一的寄托是每月到湖南省沅江赤山监狱看望儿子师涛,两母子互相鼓励。

对于这次可以出国到南非代师涛领取自由金笔奖,高琴声表示不敢相信可以成功出国,相信世界报业联合会做了许多工作。

谈到师涛近况,高琴声表示,他刚入狱时因为潮湿得了皮肤病,现已慢慢适应气候,现在患有胃病,她经常送药给儿子,但由于狱方要检查药品,所以很久才能把药品送到师涛手上。

高琴声于五月十三日看望师涛时,他正在做磨宝石的工作,由于她要去南非代厚师涛领奖,据说监狱领导找师涛谈话,并给他换了工作。目前师涛家人要求当局给师涛学习的时间,并且检查身体,但由于当局把师海列为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犯,监狱警察很害怕他们接触,都不敢帮助他们,让他们感到孤独及艰难。

高琴声又说,由于师涛是政治犯,监狱对他监管很严,她每次与儿子会面都有人在旁边监聪他们讲话,两母子只能隔着频幕打电话讲话,如果涉及讲到外面的消息,监听的马上停止两人会面。

高琴声形容自己患有冠心病,她忧虑不知能否等到儿子出狱。她最不放心的是师涛出狱时年纪已大,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分文,既使有作品也难以在中国大陆出版,她担心儿子今后如何生活。

她说,师涛获得自由金笔奖,证明他是无辜及无罪。她要不懈为师涛申诉,要与雅虎打官到底色,这不只是为了师涛,而是为了今后更多人不再无辜受罪。

高琴声这次来港委托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聘请美国律师,控告雅虎美国总公司。

何俊仁表示,已委托美国专门承办人权个案的律师事务所,连同另一宗涉及雅虎向中国政府提供用户个人资料而导致入狱的个案,已于五月份正式美国加州法院提出告诉,除了控告香港雅虎之外,也控告雅虎美国总公司以及阿里巴巴网站,并根据美国法律向雅虎追讨赔偿。

针对香港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三月裁定香港雅虎没有侵犯师海的隐私,何俊仁会就这方面提出强烈抗辩,他将在行政长官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相信案件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展开聆讼。

现年三十九岁的师涛,为中国新闻记者、诗人、作家,他任中国湖南省“当代商报”期间,通过其雅虎电邮,把他从报社领导口头传达一份有关严禁报导“六四”十五周年的内部文件内容的撮要,发表在海外网站,其后中国国家安全局向雅虎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要求提供该电邮用户的个人资讯,国安局因而得以确认发送电子邮件者的地址及身份,最后作为法庭证据指控师涛。

二零零五年三月,师涛被当局控以“窃露国家机密”罪,判刑十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现于湖南省沅江赤山监狱服。

姚立法北京逃亡:他们正在追 我不住旅舍

【大纪元6月11日讯】(六四天网北京讯)6月10日晚23点30分,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北京义工来电:“姚立法先生已经到达我们这里,目前,我们几位正和他在一起,一会,我们会给姚先生接风。”

随后,我们立即与姚立法先生进行了电话交谈。

参加人权会议 首都机场遭截

据悉,姚立法先生是应国际人权组织邀请,本打算乘坐今天的CA961航班到慕尼黑然后转机到日内瓦参加国际人权会议,然后还要列席旁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年会。当完成了其他登机手续过安检的时候,过来了几个机场警察,把姚立法控制住(见《姚立法赴日内瓦人权会议遭截 正在北京逃亡》)。

扣押姚立法的时候离CA961国际航班起飞只有20多分钟,这些机场警察称受湖北省委的委托,禁止姚立法离境。

姚立法便让他们出具行政委托书,警察们不愿意出具手续,要姚立法找湖北当局。

之后,警察还把姚立法的机票退了。

驻华使馆武警拦下三个尾巴

据姚立法先生介绍,当地派了不少人前往北京拦截姚立法参加人权会议。从机场出来后,还有三个人跟着姚立法,始终没有什么办法逃脱跟踪。

后来,姚立法到了某外国大使馆并给大使馆官员打电话,该大使馆的官员马上出来对警卫大使馆的武警说“这位姚立法先生是我的朋友,后面三个不是我的朋友”。

之后,警卫武警便将三人拦下,姚立法进入大使馆,才得以脱身。

冯玲:就是要阻止姚立法参加会议

今晚20点左右,获悉姚立法先生首都机场遭截后,六四天网立即电话采访了姚立法夫人冯玲女士,她告诉我们:前天,他们派了几十个人把我家围起来,又搬了一台梯子偷看姚立法卧室。我出门的时候,他们始终派人前后跟踪我。

据悉,早在本月3日起,姚立法就被当局跟踪。

直到本周五,姚立法先生所在学校打电话称“双休日不放假,你要去开会”。姚立法认为当局的目的就是不让他离开潜江。便在2、3分钟内便收拾好行李,迅速出门离开潜江,早上7点到达武汉,并坐火车于今天到达北京。

6月10日晚23点40分,另一北京天网义工再次致电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请你们放心,我们不少人正和姚立法先生在一起,我们会安排好的。”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强烈抗议湖北当局扣押姚立法先生的举动,希望有关当局立即停止迫害,依据《宪法》保障姚立法先生的基本权利。

——转载自《六四天网》

曾金燕姚立法被截 无法赴UN会

【大纪元6月11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2007年6月11日香港报导)中国两名活跃维权人士曾金燕和姚立法,在前去欧洲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时,在北京国际机场被拦截下来,限制出境。

北京的维权人士曾金燕,星期一上午11点到了机场,准备搭乘下午1点的汉莎航空公司班机到欧洲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时,被警方限制出境。而同是前往欧洲参加这次会议的湖北前人大代表姚立法,则是星期天在首都机场被拦截下来的。

*海关安检扣留曾金燕*

星期一上午,怀有四个月身孕的曾金燕本来已经托运了行李并办完登机手续,但在过海关安检时,被拦了下来:

“过安检的时候,他们把我拦下来,说我护照状况不一般,把我叫到他们办公室,当嫌疑犯扣了一个多小时。”

曾金燕说,这些身穿警服和便衣的公安人员告诉她,是国务院、安全部、公安部下达的命令,所以在机场扣留了曾金燕并扣押了她的护照。

这些警察告诉曾金燕,扣留她的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第八条,第八款”。曾金燕说,这样解释等于没解释:

“这相当于没写。为什么?因为这条款的内容是,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扣留我的护照。”

*相关法规*

中国出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第八条的内容是:出境、入境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边防检查站有权阻止其出境、入境:

  (一)未持出境、入境证件的;
  (二)持有无效出境、入境证件的;
  (三)持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的;
  (四)持用伪造或者涂改的出境、入境证件的;
  (五)拒绝接受边防检查的;
  (六)未在限定口岸通行的;
  (七)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通知不准出境、入境的;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准出境、入境的。”

*无奈和气愤*

被阻挡出国并被扣留护照的曾金燕,只好取回了行李,准备退了票,打道回府。

送妻子到机场的曾金燕的丈夫胡佳,本来已经送妻子进入机场大厅,但不久就通过电话得知妻子被限制出境,感到十分无奈和气愤:

“我觉得这个很荒唐。一个怀孕的女子,一个年轻的孕妇,居然上升到这样一种危害国家安全的高度。”

胡佳说,早上他们到北京机场,后面就跟了多名警方人员还有两辆车“随行”。胡佳说,星期天晚间,他陪曾金燕去进行产科例行检查,通州国保人员还试图阻挠。

*姚立法被限制出境*

就在星期天,湖北潜江前人大代表姚立法,也来到北京准备出国,也是在机场被限制出境,理由是“受湖北方面”的委托。

据四川维权人士黄琦透露,警方替姚立法退了机票,并派三人跟踪姚立法。姚立法通过一个外国驻华外交官的帮助,摆脱了跟踪,目前在北京四处躲藏。

姚立法的妻子冯玲说,她也无法得到丈夫的准确信息,因为,姚立法现在并没有比较灵活可靠的联络方式:“他没去成啊。我也跟他联系不上啊。”

不过,冯玲说,听别人说,现在姚立法的处境,已经“不要紧”了。

目前也是在北京东躲西藏的湖北郧西访民郑大靖,曾见到了逃亡中的姚立法:“他就是不安全。昨天晚上,我才把他接到这里。”

郑大靖是湖北郧西前银行干部,因为反映地方领导贱买国家资产而不断上访,并数次被捕坐牢。他说,姚立法这次来北京,没有带手机,因此,目前还无法联系。

*两人都有国际知名度*

曾金燕是北京居民、爱滋病关注人士和维权人士胡佳的妻子。她为维权做了很多文字工作。五月初,曾金燕曾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07世界百名有影响力人物。

姚立法是湖北潜江实验小学的教师,1999年到2004年是市人大代表。他多年来一直致力帮助农民合法选举基层代表。04年,他受美国国务院邀请,来美国访问,观摩了不少地方的选举活动。

喻东岳家人起诉监狱虐待

【大纪元6月1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丽明报导)在八九民运涂污毛泽东像的湖南作家喻东岳,服刑十七年后精神严重失常,喻东岳的妹妹现正委托律师起诉监狱当局,追究责任。喻东岳的战友余志坚说,十七年的牢狱生活和虐待,令喻东岳由一名诗人,变成一位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人。

喻东岳的妹妹喻日霞说,她已委托长沙的律师,准备入禀法院,起诉赤山监狱虐待其兄,导致他严重精神失常。喻日霞说,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喻东岳是在监狱里患病的,包括喻东岳出狱时的相片、医生的诊断和其他囚犯的证供。律师现正整理资料,预期下月可提出诉讼。她说:“之前没有律师愿意出面,后来找到一位熟人,愿意帮助我们。现在正写材料,希望七月可以起诉。”

喻日霞说,喻东岳的精神情况仍没有好转,日常生活仍需要家人照顾。由于要照顾喻东岳,带他去看病和为他的事奔走,喻日霞和双亲先后病倒,母亲今年三月住院三星期,目前仍未完全康复。但政府仍不断向家人施压,不让她们向外界透露喻东岳的情况。她说:“我要求政府给我哥低保,他们就找我妈,叫她警告我不要写文章。我家人很怕,很恐惧。我妈三月住院,那个警察还来,我叫他不要再到我妈那里了,我妈病成那个样子了。他看到我妈妈的样子,不敢再来,现在直接到我家找我。”

当年与喻东岳一起被判刑的余志坚说,喻东岳原本是一个很有感情的诗人,但现在就连母亲生病住院,他一点担忧、伤心的表情都没有。他说:“以前他是一个很活泼的人,说很多话。他是一个诗人,很有感情,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今年他妈妈在浏阳住院,病得很重,东岳也几乎每天都去看她,但他完全没有痛苦的表情,他妈妈也哭了。他好像无忧无虑,很平静。”

余志坚说,喻东岳渐渐记起以往在湖南生活的片段,但对于八九年以后的一切则丝毫没有印象。他说:“他看书能认识字,念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可以,字也写得很好,但他不懂内容,他不了解。八九年以前的事,他有时说话、语无伦次时也曾提过,但八九以后他从浏阳到北京,做了什么事,在赤山监狱服刑,他完全不记得。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就是喻东岳。”

至于余志坚出狱七年来,仍不停受到当局骚扰,去年更在喻东岳出狱前不久被捕,拘留了一个月,在六四期间,又不让他离开湖南到北京悼念。他说:“六四的问题找我谈过三次,他们提早一个月就开始找我了,他就是说,你只要一动身,我们就能知道,你不必要为自己、为家人带来麻烦。”

而鲁德成虽然获加拿大给予政治庇护,但中国政府一直拒绝给他的妻儿护照,他们无法到加拿大与鲁德成团聚。鲁德成是于二零零四年八月离开湖南,偷渡到泰国的。至今,一家三口已分开近三年。

喻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均是湖南知识份子。余志坚是小学教师,喻东岳则是报社美术编辑。八九年五月,三人涂污了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后被法院判处入狱十六年、二十年和无期徒刑。当时三人仅二十来岁。鲁德成和余志坚先后于一九九八年和二零零零年获假释出狱,喻东岳则直至去年二月才获准假释出狱。他共坐牢十六年九个月,出狱时已三十九岁,是六四事件中被关押最长时间的一位重要人物。

蒋彦永突露面谈萨斯不谈六四

【大纪元6月11日讯】据香港苹果日报消息,因揭露内地隐瞒萨斯疫情而被誉为“中国良心”的退休军医蒋彦永,2004年上书中央要求平反“六四”被当局软禁释放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中国半官方通讯社中通社昨突然发布蒋彦永的独家专访。

该篇名为《中通社记者独家专访:蒋彦永──到西藏》的访问稿,全长约1,000字。文章开首即赞扬蒋老敢于讲真话:“率先披露了北京的萨斯疫情,从而为中国政府正确决策和遏制疫情蔓延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

一头白发的蒋彦永在专访中提到2003年萨斯疫情:“我是医生,这是职责。不说出真实情况,不仅中国要倒楣,全世界都要倒楣。”访问中蒋彦永还谈到他的业余生活。蒋老说,他只是看看电视和报纸。他订阅的两份杂志是以大胆敢言见称的《炎黄春秋》和《南风窗》。

但整篇专访没有提及04年6月至7月间蒋老因为上书北京中央要求平反“六四”被当局扣留的情况,也没有提及六四18周年。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引述蒋彦永夫人华仲尉表示,三年来蒋彦永要求平反“六四”的决心从未改变,军队一直也不批准他出国。

华仲尉表示,自从蒋彦永零四年上书给中国当局,要求平反“六四”后,军委就下令不准他出国探亲,因此蒋彦永至今仍不能到美国探望女儿及女婿。目前蒋彦永在西藏旅行,预计后天才返回北京。

蒋彦永夫人华仲尉昨日对苹果日报表示,她不知道蒋老曾接受中通社的访问。她表示,根据军队规定,蒋彦永不可以接受境外媒体访问,即使蒋彦永昨日在北京,也不能跟本报记者详谈。

76岁的北京解放军三○一医院退休军医蒋彦永,出生杭州金融世家,堂兄蒋彦士是国民党高官。

蒋彦永曾就读北京燕京大学、北京协和医科大学,2003年:揭露内地萨斯疫情,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当年亚洲新闻人物、中国民主育基金会2003年度杰出民主人士奖,翌年获得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赛赛奖。2004年,蒋彦永因上书中央要求平反“六四”后,被当局扣留近两个月,但是人身自由目前仍然受到限制。

相关报导职员等人 因六四广告已有7人被开除

【大纪元6月1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毕子默报导)因刊登六四广告,目前《成都晚报》有七名工作人员已经被开除,包括一名副总编辑、两名编辑和该报广告部的四名职员。而承接的钟声广告公司的总经理被勒令写检讨。《成都晚报》总编辑夏旗舰对本台表示,自己也不清楚有人员被开除的事情。

成都晚报周一,即六四事件18周年当日在分类广告上刊登“向坚强的六四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小广告。有报道指,负责报纸最后把关的成都晚报常务副总编辑李少军因此被开除。本台电话采访了《成都晚报》总编辑夏旗舰,他表示不清楚情况。

据知,当日刊登广告的客户在5月30日直接到代理《成都晚报》分类广告的钟声广告公司总台,要求刊登该则广告,价钱约40元人民币。接待他的钟声广告公司三名的女职员年约20岁,对“六四”事件一无所知。两日后她们通过电话询问登记客户“六四”的含义,被告知是一场矿难,随即就将广告理解为是这名叫“向坚强”的矿主向遇难的64名矿工母亲表达敬意。

熟悉《成都晚报》情况的民生观察志愿者邓永亮,曾为钟声广告公司的业务员,他向本台表示:事件发生后《成都晚报》方面已经开除了7个人,包括一名副总编辑、两名编辑和该报广告部4名职员。钟声广告公司的总经理被勒令写检讨,该公司代理《成都晚报》本周六、日的分类广告已被取消。但该公司接待刊登广告人的三名年轻女职员没有被解雇。

他还表示,年轻一代完全不知道六四这件事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悲哀。

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因六四广告开除有关编辑部人员,声明亦促请中国当局解除禁止报道六四的新闻限制。《成都晚报》的前身《商务早报》曾在1999年5月刊登一条“西藏自治区成立45周年”的新闻中将“成立”误写为“独立”而引发轩然大波。

不堪超时负荷 广东东莞工人罢工4天

【大纪元6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岳芸采访报导)广东东莞桥头镇“运行玩具厂”的工人因为每天工作13~16小时,连周末假日都不能休息,身体负荷不了,有13人从6月8日起罢工。他们去向桥头镇与东莞劳动局反映,得不到解决,打算再观望看看。这是近日东莞地区的第五起罢工事件。

生产电子塑胶玩具的“运行玩具厂”,有两百多位员工,其中有几位是13~14岁的童工。小孩在超时工作之下,早上爬不起来上班,就被罚钱。40几岁的工人们感到,身体无法再承受每天超时的工作,6月8日就罢工去向桥头镇劳动局反映。

来自湖北荆门的罢工工人蒋国洪表示,桥头镇劳动局偏袒“运行玩具厂”,就把老板叫来,然后对工人说:“你们回去上班吧。”6月9日与10日是周末、周日,劳动局不上班。6月11日向东莞劳动局反映,东莞劳动局回答:“你们出来打工干什么?你们进了黑厂还不如回家种粮食吧。”

该厂的工人有不少来自湖北、贵州、四川等地的贫困山区,其中以贵州较多。在“运行玩具厂”的工作时间,有的七八个月,有的半年或两三个月。蒋国洪说:“种田虽然生活无忧,可是农产品价格低廉,赚不到钱。田地都被大田地主承包几百多亩,农民只有几亩很少的田地,所得只能顾生活而已。”

在五月,该厂只有四天是工作八小时,其中两天是5月1日劳动节前后,有一天是发工资的那天,其余27天都超时工作。蒋国洪说他们的睡眠都不足,只要撑得下去还是会撑的,问题是撑不下去。平时他们工作时间是五小时一个班,这段时间只能上一次厕所五分钟。一天工作三个班15小时,就只能上三次厕所。

维权关注人士李原凤表示,与东莞其他罢工事件相比,这次发生了雇用童工情形。童工没做完工作就要罚款、挨骂或炒鱿鱼,两位童工两个月的工资要不到,向劳动部门反映也不管,小孩就流落了街头。

“运行玩具厂”是由一千多位工人的“晶银玩具厂”衍生出来的,该厂订单做不了,就租个厂地分出去一些订单生产。两家工厂都是当地村里的,没有国外投资,记者上网查“晶银玩具厂”,查不到资料。在晚间也无法联系到劳动局。

国际工会指中国几家工厂虐待劳工

【大纪元6月11日讯】(美国之音记者:亚微2007年6月11日华盛顿报导)国际工会组织“国际工会联合会”日前公布了一份报告,批评得到2008年奥运经营许可的几家中国工厂严重侵犯劳工权益。

“国际工会联合会”6月10号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对一些中国工厂存在的严重侵犯劳工权益,特别是虐待童工的情况提出了尖锐批评。

“国际工会联合会”2006年由“国际自由工会联盟”和“基督教国际工会联盟”两大组织合并而成,其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该组织的发言人蒂姆.努男(Tim Noonan)表示,这份报告是在对获得奥运特许经营的四家工厂进行研究后做出的。

“研究结果显示,这几家工厂都有严重违反基本劳工权益的情况发生,这些工厂工人的工资比法定最低工资还要低。工人每星期不得不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2到13小时。有时一个月连一天假期都没有,其中一家工厂在学校放冬假时雇用了20多名年龄在12岁左右的孩子。这些孩子和成年人工作同样长的时间,但是工资却比成年人的低。调查还显示,工人的健康和安全也存在很大问题。”

*国际工会动机*

据“中国劳工通讯”驻法国的国际代表蔡崇国介绍,近年来,一些国际工会组织对中国的劳工问题非常关注,他分析了其中的主要原因。

“中国大量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国,一方面降低了各国产品的价格,使消费者得到益处,另外一方面也导致很多国家的传统工业倒闭或衰落,导致一些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私有问题的加剧。因此国际工会组织非常关注中国的劳工问题。另外,各个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一些企业纷纷转移到中国,造成这些国家减少(就业机会),这也是各国工会关注中国的一个原因。”

蔡崇国指出,国际和各国工会组织在这个时候对中国的劳工权益问题提出批评并不奇怪。他说,这些组织希望利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机会,迫使中国政府重视劳工问题,真正落实联合国关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切实遵守国际劳工局关于工作和劳工权益的各项标准。

*童工问题堪忧*

蔡崇国指出,尽管中国政府非常重视童工问题,并且制定了严厉的法律,但是近年来中国童工问题的发展趋势仍然令人忧虑。

“这个原因在于,南部很多企业,包括东部的一些企业劳动力缺乏,促使很多工厂的工头和老板去找童工,因为童工眼睛好,手也巧,工资低,而且也不会反抗。另外,很多农村地区由于学费贵,大量的农村的孩子失学。民工的孩子上学也很困难,他们的家庭流动性大,所以干脆就去打工,一方面挣点钱,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见世面。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童工过去几年来发展严重。”

*奥组委:查实后严肃处理*

北京奥组委对上述报告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且威胁要取消与这些使用童工并违反最低工资法的工厂的合同。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表示,奥组委对奥运经营产品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如果调查情况属实,就将严肃处理。

他说:“如果这些工厂违反了我们的规定,我们将严肃处理这个问题。如果他们严重违反了规定,他们就不能再成为我们的生产厂家了。”

*最赚钱的奥运会?*

《华盛顿邮报》说,北京奥运会预计是奥运会历史上最盈利的一次运动会。它吸引50万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企业赞助商也大批拥入北京奥组委,希望利用这一机会打入中国日益增长的消费市场。

另外,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说,它对带有奥林匹克标志的所有正式产品没有直接控制权。但是,该组织表示,它制定了有关公平劳工标准的政策,希望奥运会主办城市和有奥运经营许可的厂商能够遵守。

周莉维权2: 开发商急不可耐 警方再出动

【大纪元6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子法报导】自北京崇文区政府下令,天坛东面42.4公顷开发地段(俗称六号地开发)的北京居民如果不在两个月内搬走就将遭到强拆后,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据悉,该地段的上万户居民中仅有几户搬走。最近,开发商在6号地到处贴告示,6月9日,开发商联手派出所的警察们,暴力冲击北京维权女士周莉,警告她不要帮助居民维权,不要管闲事快些离开6号地,派出所当天将周莉关押了八个小时,对她施加了暴力,她的身体留下了几处伤痕。

据北京媒体报导,占地42.4公顷的北京二类黄金地段6号地的开发是建地下商城,开发商是来自香港的新世界公司。对每平米3.7万元的市场价,开发商和政府提供的拆迁补偿竟然只有市场价的四、五分之一,大约在六千到八千元之间。

政府还鼓励居民早搬远搬,搬的离市中心越远越早,奖励就越多。周莉说:6月9日,在六号地的居民区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开发商贴出的离奖励期限还有十天的告示,但搬走的居民只有寥寥几户而已。

开发商们变得急不可耐了。6月9日上午八九点钟,数名开发商和当地的派出所-体育馆路派出所警察们在一家复印店里找到正在复印材料的周莉和华会林,开发商对周莉和华会林说,“你们和6号地的事情没有关系”,要求周莉和华会林他们搬离6号地。

同时,四五名开发商压住了华会林的脖子和上身,警察们在旁边袖手旁观。大约九点钟,周莉和华会林被开发商和警察们押到体育馆路派出所里关押。在派出所里,几名便衣和警察对周莉进行了殴打,“我身上好几处都有伤”,周莉说。

拘押期间,周莉多次向警察督察打电话报警,督察警察还到派出所里调查。大约在晚间五点半,派出所还没有找到任何拘押的理由和罪证,不得不释放了周莉和华会林。9日,他们大致被拘押了八个半小时。

以往,周莉也曾遭遇到北京当局的强拆,她亲身体验到无家可归和上访的种种艰难。此后他栖身在6号地租借的一处民房里,和华惠棋的家人们租住在同一个院子里。

5月13日,周莉在拆迁维权谘询会后遭到体育馆路派出所政委张庆华的拘押。

“周莉为了大伙,大伙不能不为周莉。”当天夜里,大约一二百名左右的北京居民数度到派出所要人并抗议,迫于压力,13日的半夜12点,当局释放了周莉。

据公安内部透露给周莉的消息,当地派出所的政委张庆华一直和新世界的开发商们在一起吃喝,开发商还故意输钱给他,并答应事后给张庆华一套房子等。13日拘押周莉,是张庆华组织的,抢走周莉手机的也是张庆华。

教居民依法维权,据理力争,周莉正当的法律谘询让开发商和政府极为头痛和棘手。开发商和警察对周莉的房东施加压力,要求他赶走周莉,房东拒绝了,说:周莉没有违法,我无权轰走她。

开发商找到周莉的友人,让他转问周莉:“用钱砸(意即“收买”)你走,走不走?“周莉回答:“不是多少钱的问题就能解决,这是我们和政府之间的事情”。友人劝周莉:“你知道拆迁办那帮人都是些什么人吧,小心他们把你的腿打断。”

体育馆路派出所的政委张庆华也警告周莉说:“警察脱了衣服什么都敢干,你夜里别出门,出门别遇到鬼。”

但周莉没有退却,她继续帮助居民维权。她表示,现在居住在六号地的居民实际上大概应该有一万户,涉及到三四万人,拆迁期限的7月9日即将到来,希望媒体和大家能继续关注6号地的拆迁动向。

无锡黑白两道拆民房 百姓憎恨共产党

【大纪元6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广益乡镇党委书记夏杰伟, 6月7日指使拆迁办主任范洪强亲自带领200多名城管, 以拆除“违章建筑”为名,把尤渡村村民尤兴宝强行扭送派出所后,将他家房屋的第三层楼拆毁,尤的妻子当场被气疯,他的数名邻居被殴打,群众对共产党骂声一片。

尤兴宝对记者说,“7日一早,6点钟有几人到我家院子前连转带看,7点钟又有几人来看,8点多200多穿制服的城管出现在我家门口,我们早有防备,把铁门紧锁,他们就砸开琐,闯进屋几个人把我绑走了,拆完了才放了我。”

现场目击村民向记者表示,城管把尤兴宝强行押上城管车送往派出所,他妻子当场被气疯。工号为wx10036号、wxx1104号等数名城管队员对在拆迁现场想声援尤兴宝的尤锡光拳打脚踢,致使他鼻青眼肿,颈部被抓伤,裤脚管被拉破撕碎,他妻子手脚也多处受伤,后由“110”送医,花去几千元费用。

村民愤怒的说:“城管还叫来一车王八蛋,车号为‘苏BW2342’,对到现场看看,正要出去打工的村民朱琳娣拳打脚踢,还把她扛头扛脚,头朝下扔进车厢里。他们为了毁灭证据;抢走村民朱寿芬价值几千元的数码相机,造成她手、腿多处受伤。城管还入室抢走尤兴宝儿子价值几千元的摄像机,争夺中造成他身上多处受伤。”

“上级主管部门对夏杰伟一伙的违法拆迁纵容包庇,对村民正当的房屋扣上‘违章建筑’的帽子,暴力拆迁,造成村民的剩余住房处于危险状态,人身安全无保障,老百姓斗不过共产党,只能大骂共产党是黑社会。”

尤兴宝对记者表示,拆迁办从来就没有拿出合法的拆迁证,他们都是暗箱操作、不公开、不公正当然也不会公平,乡、镇、村政府勾结开发商一起对付老百姓,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

冯姓村民说:“我们广益乡农民,土地从2001年起就陆续被强征了,政府为了把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建厂房,今年3月开始还要拆我们的住房,强行让我们搬走,但安置房要二年以后才给,过渡期间自己解决住房问题。”

村民朱寿芬表示,“乡政府欺骗我们每户可以多报人口,以多得按人头给的每人每月120元的安置费,结果却是大部份村民搬走了,但谁也保证不了二年后得到安置房,有自我保护意识的村民就不相信他们那一套骗人的鬼话,所以有10几户村民就坚持维权不搬走,他们就经常找我们的茬整治我们,我们随时处于黑社会的骚扰中。”

据尤渡村村民反映,夏杰伟也是广益建设开发公司董事长,对不搬迁的村民找茬打击报复,黑社会打人、砸玻璃、半夜在住户玻璃前放鞭炮等,使村民处于无安全保障的恐惧中,村民被共产党逼的没有活路,没有不诅咒共产党的,希望媒体为他们发出声音。

村民指出,“乡政府多次对尤兴宝威胁利诱不成,还曾经对尤兴宝等村民大打出手;这次夏利用权力动用黑白两道强行拆除他家的‘违章建筑’,以实现赶我们搬走的目的。如果说尤兴宝家的第三层楼是违章建筑,有关部门不但不能拆除反而应该为他家补办手续,因为他家不是不肯办手续,而是有关部门因拿不到他家的好处而寻找各种藉口不给办手续,到头来还说他家是违章建筑。”

“对暴力强拆毁民房,众人看在眼里,骂声一片,这哪里是在建立和谐社会?这简直在公然行使黑社会手段,共产党就是这样‘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呀,真是大骗子,恨死这个又欺骗又暴力镇压老百姓的擒兽党了,这样下去,老百姓何以安居乐业?”

记者致电无锡市崇安区广益乡政府,无人接听电话。

黑龙江征地案 政府骗取村民土地

【大纪元6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 黑龙江省富锦市政府十几年前为开办“中韩合资头兴农场”,动用黑社会霸占了数万农民赖以生存的50多万亩土地。政府强占村民土地的另一种方式为不惜以“国家投资建泄洪区”的名义,将整个村的农民土地征用,失地农民为生存权而抗争的维权行动遭到政府的严酷打压。

事件回顾

南韩商人张德振于1993年以富商投资的身份,来到黑龙江省富锦市,骗取政府的担保获取巨额贷款,打着开发荒地的名义与政府合建“中韩合资头兴农场”,在遭到农民强烈反对的情况下,政府除了采取行政措施以外,还动用黑社会,以暴力手段杀人夺命,迫使农民在恐惧中交出了自己的黑土地。

这一强行征用土地案总共牵涉63个村屯的4万人口的57万亩土地,其中9个村屯的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同时还被迫搬离了故乡,因为他们的房屋所占土地也在征地范围。然而不久这个农场倒闭了,原本就属于农民的土地没有依法归还给他的主人,却被富锦市政府占有,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稳稳当当的坐起了地主。

这些共产体制下形成的地主将土地层层转包,从中牟利,从富锦市政府高官到各职能部门的官员,人手都有为数相当可观 的侵满农民血与泪的土地!

近期数千失地农民在网上署真名,提出“不要奥运要人权”的诉求,他们推选出的维权代表向海外媒体呼吁:声援中国的维权运动,要民主法制,还老百姓基本生存权。

海外多家媒体将这一重大土地侵权案的黑幕曝光,使中共当局感到了恐惧,富锦市公安局称“此案惊动了中央”,并对两位维权代表实行连续的抓捕行动。

据知情村民透露,维权代表王桂林和于长伍目前逃离了富锦市,下落不明,但他们希望与海外媒体合作、维权到底的初衷未变。

村民:政府公然说谎 骗取土地

向阳川镇友谊村村民于洪金向记者介绍,1994年从市里到乡里都对这个村的村民传达了国家征用友谊村土地“国家投资建泄洪区”,将该村土地圈起来放水。实际上从来未放过水,政府以国家征用的名义征地,不管村民同意与否都要交出土地,而且一分钱的补偿都不给。

于洪金表示,征用后土地还保持原来的用途,根本就没用来泄洪放水,当时有兴华村等9个村屯被黑社会用枪逼着动迁,造成的流血事件,使友谊村的村民谁也不敢反抗了,只能把地交出来,市政府随后成立“天源开发公司”将土地再高价发包给村民。

于洪金:“在我们村的版图之内的土地全部被征用,我们的村子本来就是最穷的村,到现在连自来水都没有,村里没有一户村民盖砖房,都是土房,全村142户556人,人均4.854亩土地,比邻村的人均土地少很多,我们生活特别苦,虽然明白政府的说法是歪理邪说,但没有办法。”

据友谊村村民反映,政府在骗取农民土地后,这些土地流入私人手中,以每顷2000元的价格转包给村民后,所得收入流入市政府的小金库。

村民们多次到当地信访办、市政府、水利局、土地局等政府部门上访投诉,没有人给村民一个合理合法的答覆。

这个村村民刘振玉2006年向海外某媒体披露了此案,报导出去后,刘振玉立即遭到富锦市公安局拘留10天的处罚,拘留前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但口头告知刘的罪名是“捏造事实”,释放时也无任何手续。刘振玉为此起诉富锦市公安局,但哪里也不给其立案。

当记者近日想采访刘振玉时,他表示有了上次的遭遇,什么都没有了,不便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

中共速删网民讨论宋平顺死亡事件的帖子

【大纪元6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华综合报导】6月4日,现任天津市政协主席兼政法委书记的宋平顺在被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约谈调查后的第二天突然自杀身亡。起初不少网站上有很多关于宋罪行,和探究宋真实死因的帖子随后被删除。目前网络上存留的帖子称,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表示,宋的“自杀”完全是他个人行为,至于当前社会上传说天津市其他领导的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被删除的帖子除了表达民众对宋本人罪大恶极的声讨外,主要表达了对还未揭露出来的其他高官的愤慨。如金羊网题为:“宋平顺自杀,令人浮想联翩”,文章称: “宋平顺一死,他涉嫌权钱交易及与此相关问题的调查,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而“戛然中断”或“点到即可”呢?倘如此,岂不是被坊间舆论“不幸言中”?”

不少网民揭示了宋把持天津公检法系统的20多年里,使天津成为全国“官场最黑暗、访民最多”的地方。民众揭发说,宋受贿达一亿元,凭藉把黑社会收编进公安系统,天津是唯一没有黑社会的城市。宋也是迫害法轮功并挑起425中南海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是“自杀”还是被“灭口”?

虽然外界关于宋本人是“自杀”还是被“灭口”的传闻还很多,6月8日新华社急忙“证实”了宋的自杀身亡,并称有关部门正对其贪污案着手进行调查。BBC报导称他是文革之后首位自杀的中国正部级高官,路透社引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他服用过量安眠药。"

坊间则传说宋是跳楼自杀或饮弹身亡,也有分析称宋平顺涉及在震惊中外的99年4.25中南海法轮功万人上访事件中暗中构陷法轮功的黑幕,现在中共内部有人在暗中调查此段历史的真相,为掩盖更大的罪恶,宋被人秘密“灭口”。

现年62岁的宋平顺,自1983年起先后任天津市公安局一处副科长、副处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天津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等职位。2003年1月他出任天津市政协主席,但同时兼任政法委书记,这在中共历史上是从没有过的。据内部人士透露,宋因在1999年425事件中积极配合罗干打压法轮功“有功”,才享有此“特殊待遇”的。

讨好罗干 设置425事件构陷法轮功

据明慧网报导,1999年4月18日,在天津教育学院发行的《科技期刊》登载了何祚庥污衊法轮功的文章后,当地许多法轮功学员自发找到编辑部讲述他们修炼受益的经历,当时学院领导在了解真相后,态度友好的表示会尊重事实,并答应三天后给与正式答覆。

然而4月23日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天津市委突然派出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逮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市政府领导还直接告诉法轮功学员,这个问题他们解决不了,要解决得上北京,于是才有了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国家信访办集体上访的425中南海事件。

据内部人士透露,这是罗干预先设置的陷阱,而当时兼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的宋平顺则积极执行罗干的命令,用警察镇压来激化矛盾,并把法轮功学员引向北京。在北京,警察又引导各路法轮功学员进入市中心,最后形成所谓包围中南海事件,以此来构陷法轮功。

在随后几年里,为讨好罗干,宋平顺竭力迫害法轮功,由此官运亨通,先后担任天津政法委书记、副市长、市委副书记等职。宋曾公开在会上宣布:“对待法轮功不怕流血!”,他多次指令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看守所:“不写悔过就让他们死在里头”。为此,至少有73位法轮功学员经证实在宋担任610头目期间被迫害致死。几年前,宋就受到追查国际组织的通报调查。

43亿百姓集资款蒸发案

一位曾受理百姓上诉案的律师说,天津虽离北京一步之遥,地理位置的优势并没有使其在政治和经济开放上有所得益。作为重工业城市,近年来随着大量国有企业沦为贪官的私有财产,大量工人下岗,社会闲散人员无人过问。天津名义上是直辖市,但底层百姓生活穷苦悲惨。

有老百姓称,天津是“百姓的地狱、贪官的天堂”,是把持天津党政军和公检法大权长达二十多年的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和政法委书记宋平顺的“张宋王朝”。天津也是上访民众最多的城市,其中很多冤假错案都与主管公检法系统的宋平顺有关。

比如43亿元集资受骗案。据当地民众回忆,2004年3月15日,北京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办公楼被1000多名来自天津的老百姓所包围,他们打着写着大幅标语:“打倒张立昌,打倒大恶霸宋平顺”的横幅,围观者人山人海。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内律师说,事情缘起在1998年到1999年期间,中国各地盛行从百姓手中集资的热潮。当时一个来自香港的梁老板花巨资打点天津有关领导后,获得了一个豪华房地产项目的批文。

该律师还说,天津各大媒体在天津市委、市领导的要求下,把梁姓港商的集资招商广告炒得热火朝天,许诺了比银行高很多的利率,短短两三个月就从百姓手中集资了43亿人民币。

然而该项目因经营不善,最后连出资户的本金也归还不了。据说梁老板拿出一笔巨额保护费给了宋平顺,宋为其设计了安全的出逃线路,于是梁把大量资金转移到海外后逃之夭夭。

宋平顺曾放话:在天津,他就是法律,

据大纪元记者早前调查,从1990年以来,天津市各区县大搞征地、拆迁工程,而每个工程都要向张立昌、宋平顺家族寻求保护并送保护费,否则无法进行。而给老百姓的拆迁补贴费很低,根本无法买任何新房子。

据百姓反映,天津实行强制搬迁,如果你不走,一旦强制拆迁的命令张贴到你家门上,被贴人家就要被罚款200元;如果再不走,政府就会强制拆迁,而且联合执法队每人每天50元的工资全由被拆迁户出承担。

比如天津市西青区大寺镇大任庄村,2002年初,以村党支部书记宋富仁为首的村领导在宋平顺的指使下,非法占用近2500亩耕地,4.5亿元人民币的村办企业资产全部被宋富仁侵吞。全村4000百姓对此义愤填膺,于2002年10月12日派几十位村民到北京国土资源部上访。宋富仁威胁说:“谁告我,谁就不会有好下场。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政法委书记宋平顺都是老子的大哥,老子用1.5亿把这两位大哥喂得肥肥的,天津就是老子的天下,你们还告不告?”

事后,参与上访的村退休干部柳春树被天津法院以“组织嫖娼卖淫、偷税漏税”的罪名,判处四年监禁。据当地百姓反映,在全国到北京上访的人群中,天津人数占全国第一。不少拆迁失地民众上访后被抓进监狱,先后有80多人死在了监狱里,而被非法关押的访民至少1670多人。

据说宋平顺曾经放话说:在天津,他就是法律,瞅谁不顺眼,他就收拾谁,谁不老实听话,连人带财全部让你蒸发。前些年被海外媒体曝光的天津蓟县郑明芳案、澳籍华人马萍案就是例子。

天津黑社会化

有网民说,控制天津二十年来,张立昌、宋平顺对天津的最大贡献就是把天津黑社会化,天津成了张、宋两家的王朝。于是在天津出现了怪事:别的省份都有黑社会组织,在天津就没有了。为什么?都被宋平顺吸收到警察队伍里执行迫害百姓的任务了。

文章举例说,2004年3月在天津的街上,一个出租车司机拉了三个小伙子上车,上车后,后坐的一个小伙拿出一把手枪,一声不坑地吹着枪口,司机吓坏了,赶紧求饶。小伙子说,我们并不是杀你,但我们让你往哪儿开,你就往哪儿开。车到一家铺面前,三小伙将一个人按倒就塞进车。一个问:“要他命吗?”另一个说:“不要他命,把他腿打断。”于是,拿枪的人对着被绑架的人的左右两腿的膝盖骨头处各开一枪。

事后得知,这个被打断两条腿的人,曾与宋平顺一个远方亲戚吵了架。当地派出所为了巴结讨好宋平顺,就派几个黑社会出身的便衣警察惩罚了那个人。还有一次,宋平顺的小舅子与人发生矛盾,警察也是这样惩罚那个人。

包养情妇 家族天下

据靳义胜撰文介绍:张立昌、宋平顺控制了天津党政一把手的要害部门后,就让自己的老婆、子女、情妇和亲属控制天津的经济命脉。天津国有大中企业的各种定单,不经张、宋家族人马同意,不得把定单给外人。天津的房地产项目,全由张、宋家族人马控制发包,就连天津的城市绿化所需要的草皮,也由宋平顺老婆控制销售价格。天津所有楼房、道路所用的地砖、瓷砖,全部由宋平顺老婆控制销售。谁敢去染指,宋平顺手下的黑手党成员立即和警察一起修理那些不听话的人,重则从肉体上消灭对方。

据知情人透露,张和宋家族的私有家产至少超过100亿。宋平顺家里墙壁上挂的世界名画,最贵重的一幅价值就达1000多万。宋经常对那些指责他掠夺他人财产的人说:“我掠夺你的财产?我家墙壁上挂的十几幅画就价值几个亿,我还在乎你那几个小钱?”话虽这样说,但这并不妨碍宋肆意侵吞别人的财物。

据悉,宋已把他家巨额财富转移到国外去,主要是加拿大和美国。宋的女儿目前就定居海外。还有网民披露说,20多年来,宋平顺包养的情妇不下50个,宋把很多情妇安排在天津办公司做实业,给她们购置豪华别墅和轿车。其中有个情妇垄断了天津市公检法系统所有警服、警具的买卖,成了大富豪。

宋平顺生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香港媒体报导说,自2003年胡温全面主政后,提出了环渤海战略,开始重点发展天津滨海新区。不过,天津官场中长期存在的腐败和官官相卫问题成了天津经济起飞的重大障碍,故而引发胡温的整顿。

2006年6月,副部级的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因涉贪兼挪用公款等罪名,先被双规、免去职务,后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部门;去年底,北京又调派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臧献甫出任天津市纪委书记,今年3月,被喻为“天津头号人物”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张立昌被调离天津,其后获委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副组长,而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突然空降天津担任市委书记。

在此之前,天津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副市长陈质枫、天津市委常委、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等先后被调查或双规,种种迹象表明,胡温正在天津做人事大手术。

宋平顺生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于6月3日与市委书记张高丽、市长戴相龙等高官一道,到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及平津战役纪念馆参观,下午他接受中纪委谈话后第二天“自杀”身亡。6月1日上午,天津市政协机关召开全体党员会议,传达贯彻该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宋平顺并未出席。而在这次党代会上,宋没有进入由13人组成的常委新班子。按照原定任期,他的政协主席应该还有半年的任期。

宋平顺自杀后,不少民众拍手称快,很多网民在各大论坛中发帖子,历数宋的恶行,也有质疑宋真实死因的帖子,但很快这些帖子被网站删除。也有民众表示,宋平顺作恶多端,死有余辜,他这样死去,便宜他了。

警察强奸犯患阴茎癌 派出所全部换人

【大纪元6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林雨采访报导)两年前河北涿州警察何雪健在派出所值班时,当众强奸两名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位年龄与其母亲相当。据明慧网最新消息,何雪健现已患阴茎癌,在医治期间,其阴茎和睾丸被全都切除,之后他三次自杀未成,生不如死。民众表示,他是罪有应得。

发生在2005年11月25日的两名法轮功学员被河北涿州市东城坊镇警察强奸的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全球各界的压力下,案发半年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密判何雪健“犯有强制猥亵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但受害人刘季芝女士再次遭到当局绑架。而韩玉芝为了免遭再次迫害,至今背井离乡,下落不明。

本报记者就此事采访了何雪健曾经就职的东城坊镇派出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察表示现在在此派出所工作的人员都是今年三月才被调来的,包括所长都是刚刚调来的,所以对此事全不知情。当记者把此事简单描述后,此警察不愿发表任何意见。为查证此事,记者又给其他当时与何雪健共事的警察打手机,除纪明远没有换手机号之外,其他的手机号均已更换。而纪明远一听询问她在东城坊镇派出所就职的事便立即挂断电话。

之后记者拨通了当地一位居民夏先生的电话,此居民表示完全没听说过此事。听完记者叙述后,夏先生说:“这个何雪健简直就不是人!他那个地方得癌症是罪有应得。”

一位身在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孙女士表示,“这简直就是报应,他居然能对像他妈一样年龄的妇女进行强奸,这简直就是禽兽不如,他能得阴茎癌就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同时,我对这两位敢于揭露迫害真相的这两位阿姨表示由衷的敬佩。”

据了解,刘季芝与2006年3 月被再次通缉抓捕后,身体被迫害到极度虚弱。于六月被释放。而韩玉芝则至今下落不明。

据明慧网2007年6月10日消息说,河北警察何雪健遭恶报,患上阴茎癌,其阴茎和睾丸被医生全都切除。之后他三次自杀未成,生不如死。

案情回顾:

2005年11月24日,东城坊镇西□村的法轮功学员刘季芝(女,51岁)和韩玉芝(女,42岁)被从家中抓走。并于其他三位法轮功学员一同被抓到东城坊镇派出所。11月25日下午两点多,警察何雪健把刘季芝带到一间屋里,里面有两张床。何雪健把刘季芝带进屋就劈头盖脸的暴打,随后又把刘季芝按倒在床上,摸她的乳房,撩开她的衣服用电棍电击乳房。看着电出的火花,姓何的警察连说:“真好玩!真好玩!……” 正在旁边观看的警察王增军还恶狠狠的说:“揍她,使劲揍她!”说罢王姓警察先出去了。王姓警察出去不久,何雪健就把刘季芝给强暴了。 就了解,在案发时,同屋还有一个警察躺在另一张床上观看,丝毫没有制止。

随后刘季芝同村的法轮功学员韩玉芝也被叫了进去,何雪健也强奸了她。 据韩玉芝本人叙述说,在她本人被强暴过程中,另一警察王增军一直在旁边观看,毫无阻止。

强奸案发生后,刘季芝和韩玉芝马上被强迫劳动。据刘季芝本人描述说,当时她下肢无力,精神恍惚,头脑一片空白,但马上就被强迫干活了。

事发后第二天,也就是11月26日,刘季芝的丈夫从外地回来凑了三千元现金(相当于当地农民至少一年的收入),被迫交给东城房镇派出所,刘季芝才被释放。其他四名法轮功学员均被罚款三千元。证据如图:罚款收据上盖有“涿州市东城坊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公章”

据了解,刘季芝与韩玉芝为免遭再次迫害,而人均流离失所。由于此事很快在海外造成很大影响,二人被释放不久,当局便开始悬赏十万捉拿二人。据多名证人证实,刘季芝与其女儿于2006年3月7日在北京海淀西三旗空军科研大院洗衣厂被蓄意已久的保定、涿州警方绑架。刘玉芝被迫害三个月后,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被释放。而当局否认刘玉芝再次被抓。而另一名受害者韩玉芝则流离失所后,至今下落不明。

全球声援

案发后不久,消息被在海外多家媒体上披露出来。海外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到当地中国领事馆抗议。

NYUCCC诋毁舞蹈大赛 新唐人:留学生自己判断

【大纪元6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李佳多伦多报导) 6月8日纽约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New York University Chinese Culture Club, NYUCCC)发表公开声明,诋毁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并计划干扰大赛,该联合会还将声明发给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学者联合会(Columbia University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CUCSSA),通过电子邮件传到留学生手中。

对此,新唐人电视台发言人Carrie Hung表示,将于7月6-8日在纽约大学史葛柏艺术表演中心(Skirball Center)举行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目的就是弘扬中国舞,复兴中国的正统文化。中共一直都在用不同的形式干扰和打压新唐人电视台。她欢迎所有学生前来观看,自己做出判断。

前中国驻悉尼领事馆外交官陈用林指出,NYUCCC发表在其网站的公开信 “跟中共中宣部起草的文件没什么两样”, 该团体实际上是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策划和建立的组织,打压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活动,就是因为新唐人向全世界报导了很多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实事,这是中共最为惧怕的。

新唐人:欢迎留学生观看 自己做出判断

新唐人电视台发言人Carrie Hung表示,中共一直一来都在用不同的形式干扰和打压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任何活动。它们用这种方式迷惑学生,舞蹈大赛的目的就是弘扬中国舞,将纯善、纯美的艺术奉献所有的人,把中国舞推向世界,复兴中国的正统文化。

她介绍说:“其实中国舞舞蹈大赛是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延续,2007年晚会在世界30多个地区上演,20多万现场观众被晚会节目所呈现的中国正统文化所感动。同时得到了各地来之政界、商界、文化、艺术、教育、媒体的高度赞誉。 ”

Carrie Hung 强调“我们欢迎所有的人、留学生、学者、中西方人士来观看这场舞蹈大赛,让他们用自己的眼睛来做出判断。”

中共干扰新唐人舞蹈大赛原因

前中国外交官陈用林指出,中共打压法轮功是非常残酷的,而新唐人电视台在全世界揭露报导了很多法轮功遭受迫害的实事,是中共最为惧怕的。 所以毫无疑问中共会采取各种手段来干扰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任何活动。中共领、使馆首先的做法就是给场地方施压,让活动搞不成。

陈用林说,“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文艺晚会我也看过,在共产专制下,她就像一股新鲜自由的空气,给与中国人民很好的选择。”

“共产党在西方是邪恶的代名词”

陈用林提到,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比赛章程提及“鉴于共产党是不被美国法律所承认的,所有歌颂共产党的音乐或歌曲都禁止在本次大赛中使用”被该联合会认为是反华、搞民族分裂和颠覆共和国的政治目的。

他说:“很可笑的,一场舞蹈大赛就被中共妖魔鬼化成这样。”

陈用林说,“共产党就是暴力和谎言,反人类的犯罪集团。共产党这三个字在西方社会就是罪恶的代名词。所以说舞蹈赛禁止任何有歌颂共产党的音乐和歌曲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陈用林认为,中共并不代表中国,很多留学生从小就受共产党的洗脑教育,对中共认识不清,以为为中共卖力就是为祖国和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的利益服务,这是非常糊涂的想法。

他说:“很多留学生对中共没有客观清晰的认识,是因为他们所学的历史都是中共的删减和篡改的。所以我建议留学生能够好好的读一读“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客观、真实、深刻的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

陈用林:NYUCCC是中领馆的组织

陈用林表示,“这个纽约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实际上就是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教育处在后面支持和建立的组织,他们(教育处)主要的工作就是对海外的中国留学生进行控制和管理,配合它们打击一切不利于共产党的团体和人士,其实就是中共机构在海外的延伸”。

陈用林表示,中领馆操控海外留学生组织的方式主要包括给留学生组织提供经费、给为领馆工作的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国内表演团海外演出的免费入场券以及给想回国找工作的留学生写推荐信等。

陈用林说:“ 领、使馆不会直接向校方提出抗议。而像留学生联谊会类似这样的团体在称呼上是很中性的组织,让他们来向校方施压,反过来利用学校对这些团体进行抵制,这是中共所要目的。”

中共打压新唐人电视台部分实例

2007年3月5日,中共驻加大使馆外交官之妻张继延,出走大使馆时带出一份题为“关于‘新唐人电视台’图谋加入加有线电视播送网的调查交涉情况”的文件。显示,大使馆曾游说加国政府相关部门,并鼓动当地媚共华人团体和留学生写信反对新唐人电视台进入加拿大,还要求使馆先寄诬衊法轮功的材料给以上相关部门和人员。

2005年5月,欧洲通信卫星公司在中共的施压下,与新唐人电视台提出苛刻条件,迫使其无法续约。后据媒体报导,自欧卫公司宣布不再与新唐人续约之后,从中共政府处,获得了大批的合同。后获得全球多方支持,双方恢复续约。

2007年初,韩国国立剧场以手续不齐全为理由,给新唐人电视台发出要求终止演出合约的公文,他们承认实际上是受到来自中国大使馆的压力,韩国主要媒体证实了上述事实,并做了报导。

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

据新唐人电视台介绍,该台主办的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将于7月6-8日在纽约大学史葛柏艺术表演中心(Skirball Center)举行。新唐人电视台总裁李琮表示,此次舞蹈大赛的目的是促进文化交流,弘扬纯真、纯善、纯美的正统舞蹈艺术。李琮透露,多位久负盛名的舞蹈艺术家将担任本次比赛的评委。

据舞蹈大赛筹委会表示,初赛定于7月6日,7日是复赛,8日是决赛和颁奖仪式。比赛分男女少年组和男女青年组,每组冠军(1名)奖项一万美元,亚军(1名)奖项三千美元,季军(2名)奖项一千美元。另每组均设优秀表演奖3名。

舞蹈大赛引起海内外舞蹈界人士的密切关注和踊跃报名,参赛者来自亚洲及欧美多个国家和地区。台湾选手陈永佳说,他相信新大赛不只是提供一个国际舞台给喜爱中国舞的优秀舞蹈人士,也将让中国舞变成一个世界时尚。

据介绍,后两日的比赛将出售门票开放给观众现场观摩,主办方还特邀神韵艺术团于8日的颁奖仪式后进行一场表演。详情可电新唐人售票热线:(888)890-3056 (中文)、 (212)279-4200 (英文),或访问网站:http://dance.ntdtv.com。

陈用林:中共驻外使领馆操控中国留学生

【大纪元6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李佳多伦多报导)针对纽约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发表公开声明,诋毁和计划干扰新唐人全球中国舞蹈大赛一事,前中国驻悉尼领事馆外交官陈用林指出,该团体实际上是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策划和建立的组织。并揭露了中共驻海外使、领馆如何利用和操控中国留学生监视和打击异议人士,为中共服务。

陈用林说,纽约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New York University Chinese Culture Club)发表在其网站攻击新唐人舞蹈大赛的公开信 “跟中共中宣部起草的文件没什么两样。”

陈用林表示, “这个纽约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实际上就是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教育处在后面支持和建立的组织,他们(教育处)主要的工作就是对海外的中国留学生进行控制和管理,配合它们打击一切不利于共产党的团体和人士,其实就是中共机构在海外的延伸”。

利用留学生监视和打击异议人士

陈用林揭露, 类似的中国留学生会在澳洲及世界很多大学里都有。他们会监视民运、法轮功及其他异议人士在大学里所开展的所有活动,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报导给中共驻外领、使馆。

陈用林举例,在2004年,澳洲乌龙岗大学(Wollongong University)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该校的节日活动,校方将其中的一张照片张贴在校方的网站上,马上就有留学生向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汇报,领馆打电话指示,以中国留学生会的名誉向校方施压,将照片从学校网站上拿下来。结果,该照片两个小时之内便被从大学网站删除。

陈用林说:“ 领、使馆不会直接向校方提出抗议。而像留学生联谊会类似这样的团体在称呼上是很中性的组织,让他们来向校方施压,反过来利用学校对这些团体进行抵制,这是中共所要目的。”

陈用林补充到,由于中共不方便参与和了解异议人士的活动,他们就会派留学生去出席, 收集资料和信息后写成报告,交给驻外使、领馆。 他举例,2003魏京生到悉尼去演讲,中领馆就派了2个留学生去旁听 和汇报情况。

操控海外留学生的方式

陈用林谈到了中共驻外领、使馆如何操控海外留学生和留学生组织的几种方式。

第一,给留学生组织各项活动经费的资助。

第二 ,如果海外的留学生想回国找工作,中共驻外领、使馆可以为其开海外留学的推荐信,证明该学生在海外热爱祖国、热爱党、表现良好。

第三,近几年开设中国教育部对中国留学生的奖学金,给与那些在海外为领事馆工作积极而又活跃的留学生。

第四,当国内有各种表演团来海外表演时,会免费赠送入场卷,或是有计划的组织各种宴请招待。

陈用林还谈到,当有中共领导人到海外访问时,留学生会被组织起来作为欢迎的队伍去迎接, 并且作为机动队(特别行动小组)与示威者进行针锋相对的对抗活动。比如用大幅的红旗和欢迎横幅阻挡示威者, 或是用高音喇叭抵消示威者的声音。

他说就是要做到让出访的中共领导人对抗议“听不到, 看不到。”

陈用林指出,在澳洲凡参加迎送中国领导人的学生,一般会获得几十澳元及饭钱的奖励。有时还会得到免费演出的戏票。

反对中共不是反对中国

陈用林说,“ 我所接触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很好的人,他们都非常的诚实。”他认为该“联合会”公开信中对法轮功的诬蔑,其实是中共自己对号入座,对它自己最准确的描述:“共产党是宣扬反人类、反科学的歪理邪说,对人民实施极端的精神控制,是彻头彻尾的邪教。”

陈用林认为,反对中国共产党不是反对中国,中共历来混淆着这种概念,煽动留学生的民族情感,对抗新唐人的活动进行攻击。留学生心甘情愿的为中共卖力,以为给它服务就是为祖国、中华民族及人民效力,这种糊涂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中共说的话要反过来听

陈用林说:“在西方社会共产党就是邪恶的代名词。” 他强调:“中共所说的任何话都要反过来听。 最简单 的例子就是6.4 学生运动,中共说解放军没有开枪打死一个人,那么我就要反过来问一问这是不是事实? ”

他说:“其实很多中国留学生并不喜欢参与政治,这些留学生联谊会,或是学生会的做法也只是少数负责人或代表的观点和看法,并不代表大多数留学生的看法。 ”

陈用林指出: “很多留学生对中共没有客观清晰的认识,是因为他们所学的历史都是中共的删减和篡改的。 所以我建议留学生能够好好的读一读“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客观、真实、深刻的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

陈用林个人资料背景

陈用林生于1968年,中国浙江省人,前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总领事馆政治领事,一等秘书。1989年六四时正在北京外交学院读书,他与同学参加当时前连串学生运动,六四后陈接受有关当局的再教育。及后分配到外交部北美组,并到了斐济外交领事馆,2001年被派往驻悉尼领事馆。

2005年5月26日陈出走中领馆,并在2005年6月4日首次在悉尼"勿忘六四 告别中共 声援2百万人退党"集会中走入公共视野,2005年7月8日澳大利亚获发予陈用林及其家人永久居留权,在悉尼郊区定居。

陈用林现在加拿大进行巡回演讲。6月11日(星期一)晚7点到9点在多伦多大学(60 St. George Street)公开举行

陈用林续揭中共黑幕:崩溃前出逃者大增 江、曾家属在澳早获身份

【大纪元6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廖青、何汉明温哥华报导)前悉尼中领馆外交官陈用林先生,于本周六(6月9日)来到温哥华,向公众揭露了更多的中共外交政策的真实意图和手段,同时指出,目前很多中共官员出逃,《九评共产党》所引发的退党大潮即将令中共政权崩溃。

中共驻各国外交部的政治処

陈用林指出,以他个人14年外交官生涯得出的经验,中共的外交政策绝对不是为了中国人们的利益,而是其国内专制统治政策的延伸,都是带有政治性的,是为了维护其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的。

陈用林介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共在海外几十年苦心经营,通过控制华人社团、留学生组织、华文媒体,甚至利诱外国政府官员,以及利用金钱外交等,来达到它的这种政治图谋。目前,中共外交政策的重点是为了对付异议团体。陈用林说:“在每一个中共的海外使领馆,都有一个叫政治处的机构,这是使领馆内最重要的部门。它的主要工作就是监控、打压5大团体,这5大团体包括台湾、民运、西藏、新疆、法轮功。”

CCTV控制下的9个中共媒体落地加拿大

中共对华人社团和留学生组织的操控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在对媒体的控制上,陈用林介绍,中共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控制,第一是资助和赞助、打广告;第二是直接和媒体合作;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空降”。陈用林说:“在加拿大,属于CCTV控制下的9个中共媒体落地加拿大。有些受中共控制的华人团体说,这是华人社区的自由选择,加拿大是个自由社会,我们应该允许这些媒体进入。”陈用林认为,这对加拿大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他反问:“为什么中共不允许加拿大的媒体进入中国大陆?”

陈用林继续说,“这对加拿大的华人也是不公平的。大家知道,所有中国大陆的媒体都受到中共的控制,CCTV半个小时的新闻中,20分钟是讲有关中共的活动、讲人们如何服从中共的,这是一种洗脑,大陆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洗脑)。而海外的华人是自由的,他们有权不再接受这种洗脑。”

中共拿人民的钱在国际上堵别人的嘴

至于金钱外交,陈用林透露,中共一方面接受澳洲、加拿大等国的援助,另一方面却每年向非洲等地的小国家提供高达30到40亿的援助,目的是在世界人权大会上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不用被追究人权责任。

陈用林用台湾的金钱外交来比较:“有人提到台湾的金钱外交,实际上,中共的金钱外交比台湾的要大得多,台湾是个民主社会,用钱还是有限制的,而中共只要它认为需要,可以把整个国库的钱都拿出来做这个事情而不会受到任何的制约。”

外交政策:“在法轮功问题上给联邦政府施压”

现场有记者提到,温哥华市长苏利文曾自曝,在中国访问期间“受到了皇帝般的待遇”。同样是这位市长,现要求在中领馆前和平抗议的法轮功人士拆除抗议展板,还否认其决定受到了来自中方的压力。对此陈用林表示:“中共总是给这些到访的官员最豪华的待遇,包括5星级的酒店和丰富的娱乐,以达到收买的目的。”

陈用林介绍:“我本人在澳洲从事外交工作时,(在法轮功问题上)就是要向联邦政府,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一个西方官员如果说他没有受到压力,那是不可能的。”

披露所谓华人反法轮功闹剧的内幕

陈用林还说,中领馆不但直接施压,还利用加国的多元文化政策,通过其控制的社团,来施加其想要的政治压力。他举例说:“在2001年5月,一个受中共控制的40多人的华人团体向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写信反对法轮功,说法轮功法破坏中加关系。这个由中国加拿大使馆导演的闹剧还曾被传达给各国领、使馆作为范例学习。”

据悉,2000年底,当时中共为制造这类海外华人反法轮功的假新闻,在全球范围内命令中共驻各国使馆做这类假新闻。在英国,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官员安排一些长期受中共利益的华商聚餐,这个聚餐不允许任何海外媒体参访,聚餐中途突然提及法轮功如何不好,早已经安排好中央电视台现场拍摄。这样,一个伦敦华人“痛批”法轮功的纪录片随即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件事被伦敦唐人街传为笑柄。

中共目前最虚弱 官员最好逃离时机

现场有记者还提出,为何中共耗费巨资,在海外苦心经营,貌似强大,但是其外交人员、高级官员的出逃却连连发生。陈用林指出,目前出逃的官员非常多,其中包括使馆的参赞,甚至有高级代表团的成员,级别要比他高的多,据他所知,仅在加拿大就有出逃的高级官员未被媒体发掘出来。

陈用林分析,目前国内维权事件四起,中共的统治分崩离析,此时维持国内的专政统治已经处于“忙不过来”的状态,而海外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可以说此时是中共政府统治最弱的时候,所以造成(这些官员)有机会挣脱、跑掉。”他认为目前是最好的逃离时机,“所以,在目前我还是要说,这是最好的逃离时间,我看加拿大中领馆的人员,现在是逃一个,加拿大政府就会接受一个,此时不逃,何时逃?!”

《九评》引发退党潮 将令中共崩溃

关于《九评共产党》以及由此引发的退党大潮,陈用林分析,中共非常惧怕“九评”,因为这本书揭露了中共的本质。鉴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中共只是迫于无奈一点一点放松了其统治的结果,而这个杀了8000万中国人的中共在本质上并没有变。陈用林在谈到中共的绑架活动时,用黑社会老大来形容中共,他说,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时,两地很猖獗的黑社会都没有什么动作,为什么?(中共)老大来了嘛,所以他们不敢动,“中共就是一个犯罪团体,一个反人类的组织,一个邪恶的杀人政党。”

陈用林指出,《九评共产党》让很多中国人不再害怕中共,认识到爱国不等于爱党,人们已经开始用真名退党。他认为,退党运动已经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共已经到了崩溃的前夕。而现在大批中共高官家属移居海外的现象,陈用林表示,这正是中共目前处在崩溃边缘的明证。

陈用林认为:“中共的政权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全部腐败了。这些参与腐败的官员,无论级别多高,没有一个人感到是安全的。” 他列举了前上海市委书记,现已被撤职并“双规”的陈良宇这一典型案子,“陈良宇曾经抱上江泽民这条‘粗腿’,最后他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还是被抓了起来。现在国内贪官人人自危,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有了一定的权势和地位后就是安全的。他们都在为中共崩溃后,自己的将来和前途做准备。”

析江和曾家属选择撤离澳洲而非美国原因

陈用林还证实,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家属在澳大利亚都已经拿到了移民身份,他分析江和曾选择澳洲而不是美国的原因,是不敢将家属移民到美国这种重视人权的国家,害怕中共倒台后会被遣送回中国。陈用林相信这些所谓的高级官员都已经做好了中共崩溃的准备,他说:“我们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中共就将垮台。”

陈用林温哥华回顾脱离中共的心路历程

【大纪元6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廖青报导)在陈用林温哥华演讲会上,应听众的要求,陈用林回顾了自己从少年求学、参与64运动、外交官生涯到脱离中共的心路历程,他坦承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希望活得真实。中共外交官的生活对他来说是一种耻辱和良心的折磨,走到今天是认清中共本质的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回忆少年时代,虽然他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但由于中共的洗脑教育,陈用林曾经一度希望自己长大作一名中共宣传中的“焦裕禄式的市委书记”,为百姓服务。后来通过了政治审查,进入北京的外交学院,有机会听西人教师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陈用林说:“这成了我最早的民主与政治知识的启蒙教育。”

回忆起64事件,陈用林说:“89年参加了学生的游行,朦胧中总觉得中共不好,但还是认为它为中国人民作了贡献。”而其后中共的残暴镇压,让陈用林第一次领略到了中共的暴力和谎言。

毕业后,陈用林为了“谋生”和“得到北京户口”,进入了外交部工作。最初的外交生涯,由于并没有真正悟到中共外交政策的玄机,陈用林也一度从工作中得到一种成就感。当陈用林来到悉尼领事馆工作后,作为分管监控法轮功、民运、台湾人士、西藏、新疆维权五类人士的一等秘书,实质的工作内容让他内心有了不一样的感受,“我本身就是当年参与(民主运动)的,怎么就走到民运人士的对立面去了?这对我的冲击就非常大!”

陈用林回忆,在悉尼中领馆,他日常60%的工作是针对法轮功的,法轮功也被中共当作头号敌人,可是当他和这些法轮功人士的接触中,却被他们的善良和诚实所折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和中共对法轮功的宣传完全不符。

“回顾我的外交生涯,我这个外交官和西方的外交官是两样的,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而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陈用林表示,这样的外交官再继续做下去,他的良知无法承受。“我不想做这样的角色,即使是给我提升,也是对我的尊严和良知的侮辱。”

陈用林提到,他在悉尼领事馆的一个前任,因为监控法轮功的工作完成的好,回国后被外交部命名为“10佳青年”,陈用林表示,也有人提议他去拿这个奖,但他是绝对不会去争取这个奖项的,他觉得“这个奖是一个犯罪证明书”。

陈用林承认逃离领事馆是一个很大的决定,他很清楚中共会给他一个“背叛祖国”的罪名。“这一路走过来有风险,但是当我把我知道的事公布出来,中共对付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也许有人认为自己的个人力量渺小,还是不要去对抗政府,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中共绝对不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绝对不会自己交出政权,向人民谢罪。”陈用林用自己的经历鼓励中国人,包括海外的华人,都发出声音来,都不要与中共合作,以民心的选择对抗中共施加的压力,迫使中共一步一步往后退,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撒切尔夫人:港实施一国两制不合时宜

【大纪元6月10日报导】(中央社记者黄贞贞伦敦十日专电)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接受专访首次表示,对于当年未能说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延长英国对香港的租借时间,感到遗憾与失望;她说,中国政府为处理台湾议题在回归前提出对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并不恰当,现在看来更是不合时宜。

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即将届满十周年,高龄八十一岁的撒切尔接受香港企业家邓永锵访问,透露她对大英帝国随着香港租借期满而正式划下句点,感到感伤。

这是近五年来撒切尔夫人首次接受访问,更是她一九九零年卸任后第一次卸除心防,发表对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看法。

“周日电讯报”今天报导,撒切尔夫人在访谈中明确表达对“一国两制”制度的质疑。她说,“一国两制”制度是为了处理台湾议题而研拟的,“现在看来,不仅不恰当,即便是当年回归前首次提出,我也认为不适当。”

主政期间眼见英国对香港的一百四十五年租借时间即将届满,撒切尔夫人说:“我希望能延续英国对香港的统治,但是当我了解这已经不可能,邓小平准备对香港施行一国两制,我们把握可以保存香港独特性的机会”。

回忆与邓小平交手谈判的情境仍历历在目,撒切尔夫人说:“事实上,我称赞他的智慧过人,谈判时称赞你的对手,通常是个好方法”。不过邓小平终究没有同意延长英国对香港的租借期,撒切尔夫人坦承对此感到失望与遗憾。

回归典礼当天香港下着滂沱大雨,撒切尔夫人笑着说:“我觉得很失望,英国的雨已经够多了,我们不需要在国外再遇到大雨”。她接着说:“主权回归那一天,我觉得非常悲伤,但是我想香港民众不会希望再被外国人入侵,这是可以理解的”。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当香港正式回归中国,英国的米字旗不再飘扬,这位政坛“铁娘子”证实,自此之后她未再访问香港。

近年来,撒切尔夫人的健康状况随着多次小规模的中风而每况愈下,二零零二年医师嘱咐她停止所有的公开演讲活动,近五年来她未再接受媒体专访。

香港的时尚品牌“上海滩”创办人邓永锵与撒切尔夫人私交甚笃,这次专访是在撒切尔夫人的住宅内进行。这个名为“香港:十年的改变”的广播专题节目,将于六月十九日授权给英国广播公司第四广播电台播出,其它受访者还包括英国派驻香港的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等人。

港人称北京对香港民主化感到焦虑

【大纪元6月11日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2007年6月11日香港报导)就在香港回归中国即将满10周年之际,一些香港学者和政界人士表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民主化感到焦虑。他们呼吁中央和港人互相信任。

香港立法会议员、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说,一国两制首次提出时他就说过,这种制度很难运作,因为这好比一个成人和小孩玩跷跷板,较重的一方--中国必需移向中间配合香港,一国两制才能运作。

李柱铭是在民主党召开的回归十年研讨会上讲这番话的。他说,10年后的今天中国希望全世界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成功,但真正的信息却不是这样的。

李柱铭说:“中国传达给香港和国际社会的真正信息是:他们对这10年来香港事态表现的方式很不满意,因为中央对香港没有足够的控制,中国所担心的是,香港会对一国两制有另一种诠释。”

*听到民主就紧张*

美国史丹福大学福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明銶教授也认为,北京对香港的民主化感到担心和焦虑。

陈明銶教授说:“因为北京从来没有在国内实行民主化,只是在乡村实行初步的民主而已;第二,官方学者认为,台湾民主化带来本地化,本地化的一个危险分流就是分裂主义。”

陈明銶指出,韩国,台湾和香港在经济市场化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就,这种成就的下一步是社会自由化,接着就会发展为政治多元化。他说,中央政府现在听到民主就紧张,但其实共产党也会改变,例如欧盟一些会员国以前就是共产国家,不少执政党以前也是共产党,陈明銶希望中国能看到共产党有改变的可能。

回归10年来香港经历不少变化,其中包括人大常委3次释法,以及基本法规定的普选一再拖延。

*释法有如紧箍咒*

本身是律师的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曾经指出,过去10年一国两制实践中,中央政府借基本法的解释权,对香港进行最后的政治控制。

何俊仁说:“释法后果等于一定程度改写了基本法。释法的文本就成为基本法的一部份。这将严重影响将来香港高度自治的实施。释法有如中央对香港的紧箍咒。念咒时可以把我们的自治范围缩小,进一步冲击香港的法制。”

*互信关键在中央*

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陈健民说,中国大陆真正关切的是香港的民主化究竟会对中国整体政治产生什么影响,他和立法会议员李柱铭都强调,中央政府和香港的互信非常重要。

香港民主发展网络主席朱耀明牧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互信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

朱耀明说:“主要是中央政府,因为信任不能原则上说说,政府要相信人民,要获得人民的支持,它要做的工作是最重要的。”

中国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不久前曾在一次香港回归10年座谈会上说,香港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中央政府诚心诚意提倡香港民主,会进一步不断把香港政制推向更加民主。

另一方面,根据香港大学最新公布的民意调查,香港市民对普选的诉求持续上升,过半数的受访者支持在2012年或之前普选特首,支持在2012年前普选立法会的受访者则高达百分之64。

赤化十年 香港自治告急

【大纪元6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怡、李真、曾嘉连香港报导)香港民主党及民主发展网络在星期六合办回归十周年研讨会,邀请多位嘉宾就中共接管香港10年来在民主政制、人权自由、法治及公民参与等多方面的变化,进行回顾和探讨。与会讲者指出,在中共政权对香港事务的介入与操控下,香港的新闻言论自由逐步收紧,当初承诺的所谓高度自治日见消逝,政制民主化受到压制。有讲者甚至担忧,中共头目吴邦国近日宣称香港无权的言论,将触发新一轮的中共人大释法,“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定义面临改写。

在有关香港新闻言论自由方面,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胡丽云指出,中共接管香港10年以来,新闻自由的情况日趋恶化,与北京当局直接介入与操控有关。

胡丽云说:“它们做的事情,从99年到2001年用很直接的方式来表达,分别由中央(中共政权)很高层,譬如当时的副总理钱其琛,他多次在公开的场合明确的讲,香港记者不可以做这样,应该做那样,例如‘两国论’我们不应该讲,又譬如法轮功怎么样,很多次直接在香港或澳门等地表达出来,往往讲完之后,很有趣,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香港有些电子传媒他们都开始有些转变,这个转变就是台湾我们以前叫台湾总统的,突然间改了,叫‘台湾领导人’,和大陆的说法一样。”

她指出中共对舆论的控制还有间接的影响,譬如政府在发放销售税的消息时,只选择某些媒体放风。她说:“在讲这些消息的时候,讲明你不能提出相反的意见,不能向其他人讲,如果不是……它不是直接不让你做,但是有间接的作用,让你要听话,讲它要讲的东西,不给有另类的声音。”

记协拟办网报捍卫自由

这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10年来不断的发生,甚至过去在遮打花园曾发生警方以手铐拘禁记者、搜查记者的住家和报馆等。胡丽云分析说,这里一部份是外在的因素,还有内在的因素就是媒体的老板,由于大部份本地传媒老板在业务上都与内地有联系,导致自我审查情况日趋严重。她说,今年2月记协曾在业内进行过有关新闻自由的调查,充分证实这些现象的存在。

胡丽云并透露,由于本港媒体自我审查情况日趋严重,故此记协正打算自办网上报纸,捍卫香港的言论自由。

加拿大资深评论员、港加联副会长冯玉兰发言说,香港的言论空间和公共传播界受到中共压制的情况,绝不是孤立的,因为这种打压是中共全球的战略。她举例说,多伦多就被中共视为一个北美的“反华反共基地”,原因是97之前,民主党有几位代表,包括司徒华、李柱铭等成员来到北美和欧洲巡回,为“储粮过冬”筹款,多伦多是全世界为民主党筹得最多义款的一个地方,总共差不多有近22万加币,之后那里就被中共定性为“反华反共基地”。

冯玉兰回顾过去10年,在整个北美特别是加拿大,新闻自由特别是中文传媒的新闻自由和言论空间,亦受到有形无形的压力。他们的手法基本上有几种。其一是向前线的记者打压,特别是对大陆来的记者进行打压,警告他们。例如大概一年多以前,当地法轮功团体受到中领馆的毁谤,结果在渥太华打赢了官司,中领馆马上打电话给一些主要中文传媒的记者,示意他们最好不要报导这件事。这是很出面的介入新闻自由。另一个例子就是,有参与过六四的学生现在做了新闻记者,中共领馆直接召见他,跟他说:“我知道你做什么,不过我原谅你,多大量!”

中共也会打电话向编辑施压,再不行的话,他们直接向老板提出警告,说如果他们的报纸继续让这些言论存在,中共可以呼吁广告商不要在报纸登广告。这是透过商业力量进行影响。

北京在海外拓文化霸权

近一年多来,可以看到中共更加猛烈的攻势。冯玉兰说,中共驻加拿大领馆透过其他的第三者人士出钱自办报纸、网页,甚至将中共9个电视台的节目在加拿大落地。这是一个整体意识形态文化霸权建立的开始。在自办报纸方面,它主要是办免费的社区报纸,针对现在北美大陆的移民越来越多,一般当地华人不愿意出钱买报纸,于是就办很多免费报纸,透过这个影响舆论。中共在当地还办了一个网页,跟中国大陆约13家中共电视台连结。

冯玉兰又说,中共在文化领域展开攻势。近一年多来,中共接连在温哥华、多伦多举办“同一首歌”(中共利用这首歌在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洗脑)演唱会(Same Song Concert),还要选择在政治最敏感的时候,如当地正在搞联邦大选时,透过这个“同一首歌”演唱会,邀请一些中共支持的政客上台致欢迎词等等,提供机会给他们曝光。

欧洲议会自由民主联盟领袖华生(Graham Watson)在研讨会上透过视像会议发表演讲,强调香港自治不容妥协。他批评中共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最近发表的香港无权论影响欧盟和中国关系,分化香港社会。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则担忧吴邦国的言论再次触发中共人大释法风波。

华生指出,香港的民主发展10年来不断倒退,“一国两制”成为中共打压港人的工具,中共随时随意实行人大释法,使港人至今不能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他并赞扬港人争取民主的努力,欧洲议会表示关注和支持:“香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香港将和欧洲一起努力,推动世界民主化。”

香港自治不能妥协

对于近日吴邦国发表香港无权论,华生特意发表三点书面声明,强调香港自治不容妥协,港人的权力不是由北京赐予,也不容北京夺走,无论吴邦国如何歪曲,“高度自治”原则已经清楚列明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并包含在香港《基本法》内;欧盟与中国建立关系的一个基石是尊重香港的议会制度及权力分立,吴的言论‘无益处和具分化作用’。

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认为,欧洲议会自由民主联盟领袖的声明是为“香港社会讲公道话”。他说:“外国政府包括欧盟在内一直支持‘一国两制’,自从中英联合声明颁布到现在,欧盟一直很支持‘一国两制’,当然希望完全落实,现在‘一国两制’变了样,中共政府对‘一国两制’要重写,他们有这样的感觉,当然有义务帮香港社会讲一个公道的说话。……他们认为中共不应该干预香港民主的发展。”

担忧重新定义一国两制

李柱铭在发言时批评北京在接管香港后不断收紧香港的自由,与当初订立“一国两制”的精神背道而驰。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早前撰文批评香港享有的权利太多,包括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重大事件及进行司法覆核,李柱铭指出,这些权利港人97年前已享有,“为何不能继续”?

最近吴邦国的讲话,显示北京不想钦定特首曾荫权的权力受到立法会限制、在立法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反抗,李柱铭担忧吴的言论会再次触发中共人大释法:“我所担忧的是,这会再次引发人大释法,我希望不是这样,但我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你看到他们过去10年已经3次人大释法了,我担忧他们会对‘一国两制”重新下定义。”

他并强调,如果这件事情确实发生了,中国等于向外宣告“一国两制”彻底失败,这对台湾人民是一个打击。

中共无形之手操控香港

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发言指出,中共人大释法和香港政制发展,是处理中共和特区关系的最重要关口。他形容人大释法是“中央对香港的紧箍咒”,某种程度上改写了《基本法》,因为释法的文本成为《基本法》的一部份,这对香港高度自治、司法制度都造成非常严重的打击。他强调,人大释法按照《基本法》应该受到权力限制。

何俊仁又说,两制的推行应该是依靠制度对人的权力的规限,而非依赖人脉关系,造成中央和特区之间产生一些制度之外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可能令到特区政治卷入中南海的决策,也让一些中共人士卷入特区政治的舞台里面,成为很多无形之手”。

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枢机在会上就社会公义发表演讲时,没有直接回应吴邦国的言论,但他强调,自由人权应该得到重视,市民有权去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他说:“团体的基础是对于人的尊重,人权和自由在这个团体里面首先要得到尊重,因为造成团体的是人,不是团体超过这个人,团体是为了人,而不是人为了团体,基本上是这样的次序。”

港人有关选择领导人

陈日君枢机表明:“人人都应该有权参与选择(领导人)。有了这个权威,他(领导人)自己应该知道,他不是自己有什么道德的根据,他的根据就是,如果他是为了公义去服务,所以他不能随便自己用这个权威。这个权威是一个目的,如不符合这个法律的定义,可以说是一种暴力。”

他并说,社会进步不能单看人的平均收入,“如果人均收入增加了,但是有很多破坏了社会的目标,这不是进步。譬如有人发财了但很严重的销毁了大自然,空气污染、水又污染,害死很多人,这根本不是进步。如果有人发财,但人的生命没有保障,或是辛苦工作的人没有保障,完全没有法治的环境,这个不是进步。……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多数是那些领导有问题,是权力失衡,所以我们看到有贪污、有疏忽。”

陈日君枢机指出,如果人们承认精神价值是最高,就不会追求生产的数量。

参与回归十年研讨会的各界人士呼吁市民积极参与今年七一游行,推动民主发展。

罗沃启:港府压制市民人权越趋细致

【大纪元6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曾嘉连香港报导)香港民主党及民主发展网络9日合办回归10周年研讨会,就民主政制、人权自由、法治及公民参与等多方面,进行回顾和探讨。在有关探讨香港人权问题的环节中,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启指出,港府近年来在压制人权方面是做得越来越细致。

罗沃启说,过去10年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香港的法庭即使在很多的压力下,在很多重要的案件、人权案,法官们都能够禀承最起码的责任去做。不过,他指出,法庭现在的判词很古怪:“如果你留意一下外国的判案的判词,通常一个官讲完,第二个说同意看法,第三个又同意,不过补两句。但是香港那些要牵着手出来的,那些法官判案的时候,全部名字都写下来,然后好像异口同声地讲一件事,我们只能说欣赏到他们的努力,欣赏不到什么结果,这是体制的问题。”

中共管治下的自由度

接着罗沃启幽默的道出在中共管治下,香港出现的“自由度”:“我们先看看行政机关。在人权法治方面,我们立法多了许多‘自由度’:中央(中共政权)自由加入东西,随时加一些东西进去。在《基本法》里面没有讲明我们有一个中央释法的法律来源,开始以为是‘释’都是解释而已,现在释了之后,发觉以前没有的东西,都加在里面。所以在讲法治部份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香港现在多了一个很不妥当的法律来源,就是中央说什么就是什么,只要经过一个叫释法的程序,那程序无论多么不公义、多么不妥当,亦都可以加诸香港身上。”

罗沃启又提到香港在执法方面有很多问题,他举例指,最近基层住屋联盟到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扬家楼下请愿,其后有十人被捕,包括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另外,2002年发生的法轮功学员在中联办大楼前请愿被控阻街事件:“在一条30尺阔的行人路,站在路的一边,都会被人拉,说他阻街,接着找铁马封了整条街,剩下两尺路让人走,警察就不阻街的,警察就说那群人阻街,所以要告那群人。就是这样的做法。又以问卷方式在街上问行人,法轮功在中联办示威是否有妨碍他们走路,这种做法是强奸、杀人案才用的。看到这些真是很有创意的!”

罗沃启续说:“更有创意的是用市政卫生的条例里面的一些附例,说:喂,你们(法轮功学员)那条‘打倒江泽民国家恐怖主义’的横额,可不可以收起他?不收吗?收起它的话我们不会继续对你有任何问题,你们继续做都可以。真的不收?那不行,接着中午就找了市政署方面的人员对他(法轮功学员)说:喂,你的横额有没有申请,事前有没有张贴,又或者什么什么,因为原来香港有条条例,就是你要得到地主、业主、占用人的书面事前同意,你才可以张贴某些东西,或者在他墙上展示某些东西。这就是创意了。主要你是针对他,有一个目的要达到,有创意的东西就会出现。”

罗沃启指出,曾经有宗案件,有些法官直接质疑警方,是否因为某些示威在政治上造成困扰?而竟然有一位很高级的警务人员在庭上说:“是!”

罗沃启说,看到这些现象除了对人权被侵犯表示悲哀之外,也反映出当局缺乏应有的常识。

侵权手法越来越精细

同时,罗沃启观察到香港政府在限制人权或者侵害人权的时候,做得越来越精细:“譬如你看现在的截取通讯条例里面,它留给自己的空间,是做得很好的。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政府。”

接着罗沃启说,中共批评司法治港、司法主导,又指很有组织地做,那是不能接纳的事:“希望今次我们听到(中共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讲话,背后不是真的隐藏着什么杀机,没有三权,只有一权而已。如果行政主导或者是行政霸道,这样的时候,解释到其它的制衡都是不应该有,或者不行,就很有问题。”

罗沃启指出,香港的独立人权机制,不是很独立:“譬如说平机会(平等机会委员会),那些委任,大家看到任人唯亲的情况;有些最反人权的人才打进去的,你怎可能相信他会保护人权呢?他有很多丑闻,譬如见到有些人真的(为市民)做了一些事情,得罪了政府;次次打官司都赢(为市民争取权益而与政府对薄公堂),政府输,当然没有机会续约了。这些都是我们很担忧的事。”

他续说:“另外,我们都看到,譬如香港电台的情况,我们行内的朋友已经知道,香港电台已经是有很多软弱的地方了,缩水了很多了,但是如此一个软弱了的香港电台,香港政府还不太容得了它,中央(中共政权)还不是太接纳得了它,那告诉你们有一个新的公共广播机构(港府正谘询要设立一公营广播机构),他(新广播机构)真的做到独立吗?”

日本NHK报导关注北京水危机现状

【大纪元6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吴丽丽东京报导)6月10日晚日本NHK电视台在9点和10点之间的一个小时里,播放了题为“激流中国”的专题节目。

本次“激流中国”里侧重报导了中国北京当前的水资源严重缺乏和北京市民们的日常饮用水窘迫状况。

报导显示∶北京的水资源主要是来源于周边的河北省和山西省部份地区。因为现在的北京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以及正在建设中的明年奥运设施的需求,使得供水区的水库水位不断下降,以至达到上边命令禁止位于河北省赤城县云州坝水库边、旧站村村民们日常饮用水和农业生产使用的地步。村民们虽住在水库的旁边,却不得不遵守上边禁令,使用有限的井水。他们为了给西瓜下种时浇水,不得不一起找村长商量,恳求给与使用一下水库的水。

王金贵村长同情地表示∶我知道下种子没有水是得不到好收成,也没有办法,这是上边命令,水库的水绝对不能用,我们要牺牲自己小的利益,就得要支持首都北京,支持奥运的准备,为国家做贡献,为奥运作贡献。于是,村民们沮丧地回家不得不继续节约饮用水。他们将洗菜的水留下来备用洗手,然后再将洗菜洗手后的污水给羊、马喝。

目前北京周边的很多小工场、小企业因缺水的问题,纷纷倒闭,倒闭后有很多工人找不着工作。此外,北京水务局的负责人经常带领人员突击检查一些因缺水而可能偷水的单位、部门、个人。同时为严格执行政策,控制并节约用水,以至在居民区聘用退休后的老人做信息员监视、举报偷水情况,抓住后高额罚款。

在倒闭的工场中以食品工场为多。一位被批评的生产出口日本的豆馅的厂主,面对北京水务局的调查时无奈地说∶食品行业没办法减水,尤其我们的产品是出口日本,必需得保证食品安全。并反覆保证尽量节水。他的工场一天洗豆量最多时达12吨重。

在1500万人口的北京,平均每五人有一辆车。车辆的不断增多也促进了洗车行业需求的急增,洗车部门的供不应求中,应运而生了很多为生计拼博的路边个体户,他们桶中的洗车水多为偷来的。在被水务局人员暗中调查发现被抓时,有的趁机逃脱,有的争吵不服,有的自辨∶我的水是从家里带来的。

在北京用水紧缺的状况下,水的污染状况也是同步深刻化。水务局调查中发现,少数收集处理粪便的工作人员,为偷偷地节省粪便的处理费用,将粪便倒入下水道中,增加了下水道中的水流入河水时的污染。当然被发现者当场受批评和接受罚款处罚。

为解决北京缺水和饮用水的需求,国家正采取南水北调的措施,将长江的水引入北京。同时缺水严重时采用人工降雨弹降雨,一发人工降雨弹能使半径为20公里的范围有10分钟的大雨,不过只能保持15分钟的降雨,缓解25%的缺水状态。

然而,就在为北京供水的河北省赤成县云州乡旧站村的村民们克服困难节水,为北京、为国家、为奥运作贡献的同时,北京市市民们的用水状况却远远不同于旧站村的村民们。报导中展示了一位高层豪华居民家共有两间浴室的环境和水龙头出水的良好状态,以及位于北京国际机场旁边今年五月新建成的高度为137米、一个被称为中国第一的喷水景点。就连北京水务局的负责监视用水的负责人也不得不表示∶还要不断地提高市民们的节约用水的文明意识。

目前全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地区存在缺水的状况。

李志宁: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了

【大纪元6月11日讯】我感到,我们中国人确实比较普遍地缺少人道主义的素质。关于中国古代的酷刑,古代的死刑,甚至包括现代的折磨人的酷刑,有书和文章,网上还有图片,老实说,我简直都不敢看。我受不了!但肯定有不少人爱看这些,不然这些怎么会出来的呢?中国的古书上动辄"夷三族"、某一仗杀多少多少万人……,说得那么轻巧,那么无所谓,真使我震惊!难怪在书上,有人把老百姓称为"蚁民".我觉得,咱们中国的传统,就是不大看重与珍惜生命的。文革中我就看到,甚至有人以折磨他人作为乐趣。

在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那还是文革前,曾经有个英雄典型名叫金训华,他是个知识青年,为了抢救集体的木材(木材掉到河里了)而牺牲了。当然,我认为表彰是应当的,但是对于领导们来说,更重要的应当是总结教训,决不能鼓励这样的事!生命重于木材!生命重于设备!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了。所以应当要求青年,不要做这样的事。但当时全国性的宣传,却是完全相反!金训华在水中抢救木材的宣传画贴遍了全国,要求大家都向他学习。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认为,如果是为了挽救别人的生命,那是高尚的、有价值的。例如当时扑向炸药包的王杰,为防止火车翻车而牺牲的欧阳海、蔡永祥……,的确是英勇无比!金训华也很英勇,还有为了公社的辣椒而牺牲的刘文学,但是,后两者的行为是不能提倡的!我发现在美国,摔一架飞机、沉一条船,都不在乎,只要人的生命能保住,那就是胜利。不管这生命是穷美国人的,还是富美国人的。当然,这里说的都是在美国国内。但这一点,就值得我们中国人好好深思深思。视生命如儿戏,那是我最受不了的。

1989年的时候,死了那么多无辜的老百姓,这是不能容忍的。但是,有人竟然认为,没有当时的镇压,就没有后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先不说这种推理毫无道理,我认为,如果为了什么"经济发展",就要杀死这么多人,那就应当宁可不要这个"经济发展"、也不能失去这些宝贵的性命。更何况,当时的惨案与"经济发展"完全是两回事。两者之间,根本没有任何逻辑的联系。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

胡平: 要民主还是要专制

【大纪元6月11日讯】今年2月号《炎黄春秋》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文章明确提出应该放弃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并且早已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晚年所放弃。文章还指出,以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已经被实践所否定,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例如瑞典模式)是成功的;中共共产党应当把自己转变成社会民主党,中国应当走民主社会主义之路。

谢韬的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争论。一些专家学者在北京、上海等地举行座谈会研讨会,不同观点,针锋相对。迄今为止,这场争论主要都发表在互联网上,官方媒体对此仍多有回避。5月10日,《人民日报》编辑部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刊出一篇短文,以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民主社会主义。不过对于谢文提出的共产主义是空想应当放弃的 观点却未置一词。这表明在今天,共产党内已经没人再相信共产主义了。如果在不久后的某一天,中共在它的文件中乃至在党章里去掉共产主义的字眼,恐怕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换句话,在今日中共内部,要不要放弃共产主义终极目标几乎已经不是问题,现在争议的焦点是要不要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假如说中共还迟迟不 肯在它的文件和党章里去掉共产主义的字眼,那也不是因为它还在坚持共产主义的目标,那只是因为它担心公开承认放弃共产主义的目标会危及到它的一党专政而已。

谢韬提出中国共产党应把自己转变成社会民主党。对此一建议,我当然乐于支持。不过我想指出的是,尽管今日中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决不是变得接近社会民主党。当今世界,政党林立,多如牛毛。我敢说,没有哪个政党能比中共和社会民主党更不相像的了。社会民主党有两大特点,一是坚持社会主义,一是坚持民主。先说民主。社会民主党始终坚持民主,而中国共产党则始终反对民主。再说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坚持社会主义,不过其内涵先后发生过许多变化。最初,社会民主党坚持的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后来改成高税收高福利,近些年来,社会民主党又从福利国家的理念后退,变得和自由主义没有太大差别,但仍然保留了传统左派的若干特点,如关怀劳工权益,保护弱势群体,强调公共福利,等等。中共呢?中共虽是极左派出身,但是现在变得面目全非,把传统左派的特点丢得一干二净。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最不关怀劳工权益,最不保护弱势群体,最不强调公共福利。难道不是吗?

谈到社会主义模式,谢韬认为有两种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暴力社会主义,一种是以北欧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我以为这种说法未必准确。这里有个问题必须澄清。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社会主义政策。这是两件很不相同的东西,我们务必要区分清楚。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要实行某些社会主义政策,那就是在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进行较多干预和调整。社会主义制度却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政府是在否定自由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基础之上,支配和控制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实际上,瑞典和美国在制度上并无原则性的差异,它们同样都是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制度。只不过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人连续多年赢得选举得以长期执政,实行了较多的带有社会主义政策;美国也有社会民主党,但美国的社会民主党一直没有上台执政的机会,包括在 2000年总统大选中的绿党候选人纳德,其政治纲领中就带有不少社会主义色彩,但是他只赢得了2、74%的选票。谢韬也指出,构成民主社会主义的要素之一是民主宪政,没有民主的保障,其他都谈不上。准确地说,民主宪政的问题才是制度的问题。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要采用民主社会主义,问题在于中国是否要实行民主。《人民日报》 5月10日那篇答读者问的短文再次重复官方一贯的陈词滥调,声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这就表明中共当局继续坚持专政和反对民主的立场。

李洪林先生对谢韬的文章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李洪林说在八十年代他也曾大力鼓吹民主,并且总是给自己的主张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试图为共产党实行民主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但说到底,党不需要你这种理论。李洪林一针见血地指出: 说到理论的彻底性与现实的可能性的矛盾,我觉得,提起来千斤放下四两,讲民主就是讲民主,民主就是一面旗帜,现在就是不民主,甚至连自己的宪法都违背了。

不消说,我对谢韬文章是很支持的,但同时我更希望,无论党内党外,能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更直接地呼吁自由民主,尤其是着 眼于那些可兑现可操作可验证的问题,而不只是周旋于这种或那种说法,首先就是要真正兑现言论自由。你为党提出的的理论或建议再好,党不需要也没办法。但如 果我们能找到一个突破口,凝聚起一种力量,构成一种压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原载2007年6月号《人与人权》

胡平:反右运动与言论自由

【大纪元6月11日讯】阴谋阳谋之辨

李志绥医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而不是在一九六六年发生。”

这一见解可说与我不谋而合。我在87年1月接受香港《百姓》半月刊陆铿先生的采访中讲过这样的观点。我认为毛并非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而是估计形势过分乐观,所以发动大家给党提意见。当然,毛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祇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不知一旦鸣放起来,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像,于是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于是就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

毛确实玩弄过“引蛇出洞”的阴谋。如李维汉所说,毛在5月15日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信,已经在暗中布下反右斗争的天罗地网,但对外却仍然积极鼓励大鸣大放。事实上,最尖锐的右派言论还都是在5月15日以后才放出来的。如:5月18-19日,北京大学开始贴出鸣放大字报;5月21日,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5月22日,罗隆基提议设立平反委员会;5月23日,人大学生林希翎演说批评中共实行封建社会主义;5月24日,清华大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要求开辟民主墙;5月30日,葛佩琦鸣放发言被篡改为“杀共产党人”,登在报纸上;6月1日,储安平批评中共实行党天下;如此等等。“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可以被看成一个转折点,它恰好说明反右并非毛的初衷。

李慎之认为毛早在57年1月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决定要“引蛇出洞”。毛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弥补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不过依我之见,毛的这段讲话祇是表明他事先就估计到会有错误言论出笼,但并不表明他当初提出双百方针,鼓励大鸣大放的本来目的就是诱敌深入,就是为了搞一场反右。

这里,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被毛后来批为“资产阶级方向”的代表的《文汇报》,本来在1956年5月就已经“自动”停刊,原班人马被转去北京办《教师报》;然而到了夏天,中央又决定《文汇报》复刊,要徐铸成任总编辑,贯彻双百方针,并特地强调要“有职有权”。若说早在56年夏天毛就开始“引蛇出洞”,准备反右,显然是很勉强的。若说早在56年夏天毛就在“放长线钓大鱼”了,这条线岂不是也太长了吗?

还有,丁玲、陈企霞早在55年就被打成反党集团,可是到了56年却又悬置起来,重新审查,大有平反之势。胡风集团也有类似的情况。55年批胡风,一大批文化人被打成胡风分子锒铛入狱,可是到了56年春,若干胡风分子却又被放了出来。不错,等到反右运动起来后,丁玲、陈企霞和那些被放出来的胡风分子又重新被收进网中。但问题是,像这样抓了又放,放了又再抓,何苦呢?可见中共的想法前后是不一致的,起先的想法是放,中途却变了主意,所以后来又抓进去了。

在鸣放期间,费孝通发表文章“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在知识界引起广泛共鸣。单单是文章的标题就表明,在当时的那些知识份子的感觉中,相对于此时的“乍暖还寒”,此前的政治气候有如严冬。事实上,经过先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民主党派早已被边缘化,有职无权,知识份子则万马齐喑,噤若寒蝉。既然如此,毛泽东有什么必要还要对他们大动干戈呢?尤其是,毛何苦还要亲手把已经缴械投降的对手再扶起来,并亲手把武器交给对方,放手让对方再来攻击自己一阵,然后自己再还击,从而把对手再一次打翻在地呢?

因此,合理的解释是,在当初,毛摆出开明姿态,营造宽松气氛,动员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参与鸣放应该是别有所图。毛动员党外帮助党整风,说到底,就是想利用党外整党内。这和后来毛发动文革,利用造反派打倒走资派的思路很类似。试比较毛的两段讲话。一段是毛在1957年3月2日的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另一段是毛在1967年2月3日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讲的——“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的、由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不是很相似吗?

流产的文革

毛凭什么以为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可以为他所用?这固然是因为他当时极度自信,自以为功高天地,万民皆心悦诚服。但也不尽然。毛之所以敢于发动党外力量,也是因为他相信共产党大权在握,党外人士都在他的控制之中。民主党派也好,知识份子也好,他们都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是依附于共产党的,谅必不敢造次。假如“他们的子弟”由于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要学匈牙利,”毛说,“挪到他父亲那里就要打屁股。”毛的如意算盘是,正因为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长期受冷遇,如今突然受到重视,想必会感激涕零,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知恩图报;于是正好为我所用。

在当时,毛认为对自己权力形成掣肘的主要来自党内,党外根本没有那份力量,所以他想利用党外整治整治党内。毛决不是对党外更信赖,他当然知道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更不可信。他祇是想利用一把而已,像文革中的造反派,用完后该收拾的还是要收拾的。这就是为什么早在57年1月毛就会讲出“让他们闹够”,“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这些话(见前述李慎之所引毛的讲话)。毛多次在党内高层中讲“不要怕放,不要怕放出毒草”,“毒草除掉可以当肥料”。毛的意思并不是说“放”的目的就纯粹是为了让牛鬼蛇神出笼,以便聚而歼之。毛是希望“放”出对他有利的东西,毛是把放出毒草看成是在实行放的方针时不可避免的副产物,因而不要因噎废食。

1957年3月10日,毛召见徐铸成。徐小心翼翼地问毛怎样才能把报办好,既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又不犯修正主义的错误。毛没有正面回答,祇是谈到了防止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的文章都多少存在片面性后,突然说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的东西,片面性比较少。”这实际上是暗示知识份子扮演姚文元式的角色。可是,绝大多数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并没有扮演姚文元式的角色。随着鸣放的深入,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越来越尖锐。锋芒所指,不仅涉及到毛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毛的政策,甚至涉及到毛本人。毛想利用党外整党内的计划完全破产,于是毛决定狠狠地整整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于是就有了反右。所以朱正要说“整风-反右”是流产的文革。

不妨再引用一段李志绥的回忆。作为毛的医生,李志绥能够观察到毛的情绪的起落。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后矛盾的讲话更能说明问题。李志绥观察到在57年的5月中旬,毛的情绪很坏,“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后来毛还对李志绥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我们知道,毛是最不肯认错的,而这句话却是委婉地承认自己先前的估计有误。这对于我们弄清楚毛发动整风和反右的动机,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一个后来人的思考

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余生也晚,反右那年,我还在上小学。后来我常想,如果我早生10年,定然在劫难逃。以我的个性,不用共产党反覆动员,也是要发言,要提意见的;以我的思考能力,讲出的话多少会比一般人深刻一点,不打成“反动”才怪;就算我能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比较缜密,不容易让对方抓住什么把柄,那多半也无济于事,反右斗争的风暴一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再有,以我的出身背景,即便在鸣放期间守口如瓶恐怕也不行,因为你架不住别人对你平时言论的揭发,因为你很难掩饰住你对那些右派言论的同情和对残酷斗争的反感,所以到头来还是很可能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文革期间,我开始了解到反右运动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我发现,和文革中出现的各种所谓异端思潮相比,57年的右派言论所含有的自由民主理念要丰富得多,清晰得多,也纯正得多(这并不是说文革一代人的素质比右派低下。这祇是因为文革一代的成长环境更恶劣)。我从57年右派言论中获得的启示,要远远超过我从文革中异端思潮所获得的。

反右运动无疑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文字狱。我当年苦苦思索的问题是:从这场巨大的灾难中,我们究竟应当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在共产极权制度下争取自由民主,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原则与策略。

不少过来人事后总结道,当初他们的错误就是对共产党太轻信了。这种总结未免肤浅,因为权力的本性就是扩张,越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越是容易滥用,自由民主正是要求人们对权力怀有戒心。如果你对权力一味信赖,以为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自我克制,那本身就说明你对自由民主还缺少深刻的理解。然而,这决不是说装聋作哑,缄口不言就是正确明智的选择,因为那等于是自我阉割,向暴政屈服。这就使人陷入两难:相信共产党有诚意而去给党提意见,这是幼稚的;不相信共产党有诚意而默不作声,也不可取。那又该如何是好呢?

问题在于,任何美妙动听的诺言,除非当它不再是单方面的恩赐而是双方面的契约,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具有约束力。西哲说,宪法不能仅仅停留在统治者的口头上,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被称为宪法的一纸条文上,宪法必须铭刻在广大公民的心中。当毛泽东许诺言者无罪时,我们用不着费尽心机地去猜测他有没有诚意。或者说,我们必须假定他没有诚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自问的是,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言论自由的含义?究竟有多少人充分领会了言论自由的价值?因而当统治者试图压制言论自由时,究竟会遭遇到多大程度的抵抗?这种抵抗是否足以阻止住权力的滥用?如果你发现现实状况还远不能令人乐观,那你就会知道,你眼下首先要做的事还不是向共产党提意见,而应是向人民阐扬言论自由的原则。既然毛泽东讲了要实行言者无罪,既然宪法上也写有言论自由,这正好为你阐述言论自由提供了一个话头、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去充分利用这个机会阐述言论自由原则,努力使之深入人心。却匆匆忙忙地就去兑现言论自由,就去放言无忌地批判共产党,那么祇要共产党一翻脸,我们就必然会整得很惨。挨整之后,我们祇去怪共产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归根到底,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是因为言论自由的原则还没有铭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故而还不足以构成对共产党滥用权力的有效约束。我打过一个比方,屋子漏雨,你不能怪老天爷下雨,因为老天爷总是要下雨的,我们所能做的祇是努力想办法把屋顶修理好。不是总说自由民主要靠争取不能靠恩赐吗?什么叫争取?争取与其说是面对统治者,去测试统治者的雅量或容忍度,不如说是面对人民,争取人民对自由的理解、领会、支持与捍卫。

应当说,共产党在当年能够赢得反右斗争的胜利,那其实跟当时大多数民众是否真心拥护共产党没有多少关系。不错,共产党为了发动群众斗争右派,他们把右派的观点简化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复辟旧社会”。在当时,也许确实有不少民众认为“新社会”比“旧社会”好,真心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因此他们就很容易站在右派观点的反对立场。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不要把当时民众对共产党的拥护程度估计太高了。如果共产党不是意识到右派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传染性也就是赢得人心的可能性,如果不是有一部份工农都已经走上街头群起抗争,共产党就不必那样急急忙忙地去打压,去反右了。更进一步地说,就算多数民众真心拥护共产党,这和他们赞同、附和以及参与对右派的迫害其实是不相干的。因为反对右派的观点和侵犯右派的言论自由根本是两回事。问题不在于当时的右派是否处于少数,问题在于当时多数人是否具有保护少数的观念。问题在于当时多数人是否懂得、从而采取“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种立场。这也再次说明,争取自由,首要的不是尖锐地抨击时政,尖锐地批评统治者;也不是为民请命,代表多数老百姓去讲话;甚至也不是某些人理解的启蒙,即把自己认为正确的某种特定的主张或意见告诉大家,去赢得多数的赞同。真正重要的是,首先要让大家学会对各种不同意见的宽容和对异议者权利的保护。简言之,是让大家理解和掌握言论自由原则。

重申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原则有两个特性。一、言论自由原则是对共产党专制制度的釜底抽薪。有些原则一时间看上去和共产党专制制度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但是由于共产制度的巨大灵活性,它完全可以把这些原则统统吸纳而仍然不改其专制性。像资本家入党和物权法,放在毛泽东时代都是不可想像的,如今却堂而皇之地载入党国的文件和法律,同时又不妨碍共产党继续专制下去。言论自由则不然,一旦有了言论自由,共产专制就不复存在。二、有些原则,例如三权分立,多党制,对共产专制也有颠覆意义,但是党国可以公开地否定它们。言论自由却不同,言论自由原则是共产党在公开场合下也不得不承认的。这就是说,提出言论自由原则,能够对共产专制构成根本性的挑战,而共产党还拿着你无可奈何。

不过这后一点是很没把握的。在一党专制下鼓吹自由民主,不管你表述得多么机智巧妙,多么无懈可击,遇到反右这种大风暴,还是免不了被一锅端。在研读57年的右派言论时,起初,最吸引我的是那些最尖锐、最大胆的言论。然而进一步的思考使我感到,这些最尖锐、最大胆的言论很可能引起了一种很不幸的副作用,那就是它们给当局的镇压提供了藉口,它们刺激当局放弃容忍转而压制;而一旦镇压机器开动,那些比较温和的,当局原本想压制却发愁找不到藉口的言论也会受连累。八九民运也有类似的情况,运动后期,民运中的激进派占了上风,导致中共上层开明派失势,强硬派得逞,民运遭到残酷镇压,温和派也被一网打尽。不少人总以为,在民运中,谁最激进最大胆就最优秀最高明。没有比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看法更误事的了。

鲁迅说中国人性好折衷,你说要开窗户,大家都反对,等你说要拆屋顶,他们就觉得开窗户是可以接受的了。常见人借用鲁迅这个比喻,说激进派客观上能起到保护温和派帮助温和派的作用。其实未必。这种事切不可一概而论。在某些情况下,激进派确实能起到保护温和派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正好相反,激进派常常不是保护温和派而是连累温和派。这就是为什么温和派常常要主动地批评激进派,要和激进派作出某种区隔。在民主墙时,《探索》的魏京生贴出大字报点名批评邓小平,《四五论坛》的人赶快写大字报反驳,倒不是他们真的反对魏京生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被当局一锅煮,他们担心当局对激进派采取强硬手段,到头来把整个现有的活动空间都给压缩了。

温和、激进都是相对的概念。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要为具有一般智力和勇气的常人提供一个他们既容易领悟,又不害怕公开坚持的原则,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能够维护人们最基本的权利,又能够为民主的扩展开辟广阔的前景。说来,50几万右派都是因言治罪的受害者,然而在整个鸣放期间,却少见有人把言论自由的问题专门提出来大作文章以及致力于这一观念的广泛传播。试想,假如在那段言论较为宽松的时期,有人,而且是有很多人,全力以赴地宣讲言论自由原则,给知识份子大学生们讲,也给共产党干部和工农大众讲,用对方熟悉的语言,深入浅出,反反覆覆,不厌其详。既然这种宣讲暂时不涉及对共产党的任何具体的、直接的批评,共产党恐怕也很难马上就公然禁止;而一旦言论自由的原则比较广泛地深入人心,共产党想翻脸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1979年初,我在民主墙发表了“论言论自由”长文,竭尽所能地阐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深信那是最好的时机,当局最难压制而公众最能领悟。事实上,我确实没有因为发表这篇文章而招致任何麻烦。祇是来自公众的反应太微弱。我不能不感到,和我们经受过的巨大苦难相比,我们吸取到的教益未免太少了。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没有言论自由。由于形势的变化和社会心态的变化,有些过去适用的原则和策略现在还有效,有些就已经失效了。我们需要找出新的策略和进路推动我们的事业。在反右运动50周年的今天,我愿意再次唤起人们对言论自由原则的重视,以便早日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这才是最好的纪念。

车宏年:李昌玉把“左派”惹恼了

【大纪元6月11日讯】今年是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50周年。两年前老右派纷纷出笼,在互联网上奔走呐喊。今年更是空降北京聚会、座谈会。“左派”深感恐慌,于是,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反右运动受害者索赔运动发起人之一、山东大学附属中学退休教师李昌玉,5月份被济南市公安局国保部门抄家。警方指他非法出版书籍,以及在海外发表反动政府的文章,没收了他存放在家里、尚未分发的近两千册《历史大视野》,分上、下册。并带走电脑及其它写作用品,还传唤李昌玉老师到派处所,问话达六到七个小时。

李昌玉老师被当局骚扰报导后,我就联想到:5月23日下午6点,我刚回家,市局李处长等人就找上门来了。当时我还不知李昌玉老师之前已被传唤和抄家。

李处长说我在《中国人权论坛》上发了许多为右派呼吁的帖子,并在论坛上为右派呼吁发起签名运动上签名。3、4月份在论坛上忽悠的还很厉害。反右没错,只是扩大化了。

我就回答了他们:

“其实在两年前我就在他们发起签名运动上签了名,是有这事。他们发起签名运动希望政府在他们有生之年能望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因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参与了反右,就不认错了。什么扩大化?是百分之五的扩大化、还是百分之95的扩大化?哪一场政治运动不是扩大化呢?何止扩大化,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不受扩大化影响,那才怪呢!那就不叫共产党了。50年后的今天,政府对待他们是不是扩大化的继续呢?矛盾问题的早解决,就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把矛盾问题继续恶化和积累下去,构建和谐社会就是空谈。

“希望有关部门将李昌玉老师的电脑、写作用具和书归还主人。

“李处长,你说那段历史还是让后人去评说吧。没错,后人要评说的。如果当事人不把亲身经历写成书,后人拿什么借鉴去评说呢?老右派能在有生之年,把那段亲身经历写成书,不是更有历史价值吗?如果有谁把那段历史当作美女来描写,有谁还相信那是真的呢?”

在李昌玉老师之前,被视为“出头鸟”而受到骚扰的还有北京的铁流、山东的史若平、重庆的蒋文扬等。从两年前发起反右运动受害者索赔运动到今年右派聚会座谈,文章铺天盖地,还要到美国游说。“左派”能不恼吗?

否定反右,象一把利箭,刺到“左派”的痛处。一旦否定反右引发强大风潮,“左派”就意味着被决出政坛,其在政府内的作用大大消弱。“左派”能不恼吗?

这次与李处长谈话气氛是温和的。最后,李处长出乎意外地主动提出了希望达到双赢。还说:“你们记忆深刻的日子(‘6.4’)快到了,要掌握好度。写写文章还可以,言论自由嘛。”

这很好,你们没有忘记,我们更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忘记。“写文章还可以,言论自由嘛。”这句话让笔者费煞脑筋。是“引蛇出洞”还是借力反击“左派”?

是“引蛇出洞”?老右派别无它求,就是否定反右,把50年前那段历史真相告知天下;新右派不会上这个当。

是借力反击“左派”?在“十七大”之前借力反击来自“左派”的攻势,如果是这样,看来“左派”这次是杀气腾腾而来。“左派”是不情愿出局的,在“十七大”之前现已摆出一付玩命决斗的架式。所以,“左派”向它的老对头右派进行挑衅,要把民间右派制服,把社会声讨风浪压下去,来巩固自身在政府内的地位。

笔者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因为国保们这一折腾,全世界都知道了有一本新书《历史大视野》问世了。那俺也忽悠一下,为李昌玉老师《历史大视野》上、下册,展开促销活动。

(2007年6月8日)

转自《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