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7月06日(星期五)

美记者采访袁伟静 胡佳再遭软禁

据知情者透露,今天早上6点多,就开始有人监视胡佳,他准备外出被这些国保拦住,几乎用鼻子贴着胡佳的脸,很粗暴的,不让胡佳他们出门。下午,刘凤钢等人去看袁伟静,因刚好有美国记者去胡家采访,他们才顺利进入胡家,胡佳痛斥警察的非法软禁。

黑窑案被指审判不公“曝光后找人更难”

张林:“我昨天去了,他那个不公平,他现在还是地方保护着,现在窑主被他说得没多大事,责任都推到(河南)包工头身上,打死人的情况是窑主招呼人埋掉,是他选的地方呀!窑主是山西本地的,他那个案子搞的悬殊太大。”

京经租房业主忍无可忍 将申请游行示威

经租房是历史遗留问题,中共当局于五、六十年代,以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将大批民众的私有房产强制没收后统一管理、统一租赁,这些被没收的住房称为“经租房”,至今未归还给业主。中共对全国具体被经租的房主数量从没有公布过,但民间的一些报刊和研究人士称有100多万户,还有人称有数百万户之多。

全国政协前抗议 百多人被抓

因听说全国政协正在举行会议,聚集到北京上访的全国各地访民从6日开始前去抗议。6日当天,前去抗议的50多名访民被当局关押到马家楼,他们中的一部份被地方政府带走,一部份又被放出马家楼。7日,面对150多名又突然闯来的访民, 20多名警察拦住了政协门口的马路,用调来的一辆大型公交车和一辆依维克警车,将呼喊“冤枉”和“打倒腐败”口号的访民们全部抓到马家楼。

中国公安部前惊现“打针截访”

我看见李女士拚命反抗,这5个年壮男子将李女士按着,其中一人立即给李女士打了一针。李女士就不再反抗了,也不再发出声音了。他们于是迅速将李女士抬上车拉走。

无锡市民遭拆迁被逼跳楼致全身瘫痪

2007年4月3日,无锡市苏顺房地产开发公司向南长法院起诉,又于同年4月份28日清晨,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哄骗她父母先搬迁,当时她妹妹王兰英要打电话给姐姐,被来人按倒在床上不能动弹,手上被抓出血来。直到房内全部财物被扔出屋外,王风英她儿子的手机也被偷盗走,扔掉的财物也被偷盗走。

六四天网:厦门最大毒品案是个大冤案

《厦门晚报》1996年6月26专稿,一篇题为《山中那升起的烟雾-----厦门建国以来最大毒品案侦破纪实》描写了1996年5月24日厦门警方以制造、贩卖咖啡因100多公斤为名拘捕犯罪嫌疑人9人的过程。昨天,我专访了这9人之一的"毒贩"黄学养先生,听他道出了这惊天大案背后的秘密......

黑龙江失地农民两位维权代表被抓

据杨春林的家人描述,今天下午约2点,家中突然响起敲门声,持续了2、3分钟。杨春林只好开门。进来5、6个人,都是30岁左右的便衣,自称佳木斯市向阳分局的。其中领头的人与杨打招呼。杨问他们有什么事,领头的说:“我们来找一个人,王桂林。”杨春林说:“我们维权是正义的”等。当时王桂林在杨家阳台上,看到王桂林后,他们随即把王桂林、杨春林带走。

全国维权抗暴连线紧急声明!

七月六日,中共抓捕了黑龙江富锦市失地农民代表王桂林、佳木斯市维权人士杨春林二人,中共抓捕这两名维权代表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因为富锦市失地农民在长达十二年的和平请愿上访中,遭受了中共黑势力各种悲惨折磨之后,忍无可忍地喊出了“不要奥运要人权”的口号,并汇集了上万人的实名签字联署。

就酉阳万人抗争致重庆及酉阳同胞书

一万多名群众从早上一直等到晚上九十点钟县政府仍然没有任何答覆,当部份愤怒的人们掀翻开来的一辆警车时,警方出动几百防暴警察驱散人群,至少十人受伤,四人被捕,围观群众达到两万人以上。在两万人的关注下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肆意打人抓人,而对坚持一天的要求解决问题的诉求不闻不问,这是哪家的政府?哪家的警察?

方影竹:我的退党经历(六)

1949年1月22日,我买了一份报纸,头条新闻是“我军接受改编”。我不解其意。连部文书接过去一看,向我一挥手,说:“我们投降了!”几天后,共军先头部队入城,个个戴着翻毛大皮帽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1月31日下午1时,举行了“解放军入城式”。仅仅40几天之后的3月14日,我走进长辛店一座兵营,成为那“个个戴着翻毛大皮帽子”的队伍的一员。我对国民党的愤怒促成的人生转变,何其速也!

何清涟:中纪委“七号文件”为何又成哑炮?

但各地官员却并未与党中央充分配合上演“我们党是有希望的”这一久演不疲的戏剧。截至6月29日这一“大限”,只有河南有979人主动说明问题,并上交违纪款821万元。山西省则没有一人去主动说明问题。其他各省市则均表示,官员交代情况属机密,不能透露。不过从河南省的情况来看,平均一人的违纪款不到一万元──官场如此清廉,恐怕连中国当局自己都无法相信这张成绩单的真实性。

三妹:对中国经济改革现实和历史的思辩

这一切一切的不平衡、不协调的反常现象使人们渐渐地从这场经济掠夺的疯狂浪潮中醒悟过来,悟出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即,GDP也好,外汇储备也好,这些经济参考数据丝毫不能反应社会福利保障、环境空气优劣、人民文化教育等一系列与人民真正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重要幸福因素。人民的工作权利、人民福利、人民赖以生存的环境、人民的天赋权利得不到保障,GDP这个表现经济活力的数据则只是政府用来掩人耳目的骗术。

张聿门:村民下跪与环保体制的无奈

疑惑之下,求教行家。一问才知,原来中国的环保法律之全不输于西方发达国家,但问题是,几乎没有刚性的约束力。法律偏软,造成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状。比如,办一个环评就得花一个月时间,还不一定能通过,但专案上马后,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找环保部门,给国库上缴20万罚款,再补办手续,避免了专案被环保否定的可能性,又节约了时间和金钱。

萧劲:恐惧 误区和常识

书中的每个问题和回答的篇幅都一到二页,还配有许多精采的插图。试回答以下看似常识的问题:谁领导了抗日战争?谁挑起了朝鲜战争?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谁篡改了历史教科书?中国人站起来吗?如果读者对这些历史问题的答案是和中共的教科书上说的差不多,建议你读一读《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会有新的发现。

胡平:“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

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继6月6-7日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的反右运动国际研讨会之后,6月29-30日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将举行另一场反右运动国际研讨会。与会者包括一批当年的右派,其中最年轻的也已年过七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还健在的右派祇有一万人,不到右派总数的2%。

山东年过古稀老太太失踪前后

2007年3月中共两会之际,日照政法委、日照610及日照卫生局、东港区医院人员数次骚扰老人,在找不到老人的情况下,逼迫老人的女婿要吊销其个体营业执照,又威胁老人的女儿们如找不到其母,就开除她的公职并作为人质抓走。2007年6月1日,老人被中共政法委、610秘密绑架,如今仍关押在日照市看守所。

中国舞大赛在即 新唐人总裁胸有成竹

全球瞩目、由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在明日登场,主办方各项筹备就绪,各国舞蹈选手正陆续抵达纽约。新唐人总裁李琮表示,新唐人首次把中国古典舞推向世界舞台,希望藉此大赛,再次在全球卷起一股中国舞热,把中国古典舞的精髓,更广的让世界认知。

中国舞大赛在即 汇集人才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

现年38岁的陈永佳说,“在国外很艰难,大部份人华人觉得读书最重要,对艺术只是一种兴趣而已,我们个人在社会上打拼很辛苦,有新唐人把散居在各地的中国舞蹈人才集中在一起,把中华文化推向全世界,对于我们和对于中国舞来说都是很好的机会。”

西方舞蹈家期待中国舞大赛

随着7月6日首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赛期的临近, 中国舞引起了加拿大舞蹈家同行们的广泛兴趣。曾在欧洲多个国家舞蹈演出备受欢迎的海瑟·米歇尔(Heather Mitchell) 和她的同事近日向记者表露了她们对古老中国舞的期待。

曹长青:选择做美国人

首先,美国各地的庆祝活动,不是官方为了宣传国家强大、执政党伟大光荣正确而组织的,而主要是由民间团体或私人公司举办的。像我所在的纽约,每年的国庆焰火,都是由梅西百货公司举办的。今年的焰火持续了二十多分钟,比往年更加多彩绚丽,据说要几百万美元。而首都华盛顿的烟火,以及各地的庆祝游行活动等等,几乎都是私人团体举办的。而不像共产国家那样,从来都是倾国家之力,做政府一手操纵的宣传。

亲中共海外势力 在加代理人曝光

6月3日至12日,陈用林在到加拿大访问期间披露全加华联会为中共在加操控华社的代理人,6月29日,一个叫鲁平的人在多伦多发放诋毁法轮功团体的《华侨时报》特刊时被42分局警官问话时供认是华侨时报社长周锦兴指使他做这件事的。自此中共在加拿大的另一个代理人周锦兴开始浮出水面。

香港学生会领袖揭中共操控渗透手法

美国纽约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近日诋毁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引起外界对中共渗透操控海外大学学生会的关注。曾经担任香港岭南大学学生会成员龙纬汶表示,中共渗透大专院校的学生会的情况在香港也非常普遍,包括设立亲共团体──香港青年大专学生协会(学协),分化瓦解坚持“平反六四”的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以及派出左派学生参选各大学生会职位等;而香港中大学学生会会长黄永志则透露,试过被中联办约谈。

衡阳7/4大火 当局:1死 民众:不相信

7月4日晚上对大多数衡阳人来说,可能是个难眠的夜晚,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还不乏有人在网络上谈论进步电影院的大火,或是为去看电影的人们祈福。湖南地方当局在5日发布新闻,确认一人死亡,为影院值班经理邓衡祁。网民纷纷质疑伤亡人数,民众在电话受访时则有所保留。

王静雯: 中国猪肉涨价背后的千头万绪

前不久,广州市政府罕见的决定给低保户每月补助20元的猪肉钱。从今年5月以来,全国各地猪肉价格疯涨,以广州为例,5月底突破1997年创下的每公斤 20.22元的纪录,至6月8日再创新高:21.32元,比一个半月前大涨了24.5%。据中国商务部监测,5月中上旬,中国36个大中城市的猪肉平均批发价格为每公斤14.5元,较去年同期上涨43.1%,平均每公斤上涨4.4元。

香港中大副教授陈健民回望香港十年

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10周年,香港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日前接受本报专访,回顾香港过去10年。他说,03年七一改变香港政治文化,相信以后香港市民在面对威胁香港的事情时,都会敢于站出来。而沙士(SARS,即萨斯)事件更让他醒觉生命的可贵,也从中体会到香港精神:“灾难来前,人人要互爱互助。”

中国未加删剪准美记录片《南京》上映

《南京》记录片的制片人利昂西斯说,他1995年读了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著作《南京大屠杀》之后,便萌生了要拍此片的念头。担任美国在线副总裁的利昂西斯说,他对自己不了解这段历史感到羞耻,并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同样也不知情,因此他邀请奥斯卡获奖导演比尔.古登泰格和丹.史度曼的团队来拍摄该片。


美记者采访袁伟静 胡佳再遭软禁

【大纪元7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今天(7月6日)下午,北京基督徒活动人士刘凤钢等人,前往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家里,探望了山东维权人士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而胡佳欲陪袁伟静去美国使馆见人权官员,被北京国保软禁在家。

今天早上9点,胡佳欲陪袁伟静去见美国使馆政治处的人权官员。刚走到自家楼外铁门附近,遭到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的王海旺等数人阻挡,不许他外出。期间胡佳和国保发生短暂冲撞。后胡被非法拘禁在家。

据知情者透露,今天早上6点多,就开始有人监视胡佳,他准备外出被这些国保拦住,几乎用鼻子贴着胡佳的脸,很粗暴的,不让胡佳他们出门。下午,刘凤钢等人去看袁伟静,因刚好有美国记者去胡家采访,他们才顺利进入胡家,胡佳痛斥警察的非法软禁。

民主人士许先生表示,有三辆车,共10多名警察便衣在胡家附近监控,其中有一辆中巴没有熄火,里面有7、8个便衣, 这些警察都藏在警车里,不敢公开露面,怕被记者拍摄到。

刘凤钢等人代表所有关心陈光诚夫妇的公民,慰问了袁伟静,并和她说了祝福的话。

7月4日清晨,袁伟静携幼女成功逃过监控,顺利到达北京。之后在胡佳的帮助下,当日与莫少平律师见面并签署了委托书。袁伟静将陆续与陈光诚律师团律师见面,为丈夫申请监外执行寻求法律援助,并与海外驻京使馆人权官员等见面。

据山东沂南县东师古村村民告知袁伟静,那些监视她的当地政府人员,已开始到处寻找她,而5日就有人已经赶往北京。2005年9月,陈光诚被山东警方从北京粗暴绑架,2006年6月19日陈光诚70岁的母亲和3岁的小儿子被北京警方和山东警方掐着脖颈绑架回去。

胡佳曾表示,从以往光诚和伟静的经历来看,这次还是有很大风险的,他们目前做好最坏的打算。见了律师和记者,通过媒体让国际社会知道后,就会减少一些风险,增加一点安全保障系数。

陈光诚因揭露山东临沂当局暴力计生黑幕,去年8月被当局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刑四年零三个月。袁伟静自2005年8月也被软禁,后被“监视居住”,今年5月28日被解除“监视居住”后仍被监控。

黑窑案被指审判不公“曝光后找人更难”

【大纪元7月6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报导)山西洪洞县黑砖窑案星期三开庭审理当庭没有判决,一位当天出席的奴工家长接受本台采访时强调庭审不公。另外,一位没有找回亲人的家属说,黑窑曝光后山西奴工被转移,找回他们更为困难。

山西临汾市中级法院星期三开庭审理了洪洞县黑砖窑案件,当地黑窑主、河南包工头以及打手十数人,被检察机关以涉嫌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罪送上了被告席,犯案内容除了虐待更包括打死一名奴工并埋尸,当天唯一在场的奴工家长张林星期四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审判不公---

张林:“我昨天去了,他那个不公平,他现在还是地方保护着,现在窑主被他说得没多大事,责任都推到(河南)包工头身上,打死人的情况是窑主招呼人埋掉,是他选的地方呀!窑主是山西本地的,他那个案子搞的悬殊太大。”

这一起刑事加民事诉讼案中,联系到司法部门成为原告的十八个奴工家庭中,只有两户有家长或代理律师出庭。张先生说---

张林:“原告十八家只来了两家,他们(法庭)说找不到。”

本台星期三曾采访其中四个家庭的一位代理律师,他表示法院并没有通知他开庭。

南方网星期三刊登一张双脚被烧焦的奴工照片就是张林19岁的儿子张文龙,他今年三月在郑州火车站被拐卖到洪洞县黑砖窑,除了被打得体无完肤,他的双脚被滚烫的砖严重烫伤,精神也出现问题,现在正住院。家属索赔六十多万,张林说---

张林:“烫伤得厉害,现在还在医院治疗,还有,小孩给打得精神上有障碍,现在我索赔六十多万,昨天法官他们没有判决,具体还没说呢!”

山西洪洞县的黑砖窑是首先曝光,也是媒体报导最多,引起中央关注的黑窑。然而在其他地方的砖窑找到孩子的家庭,不一定有索赔的机会。河南郑州的蔡天良6月8号在山西永济的黑砖窑找回了19岁的儿子,他说没有听说当地窑主被抓或有相关诉讼,不过孩子能找回来,已经比很多家庭幸运了,他说---

蔡天良:“我当时营救的就两个孩子,我们当时人少,实力比较薄弱。现在我孩子找回来就不赖了,好多家长孩子还没找到,咱还说什么钱呢? ”
还在找亲人的河北的冯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哥哥冯玉涛三年前在山西的火车站失去音信,至今没有找回,他说黑砖窑问题曝光后,肇事者受处罚的例子微乎其微,反而令寻找亲人更艰难了---

冯先生:“逮捕的人只是一小部分的,你想那些黑窑主一百个里头逮一个就不错了,那天我们上洪洞,人家政府就说,一天有千把号人来找孩子。”

记者:“一开始去和这个问题曝光后,你去那些砖窑有什么变化呢?”

冯先生:“变化大了!刚开始每个砖窑基本上都有黑工人,你一两个人去根本不让进。只能通过当地派出所进去找。人家就说了,有你要找的人你就带回去,别的谁都别管。那里头干活的基本上都是黑工人,当地派出所那会儿他们都知道这个情况,又没人去查,电视曝光后他们才查的。地方政府只是走个形式,查也没用,这些黑工人都已经转移了,现在风头这么紧,谁还敢用那些工人在那儿做呢?我们这几个在一块儿找孩子的不管谁的孩子找回来我们都知道,现在自从曝光以后,一个都没找回来,以前没有曝光那会儿,砖窑上那些工人都在那儿干活呢,你过去找运气好就能找进,现在过去一个人都没有!”

黑暗的奴工现象曝光当初主要是靠民间力量,那么曝光后出现的系列问题如何解决,引起各方反思。

京经租房业主忍无可忍 将申请游行示威

【大纪元7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道)经长期上访无效后,北京100多位经租房业主,将在下周一到北京市公安部门递交游行示威申请书。这是他们第三次申请游行,前两次都未获批准。

经租房是历史遗留问题,中共当局于五、六十年代,以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将大批民众的私有房产强制没收后统一管理、统一租赁,这些被没收的住房称为“经租房”,至今未归还给业主。中共对全国具体被经租的房主数量从没有公布过,但民间的一些报刊和研究人士称有100多万户,还有人称有数百万户之多。

7月5日上午9.30分左右,北京100多位经租房业主再次前往建设部上访,要求当局落实政策,解决他们私有房屋问题。

北京经租房代表扬靖表示,得到的答覆仍然是:“向上请示、推诿及耐心等候处理。”他们很多文件都自相矛盾,没有什么结果,他们将向治安总队申请游行示威,继续诉求这件事情。

当局希望经租房业主不要集体上访,但业主认为,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大,声音比较集中,有利于解决问题。

其他经租户业主表示,大家已忍无可忍,构建“和谐”社会要讲诚信,他们说了都不算,逼得老百姓没办法了,要去天安门游行,下周一将去公安部门申请,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扬靖表示,至今上访6年多了,业主们都坚持一星期三次到各职能部门去上访,但都未果。本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但根本行不通,都以所谓政策来替代法律,让大家很失望。

扬靖说:“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再一次申请,虽不知能否通过,但还是要去试一下,让声音放大一些,因为中国民主渠道很窄,公民游行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我们是依法维权,希望在这过程中能促使中国的法治能更加健全。”

建设部于2006年下发一份 308号密件称:中共早期没收的私人房产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份”,不能归还。并要求各地“稳控”上访,禁止媒体报导。经租房业主透露,308号密件是是共产党一贯的做法。业主指出,中共表面上大谈建造 “和谐社会”,但实质却在侵吞人民的私人财产。

全国政协前抗议 百多人被抓

【大纪元7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子法、纪剑采访报导】7月6日上午八九点钟,聚集到北京的150多名访民在全国政协前喊口号抗议,被20多名警察抓到马家楼关押,引起200多名路人的围观。

因听说全国政协正在举行会议,聚集到北京上访的全国各地访民从6日开始前去抗议。6日当天,前去抗议的50多名访民被当局关押到马家楼,他们中的一部份被地方政府带走,一部份又被放出马家楼。

7日,面对150多名又突然闯来的访民, 20多名警察拦住了政协门口的马路,用调来的一辆大型公交车和一辆依维克警车,将呼喊“冤枉”和“打倒腐败”口号的访民们全部抓到马家楼。

抗议引起了200多人围观,有的围观者还向周围人介绍说:昨天来了那么多人,惊动了北京市长,没想到今天又来了这么多人。

还有一些围观者以为是法轮功学员们在此抗议,有的人介绍说:他们不是法轮功,是上访告状伸冤的。法轮功受到的折磨比他们重多了。(

中国公安部前惊现“打针截访”

【大纪元7月6日讯】(六四天网北京讯)2007年7月5日下午17时,北京天网致电致电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正在北京上访的新疆访民王洪祥目击河南访民李女士遭遇"打针截访"。

北京天网随即采访了新疆霍城王洪祥先生,请他谈了"打针截访"具体情况[以下是王洪祥的介绍]:

今天中午12时,我和河南省商丘访民李女士在公安部门口的树荫下坐着休息。

这时,河南的截访人员走到李女士跟前。要求李女士回去,并说给解决上访问题。李女士说,我不会再上当受骗了,我不同意回去。

话音刚落,5个身强力壮的截访人员就冲上前来强行抬李女士上车。

我看见李女士拚命反抗,这5个年壮男子将李女士按着,其中一人立即给李女士打了一针。李女士就不再反抗了,也不再发出声音了。他们于是迅速将李女士抬上车拉走。

据查,王洪祥先生,1948年6月参加国民党65师,1949年元月淮海战役中被解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年复员,1959年进疆被安置在兵团机运处工程大队,1961年随单位施工到61团,1962年被认为盗窃了12只鸡因此被劳教2年。从此,失去工作。

虽然,新疆霍城县公安局于2001年以:霍公字【2001】第045号,决定书。给与了平反,可是由于新疆霍城县当局相关部门,对待王洪祥先生具体落实政策和享受待遇方面不能到位。

致使王洪祥老人,靠每月仅190多元救济维持极其贫困的生活。老人被迫奔走在当地,县里、市里、省里、北京之间上访。可是,几年过去了依然毫无结果。

目前,北京天网正在设法查清河南省商丘访民李女士的身份背景。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希望中共司法当局从人道人权的基本原则出发,停止采用"打针截访"等违法犯罪手段,依法保护中国访民的合法权益。

无锡市民遭拆迁被逼跳楼致全身瘫痪

【大纪元7月6日讯】2007年7月6日凌晨,无锡王风英女士致电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其妹王兰英遭非法拆迁被逼跳楼致全身瘫痪。

7月6日上午11时,我们电话采访了原家住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前阳春巷44-301的王风英女士。

她母亲王小红是该房产权人,因2003年非法拆迁他家的祖屋,想不开吃大量西药服毒自杀未遂引起脑萎缩,至今生活不能自理。后因开发商资金原因停工。

2006年9月18日,南长区政府、街道组成拆迁工作组不按国务院、建设部的有关规定,欺骗她父母签订不公平的协议。

2007年4月3日,无锡市苏顺房地产开发公司向南长法院起诉,又于同年4月份28日清晨,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哄骗她父母先搬迁,当时她妹妹王兰英要打电话给姐姐,被来人按倒在床上不能动弹,手上被抓出血来。直到房内全部财物被扔出屋外,王风英她儿子的手机也被偷盗走,扔掉的财物也被偷盗走。

妹妹王兰英因受刺激,逐从三楼跳下,自杀未遂导致全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现依然住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目前,面临因没钱支付昂贵的医药费而被赶出医院的窘境。

由于非法拆迁,王风英姐妹衣食住行没有着落,投诉无门。

5月8日起,南长寺街道办事处主任赵永峰连续三天威胁王风英:如果你起诉就不给你解决住房问题;如果你不说王兰英是自己不小心从楼上掉下去的,我们就不付任何费用给你。

南长区有关部门的一些领导还下令,对王风英的上访不予接待。

王兰英在医院里天天哭着问她姐姐:让我跟你去哪里?为什么没人帮我们解决问题?姐妹俩常常在睡梦中惊醒,一直自问:我们被扔掉的财物在哪里?我们的家在哪里?

就在采访快结束时,王风英告诉我们我和妹妹就想在医院这样赖下去,妹妹出院后。我们姐妹两还真不知道往那去,父母另时在外租了一间小屋。

文章来源:六四天网

六四天网:厦门最大毒品案是个大冤案

【大纪元7月6日讯】《厦门晚报》1996年6月26专稿,一篇题为《山中那升起的烟雾-----厦门建国以来最大毒品案侦破纪实》描写了1996年5月24日厦门警方以制造、贩卖咖啡因100多公斤为名拘捕犯罪嫌疑人9人的过程。昨天,我专访了这9人之一的"毒贩"黄学养先生,听他道出了这惊天大案背后的秘密:

当时我们在福建省永安市开办了一个生物碱加工厂从茶叶边角料中生产、提炼咖啡因用于食品添加剂。该厂工商营业执照、税务、质检、担保贷款司法见证等合法手续齐全,后因产品销路受阻,派业务员到全国找销路。这时,厦门某饮料厂通过业务员来联系,欲高价采购100公斤咖啡因作为生产原料,并预付了订金。

我们便携带产品(咖啡因)100公斤来厦门,落实交易事宜。不想刚到厦门便被警方拘捕,原来厦门的这个饮料厂根本就是厦门公安设计的出来的陷阱,来买原料的人也是公安的人。

在审讯期间,我们遭受到警方的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他们将我右锁骨打断,至今仍可看见变形伤处,潮湿天气更被受疼痛折磨。后法院以制毒罪、贩毒罪、运输毒品罪分别判处我们1~4年的有期徒刑、罚款1千~二千元。

我们以咖啡因生产合法且只达到89.9%的纯度不足国家药典98.5%的标准,纯粹属于食品添加剂用途、公安局立案程序违法、法院套用标准无依据为由不服上诉后被无理驳回。直到服刑期满,因"制毒罪"中的一人在2000年二审被重新宣判本案的制毒罪名因生产手续公开、合法所以不能成立,从得到平反。

于是出现了荒谬的现象,制毒无罪、运毒无罪、买毒无罪,剩下的无权无势的贩毒者依然有罪!2000年以来我拖着伤体不断申诉、不断上访至高院、高检甚至最高院、最高检达数十次都如泥牛入海无任何回应!中国之大竟无申冤之处!

以上是我根据黄学养先生口述和通过他收集的文件资料整理出来的简易材料。因为本人法律水平有限,相关法律证明材料数量巨大,暂时无法写出完整报告。仅通过自我感觉出几个问题:

一、这等贩毒巨案若不是厦门政法机关制造出来的冤案,为何不敢依据法律判处他们死刑?

二、要有依据证明89.9%咖啡因含量为毒品,为何对黄学养先生等人的申诉上访不给与答覆?

三、二审已经推翻一审的制毒罪判决,"制毒"无罪,贩毒又岂能成立?

目前,黄学养老先生之前是国家干部、九三学社成员。因蒙此大冤,受迫害极大,人瘦如枯骨,已无养老保障所以已无力支付高昂的律师费,且申冤无门。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与黄学养老先生电话交谈时指出:该案与六四天网2000年披露的重庆特大贩卖毒品案["毒贩"蒙冤已五载]如出一辙,均是贩卖咖啡因,而重庆特大贩卖毒品案的"办案人员"还获得了迅速提升。

黑龙江失地农民两位维权代表被抓

【大纪元7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今天下午2点左右,黑龙江富锦市失地农民维权代表王桂林在朋友家中被抓,抓人者自称来自黑龙江佳木斯市向阳分局。同时被抓的还有王的朋友、佳木斯市维权义工人士杨春林。富锦失地农民海外发言人、《全国公民维权抗暴连线》联络人潘晴先生紧急呼吁外界关注此案。

据杨春林的家人描述,今天下午约2点,家中突然响起敲门声,持续了2、3分钟。杨春林只好开门。进来5、6个人,都是30岁左右的便衣,自称佳木斯市向阳分局的。其中领头的人与杨打招呼。杨问他们有什么事,领头的说:“我们来找一个人,王桂林。”

杨春林说:“我们维权是正义的”等。当时王桂林在杨家阳台上,看到王桂林后,他们随即把王桂林、杨春林带走。

据杨的家人表示,整个过程,他们表面语气比较客气。便衣们和杨春林、王桂林是坐一辆白色小轿车、打一辆出租车走的,去向不明。

杨春林是佳木斯市维权人士,他帮助富锦失地农民维权,曾参加过2006年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维权抗暴绝食运动,主张中国走民主之路。

大纪元记者分别致电佳木斯市向阳分局(454-8676689)、向阳分局刑警队(454- 8989110)、佳木斯市公安局(454-8226291)询问他们是否抓了杨春林和王桂林,他们皆表示今天下午没抓过人。

记者又拨通富锦市公安局刑警大队(454-2355418)电话,接电话的值班警察表示没有人抓过王桂林。

黑龙江富锦失地农民海外发言人、《全国公民维权抗暴连线》联络人潘晴先生就王桂林、杨春林被捕,紧急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呼吁全世界公民、各人权组织、媒体等关心富锦市4万多失地农民的疾苦,发出声音,大力声援失地农民的维权行动,促使中共政府立即释放王桂林和杨春林。

王桂林作为黑龙江富锦市失地农民维权代表,为要回被中共政府抢夺了12年的土地,提出“不要奥运要人权”的诉求,前两批已有数千村民网上署名声援。

全国维权抗暴连线紧急声明!

【大纪元7月6日讯】七月六日,中共抓捕了黑龙江富锦市失地农民代表王桂林、佳木斯市维权人士杨春林二人,中共抓捕这两名维权代表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因为富锦市失地农民在长达十二年的和平请愿上访中,遭受了中共黑势力各种悲惨折磨之后,忍无可忍地喊出了“不要奥运要人权”的口号,并汇集了上万人的实名签字联署。

这一口号透过国际媒体发布后,立即获得了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四川、上海、浙江、广西、贵州、湖北等地的民众们公开呼应,称这一口号不仅仅反映了富锦失地农民的心声,也反映了全国被压迫、被损害的老百姓们的心声!

这一口号在海外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多家国际媒体对此进行了采访报导,国际人权组织也对此表示强烈关注!纷纷质疑中共为获得奥运举办权,对国际社会所作的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承诺只是一场骗局!于此同时,媒体又揭出:在中国许多为奥运生产产品的工厂中,大量雇佣童工的丑闻。中共的人权劣迹频频曝光,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国际记者无疆界组织曾一度在中共将改善人权状况的许诺下,停止了杯葛“北京奥运”。但由于中共的承诺完全没有兑现,因此,最近又再次转到杯葛“北京奥运”的立场上来。在“北京奥运”逐步临近的今天,在海内外一致谴责的呼声下,中共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对此,中共当局恼羞成怒,便把仇恨发泄到了公开喊出“不要奥运要人权!”的富锦失地农民身上。

我们必须指出,“不要奥运要人权!”并不是一个政治口号,这只是中国失地农民和底层百姓在目睹了中共为举办奥运一掷千金的同时,却对老百姓的死活全然不顾之后所表达的一种愤慨!无论如何,体育比赛再重要,也没有人的生存来得重要。农民们失去了土地,让农民怎样活下去?让被奥运工程强制拆迁的民众流离失所之后,将如何生活下去?

“不要奥运要人权!”--这是一个再正当不过的民意诉求。如果说中国的农民和普通百姓,连对举办一场体育运动会都不能表达自己的看法,在被剥夺了生存权后都不能说出他们的意见,那还有什么人权保障和言论自由可言?如果因表达这样的意见都要被抓的话,那在中国还有什么公民权利保证?还有什么“和谐社会”?还有什么持续发展?

对此,人们不难发现中共凶残的专制本性,发现所谓“北京奥运”不过是权贵们以人民的血汗来装饰统治门面的“豪华宴席”,而人民的苦难在中共的“奥运”闹剧中更为深重!更为悲惨!

在这里,我们向所有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国际组织和各界人士呼吁:谴责中共的卑劣行径!并向“北京奥运”的参与者和赞助商们,特别是“国际奥委会”发出强烈呼吁!请你们站在对基本人权尊重的立场上,发出呼吁:要求中共当局停止对人权的迫害,立即释放杨春林、王桂林两位维权代表!

全中国的失地农民,被强制拆迁的城市居民,被压迫的民工以及所有正在承受苦难的中国人是发出“不要奥运要人权”呼声的庞大群体!请国际社会正视他们的呼声!正视他们不可被忽视的基本人权!

我们也在此正告中共当局:你们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有目共睹的!觉醒了的中国人民不会再沉默下去!被压迫、被奴役的中国人终有挣脱锁链的那一刻!自由、人权、民主的潮流势不可挡,终有一天会席卷中国大地!@

中国自由民主党维权抗暴连线
2007年7月6日
Web:www.wqkb.net
Email:zgkblx@gmail.com

就酉阳万人抗争致重庆及酉阳同胞书

【大纪元7月6日讯】重庆及酉阳的父老乡亲们:

才十岁多的董哲贵,酉阳县钟多镇钟多中学的初一学生,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和父母亲人们永别了。这是中共当局犯下的又一笔罪恶。

6月28日下午2点左右,在校门外大约10米处,董哲贵被将近十个人殴打,其中一人用断肠刀捅进董哲贵的小腹。董哲贵被刺中之后在学校大门呼救,校门警卫亲眼目睹见死不救。后有围观人呼救帮助,半个小时后董哲贵才被送进医院,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学生小朋友怎么变得这么惨无人道,动辄打人杀人?学校教师和校领导是怎么教育孩子学生的?校门警卫听见董哲贵的呼喊见死不救,人们怎么变得这般冷漠?看到杀人放火也无动于衷?这种道德的荒漠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

更加可悲的是当第二天早晨董哲贵的亲人们到学校门口讨个说法,想问为什么小董哲贵送医院这么晚导致死亡时,赶来的警察对于死者母亲拳脚相加并用电棒殴打,死者的小妹妹也被打得头破血流,送往医院。我们要问学校领导对于伤心欲绝的死者母亲和家属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善意的解释;我们还要问所谓的人民警察怎么这样残酷对待人民百姓?

看到死者的家属无辜被打,当上千过往的群众和围观的老百姓自发地捐款、制作示威条幅,条幅上写着两个打人警察的编号游行到县政府,要求县政府出面解决时,县政府却是紧闭大门,无人出来回应,直至晚上6点左右聚集上万人。县政府的官爷们口口声声要为民做主,上万民众要求解决问题时,都跑到哪里去了?群众纷纷致电周围和重庆媒体请媒体来报导时,那么多大报小报电台电视台都不敢发出声音,平民百姓的疾苦哀怨还有谁来关心呼吁?

一万多名群众从早上一直等到晚上九十点钟县政府仍然没有任何答覆,当部份愤怒的人们掀翻开来的一辆警车时,警方出动几百防暴警察驱散人群,至少十人受伤,四人被捕,围观群众达到两万人以上。在两万人的关注下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肆意打人抓人,而对坚持一天的要求解决问题的诉求不闻不问,这是哪家的政府?哪家的警察?

这一连串的为什么,从县政府到大小媒体,从防暴警察到校领导和门卫,哪家为平民百姓着想,哪个为老百姓办事?这是欺压人民的政府!欺压人民的警察!而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上下下都是由共产党统治一手遮天,根本上是因为共产党的腐败专制暴政肆虐造成的。凶手不只是持刀的人,而是学校/警察/政府,更是掌管着这一切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邪党。中华上下五千年,目前的中共政权是历史上最为腐败的政权。一切向钱看贪官遍地,尤其近年来对于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的疯狂打压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底线直线下滑,社会上道德冷漠不知什么是羞耻二字。

你可以想见,在这种暴政下的中华大地不只是重庆酉阳出现中共邪党官员,邪党警察欺压百姓肆意打杀的暴行,而是全国各处每天都在发生着同样的暴行。仅前年一年,全国就发生8万7千起老百姓反抗共产党事件,平均每天238起。今年五月份广西博白县的抗暴民众就把当地党委的牌子摘下来踩在脚下。谁要是与这样一个堕落的党为伍,是他的耻辱,是他一生都难以洗刷的罪过。

中共就像一个黑社会一样,在入党、入团、入队时都要宣誓为什么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给每一个宣誓的人打上共产毒兽的烙印。我们是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可以为您提供服务,您可以用真名或化名声明退党退团退队以消除兽的印记,我们帮您在海外最大的中文网站大纪元网站上发表声明作为记录。正如大纪元郑重声明所指出,:“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我们郑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的(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它组织的人作证。”

深刻剖析共党邪恶本质的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两年多来,引发了迄今有二千三百多万人发表声明三退的退党大潮,从精神上、从内心深处与邪恶的中共决裂。如果人人都三退,与中共决裂,中共就会解体,中国大陆上的万恶之源就会铲除,就会结束共产专制开启新的中华盛世之门。

重庆及酉阳的父老乡亲们,请您赶快与这惨无人道的共产邪党决裂,退出它解体它,并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亲朋好友,大家都来加入天灭中共、解体中共的历史潮流,退党保命,退党保平安,退党保未来。

作者: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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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影竹:我的退党经历(六)

【大纪元7月6日讯】〔小序:黑窑事件震惊世界。黑窑中奴工、奴童的悲惨境遇,不逊于古罗马的斯巴达克思。一个省的黑窑,已经上千;黑窑的存在,已逾十年;中共的卵翼,是黑窑蔓延的条件。黑窑就是中共治下的社会缩影。这样一个邪党,谁若入其彀中,共伍共舞,必为人类所不齿,铸成终生大辱。笔者于1989年公开退党,弃之如敝屣。18年过去了,作为一个退党先行者,和盘托出我的经历,对读者不无阅读价值。〕

(六)两次愤怒

1948年底,几十万国民党军退守北平,他们强占校舍,强占民宅,北平民众怨声载道。当时我在孙连仲将军创办的九三中学读高二,校舍被占,停课了。我家住在景山西街14号,一个连部强行进驻。各户每三天出一次民夫,或修市内机场,或到前沿做工。我曾两次出工。有一次是到东直门外“扫请射界”,实际就是拆民房。有一家高处的民房没有拆,我们民夫正在那里吃干粮,突然两声枪响,随即远处小树林里也响起枪声。我当时十六周岁,第一次听见枪声,距离是这样近,吓坏了!接着,有一名负伤士兵抬下来。这伙人上穿黑色破棉袄,下穿军裤,打着裹腿。他们是冒充我们民工模样的守军狙击手,拿我们百姓当掩护,真是坏透了!加上几年来目睹的官员腐败,物价飞涨,我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信心。

1949年1月22日,我买了一份报纸,头条新闻是“我军接受改编”。我不解其意。连部文书接过去一看,向我一挥手,说:“我们投降了!”几天后,共军先头部队入城,个个戴着翻毛大皮帽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1月31日下午1时,举行了“解放军入城式”。仅仅40几天之后的3月14日,我走进长辛店一座兵营,成为那“个个戴着翻毛大皮帽子”的队伍的一员。我对国民党的愤怒促成的人生转变,何其速也!

岂止是我,大批青年学子中断学业,涌入华大、军大、革大、南下工作团,海外精英归国投共。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共产党赢得人气。但它“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一次次运动,遮羞布一层层剥落,它掌权谋私、贪污腐败的程度,同昔日国民党相比,已经是“更上亿层楼”了!

从“六四”清晨起,邓小平得意起来。他出面接见戒严部队,表彰其屠城功绩。21名带头组织和参与“反革命暴乱”的被通缉学生照片见诸报端,电视上反复播放,如捕江洋大盗。在描述他们的面部特征时,用的是“三角眼”之类的羞辱词汇。同时,中共也播放“反革命暴乱”画面,我看见“暴徒”的口形动作一致,但被中共消音,代之以恶毒污蔑之画外音。我从外国电台的现场录音里,知道那是万众一心的怒吼:法西斯—强盗、法西斯—强盗……

“法西斯—强盗”,这是对中共的准确定性、全面定义、历史定格。御用文人的百般辩解,不及民众的一语破的。

“六四”枪声是中共兽性的大爆发,人民觉醒的新起点。从那以后,对待“六四”的态度,成为检验每一个人有无正义感、有无是非感、有无人性的绝好试金石。在此之前,拥护共产党,可以说是“受骗上当”,在此之后,若是继续与中共为伍,那就是自觉地与恶人同流合污了。

所谓“子弟兵”,在执行屠城过程中已经不折不扣地沦为邓小平等一小撮权贵阶层的鹰犬。作为有着十三年半军龄的我,他们的兽行,使我感到自己身上也有兽印。这使我羞愧,更使我愤怒。我的退党之心,坚定下来。明朝败亡之际有谚语曰:吃他娘,喝他娘,迎闯王,不纳粮!我说:吃他娘,退他娘,迎民主,没商量!

(大纪元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何清涟:中纪委“七号文件”为何又成哑炮?

【大纪元7月6日讯】最近几个月,中国当局反腐败的调门非常高,其中一只曲子就是中纪委于5月29日下达的《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即媒体简称的“七号文件”。该档称,凡有“以交易形式收受财物”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只要在6月29日前主动说清问题,可考虑从宽处理。

但各地官员却并未与党中央充分配合上演“我们党是有希望的”这一久演不疲的戏剧。截至6月29日这一“大限”,只有河南有979人主动说明问题,并上交违纪款821万元。山西省则没有一人去主动说明问题。其他各省市则均表示,官员交代情况属机密,不能透露。不过从河南省的情况来看,平均一人的违纪款不到一万元──官场如此清廉,恐怕连中国当局自己都无法相信这张成绩单的真实性。

不说别的,仅官员们在官场阶梯上一级一级辛苦往上爬时付出的巨额买官费与不菲的日常维持费用,早就超出了他们的工资所得。高官们大都是这么爬上去的,而低阶官员们正在为往上爬付出这些费用,他们全都清楚:这些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可能产生于官员们以权谋私的渎职行为乃至犯罪行为。

那么,这一结果中纪委是否早预料到呢?如果早知结果如此,为什么还要如此大张旗鼓地上演这么一场反腐戏呢?

中纪委的人员每天接触这类贪腐案子,贪腐案发生的重重黑幕,他们自然比外界更清楚。他们当然也很清楚能够在宦海里浮沉多年的官员绝非智障人士,都了解中国多年政治运动中“坦白从严”的真正规则,一个“七号档”并不能就将这些官员们呼喝出来主动说明问题。既然如此,中纪委为什么还要下发档?答案也很简单,中纪委作为一个党的监察机构,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必须不时闹腾点动静出来,向世界也是向中国公众表明,中纪委工作很努力,党中央有治贪决心,中国共产党是有希望的(亦即是有资格继续执政的)。这与每年国家审计局公布部分审计结果的功能雷同,政治作秀功能远远高于反腐败功能。

中国的贪腐之严重,不在于缺少这些由官员本人自查自纠的党纪,也不在于缺少由当局实施同体监督的法律,如果将近30年内这类中共党内的档汇集起来,完全可以编成厚厚的一本书,其中最近几年颁布的就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党员领导干部犯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错误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共产党员在涉外活动中违犯纪律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对参与嫖娼、卖淫活动的共产党员及有关责任者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等等。中纪委“七号档”中列举的各种行为,无一不早就在这些党纪与国法禁止范围之内。

那么,既是党纪国法明令禁止的事情──用中纪委副书记夏赞忠的话来说,“《规定》所列的行为,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所严格禁止的”,那么这些明文禁止的腐败行为为何又在中国官场又大行其道?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政治早就烂到了根子上,权力的授受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买卖过程──中国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中列举的现象已经充分证明,买官卖官早已成了中国官场通行的潜规则。

而一旦买官卖官这一利益链条将各级官员结成了一个个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一种政治保护关系,清查贪腐就非常困难。因为每一个贪腐官员的败露,将牵扯出利益链条上的无数利益相关者。为了自身利益,利益相关的上级官员也会尽力相保,这就是目前许多腐败行迹败露者尽管只是小官小吏,比如村支书、乡长、乡党委书记或者中小国企负责人之类,但无论检举者怎样不辞劳苦上告,贪腐者照样能够逍遥法外。因为检举者无法撼动那根纠结得很紧很紧的利益链条。

在这种制度环境中,要想依靠同体监督,即中共自身来纠查问题已经没有多大可能,哪怕中纪委每天下达一个惩贪档也无济于事。更何况,中国当局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负责分配国家资源,管理经济以充分自利的权力格局。

──转自《华夏电子报》第199期

三妹:对中国经济改革现实和历史的思辩

【大纪元7月6日讯】一九九四年,我先生回国探亲时,在他的家乡无锡住了十天,期间他特别带着女儿去游了太湖。从无锡回来,他痛心地告诉我,太湖水已经发臭到近前不得的程度了。想到十五年前的一九七九年,我和先生回他的家乡时,还在太湖游过泳,十五年后,太湖竟已臭不可闻。我们当时忧心地感到,再过十五年,太湖污染状况会更不堪设想。果不其然,二00七年五月二十九日,长期污染发臭的太湖水终于导致中国最早发起城市改革, 乡镇企业发展令世界瞩目的无锡市的自来水也臭不可闻了。

中国目前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 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 中国75%的湖泊已经鱼虾不存。如此下去,城市饮用水的严重污染无异于给本来就呼吸不到干净空气的城市居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此时此刻,看到中国有限资源如此向世界开放疯狂地消耗,中国美丽河山如此不管不顾地肆意地破坏,曾被官方单向宣传误导而一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欣喜若狂的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发问,“中国的经济发展是 像官方一直片面宣传的那样,具有可持续发展性、是稳定、协调、平衡的吗?” “这种极端消耗毁国卖国式的经济发展到底能持续多久?”

自一九七八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自发掀起“包产到户”的创举至今,已经近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后,中国走到今天国在山河破这一步,稍有点经济头脑的人已看出中共政府治下“经济改革”的端倪,中共当局大力鼓吹的这个所谓的经济改革是以牺牲国家环境和资源,牺牲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实实在在的经济掠夺。它比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儿,地有多大产”更具有欺骗性和破坏性。

有良知的中国经济学家早就清楚地指出,自一九八九年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已走上了独具中共好大喜功特色的,只图城市表面辉煌,不惜牺牲环境,牺牲绝大多数人民利益和福祉的歧途。此外,中共层层政府的贪官污吏对百姓近二十年的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导致大部份社会财富最终终于集中在了利益集团少数人的私人手中。在这个社会财富转移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与时俱进”地推卸了自己应尽的教育和医疗两大责任,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困苦。

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喝不到干净水的中国国民今天终于找到了答案。可是,这个最终答案所付出的代价却如此沉重不堪,不堪到脆弱的生命难以承受之重。

更严重的是,为了支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政绩,为了大建特建中共政府的面子工程,六千万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三百七十多万城市居民被强行剥夺了房屋私产。

二000年到二00四年政府财政收入翻了一番,从1.3万亿元上升到2.6万亿元。可是工资占GDP的比例,从一九九九年的16%,下降到了二00三年的12%。城市越来越辉煌的同时底层民众却越来越贫困,政府越来越有钱的同时伴随着政府越来越腐败,这个腐败透顶的中共政府对人民应尽的责任却趋于零。二00六年的政府财政总收入上升到四万亿元,而二00六年政府花在与人民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的开销却只有政府财政总收入四万亿元的2%。(数据来自二00七年三月五日人大代表会议温家宝总理做的二00六年政府财政报告)。同年,全国党政官员公款吃喝、出国培训旅游、招待送礼却花掉了二00六年政府财政总收入的一半的两万亿元(数据来自二00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和监察部的联合报告)。

GDP年年不断增长,失业率却连年攀高不下。只要仅仅看看大学生的就业情况就不难看到中国经济是何等地畸形发展。

二零零一年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为百分之三十,二零零二年升高到百分之三十七,二零零三年达到百分之五十, 二零零四年上升为百分之六十,二零零五年大学毕业生失业率达到百分之六十六点三(中国青联和社会劳动保障部调查数据)。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九日上海东方卫视的报导令所有家长欲哭无泪。报导称,北京某洗浴中心公开招聘搓澡工,引来五千多名大学生争相报名。

GDP连年不断增长,失业率却越来越高,消费率则越来越低。近十年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占GDP的比率从八十年代初的67.5%下降到现在的38%。而 世界上一般水平国家的消费率均占GDP的70%至80%左右。二00六年十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日本学者却说,中国越来越穷。

这一切一切的不平衡、不协调的反常现象使人们渐渐地从这场经济掠夺的疯狂浪潮中醒悟过来,悟出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即,GDP也好,外汇储备也好,这些经济参考数据丝毫不能反应社会福利保障、环境空气优劣、人民文化教育等一系列与人民真正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重要幸福因素。人民的工作权利、人民福利、人民赖以生存的环境、人民的天赋权利得不到保障,GDP这个表现经济活力的数据则只是政府用来掩人耳目的骗术。

被审查的上海市长陈良宇最近交代了他们五年来经济炒作的作法,他的交代清楚地说明了中国GDP的黑幕,同时也说明了一个没有人民监督、没有权力制衡的政府中的个人能够怎样地轻而易举、理所当然地窃取着人民的血汗财产。

陈良宇交代这五年来上海帮采用了三个经济策略,这三个策略确实值得我们深思。第一个策略是,二00二年底,黄菊调中央后,他便指挥上海帮故意花大钱大搞巨额投资项目,极力使经济过热,使GDP 攀高不下,为的是使经济局面混乱,最后把经济搞垮,然后归咎于温家宝治国能力差,迫他下台。第二个策略是,上有黄菊,下有陈良宇大力支持并授权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全权在上海免费圈地,为大搞基础建设开路,竭力把经济推得热上加热,全然不顾大量流离失所的失地农民。第三个策略是,陈良宇授权江绵恒以搞巨额投资项目为名从银行巨额贷款。照陈良宇的话说,钱一到江绵恒手里,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返了。香港“争鸣杂志”评论说,为了把对方打垮,为了争权夺利,他们不惜用毁国卖国的手段来搞权力斗争。

这种策略下的GDP不过是这些党徒代表们争权夺利、侵吞国家财产、圈钱圈地、危害百姓的招牌,他们如此热心于大力建设如北京国家大剧院那种极端奢华的与人民生活毫不相干的建筑,不过是为利益集团少数人圈钱做幌子,更是为这个极权政府撑面子。

温家宝在二00七年三月中旬接见美国第一大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 时说,“中国的经济是无可持续发展性、不稳定、不协调、不平衡的”。温家宝的这“一无,三不”之说给包括史蒂芬.罗奇在内的,国内外主流马屁经济学家们和被这些丧失良知的马屁经济学家误导而跟着为中国虚假繁荣叫好的国人来了个大歪脖。

尽管温家宝去年五次为这个“一无,三不”的中国经济鸣警钟,现在又具体地指出中国经济实情,是不是这个善于演亲民戏的“眼泪总理”,真的在忧国忧民了呢?不是。

温家宝对中国经济的这番讲话空洞无物、毫无新意。他丝毫不敢提及造成中国经济混乱的根本原因是极端权力导致极端腐败的国家制度。他也不敢表示接受和赞同能限制腐败的唯一良招--新闻自由。这不禁令人发问,在中国经济糟糕到已无法掩盖的情况下,温家宝避其要害的警钟,是不是 像中共政府处理萨斯病情一样,是掩盖不住后的招架之举?这还使人们想到,温家宝对经济的担忧之辞也是他推脱自己责任的辩解之辞,他最想告诉民众的是,这个经济烂摊子不是现任我的责任,而是前任江家帮的责任。

二00七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国务院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太湖水污染防治”座谈会。温家宝再次提到“警钟”,他说,“太湖水污染事件敲响了警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新华社报导引述了温家宝的讲话,“要认真调查分析水污染的原因,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加大综合治理的力度,研究提出具体的治理方案和措施。”

只有依靠新闻自由,人民监督,才能有效限制人为灾难。不敢给人民私人办报、办媒体监督政府的权利,当官儿的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也是空话。温家宝的这一通空话、大话、官话像所有的中共官员到受灾现场讲话一样,到火灾现场说“要救火”,到水灾现场说“要抗洪”,不过是作秀而已。温家宝说这些大话、空话的同时,却全然不知身边正在发生着他最应该马上处理的情况,几年前就为太湖严重污染到处奔走上书的太湖卫士吴立红仍被关在监狱,并在无锡自来水变臭的第三天受到司法审判。

为此,我们不禁要发问,所谓的“胡温新政”统治与江家帮统治有任何区别吗?胡温执政五年,时间不算短了,看看五年来他们的作为,我们应该可以做出判断。

自胡锦涛、温家宝上台五年来,除了胡锦涛上台伊始发表的“在意识形态上要学习古巴和北朝鲜”的讲话令人跌破眼镜外,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胡温新政”既无政绩,也无新意。相反,胡温当政期间抓捕记者的数量比前任更多,胡温政府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更加严密,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群体迫害和屠杀更加灭绝人性,人民被强行剥夺房屋财产等冤情更普遍。“胡温新政” 比江泽民时代更有“新”者的是,他们还对为人民维权的律师大肆抓捕、残酷迫害,对为法轮功维权办案的律师更置于死地。这一切压制人民的倒行逆施清楚表明,反腐败只是胡温用来打倒对手、保护自己手中权力的一个有力的权力斗争工具。在维护极权统治,维护权力集团即得利益这一点上,胡温政府和江家帮一样都是共产党,他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所以,我们百姓绝不能因为胡温打着反腐败的旗号就糊涂地认为胜利的一方是正义一方。我们应清楚这一点,江胡之斗也好,胡曾之斗也好,都是狗咬狗一嘴毛,咬赢的一方在掌有没有人民监督、权力制衡的独裁权力后会一样腐败,而且咬赢的一方会随着极端权力的逐步巩固而腐败得更猖狂,更肆无忌惮。

胡温政府五年来的作为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们不会放弃独裁专制统治,因此,胡温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收拾这个腐败制度造成的经济烂摊子。这个没落的极权政府只能在腐败、“反腐败”权力斗争的恶性循环中腐烂消耗直至倒台。

中共政府深知,它已经掩盖不住它治下的这一切恶果,质量恶劣的生活环境、道德沦丧的社会风气,黑天昏地的司法机构,贪婪无度的教育和医疗,畸形发展的经济建设,对这一切掩饰不住的恶果,它只能靠散布一些混淆人们思维的套话说辞来为这个滥摊子辩解。有不少百姓也糊涂地跟着官方政府、利益集团散布的套话说辞官云亦云,有人说“中国的事情很难办,尤其是经济。谁上台也不行。” 有人说,“中国人口多,国家大,所以事情难办。”换句话说就是,现在这种腐败横行,怨声载道,国在山河破的状况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多,国家大,事情难办,而不是因为这个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极权腐败制度。

说这种话的人对中国的“事情”,对经济的自然运转规律可谓一无所知。实际上,不但各国经济发展经验不断反覆地证明,就连中共极权统治的经济发展历史也不断反覆地证明,使一个国家经济改观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儿,只要政府放手不干涉百姓正常的经济活动,经济发展就可轻而易举地做到。经济学家Adam Smith 早在他的著作“致富论”中说得很清楚,市场经济是一只无形的手,无时不在地做着自我调节。

我们不需要费时回顾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只要回头看看我们中国人民自己经历的现实,我们就可以看出,政府只要给勤劳隐忍的中国百姓一丝松动,经济改观不但易如反掌,而且利马见效。

中国历史屡见不鲜地反覆证明着经济运转自我调节的自然性和简单性。并且也证明人口多根本不是经济改观的障碍。以下举三个离我们并不遥远也不陌生的例子。

例一: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成功地统一中国后,国民政府不但在四年内使长期军阀混战下民不聊生的中国经济得到改观,而且在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并占领东北三省的极为困苦危难时期,仍继续坚持发展经济,创造了历史学家公认的中国经济发展特定历史时期的1927年-1937年的“黄金十年”。在日本已侵入中国,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的1931年到1936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9.3%的水平,10年间兴建了八千公里铁路,超过以前几十年的两倍,现代工业与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比二十年代翻了一番。如果不是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中共因此乘机得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至今,其成绩绝不会比经济大国美国差。

例二: 一九六一年,由于中共政府荒谬绝伦的“大跃进”政策,造成几千万人饿死,因此造成这个巨大人祸的毛泽东不得不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位居一线治理国家。刘少奇、邓小平采取给农民松绑的经济政策,允许农民自己养鸡、养猪和经营自留地,一年后,中国经济就从物质极大贫瘠变成极大丰富。一九六二年暑假,我清楚记得当时大车大车的牛奶鸡蛋拉到我居住的宿舍大院,我们这些孩子拿着锅、筐去“买”那些几乎不要钱的新鲜牛奶、鸡蛋,感到没肉没蛋吃不饱饭的日子恍惚还在眼前。

刘少奇当时说了一句实诚话“政府一抓(经济)就死,一放(经济)就活”。

例三: 一九七八年中国农民发起的农村经济改革再一次证明经济运转自我调节的自然性和简单性。

我们不妨先简单回忆一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如何不堪疾苦拚死走上改革之路,并使自己家乡的经济在一年内大改观的经历和历史背景。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我在陕西茂陵地区工作,四年中,年年月月,我都不断看到大批破衣滥衫的逃荒农民堆集在茂陵火车站,风餐露宿,惨不忍睹。而当时的中共中央正忙于荒谬的权力之争根本无瑕顾及人民的死活。下面这段官方口气的对当时邓小平家乡人民生活的描写清楚表明经济改革发起的历史背景。

“一九七五年冬,全国的建设事业更加混乱,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小平家乡广安县,更是灾难深重。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国家经济政策造成人们缺衣少吃,饥饿难熬,将能吃的树皮都吃光了。最后农民们来到县委门口,将门口的五棵梧桐树的树皮也剥回家吃了。全县每天都有一千多人扒火车,流浪他乡乞讨。”

那几年不要说农村,就是城市也是一片萧条,不要说蛋肉,连花椒、大料、卫生纸也是极少量地定量供应。

在这生死之际的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经受了多年逃荒要饭的小岗村农民已经无力逃荒要饭了,在全村饥饿浮肿等死的情况下,为拚活路,村中十八个农民写下血书,立下“生死状”,发起了“包产到户”的壮举,拚死走上了农村经济改革之路。

当时,对经济崩溃无计可施、对大批饥饿等死的农民无所适从的中共政府无奈地看到,如果再对农民横加干涉,中国就是死路一条。这时的中共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静观不管的策略,赵紫阳和万里对农民“包产到户”行动的认可客观上起到给中国人民稍微松松绑的效果。

发起“包产到户”不到一年的时间,小岗村农民的生活就大为改观,而且在第二年的一九七九年,小岗村经验就迅速传遍整个安徽省,一年后的一九八0年,安徽这个全国有名的贫困省就跨过了贫困门坎,奔小康了。

综上所述,历史事实不断证明经济自我调节的自然性和简单性。关键是政府不但不能对百姓的经济活动滥加干涉,还要在经济策略上尽政府应尽的职责帮助民间发展经济。除了宏观调控外,政府要制订并施行各种有利措施资助农民的农业发展,扶助民间中小企业的成立和发展。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有可持续、平衡、协调、稳定的经济发展,人民才能普遍生活富裕,靠税收生存的政府才能有蛋可取。

许多人认为专制制度可以更有效、更快捷地发展经济,因为它可以快速调集国家大量财力和人力完成一件工程或研究项目,像苏联成功地建设大型工业、大型水坝,领先使卫星上天,而民主国家做不到那么快。然而,苏联近九十年的经济发展结果,东欧诸国经济发展结果,如今中共专制制度的经济发展结果都没有最终给人民带来幸福,也没有最终给国家带来富强。为什么专制制度下的经济发展总是沦为畸形发展,为什么专制制度总是给底层人民带来贫困和灾难?

原因非常简单,专制政府搞经济完全不顾及百姓的基本权利,根本不为民着想。中共政府这二十年的胡来是专制制度下非人本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好例证。下面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知道,发起农村改革大潮的功臣是农民,而中共政府是剥夺改革成果的罪人和强盗。

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发起“包产到户”的壮举时,中共中央还处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无心他顾。看看当时中共权力争夺的年谱就会对那段历史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一九七六年十月,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他权力大握后仍坚持毛的路线。 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复出,但是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进入政治局后,邓小平的势力才开始稍占上风。到 一九七九年九月,赵紫阳、彭真入政治局后,邓小平多了这关键的两个子儿,才开始成功地压缩了华国锋的优势。 到一九八0年二月,胡耀邦、赵紫阳进入常委,重新设立书记处,胡为总书记后,邓小平开始清君侧,迫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辞职,这时华国锋才败局已定。一九八0年八月,华国锋被迫让出总理职位。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华国锋下台,但仍然保留主席身份。一九八一年六月,华国锋正式辞去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权力之争至此结束。从邓小平正式复出,到决定华国锋下台,前后三年零四个月。

一九八0年时,农民发起的经济改革大潮已蓬勃展开不可阻挡,这时,虽然邓小平对“包产到户”仍有微词,表示反对(见邓小平文选),但是农村改革大潮的凶猛推着他不得不认可“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同意解体人民公社。当时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清楚地表明了邓小平对这种自下而上、民间自发的承包方式认识不清的无奈之情。更表明他这个后来被荒谬地誉为‘总设计师’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改革的方向。

一九八一年邓小平坐稳权力时,经历了两年多的农民自发的农村经济改革已经大见成效。随着农民对农村改革贡献的日益显著,邓小平的态度也日益明朗,但是使他下决心走经济改革之路的真正动力是一九八九年对“六四民主运动”的镇压屠杀。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晚,有干政大权的元老们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薄一波、宋任穷、姚依林等在邓小平家开会,讨论如何换掉赵紫阳,如何对付“六四民主运动”,邓小平当时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了他要利用经济改革镇压学生确保独裁统治权力的心态。他说,“赵紫阳怂恿动乱,难辞其咎。没有不换的理由啊,党内也说不过去,只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定的这个那个都不变,我想不会有大乱子。过去定的不变,这一点我们都要清醒,不是又要走回去。只要改革开放还搞,人家会理解。”

这时,不惜走镇压杀人之路的实用主义的邓小平清楚地看到经济改革是保障中共私家政权合法性的唯一路。因为只有继续经济改革才能使人家理解他杀戮镇压人民的“道理”,使杀人合理化,才能掩盖他杀人的邪恶,才能使糊涂的奴性百姓过后接受官方这类灭绝人性的套话说辞“没有当初的镇压,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发展”。

赵紫阳的失势,使一直极尽能事巴结陈云、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江泽民得到陈云、李先念等中共元老在邓小平面前的竭力推举而上台。

江泽民上台后,这个奸佞小人感到自己的“儿皇位”不稳,自然倾向举荐人陈云、李先念等中共左派们。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邓小平正式退休后,江泽民则完全倒向陈云、李先念,开始对改革发起反攻。他说出“改革开放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要“分清两种改革观”,要“把个体户整得倾家荡产”等反对改革的话。

就像现在人们人云亦云地说着许多官方散布的反对政治改革、民主制度的套话说辞一样,当时从上层散布到社会上的反对改革的套话说辞也弥漫全国。于是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五日有人在《解放日报》开始以“皇甫平”(扶助邓小平之意)为笔名前后发表四篇文章支持经济改革。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南巡,向江泽民、陈云、李先念等中共左派们施加压力,并说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狠话。江泽民见势不妙立刻转向,对改革开放由反对转为支持。

邓小平接受了江泽民的转向,并在一九九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帮助江泽民清除了江的最大障碍 ─ 杨尚昆、杨白冰兄弟,至此,江泽民从儿皇帝成为真皇帝。

可以说,一九八九年后,邓小平出于“改革可以使人们理解六四镇压”的心态坚持了改革,并坚决抵制了以江泽民出头反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势力。但是,这个没有一点儿人民情怀的独裁者走的是放弃政治改革,坚持独裁制度下的经济改革之路,这就势必使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后任的独裁统治下走上一条毁国毁民的歧路。

众多事实不断地证明,没有新闻监督、权力制衡的专制政府确实如旅德水力专家王维洛所言,他们是一群依靠专制独裁生存的“傻子和疯子”。

九十年代初,大炮总理朱镕基喊出投资三千万元人民币在三年内使国营企业改观的诺言,结果却适得其反。他用“债转股”的捷径使国营企业欠银行的巨额贷款(即由国家拨款转化成为的债务)变成不值钱的股票,使效益不佳的国营企业更迅速地破产了,。国有企业的烂帐转嫁给了银行,最终转移到存款的普通百姓头上,股市大跌也使百姓股民们承担了企业破产的代价。几年下来,在政府、工厂、股票市场的各种交易中,权势官员从中大捞好处,大批工厂官员明目张胆地低价或无价私分企业,层层官员的腐败贪婪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官员发财,工人遭难,仅一九九七年一年,中国就出现一千多万下岗工人。最终,朱镕基“三年脱困”的把戏不但消耗掉国家几万亿元的“制作费”,造就了五千万工人失业,他还落下个“欺世盗名总理”的恶名(见中国劳工通讯)。

随着朱总理的把戏,国有企业的盈利大户也纷纷下马。官方透露说,从一九九五年国企改革开始,到一九九六年,煤炭,冶金,石油等昔日盈利大户统统出现大幅亏损,三万四千家国有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下降了55%,每卖一元钱的商品,纯赚的利润不到一分。随着国企改革愈深入,下岗情况愈加剧,腐败暴露愈严重(见中国劳工通讯)。朱镕基的“国企改革”不但使国家企业纷纷下马,还使腐败如洪水猛兽一般飞速漫延。

此时,刚刚从农村经济改革中抬头的农民兄弟,也遭到政府层层官员的残酷盘剥压榨,一头猪要交几十种税费的荒谬事情普遍发生。政府官员明征暗抢,给农民开的各种白条满天飞。农民拚命挣得的改革成果就在层层官员的巧取豪夺、横征暴敛中剥夺殆尽。

“中国农民报告”一书的作者张桂棣于二OO一年十月的一段描述使我们看到农民被政府官员胡派的苛捐杂税压榨得有多苦,他写到“为了了解淮河污染的事,我们曾路过安徽淮北平原上的一个村庄,竟发现那里的许多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使我们感到震惊。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那几年。农民一年到头,平均年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仅摊到五十八元(一天24美分 - 三妹注);全乡六百二十户人家,贫困户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困人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一。可是,就在这样一个贫困的乡镇,因为乡村干部们搞浮夸,居然被上面认定已经脱贫,派下来的苛捐杂税,压得农民透不过气,农民们含着泪说:‘包产到户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被掏光了!’”

当地人说,当初发起农村改革的功臣小岗村的农民也是“一年跨过温饱线,二十多年没过富裕坎”。

在城市高楼大厦辉煌的迷惑下,人们容易迷失价值判断标准,弄不清生活幸福的根本判断标准是什么。

以人为本的人权标准才是判断人民生活幸福的价值判断标准。只有崇尚人权自由,崇尚生命的经济发展,才能使经济稳定、协调、平衡地发展,才能使人民幸福、有尊严地生活。

有人说,“中国还是进步了,像六零年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但愿那种在三年内一下死几千万人的事不会再发生,但是中国死人的方式也“与时俱进”地进步了。现在人们死的方式不同了,假酒、假药、污染空气受毒致死,昏天黑地、司法不公含冤致死,强迫拆迁、赶出家门冻饿致死,在黑砖窑、黑煤窑里折磨、劳累、暴打致死,种种这类死法天天、时时在发生。

一九九八年,集中着中国百分之四十人口、百分之三十五耕地和一百多座大中城市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连降暴雨,长江大堤及松花江堤防数十处决口。随后,朱镕基找到当时报喜不报忧的九江市副市长问道:“ 到底大堤内有没有放钢筋?”对方沮丧地坦白说,“本来是应该放钢筋的,可是不知怎么被偷工减料换成了竹条。” 中国特色的长江竹条大坝挡不住的水灾淹死了多少老百姓?

还有,人们都在担心地说,现在偷工减料疯狂盖大楼,那些从中圈钱的官员是捞够了,将来你就看着这些大楼一个个的塌吧,挨砸的都是老百姓。

据英国金融时报二00七年七月三日报导,世界银行与中国合作对中国近年来环境污染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每年因污染而早逝的人口高达七十五万人,并绘制了相关的死亡人口分布图,因数据太骇人,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与卫生部出面要求世行在书面报告中删去约占1/3 的敏感内容,理由是“会引起社会动荡”。

“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一书的作者郑义当天接受记者访问时认为,中国环境污染的剧烈程度远远超出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 他说:“实际情况比它这个要严重得许多倍,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从各地得癌症的情况、包括呼吸道疾病的情况来看,污染的情况早已超过国外的观察和估计。每年像淮河污染严重的地区,得癌症人数要超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几千倍。这不是搞错了数量级,情况真的超出你的想像!你放大了你的想像,都不能概括中国的环境污染!现在污染导致的死亡成倍、数量级的增加!”

有人为中共政府辩护说,当初日本、英国那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伴随着对环境的破坏。

当初人们对保护环境一无所知,属于无知。而现在环境保护亦属常识,那些国家的惨痛教训使许多国家警醒,可是中共政府却明知故犯、重蹈覆辙、不管不顾,而且对环境的破坏的疯狂程度远远超过当初的日本、英国,这岂不是傻子、疯子行为?最表现政府疯傻行为的莫过于三峡大坝,当别的国家都因为造大坝会严重导致周围良田沙漠化和水土破坏而怯而止步时,中共政府却气吞山河地造了三峡大坝这个庞然大山死死地横在三峡两山之间,拦在长江大河之上,把四川这片富庶湿润的盆地堵了个风吹不进,水泄不通。

比较俄国、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共这种依赖出口,依赖外资,依赖低技术制造业的经济发展模式最终不但走向不平衡、不协调、不稳定、无可持续发展的死路,也最终不能造福于人民。

俄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不但得利于以人为本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也得利于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出口,依赖国内消费而非投资,依赖服务业而非工业,依赖高技术而非低技术的制造业。专家指出,俄国、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能更有效地造福于民众。

中共政府的一些御用文人用“中国是世界制造大国”这个所谓的桂冠来误导百姓。殊不知,中国是个消耗、浪费和破坏大于发展的制造大国,中国这种依靠外资、依靠低技术制造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货币和资源投入驱动’型,而不是‘生产力提高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后果是严重地消耗和破坏我们百姓赖以生存的有限资源、饮水和空气。根据二○○三年的统计数据,中国每创造一美元的产品所消耗的资源,是印度的2倍,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

更悲惨的是,中国还是残酷压榨、剥削本国劳工的制造大国。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杀贫济富式的经济发展,中国压榨本国廉价劳工向西方富裕国家出口廉价产品,杀的是本国已经贫苦不堪的劳工,济的是西方国家已经富裕的百姓。批评中国杀贫济富式经济发展的人并不是不要中国出口商品,而是指出中国这种极端依赖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所在。

黑砖窑童奴工事件说明这种压榨已经多么残酷和疯狂,它只仅仅展现出黑暗专制制度导致的黑暗社会的冰山一角。对此,人们应该有所震动和思索:推动这个邪恶、黑暗“经济改革”的中共政府在这条歧路上到底还要走多远?

人们会愈来愈清楚地看到,中共政府治下的无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滥摊子导致的环境滥摊子局面的不可收拾。对于这样一个不受新闻监督,不受权力制衡,只会不断内斗,毫无执政能力的腐败政府,人们还能忍受多久?把国家破坏到如此地步,这样一个靠暴力和谎言维持的没落极权政府还能欺骗多久?愚昧的人们还能被它的套话说辞愚弄多久?

二00七年七月一日“自由圣火”网站首发

二00七年七月四日增补修改后再发

张聿门:村民下跪与环保体制的无奈

【大纪元7月6日讯】潘岳的风暴再及时,再猛烈,似乎也赶不上危机的速度。环保总局昨天刚开始流域限批,今天,就发生了与水污染有关的公共事件:江苏沭阳饮用水源受污染20万人断水。同时,有报导说,安徽蚌埠村民跪求环保总局治污。网上顿时沸沸杨杨。有赞扬环保总局和潘岳的,也有质问环保总局早干什么去了的。

笔者也是质问者之列的。国家设环保总局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怎以就越治越污了呢?但当看到潘岳说流域限批是环保总局的最后一招时,不禁多了几份疑问。难道真的没招了吗?那么多法律,那么多法规,就都不管用?中国就算还是个人治社会,但毕竟已经进入了法治年代,就算做做样子,地方官和企业也应该不至于那么狂妄吧。

疑惑之下,求教行家。一问才知,原来中国的环保法律之全不输于西方发达国家,但问题是,几乎没有刚性的约束力。法律偏软,造成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状。比如,办一个环评就得花一个月时间,还不一定能通过,但专案上马后,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找环保部门,给国库上缴20万罚款,再补办手续,避免了专案被环保否定的可能性,又节约了时间和金钱。

体制方面,更是掣肘多于合作。行家举了个例子,拿小小一个太湖来说,除了大家都知道的环保下不了河,水利上不了岸的体制限制,还有,太湖的具体管理归太湖管理委员会;治理投入,归发改委管;太湖周边地产开发,生活污水处理属于建设部管;地下污水管道归城建委管,农业面源污染又归农业部管;环保总局主要管工业排污,可是要引进新技术,加大科技投入搞清洁生产又是科技部的事;就算要问责,也要经过监察部门。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何况整条河流的流域呢?在这样错综的管理体制下,怎么能把污染治好。环保局出来说话,先要协调各帮衙门,协调好了还要求人家配合,人家要是一甩脸子,你还真么办法,而这一帮子事最终要受地方政府管理,如果地方政府说不,你环保怎么搞都是白搭。前一段时间搞区域限批,一些地方官害怕,主要还不是害怕你不批他,而是他面子不好看。

行家说,环保这几年风声大,主要是借着胡温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机会,想把环保提高到决策的前端。从发展的趋势来看,这是对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潘岳和环保总局在落实中央决策时总是冲在最前面。胡温说科学发展观,他们就提倡用绿色GDP来考核官员;中央提出宏观调控,环保总局就掀起“环评风暴”;胡主席提出节能减排,环保局就搞“区域限批”;温总理召开太湖会议,环保总局就出来治水,搞“流域限批”。环保总局的手法不可谓不多,冲的不可谓不猛,可是实际效果却总是差强人意。环保总局和老潘是拼了老命了,可是其他部门似乎还是稳坐不动,颇有点“看你怎么折腾”的味道,这是中国体制的悲哀。

看来,潘岳的“最后一招”之说,是有道理的。在这种体制下,这也是环保总局所能做的最大的限度了。怪不多此次公布消息时,后面附着一大堆法律依据。而且基本上没有像样的法律,大多是中央和部门的决定,甚至是领导人的指示。这一方面说明,法律虽多,但管用的不多,另一方面,也有阻挡压力的隐语。

当然,在跳出环保总局自身的权能之后,潘岳也给出了一个新的办法:就是建立流域综合治理机制。但这几乎是要动用十几个部委的力量,在寻租利益十分复杂的今天,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村民的下跪,与环保总局面临的无奈是一样的。我相信,只要下跪能解决问题,环保部门会是第一个。下跪只是说明,公众说不还没有成为一种制约力量。提倡公众参与的环保总局,在制度化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

叹息之余,不禁要问:何以至此,何时水清?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

萧劲:恐惧 误区和常识

【大纪元7月6日讯】拿到陈破空的新书《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就一口气读了好多篇。这本书谈到的内容和问题都是我们平时聊天可能提到的话题,好多问题是我们思想中的误区,是心灵深处的禁区和恐惧。

前几天我还打电话给陈破空,建议他这本书改名为中国的一百个误区,一个是这个名字更吸引读者,二是我认识的友人中不少人对中国的问题还真的是有不少误区。陈破空回答说:这些问题本来就是常识嘛,把误区澄清后就是常识了。

书中的每个问题和回答的篇幅都一到二页,还配有许多精采的插图。试回答以下看似常识的问题:谁领导了抗日战争?谁挑起了朝鲜战争?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谁篡改了历史教科书?中国人站起来吗?如果读者对这些历史问题的答案是和中共的教科书上说的差不多,建议你读一读《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会有新的发现。

中国环境污染有多重?中国奥运金牌代价知多少?中共离退休高官每年挥霍知多少?中国民众负担有多重?中国援外知多少?谁是“少数人”或“一小撮”?如果你不知这些问题的答案,说明你不清楚中共到底干了些什么,建议你读一读这本书。

谁是中国崛起的最大阻力?中国人口多,就不适合搞民主嘛?中国人的素质差吗?为什么说中共必然覆灭?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你是怎么看这些问题的。

这些问题,在共产党的党文化词典里,有一套说法,在中国大陆依然不可以公开讨论的禁区。跨过这个禁区可能就会有危险,即使私下谈也会有恐惧感。党控制的媒体按照党文化词典里的答案不断的重复它的谎言,就成了一个个的误区。《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就是要把人们认识中的误区更正过来,恢复原本是常识的答案。

在这本书的后记中,陈破空谈到他童年的记忆,就是一个大写的恐怖。我和陈破空都是六十年初出生的人,我和他有相似的感觉。我观察到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这种恐惧感特别明显,建议研究文革的学者们研究文革十年浩劫对不同年龄的人造成的心里伤害。记得纽约911纽约的青少年在心理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接着医学和心理学者们,整个社会都在关心这件事情。

在我们大约3岁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从人的心里发育来说,这是一个人从婴孩开始用自己的眼睛感受世界。那个时候,中国的城里和乡下都处在一种人斗人的血腥之中,眼中的大人们好像疯子一样,整天就是游行游街,开批斗会。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恐惧。这种恐惧是从我童年开始就形成的,后来慢慢成为我思维和记忆中的一部份,已经觉察不出来这是恐惧。只要共产党公开宣称某某人或某某团体是它的敌人,我就不敢违背共产党的说词,尽管我知道它宣称的人或团体根本不是什么敌人。即使在思想上也不敢违抗,因为我害怕被共产党视为它的敌人或异己分子。后来来到西方社会,才慢慢的从这种恐怖环境中解脱出来。我以为自己已经彻底从中共的恐怖中摆脱出来了,但有一件事使我意识到我对中共的恐惧仍然是心有余悸。大约三四年前,一位和我熟悉的民运朋友聊天时说,你和我们反共义士一起做什么什么。我一听“反共义士”这几个字,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才意识到其实还是一种恐共心理。后来我公开退团(很幸运我没有加入共产党)后,才真正感到轻松了。

陈破空没有告诉我他是如何从童年的恐惧中走出来的。但是我相信他是首先从恐怖中走出来的,才开始真正了解中共的谎言。@*

于7月4日美国独立日

附:《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购书信息

本书在台湾香港和北美等地书店均可购买。读者也可以直接和美国博大书局(Broad Book USA)联系购买。

电话:免费直拨1-888-268-2698 1-718-886-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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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

【大纪元7月6日讯】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继6月6-7日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的反右运动国际研讨会之后,6月29-30日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将举行另一场反右运动国际研讨会。与会者包括一批当年的右派,其中最年轻的也已年过七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还健在的右派祇有一万人,不到右派总数的2%。

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一场最大的文字狱。按照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数有55万,占当时知识份子总数的10%以上。不过根据有关学者专家的独立调查研究,右派人数远远不止55万。在整个反右运动中,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份子”、“极右份子”等各类帽子的共约120万人。一般人常常以为反右运动祇是针对知识份子的,但实际上,反右运动中也有许多工人、店员、农民受到波及,他们虽然没有被扣上右派份子的帽子,但是被扣上“反社会主义份子”或“坏份子”的帽子,同样遭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其总数大约有60万人。因此,在反右运动中直接遭到政治迫害的人数至少在180万人以上。

反右运动中抓右派的依据,无一例外是所谓“右派言论”,是最典型的“以言治罪”。不仅是公开的言论要治罪,而且是私下的言论也要治罪。还有不少人甚至一句右派言论都没有,仅仅因为他们在运动中的消极态度乃至表情就被扣上右派帽子。打右派不需要任何司法程序,单凭党组织说了算。如此荒谬绝伦,堪称史无前例。

起初谁也不知道右派份子这顶帽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很多人还把“右派份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或“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些说法来安慰自己。殊不料右派份子这顶帽子丝毫不比“地富反坏”轻,且一戴就是20年。有的右派早早摘了帽,哪知道摘了帽竟和没摘差不多,摘帽右派还是右派,受的罪并不比不摘的少。从57年到77年,右派份子们前十年就已是备尝艰辛,后十年更是雪上加霜,这中间还遭逢大饥荒。留在城镇单位里的还有份定量,那些被劳改被劳教以及被下放农村的,能不饿死就是幸运的了。右派份子不仅自己陷入苦难,而且还殃及配偶和子女。在右派份子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很多右派学有专长,才华出众,一场反右运动摧毁了他们的事业和理想。等到77年78年右派改正,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已经过去,无可挽回。如此漫长而深重的苦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著名的右派作家王蒙曾经对人讲:“你要知道对我来说,今天中国的一切都是better than the worst.”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一切都比最坏要好,今天中国的一切都不算太坏。王蒙这话固然讲的是一个事实,但言外之意却流露出一种苟且的心态。正像古人说的,渴者易为饮,饥者易为食。偏偏是一些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最容易在现状面前知足,最容易苟且。他们明明知道现实中还有很多很多罪恶,遇到政治环境宽松时也不是没有进一步追求的冲动,但祇要见到势头不对就立刻收心,放弃抗争,然后自我解嘲道:“其实现在这样也就不错啦,再坏也比过去好吧。”在中国,那个犯下了滔天罪恶的一党专政依然故我,那不是因为有多少人还在支持,那祇因为没有多少人坚持反抗。我承认,面对强权,我们常常不得不忍受;但是,我们切切不可把忍受变成接受,变成认同。祇要我们始终心存一念,或多或少总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饱经患难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他说:“我祇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我坚信,对反右运动的最好纪念,就是激发起我们的正义感和勇气而奋起抗争,否则,我们不要说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后代子孙,我们甚至对不起自己,对不起我们自己经历过的苦难。

转自《北京之春》07年7月号

山东年过古稀老太太失踪前后

【大纪元7月6日讯】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医院原退休职工,76岁的张平老太太于2007年6月1日突然失踪,家人朋友多方打听,才知老人被日照市政法委、卫生局、国安等部门秘密绑架、关押在看守所。

修炼时间不长,老人全身疾病不翼而飞

张平老人是胶东人。五十年代来到日照,是一名尽职尽责的好医生,也是一个有口皆碑的好母亲。1999年初,张平老人得到了《转法轮》这本书,开始修炼时间不长,老人全身疾病不翼而飞,上多高的楼也不累,骑自行车上坡年轻人也赶不上,八年多再也没花过单位一分钱医药费。

在身体健康的同时,老人也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变得宽容、豁达、乐观、为别人着想。孩子不理解她时冲她发火甚至把门摔坏,她都善意的解释,宽容的对待,并且教育孩子按“真善忍”做好人,不骂人不打人,不占别人一分钱便宜,单位的一张信纸都不能往家拿。当孩子闹家庭矛盾时,她不袒护自己孩子或火上浇油,也不像以前那样跟着生闷气,而是教育孩子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想,儿女换冰箱时问她要不要,她张口就说先问问你婆婆要不要。

四辆警车数十警察绑架老人

1999年7月,中共首领江泽民出于小人的嫉妒,在七个常委六个反对的情况下,定法轮功为“邪教”,动用国家暴力机器,对法轮功开始了全面镇压与迫害。自此以后,原东港区医院院长侯元清,协同日照市610(江氏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徐延平、王玉宝、孟庆峰、秦玉京,及原望海路派出所所长秦泗海,经常骚扰监控老人,先后六次绑架老人,数次送淄博王村劳教所进行洗脑迫害,每次老人都被迫害的骨瘦如柴、神情恍惚、精神抑郁 像变了一个人,女儿们心疼的大哭。

2006年11月4日,日照市东港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金新国,伙同610警察秦玉京及昭阳路派出所等出动四辆警车数十人警力,绑架手无寸铁、年过古稀的老人,警察们把抱着姥姥不放的外孙女强行推开,连拖带拉强行将老人绑架进车。绑架了老人后又相继绑架了老人的两个女儿。

哑巴会说话了

老人被绑架后对狱中的犯人,给她们讲善恶有报是天理,三尺头上有神灵,谁做坏事必定要偿还的道理。犯人们亲热的称老人“法轮功老太太”,有好吃的都争着往老人嘴里塞,抢着给老人洗脚洗头,一提张平,有的犯人就直接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其中有一个哑巴,老人在她手心写“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让她心中默念,过了二十多天,就在老人出狱的前两天,哑巴走到老人面前突然开口说出四个字:爸—爸!妈—妈!全监室的人又惊又喜。

2007年3月中共两会之际,日照政法委、日照610及日照卫生局、东港区医院人员数次骚扰老人,在找不到老人的情况下,逼迫老人的女婿要吊销其个体营业执照,又威胁老人的女儿们如找不到其母,就开除她的公职并作为人质抓走。2007年6月1日,老人被中共政法委、610秘密绑架,如今仍关押在日照市看守所。

中国舞大赛在即 新唐人总裁胸有成竹

【大纪元7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黄毅燕采访报导)全球瞩目、由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在明日登场,主办方各项筹备就绪,各国舞蹈选手正陆续抵达纽约。新唐人总裁李琮表示,新唐人首次把中国古典舞推向世界舞台,希望藉此大赛,再次在全球卷起一股中国舞热,把中国古典舞的精髓,更广的让世界认知。

李琮表示,电视台的宗旨之一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为此,新唐人每年都举办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今年又推出中国舞大赛。希望藉此,把中国的舞蹈艺术推向世界,让世界此次大赛会让更多人懂得如何欣赏其内涵。

李琮指出,以往,在一些地方都有举办过不少中国舞比赛;但把大赛推向世界舞台,新唐人此举首次,在舞蹈届也是史无前例。“很多舞蹈界专家认为我们举办大赛是创举。很多人想来看和参赛,包括中国大陆的。”

选手来自世界各地

他说,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选手们来自世界各地,除了美国,还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国、日本、澳洲与欧洲的选手。他们正陆续抵达纽约,并做比赛登记。

中共干扰是徒劳 比赛一定成功

此次大赛通告发表后,中共方面进行多方干扰,纽约大学学生学者联谊会被其操控企图阻扰大赛进行之事,引起各方关注。

对此,李琮表示,不仅如此,中共还通过各种渠道阻扰参赛者前来参赛,例如很多中国大陆参赛者的信件遭非法拆阅;中共并无耻的跑到参赛者的家中干扰、威胁,他们被迫改变行程。

不过,李琮指出,由于此次是全世界性的舞蹈比赛,很多选手来自世界各地;中共想干扰也干扰不了。

中共的每次打压 都是对新唐人的弘扬

李琮特别指出,自新唐人建台以来,中共一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予以干扰,从建台、之前的与殴卫签约、新年晚会、到此次比赛,它都极力的干扰、捣乱;不过,这些干扰,也引起很多正义的人对新唐人的关注与支持,使新唐人成长壮大。实际上,中共每次对新唐人的打压,都是对新唐人的弘扬。

李琮说,它们是“愚蠢”才干这些事情;每次的干扰,最后结果都是提高了新唐人的知名度,使得各界更关注本台及主办的活动,例如欧卫事件令美欧关注,欧盟62议员联名支持新唐人;此次也不例外,大赛一定是成功的。

李琮说:“今年是首次尝试,我们以后还会继续举办,会越办越大。”

加拿大官员赞誉新唐人 祝愿参赛者

此次中国舞大赛,得到舞蹈艺术各界好评,并得到加拿大安大略省万锦市市议员杨士婷 (Sandra Yeung Racco)及安省省议员、省劳工部部长助理马立奥·拉克(Mario G. Racco) 的赞誉。他们称赞新唐人电视台在沟通东西方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并向即将到来的舞蹈大赛的所有参赛者表达他们的祝愿。

杨士婷说:“我们需要这样的文化交流,不仅仅是对中国人,对全世界所有的人都需要,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中国人以及中国所经历的是什么。”杨士婷认为: “通过这样的表演,你肯定了解了很多历史。我们需要了解历史达到往前进,这样才能自我完善。” 杨士婷祝愿所有的参赛者好运并取得成功。

拉克则表示 :“我知道对所有参赛者及其家属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的比赛,我祝愿所有参赛者取得成功也祝(他们)快乐”,他并说:“尽情去欣赏纽约及其周边地区,这样的活动应该成为以后几代人传诵的大事。”

中国舞大赛在即 汇集人才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

【大纪元7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纽约报导) 东方的神韵,西方的期待,广受各界关注的“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7月6日即将在纽约隆重开幕。部份舞蹈大赛选手在比赛前一天的排练中初展锋芒,令现场观摩者无不惊叹“高手云集”。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舞专业人才赛前的心情、感受、期盼是什么呢?

陈永佳曾获两届《桃李杯》青年组大奖

来自台湾的舞蹈演员陈永佳表示,来到这里之后,跟很多中国舞的同行切磋,互相交流,深深感到这次大赛真的是一个国际舞台,是一个很盛大的舞台。在美国大都会举办这么盛大的活动,这不仅是华人舞界精英的盛事,而且也是全世界舞蹈艺术界的盛事。

现年38岁的陈永佳说,“在国外很艰难,大部份人华人觉得读书最重要,对艺术只是一种兴趣而已,我们个人在社会上打拼很辛苦,有新唐人把散居在各地的中国舞蹈人才集中在一起,把中华文化推向全世界,对于我们和对于中国舞来说都是很好的机会。”

近年来在台湾舞蹈界备受瞩目的青年舞蹈家陈永佳,是北京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第一名毕业的高材生,曾获得两届中国大陆《桃李杯》古典舞青年组大奖。1994 年来台进行文化交流并定居,赢得 2004年文建会主办的《舞跃大地》艺术舞创作赛最高荣誉的福尔摩沙大奖。

车星镐:让中国舞变成世界时尚

韩国国家舞蹈比赛金奖得主车星镐(Seongho Cha)表示,新唐人主办的神韵晚会是促使我来参赛的动力。我看到神韵晚会太美好了,所以我想新唐人主办的舞蹈大赛一定也很精彩。他说,“这次看到很多选手很优秀,我不能抱很重的成败得失心。”

他说,“我希望发挥能力,和这些中国舞人才们一道,为将中国舞变成一个世界时尚而共同努力。”

Michal Bleibtreu:获奖是无上殊荣

来自法国的芭蕾舞演员Michal Bleibtreu表示,中国文化真好,是一种非常神圣的文化,我觉得中华文化很重要,尤其是中共破坏中国文化后,我觉得复兴中国文化很重要,所以自己开始学练中国舞,已经有7年了,我还打算开办中国舞协会。与芭蕾舞相比,中国舞更加柔韧流畅、更细腻微妙,更有伸展的空间。

Michal Bleibtreu今年曾在法国巴黎观看了神韵晚会,她说,“神韵表演是如此神圣美好,很多人都很感动,这也是激励我来参加这次舞蹈大赛的动力。我这次见识很多,没有抱着一定赢的心态,但是我认为,获得此次大赛的奖项将是无上的殊荣。”

周雨璇:大家都很优秀,各有千秋

曾经获得台湾93年度全国舞蹈比赛国中个人组第二名及最佳舞技奖的周雨璇,3岁开始学跳舞,经常参加比赛,有着丰富的台上经验,但是此次她感到很不一样,“这次很不同,是国际性的大赛,因此我有点紧张。在台湾虽然有各种各样很多的比赛,但没有这么大型的国际性的比赛。”

她看了其他选手的表演后说,“大家都很优秀,各有千秋,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好,我从中可以吸收到很多丰富的东西,这对我的舞蹈生涯将是一个很大的推进。”

欧阳慧珍:舞蹈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周雨璇的老师欧阳慧珍此次带领三名学生参赛。她表示,“孩子们很期待这次比赛,能够在世界舞台跟来自世界各地的好手比赛,对于他们的舞蹈之路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觉得主办单位非常用心、认真,真的让我们都深深感动。”

她说,“我本身最主要教中国古典舞,发扬五千年中华文化艺术,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王礼佳:选手很有竞争力 比赛将非常热烈

来自美国加州的舞蹈演员王礼佳表示,我从小学习跳舞,学过芭蕾,现在主要学中国舞。我这次看到这么多同行,觉得他们都很优秀,跳得非常好,我感到自己还有很多要提高的地方。大家都很有竞争力,比赛将非常热烈。

May Wang:期盼得奖 更享受过程

来自澳洲悉尼的May Wang表示,受周围朋友的大力推荐而来。不是专门为得奖,而是想看看国外华人在这里如何发展舞蹈艺术。这次来看到很多选手都很棒,我很惊叹,为自己能够参加这种活动感到高兴。

她说,“中国舞丰富多彩,内涵深厚,包罗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因素。我看了新唐人主办的神韵晚会后,感到很感动,那么多华人致力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我为他们感到骄傲。我期盼得奖,但更享受过程。”

金正爱:主办单位很用心

来自韩国的金正爱表示,中国舞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舞蹈,很令人向往,我来参加比赛就是想来增长见识。她表示非常感谢新唐人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认识世界各地来的舞蹈演员,让中国舞优秀人才互相交流提高。她尤其提到,主办单位很用心、认真,让她深受感动。

陈小玉:大赛的参与者在一起很和谐

来自香港的中国古典舞演员陈小玉表示,以前参加过很多各种不同的比赛,但这次来参加新唐人的大赛感觉很开心,觉得自己很幸运。

她说,“这是第一次来美国,又是来到纽约这个大都市,感到非常高兴。大赛主办方安排得非常好,有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参加,都很踊跃。与他们接触后,我感到很亲切,整个大赛的参与者在一起很和谐、融洽,大家在一起就感到有共鸣。”

陈小玉说,“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每个朝代都有风俗习惯和文化背景,舞蹈、建筑、书法、信仰等都是相连的,都很有神采,很有底蕴、灵气,很注重内涵,很值得我们发扬和承继。我相信当更多的人来认识中国舞时,一定会喜欢。”

陈先翎:都很优秀,但我会全力以赴

来自新加坡的舞蹈演员陈先翎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我看到同行们非常高兴,见识了国际大舞台更感荣耀。他们都很优秀,但我也会全力以赴。”

王安琪:参加大赛后一定可以增加能力

来自挪威的王安琪表示,我看到其他选手都很优秀,专业水平都很高,但是我会全力以赴。我相信我参加大赛后,自己的能力一定会增加,更能感受到中国舞的韵味。

西方舞蹈家期待中国舞大赛

【大纪元7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刘青云采访报导) 随着7月6日首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赛期的临近, 中国舞引起了加拿大舞蹈家同行们的广泛兴趣。曾在欧洲多个国家舞蹈演出备受欢迎的海瑟·米歇尔(Heather Mitchell) 和她的同事近日向记者表露了她们对古老中国舞的期待。

舞蹈家海瑟·米歇尔是多伦多克劳德·华生 (Claude Watson) 艺术学院的院长, 梅根·斯可德 (Megan Schroeder) 是该学院的舞蹈教师。她们对中国舞的兴趣源自于2007年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米歇尔院长对新年晚会中的音乐、舞蹈、服饰和舞台的背景设计都印象深刻。

米歇尔认为晚会中舞蹈动作表现出来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不论对她还是对和她一起观看节目的学生都非常具有启发性。“学生们喜欢带给他们灵感的音乐节奏和声音,还有舞蹈动作表现出来的故事,我认为很有感染力。”

教授现代舞的梅根则对“顶碗舞”情有独衷:“这是一种全新的舞蹈形式,而且我很喜欢看那些女孩互相之间的配合,以及她们如何顶着碗。她们将各种艺术的技巧融合进一个舞蹈里,这一点令人难忘。” 梅根认为新唐人新年晚会给她所在的艺术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提供了一个了解古老的中国文化的窗口: “(新唐人)这样的努力是非常好的、非常出色的。”

“我们的重点集中于培训技巧和加深对舞蹈的理解,所以很重要的是要了解各种可能的舞蹈形式和基本功”在舞蹈教育方面, 米歇尔院长认为: 要尽可能为学生提供信息让他们了解不同的舞蹈形式, 以及各自代表的不同文化,“正是这样的了解,认识和学习, 以及对其他文化的认同和共鸣使得各个文化族裔的人融合在一起”

在观看了舞蹈大赛的介绍录像后,米歇尔校长希望对中国舞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很幸运观看了中国经典舞蹈的一些部分, 对于舞蹈的理解方面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我期待对中国舞是什么以及如何将舞蹈表现给观众有更深入的了解”

舞蹈教师梅根认为:“一个思想开放愿意研究不同舞蹈形式的人会对文化对舞蹈的重要性有更好的认识,而思想狭隘的人只会基于自己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的舞蹈形式互相影响, 比如现代舞以芭蕾为背景, 又受到其他不同舞蹈形式的影响。”

对于首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 梅根认为: “这样级别的比赛确实是表现中国舞的好机会, 它让人信服, 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舞。”

曹长青:选择做美国人

【大纪元7月6日讯】七月四日,是美国国庆日,这个国家建立了231年。在美国居住近二十年,每年看美国的国庆日庆祝活动,都相当感慨,它至少有两个特色:

首先,美国各地的庆祝活动,不是官方为了宣传国家强大、执政党伟大光荣正确而组织的,而主要是由民间团体或私人公司举办的。像我所在的纽约,每年的国庆焰火,都是由梅西百货公司举办的。今年的焰火持续了二十多分钟,比往年更加多彩绚丽,据说要几百万美元。而首都华盛顿的烟火,以及各地的庆祝游行活动等等,几乎都是私人团体举办的。而不像共产国家那样,从来都是倾国家之力,做政府一手操纵的宣传。

美国国庆纪念活动的第二个特色是,它虽然是纪念国家的建立,但主要是赞美这个国家保障了每个人的自由,给个人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也就是这个国家刚刚建立时发表的《独立宣言》所确立的那些原则。美国人不说国庆日,而是把七月四日称为“独立日”,不仅是纪念美国当年从英国统治下争取到独立,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更是传递《独立宣言》所确立的美国立国精神。这个精神,就是强调人的权利。《独立宣言》译成中文才二千三百字,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强调人有自由的权利、生命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大权利,都是指个人,而不是指国家或政府。而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这三大权利,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人民就有权推翻这个政府。

今天这个只有短短二百多年历史的国家,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强,并不是因为它的幅员,人口和资源丰富,而是《独立宣言》所确定的这种保护个人的精神。纵观美国文化、历史和政治,有一个英文词被最多地强调,那就是Individualism,中文把它译成“个人主义”并不妥,因为它容易和中文里贬意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连在一起,根本就背离Individualism的本意;因此把它译成“个体主义”比较准确。保护“个体主义”,可以说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因为无论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形形色色色的集权主义,从本质上说,都是“集体主义”的变种,最后都是以“群体的名义”奴役个人,剥夺自由。而个体主义,正是对抗集体主义,对抗集权的最主要武器,也是人之所以能有自由、尊严的保障。

整个一部美国的历史,其实就是高扬个体主义,追求个人自由,对抗集体主义和极权的历史。美国所以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正是因为高举了个人自由的伟大旗帜。例如连写信这种小事,美国人都是先写人名(凸显个人的重要),然后是城市,最后才是国家。中国则是:先国家,再地方,最后才是个人;国家、集体永远高于个人。而美国人,即使姓名,也是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父姓在后,而不是中文人名的父姓在先(父权、家族社会的表现之一)。这也是强调,你自己的名字是独有的,最个人化的,你这个“个体”才是最重要的。这些都体现美国人对“个体主义”价值的推崇。

在美国国庆日前夕,俄亥俄州阿什兰德大学(Ashland)大学政治学教授、匈牙利移民施拉姆(Peter Schramm)写了篇文章,题目是“选择做美国人”。他说,五十年前,他还不到十岁,随父亲逃离匈牙利。当他听到要逃往美国时,问父亲“为什么是美国?”他父亲说,“因为,儿子啊,我们是美国人,但生错了地方。”

施拉姆说,他用了过去大部分的时间琢磨这句话的含意,最后更清晰了,“我父亲用他的方式,说明他向往的美国不仅是个地方,更是一种价值。”施拉姆认为,“做一个美国公民跟当其他国家的公民不同,我们美国人不以血缘或历史当作成为公民的连接;相反,把我们连在一起的是一个共认的原则。这种认同正如林肯在提到《独立宣言》时所指的“电缆”将我们跟签署宣言的先贤们像‘血中血、肉中肉’那样紧密连结在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人”这个定义,已超越了具体是哪国国民的界限,它代表着对自由、生命和追求幸福这三大个人权利的信奉和坚持,代表“自由人”!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亲中共海外势力 在加代理人曝光

【大纪元7月6日讯】(多伦多大纪元马克·摩根报导)于7月6日在纽约举行的首届中国舞大赛不但再次在海外掀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也在无意间引发了对中共海外特务势力的曝光和清除。
  
6月8日中共动用其在海外控制的学生会、侨团组织以纽约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发表声明,诋毁首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6月30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旧金山登广告请求知悉中国国家安全部情况的华人与联邦调查局联络。
  
6月3日至12日,陈用林在到加拿大访问期间披露全加华联会为中共在加操控华社的代理人,6月29日,一个叫鲁平的人在多伦多发放诋毁法轮功团体的《华侨时报》特刊时被42分局警官问话时供认是华侨时报社长周锦兴指使他做这件事的。自此中共在加拿大的另一个代理人周锦兴开始浮出水面。
  
自去年8月筹措资金在加拿大全国范围发行11万份所谓针对法轮功的长达32页特刊之后,蒙特利尔《华侨时报》(Les Presses Chinoises)社长周锦兴(Crescent Chau),几天前再次发行特刊,但遭举报为仇恨宣传,共16页。每次特刊都是免费发行,无广告,无新闻,通篇都是对正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团体的无端指责和谩骂。对于《华侨时报》这份发行量仅仅6千份、只在蒙特利尔和渥太华(约100份)发行的中文周报来说,不断大量在加拿大各大城市发行针对法轮功的“特刊”无疑是惊人的业绩。
  
但陈用林——前中共驻悉尼领事馆的外交官对此事并不惊奇。
  
最近访问加拿大时陈用林表示,中共操控的机构、特工和线人遍布加拿大,目标包括那些被中共迫害的团体。他说:“很明显,《华侨时报》与中共大使馆 、领事馆是合作关系。它已经成为中共在加拿大的打手和宣传工具。(特刊)印刷费用很可能是由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直接资助。”
  
陈用林出示悉尼领使馆的一份文件来证明他的说法。在2001年2月7日的悉尼领事馆“反法轮功特别小组工作分工安排”的工作表上,列明了该小组所有成员的工作职责,而小组成员包括领馆所有部门的负责人及总领事和副总领事。例如,政治处负责从国内媒体中“推荐”反法轮功文章用于海外中文媒体,并负责在海外中文媒体上撰写反法轮功文章;而文化处的职责则是将上述文章散发给各个政要及媒体。
  
周锦兴否认他受命于中共当局。他说这是他个人对法轮功的观点,他要求加拿大取缔法轮功,尽管他在发表这些文章前没有采访法轮功学员,也没有读过法轮功的书。他否认出版反对法轮功的特刊是为了钱。
  
蒙特利尔的其他中文媒体表示,《华侨时报》2001年11月3日第一篇反对法轮功的文章,其来源是一个叫何兵的女人。她在其文章里用极其低俗下流的语言指责法轮功修炼者。据可靠人士透露,加拿大情报局CSIS 调查了该女子的背景,怀疑她是中共的特务。她的文章在《华侨时报》上发表前,曾被其他几家中文媒体拒绝采纳,虽然她承诺“要多少钱都行”。
  
在《华侨时报》违反法庭的“禁止令”持续刊登攻击文章并的情况下,加东地区法轮功学员把何兵和周锦兴告上了法庭。
  
对法轮功问题作多年深入调查和研究的蒙特利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大众宗教专家大卫·欧文博(David Ownby)教授出庭作证。他指证:何兵对法轮功的攻击没有任何依据,只是污言秽语的堆积,跟法轮功的实质毫不相干。
  
虽然两次接到魁北克法庭发布的“禁止令”,但周锦兴还是继续发表类似文章,并称法轮功是国家的敌人。2001年2月,周锦兴第一次发表了反法轮功的特刊,号召华人社区签名、联合反对法轮功。
  
虽然法官要求何兵不得离开加拿大,但是她还是在案件审理期间回到中国。在中国,何兵被中共官方媒体称为反法轮功斗争的英雄;同样,周锦兴也被中国官方媒体高度赞誉,全国几乎所有媒体都报导了他的反法轮功举动,他的蒙特利尔市的一份本地小报被称为“加拿大的华侨时报”。由于中共对他的报导的力度非常强大,一些中国大陆民众误认为加拿大政府也在取缔法轮功。
  
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杨慧说,她的名字出现在《华侨时报》上,致使她在中国的父母非常为她担心,他们看到那些报导后以为加拿大也开始镇压法轮功了。
  
2006年8月开始,周锦兴第一次在全国发行反法轮功特刊,发行远至温哥华地区。在特刊发行的4天之内,《人民日报》的网站报导称,这个32页的“正义”特刊发行量超过11万,并称赞周锦兴的文章非常坚锐、内容丰富而有力。
  
其实,所谓的特刊,其内容完全是摘抄中共的官方言论指责法轮功,如拒绝医疗、谋杀和自杀等。
  
著名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曾表示,这样的指责没有任何依据,但是却被中共当作1999年开始对法轮功进行镇压的依据。而周锦兴则用这些指责在加拿大挑起对法轮功的仇视。
  
最新进展
  
上周六,周锦兴的第四期“正义”特刊又出现在多伦多街头,继前三期再次集中刊发中共针对法轮功的言论。
  
除了2002年第一期之外,“特刊”发行的时机耐人寻味。2006年8月的第二期,出版于人权律师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公布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高价出售的深入调查报告后。
  
2007年2月的第三期特刊,出版于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盛况空前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期间。晚会的一个节目中,表现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到迫害的情况。
  
而这一次是在前中共外交官陈用林访加之后。陈用林揭露了加拿大华人社团,特别是全加华联会被中共操控。与前几期特刊不同的是,这次特刊的封面是“枫叶卡到期了吗?”,并没有提及法轮功的任何标题。但是翻开首页之后的15页,大都是攻击法轮功的文章,重复谩骂法轮功,也涉及陈用林和《大纪元》对陈用林的报导。
  
这期特刊还为那些被陈用林指证的华人团体中的人物进行辩解,全文刊登全加华联会的声明,并号召加拿大华人团结起来,战胜邪恶。人们注意到,虽然周锦兴的报社在蒙特利尔,但这次特刊却首先出现在多伦多——也就是那三个被大纪元点名的全加 华联会三个主要负责人林君、陈丙丁和伍卓生的所在地。一周后,特刊出现在报社所在地蒙特利尔,及渥太华和温哥华。
  
警方的介入
  
自从2006年8月“特刊”在街上发放后,加拿大警方在加拿大的各城市就开始了调查,以确定这份报纸是否在进行仇恨宣传和煽动仇恨。
  
上星期六晚,多伦多42 分局警察在Sheppard和Kennedy街交界的龙华超市当场盘问了华人男子鲁平(音译 Lu Ping),他当时正在发送这份“特刊”。
  
当警官询问鲁平是谁让他发放的这些报纸时,鲁平指着特刊上周锦兴的名字说,“我的直接上司是(这个)姓周的”。
  
在警官要求鲁平提供周锦兴电话号码时,鲁平表示没有周锦兴的号码,承认在周锦兴和他之间还有一个人,是位于士嘉堡的嘉印印刷公司的李淼花钱雇他来发放这些报纸的。
  
当大纪元记者向李淼查询此事时,李淼先是否认雇佣鲁平发放华侨时报特刊,后说“你的号码打错了。”
  
“碰巧” 的是,嘉印印刷公司与《加华新闻》在加拿大黄页网站(Yellowpages.ca)上的地址和电话相同,而该报老板正是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全加华联会秘书长、《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加拿大的代理人林君。
  
另据一些中文媒体报导,全加华联会的全国共同主席伍卓生近期将主办一项活动,该活动受到中国大使馆和多伦多领事馆的文化处的支持,而嘉印印刷公司是承办单位,嘉印印刷公司的负责人李淼是该活动的联系人。
  
目前警察对《华侨时报》特刊“仇恨宣传”案的调查还在进行中。
  
侨界认为大使馆经济支持周锦兴
  
周锦兴2002年11月2日在《华侨时报》上发表题为“让公众给我一个决定”的文章称,如果得不到侨众足够的经济支持,他“会搁笔于法轮功这事件”;两周后周锦兴再次发表文章,声称“希望在未来两周,公众能够给我一个信心,挽回我曾经说过的无可奈何搁笔的承诺。请给我一个决定!”
  
之后,周锦兴称感谢有人捐款300元,并继续呼吁捐款,但此后再无任何有关这项捐款的消息。
  
不少侨界人士认为,是中国大使馆在经济支持周锦兴,才能让他有如此的决心和胆量,不顾法庭禁止令和昂贵的法律诉讼费、大量发行特刊的费用,执意与被中共迫害和诋毁的法轮功团体斗到底。

香港学生会领袖揭中共操控渗透手法

【大纪元7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真香港报导)美国纽约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近日诋毁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引起外界对中共渗透操控海外大学学生会的关注。曾经担任香港岭南大学学生会成员龙纬汶表示,中共渗透大专院校的学生会的情况在香港也非常普遍,包括设立亲共团体──香港青年大专学生协会(学协),分化瓦解坚持“平反六四”的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以及派出左派学生参选各大学生会职位等;而香港中大学学生会会长黄永志则透露,试过被中联办约谈。

曾经在94至95年间担任岭南大学学生会代表会成员的龙纬汶指出,创立于1958年,目前由7所专上学院的学生会组成的香港最大学生组织--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因为十多年来一直坚持要求中共平反六四的立场,所以成为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中共特别于1993年设立了一个亲共团体“香港青年大专学生协会”(学协),在各大学招收会员,和学联唱对台戏。

龙纬纹说:“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挑拨香港大学的大学生,要学协,不要学联。”

学联是以大学学生会作为组成单位,学协的招收对象是大专院校学生,成员主要以左派学生为主。不少学协成员毕业后,直接就被新世纪论坛、民建联等亲共政党政团网罗。

学协是特务机构

龙纬汶表示,学协是由中联办在背后支持的组织,是“中共外围的特务机构”。他说,很多在左派中学,比如香岛中学读书的学生,进了大学后,很自然就成为了学协的成员。这些左派学生并在学校大派传单,以参加学协搞的出外旅游等有“着数”(好处)的活动为诱饵,在学校广收会员。很多学生刚一入学,不太了解情况,“蒙喳喳”(糊里糊涂)的加进去。

龙纬汶指,学协的最重要政治任务就是针对学联,抹黑学联。龙纬汶说,学协的宣传手法是“让学生觉得学联的做法极端”,最终的目的是鼓动学生投票,让该学生会退出学联。以他当年在岭南大学的经历为例,94、95年期间,就有学协成员企图在岭南学院(现在的岭南大学)发动全民投票,退出学联,幸好学生当时对学联的立场都比较支持,最后没有成功。

中联办背后支持

龙纬汶并指,中共在背后给钱支撑学协的运作:“你看他们在旺角占地1千多尺,谁交租?而且他们整天以超低团费吸引人参加,这个差额谁来补贴?他们推出数十万元大学活动赞助基金,这个钱又是谁给?”

本报记者浏览了学协网站,发现学协主办的活动很多都是由中联办支持和亲共团体赞助的。比如他们主办的“清华大学国情研习班”,支持单位就列明港澳办、中联办。而一个星期来回北京的团费只要1,500元,远远低于旅行社的价钱。但就需要撰写“学习日记”和出席所有的中共官方活动。

共青团渗透学生会

除了学协外,中共还派出亲共学生,甚至有共青团背景的内地学生参选学生会。早前,香港传媒报导八大院校学生会换届,发现理工大学、浸会大学及科技大学学生会均有具共青团背景的内地生竞选学生会职位。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理大学生说,已毕业的学生会老前辈担心有共青团入侵,决定号召学运战友回校,质问那名共青团成员,该生于选举前退出。

中大学生会会长黄永志接受本报查询时表示,中大学生会还没有出现内地学生参选的情况。但就有内地学生在学生会招“庄”(团队成员)期间一起谈“庄”。他说:“他们都有意思想了解香港学生会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

被中联办约见

黄永志并表示,今年4月他刚刚当选时,有中联办官员透过中间人约见他,但遭他拒绝:“他们想和我们有一些人接触,私底下吃饭,但我们都拒绝了。因为我们认为私下会面来说,对于两个组织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如果中联办有兴趣和我们讨论一些政治问题,可以公开讨论,不要枱底下来谈。”

黄永志并指出,这种收到中联办电话的现象在之前的学生会都有听闻。他自己还试过在学联活动中,见到中联办官员在场观察他们的活动。

港大学生会被统战

目前学联只是由7间大学生学生会组成,香港大学学生会据称已被中共统战,于去年11月退出学联。据称,港大学生会会长刘方是全国政协委员刘迺强之子,亦惹来学联成员质疑,指触发分裂的局面,当中穿针引线的正是刘迺强。

有港大院校代表指出,自从 01年会长张韵琪退下火线后,往后数届的学生会作风明显“愈来愈左”,例如04年率团访京,发表“普选并不是一切事情的解决方法,盲目的追求,最后只会倒行逆施”的《七一救港宣言》,并形容以往港大学生会的坚持已不能承传,期望来届有所改善。

今年6月中,香港大学学生会与中联办、港澳办及全国学联合办奥运航太交流团,再度访京,但就没有向中共提出“平反六四”的要求。据知,七大学生会都杯葛这次官方访问。

黄永志说:“他们原本说纯粹交流,后来他们还去外交部,经过中联办去搞。我们担心这个活动中共会认为我们已经被统战,对‘平反六四’不是太坚持。我们坚持只有肯谈六四和中国民主民生问题,我们才会以中大学生会的名义去。”

冀学生坚守立场

1989年北京学运期间担任中大学生会副会长的蔡耀昌,就希望香港大学生坚持立场,不要被中共统战:“香港学生的传统是关心社会,包括对中国民主的问题,我们都要关注。我觉得这一点是香港的民众以及大学生整体上面都认同对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很清楚的立场,我希望香港学生会组织要继续坚持这个方面的原则,我认为一个社会的进步,无论是中国还是香港,都很依靠新一代未来的知识分子对这份真理的坚持。”

他并希望学生会多留意参选人的背景,而参选人也要把自己的背景、政纲公开。

衡阳7/4大火 当局:1死 民众:不相信

【大纪元7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岳芸采访综合报导)7月4日晚上对大多数衡阳人来说,可能是个难眠的夜晚,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还不乏有人在网络上谈论进步电影院的大火,或是为去看电影的人们祈福。湖南地方当局在5日发布新闻,确认一人死亡,为影院值班经理邓衡祁。网民纷纷质疑伤亡人数,民众在电话受访时则有所保留。

当时距离燃烧的影院现场只有一栋楼之隔的网民“珊珊”,目睹了火烧蔓延的情形,如真似幻。“我朝楼下一看,早已是人山人海,人们都惊慌的朝各个方向奔走。这场景让我想起那些美国灾难片的演出;不过,这可是真实,的确一场大灾难来临了。我们所有的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火越烧越旺,没有一点办法。”

这场大火是从7月4日晚上8点20分左右开始燃起,据《三湘都市报》报导,大火在次日凌晨4点已经扑灭,消防人员彻离现场。该报同时报导:“到现在为止(7/5)已经确认死亡一人,受伤两至三人,但是伤势不重。”

大纪元记者针对伤亡人数打电话到衡阳殡仪馆(734-859-2555)核实,对方说:“不是已经报导了一人死亡吗?我们与电视报导的情况一样,都是吻合的;目前就只收了一位死者,并且随时准备待命。”

有报导说,当地最大的两家医院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第二医院急诊科的救护车都派到现场,至该晚11点40分仍没有一辆车回到医院。大纪元记者打到这两家医院急诊科,他们都说没有收病患;后来探得收留病患是在中心医院,对方告知,该医院只收两三个病号,一个已出院,另两个情况轻微、良好。

历火劫归来心情难平静

至于当地民众接到大纪元采访的回应,大多不太愿意透露详情,有位女士说:“我这个人不愿意给自己惹麻烦,我不知道。”有位女子一直谈论着电视新闻上的官方说法,无意中提到:“只一人死亡,我们认为不太可能。”一位老先生说:“我不相信只有一人死亡,就等官方最后的报告吧。”随后就挂断电话。

相比之下,网民在网络上就比较无所顾忌的发表意见。身处火灾现场的“珊删”说,到了该晚11点17分,她坐在电脑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于是写下日记:

“我们居住的进步路这一带,楼房密集,隔壁的楼房也眼看着就要遭殃了。……听着大家的议论,才搞清楚是电影院的广告招牌起火,并且是在进出口的主通道上起火,看电影的人大部份都还没有出来。由于火势太猛,并且发生了煤气罐爆炸,还有电影街边停着一辆汽车也爆炸了。”珊珊写日记写到次日凌晨一点。

“大家都说,这次火灾死伤的人数要远远超过2003年11月3日的衡阳大火,因为在那楼房的顶层,据说还有整整一平台的人,而消防队根本没有办法接触到他们。我实在不敢再往下想,只祈祷那些不幸处在火灾现场还没有出来的人们,希望你们能平安回来,也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对进步巷环境的重视。”

7月4日深夜,“山本高”网民质疑“只死一人?因公殉职?”另一网民说:“唉,今夜很多人无眠……我祈祷着……”网民“寂寞游侠”说:“目前感觉,情况不容乐观。影院烧了,可以起新的;可是人命伤亡,那损失就不可挽回。”还有一位表示:“我们等了好久,都没看到一个人被抬出来呀。”

7月5日凌晨两点许,衡阳的网民们夜未眠,关切着影院的大火,yeyichen说:“还有生还者其实是没被救出的,政府的报告可信度未知。”网民 “咖啡虫”说:“让人担心的两个人。”网民“革离”说:“又死了那么多人,晕死……”

7月5日上午网民回应,“祸秧婆”说:“现在报导只是两名人员伤亡,真希望媒体没有谎报啊。”另一网民说:“详细报导太少了。”qianwwl表示:“朋友打电话给我,说烧死了很多人,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真希望那小子在胡说八道。”

一网民认为:“不可能再会有什么最新消息了,对于媒体突发事件的报导,相关部门都是有限制的……”网民“扎实”表示:“那个地方迟早出事,楼那么密集,衡阳这些开发商啊,唉。”另一网民说:“嗯,这下我看最少也有20~30个人吧。”

衡阳网民夜未眠

以下是7月5日凌晨3:25至3:40,两位网民对话的部份内容:

Jack:“火到底灭了没有?到底死人没有???”
Aden:“目前有资料显示死了一个人,火应该灭了吧,但是还冒烟呢。”

Jack:“没有理由火灾这么大,火势这么猛。”
Aden:“是门口的迷彩灯短路,然后烧到前面的横幅,再烧到看板起火的,还有隔壁的几座楼都烧了。”

Jack:“那里面的人完全可以跑出来,至少不会死人的。”
Aden:“搞不清楚,反正是伤人了,死人肯定也有。衡阳这样的大火已经是第三次了,以前爱民路也有一次。”

Jack:“爱民路现在也没有搞起来,我一个朋友离开那里,店都关了,一天到晚没有顾客光临。”  
Aden:“是啊,以前爱民路很繁荣的。嗯,很晚了,我要睡了,明天努力赚钱呢,你也早点休息吧,我们小市民只能管好自己了 。”

官方报导vs专家解读

官方媒体报导当时火灾现场的紧急救援情况:“停靠在火灾现场的救护车门迅速打开,一名伤员被抬上车,火速送到衡阳市中心医院抢救。随后,两辆救护车很快开了过来,开进封锁区域……”

一位在服役两年期间参与了大大小小两百余起火灾扑救的消防退伍兵,以专业的经验,深入剖析这次大火的六大问题。其中第五点谈到,衡阳后勤保障不得力,救援能力差。

他说:“刚才看到湖南经视和湖南都市频道的实况录影,我看到两名消防战友在火场救出两名受伤群众,叫了半天救护车门才慢慢打开。”

“他们救护车门为什么不先打开,做好抢救伤患的准备?我估计可能是因为昨天天气热,汽车开着空调,所以救护车的门没能打开,这只是我个人的分析。”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在镜头里面只看到叫了半天才打开的救护车门和手忙脚乱的医护人员,这也说明衡阳救护能力还有待加强。”

消防退伍兵的专业分析

这位消防退伍兵表示,暂时把衡阳7月4日的大火定义为“特大火灾”,理由是这家电影院花了800万装修,再加上一楼门面和楼上居民的损失,他估计直接财产的损失起码会超过千万。

“一般房间起火,你在外面是无法扑灭的,其实这样的火灾也很好扑灭,但是在火场最大的麻烦是,物体不完全燃烧而产生的浓烟,会挡住消防人员的视线。更致命的是,如果你一分钟内不能从火场走出来的话,那就有生命危险。”

他也认为,该地的消防设施落后,衡阳的街道非常窄,在老城区很多地方消防车是进不去的,譬如进步巷就是这样的,都会影响到救援。

“进步电影院的位置,不管从哪个消防中队出发,都不能在规定的五分钟内赶到现场,肯定要20分钟,显然衡阳在市中队急需一个消防站来保证消防的安全。”

“据衡阳市消防支队参谋长李华新介绍,由于火势太猛,消防官兵多次尝试攻入火场都遭遇失败。”这位消防退伍人员认为,如果衡阳消防指挥处置得当的话,他估计两小时内应该可以完全将火控制。

“事实上,大火起码烧了六小时以上,从8点起火到火势11点得到控制,也花了三小时多,这说明了对于灭火预案还是不是很熟悉。”

最后这位消防退役人员还表示:“衡阳移动非常可耻,打119竟然也会收费。如果打长途119也收费的话,这样等于变相的趁火打劫。”

王静雯: 中国猪肉涨价背后的千头万绪

【大纪元7月6日讯】(编者按:本文是《新纪元周刊》半个月前的一篇大陆焦点新闻,文章通过采访大陆民众、养猪农户和养殖场,结合大陆官方信息,对猪肉涨价的深层原因以及未来走向进行了探讨。)


前不久,广州市政府罕见的决定给低保户每月补助20元的猪肉钱。从今年5月以来,全国各地猪肉价格疯涨,以广州为例,5月底突破1997年创下的每公斤 20.22元的纪录,至6月8日再创新高:21.32元,比一个半月前大涨了24.5%。据中国商务部监测,5月中上旬,中国36个大中城市的猪肉平均批发价格为每公斤14.5元,较去年同期上涨43.1%,平均每公斤上涨4.4元。

“猪肉贵啊,前段时间都十多块钱一斤,这两天降点,也得9块多。”家住四川成都的蔡大妈说,“我家儿子、儿媳和孙女都喜欢吃肉,没肉就吃不下饭,这咋办?再贵也得吃啊,太贵了就少吃点呗!”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透露,中国每人每日平均消费猪肉4盎司(约113克),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德国。

针对肉价飙升的原因,有大陆媒体报导说,从去年到现在,因“高热病”死了2,000多万头猪,生猪存栏量下降了50%,而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表明, 2006年全国生猪出栏6.81亿头,比上年同期增长3%;猪肉产量5,197.2万吨,增长3.7%。今年一季度,生猪出栏2.3亿头,比去年同期增长 2.5%;猪肉产量1,773.4万吨,增长3%;存栏4.67亿头,下降0.3%。

养猪不如打工:养猪的人少了

“今年啊!咱这生意不错,生猪5元一斤,比去年6月强多了,那时才2元!”吉林舒兰市莲花乡谭家屯的吕先生很庆幸自己今年坚持养猪了。

“去年亏老了,连饲料钱都没挣回来。咱屯子200户人家,前些年家家养猪,今年就剩10来户了。为啥?赔钱啊!饲料涨得凶,加上闹猪瘟,赔得都怕了,今年看见好行情也不敢伸手了!”

“咱隔壁的好家屯捞着了,他们100户人家今年基本上都坚持下来了,把猪运到南方,卖价更好。咱屯子1/3以上的人都出去打工了,一年挣1万回来,比养猪划算。”

“算上饲料、苗猪钱,最低成本价也得4元多,低于这个价就得赔。最近城里肉价涨得多,我们养猪的并没有多挣,算上前两年赔的,也就保个本赚点小钱吧。”

河南正阳县的李先生正在广州卖3元仔猪。“我们老家几乎是家家养猪,每村都有一两户专业养殖场。去年我们都亏了,今年一头猪能挣2、3百元,但这是全家的收入。现在虽然没有农业税了,但化肥种子很贵,加上养猪,全家人一年收入不到1万,而一个人到外面打工,好的一年能拿回1万,差的也有4、5千,打工比种粮食喂猪收入稳定,也不会那么被动。”

原料饲料涨价:养猪不如杀猪

湖南是中国有名的养猪大省,全省6,700万人口,去年生猪存栏数达到6,800万头,平均一人养一头猪。在今年的涨价风中,这里的肉价格也节节高升,到5月底,零售价也达到了12元一斤。

资料显示,今年5月份以来,湖南各城镇进入市场的猪肉总量就开始减少,不少肉贩凌晨1点多就去批发猪肉,否则就进不到货。五月以来,湖南的毛猪收购价上涨了27%,猪肉零售价上涨超过了15%。在山东,不少猪肉加工厂家表示,由于货源少了,他们上调了生猪收购价35%左右,而他们出厂的批发猪肉只上涨了 26%。看来生猪供应量减少是涨价的关键。

“现在原材料涨得太快了”,四川眉山饲料加工厂的金武先生表示:“以前玉米每斤7毛2,现在是8毛5,我们卖的猪饲料就得1块1,没法子呀,啥都在涨价,有时一天一个价。听说是东北那边把玉米拿来酿酒做乙醇,他们自己消化了,运到外省的就少了,自然价格就上来了。”

据调查,从去年到今年5月,四川仔猪成本从每斤6元涨到了8.5元,玉米从0.7元涨到0.9元,豆粨饲料每袋120元涨到150元,按目前原料价位,出栏活体猪必须要卖到每斤3.8元才够保本。目前生猪出栏价由春节每斤3.9元涨到每斤5元,一头猪按平均160斤计算,每头猪毛利仅176元。

“农民养头猪至少要忙活4到6个月,最后只挣200元左右,现在养猪的不如杀猪的,猪贩子收购一头猪可挣2、3百元,农民养猪积极性当然不高了。”金武很为农民所受的不公待遇愤愤不平。

最怕闹猪瘟猪死了

江苏宿迁市沐阳县的章杰先生前几年做瘦肉仔猪生意,但前年底就改行了。“我不干这一行有一年多了,风险太大。去年我们厂子就亏了,死了一百头母猪,本来母猪一胎产10到13只小猪,一只小猪卖几十元,厂子还能维持,猪一闹病就没戏了。”

章杰表示,现在他在网络上张贴的销售信息是帮朋友的忙,前两年他周围养猪的朋友都赔了,家家户户闹猪瘟。“现在我都不回这一行了,养猪没保障,不是卖不起价,就是成本高。国家也没个最低收购价,肉价涨了政府还要打压,不做了,再也不做了。”

“去年我们屯子里养的猪基本上都死光了。开始是猪打蔫,不想吃东西,然而就是猪发烧,有的拉稀、抽搐、耳朵发红或变黑,很快就死了。不知道闹得啥瘟病,吃药也不管用,后来才知道叫猪蓝耳病。”章先生到现在都不愿多谈过去的伤心事。

卖死猪肉发了大财

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的王磊先生则与众不同,死猪越多他越高兴。他在网络上公开大量收购死猪。“我买来卖给狐狸养殖场和养鱼场。我收购死猪不论大小每斤2元,卖给狐狸场每斤3元,我还收购死鸡,狐狸场死猪死鸡他们都要。”

至于猪死于什么原因,这位王先生并不在意,尽管他知道国家有禁令,不准买卖死猪,但他干这一行已经好几年了,他还介绍了他的“高温消毒”法:“把猪去了皮,拿到锅里一煮,煮熟了就行了。狐狸场主要是卖狐狸皮,他们也乐意降低成本,不买我的3元,就得在市面上花10元。政府有来查我的,他们看我又不卖给人吃,来了一回就走了。”

“今年我的生意不好,这没什么死猪。从春节到现在,我总共才挣了1千多元,去年和前年生意都很好,特别是去年,光我一个人就收购了几十万斤猪肉,每月收入7、8千。过些天我到外地转转,今年南方猪瘟厉害,我们这还很少。”

然而在广州做死猪生意的人可能比王磊更“活泛”。据《新京报》报导,今年5月肉价高峰时期,每天通过黑市流入广州市民厨房的死猪至少500头。据说活猪生意利润只有100到200元,而死猪的利润可高达300到400元。

死猪140万头或2,000万头?

今年6月11日,中国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中国当前高致病性猪蓝耳病防控的有关情况。他说:“80年代中国猪的死亡率超过10%,现在6%到8%。从我们去年对‘高热病’的统计到现在看,由于‘高热病’死亡率占到存栏量的0.2%,因此说这个病是新病,引起的恐慌是比较重的。”

贾幼陵表示,“猪蓝耳病正式的名字叫猪繁殖与呼吸障碍综合症,是以成年猪的生殖障碍、早产、流产、死胎为特征,一般发病率很高,死亡率很低。”但去年导致中国大量猪只死亡的是“猪蓝耳病毒的变异品,其死亡率比较高”,因此称为“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病毒”。“这是世界首次发现变异的猪蓝耳病病毒。”

针对“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我们知道猪蓝耳病是高热病,有关媒体报导从去年到现在大约有2千万头猪死掉了,农业部有没有这方面的数字?”贾幼陵回避了这个问题,但他同时指出,农业部的数据都是各级政府上报的数据,他“最大的担心是有病猪的农民会设法尽快将它们卖掉,而不是报告病例。这可能导致疾病更快地传播。”

定居欧洲十多年,但一直关注中国事物的王华分析说,去年中国官方公布的生猪存栏量约7亿头,若死亡率0.2%意味着去年病死了140万只猪。“但我怀疑这个官方数据的真实性,因为中国发生的疫情根本就不是国际上所说的猪蓝耳病,它发生变异了,变得毒性很强,据海外媒体披露,今年4、5月,在广东、广西流传的猪蓝耳病,致死率80%,从上面采访的那些养猪人的亲身体会看,其死亡率也绝不可能只有0.2%。

还有一点,农业部对外公布数据的时间性也让人怀疑,6月4日他们称仅少数省呈零散发生,6月11日马上变成了22个省份发生疫情,而对去年夏天那场严重的疫情却没个说法,人们至今不知道到底中国式的蓝耳病死了多少头猪,140万还是2,000千万,没说清楚。”王华补充说。

母猪存栏数下降是关键

中国官方认为,蓝耳病并不是导致猪肉价格上涨的原因,因为从2000年以来,中国发病死亡率一直在4%左右上下徘徊。去年猪蓝耳病呈点状分布,遍布22个省,但今年猪肉价格上涨是全国普遍性的,没有发生疫情的省份,猪肉价格也出现了大幅度上涨。

贾幼陵表示,“据我们分析,引起猪肉涨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去年生猪价格达到低谷,饲料价大幅上涨,两者相叠加造成母猪存栏数一定程度下降,使今年猪肉价格发生波动。2006年6月,猪粮比降到4.43,现在是6.6。”

据悉,目前中国养猪业规模化饲养已达到43%。现在劳动力成本价格比1999年上涨了62%。老百姓养猪,用一些泔水、剩菜、剩饭就打发了,价格不好可以不卖。但养殖场则不同,劳动力、饲料价格都在直接影响着猪肉价格。

河南正阳的李先生表示,原以为广州经历4月份的蓝耳病浩劫后,存栏猪死得差不多了,现在肉价好,猪农们会争着买猪苗,“我现在生意不好,很多人都不想再养猪了。我再好的品种都卖不起价。我们家乡这几年倒没闹猪瘟,没听他们说起。2000年时倒死了很多,反正这猪病就是一片片的,今年这、明年那,没停过。”

民众不满物价持续上涨

中国人民银行今年5月在中国50个城市做的问卷调查显示,城镇居民当前物价满意指数连续下降,跌倒了历史最低点21%;认为当前物价令人满意的被调查者比例仅有8.4%。中低收入家庭对肉蛋禽等食品价格的上涨最敏感。月收入2,000元人民币以下的家庭认为物价过高,难以接受的比例高达40%左右,与高收入家庭相差将近20个百分点。

安徽省宿州市国营企业退休人员陈女士表示,她每个月有人民币1,000元多一点的退休金,肉蛋禽类食品价格不断上涨,而收入没有增加,心里有怨气,但是很无奈,只能自己在院子里种点蔬菜,少买一些太贵的食品,减轻物价上涨的压力。

她说:“我们退休工资也不高,就是1,000多块钱。现在国家对我们这些企业退休的人好像也不管,说是要给加80块钱,可是现在也没到帐。反正就凑合着过吧。我这个人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天天自己这样平衡。你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黑龙江省肇原地区一位姓韩的农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说,他们一家四口靠种地过活,肉禽蛋类等食品价格上涨对像他们这样的农村家庭也有一定影响。

香港中大副教授陈健民回望香港十年

【大纪元7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真香港报导)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10周年,香港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日前接受本报专访,回顾香港过去10年。他说,03年七一改变香港政治文化,相信以后香港市民在面对威胁香港的事情时,都会敢于站出来。而沙士(SARS,即萨斯)事件更让他醒觉生命的可贵,也从中体会到香港精神:“灾难来前,人人要互爱互助。”

对于香港的民主发展,陈健民强调除了要求普选特首和立法会之外,还要推动政党政治。

香港促进大陆民主发展

陈健民在中大的办公室门上贴的是粤北孩子的照片,以及要求平反六四的漫画。这位在香港土生土长,又曾经在美国耶鲁大学进修的香港学者,非常关心大陆的民主进程发展。

九七年他选择了留在香港,他的爱国定义显然和中共有很大不同:“在中共看来,爱国就等同支持共产党,在香港人看来是分开的。我爱国,就是爱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土地等等,就这种感觉。政府是可以批判的,历史上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国政府也存在过。香港和中国大陆官方的爱国定义不同。”

他认为,香港的民主进程发展对大陆有很大的示范作用,这也是让中共非常害怕的。03年七一之后,一下子多了很多形形色色的打着大陆学者的人来找他,陈健民直言:“他们来收料,23条之后中共加紧了对香港的控制。”

03年七一改变香港政治文化

这10年,陈健民认为,香港人开始把香港当作自己的家,想要好好经营。但一国两制的矛盾就充份体现了出来:“民调显示,大约有七成市民要求尽快有双普选,最后结果如何,人大常委通过人大释法把这个普选的声音给封杀掉了。这个是(中共)中央和香港人民的声音不一致的地方,这个矛盾是很明显的。”

但矛盾中又有乐观的地方。在陈健民眼中,03年七一大游行对香港政治文化起到了很大的变化,那天他在游行现场感动得快哭了出来,也让他意识到自己没有移民留下来是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香港人本来无力感很强,但03年七一之后,23条没有办法通过,然后叶刘淑仪和董建华下台,我觉得政治文化对香港来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这个影响就是23条之后,香港人敢于站出来,而他们的参与也会改变现实:“将来会有什么事情威胁到香港的时候,我想香港市民会站出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改变。香港人会觉得他们的参与会改变这种现实,这种感觉以前是没有的。这会在香港慢慢发展下去。”

灾难来前 互爱互助

另一件让他难忘的事情就是SARS:“SARS来了,我们见到一下子人生很多事情都很难控制。灾难要来的时候,无论你是怎么富裕的城市,现代化的城市,一下子就垮了下来。百姓觉得,很多事情要自己来,公民社会变得非常重要。老百姓要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要互相帮忙,互爱互重,那个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他续说:“香港精神是在那里体现出来,人先学会,谦卑一些,不管你怎么伟大富裕的城市,面对大自然,面对上天的灾难,真的人要很谦卑。”

中共害怕香港有执政党

谈到香港的民主发展,他认为,香港的民主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双普选,另一个就是政党政治。普选的重要性不再多说,陈补充,香港没有执政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立法会里面,有相当多的党派在里面。公民社会里面也有相当多的团体在联系。现在要把香港治理的好,把政党踢开,不理他们,能很好的管制香港吗?这是我很大的疑问。”

他直言中共很害怕香港有执政党的出现:“中共会怕特首忠诚不只是对着中共,他有政党在背后。对于中共来说,掌控这个局面,相对更难,因为我要控制一个人和一个政党,难度是不同的。第二点,中共一直把香港不希望是一个政治实体,不希望是一个政治城市。觉得只要弄好经济就好。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认为政党政治不重要。”

但他强调,政党政治是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指标:“特首没有授权,他没有这么高的民意威望,压不了立法会,另外他没有政党背景,他也很难通过政党去沟通,香港非常需要民主才能解决结构上的矛盾。推动香港的社会发展,让人投入进去,一定要给人归属感,归属感其中一个来源是民主。”

吴邦国讲话对政改设线

对于吴邦国在七一前发表‘香港无权论’的讲话,陈健民认为,这显示中共要对政改要划一个底线:“未来半年应该是香港讨论政治改革的时候,在政治改革没有开始之前,中共要把底线说得很清楚。你们不要说怎么改就怎么改,中央有意愿,他们要划一个底线。”

而吴的讲话警告香港非三权分立以及要求加强行政主导,陈健民指出,香港《基本法》列明,香港的制度已经是三权分立。他认为,吴的讲话意味着中共要更加强权:“过去10年,他们觉得立法会有些权力,用错了,就把它收回。行政长官也有些权,要更加强权,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号。”

他对10年后新一届任命班子的人选没有多评。但他质疑曾德成的左派背景是否有认受性:“我担心他能否掌握香港的主流,我担心这些人多的时候,香港政府是否还会发生23条这类的事情。”

至于未来,他相信,市民争取民主的诉求仍很强烈,23条之后香港公民社会开始成长起来,他们敢于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站出来。他说:“对自己有信心,我们往前走,中国也在改变,我们争取的民主在将来一天会在香港出现。”

中国未加删剪准美记录片《南京》上映

【大纪元7月5日讯】(美国之音记者:陈苏2007年7月5日华盛顿报导)中国政府电影审查机构对美国制作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录片《南京》没有做丝毫删剪便批准发行,这被视为是以严厉出名的中国电影审查机构做出的不寻常举动。

记录片《南京》的制片人泰德.利昂西斯说,他们上个星期向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提交了记录片《南京》,中国国家广电总局48小时之内在没有做丝毫删剪的情况下批准该片在中国上映。

这部记录片的制片人和导演表示,中国审查机构之所以没有在《南京》记录片上动剪刀,是因为这部片子反映的日本军队1937年侵略南京期间所发生的历史史实与中国官方所持的观点一致。

*奥斯卡获奖导演执导*

《南京》记录片的制片人利昂西斯说,他1995年读了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著作《南京大屠杀》之后,便萌生了要拍此片的念头。担任美国在线副总裁的利昂西斯说,他对自己不了解这段历史感到羞耻,并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同样也不知情,因此他邀请奥斯卡获奖导演比尔.古登泰格和丹.史度曼的团队来拍摄该片。

这个团队为了拍摄《南京》这部90分钟的记录片,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档案馆里花了3个月的时间,收集了上千页日记、文章和信件,另外还包括1912年到1940年居住在南京的基督教传教士约翰.迈吉拍摄的电影胶片等历史资料。他们还在中国采访了22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以及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学者。在日本,他们竭尽全力寻找当年侵入南京城的日本军人进行采访。

记录片《南京》2007年1月获圣丹斯电影节的最佳剪辑奖,今年4月在香港的国际电影节再获最佳记录片人道主义奖。该片7月3号在北京举行首映式,7月7号在全国影院上映。预计12月该片将在北美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