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6月27日(星期三)
湖北的孙不二、湖南的张子霖、谢福林、李东卓(卓礼),河南的蔡爱民、刘现蜂,吉林的陈佳、孟键,山东临沂会员徐宁康(终不悔),重庆泛蓝成员熊佳瑚(华一)以及全国各地区的负责人与成员,均被中共国安部门进行非法的关押拘禁,并被剥夺了公民的监禁期间的亲属探视的权利,在中共的黑暗看守所里遭受中共极权势力的迫害。
袁伟静说:“律师说他也再考虑,不管怎么说光诚现在还在狱中,现在给监狱一些面子,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光诚。所以律师说,主要不是狱方要求打的这就好说,最起码给他一个面子,看看以后能不能保证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律师一个是给光诚讲一些如何自我保护,光诚说有一些事情我真得可能不能自己保护,或不知道怎样自我保护,就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律师给狱方提出以后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
昨天北京李金平给我打电话,说他七月一日(星期日)要到天安门广场,纪念中共生日,悼念赵紫阳,要求为赵紫阳平反,促进中国的民主化,欢迎与友人在那里相见。他委托我在网上表达他的意愿。他说这次去广场,是和平表达民意,不搞横幅,不撒传单。
徐永海获释后对本台粤语组表示,他被抓到派出所后,就被搁在一旁,看守他的警察没有理他,只是自顾自地跟朋友在电话聊天。徐永海表示,一位朋友已帮他联系了一份工作,相约好周二面谈,谁知一出门就被无故抓走。由始至终,派出所没有解释拘留他的原因,只说是奉命行事。他对此感到很愤怒,认为当局是故意阻挠他工作,使他生活困难,是变相的迫害手段。
一千名中国工商银行下岗职员周一早上再次在北京长安街的总行外上访,抗议工龄被买断,有近400人被带到马家楼收容所,当晚9点才被释放。有知情者向本台表示,仍有大约2000名来自全国20个省市的工行职工在北京上访。
继黑龙江富锦市6000位失地维权农民,用真名在网上签名,发出不要奥运要人权的声音后。近期,约800位上海市民也在网上用真名发出了一封《上海人民急切呼吁公开信:要人权不要奥运》的公开信。信中指出,“2008北京奥运的临近,非但没有为我们带来好运和快乐,反而使我们自06年以来,直至今天都陷入了空前的没有底线的人权灾难。”
上午十点多,一百多名乘坐数小时公交车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们聚集到党校门口喊冤,打维权横幅等。10多名武警跑步赶来,和十多名便衣警察及随后增援的20多名穿制服警察,将访民们抓到附近派出所,20多名访民被当地的驻京办押走。
6月22日,辽宁省海城市二台子村近八百村民到火车站迎接从北京被截访的村民,与上千名警察发生冲突,村民一死一伤。次日,数百村民到当地市政府前游行上访,为死伤村民鸣冤讨公道。
陈云向记者表示,“我公公原来是省政协委员、市人民代表,他是金华火腿创始人,他把金华火腿工厂及秘方都捐献给国家,连房子都捐献了,只留下大井巷120平方米这个商铺,现在政府又要抢,你说这口气能不能咽下去?我咽不下去的!”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平山立信釉料厂” 排放的浓烟、污水,使曹宅镇春塘村村民饮用水受到严重污染,同时给他们种植的果园造成重大污染。经北京权威检测,得出结论:砷、铅、硫等十几种有害元素含量均严重超标,实属严重污染。但在政府的包庇下,污染厂家雇凶报复,村民被抓、杜小英一家三人被凶徒严重砍伤,凶手却逍遥法外。杜小英上访北京至今无果。
陈成功说,窑场里有一种长两米多的搅拌机,机器转速很快,不管什么东西,扔到搅拌机里,瞬间就会打成碎末。在那个窑场,如果有哪个窑工不好好干,窑场就会打电话叫来几个专门“杀人”的人。一次,他被领到该窑场,光头熊腰的“刽子手”把一个窑工几棒打晕,随后扔到飞速旋转的搅拌机里……
纽约时报近日刊登驻中国记者在广东东莞采访过程中遭厂方扣留的报导,揭露中国地方政府以及警方在处理该类事件时缺乏权威和公正,受制于资方。这位记者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感受到在现今中国司法执法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新闻和人身自由难以得到保障。
这个网站一建成就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官方几次试图关闭该网站,但由于消息已经在重庆传开,舆论压力很大,万州区纪委不得不开始调查贾在云的问题,结果发现“万州反腐昌廉卫士”网站检举的内容基本符合事实,贾在云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两年。”
在厦门PX项目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最终被政府“叫暂停”的同时,一场由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导演的沈阳版“PX事件”极速上演,并引起当地市民的集体抗议。尽管沈阳版的“PX项目”目前还没有引起国内外媒体的注意,结果如何也还是个疑问,但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像一道刻在当代中国身上的伤痕,再次拷问着我们的每一个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
一批港商指在大陆投资受到不公平对往,派代表到北京向国家领导人请愿,但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后即被近百名警员缠扰,其后被迫入住指定的酒店,期间一直有港澳办官员及公安陪同,港商指摘当局表面是招呼实质为软禁。
中共领使馆利用经济手段等方式,操控和利用世界各国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简称联谊会)在海外进行特务活动的黑幕被广泛曝光后,近日又有读者向大纪元曝料, 在美国田纳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网站上,发现由中共大使馆向联谊会进行经济资助,并用于各项活动花销的账目明细情况。
1989年的“六四”运动前,几乎所有国外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都像是一个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延伸机构。中国驻外使领馆对留学生及访问学者的监控(或管理)就是通过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来实现的。其实,当时许多学生和学者也把中领馆当成国内的“单位领导机构”、“组织”来看待。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四日,韩国退党服务中心,加拿大大多伦多退党服务中心分别在当地举办了声援退党的活动,多伦多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在四小时内帮助五十三个大陆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数十名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26日在遮打花园举行集会,强烈抗议港府当局再次配合中共的入境黑名单,拒绝来自台湾的人权律师朱婉琪及其他法轮功学员入境,并在遣返过程中对朱婉琪等人使用暴力。有议员和民主人士到场声援,他们谴责港府配合中共当局打压社会上不同的声音。
但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在我20年有余的党内生活中,遇到过受处分的,开除党籍的,还没有遇到过、也没听说过有谁退党的。“党章”里有允许退党的一条,但在实际的政治气氛中,退党形同叛党,而叛党的遭遇,如中共宣传品所明示,是要被除掉的。我只得苦熬着,苦熬着,每次在党内会议上听那一套挂羊头卖狗肉的八股,真比坐牢还难受!何时才能得到解脱?何时才能有一个重新做人的起跳台阶?
袁庆生,男,50岁左右,原长安一厂区162车间工人,多次遭到非法绑架和关押。在西山坪劳教所期间,袁庆生被关小号、戴脚镣反绑在大树上、坐水牢(水深至胸,水里有死蛇、毒虫,终日不见光线)、被毒打。由于长期迫害,袁耳后长毒刺,割断又长,警察怕他死在里面,推脱责任,2002年保外就医回家。
因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很多修佛、修道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像八仙过海、济公和尚等。我们走入法轮功的修炼后,才真正明白了修炼并不是什么哲学,或者理论上的说教,更不是锻练身体的体操,而是揭示了人生的真正目地与意义、修炼者能够返本归真的修行法门。
以前变成一个套头,每年必须纪念一次,就这一次。一年就是一天,有人就说你一年就纪念一天而已。现在就把六四和当前中国的维权、维护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民众维权把这些都结合起来,变成不是一个单独的纪念,为纪念六四而纪念六四。另外和六四有关的这些人,开始逐渐放弃对六四平反的要求,转而要求清算中共的罪行,这是在今年六四纪念活动当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新的变化。
你所提的涉及到教育与国家的密切关系以及教育的国家化问题。中国教育的政治化或是国家化特别严重,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教育的问题。中国的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太过密切了,国家与教育之间应该有一个分界,国家应该放弃它对教育方面的垄断。
现在,最热衷于搞香港回归庆祝活动的无疑是中共了,中共的目的显然是要把自己渲染成香港回归的大功臣,可历史事实却恰恰相反,中共把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直执行到底,99年租约期满后才从英国政府手中接管了香港,香港以这种方式回归,根本不是什么外交上的胜利,相反的,实际上是一种耻辱。
然而专制的中共极权,却对我泛蓝联盟会员,进行了无理的打压与政治迫害。在2007年第二季度,我联盟遭受到中共极权的全国性打压。
湖北的孙不二、湖南的张子霖、谢福林、李东卓(卓礼),河南的蔡爱民、刘现蜂,吉林的陈佳、孟键,山东临沂会员徐宁康(终不悔),重庆泛蓝成员熊佳瑚(华一)以及全国各地区的负责人与成员,均被中共国安部门进行非法的关押拘禁,并被剥夺了公民的监禁期间的亲属探视的权利,在中共的黑暗看守所里遭受中共极权势力的迫害。
我泛蓝联盟会员,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在迫害与反迫害、软化与反软化的斗争中,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机智的应对策略,与专制的中共恶势力展开斗争与周旋,为保存我联盟的组织力量与编制付出了巨大的个人损失与代价。同时也为我国向往民主自由的广大人民群众,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广大民众指出了维护个人权益所应走的道路。
近阶段所发生的事件,不单为我泛蓝联盟以后的活动发展带来内在的力量,也会带来外在的力量。它将给予中国民主运动历史的钟摆以巨大的推动力。
目前,孙不二、张子霖、蔡爱民等人仍然被中共非法关押拘禁,中共对全国各地的泛蓝联盟会员的迫害行为十分严重。我们相信,这是中共有计划的对我们的组织进行的全方位的分化打击行动。
首先抓捕孙不二,并破坏我泛蓝联盟会员的网路交流平台(中国泛蓝联盟网站),其目的就是令我全国联盟会员陷入无组织方向的被动处境,继而对我各地会员进行分化打击,展开打压迫害行动。这种阴谋已经被近期的一系列非法政治迫害事件的发生所证实。
继孙不二之后,湖南的张子霖被扣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逮捕并刑拘。而郑州的蔡爱民仍然被中共非法超期羁押。中共对我泛蓝联盟的分化瓦解,逐点打击的阴谋已经暴光与世人面前。
对于中共残无人道的暴虐行为,国际社会予以谴责,全国民众奋起抗争。中共已经将其顽固的专制统治,推到了人民群众愤怒的火山口上。中国的人民群众已经意识到,必须将旧的中共极权的精神世界彻底推翻,新的民主自由的精神世界才能产生。
而我们泛蓝联盟,就像中国传统中的凤凰涅磐一样。中共打压迫害不仅不会使我们一蹶不振,相反,我们获得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与动力。我们将成为一只凤凰飞起。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共的极权统治,必将覆灭于人民群众争取民主自由精神与权利的海洋里。
目前阶段,我们的团队日渐壮大,与日俱增,我们的联盟成员,在思想意识上容易产生分歧并陷入误区。
我希望大家明白,我们的组织的前途与目标,不在于武装政变,而是在于投票箱。这是我们最佳的行动路线,也是最适合中国目前情况的一种革命方式。
我们首要的问题,是要把我们这种基本上是一个维权性质的社团变成一个政治机构,我们要对我们的社团组织进行全面改革,将其改造成一个真正的政党。
我们必须与国内所有的民主运动组织联合起来,联合一切民主异议人士,形成一个新的民主统一阵线。
在这个民主统一阵线里,任何组织乃至个人都享有民主的平等权利。我们将依照民主联盟的组织和政策行事,决不听从个人的或宗教的分歧。大家团结起来,去打败共同的敌人——中共专制政权的腐败统治。
各组织派别,必须紧密团结合作,与中共专制政权抗争到底,为中国真正实现民主自由而努力奋斗。
中国人民群众的民主思想意识,已经在中共数十年的蒙蔽欺骗之后开始觉醒。广大民众的民主自由思想,必须从中共的红色恐怖时代中解放出来。
未来的中国需要哪一种主义信仰?需要哪一个政党执政,必须由人民来自由选择。
二十多年前中国人民抛弃了制约我国发展的计划经济,选择了适合我国发展的市场经济。二十年后的今天,人民在民主自由思想的推动下,必将对中国的执政党重新做出选择。
执政党不再是压迫人民群众的国家暴力机构,它将成为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权益,造福国家与人民的工具。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将很快看到实现民主自由政治的一天,民主选举的进行,是我们所有纳税人真正拥有自我权利的体现。
到了那一天,政党只不过是卖家,而我们广大群众才是真正的买家。我们的权益,就会真正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会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民主,繁荣,幸福的国度。
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我们泛蓝联盟会员,将继续坚定不移地与中共极权进行斗争。
我们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取得伟大的胜利,成就不朽的辉煌!
中国泛蓝联盟民运需要一块赖以发展的根据地
“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一把筷子则很难折断。让我们团结起来,为中国的民运、中华的崛起、民国的复兴而奋斗。”
纵观历史,无论是封建时代的改朝换代,还是近代的民主革命,以及后来的共产叛乱,都有建立根据地的历程。在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之所以鲜少成功,多数成为达官贵人改朝换代的工具,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明末的李自成已经攻入北京,应该说彻底打垮了明王朝,到最后也成为满清建立的帮凶。李自成与满清相比,就是没有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根据地,而满清则是有东北这块已经经营了几代人的稳固的根据地。
辛亥革命爆发后,满清王朝被推翻,以北洋军阀为首的反动势力危害民主与民国,孙先生曾几次举起护国、护法革命的大旗,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最后不得不退去广东,建立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在广东凝聚革命力量,创建以黄埔军校为代表的国民革命军,最后终于扫平了残余的封建军阀,奠定了中华民国的基础。
共产叛乱也是如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实际上是共党向国党输诚)之前,共党的历次罢工虽然都投入了钜资,也投入了大量的人才,最后都是被镇压而失败,后来不得不退到广东,以加入国党为条件秘密在广东创建根据地,借助国民革命军的力量发展自己。后来被蒋公中正识破,才又不得不去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凝聚和发展自身的力量。再后来由于国军的不断围剿,井冈山根据地不得不放弃,辗转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等省,最后在陕北落脚,开始经营陕北根据地。共党到达陕北后向国党进行第二次输诚(共党称第二次国共合作),承诺放弃共产主义主张和土改政策以及伪装抗日等来换取国党的信任,为自己争取发展根据地的外部环境。
想我们现在,民运人士可以说已经遍布了全国,民主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共产党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然而虽说如此,共产党仍能依靠谎言、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来维持它的统治。究其原因,民运人士虽然众多,但力量分散,没有凝聚,民主虽然深入人心,但人民是一盘散沙,无法发挥力量。而共产党所依靠的军队、警察、谎言等则是铁板一块,组织严密,对付民运和人民,可以各个击破,分化瓦解,很容易将民运的力量击败。
因此我们要想和共党斗争,结束共党的专制统治,也需要凝聚力量和意志,建立自己的民主根据地,在这里受到迫害的民运人士可以休养生息、缓解压力,重鼓勇气,在这里可以逐步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宣传工具,甚至在条件成熟之时再次建立国民革命军,凝聚和巩固能够与共党的军队、警察、谎言想抗衡的力量,最终迫使中共放下屠刀,开放党禁,还人民以人权,与中国人民一道为中华的崛起而奋斗。
【大纪元6月2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律师星期二会见陈光诚确定他被殴打的事实,他们已提出要求狱方保障陈光诚作为一个残疾人在狱中的安全。星期二上午,陈光诚的律师李劲松和连夜从北京赶去的刘律师,终于成功会见了陈光诚,了解他在狱中被殴打的情况,两位律师当天下午启程返回北京。会见时在外等候的陈光诚大哥陈光福当天对记者转述道:“律师主要证实一下光诚身上是否有伤这个问题,和陈光诚讲了怎么受伤的经过。腿有两处伤了以后结疤还能看见;肋骨一碰到还是很疼,是软组织受伤;胳膊属于肌腱拉伤的情况,律师描述过这个情况,还看到他拿的药,两种药。”
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说,这次律师会见,起码证实了陈光诚确实被打,狱方所谓的他撒谎,以及称外界颠倒黑白的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最起码通过律师这次来会见,重要的是证实光诚是不是被打了,这个证实了,因为他身上的伤律师也看见了,对于我们家人和狱方谁说得对错这已经不容争辩了,因为狱方说我们颠倒黑白,说是光诚打了别人。”
然而在对事情经过以及究竟责任谁负方面,狱方和陈光诚的表述仍有很多出入。
陈光福说:“据他们讲监狱干警不知道这个事情,照顾光诚那个人发现光诚好几天不吃饭,想和狱警汇报,但是牢头威胁他,不让他汇报。因为光诚的叙述和狱方的陈述据说矛盾很大,律师建议监狱方能不能安一个摄像头,监狱方说这么大的监狱这么多人,需要千万资金,那是不可能的。”
据家人转述律师意见是目前最重要的是陈光诚在狱中的安全,宜适当作妥协。同时,律师已要求狱方保障陈光诚在狱中的安全,类似的暴力事件不能再发生。
袁伟静说:“律师说他也再考虑,不管怎么说光诚现在还在狱中,现在给监狱一些面子,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光诚。所以律师说,主要不是狱方要求打的这就好说,最起码给他一个面子,看看以后能不能保证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律师一个是给光诚讲一些如何自我保护,光诚说有一些事情我真得可能不能自己保护,或不知道怎样自我保护,就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律师给狱方提出以后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
而家人表示,他们认为陈光诚目前的种种处境,包括不能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反映了他在狱中生活无法自理,所以他们会继续争取他的监外服刑,袁伟静说:“我们现在必须想办法,因为光诚现在处于这样的环境中,要做到第一步起码让他监外执行吧。以前我们虽然申请过,给我们的答案是不可以,因为说他生活可以自理。从目前这个状况来看,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需要向所有法制国家了解一下,这些国家在对待光诚这样的盲人时,什么样的情况属于生活不能自理。”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6月27日讯】昨天北京李金平给我打电话,说他七月一日(星期日)要到天安门广场,纪念中共生日,悼念赵紫阳,要求为赵紫阳平反,促进中国的民主化,欢迎与友人在那里相见。他委托我在网上表达他的意愿。他说这次去广场,是和平表达民意,不搞横幅,不撒传单。李金平说:“中共自称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对于这样的党,应该允许民众到广场纪念他的生日。他说赵紫阳是中共建国58年来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赵紫阳为中国的民主化做出了那么多的贡献和牺牲,被免去总书记等各种职务,软禁15年,现在应该给他平反,以彰显正义,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中共中央应该有所反应。”
他还说:中共如果能够为赵紫阳平反,会增加他的光荣,现在中共面临严重危机,如果真能为赵紫阳平反,为六四平反则会为他自己提供新的机遇,会赢得很多人的支持,希望中共莫失良机。
李金平是赵紫阳的坚定支持者和纪念者,为了纪念赵紫阳,要求为赵紫阳平反,他今年已经三次被警方绑架,今年4月29日网上发表了“李金平要到天安门广场纪念五四”,结果 30日中午,3辆警车(两辆带警车标志)、6个国保和派出所的人将他从家中绑架带走,五四之后才放回家中。
我问他七一到天安门广场,是否会再次被警方绑架,他说:为追求民主、自由,没有什么可怕的,我遵守法律,到天安门广场表达心声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我遭到绑架,丢丑的不是我,而是当权者,要捍卫自身权利,首先要战胜恐惧。
2007年6月27日于山东大学
【大纪元6月2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姬励思报导)因声援浙江家庭教会而服刑两年的北京精神科医生徐永海,周二出外找工作时,被警察强行带走并一度被拘留。徐永海指当局的行为违法,故意阻挠他工作而致生活贫困,是变相的迫害手段。徐永海于周二早上准备外出找工作时,遭北京西城公安分局德胜门外派出所两名警察阻拦,徐永海指警察在无合理解释与合法手续的情况下,把他强行押上警车并带到派出所。拘留了四小时后始获释。
徐永海获释后对本台粤语组表示,他被抓到派出所后,就被搁在一旁,看守他的警察没有理他,只是自顾自地跟朋友在电话聊天。徐永海表示,一位朋友已帮他联系了一份工作,相约好周二面谈,谁知一出门就被无故抓走。由始至终,派出所没有解释拘留他的原因,只说是奉命行事。他对此感到很愤怒,认为当局是故意阻挠他工作,使他生活困难,是变相的迫害手段。
徐永海说,自他出狱后,家庭经济拮据,只靠妻子每月800元的微薄收入支撑,根本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生病亦无钱接受治疗。目前的困境他自己还能忍受,但他的妻子相当的痛苦,无法承受,他呼吁外界关注。
徐永海的妻子亦指责当局的做法无理,要逼他们走绝路。
记者致电德胜门外派出所查询,工作人员拒绝回应,又叫记者直接问当事人。
现年46岁的徐永海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是一名精神科医生。1990年开始参加家庭教会聚会。1995年5月,因为书写《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一文,被劳动教养两年。2003年浙江省萧山的一些教堂被强行拆毁,他把他们的遭遇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其他信徒,因而被当局以 “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判刑两年。去年一月出狱后,一直受到当局的监控。
【大纪元6月27日讯】(据据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山报导)一千名中国工商银行下岗职员周一早上再次在北京长安街的总行外上访,抗议工龄被买断,有近400人被带到马家楼收容所,当晚9点才被释放。有知情者向本台表示,仍有大约2000名来自全国20个省市的工行职工在北京上访。周一到北京工商银行外的千名前中国工商银行的下岗职员,并没有带备横额、标语,知情者对本台表示,为“保留实力”,不少工行的下岗职工在警车到的时候就散去,但仍有近400人被警方用卡车带到收容上访者的马家楼收容站,周二再有20多人被释放。据香港《明报》报导,上访职工曾与警察发生冲突,有700至800上访者,分批被数百公安强行送入七八辆大巴内。
工行职工赵先生说,“弟兄们都被捉起来了,1000多人,昨天他们是在收容所时候,我们他们连系的。
周二,有匿名的网民就在“工行买断”的部落格中表示,“我们被遣送回来了”,也有的写到“向上京的战友们致敬”、“多么卑鄙可耻不过是说了事实的真相,可是帖子马上就被删掉了”、“25日全国有10多省市买断人员到北京维权”等等。
工行职工杨先生说,“昨天北京的朋有来了电话,只是说那边去了不到1000人,警察那边早有准备了,把他们带到车上,带走一部份,另一部份人就散掉了。”
中国工商银行下岗职员是北京的上访常客,大部份参与者当晚9点前已经获得释放,也有被遣返原居住地。知情者对本台表示,目前仍有约2000人留在北京,他们来自全国20个省市。今年5月在郑州举行了一个会面后,决定6月25日到北京集体上访,消息由QQ群、“工行买断”部落格、电邮、上网等途径互相通传。知情者估计,警方事前已经得到了风声。
全国各地被解雇的工商银行下岗职员,自去年起,已多次到北京总行上访,要求解决裁员补偿的问题。周一是历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据报,一些示威者反抗与公安推撞,有女子被公安揪住头发,现场秩序混乱。冲突中两名来自黑龙江的示威者受伤,1人昏迷被抬进总行大楼内。
工商银行新闻处表示,工商银行向来按照规定做事,希望示威人士遵纪守法,不要影响社会秩序。在大陆和香港同时上市的中国工商银行,去年股份制改革时曾裁减一批员工。据员工代表透露,银行原本承诺每名员工赔偿8000元人民币,但最终只发了2000元,也未代缴养老及医疗保险。他们因属自愿离职,地方政府不负担其生活保障。
【大纪元6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继黑龙江富锦市6000位失地维权农民,用真名在网上签名,发出不要奥运要人权的声音后。近期,约800位上海市民也在网上用真名发出了一封《上海人民急切呼吁公开信:要人权不要奥运》的公开信。信中指出,“2008北京奥运的临近,非但没有为我们带来好运和快乐,反而使我们自06年以来,直至今天都陷入了空前的没有底线的人权灾难。”这些在网上签名的市民,基本上都是长期上访的拆迁户,他们为了讨回自己的权利,10多年来不断上访,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被剥夺。他们表示,有的被打、被关、被判刑,有的被活活打死、气死、冤死,有的被逼以绝食、跳楼、割静脉自杀,有的流离失所,有的家庭破碎……
被非法关押的冤民许正清、陈小明、蔡文君、田宝成夫妇、杜阳明老人、毛恩凤、王水珍、石萍等至今没释放。
他们表示,奥运会开在中国,应该是中国人的荣耀和幸运,它象征着和平、友好、团结、没有暴力,但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和人身自由都被剥夺,政府为了自己的脸面和虚荣,把大量的财力投向奥运会,对老百姓的生死都不顾,还在不断侵犯人权,所以他们不要这样的奥运。
张兆林:我的妻子至今被逼关在精神病院
上海拆迁户张兆林,房屋被当局违法强拆,近5年了,全家居无定所,家破人亡,张妻因到美驻沪领事馆求助,05年9月19日,被强行送进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至今。
张兆林表示,“妻子的自由被剥夺了快2年了,她和不正常的人关在一起,很可怜的。找谁投诉都没用。这个奥运跟我们不相关,我要要回自己的财产,要安居乐业,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他说:“开奥运实际是很高兴的事情,在哪个国家举办都是很荣耀的事,但对我们来说,这个奥运我们高兴不起来,连房屋都没有,整天东搬西走,女儿这么大了还借住,到处上访、上诉,还遭到政府打压和被剥夺权利,奥运代表和平、和谐和繁荣,但现实生活是不是和谐呢? ”
张兆林也谈到,山西黑砖窑事件,这不是1、2年的事,到底是多少年谁清楚?难道地方政府不知道吗?公安不知道吗?为什么能够让它长期生存下去?为什么没有人去追究呢? 社会文明进步到现在,中国还发生这种黑奴事件,可能还有很多阴暗面没有人知道的。
“我们经过强拆悲剧,政府为开发商扫除一切障碍,帮助开发商强暴老百姓,用人民给它的权利镇压百姓,它们层层互利。老百姓就像跟强盗交易一样,政府没有一点诚信,老百姓就没有生路。”
段春芳:哥哥被活活打死 至今没人管
06年11月3日,上海访民段惠民进京上访,被截访人员及警察毒打,导致他内脏严重受伤,拘留期间,天天要求救治,均遭拒绝。07年1月2日,终因伤势过重和治疗延误含冤而死。当局还在他死前两天给他开出劳教一年的通知。
段春芳表示,上海很多市民为了房屋、为了劳资纠纷的事情,很多人被打,甚至被打死,10多年来,不断上访、举报,但都没有答覆,老百姓还遭殃,没有人管我们,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安全感,也没有家,也没有土地,也没有工作,生活没有出路和安宁。
“奥运会对我们更是雪上加霜,老百姓要安居乐业,但是每次有重要会议和外国人来访问,我们都被非法软禁、监控、失去人身自由,最近习近平出去私访,我们都被监控和软禁。”
段春芳谈到,想到奥运会,就会想到访民的环境将更加恶劣,我们已失去工作和家园被抢,受到非法的待遇和拘禁。为了奥运,他们又可能失去人身自由,她觉得这种奥运,还不如不要开。
“奥运的口号是让生活更加美好,要尊重人权、保护人权。她们没有人权了,没有民主自由,那召开奥运的目的没有达到,只是那一小撮当权者得益,没有把中国推向民主前进的步伐。所以大家要抵制奥运。”
周敏珠:母亲被活活气死
为抗议上海当局强行拆迁,70岁高龄的周月珍去世前,在病床上仍被动迁组逼着签字画押。毫无反抗能力的周月珍,躺在病床上拿着大字写成的遗嘱拍照,委托女儿周敏珠在她去世后为她继续申诉。
周敏珠表示,她母亲在动迁之前没一点病,上访几个月后,因气愤劳累交加就患上了肝癌。母亲走了,心理很难过,妈妈是被当局活活气死的。“他们还不许我上访,把我打的昏死过去,到医院抢救。”
周敏珠指出,因制度关系,政府不管老百姓死活,人权自由受到打压和严重侵害,为了奥运,大批百姓被动迁,把百姓推向城市的边缘。办奥运,贪官发财了,老百姓走向深渊。
毛海秀:前夫被逼死 房屋至今没还
上海的裁缝毛海秀原有个幸福家庭,靠祖宅开了家裁缝店,生活富裕。当局看上了她家的地皮,于01年8月,被当局暴力拆迁,她的前夫活活被逼死在强迁现场。至今问题还没解决。
遭受家庭破碎的毛海秀,开始自学法律,为自己和访民维护自己的权利。
毛海秀表示,“奥运会开在中国,是中国人的荣耀。但老百姓基本生存权都没有保障,对他们的生死都不顾,办这个就没有作用和意义,你办这虚荣的东西有什么用?我们反对。”
毛海秀谈到,首先政府要关心人权和老百姓的生活问题,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这些政府都没有做? 很多人10多年都在上访,问题没有解决,生活来源都没有,每天吃饭都成问题,看病看不起。大家拒绝开奥运,都是有道理的,本来这就很虚伪的,欺骗老百姓,权利被侵犯的公民越来越多。
上海市民这么说
市民公开信指出,“各种公开合法的救济管道被堵塞;许多人为申冤动辄遭政府黑社会的多次暴打,且得不到及时救治和抢救,更有冤民段惠民、杜荣林、戴荣等被活活打死而凶手逍遥法外。”
16年失房户华神清指出,16年没有房子,生存权都没有了,一个人一生中有多少个16年,像强盗一样抢老百姓的房子。如果中国人权得不到改善,搞什么运动会? 大家都要来抵制奥运。
老访民陈恩娟表示,你开奥运会?是为百姓的日子更好过,还是为了面子?开奥运,她们权利受到更大侵害。每次开国际或重要会议,都被监控和剥夺人身自由,如去年上海开六国峰会,她被非法拘留了30天。如果开奥运会,她们不知会怎样?
付玉霞表示,“我们没有人权,无论开什么会,我们都失去自由,都被看起来。”
要人权不要奥运
公开信指出,“无论我们怎么低调、怎么非政治化、怎么非组织化、怎么非告洋状 ……都不能改变我们继续受迫害、被镇压的命运,因为所有这一切原本就是上海帮强加与我们的!如果我们有罪,那么上海帮就是一个巨大的罪之源,他们个个都是逼良为娼的超级罪犯! ”
公开信最后指出,“我们要向海内外一切有良知的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公开呼吁:我们要人权不要奥运!!!希望你们继续都来关注上海的人权状况,了解我们的真实心声,共同体会人权和奥运对于上海人民,是不是人权更重要?!”
*附上海人民急切呼吁公开信:要人权不要奥运*
我们都是深受祸国殃民的上海帮犯罪集团疯狂侵夺民众财产、非法剥夺民众基本人权、野蛮暴虐民众身体的直接受害者,也是上海的城市居民。
2008北京奥运的临近非但没有为我们带来好运和快乐,反而使我们自 2006年以来直至今天陷入了空前的没有底线的人权灾难:各种公开合法的救济管道被堵塞;许多人为申冤动辄遭政府黑社会的多次暴打且得不到及时救治和抢救,更有冤民段惠民、杜荣林、戴荣等被活活打死而凶手逍遥法外,上海帮韩正、刘云耕、吴志明至今不承担法律责任;所有遭各种非法关押的上访冤民无一被无条件释放;越来越恶劣的人权现状在此难以一一列举,此前被揭露出的罪恶仅仅是上海暴政的冰山一角 ……
我们深知,无论我们怎么低调、怎么非政治化、怎么非组织化、怎么非告洋状 ……都不能改变我们继续受迫害、被镇压的命运,因为所有这一切原本就是上海帮强加与我们的!如果我们有罪,那么上海帮就是一个巨大的罪之源,他们个个都是逼良为娼的超级罪犯!
基于对自己及相互之间的苦难的深深同情,基于人类的起码的良知和道义,我们强烈谴责山西黑砖窑役使童工与残障人恶性事件的滔天罪恶!我们强烈抗议一切针对维权英雄高智晟、郭飞雄、陈光诚、力虹、孑木等其他人士的丧尽天良的酷刑折磨并强烈要求予无条件释放!我们坚决声援揭竿而起逼上梁山的广西博白地区人民的英勇壮举!我们坚决声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一切受尽迫害走投无路的民众为求生存而发起的正义抗议事件!
最后,我们要向海内外一切有良知的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公开呼吁:我们要人权不要奥运!!!希望你们继续都来关注上海的人权状况,了解我们的真实心声,共同体会人权和奥运对于上海人民,是不是人权更重要?!
2007 年5 月29日
公开签名连署:
胡小妹、段春芳、段洛飞、段波平、许金凤、龚浩明、张桂兰、龚巧英、龚秀芳、龚文英、李萍、董春华、陶裕凤、陶品之、陶玉珍、陶玉凤、陶建元、梁发香、姚克勤、周敏文、姚玉平、王梅丽、姚闻婷、万秀玲、周莉、周敏珠、周丽华、唐伍妹、许永道、谈兰英、张翠香、王翠娣、朱东辉、朱东兵、华神清、张君令、毛照凤、王枫、王黎庄、王丽卿、毛海秀,吴雪伟、艾福荣、陈修琴、萧又青、吴根秀、傅玉霞、傅鸿炜、傅国忠、裘美丽、郑蓓蓓、沈咏妹、姚荣林、颜芬兰、颜兆兴、颜兆成、颜兆亮、张师君、周又兰、卓承英、顾金海、韩忠明、童莉雅、宋阿杜、华玉桂 全伟达、王巧娟、陈黛丽、董阿仙、朱黎斌、何声钦、张兆林、仇玉桂、戴冠豪、韦青、张俊根、秦启泰、高善来、 李东生、华曦、 朱卫华、李纯、金建明、张善芝、郑治洪、何溪溪、杨绛绯、孟 卫、陈宝良、曹穆霖、 戴国平、鲁俊、秦荣美、金秀英、范瑞娟、陆建新、陆英、高雪坤、马国强、林继良、周金妹、朱金娣、张铁林、李杏仙、杨春华、孙翠英、顾月芳、于桂标、周福妹、季勤娣、张士华、周贵祥、彭大羿、丁文超、王忠保、高信翠、赵迪迪、刘平英、杨宝香、张英、曹义宝、王翠弟、陈万凤、 陆善明、王雅芬、周和英、艾金英、姚一平、李 俊、孙秋生、薛莉君、陈美娟、吴晓忠、周永华、王明清、王明兰、王明兴、王莹、詹荣妹、张忠平、徐秀芳、赵济江、叶敏之、张六星、张燕萍、顾奇文、孙雅虎、丁菊英、包金龙、吴秀兰、杜永铭、计永丰、姚唐枫、张莉萍、王建成、丁彐珠、周建兰、虞长海、吴珍芳、汪霞、赵玉英、陆凤珍、韩敏、周志鸣、蔡晓虹、蔡家宝、崔福芳、刘顺利、邵国英、赵惠琴、曹妹宝、吴党英、承 英、魏勤、陈宗来、吉秀英、卫玉华、张月珍、王秀芳、李康、金祥娟、高巧珍、陈雪娟、钱庆余、沈余珍、严锦泉、徐兵、徐明、高华妹、竹剑平、史海敏、张雄民、张淑妹、陆春华、吴秀兰、诸伟华、张毅、邵桂荣、成玉珍、徐小铃、赵建新、朱佐麒、耿国荣、朱棣和、沈德宝、周建国、陈步强、陈步顺、龚爱红、黄凤妹、任培芬、谭秀英、吴凤霞、徐莫芳、薛家奇、叶秋根、周建兰、郭汶波、葛秀丽、王文正、顾怀娣、许东海、刘志明、朱仁忠、朱仁华、俞有才、周美琴、刘娣芳、林根娣、曹茄宝、肖香兰、孙雅虎、黄永亮、赖根堂、杨翠芳、于美芳、张翠珠、郁巧玲、方文斌、许宏、冯玉珍、詹佩华、奚仁娣、奚荷娣、徐洁琴、潘金宝、陈月华、张建华、刘志强、付小英、刘红娣、许国柱、沈美珍、胡苹琪、唐霞珍、张秀丽、吕龙珍、金兰英、王惠珍、朱亚莉、匡宏、高华妹、李亚凤、孙华荣、梁慈慧、刘芬珍、陆志成、钱祺芳、汤嘉纹、魏海珍、徐小玲、葛蓉、李淑杰、林国梁、林国伟、张云凤江霞、钱晓霖、浦爱珍、张善良 黄磊、王惠芬、张敬良、孙梅芳、王惠军、赵关珍、王永华、陈瑞明、周金生、韩夜琴、邹红英、周惟馨、梁玉龄、袁红英、徐桂银、周宗兰、葛秀珍、王智兴、施福留、成彩根、孙以贞、潘曼丽、姚祥发、孙 健、沈定高、朱金荣、张阿海、承 森、汪桂菊、林霞兰、徐关福、刘虎根、陆玉成、丁莲珍、蔡燕萍、项蕙兰、朱炳心、王路平、刘春芳、赵明华、邓维秀、徐亚罗、宋斌、李文华、王文华、王学义、余家明、张玉胜、张玉梅、何国光、石建美、陆宝宏、诸济雅、谢玉香、周智平、周阿根 程 桃、成玉珍、吴玉芬、何美君、杭菊英、徐韵园、费爱众、耿梅蓉、丁宏泉、徐洁琴、刘淑珍、朱音、陈昌宝、朱巧英、范桂娟、周美琴、张瑞芬、尹巧珍、张秀丽、王琳珍、蔡晓红、徐兆兰、端木昀、杨伟明、童国菁、尹月仙、金月花、刘新娟 潘荣彪、何静、黄顺忠、黄雅君、徐忠林、杨仁花、孙 敏、 钱晓霖、陈美华、黄美湘、杨耀其、李淑杰、李彩娣、朱维春、张玉环、乐学忠、朱美娟、顾丽明、张元旦、张民飞、徐卫星、丁素娟、郭益贵、邵国英、金祥娟、高巧珍、任云兰、高华妹、薛小妹、徐金妹、赵志清、翟桂荣、王鸿、蔡光耀、黄章伟、黄金葆、包志建、罗发森、罗贵宝、宋杏鸽、许金冈、虞春香、景惠娟、石长贵,刘文荣、沈德宝、荀连保、荀建国、许银妹、金龙妹、乔玲娣、胡佩琴、刘训、杜小凤、李萍(杨浦)、王霞琴、项文寅、谢玉香、黄文水、肖海文、谢妙凤、许毓敏、张秀丽、吴根强、王忠保、王永华、陈瑞明、周金生、张如身、忻菊珍、陈粉女、王儒云、陈穗好、金黎菁、严文彬、宋家明、朱平方、马志森、宣雅芳、范涛铭、施宝兰、刘仁娣、蔡燕华、吴慧辉、王文正、童国庆、孙美珍、李康、林淑娟、孙建敏、叶爱娟、黄丹妹、沈美珍、周水、龚根英、杨冬民、吴斐伟、凌敏华、王琳、彭蓉琴、王飞跃、钱青春、蔡明芳、顾金妹、李宣龙、凌宗淮、曹仁荣、陆志鹏、倪金官、张秋龙、朱银莲、孙福宝、王山淼吴玉芬、吴月琴、张海龙、夏伟民、王红梅、张悦静、胡凤娟、黄惠林、单世海、温凤梅、包志建、乐娇定、朱根娣 杨林发、王志展、丁宏泉、孙小萍、施明、朱健、刘苗荣、李艳英、张茵、张凤妹、沈领、杨元英、张素珍、毕旭、章全法、黄杰、吴菊、吴芳、陆秀美、徐丽娟、金建华、薛凤桐、虞永兴、彭敬虹、谢怀钊、杨沪英、王印平、顾欣渝、薛海泉、马金鑫、马长发、韦存彬、王林英、徐雪芬、薛建国、苏永华、刘志强、潘金宝、张淑妹、张新珍、戴伟康、李福娟、沈惠峰、沈梅英、陈龙妹、张建华、陆丰华、陈明萍、吕国英、严春娣、张云凤、张振玉、赵加林、张雪英、徐惠娟、张加强、邬玉萍、金长涛、吴慧群、桂丽萍、赵玲娣、李彩娣、周美琴、季勤珍李粉娣、陆燕萍、邬逸萍、张燕萍、凌粉喜、朱姚关、高建国、顾紫芳、戴国鸣、徐义宽、赵月娥、苏永珍、陈幼鹤、胡承东、陈炯、夏新来、杭菊妹、叶根生、高正太、丁慧华 陈 俊、黄亚琴李建勇、管世锋、胡伟星、蔡金华、金婉珍、谈良琴、吴小平、吴珍芳、章如华、游宇虹、徐双英、汤伯年、王彩凤、周坤、朱承娥、陈香玲、朱锳、孔令珍、穆云莺、徐佩玲、陈玉娣、陈娜、王春伦、秦仕振、蒋来娣、杨龙美、刘芬珍、曹少兰、韩忠翔、蔡正芳、孙红筝、何美君、邬月明、孙耀春、冯梅铭、王美莉、滕裕宗、钱国华、杨春兰、张宝虎、张民飞、朱桂和、张莉萍、张忠平、赵传玲、徐玉法、华志芬、施凤元、丁佩芬、周锁贵、杨崇新、戴 鸣、周为民、徐学义、冯基孝、曾建华、章芝霞、吴新隆、许 瑾、孙玉兰、王巧华、徐秀凤、张月珍、薛永琴、徐洁琴、费文菊、徐伟芳、梁珍永 孙喜成、沈泽民、钟扣龙、丁立明、邱林、张阿海、顾鸿根、 顾燕芳、顾国平、胡颖南、钱国银、吴丽明、凌振家、章海萍、孙东明、魏德华、商兰花、吴根娇、蔡 萍、章献华、姚独超、曲棉刚、周智平、陈启勇、谢襄鋆、顾美放、李兰贞、周继根、徐志强、何一沁、胡美琪、孟和、彭喜芝、谢振庭、刘红娣、邰锁女、方兴礼、朱美英、王美玲、陈翠玉、丁文超、姚风英、赵静娟、郑忠和、孟美娣、周泉根、许定邦、曹致建、陆妙寿、朱长妹、施淼容、唐龙余、吴东妹、邱剑辉、周建辉、周国仙、孙爱珍、郑益红、朱桂珍、金佰林、王 权、刘国忠、徐金凤、周丽娟、徐定秀、孙洪琴、殷万芳、江小龙、江竹明、张柄明、常雄发、林永祥、张志余、张雄明、陈秋玲、马八弟、沈玉莲、朱美娟、陈美娟、朱亚莉、陆苗龙、孙成玉、 陈恩娟
注:此次签名应大家的要求将证据确凿的已被政府收买的人士除外。
【大纪元6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子法采访报导)6月27日上午十点多,在北京中央党校前鸣冤的一百多名访民被北京警察拘押,20多人被外地驻京办押走。上午十点多,一百多名乘坐数小时公交车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们聚集到党校门口喊冤,打维权横幅等。10多名武警跑步赶来,和十多名便衣警察及随后增援的20多名穿制服警察,将访民们抓到附近派出所,20多名访民被当地的驻京办押走。
此后,适逢北京天降大雨,派出所表示天下大雨,无处关押剩下的访民,访民们均被放出。
这批访民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河北省访民一百多人,还有四川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吉林省等地的访民。他们因听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党校开会,故到此鸣冤。
据中共方面报导,6月25日,胡锦涛和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到此出席会议,胡锦涛做了讲话。
【大纪元6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展望采访报导)6月22日,辽宁省海城市二台子村近八百村民到火车站迎接从北京被截访的村民,与上千名警察发生冲突,村民一死一伤。次日,数百村民到当地市政府前游行上访,为死伤村民鸣冤讨公道。据二台子村村民26日向大纪元表示,当地政府强征并出卖农民土地,村民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多次上访无果,于是170多村民上周赴京上访,但遭到警察暴打,部份村民住院,部份村民被截访人员强行遣返。
22日晚5点多,将近八百村民聚集在村委会门前,准备迎接被遣送回来的村民,但当地政府不敢送人回来,并在途中扣押村民代表。
过了预期到达时间还未见被遣返的访民,村民群情激愤,晚上8点多蜂拥至海城火车站,部份村民躺卧在铁轨上抗议。当局派出上千名警察镇压。在双方发生冲突中,一名妇女被火车撞死,另一妇女被撞伤。
据悉,受伤的村民大腿骨折,仍在住院。目前该村气氛紧张,警察每天在村中巡逻,并挨家挨户搜查电脑资料。
据村民透露,二台子村原有耕地4000亩左右,现在仅剩800亩左右,总共近3200亩土地被王正明等人卖给开发商,而所有卖掉的土地的资金和承包土地的资金以及土地补款都去向不明。
今年3月,村民发现施工现场,才知道自己的土地已被出卖,到各级政府上访均遭到阻挠。王正明不但不分给村民用于种地,还调来防暴队强行征用。村民在护地期间遭到殴打,多人被打伤。
4月中旬,该村503户、超过4000多村民联名指控该村党支部书记王正明犯有打骂群众、强奸妇女、伤人性命、私卖土地、非法毁林采沙、毁坏果园等违法行为。
据当地村民透露,王正明本人是劳改释放人员,因强奸罪和抢劫罪被判五年,释放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当上了村长,并强行任职多年。王正明不但自己当村官,而且还把兄弟,妹夫等人都“委以要职”。
据悉,王正明和他的亲友为了赚钱,在杨柳河乱挖沙子出售,毁掉了1972年在沙土地带建立400亩果园的3500棵果树,也毁掉了杨柳河北部大约500亩的耕地和300亩林业地,给村民造成经济损失超过亿元。
村民还透露,由于在杨柳河挖沙子造成河套深浅不一,而且没有给过河人提示的路标,至今已经造成附近村民7人被淹死,包括5名未成年人。所有溺水者的家属至今未得到任何赔偿。
村民呼吁外界关注,“早日铲除黑恶势”,“为老百姓申冤”。他们表示,政府官官相护,百姓已经走投无路。
【大纪元6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今天( 27日)早上9点左右,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政府强迁了清河坊大井巷44号陈云(中学英语女教师)的私有祖屋。今天当地政府突然派了近百人前来强迁。陈云的儿子金明恩表示,“早上9点钟左右,突然来了近百人,有警察、执法、城管的,我们还在房子里面,政府叫民工把卷闸门撬开,把我们赶出去,我们不肯出去,说这是我们的房子。”
他说:“最后没办法,只能在旁边看他们封门窗,我们不敢动手,因为动手警察就会抓人。大概弄了2个多小时,把东西通通打包,装了有六卡车。外面留下几个保安在看现场,这帮人很卑鄙。”
陈云向记者表示,“我公公原来是省政协委员、市人民代表,他是金华火腿创始人,他把金华火腿工厂及秘方都捐献给国家,连房子都捐献了,只留下大井巷120平方米这个商铺,现在政府又要抢,你说这口气能不能咽下去?我咽不下去的!”
今年5月份,陈云还去杭州市规划局查询,规划局的人表示,这房子是属于保护第一类,不用拆的。
陈云愤慨的指出,以前看到邻居被拆迁,跟强盗没有两样,这个政府是怎么个政府?从拆迁办到区管委会,他们说:“这是市政府的意思,要赶我们的。”现在她连人民2 个字都不愿意说,什么人民政府?这个政府很霸道,哪有人权?连个居住权、私有财产权都没有。
陈云说:“这里没有民主法治,没有人权,权大于法,它有权,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在美国的大伯和台湾的二伯,也不同意和当局签订搬迁协定。”
更让陈云感到心寒的是杭州媒体,她说:“杭州没有一家媒体来报导大井巷强拆事件,媒体不来帮助我们,什么舆论监督?如果有监督,有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就是没有舆论来监督这个政府,它们才可以无法无天。”
因清河坊属历史街区,明确规定此街区只修缮,不拆迁,可以保留私房,保留原始的历史风貌、居民的传统文化及风俗习惯。但上城区政府无视政府令,至今仍在违法强拆民宅。
据悉,专家们一直呼吁,大井巷不是一条巷,是唯一代表杭州繁华历史的古街,应该保护古街。但当局借保护名义,把大井巷建成商业街,把原住民全部赶走。
为了赶走原居民,当局采取诬陷、暴力殴打及拘留等手段,逼使居民搬迁。
【大纪元6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平山立信釉料厂” 排放的浓烟、污水,使曹宅镇春塘村村民饮用水受到严重污染,同时给他们种植的果园造成重大污染。经北京权威检测,得出结论:砷、铅、硫等十几种有害元素含量均严重超标,实属严重污染。但在政府的包庇下,污染厂家雇凶报复,村民被抓、杜小英一家三人被凶徒严重砍伤,凶手却逍遥法外。杜小英上访北京至今无果。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春塘村村民表示,该村300多村民承包的300多亩土地,从1990年开始种植水果,经精心管理,皆进入盛产期。1996年“平山立信釉料厂”创办,该厂释放的污染物给该村果园造成重大污染,村民饮用水也受严重污染。村民将此事数十次上报至曹宅镇政府、金东区环保局、金华市环保局、金华市农林局、金华市人大、金华市政府,但皆音讯全无。
曹宅镇政府党委书记吴杰以曹宅镇政府的名义开具介绍信,要求村民到北京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进行检测,得出的结论为:砷、铅、硫等十几种有害元素含量均严重超标,实属严重污染。
污染厂有恃无恐 恶意污染饮用水源
春塘村村民杜小英向记者披露,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三级政府及金东区公安局在拿到“平山立信釉料厂”的好处后包庇该厂,并迫害主张赔偿的村民,他们利用人做伪证,2001年11月29日上午11点半,80多人乘24辆警车来抓人,将村里包括她丈夫在内的5位村民强行抓到拘留所;釉料厂厂长当着曹宅镇党委领导和村里数十村民的面,将釉料厂污染最严重的污水排放至村里唯一的饮用水源里。
村民对记者表示,釉料厂厂长财大气粗,当地官商勾结严重,政府官员对釉料厂的污染危害心知肚明,但在共同的利益驱使下,任环境污染,甚至威胁人生命的恶性污染存在、蔓延。釉料厂厂长在当地穷凶极恶,手下带着一批黑社会,老百姓没人敢告他们,害怕被其杀害报复。
污染厂砍伤村民 公检法支持
杜小英痛苦的对记者回忆一家四人被釉料厂雇凶砍伤的险境:“我丈夫被抓那天,他走后的一小时内,厂方又指使当地的无赖杜增洪,残忍的用砍刀将我和我姐姐手部及我儿子脑部严重砍伤,儿子的脑浆被砍流出来,是村里人赶来把我们送医院。儿子缝8针姐姐缝10针自己缝6针,花医药费数万元,捡回性命,现在我家3人在脑部、脸部及手部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杜小英:“金东区政府及金东区公、检、法部门非但不将凶犯杜增洪逮捕归案,反而将我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在关押期间他遭受到非人的折磨,右手被凌空反吊6个小时至残废,现已丧失劳动力。”
“我们经过6年的上诉及进京上访,金东区法院、金华市中级法院竟然儿戏般的做出6个不同的判决、裁定结果。更让人气愤的是金华市人民法院竟然以超过上诉期限为由,驳回我们的上诉请求,最后我们只能申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虽已立案,但到目前已过去近3年多了,他们以诸多的借口推托没有时间处理。”
进京上访被截回 受殴打侮辱
杜小英表示,她家果园种植的果树全部被毁,在其他村民都不敢告状的情况下,她在当地告状无果后,进京上访。数年里几十次到北京各大信访局上访,过着讨饭、捡菜叶充饥的艰苦日子。
杜小英悲伤的对记者披露:“每次都是曹宅镇政府、金东区信访局、金华市信访局和省信访局及驻京办的人强行押我回金华,还遭受省驻京办戴永林处长的恐吓、威胁、殴打和侮辱。每次截访都被非法关押在京浙宾馆等地方3天到10天左右,并将我身上多处殴打致伤,甚至身心遭受污辱。”
市长接待日殴打上访者
原曹宅镇委书记,现任金东区副区长吴杰对杜小英说过:“我不帮你处理,没人会帮你处理的。你自己告到联合国去吧,到时候我顶多只会把你接回来的”。
杜小英表示,中央就釉料污染一事多次向浙江省政府及金华市政府下批示,但金东区政府及原曹宅镇党委书记吴杰等人却态度强硬、一拖再拖。2006年5月15日是金华市市长接待日,她前去市政府讨要说法,非但没有接待她,反而将她夫妇双双殴打致残,在医院住院近两个月的时间,市政府竟不闻不问。
换个地方 污染继续
村民指出,他们饱受污染危害,勇敢者上访告状不怠,因为手里有权威部门的鉴定结果,“平山立信釉料厂”嚣张中不得不于2001年从金华市迁出,但它只是打一枪换个地方——搬到安徽继续污染那里的环境、继续残害那里的百姓。也就是说政府根本没有打算撤除这个恶性污染源,还是任其存在着,任生态环境、老百姓生存环境被破坏着,尽管政府整天高调宣传环境保护。
记者致电金华市金东区政府办公室查证此事,接电话的官员表示,“平山立信釉料厂”
早就搬走了,不存在污染问题。便挂断电话。
民众提出基本诉求
“平山立信釉料厂”对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春塘村村民造成的釉料污染、果园被毁及告状所受的种种迫害至今未受到任何法律制裁,村民无处说理,无处申冤。
杜小英及受釉料污染的村民希望通过媒体将他们的诉求公开:
省高院依法撤消原金华市、金东区二级法院对杜小英丈夫曹海林等村民的枉法判决,宣告他们无罪,还他们的清白,并赔偿由此引起的身体、精神、经济损失。
要求上级部门彻查釉料厂对当地的污染事件,并由釉料厂赔偿村民由污染引起的一切经济损失,特别是果园7年的数百万元的损失。
要求上级部门彻查金东区政府、环保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相关部门的腐败份子,严惩贪官,还老百姓一个青天。
【大纪元6月27日讯】山西黑窑奴工事件揭露两周多了,但它依然是媒体的热点,依然是网民、专家、学者和海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由于越来越多的黑幕曝光,由于人们关心胡温中央和山西地方当局如何问责和如何处理,由于许多学者和网民对黑窑奴工事件进行制度上的反思,人们继续在论坛、博客热烈而深入讨论,专业人士的评论继续占领报刊等媒体的主要位置……,看起来,媒体和社会舆论远不是当局所期望的冷却下来,相反,却有愈演愈烈之势。许多报导都发现,尽管看起来当局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信誓旦旦扫荡黑窑,解救奴工,但大量童奴、奴工被转移,解救的不过是冰山一角,400名失踪孩子的父亲却不得不再次公开呼吁加大救助。失踪的孩子在何方,前路依然漫漫。
人们都在问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奴工现象,为什么还是普遍现象,十年前就出现的奴工问题,十年当中曾经有过揭露和解救,为什么还能发展到现在?现在的中共当局还在避重就轻,轻描淡写,开始说是劳动法执行的原因,后来稍微改变,说是地方黑社会和家族问题。其实中共就是在避讳两个要害问题,一是专制制度问题,二是党政官员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愤怒的人们在向胡温政权问责,在向制度挑战。
如果说,黑窑童奴案发的第一周,民间表达的主要是震惊、愤怒和谴责,那么,第二周民间舆论的继续发酵,表达的就是对地方政府和胡温中央的问责要求,是对罪恶的制度根源的反思。
这周新闻聚焦依然围绕着黑窑奴工事件铺就,但着重于事态的新发展,人们对胡温中央的问责和对社会制度和人性、文化等方面的思考。下周新闻聚焦我们将就香港回归十年和“一国两制”等话题展开新的讨论。
●黑窑奴工更多内幕曝光
▲ 燕赵都市报导:16岁少年讲述被骗经过:在钢管长刀胁迫下落难。
在山西洪洞县公安局成功解救31名黑窑厂工人的名单中,有一名“14岁”的孩子,叫陈成功,来自河南汝州市场楼乡。 6月17日,记者从郑州出发,几经周折找到他的家。整个采访过程中,陈成功没有一丝笑容,而他身上的疮疤,虽然擦了药,但目前治疗效果似乎并不明显,他不时用手去抓挠。回忆起那长达三个月的凄惨经历,他多次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被骗:钢管长刀胁迫下落难
陈成功今年实际年龄16岁,不是“名单”上公布的“14岁”,“别人都认为我才十三四岁,我也许长得太小了。”陈成功略带腼腆地说。
和很多被骗走的孩子一样,陈成功也是一名辍学的孩子,上到初二就不上了。他的母亲说,其实他平时成绩还不错,数学曾考过90多分,“像他这样的孩子很多,都是中途辍学,没正事便在网吧里打发时间。”辍学后,陈成功打算在外面找份工作。3月8日晚8时多,他来到郑州火车站。这时一个“大胖子”走了过来,对他说有一份工作,每月八九百块。毫无防备的陈成功简单问了几句,就答应了。随后,他被“大胖子”安排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不知名的小旅馆。
第二天,陈成功坐上一辆面包车。车子转悠了几个地方,不大的面包车里算上衡庭汉和司机,一共12个人。同去“打工”的10个人中,有一位50多岁的人和一个智障者,而他们的座位下,放着很多钢管和长刀。
车出了郑州,再到三门峡,又往山西方向驶去。车上的人越发感觉不对劲,所以都瞅准一切机会逃跑。为躲避交警盘查,路上衡庭汉和3个人下车。他们中的3个人看准机会迅速逃跑;一名20多岁的年轻人在车速60迈的情况下,打开车门奋力跳出;在高速路上,车上的人下来小解,陈成功和另三个人朝不同方向逃,那三个人逃跑成功,陈成功则被抓了回来。
陈成功说,“当时太紧张了,我朝着车头前方跑,衡庭汉和司机开车追了上来,我扒着高速路旁的铁丝网,还没上去,他们拿着钢管和刀子撵过来,抓住我的脚拽了下来……”此时,车上只剩下三个人:16岁的陈成功,那名50多岁的人和一名智障者。
磨难:“带我看扔工友进搅拌机”
陈成功先被弄到山西运城的一家黑砖窑,干了三天后,就转到了让他受尽磨难的洪洞县广盛寺镇曹生村的黑砖窑。目前,这家黑砖窑的罪恶已被诸多媒体揭露,但在陈成功的讲述中,很多细节令人难以置信,其罪恶之极,令人发指。
陈成功告诉记者,这个窑场比运城的那家窑场大得多,有好几十个人,有监工、打手,还养着好几条狼狗,没有一个窑工不挨打。
陈成功做的活儿是“切坯”,凌晨4时开工,直至晚上8时,常常加班到深夜。每天吃的是发霉长毛的馒头,喝的是白开水或者水煮的烂菜帮子,晚上睡的是潮湿的窑洞。刚到那里时,陈成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一切都由不得他,陈成功说,不吃不睡就没有力气,没有力气干活就慢,干活慢就得挨打。种种折磨,让很多人反应迟钝,变呆变傻。如此,这些人更容易被老板“控制”。
更为恶劣的是,窑老板曾带他到另一个窑场亲眼目睹“杀人”的过程。
陈成功说,窑场里有一种长两米多的搅拌机,机器转速很快,不管什么东西,扔到搅拌机里,瞬间就会打成碎末。在那个窑场,如果有哪个窑工不好好干,窑场就会打电话叫来几个专门“杀人”的人。一次,他被领到该窑场,光头熊腰的“刽子手”把一个窑工几棒打晕,随后扔到飞速旋转的搅拌机里……
这个场面让他不寒而栗,然而窑老板却让他把目睹的过程讲给其他窑工听。
-忍辱:云南窑工取得衡庭汉信任在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砖窑受难的日子里,陈成功与难友们天天幻想着怎样逃跑、怎样报案,但衡庭汉和打手们也时常吓唬他们:“即使是你们报案了,派出所也会将你们送回来的。送回后的结果就是,让你们死也不知道自己是咋死的。”陈成功说,向公安部门报警的窑工,是衡庭汉和打手最信任的窑工——张强。张强是云南人,与陈成功一起从运城那个窑场转过来的。在日常的劳动中,张强有意与一个叫程志明(音)的打手搞好关系,这也为了少受些皮肉之苦。
取得衡庭汉和打手的信任后,张强的工作也改变了,不再单纯地当窑工,而是被安排开三轮车到外面倾倒砖场的废渣。这样,张强就有了外出的机会,老姚(受难窑工中的一员,据说是在旅游中喝醉酒不慎被人掠入窑场。)等人就天天督促张强设法报警,解救大家。
而张强一直缺乏勇气,说机会不成熟。
报案:巧用爆胎计与理发计
转机就发生张强的再次挨打上。
那天,张强开着三轮从外面倾倒废渣回来,因为将手伸到了打手程志明的口袋,程志明恼怒了,随手就给了张强两个耳光,张强顿时血流满面。
也许是这次挨打深深地刺痛了张强。晚上,张强郑重地说:“老姚,我明天一定要把三轮车车胎弄爆,在他们修车的时候,我就有机会逃跑去报案了。”第二天,张强果然将车胎弄爆了,但并没有如愿报案。第三天一早,张强对衡庭汉说想出去理发,衡很爽快地给了他20元钱。
5月26日,张强早上出去,直到下午2时还没有回来。衡庭汉也开始有所警觉,还特意跑去问陈成功:“小陈,张强这两天有没有说过特别的话?”
“啥也没说呀,你问别人吧!”陈成功说,由于那天检修电路,也没有多少活,也是大家少有的一个喘息机会。就在这时,一名男子若无其事地走进了窑场,直接走近了衡庭汉。后来得知,男子是洪洞县广胜寺派出所的民警,特意来调查的。
“你们这里要人吗?我是来找活干的。”“我们这里不招人。”衡庭汉也很敏感,感觉这位男子不像要干活的。
随后,男子又向几位老窑工打听:“这里干活咋样呀?”
“打人呀,你可别来这里。”老窑工悄悄地告诉男子。
这些迹象,让陈成功和老姚隐约感觉到:“张强报案了,我们有可能被解救。”此时此刻,这些被禁闭的窑工还不知道,关于山西黑砖窑的报导已经是铺天盖地了。
-获救:当地有关部门介入调查5月27日,洪洞县的车辆停在了砖窑门口。几名打手们见状,全部都逃跑了。
又有四辆派出所的车辆开来了。这四辆车去追那些打手,但由于山路陡峭狭窄,汽车很难派上用场,几名打手转眼间跑得不见踪影了。
“这时,衡庭汉已经接到了王兵兵父亲村支书王东记的电话,说有人报案了,让他赶快逃跑。”陈成功说,衡庭汉与村支书是利益共同体,在当地有很大的势力,一般人是撼不动的,联合起来压榨窑工的血汗钱,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殴打、折磨窑工。
随后,在砖窑的30多名窑工以及王兵兵全部被带到了广胜寺派出所。从上午10时到傍晚7时,经历近10个小时的登记、录口供等程序,所有人又回到了砖窑。
“王兵兵刚到派出所时特别牛,还在派出所的洗澡间里洗了个澡。他以为这次像往常一样,走一圈就出来了,不会有任何问题。”陈成功说,王兵兵当天就被抓起来了,警方一共控制了3个人。
回到砖窑后,王兵兵妻子骑着摩托车过来说:“明天继续干活。”“没钱不干!”窑工们说话已有了些底气。
“我公爹已经拿钱去上礼去了,不会有问题的,你们明天得上班。”“我们要饭也不在这里了。”当夜,连傻子都跑了,一共跑了10人。
陈成功说,在老姚的劝说下,他没有逃走。“走南闯北”的老姚说:“不能走,我们很可能被解救。再说,走了肯定没钱,受的苦就白受了。”就这样,广胜寺镇曹生村砖窑最终剩下了17名窑工。第二天,签字、画押后果然得到了200元的路费。“随后,砖场找了一些社会上的闲散人员,送走了10人。将他们送到可以坐车的地方,买张车票了事。”陈成功和老姚等7人不想就这样走了,“那些闲散人员将窑工送到车站,只负责买张车票,将剩下的钱就据为己有。”为此,他们7人步行14公里到达可以乘车的地方,乘车到达洪洞县,先后找了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最后,在救助站的帮助下,他们一行7人从洪洞县去了广州,打算随老姚一起打工。
6月5日,陈成功打算回家时,才电话告诉家人在山西砖窑被骗的事情。“家里的电视只收两个台,信号也不稳定,如果不是孩子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孩子在山西砖窑受的苦。”陈母郭青霞说到这些,眼睛湿润了。
回家:辗转11个救助站陈成功说,他到达广州后,很顺利地找了一份速递工作。“我工作很认真,也得到了主管人员的认可,由于满脸是正在发炎的伤疤,干了三天就被婉转辞退了。”这三天,他挣了200元,“看样子,只有先回家看好病,才有人愿意用我。”在身上没有多少钱的情况下,陈成功想到了救助站,“救助站是一站站接力的,每次只买一段路程的车票。”从广州到郑州,他先后走了11个救助站。
“他到郑州时,身上连回家的钱都没了。15日晚上,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去接他回家。”陈成功的哥哥陈磊磊说,他16 日下午赶到郑州十八里河接弟弟时,简直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弟弟耷拉着头,畏缩着蹲在那里,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满脸都是正在发炎的伤疤,身上穿的是也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破衣服,脚上缺了一块鞋底的鞋子还是捡破烂的给的……
当天下午,汝州市民政部门、洪洞县的工作人员,在郑州与陈成功会面了,洪洞县的工作人员送给陈一封道歉信,还按照洪洞县每月最低工资标准470元的3倍补发了工资,还有1000元的慰问金,共5000多元钱。
记者问陈成功,“拿到了5000元钱,满意吗?”
“不满意,我们忍受的折磨和付出的劳动远远不是5000元钱可以抵顶的!”陈成功脱口而出,这些经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想起来就害怕。他还说,下一步打算去参加汝州市劳动局推荐的电脑培训班,学一项技术,也为了以后的生存。
▲南方周末报导:被再次转卖后 少年朱广辉回家了!
发自山西本报6月14日头版文章《少年血泪铺就黑工之路豫晋警方酝酿联手解救》,曾提及少年朱广辉被山西永济市劳动局一监察员转卖至黑砖窑,获解救后神秘失踪的情节。
4月27日,河南少年朱广辉在从永济市一黑砖窑里被解救后,回家途中又被永济市劳动局一监察员拉下车,被其介绍到当地另外一家黑砖窑厂做工,并被收取中介费300元。5月底,朱广辉和河南都市频道记者曾在当地劳监部门与此监察员对质,摄像机记录下了该冯姓监察员在尴尬中试图把300块钱还给孩子的画面。
而就在当天下午,朱广辉出外帮助河南寻子家长复印资料,竟一去不回。其父亲当天亦赶到永济,却没有接到自己的孩子。
文章刊登后,朱广辉的命运引起读者高度关注,他究竟身在何处,一直为人担忧。南方周末记者最新获悉,6月18日晚,孩子终于回到了河南平顶山的家中,与父亲团聚。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究竟为何失踪?6月19日,南方周末记者电话采访了少年朱广辉,竟获悉了孩子再度被上述监察员转卖的惊人内幕。
据朱广辉回忆说,当天下午,他去街上复印资料,在半途,又遇到了该冯姓监察员,此人开着车,以再补偿朱广辉一点钱为由,骗他上车,并直接将他送到了运城的一家砖窑,朱广辉记得,当地一路牌上写着“盐湖区”的字样。
一周后,在山西省大规模的清理黑砖窑行动中,朱广辉才被彻底解救。他被运城公安部门送到永济市刑侦大队,在那里,朱广辉看到了戴着手铐的该监察员——一个戴着眼镜、头发卷曲的中年男子。“他警告我,不要对记者乱说。”朱广辉回忆道。
截至目前,山西警方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清理黑砖窑及解救被困农民工的工作,已有数百名农民工获救。朱广辉正是其中之一,作为抚慰,他一共收到了来自中央和当地劳动部门共计1500元的补偿金。
但他依然难掩对该监察人员的恨意,“他为什么要转卖我两次?”朱广辉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监察员事后被劳动局领回去了。他说整个过程中,自己并没有反抗,因为“不敢反抗”。 6月19日晚,南方周末记者专就此事电话采访了永济市劳动局党委张书记,他矢口否认朱广辉被转卖一事,并说劳动局并不存在冯姓监察员。当记者提及有电视台画面作证时,他说,“那又没拍到正面。”他还强调,朱广辉已年满16周岁,“已经不是童工了”。旋即挂断电话,不容记者追问。
▲新民晚报:大学生回忆昔日被拐骗经历:有孩子被活活打死
焦点故事 全国各地拐骗来57个孩子
长沙21岁的大学生小黑很不幸,7年前的2000年5月,他被拐骗到位于山西运城六亩村的一个砖厂。
但他又是幸运的,拐骗到砖厂8个月后,与6个工友逃了出来。翻山越岭,辗转大半个中国,终于在春节前4天回到了家。
喝了一杯饮料就晕了2000年5月7日晚上6时许,小黑走到离家只有100米远的地方,碰见一名中年女子,问五一路怎么走。小黑告诉了她,并喝了一瓶中年女子作为答谢的饮料。“喝着喝着,突然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小黑说,当他醒来时,已在一个车厢完全封闭的货车上,旁边坐着另外3个年龄相仿的男孩在哭泣。
几天后,小黑等人被送到了“运城市六亩村”的一个砖厂,在一间平房里,一群手拿皮带、胶管、木板的男子,对着他们一顿暴打,直到他们在地上爬不起来。
“以后好好做事,不要想别的。”一名男子恶狠狠地说。
有孩子被活活打死凌晨4时30分起床,11时吃早饭,下午4时吃中饭,晚饭则到了晚上12时以后。砖厂的孩子每天遵循这样的作息时间。一日三餐,一共6个馒头,偶尔会加些水煮的烂茄子和土豆。每次吃饭时间都控制在15分钟内。每天几乎都工作19个小时以上,每人能休息 5个小时已很幸运了。
工作时,小黑发现,在砖厂,共有57个和他一样大的孩子。砖厂有11个监工,还有9个打手。
小黑怎么也忘不了一个从他们眼前消失的孩子。“那天,他实在撑不住了,藉口上厕所想多休息会。打手发现后硬是把他拖了出来。他们拿起一块砖头就砸向他的头,还用板子抽他。我们都不敢看,后来,听到没什么声音了,我偷偷看了一眼……只看到一团血肉模糊,什么也辨认不出,旁边放着四块断了的木板。”逃到上海被送回家12月的一天午后,小黑和几个同伴乘机从砖厂逃了出来,他们跑进山里,靠苹果大枣充饥。随后爬上运煤的火车,辗转兰州、乌鲁木齐、洛阳等地。一个月后,小黑来到了上海,上海警方把他送回了长沙。
“小黑的爸爸原本是很开朗的人,可经历了这件事情后,变得沉默寡言。”为了躲避邻居的议论,小黑去了邵阳老家读书,读大学时才重新回到长沙。直到今天,他还会常常被噩梦惊醒,梦中小伙伴们鲜血淋漓的样子让他胸口发闷。
▲华尔街日报:当代奴工震动中国社会。
今年3月,18岁的李耀楷从中国河南省的一个小山村出发,前往省会郑州寻找工作。但他却被拐骗到一个“黑砖窑”。
在李耀楷在郑州火车站下车后不久,一位中年男子就出现在他的面前,问他愿不愿意作份工。当李耀楷跟着这名男子走出车站,突然两名男子从隐蔽处跳出来,抓住他,把他塞到了一辆白色小面包车内。
“我大声呼救,但是没有人听到我的声音。”李耀楷回忆道。
第二天早上,他被扔到一个偏僻的砖窑。在他被解救之前,他每天都要被迫劳动至少17个小时,在数只狼狗的看守和挥舞着钢管的打手的威胁下搬运砖块。
李耀楷是数百名被中国媒体称为“奴工”的一员。目前,中国正在31个省份全面排查砖厂和煤窑的非法用工、使用童工等违法行为。“奴工”群体多为儿童和残障人士。李耀楷所工作的砖窑成为了这一丑闻的焦点。据官方称,警察在对这些“黑砖厂”、“黑煤矿”进行搜查时,从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中共解救了500多名工人。
对这些工人所遭受虐待以及当地政府官员包庇行为的曝光,使这一事件演变成一个全国性丑闻。如今中国人对社会及经济发展的认识日益清醒,这一事件也体现了中国人以及当地媒体向政府领导施加压力的意愿及能力。
李耀楷的父亲李润梓说,最后政府不得不对此给予关注,去寻找我们的孩子。
李耀楷于上周返回家中,他的双手因从砖窑中搬运灼热的砖块而被烫伤,身上还有很多虱子。身穿一件橙色大T恤衫的李耀楷在父母家中接受采访时说:“现在我只想睡觉。”
李耀楷的遭遇使他成为此次“奴工”风暴的焦点。他所讲述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Xinhua)以及《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的报导中得以证实。
上述两家媒体先后报导了令李耀楷及其他30名工人备受折磨的这家砖厂,据报导,这家砖厂所占用的土地为当地的一个村支部书记所有。他们还报导称,管理砖窑的这位村支部书记的儿子及其他几人已经被逮捕,周一晚些时候的报导说,这位村支部书记已被开除党籍。据新华社的报导,去年11月,一位被迫在砖厂劳动的智障人士被殴打致死,之后被草草掩埋。
警方对李耀楷所在砖厂采取行动之后,中国开始对数百家砖厂和煤矿进行清查行动。而像李耀楷的父亲及其他被诱拐儿童的家长所发动的“草根运动”正是这些行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今年5月末,一则关于被拐卖工人的报导在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家电视台多次播放,其中包括现场拍摄的一家“黑砖窑”的情况。这个报导似乎是此后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
这个报导出现之后,失踪儿童的父母聚集在电视台办公室附近,他们相互打探消息,开始共同努力寻找自己的孩子。最后大约数百人集体前往山西省,到各家煤窑寻找失踪的孩子,后来促使警方采取行动。
这个行动延伸到互联网,媒体也因此大声疾呼,要求政府解决这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问题。据新华社报导,迄今为止,在河南省及山西省共有168名涉案人员被逮捕。一些被解救的工人在这种奴隶般环境下工作了数年。
一些权益人士表示,随着1.2亿多人口离开农村前往遥远陌生的大城市寻找工作,被强制劳动的现象在过去的十年中已成为在中国广泛存在的一个问题。而这一事件的曝光可能会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中国国际形像的一个污点。
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上周发表了关于人口贩卖及强制劳动的年度报告,据报告估计,每年至少有1万至2万人成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中国仍在美国国务院的“观察名单”上榜上有名,这个报告称,原因之一在于中国上下没有“共同努力来调查和惩罚那些与贩卖人口不法分子勾结的政府官员。”
中国政府的一些媒体上充满了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的“奴工”的照片,以及他们悲惨遭遇的详尽报导。这也再次激发了大众对那些从中渔利的当地腐败官员的声讨及愤怒。
关于强制劳动的证据在中国各地都可以看到,一家国营媒体报导称,中国河北省的一家由当地县委书记运营的砖窑雇佣了很多智障和残疾人,而位于南部的广东省的一家砖窑也有类似情况。
那些人贩子往往以良好的报酬为诱饵来诱拐或欺骗务工人员,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年轻人及残疾人,因为他们最不容易逃跑。此外,中国庞大的外出务工家庭往往在很长时间之后才会发现他们的家人失踪了,而且他们也没有任何有效的途径去寻找失踪的亲人。
李润梓和他的妻子这个寻找失踪孩子的小组共有六个家庭组成。到目前为止,只有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孩子。李润梓说,我觉得这种情况很普遍。希望能够彻底解决问题,找到所有失踪的孩子。
但许多人仍在等待。和李润梓一个小组的刘韵琪(音)来自邻村,是一个失聪男孩的母亲,失踪已有几个月的儿子目前仍下落不明。
李耀楷的悲惨遭遇开始于他从郑州火车站走下火车那一刻,郑州火车站每天的客流接近15万人,是人贩子重要的活动场所。
去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曾有过一则与这个火车站有关的报导,当时一个女人贩子在接受采访时称,她贩卖人口一年能挣几十万元。她说,在她贩卖的人口中,有30%是残疾人。
李耀楷说,人贩子绑架了他之后,就把他关进了一个窗户被钉上铁条的小屋。很快,屋子里又增加了4名被绑架者:一个17岁的男孩,一个22岁的四川青年,还有两个50多岁的男人。
这五人被押进一辆面包车中,不许出声,两个拿铁棍的人看管着他们。这辆车整夜都在行驶,第二天一早,他们被送到了砖窑。
身高1米7、当时体重50公斤左右的李耀楷被喝令立刻参加劳动,用一辆简陋的小车运送砖块。他被禁止和其他工人说话,因此他最初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山西省的一个偏僻乡村,离他的老家河南省约有500公里。
李耀楷的父亲称,当初不知道孩子遇到了麻烦。他说,孩子当时离开家时还兴致很高,想到外面挣些钱,长长见识。
但他说,当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孩子杳无音信,他就越来越感到担心了。去年这个村的另一个男孩被绑架到了山西的砖窑,但几天后设法逃了出来。他开始担心他的孩子是否也被绑架了。
与此同时,另一些在郑州火车站失踪的孩子的父母5月初将此事透露给了河南电视台的记者。5月19日,河南电视台播出了第一篇有关儿童被贩卖到山西砖窑的报导。
次日,李润梓看到这条消息后,就打电话给电视台,希望获得更多的信息。据电视台称,有1,000多个家庭给他们打电话。很多父母组织起来,到有关部门要求采取行动。但有关部门的反应最初相当冷淡。警察进行了失踪人口登记,并建议李润梓和其他父母自行寻找。李润梓说,我感到非常不满和失望。
在中国,许多非法经营的企业中都有政府官员的经济利益。据《人民日报》的报导,李耀楷劳动的砖窑就是所在村的村支部书记成立的,由他的儿子管理。李耀楷说,有一次他看到政府官员来砖窑向包工头收取贿赂。
李耀楷说,他尽可能不激怒监工。他说,我很卖力地工作。他们让我做什么,我都听从。他完全靠馒头、面条和水维持生存。所有31个工人都睡在一间厂房的地板上,大门被从外面反锁。他说,由于过于疲劳导致工作速度下降,他为此被殴打过两次。
李耀楷说,我一直在想法逃走。但他清楚这样做非常冒险。曾有一个男孩试图逃走,结果被抓了回来,受到毒打。李耀楷说,他们用铁棍打断了这个孩子的腿。五月时,李润梓决定自己寻找他的孩子。他用了几周的时间到河南和山西的煤窑寻找,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有数百名儿童和成人被迫在砖窑中劳动。
来自河南省的许多父母也开始作着同样的努力,并将他们发现的情况通报给警方和媒体。今年6月初,一封有400个父亲签名的信被登在了网上,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所有这些努力看来最终迫使警方采取了行动。
警察在5月27日突击搜查了李耀楷所在的砖窑,将他解救出来。但即使是那些有幸被解救出来的孩子,他们可能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李耀楷的母亲张玉芹说,他回来了,我感到很高兴;但他现在一言不发,这又让我很难过。他过去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孩子,我们现在不会再让他到任何地方打工了。
周末期间,政府宣传部门的官员想方设法控制媒体的报导。网站被下令停止对这件事的讨论。但中国媒体的报导热潮一直没有减弱。在中国,所有的媒体最终都是由国家控制。
在李耀楷讲述他充当苦力的经历时,另一位失聪孩子的母亲刘韵琪抱着双臂坐在一边。她的儿子程晓鹏(音)是在2月末和同学到郑州旅游时被绑架的。他的朋友说,两个大人在火车站抓住他,把他拖走了。
为了寻找孩子,刘韵琪走遍了山西。有一对父母说,他们在一处煤矿看到了一个长得像程晓鹏的失聪男孩,刘韵琪赶到那里时,却发现孩子已经被送到了另一处煤矿。
刘韵琪在谈到她的儿子时说,他一定受了很多苦。去年,他曾由于肾病住院治疗了几个月,她担心孩子的病会再度发作,因为他身上没有带药。
“这些人毫无人性。他什么也听不到。”刘韵琪啜泣着说,“请帮我找到我的儿子吧。”
▲红网-潇湘晨报6月19日发表报导《人大代表与山西黑砖窑较量9年 曾上书总理》(潇湘晨报记者 倪志刚 通讯员 胡盛英)
在中央的重视和舆论的关注之下,山西“黑砖窑事件”走上快速处理的轨道。
其实早在9年前,人称“小黑脸”的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人大主席、省人大代表陈建教已与山西、河北等多个地方的黑砖窑展开较量,解救出数百名被困的民工。去年,他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清查整顿黑砖厂违法用工问题。
6月18日,陈建教打开电脑,翻阅着网上关于山西黑砖厂“包身工”事件的新闻,看看有了什么新进展。“山西的黑砖厂,我在9年前就较量过一次。那次救出了150多名被困的民工。”
对于第一个求救电话,陈建教记得非常清楚:“那是1998年的五一劳动节。”“这些黑砖厂的存在,地方政府是有责任的。”陈建教说。
山西榆次:解救150名砖厂“包身工”
1998年5月1日早上6点,陈建教接到石门县太平镇自生堰村村民林进佩从山西省榆次市东阳镇打来的求救电话,说他和6位老乡进了那里的一个黑厂——开白砖厂,进厂后钱被搜光,日夜干苦工,不准出厂转厂,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并有8名打手日夜看守,完全剥夺了人身自由。他们6人个个挨了打,处境十分危险。那时候,陈建教是该镇的副镇长。“求救过程非常惊险,像电影里的一样。”
当时他们身无分文,林进佩早上利用下大雨的机会,悄悄跑出来用一块手表作抵押打了个电话。电话里还没说几句话,马上就说:“有三个家伙向我追来了,快点救我们啊!”接着就只听见打骂声,电话断了。
陈建教将情况核实后向镇领导做了汇报,并于5月12日北上山西榆次解救这批民工。
5月14日,他们赶到榆次市。早上8点,他们跑到榆次市人大常委会,向时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庞廷清汇报。庞拍案而起,说不容许榆次市发生这样的事情,他随即向市政府通报了情况,随后指派市人大秘书长、市劳动局副局长及市劳动监察大队长、东阳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和镇派出所所长一起驱车前往开白砖厂察看实情。
车到厂里,大家都被当时的场面惊呆了。陈的照相机咔咔地响个不停,民工们见状,丢下手中的工具,带着满身泥土跑来,嚎啕大哭。只有几个童工在厂方几个小头目的指使下,身不由己地东躲西藏。
砖厂是个体私营,周围一片空白地,没有其它建筑物,一条高低不平的简易公路通向这里,150多名民工大多数是被他们从太原骗来的湖南、四川和甘肃人。民工们被骗进厂,厂方将他们的钱财全部搜走扣下,再编班到组。每个班30多人,其中二人名为班长,实为监工、打手。全厂共有这样的监工、打手8名,日夜值班监视民工,就连上厕所也不放松。工作时间每天超过14个小时。
在当地党政部门的交涉下,石门6位民工终于逃出了虎口。当陈建教一行离开砖厂时,外省民工纷纷奔到车边,请求将他们带出去。看着100多名民工含着泪水的眼神,陈建教的心情十分沉重。
在返湘后的几个晚上,陈建教都没睡好觉,很快整理出一份长达5000余字并配有照片的《关于整治黑厂的建议》材料,用特快专递寄给时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卢功勋。
在山西省的重视下,6月10日,当地公安机关提请逮捕3人,依法刑事拘留7人。6省150多名被困民工终于得到解救。
河北沧州:救助被卖湖南民工另一起关于黑砖厂的事件发生在去年,地点在河北。又一个神秘的电话再次揭开了一个黑砖厂的黑幕。这时陈建教已是新关镇人大主席。
2006年6月20日,石门县农业局原果茶站下岗职工陈小平年迈的父母哭着向陈建教求救,说儿子陈小平在外打工被人卖到一家黑砖厂做苦工已半年多了,音信全无,不知是死是活。
原来,两位老人在6月14日这一天,接到了一个来自吉林省的电话,那人自称与陈小平曾在同一个砖厂,他逃了出来。
陈建教马上拨通了吉林省那位民工的电话,了解的真相是:他们都是在外打工的民工,曾在北京火车站被举着紧急招工的一男一女拐骗进去的,招工的人跟他们说一家面包厂急需一批民工做事,活儿轻松,每月工钱1200元,还包吃包住。一心想赚钱的民工们随后被糊里糊涂带到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找王镇一个叫西姬庄村的砖厂。
这个民工说,砖厂养着一批监工,他们每天凌晨3:30起床,4:00开机做事,一直干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才收工,如有反抗就是一顿毒打,工钱却没有一分。他说他被打了两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深夜从围墙跳下,拖着摔得鲜血直流的腿,爬了几里路程才逃脱黑窝。
8月25日,陈建教按照吉林省民工提供的地址,赶到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找王镇,以买砖为由到西姬砖厂探听虚实。他看到的民工们一个个面黄肌瘦、满身泥土。由于砖厂禁止民工与买砖的司机、老板交谈,陈根本无法找到要找的民工陈小平。第二天,陈建教同东光县有关部门迅速赶到西姬砖厂。终于找到了面如菜色的陈小平。
陈建教对他说:“陈小平,我是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建教,今天来接你回家的。”惊喜顿时划过陈小平糊满泥土的黑脸,他激动地猛哭起来。周围的民工们也一窝蜂地围了上去,请求把他们也带出去,监工却扬了扬手中的三角带,吼道:“嚷什么,干活去!”就把他们吓了回去。
在陈建教的强烈要求和当地劳动部门的支持下,砖厂老板极不情愿地给陈小平算了工资账,从2月份干到8月份,7个月的时间老板七扣八扣地算到了1400元钱,其中扣除最多的一笔钱竟然是当初把他“买”来时花掉的500元钱。
2006年,他曾上书总理
陈建教,人称“小黑脸”,一个带着侠士色彩的传奇汉子,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先进工作者,湖南省第八、九、十届人大代表,2005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
他曾经卧底京城黑工地,救出大批被困的民工,也曾经卧底长途车,一手掌握了长途车上犯罪分子的底细,然后推动多省力量进行毁灭性打击。
这个有着高度责任心的人大代表,在将陈小平救回后,联想起山西黑砖厂事件,感觉这些不是孤立的现象。
他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黑砖厂”,一下出来300余搜索结果,有黑砖厂暴打童工的、强迫工人劳动的、监工用皮鞭“管理”70余工人的、高三学生遭黑砖厂囚禁的等等,“西姬砖厂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还在继续繁衍。“这些黑砖厂的存在,地方政府是有责任的。”他说。
为了从总体上解决此事,2006年9月8日,他直接写信给温家宝总理,建议在全国开展一次整治“黑砖厂”的行动,全面解救被囚禁的民工。
在信中,他秉笔直言:“这些'黑砖厂'难道当地政府、公安、劳动部门不知道吗?我想他们应该都清楚,就西姬砖厂而言,就曾出现好几起通过当地公安部门、劳动部门解救民工事件,如此虐待民工的'黑砖厂'无人过问,我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说不清道不明吧!”
陈说,信写上去后,总理曾经做过批示,当时多个部门也进行过一些查处。“我会一直关注这个事情。”他说,在中央的重视和舆论的关注之下,相信这次能够得到彻底整治。
[砖厂黑幕]民工只呼编号不喊姓名陈小平向陈建教详细介绍了砖厂民工生活的内幕:西姬砖厂约有70多名民工,都是从北京火车站、汽车站等处被人以每月1200元的工资、供吃住等条件诱骗来的,根本不知道该砖厂位于何地,一进厂就被搜掉了身份证和钱物。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吃的早、中饭是稀饭加馒头,晚上小半碗面条算是改善生活。十几名工人挤在一间约15平方米的破房子里,每张铺板上挤两三个人,房顶是用塑料搭的棚,热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窟。晚上能看到天上的星星。最苦的是雨天,外面大雨、屋里小雨,根本没法睡。
由于砖厂不提供水,民工们半年不洗澡是常事。有个民工实在觉得难受,就跳进土坑污水里洗一下,被监工发现后,一顿毒打,并扬言罚款100元,从此民工们在土坑里洗个澡都成了奢望。由于常年没水洗澡,80%以上的民工患上了皮肤病,身上只要有一处破皮,半年也痊愈不了。黑龙江的一名女民工腿脚溃烂五六处,每天拖着流着脓的腿仍被狠心的监工赶上工地。民工们身上长满了虱子,拉肚子一拉就是半个月。即便是病重也只能休息一两天,到第三天再不上班就不给饭吃。“三角带”是监工的武器,每天都有四五名监工手持“三角带”在砖厂里转来转去,民工动作稍有怠慢,监工就狠狠地抽,民工身上的肉皮马上就肿起来。最惨的是女工、童工、老人,干的是壮年男人的活,女工们月经期间没钱买卫生纸,到处捡拾监工们扔下的废纸,甚至用砖窑里糊过墙的壁纸。一名15岁的童工忍受不了折磨,逃跑3次都被抓回,打得半死。为防止民工逃跑,建起高高的围墙,围墙下是取过土的五六米深的壕沟。厂门口设置铁栏杆,五六名打手轮流值班,场区里设有制高点,每天有四五名监工“站岗放哨”,监视着民工的一举一动。
有个老民工曾告诉陈小平,说他已被贩卖3次了,这里的砖厂相互将民工卖来卖去,一般是干了一年半载后就卖到另外的砖厂。他们常常在起床时,发现不是多了几名民工、就是少了几名民工。
监工将民工编了号,平时做工时一般叫号不叫姓名,以至民工之间相互了解甚少。砖厂里还有十几名弱智民工,不知自己姓什名谁、来自何方。也有几名年轻的民工跑掉了,有吉林的、黑龙江的。至于民工工资问题,砖厂根本没有打算给,在这里干了半年或一年的民工,只有极少数拿到了几十块钱,大部分民工一分钱也没有。
在西姬砖厂里,也有少数“上等民工”,他们一部分是老板、监工们的亲朋好友,一部分是大老板、二包头等从自己家乡带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本地人。这些民工在砖厂里享受的待遇大不相同,吃的、住的都是民工里最好的,干的也是轻松活,每月照常拿工钱,且报酬大都在每月1500元以上。他们拿到工钱后在砖厂里买肉吃、买酒喝,而拐买来的民工们只能远远地看着。每逢有人问起砖厂里的情况,“上等民工”们就异口同声地说老板们是如何如何地对民工好,民工们的待遇是如何如何的高。
●失踪孩子父亲和维权关注者向胡温中央和山西地方当局问责
▲据《潇湘晨报》和《法制日报》报导,400父亲再发求助信 山西洪洞黑窑仅是冰山一角。
“轰动全国的洪洞虐工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还有一千多个生命正在遭遇危难……救救我们的孩子吧!”20日,曾在网络发布求助信的400多位寻子父亲再次联名发出呼吁信,表示因为还有许多孩子未能找到或可能被转移,呼吁继续加大解救力度,建议扩大查找范围,全国联动寻亲。
家长认为有些孩子已经转移。
6月5日,河南的400多名家长在寻子无果的情况下曾发过一篇《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的求助帖子。山西黑砖窑解救行动也由此拉开。但家长们认为,在他们的寻亲行动中,虽解救了100多名孩子,但大部分不是河南的。
这些家长大多数倾向于相信他们的孩子是被拐骗去了黑砖窑。多名家长介绍说,经已获解救的孩子辨认,他们有的孩子就是坐上同一辆车被拐骗到山西的。19日,山西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为了逃避检查,一些非法经营者会提前将民工转移。这些情况一经查实,将依法处理。”“这些孩子很可能已不在山西了。”家长们建议说,希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有关部门扩大搜查范围,建立全国联动机制,尽可能地发动各种力量寻亲。
最高检官员赴晋调查渎职据消息人士称,公安部警务督察局已派人到山西,重点督察临汾、运城、晋城等三个地级市及所属县(市)警方在黑砖窑调查过程中存在的不作为,或知情不报等渎职行为。记者19日分别从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政府和临汾市人民检察院获悉:洪洞县政府于18日派出11个工作组,分赴全国12个省市向被解救农民工登门道歉。
洪洞县纪委前日首次对外披露,截至19日,至少有20名不同身份的官员接受调查。洪洞县纪委监察室任主任表示,国土资源局广胜寺矿产资源管理所所长魏雄(音)、环保所、工商所、派出所;县里的国土资源局局长、副局长、执法大队大队长;县环保局、副局长、执法大队队长;县工会、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的官员正在接受调查。
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两位检察官启程赴晋,对官员渎职等问题进行调查。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博士发表文章《就“黑窑童奴”向胡温中央问责》。文章写道,自从胡温上台以来,屡屡发生本该被消除在萌芽中的公共灾难演化为震惊海内外的重大公共危机。比如,2003年的SARS危机,2005年的松花江水危机,2006年多起有毒食品和假药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之所以如此,大都源于独裁体制下的中央政府的隐瞒或不作为。如果没有良知者通过难以完全封杀的互联网对危机真相的揭露,逼迫胡温中央不得不作出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此意义上,互联网真是上帝送给中国民众进行自我维权的最好礼物。
具体到此次黑窑童奴案。尽管,黑窑童奴案曝光后,15日胡温作出批示。20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山西黑窑事件调查处理初步情况的汇报,山西省省长做了检查。然而,胡温中央决不能以地方政府的错误来推卸责任,难道那些地方大员不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吗?是,中央政府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说,欲根治“黑窑童奴”,必先根治官员的冷酷;欲治官场,必先改革从来没有尊重生命和人权的独裁制度。
胡温中央更不能以“地方隐瞒”或“不知情”来卸责。因为,仅从知情不为的做派上看,胡温中央仍然脱不了干系。
早在今年3月8日,河南郑州市民羊爱枝未满16岁的孩子王新磊失踪。为了寻找儿子,羊爱枝去派出所报案,没有结果;她走了上百个网吧,张贴数千张寻人启事,还是毫无结果。
3月底,羊爱枝与河南孟县的另一位丢失孩子的家长一起去山西寻找孩子。在运城、晋城、临汾,母亲甚至长跪在砖窑厂门前,询问孩子的下落。她跑了100多家窑厂,没有找到孩子,却发现了惊人的黑窑秘密。4月初,羊爱枝等六位孩子失踪的家长一起再次前往山西寻子,没结果。
5月9日,河南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与六位家长们一道赶往山西,他用摄像机偷偷记录下黑窑惨状,并以“罄竹难书,惨绝人寰”为题进行了电视报导,闻讯前往电视台求救的家长居然超过1000人。与此同时,上百位家长前往山西寻找孩子。
6月5日,河南的“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在帖子中,400位河南籍父亲叙述了骇人听闻的事实:他们的孩子被人贩子或诱骗或绑架,卖到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山西临汾市、永济市是窑场比较集中的地方。
6月11日,羊爱枝给总理温家宝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发出一位母亲的泣血呼喊:“救出我们被魔鬼哄骗、绑架,而生活在地狱中的孩子吧!”
与此同时,媒体开始大规模聚焦“黑窑童奴”事件。
6月15日,胡锦涛和温家宝等高官才作出批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才赶到山西,对黑窑案的查处进行督促、调查。劳动保障部也派员前往山西调查黑窑非法用工情况。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和省长于幼军才发出指示,在全省开展“打击黑窑主,解救拐骗民工”专项行动。
从3月8日到6月15日,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父母们的自发寻找,河南电视台的曝光,400位父亲的网上求助,居然没有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
更有甚者,胡温中央的知情不为的时间,不是三个月而是将近一年。据《潇湘晨报》6月19日《人大代表与山西黑砖窑较量9年曾上书总理》的报导指出,早在1998年,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人大主席、省人大代表陈建教已与山西、河北等多个地方的黑砖窑展开较量,解救出数百名被困的民工,其中也有多名童奴。当陈建教先生经过长期的孤军奋战而感到无能为力时,他想到了求助于胡温中央。2006年9月8日,他直接写信给温家宝总理,为了从总体上解决黑窑奴工问题,建议中央政府在全国开展一次整治“黑砖厂”的行动,全面解救被囚禁的民工。
如果中央政府对这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迅速作出反应,违法犯罪的黑窑奴工就能够提前得到治理,即便无法完全根治,起码能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让童奴少受近一年的虐待,使被拐骗、被绑架的孩子减少,官黑勾结的犯罪也能得到一定遏止。然而,这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温家宝或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任何回音。
胡温中央如此对待一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在引发海内外震惊的黑窑奴工案曝光后,胡温中央难道不应该出面向受害者道歉认错吗?中央政府对省级人大代表的态度尚且如此轻慢,他们如何对待毫无权势的平民就不待多言了。
胡温上台以来,最爱表演的就是“亲民秀”,废除收容遣送、改变应对SARS的决策,人权写进宪法、免农业税,走乡串户,替民工讨薪、为农民卖桃、下矿井中过三十、穿旧旅游鞋、多次为民间疾苦流泪……通过垄断媒体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胡温多少还积累点亲民的形象。然而,亲民是脸上的和电视镜头前的,而冷酷是骨子里的、黑箱决策中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现行寡头独裁集团的首脑,他们一定要把维护独裁权力和特权结成的既得利益放在首位,而不可能把主流民意、生民疾苦和社会公益放在首位;他们也一定要把突出政绩、展示伟光正形象作为媒体的首要任务,而不可能让媒体变成专门挑刺的无冕之王;此次“黑窑奴童”罪恶的曝光,再次戳穿了胡温的问责诺言和亲民神话。
▲于幼军就黑砖窑案向农民工道歉,向全省检讨。国务院联合工作组联合山西省政府22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山西省长于幼军在会上代表省政府向在黑砖窑事件中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其家属表示道歉,向全省人民检讨。
于幼军表示,近期发生在山西省运城、临汾、晋城一些黑砖窑的刑事犯罪和非法用工行为,侵犯了农民工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在国内外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作为一省之长,于幼军表示难辞其咎,深感内疚和痛心,并代表省政府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家属,表示道歉!向全省人民检讨!
到目前为止,山西黑砖窑事件共立刑事案件十五起,涉案55人,刑事拘留嫌犯35人,其中十人被批捕,另有二十人在逃,正全力追捕。
国务院联合工作组组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孙宝树在会上表示,对山西“黑砖窑”事件,党中央、国务院官员十分重视,总书记胡锦涛作出了重要指示,要求依法严肃查处。总理温家宝指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会同全国总工会组成联合工作组协调和指导山西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黑砖窑”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
孙宝树表示,6月20日上午,温家宝又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听取了工作组对山西“黑砖窑”事件初步调查处理情况的汇报,对进一步做好事件的查处和善后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自由亚洲电台:《黑砖窑事件:是继续问责还是禁止报导?》报导说,山西黑砖窑事件震惊中国举国上下。到目前为止,已有一百多涉案人员被拘捕,黑窑主的父亲已被开除党籍,已有数百名被困农民工获得解救。据多个媒体报导,山西地方政府对黑砖窑的情况并非不了解,但却让这样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长期存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据中国媒体报导,山西洪洞县曹生村的黑砖窑窑主王兵兵的父亲王东记是洪洞县两届人大代表,曹生村的党支部书记,现已被免职并被开除党籍。另外,王兵兵本人、黑砖窑的包工头衡庭汉以及一些打手都已被捕归案。据英文的《中国日报》报导,目前总共在押的与黑砖窑有关的嫌疑人已达一百六十多人。与此同时,也有数百名被困的农民工得到解救,他们每人获得政府发放的1000元安慰金。
在这些黑砖窑里,被拐骗来的童工以及一些农民工生活在人间地狱。他们被迫每天工作长达大约19个小时,生活在臭气熏天的窝棚,长期不能洗漱,蓬头垢面,动不动就遭工头殴打,打得半死不活的时候就被活埋…… 《第一财经日报》报导说,当地政府部门对这些黑砖窑的情况早就知情。丢失了孩子的家长知道孩子在黑砖窑做童工,要求解救,当地公安机关竟然置之不理。这背后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深思。
下一步会是继续追责,形成制度上的进步,还是媒体追到一定程度就要限制,这要看中央政府态度李大同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研究劳工的学者刘开明说,山西历来就存在着严重的官商勾结的问题:“山西整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地方政府跟企业的合谋问题在全国也是比较突出的。这次事件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思,就是地方政府的治理在未来中国可能要做很大的努力。”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原主编李大同则认为,黑砖窑反映出中国权力机构的麻木不仁:“这和政权的麻木有很大关系,就像河南的母亲到山西,山西根本不管,就说找你们河南去。权力机构就已经有很大关系。”
山西黑砖窑事件从六月初在互联网上披露出来以来,遭到无数网友的谴责,但是到目前为止,仅仅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受到行政处罚。路透社报导说,有人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呼吁人们在自己身上、汽车上展示蓝丝带,以表示他们对黑砖窑事件的愤怒、对受害者的支持以及要求严惩涉案的官员和有关人员的意愿。刘开明认为,到目前为止政府对黑砖窑事件的处理方式过慢、过软,官员问责制没有落到实处:“在中国政府官员问责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起来,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重的犯罪,因为第一牵涉到拐卖人口,第二是强制劳动,第三是伤害,第四是非法拘禁。这些都触犯了刑律,这次老百姓都在盯着到底会有多少官员会为此负责。”
有人说,这是继广东孙志刚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之后,以舆论力量推进社会进步的又一个典型事例。但是这个事件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社会的进步呢?李大同说,这全看中央政府:“下一步会是继续追责,形成制度上的进步,还是媒体追到一定程度就要限制,这要看中央政府态度,如果愿意作为契机的话,那么事情有可能像制度性的好的方向转化,但是也存在着继续往下追 的话加以干预,禁止报导,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人们已经见过太多这样的事情:一个暴露社会、体制弊端的事件出现后,媒体大量报导、分析,但突然全部失声,令一个本来可以带来更大社会进步的机会失去了。刘开明对山西黑砖窑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否能够推动中国政府在体制上的改革也持怀疑态度。人们不禁要问:还要多少中国民众的血汗和生命才能换来中国政府从体制上对人权的保障、对人的尊重呢?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财经》杂志法律顾问萧瀚先生在《南方周末》发文《黑砖窑事件政府应承担国家赔偿》,文章摘要如下:
黑砖窑事件,受害人数众多、历时漫长(有长至六七年者)、后果惨不忍睹,对当地政府而言,显然已经不是“管理不力”区区四字所能搪塞的。……对这样后果惨绝、规模惊人的人道主义灾难,相关的各级政府有没有国家赔偿责任?
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详见该法,限于篇幅不引)规定了五项国家应当赔偿的行政行为。如果警方涉嫌参与分红被查实,那就是典型的间接故意犯罪,符合该条除了第四项之外所有侵害人身权而致使国家赔偿的构成要件;如果涉嫌渎职犯罪(例如刑法第398条规定的玩忽职守罪;第 416条规定的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第417条规定的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则符合该条第五项规定的国家赔偿要件。除了构成犯罪的行为之外,与黑砖窑事件相关的一般行政违法只要被查实,也符合该条第五项规定的赔偿要件。
黑砖窑主、包工头、监工、人贩子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无法无天,不是因为没有法律,不是因为没有警察,不是因为没有政府。而是这些地方的政府在垄断了治安权的同时并没有保一方平安,所谓占着茅坑不出恭。更有甚者,这些地方的政府从保护人民的职责中溃逃而造成整体性渎职,法律在那里名存实亡,甚至是反向地存在。如果一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人民还可能通过自我组织行使自卫权保护自己。如果政府某些职能完全瘫痪失灵甚至变成了侵害者或其保护者,人民就会陷入最悲惨的境地。这样的状态正是政府当作为处不作为、不当作为处乱作为的结果。
在法治秩序中,行政权具有主动性、直接性等特征,与人民基本权利关系密切。因此,对它的监督也就应该相对严厉一些,黑砖窑事件中,政府之所以应当承担国家赔偿,理由便在此。
目前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行政赔偿责任奉行“违法责任原则”,即行政行为只有违法时才承担责任,这是对政府最宽容的一种归责原则,世界上许多国家早已进入“无过错责任原则”时代。即使如此,在黑砖窑事件中,无论多么宽容的规则,相关的各级政府都难辞其咎,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否则何以解释该事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后果之惨绝?
为了不再出现如此恐怖的人道主义灾难,各级政府该对此深刻反省,并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关天茶舍署名刘江的网民《比黑砖窑案更应当追问的》。
现代版的“包身工”
就在“世界无童工日”前后,在黑砖窑较多的临汾、运城、晋城纷纷爆出拐骗、虐待民工特别是贩卖未成年人做苦工的事件,真够讽刺,世界在积极呼吁无童工,可中国总有它的特色。据媒体透露,在山西黑砖窑做苦工的孩子至少有1000人,而他们是通过500元一个的价格从火车站、汽车站、立交桥下、马路边等地方被人贩子贩卖过来的。再看看他们的工作:“在这些手脚并用、头发长得像野人一样的孩子中间,有的已经整整和外界隔绝了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有的孩子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他们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还不让吃饱饭,有时因劳累过度,稍有怠工就会被监工随手拿起的砖头砸得头破血流,至于拳打脚踢,棍棒伺候更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黑心的工头和窑主就把被骗的苦工活活埋掉。这些孩子中间最小的只有8岁,每天都干着成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他们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全天候有监工或打手巡逻站岗。”再看5月底山西曝光的“劳奴”事件:“民工在砖场工作,每天早上5点就开始做,到凌晨1点才获准睡觉;而睡觉的黑屋子没有床,30多人只能背靠背”打地铺“,而门外5个打手和6条狼狗巡逻。一日三餐就是吃馒头、喝凉水,没有蔬菜,每顿饭必须在15分钟内吃完。32个民工一年多未领工资未洗操,其中1人被打死,另外有8人已神志不清。”
看到这些,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夏衍的《包身工》,正好现在是该文发表的71周年(包身工》写于1936年4月,发表于同年6月《光明》创刊号),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夏衍先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创举,也许还可以成为小学生学习这篇课文的“活课件”、“活标本”,而且,我们不得不佩服夏衍先生,居然把71年后的事情写的惟妙惟肖。
据最新消息,山西已成功解救468名“黑窑工”,不过,我们还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追问一些问题:
1、还有多少民工仍被虐待着?
通过百度搜索一下,“虐待民工”的相关网页约429,000篇,虐待民工也不是今天才有,山西警方承认,黑砖窑非法用工问题上世纪90年代已存在,为什么这种“现代包身工”存在了十几年而得不到遏制,以至于今天变本加厉,使这种“黑金经济”蔓延成一种普遍现象?当然这种“包身工”现象也不是仅山西才有:02年广州白云区惊见现代儿童“包身工”,工作超强度处境极悲惨;东莞“包身工”黑工厂关5年:“除非一年有367 天,我才会有休息日”,以至于赢得了“血汗工厂”的“美名”;04年安徽亳州民工被非法囚禁、并被强迫劳动;06年山西寿阳黑砖厂雇用智障人做苦力;06 年河北临西惊现残疾“包身工”;陕西两名十六七岁少女,遭遇黑中介,不幸沦为河北黑砖厂里的少女性奴;05年河南灵宝矿警横行乡里,用火钳烙体酷刑虐待民工近12小时;05年黑龙江民工遭非人待遇,干得慢被扇耳,冬天扒光衣服浇凉水;06年四川民工在邢台遭非人待遇,每天劳动19小时,监工带电警棍;04 年山西泽州一砖厂虐待民工,民工遍体鳞伤,甚至被逼吃煤吃土;06年北京一个工地两成人吃剩饭生活;07年山东文登黑砖厂用皮鞭“管理”70余工人;07 年惠州黑砖厂民工欲逃,打手砖头铁棒侍候。如此看来,非法用工甚至虐待民工的问题已经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由于没有有效解决,才导致了今天愈演愈烈,山西的黑砖窑事件只是众多虐待民工行为的延续,我们不禁要问:把民工视为草芥的虐待、奴役的行为还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2、批示PK法律法规:假如没有批示,怎么办?
在山西爆出黑砖窑虐待民工、非法使用大量童工的消息后,先是王兆国作重要批示,紧接着胡锦涛、温家宝、吴官正、李长春等中央领导都作了重要批示。山西省委书记、省长批示:认真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在山西全面开展“打击黑窑主,解救拐骗民工”专项行动;紧接着,山西省成立“打击黑窑主,解救拐骗民工”专项行动领导组,公安、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会、法院、检察、信访、宣传等部门负责人参加,解救被拐骗民工行动迅速展开,目前黑砖窑较多的临汾、晋城、运城3市公安机关共出动警力5200余人次,警车1300辆次。而在对比批示前的现状:当地警察面对媒体表示,“不是你们的人不要管”,甚至当地劳监部门官员涉嫌倒卖童工,当地某乡派出所面对家长们的报案置之不理,相关职能部门在这之前存在明显的失职、渎职行为。看来还是批示起作用,《劳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国务院发布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对非法用工与使用童工现象做了限制性的规定,既然山西警方知道黑砖窑非法用工问题上世纪90年代已存在,为什么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地方官员只认批示、不认法律的“怪胎”现象还要持续多久?假如没有批示,是不是民工永远见不到天日?批示能否解决一切?
3、非法用工的背后存在多少官商勾结?
山西黑砖窑老板为什么这么嚣张?他们这种“黑金经济”的背后是否隐藏着“黑金政治”的背影?黑砖窑老板的蛮横、打手监工的肆无忌惮,这些在法治社会中不可能存在的现象居然在山西等地如此普遍,1000多未成年人被贩卖过来,当地政府职能部门能一无所知?这在正常条件下解释不通的。据说,大多数的黑砖窑每年要向当地派出所上交“保护费”。可笑的是,当黑砖窑虐待民工事件曝光后,当地几个执法部门居然把善后工作“放心”地交给了黑砖窑所在地——曹生村的村干部处理,而黑砖窑老板的父亲就是村党支部书记,官商的配合还真是默契。另据一些家长反映,“我们去解救一个河南小孩时,有个河北的孩子哭着让我带他出去,我向警察提出把他也带走时,警察说'不是你们的人,不要管'.”这是一个人民公仆该说的话吗?袒护黑砖窑老板意欲何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更无耻的是,一位刚被解救出来的民工又被当地劳动监察部门人员倒卖到另一个黑窑厂,该民工被解救时补发的300元工钱也装进了他们的腰包,民工在他们眼里成了发财的工具,这就是那些平时满口“为人民服务”官员们部分写真。
4、农民该如何生存?
改革开放,农民可以进城了,虽然工作累点脏点、工资低点、城里人也瞧不起,但还是有很多农民工任劳任怨,毕竟,这些比起农村的荒凉要好得多,但是,民工也是有尊严的、因为他们也是公民,他们也应当有基本的人权,应当受到尊重,但现实并不乐观,打字的时候才发现,公民(gongmin)与民工(mingong)的拼音尽然是颠倒秩序不同组合,拼音秩序颠倒是小事,要是因此造成意义上颠倒那就是大事了,民工成了非公民,但现实好像就是这么颠倒的,原来是冥冥中的安排?还是人为造成的恶果,民工为了更好的生存、发展来到城市,可惜等待他们的是砖头、铁棒、皮鞭、火钳、警棍,这是怎样的“以人为本”?怎么样的和谐?难道要让他们重新回到困守土地的时代,这样好像又不符合官员们“城市化”政绩目标了,农民是乎永远陷入了一个圈套,无论如何总是为别人牺牲。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李剑虹发表文章《黑砖窑事件拷问政府问责制》。文章写道,我们不禁要问:山西“黑砖窑”奴役民工,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一家两家,而是在当地大范围颇具有普遍性,如此多的黑砖窑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无证经营,大规模拐骗外地人做奴工,雇用打手,豢养狼狗,营造监狱式工场,当地政府居然毫不知情?为何非得等到“中央高层作出批示后”,山西省各级政府官员才纷纷表态,严查黑砖窑案,解救被拐骗民工和童工?此前,尽管家长们数年来奔走呼号,四处求告,各部门却互相推诿,甚至执法部门执法人员包庇纵容,执法犯法!亲身赶往砖场寻访失踪孩子的家长曾向媒体透露:当家长发现同村邻居的孩子希望一起带走时,当地警察竟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只准带走自己的孩子;当地劳动监察部门的工作人员甚至参与了倒卖奴工……面对这些衣不蔽体、遍体鳞伤、神情呆滞的孩子、公民们,还有那些已经被转移而寻找无着、已经备受折磨而死于非命者,除了黑心砖场主和人贩子以外,被纳税人血汗钱供养着的“人民公仆”们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横行一方,就因为其背后有着强有力的“官家”保护伞。由于无法保障工人的健康、安全,这种落后的砖瓦生产方式,早已被国家有关部门明令禁止。然而,这些政令在地方上却变成了一纸空文!远离中央的地方贪官污吏,早就不受中央节制;对地方的贪官污吏而言,利益就在眼前,而非来自远在天边的中央。而中央政府一贯推行的新闻控制、报喜不报忧的“正确的舆论导向”,可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此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方贪官污吏、窑主、警方和劳动监察部门等构成了一个绵密的共犯结构,就是在这种利益共生关系下,山西黑砖窑变本加厉,让成百名上千的被拐卖奴工受尽折磨,失踪儿童家长受到威胁,媒体采访严重受阻。如果不是失踪儿童家长们血泪斑斑的拚死自救,如果不是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有良知的新闻记者们冒着风险随家长们赶赴山西实地探访揭露真相,黑砖窑事件的悲剧或许还会长期、一再地重演!受害家长们积蓄的能量惊人,一篇以四百位河南籍失踪孩子父亲的名义发表在网上的求救文章,引起全社会强烈关注和极大反响!随后各平面、电视媒体纷纷跟进报导,最终促成解救行动的展开。由此可见,黑恶势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权力对黑恶势力的失察庇护,甚至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所以,根除“黑砖窑”和“现代包身工”的关键,是改变政府竭力维护的谎言粉饰“和谐”的不合理制度和信息垄断的愚民政策,是向无良贪官们的麻木渎职开刀,向盘根错节的钱权寻租交易开刀,如此方能使公权力回覆公正、公信。笔者在此也向率先曝光黑砖窑事件的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付振中等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勇气致敬!
──原载《民主中国》
【大纪元6月2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纽约时报近日刊登驻中国记者在广东东莞采访过程中遭厂方扣留的报导,揭露中国地方政府以及警方在处理该类事件时缺乏权威和公正,受制于资方。这位记者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感受到在现今中国司法执法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新闻和人身自由难以得到保障。纽约时报驻中国的财经记者David Barboza (中文名张大卫)为了调查美国玩具汤玛士火车头含铅超标的事件,上周与摄影师和翻译三人,到位于东莞的该玩具加工厂利成工业城采访。
在获得门卫允许进入后,被管理人员发现并扣留长达九小时,要求交出照片。政府官员和警察到场后,竟表示无权放人,经过数小时的“斡旋”,直到翻译写下采访日程和自白书后,厂方才同意放人。
当天担任翻译的纽约时报上海分社员工许先生星期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讲述事件经过……
许先生:“应该是香港的一个老板,或是高层,也不说自己是谁,就说姓钟。很生气,说你们闯入了私人物业,你们没有经过允许拍照这都是不对的,说了一大堆。然后我们据理力争,说我们是填条子进来的,并没有闯入,因为我们是从大门进来的,然后双方就开始了。
简单来说,就是时间很长,感觉就是跟他也说不清楚,他也不让我们走,明显的限制人身自由。所以就给警察打电话,警察迟迟不到。又通过同事给当地外办打电话,过了两三个小时外办的人来了,官员似乎也拿香港老板无可奈何,一会儿和我们商量商量,一会儿去旁边房间和香港人商量商量,又耗了四个小时。
感觉当地政府在外商投资的企业面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威信,说话也无力,警察来了以后,好像也完全站在资方这边。”
该报星期天刊登了记者张大卫就事件的自述,写道“场面非常滑稽,我们被锁在该厂大门里面,16个保安以及4、5个老板围着,所有的运输都要改道,工人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门外也有很多群众围观。
警察一个多小时后到场问了一下,便站在那里,很明显他们无权干涉;我们打电话给政府官员求救,一个推一个,几小时后,终于有政府高官到场,他说他没有权力释放我们。”
这名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的记者星期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有三点是令他体会很深的……
张大卫:“作为一个财经记者,我在中国从未被羁押过,所以这次被扣的经验很特别;同时竟然被一家玩具工厂扣留,而并非政府部门,这个组合也很特殊;还有厂家有这样大的权利,在那种处境下,控制权竟然凌驾于地方政府和警方之上,的确令我非常惊讶。”
中国政府向来因严打压制新闻自由而遭国际社会批评,然而,这次这名外国财经记者的经历还点出了在中国大陆做新闻的另一个问题,当记者在做负面或揭露性报导时,政府和司法部门有没有站在中立的角度去维护采访者的人身自由和安全。张大卫说……
张大卫:“它展现了当你采访一个公司或行业的时候,你可能会处于一个政府和警察都帮不到你的处境,这不是一个好的法律和执法系统,令你处于一个不太公平的处境。
假如这个事件发生在司法执法系统完善的地方,我相信如果厂方不满他们会打电话报警的,然后由警方用中立的角度聆听双方的说法后决定怎样处理。但是如果由厂方告诉政府和警察应该怎么做的话,那就不大公平了。这是作为一个记者,甚至一个普通公民都可能遇到的问题。”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原标题:纽约时报记者东莞采访遭厂方羁押 政府警察无能为力?)
【大纪元6月2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采访报导)有人先后两次给多个政府部门和政府领导写举报信,检举重庆市万州区原人事局局长贾在云的贪污行为,结果如石沉大海;于是此人开设一个网站,公开举报贾在云的犯罪事实之后,终于扳倒贪官。有人感叹互联网之不可战胜,也有人提醒人们打击贪腐还是要靠民主制度。这个检举贪官的网站叫做“万州反腐倡廉卫士”,是开在“梦想中国”网站下面的二级网站。
这个网站公开检举重庆万州区区委原组织部副部长、区人事局局长贾在云在任区商委主任期间,和其他一些商委官员一起开设两个皮包公司“重庆市雷速物流有限公司”和“重庆市万州区万州物流有限公司”,利用职务之便两年内骗取和侵吞国家资金达300多万元。
这个网站一建成就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官方几次试图关闭该网站,但由于消息已经在重庆传开,舆论压力很大,万州区纪委不得不开始调查贾在云的问题,结果发现“万州反腐昌廉卫士”网站检举的内容基本符合事实,贾在云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两年。”
开办“万州反腐倡廉卫士”网站的人至今没有透露姓名,只是说他本人也是一位公务员。我用电邮和他联系也没有答覆。
他在网站上说,今年一月和三月份,他曾两次给重庆市万州区有关部门和官员寄出多封检举信,但都没有任何结果。在无可奈何之下,于三月份开设网站,把他所了解到的贾在云的贪污犯罪事实公开出来,这才带来不同的结果。
最近一系列的重大事件都是由于互联网首先披露,而后才引起广泛关注的。比如山西黑砖窑事件、太湖水污染事件等等。四川成都“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黄琦援引辽宁著名的异见人士、现在狱中服刑的郑贻春的一篇文章说,互联网是不可战胜的……
黄琦:“网络舆论的压力对政府非常大。在这个问题上郑贻春先生在2003年的时候就写了一篇叫〈为互联网资讯自由而呐喊〉的文章,他有一句话就是‘互联网 因以其无限自由的秉性,注定要推翻一切封闭的,极权专制的丑恶势力。互联网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具有固有的资讯自由的真精神。’”
重庆的独立分析人士邓焕武认为,过去检举揭发贪污官员的人都要受到打压,这次“万州反腐倡廉卫士”能都成功扳倒贪官,和现在的大环境有关……
邓焕武:“中共十七大之前,胡锦涛跟温家宝的团派同上海帮之间的争斗跟大背景可能有点关系,不然这种网站多数不成功。”
不过对中国的告密史有过深入研究的成都独立分析人士冉云飞说,最近中国剧作家王朔也公开检举中国电视剧审查系统充满行贿受贿的黑幕,他很赞赏王朔以及“万州反腐倡廉卫士”这种公开检举的做法,但是他说他不赞成私下里的检举揭发……
冉云飞:“像你说的万州反腐倡廉网还有王朔的这种都是坦坦荡荡的,但是也有很多中国人的素质包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当中那种打小报告,从小学生开始,这是很坏中国人的德行的。中国这个民族深受专制制度的毒害不仅仅是自由受到了约束,而且是心灵受到了绑架。几千年来互相狗咬狗,人与人之间互相不信任。所以我说还是要民主、自由来解决这些问题。”
据“万州反腐倡廉卫士”主持人在网站上说,原来他们只有五个人,现在已经发展到五十多个人,包括工商局的干部、有律师、公安人员、商委公务员、检察院的、法院的、企业老板等等。他们的反腐誓言是:对万州人民负责,破釜沉舟,把生死置之度外,直到最后的胜利。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6月27日讯】(编辑按:中国《公益时报》记者冒安林于于6月26日公开的该篇报导,6月27日,从“百度”、“搜狐”、“腾迅”等各大网站悄然退下,遭到大陆当局的封杀。兹转载如下。)在厦门PX项目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最终被政府“叫暂停”的同时,一场由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导演的沈阳版“PX事件”极速上演,并引起当地市民的集体抗议。尽管沈阳版的“PX项目”目前还没有引起国内外媒体的注意,结果如何也还是个疑问,但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像一道刻在当代中国身上的伤痕,再次拷问着我们的每一个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
直到5月29日下午之前,李农一直都很喜欢他的新家。
这位沈阳大学主授现代文学的年轻讲师,刚刚搬进新装修的106平米房子。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透过落地阳台静静欣赏楼下那一大片幽静而美丽的果园。
再往东,仅仅隔一个街区,就是张学良部队的北大营军队营房遗址,也是“九.一八”事变中,日军第一发炮弹的落地处。
这是一片美丽的土地,但一切宁静都在5月29日这一天被悄然打破。从此之后,日夜陪伴他的,将是一个生产有毒废气的汽车喷漆车间。
除环境将受到污染之外,让沈阳市民更为担心的是,任何工业设备的安全性都不是百分之百可靠运行的,这个处于城市中心的工厂一旦发生设备故障或生产事故,原本可通过高温燃烧安全处理的二甲苯泄漏出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与上海通用(沈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及相关部门交涉无果,6月6日上午,市民代表来到沈阳市政府广场,希望市政府相关部门出面,维护居民权益。
一份突如其来的环评公告
●上海通用(沈阳)北盛公司15万辆雪佛兰系列轿车生产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包括产生二甲苯、漆雾等大气污染物,含氨氮、锌、镍等污染物的生产废水,以及涂装车间的磷化滤渣、电泳废渣、废胶等工业固体废物等
5月29日傍晚,李农家所在的沈阳圣淘沙小区的墙上,悄然多了一份公告。
这是一份环境评价公告,发布公告的是上海通用(沈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盛公司)和辽宁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北盛公司拟在沈阳市大东区北大营街15号原有厂址上,二期扩建15万辆雪佛兰系列轿车生产项目,并委托环科院开展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公示期为10天。
根据这份环境评价公告所述,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包括产生二甲苯、漆雾等大气污染物,含氨氮、锌、镍等污染物的生产废水,以及涂装车间的磷化滤渣、电泳废渣、废胶等工业固体废物等。
又见二甲苯
北盛公司的这个二期扩建工程,引发争议的主要是其中一个预计年涂装15万辆汽车的大型车辆喷漆车间。由于北大营地区位于繁华的沈阳市二环路以内,在北盛公司周围的几公里范围中,共分布有居民小区约20个,总居住人口近50万左右。而在这个大型喷漆车间的周围一至两公里之内,分布着近十个新建居民小区。
在北盛公司厂房的北面,隔着二环北路就是沈阳规模较大的望花新村居民小区;在厂房的西边,紧靠着筑景东方、圣淘沙小区;在厂房南边,是沈阳北大营海鲜市场和紫竹名郡、北大营小区;在厂房的东南角,则是新建的华诚阳光小区。
根据国务院批准、国土资源部正式批复的《(1997-2010)年沈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这片地区属于沈阳市核心市区,理应重点发展第三产业,强化金融、贸易、科技、文化、信息等职能。为了减少市区三环以内存在的大型污染型工业项目,沈阳市政府曾经对大型国企较为集中的铁西区进行搬迁改造,把一些大中型企业都搬离市区。
但现在,李农和附近几万居民们,却将面临着可能的环境污染威胁。根据这份环境公告所述,15万辆生产能力的涂装车间采用了先进的水幕法处理的漆工艺和水溶性环保油漆,对烘干室所产生的含二甲苯的废气将进行完全高温燃烧和净化处理后才会排放。同时,企业会将污染负荷较高的含有镍等金属的涂装废水进行预处理,除去镍和锌,在达到了车间排污口一类污染物标准后,“再会同其它生产废水、生活污水达标排入市政管网。”
但公告最为关键的“环评结论要点”一栏中,并没有提及具体的环境影响数字指标及相关后果,而是用了几个非常含糊的描述性词语:“各类大气污染物……经预测对周围空气环境影响不大”、“生产噪音能够满足标准,对所在地声环境影响不大”、“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固体废物……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等等。
这份突如其来的环评公告和那些含糊不清的评价定语,立刻引起了附近所有居民的重视。“我选择在这里居住,就是看重这里的环境和那片有几十年悠久历史的果园,如果小区旁边就是污染企业的车间,那我的生活肯定会受到很大影响。”李农说。
居民代表集体维权
●北盛公司附近居民经过多次交涉,也没能看到环评单位编制的正式环境影响报告书
二甲苯属于有毒物质之一,长期接触,可危害中枢神经系统,造成苯中毒。
出于对环境影响的忧虑,从看到环境评价公告之日起,当地居民就展开了维权活动。发现公告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30日,居民就自发组织起来,商讨维权事宜。按照环评公告“各位公众如需了解详细内容,可直接向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索取简本”所说,5月31日,一百多名附近居民代表来到北盛公司,要求厂家出示公告中所提及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简本》,并要求企业出示相关的《建设用地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相关审批证件。
当天,沈阳市大东区政府领导、大东区经济局孙姓负责人以及大东区规划局相关人员会同上海通用沈阳北盛公司的相关人员接待了来访居民,但没有能够出示居民要求看到的相关环评报告以及项目建设许可证件。
6月1日,项目工地周边小区居民自发集合起来,集体签名要求政府及企业公开澄清事件真相,保障居民应有利益和生活品质。同时,他们自发捐款集资,并推选出李农、陈广崇、关明春、关志耀四名居民代表负责牵头协调工作:
李农,沈阳大学教师,沈阳仲达律师事务所见习律师,1996年考取律师资格证书;
陈广崇,中石油辽阳分公司自动化及仪表高级工程师,已退休;
关明春,辽宁省华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关志耀,自由职业者,家中有1岁婴儿一名。
6月2日,北盛公司附近筑景东方小区、圣淘沙小区居民又自发组织,来到北盛公司,要求企业提供详尽资料说明项目对周围环境真实影响的程度和后果。一名自称是北盛公司二期工程副总监的侯姓人员接待来访居民,承诺项目没有污染。
6月5日,四位居民代表来到辽宁省国土资源厅、辽宁省环境保护局和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分别向三处递交了“控告书”,控告上海通用沈阳北盛公司在居民生活密集区内扩建有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大型工业项目,要求按照环评公告所说,请企业出示详细环境影响报告具体内容,并出示相关《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批文,但依然没有能够看到任何相关报告和批文。
6月6日上午,市民代表向地方政府提出建议,希望有关部门出面处理此事。
6月7日,关明春律师以居民身份再次来到上海通用沈阳北盛公司,要求对方出示具体的环境评估报告,但北盛公司黄姓工作人员声称,目前没有环评报告,因为有地方需要进行调整,报告已经返回辽宁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1条规定,“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然而,北盛公司附近居民经过多次交涉,也没能看到环评单位编制的正式环境影响报告书。记者6月8日前往辽宁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采访并要求翻阅正式报告书时,也遭到拒绝。
此后,辽宁省和沈阳市两级政府部门先后分别组织有关单位同市民代表进行对话,告知项目已经过审批,且技术先进。而另一方面,市民代表要求出示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简本》等指标性文件,上海通用公司方面始终不予提供。
专家:“二甲苯”背后
有安全隐患
●二甲苯是重要的化工原料,易挥发、燃点低,一般可以通过高温燃烧来进行完全焚烧处理。但是产生如此多的二甲苯,即使是采用可靠的燃烧处理技术后排放,也还是令人深感不安
对汽车进行喷漆涂装,是现代汽车生产制造中比较重要的环节之一,目前一般采用喷淋技术进行喷漆,由于受目前生产工艺的限制,油漆中往往含有大量二甲苯等有毒原料,即使是比较环保的水溶性油漆,也必须使用二甲苯作为重要的化工原料之一。
6月15日,记者与上海通用总部取得联系。16日,上海通用公司指定其公关公司郎明公关关系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明为全权代表接受采访。
赵明提供给记者的技术统计文件中,上海通用烟台东岳工厂也采用的是水溶性油漆工艺,“按喷漆房每年工作时间4800小时计算,水溶性油漆可比传统溶剂性油漆每年减少二甲苯排放3197公斤。”
一张名为《2006年上海通用东岳工厂二甲苯排放统计数据表》的表格显示,2006年,上海通用烟台东岳工厂汽车喷漆车间二甲苯排放浓度为:喷漆房浓度4.67mg/m3、速率3.56kg/h,烘房浓度1.03mg/m3、速率0.015kg/h。
按照上表数字计算,每小时排放3.575公斤(3.56公斤加上0.015公斤),那么一年4800小时总排放二甲苯为17160公斤。而根据环评公告,北盛公司全年工作日251天,按每天3班每班8小时组织生产,总的工作时间就是6024小时。
二甲苯是重要的化工原料,易挥发、燃点低,一般可以通过高温燃烧来进行完全焚烧处理。但是产生如此多的二甲苯,即使是采用可靠的燃烧处理技术后排放,也还是令人深感不安。
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双苯厂发生爆炸,有毒物质对二甲苯(P-Xylene)流入松花江,导致发生了重大环境污染事件。而2007年6月,厦门PX事件,也因海沧PX项目距离厦门市区太近、容易造成众多安全污染和事故隐患,被紧急叫停。
据专家介绍,油漆和染料、石油加工等生产工厂的废水废气,以及生产设备不密封和车间通风换气时的排放泄漏,是自然环境中二甲苯的主要来源。由于二甲苯具有中等程度的燃烧危险,它可与氧化剂反应,产生高浓度气体与空气混合发生爆炸。
而二甲苯的迁移转化,也是污染物中较难控制的一种,它可通过机械排风和通风设备排入大气,同时也能溶在水中造成污染,生产1吨二甲苯,一般排出含二甲苯300~1000mg/L的废水2立方米,一座精炼油厂排放入大气的二甲苯能够高达13.18~1145g/h。
专家指出,二甲苯对眼及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高浓度时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长期接触可导致神经衰弱综合征。此外,二甲苯具有一种特殊味道,也会对城市空气质量造成一定污染。更严重的是,工业设备的安全性都不是百分之百可靠运行的,处于城市中心的工厂一旦发生设备故障或生产事故,原本可通过高温燃烧安全处理的二甲苯泄漏出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通用”为何重启环评流程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项目产能发生更改,就必须启动新的环境评价工作,对新增产能后的项目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全面评估,原有的审批报告都已不再适用
上海通用出示的相关材料表明,早在2005年1月25日,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下发了“辽发改发(2005)50号”正式批文,“原则同意上海通用(沈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实施增资扩建项目”。
此外,2005年6月6日,辽宁省环境保护局也下发了“辽环函(2005)135号”文,对北盛公司扩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进行了批复,认为环评合格,原则同意该项目开工建设。当时,负责对北盛公司扩建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是辽宁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在通过环境评估以及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批文之后,“北盛公司扩建项目开工建设前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办理了土地证、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各项手续、批文齐全。”赵明告诉记者。
那么,早在2005年就通过环评并取得各项建设许可证书的北盛公司扩建项目,为什么又突然会在2007年的5月29日重新启动环评流程?
对此,赵明给出的解释是,国家环保总局曾于2006年2月22日正式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该办法自2006年3月18日起正式施行,要求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建设项目,都必须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并需经过公开的公示,征求公众意见。所以北盛公司2007年5月29日张贴出来的环评公告,只是按照相关法律重新启动了应有的法律流程,补上了公众公示这一环节。
但记者从可靠渠道获得消息,2005年上海通用申报审批的北盛公司扩建项目中,产能是年产10万辆汽车,而2007年5月29日的环评公告中所说的生产产能却是15万辆。
2007年6月19日,沈阳市环境保护局发布了《关于上海通用公司修建喷漆车间污染扰民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回复》,回复中指出:“上海通用(沈阳)北盛项目是沈阳市于2003年引进的重点汽车项目,项目投资3.34亿美元,产量20万辆。该项目分二期建设,一期于2003年9月份投产,产能5万辆,完全符合国家环保方面的要求。目前,二期扩建项目已获得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现正在筹建中。由于二期项目涉及产品改型,属跨类生产,按国家产业政策需要重新进行环保审批。”
很明显,北盛公司现在进行的是二期扩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项目产能发生更改,就必须启动新的环境评价工作,对新增产能后的项目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全面评估,原有的审批报告都已不再适用。2007年5月份北盛公司委托辽宁省环境科学研究院,负责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编制工作。
北盛公司2005年通过的环评和相关建设许可证的取得,是合乎常理的。2004年2月26日,上海通用汽车、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中国公司正式签约收购重组沈阳金杯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并于2004年8月2日改组为上海通用(沈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2004年8月形成年生产能力5万辆规模。按照一般流程,如果从2004年8月2日新公司成立后立刻开始进行新项目的环评和报批工作,刚好可以在2005年的上半年完成相关审批流程。
事实也的确如此,2005年1月25日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辽发改发(2005)50号”批文,就是对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沈发改(2004)91号”文的批复,表明北盛公司2004年就向有关部门提出了扩建工程的项目申请。
而在2004年,北盛公司周边的新居民小区大多刚刚开建,居民也都没有正式入住进来,当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也尚未正式发布施行,所以北盛公司一期扩建工程顺利通过环评审批,取得了相应许可。
环保部门对扩建毫不知情
●北盛公司二期项目占地面积325000M2,新增建筑面积135518 M2,为了扩大产能,北盛公司还将周边数块分布于沈阳市大东区北大营街西侧的原沈阳市第七粮库地皮买下,在最近处,厂房围墙仅仅距离居民小区围墙不到五十米
记者在2005年6月6日辽宁省环境保护局就北盛公司一期扩建项目下发的“辽环函(2005)135号”批文中看到,辽宁省环保局明确提出,“请沈阳市环境保护局负责该项目日常的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工作。”
2007年6月8日,记者就北盛公司二期扩建工程向沈阳市环保局进行采访,沈阳市环保局宣教处水华处长以及审批处杨处长,均表示对北盛公司二期扩建工程毫不知情。北盛公司二期扩建工程总投资额达到了26.7亿元,按照国家环保总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的要求,该项目须由国家环保总局审批,并由地方环保部门加以监督和检查。由于北盛公司二期项目投资额较大,其审批权不在沈阳市环保局,而目前尚且处于环保部门审批之前的环评公示阶段,所以环保局尚且没有实施管理。对于北盛公司的一期扩建工程,目前尚未发现有违规之处。
根据环评公告的数字,北盛公司二期项目占地面积325000平方米,新增建筑面积135518平方米,为了扩大产能,北盛公司还将周边数块分布于沈阳市大东区北大营街西侧的原沈阳市第七粮库地皮买下,在最近处,厂房围墙仅仅距离居民小区围墙不到50米。
上海通用公司指出,实际上的扩建厂房位置,位于北大营街的路东,而紧邻居民小区的地块是位于北大营街的路西,根据规划,路西的地块将会建成一个停车场。
但记者在现场却看到,位于北大营街路东的地块上,已经有一大片建成的厂房存在,并且快要进入外部装修和设备安装阶段。
据当地居民反映,北大营街路东的这个建筑,是从2006年10月就开始动工的,期间一直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建筑,直到2007年的5月29日看到环评公告,才知道那原来是一个15万辆汽车的喷漆车间。
而根据建设项目审批和动工流程,在北盛公司二期项目没有通过环评及相关审批许可之前,是不能够提前进行基建工程的开工建设的。现有15万辆年产能的二期扩建项目在没有正式批准之前,2006年10月份就正式动工建造厂房,属于违规行为。
但另一种存在的可能是,2006年10月动工的车间,是原属北盛一期扩建项目的建设规划之一。由于二期扩建属于产能增加和产品改型,同时又尚处于环评和审批之中,北盛公司按照2005年取得的批文进行一期工程建设施工,则是完全合法的。但如果此厂房同为二期扩建工程的一部份,那么就存在违规开工建设的问题。
6月8日,记者来到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就此事进行采访核实,但未能通过该局办公室年哲民秘书获得必要资料及信息。6月19日,记者就北盛公司是否存在借项目扩建进行违规先建一事,向上海通用进行补充采访,但至发稿时止,尚没有得到对方正式回应。
【大纪元6月2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冯日遥报导)一批港商指在大陆投资受到不公平对往,派代表到北京向国家领导人请愿,但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后即被近百名警员缠扰,其后被迫入住指定的酒店,期间一直有港澳办官员及公安陪同,港商指摘当局表面是招呼实质为软禁。由数十名包括大陆烂尾楼苦主,及在大陆投资遭遇司法不公正对待的受害人所组成的港商内地投资权益关注组,周一派出六名代表到北京,准备向国家主席胡锦涛及总理温家宝递交请愿书,要求中央成立专责机构,彻查港商在大陆遭受司法不公正的问题,及惩治掠夺港商资产的地方官员。
六名代表晚上七时,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准备到中南海向领导人请愿时,近百名警员早已在机场守候,以包围缠扰的手法,强行将他们留在贵宾室,其中一名代表陆女仕周二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她们一行六人在贵宾室逗留近两个多小时,其后再由港澳办官员及公安陪同下,入住指定的酒店,期间更被阻止外出,陆女仕批评当局做法如同软禁。
陆女仕说,港澳办官员与公安于凌晨近两时离开酒店,但周二清早再到酒店与他们一齐食早餐,港澳办官员向他们承诺,指会将他们的请愿信及诉求转达,并于下月中有确实的回覆,建议他们返回香港等候消息,陆女仕一行六人见行动受阻,根本无法按原定计划到中南海请愿,惟有无奈地接受离开,准备周三中午乘机返港。
另一名港商代表张女仕指,自己在十三年前参予上海市政府协作的一个商品房项目,当时她不惜将香港的房屋抵押,套现一百多万现金,作为投资的成本,怎料,合约签妥后迟迟未见地盘施工,其后发展商竟以破产为由,商品房烂尾告终,当时百多名参予投资的港商纷纷向市政府提出索偿,最后法院判处港商胜诉,但市政府却一直以资金不足为理由,拖欠至今,期间张女仕多次上访上海及北京多个政府部门,都无果,令她所有身家财产被蒸发一空。
由于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周二下午率领众位司局级官员到访北京,出席周三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十周年成就展”开幕仪式,张女仕曾经透过港澳办安排,希望可以在曾荫权等官员到步时递交请愿信,但港澳办官员与香港特首办联络后,指曾荫权行程紧密,没有预留时间接受有关安排,所以告吹。
本台致电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查问港商投诉被软禁阻止请愿一事,协调处一名工作人员指,他不清楚有关事件,但强调他们是不会阻止任何人请愿的。至于香港驻京办表示,他们会将港商的诉求转达相关部门处理。
【大纪元6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李佳采访报导)中共领使馆利用经济手段等方式,操控和利用世界各国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简称联谊会)在海外进行特务活动的黑幕被广泛曝光后,近日又有读者向大纪元曝料, 在美国田纳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网站上,发现由中共大使馆向联谊会进行经济资助,并用于各项活动花销的账目明细情况。联谊会网站自曝中共经费资助
在美国田纳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网站上,记者看到在中文论坛中的CSSA公告栏里,2006年4月14日发帖的网页显示,2005年联谊会1750美元的总收入中有1400美元来自于中共大使馆,用于各项活动经费, 例如新年联欢、接待中共大使馆官员等等事宜。
质疑账目不清 不得已公布财务情况
从以上网页内容的跟贴中, 记者注意到此项账目之所有能够被公开的原因,可能是应为联谊会财务管理不清,所引发的内部纠纷。在跟贴中,联谊会委员杨云强似乎没有做到承诺账目每季度公布一次, 而受到其他成员的质疑,一笔糊涂帐。杨云强为表自身清白,不得已对外公布帐务明细和来源。
大使馆领导巡视学生会工作
在网页的其他处还发现,中共使馆官员视察联谊会活动事宜。例如,2005年5月26日公告栏显示:华盛顿大使馆教育处的杨志勇老师将于5月28号星期六来我校探望中国同学巡视学生会工作。杨老师和大家的座谈会将在……. 。 后注:使馆教育处官员对管片学校每年有一次例行巡视。
记者采访了该校2007界联谊会副主席邓世良,他表示:“ 领馆会给一些资助给联谊会, 但是具体给多少, 一年给几次, 都用于什么地方并不清楚。” 当记者问道你负责管财务, 为什么会不知道了, 邓表示:“ 他只是挂个名在那里,具体的事情要问正主席宋来刚,一切都是他在具体操办和负责。 ”
记者打点话到宋来刚办公室,值班学生告知宋在暑期渡假,所以未能联系上。
随后记者打电话给该校2004年联谊会主席王东宁,他表示:“领馆的资助是有的, 学生会是向外介绍中国,领馆当然是要给资助办活动的。”
当记者询问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人员是否对学生联谊会有经济资助时, 对方表示拒绝回答问题。
中共的炮灰是学生会干部
随着中共利用纽约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诋毁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的事件不断曝光, 相继世界各地大学原联谊会中国留学生也出来举证,中共利用海外各大学联谊会名义进行特务活动, 操控学生会主要干部为领馆打压异议人士,充当特务角色的黑幕也相继曝光。
李建中曾担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华人联谊会的主席,他指出,联谊会都有总领馆资助,向学生会提供资助的同时,要求学生会干部去领馆汇报工作。很多学生会章程必须经过总领馆批准,比如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会的网站上所登载的会规中明确注明是得到总领馆认可的。
他说:“当我看到纽约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抵制中国舞蹈大赛的征签信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领馆在玩把戏,把学生会干部当炮灰,欺骗大多数的学生。”
曾任美国天主教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的李敬宁揭露, 美国在校中国留学生6万多人,使领馆给每个学校的资助根据人数不同而定。其中一项是每年十一和春节两个餐会。
他推算,如每个学生每次餐会2美元,使领馆资助学生餐费一项支出,每年总数就20多万美元。使领馆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的苦心?一般的学生很难从个人的角度看出这张无形的大网的全貌和真实目的。”
给学生会主席私人钱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前主席尤云庆说,他刚当选主席时,芝加哥中领馆领事程家财在他一年任期中寄过3千美元给尤云庆个人。
其实领馆给的所谓活动经费,不是给学生会的,而是给学生会主席个人的,支票的抬头都是主席的名字,是不公开的。这对学生会主席是一个很大的利诱。
尤透露,领馆操控60多个学生会,直接向学生会布置“与法轮功作斗争”等政治任务,操纵反法轮功人担任学生会主席,委派中共特务扎根美国大学,并直接给学生会主席私人钱,并要求学生会用钱雇人参加欢迎中共领导访问等活动。
FBI 关注亲共侨团和留学生联谊会
根据法律,在西方社会若在当地从事为本国政府游说、公关等活动,通常要公开、合法注册后才能代理这类业务。若从事收集情报、在西方国家延伸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活动、限制他人宗教信仰或煽动仇恨等活动,就是特务行为,也是触犯美国法律的行为。
一名负责监控中共间谍的美国FBI官员向大纪元透露,很多团体是拿中国政府的钱在做这些代理的事情,替中共执行国内的政治政策。就等于中共在外国的代理,一般代理需经过合法注册,受美国法律监管,但这些受中共控制 的海外学生会、华人团体等实际上为中共执行政策,美国很关注目前亲共侨团、各大学留学生会的这些特别举动。
【大纪元6月27日讯】1989年的“六四”运动前,几乎所有国外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都像是一个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延伸机构。中国驻外使领馆对留学生及访问学者的监控(或管理)就是通过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来实现的。其实,当时许多学生和学者也把中领馆当成国内的“单位领导机构”、“组织”来看待。我1987年在美国亚里桑娜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担任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期间,曾经做过尝试,想改变学联会这一性质。但是,学联会由中领馆出资、由其在学联会的人监视和操控是根本事实情况;特别是在下述的部份学生要求以学联会出面发布一份声援胡耀邦的公开声明的事件中,本人作为主席,也不得不屈服这种操控和压力,作了不投票、不签署的决定。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曾多次找我约谈
在担任学联会主席期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曾多次找我约谈,可能他们在调查我是不是中共方面的人。看来,美国FBI早已了解到中共利用海外学联会在美国本土渗透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特务活动,而我本人当时却茫然不知。
中领馆提供全额经费有专人控制
1986年初我从美国柏克利加大拿了硕士学位后,转到亚里桑娜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里的学联会(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由学生和访问学者两部份人组成:主席是由学生担任,而副主席由访问学者担任。当时,担任主席的那位学生并不活跃,学联会许多事务和财务都由一个王姓访问学者主持,他许多年一直担任这个职位。
我被学生推举出来担任1987年度的学联会主席,上任后切身知道学联会的一些事情。
第一,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活动经费全额由中领馆提供,没有会费等其它来源。除了每年的费用,还可以专门向领馆申请专款专用,这是当时从旧金山中领馆来杜桑的资深教育领事赵珍兰、后来的教育领事陈慧敏亲口对我说的。
学联会还经常放电影,影片都是从中领馆寄来的,回邮的邮资都是由王姓访问学者向中领馆报销的。
第二,当时学联会财务管理混乱,经费被挪私用情况严重。王姓访问学者家的电话费用等一直全由学联会开支。
第三,王姓访问学者对我说他父辈是东北地区中共高干,他是杜桑方面与旧金山中领馆有直接关系的人,大小事可以通过他与中领馆联络。
上任后试图改变学联会定义
我上任只是想做点服务工作,比如开新年晚会、定期舞会、接送新生、安排住宿等。看到这些,有点感慨。既然来到了美国,怎么还是国内的那一套控制手段,学生学者的自由结社权力还是没有希望?还有腐败和阴暗。所以,我试图把学联会做得像个自发组织那样,起码在我当主席的阶段,不要留下污点。所以,我就做了两件事。
第一,清理帐目,公开收支。第二,出了一个小报以公开学联会运作,并在发刊词上提出了杜桑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是“由杜桑中国学生、学者自发的组织”的定义,每期小报上还注明帐目收支。这两件事得到学生们的赞同,但也遭到一部份人反弹,他们对此意见很大;不过,这些人对这个做法也无可奈何。
但是,对于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根本性质,我也无力改变。对于那些中领馆的人,我也不想得罪,因为当时拿的是毕业后要回中国的J1签证。
声援胡耀邦公开声明被迫流产
另一件事却是身不由己、违心而为。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胡耀邦因中国学生追求民主自由的86年校园运动而被迫辞职。在国内探亲时,我亲身经历了校园的学生运动。当时,杜桑部份支持民主自由的学生要求以学联会出面,通过学联会全体直接投票的方式,决定发布一份声援胡耀邦的公开声明。当时,我知道其它一些美国院校的学生也向学联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对此,包括王姓学联会负责人在内的一些人找我,说“如果签署这个声明,就另建学联会”、“学联会将不再得到领馆资助和电影”、“要考虑自己回国后的政治前途”等话相威胁。作为主席,我能够感觉到背后来自中领馆的强烈的政治压力,因为当时拿的是毕业后要回中国的J1签证;所以,我不得不作了不投票、不签署的决定。而当时如果全体投票,很可能就会通过那项声明。
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曾多次约谈我,可能他们在调查我是不是中共方面的人。
教育领事掌杓主办学生会大型演出
1990年后来到旧金山湾区,我曾经多次以加州华人土木工程师协会(CCCEA)副主席身份参加过在领馆召开会议,其中包括所谓的由旧金山湾区多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华人团体主办的新年晚会事务会议等。
这些活动,都是由学联会、华人团体出面主办,实际操控、出钱、协调、安排的都是领馆教育领事(当时是王盛水)。而且这些大型演出活动,根本不记血本,一切费用报销,学联会等全部免费送票。会上,领馆教育领事主持开会的样子完全像国内党支部书记。
我当时并不知有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有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及其修正案的主要规定有三点:(1)任何代表外国政府或“外国委托人”在美国进行院外活动的人或民间团体(包括公司、社会团体等)即“外国代理人”,必须向司法部登记,详细报告活动情况;(2)外国代理人在与政府机构、官员和国会议员打交道时,必须声明自己的身份,所代表的外国委托人;(3)司法部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根据该法案登记的外国委托人情况的报告。
如果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当时杜桑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是由外国政府(中领馆)出资、由其代理人操控的其中一个组织,应该向有关部门登记报备。
六四时期,美国几乎所有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都参加了对中共屠杀的谴责,许多学联会摆脱了中共的控制,成立了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但是,之后中共通过钱利买了一些甘愿充当其代理人的人、或者直接派出特务占据学联会,许多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又在中共的控制之下,甚至“党要干啥(傻)就干啥(傻)”,成为海外中共迫害政策延伸的特务机构,这是这个时代留学生的悲哀。
【大纪元6月27日讯】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四日,韩国退党服务中心,加拿大大多伦多退党服务中心分别在当地举办了声援退党的活动,多伦多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在四小时内帮助五十三个大陆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中国民众正以退出中共组织这种形式开启新的历史
六月二十四日,韩国退党服务中心在临近首尔的水原市举办了声援二千三百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集会和游行。退党游行路线是水原市的交通要道,天国乐团、韩国传统四物舞、腰鼓队、九评横幅、揭露中共活摘器官模拟演示等方阵组成的队伍引起了当地市民的关注。
集会上韩国退党服务中心、大纪元时报、韩国法轮大法学会等多个主办团体代表发言,呼吁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中国人早日退党保平安。水原退党服务中心义工许唯玉女士说:“以前中国人被中共宣传蒙蔽的很严重,给他们讲退党时,他们撕毁资料、甚至谩骂都是经常有的现象。现在不同了,他们听到后,普遍表示理解和支持退党。最近退党的中国人当中,用真名退党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水原社会福祉院的老师张凤淑说:“听朋友说法轮功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中共居然以活摘器官这种手段去迫害他们,真的难以置信。我觉的国际社会不应该对中共的一系列暴行保持沉默。”
韩国司法改革市民团体的常任理事、“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韩国团长郑求辰先生说:“中国人拥有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却在中共五十多年的统治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人权践踏。现在中国民众以退出中共组织这种形式开启新的历史,希望每个中国人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
“有机会在此声明退党真幸运”
同一天,加拿大大多伦多地区万锦市举行一年一度的大型街头活动“万锦城市嘉年华”。有武术表演、汽车展、歌唱比赛、篮球赛、民族舞蹈表演等节目,吸引了很多人。多伦多退党服务中心在接头摆设了服务点。很多人逛完嘉年华后,也来退党服务中心看看,有人当场作出退出中共党、团或少先队的“三退”声明,他们离开时还高兴的对义工表示感谢。
一位来自中国山东省的韦女士,在国内是一名护士,当年当兵时就入了党。她说:“在国内时就已听说有退党潮,只是不知如何退。我才刚到多伦多,今天有机会在此作退党声明真幸运。”
一位来自广州的梁姓年轻人,现场作了退团、退少先队声明后,问义工说:“我能不能上台讲话?” 经同意后,他拿起麦克风大声朗读了“大纪元郑重声明”和“给高智晟的一封信”。有人问他:“你不怕共产党的特务吗?”他说:“怕什么?高智晟在国内都不怕,我在这还怕?共产党都快完蛋了!聪明的就别跟着它去送死了。”
退党义工王女士说:“有两位留学生不明白为什么退出了中共就可以保命。我就从贵州的“藏字石”讲起,告诉他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一幕快要拉开了,凡是曾经发过誓要跟随共产党奋斗终身的,如果不宣布退出,到时就会成了它的牺牲品。后来他们都作了退团和退队声明。他们还跟我要了很多资料,两人就坐在草地上读起来了。”
义工毛女士说,今天有不少老党员都退了。开始他们都认为出国这么多年了,早就脱离共产党了,不需要退了。我就对他们说:“您入党的时候不是发过誓吗?不是说过要为它奋斗终生的吗?如果天要灭它时,而您又没声明退出,那不是跟着它倒霉了?那多可惜呀!”他们声明退党、退团及退队后,都会索取一些资料,高兴的向我道谢后离去。
四小时下来,共有五十三人通过退党义工声明退出中共党、团或少先队,其中一部份是老党员。(
【大纪元6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怡香港报导)数十名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26日在遮打花园举行集会,强烈抗议港府当局再次配合中共的入境黑名单,拒绝来自台湾的人权律师朱婉琪及其他法轮功学员入境,并在遣返过程中对朱婉琪等人使用暴力。有议员和民主人士到场声援,他们谴责港府配合中共当局打压社会上不同的声音。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在会上宣读公开信,强烈谴责港府入境处于周一暴力遣返朱婉琪等法轮功学员。他说:“在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十周年前夕,我们对港府当局滥用权力侵犯法轮功学员人权,配合中共黑名单操作,不分善恶的一味取悦中共独裁政权,表示愤慨与悲哀。”
朱婉琪律师现任美国人权法律协会(Human Rights Law Foundation)亚洲区执行长,曾任全球反对23条立法联盟台湾代表。朱婉琪曾于本月19日顺利来港办事,20日离开,但前后不过4天, 6月24日晚上她再次入境香港时,却被拒绝,当局所用的藉口为“对公众利益没有好处”(Not Conducive to Public Good),但却说不出任何具体原因。朱婉琪在机场滞留一夜后,25日中午,被入境处强行以“镇暴毯”包裹遣送回台。这是朱律师在香港入境时首次遭到暴力虐待。
香港恐成中共特务之都
简鸿章表示,在香港,法轮功除了历年来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与不公正对待外,近月来中共派出的特务大举活动,肆无忌惮的监视、摄录法轮功活动,收集黑名单,甚至行凶打砸,制造恐怖气氛。他并指出:“如果没有当局的无视与纵容,他们是不可能那么猖獗的。如果港府当局要把香港变成中共特务之都,那就不要期望香港能荣升为国际都会级的城市了。”
他透露,除了朱婉琪律师这次被非法暴力遣返外,近期台湾最少100名法轮功学员被拒发港签或被拒入境,再一次证明中共的黑名单继续运作。他批评说:“港府当局不仅没有尊重人权自由与法治,没有与世界正义力量一起谴责中共违背人性的种种恶行,反而滥用手中权力助恶为虐,牺牲香港赖以生存的道德基础,妄图向中共政权献媚,糊里糊涂的在中共死党唆使下进行挑拨,在胡锦涛先生即将访港时压制参与法轮功团体活动的人数,这实在是对‘一国两制’最大的讽刺。”
简鸿章呼吁港府立即停止及纠正错误的做法,全面维护道德良知与人权法治,为香港与港人开创美好的未来,也为缔造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作出贡献。
西贡区议员林咏然批评港府为迎合中共领导人,举办各项回归庆典活动,刻意营造美好气氛,另一方面却配合中共当局打压社会上不同的声音。他说:“我们香港有今时今日的繁荣安定,有赖于法治的基石,但是现在特区政府越来越不像话,为了配合中共的一些手法,竟然沦落到这个地步。我们希望曾荫权在他连任之后,你是不是真的能做到自强不息,是不是真的强政励治,你要有自己的主见可以决定一些认为正义的东西。”
曾荫权受摆布封杀人权
民主人士孙斌谴责特首曾荫权配合中共的摆布,“将我们香港现有的机制全部破坏,现在看到我们香港变成一个和中共政权一样,有什么差别呢!现在还有些微的空间都被它封杀,使得朱律师来香港被武力的侵犯。”
集会后,他们游行至政府总部,宣读及递交给行政长官曾荫权的公开信,然后离去。
【大纪元6月27日讯】〔小序:黑窑事件震惊世界。黑窑中奴工、奴童的悲惨境遇,不逊于古罗马的斯巴达克思。一个省的黑窑,已经上千;黑窑的存在,已逾十年;中共的卵翼,是黑窑蔓延的条件。黑窑就是中共治下的社会缩影。这样一个邪党,谁若入其彀中,共伍共舞,必为人类所不齿,铸成终生大辱。笔者于1989年公开退党,弃之如敝屣。18年过去了,作为一个退党先行者,和盘托出我的经历,对读者不无阅读价值。〕三、振翅一击
我于1984年夏天,毅然要求从领导机关——市教育局,调到教育学院教书,以便对官场的事“眼不见,心不烦”,同时也在心中打好了退党的“腹稿”。但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在我20年有余的党内生活中,遇到过受处分的,开除党籍的,还没有遇到过、也没听说过有谁退党的。“党章”里有允许退党的一条,但在实际的政治气氛中,退党形同叛党,而叛党的遭遇,如中共宣传品所明示,是要被除掉的。我只得苦熬着,苦熬着,每次在党内会议上听那一套挂羊头卖狗肉的八股,真比坐牢还难受!何时才能得到解脱?何时才能有一个重新做人的起跳台阶?
这样的台阶出现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年。
五月十七日,我按课表的排课上课,但走进教室,空无一人。全体学生都集合在操场上,秩序井然,只是主持大会的不是院领导,而是学生自己选出的代表。大会情绪激昂。他们马上就出发,用行动支持北京天安门前的学生绝食请愿运动。
老师们无课可上,都聚集在办公楼前观看,态度凝重。老北京的天桥艺人,总是向围观的人说:“有钱的请赏钱,没钱的请您站脚助威。”多数教师是同情学生反官倒、反腐败的正义要求的;但他们每个人都有参加历次政治运动的“宝贵经验”,从某一角度上,都懂得“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滋味,因此顾虑重重,便采取了这“站脚助威”的方式。
此时,学生队伍中突然齐呼一句口号:“欢迎老师同我们在一起!”
老师们的脚,像粘在地上,仍然纹丝不动。
这句口号像一声闷雷,把我的思维打成粉末,但又重新组合,头脑中出现一幅图画:风云突变中,海燕振翅高飞,口中喊着: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而潜水鸟却躲在岩石下,浑身瑟缩地哼着,它们已被暴风雨吓昏了。
我不做潜水鸟,我要做海燕:这是我的决断。
我迈步走进我教的那个班的队伍。今天是我的课,我的位置本来就应该在这里。
这个学院的学生大多来自郊区、矿区和市属四县,耳目闭塞,因而政治视野受到限制,活动方式也较拘谨。他们一直保持着整齐的队形,随领队人高喊口号。他们也从潮水般的示威者那里,学到了用双指做“V”字(“胜利”)手形。中山路上,人声鼎沸。省会各高等学校和部份中学的游行队伍出动了;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游行。摄像车穿梭其间,工作人员一边高举录影机工作,又不时用手向游行者做“V”形示意,自然地把份内的职责和份外的示威活动融合为一。市民在街旁挤得水泄不通,见到学生们持的“支援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捐款箱”,纷纷解囊。有的人把手伸进衣袋大把掏出全部携带的钱,看也不看,就抛入捐款箱;暑热天气中,随时有街旁的无名人士买来成包的冰糕和成箱的冷饮,送到游行队伍中来。武警在重要路口布防,但未带武器,也未见杀气,他们都是当地人,说不定妻儿也在游行队伍中……。此情此景,人生能遇到几次?(待续)@
(大纪元首发,转载请注明岀处)
【大纪元6月26日讯】(大纪元记者沈周综合报导)明慧网6月26日报导,重庆江北大石坝地区今年以来已经三次绑架当地法轮功学员,目前仍有四名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关押。据不完全统计,该地区共有22名法轮功学员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法轮功学员多次遭到非法绑架和洗脑关押,有的被迫害的家庭破碎,父子被折磨至残废,还有的学员被迫流离失所。案例一:袁庆生被关入水牢
袁庆生,男,50岁左右,原长安一厂区162车间工人,多次遭到非法绑架和关押。
在西山坪劳教所期间,袁庆生被关小号、戴脚镣反绑在大树上、坐水牢(水深至胸,水里有死蛇、毒虫,终日不见光线)、被毒打。由于长期迫害,袁耳后长毒刺,割断又长,警察怕他死在里面,推脱责任,2002年保外就医回家。
回家后,他长期被社区监控,经常上门骚扰,没有生活来源。
2003年袁庆生在给本单位职工看真相光盘时,被举报,被迫流离失所。2004年被涪陵公安绑架,非法判刑7年。
在垫江监狱,警察强迫他放弃信仰,他不配合,警察就说不转化就是只能吃一点点饭。家属探视时给他买的饼干他只吃上几口,就被抢走。目前袁庆生在监狱里生命受到极大威胁,警察不断用酷刑折磨他。
案例二:父子被迫害致残废 母亲被非法判刑十年
向世华,男,50多岁,与袁庆生同在一个车间工作。向世华没炼法轮功前,性格比较粗暴,有酒瘾,染上肺病。修炼大法后,戒了酒,肺病也好了,整个人脱胎换骨。
2001年向世华因发放真相资料,被绑架到巴南区看守所半年。在看守所双腿被迫害致残。在这种情况下仍被非法判刑4年,永川监狱看到他瘫痪不能做奴工苦役而拒收。
保外就医回家后,向世华通过炼功,双腿很快恢复正常。
2007年2月9日半夜,江北公安分局,610,大石坝派出所李先勇一伙强行非法闯入向世华家,进行非法抄家,绑架,非法判劳教一年半。
向世华现被关押在西山坪劳教所,双腿行走困难,发肿,身体状况急剧下降。
向世华的儿子向东亲眼看见父母在法轮功中受益,2000年,当时只有17岁的他带着纯真的心去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法”,却被非法关押在巴南区看守所半年。
短短半年向东就被迫害的双腿残废,生活不能自理,这种情况下仍被非法判刑4年,永川监狱看到他瘫痪不能工作而拒收,最后保外就医回家。目前向东流离失所。
向世华的妻子,向东的妈妈罗佩萍,2001年因发放真相资料,被非法判刑10年。现在被关押在永川女子监狱,每天超负荷苦役十几个小时,遭受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
案例三:五旬老姐妹遭迫害
喻群芳(57岁)和喻明芳(55岁)姐妹俩都修炼法轮功。喻群芳过去多种疾病缠身,曾经半身瘫痪,眼睛失明,在修炼后疾病消失,眼睛神奇的重见光明。
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她多次遭到当地公安局的非法绑架和洗脑。在茅家山女子劳教所,她被连续吊铐20天,用臭袜子不干胶堵嘴、毒打、罚站、罚蹲、不准洗澡等各种恶劣方式迫害摧残。她的丈夫因为株连被迫下岗,导致家庭破裂。
2002年喻群芳被渝北公安分局非法劳教2年。被关小号、上厕所次数限制、体罚、每天苦役十几个小时,至今手指变形不能恢复。
2007年3月18日当地公安企图再次绑架她。目前喻群芳被迫流离失所。
喻群芳的妹妹喻明芳被长安一分局警察邓某强行非法关押在江陵精神病房20多天,强行灌精神病药物,大脑受到极大刺激。
2000年6月,喻明芳被判非法劳教一年。劳教所里受尽折磨,双脚尖着地手臂反铐吊,夏天不准洗澡,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今年3月大石坝地区公安又骚扰她,导致她再一次流离失所。
案例四:不准被非法绑架的伍华珍为母亲奔丧
伍华珍,女,55岁,长安一厂区退休职工。她从小体弱多病,修炼后得到了非常健康的身体。
中共镇压法轮功后,她为法轮功上访,多次遭到非法绑架和洗脑,并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回家后被监控,骚扰不断。
2007年1月5日晚,江北区公安分局 610警察李先勇,大石坝派出所邓红英、社区主任韩乐玲、书记周小秋等7-8人闯入住宅,抢走家里电脑,大法书,满屋抄遍,强行绑架。连同她丈夫一起绑架到大石坝派出所,非法审讯后才放回丈夫。同时绑架的还有在她家玩的同修。
伍华珍目前被关押在江北区看守所。她母亲在痛苦绝望中离开人世,警察不允许她回家为母亲奔丧。伍华珍在看守所里,被迫害得出现了高血压、哮喘的症状。
【大纪元6月27日讯】(八)修炼生活修炼后,我们的生活简单而快乐。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不断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在身心的净化升华中,日子过的非常充实。
在晚上或周末,东伟和我经常一起在家里静静的看《转法轮》,一部指导修炼法轮动的奇书。我有时会停下来,看看他,如果看到他很专注的在看,就会欣慰的笑,再接着看自己的书。有时被他发现,他就说:“好啊,你看书不认真,罚你做饭去!”而其实在做饭上我们俩早已分工明确:我做准备工作,他掌杓。因为他天然的会炒菜,味道很好,而我在做家务上则笨手笨脚。
每逢周末,在公园炼完功后,我们会像在大学时那样在林荫小道上漫步,推心置腹的探讨对修炼的理解和认识。那份欣喜胜似风花雪月的美妙。
虽然“文革”中传统文化被破坏的很利害,但在以佛道文化闻名的中华民族,还是有很多中国人对修炼一词并不陌生,因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很多修佛、修道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像八仙过海、济公和尚等。我们走入法轮功的修炼后,才真正明白了修炼并不是什么哲学,或者理论上的说教,更不是锻练身体的体操,而是揭示了人生的真正目地与意义、修炼者能够返本归真的修行法门。在法轮功的修炼更是大道至简至易,像东伟和我这样的普通人就是在每天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与交往中修行,时时事事遵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大法修炼带给我们的是切切实实的身心净化和升华。
那时东伟主要做外贸业务,谈生意时经常遇到客户敬烟劝酒的场合,这让他很为难。因为他既不忍心扫了别人的兴致,更不愿意违背修炼人不吸烟不喝酒的要求。修炼初期,他常常拿开车作为藉口来逃避喝酒。但渐渐我们认识到这样说不符合“真、善、忍”的“真”,就决定直接告诉客户:作为法轮功修炼者,我们需要遵照法轮功修炼的要求,戒掉这种对身心无益的瘾好。后来发觉实话实说才真正解决了烟酒交际的问题,那以后的社交场合里只要有人向他劝酒,旁边就会有人自然解围:“人家炼法轮功,不喝酒。”听到这个理由,很少再有强劝的了。
目前中国商业交往的现实情况中,生意伙伴之间的相互送礼司空见惯。但是我们作为修炼人知道自己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既然已经拿了工资,不能再因为职务的关系,收取这些礼物。东伟不收这些商务礼物,却仍尽心尽力的把事情做好。
但有时客户也会以给夫人(就是我啦)买小礼物的名义送他一些小物件,比如精致的手链,漂亮的小手包等。有些小礼物真的很招人喜爱,我虽然是坚决不要,但还是会忍不住多看几眼。细心的东伟在人家走后就会问我:“咱若要自己去买,啊?”
说到房子可是中国人的一件大事,尤其像我们这种外地留京的人,能够拥有自己的住房才意味着真正的安定下来。一九九五年六月的一天,研究生临毕业前,东伟突然对我说:“我们结婚吧!”即使是一个已经谈了八年恋爱的女孩儿,听到这句话还是怦然心动,我微带羞涩的低着头,等着他说出一些浪漫的求婚话语来。他接着说:“这样我们一到工作单位,就可以排队分房子了。”我抬起头,愠怒取代了羞涩,正准备“红颜大怒”,却见他那双大眼睛透出的无辜,当即改变了主意,给了他一个门当户对的回答:“好吧,我们俩同时排队,到时挑个大点的房子。”
修炼后不久我们就分到了一套比较理想的住房,终于要有一个自己的家了,那种兴奋和快乐自不必说。房子是毛胚房,还得装修。但是我们俩都不愿像人家那么劳神费心,就把这个装修工程全部承包给了一个装修公司,说好两个月后收房。我们想这么简单的装修方案,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把房间钥匙交给装修队后也就没去看过了。
一个月后,一个同事跟我说:“我们天天盯着看,他们还偷工减料呢。像你们这样大撒把可不行。”我听了笑着说:“有那么严重吗?好,我今天就去看看。”
中午吃饭时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去新房。进了家门,我一愣。发现一群装修工人正在吃饭,屋子里摆满了灶具、被褥,却还未见一丝装修的痕迹。工人们见我进来,有些慌张,都站了起来。我问:“你们这么多人,都是给这个房子装修的吗?怎么没见一点装修过的痕迹?”其中一个很年轻的回答我:“我们是给这栋楼里好几家一起装的,住在这个屋里。经理说先干别的房子,等都装完了再干这家,要不我们就没地方住了。”
我恍然大悟,他们把我们的家当成了他们的宿舍,还不给我们干活!他们如此回报我的信任!我气的够呛。但知道这些工人并做不了主,就气鼓鼓的离开了。路上心里愤愤不平,于是给东伟打了个电话,让他约装修公司的经理今晚谈判。
整个一下午我都被这件事搅的心神不宁。同事也都埋怨我:“现在人不看着能给你好好干活吗?没见过你们这么天真的!”
下了班后东伟过来找我,我们一起去房子那儿找经理“算账”。路上他见我这么沮丧,就劝解我说:“我刚听了这件事也挺生气的,但后来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段话,就好多了。你还记的吗?”说着他背给我听:“我们作为一个炼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 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的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炼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说来也神奇,这段话就像一股清冽的泉水,一下子浇灭了我心头的火气,心平静下来,眉头舒展开来。仔细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也有难处啊。
到了房子那儿,经理已经知道他的“如意算盘”被拆穿,忙不迭的道歉,表示马上开工,一定如期完成。我心想,时间这么紧还要如期完成,那些工人不得没日没夜的干活吗?师父让我们多为别人考虑呀!就说:“时间来不及拖一点没关系,质量保证就行了。”
经理没想到我们会这么平静和开通,很诧异的问:“你们俩是信什么的吧?”我们也很诧异,“是呵,我们是炼法轮功的。你怎么知道?”经理说:“难怪!现在的人都很精明,就怕吃亏,哪有像你们俩这么好说话的?”
走上修炼道路后,我们的烦恼不再是工作和生活中的利益得失,抑或别人如何伤害自己,反而是为自己做不好,不能达到“真、善、忍”的要求而苦恼。我的心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容易不安和躁动了,情绪会处于一种出奇的稳定状态,人间的名利之争,勾心斗角,似乎与我隔上了一层玻璃墙,别人看不见,但对于我确是实实在在的隔离,那种内心的安宁与祥和真是非寻常人所能体会。
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出色,生活也越来越好,也开始计划要孩子,并且以为这样美好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中共突然开始镇压法轮功,至此,我们的生活道路也完全脱离了先前预计的轨道,变的支离破碎,恐怖、高压、监狱、劳教所、电棍.....这些原本遥远的内容强行进入了我们平静、幸福的生活。
(今年三十八岁的卜东伟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从家中抓捕。后被非法判处 劳动教养两年半,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整一年。卜东伟的妻子娄宏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丈夫被抓后,娄宏伟多方呼吁营救,现已得到欧盟、国际大 赦等机构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议员的声援和帮助。)
(待续)
【大纪元6月27日讯】汪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汪洋。横河:我是横河,大家好。
汪洋:上周是“六四”18周年,每年的“六四”世界各地都有一些纪念活动。横河先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六四的悼念活动和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不同?
横河: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是有一些特点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六四”在经过了18年之后再次引起国际主流社会的关注。大家知道当年在六四发生的时候和紧接着那几年,国际主流社会是有很大的关注。在这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国际上对六四的纪念活动开始慢慢减弱,最后仅仅局限于在海外的某些和六四有关的流亡人士和香港的一些地区保持纪念,其他的慢慢淡忘,不是人们淡忘,而是人们觉得每年这样的纪念好像是重复同样的工作,慢慢就减少了。今年再一次引起国际主流社会的关注。
第二个特点是很多人不再为了纪念而纪念。以前变成一个套头,每年必须纪念一次,就这一次。一年就是一天,有人就说你一年就纪念一天而已。现在就把六四和当前中国的维权、维护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民众维权把这些都结合起来,变成不是一个单独的纪念,为纪念六四而纪念六四。
另外和六四有关的这些人,开始逐渐放弃对六四平反的要求,转而要求清算中共的罪行,这是在今年六四纪念活动当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新的变化。
第三个,纪念也由以前比较单一的形式,变成有多种多样的形式纪念。
汪洋:横河先生,您刚才总结了三点,其中第一点就是现在国际上再次关注“六四”,那具体国际关注的表现有那些呢?
横河: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美国国会的议长佩洛西女士,她在“六四”当天公开表示向天安门的亡灵致敬。这一点做为美国国会的议长做出这样的表达那是具有很大的意义。同时在“六四”这一天中国民主党的联合总部,海外总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召开之际南西.佩洛西也向大会发了贺电,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
我想引起国际社会重新关注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明年就是北京奥运会了,当奥运会临近,中国再次变成一个国际聚焦的地方,人们发现中共在这些年来,特别是临近奥运的时候,人权记录是越来越恶劣,不但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而且是越来越恶劣,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中国现在因为它的经济力量在国际贸易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就引起了几点:一个是随着经济力量对外的扩张就把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它对人权侵犯的标准也在也在向国际上输出,这就是我们上次提出来的,中共输出人权标准的问题,包括对奥运会成员的审查这方面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中国最近这些年在国内单纯的追求经济指标的发展,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就包括了在中国的生产单位盲目的追求利润而不顾道德、不顾消费者的利益,这样出现很多有毒的产品。
大家知道有毒的产品在中国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今年有毒的产品在西方很多国家的中毒事件,包括在美国和加拿大动物的饲料有毒的事件,造成动物中毒,和在巴拿马中毒事件导致数百人死亡。
除了动物饲料以外,在美国也发现进口的牙膏有毒,这个事件其实是牵涉中共在中国国内所造成的这种灾难输出,这是属于贸易方面。
但是这贸易纠纷还不仅限于此,还包括贸易逆差的问题、还有不正当竞争问题还有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一系列的贸易纠纷问题导致美国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开始抬头。贸易纠纷问题其实也不是单纯贸易,而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国内一些社会矛盾的问题,通过对西方贸易的纠纷而表现出来。
汪洋:横河先生,您刚才介绍的是国际上对“六四”纪念关注的原因,关于您谈到的第二点就是说现在六四纪念已经不是单纯的为纪念而纪念,而是逐渐的放弃平反的要求转而要求清算中共的罪行,在这一点上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
横河:今年比如说纽约吧,有几个和中国民主运动有关的团体组织了一次纪念“六四”的活动,在这之前,前六四的学生领袖唐柏桥就提出来,过去18年,年年纪念“六四”,年年都要求平反“六四”。但是这18年中共当局不仅没有表示任何要平反或者有悔过的意思,反而变本加厉的迫害。迫害谁呢?迫害六四的参与者和六四死难者的家属。你想想看人家家里人死了,十几年了不给人家一个说法,还要去迫害别人!
比如说,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她去年就遭到关押一个月,天安门的伤残者齐志勇还遭到当局的殴打。所以唐柏桥就提出来,他说:对于中共当局抱任何幻想这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明智的。这就很明显对中共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这点很重要!他提出来“六四”的纪念活动不是向中共请愿,而是展现人民的决心和理念。他们要向中共当局讨还公道、要求惩治凶手、要把中共赶下历史舞台。这个提法就比往年的提法明显的就要高一步,向前跨了一大步。
当然他也提出第二个“六四”运动的倡议,希望到明年奥运之前,中国的民主运动能兴起一个新的高潮。所以他提出第二个“六四”运动的口号是解体中共,复兴中国。
当然我个人认为,第二个“六四”运动这个提法,我倒不一定认为很恰当,因为“六四”本身和今天人们自觉的要求解体中共其实不是一回事。“六四”是在承认中共的前提下,为中共考虑,向中共提建议、提意见,要求在中共的体制之内进行改良,要求中共自己改。今天提出来是要解体中共,这完全是不一样的,性质完全不同。
我很多年前就提出过这个观点,有人提出来要平反“六四”,我就说“六四”有什么可平反的。平反的前提是什么?平反的前提是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让中共来给你平反。就是中共给你恩赐,并不需要它承认错了,并不需要它承认它的罪行,它只是说我以后不整你就可以了,对不对?
这是很不合理的一种提法,所以当时我就提出来,在这个问题上就应该学习法轮功,为什么学习法轮功?法轮功除了个别人的要求以外,做为一个整体法轮功从来就没有提出来要平反这一说。
人家提出来的是“法正乾坤”,他已经从很早就认识到中共对他的迫害是一种正邪的较量。所以一开始做为整体的法轮功的认识,不管是六四或后来民运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要求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水平上,完全不一样。
我们现在回忆,从开始法轮功被镇压,法轮功学员去呼吁要停止镇压,到天安门去炼功。他一开始就是和中共不妥协的姿态,从来没有要求过要妥协。然后到遍地开花讲真相,就是从天安门自焚事件以后遍地开花向人民讲真相。一直到大纪元时报的《九评》出来以后,很多法轮功学员参与推《九评》和促进三退,就是退党、退团、退队,促三退的活动。整个过程一步步的走过来,虽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从头至尾都没有一个妥协的迹象。
当然由于法轮功这个群体人数之多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我认为今年的六四提出来的这些口号、人们这些转变和不再承认中共在很大程度是受了法轮功的影响、受了法轮功的鼓舞。当然法轮功并没有提出来对六四有任何评价的问题,也没有提出来对政体有任何要求或者要求改变什么制度,但是客观上有他的不屈服和坚持不懈讲真相的努力,最终对中国的社会和对中共的不满,和对中共的这种统治方式有不同意见的人,无疑的是一个鼓舞。
这个鼓舞还包括被中共迫害的很多所谓“弱势群体”,我不认为中国真的有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是因为共产党强势,把他们强迫的放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他们并不是天生弱势的。这些群体,被迫害的群体,法轮功的表现无疑对他们是一个鼓舞。
所以他们也看到了,对于中共它们给予我们什么东西的那种要求,不能抱任何幻想。所以我刚才说的第二点就是,不再为纪念而纪念,放弃要求中共平反,而要求清算罪行。这个我想和这两年的九评推出来以后和“三退”这个高潮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那么在这种高潮的推动下和促进下,人民已经发现:“再提平反或者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的话,不仅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是没有必要的。”
汪洋:我看到网上的报导,今年关于六四的纪念活动,像纽约、香港这些地方,纪念的规模都是很大的,特别是在香港,参与纪念活动的人数有5.5万人之多,这也是历年来少有的,今年的纪念活动当中,有什么特殊的纪念形式吗?
横河:我觉得今年没有什么特殊的纪念形式,反而倒是很多样化。比如说纽约的华人和团体,他们就在中共驻纽约的领事馆前面,举办“六四纪念烛光晚会”。他们的内容就包括有演讲、有音乐表演、有播放六四的纪念片、朗诵六四死难者的名字等等。
那么我还看到就是,澳洲悉尼的一个中共问题学者,陈弘莘女士,写了一篇叫“六四烛光夜之后,去了哪里?”她谈到今年的六四之夜,是在网上的一个秘密的聊天室里面,和三百多个网友度过了六四之夜。
最后她谈到了大家在回顾六四这么多年来的纪念以后,提到中国人还有希望,就是还抱有希望。只要你还在想着六四,对中国还抱有希望的话,你还想着18年前发生的事情。陈弘莘最后跟网友说就是打开酒瓶。“酒瓶”是大陆网民对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的惯称。她说:“打开酒瓶吧!里面什么都有,那是天书、是灵丹妙药。”当时在聊天室有很多网友都笑了,这种形式已经改变过去单纯的在海外,在领馆前面或者这些公共场所,对某些中共的当政者的呼吁或是抗议,转变成在民间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包括在聊天室里面大家谈一些事情。而且是把今天《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和“三退”这些结合在一起了。
我想多种多样的形式,体现了一个共识:“今天所有还在纪念六四的人,他们都把纪念日的活动,和《九评》和‘三退’连起来了,都把‘抛弃中共’这个共识,联系在一起。”
汪洋:我还看到关于“六四”有这么一个报导:《成都晚报》6月4日当天,刊载了一则“向坚强的六四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这个文字非常短,但是因为登出的时间非常敏感,马上引发了海内外各界的极大关注!
横河:是的,《成都晚报》在6月4日当天登出了“向六四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这个特别有意思。第一,“六四”发生这么多年以后,人们还是想尽一切办法,要让这件事情成为一个新闻,不能让大家忘记掉。
因为中共它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人们忘记这件事情,那么《成都晚报》这个事件就是一个标志,就是人们还是尽量的让人不要忘记六四。事实上六四也没有人忘记,不管是受难者还是当局,当局要是忘记六四的话,它就不会年年禁止别人来谈这件事,它之所以禁的这么紧,就是它也没有忘记,而且它也知道人们不会忘记。
那我觉得这个六四抗议的时候,就是《成都晚报》这个事件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并不是《成都晚报》登出的这条广告,而是当市民们看到这条广告以后的反应。
市民们看到这条广告以后,他并不是打电话向警方去报警,而是直接打电话通知了《路透社》。那说明什么呢?就是市民们想要让这件事情让全世界知道,他们并不认为向警方报警是一件好事情,而是觉得应该向《路透社》报告,让《路透社》把这条新闻播到全世界去。
这就说明成都的市民们,和共产党没有共识。他们绝对不以共产党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而是站在一个只要看到共产党难堪,只要看到共产党的日子难过,他们就高兴,这就是我从这条新闻当中看出来的东西。
汪洋:横河先生,我们也知道每年六四,中共都是严密的防范,防范民间的各种纪念活动。但是有一些事件它却是防范不了的,像今年越是邻近六四,越是事情多;像中国股市这几天就是狂跌;厦门又爆发了2,000市民的抗议事件;在太湖又有蓝藻污染;就在云南地区6月3日早上,还发生了李氏6.4级的地震,这一切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横河:我想,它是不是直接和六四直接连起来倒不一定,但是它确实是跟共产党的现状是有关系的。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1976年的时候,中国也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首先是唐山地震,然后紧接着发生我觉得最奇怪的事是,各处的铁树开花。
大家知道,铁树在美国叫Sago Palm,是只在南方开花的,在北方开花很少,过了长江以后,铁树基本不开花。所以铁树开花是有重大事件出现,而且在当时还发生另外一件事情,是全国的竹林都开花,竹子一开花就死。竹子一开花这一片竹林就死了,当时全国的竹林都开花,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紧跟着三巨头几乎在同一年全部都走了:“第一个是周恩来,第二个是朱德,第三个是毛泽东。”就是说开创中国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当时还在位的有权力的人,一下子都走掉了。所以从唐山地震开始,就一连串的这种迹象,最终表明天要变。
这个不管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1975年、1976年出现的这一系列的事件,甚至包括在1975年当时没有暴露出来的河南板桥水库坍方死了20万人,这个一点也不亚于唐山地震。唐山地震是在地面上抹平,所以大家都记得很清楚而已。所以今天发生的这一连串的事件,我认为就是和今天中共所面临的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有人说现在是要天灭中共的时候,那么就和中共现在所面临的命运,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中共毕竟现在是在中国大陆统治,所以中国大陆出现的异象,就一定和现在的统治者“中共”有直接的关系。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之前,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异象出现的。
汪洋:刚才我们提到的系列事件当中,包括太湖的水污染事件。太湖最近发生了严重的水污染,就是“蓝藻污染”,导致无锡市居民用水污染,居民只得到超市去抢购瓶装水。最后市政府不得不从外地紧急调运瓶装水,以供应当地所需,事件目前还在继续发展当中。
横河: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事件的本身;第二个就是事件的背后。
事件发生的本身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在全面爆发之前,23号的时候有部分地区水已经发臭了,他们向当局报告,当局没有任何反应,到30号、31号全面爆发。所以这个事件并不是像中共这么轻描淡写的说一说,这政府从一开始就在掩盖,就跟政府掩盖禽流感的病情、掩盖SARS病情和各地的重大灾难的事件是一模一样的。
当地政府第一个反应就是,“掩盖”,或者就是“装聋作哑”。一直到全城都发臭的时候,无法掩盖的时候,才轻描淡写的报导一下。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政府掩盖”。这个政府掩盖紧跟着就出现什么问题呢?市民得不到一个真实的信息。
很多人开始的时候是相信政府的,政府不给信息,于是人民就得不到一个真实信息。这样的话人们就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这是引发出来的第二个问题。比如说政府告诉大家:“这个水煮开了就可以保险了。”但是问题是大家发现煮开了这个水更臭,所以从政府得到的信息是错误的。
那么就有研究这方面的人说:“蓝藻污染经过水煮以后,蓝藻就破裂了,细胞一破裂以后,藻毒素就释放出来了,这个藻毒素一但释放出来以后,这个水就更毒。” 所以可能是没有这么严重的臭味,但是却有了更大的毒性。烧开的水喝的人会中毒,包括消化道的疼痛、腹泻各种表现,那么如果用这个洗澡的话,身体上会出疹子、会皮肤痛,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也就是政府是为了轻描淡写的去把事件压低,告诉人们不要惊恐,以前说是为了稳定,现在说是为了和谐;事实上却让受害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了政府错误讯息的诱导而使灾害更严重。
因为本来如果说这个水绝对不能喝,绝对不能煮了喝,绝对不能再去洗脸洗澡,人们可能会意见更大,但人们不会变成更大的受害者,就是受更严重的危害。所以政府的掩盖,除了使事件不能及时的得到解决以外,使这个事态变得更加严重,使得受害者的范围和严重的程度更大。
第三个就是民间传出的消息和喉舌媒体的报导,如果不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都是在无锡,而且都是在这几天的话,你看了这两个报导你会认为发生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因为民间给出的讯息是特大的灾难。我们这里最近也有从无锡过来的人,说是全城都是臭的,你走到哪里都是臭的,我在这城里面都不能走路,到处是臭味。那个水不是一点点的问题,就是不能喝、不能做饭;做了饭,饭是臭的;不能洗脸、不能洗澡,什么都不能用,而且抢购瓶装水也是不行的。
今天我看到网上还登出来一条消息,民间传出来的,就是当地有一个外资企业,用电解水的方式来检查这个水,你就可以看到无锡的自来水电解以后,就像深褐色的咖啡那种颜色,他们说那个水已经变成“可乐”了;瓶装水是淡褐色的,也是褐色的;纯水是白的,真正纯化了的水应该是白颜色的,它就是有四碗作过分析的水放在那个地方,这是6月5号检测的结果。
而6月5号无锡当局宣布水已经可以用了,已经达到标准了;他们是怎么达到标准的呢?他们用了100倍高锰酸钾下去消毒。大家知道高锰酸钾本身就是有毒的,如果你是用很淡很淡的高锰酸钾的话,它有消毒作用;但是用高浓度的高锰酸钾的话,除了原来的毒外又加上高锰酸钾的毒。所以他们是用化学物质把这种味道压下去,并没有解决水本身的质量问题。
汪洋:就是说直到现在为止,无锡的水还是不能用的?
横河:直到现在,根据民间的检测情况和使用者的情况来说的话,无锡的水一点都没有得到改善,这是从事件本身来看这个问题。无锡的水据我们所得到的消息,到今天仍然不能用。不能用的原因是因为它用的处理方式使水有了更多的化学物质在里面,而原来水的毒性和污染并没有去掉,因为它没有这个手段去掉。无锡的自来水厂就这么大能力,它不可能在几天之内就解决这么大的问题,水厂的污水处理能力它不可能在几天之内解决。
汪洋:但是无锡政府认为这个蓝藻的污染是一场自然灾害。
横河:他们有很多理由啦,就是说为什么是自然灾害?蓝藻是怎么发生的?这里有几个问题,现在无锡这次水污染事件有不同看法,即使专家也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认为是富营养水,就是由于生活用水和其他各种用水造成太湖水的富营养化;富营养化以后,蓝藻就大量增殖,这种观点就把无锡这次水污染归咎于生活用水和农业用水,就是过多的使用化肥,农业用水使水富营养化之后产生蓝藻。
其实无锡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持另一种观点,就是太湖被污染不是一两天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工业污染。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一个“人祸”,绝对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
我记得70年代末,就是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还没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曾经到无锡去过一次,到鼋头渚看太湖,当然太湖水原来就不是非常清的,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的,而且整个湖面上几乎没有任何味道。站在太湖边上看,真是非常舒服,让人心旷神怡,就是一种非常开阔的感觉。那时候是完全没有污染的。这些污染是最近这些年发展起来的。
为什么会发展起来?我们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搞发展是硬道理,它就是一个长期、无限制的追求发展,这个发展是低成本、高速度发展。
“低成本”就是放弃一切增加成本的,包括治理污染的东西,以单纯的经济发展指标作为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所以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在拚命的发展污染企业。因为这些污染企业都是最低成本的,而且是最能够见到当地官员的政绩的;因为你一旦用高技术的方法的话,成本高了,当地官员的政绩就体现不出来。
我们知道国外和国内现在有很多既得利益者,他们津津乐道说,现在日子好过了,你看谁家的房子都比以前好,谁的日子都比以前好过,谁家的收入都比以前高,这就是中共想得到的一个结果。当人们在经济上有所获得的时候,特别是一些中产阶级、一些知识阶层或者是一些爆发户、权力阶层啊,就是中共所想得到的它的合法性基础。
大家知道中共它没有从选举当中得到它的合法性。以前各个朝代的帝王他也没有选举,他是天赋的,天授的权。中共既然不承认神的存在,也就不承认天赋权力的存在;他不承认天赋权力的存在,它就必须要给人们一个东西来证明他的合法性。所以它既然不让人选举,就要在经济上发展来给自己一个合法性的基础。
中共要想让统治者和接近统治者的这些人能够承认它的合法性的话,它就要改善这部分人的生活。所以它就硬要用放弃保护环境、放弃子孙万代的发展、放弃比如说森林啊、矿产资源啊,在短期内保持它的发展,以保证它的统治的合法性。
这就导致了下一个结果,就是任何保护环境的行动,都会影响它的发展率,所以中共在国内对环境保护主义者是采取打击的方法。最近我们知道有一个被称为“太湖环保卫士”的人,最近被无锡当局逮捕了。给他的罪名是“敲诈企业”,以这个罪名逮捕的。
无锡水污染事件出来以后,大家突然意识到这个水污染事件是当局花了很多力量打击环境保护主义者、打击任何企图约束企业无限制排放污染的这种行动的努力导致的后果,也就是说这是一场人祸。所以很多人提出来要释放这个被逮捕了的“太湖环保卫士”,因为无锡当局的行动导致无锡这次水污染事件已经证明了他们逮捕这个人是错误的,这个人的做法是正确的。
但是我相信无锡当局不会承认他们的错误,而且最后一定会来个“在党的领导下怎么样怎么样战胜了这次的污染,得到人民的认可、得到人民的满意”;而且无锡的“太湖环保卫士”一定会被无锡当局惩罚,这是我的预测。
当然如果我们不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怎么办?大家必须第一步,最起码要做的事情是保护太湖的“环保卫士”,要和他站在一起,对中共无锡当局或更高的当局…因为无锡当局它并不是自己制定这个政策,这个政策是中共自上而下的政策。
对中共说“不”,你们不能惩罚他,错误是你们犯的,罪是你们犯的,保护环境的人没有罪;污染环境的人有罪,促使污染环境的人有罪,制定政策导致环境污染的人有罪,中共有罪。如果大家都能够站出来的话,我们才能避免将来发生同样的事情。大家都认清楚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怎么办?大家如果都能够有共识的话,我觉得这事情就好办。
汪洋:所以这样来看,无锡这个水污染事件绝不是自然的灾害,而完全是一场人祸;只要中共当政,这种情况还会不断的再发生。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横河先生的评论!
横河:谢谢大家!谢谢汪洋!
(据希望之声广播《时事经纬》节目录音整理)
【大纪元6月27日讯】国家应该放弃对教育的垄断向:从世界各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是不是越来越多地参与了教育的发展?
刘:你所提的涉及到教育与国家的密切关系以及教育的国家化问题。中国教育的政治化或是国家化特别严重,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教育的问题。中国的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太过密切了,国家与教育之间应该有一个分界,国家应该放弃它对教育方面的垄断。
“参与”这两个字有着太多的含义。国家全面垄断教育是参与,国家让教育独立,仅给公立学校提供财政补贴也是参与。这两种参与在性质与后果上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在今天,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是私立大学。在世界范围内,由国家出钱兴办的最好的大学也根本无法与最好的私立大学相媲美。所以,要想办出好大学,就要限制国家对教育在某些形式上的参与,准确地说是要限制国家对教育的无节制干预。
向:公立大学不能办好的主要原因就是国家“无节制干预”吗?
刘:应该说是这样。国家掌握学校的命脉,导致教育听命于国家。教育与学校便成了国家与政府的附庸,其存在的目的是为政府服务,教育和教育机构便失去了自主性与独立性。在中国,教育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尤其缺乏,受到的限制尤其严重。现在许多人在讨论北大的改革,我认为,北大的改革只涉及到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方面,即它只涉及到大学内部怎么样进行优化组合,怎么样调动一部分教师的潜能,怎么样树立学术规范和公平的教授制度,怎么样发挥教授更大的作用。当然,其中许多措施本身是很有争论的。但是根本的问题则没有被触及,如果最重要的问题不被触及,那么这个改革是不会有结果的。这问题是什么呢?这问题就是治理大学的权力是从哪来的。
在我们国家,管理学校的权力是从国家那里来的。谁在花这些钱,谁在任命教师,谁在给教师提职称,谁在给教师分房子?都是代表体制的校党政领导。北大的改革没有触及到这一方面。国外的大学权威是从哪来的?即使是公立大学,它们的权威也不是从政府那里来的,大学的权力是从学校董事会来的。校长是董事会任命的,校长的权力是董事会授予的,并接受董事会的监督。董事会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给学校提供资助的个人,一种是懂得教育的社会名流。那么,在中国,这个权威是从哪来的?是从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来的。说得直接一点,在中国教育制度就是政治制度,因为教育与教育机构被要求首先为国家与政府服务,所以中国的教育改革首先应该触动的是这一点。
向:中国有这样一种传统,就是把教育制度纳入到政治制度之中。
刘:这样一个传统,到现在更加厉害了。因为古时候尚允许私人独立办学,现在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什么叫私人办学?什么叫民间办学?私人办学不是说有没有权利去招生,去赚钱,去收费,而是说有没有权利使用自己的教材,有权自主确定教学内容。在我们国家,教育体制上是绝对不允许你使用自己教材的、自己的教学大纲。
向:你认为国家在教育中应该起什么作用?
刘:教育应该与国家分离,简单地说,就是政教应该分离。国家应该允许教育机构自主、自治。学校的管理权应该属于校董事会,即使在公立学校也应如此。校董事会是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并不是由政府来说了算的。
统一高考与中央集权大一统
向:现在中国教育还有一个问题,即中央集权的考试制度,高考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刘: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本质上是文官制度,而不是教育制度。它存在的目的是帮助政府培养与挑选官员。凡是培养官员不需要的专业,它就不设置。国家垄断了教育权,把教育变成了政治的一部分,并通过组织统一考试来使教育服务于建立和维持中央集权大一统。科举制度随在后来被废除了。但科举教育制度的核心--集中统一考试以及国家垄断教育,却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了。这个继承下来的制度坏在哪里呢?坏在它不把每个个人当作“人”,而是当作“才”,当作国家的原料,当作国家的建筑用材料。换句话说,通过这样的考试安排,个人丧失了自主性,而只能被动地服从“需要”。所以,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命题,禁锢了人的思想,是教育制度中弊端最大的一个部分。
这个考试制度现在并没有改变。国家的教育中心是为国家培养、输送人才。我是1978年参加高考的,当时的口号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站出来让国家挑选”。这里,“人”被转化为“才”,活的人变成了死的东西。国家需要你,国家安置你,你就属于国家的;国家不要你,你就自己流落到社会上去寻找自己的位置。
向:按人道主义观点来看人应该把人当成人,但在很多时候人就是成为工具了。但国家需要也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
刘:国家的需要无论多么具体,都不应该把个人当作国家所需的工具或才具。你讲得非常正确,实际上很多中国人想做工具还来不及呢。你愿意做工具,那你就做工具;你愿意做奴隶,给人当牛做马,就给人当牛做马呗。这样的人多得是。但是它应该给不愿做这些的人一个机会,是不是?
向:那么教育可以做些什么呢?
刘:教育应该培养人格的独立,培养自由的公民、自主的个人,而不是让个人依附于国家。国家的需要应该变成个人的选择对象。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谁在选择,你是让国家选择,还是你选择国家?如果你选择到政府里去工作,这是恰当的,因为这是你的选择,你的自由;如果是国家让你去选择,指定你去做国家分配的事情,这就是国家的选择。这有一个谁选择谁的问题,并不是说不应该去政府部门工作,而应该是国家的任何一个部门都应是开放的,个人有权选择。
向:个人利益可能要通过国家机器来实现,它应该有助于个人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
刘:国家机器的目的应该是把个人变成“人”,而不是为了把个人变成“才”。如果一部分人变成“才”了,就会产生使用“才”的“人”。“才”是被“人”使用的,是吧?那么为什么一部分人就是“人”,另一部分人就是“才”?那些使用“才”的人或者叫做救世主,或者叫做皇帝,或者叫做领导,或者叫做书记。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必然出现分化。一些人变成天然的统治者,一些人天然地被统治着;一些人天然地支配他人,大部分人天然地被支配着。
有的人受的教育高,有的低;有的人钱多,有的人钱少;有的人社会地位高,有的人社会地位低;有的人学问多,有的人学问少……这些都很正常,这在任何教育制度下都会出现。但是中国教育制度的结果是要求一部分人无条件地服从另外一部分人,你不要去碰他们,不要去挑战他们,你的任务只是听话,服从。
不能以虚幻代替真实
向:你说的都是常识。那么当下的教师们可以做些什么?
刘:教师要为学生的发展负责。教师要为学生的需要而教育他们,而不是为国家的需要而教育他们。国家的需要应该满足于个人的需要。
在中国,教师在很大程度上常常只是教育的工具。由于存在全国统一考试制度,有统一的考试大纲,每个老师都必须按照大纲尽其可能地将许多学生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用上的知识、甚至是早已过时的知识灌输给学生,使孩子接受了许多没用的东西。对于老师而言,他们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只是国家的教育“工具”。
对于学生而言,他们的大脑装满了许多一辈子也用不上的知识,而没有了想像的空间。具体学习什么内容,可以探讨,但将孩子的大脑装满知识这一点是不合适的。例如,小学生学奥林匹克数学,有多少是因为有兴趣去学的,有多少是为了考中学去学的?有多少知识是基于启发孩子的潜力授予孩子的?很多人说,美国的基础教育差,数学太简单。我的看法正相反,如果在学校里教授太多没有用的东西,这对人力和物力都是极大的浪费。美国都承受不了这样的浪费,更何况我们第三世界的中国呢?
向:现在一方面在浪费,另一方面是教些虚幻的“微言大义”,强调虚妄之说的意义。
刘:语文课则常常是一些八股的东西。老师根据参考书,指定这句话是怎么解释的,你就必须按照老师的解释来说,跟老师的解释不一样都是错的。
向:我读高中的女儿,也常翻我桌上的书。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为什么她书上说的与我书上说的正好相反?问得多了,她也渐渐变得明白起来,那天她终于理直气壮地问我——为什么她的书不能说真话?
刘:这就是现行教育的后果。我们的教育常常在散布制造谎言,有些谎言连小学生都能看出来,因为他们在书本上学到的,跟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跟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的也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该不该触动这体制,而不是能不能触动。该不该触动是道理问题,能不能触动是一个策略问题。如果道理问题不讲清楚是不会有策略的。道理清楚了,路径就清楚了。如果大多数人不认为这是个问题的话,是没有人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说在理论上认识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向:现在需要大家都去关注这件事。
刘:我们首先应该允许民间介入教育,比如提供教材、组织讨论、交流经验,或是组织教师或是研究单位的研究人员到学校去培训教师。公民教育是一件启蒙工作。中国的教师本身需要启蒙。在中国,我们看到一种现象,许多中小学校校长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学生都集中起来,声嘶力竭地训话。这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中国的教育体制就是一群人在听一个人的话,中国整个社会就是一个放大的学校教室。
创造能力来自独立思考
向:我们大学培养的人才创性能力比美国的要低很多,这是事实。但有些人认为,我们的基础教育不是比美国的基础教育要好吗?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刘:我觉得不能这样说。中国人的创性能力差是因为中国人被当作“才”,只是一个原木,国家把你当做才的时候,既可以把用你来做火柴,或者做牙签,剩下的就不要了,这个原木没办法决定自己做什么。一旦变成“才”的时候,99%的都要被扔掉,国家只取你一点,其余都是浪费的。
你说的中国基础教育比美国的基础教育好,你看到的是硬性的指标,比如说数学,中美两国同年级学生比,中国学生程度是高些。但我觉得美国的教育设计是有道理的,它是根据社会的未来需要来设立自己的教育。未来不需要的东西,没必要学,学了也是浪费,比如解析几何,如果以后你不做工程师,干吗要在高中学?中国本来教育资源很有限,又浪费惊人,反而把自己这些学了没用的东西当作优势。
向:美国在培养人的公平竞争意识、每个人的进取心以及每个人表现自己的机会等方面,中国是无法与其相比的。
刘:在美国的学校,大家都平等地对话,老师和学生在身份上也是平等的,学生和学生之间通过小组的重新分配,每个人的表现机会也是平等的。美国中小学没有统一的教材,就发几张纸或是参考书,自己去编。大学教材也是自己编的,老师也不完全按照教材讲。
向:美国的考试也是民间组织的。
刘:他们考试成绩仅供升学的参考,因为升学是由大量的平时成绩积累的,不是由一次性考试成绩来决定的。还有,美国给个人发挥自己的潜能以更多的机会,如组织学生乐团,开展各种社会活动等。在美国,教学生做一个项目,这项目当然包括自己的想法,想法的论证,然后是想法的实现、验证等,这都是由学生自己选择的,与其自身的生活有关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当然从小就有具有一种能力,即独立地操作一件事情的能力。
向:从你的观察来看,美国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操作的能力,是这样吗?
刘:不仅是培养学生的想像力,更是培养学生的合理的想像能力。你要瞎想,比如你猜想月亮上的土,磷的含量会少一些。你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你没有办法去验证。所以你的想法无论多么丰富,抑或是奇思妙想,但一定要是你自己可操作完成的。如果你自己不能动手操作,就要把它放到一边去。
向:美国的教育就是鼓励学生把想像力与务实精神最好地结合起来。
刘:对。这样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到大学,他的创造能力就自然而充分地展示出来了。这也就像我们研究人员做的科研项目一样,你报一个选题,然后论证,论证后做完。不过,人家在小学时就开始这样做了。所以我们能说我们的基础教育比别人的基础教育好吗?中国学者到美国为什么表现更好?因为美国没有人才教育,中国学者的潜能在美国能够得到更大的发挥,这是主要原因。
向:我读过黄全愈的《高考在美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出版),美国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高考的。
刘:美国也有名牌大学,学生也是从高中选拔的,但没有国家组织的统一考试它怎么选拔呢?它依据学生的平时成绩和学校校长写推荐信。即使有考试也是民间组织的。你想一想,如果中国名牌大学的招生建立都在校长写推荐信的基础上,中国的高校招生制度会腐败到什么程度?谁敢相信校长写的推荐信?但在美国几乎没有人质疑这个问题。我们连想都不敢想这个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太依靠诚信了。
而中国最缺的就是诚信,不仅在教育领域如此,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不仅校长的权力不受制约,那些任命校长的人还要通过校长来走后门呢。因为校长是上级任命的,教育局长或是书记来要他写个推荐信,把某学生保举到某重点大学,这不太容易了吗?但是在校董事会制度下这是不可能的。统一招生制度存在的本身就说明我们的道德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
向:招生制度本身是次要的,主要是看校长是怎么产生的。
刘:只要校长是上级任命的,他就只能两眼向上。诚信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如果校长由校董事会聘请,或是把校长的任命由黑箱操作变成公开竞选,把校长的一言一行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个人素质马上就会提高了。否则,舞弊、腐败是不可避免的。
向:当下似乎找不到比高考更好的制度了。
刘:那也未必,因为我们许多问题是出在高考之后吗。从以往网上已经披露的一些大学的招生黑幕来看,是我们根本无法抑制作弊和腐败。
向:面对这样一种现实,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刘:我觉得你首先把这个道理讲明白了,让大家从自己的角度去想。写教科书的,讲解教材的,出考题的,可以各自从自己的角色去考虑,做点切切实实的事。
向:那你的意思是说,还是需要靠个人?
刘:当然需要靠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道理深入人心了,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努力。如历史老师在出考题时,就可以出那种比较接近真相的考题,回避那些出于意识形态需要的考题;可以挑一些人类文明共同认可的东西放到他的考题里去,这样就会对考生起很大的诱导作用。如阅卷的老师,对不合乎教科书标准而又有独立见解的答卷,可适当放宽标准,这样必然会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学校也可有所作为,对那些通过其他渠道进入学校的教材,可以采取一定的宽容态度。这样,教育也许慢慢地就改变了。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是自主
向: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做一个现代公民,他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
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品行方面,一个是能力方面。从品行方面去说,我觉得应该是自由、自律的公民。能力包括有一定量的硬性知识,这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你的想像能力,你的操作能力,你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向:教育领域的一个惊人浪费就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刘:这当然是教育体制的问题。你不能找个地方把你所学的知识全部发挥出来,你学的东西可能就是用不了,因为这个教育制度是为国家设计的,为老师设计的,不是为学生设计的。一个好的教育制度是既适合于认为学习有乐趣的人,也适合于认为学习没乐趣的人。这两类人走出校门之后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才是一个好的教育制度。理想的教育就是让每个人从学校出来之后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在社会中怎样找到自己的位置?你可能没有多少知识,你可能没有学问,你可能不能做研究写论文,但是你依然可能工作得很充实、活得很好。
向:理想的公民是什么样子?
刘:我想,理想的公民应该是自主的公民。有自主的能力,自主的意识。自己替自己做主,自己谋取自己的利益,自己为自己的行动负责,这就叫做理想的公民。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自主意识。自主是第一位的。那么在自主的基础上你首先要克制,要跟他人合作。你必须温文尔雅,恭敬谦让,这温良恭俭让有助于调整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同时能够帮助人与人形成他们之间的合作。要不然,每个人在社会上都绝对是有个性的话,就不能合作了。
向:那就是说,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是自主,其次是合作?
刘:自主基础上的温良恭俭让。强调自主,但也强调礼让。他们重视合作,在学校就安排许多培养孩子合作的活动,使孩子理解自主、礼让与合作的关系。由于他们很多事情都是由自己来决定的,因而也知道要尊重别人的自主性。
向:这种素质和能力是我们所缺少的。这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吧?
刘:这种素质本来应该是先天具有的,但在学校的教育中常常被压制了。也就是说,这一素质不是靠教育来养成的,而是靠教育把它焕发出来的。教育不能把一个本来不存在的东西让它存在,特别是在人性当中,教育就是要把潜在的人性调动起来,焕发出来,给人的自我实现提供一个机会,提供一种基本的素质和技能。我想,这就是公民教育的根本目的。
--原载:《刘军宁Blog》,2007-06-04
【大纪元6月27日讯】今年是香港回归10周年,不少庆祝活动相继展开,可是在庆祝的同时,不少人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香港在1997年的回归是99年租约期满后的正常归还,而非不平等条约的提前结束,如果想到这样的历史事实,恐怕大多数的庆祝活动都带有更多的苦涩味道。回顾历史,不难了解,百余年前,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一系列关于香港的不平等条约,包括《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其中最后一个是1898年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按此条约的规定,英国将从1898年起租借九龙半岛北部、新界和邻近的两百多个离岛,形成了今日香港的地理范围,租期共99年,1997年正好是该条约执行结束。
现在,最热衷于搞香港回归庆祝活动的无疑是中共了,中共的目的显然是要把自己渲染成香港回归的大功臣,可历史事实却恰恰相反,中共把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直执行到底,99年租约期满后才从英国政府手中接管了香港,香港以这种方式回归,根本不是什么外交上的胜利,相反的,实际上是一种耻辱。
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就与英国达成协议,无意收回香港主权,也不干预民国政府军民在香港的活动,用以换取英国对中共政权的承认。由于对国际形势和朝鲜战局的误判,中共愚蠢的派兵参加了1950年的朝鲜战争,不但白白搭上了几十万士兵的性命,还严重耽误了国民经济恢复,更与西方国家交恶,在外交上陷入全面被动,遭到西方国家禁运,香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迅速发展。
60年代,文化大革命肆虐中国大陆,曾有红卫兵多次意图越过中港边境,造反派还在香港多处策动暴乱,使香港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共的周恩来再次明确了“长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方针,坚持不打算收回香港,造反派最终停止了在香港的活动。中共的策略十分明确,不惜背上丧权辱国的骂名,也要继续执行关于香港的不平等条约。
中共用香港换取西方国家政府承认的做法十分令人纳闷,在中国过去的五千年中,历朝历代,从来没有担心过不被世界各国承认,为什么中共掌了权却不被世界承认了呢?就是被中共一再贬低的民国政府,也一直受到世界各国承认,抗战结束后,民国政府代表中国作为联合国的缔造者之一,获得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即使是在民国政府完全退居台湾前夕,中共的大靠山前苏共的大使还跟随民国政府迁都到了广州。中共一再吹嘘建立了“新中国”、“新社会”,怎么却落到了不被承认的地步呢?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49年中共靠屠杀同胞夺权后直到今天,中共所建立和维系的始终是一个非法的独裁伪政权,这显然与国际民主政治潮流格格不入。
中共用香港打破封锁的论调也非常可笑,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被封锁住过,自古都以泱泱大国自居,中华文化更是普惠亚洲各地。抗日战争时期,应该是中国被封锁最严重的时期,日军占领了中国各主要的出海口岸,抗日物资匮乏,但美国空军帮助中国建立了驼峰航线,总共为中国提供了20亿美圆的无偿援助,民国政府才最终坚持到了抗战胜利,但那是特殊的战争时期。中共掌权后,内战外战已经全部停止,和平时期怎么会被封锁呢?1989年“六四”屠城后,中共再次经历了被封锁,说穿了,被封锁的目标并不是中国,而是非法掌权的中共。用继续执行香港不平等条约的做法换取承认或打破封锁,说明中共自知政权的非法性,自知不得人心,中共竟要靠继续的丧权辱国才能苟延残喘,这个政权维系的何等辛苦!
正是因为中共明确的丧权辱国策略,使得英国堂而皇之的占据香港直到1997年,而且在70年代,英国政府看透了中共的软肋,竟然要求延续租约,80年代,英国又提出“主权”归还中国,英国仍保留“治权”,中共如果答应这些要求,就等于在执行以往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再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那样就再也无法自圆其说,更难以再继续欺骗人民了。直到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还专程到北京试探邓小平的底线,最后的谈判结果不过是1997年租约到期后的自然归还。当时国际社会都十分关注香港问题,希望成为典范,英国人在不断试探后,故作姿态的卖了一个人情,其实是在谈判桌上耍了中共一回,中共还自吹自擂的觉得占了什么便宜,说当时的邓小平态度如何强硬,在宣传上更是无限放大成什么外交胜利。其实,最后的所谓《中英联合声明》只不过是没有再重新签订另一个不平等条约而已。
《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所谓的中英争执完全是围绕香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所产生的,换句话说,是港英政府和国际社会根本不信任中共会真正执行“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政策,希望通过法律形式来确定香港人民的高度自治权,但是中共在97前夕突然另搞一套,指定了特首,香港高度自治最终没有实现,香港回归10年后,不但仍然未能实现直选,而且险些被强加23条立法,恰恰印证了当年港英政府对香港未来的担忧。97年前后,大批香港人移居到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大量从中国大陆赚取的资本转移出了香港。
从历史看,中共在香港回归的问题上不但毫无作为,而是继续丧权辱国了48年,中共执政的所作所为既是对中华民族的继续犯罪,也是对香港人民权益的践踏。中共自己却一如既往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硬把可耻的罪行歌颂成了无限的功德。
实际上,中共类似的行为不只限于香港事务,在澳门回归、外蒙古独立和中俄边界等问题可谓如出一辄。
澳门与香港不同,澳门不是被租赁而是被强制割让的,假如遵循过去的不平等条约,根本没有回归的时间表。从1887年起,葡萄牙就强占了澳门,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明确表示不承认过去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要求葡萄牙结束对澳门的统治,并制订了收回澳门的方案,但最终由于中共挑起内战而未能实现。49年后,中共对港澳实施了同样的丧权辱国策略,维持现状。1974年,葡萄牙国内结束了独裁统治,民主新政权在海外推行了非殖民化政策,原葡萄牙殖民地纷纷独立自治。1976年,《澳门组织章程》和《葡萄牙共和国宪法》先后颁布,承认了澳门是葡管中国领土,澳门开始进入了回归祖国的进程,而直到1979年,中葡才建交。澳门的最终回归实质是葡萄牙的主动归还,根本不是中共力争的结果,如果不是葡萄牙民主政府的主动归还,中共还不知道要维持现状到何年何月?
如果说中共在港澳回归上无所作为的话,那外蒙古的独立则是中共给前苏共送上的大礼。1911年,辛亥革命导致了清朝的瓦解,在沙皇俄国的策动下,外蒙古宣布独立,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清朝官员押送出境。1913年,沙俄当局迫使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但声明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为中国领土的一部份。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实行自治,但实际上为沙俄所控制。1919年,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和政府首脑段祺瑞出兵外蒙,全面否定《中俄声明》,蒙古全境归还中国,外蒙古自治被取消。
1921年,苏联红军进入蒙古,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北京徐世昌政府发布声明,谴责外蒙古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24年,在苏联第三国际以及蒙古人民党的支持与行动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允许苏联驻军,但民国政府及英、美等当时主要国家政府皆未承认,同年,民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协定》,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份。
1941年,苏联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承认了日本在东北扶植的“满洲国”,日本则承认了苏联扶植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外长王世杰郑重声明《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绝对无效。1953年,退居台湾的蒋中正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中华民国政府还在联合国状告苏联,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并通过联合国大会505号决议谴责苏联。
1949年,中共建政后,立即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支持外蒙古独立,实质是在苏联要挟下,作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条件之一。1950年,中蒙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还向蒙古输送了工人帮助其建设。60年代,中共与苏共决裂,蒙古倒向了苏联一边,把大约7000名中国的援建人员驱逐回国。1990年,蒙古代表团28年后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1994年,《中蒙友好互助条约》签订,中共在没有前苏联的要挟下,仍然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只要中共的统治不结束,外蒙古根本没有回归的可能。
和港澳、外蒙古相比,中共最大的丧权辱国莫过于与俄罗斯的边界协定了。中共上任头子江泽民在任期间,与俄罗斯最终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承认了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有争议的中国领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划给了俄罗斯,等于是永久性地断绝了中国后代子孙讨还失土之路,海参崴、伯力、尼布楚、庙街、外兴安岭、库页岛这些中国人熟悉的名字将从地图上彻底消失。事后,中共的官方媒体竟然称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新最大的不平等条约是双赢,不知中国人民赢了什么,中共又赢了什么?
中共虽然在建政之初就欺骗人民,说不承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然而却一直执行着关于港澳的不平等条约,还主动把外蒙古推出了中国,更重新确认了中俄之间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中共一直贬低清政府的无能,可是假如当时换了中共,中共绝无任何能力去抵挡世界殖民主义的压力,按照中共现在的做法,恐怕中国早就亡国了。过去的几十年里,国际殖民主义迅速的成为了历史,世界进入了民主和平的发展阶段,国际环境本来十分有利,可是中共却仍然丧权辱国到如此地步,若今竟然还到处组织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中共的字典里真是没有“羞耻”这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