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维权通讯(2007/03/10-16)

但目前依然寄身于宝昌路72号的姐姐家的郑恩宠表示，姐姐家的门前和胡同一带，还有警察和警车。郑恩宠到教堂做礼拜，警察们也亦步亦趋，在郑恩宠去洗手间时，四名便衣从人群中站了出来并相随入内。同时，警方对郑恩宠夫人蒋美丽女士也继续跟踪。另外，据北京维权人士胡佳曾透露，他看到有三辆警车继续跟踪监控被当局“判三缓五”的北京维权律师高智晟。还有人士证实，他目击到四辆警车跟随高智晟，高智晟看上去依然很削廋。

齐崇淮拥有13年做记者编辑的资历，由于他的采访报导内容涉及当局的所谓敏感消息，故在大陆遭到封杀，他向海外大纪元投稿。6月上旬，齐崇淮为大纪元提供了腾州的一名现役军人的亲属被村支书殴打的新闻线索，大纪元报导后，腾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刑警6月18日找到齐记者在济南的办公室，让他说清楚并做了笔录。

湖北爆发警民冲突村民6住院2拘留

6月26日早上6点左右，湖北省南漳县九集镇木林村发生警民冲突，冲突过程中，有7位村民被警察打伤，其中有2位是80多岁的老人，目前，还有6位村民在南漳县医院住院，其中村民廖新华的妻子伤势严重，经医生诊断为脑震荡，而村民强华国、高开贞被行政拘留5天。

6月29日，一位黑龙江上访老太太被最高法院的法警打倒在地上六个多小时没有送医院，访民报警北京110后被转投诉台，他们回答：“最高法院法警打人谁也管不了。”

据霍伟英介绍，这些周转房在农村边缘地带的两排简易的平房，每间面积不足10平方米，除了墙上有一个电源接口外，四壁皆空。没有饮用水和煤气，卫生间是极其肮脏的公共厕所。大门五米之外是一条臭水沟，水面上一层厚厚的绿苔和垃圾散发着恶臭，令人窒息。大门入口处和道路两边垃圾遍布。

根据湖北省武汉市政府2005年公布的数字显示，武汉市政府自成立土地中心以来已获利72亿元。有政府做靠山的拆迁人，有恃无恐地逼迁，拆迁已然成为政府行为。在建构和谐社会的同时，拆迁户却过着下岗丧家的日子，百般无奈的居民只能撰写一首首打油诗来抒发心中怨气。

维权代表王桂林自6月7日起，为躲避当局的抓捕，一直流亡在外。近日他对记者表示，黑龙江省授令富锦市针对海外媒体揭露征地案黑幕，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从村民那里了解到，连续几日来，工作组人员对村民威胁、安抚并用，同时各村敢说话的村民都受到监视，工作组还“关照”村民对海外媒体记者“不许胡说”。

6月29日下午18点30分，网名为“阳光人士”的中国江苏自由作家孙良明先生致电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我因写了一些关于山西黑煤窑和抵制奥运会的文章，遭到当局追捕，希望得到帮助。”

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星期四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信中说：“您比所有人都清楚，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出于自身利益，极端重视北京奥运的成功举行，但是并没有兑现任何当初许下的诺言。主席先生，中方的奥运组织者大都为政府高官，现在让他们释放被关押的良心犯、修订压制性法律、终止对言论的审查，为时还不算太晚。”

汪洋：最近一段时间，山西“黑砖窑”的奴工事件成为网络和媒体的焦点。在那里有上千名8到13岁的儿童，被贩卖到山西非法砖厂作奴工。在海内外舆论和媒体的压力之下，最近中纪委也派出了专案组进行现场调查。6月15日，中共高层还作出了批示。最新媒体报导说，许多砖窑媒矿正在抓紧封窑销毁证据。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发展过程呢？下面我们就请横河先生先为我们作一下介绍。

自从山西黑砖窑使用奴隶工的新闻曝光以来，一个见诸于所有报端的标准版说法，就是：“洪洞县公安局广胜寺派出所在一次“飞虹亮剑”二号行动中，民警到砖窑排查非法民爆物品时，发现一名披头散发、浑身污垢的男子，夏天还穿着棉袄。民警怀疑该砖窑有虐待民工行为，当天下午，洪洞县公安局出动三十多名警力包围该砖窑，将来自河南、湖北等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的三十一名民工救出。”

“眼盲”这个词，出自于电影“盲井”的导演李杨对“盲”之解析。这位导演在“盲井”一片中揭示了由煤矿主与煤矿工人构成的边缘社会的黑暗之后，又将镜头对准了人口贩卖，拍摄了“盲山”。当记者问及他为什么要以“盲”为其电影起名时，他的答复是“‘盲’就是‘亡目’，眼睛死掉了，不是瞎掉”，是指人对周围的黑暗漠然无视。

回京的第二天，我们就马不停蹄的带着厚厚的一摞《探索》再次返回民主墙。可是，我、魏京生、于义刚刚将车停在民主墙，陆林就匆匆跑来告知：有人跟踪。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是真的吗？这种场景在电影中看到过，在小说中看到过，唯独不相信会在现实中被我亲自感受。真是太刺激了，竟无一丝恐惧。

我在游行中，前后一看，学生处的人都来了，院办室的人都来了，班主任都来了，当然他们大多数是党员。我竟天真地未察觉其中有诈。特别是总务处的几个正副处长，几次开车追来送面包、香肠，还说食堂正包饺子，等你们胜利归来……。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韬文不久前说，他认为香港的新闻言论自由还没有出现严重的恐怖气氛，但是“自我审查”的案例比回归前更为明显。他举例说，电视台把2003年以后多次大规模的七一大游行消息放在次要位置报导。

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今晚发表声明表示，她将会参加“七一”争取普选游行。她强调，参加游行并非要对抗政府或使政府尴尬，而是希望尽快落实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

首任特首董建华在无对手情况下当选在任7年。第二任特首曾荫权2004年接替董建华干完一届，到去年进行连任竞选，全香港只有梁家杰一个竞争对手。粱家杰得到了100多名选举委员提名。选举委员会有800成员，选举结果是曾荫权以压倒多数获胜。由于最后决定特首候选人的是这个选举委员会，而这800名选举委员又多是北京信得过的“自己人”，因此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等人说这是“小圈子选举”，与普选风马牛不相及。

这篇题为“你可能不知道的香港”指出，出了红勘火车站，就会看见一大堆标语，看得初到香港的中国大陆人胆战心惊。在天星码头，也会有人向你散发海报、小册子。虽然报导未指是那类标语、小册子，但港人都知道这是指法轮功抗议中国迫害的标语。对中国大陆先前热门的钉子户问题，报导表示，香港一位八旬农妇挑战地产大亨李兆基，结果香港终审法院裁定农妇胜诉，并没有给地产大亨任何一点特别的情面。作者自言很难想像，将这一事件搬到中国会是什么结果，而且在香港没有人上访，也没有人会哭着把上诉的资料塞到记者手里。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归中国，中共政权向国际社会作出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香港地理位置和历史作为中国大陆对外的一个窗口，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大陆的一个桥梁。因此，新闻自由成了检验香港是否不变的一个重要指标。

童振源举例说明，包括像法轮功的问题，只要北京政府下令，那么香港政府就被迫必须要配合，又例如像是普选议题，北京方面透过各种亲中的议员甚至商会，压迫香港当地的民主党派，都是香港现今面临的现况，因此即使当时中国政府在特殊环境的考量下，希望透过一国两制达成理想的实现，时至今日对香港来讲，已经产生了若干的问题。

饭后，我拿出了赵书记侄子的联系电话，请老刘帮助联系一下。老刘拿过去，很惊讶，问我来由，我忙说是赵书记的侄儿在中国大使馆工作，想和他聊聊，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老刘和我们几天来处熟了，很诚恳的告诉我，千万不要打这个电话，我们都是学者，小老百姓，千万别惹这个麻烦。没有人出来没事去联系那些人的。哪个老实学者去和他们来往的。美国的FBI会盯上你的。以后你要出国会有麻烦的。

不少站出来的证人当初都亲自担任过联谊会的主席或主要干部，公开曝光中共在海外的特务组织学联会特务组织的内幕，学联会和有中共背景的海外侨团从资金来源，主席的推荐选举、章程的制定，所从事活动内幕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中共大使馆的操控，执行中使领馆指示。这些组织的头目违背所在国法律要求，充当替中共在海外延伸共产党政治意图、打击异己的特务。

四川自由作家、民主党成员邓永亮周四(28日)紧急向大纪元发来消息：我们老家的法轮功学员谭万碧今晚遭到国保抓捕，望紧急援助。邓永亮随后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他和谭万碧的女儿曾经是同学，两家很熟。谭万碧是一位非常真诚、善良、纯朴、贤淑的农村妇女。中共镇压这样的好人，是在严重的破坏中国的道德良知和社会风气。

6/29凌晨一点左右，本报得到最新消息，再有50名台湾法轮功学员被港府拒绝入境，目前被扣留在香港国际机场，只有3名学员成功入境。这些学员全部来自高雄，乘坐港龙航空公司KA431号飞机，于28日晚间11点多抵达香港。而本报记者也现场目睹了台湾学员被拒绝入境的情况，也有入境处官员向记者表示，是因为受到‘上面’的命令而拒绝台湾法轮功学员入境。

进入拘留室后，警方便离开现场，转由屋内的四名身着制服的机场行政人员进行监控。行政人员并强行对他们拍照，意图拍下每个人的正面肖像。现场法轮功学员也强烈质疑，拍照是为了造册编列黑名单使用，故而不愿配合拍照，因此双方曾发生零星的口角争执。但机场人员依然故我，强制拉下学员的手进行拍照。

澳门法轮功学员林逸明于28日上午持有效证件，乘坐11时30分的船只前往香港，于中午12时30分抵达香港港澳码头，在办理入境手续时，被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拒绝入境，于下午3时乘船遣返澳门。

香港法轮功学员朱柯明和傅学英昨日（28日）正式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控告江泽民、李岚清和罗干等3人违犯酷刑、伤害、非法监禁、滥权等罪，要求被告民事赔偿。同日下午，两名原告联同香港法轮佛学会负责人简鸿章、西贡区议会议员林咏然等在高等法院外召开记者会。简鸿章指出，中共镇压法轮功，犯下了滔天大罪，其中也包括了江罗李3位犯下极其严重罪行的中共高官，希望人类社会的法庭可以把他们绳之于法，让人间正义得以彰显。

傅学英只因为要让人们了解中共血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在深圳街头派发传单，就被中共关押3年，在狱中遭受肉体的酷刑折磨，“但是心理上所受的摧残及损害远比身体上所受到的折磨来的更为痛苦”，而且“从1999年720开始迫害到至今已有8年了，在这8年里，有多少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监狱遭受非人的折磨”。

还有两天便是中共接管香港10周年，香港法轮功学员昨日成功入禀香港高等法院控告江泽民、李岚清、罗干等3名中共头目犯下酷刑等罪，引起外界广泛关注。前香港立法局议员冯智活对此感到既兴奋又意外。他表示，在中国土地透过法律直接挑战中共权力，意义非凡；并相信案件警惕世人善恶有报，那些以为可以逃过惩罚的人终将受到应有的报应。

来自比利时绿党的欧洲议会议员巴特．司达斯先生(Bart Staes)，在零八年奥运的筹备之际，致信国际奥委会主席、也是来自比利时的雅克．罗格先生(Jacques Rogge)，提出了他对中国人权特别是法轮功修炼者权益恶化的担忧。在信中，他提到了在中国，记者、法轮功修炼者等的人权被大规模的践踏着，已经被许多知名的人权组织证实了。他希望奥委会主席让中国明白违反人权是与奥运精神背道而驰的。

中国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递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说，国家审计署在两次调查中，发现2000年以来，有将近48亿元社保基金被滥用，而在2000年之前，有大约23亿元社保基金被滥用。

6月5日，在全球八大工业国高峰会召开前一天，美国总统布什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发表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话，主要是阐述美国为什么要向全世界传播自由的价值。布什总统强调，美国向全球推广自由民主价值，不是要将美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人，而是全世界的人，都渴望自由，都需要民主，民主具有普遍性；“事实上，只有暴君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

因打维权官司被投入三年监狱的上海律师郑恩宠在出狱后，继续被当局以“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为由坐了一年的“家庭监狱”。随着6月5日的到来，剥夺一年政治权利的期限也随之解除，郑恩宠理应恢复自由身。但目前依然寄身于宝昌路72号的姐姐家的郑恩宠表示，姐姐家的门前和胡同一带，还有警察和警车。郑恩宠到教堂做礼拜，警察们也亦步亦趋，在郑恩宠去洗手间时，四名便衣从人群中站了出来并相随入内。同时，警方对郑恩宠夫人蒋美丽女士也继续跟踪。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透露，在6月28日郑恩宠来访时，他看到了一辆警车相随。

郑恩宠说：“现在和过去不同的就是我上街可以不用打报告了，我天天上大街，他们就在后面紧紧跟着。”他还透露，门外的警察们对有些来访他的记者谎称“不在”而挡驾。

另外，据北京维权人士胡佳曾透露，他看到有三辆警车继续跟踪监控被当局“判三缓五”的北京维权律师高智晟。还有人士证实，他目击到四辆警车跟随高智晟，高智晟看上去依然很削廋。

齐崇淮拥有13年做记者编辑的资历，由于他的采访报导内容涉及当局的所谓敏感消息，故在大陆遭到封杀，他向海外大纪元投稿。

6月上旬，齐崇淮为大纪元提供了腾州的一名现役军人的亲属被村支书殴打的新闻线索，大纪元报导后，腾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刑警6月18日找到齐记者在济南的办公室，让他说清楚并做了笔录。

25日晚，山东腾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多名警察聚到齐崇淮家门外，声称要拘捕齐记者，他们敲门，齐一直不开门，11点40分警察开始撬门，由于齐记者家有多道锁，所以就有3个人持续的砸门。

半夜三更警察的砸门、撬门使齐记者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非常恐惧，吓的哭了。腾州市公安局的有关人员给齐记者打电话，威胁说：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不开门，就破门而入。

大纪元记者连日来多次致电山东腾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腾州市公安局法制科、济南市公安局、山东省公安厅、滕州市委、腾州市政府，这些单位皆表示对此事不知情。

6月25日晚10点多，齐崇淮位于济南某小区的家楼下，停了3辆警车。

“警察要抓我。”看到警车后的齐崇淮给前往滕州采访的媒体记者发短信，说自己在济南的家里，门外停放了三辆警车，4、5个警察敲门要求进入。

未及记者回短信，齐便打来电话，语气急促紧张。“可能晚上我要被抓，如果明天没有联系你，就是被抓了，你可以和我妻子联系”。

齐崇淮的妻子焦某次日告诉记者，开始齐崇淮怎么都不开门，后来警方干脆撬门进入，4名滕州公安在出示拘留证和搜查证后将齐崇淮连夜带回滕州。

滕州市公安局刑警一中队一位负责人在次日晚间向记者证实了此消息。该负责人说，拘捕齐崇淮是因为“涉嫌经济犯罪”。

大纪元采访了木林村的许姓村民，他表示，他妈妈60岁，右大腿被打伤，要人扶着，才能走一下。另外5位村民都住在这里，廖的妻子伤势重，身体一边有偏瘫现象，不能动。都是被警察打伤，政府没有人来问候他们。唉，本身是警察打人，跟谁报案?

高开贞的丈夫表示，这是欲加之罪，来了150多个警察，有七位村民被打伤，最大的有80岁。政府征地建工业园，村民认为在征地过程中，政府有违法、违规，给村民的补偿款太低。多次找他们协商，都置之不理。

记者致电九集镇派出所，一位男警察表示，都处理好了，没抓人啊!记者问:“村民说有人被抓。”这位警察又说:“那是公安局在办这个案件，我也不清楚。”

记者接着致电南漳县公安局，一位女警察表示，局长开会去了，这件事是应该属九集镇派出所管辖，你去问他们的负责人。

据《民生观察》报导，6月26日早上，木林村几十位村民，坚守在被挖断的南漳城东工业园（威利邦公司）的路上，这时，众多警察向他们冲过来，见人就打，村民廖新华的妻子被打了5、6分钟，当时村民以为她被打死了，后经医院诊断是脑震荡。

这次冲突中，很多村民被打，其中有5位村民遭到当局传唤后释放，而强华国、高开贞则被行政拘留。当时，有4个公安欲抓村民代表廖新华，后被村民们救出，现廖还在外面躲藏。

据村民反映，今年初，当局征地建立城东工业园，政府的公告说征了600亩土地，但村民们认为，当局实际征地超过700亩，而且没有任何征地手续。给村民的土地补偿款（土地补偿费、安置费、青苗费、地上附着物）每亩只给16600元人民币。

高先生表示，土地补偿款太低，政府说这里不是基本农田，但几年前，这里还竖着“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牌子。

据了解，07年4月下旬，南漳县政府强行将种有小麦的土地捣毁，村民前去阻拦。因建设指挥部丈量土地面积和村民有分歧，但当局以自己丈量的标准为准，引发村民不满，愤怒将工业园内的一条主要公路挖断。

后双方经过协商，征地建设指挥部派副指挥长黎兵（音）在会上表态，将组织九集镇土地管理所、群众代表对有争议的土地再次进行丈量，并在一个星期内保证补偿款到位，如果钱不到位，村民可以再挖公路。

村民表示，6月25日早上，村民再次去找黎兵，要求重新丈量土地，但黎否定了和村民达成的协议。忍无可忍下，村民再次挖断公路，并派出70多位村民守在公路。当天下午，南漳县公安局就派来100多个警察到现场，当时气氛非常紧张，后警察撤离。

6月26日早上，当局又派出150多位警察，冲过来就殴打守在公路上的维权村民，这些警察见人就打，造成多位村民受伤住院，并抓走村民。

一位村民表示，公安还会再来抓人，还警告村民代表说:“你们上了黑名单，你们再这样搞，就要抓人。”现在村民非常气愤，但又无助，希望外界能关注。(

据和老妇人同乡的黑龙江访民透露，这位仲明碧老太太今年68岁，来自农垦农场，为了土地的案子上访。目击到法警打人的访民表示：

今天（6月29日）上午八九点钟，老太太在位于北京的最高法院信访处排队领表时，法警嫌她掏身份证慢了，将她从长长的队列中揪出并摔到地上，老太太就这样倒在高法门口六个多小时。

打人的法警年约20多岁，警号0100058。法警们大概担心有人拍照，严禁人们停留在老人身边。几名法警围着仲明碧，法警还追上一名访民，查看他是否用手机打110报警过。

访民：看上去她的腰不能动了，她经常摸摸腰，因为她没有钱上医院，警察还围着她不让我们接近。

有的访民用路边的公用电话报警110，警察不管。下午四五点钟，访民打到北京投诉台投诉打人法警的警号和打人恶行时，接电话的男士说：“最高法院的法警打人谁也管不了，我们什么也管不了。”

截止发稿为止，68岁的仲明碧老人还躺在最高法院信访的地上。(

自2005年起，北京当局打着“奥运工程”的旗号，以建中央电视台新台址为名，对朝阳区呼家楼新街4幢楼房进行强拆。自上周二(6月19日)最近一次拆迁后，原先500多户目前只剩23户。

居民张先生指出，在中央电视台勾结朝阳区政府强拆案中，央视和拆迁公司固然可恨，但最可恨的是吃着人民的血汗却一味祸害百姓的政府官员。如果举办奥运会是以众多百姓的背井离乡甚至是血泪生命为代价，那么这样的奥运会我们宁可不要，否则岂非极端的残忍和虚伪？！

居民霍伟英表示，我们的血泪遭遇，是对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所谓的奥运工程不会影响居民生活的谎言的一记耳光。

据张先生介绍，6月19日端午节早上，60多名警察再次强拆了6号楼的两户人家。一户住在一楼，当时家中无人；另一户住在六楼，男主人有严重残疾，事发时不在家，卧病在床的女主人被四名警察强行抬出家门。随后，其家中门窗被迅速砸毁并从六楼扔出窗外。

张先生痛心的说，“只是片刻工夫，好端端的一个家就成为了瓦砾一片！被强拆的居民连同其残破的家当，被强行运往法西斯集中营般的位于北京郊区的王四营周转房。”

张先生说，这次拆迁相对于前面数次没有引起外界太大的注意，因为过程很短，周围无人，这不仅说明当局作贼心虚，而且说明他们变得更狡猾，如果很多人围观，势必引起大规模民众反抗。

霍伟英被强拆后现住在周转房。他说，“那哪是房子啊？！就像个牛棚，墙都是裂的，门口的臭河和垃圾臭气熏天，熏得根本喘不过气来。”

霍伟英说，“央视跟政府打通关系，把我们赶走，老百姓上告无门，我们稍微干点什么，就要被拘留。现在都没活路了，人权不人权的更不用提了，想都别想。”

4月6日下午，呼家楼新街7号楼401室的居民邱桂枝曾在京广桥边试图以跳楼抗议央视勾结朝阳区政府进行野蛮强拆，在社会中引起轰动，之后邱桂枝被朝阳区警察以“扰乱公共治安罪”拘留15天。

邱桂枝现在到处上访。她说，“政府一再说为民如何如何，谁来管我们这些人？！老百姓根本找不着人，根本没人管我们。我们很无奈，我现在不要钱，也不要房，我就是要个理儿。”

据张先生透露，对于民众的上访，朝阳区副区长佟克克曾声称被强拆户是“自作自受”，央视工程指挥部关阳曾扬言“CCTV就是有钱，但是一分也不给你们涨！不搬就强拆，我们有强大的律师团！”

据张先生介绍，被央视强拆的4幢楼位于北京最中心位置，属于钻石地段，地价已经涨到每平方米2万6千元人民币。居民都是原北汽离休干部、职工。他们在北汽倒闭后用自己所有的家产加上工龄将房子买下。

张先生表示，在居民没有达成赔偿协议的情况下，央视从2005年开始对此处强制拆迁，采取各种手段威胁恐吓居民，破坏上下水设施，半夜用酒瓶疯狂砸毁居民窗户，在居民家门外焚烧垃圾，用502和铁丝恶意破坏居民门锁，甚至雇佣社会流氓持械威胁居民，强入民宅，打伤居民等等。

张先生说，“拆迁都选在逢年过节或者气候最恶劣的时候，拆迁过程比强盗还野蛮粗暴，日本人来了都没这样过。真是不择手段，灭绝人性，制造了一幕幕人间惨剧。”

最近在武汉市拆迁户墙壁上，经常可以看到当地居民所写的不满时政的打油诗，诗中多是对政府政策的批判与生活困顿的无奈。

据居民所述，武汉市政府成立了以营利为目的的土地买卖机构称“土地中心”，政府用行政资源和行政手段以低廉的价格从房主手中获得土地，再以市场价格出售给开发商，从中截取了属于原房主的利益。

据悉，武汉政府有关部门，经常在不具备拆迁条件的情况下签发拆迁许可证，违反中共中央政府有关拆迁的法律规定，并以2001年和2002年的地方过期档和价格进行强制拆迁，非法剥夺被拆迁人选择拆迁方式的权利和原地居住的权利。

当局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一律实行货币补偿，每平方米给1770～2000元左右。雇用黑恶势力使用恐吓威胁、暴力伤害和断电、断水、断电话甚至放水淹、放火烧等流氓手段逼迫被拆迁人交房。

李姓居民表示，老百姓无奈地走上上访之路，但结果往往只有一个“政府行为没有办法”，向110报警求救警察却说：“我们管不了，因为是政府行为”，有的干脆就不出警。向新闻媒体求助时得到答覆是“事关政府拆迁一律不与报导”。

武汉市老百姓不禁要问：“公平、公正、公理何在？这样的政府你敢信任吗？这样的社会秩序你有安全感吗？这样的经济秩序你会投资吗？”

中国政府建构的是和谐社会？还是喝血的社会？从打油诗中您可以找到答案。

政府征地不用讲，商业开发要商量
房证地证政府给，为何逼迁硬过抢
人权物权谁保护，政府不管我自挡
声明再三求公正，忍无可忍命可偿

改革开放变化快，政府来做地买卖
大斗进来小斗出，不择手段民害苦
礼义廉耻全不顾，为了装满小金库
民不聊生拆迁户，下岗丧家生活苦

据悉，富锦市北部的同江市也有一桩非法占地案：1998年一场洪水将同江市地势低的土地和房屋全部淹没，洪水退去后农民在地势高处重建房屋。政府说是修一条黑龙江大堤防洪，就在地势低的土地上划界挖了一道沟，工程完成后大堤一侧的土地便被政府无偿占用，农民的土地说没就没了。

同江农民的这一失地案，几年中无人过问，但富锦农民失地案在海外媒体刚一曝光，吴官正就亲赴同江“解决了问题”。按照它的舆论宣传惯例，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应大力宣扬，给老百姓交代一下中共中纪委书记如何亲自解决民生问题的，但事实是吴离开黑龙江后，媒体只是含糊其词的说他到黑龙江考察工作。

王桂林：“富锦失地农民走过12年的艰苦维权之路，如此大案，从中央到地方，官员都清楚，为什么问题就是得不到解决和安置？就是因为中共政治体制有问题，这种体制下实行买官卖官，要当官就得花钱买，哪来的钱买，只能靠搜刮民脂民膏，公民的权力没有任何保障。”

“我到今天终于明白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共产党的体制造成的，中共的统治是封建统治，官权专制，司法不独立、也不允许有民间组织存在，中国的新闻媒体都被党垄断着，所以媒体都是替政府宣传、说假话的，比如富锦市市委书记刘臣在电视上公开讲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可事实上呢他在干什么？”

王桂林认为，中共政府吹嘘中国社会发展了，实际是中国访民日益增多，90%的工人下岗失业，中国的民怨极大，现行体制是豺狼当道，官员招摇撞骗；人为什么削尖脑袋想当官，就是因为当了官就说了算了，官大于法，官越大越大贪，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走民主之路，要民选政府。

王桂林表示，流亡的日子居无定所、异常艰苦，深感身心压力巨大，他质疑：只因为自己说了一些真话、反应了一些社会矛盾就被迫流亡，时刻面临被抓，这个体制不能容忍讲真话者，那十几亿人都讲假话，中国是什么样，就是人吃人的社会，什么是天理？

王桂林还指出，政府在申办奥运会时承诺要改善中国人权。现在到了网络信息时代，可中国老百姓连说真话，把土地侵权的事实告诉海外媒体的权力都没有，海外网站还被封锁着，这不是在欺骗世界吗？中国是不是在倒退？

王桂林呼吁：中国民众都起来，要求实行民主，实行真正的法制，实现人人平等，中国才有出路，公民才会有公民权。作为公民，都希望中国社会进步，如果十几亿人都讲真话，正义就能得到伸张！

18点50分，我们收到了孙良明先生《请求帮助》函，主要内容如下：

“我是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的孙良明，（网名阳光人士）因在互联网上发表一些抨击政府的文章，发表文章时有时在网吧，有时在家里。2007年6月26日我就得到一个知情人的通知，说当地的耦耕镇派出所和县公安局（我估计是网络警察或是国保的）的人来调整我的上网信息，我在外面躲了一天，好像没什么事。

“今天[2007年6月29日]下午17点左右，我在家窗子后面看到一辆面包车停在后面路上，从上面下来两个男子，一个穿迷彩服，一个穿白色衬衣。见此我立即从家跑出来，现在在街上。

“17点15分左右，一个自称是耦耕派出所的陈姓男子用我家电话打给我，要我回家谈一些事情，我说我现在不在家，有什么事先告诉我，可陈姓男子叫我回家时走派出所一下，我再次问什么事，他说没什么，我说如果你不说什么事，我怎么可能随便去派出所呢？然后他说那就算了。

“刚才有一个邻居（在我家打麻将的）打电话告诉我，一个人在我家里正在用从车上拿下一个大箱子，在使用我的电脑。

“在目前为止，那些人还没有走。上面所有人和我通电话的，我都有录音。现在我人在外面，我不知道事情有多么严重。”

我们从大纪元、博讯、看中国和中国国民党大陆后援会上分别查到署名阳光人士的文章分别有《由山西黑砖窑非法用工事件中利益链想开去》、《民主国家应当抵制北京奥运会》、《台湾拒绝圣火入境中共丢尽脸面》等，但无法确定这些文章就是中国江苏盐城射阳县自由作家孙良明先生所作。(

信中表示，无国界记者组织不怀疑罗格对言论自由的执著，指望他在中国的言论自由和人权问题上“采取坚定行动”。

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言人朱利安．潘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该组织指望罗格就中国人权问题仗义执言---

朱利安．潘：“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发表一个措词非常强烈的声明，申明国际奥委会在中国人权和言论自由问题上的立场。尽管中国政府作了许多承诺，但是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改善，压制人权的事情仍在发生。国际奥委会应当对此表示关切。”

这位发言人说，无国界记者组织希望国际奥委会要求北京停止对言论自由的箝制---

朱利安．潘：“我们吁请国际奥委会要求北京废止《外国记者指南》中限制记者工作和行动自由的条款，停止对外国广播电台的干扰。希望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解散以钳制言论自由为职业的中宣部。”

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体育专栏作家包永敏表示，随着2008北京奥运的临近，北京政府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世界愈加密切的关注和检视，但是他认为，如果没有重大突发事件，明年的奥运应该会顺利举行---

包永敏：“中国大陆不管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是世界注意的一个焦点。随着奥运会越来越接近，对它的关注越来越多。中国大陆被挑剔的地方肯定也会很多，不仅是无疆界组织，很多其他单位都和奥委会在一起对中国施压。我想写给奥委会的这个东西也是一种压力。那国际奥委会会采取什么行动，我想罗格前次到北京参观访问的时候也讲过很多这方面的东西。如果没有什么很大的事件发生的话，从国奥会的立场讲，它不会对北京方面采取太大的动作。除非明年8月之前有个大事件能够激起全球的反应的话，才有可能有大的新闻出现，但如果没有，就会顺顺利利地举行。”

包永敏表示，总的来说，2008北京奥运的筹办将会对中国社会的改善发生积极影响。(

横河：这件事情，我想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我把顺序理一下。根据各方面的报导，从民间、媒体报导和官方的报导到正式的中央一级媒体的报导，差别是比较大的。

据了解，在今年的3月份、4月份，就有很多家长因为孩子失踪了以后就到各地去找。最早的就是3月份，就有河南的家长到山西去找自己的孩子。根据河南电视台的都市频道报导，从今年5月9日，河南电视台的记者接到了未成年失踪的第一条新闻线索，就开始进行调查。1个月时间内有记者3次到山西的黑窑厂进行暗访。到6月10日为止，也就是1个月的时间内河南电视台播出了21集节目。

节目播出了之后，就有很多失踪孩子的家长都到电视台都市频道去找自己的孩子。在这之前当然还有其他的孩子失踪，就跟这一期有关的案子，大概有二个多月的时间。

再根据《新华网》的报导：这个事件的发生，是5月27日山西洪洞县的警方在处理另外一个案件的盘查过程中，发现有嫌疑的地方，然后到洪洞县的广胜寺镇曹生村查处了一些案件，这个案件就是后来轰动全国的所谓“非法用工强迫劳动”的恶性案件。

这是《新华网》的报导。这里面就没有提到在这之前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关于这方面的报导，和那些家长自己去寻找孩子的经历。只字未提！好像山西洪洞县的警方自己破的这个案子。

到了6月5日，由于河南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并没有法律效用，他们并不能够去把孩子救出来，所以有四百多位绝望至极的父亲在《大和网》联名发出了一个求救信，这个题目就叫作“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四百位父亲泣血呼救”。

这个帖子发出以后，就引起比较大的震动了。发出帖子是6月5日，到了12日《大和网》这个帖子的点击率超过了31万。而且这个帖子在6月7日被转贴到了《天涯杂谈》之后，6天时间点击率是58万。

在这种情况下，6月9日到12日河南省的公安机关开展了一个叫作“打击拐骗强制他人劳动专项行动”，这是河南省的。大家要注意，拐卖孩子发生的事件是在山西省。到6月13日，据说在这之前，全国总工会的主席王兆国对这个事情有个批示，6月1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兼总工会纪检组组长张鸣起到洪洞县，对“黑砖厂”查处一案进行督促和调查。

到了6月14日，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对打击“黑砖窑”和解救被拐骗民工作出批示。这都是从不同的媒体搜集来的报导。

到了6月18日，山西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发了一个通报：从6月16日开始到6月17日，1天时间内，全省出动警力将近1万人次，也叫“全省打击非法解救诱拐民工”的专项行动，解救民工一共是三百七十多人（从5月份以来）。这5月份以来，算上了5月27日，洪洞县的警方在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查处这个案子，山西省全省解救民工374人。

到了6月17日，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召开全省“打击黑砖窑组，解救被拐骗民工”的专项行动领导会议。

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件事情：第一、最先是民间自发的去找孩子，然后是外省的一个电视台的都市频道进行了非官方的调查。然后是官方报导5月份警方查了一下。到了6月份由于《互联网》发出了求救信以后引起全国网民的震动，这个影响力非常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河南警方也就是受害者的警方（还不牵涉到本省的问题）先开展行动。然后是中央来督察，中央来督察是由于受到全国网民的炮轰，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派人来督察。

最后行动的是案发当地的山西省，中央督察组去了以后，山西省委才开始作批示。2天以后山西省公安厅才开始出动。最后山西省省长才主持了全省会议。这时候已经是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山西省警方才出动，所以这个顺序是完全倒过来了。

汪洋：您刚才提到，这个事情最开始是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报导。6月份又有4百位被拐卖孩子的父亲他们在网上发表了一个帖子，其中这个媒体报导好像在这整个事件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横河：媒体的报导我们其实可以看出一些特点来。第一就是最先报导的媒体是河南电视台的都市频道，但是这个都市频道并没有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这种事件是跨省报导的，也就是说受害者所在的省进行报导，而不是案发当地的电视台进行报导。而且电视台大家知道，像这种都市频道它的播出范围有限，所以很难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但这里也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虽然在中国大陆现在新闻管制是非常严格，特别是最近这一、二年来新闻管制很严格。但是因为新闻管制它必须制订一些管制条例，比如哪些事件可以报导，哪些事件不能报导。所以有一些突发事件防不胜防。所谓突发事件，就是谁也没想到在拐卖孩子的这个地方会出现了一个突破口，由于新闻管制事先并没有在拐卖孩童这个问题上发布限制，所以地方就可以进行某些报导，或不受限制的报导或限制比较少的报导。

所以，尽管对黑暗面的报导，在中国大陆中宣部是有严格限制的，但是为了让民间怨气有所发泄，它也允许进行某些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报导。比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就是很典型的，专门访问最底层的那些恶行事件，但它从来不敢报导上面的恶行事件。

像黑砖窑主，本身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所以对这些方面的报导会有一些漏洞可以做，特别不是在最高的。比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一级的喉舌媒体里面工作的，而是在普通的媒体，特别是普通媒体的一些辅助机构里面进行报导的。这些有良心的记者或者是想突破封锁的这些记者，他能够秉持良心报导出一些东西来，而且是有一些机会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对于这打苍蝇的报导，最终也能够指向老虎去。所以后来大家可以看到网民的攻击很多直接就指向共产党了。并不是说打苍蝇就只能打苍蝇，苍蝇打到最后，没准也打到老虎去了。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进行调查的河南电视台记者，他基本上是个人调查，他并不代表官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去调查的时候，他也要伪装起来，而且他采访的时候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当地势力的限制或杜绝他所能做的，他做的也是很有限。他能目击到这些孩子在那边受苦，但是他也是无能为力。他不代表官方，甚至他河南电视台记者这个身份也没有任何优势，因为当地是不买帐的。这个个人的调查它能够起到一点作用。

第三个特点，就是网络的作用，真正起到作用的这次是网络的作用。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来，网络封锁是有它的局限性。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网络封锁很严重，但是它网络封锁的重点是在海外的媒体、政治性的事件、或者是中共认为跟它的统治有直接关系的事件，还有跟民族主义、“伟光正”有关，比如说奥运这种事情，它是很敏感的，限制的很好。

但是，对于一些不是很敏感的事件，它就没有办法进行预先的防范，因为要防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防不胜防。所以突发事件报导以后，网络开始流传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开始报导这件事情的时候，不可能对这个后续的影响进行预先的评估，这就使得网络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特别是一些没有列入过滤名单的事件，像这种贩卖儿童的事件，就没有列入过滤的名单，还有一些像表面没有影响中共统治的事件，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知道很热门的就是“重庆钉子户”事件。那个事件也是在网络当中没有事先列入限制的名单，当局一旦清醒过来列入限制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已经全国都知道了，而且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了。它就不能够一味的把网络封掉以后再去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的去限制，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从媒体的报导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特点，就是地方台的报导，地方媒体的报导和中宣部的控制，它这之间还不是完全一致的。跨省的，因为各个省的利益不同，所以省和省之间不同的利益，跨省有些报导可以报出一些好东西来。再一个就是网络，它不能够事先限制，这一次起了最大的作用应该是网络。

汪洋：那说到媒体，我们看到这一次中共的喉舌媒体新华网，它对这个事件后来也进行了跟进的报导。

横河：如果你现在到新华网上去的话，它有一个专栏，就是关于这次山西洪洞县黑砖窑的报导，有这个专栏。但是如果你去读新华网的报导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和网络上的报导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新华网的报导，它是属于事后的损失控制和危机处理这一类。

它的报导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主打的是犯罪的窑主、承包人、打手，是这些人。到了官员，它就只提及可能有基层官员的卷入。它所说的就是正在进行调查，说“如果说有人确实有渎职的话，那么一定严惩不怠”。它在这里说到的仅仅是渎职罪，并没有提到基层官员真正卷入的可能是犯了什么罪。

一般来说，到了这个官员一级的话，它就是避重就轻了。它强调的就是基本的政权和党组织还是好的。比如说这里面有一篇很主要的报导就提到，洪洞县的人大、纪检和监察部门正在调查洪洞县可能涉案的部门。什么涉案部门呢？什么国土局、公安这部分是不是有涉案。

那么也就是说，连在这个县里面，它都有一部分好的部门，也就是说更主要的部分，比如说人大、纪检，它权力就更大。权力大的部门还在调查那些权力比较小的部门，给人家一个印象就是即使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上千人，甚至不只上千人，奴工甚至是奴隶童工，甚至于有很多人被杀死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政权，这个县级的基本政权还是好的。给人这么一个印象。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是非常重视的，一旦发现这个事情以后马上就派人下去视察，马上就做出重要指示，积极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去救援，做好善后工作。给人感觉就是这样的。

所以新华网的报导，它属于这种危机处理和损失控制。就是说，它要保护共产党本身的威望，共产党仍然是伟光正，将来它还会说“在党的领导下怎么样去作好后续工作，善后工作的”。所以它是把坏事很及时的去转成对共产党的好事了。

再一个，它提到公安部门正在积极追捕罪犯，所以现在很明确都是最低层的打手才是罪犯，它没有往上找到任何罪犯，已经说到“成果巨大”，已经是抓到多少多少罪犯了。这些罪犯本身，有的甚至本人原来也是农民工，只是说后来被发展成打手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报导强调的是农民工，但实际上这是奴工、童工，并不是农民工的问题。因为奴隶和农民是两回事情，农民是自由身的，奴隶是失去自由的。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完全失去自由，被狼狗、打手看管起来的奴隶。但是它们在报导的时候把它变成了一个农民工的权益问题。事实上根本就不是农民工权益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新华网的报导，和网络上反应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新华网报导是中宣部那一套：成绩是主要的，前途是光明的，党是正确的。这就是中宣部宣传的调子。它也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报一些黑暗面，但这些黑暗面一定是不会影响共产党的领导。

汪洋：是的，如果你到新华网的网站上去看，有很多报导都是中共的高层领导对这个事件是如何的重视，像胡锦涛、温家宝、吴官正、李长春等等这些人，对这件事情都做了重要的批示；还有像《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主席王兆国，也做了批示；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起到山西对黑砖窑场一案的查处，进行督促和调查。

那么，中央高层对这个事情很关注，是不是说对这个事件的解决，就是对奴工事件彻底的解决有所帮助呢？

横河：我认为这个事件，从中央对这个事件很重视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事件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持续了这么多年，光是失踪的儿童就有1,000多人。从这一次它们解救出来的人来看的话，儿童所占的比例还不到所有解救出来奴工的5%。儿童实际上占极少数。

那么，要有上千个童工的话，整个奴工的数量应该是上万不止，这么多的奴工，绝对就不是几个窑主，甚至都不是几个派出所的事情，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相当大范围。

那么，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说是隐瞒没有人知道。这么多年了，还需要中央批示来解决这个问题，说明至少在山西省这个地方，这类事件早就是见惯不惯了。

那么这种大量使用奴工，包括砖窑和煤窑使用奴工的现象，在山西省是属于正常现象，因此中央要批示处理这件事情变成不正常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要中央批示才能来处理这个事情，如果说中央不批示的话，山西省这件事情是绝对不会自己去处理的。

我相信有同样情况的不只是山西省，那么各省是不会处理的。这个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有利益冲突的，但是回过头来说，中央和地方它们共同利益仍然是占多数，最共同的利益，最根本不会变的这个利益，就是上上下都是跟中共连在一起的，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共倒了的话，地方官员也得倒，中央也得倒。

所以地方官员是扒在中共的身上占便宜。中央为什么要管呢？因为它发现这件事情曝光到这种程度，再不管再不批的话，危害到中共的根本统治了，因为民间实在太愤怒了。所以中央必须批了以后，找一些替罪羊出来，枪毙他几个。你看它一定要枪毙一些人，处理它几个，来说明中央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中央对这件事情的重视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你想想看，在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如果发现有现代奴隶的话，在这个省或在这个市里发现有现代奴隶的话，需要报到中央去吗？不需要报到中央去，因为当地的法律立刻就解决了。

汪洋：那以您的角度来看，“山西黑砖窑”的事件，这个恶性的犯罪事件，它和地方和中央当局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横河：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没有直接关系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我认为这种犯罪是属于政策性的犯罪。

第一，中共这20多年来长期追求增长率，而且是以增长率作为官员的奖惩政策。所以地方经济的发展，就变成了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大家说了，这些小煤窑、小砖窑，都是地方上的纳税大户，交税交的最多的。地方官员经济上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和这些小砖窑、小煤窑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地方当局一定会保护这些煤窑主和砖窑主的利益。他们对绑架儿童的事件，就不会去认真的查，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第二，这二十多年放手腐败的政策，就是收买各级官员，让各级官员个人利益和党的政策紧密的连在一起，所以他们必须支持共产党的政策。用这种方式来收买官员。

另外，长期以来还有一种政策，向权力集团的利益倾斜的政治经济政策。这方面有专门的论述的文章已经有很多了。所以大家知道，不管你制定什么政策，老百姓该穷的还是穷，当官的该富还是富。为什么呢？它的政策制定过程当中就是这种倾斜，使得最底层的劳动民众，得不到任何经济改革或者经济开放的利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么穷的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的大量财力被消耗了，被政府官员的个人的消费消耗了。我们最近看到披露出来的，去年我们讲的是政府官员的个人消耗占国民经济产值的六仟亿，最近一段时间看到调查的结果是一万亿人民币以上。这么大量的国家财力的消耗导致国家不可能在全社会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所以穷的就更穷，不仅穷还没有任何权利，这是从政策上，就是在经济政策上导致了官员和这些煤窑和砖窑主这些犯罪事件。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和当局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大家都觉得很奇怪，长期来司法部门干什么去了，当这些家长去找到这些孩子的时候，当地的警方告诉他你只能带走你的孩子，你不能带走别人的孩子。

也就是警方长期以来是在保护拐卖儿童的事件，警察就是做保护这个事情的。为什么？我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司法部门的职责，就是在稳定和和谐的名义下侵犯人权。

大家想想看，在监狱里、劳教所里、看守所里，长期以来，至少在这七、八年以来吧，它就是用这种（和黑窑主）同样的强迫劳动、虐待，必须每天劳动15个小时以上，甚至20个小时，要完成多少多少计划，不完成就是毒打，用这种同样的方法对待法轮功学员，对待家庭教会的成员，对待政治犯对待良心犯。

那么谁来做这些事情呢？是警察、法官、检察官等等。但是他们做了同样的事情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受到公安部和司法部的嘉奖。如果大家注意看的话，公安部和司法部嘉奖的那些中国的警察，譬如说像马三家劳教所的苏境、北京团河劳教所的李继荣，这些都是双手沾满了法轮功学员鲜血的打手。他们却是什么呢？都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全国人大代表。

这些窑主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就是把公安部、司法部等执法部门长期以来执行的政策搬到社会上去用而已，他并没有创造出什么东西来，他用的就是司法系统里面用的东西，所以这种暴戾之气一定就会向社会扩散。

这种扩散有一部分就是政府推动的。我记得在几年前，北京市劳教系统首创了怎么样给法轮功学员洗脑和转化，然后就由政府出面在社会上组织街道干部、各级做转化的工作人员，去接受北京劳教系统那些警察的训练，让那些警察来教外面的党政干部，怎么样用暴力去洗脑、转化。

所以，司法系统里面这种暴行，是通过政府的手段推动到社会上去的，司法部门就是榜样。在山西砖窑煤窑里面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在司法部门内部长期以来就是这么做的，很自然就是这么做的，并不是特点。

我觉得当局在这件事情上至少起了示范的作用，因为是它们首创的，首创了以后还要向全国推广，还要向司法系统之外推广，还要给这些人嘉奖，当然就是起了一个示范的作用。

汪洋：像您刚才分析的是一个政策性犯罪，而且中共的司法部门长期以来就是在公开的侵犯人权，那么这些政策不改变实际上就是用政策在杀人了。

横河：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政策能不能改变，会不会通过这件事情来改变？不会的，因为中共整个它的政策就是这样子的，它要改了它自己的统治就维持不下去了，它改也维持不下去，它要不改的话呢？捂。它寄希望还能够再捂它一阵子。

汪洋：这次中央派去的第一个调查组是全国总工会的，那么中国的全国总工会他在维护劳工的权利，妇女、儿童他们的权利方面有什么作用吗？

横河：大家知道中国的工会它是党的工具，所以它只对党的利益负责，就像妇联、共青团，都是属于党的外围组织。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南方一些企业或者是中国的企业承包外资的，很多劳工的工作条件是非常差的，这个差是公认的，特别是外包企业，就是中国人管的，但是第二级承包了。真正合资企业本身他的政策条件还是比较好一点，因为他要受到国外很多规定限制。那种外包企业，劳工条件差是公认的，但是工会从来就不会管这些事情，工会是要阻止劳工向资方要求条件。因为工会的要求是支持外资要吸引外资，那么吸引外资用什么呢？用廉价劳动力来吸引。

我们可以看到在吸引外资的广告上面都是我们这里投资条件非常好，离劳教所很近。也就是说，他以廉价甚至是无价的劳动力来吸引外资。他不允许在外资或者是合资或者是承包企业里面，有工人自己组织工会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所以，他就说什么总工会顾不过来，总工会为什么顾不过来呢？总工会的头在北京吃香的喝辣的他当然顾不过来。

想不想解决劳工问题？他不想解决劳工工作条件的问题。为什么？如果要想解决劳工工作条件的问题的话，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允许任何一个单位成立独立工会。就说只要有工人你就可以成立工会，你就可以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允许吧！不允许，中国谁要成立独立工会马上把你送到监狱里面去。

本来独立工会是最容易来争取权益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地方他觉得他受到迫害了，那么他就最有成立一个独立工会的愿望，他最有成立争取自己权利组织的动机。而王兆国之类的，他在北京，肯定没有争取这个权利的动机，因为他自己就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所以让这个最需要成立工会的人去成立工会，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最直接的监督。

如果说，让每一个地方工人都能够成立工会的话，保证就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犯罪持续这么长时间。但是中国绝对不会让工人成立独立工会，谁不让中国成立独立工会？是中共当局。所以所有的问题根子还是在上面。

第二个，调查组是总工会也很奇怪的，总工会，即使他是工会的话，他管的是工人的权益。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砖窑的事件是使用奴隶，是非法绑架，是非法使用奴隶工，是谋杀。他们把人打死了还偷偷埋起来了，这是谋杀罪。这些罪行跟总工会有什么关系呢？本来调查组就不应该总工会去的，根本就不是劳工权益的问题，把这个事情说成是劳工权益的问题，就是避重就轻，就是在为犯罪份子开脱，说明犯罪份子就是当局。

汪洋：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时事经纬》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也谢谢横河先生的评论。

关于黑砖窑奴隶工的消息和舆论，正在被暗中压制和扭曲。可以预计，关于这一消息的报导，将很快消失其所有的新闻特征和群众舆论特征，而变成一个按照政府统一口径的宣传活动。但是，事实的真相，早在事情被披露的时候就完全被扭曲了，随着相关报导的细节化，一个惊天谎言也逐渐露出了真实面目，这就是所谓的五月二十七日洪洞县广胜寺派出所警察解救奴隶工的说法。

这样的一个消息，几乎等于告诉人们，是洪洞县公安局广胜寺派出所的民警，像英雄一样地“发现”了这个“虐待民工行为”，并果断地解救了三十一个奴隶。从山西黑砖窑事件的轰动性和受到关注的程度而言，这发现黑砖窑奴隶工的民警，应该荣立一等功，而且披红戴花，骑马夸街三天。

这个消息，恰好不是新闻记者发布的，而是洪洞县公安局制造，然后由山西省总工会副主席王兴旺发布给媒体的。此后相关媒体在编发细节报导时，都毫无例外地引用了这样的一段话。

遗憾的是，虽然洪洞警方将这个谎言编得溜光水滑，哄过了大多数媒体，随着事情的深入，细节报导的不断出现，这个说法也渐渐地露出了破绽，而且明显是洪洞警方编造出来，掩盖其和黑砖窑主相勾结，役使奴隶工，并且在当地进行敲诈勒索的恶劣行径。

六月二十二日的《法制周报》李俊杰文章“黑砖窑背后的行政推手，执法部门只收罚款”，比较详细地披露所谓的解救细节，说是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十点四十分，广胜寺镇派出所民警李定带领四名协警在曹生村进行拉网式排查。结果发现一个脸上有着明显灼伤印记的工人，从而引起了这个李定的注意，然后立即报告了派出所所长刘林忠。刘林忠不久带领六个人到达现场。

如果说这一段报导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派出所民警李定应该是第一个大功臣。他仅仅因为看到“一个脸上有明显灼伤的人”，就引起了高度警惕，从而引爆了这个天大的“黑砖窑”事件。这个李定，显然是个正直，敏感，对警务高度负责的好警察。

那么事实是这样的吗？恰恰相反，这个李定，是广胜寺派出所负责全镇暂住人口登记和暂住证发放等专项工作的户籍民警。他明明知道王兵兵的这个黑砖窑里，有大量外来民工工作，却从来也没有去关注过这些民工是什么人，来自哪里。这就好比是公共海滩上的救生员，却从来也没有去看一眼在游泳的人有没有发生危险。因此，这个叫做李定的警察，恰好是个从不干本职工作的恶警。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洪洞县警方六月二十二日拘留了两名广胜寺派出所的警察，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李定。对李定的指控是“明知黑砖窑内有大量外来民工，却在告知承包人要办暂住证后再未过问此事。”当然，事情还不是那么简单。

那么，这样的一个恶警李定，你能相信他在五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忽然产生了高度的警察觉悟，从而从“一个脸上有明显灼伤的人”，发现大量非法用工吗？

从李定这个恶警身上暴露的只是破绽，而从曾经在王兵兵黑砖窑当奴工的陈成功的讲述中却可以看到，所谓的“解救行动”，根本不存在，完全是洪洞警方编造出来骗人的鬼话。

六月十八日，《燕赵都市报》编发了曾经在王兵兵黑砖窑当了两个多月奴隶工的陈成功采访记。这个十六岁少年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五月二十七日前后在王兵兵黑砖窑发生的事情。这个刚满十六岁的少年，因为单纯无知，所以才被骗到了黑砖窑当奴隶工。所以，他所描述的事实，其可信度远远超过洪洞警方的说法。

陈成功所讲述的事实，完全和洪洞县警方编造的故事相反。事实上，在王兵兵黑砖窑的奴隶工，也是不甘心长期被奴役的，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事情。因此，其中一个云南籍奴隶工张强，在其他奴隶工的鼓励下，忍辱负重，取得了包工头和打手们的特别信任，因此得以有机会驾驶三轮车出入砖场，倾倒烧砖后产生的废渣。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张强以出去理发为名，逃出了砖场，立即向警方报案，但是，洪洞警方特别是广胜寺警方根本就无动于衷。当天下午，王兵兵的黑砖窑曾经有一个人冒充找工作的，前来调查，还特意询问了几个年长的窑工，在这里的工作情况。据《燕赵都市报》的这篇报导说，这个前来调查的人，就是广胜寺派出所的一个民警。

如果《燕赵都市报》记者所说的是事实，那么洪洞警方所说的什么“二十七日‘飞虹亮剑’二号行动进行排除时发现黑砖窑”，就完全是撒谎。而且既然二十六日有民警身入虎穴去摸底调查，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报导，并且给这个民警记功呢？话反过来说，山西洪洞，毕竟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如果一个民警要了解情况，还需要偷偷摸摸的进行吗？所以很有可能，广胜寺警察接警之后，根本是不予置理。

根据陈成功的说法，二十七日早上，是先有几辆从洪洞县城来的汽车停在了王兵兵的黑砖窑门前，造成看管奴隶工的包工头和打手一哄而散。然后才有四辆广胜寺派出所的汽车赶到了黑砖窑门口。由此可见，所谓广胜寺派出所民警解救农民工，完全是一个谎言。

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早在五月十九日就播放了电视专题片《罪恶的黑工之路》，披露了山西数县黑砖窑的黑幕，引起舆论大哗。到五月二十七日，在河南山西两地，相关的舆论已经非常热烈了。洪洞广胜寺派出所的警察，根本不是什么在民爆物排查检查中发现非法用工问题，而是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洪洞县有关部门和媒体已经把汽车开到了黑砖窑门口，才全体出动，开了四辆警车，到了王兵兵的黑砖窑门口。

但是，从各种报导看，包括包工头衡庭汉在内，王兵兵的黑砖窑里总共也只有五六个打手，而且这些所谓的打手也都手无寸铁，最多不过是用砖头、铁鍁殴打工人而已；而拥有四辆警车的广胜寺派出所警察，人数据说有三十个之多，居然连一个都没有抓住，这完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按照洪洞警方的谎言，是在排查民爆物品中突然发现的，那自然更不合乎逻辑；而按照陈成功所述的事实，即使是四辆警车事后赶到，也不至于连一个打手都没有当场拿获。所有这些人犯，都是后来花费了大量旅费后从外地缉拿的，包括被以B级通缉令缉拿归案的衡庭汉，当时都是在现场的。衡庭汉等人得以从容脱逃，广胜寺警方卖放犯罪嫌疑人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否则小小的一个广胜寺镇，四面都不和高速公路相临，从黑砖场到可以乘车的最近地方要步行十四公里，拥有四辆警车的警察，会抓不住几个人吗？如果他们真的抓了，会连一个打手都抓不住吗？

至于卖放嫌疑，也非常明显。事发之后，王兵兵的妻子张梅公开对奴隶工说：“我公爹已经拿钱上礼去了，不会有事情的”。（见《燕赵都市报》同一报导）这里说的，完全是事实，因为后来多名记者亲眼目睹了由广胜寺派出所民警张安喜开具的一张所谓的收据“收到王兵兵壹万壹仟元整”，落款时间是五月三十一日。根据张梅所述，她给派出所的总数是三万三千元，只有其中一万一千元是有收据的。非常明显，广胜寺派出所不仅没有解救黑砖窑的奴隶工，反而卖放包工头，索贿三万三千元。其中二万二千元，显然是经由王兵兵父亲王东记直接进行贿赂的。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广胜寺派出所趁火打劫，索贿三万三千元的同时，对黑砖窑的奴隶工同样残酷对待。五月二十七日，他们把黑砖窑里的工人和窑主王兵兵全部带往派出所，然后进行长达十个小时的审问，其中不乏有威吓逼供的情节。而黑砖窑的老板王兵兵到了派出所之后，几乎就像到了自己的家，还在派出所里的洗澡房里痛快地洗了一个澡（见《燕赵都市报》的同一报导）。这个细节反映出其实他和派出所里的头目，大多数民警，都是熟悉得不能再熟的哥们关系。那个已经被抓起来的民警李定，显然也不是“未过问此事”，而是长期和黑窑主进行勾结，甚至参与分赃的黑警。

十个小时当中，那些最早到达的媒体就为这些奴隶工进行了录像。这也是后来中央电视台《时空连线》节目中播放的那些镜头。其中那个恶警头子，穿得一身光鲜，异常地油头粉面的派出所所长刘林忠还不断地在镜头中作秀，令人感到极端恶心。

但是这个卖放嫌犯、大肆敲诈索贿的刘林忠，在镜头前作秀完毕之后，居然又将所有的奴隶工送回了黑砖窑。很有可能，在这十个小时当中，他已经收到了部分贿赂了。结果当天夜里，王兵兵老婆张梅就要求这些奴隶工第二天继续干活。那些奴隶工看到这种阵势，自然心知肚明，那当地警察和黑砖窑的老板完全是穿一条裤子的交情，很可能这件事情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甚至还有被殴打，所以连夜就跑掉了十个。

第二天，没有跑掉的那些可怜的奴隶工在凶神恶煞一般的警察监督之下，每人签字画押，才领到了二百元钱；钱是曹生村村委会出的，而且还不是交给奴隶工本人，而是交给了一些社会闲杂人员。这些闲杂人员和他们一起步行了十四公里，给他们买了一张最便宜、最近的车票，就把剩余的钱据为己有了。这些奴隶工被放了鸽子，最后基本都没有能够回到家中。与此同时，广胜寺派出所从上到下，忙于敲诈勒索，一下子就从王家敲来了三万三千元人民币。六月十八日，广胜寺派出所勒索当事人三万三千元的事实被《第一财政时报》记者曝光后，刘忠林等人马上赶到王兵兵家，凶狠地追查谁暴露了这一消息，对当事人进行威胁（《第一财经时报》六月十八日报导，“山西洪洞县黑砖窑真相：地方有关部门事先知情”）。天，这和强盗还有什么区别呢？

非常显然，简单地对照一下相关报导，就可以发现所谓广胜寺派出所民警解救农民工完全是事后编造出来的故事。事实上，正是这些和当地支书、窑主进行勾结的恶警，才造成了黑砖窑这种人间地狱。

但是，凭着这个油头粉面的刘林忠的智商，还不足以编造这样完美的谎言。这个刘林忠的智商极低，曾经迫不及待地受贿和勒索当事人。在戳穿了其编造的谎言之后，对照一下他在电视上说的那些话，多数是漏洞百出的。

真正编造这样动听谎言的，起码是洪洞县公安局一级的，甚至也有可能是整个洪洞县政府。对王兵兵黑砖窑进行深度报导的《南方周末》记者朱红军在其网络的个人空间中记述，当他得知衡庭汉已经被抓获的消息后采访洪洞县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结果这个副局长对记者大发雷霆：“本来我们都可以破案立功了，现在反倒成了罪魁祸首。”同时这个副局长说起谎来，如同行云流水一般，一口咬定衡庭汉没有被押解到洪洞。

这个善于撒谎的洪洞县公安局副局长，比较清楚地暴露了制造所谓广胜寺民警解救民工故事的动机。在大量使用奴隶工和童工，用人间地狱来奴役人类这样一个令人发指的事实面前，洪洞县公安局首先想到的是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广胜寺派出所立了功，想来这位善于撒谎和编造故事的副局长，也能官升一级。

如果这次不是因为全国舆论大哗，一些有良知的记者对此穷追不舍，想来这些敲诈勒索，鱼肉百姓的公安恶警，还真的能够立功受奖了。这个所谓广胜寺派出所民警解救农民工的谎言，也将得以永久流传。

数百年前一个外地妓女苏三在洪洞县落难，最终悲呛地唱出了“洪洞县里无好人”的著名唱词。这个外地妓女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而是深知“县太爷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众衙役狼狈为奸共分赃银。一个个都把良心昧；洪洞县里没好人。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幅场景，这些洪洞县公安局、广胜寺派出所的衙役，又何尝不是“一个个都把良心昧，狼狈为奸共分脏银”呢”？

我觉得李杨这个譬喻很好，眼睛死掉，意味着不愿意面对现实丑恶。不过这眼盲起自于心盲，所谓心盲，就是已经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一个人连是非都已不明，自然对丑恶乃至邪恶视而不见，或者见到了也以为其存在就是合理的。比如在所有血汗工厂与类似黑砖窑的地方，如果不是地方当局、地方媒体以及所有知情者的“眼盲”，又何至于会出现如此人间地狱？

那些与此案有关者，如村支书王东己与周围村民，已经充分展示了他们的眼盲，不需要再多谈了。而与这事件关系较远的地方行政长官于幼军等，无一不处于“眼盲”状态。于幼军在政坛上的辉煌，起自于他的一本书《社会主义四百年》，这本书的主调当然是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独特之处是其写法采用章回体文学形式，从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写到马克思“在伦敦桥头沉思”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再写到苏联的辉煌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此书成书时间早于1989年，作者著书表达自己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坚定信心，尚勉强可理解。但目前山西省矿难频发、黑窑遍地，采煤已经危及到五台山这一名胜，于省长还将他这部官场垫脚石再次搬出来改编成政论片，作为“向十七大的献礼”，就只能说他是眼盲了。以他游历世界各国的经历，他还真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他至少应该好好检讨治下煤矿业的现状，将其与恩格斯的名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加以对比，写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山西矿工生活现状”之类的东西。

再以中国最高当局对此事的态度来看，也属于眼盲，而且这眼盲是多重的。首先是对黑窑事件定性不当。一场涉及犯罪与多重违法的案件──指的是违反中国政府自己订立的法律，如刑法（人口拐卖、绑架、故意谋杀罪）、残疾人保护法、劳动保护法等，并非其他涉及人权的国际法，最后居然被定性为“黑砖场虐工案”，这是法律上的眼盲。

其次，派遣非执法机构全国总工会出面处理此事，是行政作为上的眼盲。因为按中国政府自己的解释，全国总工会只不过是个非政府组织（这是今生，前世叫做群众组织），这样的组织并无司法职能，也无行政执法职能。

第三，地方当局在无法遮掩黑窑事件后，将自己从黑窑主的庇护者变成了窑工的解救者，而中央当局也认同这种角色变换，只是对窑主的父亲，一位村支部书记给予了党纪处分，则是放纵下级政府为恶地方的政治眼盲。

至于国内一些评论者用夸张的手法表达自己的震惊，以间接证明这类事情似乎首次在中国土地上出现。这应该也属于眼盲。因为这类事情在媒体上出现得太多了，每年中国那几万起工伤事故，血汗工厂中工人中毒的报导从未绝迹。我至今收藏有1999年5月21日、26日的《羊城晚报·新闻周刊》那篇题为“生命的哀号”的系列报导，那篇报导配了一张照片，一位因尘肺病晚期而形同骷髅、挣扎在死亡边缘的民工，用他那大睁而空荡荡的眼睛注视着虚空，让人看了心里直发瘮。近几年，这类报导在中国的平面媒体上更是从未绝迹，请这些评论者从此以后多看看周围的世界。关注事实，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良知与社会关怀，只需要一双没有被心盲主宰而死亡的眼睛。即使出于利益考量，可以表示沉默，但不必假作天真地参与扮傻游戏。

关注并揭露这些丑恶，就是为了消灭这些丑恶。这不仅仅是为了被害者，而是为了使中国不至于沉沦至地狱深处，从最消极的底线来看，这还为了自己的良心。

回京的第二天，我们就马不停蹄的带着厚厚的一摞《探索》再次返回民主墙。可是，我、魏京生、于义刚刚将车停在民主墙，陆林就匆匆跑来告知：有人跟踪。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是真的吗？这种场景在电影中看到过，在小说中看到过，唯独不相信会在现实中被我亲自感受。真是太刺激了，竟无一丝恐惧。我们选择了离开，我开着车沿西单一个小路口北行，看反光镜，有一辆摩托尾随而行。可是，在鼓楼附近，摩托消失了，瞬间的欢喜还没有过去，就发现一辆黑色奔驰小轿车不远不近的追随。（那时的奔驰极为少见，特征明显）我上了三环，三环路上车辆极少，过了上下班高峰，路上只能看到零星的几辆，我上三环的目的就是想确定一下是否有人跟踪，还是我们有些神经过敏了。

在三环路上，奔驰于我们的距离稍稍远些，可是，他们始终维持在一定距离，我快，他快，我慢，他也慢。我沿北三环向东行使，在和平里处右转，右转后的路变的窄了许多，跟踪车辆与我们车的距离也就近了许多，我加速前行，他们也加速，在充分肯定对面没有车辆的情况下，我连转向灯也不打，猛然左转进入楼群，只听到后面的车紧急刹车却没能沿我的路线左转，前行了一段后，才左转进入楼群，这时，我已调头离开楼群，回到原路中。继续前行，反光镜中没有见到奔驰车的身影，我暗笑：不过如此。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居住在幸福三村的陆林家，把所有剩余的探索寄存在他那里，可是，当我们到达那里时却发现，那辆奔驰早在陆林家恭候多时，他们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跟丢了我们，却抄近来到我们所要去的地方。

车可以不要，《探索》却舍不得扔。经过商议，还是将《探索》放在了陆林的家里，我、魏京生、于义步行离开，后面也有三个人步行尾随。一辆公共车驶来，魏京生说："我们坐车走"，我说："别急，假装不座这辆车"，我在公共车上干了许多年，知道上下车需要一定时间，如果我们过早的暴露坐车意图，他们也会赶过来的，我用余光观察着，在还有一两个人就要上完之时喊了一声："快跑"，不早不完，上完人，我们就到，门一关，车就走了，跟踪的人只犹豫片刻，就没有赶上。我刚要庆幸自己的聪明，却发现，那辆奔驰又跟上了。我们座了一站，在十条下车，这时肚子感觉饿了，走进一家饭馆，吃饱了再说，可怜那些跟踪的，竟滴水未进。

我们去十条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去《四五论坛》见刘青等人，已经约好了。可目前的情况，魏京生又有些犹豫，是否该去？把跟踪的带到刘青处是否有些不妥？我想了想说："他们是针对我的，（因为是我偷的车）这样，你们进胡同就跑，我迎回去，进了胡同多转一下，看看没人跟踪后再去刘青家。"魏京生开始不同意，认为太危险，我说："没事的，要抓早就抓了"。他想了想，还是按我的意思办了。进了胡同，我们悠闲的走到交叉处时，我突然向会走去，跟踪的人显然被这一意外举动搞得有些不知所措，他站在那里，手不自觉的伸向裤袋中，这时，我的心跳加速，暗想：莫非他要拿抢？只是一闪念，我的步伐就随之减慢，减慢的步伐却马上让我清醒：他即便有抢，也不会有子弹，我当过兵，在当年，闹市执勤的配抢不配子弹，子弹夹里装的是空弹壳——吓唬人的。

想到这里，我的步伐又恢复原状，轻盈了许多，并在与他交错的瞬间，肆意的对着那张警惕的眼微微的笑笑。可，我也感到有些奇怪，为什么只有一个人跟进胡同，还有两个人哪里去了，如果他俩跟着进胡同，我们的计划就会落空。我走出胡同，右转直接向北，回头看看，竟无一人跟踪，试都不用试，后面一个人都没有，这就怪了。我减慢了步伐，拿出一颗烟，停在路边思索起来，无意中，我看到马路对面也有一人，也停在那里吸烟，原来如此：没有选择在我身后，选择了隔着一条马路。我决定试试看，急速向北，他也向北，急速回转，他也回转，在我确定只有这么一个人跟踪后，我有了主意：慢慢向北走，当看到右手边有个胡同时飞快的钻了进去，用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起来，不知跑了多久，从工体的十条一直跑到北新桥，停下找找，再也没见跟踪的人。

此刻，我清楚的知道：我可以暂时的甩掉跟踪我的人，但是，他还会找到我，还会把我送进监狱，我没有地方跑，口袋里当当作响的几分钢蹦儿，不能保证离开我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之后能够吃饱饭，也没有勇气撕下脸皮去做乞丐，更不想去死，我那么年轻，还有许多美好未曾享用，还有许多理想未能实现。魏京生与我们谈到过死，我没敢作声，我虽产生过为理想而死的豪情，但是，当我现实的做了"可能死的事"之后，当我们如此认真的谈论这一话题时，昔日的豪情就离我远去，我不敢坦然面对，我想活下去。

回到宿舍，我赶紧收拾一下自制箱子里的物品，一些送给朋友，一些进行销毁，看到箱内只剩一两件未洗的旧衣后，才倒在床上呼呼大睡，我睡的竟然很香，一觉睡到天明。醒来后，我细细感觉了很久，才最终确定：我还在单位的宿舍，我还是自由人。似乎，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自由 ——不近完美的自由，也是那样的可贵。

游行队伍到省委大院门前停下。省委书记岳歧峰手持扩音喇叭，一幅焦急而谦和的面孔，向聚集在门前的上千民众“透明”了自己每月的工资收入，并逐个交代他老婆和几个孩子的工作和收入情况。一批人走了，再换一批人。这一天，他要站一天，讲一天。一个省的第一把手，若不是感觉到中共江山，在奔突的火山口上忽悠了一下，他肯如此屈尊下就？“六四”以后，连这样的有限透明，也绝迹了，虽然当时那个袁木在电视上，信誓旦旦地说：“以后还要透明，以后还要对话。”而18年来，中共给百姓准备的，是防暴警察的枪亮盔明！至今有人诋毁和拒绝这奔突的火山，不知他们跟谁穿一条裤子？

就当时情况来说，此所谓“上行下效”，现在是五月中旬，他岳歧峰也不知道下一步谁在台上、谁在台下。有奶便是娘，他还不能判定，下一个娘是哪一个。他只得步步小心，才好保住乌纱帽，因此看北京在“对话”，在“透明”，他也出来对话和透明了。至于他的薪金数额，市民相信那是和会计室的工资单完全一致的，但是工资单以外的，上哪里查？他说孩子是普通工作人员也不假，但知情人说，他作为省委书记一调来，就把孩子塞进最赚钱的外贸部门了，这谁能做到？好在人们并没有更高的期待。他出来了，见面了，说话了，话中也没见“硬茬儿”，显示了若干诚意，这就算很不错。当时的北京执政者，特别是决策者，沿此路舒缓几步，惨剧是可以避免的。但毕竟如他们自己所说：“反动派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

蝙蝠在鸟兽大战打得难解难分时，从旁观战。若鸟胜，便奔过去说：我是能飞的鸟；若兽胜，便投向兽群：我没有羽毛，专家们是一直把我划归兽类的。地方上的大小头头儿们，都经历过同中共与生俱来的无休止的党内大战，懂得在中央内斗结果未见分晓之际，要运用“蝙蝠战术”，而且其运用之纯熟，令人叹为观止。老百姓形容他们：“轴承脖子弹簧腰，头上插着指风标。”又说，他们遇事“一站、二看、三通过”，真是一语破的！

待十几天后，全过程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对这次上街秋后算帐，“论功行赏”、“按律问斩”时，院领导竟宣布：参加游行者，只有党员二人(我是其中之一)。那么，别的参加游行的党员呢？他们宣称：“我们是由上级派遣，现场保护学生的！”这就是说，他们是派到学生队伍里的第五纵队，现场监视学生言行，因而都是功臣！

可以设想，若是出现另一种政局：赵紫阳占了上风，游行定性为爱国行动，那时他们就会拍着胸膛说：“我早就知道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当时给予了大力支持！”更可以肯定：若是若干年后的历史教科书上说：那次“六四”，当局是怎样、怎样的不对，这些头头儿们会对自己儿孙们拈髯而笑：“我早就知道邓小平做法不对，当时我不仅派人保护学生，还让食堂包饺子，招待游行归来的学生呢！”

官场如此无耻，道德如此堕落，都是中共长期讲求“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丰硕成果”。随后江泽民重拾旧货，搞“讲政治”、“以德治国”；再后是胡温的“党员先进性教育”。教育来，教育去，是权贵的黑帮化，是社会的黑窑化，是某些“精英”的鹰犬化……。

我在游行中竟然把党派出来的“保护学生”的特工，看作是和自己一样心思的同舟共济、志同道合者，只是在事后一“划线”，才明白过味儿来，我又受骗了。作为当时50多岁的人，在共产党“怀抱”里生活过几十年的人，若谁说我无知、麻木、天真、愚蠢，我诚恳接受。

18年又过去了。面对今天黑帮和黑窑，鹰犬和伪君子，有没有和我当时一样无知、麻木、天真的人呢？除铁心与中共同流合污者外，如果有谁对中共再存幻想，期待它自省、自律、“慎独”，是不是也太无知、麻木、天真了？（待续）

走过香港街头的书报摊，人们常常被报纸特大的标题和花俏的版面设计所吸引。报摊上有为数众多的报纸和各式各样的杂志。在香港，任何人只要交纳不到1000港币就可以创办报刊。据统计，香港居民平均拥有的报刊数量居世界前茅。

长期以来，香港居民享受着充沛的新闻信息，但是香港回归10年来的新闻自由状况却让新闻从业人员感到忧虑。香港记者协会今年2月公布的会员意见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新闻从业人员认为，回归之后香港的新闻自由退化，大约60%的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界的自我审查比回归前更严重。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胡丽云说：“大多数出现的是在报导有关中央政府的一些敏感消息，或者是他们觉得中央觉得敏感的消息，他们就不会报(导)，或者减少报导，最后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有关媒体老板的业务。”

香港媒体的自我审查在2003年时还成为新闻事件。当时新城电台编辑主任张仲华向记者协会指控该电台自我审查，内容包括：低调处理有关电台拥有者长江集团或特区的负面新闻，删除批评该集团的言论以及低调报导法轮功在香港的活动。记者协会调查证实张仲华的指控成立，但是张仲华后来被电台解雇。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胡丽云认为，媒体自我审查是出于私人利益的考量。她说：“现在媒体老板全都是Businessman(商人)。他们关心的就是他们的Profit(利润)有多少，能让他们的Profit更加上升最重要是在国内市场。如果在国内可以让他们的业务急速发展，他们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妥协。”

目前担任香港报业评议会主席的陈韬文教授认为，媒体出于私人利益考量进行自我审查，动机包括害怕当局以及讨好权贵，这种做法违反公众利益。

自由撰稿人张仲华对美国之音说，媒体遇到和媒体老板有关的消息时，上司会叮嘱小心处理，或者要求依据集团反应来发稿，这种新闻干预不是具体约束新闻的用字遣词，而是影响到编辑的方向。

张仲华还注意到，香港回归后，媒体的政治自我审查很普遍。他说：“97以前...香港媒体的文章批评共产党有时候批评得比较狠，97年之后跟97年之前没有批评得那么狠，我们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控制。”

除了媒体的自我审查之外，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胡丽云还认为，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都在影响香港媒体，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去年港府只拣选少数媒体，让他们有权利报导有关服务税的消息。其他经常干预媒体的做法就比较微妙。

胡丽云举例说：“官员说了什么之后，记者还没有回去时，官员助手就打电话给记者的上司，解释事情应该怎么理解，或者说，这个字有点不对，应该用另一个Wording(措辞)来代替。这些干扰不是那么明显的可以和服务税作比较，但是这种Subtle(微妙的方法是我们香港政府普遍常用的方法。”

虽然香港回归后出现媒体自我审查以及新闻干预的现象，但是自由撰稿人张仲华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程度并没有萎缩。他说，香港的新闻自由受到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的法律保障，香港是个法治的地方，而且香港人知道新闻自由的重要性。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胡丽云期待香港新闻工作者坚持新闻独立，她还呼吁海外媒体关注香港状况，以促进香港新闻自由的进展。

曾经是港府第二号人物的陈方安生在声明中表示，今年“七一”游行，适逢香港回归十周年纪念日，没有什么比港人能够以游行方式、和平及公开表达意见，更能彰显“一国两制”政策及基本法赋予的权利及自由。

她相信今年的“七一”游行一如以往，会在和平及有秩序情况下进行，凸显以往同类活动充满耐性及幽默感的特性。

陈方安生强调，她参加“七一”游行的目的并非要对抗政府或使政府尴尬，而是她作为社会一份子，希望尽快全面双普选，建立可持续的良好管治体制。她又说，游行并非唯一表达争取普选的方法，但在香港政府即将发展政制绿皮书之际，市民可以藉着游行表达对普选的强烈诉求。

另外，陈方安生又指出，正在香港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很清楚港人对普选诉求。

从2003年的50万人七一大游行开始，香港4年来每年七一都有数万人以上参加的大游行，其中一个重要诉求是市民普选产生特区首长和立法会议员。

根据香港回归的基本法，香港最终要实行双普选。许多港人在10年前都期待，10年后的今天香港能实行双普选。但是，在普选的日期和时间表问题上，北京认为，普选还没有水到渠成。

尽管香港市民要求普选的呼声一直很高，但是，北京仍然几次用人大常委解释法律的方法，压制了港人2007、2008年双普选的愿望，理由是“条件尚未成熟”。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认为，香港普选陷入停顿，可以说是遥遥无期。

北京的基本法权威许崇德多次表示，现在不能进行普选是因为匆忙普选就容易选出北京不放心的人。他说，如果保证能选出爱国爱港对北京负责的人，明天就可以普选。

民主派认为，所谓条件成熟、水到渠成，都是比较主观的判断，并无客观标准。香港立法会议员、大律师梁家杰说，普选是要建立一个制度，而建立这个制度的基础就在于相信人民。他说：“普选的制度必须要建基于相信人民这个信心上。如果你不相信人民，你就不会尊重他们选择的权利。”

梁家杰是公民党主要成员，也是10年来真正同北京信得过的特首候选人进行真刀真枪近距离搏斗竞选的候选人。

首任特首董建华在无对手情况下当选在任7年。第二任特首曾荫权2004年接替董建华干完一届，到去年进行连任竞选，全香港只有梁家杰一个竞争对手。粱家杰得到了100多名选举委员提名。选举委员会有800成员，选举结果是曾荫权以压倒多数获胜。

由于最后决定特首候选人的是这个选举委员会，而这800名选举委员又多是北京信得过的“自己人”，因此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等人说这是“小圈子选举”，与普选风马牛不相及。

香港资深媒体工作者吴志森日前在苹果日报上撰文说，假普选是民主的灾难。他说，最近一个“有普选之名而无普选之实的假普选”方案已经登陆香港，而且得到特首立场鲜明的大力推销。

这个方案大致内容是：50到100提名委员，可以提名一位参选人，但他们要通过提名委员会的民主程序整体提名，由提名委员投票，以最高得票的前两名参选人，才可称为正式候选人，再由市民一人一票选出特首。

吴志森说，在刚刚过去的特首选举中，梁家杰也能拿到100多提名，造就了一个起码在形式上有竞争的选举。但如果这个新方案真得到实行，那么，就连梁家杰这样的温和民主派也无法通过提名委员会这一关。

美国香港商会前任会长汤普森星期三在香港说，香港有160年历史，以前从没有过普选。汤普森认为，今天的香港市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普选。他说，香港人民已经为2012年或之前的普选，做好了准备。

香港立法会议员汤家骅也说，香港早已准备好普选了。汤家骅说：“我们认为，香港市民已经期待已久了。香港社区已经成熟，从某种角度来看，同世界其它民主国家开始实行民主的初期阶段相比，香港在经济力量方面要比它们强大得多，在知识和智慧方面，也好过它们许多。”

香港人均收入是2万5千美元。美国欧道明大学李少民教授说，有一种理论认为，只要人均收入超过6000美元，就会出现比较强烈的要求实行民主的愿望，也有可能成为现实。

北京经过三次“释法”，香港2007、2008年普选已彻底无望。特首曾荫权多次表示2012年“有普选行政长官”的机会。但是，许多民主派议员都对这种承诺能否兑现信心不足。

今年的民主派七一大游行，在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香港结束后的七一下午举行。准备参加游行的泛民主派呼吁市民风雨不改地参加游行。“支持曾荫权，抢回双普选”，也就是用行动向“中央抢回2012年的双普选”权利。

这几年的七一大游行，总能看到一位老人。他自称“仍然渴望民主的80岁老人”。这位老人星期三在苹果日报和明报上刊登整版广告：香港始终有你普选偏偏没我。他呼吁大家上街：七一，维多利亚公园见！

广东“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辖下的“南方周末”周刊，最新一期以间接、隐晦的报导方式凸显香港本色，在近来这类报导中特别引人注目。

这篇题为“你可能不知道的香港”指出，出了红勘火车站，就会看见一大堆标语，看得初到香港的中国大陆人胆战心惊。在天星码头，也会有人向你散发海报、小册子。

虽然报导未指是那类标语、小册子，但港人都知道这是指法轮功抗议中国迫害的标语。

对中国大陆先前热门的钉子户问题，报导表示，香港一位八旬农妇挑战地产大亨李兆基，结果香港终审法院裁定农妇胜诉，并没有给地产大亨任何一点特别的情面。

作者自言很难想像，将这一事件搬到中国会是什么结果，而且在香港没有人上访，也没有人会哭着把上诉的资料塞到记者手里。

不过，文章也指出，香港的贫富差距之大同样是大陆人难以预料的。七百万香港人中有一百一十二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文章引述时事评论员梁文道表示，十年前，香港首富李嘉诚是港人的偶像，代表着只要努力就有机会成功的“香港梦”。而现在，计程车司机也会骂李嘉诚搞垄断，官商勾结。香港人过去觉得有钱人是靠他自己，现在也出现了仇富心理。　　

梁文道认为，回归前后，为了香港保持经济活力，更多注重的是商人的利益，忽略中产阶级和一般民众。如选特首的八百人选举委员团多是商人出身，垄断了香港的经济资源，又垄断政治资源。

今年2月10日香港记者协会（记协）发表了一项调查结果，58.4%新闻从业员认为香港现时的新闻自由比回归时有所倒退：主要原因是业界自我审查；其次是政府加强控制资讯的发放。另外，近6成受访新闻工作者认为业界的自我审查较10年前严重，主要表现在淡化中央政府的负面消息（占受访业界20%）或淡化忖度中央认为敏感的消息（20%）；其次较多表现在淡化对传媒老板或其相关利益的负面消息。

记协对此表示震惊。由于自我审查并非一个被社会接受的做法，实际情况比调查所揭示的情况更严重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推断。

较早前，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2006年就“本地传媒公信力”作出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从市民或新闻从业员的角度出发，比较以往数据，香港的新闻公信力跌至新低。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院教授陈韬文指出，在1990年、1996年、2001年及2006年的4次调查中，以今次评分最低，他认为这与传媒机构予人的政治立场，以及传媒报导时是否渲染暴力、色情及煽情的因素有关。

陈韬文说，在政治立场方面，传媒机构是否有独立性、具备敢言风格，还是面对权力中心进行自我审查，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评分。他说，自我审查可以源于对北京政府、港府甚至财团；评分大跌或可能是因为予人印象“立场不够独立，立场靠边站”有关。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说，早在九七前中共当局已经清楚讲明有什么不可以报导，完全是明显，不是暗示的，如不可以宣扬台独，特别是西藏、新疆的独立，不可以骂中共的领导人等。

九七后也是具体落实这些东西，所以出现了2000年香港有线电视台访问了吕秀莲，中共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王凤超出来说话，自始之后，香港的媒体就很少访问吕秀莲，访问台湾副总统吕秀莲也会讲一些和台独没有关系的话题。

又如新疆独立问题，有个别的传媒拍纪录片讲民生的，但涉及到这方面都是有一个自我审查的机制，避免触怒中共，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消息少了，观点也是单面的。

杜耀明举例说：“如北京要统一海峡两岸，现在很多报纸都不能够跳离中共的外交观点：不排除用武力。其实中国人应该是反对用武力去对付中国人，既然台湾是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民，更加不应该用武力对付。但没有一张报纸会说反对武力侵台。可以看到香港的报纸凡是讨论到台湾的问题就是讲到统一的问题，而不是说台湾的未来或前途问题，更加不是和平统一的问题。这是一个观点上的狭窄化。”

杜耀明观察到在探讨中共政权最高层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报导方面相对也是少了，近期也有，但都是引用了日本的共同社、时事社或西方的纽约时报的观点多一点：“最出色是林和立，但他在《南华早报》被改调另一个职位，最后要辞职。有人做过统计，由林和立离职后，相对以前10年，有关最高层政治斗争的报导是少了很多，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巧合。”

此外，杜耀明指出香港媒体界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选择性报导：“如对于法轮功的报导，可以看到没有媒体报导法轮功，2,000人（退党游行）上街又如何！这清楚说明，中共有说法指法轮功是邪教，当时董建华狠到甚至想立邪教法，但因为国际舆论和很大的批评才临崖勒马。”

对于对中共领导人，北京政府的批评也是相对地少了，杜耀明提到自80年代以来一些报纸自圆其说的讲法，指北京有进步、经济好了，批评自然少了。他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我们看到即使经济方面好了，但人权方面，现在国际人权机构都指出中国本身很多地方都是有待进步，还不时有恶化情况，对这些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监察？单看维权律师所遭遇到的困境，我们是否有较大的关心？这是我们采访的盲点，这些黑暗的角落，是港媒体没法清楚透视出来。”

香港新闻自由收紧，杜耀明认为，97年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分水岭：“因为其实在97年之前已经过渡，自我审查在之前已经有，只是在程度上、方法和规模上有所不同。所以97年前有很多报纸已经作准备，真正讲及一些民主声音的是《信报》、《苹果》，间中有《南华早报》，其他的媒体已经很罕有，个别的报纸如《明报》可能是一个很中和的观点，中和并不等于中立，它会讲一下各种不同的观点，尽量避免自己的观点沾染到特别针对中共的批评。其他（媒体机构）更不用说，很大已经转向北京的观点。”

杜耀明指出，97年后香港经历了一些经济的危机，一些传媒机构已经支持不下要出售，结果有很多卖家是与中共有关系的人，一收购，观点的转变是可以预期的，只是他们还打着中立的外表，但实际他们所讲的东西都是中立、中产或代表一些亲政府、亲北京的观点。”

杜耀明认为，自我审查不是一个自我修为的问题，而是一个新闻机构或新闻工作者要面对的一种外在的压力或内部的压力而作出的理性反应：“如果经常有类似抓捕香港资深传媒人程翔的情况出现，让每个到大陆做采访的人都要很小心，这是一个很理性的、自我保护的行为，但有时是基于避免去触怒一些权贵而作出一种自保的做法，有时是避免广告上受损等等。另外，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暴力的倾向是大了，看2004年3位名嘴郑经翰、黄毓民、李鹏飞要‘封咪’，那是一个暴力的威吓，谁能做到这些事令威吓那么真实，让那几个当事人觉得那么真实，觉得要走？”

经济制裁亦是“不听话”的媒体机构所面对的压力，杜耀明说：“《苹果》、《台周刊》的经验是没有地产商的广告，未能百分百确定是否中共叫地产商去做，但会觉得是有关系的。这是由过去间歇式的做法到现在长期间很稳定的做法。壹传媒老板黎智英自己讲的，他在最近撰文中说，地产商对他们的制裁每年所造成的损失大概是2亿元的广告费，让人觉得很奇怪的是过去两年地产市倒好了一点，按理不应该没有广告的，这是一个估计。”

面对自我审查问题所出现的各种现象时，杜耀明认为，是需要作出检讨的，但香港对于这方面的反省很少：“自我审查的压力很大，这是客观存在的，外在和内部的压力都很大，但传媒工作者不用自动投降……现在的做法让新闻业界加高了难度，但不等于没有得做，要更加大勇气和智慧去做。”

作为大学教授，杜耀明指出，在大学的学习环境中，也存在着自我审查的现象：“在我的学生当中，有一些会坚持，有一些已经妥协，在学生当中很多时候是社会的反映，在报导同一条新闻，有些会坚持讲了真相，有些会坚决叫大家不要讲真相，也有我只能够鼓励那些讲真相的学生，告诉他们是是很难得的，社会很需要他们。对于那些基于其他考虑不讲真相的学生，我只能够告诉他们我的看法。”

九七前后，中共官员的对外公开说话成为了香港媒体报导原则的“指引”，很多时候节目播出，当受到中共官员批评后，以后便不会再有类似的节目出现。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说：“中共领导人出口说了一些话，大家会知道后果在哪，即使不是法律，但实际上就像法律，会有多少的提防，因为要面对的不是被一些人骂，而是中共领导人骂你，你是否有勇气面对？”。反映不少媒体界自我审查背后的心态。

以下是九七前后一些中共官员就香港传媒发言的摘要：
1996年6月1日，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接受CNN专访时，强调香港新闻界九七后不能鼓吹台独及两个中国。

1996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接受《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访问，被问及香港人九七后是否可以继续举行像每年悼念“六四”事件的集会等抗议活动时，他回答说，将来香港不应该举行那些直接干涉大陆事务的政治活动，他又说，香港传媒可以提出批评，但不能传谣及报导失实，亦不能对中国领导人作人身攻击。

1999年7月，台湾驻香港代表郑安国在香港电台参加讨论，解释前台湾总统李登辉于夏天提出“两国论”的正当性，节目遭到了支援北京和香港官员和一些知名人士的严厉批判，特首和政府发言人批评郑安国不应发表和身份不相符的言论。全国政协常委徐四民也批评香港电台的某些节目“阴阳怪气”、“攻击政府和特首”。

当时的香港广播处处长张敏仪在同年10月被调离香港电台，到日本担任香港驻日本经济贸易首席代表。她4年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被调离香港电台的决定是在某种压力下作出的安排。

2000年4月8日，香港有线电视播放了访问吕秀莲的节目。吕秀莲是台湾副总统的当选人。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台湾是主权国家；台湾同中国是“远亲近邻”。几天后，4月12日，香港亲中共的“新闻工作者联会”举行〈台湾问题讲座〉。王凤超在会上发言说：香港传媒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基本国策，不得散布和鼓吹分裂国家的言论；对于台湾副总统当选人吕秀莲分裂国家的言论，不能当作一般新闻和一般不同声音来处理。

中国民主正义党秘书长傅申奇撰文评论王凤超事件，他说，在大陆长久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中央钦差的大官、小官、芝麻官，如没有中央指示，是不敢在重大问题上随便发表个人意见的。

傅申奇说，王超凤的讲话暴露了中共“一国两制”政策的实质：保留香港民主、自由的良好外表，运用中共强大的内、外压力，逐步削弱香港民主、自由社会的脊梁，即逐步把法治、新闻、言论等纳入中共的领导之下。然而，中共一定要达到这一目标，其代价就是使香港从繁荣的国际城市地位跌落下来。

2000年10月时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赴北京述职，香港有线新闻记者张宝华反复追问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是否“钦点”董建华连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江泽民大发雷霆，并公开斥责香港记者所问的问题，来来去去都“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太简单，有时很幼稚），那个被指“幼稚”的记者一炮而红，不过从那天起，她每次申请到北京采访都被拒绝。

据台湾央广电台报导，台湾陆委会副主委童振源认为，一国两制在现实上已经产生矛盾，中共做为一个主体，香港是一个配角，所以只要跟主体的利益冲突的时候呢，那么香港的政府就被迫要配合。中共想用“一国两制”一箭双雕，却让香港沦为配角。

主权回归初期，亚太金融风暴使得香港发展未如预期顺利，随后北京方面不断介入香港政策的发展，令香港整个发展的主体性，变成边陲化。

长期以来香港很多民意调查，发现有超过6成的港民，认为包括立法会的议员跟特首都应该要全面的普选，而中大民调也发现，有将近7成以上的港民，希望在2012年以前，实施双普选。

除了民主问题外，香港的新闻自由度在回归后不断的下降，年初香港记协针对香港的新闻从业人员做了一个民意调查，有58.8%的记者认为，香港目前的新闻审查制度，比回归之前还要严格，甚至还要倒退。

另外，港大针对认同是香港人或者认同是中国人的部分，所做的调查显示，香港人认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支持度还超过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甚至还有超过3成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愿意重新回到英国统治香港的殖民地的身分。童振源强调，调查显示，即使香港经济已复苏，但是北京政府对于香港的干预太多，部份港人的心态甚至已经退回到回归之前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CEPA繁荣了香港经济，同时也带来了中国伦理道德沉沦的恶习，“欺骗”、“不诚信”的商业行为污染了香港，旅美的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青就曾在去年4月底，将亲身经历写成短文，将当前两岸三地的“诚信”水准作对比，他以“台湾人诚实地以低价卖隔夜包子，香港人将隔夜包子当新鲜包子卖，中国人则卖假包子”作鲜活比喻，他也举亲上馆子吃饭实例，感受到香港人回归前后服务态度有相当大的落差。

从“港人治港”到“京人治港”，香港在回归后民主之路走的艰辛，港人在历经波折后，逐渐认清中国的美丽口号似乎不会实现，面对回归的无奈，以及对北京政府过度干预香港民主发展，香港民众已经透过民调结果显示他们的真实想法。

当我到达美国的北部一个城市后，深秋的美景让我忘却了行前的烦劳，接待我们的老刘很是热情。忙东忙西的。到处拉我们去观光，公司也请我们吃了好几次饭，电台里的消息让我们很放松，诺大的一个城市，一星期就里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和我们想像的差距大到跌破眼镜，如果在中国一个城市有这么多枪支在民间，不知是甚莫情形。

记得一个德国的教授到我们那儿访问，经过一个住宅小区，见到所有的窗户都装有防盗窗，以为是监狱，于是说中国真的进步了，监狱都这磨好，这个评论真让人心酸。

老刘带我们到他家，炒了几碟好菜，我们很感激，因为老外的饭还是没有中餐好吃，特别是旅途劳累，又倒时差，真觉得是可口极了。饭后，我拿出了赵书记侄子的联系电话，请老刘帮助联系一下。老刘拿过去，很惊讶，问我来由，我忙说是赵书记的侄儿在中国大使馆工作，想和他聊聊，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老刘和我们几天来处熟了，很诚恳的告诉我，千万不要打这个电话，我们都是学者，小老百姓，千万别惹这个麻烦。没有人出来没事去联系那些人的。哪个老实学者去和他们来往的。美国的FBI 会盯上你的。以后你要出国会有麻烦的。

我吓得出了冷汗，从外面看中国，和在中国看中国太不一样。其实，直到今天，移民国外了，才真正知道中共的真面目。才知道人们远离中共的原因。

美国联邦调查局、英国等国情报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在监视大陆留学生会、亲共侨团头目，不定期地逮捕和驱逐中共特务，如美国加州女特务陈文英被逮捕等。

现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作的刘伟博士1998-99年曾担任曼彻斯特市学联主席，全英学联执委。他说：“学生会的主要成员的任免都是通过使馆教育处或领馆教育组才能决定。教育组会定期召集学生会主要成员到教育组开会，由教育处官员传达一些中共对海外学生相关的政治工作内容，配合中共在国内的意识形态的政治政策，将这些政策延伸到海外。”

在美国田纳西大学CSSA联谊会的网站上，明确公布了中共大使馆所给与的经济资助。在2006年4月14日公告栏上显示，2005年联谊会1750美元的总收入中有1400美元来自于大使馆，用于各项活动经费，如新年联欢、接待大使馆官员等等。

张扬1996年曾在日本东北大学学友会里担当国际部长，他揭露说，该校的中国工作人员联谊会中有一个内部人员自称的地下党支部，直接归中共东京大使馆领导。据说这个联谊会的会长常可看党内部长级的秘密文件。这位会长曾被中共使馆推荐作为海外学者代表，多次出席两会。张扬说，日本警方曾多次调查他与中共的关系。

在爱尔兰，学生学者联谊会网站上主页底端的联系地址电话竟是中共驻爱尔兰使馆的教育部，这表明披着校园民间团体外衣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实质是中共官方的下属机构。在德国维尔茨堡学联网站上，其章程也明确写到，“学生会解散后所有财务上交大使馆。”

现任美国宾州费城爵硕大学(Drexel University)商学院教授的谢田博士表示，中领馆操控中国学生组织(联谊会、联合会、俱乐部等)由来以久，只不过现在的控制越来越精致化、隐秘化，越来越采用利益驱使的手段。谢田曾经担任美国印第安纳州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副主席、美国中西部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第一任执行主席。

他说，我在芝加哥读书时，我发现学联会是受到芝加哥领馆控制，我们慢慢知道“有个影子政府”一样的“党小组”秘密存在在学联会后面，他们大多是中共在海外的地下党员，跟领事馆保持紧密联系。领事馆教育组的人经常来，有时跟大家一起见面，有时跟部份人见面，有时跟“党小组”的人单独见面。我还记得每次来时，都住在芝加哥美国普度大学旁边的Travel Lodge旅馆。”

学生会的负责人和美国普度大学有志于中国民主的学生曾邀请许多校外民主人士、民运人士，如前中国民联的王炳章等前来演讲，探讨中国未来，这引起了领馆的不满，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常找“党小组”的人开会商议对策。

在西方很多国家都有针对外国机构的管理法律，如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规定，任何代表外国政府或“外国委托人”在美国进行院外活动的人或民间团体（包括公司、社会团体等）即“外国代理人”，必须向司法部登记，详细报告活动情况；外国代理人在与政府机构、官员和国会议员打交道时，必须声明自己的身份，所代表的外国委托人；司法部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根据该法案登记的外国委托人情况的报告。

CSSA联谊会等特务组织秘密配合中共驻外使领馆，把共产主义仇恨的意识形态延伸到西方民主国家。共产主义追求恐怖、暴力、和独裁，和西方民主制度水火不容。在民主社会延伸中共限制他人宗教信仰、煽动仇恨，这都是触犯美国法律的犯罪行为。

尤云庆还以切身经历，讲述了中共是如何操控学生会选举的。2004 年春节期间，原学生会主席因不愿听命于大使馆打压法轮功而触犯美国法律，于是辞职不干了。为了新主席的选举，“教育组参赞江波亲抵明大，并让领事程家才亲自挨个给几个副主席打电话，说江波邀请他们吃饭。吃完饭后，江波很仔细的把每个人的名字，学校、父母家庭住址等都记了下来，搞得大家非常紧张。

当时学生会委员之一，法轮功学员王晓丹打算竞选主席，但在选举的前一天，一个叫黎明的学生突然成了候选人，并在网站上发表题为“别让法轮功占领明大学生会”的帖子，结果引来一场几乎轰动全美所有大学的选举风波。

使馆操控了选举，结果大家选了一个不为大家干事，但却是中领馆想要的，对付法轮功的人。这是政治选举。因为中共掌握大陆人的生杀大权。很多人都很坦率地告诉我，他们有家人在大陆，不愿意让他们受到牵连。”尤云庆回忆说。据悉黎明当选后，学生会里有九人以各种借口辞职，因为“他们不能接受选举中丑恶的操纵，不能忍受自己被监控、被汇报。”

李建中曾在1996年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华人联谊会的主席并担任中华团体工商联合会的常务理事兼首席学生代表。他针对自己的过去撰文谈了四点。“第一，出面领头的学生干部很多都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打着学生会的旗号，在报纸，广播和电视中发表言论，其实大部份学生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否代表了学生的意愿。

第二，我要谈的是为什么领馆要利用学生干部。记得有一次领馆的教育参赞把他们的真实想法告诉了我。他说他们从来就不相信当地的侨团首领，只有学生最可靠，尤其是涉及到安全问题。侨界社团往往虚张声势，名号很大其实就几个人，这些人很多都对美国社会和法律有所认识，因此对总领馆布置的任务阳奉阴违。

第三，领馆主要通过学生会干部来监控学生的，因此学生会的资金、章程、干部的选举，以及学生会的活动就成为领馆监控的目标。干部候选人都是领馆审核过的，大多数留学生都被排挤在选举及被选举之外。

第四，在美国，共产主义是遭唾弃的，学生会的活跃份子往往成为FBI注意的对象。我就被FBI官员约谈过，他们直截了当的问我为什么一年多没露面，在干什么。我这时才突然意识到我早已上了FBI的名单当中。这对我们今后找工作、入籍等，影响都很坏”

美国联邦调查局长期秘密调查中共操控的特务组织学联会和亲共侨团头目的名单，并监视他们。多名前学生会主席承认自己曾被FBI找去问话，并接受调查。

马有志在1987年担任了美国亚里桑娜大学CSSA联谊会主席，他上任后曾想改变联谊会受大使馆官方控制的局面，但几番尝试后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同时他还违心的做了很多决定。比如1987年1月，中共书记胡耀邦因中学生追求民主自由的86年校园运动而被迫辞职，海内外很多学生自发要求发表声援胡耀邦的公开声明。

“对此，包括王姓学联会负责人在内的一些人找我，说“如果签署这个声明，学联会将不再得到领馆资助和电影”、“要考虑自己回国后的政治前途”等话相威胁。作为主席，我能够感觉到背后来自中领馆的强烈的政治压力，因为我当时拿的是毕业后要回中国的J1签证，所以我不得不作了不投票、不签署的决定。而当时如果全体投票，很可能就会通过那项声明。”

马有志还指，因为在CSSA担任主席，他也多次遭到FBI的盘查，幸亏后来他坚决退出中共有关组织，并积极揭露中共的邪恶，他的工作前途等才没受什么影响。

曾在爱尔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法轮功学员赵明以他亲眼所见，指证CSSA联谊会执行的特殊任务还有“秘密替中共延伸国内政治运动、打击政治异己。2004年5月温家宝访问期间，我们有二十来个法轮功学员去打了一个欢迎温家宝的横幅和几个反迫害的横幅。

在同一场地也有中共使馆找来的两百来个中国学生。在这期间，一些学生用中共血旗遮挡我们的横幅，后来有个中国学生拿着喇叭开始领着大帮的学生喊仇恨口号，场面俨然是文化大革命。闹剧散场后，在现场收拾喇叭的就是中共使馆负责教育事务的一秘唐继卫。这些学生都是使馆请来的，说来一次给一周的出勤。

“2001年3月的一天，接到使馆教育处通知去参加餐会。当时前来进餐的各校学生会主席和学生代表也就十多人，再加上两三个中国学者。吃完饭后，会议由一位教育参赞主持。他让学生代表发言谈谈法轮功，学生们都低着头，没有人说话。只有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副主席王进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结果新华网于2001年3月18日发表了署名记者汤水富的文章：“留美中国学者留学生揭批邪教‘法轮功’”。

利用三两个中国学者和十几个学生就盗用了留美中国学者留学生的名义，用造假的手法，制造新闻，内销到中国大陆，欺骗中国民众。

2005年7月，比利时一位中共特工投诚，指证所谓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实质就是“欧洲战略情报暨安全中心”监控两年多的间谍组织的“掩护性组织”。该特工本人就是比利时鲁汶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成员，在欧洲的大学和公司待了十年。

该投诚特工把数百名中国间谍在欧洲企业界活动的详细情报上交了比利时政府。他表示，以CSSA为掩护的遍布欧洲的中国间谍网，主要任务以工业经济情报为主，也搜集异议人士的情报，上报到北京和安全部。

2006年12月在“战略情报论坛”上有篇文章叫《中国间谍成为一大威胁》，文章指出，美国调查发现，至少有400件疑似经济或科技间谍案，以中国留学生与学者为情报人员，非法转移情报到中国。

目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遗传系工作的刘桐博士近日透露，像他这样“政治可靠”成绩优秀的毕业生，出国前就被国安相中，待机会成熟时培养成特务。“97年我来美之前，上海市政府五处的国安人员主动找到我，提出要帮我留在国外，帮我进入美国大公司。”刘桐表示，国安这种诱饵对出国创业的学子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但他最终没有选择这样的“帮助”：“我不想每天都有一个影子跟着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只大手就会拍在你的肩膀上，对你说，你还认识我吗？太可怕了！”

曾担任耶鲁大学内科客座教授的张育明医生也站出来揭露中共对海外组织的特务渗透。他说，两年前有一位在中领馆工作的熟人就曾对他透露过很多内部资讯，包括“中领馆在纽约附近所有的学生会、华人教会、中文报纸、华人社团、民运组织、法轮功等都安插了他们的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摸情况、宣传中共的理论和挑拔离间。”

张育明还指证了几位隐藏在基督教会里的中共特务，如在耶鲁大学所在城市开一家酒馆的华人王某，和推荐王某当执事的教会牧师赵某，两人都是中共党员，却潜伏在教会里，等关键时刻出来为共产党办事。

邓永亮随后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他和谭万碧的女儿曾经是同学，两家很熟。谭万碧是一位非常真诚、善良、纯朴、贤淑的农村妇女。中共镇压这样的好人，是在严重的破坏中国的道德良知和社会风气。

大纪元打电话到遂宁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一名工作人员称不知此事。安居区国保大队队长廖永义的手机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据邓永亮介绍，谭万碧家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保石镇15村13组。今晚8点半左右，村干部、乡干部和遂宁市国保大队一起到她家中抄家并抓走她，理由是她“跟共产党作对”，“危害社会”。

邓永亮说，不是这样的好人在危害社会，而是共产党在惨无人道的搞破坏。

邓永亮初步估计，谭万碧是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而被抓的。被抄走的法轮功资料包括法轮大法好、自焚伪案真相、江泽民被起诉等，还有《九评》、退党的小册子等。

邓永亮焦急的说，“她今年50岁左右，平时一个人在家，子女不在家里。我正在跟她家里人联系。如果请不到律师的话，我肯定要为她作辩护。”

邓永亮表示，他们镇上、村里一直都有很多人炼法轮功，当地村民经常收到法轮功学员发放的资料、传单、光盘等。也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

通过对法轮功学员近距离的了解，邓永亮认为，在纸醉金迷的中国社会，法轮功学员的道德水平远远超出一般人。他说，“我对他们的精神非常钦佩、敬重，我觉得他们是给人们带来希望的人。”

对于法轮功学员发放真相资料的行为，邓永亮表示，这是一种非常高尚伟大的行为，他们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这样做，很了不起，而且是很必要的。

他说，“中共刚开始镇压时，有一些村民被中共的谣言蒙蔽，对法轮功学员有不同程度的误解。但是通过这么多年来法轮功学员不懈的讲真相，现在村民都明白了，都明里暗里支持法轮功。”

邓永亮是四川省遂宁市人，自中学时期至今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常年受到监控，经常被跟踪、传唤，多次被拘留关押，他从事的打工、个体经营等谋生努力，多次因当局的威胁、刁难、阻挠而无法进行，陷于颠沛困窘之中。

KA431班机原订今晚8:20起飞，后以天气不好为由延后于9:40起飞，其间港龙航空公司柜台人员告知数十位前往香港的法轮功学员该公司收到香港方面传来的名单指出，名单上的法轮功学员将被阻档入关。

据成功入境的台湾法轮功学员淑梅表示，28日晚八点左右，一位港龙航空公司地勤的欧小姐致电她，称有些重要的事情要面谈。见面后，欧小姐拿出52张香港海关发信过来的英文信件，分别列出全团53名法轮功学员中52人英文名，以及两段英文，大意是：

一、如果你持的已经过期的港签，当你进入香港海关，你是会被遣返的；
二、虽然你拿的是合法的港签，当你到达香港海关的时候，香港海关的人可以合法的把你遣返；

淑梅质疑为何取得港签，香港方面仍然拒绝入境，这位欧小姐也表示从未听闻。她委婉地希望他们不要去香港，她并猜测他们是否和香港政府对立，在得知他们的法轮功学员身份后，她也感到诧异，因为法轮功在香港是合法的。

后来淑梅对欧小姐表示，他们一行53人仍然会坚持登机来香港。她说：‘七一胡会来香港，胡上台的时候也表示要平反法轮功，他为何要害怕我们的和平抗议活动呢？’

淑梅并质疑班机延后并非机场所称的天气不好，因为他们一路飞机都发现天气很正常，到香港气候也正常，她质疑是因为要取得他们的全部资料以及要给时间让航空公司拒绝他们入境才延迟。

全团53名法轮功学员登机后，他们也在飞机上向同机乘客讲述他们所面临的处境，邀请台湾民众为他们作见证。‘台湾的民众希望你们支援我们，我们是一群法轮功学员，香港政府不让我们进关，希望你们能让我们优先通关，如果见到香港海关把我们挡住，让台湾同胞为我们作见证。’

他们并向旅客解释飞机延迟的真实原因。淑梅回忆道，同机旅客当时都没有意见。而后来，当学员真的被海关拦住，学员们也在入境柜台前打开横幅，上写‘为港府屈从中共压力而蒙羞’等内容，很多同机旅客也亲眼见证到这些事情。

本报记者亲赴机场，见到台湾学员被拒绝入境的情况。目前滞留在机场的50名学员被关在一个玻璃门里面，被强制分隔为四部份，每班大约为13人左右，学员们静坐抗议，也有的展示自制的抗议横幅。

记者欲前往拍摄，遭入境处保安人员阻止，对方了解到记者身份后，不久，对方明显增加防备，欲用铁马栏住玻璃门口不让记者靠近入境处玻璃门，察看被困法轮功学员内部情况。

记者向多位机场人员询问，对方多推搪，面有难色，表示不知道。也有的回答说，因为是法轮功，但也不明白为何被拒入境。也有的谎称，没事发生。

记者后以普通游客身份向一名入境处人员查询，对方表示被困在里面的人是法轮功学员，问倒为何这么多法轮功学员被拒绝入境后，对方称因为七一回归，“收到上面的额打（命令）”，阻止台湾法轮功学员入境。该人员也表示，他们只是游行示威，打坐而已。记者问到人数时，对方表示这个状况已持续多日，又抱怨说搞到他们“很忙”。

记者称，游行抗议是合法的，法轮功也是合法的，质疑为何港府要坚持这样做，对方就表示，你知道两边串通的嘛。

而记者采访过程中，也不时有数名入境处官员在周围监视，对方更推搪说，法轮功被拒绝入境，需要询问航空公司。

至30日凌晨0点30分为止，该拘留室已有5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带入拘留。黄先生指出，地下室走道的另一头，尚有一间拘留室，但该室内部情况如何，目前不得而知。

黄先生谈到，所有男性都遭到警方先以镇暴毯捆绑，并蒙上双眼，再以武力强行押入或抬入拘留室。过程中若有丝毫反抗，警方也会用抓掐等方式粗暴对待。至于女性则多半是直接被警察带走。

记者在电话采访过程中，也不时传来男性机场人员大声喝叱的声音。

这群法轮功学员是搭乘国泰航空CX451班次飞机，于29日晚间7点40分从台北飞往香港。黄先生指出，在台湾的机场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时，即被柜台人员告知他已经被香港海关列为“不适合入境人物”，现场并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告知此事。

此外，尽管柜台人员否认有针对法轮功学员建立“黑名单”一事，但黄先生发现柜台人员拿出一张特殊的文件来核对他的英文姓名，文件上竟编有号码，黄先生被编为100多号。因此，保守估计被列入此一“不适合入境名单”者，应达上百人、甚至数百人以上。

在登机飞抵香港后，入境通关时，海关人员再度告知黄先生等人已被拒绝入境，并随即按下警铃，由警方强行带走遭到指名的法轮功学员。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出示任何的法律文件、或告知他们为何遭到拘留。现场有人大声质问警方为何迫害民主社会保障的人权、人身自由，但警方一概不予回应。

学员被送入位于地下室的拘留室后，已届深夜，航班也停止起降，显然有意将他们留置过夜。但过程中并没有人出面进一步的说明为何扣留他们，现场也未提供任何食物、或保暖衣物。处处可见不人道待遇。

遭受非法拘留的法轮功学员并提出要求联系台湾驻港代表处官员，但遭到机场人员冷漠以对、不予回应。现场的看管人员对任何问题一概以“我不清楚”、“会有主管来跟你们谈”来回应，态度极不友善。但始终未见任何主管出面说明，也没有人向他们说明接下来的后续处理情形。

黄先生表示，现场遭到非法居留的50多名人士情况大致平稳。从口音研判，现场的看管人员应皆为香港当地人士。但由于在被送往拘留室的途中，双眼遭到遮蒙，且拘留室环境相当隐密，故无法辨别目前确切位置为何。

由于警方于入境通关处强行拉走法轮功学员，在场的国际旅客皆目击此事，并深感震惊，对民主的香港社会竟然发生这种违反人权的事情，感到不可思议。

而当学员试图质疑、甚至拒绝配合时，警方便以“四对一”的优势警力，包围每位学员，并强行带走拘留，不让学员有向外国旅客接触的机会。

林先生指出，是次去香港的目的，是因为香港回归1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来香港：“我想趁这个机会到香港去表达我们法轮功学员的心声，告诉胡锦涛中共镇压法轮功是错的，胡锦涛要抓紧这个历史机缘做他应该做的事，不要再使中共镇压法轮功的邪恶行为延续下去。”林先生同时亦打算将参加七一大游行，支持香港市民争取民主。

关于被拒绝入境的原因，处理林先生个案的王姓官员说他们也不清楚，反正今天有一个指示。但王姓官员不肯透露指示的具体内容或详情。

林先生表示：“因为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香港也加入人权公约，作为其他地区的人（士）正当的、合法的进入香港，这是（法律）赋予每个人的权力。现在香港的当权（者）曾荫权，包括他属下制定黑名单的官员，他们应该认清这个形势：现在是到天灭中共的时候，共产党的解体也指日可待，现在已有2,300多万的有志之士已经退出共产党的组织。所以在这个历史时期，他们应该认清这个形势，再不要助纣为虐，不要公开的违反香港的人权、违反香港的法律，做出这些损害香港声誉的恶劣行为。”

简鸿章说：“中国古老文化中有一个说法：善恶必报。我们发现8年以来在干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官员、恶警和坏人等人员，在最近两年越来越多的这些恶人都遭到报应，这就是神必将清算对大法行恶者的一个体现。”

他并指出，“诉江案”对香港来讲也是一个考验，检验香港能不能够坚持“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以及维持独立的司法等等。但从根本上来讲，这宗案件对每一个司法系统的人员、政府官员以至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良心的检验。

林咏然表示非常支持诉江案的两位原告人的行动。他说：“今天早上所做的事都是合法的，香港虽然在中国的地方，但香港有独立的法治。”他又叹息香港传媒害怕中共，自我审查严重，很少报导法轮功消息。

身为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亚洲分团成员的林然指出，表面上中国现在是走向文明，但暗地里却发生着那么多不光彩的事，他质疑中共国家的领导人是不是对残暴镇压法轮功完全不知情，还是不想去面对。同时，他又不满中共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在中国内，很多疫情、病症原来是被列为国家机密！”

简鸿章特别提到香港诉江案的主要协调人、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在此案递状前两次被港府拒绝入境并暴力遣返，他对有关当局的野蛮行径表示强烈的抗议。他说，过程中港府除了侵犯了朱婉琪的基本人权外，也违反了香港的司法公正。

他说，到昨天中午为止，已经知道有最少140名来香港准备参加合法活动的台湾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遣返或拒绝入境。他呼吁港府尽快纠正错误，允许台湾及其它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入境参与香港的合法活动，包括七一大游行：“我们恳切告诉香港特区政府有关当局以及它的最高负责人，要不纠正错误，这样的做法不单是侵犯了香港的道德良知、人权法治，而且也会为香港的未来带来很大的不好的后果。”

因此傅学英“呼吁联合国、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敦促中国（共）严格实施国际人权公约，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帮助中国人民摆脱暴政”。她并促请胡温“帮助停止对法轮功及所有善良人们的迫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暴力恶行”，“把江泽民为首的恶棍送上良心、道义和法律的审判台”。

我叫傅学英，是一名法轮功学员。2003年10月30日在深圳因发放真相光盘被非法抓捕，并秘密的非法判刑3年。在这3年中，我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对坚持个人信仰和坚持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的民众是怎样的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和迫害。从1999年720开始迫害到至今已有8年了，在这8年里，有多少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监狱遭受非人的折磨。时至今日，这种惨无人道的迫害仍在每时每刻的继续着。而这种非人的折磨都是世人无法想像的。

他们为了让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进行一系列的强迫洗脑计划，长时间的不许睡觉，不许喝水，不许上厕所，不许讲话，每天都在谩骂、威胁、恐吓加上各种体罚中渡过。这3年来一直都处在严管当中，身心受创的程度及痛苦，非外界所能想像。出狱到现在已快1年了，身上所遭受的迫害到现在还没有痊愈，但是心理上所受的摧残及损害远比身体上所受到的折磨来的更为痛苦。

我今天站出来控告首恶江泽民及其同伙，不只是为我个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提出严正的控诉，更是为千千万万比我所受到的迫害更严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讨回历史公道。这场诉讼不仅是法律公正的诉求，更是正义良知的伸张，打破人们对镇压法轮功的沉默，唤起世人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民众人权的关注。江泽民一伙对法轮功的个人罪行，对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必须承担。

能在香港地区起诉江泽民一伙，是给香港一个摆放历史位置的机会。香港是个拥有民主精神的法制健全的社会，是有足够的司法条件和能力的。法办“残害人群”的罪犯，是保障香港人民的权益。也是对香港人权、法治、司法是否独立的进一步验证。

为了制止这种反人类的灭绝人性的罪恶，为了生命的权利和尊严，我在此殷切地期望香港及每个中国人，每个珍爱生命与爱好和平者，希望你们共同参与，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为保护人类，让我们共同把江泽民、李岚清、罗干，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恐怖主义，送上审判台，不仅把他们送上世界各地的法庭，而且，送上人类的道德法庭、良心的法庭！

香港政府及香港人民请你们放下心中对中共恶党的恐惧，让我们一起制止这种反人类的灭绝人性的罪恶，当所有的正义力量凝聚起来之时，就是铲除中共极权专制、惩办恶首元凶之日，就是中国走向未来，跨进和平美好的开始！我一名弱女子面对中共强权都无所畏惧，香港何惧之有呢？

江泽民的权力暴政，其对生命的践踏、人权的迫害及人类文明的破坏，更是前所未有，尤其是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在谎言掩盖下，不被人知的进行着一场全面的消灭法轮功学员肉体和信仰的群体灭绝运动。只要你坚持修“真、善、忍”做好人，在中国就是有罪，面临着屠杀、酷刑和被剥夺一切生存权利。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是对基本人权，对信仰自由最典型、最恶毒、最无法无天的践踏。

这不仅是法轮功学员的劫难，更是全人类的劫难，是对人类正义良知的大检验。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在沉默下去了，继续沉默的人，等于是在帮助邪恶，助纣为虐成了中共的帮凶。

我同时呼吁联合国、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敦促中国（共）严格实施国际人权公约，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帮助中国人民摆脱暴政。

江泽民虽已退位，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暴政仍在，法轮功民众仍在黑暗中饱受非人的折磨，现任领导人执政已经几年了，法轮功民众遭受的残酷迫害仍然持续，江泽民、李岚清、罗干等邪恶势力继续胡作非为。

因此，藉此机会我想跟胡锦涛先生和温家宝先生说几句话，请你们帮助停止对法轮功及所有善良人们的迫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暴力恶行，让曾经发生的罪恶不再发生。把江泽民为首的恶棍送上良心、道义和法律的审判台。这既是中国从极权专制走向民主自由，融入国际文明社会的突破口，也是对你们能否为人民做好事的一个检验。

“历史上迫害正信的从来没有成功过！”直接参与迫害的，间接促成迫害的，还是姑息迫害的，都是要承受偿还的。

我再一次真诚呼吁国际社会所有善良的人们，对在中国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给予救助，协助停止这一切非人的迫害，同时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也有香港资深媒体人对“诉江案”连连赞好，指这是可喜可贺的开始；又认为香港能够受理此案，体现了“一国两制”下的司法独立精神，而此案能否得到公开公正的审理，是对香港法治的考验。

今次“诉江案”是法轮功在全球第17个国家与地区的第18个诉讼，也是亚太地区的第6个“诉江案”。前香港立法局议员、全球公审江泽民江大联盟成员冯智活牧师说：“案件直接挑战中共的权力，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在香港可以从下起诉中共，是很特殊、很突破的事情。”

他又说，案件开创香港透过法律维权的先河，意义非凡：“政府他们做的事情以为可以逍遥法外，现在证明不是想像中那么容易，一方面是对现有人士一个警惕，另一个是防止将来人滥用职权。”

他说，一方面可以给中国人民有希望，也给做错事的人很大的警惕。此外，也让人重视善恶有报的天理，报应是会出现的，正义可能很快得到彰显。

冯智活指出，诉江案的意义不只是在法庭，对道德的意义的影响也很重大，试想一个国家的元首被判有罪，他还能坐这个位置上吗？“这个判决不可以忽视。我冀望国际法有进步，说不定这件事可以推动国际法的进步，完善这个制度。”

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对中共参与迫害官员的起诉，从2002年到今次香港诉江案，主要是针对江、李、罗等3名元凶，对于胡、温，则是要求他们法办这3人，不要做替罪羊。冯智活赞成这种做法：“我想某程度上他们（胡温）都想伸张正义，某程度上他们想向好的方面改善。但由于他们的位置和影响力未必可以做到大幅度的改变，因此继续希望他们可以努力，这个事情都可以帮助他们有更大的助力去帮助改革。”

《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则说，江泽民作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在海外多国甚至香港被起诉，对中共现任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是个惊醒：“对胡温当头一棒，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要三思而行，不能像江这样狂妄武断去处理这些事情。”

金钟又说：“江泽民等人犯下灭绝人性的罪恶，他应该受到制裁，受到审判，这个绝对是正义的事情。人民的信仰你一句话就把人家打成邪教，用国家机器进行残酷的迫害，这是一种群体灭绝的罪案，不只是个案，是非常严重的事项。”

今次诉江案在香港特别是在七一前获得受理，金钟坦言有些意外。他说，这对中共极力营造的歌舞升平假象是一个颇大的冲击，因为案件让人民关注到中共正在发生群体灭绝的惨案，“这种让中共丢脸的事情被香港高等法院受理，是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

金钟又说：“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支柱，（中共）他们必须要有收敛，有分寸，你们今天起诉江泽民能够得到受理，体现了这一点。”

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和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昨日获中华港澳之友协会邀请，前往台北参加“香港移交10周年与台港关系发展”座谈会。他们在会议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获悉香港法轮功学员成功递状控告江泽民等人，何俊仁表示，法律诉讼才刚刚展开，香港是个法治的地区，法庭应该按照公正的程序处理，无论被告是中国的前国家领导人，还是有什么地位和权力的任何人，在法律之前都是平等的，都应该按公正的法律程序来处理。

对于未来法律诉讼上的困难，他表示，法轮功的所有事件都是在内地发生的，在香港要控告内地事件，未来不可避免地要和内地的法律程序上结合，可能会有很多技术的困难，尤其诉状在内地必须得到内地司法机构的协助才能递送给被告。不过他强调，对于原告法轮功学员而言，展开这个程序已经是很有意义的事，是香港人民提出这项控诉跨出了第一步，表达了强烈希望透过司法途径来解决法轮功受迫害问题的愿望。

梁国雄则表示，现在谈案件还言之过早，还没有判下来。但是受理本身当然是比不受理好一点，未来可能还会有变化，还要看中共政权的反应。

巴特．司达斯先生同时也将这封信转发给了比利时奥林匹克联邦委员会(BOIC)的主席贝克斯先生(Beckers)，并同时进一步质询比利时奥林匹克联邦委员会及其主席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步骤，不仅仅是支持国际奥委会主席完成他关注人性尊严的构想，而且以特别的措施来改善中国可悲的人权状况。

在中国，记者，法轮功修炼者等等的人权被大规模的践踏着，这一事实已广为人知，也已经被许多著名的人权组织证实了。

您不只是国际奥委会的主席，您还是来自于一个高度推崇民主、并且经常在国际上扮演调停角色的国家-比利时。因此，我想请您，在零八年奥运筹备阶段，向中国当局提出此事，以示对奥运宪章的尊重。

这个（奥运）宪章特别定义了，奥运会旨在建立一个和平的社会，一个尤其重视人性尊严的社会。

一些组织提出他们对中国践踏人权的关注，您在给他们的答覆中谈到的“我们任务的局限性”，意思是：“引导和支持主办者来成功举办运动会。”国际奥委会同时也确信奥林匹克理念将会给中国“更广泛的社会前景”带来正面的效应。

您的答覆说明了您以及您所在的机构非常善于外交以达到合理的构想。

能否请您告诉我，您是否也愿意用这些能力去让中国知道违反人权是和奥运理念背道而驰的？

据南华早报报导，这次审计导致94名官员受到指控和判刑，177名官员受到处罚。

近年来，中国腐败官员滥用社保基金的丑闻相继曝光，其中去年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滥用社保基金的数目最大，陈良宇因此而被撤职。据报导，陈良宇挪用32亿元来投资建筑项目和用于私人目的。

中国国家审计署在29个省对3种社保金进行了审查，其中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李金华说，审查结果发现，自从2000年以来，地方政府把22亿5千万元的社保基金用于地方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非法贷款，甚至用于建造办公楼和日常开支。

除此之外，李金华说，还有20亿元也被不法利用，不过他没有具体说明。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李金华说，社保基金的管理总体上是好的。不过观察人士表示，这次审计结果的真实性有待斟酌，它所揭露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的主编程晓农说：“审计署只是抽查一部份，它不可能对全国的所有单位每一笔资金都查。通常这些单位往往有两本以上的账本，就是一本是真账，一本是假账。审计署也未必能够查到真账。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审计署宣称总的情况良好，这是中国官场上惯用的术语。”

在挪用公款方面，审计结果发现，中国财政部没有向中央预算委员会交还170多亿没有用完的资金。李金华说，财政部还在预算外拨给自己和中央银行4千5百万元日常开支。而所有开支都应该包括在预算内。

中国国家审计署还发现，9个中央政府部门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料来说明97亿元资金的用途，这笔数目占这些部门去年从预算委员得到资金的35%。

观察人士指出，过去七、八年来，中国每年都进行审计，可是挪用滥用社保基金和公款的问题并没有减少，可见审计并不能解决问题。

程晓农说，财政部滥用国库款项的事情被审计署查出至少已经是第二次了，管公库的监守自盗说明这是一个制度性问题。

程晓农说：“国务院连财政部滥用国库款的问题都不能防止和解决，那么又怎么能相信其他各级政府不会滥用公款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已经显示出制度性的缺陷。”

程晓农说，只有发挥新闻和言论自由，腐败现象才有可能曝光，滥用公款的行为才有可能被遏制，可是中国政府又害怕舆论监督，所以基本上采取掩耳盗铃的做法。

这种对自由价值的认知，实际上是对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阐述。因为Freedom不是美国人、西方人的专利，而是全球所有人生来就应该有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可以剥夺。人类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不分肤色，不分出生地，只要是人，就应该有自由。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挣脱各种各样的暴君，争取自由的历史。

今天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就是在捍卫人的自由，人的选择权利，这种权利不可以被恐怖份子用暴力剥夺。“每个人的生命都具有人世间任何势力都无法剥夺的尊严和价值。”布什总统强调，虽然美国和盟友使用军事手段全球反恐，但是，不管美国有怎样强大的军事力量，都无法和民主、自由的理念所产生的普遍的感召力相比拟。也就是说，只有自由的价值，民主的理念在人们心里所产生的呼唤，才是最有力量的。

布什总统提出两个不大可能：一个是，有了民主和自由的社会，才有对人民负责的政府，而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国家之间，就不太可能发生战争和攻击，而会通过政治程式解决种种问题。另一个不太可能是，在民主的社会，人们能够自由地发出政治异议声音，不满情绪有管道发泄，这样也就不太可能走向极端。

布什总统在演讲中，特别点名批评北朝鲜，古巴，伊朗等专制国家，指出它们仍然用暴力，用剥夺人民选择权利的方式统治。布什总统也点名评论了俄国和中国，指出俄国结束共产统治之后，现在则出现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威权统治的倾向。而对中国，布什总统也直率地指出，中国领导人走经济开放，政治上仍然拒绝改革的道路，这样的方式他不赞成。

布什认为，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有义务传播民主的价值。布什总统接见了包括俄罗斯，古巴，苏丹，乌兹别克，越南，辛巴威等15个国家的27名持不同政见者，包括中国维吾尔族的持不同政见者热比娅。布什总统说，民主国家有责任帮助这些人建立自由社会的奋斗。因此美国将把对外支援民主的专案资金增加一倍，从2001年的7亿美元增加到15亿美元；同时将专门支持各国民运的美国民主基金会（NED）的拨款增加一倍半，从2001年的三千一百万美元增至八千万美元。

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曾入狱九年，后移民以色列，出任以国副总理的沙林斯基（Natan Sharansky）两年前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书名是“民主的案例：自由的力量战胜专制”，在书中他提出：只要在一个国家的市中心广场可以自由发表政治演讲而不受到惩罚，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今年四月，沙林斯基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持不同政见总统”（Dissident President）的文章，非常推崇布什总统。沙林斯基认为，布什总统是西方国家中，少有的坚定不移地传播民主价值的领袖。在西方多数国家元首都明哲保身，不愿得罪那些专制政权的情况下，布什总统却挺身而出，坚定地主张向全球传播自由，实在是与众不同，因此沙林斯基比喻说，布什总统在西方领袖中力排众议，像个“持不同政见的总统”。而布什总统在这次布拉格的演讲会上说，如果他因捍卫世界自由被冠上这个称呼，那么他为此感到骄傲。

布什总统的这场演讲，获得了全场听众23次热烈鼓掌，可见自由的理念多么深入人心，多么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