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维权通讯(2007/03/10-16)

在郑州火车站，路边停了辆面包车，请过路的男孩协助往车上抬东西，结果，连男孩一块被推到车上拉走。另外，郑州少年小磊在火车站喝了陌生人的饮料后，失去知觉，醒来人已在窑厂。还有，人贩子向孩童们招工，许诺种种很好的工资，随后被关到火车站附近的小黑屋，待凑足一车八九位，夜晚拉到山西晋城与运城的窑厂。

“令我们心寒的是，乡派出所不仅置之不理，还百般阻挠刁难我们带走已经解救出来的孩子，而且在窑主对我们进行威胁恐吓也坐视不管。”帖子说，后来经过努力，上一级公安机关所对乡派出所进行敦促，乡派出所终于表态：“孩子是在河南丢失的，强制用工的窑主也是河南人，你们应该回河南报案，只要你们河南警方出面，我们会全力配合。”

近日，中国的童工问题震惊中外，其中山西黑砖窑虐待孩子，执法部门对苦主不仅没有提供协助，还对解救活动百般刁难，而原本应该协助防止童工问题出现的劳动监督部门，竟还参与倒卖童工的活动。这一切问题，都让人发指。应该指出，中国大部份的问题，都是利益驱动的，但中国当局多是试图诉诸政治或道德手段去解决问题，而实际上，一日不能改变利益集团的利益链，同样的问题一直都会存在。

本文是发表在刚刚出版在《新纪元周刊》第23期的专题新闻。文章对今年6月5日刚刚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期满的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进行了专访，本刊并得到了郑律师总结这一年来生活的自白《家庭监狱几时休》，本刊获郑律师同意转载部份内容。专题新闻共分两篇：包括《敢于向中共强权挑战的郑恩宠》和《上海帮的溃败超出郑恩宠预测》

这个组织不久前被大陆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继孙不二(文炎)5月24号被捕之后，其它几名泛蓝联盟积极成员6月初也相继被捕，他们和外界主要联系和沟通渠道----中国泛蓝联盟网站，里面所有的帖子都已经清空。

6月13日下午15时，湖北天网义工致电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湖北省郧西县民意领袖、官办“信访之家”聘任的中国第一位首席信访调解员刘贵琴女士遭刑事拘留。6月13日晚22点30分，我们终于联系上刘贵琴女士的丈夫熊玉国先生，请他介绍了基本情况。

据悉，蒋斌于今天下午16点得到消息，其弟蒋琴已被批捕，随后，蒋斌立即致电武冈市政法委副书记邓建雄询问详情，邓建雄称不知情。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还得到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派出工作组前往武冈市，准备进一步调查殷小云死亡真相以及300警察抢尸等相关事件。蒋斌还告诉我们，他今天前往北京某单位寻求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告诉他：“你寻求什么法律援助啊，你这个案件，媒体就帮你打赢了”。

信息中心表示，湖北第九次党代会于十一至十六日在湖北省武昌市举行，十一日下午党代会开幕式快结束时，随州市华润公司刘翠萍等六名职工代表突然冲上主席台，向中共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示威，高叫口号及准备展开横额，但很快被公安带走，目前六人下落不明，他们的手机一直无人接听。

信息中心引述呼和浩特市办公厅信息处、交通警察队、公安局指挥室及信访办证实，八日上午九时，呼和浩特市约五百名武装警察与防暴拆迁人员开始拆除铁路小区围栏等建筑物，超过五千名居民上前阻止拆迁，结果引发流血冲突，至少有二十名居民受伤，其中两名妇女重伤，有三辆警车被砸坏，三人被捕。

58岁的香港法轮功学员曾爱华，去年5月在上海住所内遭到国保绑架后，07年2月12日，被中共秘密非法判刑3年，现她被关押在上海市女子监狱的第五监区。因家人获知她身体状况不好，打电话询问负责该监区的队长，但家属只听到电话来电答铃录音，尽是谩骂法轮功的内容，令家属非常不满。

明慧网称，狱警给打电话的人放洗脑录音，这种行为匪夷所思。这样的举动使外界知道了上海市女子监狱企图转化法轮功学员所使用的手段，也提供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最直接罪证。截至发稿时为止，上海市女子监狱仍然没有对家属透露任何曾爱华目前的情况，对家属在五月二十日左右用挂号信寄出的会见和保释申请也没有任何答覆，并扣押了所有家属寄给曾爱华的信件。

在这篇数分钟讲话中，布什有两个地方提到了中国。他说：“学术界精确统计认为，共产主义夺去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和苏联人的生命。…共产主义残暴统治导致成千上万人默默无闻地死去…，其中包括中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死去的很多人。”

近几年中国虽然已逐步迈向商业化，但中共领导人并未放宽对媒体的管制。自由亚洲电台副总裁邵得廉（Dan Southerland）在詹姆斯基金会〈中国简讯〉研究报告中指出，网际网络与中国博客，是最有可能突破中共强加给媒体的限制和禁令的利器。事件上了博客之后，紧接着是有人以手机画面传递新闻图片或录像，这种由民间开始传递的新闻事件，通常中共政权是很难控制的。

共产党是政治运动的高手，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比拟的。“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这样的标语在非共产国家是病句，在大陆是让人哭笑不得却又讳莫如深的党哲学。正常人类社会中的一切生存状态在共产国家都会被极端政治化、斗争化、阶级化。在大陆，运动是常态，中共把它叫做“政治挂帅”，政治是运动、经济也是运动、文化教育更是运动，体育本身是肢体竞技运动，在中共逻辑下，在劫难逃，成了你争我夺、你死我活的政治竞技。

知情人说，郭维老人之所以要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再次披露许多人还不知道的秘密，一是因为2007年是“反右”五十周年纪念，郭维作为一个1957年的“错划右派”，他相信只有用坚持说真话才能真正永远记取“反右”教训；二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85岁的郭维再不还历史以真相，就没有机会了。

今年的七一游行继续由民间人权阵线作为主办单位，召集人孔令瑜表示，他们向香港警方提出了游行申请，目前仍未收到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孔令瑜估计，此前民建联主席马力对六四事件的批评，还有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关于香港治权的言论，将刺激今年参加游行的人数增加。她说，今年的游行队伍将由长者带头，寓意长者争取民主已久，希望尽快落实普选，也代表争取香港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继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表示对香港一国两制报存怀疑之后，有“末代港督”之称的彭定康日前在伦敦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也批评中国在香港实施民主时“拖拖拉拉”，彭定康认为港人的教育程度及现代化政治环境，绝对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

星期三（6月13日），德国政府大联盟政府通过一项法案，将提供当初因反对前东德共产党而遭迫害的人，一份每月为250欧元的额外退休福利。基督民主联盟主席就此表示：民主社会珍惜曾为自由而勇于奋斗的人士，不会将他们遗忘，这是此项法案的意义非凡之所在。

在这个大厅，有来自5大洲17个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民主活动家。你们遵循着不同的传统，你们信奉着不同的信仰，而且你们面对着不同的挑战，但你们都怀着一个坚定的信念走到了一起：那就是自由是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不可转让的权利，自由是我们世界建立永久和平的途径。

6月14日下午，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亚洲调查分团日本成员在东京召开记者招待会，介绍“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计划，指出中共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同时，没有资格召开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奥林匹克宪章要“建立维护人类尊严的和平社会”。而此前日本多位议员和前议员谴责中共活摘暴行不可恕。

为了进一步制止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14日举行4国家和地区同步记者会，公布“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计划，目的是藉着全球巡回传递人权圣火，抗议中共违反奥运会和平精神，打压人权越加恶化；并呼吁国际社会拒绝让象征人类和平的奥运变成“血腥奥运”。

耶路撒冷邮报（The Jerusalem Post）近日以“中文电视播报艾莱叙夫对活摘器官的反对”（Chinese TV airs Elyashiv's opposition to organ harvesting）为标题，报导了著名犹太领袖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行为和号召犹太教徒不要到中国去移植器官。

这位W教授来西班牙旅游，却带了大量中国食物和炊具。海关按规定没收其所带食物或请其自己处理（扔掉）这些食物，即可入关。未料这位W教授掏出一张50欧元（500元人民币）纸币递给警察。警察大惊，把他请到办公室，然后拘捕了他，送到了监狱。因为有录像为证，W教授无可抵赖。警方、法庭、律师三方协商后，用遣返W教授回中国的办法了结此事。警方恶心W教授的作为，遣返时不用他原先的机票，要他另花800余欧元买了机票。

以500元的价格被卖到山西黑窑场做苦工的孩童们，泰半经由以上三种手段，这是透过提供线索的家长带回了三个被解救的孩子说出来。

5月9日下午，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接到五位家长联合寻找孩子的新闻线索，在一个月时间内，该记者三次赴山西黑窑厂暗访。截至6月11日晚上，河南电视台共播出了21期节目，上千名孩童的家长到都市频道寻子。

在山西的运城与晋城一带，窑厂起码有千家以上。据河南电视台报导，山西人口少，用工紧张，很多窑厂主都在非法用工：未成年的孩子、大脑有障碍的痴呆人；这两类人便于控制，缺少反抗能力。他们每天劳动16小时以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并且经常遭到窑厂主与监工的毒打。

有位孩童被拐卖的家长羊爱枝透过朋友关系，到山西窑厂去找孩子。去了三次都没找到，她说：“在媚阳县遇到一位河北的傻子，哭得跟什么似的，求我救救他。我去了三次，这个孩子哭了三次，可是我无能为力。当地的执法部门还可凶，不让和他们交流。”

“正常人都被打得憨憨傻傻的，窑工穿的衣服都是衣不遮体，住的就是窑洞，白天干活，晚上十点以后下班，把他们用铁锁锁起来，以防逃跑。大小便都在窑洞里，走到门口都能呛死人。有个窑厂的窑洞，有27~28米长，住了86个人。”

“到那一看，一大半都是从郑州拉过去的，有的还穿着学生服，背著书包，有的孩子跪着哭着，阿姨，带我走吧！当时我给那些窑厂主讲情，对方说，不是你的孩子没权利带走。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在那挨打，干那些他们干不动的重活。”

从6月13日搜集到一些网民的回馈，“先验主义2000”说：“我是山西的，可以负责的说：的确存在，不止是砖厂，暖气片厂也是这样的。”

网民“弱智9527”回馈：“我们当地的电视台做过类似调查，有人费尽千辛万苦逃出来，但提供不了证据，记者暗中调查。里面有很多流浪汉，精神有问题的，或边远农村来的，根本没人知道，家人也无法联系上。而且这样的砖厂戒备森严，第一天放风的人发现记者不大对劲，第二天很多东西人就被转移了。”

羊爱枝也提到：“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孩子特别多；第二次去时，孩子就没那么多，都被转散了。第三次去的时候，一个窑厂就剩一两个孩子，都被转走了。”

网民“阿拉丁神灯”回馈：“这种事情在90年代就有过，现在又出现了……，真的是社会的倒退。”

针对以下新闻：“山西新闻网6月6日报导，运城市公安局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在六个地区同时开展严厉打击非法用工和集中查处黑砖窑的专项行动，仅一天就解救87名被强迫劳动的农民工，处罚了十名黑窑主。”网民“adell_t”回馈：“我很想知道这个‘处罚’是怎么进行的？罚几百数千？还是口头警告？”

网民“蓝海角”说：“那些所谓的老板，只是承包老板，后台老板是当地公安局与当地政府的一部份人，只是这一部份人到底有多少，谁知道呢！”

据河南电视台记者表示：“我们去过的这些黑窑厂，都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在暗访过程中碰到最大的阻力，是当地执法部门不配合，甚至于执法犯法。”

四百多位河南籍父亲在网站上发出求救帖子，说走遍大江南北寻找孩子的下落。在历经艰难的寻找之后，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孩子是被人贩子卖到山西黑窑场做包身工。他们不顾自身的安危，多次潜入山西黑窑厂，甚至扮成打工者卧底，花了两个月时间救出40余位被诱拐的河南籍孩童。

据新快报13日报导， 6月5日，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帖子以400位河南籍父亲的口吻陈述：他们的孩子大多在郑州火车站、汽车站、立交桥下、马路边等地方被人贩子或诱骗或强行拉上车，以 500元一个的价格卖到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

帖子里描述了不久前成功的一次解救过程，情景催人泪下——“我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在这些手脚并用、头发长得像野人一样的孩子中间，有的已经整整和外界隔绝了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有的孩子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后被人救出在医院治了数月也未痊愈）。他们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还不让吃饱饭，有时因劳累过度，稍有怠工就会被监工随手拿起的砖头砸得头破血流，然后随便拿起一块破布一裹了之，继续干活，至于拳打脚踢，棍棒伺候更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黑心的工头和窑主就把被骗的苦工活活埋掉。这些孩子身上都因为长期不洗澡长满了牛皮癣似的皮屑，他们最小的只有8岁，8岁的孩子为了一顿饱餐是那么顺从，每天都干着成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他们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全天候有监工或打手巡逻站岗。”

由于势单力薄，父亲们只能尽可能地解救了40名河南籍的孩子，“对那些来自湖北、四川等外省的孩子，我们为无力改变他们的命运而愧疚”。由于这些黑砖窑都在大山深处，再加上窑主们“消息灵通”，致使解救起来难上加难。

目前，拐卖孩子的犯罪嫌疑人之一杨某因把拐卖来的人打伤致残已被山西警方刑事拘留，但却因“证据不足”无法立案。

《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发出后获得了强烈反响，截至6月12日，大河网上该帖点击率超过31万，而在6月7日被转帖到天涯杂谈后，短短6天时间，该帖更是获得了高达58万的点击率和3000多篇回帖。

在天涯上的数千个回帖中，网友们几乎都表达了同一个立场——“愤怒”。网友“LQL8866”称：“震惊呀，在21世纪的今天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不少网友直指这和“包身工”无异，而黑砖窑更是当代“奴隶主庄园”。

网友“三疯Z”表示：“当地黑砖窑之所以如此丧心病狂，和警方的态度应该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之间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交易!”“当地警察已经变成黑煤窑主看家护院的私人武装！”网友“sophie”则声称要“起诉政府不作为”。与此同时，许多失智网友更是呼吁“集合较多的人，用武力端掉黑煤窑”。

在一片声讨声中，也有理性的网友呼吁，“不能消极对待”，同时发出建立“民间解救联盟”、“黑窑儿童拯救小组”的呼声，以便更大范围地获得支持援助，尽快营救在山西等地黑砖场被囚禁迫害的儿童及其他民工。

据悉，目前，一些媒体开始共同关注在山西受困的河南未成年窑工，大河网、商都网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开辟论坛，三天时间有3万多名网友参与讨论。用百度搜索“罪恶的黑人之路”词条，有13.8万多个词条。各大媒体和门户网站也纷纷关注事态进展。

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先后三次赴山西采访。付振中称，他先后三次赴山西采访，跑过大大小小的窑厂。在山西的运城和晋城一带，窑厂特别多，至少有1000家以上。因为山西人口少，用工紧张，很多窑厂主都在非法用工，从人贩子和黑中介手中买来窑工，变成“黑人”。“我们去过的这些黑窑厂，都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在解救孩子的过程中，当地警方只允许解救当事人的孩子，也就是说只有家长亲自去到才能带走自己的孩子。

付振中称在解救过程中，面对的最大阻力是，当地执法部门不配合，甚至还执法犯法。他讲述了在山西永济市解救平顶山少年朱广辉的个案，“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朱广辉是从一个窑厂解救后，又被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倒卖到另一个黑窑厂的，并且一个姓冯的劳动监察队员还把朱广辉被解救时补发的300元工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对我震撼最大的一次采访，是在山西万荣县采访黑窑厂的童工。这里的孩子最小只有8岁，最大13岁。这些本应该坐在小学教室读书的孩子，却在干这成年人都不愿干的体力活。这些孩子大部份是被拐骗和卖到黑窑厂做苦工的。也有的是因为贫困，跟随包工头出来做苦工的。但无论是被强迫还是被生活所迫的，都让我有一种揪心的痛苦。我为自己没有能力解救这些孩子而痛心。”付振中说，“据我们所知，在山西黑窑厂做苦工的孩子至少有1000人。”

据ＢＢＣ中文网报道，中国互联网上最近出现400多位河南父亲的联名求救信，呼吁社会各界帮助解救他们被卖到山西黑砖窑的孩子。这些孩子的父亲说，他们年幼的孩子一般是在车站、路边等处被人贩子骗走或绑架走的，以每个5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山西的黑窑场。

这些父亲曾自己打探消息，冒着危险深入这些往往设在山区的黑砖窑。他们说，那里的孩子有的已经和外界隔绝7年之久，最小的年龄只有8岁。这些孩子在砖窑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不仅吃不饱饭，而且经常受到打骂折磨。有的因逃跑被打残，有的因伤病奄奄一息时竟被活埋。

这些父亲曾通过自己的努力解救40名河南籍孩子。但他们说，当地派出所不仅对这些孩子的处境置之不理，而且对他们的解救活动百般刁难。

曾经到过这些黑窑场调查的一位河南记者也说，山西执法部门不仅不提供应有的帮助，而且劳动监督部门还参与倒卖童工的活动。

前不久，公安部门刚刚在山西临汾解救31名类似遭遇的成年奴工，其中8人已经被折磨得神智不清。

同一时间，英国人权组织也调查发现，中国沿海一些地区使用童工生产奥运纪念品，他们的工作时间也特长。

讽刺的是，十九世纪时，其中一个让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背景就是童工问题，但如今中国的童工问题，竟跟马克思当年在英国所见所闻的一样恶劣。这里，就有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应该指出，出现了这次丑闻，自2005年7月上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的张宝顺的处理还算文明。最少党报《山西日报》对有关丑闻没有回避，但这已不止是山西的问题那么简单。

出现童工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因为商人和政府官员行为大都是出于利益驱动。商人的利益在于在市场竞争中存活，争取盈利。官员的利益在于提高地方的生产总值，并以此升官。

在这前提下，商人为了提高竞争力和盈利，一直想尽办法降低成本，而地方官员为了提高本地的生产总值，对商人的种种行为，也就尽量容忍，甚至暗中协助。这种结构，就是如今中国“重商社会主义”的利益链。

近年中国出现种种剥削工人的现象，如总理温家宝下令解决的拖欠民工工资问题，以及近日成为焦点的童工问题，其关键都在于它们跟商人和官员的利益息息相关。

可是，即中国政府提出了许多措施，但多是通过政治运动，政治教育，来提倡种种“中国式社会主义道德论述”。这些道德诉求本身，每每是跟商人和官员的利益相抵触的。因此，这些运动，都只能落得失败收场。

要解决这类社会问题，最终的关键，其实是如何在上述的利益链上改变其结构。首先是官员必须要对民众负责，若然地方官员由民众选举产生，使官员利益跟百姓利益接轨，官员必较重视劳工福利，若他们支持虐待童工的老板，必会在下回选举遭民众唾弃。地方官员若认真执法，商人要追逐盈利，也唯有在剥削童工一途以外另辟蹊径。在民众能自己决定最大利益的前提下，他们最终必会支持能在福利和经济发展之间取得最佳平衡的候选人。

反之，以这次山西事件为例，若然最终又只是搞一场政治和道德运动，在一众干部和商人走过场后，山西如何增收、如何发展的问题，还是挥之不去。因此，为了吸引外地订单，为了生产便宜的媒，童工的问题必须会再出现。

2001 年两会期间，江西芳林小学的爆炸案炸死百多名学生，当时就有人怀疑出事小学涉学童从事鞭炮生产，最后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还要为事件道歉。六年过去了，山西还有不法商人甘愿冒险以身试法，还有地方执法人员胆敢包庇奸商，这是因为山西人都有“原罪”，还是因为这条利益链死结还未解开？

近期，社会上有人以宗教式的精神去谟拜马克思主义，以所谓的“正宗马克思主义”去否定“民主社会主义”，但他们完全漠视了马克思的时代已跟如今完全不一样。马克思以为地球资源用之不竭，大家可以在共产世界“各取所需”；马克思不知道世界将出现全球化，西方的资本家可以通过全球化让实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工厂聘用童工。要解决问题，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各界应实事求是地应清问题，以实际行动去捣破正在中国迅速蔓延的官商勾结利益链。

郑恩宠的命运总是和上海帮高层，特别是核心人物黄菊连在一起。非常巧合的，去年６月５日，郑恩宠出狱，患癌症销声匿迹达５个月的政治局常委黄菊突然露面，今年６月５日，郑恩宠剥夺政治权利１年期满，黄菊则于３天前宣布死亡。而郑举报的另外３位上海帮核心陈良宇、韩正、刘云耕也或接受调查或权力西落，到底这位挑战中共强权的平民律师是一位怎样的人？郑恩宠更首次披露自己冤案中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年轻时我炮打张春桥，53岁我炮打黄菊。张春桥，同时拥有4、5个黄菊这样的职务，炮打他我都不怕，黄菊我怕什么？”在郑恩宠出狱前后，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你敢于向中共最黑的势力－－上海帮挑战，你不害怕吗？回忆起自己的一生，郑恩宠或许只能用命中注定来解释。他说，年轻时曾经盲目参加红卫兵，参与贴大字报揪斗张春桥，向中共最高领导人开刀，他都没有害怕过，对中共高官他真的没有放在眼里。

不同的是，当初是盲目地信仰共产党，为批斗而批斗，现在是为平民百姓争权益，更因成为中共上海帮头号眼中钉，被迫害入狱。反思坎坷人生，现是一名基督徒的郑恩宠感慨地说道：“我现在是爱国不爱党；信上帝不信马克思。”“我的性格是要讲真话。”

虽然楼下监控的警车依然如故，甚至6月4日，大批警察包围郑宅欲再次抓走郑恩宠，最后在郑坚持不走后失败。经历风风雨雨，郑恩宠学会更顽强的面对这个被他称之为“无赖政府、流氓政府”的政权，他变得更加处之泰然。

在6月5日郑恩宠被剥夺政治权利1年期满之际，意味着中共规定郑不准接受采访、不准出国的明文禁令等自动失效，面对蜂拥而至的国内外传媒，甚至有香港记者成功避开监控，当天登门采访，郑打开了话匣子。当晚，本刊记者也透过电话和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访谈。

谈起当初义务接下上海静安区东八块“周正毅案”，最终却招致3年冤狱，现在又面临非法软禁的生活，郑恩宠肯定地说：“我不后悔”。

2003年5月1日，东八块拆迁户代表－－香港居民沈婷找到郑恩宠，拟控告“上海首富”周正毅和静安区政府勾结，非法取得上海静安区东八块1.7平方公里的黄金地段土地。沈婷回忆道，在郑恩宠之前，她曾经遍寻上海大大小小20多家律师事务所，都不够胆接这宗案子。有律师更透露，司法部在大小会议上，不准律师接民众的拆迁官司。最后沈婷凭藉一篇香港报章介绍这位专打拆迁户官司的人权律师的文章，找到郑恩宠。“有人和我说，他只在上海专打拆迁官司，你找到他，如果他敢讲的话，这场官司很轰动。”

当时已被取消律师注册的郑恩宠看过沈婷拿来的法律材料，一份周正毅亲笔签名的合同后，他二话不说，立刻答应接案：“沈婷，我接，不过我出了事，你要救我。”他又接着说：“周正毅很可能就是上海的赖昌星。”

03年5月28日，沈婷等6名东八块居民在法院上大声地读出郑恩宠代写给胡温的公开信，举报周正毅和上海帮官商勾结偷逃5亿土地出让金的犯罪事实。“周正毅是黄菊在上海培养的‘企业菁英’人物－－现在已到了公开揭发大大小小周正毅的时候了。”案件炸了锅，吸引了数百家国内外媒体的关注。6月6日，郑恩宠律师却被上海警方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名拘留，18日正式被捕，并于10月28日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向国外提供国家秘密”罪名判刑3年。

谈到当时接案的情形，郑恩宠坦白地说，“当时我想会付出代价，但我没有考虑到坐牢。”热爱律师事业的郑也有内心挣扎。“我已经失业两年，司法局长基本上同意我2003年注册。但是我考虑一点，如果我打沈婷官司，我肯定又注册不了，就冒这个风险。”

郑恩宠无悔自己的选择，“律师只能忠于两个东西，只能忠于法律和当事人。在中国，我们却先要忠于共产主义，但共产党是不讲法律的。这是不对的。”

中共指控郑恩宠的罪名是，该年5月将新华社内参“强行拆迁引冲突，记者探访遭遇围攻”，传真给位于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而当局经鉴定后认为此报导属国家机密。当局这一荒谬的指控引起大陆司法界和新闻界极大的愤慨，一致认为是抓人封口，怕揪出黄菊、陈良宇等幕后黑手。8月28日案件秘密开审，郑恩宠否认控罪，100多名拆迁户到场抗议被捕。

郑恩宠首次披露审案中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事。郑恩宠说，其实中共抓他起初是要定他“颠覆国家政权”罪，至少判10年。当时送上法院两条所谓罪行，最后判决书只留下所谓泄露新华社内参那条。漏掉的那条是指郑恩宠律师将反映上海益民一厂罢工的信件传给中国人权，据说中共原本想利用此条重判。

益民一厂与上海帮老大江泽民有关。江泽民在49年至54年担任第一副厂长、厂党总支书。该信称，5月9日，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工人不满将被裁员3/4， 500多工人冲出厂门要到市府请愿，造成四平路贯中路口交通堵塞3小时，后被500多名上海市警察驱散。市民呼叫口号：“江泽民救不了益民一厂，江泽民救不了中国”。“工人下岗，江厂长下岗！”

郑恩宠回忆道，6月6日他被抓进去审时，也被重点问到益民一厂罢工潮。“江泽民厂都要闹罢工，中共肯定觉得没面子，所以极力要按罪重判”。郑分析道，对于为何最后判决书又漏掉这一条，据说连郑恩宠聘请的郭国汀律师也非常惊讶。郑恩宠估计一是事情闹大了，江泽民怕压不下去，反把丑事揭了底；另外自己聘请的郭国汀律师极力向国内外媒体曝光，打媒体战，令自己少判几年刑。

耐人寻味的还有，温家宝也在8月28日前一天到达上海，据说温家宝曾关注此案，并做批示“有罪就判，无罪就放”。

郑恩宠想不到一个周正毅会惊动到中共最高层。他被推到中共上海帮和胡温权斗的中心。但对于郑恩宠来说，无论权斗如何激烈，他的角色只有一个，民间反腐败发言人，为平民百姓的权力申诉。在周正毅案之前，郑恩宠曾经为受害的上海拆迁户打官司10年，代理了大小500宗拆迁官司。

谈到为何愿意甚至义务为贫民代打，因小时候父亲被打成右派，曾经随同父亲在农村生活过的郑恩宠说：“我有一个长期的农村生活，后来又在黑龙江生活了10多年的经历，所以我对农民很有感情，他们在上海打工受到欺负，我很火的。我受理拆迁案比较多，是因为我有这么一个比较正直的性格。”

郑恩宠的信条是，不到证据确凿，案例不公布。而长期从事房地产方面的工作经验，郑恩宠也练就了一身看穿假圈地、假合同的“火眼金睛”。郑说：“一看周正毅这个案，我很敏感地看到周正毅肯定是大骗子，连图章都是假的。我在香港日浩发展有限公司做过3年总法律顾问，领导9个律师，我看过香港的图章是什么样的，这是我长期的工作经验。后来我在牢狱里想清楚，周的公司一定是个假公司，就带话出去叫沈婷查周的佳运投资有限公司，果然连注册都是假的。”

80、90年代专职对消费品打假的王海曾经非常火爆，郑恩宠形容自己就是房地产的王海，让上海帮心惊肉跳。“我走到大街上，比如说10几层的高楼，我站在中间，我会看这个楼是否合法。我自己很有直观的。两栋大楼之间，应该距离多少，还有楼造的速度，我也可以看出来。比如90年代规定18层楼下，3,000万以下的项目区政府可以批，3,000万以上要市政府批，超过两亿的要国家发改委登记备案，再大一些要国家发改委批。如果我看你造的大楼，19、20层，说是区政府批，我就知道是违规。”

郑恩宠说，父亲有两个习惯对自己影响颇深。一个是不说假话，只讲真话，另外一个是博览群书。

被监管的警察都称赞“生活简朴”的郑恩宠，形容自己是一个书虫。“除了书是值钱的话，其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的大厅放满了书，我的卧室里面放满了书，除了书之外我没有更多的爱好。”

在朋友的资助下，郑恩宠在国内订了10多份报纸、10多份杂志。每天要看大量的报纸和资讯等。很多周正毅案的蛛丝马迹就是从报章字里行间的报导中呈现出来。因为大量阅读，令郑恩宠有了一个不会偏听偏信的习惯，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包括宋庆龄等，他也想方设法阅读各种版本，以求全貌。即使在出狱遭非法软禁的日子里，郑恩宠也想办法阅读到了张戎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何清涟的《雾锁中国》等等。

经历过风风雨雨，郑恩宠对这个“党”有了更深刻的反思。郑恩宠6月5日在采访手记中写到，“我曾经热爱过共产党，担任过少先队的大队长、团总书记，曾经打过入党报告，是政治夜校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的出色教员。（但现在）我是一个中国人，在遵守宪法的法律和框架下，我现在是爱国不爱党；信上帝不信马克思。”

而和郑有相似看法的上海市民看来也不少。郑续说：“今天在上海，在非官方的公共场合，至少有30％老百姓敢于表露自己的心声，但这些不会出现在官方媒体上，虽然部份也不愿意向海外媒体透露，但老百姓已经不是唯上是从。”

对于未来的计划，郑恩宠表示，会继续申诉、要求平反、经济赔偿、尽快重返中国律师队伍和行使中国公民的出入境自由权利等。他提出中国民主化一系列建议，他说：“民主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建立，腐败权利、不法商人用各种手段贪污、掠夺国有资产，搜刮平民百姓。要揭露、清算、查处他们的问题。抢了别人的匪徒能和受害人和谐吗？一味地讲假话，粉饰太平。我认为中国人权的状况应该由13亿人民来评说。对各种评价都应该包容。有不同的声音发出才是可喜的。”

未来的路郑恩宠还会继续走下去，对于冤案是否平反，他心情平静。“上海民众已经在心里为我平反，我并不看重政府何时为我平反。我的申诉是将中国律师制度恢复以来，700位中国律师无故被冤判披露出来。他们的冤案不澄清，中国人权的进步免谈。他们得不到平反，我几乎没有单独平反的可能。”

在采访中，郑首先读出了尚未发表的万言采访手记《家庭监狱几时休》（注：采访手记由郑恩宠写作，原3万字，经北京一位记者帮忙整理后，缩至1万字，经郑恩宠同意，我们选取了部份内容发表）

首先郑恩宠回顾了他出狱后这1年遭非法软禁的生活，他形容为“家庭监狱”，是在剥夺政治权利范畴之外，没有法律依据的措施。他说：“去年6月5日我刑满出狱走出提篮桥监狱，我已经在监狱里服了3年刑，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还要坐1年“家庭监狱”的大牢。这1年，对我的软禁，只有禁没有软。每天有数量不等的警车 24小时停在我家门口。比如今年过年以后这几个月，一般有6名警察，12名社工，24小时不停地监控我全家的一切言行。楼道上、电梯间、小区、门卫室，以及进出小区的路口，都有许多探视头在监视。家庭内外，不知不觉地被安装了很多窃听器材，电脑网络无法使用，电话、手机24小时受到骚扰等等，全家已无私密和隐私可言，夫妻之间的亲密举动也随时可能被窃听拍摄，亲朋之间不能正常来往，上门探望的亲戚朋友随时被盘问和检查身份证等。亲戚中也有被株连传唤等，比如我的妻弟5月18日就被他们传唤过，国保甚至跑到我女儿就读的学校去骚扰她，并以我女儿的前程威胁我。”

几位上海天山内衣厂工作的同事探望他后，也被单位找去谈话。半个多月前北京胡佳来访，当天门口的警车增加了4辆。上海市国保当局直接找郑谈话，禁止两人见面，最后在郑的坚持下，他和远道而来的胡佳只是在楼下见了几分钟。胡佳随后被警察传唤了两次，直至送上火车。对此，郑恩宠气愤地说：“中国（中共）法律从来没有拒绝过两个自由人的见面。我觉得这种执法方式是很有问题。而且这么高额的执法成本，有没有向纳税人说明，经过哪一级人大会议审批，许多问题值得反思。”

郑说：“到今天6月5日，我这1年的家庭生活应该结束了，全家能否走出家庭监狱的范围，获得真正的自由，那就让事实来说话吧。上海现在流传一个反映当年东德如何控制、骚扰异议人士的影带，我亲身的经历比我了解前东德的做法还要更加流氓。”

郑恩宠呼吁胡温彻底查处家庭监狱。“我相信今天中国（中共）所设立的家庭监狱，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比如北京律师高智被判缓刑，但实际上在家庭监狱里实行，还连累他的家人。我呼吁中共尽快查清各地事实上存在的家庭监狱，取缔这种非人道，非理性的现象，这种家庭监狱的现象应该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这显然和建立和谐社会相冲突。”

郑恩宠本人也没有料到自己成为上海帮拔不动的眼中钉。他被推到中共高层势力大决战的风口浪尖。郑恩宠手中掌握着的证据中就有江的两个儿子在上海非法圈地的事实。

曾代理500件征地拆迁案件的上海律师郑恩宠因代理静安区东八块居民状告富商周正毅，牵动官商勾结腐败网，2003年被上海帮以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入狱3年，郑恩宠从狱中到出狱后，一直不停举报的上海的贪腐案件，因而成为社会公认的上海帮“拔不动的眼中钉”。

今年6月4日是其出狱后的剥夺政治权利1年期满日，郑恩宠按要求写下1年来的“思想小结”。然而此时，有关上海帮的变化实际上也超出了郑恩宠本人的预测。

陈良宇落马，黄菊病逝，习近平主政，上海官场整肃，500大小官吏去职。郑恩宠亦指出在本次上海九次党代会上他们所举报的贪腐问题官员已在市委名单中无影无踪，原三号人物刘云耕也因举报落选常委，仕途暗淡。

一句话确实点到了胡温与上海帮近年来生死大战的精要所在。胡温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上海一个小小的维权律师郑恩宠，竟然能成为其撼动上海帮的主要功臣。郑恩宠本人也没有料到，几年下来，他已经被推到了中共高层势力大决战的风口浪尖。

以接受拆迁案件为开始，郑恩宠仗义直言的角色确定后，源源不断的各种举报材料便向郑恩宠汇聚，郑在短时间里掌握了大量的上海帮贪腐铁证，有些直指“黄菊工程”、“陈良宇工程”、“韩正工程”。以个人名义出现的郑恩宠，实际已经具备了相当于一个民间大型调查团的实力。

在与上海帮势力的斗智、斗勇中，郑恩宠的策略是以透明、公开作为自我保护的法宝，坚决不与任何一方盟约，否则必然会带来相应的猜忌与公信力的减弱，被对手打击。胡温与郑恩宠之间的默契就在这种透明、公开的揭发上海帮的材料中砌成，这是一种纯粹中国式的智慧，心领神会。

郑恩宠可以为他所受的不公而申诉，但该受的苦不一定会减少。胡温依靠郑恩宠民间力量揭盖，但不会有公开化的表面联合。郑一旦失去其民间义勇形象的独立性，其所提供材料的公信力就会受到置疑。

郑虽为孤身奋战，身边出乎意料之事频显。比如年前上海当局气急败坏，曾绑架郑恩宠，可是不到1天又放人了，据说来自高层压力；又如郑能够持续接受外媒的采访，痛揭上海帮老底，甚至揪出了江太子绵恒，矛头直指江泽民，专访言论频出，无论上海帮如何仇恨，却不敢伤他一根汗毛；向来一手遮天的上海帮，在“独立王国”上海里，居然连郑恩宠与外界的通讯联络都无法切断。

任何一个环节差错都可以终止郑恩宠的声音，但是这样的事从未发生。就是在狱中郑也写了25封检举揭发信，出狱后又写了40封揭发周正毅、黄菊、陈良宇、韩正、刘云耕等人的信，据说绝大部份都能直达中央。

2006年6月5日郑被释放，6月8日郑就出人意料的打破沉默，接受海外媒体采访，大曝上海帮腐败内幕，勇气非凡。以后更是掐着剥夺政治权利期满日，刚到点，几万字的申诉就转给了境外记者，部份内容随即公开，“思想总结”也立即发表海外。

郑非常明确，越说才越安全。郑虽非自由身，外界已能感到其在上海帮控制区里游刃有余的收放功底。据郑本人透露，年前上海官员曾规劝其出国，甚至许愿500万封口。可见郑恩宠在胡温的暗中保护下，终于成为使上海帮胆寒的煞神。

对胡温而言，以黄菊病逝为标志性事件，在上海反腐、扫荡上海帮的行动取得了关键性的成果。离取得全面性成果，只剩下处理江本人。而郑恩宠手中掌握着的证据中就有江的两个儿子在上海非法圈地的事实。

据说在紧邻静安区的普陀区，发现江泽民长子江绵恒和普陀区政府也以周正毅在静安区的手法圈了一大块地，性质与周一样严重，既没有付任何土地转让费，也未对原居民作出合理赔偿，并一样强迫居民迁往远郊。另外发现，江泽民小儿子江绵康在上海郊区也圈了一块地，但尚未开发。

调查人员并没因为人物敏感而忍手，由于中央打了招呼，也没有人敢劝阻停查。这是调查上海名列福布斯排行榜第21位富豪的紫江集团老板沈雯时无意中发现的，沈雯是靠加工业发达白手起家的，他原是上海郊区马桥镇的农民，江绵康圈的地正好在他的老家。

目前再深挖下去，有习近平主政，相信郑恩宠不会再受到陈良宇上海帮们报复性的牢狱折腾。

郑恩宠显得信心十足，在谈到黄菊病逝的消息时，郑恩宠说，他的邻居听到哀乐第一个反应就是问：是不是江泽民死了？

郑恩宠：“现在我的权利方面，我会主张5件事情，我已经和他们府方人员谈过了，第1继续申诉；第2要求平反；第3要求经济赔偿；第4我要求尽快重返中国律师队伍；第5我要行使中国公民的出入境自由权利，因为直到现在已经有德国、美国、日本，以及香港方面对我发出了邀请，交流也好、作专题演讲也好。我现在正在准备稿件呢！但是他们能不能批，我能不能得到真正自由，现在还是个问号。”

然而从去年9月陈良宇下马开始的反贪腐风暴，到新的领导班子习近平上任，郑恩宠这个举报人不但没有得到嘉奖，反而是继续受到软禁。

郑恩宠认为他现在的处境反映上海官场的问题根深蒂固。他说：“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光只靠习近平一个改变不了。黄菊在上海经营了20年，这套班子全部是他的人马呀，上海光有区和县就是9个，部委和局级单位可能有100多个了，这些官员都是他提拔的。再说，这20年当中，几乎只有上海往外面调干部的，没有外面调到上海来深扎着的，很少很少。在中共党内形成了一个崛起的地方集团。”

江泽民两个儿子都违法乱纪，这就难怪江泽民在周正毅、刘金宝事件发生后，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几点看法”：黄菊同志、陈良宇同志在工作上、作风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已有认识，有组织审核结论，如不涉及违法、犯法，原则上不应再揪住不放。上海政局绝不能乱，局部乱也不行。一乱，其他地方跟风肇事乱，会失控。

以前，江通常在批示的结尾都专横跋扈地写上：“几点意见，请一议。”这次江在批示结尾写道：“几点看法，是否妥当，盼批评。”

江泽民知道再深查下去自身难保，他罕见地说了软话。下一波倒江行情的有待择机启动，必然以郑恩宠的民间报料为先导。铲除江泽民，才是真正挖掉了上海帮的老树根。

自从台湾分成蓝绿两大阵营后，中国大陆也出现了一个松散组织---大陆泛蓝联盟。其负责人是武汉市民孙不二。他们的宗旨和口号是：反对共产制度，认同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共同致力国家统一事业。

但是，这个组织不久前被大陆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继孙不二(文炎)5月24号被捕之后，其它几名泛蓝联盟积极成员6月初也相继被捕，他们和外界主要联系和沟通渠道----中国泛蓝联盟网站，里面所有的帖子都已经清空。

给孙不二、蔡爱民、张子霖等泛蓝联盟活跃人士打电话，都已经无法打通。

在湖南，泛蓝联盟三位积极成员张子霖、李冬卓、谢福林在本月初相继被警方带走。张子霖是被怀化县警方从长沙带走的。而不久前，他刚刚被刑事拘留15天获释。

湖南异议人士余志坚，同张子霖等泛蓝联盟成员“走得很近”。他对美国之音说，怀化县警方对张子霖的“敲诈勒索”罪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

“这个敲诈勒索罪完全是莫须有的。根本不存在啊。去年9月份，警察打了他，他并没有错。结果警方把去年的事情翻出来，严重升级，指控他是敲诈勒索。他们县里派出所的人，到长沙把他给铐走了。”

余志坚是89年所谓“涂污天安门毛泽东像”“三壮士”之一。因为那次行动，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在2000年得到假释。

湖南异议人士陈少文也和张子霖等泛蓝联盟成员非常熟悉。他说，不久前，张子霖给泛蓝联盟出了一本书，可能这本书导致多名泛蓝联盟成员被捕：

“湖南泛蓝联盟打算今年出版一本书。主要谈恢复民主思想的问题。其中，我也投了稿。张子霖想尽快把这本书给我寄过来。我估计可能就是这本书的问题。”

陈少文说，他了解到的泛蓝联盟今年的计划是：安全着陆；打好基础；扩大影响。

不过，孙不二5月下旬失踪后，张子霖给孙不二呼吁，也被抓了起来。而李冬卓和谢福林继续给孙不二张子霖呼吁，也在6月9号，分别被警方从家中带走，曾到过谢福林家探视的余志坚说，警方抓人的时候并没有告诉家属任何理由：

“我到了谢福林家里，他弟弟跟我说，警方没和家属说什么原因，就把人带走了。他们还以为带走几个小时，当天就回来，没有。5号带走的，6号还没回来。”

余志坚说，李冬卓家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警方来到家里，并没有说明理由就把人拉走了。据了解，警方只是把理由口头通知了被捕者本人。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大陆泛蓝联盟，尽管是跟着台湾的泛蓝联盟应运而生而且支持泛蓝联盟的理念，但是，仍没有得到台湾泛蓝联盟的承认。连战宋楚瑜05年访问大陆时及其以后，大陆泛蓝联盟多次发出了要求承认的呼吁，但都没有下文，不了了之。

获悉此消息后，我们立即致电刘贵琴女士的两个手机，一个打不通，另一个手机则为他人所持有。随后，天网立即启动紧急调查机制，要求湖北义工全力查清案件真相。

6月13日晚22点30分，我们终于联系上刘贵琴女士的丈夫熊玉国先生，请他介绍了基本情况。

前天晚上10点左右，6名郧西县国保人员前往刘贵琴女士家，出示国安人员手续后，要求会见刘贵琴女士，熊玉国觉得刘贵琴因身体不好已上床睡觉，就对国保人员说“刘贵琴到北京去了”。

这些国保人员始终在家赖着不走，刘贵琴便从里屋出来，问国保人员有何贵干。国保人员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2条第一款，有些事我们要问问你，请跟我们走”。晚11时，6位国保人员将刘贵琴家电脑主机封存，连同刘贵琴一并带走。

昨天下午17时，刘贵琴打电话给熊玉国先生“我已到郧西县看守所。你过来拿拘留通知书。”

熊玉国先生随即赶往郧西县看守所，刚到大门口，一个警察拦住了他，并拿出刑事拘留通知书，全文如下：

郧西县公安分局刑事拘留通知书
字2007048号
熊玉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1条之规定，我局已于2007年6月12日将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罪的刘贵琴刑事拘留，现羁押在郧西县看守所。
2007年6月12日
郧西县公安分局[盖章]

该消息一经发布，迅即在国际社会产生强烈反响，海外不少知名媒体做了详细报导，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著名主持人杨宪宏先生也就此专访刘贵琴、黄琦等。

十堰市郧西县访民则告诉我们，刘贵琴是一位真抓实干、低调务实的民意领袖。

而带领一家四口正在北京上访的十堰市郧西县访民郑大靖则介绍：刘贵琴大姐在郧西县和城关镇极具威望，是一个坚持正义，敢于同一切坏人坏事作斗争的民意领袖。

然而，民间维权力量的迅速增长令中共贪官污吏十分恐惧。2007年6月7日下午，十堰市访民汪素华致电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黄琦记者，十堰市委书记赵斌说你是反革命分子，反动网站，凡是与你联系过的人都要一网打尽。我是汪素华，是排在一号要抓判刑的人，求你尽快救救我们。”

6月9日，十堰市访民尹登珍再遭劳教。6月13日下午，杨宪宏先生还就当局一系列打压措施进行了专题访问。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强烈要求十堰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维权人士刘贵琴，停止镇压民间维权，正面应对访民依法上访；同时，我们再次正告十堰当局和赵斌本人，不要把怨愤发泄到普通访民和弱势群体上。

据悉，蒋斌于今天下午16点得到消息，其弟蒋琴已被批捕，随后，蒋斌立即致电武冈市政法委副书记邓建雄询问详情，邓建雄称不知情。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还得到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派出工作组前往武冈市，准备进一步调查殷小云死亡真相以及300警察抢尸等相关事件。

蒋斌还告诉我们，他今天前往北京某单位寻求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告诉他：“你寻求什么法律援助啊，你这个案件，媒体就帮你打赢了”。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强烈反对武冈市市委、市政府插手干预该案的正常进行，并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公安部、湖南省公安检察机关立即彻查该案，将造成殷小云非正常死亡的责任人绳之以法，保障公民基本人身安全不受非法侵犯；同时，当局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蒋琴。

【案件回放】自5月26日凌晨3点起，六四天网率先披露[300警察欲抢尸火化湖南农妇派出所死亡]后，已连续发出[凌晨湖南300警察抢夺农妇尸体成功]、[300警察抢尸续：市民捐上访款5000被抢]、[300警察抢尸续:全国媒体追踪官方警告游行]、[300警察抢尸续:武冈市委官员否认抢尸体]、【视频]六四天网实地专访蒋斌 300警察抢尸续]等报导；同时，中国大陆上千家官办新闻机构也在加紧追踪报导殷小云之死。

信息中心指出，原拥有二百六十名职工的华润公司，是老牌国营商业企业，去年企业改制，公司负责人企图将资产达人民币二千万元的华润公司以五百万元低价贱卖，而全部职工将被解除工作，解雇的补偿费很低，工作二十年的职工只获补偿二万二千元。

信息中心指出，为庆祝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当地政府花费上亿元，计划在呼和浩特市的铁路小区建立“铁木真主题广场”，该小区有一万三千户居民，主要是铁路职工，但当局拆迁补助只有每平方米一千三百元，远低于市价每平方米三千五百元的水平。

该市数千居民其后堵塞铁路小区的公路示威，导致呼和浩特至少五条公路线受到影响，当地交通从中午十二时至下午六时中断六个小时，后来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出面调解，堵路居民才散去。

据称，该事件被定性为特大群体事件，但当局封锁消息，通知媒体及网站不得报导任何有关讯息。

曾爱华于06年5月，在上海住所内被浦东新区国保人员绑架失踪；07年4月20日家人才收到她从上海市女子监狱寄来的信，才得知当局瞒着家属和律师驳回了她的上诉，并把她送进了监狱。

据家属告知，曾爱华早在07年2月12日，中共当局以所谓“制作和宣传法轮功资料及传播《九评共产党》光碟等罪名”，将她非法判刑3年。

曾爱华的女儿陈慕涵表示，今年五月中旬接到妈妈的信件，“得知母亲在2007年4月23日入狱后一周，就突发重度高血压（210/110毫米汞柱）病”，心理非常焦急，于是每天打电话到监狱，想询问母亲的身体状况，但第五监区的大队长袁某及直接负责曾爱华的第五监区第一中队队长施蕾，总是顾右左而言它，不肯正面告知妈妈身体状况。

陈慕涵说:“6月7日，她再打电话给施蕾，施没有挂断电话，而是开始播放污衊法轮功的录音。”

陈慕涵在电话中告诉施蕾，这个录音是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证。后来她再打电话过去时，施蕾换了一盘录音带继续播放，内容是1999年民政部的取缔通告和公安部的“六禁止”通告，时间长约几分钟，这种不接电话而给对方放录音的方式，让家属感到匪夷所思。

对于监狱这种播放录音方式是否属实，记者致电该监狱施蕾的4505分机，电话始终播放语音内容，并且无人接听。

记者接着改拨该大队队长袁某的4510分机，接电话的女士说:“开会去了。”对方立即挂断电话，记者再拨就无人接听。

对于监狱这种作法是否合法?记者致电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局长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不愿正面答覆，说:“记者不是被羁押者家属，不会对记者问题做任何回答。”

据悉，上海市女子监狱的第五监区是专门非法羁押法轮功学员的监区，当局为达到所谓的“转化”，不断在监室里反覆高声播放谩骂法轮功的录音。

据明慧网六月十三日报导，自从在五月中旬，从信中得知母亲曾爱华在四月二十三日入狱后一周就突发重度高血压（210/110毫米汞柱）后，陈慕涵每天都打电话到关押母亲的上海市女子监狱第五监区询问她母亲的情况。

第五监区的大队长袁某接到电话后先问是谁打的，然后就说自己不在或者说不知道是哪个袁队长，随后挂电话。直接迫害曾爱华的第五监区第一中队队长施蕾则总是装作听不见对方说话，说几声“喂喂”然后挂断电话。其他人接电话时，有时说负责人不在，大多数情况直接挂断电话。

二零零七年六月七日，在陈慕涵打电话给施蕾时，施蕾没有挂断电话而是开始放录音。录音内容是一个很尖厉凶狠的女声说的谩骂法轮功、法轮功创始人和法轮功学员的话。一共有十来句话，每句几乎都不超过十个字，共一分钟左右，循环不停地播放。陈慕涵挂断电话再打过去，对方接了电话不出声，继续播放该录音。

陈慕涵在电话里告诉施蕾，这个录音是她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证。于是，在她再打电话过去时，施蕾换了一盘录音带继续播放，内容同样的女声念的是一九九九年民政部的取缔通告和公安部的“六禁止”通告，长约几分钟。

第二天，在接到陈慕涵的两个电话后，施蕾又放了两种录音带，每个长约十几分钟。放的过程中，施蕾不出声，但每隔几分钟就拿起电话听筒听听对方是否还在听。等录音都放完了，施蕾就挂断电话。

明慧网称，狱警给打电话的人放洗脑录音，这种行为匪夷所思。这样的举动使外界知道了上海市女子监狱企图转化法轮功学员所使用的手段，也提供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最直接罪证。

截至发稿时为止，上海市女子监狱仍然没有对家属透露任何曾爱华目前的情况，对家属在五月二十日左右用挂号信寄出的会见和保释申请也没有任何答覆，并扣押了所有家属寄给曾爱华的信件。

自从曾爱华二零零六年五月被绑架以来，家属唯一一次见到她是在二零零七年二月一审开庭时。当时她面容浮肿苍老，走路不稳，并因未被允许佩戴眼镜而没有认出到场的家属。

曾爱华，女，58岁，会计师，退休前是东北证券上海总部的主管会计。曾爱华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曾连续多年被评为公司优秀员工，也是亲友同事眼中出了名的好人。曾爱华在2005年移居到香港，成为香港居民。她在几个月后回到了上海。2006年5月22日深夜，曾爱华在上海浦东五莲路780弄16号302室的住所内被上海浦东新区国保四科科长竺某、张某和浦兴路派出所警察邱麟绑架。警方同时抄走了数百张新唐人电视台节目和《九评共产党》的光盘、几十本大法书籍，以及电脑、手机、通讯录等等。

自此以后，曾爱华一直被关押在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在看守所中，曾爱华被强制不允许戴眼镜，但却还被强迫进行高强度的需要用眼睛看的劳动。在多次连续提审中，警察胁迫她讲出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以期作为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证据。曾爱华坚决否定迫害，不回答他们的提问，从未在拘留证、逮捕证和任何口供笔录中签字。为抵制对自己的非法关押，曾爱华还绝食抗议。

与此同时，曾爱华的女儿、澳洲公民陈慕涵在得知母亲被非法关押的消息后展开了积极的营救活动，受到了广泛的支持。澳洲几十位联邦议员都写信给澳洲外交部要求帮助曾爱华；两位参议员和一位市长直接致信中国驻澳大使傅莹表示关注此案；澳洲外交部在2006年7月举行的澳中人权对话中将曾爱华的案子作为澳洲政府关注的人权个案向中方提出；澳洲驻上海总领事馆曾多次向中共当局询问此案情况；虽然中共当局多次以曾爱华不是澳洲公民为由不予回答，澳洲外交部在与陈慕涵的多次通信中都表示澳洲政府非常关注此案，并将继续向中方提出询问，以帮助曾爱华。

2006年7到9月，陈慕涵到香港呼吁营救母亲，曾几乎每天都在香港中联办前静坐抗议。在她的呼吁下，香港多位立法会议员、区议员致信中共当局要求释放曾爱华。香港入境处、驻京办也曾多次向上海市公安局、法院转发曾爱华家属的抗议当局违法行为的信件。

从曾爱华被绑架开始，对于曾爱华受迫害的情况，澳洲、香港、美国等地的多家媒体都做了详细报导，并密切跟踪其进展。

2007年2月12日，上海浦东新区法院一审当庭判决曾爱华有期徒刑三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星期三对美国总统布什最近发表的讲话“表示强烈的反对和不满”。中国媒体报导，中国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布什总统星期二在华盛顿主持一个共产制度受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时强烈批判了共产极权的残暴和无人性。他说，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意识形态以及行动纲领导致千百万生灵涂炭。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美国一些政治势力出于冷战思维和政治需要，挑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对立。他还要求美方“放弃这种思维和意识形态划线的错误做法，停止干涉别国内政。”

北京学者张祖桦说，他读了布什的讲话，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他说，布什讲的都是历史事实，另外，人权、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美国人民需要，中国人民同样也需要，这不存在什么“内政”问题

张祖桦说：“上个世纪有两个大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给全人类特别是包括实行共产主义体制的这些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包括生命财产自由。像苏联和中国，都是死了千万人。”

张祖桦说，法西斯主义二战后基本已被克制，但共产主义，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已经解体，只剩下“中国和一些小的难兄难弟”还在“为患”，而布什这些话也就是让人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揭示真相，寻求正义。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说，在美国竖立起共产制度受难者纪念碑，让他深受鼓舞：他说：“这个事情，对大陆的人民是很受鼓舞的。大家今天上午去散步的时候，都在议论这件事情。大家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世界上很多人，对共产主义受难这个事情，都还记得。特别是提到中国，大家更是关心。”

至于这是否算是“冷战思维”，孙文广教授说，这是历史，不应该忘记。布什总统在讲话中提到了共产制度下有一亿人死于非命。孙文广说：“这一亿人大约都在中国。大跃进，死了两三千万，还有文革，还有土改......致死的人，大多都在中国。”

孙文广说，布什总统只是讲到了历史，实际上对于中国现实存在的大量侵犯人权的现象，并没有涉及。

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在世的时候曾说过“不出头、不争论”、“韬光养晦”这样的话。虽然布什这次点了一些共产党国家的名，甚至还点了非洲、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尼加拉瓜的名，但其它共产国家并没有出来反击，只有中国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北京学者张祖桦和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都认为，从某种意义上看，苏联和东欧集团解体后，中共把自己当成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发言人，认为自己有必要站出来对布什的讲话加以“反击”。

当胡锦涛三年多前取得中共统治权力时，某些中国知识份子包括记者，希望他能开放中共的政治体制，以及容许中国的媒体报导重要的新闻，如官员腐化以及农村的不安定等问题。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媒体所面对的是更为严格的控制。

中共的地方官员为了开发计划征收土地，给予农民相当低廉的补偿，并从中获利。无计可施的农民只好向政府抗议，而且抗争事件愈来愈多。据中共公安部的统计，2006年计有8万7,000件抗议、暴动，以及大规模行动等事件，其中有许多事件是发生在农村。中共的国营媒体通常不会报导这些事件。

某些网际网络博客异议份子和记者会运用其他途径报导这些事件，但他们之中不少人因此被判刑入狱。在中国要报导农民抗议事件已是一项危及生命安全的工作，根据总部在巴黎的无疆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组织2007年1月发表的年度报告，记者]报导此等事件而遭到人身攻击的事件约有40件，攻击他们的人都是各地中共官员及商人聘请的流氓、恶棍及外地来的建筑工人；此外，至少有31位记者因此被判刑入狱。

2006年，在中国的律师及法官被禁止向外国记者透露涉及农民及失业人口这种“重大事件”的所有信息，无疆界记者在其年度报告的总结说明中提及，新闻媒体业被迫进行自我检查，而且工作的风险性极高，仅次于采矿及警察工作。如报告中所陈述的，中共为了准备预定在2007年10月召开的下一届党代表大会，公安部门至少已逮捕12名记者，并且进行更为严格的监视。

记者在中国商业化的过程中，被要求取悦消费者及中共的各级领导人，并以此作为评价记者工作表现的标准，达此标准者所获得的额外津贴，有时超过记者正常薪资的一半以上。商业化过程对新闻业造成的扭曲价值观，已导致记者刻意避开那些不讨好的、涉及政治敏感性主题的新闻。

中共官员经常提醒记者什么是敏感的报导主题，包括异议份子、少数民族、高层官员的腐化，以及农工群众的暴动，禁忌的主题包括不为中共政权承认的宗教团体以及中共政权具历史意义的主题，如毛泽东在1957年推动的反右派份子运动，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大跃进”运动，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事件。

此外，中共政权透过全国性登记制度，以及强迫参加思想训练课程的方式监视记者，政府官员不但经常利用电话传达对报导内容的要求，有时也会分送宣传文宣。“自由之家”报告指出，近几年中共政府时常利用法规的灰色地带，控告记者诽谤，而记者通常是败诉的。

另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是，中共领导阶层对敏感性新闻事件的定义各有不同。以爱滋病为例，虽然胡锦涛及温家宝均主张对爱滋病议题采更为透明化的态度，不应该再掩盖这个事件。然而，胡佳指出，负责文宣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李长春主张淡化有关这个主题的报导。李长春与罗干支持掩盖爱滋病的传染与血浆交易有关的报导。中国爱滋病主要的运动份子高耀洁指出，血浆交易在中国境内到处都是，但中共国营媒体刻意避免报导血浆交易，以免触怒罗干及李长春。

由于中共政权运用相当庞大的资源致力于网络封锁工作，因此虽然根据新华社2006年5月6日的报导，到了2006年年底，中国会有六千万以上的博客，但少有博客敢于讨论敏感议题。2006年，计有52人因在网际网络上表达看法而被判入狱。为了避免麻烦上身，大多数博客选择上传流行文化及与个人有关的事务。

中共监视博客的工具，包括过滤及封锁“破坏性字串”，以及施压要求提供博客服务的公司监控内容。他们采用“清扫部队”清除博客的内容，涉及敏感性字眼如“自由”或“民主”的内容，都被列入监视范围之内。

有人认为网际网络与中国博客，是最有可能突破中共强加给媒体的限制及禁令的关键，就像最近重庆钉子户的新闻事件一样，博客是首先报导及传递这个事件的重要媒介，而且没有人知道是从哪一个博客开始报导的。钉子户事件上了博客之后，紧接着是有人以手机画面传递这个新闻的图片，而且很快就进入通讯网络。这种由民间开始传递的新闻事件，通常中共政权是很难控制的。

即便中共监视，仍然有相当多的中国网民具有相当的毅力及技术，例如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 RFA）的读者及听众，定期询问有关如何使用proxies（提供使用户端跨越远端界限存取物件），由此可知中国网民仍然可以成功的突破中共的监视系统。

《中国青年报》经营的《冰点》杂志前任总编辑李大同，在今年年初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表示，中共的领导人判断新闻内容的标准，是以其是否有利于或危及他们的领导权力而定，色情及粗俗的内容不会对他们的政治势力构成威胁，所以他们不会管制，但如果是他们认为会危及他们政治势力的内容，他们就会监视并且阻止刊登。

李大同也发现，网际网络较传统媒体更为弹性，但网际网络能做的报导仍属有限，因为通常是随机的报导，而且是片断的内容，只有拥有专业的专业记者才能进行深入调查及报导。

曾几何时，体育运动与竞技以及它所生长出来的体育明星曾令多少国人如醉如痴。善良的中国人在人类自强不息、挑战自我的体育精神引领下对体育运动所激发的民族精神崇尚有佳。然而，中共正是利用了中国人民族自尊与自强感，把体育运动所倡导的精神自强误导成了精神霸权，把体育运动所需要的奋斗品质变异成了你死我活的阶级争斗。无论是体育场上的明星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倾听着充满血腥与暴力的国际歌旋律，内心混杂着被党文化愚民教育所灌输而产生的“战胜西方列强”的狭隘民族感，泪水涟涟。然而，从输出共产政治的“乒乓外交”到国际体坛上“五星血旗”的悬挂，从五十年代运动员内部的“让球风波”到现如今诸多世界级冠军下岗失业，再到今天的所谓“新奥运、新北京”，明星在变，口号在变，观众的面孔在变，中共邪恶的本质却从来没有变。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共产党从来没有把体育当作体育，体育本没有国界，共产党的体育不仅有国界，还要讲党性。党指挥枪，党还要指挥球、杆、田、径。党在乎的是你今天能否为党争光，并不在乎明天你老弱病残。体育运动本身不要紧，体育所能被利用而发挥出的政治运动功能最要紧。

党所倡导的体育精神就是“五星血旗，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在这样的邪恶主旨下，中共把体育欺骗延展到了全球。2001年中共对国际奥委会谎称改善人权，才勉强获得08年29届奥运会。为进一步迷惑国际社会，中共提出“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三大理念。

2006年6月至9月，北京以奥运的名义强行关闭了50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共每年6千亿公款吃喝，拿个零头就够了，曾经为北京城建、奥运设施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就这样被“义务”“教育”了。迄今为止，北京当局仍然打着奥运幌子强行拆迁民宅，低价强买居民合法住宅土地。是“绿色奥运”，还是“迁拆奥运”？

据中共公安部门人士透露，二零零七年四月初，公安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发密件《关于严格开展奥运会及测试赛申请人员背景审查的通知》。这份通知中，包括法轮功学员、新闻媒体、宗教人士等十一类四十三种中外人士被禁止参加二零零八年将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有网民分析，需要审查的人数可能是六位数，中共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具备非常庞大的海外间谍系统，是“科技奥运”，还是“间谍奥运”？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七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导披露，中共获得二零零八年奥运举办权后，中共副总理立即宣布说，获得奥运举办权证明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正确的。二零零五年，某信息刊物披露，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刘京受命在奥运会开幕前消灭法轮功。并向全国公安部门下达指令要求支持这一行动。同时还向驻外使领馆派出特务间谍渗透到法轮功学员中。这就是四月份下令开展的大规模海外间谍活动。

据明慧网报导，2006年10月30日锦州法轮功学员李凤秋被锦州太和分局和西郊派出所恶警绑架，送至辽宁省沈阳马三家教养院，中共抛出的理由是“法轮功阻碍奥运会”，说抓她是省里的指示，由市公安局王局长批示的；2007年4月14日，六名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法轮功学员被当地警察绑架，4月28日，法轮功学员刘长富、杨晓勇、韦丹权、安玉敏、程超被非法劳教。他们被抓并非犯了什么罪，据抓人者炫耀，上面拨款十万元专款，要破获法轮功“破坏奥运”的大案，他们仅跟了二天就“破获”了。由此可见，奥运已成中共加重迫害法轮功的藉口。

《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它将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为一体。奥林匹克主义所要建立的生活方式是以奋斗中所体验到的乐趣、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和对一般伦理基本原则的推崇为基础的。”《奥林匹克宪章》还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使体育活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的发展。”

关注法轮功人权状况的国际性组织“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与独立调查员、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日前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希望他们能在未来两月内，结束对法轮功群体和高智晟律师等良心人士的迫害，指出奥运会和属“反人类罪”的迫害在中国同时进行将是全人类的耻辱。

据悉，08年奥运圣火将于明年5月接至中国境内，从中国山东泰州的泰山脚下开始续接。综观中共当局在获取奥运主办权后的系列人权迫害举动，这把火将成为焚烧奥林匹克精神的伪火。

鉴于此，也为了进一步制止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6月13日举行5国家和地区同步记者会，公布“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计划，目的是藉着全球巡回传递人权圣火，抗议中共违反奥运会和平精神，打压人权越加恶化；并呼吁国际社会拒绝让象征人类和平的奥运变成“血腥奥运”。

生活于中国大陆的人大都知道，战死于1948年5月25日辽沈战役隆化战场的解放军战士（班长）董存瑞，以“手托炸药包炸碉堡”而成为“新中国”树立的第一个“开国英雄”，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董存瑞》获得国家大奖，“董存瑞精神”从此家喻户晓，远播海外，先后写入小学课本、军史、党史，为中共增添了不少光彩。但是近十年来，电影《董存瑞》导演郭维却多次公开揭露：“董存瑞托起炸药包炸碉堡无人亲见是事后推测”，一起“真假董存瑞”案如电闪雷鸣，让人们纷纷怀疑，不仅仅文革中的英雄有假，“新中国”以来树立的所有“英雄”可能都有移花接木、添油加醋拔高造神弄虚作假，执政党的宣传诚信平添新危机。于是乎中宣部部长刘云山3月26日强调：宣传思想战线要“努力为党的十七大召开营造良好的理论、舆论、文化和社会思想氛围”！3月29日，年届85岁的著名电影导演郭维及支持者《大众电影》杂志和央视《电影传奇董存瑞》节目组被军队背景的人物告上北京法庭立案审理。

4月12日，《辽沈晚报》等诸多媒体报导：“日前，当年亲眼见到董存瑞炸碉堡的宋兆田、程抟九、肖泽泉3位80多岁高龄的老战士，联合董存瑞的妹妹董存梅、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隆化董存瑞烈士陵园、隆化中学，以侮辱、诽谤董存瑞英雄形象为由共同将《大众电影》杂志以及央视《电影传奇——董存瑞》节目组和电影导演郭维告上法院。10日，受托为原告法律代理人的沈阳军区政治部刘国彬大校披露了该案的前后缘由，并透露，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已经正式立案审理。”诉状除要求上述单位和个人公开道歉，还索赔10万元。

郭维1954年接受《董存瑞》导演任务时，曾多次深入部队对董存瑞事迹作了全面调查，有许多真情一直不敢外露。第一次披露董存瑞“关键英雄动作”有假，是在十年前——1996年第10期的《大众电影》刊登了一篇《英雄启示录》，74岁的郭维在这篇记者采访文章中说：“他（董存瑞）举炸药包牺牲是许多专家经半年考察论定的。”文章发表后虽有人不满，但多数人能接受。

十年后，《大众电影》在2006年7月出版的第8期又发表了题为《〈董存瑞〉：“真实”创造的经典》的访问记，84岁的郭维在文章中再次强调：“没有人亲眼看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的情景。”几天后，8月19日，在央视电视专题片《电影传奇——董存瑞》中，接受访问的郭维第三次挺身证明“董存瑞的英勇献身”是事后推测出来的：“以后怎么知道、确定他（董存瑞）是托着炸药包炸的呢？最后有人建议挖这个桥底下。结果最后挖到一定深度的时候，挖出一个袜底来，就是董存瑞媳妇给董存瑞缝的。班里的同志都知道，这是董存瑞的袜底。这么确定这是董存瑞……”

也许时势与十年前大变了，时值全国厉行“八荣八耻”教育，这一下郭维捅马蜂窝了，董存瑞家人和生前部队、战友等等，一起上阵兴师问罪。2006年7月12日《解放军报》发表专版文章，猛批歪曲董存瑞事迹媒体，称中华民族不可辱；2006年9月26日，在一个名为“铁血社区”的网站里，又有人以“文存”笔名发表了一篇名为《进一步玷污董存瑞的人是不自量力的最后挣扎》的帖子，对《大众电影》及郭维提出尖锐的批评。但郭维毫不后退，支持郭维的中国电影家协会出面，以“此帖严重诋毁了中影协的名誉”，将帖主告上法庭。这让那些一直为恢复董存瑞名誉奔波的人既怒火中烧，又无可奈何。

人们都明白，电影《董存瑞》导演郭维在此事上没有作伪证的利益动机。从政治上说，郭维本是一个老共产党人，1938年加入陕北公学流动剧团，参加演出了《白毛女》等名剧；1949后曾任河北省文工团团长，1950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其导演（兼编剧）的惊险片《智取华山》，获1956年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争取自由和平奖；1954年调任长影导演，执导《董存瑞》，又获1956年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郭维毫无必要向自己参与塑造过的英雄董存瑞身上泼脏水，只是想将自己知道的“拔高”告知世人，还原真的董存瑞。

相反，一些极力自称亲见或深信董存瑞“手托炸药包炸碉堡”的人，都是靠大树董存瑞获大利殊荣的人——这只要看看，因“发现董存瑞有功”的冀察热辽军区政委程子华，不断晋升，1978年任民政部长后，将董存瑞的妹妹董存梅也调到了民政部。由此可知，所谓董存瑞生前战友、部队和相关单位（如隆化董存瑞烈士陵园、隆化中学等），皆因害怕董存瑞英雄事迹有假降低纪念规格而失去既得利益。

以“真假董存瑞”一案争论焦点来区分，双方较量的台前阵容可分为“真派”与“假派”——称“董存瑞手托起炸药包炸碉堡是真有其事”的“真派”有：沈阳军区政治部刘国彬大校（原告法律代理人），董存瑞的妹妹董存梅，曾经亲自指挥隆化战役的冀察热辽军区政委程子华的代理人林爽爽（程子华女儿，曾用名程宫林，系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巡视员、原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战斗英雄郅顺义的儿子郅海川，《解放军报》、《炎黄春秋》杂志，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隆化董存瑞烈士陵园、隆化中学及其战友宋兆田、程抟九、肖泽泉3位80多岁高龄的老战士，“文存”、“沈文”（集体意志执笔者）。此派的后台可说是执政党领导的军队和主流意识形态。

说“董存瑞托起炸药包炸碉堡无人亲见是事后推测”的“假派”有：电影《董存瑞》导演郭维、央视《电影传奇董存瑞》节目组、刊登郭维的访谈文章的《大众电影》杂志、中国电影家协会，广大网民。此派的支持者是自由主义思想者和民意。

虽然“官强民弱”，双方力量如此悬殊，但是目前强大的“真派”内部却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漏洞，让“假派”抓住了新疑点，有了以弱制强的正义。“真派”中78岁的程抟九，自称能见证董存瑞的一个老战友，时任第四野战军11纵队32师政治部宣传干事兼宣传队副队长（后任该师副政委），据刘国彬大校此次在《解放军报》发表的长篇通讯《请尊重烈士用生命和鲜血写下的历史》中引用其回忆：“隆化解放前，我由师宣传科下到六连，亲眼目睹了董存瑞的英雄壮举。战斗结束第二天（1948年5月26日），连里召开战评会，我没参加，凭着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激发的激情，在连部写成1000多字的《马特洛索夫式的伟大战士———董存瑞》稿子，当晚给郭指导员读了一遍，他说挺好。第二天我回到师政治部宣传科，正逢《冀热察导报》的记者在，我说了董存瑞舍身炸桥堡的情况，把稿子交给了他。他阅后提出：董存瑞个人这种精神值得赞扬，但这种做法不能提倡。我太注重他的意见，没能及时在自己办的《战士报》上刊登这篇文章。”这一回忆分明说，当时除了程抟九，并无其他上级部门来董存瑞连队采访董存瑞英雄迹。

但一个署名“沈文”的人却撰文说，原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隆化攻坚战总指挥程子华，早在1948年5月25日下午4时多（既董存瑞牺牲后几个小时），就亲自发现了董存瑞英勇舍身炸碉堡——“战斗还没结束，程子华带前指人员进城视察战果，走到隆化中学前面，忽然见一个班的战士在那里哭，他很奇怪，为什么打了胜仗还哭呢？一问才知道他们的班长董存瑞为掩护全连冲锋，为了减少战友的伤亡，只身托住一包黄色炸药，炸掉了一个架在旱河沟上的暗堡，自己英勇牺牲了。战友们在战场上找了半天，找不到班长，最后只捡到一只鞋，好像是班长的遗物，现正对着这只鞋哀悼他们的好班长呢！听到看到的这一切，程司令很感动，对全班战士进行了安慰和鼓励，并对秘书齐速说：“你连夜到董存瑞同志所在部队去，搜集有关董存瑞的事迹，专门写一篇报导给《群众日报》刊登。”当即，齐速去董存瑞所在部队采访，后写出了《共产党员奋不顾身，董存瑞自我牺牲使隆化战斗胜利完成》的报导。（1948年7月11日刊登于《群众日报》）同时，程子华也撰写了《董存瑞同志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发表在同一天的报纸上。

这两个见证相互矛盾，透露一个大疑点：程抟九称第二天就写出了“董存瑞”，但程司令秘书齐速“连夜到董存瑞同志所在部队去，搜集有关董存瑞的事迹”，程抟九身为师部宣传干事，正在连部，为何既不参与接待，更不向其提供自己的稿件而让其积压？事后回忆又对此毫无提及？而齐速所写董存瑞报导在1948年7月11日才发表，这距采访日1948年5月25日长达46天—— 一篇事实清楚（有多人见证）的新闻，需要这么长时间采写让新闻变旧闻？这只能证明郭维所说有根据：董存瑞死后部队虽很快通知了其家人，但开始并没有定为烈士。如果当时有多人见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的“关键英雄动作”，能不立即宣布为烈士？！因此，程抟九和“沈文”的互相矛盾，必有一人在做伪证。这两人皆是有身份的人——“沈文”称有齐速之书为证，可见，这一伪证后面大有来头。

据《扬子晚报》报导，央视《电影传奇》方面4月13日出面回应了以刘国彬大校为代理人的“真派”的起诉，“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都有不同的态度和观点，我们肯定不会责备导演。这件事情就让法律去解决吧！”

这样强势的回应，是否表明以郭维为代表的“假派”这一次又可能获胜？有分析家认为，不然，值此“十七大”召开前夕，官方必须支持“真派”。

以正反两方面“典型”教化百姓，乃“新中国”建立五十八年来一大安邦治国之策。所谓“正面典型”，即“英雄模范”，如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等；所谓“反面典型”，即“恶霸贪官叛徒”，如刘文彩、林彪、四人帮、陈希同、成克杰等。这“正反典型”乃“新中国”立国基础之一，其真实虚伪事关执政党有无诚信道德，多年来列为讨论禁区。虽然改革初期大张旗鼓揭露了文革一些正反两方面“典型”皆是伪造（如大庆、大寨假典型，彭德怀、刘少奇冤案），“六四”风波后便刹车了。直到近些年，“侠以勇犯禁”新风又起，不断曝出一些“开国典型”也来自弄虚作假的新闻，先是有学者撰写“刘文彩真相”专著，揭露其中的造假加恶，制造“阶级斗争”伪证；后又有人发现雷锋并非艰苦朴素，发现刘胡兰是被乡亲们铡死，并非敌人行刑；至于林彪、四人帮、陈希同、成克杰也有冤的学术争鸣亦与日俱增；“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乃事后推测”算是最新的曝光假英雄丑闻高潮。这一系列解构，虽然是实事求是，却以水滴石穿之力动摇国本，让人们发现，今日中国假冒伪劣成灾，诚信缺位，可能根子就在执政党长期塑造假英模！这样严重的信任危机，自然引起高层高度关注。此次“真假董存瑞”案由沈阳军区政治部刘国彬大校出任原告法律代理人，绝非个人行为，必有组织安排。这充分说明，此案并非普通名誉权案，而一个事关“新中国”执政党有无诚信的大是大非的“政治案”。试想，刚刚产生的“十七大代表”，有不少是以“英雄模范”资格当选，如果连多年宣传得家喻户晓的董存瑞英雄事迹都有假，一些“十七大代表”的模范言行又怎能让人不生疑？新近宣传的“践行党的创新理论”模范方永刚，又怎么取信于民？如若“假董存瑞”让“十七大代表”的诚信也生疑，“十七大”的决议又如何有合法性？可以说，扞捍卫董存瑞，就是捍卫“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的合法性。

中国的法庭现在仍是“党天下”的“政治法庭”，这从“《收获》杂志假广告案”等诸多案例唯旨意是遵，颠倒是非，尽可明知。有了这样的背景，“真假董存瑞”案中的说真话者不论有多少真理在手，获胜的可能性也几乎是零，这从“老右派”郭维近日只能以沉默抗争，足以预警。

香港主权移交10周年之日，民主派将发起第五次七一游行，争取实现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主办单位预计将有5万人参加今年的七一游行。

据BBC报导，香港民阵公布，今年的游行主题是“争取普选、改善民生”，游行的主体颜色是白色，象征争取普选的纯洁愿望，预计将有五万人参加。

孔令瑜估计，此前民建联主席马力对六四事件的批评，还有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关于香港治权的言论，将刺激今年参加游行的人数增加。

她说，今年的游行队伍将由长者带头，寓意长者争取民主已久，希望尽快落实普选，也代表争取香港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代表民阵跟警方交涉，他透露警方提出只封闭马路上一条行车线让游行人士通过，并要求游行在3.5小时内完成。

另外，李卓人也透露，香港立法会全体民主派议员将在6月30日深夜登上立法会大楼露台，重演10年前的“告别演说”。

1997年6月30日深夜，在香港政权即将从英国移交中国之际，当时的民主派立法局议员登上议会大楼露台发表“告别宣言”。

他们抗议北京不承认当时香港总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另起炉灶”成立临时立法会，使立法议会“直通车”过渡不能实现，民主派议员们被迫“下车”。

他说，香港过去10 年，在民主化进程上没有什么进展，令人惋惜，事实上目前的情况，是退回1995年前。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李华明向本台举例，现在立法会享有的权利，比回归前还少---

李华明：“1995年时，当时的港英政府取消了区议会的委任议员。但在回归之后，却加了委任议员，我相信这很明显是退步了；还有95年时，九个功能组别的议席差不多可以说是普选的，现在的功能组别是回到以前小圈子选举，很少选民投票，所以这也是退步的民主的选举制度。”

彭定康：“大家都知道，香港人迟早会透过投票箱治理香港，而此事愈早发生愈好。”

彭定康表示，希望香港能有机会向中国示范，引入民主不会出现失控。他说，英国留给香港的遗产，是法治、廉洁、市民对公务员的信心，以及拥有公民的感觉---

彭定康：“但最重要的贡献，是来自香港人自己，尤其那些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人，他们争取得来的民主，比英国给予过的更多”。

问到有建议指港人参选特首前要先经北京“筛选”，是否有违《联合声明》对民主的构思时，彭定康未有正面响应，只说世上有很多种民主，人们能分辨哪些是真民主---

彭定康：“当你看到一个公平和不公平的制度时，你们一定能够分辨出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以及多名亲北京人士，连日来多番重申特区的权力均是由中央政府授予，香港没有剩余权力，又指中央所做一切都是为香港好的言论，多名民主派成员都认为，该次的“权在中央论”与2004年初的“爱国论”非常相似，而且有备而来，担心人大常委会将再次释法，否定2012年双普选的机会。

香港亲北京《大公报》星期二的一篇评论说，在单一制国家下，处理北京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主导权在北京中央。这是中央享有的权力里边十分重要的一项，是单一制原则和国家主权的体现。然而，民主动力召集人蔡耀昌向本台表示，如果真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北京中央就应该放手让港人处理---

蔡耀昌：“大家都很清楚，香港大部份的市民都是要求尽快落实双普选的，港府不可能永远违背港人的意见，然后推说社会上还没有共识。”

今年的七月一号是香港回归十周年，港府为此筹备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而泛民主派也将在当天发起七一大游行，以“争取普选、改善民生”为主题。

主办机构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孔令瑜透露，自从马力发表六四事件言论后，保安局已多方打听今年游行的反应会否更为踊跃，吴邦国发表言论后更为紧张，而近日也有多达四、五次申请在街头摆设筹款摊位被相关的政府部门拒绝。她指出，吴邦国近日的威胁是要提醒港人，香港没有权决定普选，因此港人需要争取。

有条件享受此项福利待遇的人，必须在遭受过迫害的同时，曾入狱超过半年以上。福利将只提供给月收入少于1035欧元的单身人士，或月收入不达1385欧元的已婚人士。参议院批准后，法案才能正式生效。

据估计，42000名前东德居民有权享受此项福利待遇。德国政府每年将支出一亿欧元来实施此计划。

反对党及“共产暴政受害者联合会”会长对此法案的意义表示认同，也批评说：对大部份受前东德共产党迫害者而言，这项福利提供的经济援助力量不够。虽然许多受害人没进过监狱，但受到过暴力统制的其它不公正待遇。

法案的内容还包括将相关组织“援助东德犯人基金会”的资本上升到3百万欧元。

1992年，德国政府已经给最严重受害者提供了救援帮助，从1994年起，政府对曾被东德共产党排斥在外，以及因政治原因失去工作的人提供就业机会。

【大纪元6月14日讯】译者按：本文节译自美国总统布什2007年6月5日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举行的“民主与安全会议”上发表的演讲。题目为译者所加。

在这个大厅，有来自5大洲17个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民主活动家。你们遵循着不同的传统，你们信奉着不同的信仰，而且你们面对着不同的挑战，但你们都怀着一个坚定的信念走到了一起：那就是自由是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不可转让的权利，自由是我们世界建立永久和平的途径。（掌声）

这次会议是我们这个时代三个伟大的自由宣导者发起的，他们是：阿斯纳尔，哈韦尔和沙兰斯基。我感谢他们邀请我来到这个令人鼓舞的会议上发表演讲，并向世界表明，一个具有崇高道德和勇气的人是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的。

今天，我们在捷克共和国——这个位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国家，也是为自由而奋斗的国家——召开这个会议是恰如其分的。90年前，TomasMasaryk（译者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独立捷克国家的奠基者、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就宣布了捷克斯洛伐克建立在“现代民主理念”基础上的独立。但这一民主进程却被中断了，开始是被纳粹分子，后来又被共产党人，他们发动了可耻的政变，夺取了国家政权，当时的外交部长就牺牲在了这个宫殿的院子里。

虽然经过了苏联占领的漫长的黑暗时期，但这个国家为争取自由的斗争却从未停止过。在布拉格之春的改革中，在77宪章运动的吁求中，世界看到了自由的力量。这些种种努力遭到了坦克的镇压，棍棒的威吓，秘密警察的逮捕，但暴力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1989年，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瓦茨拉夫广场要求自由，魔灯剧院成为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总部，工人们举行了罢工。在数周内，共产党政权崩溃了。哈韦尔从一个国家囚犯变成了国家元首。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用天鹅绒革命撕碎了铁幕。

在整个东欧，相似的情景在一一展现。在波兰，肇始于一个造船厂的运动（译者注：团结工会运动）解放了全国人民。在匈牙利，悼念者聚集在英雄广场，为一个被谋杀的改革家（译者注：指匈牙利前总理纳吉）举行葬礼——同时也埋葬了共产党政权。在东德，千家万户因祈祷会聚集在一起，并且寻找到了推倒柏林墙的力量。很快，争取自由的运动从屋顶室、教堂地下室蔓延到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大街小巷。正是在这个大厅，华沙条约组织被和平的解散，在70年的压迫统治之后，苏联分崩离析，不复存在。

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成就背后，是自由在这场观念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共产党国家曾信奉一种威严的意识形态，他们宣称掌握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但最终，人民抛弃了它，因为他们要生存，因为他们要崇拜上帝，因为他们要向孩子讲真话。共产党国家也曾经历别列日涅夫、昂纳克和齐奥塞斯库等人的严厉统治，但最终，它战胜不过瓦文萨和哈韦尔的理想，萨哈罗夫和沙兰斯基的抗拒，雷根和柴契尔夫人的决心以及约翰保罗的无畏见证。历史的经验清楚地说明了一个真理：自由可以被抵制，自由可以被拖延，但自由绝不能被抗拒。

解放后，中东欧国家开始了向民主的艰难转型。各国领袖进行了艰巨的必要改革，以加入北约和欧盟。巴尔干以及之外的国家的公民获得了自由。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战争和苦难之后，欧洲大陆现在终于获得了和平。

随着这个新时代的到来，对自由新的威胁也接踵而至。一代代人在世界黑暗和压迫的角落里长大成人，他们在政府里没有声音，他们对未来没有希望。这种被压迫的生活滋生出了深深的怨恨情结，怨恨又转化成了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和暴力活动。世界从911的恐怖袭击中看到了这种仇恨的结果。

一些人只要求对这一袭击作出有限的回应。但事实上，911事件表明，国际社会面临着一个更广泛的危险——伊斯兰极端分子正在威胁着全世界各地的自由人民。极端分子的野心是要建立一个极权主义帝国，这个帝国包括了目前所有的穆斯林领土，甚至包括欧洲的一部分。他们实现目标的战略是通过采取无情的恐怖主义袭击手段，来恫吓全世界，让世界不战而降。

为了对抗这一敌人，美国及其盟友采取了主动攻势，全面动用了军事、情报和执法能力。但这场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冲突。就如同冷战一样，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人类观念之间的斗争。一方是极端分子，他们允诺天堂，却公开地鞭打和压制妇女，制造着人肉炸弹的生活。另一方是大量的温和的男人和女人——包括穆斯林世界千千万万的人——他们相信，每个人都应当过有价值、有尊严的生活，任何人都无权随意剥夺。

在反抗极端主义的斗争中，最强大的武器不是子弹或炸弹——而是对自由的普遍诉求。自由是我们建国者的理念设计，是每个心灵的渴望追求。自由是一个国家释放创造力和经济潜力的最佳途径，自由是一个社会追求正义的惟一秩序。人类自由是实现人权的唯一途径。

扩展自由不仅仅是一个无可辩驳的道德要求，——从长远来看，它是保护我们的惟一的现实途径。数年前，萨哈罗夫警告说，一个不尊重自己人民权利的国家也不会尊重其邻国的权利。历史证明他是对的。对其人民负责任的政府不会相互袭击。民主国家可以通过政治协商解决问题，而不是寻找代罪羔羊。可以公开不同意领导人意见的年轻人极少会采纳激烈的意识形态。而人民享有自由的国家也不会支援极端分子——他们将团结起来，击败极端分子。

正是出于所有这些原因，美国承诺要推进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事业，取代那些专制和激进主义的政权。（掌声）这是我们在考虑中的一个历史性目标。在我的第二届任职演说中，我向美国保证，要彻底根除和终结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暴政。一些人把我称为“持不同政见者总统”。如果因为支持世界的自由事业而使我成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那么我愿骄傲地戴上这顶头衔。（掌声）

美国将以多种方式追求我们的自由议程——一些是看得见的、公开的，另一些则是静悄悄的、隐秘的。结束暴政需要道德良心力量的支援，它会从内部削弱专制社会。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列·阿马利克将一个独裁国家比作时时把枪指着敌人的士兵——直到他的手臂最终疲劳，犯人逃跑。自由世界的作用就是给世界上暴君的手臂增加压力——并且加强犯人试图加速政权崩溃的力量。

因此，我私下接见了世界上一些最坏的独裁国家——包括白俄罗斯、缅甸、古巴、北朝鲜、苏丹和辛巴威——的持不同政见者、民主活动家。在此次会议上，我期待着会见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包括来自伊朗和叙利亚的持不同政见者。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叫马穆·胡姆斯的叙利亚人，2001年他是叙利亚议会的独立派议员，仅仅因为发表了一个要求政府尊重人权的声明，仅仅因为这一完全和平的行为，他就遭到了逮捕并被投入监狱，与其他争取自由叙利亚的无辜的宣导者们一道度过好几年的铁窗生涯。

我将会见的另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是中国的热比娅·卡迪尔，她的儿子们身陷囹圄，我们认为这是对她从事人权活动的一种报复。象热比娅这样的人才是他们民族最宝贵的财富，价值远远超过他们军队的武器或是地下的石油。美国呼吁每个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国家要结束其压迫，信任其人民，并给予其公民应得的自由。（掌声）

还有许多的持不同政见者不能和我们在一起，因为他们遭到了不公正的监禁或软禁。我期待着有一天，白俄罗斯的亚历山大·库祖林、缅甸的昂山素季、古巴的奥斯卡·伊利亚斯·比斯塞特、越南的阮文力教父（音译）、埃及的阿曼·努尔（掌声）能够来参加今天的会议。其中有一个政治犯的女儿今天就在我们这里，我想对她说，对所有的家庭说：谢谢你们的勇气，我为你们的平安和力量祈祷。我呼吁立即无条件地释放你们所爱的亲人。（掌声）

在美国的眼里，今天民主的持不同政见者就是明天的民主领袖。因此，我们正在采取新的步骤，加强我们的支援力度。最近我们设立了人权守护者基金，为受到专制政府逮捕或殴打的民主活动家提供法律辩护、医疗救助等援助措施。我强烈支持会议准备发表的《布拉格文件》，文件指出，“保护人权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至关重要”。为了实现宣言的目标，我已要求赖斯国务卿向每一个在不自由国家的美国大使发出指令：竭力寻找并会见民主运动活动家，竭力寻找要求人权的人们。（掌声）

生活在暴政下的人民需要知道他们没有被遗忘。北朝鲜人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在那儿持不同政见者被残酷镇压，他们与南方的兄弟姐妹骨肉分离。伊朗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有权规划自己未来的民族，但他们的自由权利却被一帮谋求核武器的极端分子剥夺。古巴人也极其渴望自由——随着国家进入转型期，我们必须坚持自由的选举、自由的言论和自由的集会。（掌声）

在苏丹，自由遭到了抗拒，基本人权被一个正在对自己人民实施种族屠杀的政府践踏。我要对所有遭受暴政统治的人民说：我们绝不饶恕压迫自由的人。我们将永远支持你们的自由。（掌声）

自由在那些取得一些进展的国家也遭到了攻击。在委内瑞拉，民选领导人正利用浅薄的民粹主义破坏民主制度，强化其对权力的掌控。乌兹别克斯坦的政府正继续通过监禁人权活动家来压制独立的声音。越南最近也逮捕并拘禁了一群和平的宗教和政治活动家。

这些事态发展尽管让人感到消沉，但有更多的理由保持乐观。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上仅有45个民主政体，但现在已经有120多个民主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民现在生活在自由当中。享受自由福音的国家的人民有责任、有义务去帮助那些正在为建立自由社会而斗争的人民。为此，美国为民主计划投入了将近两倍的资金。我们正在与八国集团的盟友们一道，通过未来论坛这样的倡议推动中东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的崛起。我们正在与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的新兴民主国家紧密合作，我们祝贺叶门人民举行了里程碑式的总统选举，我们祝贺科威特人民的选举，妇女第一次有了投票权，第一次可以参加公职竞选。（掌声）

我们坚定地与黎巴嫩、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站在一起，因为他们在保卫他们的民主果实不被极端的敌人窃取。（掌声）这些国家的人民正在为自由作出巨大的牺牲。他们赢得了自由世界的尊敬，他们赢得了我们坚定的支持。（掌声）

美国也正在使用其影响力，敦促象埃及、沙乌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这样的伙伴迈向自由。这些国家已经采取了勇敢的措施去对抗极端分子，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扩大自由和透明度。但他们仍有一大段路要走。美国将继续鼓励这些国家开放其政治体制，给人民更多的言论权。这不可避免会带来紧张。但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既深且广，足以承受这一变革。正如我们在冷战时与韩国和台湾的关系所证明的那样，美国一方面可以保持友谊，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一国走向民主。（掌声）

我们也将这一经验运用于我们处理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问题上。（掌声）美国与这些国家建立了深厚的工作关系。我们的友谊是复杂的。在一些领域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我们紧密合作。而在另一些领域，我们却有着强烈的分歧。中国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可以继续开放本国的经济而不用改革其政治体制。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掌声）在俄罗斯，曾经一度赋予公民权利的改革已经偏离了轨道，对民主的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我们良好关系的一部分就是可以公开地谈论我们之间的分歧。因此，美国将继续与这些国家保持关系——但我们绝不会放弃我们的原则或我们的价值观。（掌声）

我们赞同，自由社会的形成和建立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发展速度。民主的一个基本属性就是，它必须反映本国的历史和传统。然而，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要素——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独立法院执行的法治；私人财产权；以及在自由公正选举中进行竞争的政党。（掌声）这些权利和制度是人类尊严的基石，随着各国探索符合本国的自由发展之路，他们必定发现美国是一个忠诚的伙伴。

扩展自由的边界是将全世界民主国家团结起来的一项任务和使命。对自由最伟大的贡献是来自于曾经对暴政有着最鲜明记忆的国家。我赞赏捷克共和国对白俄罗斯、缅甸和古巴的人权计划的支持。我感谢德国、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克罗地亚对新的联合国民主基金会作出的贡献。我万分感谢中东欧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对阿富汗和伊拉克作出的承诺。我赞赏这些国家愿意尽其所能，去帮助想自由地生活在自由社会中的人们。（掌声）

自由的议程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创造一个别样的历史。任务非常艰巨，也不会立竿见影。这中间将会有胜利，也有失败，有进步，也有挫折。结束暴政不能希冀一夜之间就能实现。当然，对这一目标也有许多批评。

一些人认为，结束暴政意味着“将我们的价值观强加”在那些与我们价值观不同的人或那些生活在自由还未扎根的世界的人身上。这一论点经不起反驳，如果给人民一次选择，他们必定选择自由。当拉丁美洲的人民从独裁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的时候，当南非人民用自由社会取代种族隔离的时候，当印尼人民结束长期的威权统治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自由；当系着橙色丝带的乌克兰人要求计算选票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自由；当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不畏恐怖分子的威胁去选举自由政府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自由。在巴格达的一个投票站，我被一个只有一条腿的伊拉克人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他对记者说：“如果我不得不这样子的话，我会爬着到这儿来投票。”我倒要反问一下那些批评家，民主难道是强加在那个人身上的吗？自由难道不是他所认同的价值观吗？事实上，将价值观强加在人们身上的人恰恰是极端分子、激进分子和专制暴君。（掌声）

这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要镇压布拉格之春，把一个无辜的剧作家投入监狱，对波兰教皇的见证感到颤抖的原因。历史表明，自由最终会征服恐惧。如果有机会，自由也将会征服全世界每个国家的恐惧。（掌声）

另一个貌似客观的反对意见认为，结束暴政将会打开混乱的潘朵拉盒子。他们以阿富汗、伊拉克或黎巴嫩的暴力局面为例，证明自由让人民感到更不安全。但我们要看一看是谁制造了暴力。是恐怖分子，是极端分子，他们把目标盯牢中东年轻的民主国家，这绝不是什么巧合。他们知道，自由社会的成功是对他们野心，也是对他们生存的道德威胁。我们的敌人在反击这一事实并不是质疑民主的一个理由。事实是，他们认识到了民主的威力，事实是，我们处在战争中，事实是，自由国家必须竭尽全力，取得最终的胜利。（掌声）

还有一些人认为，一个更安全的目标应该是稳定，特别是在中东。问题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追求的稳定并不能带来和平——它只带来了911。（掌声）

容忍暴政的政策是一个道德和战略失败。21世纪的世界再也不能重蹈这一错误。

一些人还担心，民主会将危险的力量送上权力的宝座，比如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选举并不总能带来我们希望的结果，然而民主并不仅仅是走向投票箱，民主要求有意义的反对党，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一个能够执行法律、对其人民的要求作出回应的政府。选举可以加快创建这样的制度。在一个民主国家，人民不会为无休无止的暴力生活投票，为了执政，被选举的官员必须倾听人民的呼声，追求人民和平的愿望——否则，民主国家的选民会通过自由选举将他们换下台。

最后，有一种意见认为结束暴政是不现实的。是的，一些人会认为在全世界扩展民主太难，难以成功。这是老调重弹。回顾历史，我们也曾听到过这种批评的论调。在冷战时，有些人就认为柏林墙会永久存在，铁幕后面的人民绝不会战胜他们的压迫者。但历史的发展改写了这一切。

历史的教训是，人们常常会对自由产生怀疑。但这不是自由的全部。也有象你们这样为自己的理想，勇于承担一切风险的人。在哈韦尔总统的第一次演讲中，他宣布：“人民，你们的政府已经归还了你们！”。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自由是永恒的。自由不属于一个政府或一代人。自由是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每个人的梦想和权利。（掌声）

美利坚合众国深信这句话。她曾激励着我们建国的梦想，当我们宣布“人人生而平等”的时候。她曾是我们的信念，率领着我们解放欧洲大陆，并与为自由而长期奋斗的被监禁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她是真理，指引着我们的国家推翻今天世界上的激进分子、极端分子、恐怖分子和专制暴君。

我离开布拉格，满怀信心：自由的事业不会疲倦，自由的未来将掌握在最好的人的手里。怀着对自由力量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你们将会鼓舞你们的人民，你们将会领导你们的国家，你们将会改变世界。

译于2007年6月9日—10日

转自《新世纪》

2004年底，刚刚升任北京规划委员会局长的姚莹，还没来得及坐稳位子，就猝死在家中，年仅55岁。他死前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20年来还坚持每天打太极拳。虽然北京的局级干部很多，但姚莹主管城市建设，因大权在握而非常有名，他的死让北京基建圈子，无论是腰缠万贯的开发商们，众多的设计师，还是施工企业，都感到十分震惊。

姚莹原本是个好学生，在北京101中学，成绩不错，还是校排球队的二传手。可惜生不逢时，赶上了文革，成了“老三届”的一员。文革开始后，他先是和其他红卫兵一样到处串连，在一次阻止武斗时，他亲眼看着自己最好的朋友贺某惨死。紧接着他就在中共的号召下“上山下乡”，受尽中共运动的苦。

1978年，风雨飘摇的中共为自己的生存，不得不给人民一点正常的生活，终于恢复了高考。姚莹在积压了十几年的无数考生中胜出，幸运的进入了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工民建专业，成为了全班最老的学生。

此后他一路顺风，1982年毕业后，姚莹得到一份当时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1995年，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他，是北京市区中心地区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北京市所有的重大建设项目，都要经过他的审批。1999年至2000年，担任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协调组组长。原首都规划委员会与北京市规划局合并后，他担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2004年下半年，姚莹升任局长。

在他们这代人里姚莹真的很幸运，火箭般的升迁，主管的又是资金流量巨大的房地产业，在任何人看来，似乎他前途一片光明。可就在升迁几天后，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回家后，躺下才十分钟就死了。一年后，他二十多岁的儿子也在家中猝死。因为断了血脉的香烟，姚莹的妻子不得不看婆家的脸色，生活富裕却并不快乐。他们小女儿丹丹聪明漂亮，刚上了重点高中，可是小小年纪却不幸的成为姚莹去世时守在身边的唯一亲人，变成了单亲孤儿。

中国老话讲，善恶有报，为什么姚莹一家会遭受如此不幸也是有原因的。

法轮功学员的99年4.25中南海上访刚过，中共一边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对全国百姓说从来没有阻止过法轮功学员炼功等掩人耳目的话，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另一方面却已经在中共内部布置对法轮功的迫害，在高层传达各种对法轮功的不实之词，一方面为镇压法轮功做力量的准备，到7.20时中共机构的骨架已经被洗脑，可以统一行动进行镇压；另一方面激化政府和法轮功学员的矛盾，只等7.20对法轮功大抓捕引发法轮功学员再次大上访，造成法轮功学员“闹事儿”在先，中共7月22日非法“取缔法轮功”在后的假象。

99年5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筹备中，姚莹作为首规委的党总支书记，就在一次团员大会上开始批判法轮功，把法国15世纪的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对99年7月九大行星排成十字架、地球有大劫难的话说成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说的，还有其它一些对法轮功的诽谤，这些说法后来全都出现在7月21日开始的中共媒体的大规模宣传里。并点名批评当时的北京勘察设计管理处处长——法轮功学员李百根。

李百根原是退伍军人，中共的军队管理非常混乱，军官用特权压制人性。李百根在那样的环境下，不仅得了一身病，又经常用吸烟来试图减轻精神压力，烟瘾很大。修炼法轮功后他戒掉了烟瘾，病全好了，工作上尽职尽责。这些姚莹在开会污蔑法轮功时也公开承认，但还是执意要执行迫害。

原来姚莹是个讲哥们义气的人，但是错误的把这个特点用在了工作中，喜欢拉帮派，但李百根始终低头干事，从来不接受任何一派的拉拢，姚莹觉得他始终不能进入自己的“圈子”，因为这个私心，便想藉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来把李百根的职务撤掉，换上其他愿意与他结帮的人。

迫害开始后，姚莹多次召集各中共党总支干部找李百根“做工作”，李百根始终在向他讲法轮功真相。于是姚莹多次把李百根的“严重问题”在北京规划委员会工作会议上提出，但每次其他规划委领导都说李百根“没什么问题”，所以李百根始终还在处长的职务上工作。无奈2001年中共大规模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因为李百根早以在迫害发生时被姚莹上报了，所以警察直接到勘察设计管理处的办公室去抓他。但李百根从警察眼皮底下逃离了，从此四处漂泊，并流亡到海外。几年来不知吃了多少苦，辗转了多少国家和地区，也无法和女儿相见。法轮功学员李百根所受的这些迫害，姚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迫害发生前，首规委的官办公司北京首都工程公司的建筑师李昕是首规委的团总支副书记，也是法轮功学员。因为在迫害前后的会议上都听到姚莹用中共对法轮功的诽谤误导大家，特别是这些年轻人，李昕在迫害刚发生后便写了一封长信，以私人信件寄给姚莹，善意地澄清事实，一个个剖析中共造谣的手法。这些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做法经历过文革的姚莹不会看不懂。

但姚莹却把这封私人信件的事通知的李昕的公司，要求处理。但李昕所在公司的领导或是因为“六四”支持民运而被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院长高位上“处理”掉的人，或是经受过文革批斗的老专家，其他人也有正义感，不愿随和中共的迫害，所以只是对付了一下这个“领导要求”。但是因为迫害刚一发生，公司的党支部书记就已经把她的名字按姚莹的要求汇报了。所以后来李昕还是经受了来自警察系统的一系列迫害，身体致残，还被劳教。对于李昕所受到的迫害，姚莹也有责任。

人世间人无完人，能成为中共的领导干部，没有私心更是不可能的事，对此没人会强求谁做到完美。但如果在中共对信仰真善忍宇宙大法的法轮功的迫害中想要藉助中共的邪恶势力成就自己的心愿可就及其危险了。姚莹在贪污成风的首规委和规划局的领导位置上本来还没有受到大家太多的指责，可是偏偏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作出了错误的抉择。不难看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所利用的都是人性中恶的一面，而想利用中共发动的镇压法轮功运动达到一己之私，无疑是引火烧身。

姚莹原本也是一个中共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明白这是多么可耻的事，却想要利用另一个政治运动达到自己的个人目地，实在是可悲。试想如果他在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能够保护自己系统的法轮功学员，或者哪怕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凭他的能力和阅历，一样可以成为局长，就不会因为对别人的迫害而被上天撤去了生命中的福分，以致一升迁就猝死，即使真的命中有难，还会因为帮助过大法弟子而受到天理的保护。更不会因为对别人家庭造成的痛苦，连累了自己的家人。

八年的迫害中，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向参与迫害者以及全社会发出警世良言：善待法轮功学员得福报，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很多人因为看到参与过迫害的某些人还活着而不相信。其实很多报应就在我们身边发生着，只是很多人不明内情、或没有把这些奇怪的事与其人对法轮功的态度联系上看。

如果反过来想一想，这些年以不正常方式离开人世的人中有多少是认为法轮大法不是中共造谣宣传中那样的？其人有没有直接或间接迫害过法轮功？就不难发现其中的规律了。像姚莹一样，很多报应并不是在他参与了迫害之后马上出现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这样一个以事务性工作为主的人也在参与迫害法轮功，所以就以为没有看到对法轮功迫害的恶报。但难道都要等到自己认为的报应到了眼前才去相信吗？

像姚莹这样既是中共运动的受害者，又成为中共迫害的害人者的人到底有多少？希望这些人的家人能看到此文退出中共，有朝一日，去要求中共偿命。

世人啊，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再不要和中共这个恶魔为伍啦！

亚洲调查分团成员、日本著名人权活动家安东干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加拿大独立调查团和CIPFG的共同声明，“严正要求中共政权全面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迫害维护法轮功学员权利的维权律师和正义人士，公开独立调查报告记载的活摘器官医院的手术记录、回应CIPFG进入中国调查的要求”，他介绍说，中共如果不能在2007年8月8日前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不停止活摘器官牟取移植暴利的反人类罪行及其他严重的违反人权的行为，调查团将结合全球正义力量，共同抵制中共举办2008年的奥运会。“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计划将是调查团推出的众多抵制方案之一，即采取传递人权圣火方式，透过圣火在全球的传递揭露中共的暴行及反人类罪行，呼吁国际社会拒绝让象征人类和平的奥运变成“血腥奥运”，因为“‘反人类罪行’和‘奥运’不能同时在中国进行”。

著名民运人士唐山泰发言认为，由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反人类的罪恶已经跨越人性的底线，由于中共破坏自然，让太湖变成害湖，让淮河变成癌地带……在中国全国已经造成民怨沸腾，因此“坚决反对中共召开奥林匹克运动会”，他表示已经多次致公开信与奥委会主席，指出中共政权竟然是全人类中，对自己国民施以最严峻的酷刑，最后发展到绑架劫夺同胞活体器官以谋暴利的反人类罪的野兽也不耻的罪恶的政权！

时事通信社、读卖新闻、东京新闻和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等多家媒体参加记者招待会，媒体对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的具体安排饶有兴趣，参加招待会的东京大学农学博士渡边先生则表示日本媒体应多报导中国人权迫害的真实情况。

而在此前6月7日在东京的Okura饭店就CIPFG的抵制声明，日本多位议员和前议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还在发生着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实在令人震惊，绝对不能容许！

众议院议员长岛昭久告诉记者，当然有体育和政治不相干这样的意见,不过，现今国际化了的世界，国际社会都关注各国国内的人权状况，特别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不能不负责任，为促成这样的自觉而努力的各位的活动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对于活摘器官真像调查，如果中共没有做亏心的事，就应该让人明明白白，允许彻底查明真相，诸位在民间的立场，也应该那样做。”

前众议院议员中津川博乡表示，中共活摘器官这样的事“绝对不能允许，各位一直在努力，我们也在持续谴责，中国好像也有反省,不过非常不够，不根除不行。同时日本也应该对移植器官整备法律，谁都不承担责任不行。”在回答记者日本今后就挑战全人类的活摘器官的暴行可以做什么的时候，中津川认为，“日本国会和媒体都应该深入讨论，让大家都关心这样的事情，制止这样的事情”。

众议院议员田村谦治认为中共在背地里人权迫害的事实不断暴露，是意义重大的事，日本的国会议员，很多还不知情，所以“传达真像的运动非常了不起，希望更多真像不断揭示出来”。加拿大独立调查团关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的事实，“老实说，在他们去年来日本报告之前，几乎一点也不知道。那样的人权迫害至今持续，实在不可宽恕。”

香港、澳门地区同步记者会14日下午3点在港岛中环遮打花园举行，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简称CIPFG）亚洲分团副团长司徒华主持。这是唯一在中共统治的土地上举行的记者会。另外，包括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西贡区议员林咏然和民主党中常委林子健等亚洲分团香港成员亦有出席和发言。

身兼香港支联会主席的司徒华指出，“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计划是调查团众多抵制中共举办奥运的方案之一，即是采取传递人权圣火方式，呼吁国际社会拒绝让象征人类和平的奥运变成“血腥奥运”。

他说，北美分团已于今年5月30日在加拿大国会召开记者会，发布“反人类罪行和奥运不能在中国同时进行”的联合声明，当中提出3项要求，若中共在今年8月8日尚未答覆，调查团将磋商如何进一步落实有关活动。

司徒华认为，虽然有些人不认同抵制奥运，但是通过这次的活动让人们都明白奥运和人权的关系，而不是有人认为的政治问题：“即使去参加奥运或看奥运的人他都会在这个时候关注中国的人权，甚至他在中国境内的时候帮助传播人权的讯息，我觉得无论如何对推动人权有帮助的。”

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指责中共当局因为个人的信念而任意将其囚禁，已经是罪大恶极的行为：“如果将被囚禁的人杀害是恶中之恶，又更加为了赚多些钱去纵容执行恶中之恶的人，做恶中之恶之恶，就是活摘器官，这已经是离开人权的标准太远。”

他还强调这是做为人的最低的标准，希望其他立法会的议员在知道真相后能站出来支持声援：“所以我衷心的希望我的同事即立法会的议员，能够给多些时间去考虑，到底这些查证是否是真实的？如果你认为是真实的时候，你都有时间去想一下，如果这些查证是真实的时候，你应不应站出来？”梁国雄呼吁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以一个最起码的人道精神，立即制止任何残暴的政权都不应该做的事。

因事未能出席的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则透过录像表示支持：“主要是考虑到奥运会是倡议和平、尊重人的基本权利、人的基本尊严的场合，中国当然是希望利用这个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良好的一面，树立好的形象，但是中国要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良好的一面和美好的形象，起点应该是尊重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向全世界说中国如何好，如果一个不尊重人权的社会，即使经济如何发达、即使力量如何强大，都不能为人类做福的。”

代表澳门地区的成员利建润也透过录像发言支持，他批评中共为了夺取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曾经向国际奥委会承诺过，改善人权：“但联合国和国际特赦组织于07年的报告，都显示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中共更借奥运会肆意侵犯人权。我们不能够容忍奥运会沦落为中共践踏人权，成为了中共涂脂抹粉、掩盖暴政的血腥奥运。”

他表示，过去曾向中共驻澳门的中联办递交了公开信。但是至今天为止，调查团仍然未收到中共方面的任何回应，而迫害继续。

林咏然表示，在面对调查报告，中共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调查团到中国调查，中共若有不同意见时可以提出。身处于香港较稳定的社会，他呼吁人们凭良心来说话，他又呼吁世界各国关心中国境内的人权状况。

林子健说，他观察到国内很多异见的人士，每日到受到严重的迫害。他呼吁记者要用良心不要只报导美国、中国有几多个金牌，而要关注维权人士，如高智晟人权律师，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因为这些本着良心，为公义正义打拼的才是金牌的得主。

【大纪元6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田清、任爱琳编译报导）耶路撒冷邮报（The Jerusalem Post）近日以“中文电视播报艾莱叙夫对活摘器官的反对”（Chinese TV airs Elyashiv's opposition to organ harvesting）为标题，报导了著名犹太领袖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行为和号召犹太教徒不要到中国去移植器官。

文章说，国际华语电视台新唐人(New Tang Dynasty，NTDTV)最近播报了一则消息，犹太教祭司(Rabbi)约瑟夫·撒冷·艾莱叙夫(Yosef Shalom Elyashiv)强烈禁止犹太人(Jews)移植在中国摘除的器官，即使面临生命危险也绝对不可以。

艾莱叙夫(Elyashiv)是立陶宛极端正统犹太教徒(haredi Lithuanian Jewry)中最受到人们敬重的权威，他在一个月前宣布犹太教徒禁止使用遭受中共政权迫害的人士的器官。虽然他没有提及受中共迫害团体——法轮功这个名称，但艾莱叙夫说道，中国共产党政权藉由贩卖其所杀害的政治犯的器官是道德败坏的行为，如果犹太教徒接受了这些心脏、肝脏或肾脏，就是亵渎了上帝之名。

新唐人电视台(NTDTV)，根据它自己的介绍，是“少数提供未经中共政权审查新闻的媒体”，它拥有的上亿观众一定有兴趣知道犹太教对卖器官赚钱的看法。

艾莱叙夫是在回答一名犹太教医生的问题时表达了他的意见，这位医生询问他是否可以陪他的犹太教病人到中国去做器官移植。这名医生也向九十多岁的艾莱叙夫解释了中国当局设置了数千个集中营(detention camps)来关押被视为国家敌人的法轮功学员。这些人的生命本来在中国当局的眼中是没有价值的，然而中国人马上发觉到他们可以藉由非法买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来快速获利。

Lev Le'achim是一个鼓励世俗犹太人信奉正统犹太教(Orthodoxy)的组织，在其某次会议中，艾莱叙夫的女婿，同样也为犹太教祭司的伊扎克·西弗斯丁(Yitzhak Zilverstein)以及一名犹太裔医疗伦理专家转述了艾莱叙夫给那位医生的回答。“这种从政治犯身上摘取器官做移植手术的行为玷污了上帝之名。即使在性命攸关的紧急情况下，我们也绝不允许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寻求治疗。尤其身为上帝的选民－犹太民族，我们都被神告诫过‘不可谋杀’，所以犹太教徒绝对不可以到中国去做器官移植。”

文章说，其他出来反对使用中国器官的几位前任犹太祭司包括以色列正教党（Agudat Yisrael）的前立法委员曼纳翰姆·伯瑞甚（Menahem Porush）、耶路撒冷学校(Ateret Yerushalayim Yeshiva)的校长释罗莫·阿维诺（Shlomo Aviner）、佩克提克瓦军事学校校务长(Petah Tikva Hesder Yeshiva)之一尤瓦尔·切尔勒（Yuval Cherlow），以及古犹太教徒的统治团体犹太公会的祭司们。

根据以色列的法轮功发言人罗伊·芭·伊恩（Ro'i Bar-Ilan），以色列所有的医疗资金都已经停止对中国的器官移植进行投资。但仍有一些私人保险公司投资中国的器官移植。

在以色列，目前还没有禁止器官移植的法律。示巴医疗中心（Sheba Medical Center）的心脏移植专科的主任雅各布·拉维博士（Dr. Jacob Levee）表示，他了解的情况是自从二零零四年以来，大约有两百到三百名以色列人到中国做肾脏移植，二十人做心脏移植，十人做肝脏移植。

文章说，法轮功是一种提倡坚守“真善忍”(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forbearance)原则的精神运动。法轮功学员经常审视自己的行为，希望能符合这三个特性。此外，法轮功还有五套炼功的功法。

这个运动于一九九二年在中国传出，在初期曾经得到过中国当局的鼓励。可是在中共当局发现法轮功惊人地成功传播到七千万到一亿学员后，便于一九九九年开始镇压。很显然，中共视法轮功为对其统治的威胁。

新唐人电视台以色列分台说明，他们的新闻是通过卫星从纽约向中国大陆播放，希望节目播出后能引发公众对中共摘取器官和迫害法轮功野蛮行为的义愤。

这位W教授来西班牙旅游，却带了大量中国食物和炊具。海关按规定没收其所带食物或请其自己处理（扔掉）这些食物，即可入关。未料这位W教授掏出一张50欧元（500元人民币）纸币递给警察。警察大惊，把他请到办公室，然后拘捕了他，送到了监狱。

因为有录像为证，W教授无可抵赖。警方、法庭、律师三方协商后，用遣返W教授回中国的办法了结此事。警方恶心W教授的作为，遣返时不用他原先的机票，要他另花800余欧元买了机票。

前天（07年6月9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某医院一华人女性商人重伤抢救，生命垂危，其大陆家属闻讯，于10日急电翻译：立即取1万欧元（10万人民币）送给医生护士；翻译婉劝西国无须如此，家属坚持必须如此。翻译无奈，婉告医生：如果抢救需要用的好药是伤者社会保险所不能报销的，家属愿意承担，请尽管用。医生正言曰：这是一条生命，我们在全力抢救。药无好坏，只要能救患者，无论什么药我们都会用。西班牙政府、国家，我们医院医生，对所有的患者都是这样的。

翻译告诉我，医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伤者头部被砍了十几刀，被发现时，脑袋已破碎，全身血已几乎流尽，救护车在现场急救后，再送医院，医院里，五个医生、十几个护士忙乎了六七个小时才完事。医生说，有可能失明、失忆或变为植物人。我们已尽力了，医学方面也做到头了。现在要靠她自己、交给上帝了，祈祷上帝吧。

抢救次日（10日），伤者脸上有泪珠，医生马上打电话给翻译：请立即让其亲人告诉她现在在什么地方，认得他们否……。昨天（11日），伤者能认出亲人，能开口说简单的话。这条生命救回来了。与此同时，凶手就擒！

凶手是伤者男友，一个无赖到人渣地步的流氓。伤者在被纠缠殴打勒索了多年后，终于忍无可忍，在朋友亲人的劝告下将其告上了西班牙法庭。法庭于6月8日判决：自判决之日起，被告不准靠近原告100米；一旦靠近100米内，警方可以立即拘捕被告，法庭立即判处被告4－6年监禁。被告在庭外对原告亲友和关心此事的华人说自己再也不敢欺负走近原告了。判后翌日晨，原告开门营业，凶手进来，原告以为他说好话或取东西，予以接待，未料一刀砍来，接着十几刀，刀刀砍脑袋，直至砍成血葫芦；原告一十几岁女儿背上也被砍了一刀。其女被吓得至今在医院病房哭泣不已。凶手潜逃。

西班牙马德里市警方在第一时间介入，在一个半小时内发出通缉令，封锁了机场、车站。如何封锁机场不得而知，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则见许多警察拿着凶手的照片不断地问人，尤其是问华人。出租车司机则在第一时间接到通缉凶手的通知。两天后，警察在笔者住家附近一华人家中抓到了凶手。凶手的被抓不是华人举报的，而是一邻居警察发觉有疑而通知警方。

伤者的翻译是我朋友，她与我草草算了一笔帐，为救伤者，西班牙红十字会、医院至少已化了十万欧元，为抓凶手，西班牙警方化的钱可能更多。没见医生警察向伤者要一分钱，喝伤者家属一杯水、抽一支烟。

翻译原是医生，在大陆医院工作过。她说：没有西班牙医院的高效率、规范化和高超的医疗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人救不了。不要看他们平时按部就班、似乎效率很低。一到关键时刻，就看出他们那按部就班的高效率和作用了。黄菊遇到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医院，恐怕救不了。因为医生全体一致地完全彻底地从人道职业道德的立场全力以赴地救人这一点上存在着根本的差距。

凶手落网后，人们议论会判多少年。华人说：十五六年，有西人说：五六年。西班牙没有死刑，曾有“埃达”恐怖组织一个有28条人命的凶手判了三千年，坐了十余年牢后竟被提议假释。伤者家属在凶手未抓住前，提心吊胆，怕凶手再来报复。凶手抓到后，听说可能只会判五六年，又担心刑满后出来报复。翻译告诉他们，中西有引渡条例，西国判了后，还可以引渡到中国；中国法院一定会判得重得多。我们商量写万民帖之类的文字给西班牙当局，可以让华人商会、同乡会出面，还可以与西国一个妇女儿童保护组织和家庭暴力投诉组织联系，请他们援手促使中西政府同意引渡。具体的做法也考虑了，建议他们挨家挨户到华人各商行商店公司盖章按指印，再让商会同乡会盖大印。中西文分送使馆和两国有关部门。

伤者家属觉得这办法好，对翻译说：弄到中国去，家乡我们有关系有人，送点钱，让判重一些，没问题。

我骤一听伤者被砍事，气愤、不忍、伤者还是相熟者，就很关心，与翻译商量在第一时间向警方提供凶手资料，提防潜逃；提醒家属在伤者一有知觉，鼓励她顽强的活下去是最重要的。一直到伤者醒来，凶手落网，家属信心十足回转家乡行贿惩治凶手，我突然感到很累很累。天哪！勉强草成此文至此，不想再写什么了，也实在写不了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