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维权通讯(2007/03/10-16)

由6300名杰出法官和律师组成的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授予高智晟勇敢提倡者奖。6月30号在加州圣塔巴巴拉市举行颁奖仪式上，主办方还宣布提名高智晟为200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以表彰他捍卫人权的无私无畏精神。

高律师在今年5月份接到获奖通知书后，一直争取到美国领奖，并想藉此机会与美国律师同业交流对宪政和法治的看法，但最终却未能成行，并于6月24日再被抓和被带离北京。据悉，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曾致信国家主席胡锦涛，希望能帮助高律师到美国领奖，但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回复，亦不准许高律师到美国领奖。

胡佳7月2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我想向香港同胞表达我们的心声：他们不是孤军奋战。虽然我们没能出去游行，但是我的心和他们走在一起。我同时也想向香港同胞表示感谢，如果没有香港数万市民站出来，香港很快就会被赤化，变成另一个中国大陆，而大陆也会变得越来越黑暗。

6月29日，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发生重庆民工被暴力追杀事件，这一惨剧造成10多名民工伤亡，其中1人死亡，有6人伤势严重住院治疗。目前，民工雷明忠已死亡多日，身体变硬，但是医院仍不下死亡通知书，民工及家属怀疑相关部门此举有包庇凶手、帮凶手洗脱罪名之嫌，到时即可称雷明忠不是直接殴打致死，而是抢救无效死亡。

二零零四年初至二零零五年九月前，涞水县委县政府以河北省政府批准的在涞水镇三里铺村实施“旧村改造”项目建设富民小区为名与涞水县房地产开发商贾延章互相勾结互相利用，非法征用三里铺村民好耕地，根本不是拆旧村建新区。官商采取诱骗威逼的手段使部份村民与开发商贾延章签定了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协议。村民不肯放弃滋养子孙后代的耕地，表示抗议，多次到乡、县、市、省和国土资源部门逐级上访，不但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反遭官商欧打。

据知情者吴先生表示，28日中午2点左右，在区中校门外往南大约10米处，将近十个人殴打董哲贵，会同校初三学生刘宇用断肠刀捅进董某的小腹。董哲贵被刺中之后在学校大门呼救，保安亲眼目睹见死不救。后有围观者打了110和120呼叫警察，半个小时后董哲贵才被送进医院，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

据悉，徐克松是宜宾大塔斑竹村长林队农民维权代表，今天下午16点过，他被多名警察从家中抓走。至此，已经有刘升贵、梁曾奎、王海明、刘章田、金亨贵、江唐松、华新田、姜凯等10人被抓。由于于2006年11月和宜宾大塔农民签订维权法律服务的外省律师（《多方增援宜宾农民大塔危局有望司法解决》）工作繁忙，而四川籍律师又受到四川当局政策限制，所以，维权律师组团前往一事已经无限期推迟。

陕籍大批窑工人身虽然被解放，但是谁来为这些山西奴隶制亚社会中的众多受害者赔偿或补偿经济损失？谁来抚平他们心灵的巨深创痛？笔者案头有一份6月 23 日的《华商报》“36名窑工与律师团‘结对子’”引起笔者的注意......

仪化宾馆名义上是宾馆，实际上是浙江省政府驻京办事处的办公机构，由浙江省信访局信访处处长戴永安坐镇。据访民说，仪化宾馆有四道门，由浙江驻京办收买来的黑社会分子把守：第一道是宾馆大门，第二道门是电梯，第三道门是走廊，第四道门是访民住的房间，每道门都由四五个彪形大汉把守着，赤手空拳的访民一旦进了这座魔窟，根本无法逃脱。

2007年3月26日，中共官方发布消息说，原北京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强卫任职青海省委书记。北京民众获知这一消息后，无不称大快人心，但同时又为青海省的民众叹息：政法委这个法西斯组织遍布全国，其迫害老百姓手段最邪恶残忍，尤其是强卫之流在北京有罗干等后台撑腰，执法犯法、无法无天、贪赃枉法、弃善扬恶，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

我的同学任银海在平山县卫生防疫站工作，副站长、副主任医师。专业技术颇有成就，有科研成果、有学术论文，在我们同学中也是佼佼者。由于最近得不到他的消息了，经打听，才知道是因为“法轮功”的原因。我不修炼“法轮功”，但我知道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因为我周围就有炼“法轮功”的，所以我对“法轮功”也有一定的了解，也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很严重。作为同学，我急于想对他的情况知道的详细一些，专门去看望了他。他向我讲述了平山公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他酷刑逼供的经过。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县的，但我还是想把他被迫害的情况公诸于众、让人们看一看“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

据明慧网消息，河北省610近期安排各县市610给各单位开会，要求“七一”期间（6月28日 - 7月3日）对法轮功学员严密监控，每天以书面形式向610汇报法轮功学员的行踪；要求电信、移动电话部门对电话、短信进行监控；公安部门对“七一”期间到香港旅游签证严格审查，阻止法轮功学员办理签证。要求各单位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重新排查摸底，以前未掌握的要重新登记。

同年9月7日，朱和王同时被非法抓捕，最后王杰在3个月内被酷刑虐待，致多处内脏坏死，为避免承担责任与昂贵医药费，当局让家人接回王杰，取保候审。之后，王杰死在印尼，解剖发现王杰内脏坏死。整个过程，王杰都没有经过正式法律程序。朱柯明因为是香港居民所以幸免一死，但仍被判5年，在5年里受尽酷刑迫害。

山东学者、号称曾撰写过《九论共产党》的萧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04年11月大纪元推出的《九评共产党》所引述的史料，绝对真实可信。很多事件、事例、甚至文章所用的好多句子简直就是耳熟能详。整个九评里90％以上的事例和史料，他在大学期间买到的一些国内公开合法出版的书籍里都读到过。

当时收音机没有微调功能，长期“偷听敌台”，磨练出了我与中共电波干扰捉迷藏、寻最佳音质的手指功夫。六月四日清晨，首先听到BBC记者访问杨宪益的录音。我虽不见其人，却分明听见他谈话时，已经气愤得上气不接下气。他向记者宣称：“这支军队已不是什么‘解放军’，......

记者无国界(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六月二十八日启动了“北京2008”手铐奥运行动，将在未来一年内在全世界展示由五个手铐形成的象征奥运会徽的图像。该组织同时致函奥会主席罗格(Jacques Rogge)，吁请世界奥会要求北京尊重奥运会的基本精神，并履行在争取主办2008年奥运时改进人权的承诺。

据大赛评委会介绍，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亚洲其它地区以及欧美、澳洲等多个国家的百余名专业舞蹈人士报名参加。他们都是来自不同艺术院校和表演团体中的舞蹈教员、舞蹈演员和舞蹈专业学生，即日起将陆续抵达纽约。

报社一位美编，下班后，吃完晚饭，穿着大裤头、T恤、拖鞋，在大街上溜跶散步，不巧被巡警截住。散步谁还带暂住证啊。巡警不听美编解释证件放在家里，硬把他关进了银湖收容遣送站。报纸晚上要编版，印刷，次日凌晨上街，这马虎不得。但是，报社上下，死活找不见这个美编。

据新华社报导曾庆红最新的活动，是6月27日下午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0周年成就展”开幕仪式。随后，香港大佬曾庆红在关键的七一庆回归期间却音信全无，既未出席香港仪式，也未见其他活动现身。消息来源称，曾庆红策划香港群体遣返事件，但同时对外施放他“要求退休”的消息。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导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北京的维权律师滕彪最近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到华盛顿、纽约、密西西比、爱荷华、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各地访问。他跟警察一起巡逻、到法院旁听审案、与民间法律援助机构交流、与司法部门交换意见，了解美国的司法与执法情形。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今天说，中国已进入水污染密集爆发阶段。面对中国当前严峻的水污染形势，该局即日起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部分水污染严重企业实行“流域限批”。

芝加哥论坛报1日报导，在这个邻近长城的小村子TAOYU有大约20家鳟鱼( trout)养殖场。不过养殖户刘(Liu Yanyan)表示，当地的水源品质跟不上，鱼因为污染开始死亡。她采用中药来挽救她的鱼，一些邻近渔场则用抗生素和其他化学物。

高智晟获得的勇敢提倡者奖设立于1999年，用来表彰世界任何地方在严格遵循法治方面，甚至在个人自由和安危处于极大风险的情况下，表现出勇气和责任感的法官或者法治维护提倡者。

高智晟是第三位获得这个奖的法律工作者。前两次颁奖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举行。第一次由意大利所有在执法中殉职的法官和律师获奖。第二次由爱尔兰所有因坚定维护法治而遇害或受伤害的法律工作者领奖。

颁奖者、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主席西福特说，高智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律师，他为中国人争取权益，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揭露中国的践踏人权行为。

美国之音记者试图联系高智晟，但电话提示一直说他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据在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说，高智晟曾决定到美国领奖，并藉此机会跟美国同行交流，可是在颁奖前一个星期他被国安人员带走，去向不明。

胡佳说：“高智晟律师6月24号之后就被从北京带走了。这当然不是他自己的个人意愿。从5月份他接到了获奖通知书，他就一直在自己争取，向中共方面、警方和国家安全部门交涉。同时他自己也作充份准备。他一直对美国的宪法宪政非常感兴趣，有许多思考。这些有助于他去整理未来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进行内心的思索和规划。所以说，对于这次机会，他看得非常珍贵。”

胡佳说，当局把高智晟带离北京可能是为了避开7月1号中共的建党节日和香港回归10周年的敏感日期。另外，胡佳指出，高智晟6月27日在欧洲获得了奥地利最重要的人权奖布鲁诺-克莱斯基奖。胡佳认为，北京当局担心，这位维权律师在他获得这些人权奖的时候作出让官方难堪的举动。

胡佳说：“颁奖日期是6月30号。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方面也曾经写信给胡锦涛先生，希望他在这件事上发挥与高耀杰医生(赴美领奖)那样同样的建设性作用，让高智晟律师去领取这个奖项。美国方面也认为，这是对这个中国司法方面有良知、有胆略、付出代价的这些人，对所有这些人的褒奖。因为毕竟是勇敢提倡者奖嘛。但是很遗憾，我想这封信可能没有到胡锦涛先生手中。”

2006年12月22日高智晟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之后他虽然回到家中，但一家4口都处于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中。胡佳说，当局还以高智晟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控制这位维权律师的言论和行动。

据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6月30日的新闻稿，该会于当日晚上在南加州圣塔芭芭拉举行全美理事会年会 (2007 National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会长斯佛德（Lewis Sifford）在会上宣布将“勇敢提倡者奖”授予高智晟律师。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对中国政府阻止高律师到美国领奖，表示极度失望。高律师长期为弱势社群提供法律维权帮助，他因于2005年三次发表公开信致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要求中央停止迫害法轮功人士，但他却于去年12月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并被判监三年，缓刑五年，其后一直被监视、殴打和无理非法拘禁。他得到拥有超过6,300名资深法官及出庭律师为会员的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的肯定，对国内其他维权律师能产生鼓舞作用，鼓励更多律师参与维护弱势社群的工作。

本会要求中国政府停上打压高律师及其他维权律师，切实执行法治，尊重律师的公民权利。

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 (American Board of Trial Advocates (ABOTA)) 的英文新闻稿，请看：http://www.abota.org/news/default.asp?NewsID=35

CHRLCG congratulates Beijing Human Rights Lawyer Gao Zhisheng for being granted the Courageous Advocacy Award by ABOTA

China Human Rights Lawyers Concern Group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Beijing human rights lawyer Gao Zhisheng (高智晟) for being granted the prestigious “Courageous Advocacy Award” by the American Board of Trial Advocates (ABOTA).

According to ABOTA’s press release on 30 June, during the organisation’s 2007 National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 on that evening, ABOTA president Lewis Sifford announced to grant the award to Lawyer Gao.

When Lawyer Gao received the letter in May about being granted the award, he has tried every means to try to fly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receive the award by himself and to share his views about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rule of law with US lawyers and judges. But he was not allowed to go and he was taken away from his Beijing home to an unknown place on June 24. According to media reports, the American Board of Trial Advocates had written a letter to President Hu Jintao asking him to help Lawyer Gao to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receive the award,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d not reply.

China Human Rights Lawyers Concern Group is deeply disappoint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d not allow Lawyer Gao to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receive the award. Lawyer Gao has long been fighting for the rights of the vulnerable groups by providing them with legal assistance. He wrote three open letters to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Premier Wen Jiabao in 2005 to dem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stop persecuting Falun Gong members, but he was charged with “inducing subversion to state powers” and was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imprisonment, suspended for five years, in December last year. He has since been under severe surveillance, beaten up and unreasonably illegally detained. He was granted the award by the American Board of Trial Advocates because his human rights works are recognized by the organisation, which has more than 6,300 members who are experienced judges and trial lawyers. The award is a big encouragement to other human rights lawyers in China. It will encourage more lawyers in China to take up more cases to help the vulnerable groups.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China Human Rights Lawyers Concern Group dem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top persecuting human rights lawyers in China and seriously implement the rule of law and respect the rights of lawyers.

Press release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Trial Advocates: http://www.abota.org/news/default.asp?NewsID=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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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志勇表示，我们同时也要让中共知道，无论内地还是香港，中国的民主化是连接在一起的整体。保卫香港的自由、民主和法制，对于整个中国大陆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香港是一个桥头堡，直接映衬着大陆的专制独裁。

1日下午1点半，胡佳身穿香港市民游行时的文化衫，一下楼就被四个通州国保挡住，双方发生冲突，在午后烈日下对峙一个小时。远处还有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八个人的围堵。

胡佳说，“到了下午2点半香港游行开始的时间，我看实在无法脱身，只好回家。上楼前，我叫我妻子下楼给我拍照留念。”

晚上6点半左右，胡佳和妻子金燕准备开车出去买菜，但又被四个通州国保拦截，僵持40分钟后，怀孕近5个月的金燕一个人开车出去买菜。胡佳担心的说，“她的妊娠反应很大，经常干呕，开车会很危险，但是这些国保就是这么没有人性。”

胡佳表示，原定昨天下午2点半从六四屠杀最惨烈的长安街木樨地出发，由西向东走到朝阳区的永安里，途经中宣部、中南海新华门、天安门广场、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中共最高权力机构。

他说，“我原打算在新华门和天安门多停留一会儿，因为那些地方都有当局的监控录像，大量便衣、警察，我的一举一动他们一定会拍摄，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明确的告诉当局，大陆和香港的民众站在一起，我们有着共同的民主诉求。”

胡佳表示，香港同胞这十年来的坚持不仅是对香港，而且对中国大陆有着很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如果没有香港同胞的坚持，那别说游行了，就连出门的权利都没有了，到时香港警察也会完全沦为　像中国大陆一样的黑社会势力，而大陆则会变得更如地狱一般。

6月30日下午，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冒雨到天安门和新华门，身穿七一游行文化衫，表达对香港市民的支持。7月1日下午2点左右，齐志勇打算去教会敬拜，被警察扣留在宣武区白纸坊派出所3小时后获释。

齐志勇表示，我们很感激香港市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坚持以及对大陆同胞的声援。大陆无数六四死难者的家属、伤残者、抗暴者等对此感到莫大的温暖和鼓励。我们都有义务支持香港市民民主诉求的行动。

齐志勇希望中国大陆和香港连成一体。他希望明年大陆能有更多的人穿上香港七一游行的文化衫，走上北京的街头，和香港民众共同去表达民主诉求的声音。

对于日前发生的这一惨剧，深圳市邱天建筑有限公司(下称“邱天”)一位负责人刘先生表示，谈判还没有进展，有6位重伤，现在也没有人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说法。

近300名“邱天”聘请的重庆民工，从05年11月开始，他们在河源市东源县蓝口镇蓝口水电站工地打工。因水电站业主富源能源集团公司拖欠工程款上千万元，导致民工4个多月拿不到工资，向业主提出抗议。但业主找来全副武装的黑社会，对赤手空拳的工人实施围殴砍杀。

那天，刘先生也在事发现场，据他转诉，29日那天，工人拿不到工资说不干了，向业主讨薪。业主威胁工人无效后，就派来了200、300个人，见到工人就打，他们都是准备好的，想把工人赶出工地，钱也不给他们。

他说:“开始打工人的有 40、50个人，就拿铲子打，外面还有好几批人守着，有的站在马路边、有的在高速路边及小山坡上的，他们全拿着斧头、钢管、马刀，有一个重伤被打成骨折的民工，就是被守在高速路边的打手打的。”

有2位民工被追杀的走投无路，混乱中跳东江河逃生，他们游了1、2公里远，才逃上岸来。

记者致电东源县公安局蓝口派出所询问打人凶手是否抓到?一位男性公安说：“我们派出所没有权力向你回答，不能接受采访。”

7月1日下午4点多钟，当地专家在医院会诊，专家指出雷明忠在事发当时已脑死亡，但医院的人到现在还给他插着呼吸器，人都已经僵硬了，身体已肿起来，都流出水了，也不给家属死亡通知书。刘先生表示，不知道当地政府、富源公司和医院到底是什么关系？

据其他民工表示，死者雷明忠只有27岁，育有两个小孩，大的3岁多，小的才1岁多，他是全家人的经济支柱，生前是工地管理人员。得到这个噩耗，全家对着早已停止呼吸，还插着呼吸器的雷明忠痛哭。

另一位现场目击者雷明忠亲戚表示，“很恐怖的，当时我就吓跑了，看见打死了、打伤了人，又有人追打我，我就跑掉了。以后也不知道怎么办?”

至于其他民工有的流落街头，有的在医院里，现在工人都不敢回工地了。有的民工被铁棍、木棍狠打，满身都是伤，有的手、脚都被打断了。

向工程师的伤势很严重，入院第4天还没治疗，他说，本来要动手术的，医院拖延时间不做。他说：“可能是上面放狠话，想要把他搞成残废，很黑暗的。”

向工程师表示，当时7、8个人冲过来，拿着棍棒、钢板、钢筋，围着他一个人打，身体、手脚都给打伤，右脚打得粉碎性骨折。现在医院都不闻不问。

现双方还在商谈协调中，而“邱天”董事长已代死伤者提出了1,000万元的索赔。

刘先生谈到，在当地政府协调下，和富源公司谈判，现第一是先抓凶手；第二是安怃死者家属，救治重伤病人；第三是解决劳资纠纷。但直到现在也没人过问。

雷明忠已死去多日，医院还不下死亡通知书，让“邱天”和民工门感到疑惑。据他们了解到，可能要让雷明忠以重伤抢救无效死亡，这样就不是直接殴打致死的，这明显是相关部门有包庇凶手、帮凶手洗脱罪名之嫌。

现在“邱天”要跟民工维权，刘先生表示，今天，广东有媒体说是群殴，民工们都是赤手空拳，那些大多都是老人、老头，他们只是讨薪，民工就无缘无故被打，这是杀人行为。而对方的负责人及3、4个保安队长等都在打人。他们是弱势团体，公司要帮他们追讨赔偿，还死伤者一个公道。

二零零五年将至秋收，在涞水县政府主管此项目的副县长胡玉祥的指挥下，贾延章在没有任何合法征地手续的情况下，用铲车强行将长有春玉米、花生、红署等农作物的二十余亩耕地铲平。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傍晚贾延章不顾村民的反对，指使家丁、妻子、儿子、弟妹和两个顾工，对阻拦贾施工的村民杜风兰（女，六十二岁）及其儿子王文猛大打出手，贾延章的儿子将杜打成脑震荡。贾还雇来白衣打手深夜将阻拦施工的卢永年头部打成重伤，缝合四针现仍留有疤痕。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九政府副县长胡玉祥动用百余名警力对三里铺六十余名保护耕地的村民进行欧打、抓捕、拘留。将村民李淑敏（女）、毛淑芹（女）、林常艳（女）等村民打伤，同时参与的还有县土地管理局、县建设管理局的主管负责人、涞水镇党委书记李增山、镇长刘宝华、副书记程玉和，还有三里铺的村干部也参加了镇压。

二零零七年六月，副县长胡玉祥又带领百余名警力与三月十九日相同，驱赶保护耕地的村民为贾延章看护现场，开始非法动工，现在耕地上已经盖好了商品楼。据说贾延章为占用这块耕地花掉了两千多万元，但是这笔钱并没有花在村民手里，花在哪里了呢？胡玉祥等政府官员心里最清楚。制造这场非法占地流血事件的指挥者胡玉祥，满以为可以向镇压法轮功那样轻易镇压抗暴农民，出乎意料的是目前他已成了法轮功和失地农民起诉的双重被告。三里铺失地农民表示要和强占她们耕地的贪官即开发商抗争到底，奥运之前必须归还耕地惩治犯罪，否则将抵制奥运。

大纪元致电酉阳县公安局，一名工作人员称，“事情已经解决了”，“当时闹事的就是几个社会混混儿和下岗工人”，“没有那么多人，总共也就几百人吧”。当被问到凶手是否在押时，对方称不知道。

但据几位目击者7月2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透露，当时有上万民众围堵县政府游行抗议。凶手被抓后又获释。

钟多镇石先生表示，被打死的学生叫董哲贵(音)，是区中初一学生，学习很好，据说还是班长，班上另一同学看不惯他，叫了几个高年纪的学生，在校门外打他，最后高年纪一个学生用刀刺向董哲贵。

据石先生介绍，29日凌晨5点，董哲贵的母亲闻讯从老家(板溪乡山羊村)赶到学校讨说法，同行的还有董哲贵的妹妹(在钟南上小学)及其他亲属，董哲贵的父亲在外地打工次日赶回。

早上8点左右，区中不让家属进入校园，双方发生抓扯冲突，门卫打110叫来警察，警察对董母拳脚相加并用电棒殴打，死者妹妹用嘴咬了警察一下，警察一电棒将其敲昏。据目击者透露，死者的妹妹被打得头破血流，被送往医院。

据知情者透露，董母目前已精神失常，近乎疯癫。董父30日从外地赶回，被酉阳政府监控，对外称安抚其情绪。

29日早晨家属被打后，上千人打着横幅聚集在区中门口游行，从城南游行到县政府，条幅上写着两个打人警察的编号。过往的群众和围观的老百姓自发地捐款、制作示威条幅，游行抗议。

据吴先生介绍，县政府一直紧闭大门，无人出来回应。民众越聚越多，到晚上6点左右，已聚集上万人。县政府门前马路交通被阻断近十小时。晚上10点多，一辆警车到县政府门前被围观群众砸毁、掀翻。交通瘫痪至次日凌晨3点，两人被抓。

现场目击者肖先生说，“晚上9点以后，恐怕得有两万人以上，大家都很激动，有的拿水瓶子砸警察。后来下雨了，但大家都没有走，一直到凌晨3点多吧。”

据目击者透露，现场有民众打电话给当地媒体，但没有媒体前去报导。

杨先生说，“听说政府不让报，酉阳的电视信号都被关闭了。”

石先生说，“听说那几个打人的学生被抓后又被放了，让家长监控。具体什么原因我们都不清楚。政府也不公布。”

据悉，徐克松是宜宾大塔斑竹村长林队农民维权代表，今天下午16点过，他被多名警察从家中抓走。至此，已经有刘升贵、梁曾奎、王海明、刘章田、金亨贵、江唐松、华新田、姜凯等10人被抓。而已经上了当局黑名单，正在追捕的农民代表还有徐元正，樊朝柱、刘北星、杨明轩、江平贵、胡德全、伍家阁、伍家友、伍镇云、苏在全、樊光明、张组高、肖友珍、徐克松、刘德翔、樊朝竹、邓顺友、樊朝新、唐俊华、张德银、陈治周、王海鸣、胡庭醍（音）等。

此外，由于于2006年11月和宜宾大塔农民签订维权法律服务的外省律师（《多方增援宜宾农民大塔危局有望司法解决》）工作繁忙，而四川籍律师又受到四川当局政策限制，所以，维权律师组团前往一事已经无限期推迟。

自宜宾大塔在徐元正、刘北星等农民领袖领导下大规开展模维权活动以来，大塔农民不畏坐牢流血，前仆后继抗争将近十年（《杨宪宏专访刘北星、黄琦：见证农民领袖闹革命》）。

即便目前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面临中共专制体制和外围组织的巨大压力，但全体天网义工律师将全力以赴，为大塔农民提供依法维权政策谘询服务，力争缓和官民矛盾，促成双方体面下台，最大限度保护农民合法利益。

【大纪元7月3日讯】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和太平盛世中竟然伴生着一个奴隶制亚社会。山西黑窑事件自6月初突然暴晒于全世界面前。胡温中央龙颜震怒，高压之下，山西地方政府才不得不组织警力解救黑窑窑工。为逃避法律的制裁，黑窑窑主们紧急行动，将窑工们或私藏于深谷大穴，或放生于山野丛林……

大批窑工主要来自河南，山东，陕西，河北等地。陕籍窑工大多是通过西安火车站的非法职业介绍所被以高薪诱骗等手段辗转卖到山西再分流到遍布三晋大地的黑砖窑。他们在黑砖窑中不仅从事高强度的强制劳动得不到任何报酬，而且经历了人类史上最野蛮的殴打摧残和折磨。有许多人被活活打死，有许多人因每日长达18-19个小时的强迫劳动摧残成精神病或智力障碍。

陕籍大批窑工人身虽然被解放，但是谁来为这些山西奴隶制亚社会中的众多受害者赔偿或补偿经济损失？谁来抚平他们心灵的巨深创痛？笔者案头有一份6月 23 日的《华商报》“36名窑工与律师团‘结对子’”引起笔者的注意（另据悉陕籍其他窑工由陕西省律师协会组织的有700名律师组成的农民工维权工作站提供法律帮助）。陕西16名律师组成律师团将免费为36名窑工讨要公道。笔者走访调查了律师团中的部份资深律师。他们反映为山西黑窑窑工讨说法普遍存在如下几个困难：一.几乎所有黑窑老板都没有和窑工们签署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难以证明奴役劳动存在及劳动报酬的多少；二.奴役劳动时间的长短难以确定，三.甚至于连被诉对象及被奴役的地点也难以查清。因为窑工们大多都是被以黑社会的坑蒙拐骗手段七拐八绕转卖到黑窑中去的，不仅智障者，就是一些心智健全的人也难以向律师提供具体明确的情况。个别符合起诉条件的固然可以通过民事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途径去争取实现权利，但是面对上述普遍存在的法律困境，纯粹走法律救济的路径就很难维护黑窑奴隶们的合法权利。

从连日来海内外媒体披露的有关山西黑窑的巨量信息来看，山西黑窑奴隶制亚社会的长期存在并繁荣滋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山西地方政府的默许纵容和庇护。山西，地方政府口口声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事实上长期以来放任甚至庇护黑窑奴隶制的存在（据报载湖北人大代表陈建教早在九年前就曾上书江中央呼吁彻查关闭山西黑窑），不仅不除暴安良，反而助纣为虐，已完全背离了一个地方政府最初设立的宗旨。故而山西地方政府面对其辖地上公然大行其道的奴隶制无任何借口为自己辩解卸责。胡温中央如果不想失去其治下人民残存于心的那一点公信力，就应当当机立断责令山西地方政府从地方财政中拨出专款，成立黑窑窑工紧急救助基金，补偿山西黑窑奴隶制亚社会中的所有受害者和死者亲属。基金来源：可以没收三五贪官的亿万家私或者多卖一万吨煤（可不能再制造新的旷难啊）如此足以弥补财政缺口。处理完黑窑窑工善后事宜后省市地方长官再引咎辞职以谢天下。像山西省最高长官于幼军那样，在死保权力地位不动摇的情况下洒几滴廉价的眼泪仅仅向黑窑窑工受害者群体表示道歉是不能纾解民怨和消天下人之公愤的。

2007年6月28日

──转自《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仪化宾馆位于北京市北太平庄马甸七省社区，原名京浙宾馆，后因京浙宾馆名声太臭，又改称仪化宾馆。但名称改了，这座宾馆的“集中营”性质没有变，而且比过去有过之无不及。因此宾馆改名仅一年时间，其臭名昭著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京浙宾馆。仪化宾馆名义上是宾馆，实际上是浙江省政府驻京办事处的办公机构，由浙江省信访局信访处处长戴永安坐镇。据访民说，仪化宾馆有四道门，由浙江驻京办收买来的黑社会分子把守：第一道是宾馆大门，第二道门是电梯，第三道门是走廊，第四道门是访民住的房间，每道门都由四五个彪形大汉把守着，赤手空拳的访民一旦进了这座魔窟，根本无法逃脱。该宾馆还有一间18平方米的地下室，没有窗，只有一扇铁门，还装了钢管保安门。里面没有床，没有被子，只有几张钢管椅。不听宾馆指令的访民被抓来后都关在地下室，不分男女都关在一起，到了晚上男男女女都挤在一起，着地而睡。关进地下室后，行李都被检查，手机被收缴。地下室的所谓“管理员”，都是政府化钱雇来的凶神恶煞的打手。这些人20几岁，身高一米八十左右，头发都往上竖，且染得黄里透红，一看就令人生畏。在地下室被关过访民说，他们一抓进来就遭到这些黑社会分子毒打，要你写下“下一次不再来北京上访”的保证书，否则就别想出去。这个地下室，堪称人间地狱，它不仅专门关押上访的冤民，而且访民一旦被关进了这个地牢，就会受到残酷的折磨和虐待。

2006年8月10日，杭州访民钱永贤举报上级贪污上访到北京，因最高人民检察院不肯受理，他向中南海界外的警察诉冤，被浙江省驻京办的工作人员押到仪化宾馆并关进地下室。8月12日，钱永贤要求到公用厕所擦身，自称姓王的看守不允许。同室的傅风山站起来帮他说理，王看守二话不说，便飞起一脚，踢中傅风山的下身，傅疼得在地上打滚。钱永贤说：“你真把我们当犯人啦！是犯人也不能打呀！”看守见钱竟敢顶撞，立即叫来两个打手，将钱按在椅子上轮流掴耳光，直到打累了才停手。当时钱的两只耳朵疼痛难忍，一点听不到声音。后来他回杭州到医院检查，诊断是右耳膜被打破，医治花了3,661元，至今仍未治好，还时常要晕倒。10月8日，杭州朱锳娣和另一个访民孙莲娣在北京上访时，从国家建设部返回住宿地的途中，被亲自率队截访的杭州市上城区信访局局长高燕东劫持至仪化宾馆。次日早晨8时，孙莲娣因宾馆不给早餐吃与对方工作人员吵嘴，立即被三个黑社会分子毒打，他们一边打一边骂：“想和政府作对？找死！”孙莲娣被拳打脚踢后，心脏病发作，倒地不省人事。暴徒不但见死不救，还抢走孙莲娣的手机。朱锳娣见状即拨打110、120，为其求救。但这三个黑社会分子却把朱拖到地牢中，对其进行疯狂殴打，致其头部、双腿、全身上下均出血，左手小指被拗成骨折，朱锳娣当时昏死过去，但这些暴徒仍抢了手机扬长而去。朱锳娣后来去了医院，也花去3,000多元医药费，左手小指至今还未好。10月23日，台州访民郭四妹等四人在北京西三环被临海市信访驻京办抓住，关进仪化宾馆的地下室丹桂厅，由四个黑社会分子看管他们。郭四妹的脸被打肿，小腿被踢伤，并被拖到另一个地下室（安装暖气管道的工具间）“罚站”，暴徒还抢了她的手机。今年“两会”期间，浙江温岭访民郭宴溱等在仪化宾馆被关十多天。郭宴溱是个残疾人，他柱着拐棍告了十年状，也在仪化宾馆受到了毒打和虐待。

近几年来，仪化宾馆关押过的访民数以千计。仅去年8月中旬，和钱永贤同时关押在地下室的浙江义乌人就有23个。当年叶挺在渣滓洞的墙壁上留下了一首悲壮的《叶挺囚歌》，如今在仪化宾馆地下室墙壁上写下悲怆留言的大有人在。仅2006年3月3日到8月17日，就有15名访民在此写下了相当于遗言的留言，如浙江缙云县访民樊支援写下了“若冻死或饿死在这里，请你们告知010-6251-3358”的留言。除樊支援外，还有天台县的陆冬菜、桐庐县的徐竹根、兰溪市永昌镇赵行村的陈汝妹、苍南县的黄高利、温岭市的詹文奇、温岭市横峰街道五洋村的金华福、武义县郭塘村的魏振清、武义县历垣镇石龙头村的项根秋、杭州市吴山路的后阿雄、杭州市的傅凤山、钱永贤、宁波市的王林先及没有留下地址的陈汝兰、陆冬英，还有只留下一个“孙”字的孙先生或孙女士（电话0574-8191-1867）……

在一个自称“人民当家作主”国家，在一个正在宣导“和谐”的社会，在一个堂堂的国家首都，竟会出现仪化宾馆这样的专门用来关押冤民的地下黑牢，岂只是冤民的悲剧？渣滓洞，人们过去只在小说中读到，而现在却是真真实实地出现在生活中了。

中国的政法委员会制度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一些学者称其为“隐性司法制度”，但这个“隐性司法制度”对老百姓的生死予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台面上的“显性司法制度”，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中国最高法院院长肖扬要向公安部长周永康作工作汇报，这在外国肯定是个笑话，但在中国却绝对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因为周永康虽然是个公安部长，但他是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而肖扬只是个委员，他当然要听周永康的。在民主国家，最高法官的权力几乎是和总统或首相相等的，但在中国却要受制于一个警察头子，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司法的悲哀。共产党的各项政策迄今成为司法工作的援引依据，有关重大的刑事案件则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实际操控，而各级党委的政法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司法系统的代言人。中国的司法机关称为政法机关，也是中国司法受制于党的明显标志。据悉，中共十六大前夕，江泽民试图提名罗干担任全国政协主席，但李鹏极力反对。对李鹏来说，让罗干晋升政治局常委并掌控全国的政法系统比担任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中纪委书记的职务重要得多。李鹏最怕的是为六四“评反”，但只要罗干把持着中国政法系统，“六四”惨案不可能得以昭雪。

为什么在中国会有政法委员会制度？制度变迁原理表明，每一项制度设立的时候都是为了解决当时存在的问题。政法委员会制度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其设立与两项制度有类似或传承关系：传统社会的三司会审制度和共产党领导政法制度，这里主要谈后者。政法委员会制度直接来自于共产党长期领导政法制度的传统。共产党在历史上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有着比较长的传统，最常见的形式是党委审批制度。在战争年代，在共产党的所谓革命根据地里，捕人、杀人都由党委审批，并形成制度。最著名的案件是在陕甘宁时期发生的黄克功杀人案。黄克功是红军长征时的一个旅长，到达延安后调到抗大15队任队长，与女队员刘茜恋爱。后刘茜转入陕北公学继续学习，不久黄克功调任抗大6队队长。由于他们之间在生活、情调、年龄等方面差异点太多，二人关系开始疏远。黄克功向刘茜送钱赠物，要求结婚。刘茜感觉黄克功过于纠缠，决意不给答覆。黄克功十分恼怒，萌发了杀害刘茜的念头。1937年10月5日晚，黄克功找刘茜到延河边散步，逼婚不成，随即掏出手枪枪杀了刘茜。案发后，有人认为黄克功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资格红军干部，并立有战功，可让他戴罪立功，将功赎罪。黄克功本人也几次上书边区高等法院和毛泽东，请求戴罪立功。毛泽东在接到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转呈的黄克功的信后，于10月10日覆信雷经天（时任庭长、代理院长），决定“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李公朴曾评价此案“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但这个案子给中国留下了党委审批案件的恶例，为共产党插手司法工作提供了所谓的依据。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党委审批案件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党委审批制度实际上往往是党委书记或主管政法的书记一个人说了算，流弊甚广。这一流弊的政治后果是导致了政法委这一特务机构的产生。共产党在夺政权以前主要靠军队打天下，在夺取政权后则主要靠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来镇压民众，巩固政权。所以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政法委这一特务机构也就应运而生。政法委员会制度正式建立于1949年。1949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设政务院，政务院设外交、国防等各部，在这些专门行政部门之外，中央政府还设立联系与指导性的委员会，包括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人民监察四个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地位比各部高，它们负责指导相关各部门。政治法律委员会简称政法委，负责指导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司法部和法制委员会四个部，后来公安部又纳入这个系统。从此后，政法委成为管辖范围最广、权力最大的一个指导性委员会，成为一个不是政府的政府、不是法院的法院，成为中国式的盖世太保。

1951年底，由于中共建政初期财政经济困难，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需要精简政府及军队方面的人员，当时中央提出能够合署办公的就合署办公，有些机关应裁的裁，应并的就并。这个背景下，中央政法委采取合署办公的办法，即将中央政法委五个机关：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联合起来办公。由于合署办公，出现富余人员，于是五机关将多余人员分为四个组到各大行政区去进行调查研究。从派出去的人员提交的视察报告中，声称发现司法机关里面的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于是这些情况被反映到党中央，不久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司法改革运动。这个所谓的司法改革运动，以意识形态作为选择司法人员的标准，将不符条件的人员清除出去，这样导致了司法人员数量和质量上的严重不足，于是政法委员会又训练共产党认为政治上可靠的政法工作人员。通过一清洗一训练，政法委员会的职能和权威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在考察政法委这一制度时，我们必须注意“政法”这一词的含义。“政法机关（政法系统）”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概念。与西方法治的司法、行政、立法功能分立不同，中国有专门的政法系统。起先在政法委里面，不仅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国家安全、司法等机关，还包立法机关（法制委员会），此外，社会事务（救灾救济等）工作也列入政法委的管理系统。而在这个组织系统，最高层就是中央政法工作领导小组，这个中央政法工作领导小组的真正的领导者还是共产党的第一把手。政法系统具有强烈的政治服务的倾向，其根本任务是巩固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即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政法委员会原来属于国家机关性质，但后来则演变成为共产党的职能部门。作为国家机关的政法委员会什么时候撤销的，无从考证，大体上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或者是六十年代初期左右。而在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政法工作领导小组，这一小组在文革时发挥的作用最大，并且延续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成立政法委员会为止。政法委员会继承了中央政法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能，成为党内的正式机构。政法委员会的性质从国家机关演化为党的专门机构，使其进一步特务化。

《维基百科全书》是这样对中国政法委下定义的：“中国共产党政法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一个机构。主管政法工作，指挥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部门的工作，并与纪委共同指挥政府监察部门，与军委共同指挥武警部队。简称政法委，其第一领导者称书记，一般肯定是同级党内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个定义对政法委的性质、职能、权力都作了概括。现在政法委员会的职能基本上是按照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政法委员会的通知》（中发5号文件）的规定设置的，即联系、指导政法各部门的工作；协助党委和组织部门考察、管理干部；组织和开展政策、法律和理论的研究工作；组织党内联合办公，处理重大疑难案件；组织和推动各方面落实“综合治理”的措施。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又颂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中发[1982]5号），在这个文件中，把政法委员会协管干部的任务提出来了，并且把党委政法委员会确定为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负有组织推动政法工作之责。1987年中共“十三大” 后，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使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部门得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互相监督与制约，不再受一个党的机构的统一指挥，以便有利于提高司法的公正性。但1989年六四事件后，邓小平趋于保守，江泽民走向反动，党政分开不提了，司法公正也不提了。不久重设中央政法委等一类的分割政府职权的党的机构。1990年初，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文件指出：“中央决定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适当调整其职责任务”。政法委员会“主要对政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协调，当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199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发《关于转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加强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厅字[1995]28号），明确指出：“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党领导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担负十分重要的职责，任务日益繁重，必须从各方面加强工作，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在这个文件中，除重申中发（1982）5号文件精神外，增加了组织、协调、指导社会稳定工作等职能，并正式提出了领导政法工作的任务。1999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中发[1999]6号），明确指出：“政法委员会是各级党委领导、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

按照“新中国”成立时的政务院副总理、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的说法，政法委员会只是在大行政区和省一级政府设立的，省以下不设政法委员会。但政法委员会演化为党的专门机构后，省以下市、县两级也都设立了政法委员会。据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的一位政法委副书记在《县委政法委员会职能和地位的初步探讨》一文透露，中共党委政法委员会名称的演变一直相当混乱。就金平县来说，党委政法委员会名称的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前后变更十多次。第一阶段: 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当时的机构名称先后叫社会部、政府政法委员会、政府政法党组、党委政法党组、党委政法领导小组等等。第二阶段是文革时期，当时的机构名称叫人民保卫部、革委会政法党组等等。第三阶段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八十年代末，开始的机构名称叫党委政法领导小组。1981年至1988年改称政法委员会。1988年机构改革，政法委员会被撤销，恢复政法领导小组，保留办公室，人财物以及日常管理划归党委办公室。第四阶段是1990年6月以后，按照中央和省州党委的要求，恢复成立政法委员会，设立了办公室（副科级机构），后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成立后挂靠政法委员会，又设立了一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办公室（副科级机构）。1990至今，政法委员会这个机构才被确立和延续下来。2001年机构改革时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在党委政法委员会内又设立了维护社会稳定办公室（副科级机构）、政工科（副科级机构）和执法监督室（副科级机构）。按照行政级别来看，县级政法委应当是个科局级的机构，但由于政法委书记是由县委副书记或县委常委（通常是公安局长）担任的，所以政法委员会是个副县（处）级机构。由此往上推，市政法委是个副市（厅）级机构，它比同一层次的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安全等机构地位要高。在实际运作中，政法委的权力比人大还要大。在中国的公检法系统中，只知有政法委而不知有人大。

据金平县的那位政法委副书记称，县政法委代表县委履行以下12个具体的职能：（1）对政法各部门的领导职能；（2）对政法各部门的管理职能；（3）对政法各部门执法工作的监督职能；（4）对政法各部门重大、疑难案件的协调职能；（5）对政法各部门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职能；（6）对政法各部门队伍建设的指导职能；（7）对县管政法干部和政法各部门中层领导干部的协管职能；（8）对大要案件的督促职能；（9）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职能；（10）对社会矛盾纠纷和群体性违法事件（或行为）的排查、调处职能。概括起来就是12句话、48个字：领导职能、管理职能、组织职能、协调职能、监督职能、督促职能、协管职能、排查职能、调处职能、查处职能、推动职能、指导职能。从政法委的12 大职能来看，政法委对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安（全）系统的控制无孔不入，严密得像铁桶一样。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司法独立不啻是个梦呓。

政法委是中共“人民民主专政”的实际操纵者。可以说，没有政法委，就没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没有成千上万人民的生灵涂炭。所以政法委最大的罪孽是为虎作伥，残害生灵。从“解放”（实际上是奴役）初期的“土改”、“镇反”、“肃反”，到上世五十年代中期的“反右”，六十年代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公检法虽然被“砸烂”，但政法委的幽灵无处不在），再到八十年代的“严打”、镇压八九民运，九十年代镇压中国民主党、镇压法轮功及本世纪初镇压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和上访民众，政法委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台湾中央社记者吴显光2005年6月23日引自“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报告，证明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直接指挥司法部门迫害法轮功，已经有超过2500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被关在劳教所或精神病院的更是不计其数，数目还不断的增加当中。调查报告指出，政法委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指挥系统，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直接发布文件或召集会议布置迫害行动，中央政法委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进行总体政策方针方面的指导。举世瞩目的高智晟案子，也是中央政法委一手操纵的。据高智晟律师揭露，从2006年2月起，由中央政法委指令成立了一个由公、检、法、安全等部门组成的专案组，每个星期一召开一次例会，每次例会都由中央政法委主持，汇总有涉高智晟案件的国内外情报以及最新所谓的“敌情动态”，发布最新指示。这个专案组并不因为高智晟的判刑就停止运作，还将长期运作下去，要尽一切资源和手段遏制高智晟一家，说决不允许高智晟的问题成为一个长期的问题。

政法委的另一宗大的罪孽是破坏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口口声声说中国的司法是独立的，《人民警察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也都有相关司法独立的内容，以此说明中国是个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但由于政法委的存在，这些东西都成了笑料，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成了专制的代名词。按照司法独立的原则，公检法三机关是相互独立的，但政法委偏要把这三家揉在一起，搞所谓联合办案。政法委员会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就是案件协调制度，即通常是召开“小三长”（涉案的三方负责人）和“大三长”（法院院长、检察长和公安局长）联合会议来解决重大刑事疑难案件。从法理上讲，显然是和司法独立相违背的。这样做的后果是：警方根据检察院起诉的需要来搜集证据；检察院又根据法院判决的需要来起诉，而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党的利益”来进行的，这在政治性案件中表现尤为明显。今年杭州的陈树庆案件，被检察院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两次，明显是检察院鸡蛋里面找骨头，一定要给陈树庆罗织罪状。这个案子的逻辑关系是：政法委（共产党）要给陈树庆定罪-让法院来判决-法院让检察院起诉-检察院让公安局去搜集证据。但是警方没有搜集到证据，检察院无法起诉，于是退回“补充”侦查，但警方还是没有搜集到证据，于是又退回“补充”，否则它就无法起诉，法院无法判决，无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陈树庆案件，是公检法三家默契的“联合办公”，政法委在背后指挥三家。

政法委有时操纵公检法三家或公检法司安五家来破坏司法独立，有时则通过法院或其他机关一家来破坏司法独立。笔者手头有一份文件（复印件），是杭州市政法委破坏司法独立的铁证。这份文件是2003年4月29日杭州市钱江新城指挥部头目王光荣写给杭州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于辉达的请示报告和于辉达的批示。钱江新城指挥部因征地拆迁问题向江干区法院起诉了被拆迁的村民。在起诉前的4月1日，该指挥部专门向杭州市中级法院主要领导作了汇报。村民因拆迁违法，表示如果一审败诉，肯定会上诉。钱江新城指挥部“为确保二审不出意外，要求市中级法院给予全力支持。”于辉达在收到王光荣的这份请示报告后，于4月 30日作出如下批示：“请中级法院基信（“基信”即杭州市中级法院院长王基信——笔者注）同志阅。法院应依法全力支持市重点工程。于辉达/4月30日”。这份材料表明，开发商在案子还在一审的时候，就已经向市政法委递交了要求终审胜诉的报告，而政法委竟然支持这一无理要求！有这样一个政法委存在，老百姓还打得赢官司吗？

中国公安大学崔敏教授主张废止政法委员会协调办案制度，取消政法委员会。他说：“过去多年形成的由各级党委政法委牵头，公检法各部门‘联合办公 ’、协调定案的制度，缺乏法律依据。”持有崔敏教授这种观点的学者有不少。中国法学会郭道晖教授也在一篇文章中认为政法委员会制度在实践中会导致地方党委的非法干预司法。他主张在中央设立中央法治工作领导小组以取消现设的党中央和县以上各级党委中的政法委员会。在此以前，85岁高龄的中共元老、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在中共十六大会议上提出了撤销政法委、确保司法独立的主张。他说：“政法委是党内机关，现在由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大陆经济学家曹思源在其《政法委违宪违党章》的文章中指出，政法委凌驾于司法机构之上，使公、检、法和司法行政部门严重失去执法和司法的独立性。他提出“撤销上上下下的政法委，完全恢复宪法赋予公、检、法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独立性，维护宪法的尊严，是一件应当尽快解决的事情。” 2003年9月，湖南学者张英红在国内网站贴出题为《政法委妨碍司法独立》的文章。张红英文章言辞大胆，击中要害，多家海外媒体转载其文。这使得中共当局非常恼火。中共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长周永康亲自点名批评张英红；中央组织部责令湖南省委组织部“处理”此事。湖南省有关部门已将张英红调职，并责令他深刻检查，暂时停发其工资。

在体制外，有更多的人主张废除政法委这个祸国殃民的特务制度。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法委这个特务组织带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废除它已是刻不容缓了。

2002 年1月5日上午，任银海正在上班开站务会，突然有一个人找他，说去家里有点事。原来是身穿便装的平山公安局政保股长封庆芳。到家后，封庆芳问：县政府楼上的条幅是怎么回事？答：不知道。随即封庆芳指挥同去的霍金强、朱利军对他家进行了非法搜查，并绑架到公安局。同时将一台“爱华”牌双卡收录机（价值800余元）、炼功带、羽绒服、胶鞋等物品抄走。当天下午对他进行所谓的审讯，指控县政府条幅是他挂的，他予以否认。随后公安以不老实为由将他刑事拘留，当晚送平山县看守所非法关押。

1月7日上午8点多，封庆芳等到看守所将他带出，塞入吉普车中，双手背铐，并将约10多厘米宽的黑色松紧带勒住双眼，拉到一个地方铐在了床腿上。晚上让他坐在了一把木办公椅上，双手下抻铐在椅子腿上，不让睡觉。一个警察看着，其他人轮流睡觉，发现打盹就用电棍电击。由于高压电流的作用，身体抽动，人和椅子就同时摔在地上。

估计已到第二天凌晨，他们四个人（所谓专案组）开始拷问，逼他供认向县政府挂条幅的事，他说根本不知道。就用两根高压电棍同时电击，倒下后拽起来继续施暴，并谩骂、拳脚齐下。后来，从椅子上解开，把左手拽起，从肩头向后，右手倒背过去，用手铐铐在一起往起吊。谩骂、拳打脚踢、电棍电。叫嚷：对付你们法轮功，打死也是白打，打死也是自杀。并说：这是赵新朝（县委书记）让干的。继续让他承认向县政府挂条幅的事。他再次予以否认，他们就拉起手铐向上吊，并同时用高压电棍电击，由于身体的抽动和拉手铐向上吊，手铐就勒的更紧，铐齿深深的嵌入皮肤中。

听到这里我的心也在滴血，这就是所谓的“人民警察”，竟这般禽兽不如；也为他们糟践着这光荣的称号感到悲哀。这使我忍不住看他的手腕处，至今5年多了，疤痕尚存。而且右胳膊向后背，至今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特别是1月9日，是他儿子举行婚礼的日子，他们一边拷问一边嚷嚷：听，你家正放炮呢，赶快招供回去给你儿子结婚去。

连续5天4夜的迫害，1月11日晚上又将他送入看守所，由于多天铐刑的折磨，任银海的手肿的像馒头，手麻的连筷子也拿不起。这次的施暴地点是县公安局三楼南侧最东边的屋子，对他酷刑折磨的是封庆芳、陈文进（西柏坡派出所所长、专门抽调到专案组的）、霍金强、X建峰。

后来，公安因问不出什么，就继续对任银海实施酷刑逼供。大约是1月17日，再次将他从看守所提出来，蒙住双眼，拉到一个地方，让他坐在一个约1.5米长的长条椅上，用一根白色电线将胸部、腹部和长条椅中间的立柱捆绑在一起，两手拉开分别铐在长条椅两端的立柱上，脱掉鞋、袜，把两脚抬起，别在一把办公椅子的靠背和坐板之间，这样，整个身体根本动不了。约6、7个恶警用6、7个高压电棍同时在两小臂、胸部、嘴、两腿、脚背、脚底等处电击，有时把电棍伸到嘴里电，极度痛苦。当时没有其它声音，只是封庆芳拿着一个书本之类的东西在脸上乱打，并谩骂、逼供。问不出结果就指挥（这种指挥是无声的）恶警用7、8个电棍同时电击，他们都不说话，只听到一阵阵哧哧的电击声。当时双眼被蒙蔽着，不知道究竟是几个人在施暴，也不知道都是谁。后来知道除封庆芳外，还有两个女的（胡月涛、却彦丽），其他人就不知道了。

这次的酷刑逼供后，任银海上下嘴唇被高压电烧的肿起很高，唇粘膜坏死，5天后掉了厚厚的一层硬痂。两腿、脚、手臂密密麻麻的被高压电的黑点，数月后才消失。这次施暴地点是在公安局四楼正对楼梯的房间。这个房间似乎是一个专门用刑的房间，外屋是一个两间敞开的房间，乱放着几把椅子，似乎是他们施暴后休息用，内屋是一个一间的屋子，有用刑的长条椅和别脚用的椅子。我们观察了好多单位的办公椅子，靠背和坐板之间的距离很小，脚根本伸不进去。因此这个椅子是专门为进行刑讯逼供特制的。

任银海被非法关押87天，于2002年4月1日以取保候审放出，直接送到610设在金属镁厂的洗脑班，两天后回到家中。

非法关押期间，封庆芳多次到他家对他家人进行骚扰，并勒索所谓的罚款26000元，还抢走其儿子西门子手机一部（价值1300多元）；平山610还于2002年1月14日从防疫站索要1000元洗脑费，并把1-3月份工资强行提走、4月1日又索要1000元的洗脑费。还将其妻子1、2月份工资1200 余元强行从其工作单位（卫生局）提走，又勒索2000元转化费。在被非法关押的近三个月中，平山610共勒索他家7800多元。回防疫站上班后，防疫站站长曹雪云以他1-3月未上班为由，将610从单位勒索的洗脑费和工资共3600多元从上班后的工资中强行扣除。

以上是平山公安、610等在什么证据都没有的情况下，对任银海所实施的酷刑逼供、经济迫害的情况。

从任银海被迫害的这段经历中，可以看出，层层实行的都是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政策。我把我同学任银海被迫害的情况简要揭露出来，目的是让人们了解真相，看一看，对待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恶警们是如何的残暴和毫无人性。但是，我也觉的所有对“法轮功”进行任何迫害的人都是最可怜的，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受害者，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开始得到了报应。当历史走过这一刻，真相大显之时，他们将无休止的偿还这一切。不过，在真相大显之前，还有他们弥补的一点点机缘，而且这机缘稍纵即逝。

关于邪教问题，我和我的一位律师朋友聊了聊。律师朋友说：把“法轮功” 污蔑为邪教，是卖国贼江泽民1999年10月会见外国记者时，信口雌黄的一句话，然后是《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的炒作，就把“法轮功”说成邪教了。其实，在中国所有的法律条款中均无“法轮功”是邪教的认定，全国人大的《决定》、两院的解释也均无“法轮功”是邪教的认定。因此，从法律上说，就是今天，“法轮功”在中国也是合法的。律师朋友还告诉我说：实际上，现在的警察最可悲了，他们是真正的执法犯法者、上当受骗者，将来“法轮功”平反了，共产党就会拿警察祭刀了。因为共产党欺骗人民，说自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一切坏事都是部份人干的，所以在历次运动后都要找替罪羊掩盖自己的罪行。

最后，我愿忠告所有参与对法轮功迫害的人：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就是说，信神也好，不信神也罢，都是在宪法保护之内。而且任何人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弥补过错是唯一出路，该清醒了！

6月5日下午，河北保定市蠡县县委副书记宁洪茂召集各乡镇党委书记、公安、防范办、工商、城建、环卫、市场、街道办等单位一把手召开迫害法轮功的“三清”工作紧急调度会。传达市委防范办关于对蠡县“三清”行动检查情况的通报，要求各乡镇、县直有关单位要再次发动，在全县范围内要查找法轮功资料点清理法轮功传单和条幅。要求一周之内完成。

6月21日，吉林通化市东昌区公安分局下令属下各个派出所，于每天半夜零点到凌晨三点半，派出三个带枪警察、六个辅警巡逻，绑架法轮功学员。绑架一位法轮功学员赏五百元，对捡真相资料的人也要抓。现在东昌区各派出所的辅警全部上夜班，晚六点到早六点，三班倒。

2007年6月22日晚，湖北省麻城县交通大队分别将法轮功学员石学敏及石学星、李继妮夫妇绑架，石学星夫妇家门被警察用钢管撬开，小孩的电脑及几幅法轮功师父像被抢走，现在家中剩下两个小孩相依为命。据在场的警察讲，他们是执行上级的命令，统一行动。

6月21日上午，河北省沧州某县片警到部份法轮功学员家中骚扰，问还炼不炼法轮功，记录法轮功学员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让法轮功学员签名，片警说是上面叫干的。

6月22日，吉林省农安县新阳乡的三名警察大白天闯入同盟村前商家堂子法轮功学员于立海家，进屋就问：“你还炼法轮功吗？”于回答“炼”，警察逼他签字画押，他不配合，遂被绑架至农安。

2007年6月22日晚11点至凌晨4点，麻城“610”、国安、公安、各乡镇派出所及交警，约一百人在全市及乡镇绑架二十余名法轮功学员。绑架行动中，不报姓名，不报身份，有时翻墙入室，有时拿钢管撬门破门而入，有时大打出手强行抄家，抢劫财物。

6月24日夜晚9点左右，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法轮功学员周中田与谭绿云在县正中路电影院旁边行走时，突然被窜出的十个警察一阵乱打后抬上警车。到公安局后，周中田已不能站立而倒在地上，警察先说她装死，后看她不能动弹才送往医抢救。

2007年6月29日下午，法轮功学员黄兰芳，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南康中学一名年轻女教师，在学校监考时突然被公安带走，宿舍里的电脑和打印机也被抄走。此前北海市铁山港区610的头子黄成松（音）曾到学校暗地调查过她。

6月23日凌晨约1点钟，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法轮功学员刘翠莲家和仓埠街朱幼山家同时被武汉公安抄家，其中朱幼山遭绑架，现下落不明。刘翠莲遭绑架一度生命垂危，警察将其弃于医院，现下落不明。警察为应付上级，将借宿刘翠莲家的打工女李某绑去交差。

6月23日半夜，湖北省武汉市汉口硚口区公安分局五、六个公安翻院墙闯入法轮功学员余学伦家，将余学伦的儿子、外甥，使用拳打、扇耳光的方式威胁他们说出余学伦的下落，警察没有问到余学伦的下落，他们恐吓两个小孩不准他们离开武汉等待随时传讯，两个小孩吓得几天没吃没睡。根据警察自述，该货场的照明电经常出现的间断停电，就是他们搞的，还说已跟踪很久了。

6月24日晚，这群警察逼问余学伦的妻子，要她说出其丈夫的下落。余学伦的妻子回答说不知道，警察将她强行带到一座偏远的宾馆内，不准许她坐着，拘押了二个小时。

2007年6月22日下午五点半左右，衡水市赵圈镇派出所的警察突然闯入法轮功学员孟俊罗家。进门不由分说就抄家，孟俊罗不让，警察们就把正要下地干活的孟俊罗强行拧着胳膊拽到屋中，并把大门插上，不让围观的群众看。这些警察共计三辆车十五人左右，他们把床上的被子翻乱，橱子门给弄坏，柜子也翻，抄走了所有的法轮功书和多本《明慧周刊》、法轮功师父的像、录音机等。

内蒙古通辽市法轮功学员韩乃军于2007年6月27日晚外出一夜未归，28日韩乃军的妻子张艳梅下午回家时，正遇上警察开车在楼下埋伏，几个男警察将张艳梅揪住，张艳梅据理力争，并喊“法轮大法好”，引来周围邻人观看，警察暴跳如雷，大骂起来，并说已绑架了韩乃军，要张艳梅开门搜查，张艳梅不配合，后警察抢出钥匙，上楼强行开门，因其门上有保下险而未得逞，警察即将张艳梅绑架带走。之后，警察又返回并用钥匙拧张艳梅的家门。

2007年6月20日下午，河南漯河源汇区干河陈乡闫庄村法轮功学员闫天文抱着小孙子在街上玩，一黑一白两辆轿车突然停到身边，从车上下来七、八个警察把闫天文按倒在地拳打脚踢，强行拖进车中。孙子被吓得哇哇大哭，闫天文请求把孙子抱回家中，警察不让。在场观看的村民没一个敢上前的，因为警察扛著录相机。

6月23日早6点，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约七、八个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杨翠星家，强行抄家。杨翠星被绑架后下落不明。

2007年6月19日上午，广州市海珠区610、岗海派出所、街道等七、八个便衣到海珠区法轮功学员林贞耀家，绑架林贞耀，林贞耀不配合没给开门。到了下午，他们切断林贞耀家的电源，林贞耀开门想查看一下，被守在门口的便衣绑架。其后家人追问有关部门亲人去向，得不到明确答覆。

6月22日晚11点左右，湖北武汉三名法轮功学员程静，冯玉，盛红艳三人在盛红艳处被绑架，现不知下落。

6月21日晚，长沙开福区公安、610、和通太街派出所警察开两部车，七、八个埋伏在女法轮功学员叶思静的连升街15井住房。晚8点左右，叶思静回家时被埋伏的警察绑架，并被抄走现金几仟元和所有资料，还有《转法轮》若干本。

2007年6月25日中午12点半左右，六十岁老人吴燕果正在家做午饭，突然闯进来一帮警察，由定州市铁西派出所长刘建立带领，要将吴燕果强行带走，吴燕果不配合，警察们便强行将吴燕果抬上车。

重庆法轮功学员郑小兰于6月21日下午4点在重庆渝北区龙溪镇被渝北区警察绑架。

2007年6月5日晚10点左右，山东平度市祝沟镇警察十七、八人闯入连格庄村法轮功学员张金敏家，把其绑架。警察并拿走了张家的卫星电视接收锅和播放器等。

2007年6月16日中午，山西闻喜县法轮功学员王春兰下班回到家，闻喜县城关派出所一帮警察突然闯入，绑架了王春兰。现王春兰被关押在闻喜县看守所。

2007年6月27日，宁夏中卫市七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秦万福夫妇被中卫市文昌派出所绑架及抄家。现秦万福夫妇被关押在中卫市城区文昌镇派出所。

2007年6月26日中午，吉林公主岭公安局、国保大队、双龙镇派出所六、七个警察闯入双龙镇，绑架了法轮功学员耿万英。

2007年6月27日晚8点左右，德惠市大房身派出所警察一行几个人开车闯到大房身梨树村十社法轮功学员梁余太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进屋就翻，抄走法轮功书、炼功带等物品，之后将梁余太强行绑架劫持到德惠市公安局。

6月24日晚22点左右，沈阳东陵区桃仙镇桃仙村法轮功学员蔡葆菊、张俊安夫妇被桃仙镇派出所绑架。警察抢走部份法轮功书籍和资料。

2007年6月20日，抚顺市望花区的法轮功学员肖翠华、项进军被望花分局的警察绑架、抄家。

6月21日，大连西岗区国保支队和白云街派出所警察绑架了正在送儿子上幼儿园的法轮功学员易鹭，将其关押到金三角行政拘留所（大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2007年6月27日下午5点左右，辽宁瓦房店法轮功学员王晓菲在工作单位长兴超市被共济派出所绑架，并被抄家，于当晚8点左右被送到瓦市看守所刑事拘留。

王杰的六姨段巍也是法轮功学员，她说：“一个非常聪明、健康的孩子就给打成这样！”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段巍几次哽咽：“这些回忆都是痛苦的！”

外甥的死对段巍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当时王杰的妈妈患上癌症，段巍一直没有把王杰的死讯告诉姐姐，最后王杰的妈妈死了，永远也不知道她最疼爱的儿子已经离她先去！

段巍说，其实王杰在监狱里早已被打得内脏都坏死了，当局知道他不能活了，才让家人接他回家。王杰在回家一年后才有机会与段巍相见，匆匆36天的相处，王杰总算是把自己的一些身体情况反映给段巍，告诉了世界在短短3个多月里，中共如何把一个有为、健康的年青人的生命在残酷中慢慢踩熄。

1999年4月份，在中国大陆正着蕴酿着要镇压法轮功的气氛，当时朱柯明、王杰、段巍3人很希望透过寄信，让中共当局回心转意。

朱柯明说：“我们的身心都受益了，思想也转变了，道德回升了，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亿万中国人民都受益了，这么好的功法，你胁迫国家政府这么去打压、侮蔑、宣传，我们肯定不干，肯定有很多想不开，觉得这不是胡来吗？荒谬……中国不是法治国家吗？我们没有这种观念，那我们当时该整理的整理……我们当时以为是敌人坏人暗害法轮功，可能中央的首长是不知道的，当时我们还把他当做正常的国家主席！”

段巍说，王杰当时也知道共产党不好，在中国生活长大的都知中共：“这么老实的孩子也说共产党没实话。”

记忆中段巍指王杰是一名乖乖仔，不爱讲话，但做大法的事情时很投入的。王杰经常说一句话：“得了大法，我们都有福气！”

王杰在地图出版社工作过，他父亲是党委书记，妈妈是将军级医生。后来王杰和朱柯明一起代理经营他六姨的家具店。

开始寄信时，信封是用手写的，后来王杰学会了打字，他不懂电脑，遇到问题，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只能打电话问他弟弟，还不能叫他的弟弟直接帮忙，免得事情曝光。

为了寄出大量信（很多时候是一次寄过一千封）而不被发现，3人努力找邮局。见到邮局、邮筒之类的就很高兴，王杰把邮局、邮筒的地点记下，晚上3个人就开车整个城市去寄信，每一个邮筒投十几封。

3人很努力地寄了一段时间信，到了第9封时，朱柯明想到不能这样写下去：“就是看到写了那么多信，迫害都没有停止过，给江泽民去信，给人大政协去信，给司法部门去信，给国务院的各部委去信，去了无数的信，后来还写信给各国的首脑，各大新闻媒体。当时就觉得只能告他。”

王杰在学校学的是民事法，不是刑事法，不知道怎样写这类诉状。最后大家买了很多法律书籍来参考，看了3天，用半个月把《申诉状》写出来了，3人很有默契，朱柯明写文章王杰就打字：“当时我收集到的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很多，而在写申诉状时，王杰、段巍我们3人便把迫害的事例一一对照法律条文。王杰很认真。”

寄出《申诉状》不久，2000年9月7日，晚上大概是11:30左右，公安非法越过围墙强行入屋；回想起来，段巍说，其实公安采取行动前3天，屋外的街灯就熄灭了，是公安干的，黑暗的环境使他们更容易行动。

王杰被当局非法关押了3个多月，从来没有经过审判。2000年12月份，公安打电话给王杰家人，让他们把王杰接走，说是“取保后审”。

王杰一向身体健康，进到监狱一个多月后，公安就说王杰病得很厉害，到后来还要开始洗肾。当时王杰被送到北京友谊医院、武警医院两家医院，分别都被诊断为双肾坏死。

朱柯明曾经在王杰被关押一个月后见到他。朱柯明说：“王杰是一个挺胖的人，150到160斤的，一个月不见，就跟一个特瘦的人一样。好像只有八九十斤。”

当时朱柯明以为王杰没有见过世面，这么乖和老实的人，受到压力所以才瘦起来，没想到是因为遭毒打虐待所致。

回到北京的家，王杰守口如瓶，他的家人一一问过他在公安局里受了什么对待，他说：“没什么、没什么！”，拒绝说出公安局内他所遭受的待遇。后来王杰对段巍说，不跟其他的家人讲是怕人们不理解，会误会法轮功。

从监狱出来在北京的一年里王杰都是坐着轮椅，后来办签证来到香港后，一个星期后却走起路来，段巍说，他像是回光返照一样，可能也是听到可以去香港的景点向游客讲关于法轮功的情况吧！

在香港见到了王杰，段巍很激动。王杰对她说：“六姨、六姨我出来了！”王杰不能在香港逗留很久，很快就离开去印尼。

到了印尼，10几天后，王杰打电话给段巍说要到她那边去，当时段巍住在印尼另一个城市。后来同修告诉段巍说，到印尼后，王杰换衣服换很久，回想起来，段巍说，其实当时王杰已经是开始不行了。

在印尼再见到段巍，王杰感到很欣慰：“六姨多好呀！”当时段巍的佣人走了，王杰主动要求帮忙做饭，以前在北京时，王杰做饭很仔细。但那天王杰切的蕃茄一块大一块小的，完全不规则。她说：“王杰怎么这样？”王杰说：“没事！”段巍当时还没有察觉他的情况已经很严重。

在家族中王杰和段巍最亲，因为王杰是在段巍家长大的，因为段巍很清楚王杰的状况和习惯，知道他什么状况不正常。

36天跟段巍一起。段巍后来问王杰为什么不跟其他亲人讲他在公安局的情况，他说：“他们不是炼功人，跟他们说没用，我不想让他们误会因为我学了法轮功遭罪，不想他们说什么从而造业。”

有一次段巍让王杰看国内大法弟子受到的酷刑，看完后，王杰坐在地上边打坐边哭，段巍问他为什么哭，他说：“六姨，我都受过（那些酷刑）！”

他就讲了一些在国内受过的刑：衣服被剥掉，一丝不挂地坐在水泥地上，先是大水冲，然后是一滴一滴的滴了3天，他说：“冻得我不能自主地抖！” 段巍听妹妹说，王杰出狱后经常说冷。

警察在公安局里抓着王杰的两个肩膀，死劲用膝盖向他的心脏和背后两个肾脏的位置撞过去。王杰形容，当时的感觉就像肾脏都要从嘴里吐出来。

段巍又回忆王杰被迫害得精神恍惚，一次帮忙为植物浇水，可是水却不是往植物去浇，而是向天浇水。

王杰告诉段巍说，有一次在公安局里。一个公安用手大力砍他脖子中枢神经的地方，他一下子就晕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一丝不挂的躺在床上，他想用手去遮盖自己的生殖器时才发现自己的四肢被手铐铐在床上。他问护士发生什么事，护士还埋怨地说：“盖什么盖！昏了一个多月，哪都拉！”

王杰常常说：“共产党多邪呀，共产党多邪呀。”段巍一直希望王杰多讲一些在里面被折磨的事，但王杰表示，他的脑袋经常是一片空白。

段巍说：“从公安局出来，王杰的生命实际上已经被摧毁了，他出来不能用语言去讲什么，他只能用肢体告诉我哪不对头……”

灌食、撬牙齿、遭毒打、电击（包括生殖器）。段巍发现王杰有时候更是停留在公安局里的状态；王杰会忽然间说：“这个跟我六姨（段巍）没有关系！”段巍叫叫他，他好像如梦初醒，低头不语。

段巍说：“有时候回忆起来都是痛苦，他就像我孩子一样，疼他比我疼我儿子多”王杰临走以前，还叫段巍“妈！”段巍问王杰为什么叫她“妈”，王杰说：“你不是跟妈一样吗？”段巍推测可能王杰也想他的妈妈。

段巍家里有一颗芒果树，她给王杰食了两粒芒果，说也奇怪，王杰食完芒果后，那颗很大的芒果树整个都在掉叶子。2000年6月18日王杰在段巍的家中去世，段巍说：“王杰走的那天，芒果树也死了！”

当天晚上段巍决定要让医院解剖王杰。王杰被送到印尼当地一家医院解剖，医生当场说王杰心脏比正常的大一倍，而且早已纤维化，医生觉得很惊讶，他说：“怎么会这样，心脏比正常人大一倍，都纤维化了。而且那名医生开始时也发现王杰心脏不正常、有问题。”

当时医生说还要进行更多的尸检化验，说是要一个星期时间，一个星期后，没有等到报告，后来说医生出国了需一个月，等那位医生再回来后，医院出了一个验尸报告，内容是身体一切正常，连心脏的问题也没有。段巍说：“在中国北京的大医院断定王杰是双肾坏死！在公安局里也是被诊断双肾坏死。”

7年后的6月28日，香港法庭正式受理朱柯明和傅学英的“诉江案”，朱柯明说：“事情有很大的意义，首先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国无数的大法弟子为了争取一个做好人的权利，向中共讲真象，反对其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因为这样，很多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甚至于付出了生命。

我们和王杰一起做的这件事情，状告江、曾、罗，这些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用法律的形式告他们，中共不但没有受理，反而把我判5年、段巍逃出来了，但不能再回国，王杰就给活活打坏内脏至死！起码现在在“一国两制”下，港府受理了，王杰虽然不是香港身份，能够通过自由的香港和独立的法制能够把这个诉状递出去，香港法庭接受了，这是对王杰的一个安抚！”(

山东学者、号称曾撰写过《九论共产党》的萧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04年11月大纪元推出的《九评共产党》所引述的史料，绝对真实可信。很多事件、事例、甚至文章所用的好多句子简直就是耳熟能详。整个九评里90％以上的事例和史料，他在大学期间买到的一些国内公开合法出版的书籍里都读到过。有些史料在他自己出版的书籍里也提到过、引用过。《九评》所言与见地，中共毫无反驳之力，那样用血写成的历史，而且是中共自己记录的历史，它们根本无法站出一个人来反驳九评，说九评是造谣诬衊他们，在铁证面前，在雄辩的事实面前，中共哑口无言！他认为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看九评传九评，那是中国人福之所在，幸之所在！

对独裁暴力治国的中共颇有研究的他认为：如今民主已成普世价值，民主之价值早已为先进文明国家所实践验证，民主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向往追求。而统治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共産极权主义不仅完全彻底地垄断了一切国家权力，垄断了所有一切资源和财富，而且全面彻底、严密牢固地控制了社会的所有方面、一切领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专制政治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无时不有；公民社会、民间社会被彻底摧毁和铲除，所有一切民间自发组织和自发势力都不允许存在，任何在统治集团有效控制之外的独立组织和势力都不允许存在，个人直接面对政治国家；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被取消，整个社会泛政治化。

他分析到：正因有了如此土壤，一次次一波波的整人运动、中共法律认可下的打、砸、抢、侵犯人权、公民权的事，层出不穷，极权者为所欲为，为害百姓，危害中国。香港暴力遣返台湾合法公民、精神信仰者法轮功，无不说明这种无所不在的共産暴政无法无天残忍暴虐的本性。

他指出：在国内所用及的高压手段、国家恐怖主义毫无疑问已经输出海外，继续为恶。真如世人所言：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美国华府树立起的“共産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给了中共一个强有力的打击。特别是那个民主女神像，中国人民都记忆犹新。中国人民心中记忆中的这座丰碑，一定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在中国的自由民主的大地上树立起来。

民主人士四海指出：从外戚之祸、宦官作孽、党锢之争、藩镇割据、东厂西厂、血腥恐怖、残酷劳役、政变、兵变、民变、文字狱、“反右”“文革”，八九屠城到铺天盖地的贪污腐败，中国人似乎得到的永远是暴力、仇恨与谎言。特别是中共政权把这种极权主义发展到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的程度。

他说：我们所看到的中共皇朝50多年的独裁暴政，历次运动，中国人得到的无不是中国人杀戮中国人，中国人谋算中国人，中国人虐待中国人，中国人吸食中国人。总之，中国人永远在专制下残害中国人！日复一日的彼此算计，年复一年的相互‘征战’、‘讨伐’，说是为了正义，实为一霸天下；不见根本改变，只见一脉相传；没有神圣信仰，只有操权弄术。中共不但与人斗，灭绝人性，也与地斗，糟蹋自然，更与天斗，迫害信仰，以神为敌。这种永远靠刀枪剑戟杀、用专政淫威来维系、统治的中国，大沉沦终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他历数中共治下的社会有目共睹的事实：一党窃国，万官作恶，举国浑浊，人心搞垮。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之时，灵魂崩溃道德颓废！灵魂的崩溃和道德的颓废又迎合、维持并纵勇了专制腐败极权统治集团利益。真如民间所言：“举国上下无官正、朝野内外无帮国”！这难道不是一场共産极权带给中国最沉重的民族灾难吗？共产党的历史重罪一定要清算！

他认为：九评出现和三退大潮，正是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华民族子孙选择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全民精神觉醒运动。在这关乎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危难时刻，每一个中国人岂能无动于衷？

作为基督徒的他表示：《九评共产党》的出现，预示着历史的审判已经开始。上帝在呼唤我们每一个人，要广传《九评》福音、力争自由民主人权，加速中共解体，这是当代中国人最迫切、最光荣的使命！

通过中共CCTV、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VOA、BBC、法国等国外电台，我紧紧把握着北京的脉搏，血雨腥风，感同身受。

当时收音机没有微调功能，长期“偷听敌台”，磨练出了我与中共电波干扰捉迷藏、寻最佳音质的手指功夫。六月四日清晨，首先听到BBC记者访问杨宪益的录音。我虽不见其人，却分明听见他谈话时，已经气愤得上气不接下气。他向记者宣称：“这支军队已不是什么‘解放军’，它是杨尚昆的私人军队（笔者按：当时“杨家将”当红，代表军方公开露面的是杨尚昆，邓小平是个阴损家伙，躲在幕后）……，我从现在起，同共产党决裂！”这几句话是至今清晰地刻写在我的大脑皮层上的。据后来资料，他的话还包括：“我谴责戒严部队屠杀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国人民是杀不绝也吓不倒的！他们可以将我也加在杀害的名单之上，但是他们不能够杀光我们所有的人！他们不可能摧毁整个的国家！”

杨宪益走的是老一代知识份子的“爱国路”，但又有独特的传奇色彩。他原是牛津大学的博士，为抗日救亡，不拿文凭就返国，与携手归来的英籍戴乃迭(原名Gladys Margaret Tayler)结婚。1951年杨宪益到外文出版社工作，主编《中国文学》杂志，一对翻译界的夫妻黄金搭档，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其中三卷本的英译《红楼梦》，驰誉文学界和翻译界。杨宪益此次拍案而起，一声“决裂”，书生大义，横亘云天。只是他的妻子从此一病不起，失去语言能力，终至告别人间。

另一件巧事也让我遇上了。我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Radio Beijing)对世界播出的英语节目，一开始，广播员的前言，让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浑厚的男声广播：“中国军队向学生和市民开枪，死伤多人，其中包括我台工作人员……”这不是阵前倒戈事件吗？

大家知道，电台是宣传部门，宣传部门称为“要害部门”，非根红苗正、绝对可靠之人，休想在此任职。中共对外广播，初期有外国人上阵，后来有了自己人才，过河拆桥，老外只干文字修饰等工作，前场没他们的事了。我从听觉判断，这个广播员是中国人，英雄啊！我及时地录了音，事后在我讲英语课的时候，当作补充教材，放给学生听。我不敢和英雄比，但我也不当熊包！

接下去几天，中央电视台薛飞、杜宪等男女主持人，在晚间“新闻联播”中，穿上丧服，以悲伤语调播出联播稿件……他们敢在“天子脚下”的北京，用世界上从未见过、也不会有人想到过的奇特方式，同中共暴政抗争，他们是“威武不能屈”民族硬骨头，微斯人，吾谁与归！
。
我来到美国后，跑了不少图书馆，见到凡是谈中国“八九民运”的历史书籍，几乎都有“六四”王维林挡坦克的照片。这是世界正义人士普遍厌恶中共暴君、称颂抗暴英雄的共同心态的鲜明表现和有力证明。王维林只是上述抗击中共暴政的英雄群体的代表和缩影。

古代铸造刀剑，铁器放入冷水，在快速冷却中突变为神器。“六四”一盆冷水，恰像淬火剂。经过“六四”这个“清水淬其锋”的关口，神州大地涌出多少个王维林，依然有待发掘。正是这些英雄，为我四个月后的递交退党声明，注入勇气。（待续）

这是自被全球人权人士贴上“种族灭绝奥运”(Genocide Olympics)，并要求西方投资人抵制任何在苏丹达佛地区投资的公司后，2008年北京奥运的第二个代名词“手铐奥运”。

记者无国界在“北京2008 ”手铐奥运行动的新闻稿中表示，六年过去了，中国的人权及新闻自由情况没有任何改进，并指控国际奥会委员们，对国际性组织要求中国改进人权的呼吁无动于衷。记者无国界设计了六种不同语言的手铐奥运徽章，供世界主要媒体使用，同时将透过管道在未来一年于世界各地展示这些手铐徽章，提醒人们北京2008年奥运代表什么。

记者无国界强调，他们的行动不是为了干扰奥林匹克比赛，相反地，他们是要提醒人们特别是世界奥会，奥林匹克宪章中说的:“(运动)是为人类和谐发展服务，提倡一个关心人类尊严的和平社会”任何一个运动员及体育爱好者都有权力及义务维护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创会精神。

记者无国界在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信中说：“您比所有人都清楚，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极端重视北京奥运是否能成功举办，但是并没有兑现任何当初许下的诺言。主席先生，中方的奥运组织者大都为政府高官，现在让他们释放被关押的良心犯、修订压制性法律、终止对言论的审查，为时还不算太晚。”

信中还说:“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对2008年奥运的关切。2008奥运已经成为一个不保证言论自由及不尊重奥林匹克人道主义价值的政权的人质.......”

记者无国界认为现在是对中国政府施压的最好时候，该组织呼吁奥会、运动员、体育爱好者及人权组织表达他们对中国政府罔顾人们基本自由的关切。

该组织引述俄国异议人士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的评语:“政治上的重大错误；人权上的可耻行为；法律上是犯罪”，并认为布科夫斯基的评论28年后用来描述北京奥运依然合适。

评委会发言人李维娜女士表示，新唐人晚会世界巡演获得巨大成功，将中国传统表演艺术之精华推向国际舞台，载誉无数。由新唐人主办的舞蹈大赛以中国古典舞为比赛项目，繁荣舞蹈剧目创作，促进文化交流，弘扬纯真、纯善、纯美的正统舞蹈艺术。这个舞蹈大赛将成为中国古典舞的权威比赛，为全世界中国古典舞的优秀舞蹈人士提供一个走向国际的舞台，并为有志者开启一个共同开创中国舞新纪元的平台。

据大赛评委会介绍，7月6日初赛，7月7日复赛，7月8日是决赛和颁奖仪式。

此次舞蹈大赛分为男子青年组(18 - 40周岁)、男子少年组(14 - 17周岁)、女子青年组、女子少年组，每组各设冠军1名，亚军1名，季军2名，优秀表演奖3名。

各组冠军奖项一万美元，亚军奖项三千美元，季军奖项一千美元。

据评委会另一发言人曹逸女士介绍，比赛包括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参赛剧目在两分钟之内。初赛时表演个人剧目占评比总分70%。复赛时除参赛剧目外，还需表演基本功的跳、转、翻、控制的规定动作组合一分钟。决赛时需表演剧目，以及规定动作组合一分钟或自选组合一分钟。复赛和决赛时可更换剧目。

曹逸特别指出，本次大赛的原则是展示中国古典舞的正统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艺术形式与风格，所有参赛剧目(包括舞蹈音乐)必须表现中国舞蹈艺术的真正的神韵和风采。古典舞的基本功除一组规定动作外，自选动作组合，可根据自己的特长选用技术动作展示独特风格。同时，在男子和女子表演中如增加毯子功中的翻腾动作，可根据难度大小酌情加分。

据曹逸介绍，评委会由资深舞蹈界专家组成，其中包括新唐人电视台新年晚会的主要参与设计和表演的专家。

李维娜特别指出，对于8日下午的颁奖仪式，所有观看复赛、决赛或神韵演出的观众都可以参加，但是鉴于座位有限，所以采取“First Come, First Serve”(先来者优先)的原则。

李维娜表示，在8日下午的颁奖仪式后，将特别邀请神韵艺术团现场表演，观众将再睹神韵风采。所有参赛选手及其陪同人员均可免费观看复赛、决赛和颁奖仪式以及8日晚间神韵艺术团的演出。

神韵艺术团从今年年初开始巡回演出，足迹遍布美洲、欧洲、澳洲、亚洲共计30多个城市，演出总计近80场，覆盖世界20多万现场观众，创下艺术界的奇观，引发国际艺术界和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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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就是怎样认识中国的改革。现在回想起来，以1989年“六四”事件为一个分界线，中国的改革也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八十年代的改革在经济方面，中共当局通过放权让利，把国家垄断的那些资源慢慢的让渡一些给民间，容许工人拿奖金，农民承包土地。这些措施在短时期内确实有比较大的刺激作用，老百姓也得到了一些好处，所以现在有些人又怀念起八十年代来，总觉得那是一个黄金时期。在舆论方面，当时以《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这几个报纸为领军，有一段时期可以讨论政策，也可以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看法，但是，那不是言论自由。我讲一个背景，因为那个时候，统治者的正当性是要求理论上的正当性来证明的，邓小平要掌权，他一定要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而过去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主张的“两个凡是”是错的，所以需要理论、尤其是需要马克思理论（来支持）。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就不一样了。九十年代以后，“六四”屠城打断了中国改革的进程，终止了原来那种理想主义改革，留下了两个任务，一个就是政治民主化，还有一个就是新闻自由，这个一直没有完成。而邓小平痛定思痛，认为之所以有“六四”，就是因为当时有“走向未来”丛书、《河殇》等等一系列宣扬西方民主思想的书籍、影视片（的出现），以及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的进入。所以这道门在“六四”以后是关死了的。这时只有一条，就是发展经济。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就开始启动了九十年代的一轮改革。当时我已经到了深圳，根据我自己对深圳的观察、调查、了解，我认为改革已经走到了一条不同的路上去，至少是和统治集团宣称的不一样了。

当时经济改革在几个重要领域推行，一个是深圳市率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股票市场，比上海的股票市场还要早将近一年，有一个创立者是我的朋友，他们去日本考察的过程等等我都问过他们，原始股票要求公务员支持、按人头分摊我都经历过；其次就是我后来称之为“圈地运动”的、政府的标准叫法叫做“ 城市土地改革”。我后来发现这两大改革出了问题的时候，国内没有办法发表我的东西，我写的“中国股份制改革──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这是股票市场刚刚建立起来的1992年。

回过头来谈九十年代这一阶段的改革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改革缺乏公正性，中国的社会分配政策是非常不合理的，造成了过大的贫富差距，我在国内的《东方》杂志写了一篇关于当代社会贫富差距的文章，当时国内还有好多人反驳我，说贫富差距还不够，现在的问题不是贫富差距，记得一个叫李平心的，还有厉以宁都谈过这个问题。但是就在《现代化的陷阱》出来后的两年，大家都已经公认贫富差距过大。形象一点说就是“富人一席酒，穷人一年粮”。在深圳给我印象最刺激的是这样一件事，1988年8月8号，我到深圳第一天，让我去海城大酒楼参加一个晚宴。我悄悄问服务员晚宴花了多少钱，她说是一千二百多元一桌。这是八十年代。当时我在深圳市政府工作，我的月工资才380元人民币。内地的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还只有七十几元，再加上各种补贴，一年也就一千几百块。从那以后，这个情况时越来越恶化。衡量贫富差距有几个指标，一个就是基尼系数。我当时找到一个民间研究所的资料，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基尼系数在0.1时表示绝对平均。中国在改革以前，因为不计算高级干部的非货币收入，他们的保姆、厨师、勤务员等的工资，还有所有的其他的开支都不在他的货币收入里边。只计算货币收入，中国改革前的基尼系数是0.1多一点。但是就在我写书的时候，也就是十几年吧，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有0.1到了0.47，0.5是社会动乱的边缘，贫富差距已经到了超过民众的忍受界限的程度。多年来不管收入差距如何变化，中国政府公布的基尼系数永远是在0.47825到0.4732之间徘徊。它永远不升上去，因为到了0.5，就说明中国社会已经到了社会动乱的边缘。至于是不是已经到了社会动乱的边缘，我们在海外的媒体上看得到。

那么贫富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其实还不仅体现在工资收入这一块上，更重要的还因为贪污腐败者的灰色收入。我的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中国的制度开启了权力市场化的大门，政府行为企业化。官员不是把自己看作公务员而看作商人。他手中的权力就是用来交换的商品。到他这儿来寻求公共服务的，他都全看作是来做生意的，所以有广大的寻租空间。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中国的腐败是如何逐步严重化。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深圳抓了中信实业银行的行长高森祥，贪污了二百几十万元，四个情妇，大家就觉得很严重了。过了一年多，又抓了一个，就是王建业，贪污 3000多万，人还没有枪毙，无锡邓斌案出来了，集资一亿几千万元。就是说贪污腐败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就像翻跟斗一样，甚至不是成几何级数扩大。我曾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当前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其中提到中国政府的腐败演变过程，讲中国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是个人腐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政府各部门有“创收”的任务，比如医疗部门也要创收，这就变成集体腐败。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多要点资源，比如多要点财政拨款，或要点什么政策，就需要去贿买，还有官位安排上的贿赂，政治保护关系的形成，等等，最后形成了制度性腐败。

这篇文章就成了我个人一个命运的转折，过去写《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就给我记了一笔帐，有人就警告过我，叫我不要再写了，到此为止。这篇文章出来以后，中纪委就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三个“理直气壮”。第一个，“我们要理直气壮的相信我们不是制度化腐败，腐败只是个别官员的腐败行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相信，我们的官员是好的或者绝大部份是好的，贪污腐败只是其中极少数的害群之马”，“我们要理直气壮的相信我们党能够战胜腐败”，这篇文章发表在12月下旬某日的《人民日报》上。中纪委的文章出来之后，一位曾邀请我去中纪委开会的熟人给我打电话，我就问他，你们出来的这个东西，你们自己相信吗？这不就是像黑夜里走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吗？他说，你就不要认真了，你的文章出来以后，责成我们要表一个态，那就这么表一表态啰。

现在我要讲第二个问题，中国当局假改革之名剥夺了中国人民的一切社会福利。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世界上最好统治的老百姓，政治自由、言论自由这些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只需要有口饭吃。问题是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改革确实是让他们生存发生困难。最开始是朱镕基要甩包袱，就是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先改革医疗保险。世界各国的医疗体系都有两块，一个是市场化的，另外一块就是国家的公益服务。包括印度也是这样。

医疗改革 而中国却是政府政府放弃了在医疗上的公共责任，使得政府投入只占整个医疗投入的30%，医院需要自己创收。中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医药不分家。国外的医生只开处方，不靠卖药赚钱。中国的医生尽量给病人开药，所以出现一个感冒没有几百块、1千块，就看不下来。因为医生的福利、医院的很多开支都靠这个收入。国内曾有一个报导，说是一个人在医院开的一种针药，花了二十几元。后来发现在医药公司去买，只需要一元多就买了，医院的价格是医药公司价格的17.8倍。向报社投诉之后，记者作了调查，发现这个高价格中有这么几块，药品生产成本不到10%，剩下的90%，医院拿走60%，其他就是医生、药房人员的回扣。所以这些应该属于政府公共开支的部份全转嫁到患者头上来了。同时，中国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相当低。最新出的数据是 2005年的，2006年的还没有出来，只覆盖了不到50%的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只有不到70%加入了合作医疗，但是每年的医药费平均到人头上只有十几块钱。这个医疗制度还有等级，高级官员可以享受很高的福利等级。农民和城市中的很多低收入家庭，有人生一场病就把多年积蓄花的干干净净，因病致贫的人占城市贫困人口的50%以上。农村里的多数人生病以后，就是等死。

教育问题 至于教育问题，自从中国政府搞了产业化以后，读一个大学对每一个农民家庭是一个浩劫。每一个学期开学之前，很多农民四处为子女筹款交学费，筹不到就自杀、上吊、喝农药，这种事大家都看到过报导。

至于江西那个小孩郑清明就为了交不起学校的欠款680元人民币，就卧轨自杀了。就为大约80多美元就丢了一条命。中国的小学到初中，说是义务教育。但是这个义务教育有很多费用。就拿我儿子的经历为例。他十三年前来美国，过来一年以后，我叫他比较中国和美国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他想了一下说，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中国老师经常跟我们讲：交钱，交钱。六一节要赞助，元旦要赞助，教师节要赞助，买校服要钱，天天就是钱钱钱。在美国，老师根本就不跟我们讲要钱的事。这就是最大的差别。学校要学生赞助，并不是有多少出多少，而是上光荣榜，谁赞助的钱最多，他就排在第一名，这样激励小孩找家长拿更多的钱赞助学校。所以中国的教育已经成了教育利益集团凭藉自己手里的垄断资源掠夺民众的一个手段。

至于大学的学费，有人统计过，从1996年到现在已经上涨了100倍。那时就已经是这个情况了：要找谁家最穷，就找家里有一个上大学的。这个家里肯定是家徒四壁，卖的什么也不剩了。我在威斯康星大学讲了，美国大学的年收费平均占人均GDP的10%左右，各州立大学以及众多的普通大学也就是收费3000多元，而美国的人均GDP为3万多元。中国的大学收费早就达到了8000—10000人民币的水平，人均GDP才刚刚过了1000美元，也就是大学学费占人均GDP 的100%，老百姓根本承担不起。所以教育已经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住房改革 另外就是住房改革。在美国一栋房子的价格是家庭年收入的4-6倍，中国的这个比例早就超过了12倍。收入高的地区，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是18-20倍，价格追逼香港、东京这些世界上房子最贵的地方，老百姓根本买不起。

所以中国成为世界罕见的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国家。前天法国广播电台采访我，问，这次吴仪访美国只关心两个问题，第一关心人民币升值，第二，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消费大国，把老百姓的储蓄转成消费能力。我说。第一个问题，人民币升值事关中国国家安全，我就不在这里讲了。第二，中国政府早就想把储蓄转化成消费了，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80%，这是世界上没有的一个经济结构。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国内消费市场萎缩。但同时还有一条，国内的储蓄存款早就超过了16万亿。美国从斯诺当财政部长起就要求中国提高消费，但是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消费，很简单，国家统计局的城市调查，还有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广州市等地调查出来的结论都惊人的一致，老百姓加强储蓄的第一位目的是子女教育，第二是为了医疗，再就是为了养老和住房。就像刚才我讲的就是因为政府放弃了基本责任，根本没有公共投入，全部转嫁到老百姓身上来了。老百姓为了家庭获得一点安全感，就拚命存钱。

别看有16万亿元，其实居民存款的68%是集中在7%左右的人手里，其他93%的人才有那32%，而那32%大多数集中在93%这一部份人中的30%的人手里，很多人如农民根本没有存款。有钱的人，消费大头早都已经不在国内了，这是国内消费率年年萎缩的原因。大家知道，日本的储蓄率很高，但是它的消费率从来就没有低于68%，它有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但是中国国内的消费率去年已经下降到50%了。所以我说布什也不是上帝，他要求中国提高消费，并不能够做就能做得到的。

所以老百姓一是收入低，二是没有社会保障。老百姓的利益被严重剥夺。改革谁得谁失，结果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下面再讲第三个问题，就是贪污腐败。这些年来，我按照两高即高等法院、高等检察院的报告统计了一下，每年贪污的县级官员基本上每年都有一千几百名，最多在 1900多名，省级、部级、政治局委员都有，贪污腐败的级别越来越高，案值也越来越大，这说明中国的反腐败根本就没有成效，而是沦落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前些天我正好写了一篇文章，分析中国的腐败容忍度和腐败安全度。腐败容忍度在这里我指的是公众对腐败的容忍度，在我写《现代化的陷阱》的时候，中国公众的腐败容忍度是比较高的。那时老百姓接受调查时会说，当官的拿的是国家的钱，关我们什么事，他贪他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工作就行了。所以老百姓不会举报当官的贪污。一直要到当官的把工厂卖掉，工人没有饭碗了，才起来抗议──当然这时已经晚了。这几年公众腐败容忍度越来越低，有几个指标可以衡量。第一，这几年的腐败已经影响到老百姓的生存，比如圈地运动，我当初描绘的90年代初期，那时还只是政府闲置的空地或者有比较合理的补偿的耕地。但是从97年开始的这一波圈地运动，在城市里是以居民的住房拆迁为主，在农村里则强行征农民的耕地。这十年里共拆迁了380多万户居民的住房，其中很多人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大家也知道，自焚的、自杀的、钉子户越来越多，拆迁弄的很多人妻离子散。北京出了一部法规，叫做“关于禁止以自残自焚方式上访的规定”，把这种行为当作是要挟政府，要给自焚者刑事处分。你们可以在网上查到这个布告的原件。有一位农民在金水桥自焚被抓进牢房关起来，要给刑事处分。农村里一共有多少农民失去了土地呢？有一个调查，估计最低有6000万农民因为征地失去了土地，这些人处于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成了三无农民。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反抗。这是容忍度降低的一个标志，因为政府的腐败掠夺已经逼近了老百姓的生存底线。第二个标志就是社会底层的反抗越来越多，2003年是58000起底层反抗，2004年是近70000起，2005年是78000起。90年代发生群体性事件，是要扣政绩分的。那时的朱镕基为了安抚民众，确实把群体性事件当作一个很大的事来抓。但是这几天居然看到这样的报导，一方面是武警在和反抗的民众对峙，另一方面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们摆了桌子和饮料、瓜果，支着阳伞，在那里观看，若无其事，心安理得，已经把官民对峙看作一种正常状态了。还有一个调查，近几年来，对在中央党校进修的地厅级学员中进行调查，每一年抽查300名。填写问卷，回收率一般是百分之五十多，在三年以前调查时，他们把腐败当作第五位问题，第一位问题是社会治安。这个也好理解，因为他们什么都有了，就是觉得社会治安还不好，毕竟他们家里也不是有很多武警保护嘛，并且他们在声色娱乐场所可能遇到危险。现在不一样了，刚刚发布的2006年12月的一个调查，他们认为腐败是威胁到和谐社会的头号大敌，这就是因为腐败引起的社会反抗太多了，他们也觉得不安全了。

但是官员的腐败安全度却越来越高。这里有一个指标，就是官员腐败受惩率。这一点很难找到数据。但也被我找到几个了，因为官员只有在他被抓到了才知道他是不是腐败，那么他有没有受到惩罚，不公布这些案件你就不知道。但是去年国土资源部公布了一个数据。据国土资源部不完全统计，2003年全国共查处包括历年遗漏案件在内的土地违法案件16.8万起，有738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4人追究刑事责任（即坐牢）。按照这次公布的“反腐”政绩推算，每一起土地违法事件就算只有一位责任人，也该有16.8万人，如此多的依靠土地获利者，却只有不到1％的违法者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受惩率不到1%。这样一来，贪污腐败很合算啊，所以有人说在中国做官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比什么都好。做官的贪污有99%的可能性不被抓出来，所以官员的腐败安全度越来越高。为什么越来越高呢？是因为这个制度提供了制度保护。大家知道有买官卖官的事情，中共自己做了一个调查，专门针对买官卖官的现象，什么职位什么价格，肥缺多少，瘦缺多少，大家都知道。而且这个官卖给你不是永久的，还要一个维持成本，就是逢年过节得向上司送“节礼”。如果没有维持好，他可以把你平级调动，把你的位置让出来，再卖给别人。一个在美曾的华人中国学者对我讲过，说中国政府是有克服腐败的意愿的，认为我是不是被中国政府打压的太厉害了，看问题有点阴暗。我马上就把这个文件给他，我说这可是国家课题，是中国政府自己的结论。他们的结论是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确实存在，但是建议取消对贪污腐败官员的死刑，因为官员畏惧死刑就可能卷款潜逃，如果不判死刑，贪官的钱留在国内，还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嘛。这个报告在网上刊登出来，跟了3000多个帖子，骂报告作者拿了贪官污吏的钱，所以为他们辩护。跑官卖官让贪官们结成政治保护关系，也就是说我不能出事，我出事你就得跟着出事。所以中国早就出现一种情况，谁要是有可能出事，一般会有人提前打招呼，让他趁早逃走。我记得深圳市福田区一个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携带2亿美元出逃。我当时很奇怪，他怎么能走得了？别人告诉我说，那是有意让他走的，他走了好，如果他一抓起来，有多少人要进牢房。他安全，所有有关连的人都安全了。赖昌星的案件出来以后，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准备在深圳市抓腐败案。厦门的人来跟张高丽传经，说你抓什么腐败，我们抓腐败抓了这么多，两百多个官员，各个部门的头都抓光了，工作陷于瘫痪，形象也不好，不要抓那么多，保持适度就够了。张高丽一听，觉得这条经验很宝贵，于是马上就停止了他那抓贪官计划。深圳市的官员们就很幸福的度过一道险关。概括而言，中国官员的腐败安全度为什么越来越高？就是贪官们用贪污来的钱结成了一张巨大的政治关系保护网。

所以现在不断有人问我，这么贪污腐败，这个国家怎么还不倒台。我在《现代化的陷阱》里有一段话，在第九章里面，我说现在中国已经国是一个无法革命的社会了。你要按照中国民众不满意的程度来看，比李自成起义时的明末、太平天国时的清政府官员贪腐的程度、民众怨恨的程度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为什么没有起义发生？很简单，那时候是冷兵器时代，官府的官兵们不过是长矛大刀，民众是有能力对抗的。现在的中共政权武装到牙齿，不说核武器，就说常规武器、防暴警察、冲锋枪、机关枪，还有毒气弹，样样都有，还有500万警察。我讲一个真实的事，我有一个熟人在伦敦政治学院，他讲到这样一件事：一个中共的官员来演讲，听众提了很多问题，最后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所有的措施都不行的时候，面对底层民众反抗，你们怎么办？回答是我们有500万警察，怕什么呀！如果一个政府是用这种方式来管制人民，那么你说这个政权是不是走到了毛泽东建国时宣称的反面？“人民共和国”应该改名，叫做权贵共和国就好了，“人民解放军”早就不是解放人民而是镇压人民的工具，这一本质从”六四”时期开始暴露，到现在越来越明显嘛。

中共政权走向崩溃这个过程还要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受的苦还没有完结，受到的掠夺越来越大，政府越来越不把行政不作为、采用的恶劣统治手法当作一种耻辱，所有的正面劝说已经没有用了。我今天就谈到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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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交通行政管辖权统属深圳市运输局，是仿照香港的大交通概念。管辖民航，港口，城市公交、出租车，长途客运，邮政，公路。也就是说运输局有权管辖海陆空，包括看不见的邮路。香港回归前夕，深圳市运输局在银湖汽车站专门设立了办公室，保卫深圳公共交通安全，为驻港部队车队通过市区、过境，提供快捷和安全的通道。

回归前数月，深圳等珠三角靠近港澳边境地区的城市，对流动人口的临检频率、力度都大大加强。进入深圳特区的八个二线关口，更是检查森严。一些地方公安局办理的边境通行证，手写而非电脑打印，过关都会碰到麻烦。边防证上填写的姓名与身份证上的姓名，只要一字不同，哪怕是形音字，就会被拒过关。带关蛇头的生意都很好。其他城市抵达深圳的火车，旅客上车前、途中都要被严格检查边境通行证，没有边境通行证会被拒上车。警察在街头随意拦截人员查检身份证、暂住证、边境通行证。只要任一证件不带在身边，那你就倒大霉了，会被送往专门关押三无人员的银湖收容遣送站。

直到次日上午，我接到美编从收容站打来的电话，才明白过来美编去了哪里。老总亲自出马，带了报社证明信，赶去捞人。交了一笔钱，美编被放了出来。若去晚了，他就会被按户籍甄别后，一站站遣送回原籍。后来，我跳槽去香港大公报属下的《大周刊》，专门策划了一个深度调查专题，全面报导收容遣送制度黑幕。一个男同事自告奋勇去银湖遣送站卧底。因此，他特意穿着肮脏、陈旧衣服，不带任何证件，在深圳火车站广场警亭周围晃荡。他果然被警察盯上了，标准的三无人员（无证件、无工作单位、无固定住所），如愿被送进银湖收容遣送站。按照事先约定，次日上午，其他同事去收容所查看被关押的三无人员登记名单，缴上300元，才取他出来。另一路记者守候在银湖遣送站门口，寻机拍摄照片。文章见刊后，海外媒体纷纷转载。记者卧底采访收容遣送黑幕，《大周刊》是大陆媒体第一家。

频繁抓人，缴钱释放。正是通过此种方式，各地收遣站大肆捞取黑钱。三无人员关押不过24小时，每人要收取管理费、伙食费200元，杂费100元。另外，收取手机等随身物品保管费50元。对于收容者，收容所会提供电话，让他们联系单位、亲友缴钱保释。规定电话只能打几分钟，一律收费10元。三无人员关在监仓，晚上躺在水泥地板上，吃喝拉撒都在一个监仓。铁门铁窗监控器，不过没有铁锁链。只要关进收容所，收遣站才不管你什么三无不三无的，只认钱。

收遣站大门口停了一溜私家车，可别小看这些车主，他们的能耐不可小觑。内外勾结，专门做人肉生意。每天停在银湖收容所大门口的私家车，大约有十数台。一般来说，当日收容的三无人员，要在次日中午前，分发到广东省内的其他收容遣送中心。那些来不及联系单位和亲友的人员，被戴上手铐，串在一起，押上窗户安装铁栅栏的大巴，由警察送往各地。

如果没有赶在中午前得到亲友消息，只要在银湖收容所门口的办公室，告诉工作人员关押者的姓名，办公人员会给你打印一张纸条，上面清楚列明你要找的人被送到哪里的收容所。这时，那些车主就会主动围上来，跟你套近乎。车主们倒是非常干脆，不管送往哪里的人，他们第二天都会带回来完整交给你，并且承诺一手交人一手交钱。每人800元。一条龙服务，包括回程的餐费和进关费。你只要留下联系电话即可。他们不会爽约。人带回来后约你在附近的银湖汽车站交人。他们是与收容所工作人员内外勾结在一起的。我曾让他们带回一个被送往揭阳收容站的朋友。那些没有随身带钱，没有亲友的三无人员，下场很惨。关在监仓，受牢头狱霸欺负。在等候遣送期间，他们每天还要干活，比如修路。干活有微薄的报酬，等攒够收容费、伙食费，然后才释放。最惨的是那些运气不好的，被一站站遣送回原籍。比如是长沙人，依次送你到韶关遣送站——郴州遣送站——衡阳遣送站——长沙遣送站。中途几个月时间就过去了。等到被家人接回家，已是皮包骨头，伤痕累累。

广东东莞市樟木头收容遣送中心，是闻名全国、臭名昭著的人间地狱。许多在广东的务工人员都曾在这里被关押。 2003年，在广州工作的湖北黄冈人孙志刚被关进广州收谴所，被管教指使仓霸殴打致死。此事件引起全国民众的强烈声讨，罪恶的收容遣送制度从此终结。仔细想想，中国社会许多方面的推进，都是以死亡作为驱动力的。受到伤害的都是社会弱势群体。

深圳女性，绝大多数都有在大街上遭受打劫的遭遇；男性，大多有在收容所捞亲友的经历。那些底层打工仔被收容的不在少数。

户籍制度，不仅是城乡方面的差异，更多的体现在本市与外地的区别。其附加的人权歧视、地域歧视，以及社会福利、工资、子女教育方面的差别，无形中将中国人区分为三六九等。直接给公安、民政、城管等政府机关，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中国人为什么在中国还要暂住？这个常识性问题，竟然在中国的城市非常荒诞地每天在上演，今天也是如此。

深圳在香港回归前大规模驱赶流动人口，用意在于防止民众冲击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沿海居民为了活命，发生大规模逃港风潮。有的村子几乎全部逃去香港谋生。金庸创办的《明报》能够发达，某种程度上跟连篇累牍报导这次逃港风潮不无关系。

1997年6月30日上午，我在记者办公室值班完毕，按照规定向报社总值班室总编汇报“正常”，然后还有采访任务。香港回归前，在政府要求下，每个单位都临时建立值班制度。每两小时向上级电话汇报一次。群策群防，预防爆发群体性事件和防止坏人破坏。

媒体事先获得消息，驻港陆军部队在下午3时经过市区，然后从四个边境口岸过境，全面接管香港。

我去的是中国最大的陆路货运口岸——皇岗口岸。珠三角地区的货物，几乎都经由这里出境贸易。盐田港集装箱码头刚建立，吞吐量太小。中国GDP由这些24小时不停息进出口岸的货柜车拉高一定的比例。香港的货柜车司机，也带旺了深圳皇岗村这个闻名天下的“二奶村”。

皇岗口岸中方一侧临时搭建起一座彩门，欢送驻港部队。口岸有一个欢送仪式，彩门就是为此准备的。彩门旁边用带子隔离出一块记者采访区。政府动员的机关单位职员、学校学生、市民，挤满了偌大的皇岗口岸广场。过关天桥上也围满看热闹的市民。部队的通行时间是保密的。没有等来部队，一场瓢泼大雨浇散了民众。

事先我们去了驻港部队深圳基地采访，被婉拒了。被告知行军路线、开拔时间、部队番号都属于军事秘密。在口岸守候是唯一的办法。

中方验证大厅里侧，设立了一道警戒线，由全副武装的武警临时把守。每米站立一个士兵。士兵们戴着钢盔，挎着挎包、水壶。没有拿枪。每人手里拿一根类似电视天线的、亮闪闪的不锈钢棍子。市民等不来部队，都围着武警看热闹。

傍晚时分，守候在基地的同事通报，部队出动了。终于看见一串整齐的灯光。一队轮式装甲车和载满士兵的军用卡车渐渐驶近。打头的是一辆指挥车，停在记者区。一溜军车依次停下。市民挥舞国旗、香港旗子，喊起口号。

驻港部队的新式武器和军服，很是吸引眼球。军车上的伪装网掀开，车厢两侧的士兵，个头等高，表情肃穆，双手在胸前紧握乌黑的冲锋枪，白色手套构成一道水平线，煞是威武。后来据闻，第一批驻港士兵，都是在全军优选出来的。果然个个高大威猛，帅哥级别的。

政府领导致欢送辞，部队长官誓言捍卫国家主权等等。我们一帮记者稀里哗啦抢拍镜头。简短仪式以后，部队开拔。跨越彩门，中国军队意味着进入了香港。大概5、6小时后，港英政府正式向中方移交政权。中央电视台白岩松当天在罗湖口岸进行现场直播，后来他在回忆文章中称：因为紧张，看到驻港部队远远驶近，心里直冒出1989年北京“戒严部队”进城的念头。心理伤害何其深。

当晚，北京、深圳等许多城市，都举办了庆祝香港回归焰火晚会。深圳焰火晚会在洪湖公园举办。我还有采访任务要完成，匆忙赶去了那里。

据中南海高层消息来源称，曾庆红作为政治局分管香港事务的常委，事前确有安排陪同胡锦涛一同来港，以体现本次庆祝活动的高规格，曾庆红后来变卦，取消香港行程。

在整个遣返过程中，当事人披露出的许多事实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遣返的范畴。向来以具备职业素养自称的香港海关警员，一时间却变成了另一个面目。在整个过程中不断的施加暴力，态度粗野，对于20~30人的小股团队，根本没有任何接待程序。

几百人围住后就直接施暴，武力捆裹，拘禁管制，有人因此受伤。现场希望之声记者廖淑慧描述，被入境处带走的法轮功学员喊叫都没有用，因为背后有黑手，入境处什么也做不了。在拘留室的法轮功学员不让去上厕所，导致他们严重的呕吐。她指出有两个入境处的高阶警官坐镇这些遣返。

显然，现场香港警员并不为其粗野、蛮横及不人道的行为而担心，责任归属似乎明确有人担当，且就在香港法轮大法协会于30日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紧急司法覆核案，控告香港政府非法遣返大批的法轮功学员后，情况并没有丝毫改善。幕后人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激怒” 法轮功。目前，法轮功要求审判镇压法轮功元凶的名单是原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政法委书记罗干、北京公安局长周永康。

在胡温与江曾势力的权力斗争中，随着江泽民的退位，江系人马逐渐失势，迫害法轮功的一些支撑要素日渐缺失。胡转调建立和谐社会，原来江在位时动用国家1/4财力驱动镇压的状况难以维系。镇压法轮功基本上是靠钱铺路，越久真相越明，甘心做恶者要价越高，否则难以受到刺激。如还是以江的财政供应，胡温根本无法办事、治国，法轮功成了中共迈不过去的“坎”。负责迫害法轮功的610系统普遍受国内各方面指责，名声很臭，风光不在，人心思变。加上海外法轮功发展壮大，国内讲真相不断，又有“九评” 、“退党” 等精神觉醒运动冲击。在此背景下，长达八年之久的停止镇压法轮功议题有所松动，中共高层以谋求出路的方式，出现尽早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声音，这一动向引发了手上沾有血债的江系势力的极度恐慌。

八年以来中南海权力内斗的实质都是围绕法轮功问题而角逐。江下台后，江、曾血债派一向密切观察政治对手，对坚决没意愿为其背黑锅的人，则是尽其所能的打压。过往，江下台时硬拉下李瑞环，后者对迫害法轮功很少表态。近年来，江家帮成员刻意制造股市陷阱，对温家宝经济政策处处设难。曾庆红扬言不惜全退也要拉温下台。在今年四月，温访日之时，就有和官方有关的媒体，提前三日给日本异议团体发出温的详细日程表，国内则配合对高智晟秘密逮捕、殴打，“刺激”海外民众针对在日本访问的温家宝抗议。

江系仇视温家宝的实质性原因就是江系观察后判断无法控制温为其背血债，这点令江、曾极度不安。有传言称温迫于“压力”，颇有退隐之意。

江系人马的另一个重点目标就是胡锦涛。在曾几番欲取代胡的篡位失利后，江系对胡采取拉下黑水的策略，断去对法轮功有直接血债的江派体系被胡温抛出来被审判。

预感末日来临的江系对法轮功有血债派的心理极其复杂。胡任何口头承诺，或是以文件形式的确认，都不足以让江、曾等放心。毕竟中共权力之争都是互相利用，骗中有诈，今天是合作，明天是敌手，这样的事太多太多。

没有诚信的中共内部游戏规则，使得江、曾对胡的许诺根本不敢放心，只看成是权宜之计。其真正看重的、认定为权威的，却是江泽民等竭尽全力迫害的法轮功团体的态度。

法轮功要求严惩镇压元凶的名单中没有胡锦涛、温家宝等人，江泽民、曾庆红等有血债派总觉得自己未来不保，担心有一天，胡温不愿意在法轮功问题上替江背黑锅，江、罗等人因镇压法轮功八年欠下的血债遭审判，这驱动江、曾在胡外访期间不断挑衅法轮功，在国际上搞臭胡名声的同时，造成法轮功和胡温的对立态势。这是江、曾制造事端的出发点。

最近，江系抓住胡锦涛急于统一思想，平顺熬过十七大的心理，似乎得到了双方一纸交易。6月25日，新华社高调发表了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会议由曾庆红主持，全部常委入席。讲话一别过去强调的“和谐社会”，竟然多次提到已经下台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甚至是近来少有的直接点出江的名字，并与毛、邓并提。

此文件作为为十七大的定调，被要求迅速在全国掀起学习高潮，并要求军队、武警、中央各部委对这个重要讲话“表态”，要求全国“领会”胡锦涛讲话的“重大含意”。从上到下抬捧胡，一片叫好，十七大前的统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似乎已无大碍。

但是，对曾来讲，更大的策划却是在几天后的香港，那才是决定性的。曾庆红作为香港事务握有实权的决策人变卦没有陪胡共同来港。前台突显胡一人，保持住胡的独立焦点，也是唯一的承担责任对象。随后发生的香港历史上最大的暴力遣返案，伴随过程中浓烈的挑衅色彩。这是曾庆红早已对其国安周密部署的“请胡入瓮” 计划的实施罢了。

曾庆红不惜完全毁坏香港的对外形象，不惜就地出丑中共百般营造的“一国两制” 的所谓巨大成就，不惜把香港政府全数卷进国际注目的侵犯人权事件，也不惜给明年的奥运会的自由保障自泼污水，疯狂制造香港史上最大宗规模的恶性群体遣返事件，在全世界现场表演，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挑衅法轮功，将胡拉入和江等对法轮功有血债的阵营，从而把国内镇压法轮功罪恶进行到“大家一起死”的地步。

对自由世界里的人来说，这种狂徒心理不可理解。但对这些生活在有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随时会面对审判的元凶来说，这种超级恐惧心理状态是最真实的。

中共的许多大事件，都是出自中共高层人物的一个特殊的心理活动。六四的厄运始于邓听到有人喊“打倒邓小平”的汇报后的震怒，镇压法轮功源于江的极度妒忌心理。中共当前内斗的本质是血债派为避免日后清算的恐惧症而动发的种种解忧之举。

所谓的香港利益，真正与这些权力之人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来比，根本就是微不足道，什么都不是。可笑的是，虽然中共拿港人及港人利益根本不当回事，但是还有不少港人自我陶醉地在为中共歌功颂德，还有许多媒体人察言观色的高度自律，港府则在高度幻想之中盘算着如何听话而能获得中央的关照。

这场中共的游戏可能会使不少人大跌眼镜，也有所清醒。外界分析，对这些专制集权人物来说，香港只不过就是一个棋子，时机成熟随时可以牺牲，用于解决这些血债元凶们的后顾之忧，或是给其一点心理安慰，这才是第一的利益考量。现实如此，不承认也不行。

当前，香港遣返事件正在产生巨大的后效应，曾庆红的把戏一旦被揭露，也就一钱不值了。相反，曾设想的至少能扣在胡身上的压力与羞辱，却一下子都将转到了自己身上。谜底揭开后，外界的反应越大，曾的日子就越难熬，政治局看来又要开通宵的研究会了。

曾庆红香港闹事，客观上又把法轮功问题闹大，也非偶然，世界或许就到了围绕法轮功议题公开表态或再思考的大时刻了。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导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为了贯彻这一“最高指示”，中共的宣传机器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进行了精心的政治包装，宣称它是“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的根本途径”和“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在这种背景下，很快，从乌苏里江畔到天山脚下，从阴山漠北到澜沧江两岸，１６２３万知识青年奔向那里，在“广阔天地”农村插队落户，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个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内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的疯狂年代，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都是怀着真诚的革命理想奔赴农村的，他们真地以为自己是在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去农村反修防修，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走一条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直到“文革”结束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真相方才大白于天下，原来，毛泽东和中共当年之所以要把千万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纯粹是为了解决城市劳动力大量过剩的社会问题，而不是真地为了让他们去反修防修，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走一条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这一切都不过是哄骗那一代青年的政治幌子。

1966年夏季，随着“炮打司令部”一声令下，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行各业，都受到猛烈冲击。8月在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和尾随其后的“大串联”，将“造反”的狂潮迅速推向全国。

1967年初，伴随各地“造反派”夺权任务的实现，“文革”的领导者着手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控制下的新秩序。针对教育部门，首先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外出串联，大、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促使桀骜不驯的红卫兵们回到学校，置于纪律的约束之下，此后各地学校陆续复课。

中学普遍复课后，一个严峻的问题很快便凸显了出来：“文革”爆发不久，所有大专院校就停止了招生，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工作同时中断，使毕业生的升学道路完全堵塞。另一方面，“文革”引发的大动乱造成1967年生产大幅度滑坡，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9.6%，其中工业产值减少13.8%。各地工矿企业大多苦于派性争斗，生产步履维艰，接纳新工人入厂的工作无从谈起。这样，中学毕业生就业之路也变得异常狭窄了。

当时全国中学积压的1966年、1967年两届初、高中毕业生多达402万人，大批毕业生分配无门，终日无所事事，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关于复课闹革命情况的材料中，将毕业生分配作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指出：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进入1968年，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积压在校的毕业生除1966、1967两届，又加上1968届的598万人，三届毕业生(以后习称“老三届”)共达1000万人。

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积压在校，他们的出路何在？在以后若干年里，高中和大学停止招生，升学道路被完全堵死。而整个国民经济又呈现继续衰退的形势，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已经下降9.6%的基础上，再降4.2%，只相当于1966年的86.2%。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形势下，对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而言，招收新职工根本提不上议事日程。“老三届”毕业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于是，在中共的导演和强制下，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上山下乡运动便应运而生了。据统计，在“文革”10年中，一共有14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就意味着，十分之一以上的城镇人口在这种形式下被送往乡村和边疆。
　　
三

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在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因为被迫中断了学业，原本学到的一点科学文化知识走向退化。许多青年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首先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视和迫害；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层出不穷。农村的艰苦环境，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的青年，不可胜数。

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触动几乎每一户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到广大农村，几亿农民受到它的影响。知识青年给农村带来的一些新气象，不足以弥补农民的实际损失。知青下乡，在许多地方不过是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国家花了许多钱，却没有真正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后，知识青年大举返城。国家不得不为他们重新安排就业，以前的开支全部浪费。1978年，有人将上述问题归纳为“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1980年，中共终于明确指示停止让城市青年下乡种地的办法，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划上了一个句号。尽管如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留下的严重后遗症却至今没有消弭。

“文革”结束后，下乡青年陆续返回城市或留在当地就业，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中的许多人继续被运动造成的后遗症所困扰：许多人找不到比较理想的工作；回到城市没有住房。与农民结婚的知青，为了返城与配偶离了婚(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不允许农业户口的配偶一同进入城市)，导致家庭破裂；而极少数留在农村的，虽然保全了家庭，却注定要过一辈子远离城市文明的贫寒生活。

80年代以来，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大批当年的知青成为企业大刀阔斧裁减的对象，沦为新时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年轻学者陈意新，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研究知青上山下乡史的论文，题目就叫作《从下放到下岗》，集中概括了一代知青走过的坎坷人生历程。

上山下乡运动留给一代知青(在多数情况下，还包括他们的父母和子女)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也永远不会痊愈。

相较于中国，滕彪发现美国法院只要通过安检人人可以进入旁听，法官不论是终身制或是民选的都能独立不受影响，警察权力更是受法律约束，对市民文明友好。他说：“中国宪法给人民的权利是100，到法律层面只剩下50，到具体执行就变成零了。叫做抽像肯定，具体否定。”

滕彪举例说，宪法规定人民有权集会游行，每年有成百上千申请提出，可是法律说必须经过批准，而公安部门一件也不准；在言论自由方面，滕彪说美国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国有宪法35条，条文差不多，可是行政上一步步剥夺殆尽。

34岁的滕彪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政法大学讲师，可是他身为律师，许多时候仍不免遭到公安、法警、国保(秘密警察)、法庭等执法机构中的不肖分子违法对待，目的是要阻止他替权利受到侵犯的当事人申张正义。

滕彪代表被关押的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广东维权人士郭飞雄、北京维权律师高智晟，都是曝光度很高的案件，受到各种刁难阻碍。他说：“律师去山东办案十几次，每次都受到威胁、恐吓电话、骚扰、殴打、抢走相机，最严重的一次两名律师坐在车里被推翻90度，如果不是路桩挡住就翻沟里去了。”

腾彪曾被法警诬指拍照，关了5小时，阻止他出庭，到开庭结束才释放。还有一次重要证人被绑架，他们要拦阻却被二三十人围堵推倒。他说，打人者都是地方政府雇用的流氓无业人员，报110警车来了故意放走那些人。他说：“具体办案的时候被打过，有的时候都习惯了。”

香港亚洲周刊曾评选14位维权律师，滕彪细数已有7人被关过：“高智晟被判刑了，郭飞雄在监狱里，陈光诚被判4年3个月，郑恩宠刑满释放刚放出来，郭国汀被强迫出国，朱久虎、李柏光都被抓过关过，14个人就有7个被关过。”

滕彪认为，如果不从根本改革司法和政治体制，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在目前体制下，政府官员很容易利用特权攫取利益，必然会发生侵权，又没有媒体监督，法院还与他们配合，非法占地、强拆房屋等大量冤案就因此产生。近来有陈良宇、郑筱萸等贪官落马，可是滕彪认为他们是政治斗争失败的结果，对贪污基本上没有吓阻力。

在中国担任维权律师既然如此艰苦危险，为什么滕彪还是继续做下去呢？他说：“这事总得有人去做，对法律专业的人是份内的事。另外做为知识份子面对社会这种现象，也应该积极地参与做些事情。”

腾彪说，因为维权律师的努力，维权的人越来越多，虽然难有令人满意的效果，但是整体上看，更多人知道要站出来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对法制还是起到正面的作用。

中新社报导，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从今年一到四月对全国地表水水质监测结果显示，流经上述限批城市的水质多数为重度污染。

例如，长江安徽段的巢湖全湖平均为V类（V类水已不能和人体接触，劣V类水更是丧失基本生态功能）。

黄河支流渭河的渭南市、淮河支流沙颍河的周口市的国控断面今年前四个月的监测结果全部为劣V类。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近日对海河和淮河流域干流和支流六十七个断面水质抽样监测结果显示，全部为劣V类。

潘岳说，两年前的松花江事件显示中国进入了水污染事故高发期；今年入夏以来，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接连爆发，说明中国进入了水污染密集爆发阶段。

潘岳说，十多年来中国斥巨资治理“三河三湖”流域水污染，但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破坏的速度，至今这些本已改善的流域又被重新污染。

潘岳指出，这充分说明，传统工业化的增长方式已使中国资源环境到了难以承受的底线，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威胁；而传统的治理方式已不能解决积累的环境问题。

据报导，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希望能从这次“流域限批”开始，探索一条能将行政手段、市场力量、公众参与结合起来的流域污染防治新思路。

他指出，首先要建立有效的环境问责制，将环境指标真正纳入官员考核机制；其次是建立跨部门跨流域的统一综合治理机制。

此外，也要建立公众参与的环境后督察和后评估机制，以及建立全新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结合行政与市场的力量来遏制污染恶化趋势。　　

在这次第一批“流域限批”的基础上，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将逐步展开对珠江、辽河、全长江流域以及重点海域持续不断地检查执法行动。

中国的养鱼户已经在世界范围激起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全球最大渔业养殖来源的中国海产业，是最近一波威胁中国“世界超级商店”名声的一个项目。这个案子突出了中国经济的弱点：中共政府很难跟上经济成长的速度、确保出口品符合全球市场的健康和安全标准。

在被发现含有未经核准的药物和添加物之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星期四决定禁止五种中国养殖海鲜——鲶鱼、鳗鱼和虾等五种水产品的贩售。

不过专家表示，黑心海鲜水产品的打击对中国可能特别棘手。不只因为中国是美国海鲜的最大国外来源—占超过五分之一的进口，而是，海鲜特别能引起美国消费者注意。

美国的海鲜消费从1995年的35亿磅大幅成长到2006年的45亿磅。进口海鲜占美国海鲜供应的80%，其中大部份来自亚洲。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海鲜是虾，2006年的进口量达到13亿磅。

智威汤逊中乔（JWT）广告公司大中华区执行长唐锐涛（Tom Doctoroff）预测，“这对美国消费者尝试中国产品的意愿是个重大的伤害。”

不到90天之后，中国这个一年运送300多亿美元食品和药物到亚洲、北美和欧洲的经济体面临一个潜在的信心危机。这个危机可能延伸到消费产品以外，并且开始打击中国从海尔到联想个人电脑等少有的品牌产品。

海鲜被列入受污染产品名单，这更加深了中国成长中的经济已经超越管理者与安全考量的认知。就像任何品牌一样，中国必须修补公众信心。

奥美公关公司总裁柯颖德（Scott Kronick）表示，“这些问题是中国快速成长特有的弊病。”

美国欲立法强制食品来源标签

纽约时报2日报导，在每一家美国超市，有标签告知顾客海鲜的来源国。不过肉类、农产品或坚果类就没有这种标示。

现在，由于中国进口食物的安全疑虑升高，商品标示法的拥护者相信他们最终会获得支持。

批评人士认为，肉类厂商只是不想让消费知道越来越多的汉堡肉和农产品是进口产品。

原产地标示法的命运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国会修改农业政策时解决。商品标示法之战是由于美国农民面临来自全世界更大的挑战，其中包括巴西的黄豆、乌克兰的小麦和中国的苹果。同时，美国消费者食用更多海外种植与加工的食品。

过去10年，进口食品的金额几乎成长了一倍成为2006年的653亿美元。

提倡原产地标识法的背后思维是，如果给消费者一个机会，他们可能会选择美国的产品，虽然价格比进口产品贵。不过，产地标示法不止是爱国主义或是想帮助美国农民的想法。诉求的部份原因是要求更好的食品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