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7月10日(星期二)
胡佳:“案件过了五年,早就过了追诉期了,现在才提出来,这就是不合理。其次,他说是非法经营案件,而郭飞雄的同案姜伟当时就曾经被捕过,而且取保候审过,在一年之后随着取保候审结束,案件也结束,根本就不存在再追诉的问题。
张青女士介绍,今天的审判是从早上9点开始至中午12点25分结束的,进入法庭参加庭审的有19人,除我和郭飞雄哥哥2人外,其他人都不认识。这些不认识的人在法庭上故意东倒西歪,还有6个人睡着了。
郭起真,一位网络异见人士,于2006年5月12日被逮捕,并以"煽动颠覆罪国家权威"罪判处4年监禁,关押在石家庄监狱(在河北省北部)。在狱中被同牢犯人殴打,这一切竟是由监狱狱警指使操纵的。他的妻子说,在连续2个月被监狱当局拒绝探监后,她在6月18日成功探视时发现她的丈夫全身布满伤痕。
这些“六四”人士被捕时,有的刚刚高中毕业走向社会,有的在国营企业当工人,他们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因为支持大学生的民主运动,并投入“六四”的洪流,被当局以各种罪名判处重刑。现在,他们接近或者已经步入中年,出狱后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长期的监狱生活,不仅他们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而且因为与社会脱节太久,职业技能缺乏,再加上政治问题,就业和生活都非常困难。
今天(10日),浙江杭州民主党成员朱虞夫与儿子朱昂案,被杭州市上城区法院以所谓“妨害公务罪”判处朱虞夫有期徒刑2年、朱昂缓刑1年零6个月。朱虞夫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表示,法院这个判决是不公平、不对的,朱虞夫的行为非常轻微,不应该判到所谓有期徒刑以上,是完全可以免除这种刑事责任。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广西大化县岩滩镇近日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四千名小学生在危房上课。据称,岩滩水库于一九九二年建成发电,三万名失去土地的村民要搬到山上居住,由于建新房时政府补偿不足,使新的小学校舍建在地基松散的山坡上,供四千名小学生上课的两百间教室全部是危房,加上小学生每天上学平均要走十公里,导致每年有小学生落水身亡。
近日,浙江杭州市上城区望江街道大通社区三多弄部份居民,到浙江省公安厅及省检察院投诉当地政府派特警参与非法拆迁和拘留居民的暴力行为。但三多弄居民表示,虽然这两部门都说出动特警参于拆迁是错误的,并答应居民会调查,但结果并不乐观。据内部获知,当局内部订了一个目标是“奋战100天,要拿下其他141户”。
然而讽刺的是就在庙儿咀村发生拆迁血案的同时,黄石市政府正在开一个关于物权法的专题讲座。据《黄石日报》报导,当天,来自各城区、市级机关、相关职能部门及企业的领导和负责人共200多人参加《物权法》专题讲座,倡导学法辨是非、知法明荣辱、用法止纷争,切实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及其它财产权利,实现《物权法》在本市的顺利施行。
黑龙江省鸡西市矿业集团失业工人、失地农民的基本人权被侵犯数年,过着食不果腹、穷困潦倒的日子;特别是在矿业局井下作业多年的矿工,落下一身职业病后被无情的抛弃。在联名征签声援富锦失地农民提出的“不要奥运要人权”时,得到近3000名失业工人、失地农民的火热支持。
中国湖北省武汉传出“黑工厂”事件,一家曾被官方取缔的工厂,不但继续运作,而且规模愈做愈大,遭虐待的工人在黑乎乎的高温工厂工作,身上满是苍蝇和蚊子,染黑的手指还被机器切断。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最近对几千名建筑行业的民工所作的调查表明,大约53%的工人没有合法的就业合同保障,2/3以上的工人被拖欠工资,2/3以上的工人没有医疗保险。
在大陆一向被外界认为较敢言的《民主与法制时报》,近日在网上传出多名领导干部被免职的消息。《民主与法制时报》的工作人员强调是正常的人事调动安排,但有评论认为是受到来自上面的压力,藉以改变该报的报导方向。
中国厦门市正在酝酿一项地方法规,要求厦门的网站取消匿名发表言论,改为采取实名制在网上发帖。有网民认为,这是厦门市试图控制网上言论自由的举动,而且可能跟不久前迫使当局暂缓化工厂建设项目的厦门市民游行抗议有关。
对华援助协会获悉中国政府自今年2月起发起代号为“台风五号”的秘密行动,大规模驱逐外国宣教士。据不完全统计,仅4月到6月间就有超过100名外国宣教士被以参加非法宗教活动为名驱逐出境。
新华社报导说,目前,各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正对报社记者站人员进行重新登记,并将按照新闻出版总署统一要求,通过当地主要媒体对所在地记者站的名称、地址、通讯方式、站内人数、站长姓名等有关情况进行公告,以更好地接受社会和广大群众的监督。原“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记者昝爱宗说,新闻出版总署的这一新措施不会对抑制新闻腐败起到什么效果......
但近日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对此事件提出评论,认为这个行动没有抓住重点。评论认为,中共官员与媒体的社论主笔或可指责地方政府腐败,任凭奴工之风滋长,但面对当前政局,他们恐怕也无能为力,因为问题的症结是政府严重缺乏独立的司法制度,难解人民于倒悬,其现行的司法非但不能减轻,反倒使贪腐更加恶化。
众所周知,香港的繁荣来自港英政府留下的自由和法治,而回归后的香港,虽然"一国两制"的架构依然运行,但北京政权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蚕食着香港的自由,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香港的新闻自由。在金钱收买和政治威慑的双重压力下,香港媒体的自律已经相当普遍。
一个印迹是21名通缉学生照片及每幅照片下的说明。王丹,柴玲,吾尔开希……,都是年轻学子,被说成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匪徒。古代的“画影图形,捉拿重犯”,国民党的悬赏大洋、追捕共党,都没有这次来得凶焰漫天。
七月七日、八日,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丹麦分部,丹麦中国人权网络,共同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最大的广场,国王新广场,举办了声援大陆二千三百万勇士退出中共的集会和游行。集会上,除了来自丹麦本国和邻近国家的民众以外,法轮大法欧洲天国乐团的一百多名成员,也从欧洲各国汇集哥本哈根,首次亮相北欧,用他们的演奏,声援退出中共的活动。警察在我的心目中曾是怎样神圣的职业呀,我以前就想当警察。可是我现在看到的警察却是:抄我的家,翻走我家的钱和东西,凶狠的打我的爸爸妈妈,把妈妈的眼角都打出了血。简直像土匪一样。我爸爸妈妈是好人,只因为他们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警察是抓坏人的,他们为什么抓好人呢?我再也不想当警察了。
据明慧网报导,周巧航,女,32岁,哈工大研究生,聪颖智慧,口才文才出众。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上学时,有很多教授、研究生修炼法轮功,周巧航因此也走入了修炼。在哈工大读研究生时,周巧航进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遭受上大挂等酷刑,最后被扔郊外荒野。返校后,周巧航刻苦攻读,2001年研究生毕业,周巧航本想继续考研读博士,因她不放弃信仰,被剥夺了报考资格,同时她的工作权利被剥夺。
上午11时,亚洲调查分团副团长、日本著名人权活动家安东干和山川女士来到位于明治神宫附近的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面见其总务部职员,在介绍了来意和宣读请愿书后,向其递交请愿书,名叫今井的该职员保证将把请愿书转交给日本奥委会竹田恒和会长。请愿书说,中共如果在8月8日之前不给予回应的话,就将联合全世界正义的力量抵制奥运,展开“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请愿书随付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的作者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致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公开信,和CIPFG的共同声明。
印尼首都雅加达为庆祝建市480周年,7月7日举办庆祝活动,受邀的法轮功团体7月6日临时接获通知取消演出。透过当地人权律师团体的协助,法轮功学员向印尼警方讲清中共干预的真相。7月8日,法轮功学员在雅加达唐人街举行盛大游行,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与赞赏。
纽约老华侨刘保罗说他连续四年看过新唐人的新年晚会,但是这次舞蹈大赛感觉不一样,既可欣赏优美的舞蹈,又感受到紧张的竞争气氛。他感触很深的说,中国舞术博大精深,但在世界舞台上却不如西方芭蕾有影响力,主要是因为中国国势不强,加以中共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现在许多中国年青人都不知道老祖宗文化精华,只能从京剧中看到片断。他在国外三十年,这是第一次看到中国传统舞艺在世界舞台上比赛,真让中国人骄傲。他也感谢新唐人电视台新年晚会的演出,将中国艺术展现在百老汇舞台上。
美联社报导说,郑筱萸被判死刑对中国官员来说判得出乎意外的重。美联社分析说,郑筱萸的死刑表明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上强烈压力下,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缓解这个国家食品安全记录不佳的局面。药监局局长邵明立9日曾在座谈会上曾表示,中国食品药品存在问题,已进一步损害中国国家声誉。
围绕中国近一两年的食品安全问题,“政以民为主,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成为时髦语言。现在,百姓天大的事,吃饭安全的事成了问题。美国加州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前中国《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张伟国表示,中国政府将食品安全问题与社会稳定挂钩还是“被动应付”而非“主动保障”---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欧阳淞日前提出,在地方政府换届考察和干部调整时,要注意考察干部从事农村社会治安以及平安建设方面的工作,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任免和奖惩的重要依据。欧阳淞说,在农村治安综合治理与平安建设方面工作不力的干部,本辖区治安状况没有改善之前,取消其评先进以及受奖的资格。
在我尚还年轻的那个年代里,是全民全党都在背毛选,大段大段地,整篇整篇地背诵,让人们失去“自己的”思想,而全都变成没有任何创造性的、只会简单地重复“伟大领袖教导”的活工具。文革时候,在任何稍微正式的场合,人们发言,若是不背上几段毛主席语录,简直就张不开嘴了。人们的思想被“钳制”到极点,就这样了,毛主席还说这就是“解放思想”,解放了吗?
电影《红色娘子军》中有这么一个情节。当穿着有那么一点整洁的琼花被洪常青从南府救出投奔娘子军时,旁人误以为她是来自有产阶级。直到琼花扯开衣襟露出道道鞭痕时,才显示出她是无产阶级。在毛泽东统治时期所宣扬的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中,大力鼓噪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强烈对立的矛盾。黄世仁和杨白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想起这一“有”一“无”的名字,就可以想像到编此作品的人的良苦用心。
十年前,如果问一名香港人:“人生中什么最重要?”答曰:“第一家庭;第二金钱;第三健康。”十年之后的今天,答案则有所不同:“第一健康;第二家庭;第三金钱。”......加上香港超级富豪霍英东、龚如心都因癌病在年内去世,虽然他们拥有难以计算的财富,但金钱买得到医药,却买不到健康,更买不到多几年的生命。人们不由得想到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明白要是没有健康,财产再多也是枉然。
逝前几年,吾父感到自己一辈子受到了无情的欺骗和愚弄,感到自己像梦游人一样稀里糊涂地白活了一生。乃深刻反省自己的过去,感到自己因为迷信邪说,而没好好地将家族的文物制度、历史沿革等传承下来,并为之着急。于是屡屡摧促我,要我抬着他回老家,把文物制度、历史沿革及田土山岭林权等事项交代清楚,以免后人模糊不清,或争执不休。
第三届世界妇女和平大会将于七月十日至十五日在达拉斯市中心的 Adams Mark 酒店举行。包括三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内的千名来自世界各地,信仰、文化背景各异的和平爱好者、民选官员和草根组织者等将汇聚一堂,探讨谋求世界和平的切实方案。
一项针对吉林大学等共计5所高等院校的女大学生的调查显示,超过两成的女大学生认为被有钱人包养或当“周末二奶”很正常,专家表示,这正是社会不良风气侵蚀造成了部分女大学生在道德认知方面出现偏离。
备受最近失态事件困扰的香港广播处处长朱培庆昨日下午宣布,他已向政府表明希望尽早离职,提前退休,并对近日的事件引起不便表示歉意。对于这宗处长离职风波,港台管理层及工会表示会坚守岗位,履行公共广播机构的角色,为市民服务。“撑港台运动”则表示,希望公众将支持港台转型和朱培庆的私人事件分开,多关注本地的新闻言论自由问题。
维权人士郭飞雄案在被捕10个月后,星期一上午9点在广州天河区法院开庭审理,法院只允许郭飞雄的哥哥及妻子张青进入法庭参加了旁听。法院以法庭小为由,拒绝其他二十几名亲属及朋友入内,但却安排了十几名不明身份人士。
据郭飞雄妻子张青表示,十几人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东倒西歪,有6人呼呼大睡。庭审进行了3小时20分钟,在中午12点20结束,法官没有宣判庭审结果。
当天下午,张青表示,郭飞雄在庭审开始就明确表示不回答法官的提问,张青说……
张青:“郭飞雄做了一个表述说,鉴于我这十个月以来,遭受到175次刑讯,其中90%是关于太石村村民选举维权的话题,这是一个明显的政治迫害案件。也鉴于我这10个月以来在广州及沈阳遭受到的不断升级的非人道的身体摧残、刑讯逼供,因此对法庭的权威和公正表示质疑,所以我不回答法官和检察官的任何问题。”
而在庭上,郭飞雄也指出有关当局的卑鄙行为,张青说……
张青:“到了自我辩护的时候,郭飞雄就提到了在沈阳期间警方用电警棍击打男性生殖器;而在第二次,3月19日,警方直接把电棍伸到衣服里面去击打。”
郭飞雄不仅控诉了警方对他刑讯逼供,而且还对他用刑让他签字画押说警方没有对他刑讯逼供。长期以来与张青保持紧密联系,并对郭飞雄事件极其关注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星期一下午表示……
胡佳:“这是今天辩护中的重要环节,郭飞雄明确的告知法庭,他的笔录作为他供述的东西是不成立的。是因为他为了避免作为人来讲难以承受的凌辱,他不得不这样做,郭飞雄把没有受到刑讯逼供的供词完全推翻了,说这个不是事实。”
律师莫少平在庭上也针对官方给郭飞雄案按上的所谓“非法经营罪”为郭飞雄做了无罪辩护。据了解,2001年,郭飞雄与姜伟一同出版了《沈阳政坛地震》一书,书中详细地揭露了沈阳官场的腐败。
本台记者打电话给莫少平律师,他表示……
莫少平:“庭审结束了,我现在不说了,现在我不方便说。”
与莫律师联络过的胡佳表示,律师在庭上指出了许多事实都让这案件漏洞百出,胡佳说……
胡佳:“案件过了五年,早就过了追诉期了,现在才提出来,这就是不合理。其次,他说是非法经营案件,而郭飞雄的同案姜伟当时就曾经被捕过,而且取保候审过,在一年之后随着取保候审结束,案件也结束,根本就不存在再追诉的问题。
第三、为了打击维权力量对高智晟营救,把郭飞雄抓起来;在此之前已经在策划把一起搞出版的姜伟抓起来,姜伟已经在郭飞雄之前审理了。同一个案件不同时审理,这也是违背法律的。哪一个理由都向法庭提出,但法庭就是置之不理。”
据了解,法官用锤击打桌面不允许郭飞雄作最后陈述并宣布休庭。郭飞雄大声疾呼无罪,法庭枉法。张青说……
张青:“整个庭审就是在这无理的、粗暴的方式结束了,郭飞雄站起来说,历史将证明我是无罪的,连一个陈述都不让我说完,可想而知,你们对我的言论是多么的害怕。”
【大纪元7月10日讯】(六四天网广州讯)7月9日上午13点10分,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夫人张青女士从广州致电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详细介绍了今天上午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审判郭飞雄的情况[前期报导见 审判郭飞雄无结果 广州天河大批警察戒严]。郭飞雄拒答检察官提问
张青女士介绍,今天的审判是从早上9点开始至中午12点25分结束的,进入法庭参加庭审的有19人,除我和郭飞雄哥哥2人外,其他人都不认识。这些不认识的人在法庭上故意东倒西歪,还有6个人睡着了。
几天前,莫少平律师曾经找到天河区人民法院法官,希望院方安排一个较大的法庭,张昊法官说:我们这里没有大的法庭。
在今天的庭审中,郭飞雄当庭指出:
1、我被关押10个月,被提讯的绝大部份时间问的都是太石村问题。
2、关押期间,我受到不断升级的非人性摧残,曾经多次向检察官投诉,包括向今天参加庭审的2个检察官投诉,但毫无结果。
为此,我对所谓审判的公正性表示怀疑,拒绝回答法官、检察官所有问题,仅仅回答莫少平律师提出的问题。
未读完陈述 梁法官就把法槌一敲
张青女士指出,郭飞雄和莫少平律师做的都是无罪辩护,莫少平律师的辩护很精彩。
据悉,每当郭飞雄向法庭提及羁押期间遭遇的酷刑问题时,法官就打断郭飞雄的谈话。当郭飞雄做法庭最后陈述时,法官说"时间紧迫,请简短一点啊"。
郭飞雄回答法官"这是我的权利,我必须把辩护读完"。
可是,郭飞雄最后陈述还未读完时,梁法官把法槌一敲宣布"休庭"。郭飞雄马上站起来说:
"我是无罪的,历史将宣布我无罪!"
其后,几个法警立即上前把郭飞雄押走。
期间,就郭飞雄法庭陈述遭法官数次打断,张青女士曾多次当庭提出抗议。(
【大纪元7月10日讯】(六四天网法国巴黎讯)7月9日,位于法国巴黎的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发表声明,谴责郭起真狱中遭毒打。6月19日,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根据郭起真夫人赵长芹女士的投诉,发布了郭起真在河北省第四监狱监狱遭到毒打的情况[ 郭起真监狱遭毒打全身是伤 监狱称涉黑]。
7月9日,关注全球新闻自由状况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声明《网络异见人士郭起真在狱中被殴打 行凶同牢囚犯竟是受狱警指使》,其主要内容如下:
郭起真,一位网络异见人士,于2006年5月12日被逮捕,并以"煽动颠覆罪国家权威"罪判处4年监禁,关押在石家庄监狱(在河北省北部)。在狱中被同牢犯人殴打,这一切竟是由监狱狱警指使操纵的。他的妻子说,在连续2个月被监狱当局拒绝探监后,她在6月18日成功探视时发现她的丈夫全身布满伤痕。
郭在被捕时有一条腿受伤了,在狱中也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他的健康状况已经恶化。
英文报导见:China:Cyber-dissident Guo Qizhen beaten in prison by inmates at behest of
guards
最近,一批被判重刑的“六四”人士陆续获得释放。他们是原北京煤气厂工人孙宏、原北京市地质仪器厂工人孙传恒、原北京宣武广内饮副食品公司工人常永杰、原北京市某印刷厂工人董盛坤、原北京市机械公司职工张茂胜、原北京煤炭总公司一厂工人高鸿卫、原北京首钢建修厂工人赵锁然以及原北京展览馆工人张燕生。
*苦难重重*
这些“六四”人士被捕时,有的刚刚高中毕业走向社会,有的在国营企业当工人,他们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因为支持大学生的民主运动,并投入“六四”的洪流,被当局以各种罪名判处重刑。现在,他们接近或者已经步入中年,出狱后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长期的监狱生活,不仅他们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而且因为与社会脱节太久,职业技能缺乏,再加上政治问题,就业和生活都非常困难。
另外,他们的政治权利也都丧失殆尽。根据中国宪法第54条的规定,这些人士没有言论、集会、游行、结社、出版、选举、被选举、示威以及担任公司法人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连出行都需要申报,接受媒体采访就更不允许。
原北京展览馆工人张燕生因参加“六四”被中国当局以“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后获得多次减刑,才在2003年获得释放。出狱后,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也重病在身。张燕生谈了刚刚被释放的“六四”人士面临的困境。
“由于刚刚被放出来,他们在生活上没有经济来源,家庭生活也比较困难。毕竟被关了这么多年,有些方面已经和社会脱节,就说找工作,别人一听说你刚从监狱被放出来,都不愿意用,如果自己干,家里又没有经济条件,因此干不了。就拿我来说,申请低保也申请不下来,连最低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个人上保险也别想,另外看病也没钱,因为医疗保险等什么都没有。”
张燕生表示,最近被中国当局释放的民运人士因为经济条件困难,无法养家,因此都还没有条件成立家室,而且他们很多人患有多种疾病。张燕生希望政府能够为他们解决实际生活困难,使得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新旧枷锁*
原“六四”学生运动领袖之一郭海峰曾经因领导“六四”在1989年被当局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刑四年,又在1996年被当局以“流氓罪”被判五年徒刑。 他目前在河南经商。郭海峰对这些“六四人士”表示关注和同情。
“他们与世隔离这么长时间,虽然自由了,但是经济上和生活上的压力跟着就来了。从监狱不自由的环境,来到自由的环境,看似自由了,但是又加上了很多的枷锁、负担和压力,我对此很能理解,因为我出狱时情况也是一样。我和他们的区别是我当时是在上学,好像有一技之长,有一些知识,但是,我们出狱后,通过正常途径发展的路也是被堵死了,也是被抛到社会上,自谋生存。但是,他们比我们年龄大,现在估计都是四十,五十岁的人了,很不容易。”
虽然“六四”已经过去18年了,但是人们对当年的这些学生领袖和民运人士却没有忘怀。一些人权活动人士和组织仍在不断提醒国际社会关注这些在社会的夹缝中生存的“六四”人士。
【大纪元7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李诗颖采访报导)今天(10日),浙江杭州民主党成员朱虞夫与儿子朱昂案,被杭州市上城区法院以所谓“妨害公务罪”判处朱虞夫有期徒刑2年、朱昂缓刑1年零6个月。朱虞夫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表示,法院这个判决是不公平、不对的,朱虞夫的行为非常轻微,不应该判到所谓有期徒刑以上,是完全可以免除这种刑事责任。莫少平认为,有很多案例比朱虞夫严重的多,都没有被判处有期徒刑,有的是判了罚金,有的是判了几个月的拘役等等。但很遗憾,上城区法院可能是法律水准有所欠缺,或是受什么案外因素的影响,它就认定他是累犯,必须重判。朱虞夫只打了一拳就判有期徒刑以上,这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
莫少平说:“在中国来讲,90%以上刑事案件,它是不当庭宣判的。今天当庭宣判,判决书还没有打出来,等判决书下来之后,再谈上诉的事。”
今天参与旁听的民主党成员吕耿松表示,今天大概有30、40人去旁听,但是法院检查非常严格,身上的东西都要拿出来,让他们保管。朱虞夫在法庭上也积极为自己辩护,他这个法律陈诉得相当精彩。
吕耿松说:“对这个结果感到愤怒,说朱虞夫认罪态度不好,他根本没有罪,他认什么罪?旁听席上有一个60多岁的维权代表刘金成,他认为法庭判决不公,他就发表自己意见,当场就被拖出来,手都被抓破。”
刚出来的朱昂说:“我和爸爸被关押了83天,我第一次坐牢,滋味肯定是不好受,今天的判决,我难以接受,我们认为构不成刑事案件,只是很小的摩擦而已。”
对于是否要上诉?朱昂表示,“爸爸还在考虑。我支持我父亲,父亲一直很坚持自己的理念,让他吃了很多苦。像警察这样刻意搜集证据,一级级的推上刑事审判,我觉得太残酷了,很多事实是不符的,警察出示的假证据,审判长都一言带过,律师的辩护很精彩。”
做为朱虞夫案证人之一的民主党成员杨建明表示,他和胡俊雄都是辩方证人,他们把当时看到的事实,在法庭上给律师讲一遍,证明朱虞夫不是打了警察,只是推了一下,因为当时他在场。
朱虞夫的妻子姜杭丽表示,这结果是意料中的,他们事先已安排好,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现年54岁的朱虞夫是浙江民主党创办人之一,因从事民主活动,于1999年被杭州公安部门以所谓“颠覆罪”判刑7年,2006年9月15日出狱。出狱后,因生活困难,他向原工作单位杭州市上城区房管局要求恢复工作,遭到拒绝。今年3月“两会”期间,曾被杭州市上城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10天。
4月18日下午4点多,警察到朱昂家欲抓走湖北民主党成员胡俊雄,胡没有开门。朱昂下班回家时,拒绝给警方开门,朱虞夫随后赶到,双方发生争执。朱虞夫父子遭警察殴打并被带走。胡俊雄则长时间被警察围堵在朱昂家。
【大纪元7月10日讯】(明报新闻网2007年7月10日报导)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广西大化县岩滩镇近日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四千名小学生在危房上课。信息中心指出,岩滩镇上千名村民于一日包围镇政府示威,二日至五日又包围岩滩水电厂示威及静坐,当局紧急调派数百名公安及武警戒备。
四日当天,上千名村民与武警发生冲突,有五名村民受伤。
据称,岩滩水库于一九九二年建成发电,三万名失去土地的村民要搬到山上居住,由于建新房时政府补偿不足,使新的小学校舍建在地基松散的山坡上,供四千名小学生上课的两百间教室全部是危房,加上小学生每天上学平均要走十公里,导致每年有小学生落水身亡。
此外,由于学校条件差,六月底再有十几名教师离职,导致学校师资严重缺乏,触发上千名村民示威抗议。
【大纪元7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近日,浙江杭州市上城区望江街道大通社区三多弄部份居民,到浙江省公安厅及省检察院投诉当地政府派特警参与非法拆迁和拘留居民的暴力行为。但三多弄居民表示,虽然这两部门都说出动特警参于拆迁是错误的,并答应居民会调查,但结果并不乐观。据内部获知,当局内部订了一个目标是“奋战100天,要拿下其他141户”。07年7月4日清晨,徐雪良一家都还在睡觉,杭州市特警、公安、杭州市城管等几百人,未出示任何证件,破门而入,徐的女儿、女婿被反扭转双手推下楼,随后拆毁房屋,家里所有财产被搬走。因周围邻居到场声援,有7位居民被当局以所谓“妨碍公务罪”拘留。
徐雪良表示,房屋被拆后,每天都到各部门去反映,除了走法律途径,老百姓没有路可走,走法律有没有效果,不是他们可以掌握的,但还是要试一试。当时,6岁的孙女和8岁的外孙女受到严重惊吓,身心健康受到严重伤害,财产和精神损失极大。
《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表示,当地政府最恶劣的是出动了特警,这在其他拆迁当中比较少见的,用专制手段来对待民生和社会问题,这是赤裸裸的一种暴力,是对民众人权的严重侵犯,这些特警表现非常恶劣,可以说是疯狂抓人,前后抓了12 人,这是严重违反法律和践踏人权的行为。
对于国内特警基本职能是什么? 刘飞跃表示,特警的职能是执行特殊和紧急的任务,如反恐怖份子活动、危急事件,特警出现在拆迁方面,完全是错误行为。
据了解,三多弄地块拆迁,涉及居民227户,现在已经签约的仅几十户,还有141多户尚未签约。大部分的居民不愿签约是当局的拆迁安置方式不合理,与现在市场价值相差太大,当局也没有协商的诚意。
据当地居民透露,上城区政府将要拆掉的这一大片地方,是市委某领导的亲戚插手“开发”的。
徐雪良表示,现在140户邻居即将面临着被强拆的命运,据内部获知,当局内部订了一个目标是“奋战100天,要拿下其他141户”。老百姓已走投无路了,希望各界新闻媒体能继续大量报导政府这种暴力强拆民宅行为。
为什么国内违法拆迁越来越多,已严重侵犯老百姓什么权益,最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飞跃指出,这些野蛮强制拆迁已非常严重,由于房地产价格一直攀升,现在政府和开发商勾结在一起,把百姓的土地以极低价格征收,这里面有巨大的经济利益问题,政府应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但当局恰恰相反,甚至使用暴力对付老百姓。
对于民众如何保护自己私有权益? 刘飞跃认为,对于政府的暴力行为,民众要依法维权,积极抗争和敢于抗争,可以搜集各种证据及拍下强拆照片和录像,并寻求媒体和民间维权人士的帮助,他觉得这些方法都可以试一试。
【大纪元7月1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上周六,湖北省黄石市庙儿咀村发生一起因强行拆迁而引发的暴力事件,有被拆迁户被公安以及黑社会人员殴打。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庙儿咀村上周六清早发生暴力强制拆迁,两座房屋被拆,其中一家抵抗拆迁的屋主张嗣盛、伍细荣夫妇被用铁棍殴打晕倒后,绑住手脚送院治疗。
据目击者告诉记者,当天到场的有上百辆车,政府、法院、公安部门公职人员连同社会上的打手近五百人,当时在现场的当地维权人士王金祥说---
王金祥:“哎呀,很恐怖,那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屋主在房顶上去,把毛泽东的像挂在上面,不给他们拆,举那个国旗,要保护他的财产。黑社会的上去了,法警也上了,打了以后,把他捆起来,上了手铐。周围观看的人都被他们架走了,我是外地人,他们没敢搞。”
据村民反映,张嗣盛夫妇俩人现仍住院,情况严重,家人也同时遭到监控或软禁。村民张先生说---
张先生:“在黄石市二医院治疗,张嗣盛伤的比较重,肾部、腰部、头部、后脑。他的爱人伤的比较轻一点。当时我在现场,我们制了光盘。”
记者致电黄石港区政府,工作人员陈先生承认周六的拆迁,但他强调不可能有请黑社会打人的事情发生---
陈先生:“我们是通过法院执行的。”
记者:“村民说有社会上的人殴打不肯搬走的户主?”
陈先生:“不可能的,政府、公安、法院那些在那里怎么会请社会上的人呢?不可能的。”
记者:“他们为什么不肯搬走?”
陈先生:“他们提出一些无理要求。”
记者:“比如说?”
陈先生:“具体事情我还不太清楚。”
记者:“现在那边还有些村民不肯搬走是么?”
陈先生:“对。”
记者:“你们接下来会如何处理这个拆迁?”
陈先生:“这个我不是主管的负责人。”
记者:“庙儿咀村那边你们有什么发展规划么?”
陈先生:“我也不是很清楚。”
村民已经把当天暴力拆迁过程的照片发了上网,可以看见拆迁人员,爬上屋顶手拿铁棍追打屋主。
王金祥办的民间维权网站中国监督网率先披露了事件,他本人则因此多次遭公安骚扰,要求他把该网上的相关文章删除。 他说---
王金祥:“今天早晨还来找我,武汉公安局网监处要我把它删掉,我说不可以删,要么你给我下文件。他说公安厅通报了,我说那可不行,我这是实事求是的东西。他说你不能搞新闻,我说宪法四十一条规定公民有批评权,我是对他们的行为批评举报,这没问题的。”
然而讽刺的是就在庙儿咀村发生拆迁血案的同时,黄石市政府正在开一个关于物权法的专题讲座。据《黄石日报》报导,当天,来自各城区、市级机关、相关职能部门及企业的领导和负责人共200多人参加《物权法》专题讲座,倡导学法辨是非、知法明荣辱、用法止纷争,切实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及其它财产权利,实现《物权法》在本市的顺利施行。
庙儿咀村的村民对当局口中的法有这样的诠释---
村民:“不管你怎么有理,法院不跟据你有理的判,他判法是以权代法。”
村民反映,当地政府以城乡一体化为藉口,从03年开始,在没有任何征地手续的情况下,对该村约千多亩耕地进行无偿圈占;7百多户人家被陆续强行拆迁,也没有按统一标准补偿。村民经历多次暴力征地拆迁,求诉无门。该村至今仍有8 户村民面临失去家园,村民张先生呼吁关注---
张先生:“征用土地他说属于国有土地不给钱,区政府说上面给的钱与我们无关,他都拿去做什么工程了。拆迁补偿也没有经过评估,从700到1800,他没有本价,谁和他关系好就给多些。他现在又在威胁我们,再不签字同意,他们要来强制拆迁。我们求救社会各界来救救我们,免得以后再有暴力发生。”
(原标题:湖北黄石办物权法讲座 那边厢公检法黑暴力拆迁)
【大纪元7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黑龙江省鸡西市矿业集团失业工人、失地农民的基本人权被侵犯数年,过着食不果腹、穷困潦倒的日子;特别是在矿业局井下作业多年的矿工,落下一身职业病后被无情的抛弃。在联名征签声援富锦失地农民提出的“不要奥运要人权”时,得到近3000名失业工人、失地农民的火热支持。“中纪委官员”插手富锦农民失地案,骗局被戳穿后,失地农民感到气愤。村民还向记者透露,香港《凤凰周刊》记者已到富锦采访村民。
矿工职业病无钱医等死
据黑龙江鸡西市矿业集团失业者介绍,鸡西市矿业集团滴道矿的2千多名常年在井下作业的矿工,从2003年起被全部开除,一分钱的安置补偿费不给,至今的几年里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即使够办理低保的条件,也办不起——办手续就要花200多元钱。
50、60岁的矿工悲哀的对记者说:“记者啊,你们最好能亲自到我们这里来看看,我们都愿意接受采访,我们带着你们转转,好好的看看我们的情况:干了一辈,没有身体好的人了——眼瞎的、褪瘸的、骨股头坏死的、瘫痪的、成植物人的什么样的都有,矿上把我们一脚踢走,吃不上饭、那有钱看病?想打工都没人要——老了、病了干不动了,只有等死……”
矿工:“我们前几年找过劳动局、法院,都没人管呀,从1991年开始,一年才开1、2次工资,最长一次18个月不给开一次工资。到2003年国家黄矿了,说是买断了,但没有我们的遣散费,把我们按开除处理,饭都没的吃了,我们现在就想要个人权,我们饿着肚子,怎么支持这个奥运?”
患病矿工:“我们找谁,谁也不管,从市里到省里到国资委,一路走到北京,到国务院也没用呀,哪也不理我们,我们烧伤的也有,砸伤的也有,给国家出了多少年的力,现在落这个下场,还拿我们当不当人?我们这有死的、有在床上躺着等死的,都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无路可走,我们要吃饭、要就医、孩子要上学,没人管你,我们心里太不平衡了,我们想到法院去告,不交钱都告不成,我们本来就没钱……你说我们要那奥运有什么用,我们就要个基本人权,我们这火热的签名支持富锦,就要人权,不要奥运了,已经有近2500名矿工签署了真名。”
村委会贪污修国道补贴资金
黑龙江鸡西市滴道区滴道河乡团山子村村民表示:“我们每人平均不到2亩地,啥也不够呀。1997~1998年修201国道占我们的耕地,上边给232万补偿款,都让村委会给挥霍一空,我们每年几次进京上访反映到国务院、农业部,到现在也没解决。”
村民:“司法官员与政府官员合伙霸占我们林地,用推土机把我们村8千8百多棵树推毁。法院院长为盖带养鱼池的别墅占我们耕地,2006年他的别墅山庄里的饭店开张、歌舞厅开业,锣鼓喧天的闹,而我们农民没有生活来源,家里人东一个,西一个的在外打工维持,妻离子散,我们没有一点人权,富锦喊的“不要奥运要人权”的口号我们都支持。”
村民认为,所有的问题至今毫无解决的迹象,是中共体制造成的一切不公正。中共不兑现它承诺的2008奥运改善人权,所以他们目前公开声援富锦失地农民的主张“不要奥运要人权”,第一批423人的署名名单已传到海外。
“中纪委官员”插手富锦失地案
有知情村民向记者反映,6月下旬一名40多岁,自称中纪委官员的人,与村民洽谈,声称他说话有力度,有把握给农民解决问题。其对村民表示:别问我是谁,也别问我的名字,我保证能给你们办,办成后按一坰地4000元收费(一坰=15亩,农民习惯称坰, 读音shǎng)。
据村民表示,这位“中纪委官员”与村民洽谈,他给村民以“很有实力、说话很有力度”的印象。村民们似乎又一次看到了希望,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位“中纪委官员”表示事成之前不收费,从这点来说,有村民毫不怀疑的就与他签了协议,还按他的要求把自己“土地证”的复印件交给他,他一直主动联系村民,谈解决失地案问题。
有心存疑虑的村民将此“中纪委官员”留下的手机号码告诉了记者,希望记者调查虚实。大纪元记者6日致电这位中纪委官员,对话如下:
记者:我们海外媒体<大纪元>一直在追踪报导富锦农民失地案,据村民反映,你说你是中纪委官员,能给他们解决失地问题,请问你的姓名。
“中纪委官员”:我不了解你们。
记者:你了解富锦农民失地案吗?
“中纪委官员”:了解。
记者:请你上大纪元网站了解我们,你是中纪委官员吗?哪个官员派你去富锦的?
“中纪委官员”:我不是中纪委的。
记者:你是做什么的?
“中纪委官员”:我是打工的。
记者:那你为什么对村民讲你是中纪委的,为了对村民负责,我们应该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村民,是不是?
“中纪委官员”:我不了解你们。随即挂断手机。
近日村民在得知这位自称中纪委官员的人是打工者以后,吃惊的同时也感到非常气愤。有村民对记者表示:“我们开始就怀疑他是不是政府的探子,为了摸清我们情况来的,果真是个骗子啊!对我们啥手段都使,我们以后还能相信谁?”村民还告诉记者:从7月6日以后至今这位“中纪委官员”再没与村民联系。
香港《凤凰周刊》采访村民
村民近日向记者透露,香港《凤凰周刊》记者已经到达富锦采访,7月6日有村民和他们接触。据知情村民透露,一位刘姓村民已经与《凤凰周刊》记者接触。大纪元曾采访过这位村民。
【大纪元7月10日报导】(中央社台北十日电)中国湖北省武汉传出“黑工厂”事件,一家曾被官方取缔的工厂,不但继续运作,而且规模愈做愈大,遭虐待的工人在黑乎乎的高温工厂工作,身上满是苍蝇和蚊子,染黑的手指还被机器切断。广东“信息时报”今天报导,前武汉某报摄影记者、专门揭发黑幕的王浩峰日前冒险潜入厂内,拍下一组触目惊心的照片,随后刊在他的个人网页“王浩峰聚焦”。
据表示,这家工厂六年前曾被媒体曝光,一度还被武汉当地有关部门处罚取缔,但随后却一直“暗中”运作,规模比原来还更大。
照片中可见这家工厂的“黑”,在黑乎乎的厂房里,几名全身黑乎乎的工人正处理着一大堆黑乎乎的破棉絮。
有的工人直接就躺在黑乎乎的地板上休息,身上停满了黑乎乎的蚊子和苍蝇;一名工人举起了已经被染黑的手,露出被机器切断的一个手指。
在“王浩峰聚焦”网页上,王浩峰发出“急救通知”。帖子里,王浩峰呼吁:“谁来救救他们?”
王浩峰说,这家工厂早在二零零一年就已被媒体曝光,那次是因为工厂雇用童工,童工受到虐待而且拿不到工资逃出来爆料才被发现。
武汉当地政府当时曾对处罚了这个黑工厂,但是过了不久,工厂就又重操旧业,“暗地”里运作到现在。
据表示,这家黑心棉工厂坐落在武汉汉口的殡仪馆附近,原料来源大多是从殡仪馆里面用过的脏棉布、棉纱,上面还夹杂着不少垃圾,看上去黑乎乎的,名副其实就是“黑心棉”。
报导形容,这些“死人用过”的黑心棉,就在工厂被加工成各种被芯、枕芯,然后销售到各地。
工厂里面的环境更是恶劣:五、六个用砖头砌起来、没有任何窗户的厂房里面,没有灯也没有风扇。
武汉是出了名的火炉,在盛夏的高温天气下,工厂里面不仅一片黑暗,更闷热得让人窒息。厂房里弥漫着的灰尘既刺鼻又堵眼,还很呛喉,让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在里面呆下去。
王浩峰说,他进去之后没来得及看完几个厂房的情况,所以不知道工厂里面到底有多少名工人,但仅他看到的一处厂房就有十余名工人在工作。
由于气温太高,工人几乎都脱了上身衣服,光着膀子干活。
工人好像也被黑心棉染黑了一样,每个人身上、头上几乎都是黑色的,一名戴着白色口罩的工人,嘴和鼻子有明显的黑色,可见厂房内空气的混浊肮脏。
一名工人说,他的手被切掉了一大截的手指,是被工厂里面的机器给切掉的。
工人还说,“老板蛮狠,人自从进工厂,望着瘦了,呼吸胸也痛。”
工人说完这句话,有位“监工”拿着一把一尺多长的尖刀冲过来指着王浩峰,另一名“监工”大喊着,“你敢拍照就打死你!”。
报导说,从工人一身的灰尘、呆滞的表情和“一呼吸胸口就痛”的事实来看,他们的健康、甚至生命正在恶劣的环境中慢慢地被夺走。
王浩峰呼吁,相关单位应该把这些处在危险中而不自知的工人解救出来,让他们有健康的身体,去做一份清白的工。
【大纪元7月1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最近对几千名建筑行业的民工所作的调查表明,大约53%的工人没有合法的就业合同保障,2/3以上的工人被拖欠工资,2/3以上的工人没有医疗保险。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对天津、上海、兰州、广州和重庆的5千名建筑行业的民工所作调查的结果,已经由官方媒体《中国日报》报导。
这一调查,加上近来曝光的山西黑砖窑等案件,难免会导致这样一个印象:中国广大民工的尊严和权益所受的伤害,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光环黯然失色。
法新社以《中国建筑工人遭到盘剥》为题的报导指出:“劳工权益活跃人士和国际评论界人士经常指责中国当局和企业主管,因看重利润而对劳工遭受剥削的情况视而不见。”
旅美劳工权益活跃人士刘念春表示,中国工人的福利保障事实上一直有问题……
刘念春:“就是毛泽东时代工人的福利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因为他所付出的和所得到的不成比例,而且分配权也在共产党手里。它说可以给你就可以给你,说不可以给你就完全不可以给你。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情况根本就没有改变,建筑工人的福利根没得到改善,这种情况是有渊源的,正是因为有上面的因,才有现在的果。现在即便是国有的企业也有发不出工资来的时候,因为有时流动资金不到位。”
网络杂志《中国事务》主编伍凡批评中国官方为偏袒外资而牺牲工人的利益……
伍凡:“中国号称社会主义,但是别忘了它是个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因为它为了发展经济,发展经济首先要靠资本,而这主要是靠外来的。那么你不给外面一定的赚钱的条件,人家就不来了。
所以它从上到下都要满足外国资本、港台资本、港澳资本的前提下才来考虑解决工人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比资本主义还坏;世界其他国家包括非洲国家,像南非都不能够随便宰割工人的。
当然要让资本家赚钱,在相互平衡的条件下,工人的工资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会得到一定的保障,还有医疗社会保险、退休计划等,但这些中国都没有。如果这些都有的话,资本家就赚不到钱。”
接受采访的两位评论界人士表示,中国建筑行业的民工尤其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工会。伍凡说……
伍凡:“从根本上解决就要政治改革,最重要要给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谈判的权利,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商勾结,它有利益所得当然就不帮你讲话了。”
刘念春也说:“建立工会就会对权力有制衡作用,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现在他想解决问题只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治不改革,中国的这种情况就改变不了。”
清华和社科院的调查还表明,44%的工人觉得他们被城里人看不起。对此,刘念春说,嫌贫爱富,自古而然;但是中国的户口制度,以及长期附着在这个制度之上的粮油关系之类的福利,使农村人在一些城里人眼中成了“二等公民”。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7月1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报导)在大陆一向被外界认为较敢言的《民主与法制时报》,近日在网上传出多名领导干部被免职的消息。《民主与法制时报》的工作人员强调是正常的人事调动安排,但有评论认为是受到来自上面的压力,藉以改变该报的报导方向。1985年创刊的《民主与法制时报》,近日传出多名领导干部被免职的消息,据海外网站博讯网星期天的报导,近日该报内部出现重大问题,致使多名干部被负责,原社长边田松、副总编陈其强、记者部主任周国新等10多名干部被免,详细情况不明。
博讯的消息并说,他们的编辑电话采访,确有此事,但相关人士不便解释原因。本台记者星期一上午多次尝试致电数名《民主与法制时报》的内部人员,但只接通了其中一位周先生……
记者:在网上看到《民主与法制时报》出现一些问题,最近有很多领导干部也被波及,我想问一下是否有这样的情形?
周先生:这是我们报社的正常调整。
记者:可是网上的消息说有十几名干部被免职?
周先生:这不挺正常的吗?这边被免职,然后调到其它部门,担任其它职务。
记者:可是十几名干部在同一时间,或在最近一段时间都被免职就不太正常吧?
周先生:就几个部门合并一下,这很正常。
由于该位人员不断强调这是正常的工作安排,本台记者于是再致电前《中国海洋报》记者昝爱宗,询问他是否曾听说相关消息,昝爱宗表示……
昝爱宗:“有一次我听《民主与法制时报》的朋友说新浪网和搜狐网都接到内部通知,有可能是新闻办的通知,说不要转发《民主与法制时报》的新闻稿;而且说如果要转的话也不要放在首页,要放在看不见的地方。因为民主与法制时报还是挺尖锐的,别的报纸都不敢登,他们就登了。”
昝爱宗说,《民主与法制时报》经常刊登一些当局认为敏感的消息,例如早前《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兰成长在山西浑源县采访一个黑煤矿消息时被伤害致死。
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一的报导则说,《民主与法制时报》今年5月先后有两篇较为引人关注的报导。其中包括报导指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因发生包括副院长在内的五名法官贪污被捕后,法院领导认为,事关风水不好,专程请香港风水师北上指点迷津,改变风水格局及摆放石狮子等。
有关报导曾被各大网络及海内外媒体转载,但深圳中院官员事后指该篇报导“歪曲事实,纯属无稽之谈”。
另外,该报在同月22日,在广东举行党代会之际,引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报指,广东省前副省长刘维明因被查明在任职期间,利用职权曾多次出面为在深圳经商的儿子牟利,导致约1.6亿元国有资产流失,刘维明因严重违纪而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台记者再打给北京《百姓》杂志前主编黄良天,他在接获记者查询电话之后,便向在《民主与法制时报》内部工作的朋友查询,之后黄良天告诉本台……
黄良天:“我去帮你了解了一下,据他们内部的人说是分赃不均,他们可能有暗地里收一些钱什么的,他们具体也不好说什么,主要就是内部分赃不均。”
记者:“有没有可能是上面的人藉这个机会,然后想要整治一下他们这个报纸?”
黄良天:“完全有这种可能,就是藉着经济上的一些事情而进行整肃,这也是当局比较喜欢用的手法,因为有许多理由不能摆在台面上。”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7月9日讯】(美国之音记者:叶兵2007年7月9日华盛顿报导)中国厦门市正在酝酿一项地方法规,要求厦门的网站取消匿名发表言论,改为采取实名制在网上发帖。有网民认为,这是厦门市试图控制网上言论自由的举动,而且可能跟不久前迫使当局暂缓化工厂建设项目的厦门市民游行抗议有关。在网络业非常发达的厦门市,一个网络科技公司经营的一个网吧也跟这个城市其他网吧一样,按照有关规定实行了上网使用身份证登记的制度,要求顾客用实名卡上网。
*论坛实名制很难*
这家网络公司除了经营网吧以外,也为上网的顾客提供网上论坛,让他们发表评论,进行网上交流。网吧经理赖先生告诉美国之音,他们的论坛目前还没有实行实名制,网友一般都用网名或者匿名发表言论。
“现在不都是随便注册,随便发表文章嘛。随便讲话都可以,你要讲反动的,喊反动口号肯定是不行,拥护共产党是没事啦。该说应该会说吧,不该说的当然不说了。人都是现实的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这位业者认为,厦门市拟议中的网上论坛采用实名制的法规要执行起来将会很难。他说,因为网络太大,范围太广,不易控制,要完全取消匿名发贴在短时间内不太可能。
*用假名说真话*
厦门市一位网名叫女人花的网友指出,网上论坛允许匿名发表言论,就可以让大家畅所欲言,讲出真心话,充份表达意见,但是如果一旦实行了实名制,人们就得首先想到要保护自己,深怕得罪了当权者而不敢实话实说。
“如果我用我自己的名字发表了一个言论,然后被我的领导看见,他们肯定就不爽了,不爽之后对你的前途、发展可能就会有影响。所以,有些人就不敢说真话嘛。”
*民众串连示威 官方痛定思痛?*
这位在厦门市一个事业单位工作的网友推测,当地政府正在考虑在全国率先制订的这个法规可能跟导致PX化工投资项目暂缓开工的厦门市民游行抗议有关。
“所以它是想要抑制言论自由嘛。当时这个PX的示威游行据说是用手机短信群发给大家,号召大家为了保护厦门就举行这场示威。但是我们都没有收到,因为后来电信(公司)把这些手机全部都屏蔽掉。它就要求所有的公务员无论是谁都不许参加这场示威。那是明文规定的。所以那天我们所有事业单位全都坐班制,谁都不许离开。连学生每天点名都要点四次。我们也点了四次名。”
*法规可合法?*
中国官方媒体光明网转载新京报的一篇文章对厦门市计划在全国的城市中首次推出此类规定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文章指出,“既然宪法规定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那么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不管是保障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还是规范网络言论秩序,就不是厦门市有关部门可以随意制订的。”
据统计,中国目前有一亿多人使用互联网,博客数目高达1千7百万个。人权组织经常批评中国对官方认为主观的内容进行审查,这些信息包括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对西方民主的评论。
【大纪元7月10日讯】(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稿)对华援助协会获悉中国政府自今年2月起发起代号为“台风五号”的秘密行动,大规模驱逐外国宣教士。据不完全统计,仅4月到6月间就有超过100名外国宣教士被以参加非法宗教活动为名驱逐出境。熟悉内情的人士向本协会透露,这次“台风五号”的秘密行动是中国政府所谓反海外宗教渗透努力的一部份。目的是打击海外宣教机构藉奥运会之机传福音的行动。
遭驱逐的宣教士主要来自美国、韩国、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以色列。被驱逐前分别在新疆、北京、西藏和山东等地工作学习或短期访问。
据一位在新疆工作了10年的美国教会人士透露,仅新疆一地近来已有60多名宣教士遭驱逐。仅5月份在北京就有15对外国宣教士夫妇被勒令离境。5月31日又有2位来自以色列和美国的教会人士因参加山东临沂的家庭教会遭逐。 7月1日三位来自美国印第安那州的美国人士也自北京被抓捕和审讯4到7日后近日被迫离境。美国国务院也证实有2名在西藏教授英文的美国老师被勒令离开中国。这2名在西藏的美籍教师系美国英语学会派遣。美国英语学会(www.ELIC.org)是向中国派遣外教最多的外国基督徒机构。每年为成千上万的中国大中学生培训英语。据悉,遭逐者不乏在中国服务15到18年的外籍友好人士。
根据本协会对部份遭逐的美国人士的私下访谈,中国公安部门在抓捕和审讯2到7天期间对这些外籍人士态度比较专业。部份人士甚至收到公安部门出具的因所谓涉嫌参与非法宗教活动而需要没收其美国护照进行检查的通知书。但在审讯期间都被剥夺了会见美国领事的权利,这明显违反了中美双边有关公民领事保护权条约。 有些遭逐者被5年内禁止入中国国境。
这次是继1954年中共驱赶所有外国宣教士以来最大一次驱逐外籍人士的行动。因中国政府不承认在华宣教士身份,大部份外国教会人士都在中国教育和商界服务。
针对此次行动,本会会长傅希秋牧师发表谈话说:“众所周知,这些外国教会人士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道德风尚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驱逐他们的作法是非常遗憾和令人费解的事情。严重伤害了这些为中国的教育和建设无私奉献的外籍友人的心。 也不利与中国建立和谐社会的国际形象。我们强烈呼吁中国政府能尽快矫正这种作法。”
【大纪元7月1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高山报导】为了抑制新闻腐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通知各地新闻记者站向公众公布记者档案。
新华社报导说,目前,各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正对报社记者站人员进行重新登记,并将按照新闻出版总署统一要求,通过当地主要媒体对所在地记者站的名称、地址、通讯方式、站内人数、站长姓名等有关情况进行公告,以更好地接受社会和广大群众的监督。原“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记者昝爱宗说,新闻出版总署的这一新措施不会对抑制新闻腐败起到什么效果: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放开新闻管制,大家都可以愿意登什么就登什么,就没有那么多腐败了。现在腐败的原因是因为不能登才腐败,因为记者站偏要报上面不让报的这个污染事件,人家就要给它钱不让它报,最后就导致了这种结果。”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报社记者站管理的通知》强调:报社记者站依法从事新闻业务活动,必须由持有《新闻记者证》的记者开展工作,未领记者证人员不得在记者站从事新闻业务活动。新闻总署副署长李东东指出,各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将通过对记者站人员情况详细登记的有效举措,严厉查处非法设立的记者站,撤销有违规问题的记者站,清退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北京的自由撰稿人刘晓波表示,中国新闻腐败的根源在于新闻机构完全由政府控制:
“我觉得这个办法没有什么效果,要有良性的市场竞争和独立的媒体来遏制这种有偿新闻现象。现在在党权的控制下,媒体是一种另类的机构,特别是对社会黑暗面的报与不报,哪些写内参,哪些不写,严格讲特别是官办的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特派记者和新华社的,他们的特权是非常大的。”
新闻总署副署长李东东表示,一些新闻记者的违规甚至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一家报社的声誉,也影响整个传媒行业的公信力。原中国海洋报记者昝爱宗说,中国新闻媒体之所有出现有偿新闻,新闻敲诈等现象就是因为新闻媒体不独立,没有自由竞争:
“该报的不让报,记者也知道哪些该报,哪些不该报,他就利用中间差钻空子搞新闻腐败,这是普遍现象,包括大的报纸都有这种现象,花钱买稿子,记者写一篇调查性报导,然后被调查单位就说这个稿子我买下来,你别登了。记者是有义务搞舆论监督的,但是由于对方出钱了,这个稿子就登不出来了,报社和记者都赚了钱,这就是新闻腐败。”
北京的自由撰稿人刘晓波说,减少新闻腐败的最好办法就是开放新闻自由,让各种媒体自由竞争:
“只要媒体不独立,没有新闻自由,新闻记者的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没有良性的市场,只要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什么有偿新闻也好还是别的什么都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用这种方法对媒体的记者形成道德约束力实际上严格来讲是没什么用的。”
目前中国记者网已经公布了登记注册的全国报社记者站名录并向公众提供查询服务,新闻出版总署还将在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新闻出版总署网、中国记者网上公布核准的全国记者站名录及相关资料。
但近日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对此事件提出评论,认为这个行动没有抓住重点。
评论认为,中共官员与媒体的社论主笔或可指责地方政府腐败,任凭奴工之风滋长,但面对当前政局,他们恐怕也无能为力,因为问题的症结是政府严重缺乏独立的司法制度,难解人民于倒悬,其现行的司法非但不能减轻,反倒使贪腐更加恶化。
过去二十年,中共日渐接受法治,用以统领国家。它大量引进西方法规制度,成立现代化的司法体系,制订成千的法规,建立上百间法律学校训练司法专业人员。它在1990年代不断公开宣导人民有基本权利,意欲提升人民宪政体制下的法治观念。
对一个丝毫不愿实施政治改革的一党统治政权,又缺少新闻自由制衡的国家而言,这样大力的法治改革表面上是带动社会稳定,使中国迅速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事实上是为了使中共获得合法的统治地位。
但是,很多的中国人民实际无法在这个系统下伸张正义,因为贪官巧取豪夺,侵吞人民田产,强迫人民迁徙,甚而滥权侵吞,奸淫谋杀。这些官员对劳工遭受剥削或充耳不闻,或曲意包庇,甚或从非法勾当、贩卖人口与非法采矿中牟求私利。中国人民甚至蔑称官员与黑帮的勾串为“黑伞”,意即官员为了收贿,甘愿昧着良心打着黑色大伞包庇非法活动。
由于这种情况无由矫正,中国老百姓饱受凌虐与剥削,情况严重至极。它并非只发生在窳小的乡镇,连最近一些显眼的贪污案,包括辽宁省的沈阳警察首长、上海市党委书记,以及食品与医药管理局局长都涉案在身。
评论认为,中国当前改革的最大障碍,在于维护社会正义的司法系统受制于党意。中国每一个阶层的法律体系,包括警察与法院,都在共产党法政委员会的统管之下。藉由这个系统,地方上掌权的人可以很轻易的指示警察中止调查、取消法律抗告、指示法官办案,或以含糊的理由指控抗议人士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当党的利益与司法一致时,司法的运作情况良好,但是当党官的权力驾驭在司法之上时,滥权就此滥生。
评论进一步分析,中国地方政府日益“黑手党化”与社会不安事件螺旋式的上扬,显示司法系统正常运作乃当务之急。 近来暴动与失序的问题越来越多,上个月全国各处起码有八件暴动与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爆发的问题包括:广西的家庭政策、厦门的化学工厂、重庆的街贩遭殴、四川与警察有交情的杀人犯不受罚,甚至广州的退伍军人为了退休金而抗议。中共当局近来宣称社会不安的事件已减少,这种话令人怀疑。
最糟糕的是,北京当局毫无致力司法独立与强化法治的迹象。事实上,在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统治之下,共产党已不再提致力法治改革,它挂在口边的是强调“社会主义”的法治,这表示在中共高层的心目中,党的利益仍然至上,一旦法律碰上党意,只好乖乖靠边站。
罗干是党中央的政法委员会书记,是掌理法律的首脑。他最近发布一项指令整肃“负面的西方法律观念”司法制度,包括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结果中共当局对实施独立司法制度的态度再明显不过了,那就是去年以来,以颠覆的罪名审判人权律师高智晟,关押无数的人权斗士,软禁许多批评人士,并加强控制司法界。 黑心砖窑的事件正是这些问题扩大的 象征。
评论最后认为,人人知道法律的改革需要时间,想寄望这个发展中的大国其司法可以一霎时解决每一个社会弊病,未免不合情理;但是如果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拒绝放弃干涉国家司法制度的情况下,其司法系统可以自我疗伤改进,无异是痴人作梦。再者, 如果世人认为中共不给人民一个公正的司法制度与新闻自由,却可以继续维持政权的稳定,这种想法更是错得离谱。
未来如果中共不图改进,那么现在所存在的社会不安、奴工受虐,以及特权“黑伞”笼罩社会各个角落的情况,还会继续泛滥。
【大纪元7月10日讯】香港回归十周年,对北京政权是荣耀,对港人却是悲哀。十周年回归之日,胡锦涛将以主人的姿态亲赴香港,接受那些亲北京港人的膜拜,向世界炫耀独裁政权的力量;而十年如一日地追求民主的港人,会以要求"双普选"的七.一大游行接待胡锦涛,再次向中南海的主人表达港人的政治诉求。
众所周知,香港的繁荣来自港英政府留下的自由和法治,而回归后的香港,虽然"一国两制"的架构依然运行,但北京政权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蚕食着香港的自由,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香港的新闻自由。在金钱收买和政治威慑的双重压力下,香港媒体的自律已经相当普遍。虽然近几年开放了"自由行",但独裁政权允许的自由行,既是旅游观光购物的"半吊子"自由,也是区别对待的政治歧视,人为地隔开了一国的两地∶亲北京的港人可以自由出入大陆,而民主派人士和坚持批判立场的媒体人却不得入内。一些中共黑名单上的港人甚至被吊销了回乡证,司徒华、李柱铭等民主派人士,香港著名政论杂志《争鸣》、《开放》、《前哨》的主持人,都无法进入大陆……独裁中共的冷血由此可见一斑。
我不否认,六四以来十八年,持续的经济高增长维持了中共政权的稳定,从跛足改革中尝到了甜头的中共政权,自然也把经济收买如法炮制到香港。为了平息港人的政治不满,北京在力促香港经济复苏上,的确下了一番功夫。比如自由行,虽然充满了政治歧视,但其客观效应基本是正面的,既为大陆人的出入境自由开了一个口子,也能为香港经济带来一定的实惠,更为两地的民间交往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特别是在言论管制下生活的大陆人,可以利用香港的言论自由,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资讯。一方面,那些被特准可以自由行的大陆人,前往香港旅游的疯狂劲儿,致使香港的旅馆供不应求;大陆富豪们在香港购物时,一掷十万金、百万金、千万金,让香港的商家喜不自禁。另一方面,自由行开放以来,禁书禁刊也成为大陆游客所爱,特别是那些揭露中共黑幕的书刊尤为大陆人青睐;港人的游行、示威、集会也成为大陆人观光的风景,一些大陆人还特意在六四期间或七一期间前往香港,为的是能够亲临维园的烛光纪念大会或参加七一游行,体验一下香港的自由和港人的民意。这些对闭塞的大陆民智而言,其突破禁锢的启蒙作用,甚至远远超过经济利益。
其实,北京政权不是不想打碎"一国两制"的构架,从它接收香港的第一天起,就利用经济收买和政治施压的双管齐下,不断尝试将自己的权力意志强加于香港。钦定唯北京马首是瞻的特首是第一步,逼迫前特首董建华强行通过23条立法是第二步。但北京政权对港人的了解实在有限,也偏听偏信那些抱北京粗腿的香港名流,以为香港仅仅是经济城市,港人也大都是物质动物,只要给香港不断地送上"经济大礼",就可以在政治上摆平港人。2003年七一前夕,中共总理温家宝在6月29日亲访香港,不但送上CEPA经济大礼,而且做足了亲民功夫。意在用过恩人式软权力收买港人来贯彻独裁权力意志,降低即将开始的七一游行的强度和广度。
然而,北京政权再次打错了算盘,根本想不到港人捍卫自由港的政治意志如此坚定,敢于抗上的政治勇气如此高昂。所以,当反对23条的七.一大游行迸发出50万港人的磅礴气势,让温家宝看到了普通港人超越铜臭的高贵道义心,让全世界再次看到东方明珠的真正闪光。与那些向北京强权出卖良心的香港大亨相比,普通港人才是政治智慧和道义精神的富有者,而那些大亨们则早已沦为精神乞丐,不过是为了赚钱而被中共把玩的空花瓶而已。
举世瞩目的七.一大游行,既让傀儡特首董建华难以交代,更让北京政权手足无措。为了平息港人对23条的愤怒,胡温体制不得不以务实的态度回应港人民意。当董建华政府不得不搁置23条,中共各类高官纷纷声称尊重港府的决策。但看得出,这是囿于"一国两制"承诺的无奈,透露出一种难言的"苦涩"。
经济收买之外,中共的另一统治策略是用"爱国主义"的大帽子压人,一方面宣扬"爱国才是爱港"的独裁爱国主义,另一方面让亲中人士及其媒体高举爱国旗帜,对香港民主派进行口诛笔伐,其中充满了野蛮的人身攻击、人格侮蔑和道德审判。当爱国与暴力语言、与胡搅蛮缠、与泼粪之类言行同流合污之时,丑陋的"流氓爱国主义"就不可避免。爱国主义不止是恶棍们的最后避难所,而且已经沦为恶棍们手中挥舞的利器和大棒,成为邪恶对人性的讨伐,而与大是大非完全无关。
北京政权在承认大部分参与游行的人爱国爱港的同时,指责一小撮人反中乱港,其潜台词是大多数港人被一小撮利用。中共如此定性7.1大游行,也让我想起十四年前中共对八九运动的定性∶参与八九运动的广大学生是爱国的,而制造"动乱"、"暴乱"的是一小撮躲在幕后的"黑手"。 事实上,这种双面爱国主义统治术,不过是北京政权惯用的统战权谋而已。当时的中共政协副主席刘延东针对7.1大游行的发言,已经道破这种权谋的用心∶"团结大多数而孤立一小撮"。
然而,无论是政治高压还是经济安抚,都是独裁制度的权力傲慢的表现。只不过,这种权力傲慢,有时是昏聩独裁者的高高在上的狂妄霸道,有时是明智独裁者俯身倾顾的平易亲民。前者表现为诸多中共官员对港人的训斥式侮辱,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江泽民对香港记者的呵斥;后者表现为另一些中共高官对港人的言行抚摸,最典型的代表是温家宝首次访港的尽显亲民姿态。
现在,依仗着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北京政要们陶醉在"大国崛起"的神话中,再次尝试将独裁意志强加于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夕,北京政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权力傲慢。在香港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公开宣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的授权。我国是单一制国家。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香港固有的,而是中央授予。中央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多少权,特别行政区就有多少权。没有明确的,根据基本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中央还可以授予,不存在所谓的剩余权力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基本法是一部授权法。"
吴邦国的这种宣示,引起港人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和香港民主化进程的强烈关注。因为,如果吴邦国的宣示真的施加到香港,就等于宣布"一国两制"的死亡。所以,英国前首相柴契尔夫人和前港督彭定康公开批评北京政权拖延香港民主化进程。香港民主派代表人物,如陈方安生、李柱铭、司徒华、涂谨申、何俊仁、陈日君、孔令瑜等人,纷纷质疑吴邦国的讲话。就连一向温和的资深报人林行止也在《信报》发表评论认为,吴邦国有关《基本法》的谈话,显示香港必须从"两制"向"一国"倾斜,北京给香港回归十年的赠兴就是"我作主子你当家"!
与此同时,针对吴邦国的讲话,香港民主派提前展开行动,泛民主派议员发起长跑,争取2012年"双普选";民主党举办研讨会审议民主进展,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开始再次筹办七.一大游行,希望前来参加香港回归10周年庆典的胡锦涛能听到香港市民的心声;民调也显示,港人多数赞成双普选,港人对北京政府的信任度降低。
作为仍然生活在独裁大陆的我,为每年六四祭日闪亮在香江畔的烛光而感动,更为自2003年以来的争取"双普选"七.一大游行而振奋。在我的眼中,十八年如一日的烛火,是东方明珠发出的最耀眼的光芒;因为点燃这不灭烛火的,是港人珍惜自由、维护正义和反抗暴政的良知。
遥想2003年7月1日的反23条大游行,港人为自己、也为所有追求自由的人们创造了搁置23条的政治奇迹,见证了港人民意的胜利和傀儡港府及中共治港政策的失败。那是体制、民心、大势的合力,迸发出远比独裁意志强大的力量,自由制度是港人捍卫自由的最大资本,港人民心是反抗独裁的最大力量,世界大势是对港人的最大支持。
从长远的角度看,港人抵御大陆化和保卫自由的最佳途径,一,齐心协力地,直接推动香港的政治民主化,特别是特首的全民普选;二,通过各种方式,间接地推动大陆的政治改革。保卫香港的自由制度,不仅是港人的、也是大陆人的神圣责任;推动大陆的政治改革,不仅是大陆人的、也是港人的神圣责任。因为两者都是全中国人的自由事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大陆人也享受到了自由,港人的自由才会得到根本的保障。
【2007年6月18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开放》,2007年7月号
【大纪元7月10日讯】〔小序:黑窑事件震惊世界。黑窑中奴工、奴童的悲惨境遇,不逊于古罗马的斯巴达克思。一个省的黑窑,已经上千;黑窑的存在,已逾十年;中共的卵翼,是黑窑蔓延的条件。黑窑就是中共治下的社会缩影。这样一个邪党,谁若入其彀中,共伍共舞,必为人类所不齿,铸成终生大辱。笔者于1989年公开退党,弃之如敝屣。18年过去了,作为一个退党先行者,和盘托出我的经历,对读者不无阅读价值。〕(八)声震屋宇
“六四”枪声过后,黑云压城,万马齐喑,魔怪嚣张。在我脑海里,留下两个悲痛到极点的印迹,一生也不会销蚀。
一个印迹是21名通缉学生照片及每幅照片下的说明。王丹,柴玲,吾尔开希……,都是年轻学子,被说成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匪徒。古代的“画影图形,捉拿重犯”,国民党的悬赏大洋、追捕共党,都没有这次来得凶焰漫天。我是当了一辈子教师的人,对无论哪里的学生,关爱是我的天职。电视画面里,警车驰骋,今天捉到这个人,明天捉到那个人,时时揪着我的心,也揪着我周围老师的心。有个学生因姐姐、姐夫报警而被捕,大家议论纷纷,实际是借题发挥,表示对学生的同情,对中共恶行的诅咒。
另一个印迹是“民主女神”的悲惨倾倒。从“六四”凌晨起,中共的电视节目里,都是独裁者严格把关的“平暴功绩”的画面。他们当然不会让你看到天安门广场上处理尸体、冲洗血迹、修补弹孔的操作过程。他们刻意播出、随后又几次播出了“得意之笔”:一帮军人扯着绳索,绳索另一端系在矗立广场四天的民主女神像的几个部位上,然后军人们喊着号子,一齐用力,雕像扑地。女神倒了,我的心也碎了。
天理昭彰,善恶有偿。18年后,“八九黄雀行动”逐步披露,那是一批香港正义人士,建立“地下通道”,营救民运学生逃离魔掌的真实故事。其运筹人和操作人,不为名,不图利,理应受到世人永远的尊敬。他们没有受过“特工训练”,但他们的优势在于:没有受过“共产主义熏陶”,不听共产党那一套!
也是18年后,一座民主女神青铜雕像在美国首都落成。这是以李·爱德华兹(Lee Edwards)先生为主席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经过17年的不懈努力,中间得到了来自美国各少数族裔团体的巨大支持,终于让我们的民主女神永驻并牢铸人间。她双手捧起的火炬照亮了整个“地球村”;她的双踵贯穿地心,踏上另一面的土地,踩痛那边独裁者的七寸。
“六四”大屠杀后我在一次上课时,忘了是哪个话题引起,我向学生朗诵了乌克兰诗人谢甫琴柯的一首诗:
别等待,
等待自由——
徒劳!
自由已睡去,
是沙皇迫使它
昏倒!
如何使
沉睡的自由
醒来?
我们的人民,
举起所有的棍棒,
还有那
乌克兰的
宝刀——
那时候,
自由
才能来到!
我的朗诵声冲破四壁,不仅那层楼的其他课堂都听到了,连隔壁石家庄一中的学生,也在课后打听出了什么事。
18年来,在大陆,在美国,我多次在集会上朗诵这首诗。当前的中共黑窑证明,这首诗的意义,至今没有过时。(待续)@
(大纪元首发,转载请注明岀处)
【大纪元7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林达丹麦哥本哈根报导) 七月七日、八日,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丹麦分部,丹麦中国人权网络,共同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最大的广场,国王新广场,举办了声援大陆二千三百万勇士退出中共的集会和游行。集会上,除了来自丹麦本国和邻近国家的民众以外,法轮大法欧洲天国乐团的一百多名成员,也从欧洲各国汇集哥本哈根,首次亮相北欧,用他们的演奏,声援退出中共的活动。
在集会上,欧洲迫害法轮功真相调查团丹麦成员,莱夫. 伯克. 汉森(Leif Bork Hansen) , 瑞典支持中国人权组织代表瓦西里奥斯. 佐潘尼蒂斯(Vasilios Zoupounidis), 挪威中国人权网络代表比德.盖特森(Peder Giertsen), 国际人权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uman Rigths (ISHR))代表曼扬(ManYang)和父母在中国被中共非法绑架的留学芬兰的桑子(Sunny)发表演讲。
我们见证着中共灭亡的历史瑞典支持中国人权组织代表瓦西里奥斯. 佐潘尼蒂斯说:“我们在见证着历史。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发生着滚雪球般的退出中共的大潮。现在达到了每天三万五千人,这使得我们相信,中共的灭亡已经逼近。”
他说:“ 瑞典支持中国人权组织的致力于把基本人权带给中国人民的宗旨。这只有在中共垮台以后才可能实现。现在中国人民为自己、也我们选择了光明的前途。 ”“国际媒体大纪元时报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把中共的邪恶本性揭露无遗。对于中共的恶行,实在有太多的黑暗可以提及。但最黑暗的事,莫过于发生在中国的非法的、大规模的、系统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种反人类的罪行在中国广泛发生着。而中共就是这罪行的责任者。”
奥运召开的前提是必须停止迫害欧洲迫害法轮功真相调查团丹麦成员,帮助难民协会负责人,教区牧师莱夫. 伯克. 汉森先生说:“每当我们要把中国的人权问题拿到桌面上来谈的时候,我不得不提到那被隐藏的劳改营,关押和摘取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的集中营。我们在一百年前早就摒弃的东西,如今却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又发现了。这好像当年发生在纳粹集中营中对犹太人的迫害,或是斯大林当年对西方异己分子所准备的集中营。一九八九年奇迹般的发生了柏林墙的倒塌, 使得斯大林的秘密集中营已大白于天下。而现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个人,他的所作所为在唤醒全世界的良知。他就是中国律师高智晟,他如今被关押在中国的监狱里。他正在受着怎样的折磨,无人知晓。”
莱夫. 伯克. 汉森先生说:“如果奥运的火炬真的要在北京点燃的话,那必须是有以下前提:必须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停止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做交易。”
中国人民的自由会造福全世界挪威中国人权网络代表比德. 盖特森说:“我们今天来在这里,是因为中国的人权问题;我们在这里,是因为中国人民在残酷的专制统治下,受苦难; 我们在这里,声援二千三百万人民退出中共, 并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 我们在这里,也是为了揭露中共的罪行。当事实被人们知道,改变就会发生, 因为我们相信人民的觉醒可以改变现实, 就像当年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是因为政治家们的决定,也不是伴随着子弹和枪炮,而是因为人们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我们在这里,也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所带来的中国的繁荣。中国人民的自由和传统文化结合,会造福整个世界。”
比德. 盖特森先生说:“在中国,有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多的好人。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站出来,揭露中共对人权的践踏。人权律师高智晟就是最突出的一位。 当他向中共领导人写信揭露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后,他的律师执照被取消,事务所被关闭,公安警察甚至想谋杀他。”
呼吁救援被非法绑架的父母十九岁的桑子(Sunny)是在芬兰留学的学生。她的继父, 武汉法轮功学员张伟杰于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日被武汉市六一零非法绑架。她的母亲陈曼在五十天内踏遍武汉三镇,终于找到了受尽各种精神、身体迫害的丈夫张伟杰。随后,六月八日他们又绑架了陈曼。桑子说:“国内的家人直到现在也没见到被绑架的妈妈。但“六一零”承认, 人他们确实抓了,却拒不给出任何抓捕的理由,也不允许与家人见面。年迈有病的姥姥不仅失去了我妈妈的照顾,还要到处奔波找我妈妈。我远隔重洋,不能直接救妈妈、爸爸,照顾、安抚姥姥。我在这里真诚的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伸出援手,制止中共的迫害,营救我的父母和千千万万被非法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警惕中共的谝人伎俩最后,国际人权社会的曼扬(ManYang)发表演讲。他说:“丹麦人民有着对人权非常尊重的传统,丹麦也是一个很好地保护言论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的国家。当人们有了这一切时,人们不感觉什么,而当人们没有这一切时,人们会感到苦难。这就是在中国发生的情况。”
曼扬先生说:“我所在的人权组织国际人权社会,在全世界有三万五千成员。它从一九七二年以来,为苏联、东德、罗马尼亚等各国的人权而战斗, 它对在共产党制度下对人权侵犯有很长久的经验。现在,在中国发生的是最坏的情况。五十年前,中共用欺骗的手段,向人民许诺,通过革命,它们能给人民天堂般的生活。它告诉人们,富人是邪恶的人,资本主义需要被禁止。它欺骗了很多的穷人,得到了政权。它们得到了经济和政治权力后,它们又说要进行经济改革,现在它们自己成了新的富人。它们实行了最糟糕的资本主义,现在国家的资源和财富都装进了它们自己的口袋里。它们为了维护它们的权力,许许多多的人们在遭受苦难。它们镇压所有它们不喜欢的人,它们说,它们把坦克开到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是对的, 因为它们要维持政权。”
“现在,为了不受世界谴责,它们把所有的迫害都转入地下。 它让人们看见,中国好像经济繁荣,丹麦的游客到那里,看到的都是美好的东西。 但是,丹麦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游客看不见的,在它的监狱里,在劳改集中营里。许许多多的无辜的人在遭受迫害。更令人发指的是,它们系统地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 向全世界贩卖成千上万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器官来谋财。你们在丹麦,想得到一个肾脏,可能要等五年,可是在中国,一个星期就可以得到一个和你血型相配的肾脏。”
集会结束后,声援退党的游行声势浩大。由于这些天正是哥本哈根一年一度的爵士音乐节期间,整个城市里充满了文化气氛。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游行队伍由一男一女两位警察,骑着雄壮的高头大马在前面开道。更为游行增添了古朴的传统色彩。
天国乐团的演奏,锣鼓队的演奏,以及身穿仙女服的女青年,跳着莲花舞,向人们赠送漂亮的纸叠莲花和中国退党大潮的资料,迎来了人们的欢笑和赞赏。许许多多人竖起了大拇指,许许多多人急忙拿出照相机,拍摄这令人难忘的场面, 许许多多人欣然接过传单,马上仔细地读起来。更难得的是来自大陆的游客,他们看到的这令人震撼的场面,心里的震撼不言而喻。他们也急忙拿出照相机,拍下这珍贵的镜头,带回中国。
天国乐团的演出受到了沿途人们的热烈欢迎。 人们热烈鼓掌, 伸出大拇指, 或急忙拿出照相机,拍下这难忘的场面, 或紧紧握住乐团成员的手, 久久不放开......,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这支由上百个“真、善、忍”修炼人组成的乐团, 和她演奏的乐曲的喜爱。
【大纪元7月10日讯】河北理工大学轻工分院教师孟凡全于2006年4月18日被河北唐山国保大队绑架后被判刑七年,至今不能回家。孟凡全14岁的儿子写下了自己的日记,盼望自己的爸爸早日回家。
日记 2006年4月20日
爸爸又被抓走了,这已经是爸爸第五次被抓。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在家,七、八个警察闯进了我的家,抄走了我学习用的电脑和心爱的mp3。家被翻得底朝天。我怕呀,我真为爸爸担心。因为我听说,有一个法轮功叔叔在看守所里拉肚子。狱头不但不让他上厕所,还让他拿大顶倒控回去。折磨得叔叔生不如死。我听了毛骨悚然。不知爸爸又要受怎样的折磨。
以前我有一个多幸福的家呀。我3岁那年。爸爸妈妈都学了法轮功。他们不吵架了,脾气变好了,身体也好了。他们时常教我做事要多为别人着想。常记得爸爸妈妈和我一起玩耍嬉戏的情景。可是这一切到99年7月以后,都失去了。一夜间,天塌了。我的家一次又一次被抄,爸爸妈妈一次又一次被抓、被罚款、被打、被关押、被劳教。一次又一次家只剩下我一个小孩子无人照顾。不明白法轮功真相的同学都用奇异的眼光看我。我心里真苦。而这次爸爸被抓,又使我非常喜爱的古筝想学也不能学了,因为妈妈打工的收入负担不起学费,爸爸也不能送我去学了。
警察在我的心目中曾是怎样神圣的职业呀,我以前就想当警察。可是我现在看到的警察却是:抄我的家,翻走我家的钱和东西,凶狠的打我的爸爸妈妈,把妈妈的眼角都打出了血。简直像土匪一样。我爸爸妈妈是好人,只因为他们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警察是抓坏人的,他们为什么抓好人呢?我再也不想当警察了。
日记 2007年6月15日
爸爸回来了,我开心的笑啊!可睁开眼,却是梦。
我久久沉浸在梦里。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你被他们判了七年刑,这不公平。
爸爸慈眉善目,心眼好,而且工作认真,对人热情。在学校里叔叔阿姨都说爸爸是个好老师,邻居都说爸爸是个好人,我非常爱我的爸爸。
这样的好爸爸为什么被判刑呢?爸爸被关到了冀东监狱。在那里,为了逼爸爸放弃信仰,警察不让他睡觉,折磨他,打他。爸爸被逼的神智不清。我不知道爸爸现在怎样。我真为他担心。
我爸爸没有罪,他冤枉啊,这一切我不知向谁诉说,谁又能帮我?我真想大声喊:快快还我爸爸,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好心的叔叔阿姨们,你们能帮我吗?请伸出援助之手,帮帮我爸爸,和我爸爸一样的人,使和我一样的小孩不再失去爸爸妈妈。
注:
河北理工大学教师孟凡全一家的遭遇
据明慧网消息,孟凡全,河北唐山人,生于1962年,1992年12月,孟凡全参加了广州举办的最后一期法轮功学习班,聆听了八天课,从此开始修炼法轮功,一身病全好了,家庭环境也得以改善。他的妻子也因此走入了修炼。
孟凡全几进几出看守所 小孩遭恐吓
1999年9月,孟凡全进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唐山路北分局将他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3个多月。刚进去,就被十几盆凉水从头浇到脚,不被允许上厕所,长期吃不饱,还要干重活。最后对他罚款两千元后将他放回家。
2000年11月,孟凡全和妻子被劫持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因夫妻相遇时说了一句话,孟凡全被警察带上大镣十多天。2001年初孟凡全被劳教一年,关押在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遭长期坐小板凳,洗脑。他妻子也被劳教三年。家中8岁的儿子因无人抚养被迫转学,寄托在亲戚家。
2002年7月孟凡全因不放弃信仰,被单位强行送入唐山纺织大学洗脑班。后孟凡全从洗脑班走脱。洗脑班人员孟凡铁,张代森等几次上他家骚扰,在家中只有一个孩子时,骗开房门,恐吓孩子,让孩子说出孟凡全去哪里了?孩子被他们吓的嘴唇发青。
孟凡全在上班时被绑架 家中万元财产被劫 在冀东监狱一度被迫害的神智不清
2006年4月18日下午,孟凡全在工作单位被唐山路北分局绑架。傍晚5点半左右,孟凡全家只有一个13岁的孩子在家。警察们骗小孩开了门闯进去抄家。带队的是国保大队长陈红。警察抄走电脑等价值近万元的私人财产,孩子录古筝曲的MP3还有小灵通也被抢走了。家中每一个角落被翻了个底朝天。
2006年10月24号,孟凡全被判七年刑,在冀东监狱二支队,警察不让他睡觉,一闭眼就用针扎,电棍电及暴打,二十四小时不许与人说话。不让家属探视。并遭野蛮灌食,每灌食一次扣孟凡全一百元钱。孟凡全一度被迫害的神智不清,他清醒过来后喊[法轮大法好],遭到暴打。
妻子探望多次被拒绝并被跟踪
孟凡全妻子去过监狱多次,只见过一次。二支队陈凯威胁孟凡全妻子,要让派出所把她和孩子带走。有五、六次,孟凡全的妻子被监狱治安强行拽到车上带离监区。冀东监狱给孟凡全妻子所在地公安打电话,唐山市河北路派出所派人跟踪其妻,偷拍照片,并到孟凡全妻子工作单位骚扰,给单位领导施压。
【大纪元7月10日讯】(李辰星综合报导)这两张照片上的年轻人都是黑龙江省庆安县人,一个是33岁的林树森,北京针灸骨伤学院毕业。一个是32岁的周巧航,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他们同是法轮功学员。2005年,林树森被中共判刑五年,关入北京前进监狱,现在生死不明。2003年,周巧航被中共判刑十年,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昔日哈工大研究生 今日被监禁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周巧航博士报考资格、工作权利被剥夺
据明慧网报导,周巧航,女,32岁,哈工大研究生,聪颖智慧,口才文才出众。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上学时,有很多教授、研究生修炼法轮功,周巧航因此也走入了修炼。在哈工大读研究生时,周巧航进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遭受上大挂等酷刑,最后被扔郊外荒野。返校后,周巧航刻苦攻读,2001年研究生毕业,周巧航本想继续考研读博士,因她不放弃信仰,被剥夺了报考资格,同时她的工作权利被剥夺。
周巧航在法庭上质问法官
2002年11月,周巧航被哈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绑架。2002年11月,周巧航被哈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绑架。在一个秘密私人住宅,恶警使用电刑、老虎凳、不许睡觉等酷刑对周巧航疯狂逼供。2003年6月,周巧航被哈市南岗区法院秘密开庭,法庭上,周巧航质问法官:“我无罪,有罪的是你们这些执法犯法的人,我现在满身是伤,为什么不给我验伤,为什么不判他们的刑……”最后法官自宣自读判周巧航10年刑。现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周巧航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迫害 致使阴部出血、下肢青紫、行走困难
2006年2月,在四监区五楼东侧,法轮功集体炼功、脱犯人服,周巧航、王淑兰等被吕晶华、王小莉等四名警察,四名犯人强行铐着,用胶带封嘴拖走,押入禁闭室一个月。同年10月,犯人李美兰、张庆梅、许立辉辱骂法轮功,周巧航进行阻止,犯人一拥而上,将周巧航从门口拽到窗下暖气片底下,几个人将周巧航按在地上,连打带踢,致使周巧航阴部出血,小腹以下直径6厘米大小发黑。11月,又有法轮功学员被关小号,周巧航前去阻拦,副队长董立华教唆刑事犯胡小光、任廷君、张庆梅、薛淑华,拳打脚踢,打的周巧航下肢多处青紫,小腹疼痛难忍,腹部输卵管处有大包,大腿根部青紫严重,淋巴结肿大,行走困难。
林树森在北京前进监狱遭受超过几十万伏的电击 精神失常半年多
据明慧网报导,林树森,男,33岁,在北京针灸骨伤学院读书期间修炼法轮功。大学毕业后,留北京工作。两次被判刑,曾一度被折磨至精神失常。2005年4月末林树森被判刑五年,关押在北京前进监狱至今。在前进监狱长期遭受折磨,导致肾衰竭,肝衰竭、骨质疏松,身体非常虚弱。近半年时间,家人未收到林树森任何电话及书信。
林树森被捆绑躺在“死人床”达7个月
2001年林树森因为信仰“真、善、忍”被非法判刑三年,在北京前进监狱遭受疲劳战、上背铐;在满身脓疥疮的情况下,强制绕篮球场一天跑100圈;罚坐10厘米高小凳每天长达15-16小时;剥夺睡眠15天;电刑。六分监区区长蔡某、警察刘伯全、徐某及所有在班干警,每人手拿一到两根电棍,疯狂电击林树森的手心、脚心、头、颈、生殖器等敏感部位,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毛发、皮肤焦糊的味道,持续电击一上午,总电量超过几十万伏;导致林树森神经严重损伤,他被强行穿上“约束衣”,捆绑躺在“死人床”上达7个月,林树森精神失常半年多。
林树森在明慧网上发表文章 被判五年
出狱后,林树森在明慧网上发表题为《北京学员自述在前进监狱遭受的三年迫害》的文章,详细揭露前进监狱对自己与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005年4月末,林树森被北京西城区新街口派出所方革等人绑架。之后,林树森被判刑五年。
【大纪元7月9日讯】(大纪元记者张本真东京摄影、报导)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亚洲调查分团副团长及代表成员,于今日上午,在东京向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递交请愿书,呼吁其要求中国政府在今年8月8日之前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上午11时,亚洲调查分团副团长、日本著名人权活动家安东干和山川女士来到位于明治神宫附近的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面见其总务部职员,在介绍了来意和宣读请愿书后,向其递交请愿书,名叫今井的该职员保证将把请愿书转交给日本奥委会竹田恒和会长。请愿书说,中共如果在8月8日之前不给予回应的话,就将联合全世界正义的力量抵制奥运,展开“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请愿书随付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的作者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致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公开信,和CIPFG的共同声明。
安东向今井表示,我们衷心地期望作为和平盛典的奥运成功,我们也衷心地期望东京申办2016年奥运成功,但是我们知道,虽然中国在申办奥运时向世界保证,将改善其恶劣的人权状况,而今天中国不但未改善人权状况,反而更恶劣,如法轮功学员、天主教徒、西藏和新疆人士等,都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即遭秘密关押,遭迫害致死案例无法计数,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代表和平的奥运,绝不能沦为血腥奥运。”
递交完成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安东介绍,今后还要发起署名运动,“让日本国民都来了解事实,反对血腥奥运,否则我们的运动员在不知道中共进行中的血腥暴行的情况下参加奥运,将是非常可悲的”。同时呼吁更多的社会各界精英加入到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中来,不能让二战前的纳粹奥运的悲剧重演。
调查团此前已经向东京的中共大使馆邮寄请愿书。CIPFG由三百多名国际社会各界精英组成,在全球分为澳、亚、欧及北美四大分团,通过对中共谋杀法轮功学员盗取器官牟利指控的调查,揭示迫害真相,制止迫害,并对参与者追究“反人类罪”等责任。
【大纪元7月9日讯】(大纪元记者乔琪印尼报导)印尼首都雅加达为庆祝建市480周年,7月7日举办庆祝活动,受邀的法轮功团体7月6日临时接获通知取消演出。透过当地人权律师团体的协助,法轮功学员向印尼警方讲清中共干预的真相。7月8日,法轮功学员在雅加达唐人街举行盛大游行,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与赞赏。7月7日傍晚,为庆贺雅加达建市480周年,有许多国家的团体受邀共襄盛举。据印尼法轮功学员吕先生介绍,法轮功团体在6月20日收到文化部文化博物馆的邀请函;到了7月6日,主办单位却以书面取消法轮功团体参与这项活动,没有说明任何理由。
参加雅加达这项庆祝活动的法轮功团体,分别来自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区。台湾成员一行约140人,7月6日晚间抵达印尼;其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活动当日早晨抵达,这些成员组成了军乐团、花车、腰鼓队、仙女队。
7月7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在雅加达观光区安座公园(译音)演练,来自台湾的洪小姐表示,在现今社会道德沦丧之际,他们要把人间的净土──法轮功的美好,透过音乐、腰鼓等祥和的表演带给善良的印尼人。并希望透过“法律援助机构”的协调,能让主办单位收回这不合理的决定,使远道的他们能参与这个盛会。
晚间6点多,法轮功学员抵达花车游行的Kevunsirih街道。在道路旁,天国乐团即兴演奏;部署在四周的警方,立刻前来制止,扯下了横幅,有三四个警察把指挥架走,接着冲入队伍中,抢夺正在演奏中前排成员的乐器。
团员们停止了吹奏,高呼“法轮大法好”,接着合唱“法轮大法好”、“为你而来”、“普渡”等法轮大法歌曲,气氛顿时在柔和的歌声中缓和了下来。
洪小姐又说,法轮功是个修炼的团体,修炼人心中没有恨,他们了解警方在执法的无奈,希望能善解这一切。
透过“法律援助机构”的协调,印尼法轮功学员向警方讲清真相,警方明白了一切,也能理解法轮功学员的到来是善意和平的。天国乐团为警方演奏三首曲子──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送宝。随后,法轮功学员跟“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以及现场的警方人员一一握手道别,并安静的离去,四周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法律援助机构”是人权律师团体,他们很乐意也很愿意出面为法轮功协调,他们表示这明显是中共的干预所致,法轮功的许多公开活动都有中共的插手干预。
【大纪元7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徐敏纽约报导)新唐人电视台举办一连三天的首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 于七月八日结束,极获华侨赞赏及肯定。纽约老华侨刘保罗说他连续四年看过新唐人的新年晚会,但是这次舞蹈大赛感觉不一样,既可欣赏优美的舞蹈,又感受到紧张的竞争气氛。他感触很深的说,中国舞术博大精深,但在世界舞台上却不如西方芭蕾有影响力,主要是因为中国国势不强,加以中共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现在许多中国年青人都不知道老祖宗文化精华,只能从京剧中看到片断。他在国外三十年,这是第一次看到中国传统舞艺在世界舞台上比赛,真让中国人骄傲。他也感谢新唐人电视台新年晚会的演出,将中国艺术展现在百老汇舞台上
来自上海的红苹果文化艺术中心宋主任,称赞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舞蹈对弘扬中国文化的贡献。他曾在文化大革命时被中共破害,深感中国人受中共党文化的污染,于一九九八年在纽约创办红苹果文化艺术中心,帮助对艺术有兴趣的年青人来美学习。他说新唐人电视台办得文化活动他很喜欢。这次舞蹈大赛让他大开眼界,真正欣赏到传统中国文化精髓。
由广州移民来美的陈先生一家四口赞赏舞蹈大赛演员的优良表演。大儿子陈国竞学过中国北少林功夫六、七年,自叹不如舞蹈演员精湛灵巧的技能。他说这次第一次观看舞蹈大赛,觉得中国舞变化多端,内容丰富而有趣。
纽约古先生希望新唐人电视台年年举办中国舞舞蹈大赛。他和家人会再回来观赏大赛。
【大纪元7月10日讯】先前因受贿和疏忽职守罪被判处死刑的前中共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于7月10日上午被处决。郑筱萸因受贿和玩忽职守罪,5月底被判处死刑。中国大陆传媒指他曾经提出上诉,指死刑判决过重,自己在案发后有主动坦白及认罪后态度良好,要求酌情减刑。郑筱萸的律师此前则曾指出,原黑龙江政协主席韩桂芝、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等贪官受贿数位都高于郑筱萸,但都未判死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6月22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美联社报导说,郑筱萸被判死刑对中国官员来说判得出乎意外的重。美联社分析说,郑筱萸的死刑表明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上强烈压力下,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缓解这个国家食品安全记录不佳的局面。药监局局长邵明立9日曾在座谈会上曾表示,中国食品药品存在问题,已进一步损害中国国家声誉。
有分析指出,中共这次处死郑筱萸除了平息国内的“民愤”之外,还和中国出口的有毒食品、饲料及药品在国际上引起的谴责声浪有关。
去年以来,中国制药品和食品在国际发生问题的事件层出不穷,包括在巴拿马出售的中国咳嗽糖浆因含有二甘醇造成80多人丧生;中国销到美国的宠物饲料发现含有有毒物质;中国制牙膏和海鲜遭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FDA)禁止进口。中国制造的有毒食品和药品以及不安全的轮胎等商品相继成为美国报纸的头条标题。
美国FDA研究员方国栋博士表示,国际社会的压力对中国改善食品安全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方国栋呼吁中国政府不单单是对国际进出口食品和药品负责,同时也要对中国老百姓的食品安全一视同仁。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指出,杀了一个郑筱萸,千千万万个郑筱萸仍然逍遥法外,因此处决个别贪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胡星斗教授认为,一旦中国建立了新闻自由和官员收入申报公开制度,官员贪腐行为将减少80%左右。
从中国公安部公布的数字看,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呈大额化发展趋势。2005年上半年此类案件金额达到581亿元,上升幅度达89.6%。广大百姓对劣质肉、毒米、毒面、变质牛奶和奶粉等问题深恶痛绝。食品安全已成为中国老百姓普遍担心的问题。
而与郑筱萸案关系重大的前药监局注册司司长曹文庄7月5日备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郑筱萸1944年12月出生,复旦大学生物系动物及人体生理专业毕业,大学文化。1979年11月加入中囯共产党,1968年12月参加工作,1994年4月至1998年3月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1998年3月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2003年5月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2005年6月22日,年满60岁的郑筱萸被免去国家药监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此后,郑担任中国科协旗下的中国药学会的理事长。2007年2月,郑筱萸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3月被双开,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郑筱萸被指在职期间,收受8家药品企业共649万元人民币贿款,又因为玩忽职守,令部分药品生産企业,使用虚假资料申报,但仍获得生産批文,当中有六种是假药。
【大纪元7月1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采访报导)近年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食品安全的官员近日公开表示: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不仅影响到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 而且也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张伟国:“退一万步讲,共产党为了自己统治的稳定,我们不去说它的和谐社会了,只要它为了自己的统治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问题。食品药品方面暴露出来的危机,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它维持统治的基本底线了。”
如果社会不稳定,政权就可能出问题。2006年,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调查显示:65%受调查的消费者对食品市场安全状况表示担忧。为了回应民众的担心,中国今年初通过了中国政府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关食品和药品安全方面的国家专项规划《国家食品药品“十一五”规划》。然而,美国加州中国问题专家草庵居士表示---
草庵居士:“中共在政策方面一直想得很好,制定很多的政策和法律,但是关键是如何实施,目前中国大陆很多政策没有实施出来,没有人监督,没有人去执行。”
中国从中央到地方,虽然监督管理食品与药品的监督管理部门经费与人员配置都还不足,但还是层层有,层层设,所定的监督法律法规怎么就执行不下去?对此,草庵居士说---
草庵居士:“监督措施没有执行下来,不仅是新闻舆论的监督,还有内部监督,因为从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来看,内部监督从来就是失效的。”
草庵居士认为,只是内部监督,没有新闻舆论的监督,监督形同虚设,执行也就敷衍了事。中国2006年发表《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这个民生指数有14个问题。参加调查的受访者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食品安全。那么,中国食品安全怎么就让老百姓这么放心不下?张伟国对此表示---
张伟国:“根本问题就是怎么从社会体制和国家法制的系统里面,从源头上控制问题的产生,这一点中国当局看来是认识不足的,而且还是停留在原始的政治机制,用搞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已经暴露的这些矛盾危机。”
那问题的源头在哪?张伟国接着表示---
张伟国:“实际上中国人造假,唯利是图,社会上一切向钱看等等,使整个社会失去了一个前进的方向。基本上是共产党自己政治行为短期化导致了整个社会行为的短期化,社会信用就彻底崩溃了。国家注重眼前利益,老百姓更注重眼前利益,为了注重眼前利益不择手段,这就是危机的根本原因。”
中国食品安全近年可谓问题频发。例如苏丹红辣酱、北京福寿螺事件、红心鸭蛋、多宝鱼,等等。不仅如此,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也飘洋过海。例如,由于安全问题美国6月28日决定禁止从中国进口五种人工养殖海产品。
【大纪元7月9日讯】(美国之音记者:萧敬2007年7月9日华盛顿报导)中国当局要求,把“农村平安与否”作为地方官员任免奖惩的重要依据。分析人士说,中国农村地区不稳定源于制度性缺陷,奖惩官员无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欧阳淞日前提出,在地方政府换届考察和干部调整时,要注意考察干部从事农村社会治安以及平安建设方面的工作,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任免和奖惩的重要依据。欧阳淞说,在农村治安综合治理与平安建设方面工作不力的干部,本辖区治安状况没有改善之前,取消其评先进以及受奖的资格。
近年来,中国的群体事件发生的频率和规模都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据统计,从1993年到2004年,中国的群体事件从1万起增加到7万4千起,2005年更急剧增加到8万7千起。据有关方面估计,去年发生的群体事件超过10万起,而且民众在群体事件中采用的手段也更加激烈。
*治标治本*
面对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中国高层最近召开会议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表示,要动警察力,在一个月内对农村治安状况进行彻底排查,排查对像包括在逃人员和黑恶势力、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以及拐卖妇女儿童等治安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农村地区的很多骚乱、抗议事件都与非法侵占农田、环境污染以及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有关,而这些问题都与政治体制、国家政策密切相关,绝不是制定干部奖惩办法和突击排查所能解决的。
*官权过大*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说,中国地方官员权力过大,不受制约,导致官民关系非常紧张,一旦出现突发事件,民众群起反抗是必然的结果:
“乡村干部非常霸道,他们的权力很大,农民有苦无处诉,只有群体而闹之,揭竿而起。我想,这跟中央的政策也是有关系的。由于工业和商业的急剧发展,大量占用农田,另外,计划生育等等政策也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
*一党专制*
金钟指出,中国没有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农民利益受到非法侵害时,往往很难得到司法保护,媒体也难以对事实真相进行揭露,以致民愤民怨没有抒解的渠道,最后便形成暴动、骚乱、抗议示威等群体性事件。金钟认为,如果一党专制的体制不复存在,所有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要限制基层的权力。只要中共的一党专制不可侵犯,不能接受挑战,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虽然中国农村也在搞选举,但这种选举经常被农村里的宗法势力、甚至黑势力所控制,所以很多问题很难解决。”
观察人士说,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是以农村为根据地,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没有中共的今天,而在中共在夺取政权后的数十年中,一直表现出对农民和农村地区的极大歧视和不公正。金钟认为,中共对农民采取的是“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政策:
“中国共产党有一种实用主义传统,为我所用。他们口头上一套道理和漂亮话,那是骗人的,实际的政策是没有原则的,是不择手段的,把你利用以后,就把你抛弃。我们看到,从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农民是受害最大的阶层,尤其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的都是贫下中农。”
【大纪元7月10日讯】山西发生的黑砖窑事件,在令人吃惊之余,不免要问:省领导干嘛去了?省领导的表演,令人失望。人们看到,在此事件刚刚被揭发出来,省委书记就想给此事件定性,称之“违反劳动法”,这明明是要开脱罪犯。人们很难判断:难道说省委、省政府与黑窑主有什么勾结?这也太离谱了。那些省级大员,在省里还是高高在上的,如果说从黑窑主哪里拿钱?他们似乎犯不着做这么下贱的事情。后来,当事件越揭发越使人瞠目结舌的时候,省长终于出来道歉了!
这就算还好,他终于知道该向人民道歉了!
这在中国的昏官场上,也不容易。
但是人们不免还是要问:他早干嘛去了?事件揭发出来之后,又有那么多中央高官都一一作了批示,山西省官们才不痛不痒地表示一番。而且,首先,又念起了“保护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这样几句最常见的经文,也就是套话。
我们的官场,现在,不管大会小会,不管是接见还是谈话,反正除了一整套、一整套的套话,官员们已经不会讲别的、有内容的话了。我不知道,官们在家里,是不是也对他的家属们讲套话?奇异的是,在有数千年文字史的中国,首长也好,电视台也好,报社也好,甚至老百姓也好,也都是一张口“套话”就来,确实练出来了。几十年就这么练出来了。也可以说是“被训练”出来了。
在我尚还年轻的那个年代里,是全民全党都在背毛选,大段大段地,整篇整篇地背诵,让人们失去“自己的”思想,而全都变成没有任何创造性的、只会简单地重复“伟大领袖教导”的活工具。文革时候,在任何稍微正式的场合,人们发言,若是不背上几段毛主席语录,简直就张不开嘴了。人们的思想被“钳制”到极点,就这样了,毛主席还说这就是“解放思想”,解放了吗?实在是奇哉怪哉!
在中国近三千年的文明史中,把一个人说的话,要让全国人民每人每天都重复上几遍、乃致几十遍,就像每天少不了的吃东西喝水一样,莫此为甚。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皇帝做到这一点,孔夫子就更不用说了。
只有文革做到了!
文革,在这一点上,算是登峰造极了。
林彪曾教导说:七亿人民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为什么要把八亿人口的头脑全都变成“一个思想”?这还是唯物主义吗?但不管,中国就是有这个劲头儿。
林彪还说:对毛主席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大意)可见,专制主义者林彪也还知道,会有人“不理解”的。这个林彪其实一点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都没有。您想想,既然有很多人“不理解”,在文革初期连刘周都表示了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那还怎么可能“统一思想”呢?
如果在文革中,谁敢不把思想都统一到毛泽东那里去,那就会得到一个字:
打!
这就是文革“统一思想”的方法。
历史上,只有宗教,才要求信徒尊崇主的教导。在现代的世界各国里,人们的自由思想,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了。当苏联解体后,经济一片凋敝,但是人民大多数都不愿意回到过去的苏联,为什么?我认为,因为思想自由了!
思想自由,属于人类的动物性质的要求。所以,欧洲的启蒙学者说,人是生而自由的。思想是生而自由的。
压制自由思想,并不是中国统治者一家的“特色”,它曾经也是欧洲中世纪存在的普遍情况。宗教裁判所,裁判了伽利略,烧死了布鲁诺,也是不允许自由思想的。但是,现在早已经没有这种压制了,欧洲早已完成了伟大的启蒙,完成了真正的思想自由的伟大历程,因此,欧美国家突飞猛进。所以,自由思想的旗帜,可以说已高高飘扬在大半个世界。世上只有极少数的国家,依然维持着“思想”禁锢,中国就是一个。
压制自由思想,好像显得咱们中国人大家都有“纪律性”了。好像社会好得不得了了。但实际上,人民的创造性,人们的心灵,却被沉重地压制了。
压制思想自由,就是压制民族的创造性。
中国的当代史,已经证明,这是一条沉重的真理。
历史证明,咱国家改造物质世界,是不拿手的;但是要“改造人们的思想”,却是得心应手。
建国前,从孙中山时代起,讲的乃是“唤起民众”,而并不想要求人们脑袋里都装有“一个思想”。因为孙中山是革命者,不是统治者。那时候,共产党也在向民众宣传自己的主张,以争取民众的支持,而不是把自己的“思想体系”硬装到老百姓的头脑里去。
建国以后,形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伟大领袖已经不用争取人民在思想上同意自己了,于是,他要改造人们的思想了。把全体人民的思想都改造成、或者都统一到“毛泽东思想”那里去,把毛泽东看成神。人民的思想,也就由“主体”转变为“被改造体”了,领导者不用去迎合人民的思想以获得多数的支持,领袖要用自己的思想去改变全民的思想。这也算得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经过了批胡风、批武训传等,经过了反右、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伟大领袖在60年代后期几乎做到了这一点。但显然,这不是一个顺乎历史潮流的事情。
起初,由于人民盼望打倒蒋介石,所以文革前人民曾衷心高呼“毛主席万岁”和高唱《东方红》,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文革初期达到了高潮。其实,狂暴的文革爆发后,不几年,大约70年代初,人们赞美领袖的味道,就逐渐变了。建国初期的情感,已渐渐消退。这个时候,人们再来表达自己对毛泽东“三忠于、四无限”,就已掺有了“害怕领袖”的成份了。而这份惧怕,到了周恩来忽然去世的时候,就又逐渐地演变为对领袖“不满”了。所以,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1966年还春风得意的毛泽东,乃自己毁了自己。
所以,听到人们吹捧领袖,当官的人们,应当仔细考察一下,人们是否真心?
其实无论如何,从历史的角度看,人们吹捧领袖,其结果也往往和愿望相反,人们大量的吹捧,很快,就会把领袖自己也吹坏了。弄来弄去,领袖们就往往会被人们吹捧得头脑麻木了,糊涂了,会误以为自己真的是神人了。这时,他们往往就开始胡作非为了。
中国历史上,据说共计有大大小小550多个皇帝,但是,不让人吹捧自己的,只有一个皇帝,那就是李世民。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例外。民国以后,非皇帝的这些领袖们,哪一个不是被人们吹捧得昏头昏脑?特别是建国以后,领袖自己往往被吹捧得糊里糊涂。特别是毛泽东,刘少奇批评了他,只是经济政策上,他就恨死了刘,并将其迫害致死。他几乎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与他意见不同的高级干部。所以,吹捧领袖,对领袖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当然,矛盾的主要方面,还在领袖自己。正如魏征对李世民说的,如果李世民本身就暴而拒谏的话,那谁还敢谏呢?
(时光虽已经过去,但就是今天,人们仍可大量看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样一类继续进行“造神运动”的书,而不是大量出现例如伏尔泰式的“启蒙运动”的书;中国的学者们,似乎已很难摆脱思想造神,不是造毛泽东,就是造邓小平,甚至还要造第三代领导核心,似乎只有这些伟大的神灵,才能拯救芸芸众生,拯救愚昧的中国老百姓;而中国人民呢,显然,在这些学者们看来,永远不是历史的首创者)在中国,就是直到现在,情况仍然是:不仅领导者们会对民众提出各种各样的“思想要求”,就是民众自己,对于“思想要求”一词也很是熟悉,并普遍接受。似乎人民的“思想”,也确实应当受到某种大人物们来“领导”似的。这样一来,中国人民还怎么可能有创造性、有历史首创精神呢?
执政者们大模大样地要求人们、甚至全国人民“统一思想”和“取得共识”,要求他们“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后来,大概觉得这后一点有些太脱离实际,就改成“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但老百姓怎么能“在政治上”有表现?他们又没有一张选举党中央的选票。所以,实际上,这样的说法,说破了,还是要求人们“在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如前所述,人们的思想,怎么可能会“一致”呢?这显然是违反唯物主义常识的。
道理其实很简单。例如军队,强调“服从命令”、“统一行动”。以前常见的话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军令如山倒”什么的。这就说明:即使在一个以纪律来维系的组织中,例如在军队中,人们也不可能全都“统一思想”,只能要求“统一行动”。那么,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怎么可能“统一思想”呢?
毛泽东自己也曾说过,除沙漠外,凡有人群的地方,都会有左中右(大意)。他既然知道这一点,怎么又要去要求人们“统一思想”呢?其实,事情很明白,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只应有“行为规范”,而不应有“思想规范”。
但是我们搞“思想规范”,起码搞了几十年,现在也并没有停止。
当然,人们的思想,总会受到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不奇怪。但是,鼓励“思想自由”的国家,例如美欧,成了世界最发达的地方,这不是偶然的。在这些国家里,已经根本不会有“思想犯”了。
在西方,只有希特勒的思想,被德国的法律禁止,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希特勒的思想,造成了全世界异乎寻常的大灾难。因此,人们反对鼓吹暴力犯罪的思想。我想,除法西斯思想以外,任何“思想”都应当是自由的。
如果中国也做到这一点,我想,中国也会很快成为发达国家的。
例如,近来香港正在热闹地庆祝,我看了一下电视,里面介绍说:港英时期,香港的电影业异常发达,能够达到年产400故事片的规模。这的确令人吃惊。我以前只知道日本和印度,达到年产400部故事片的生产规模。但日本有1亿人口,而印度当时则起码有5亿人口。小小一个香港,当时不过500万人口,居然达到如此生产规模,足可以令中国大陆汗颜。
香港电影怎么能生产那么多?我想,有一个条件,那就是:
思想自由!对创作演艺队伍没有任何行政压力!
这是一条起码的条件吧。日本和印度,也是如此,美国好莱坞就更不用说了,那是全世界的电影之都!
大陆为什么故事片电影如此难产?又如此没有水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没有“思想自由”!大陆的领袖和官员们,都以为自己是人民的保姆,人民全成儿童,领袖和官员们必须对中国人民这个“老儿童”,来进行各种极为严格的思想限制,至于“审查员们”,大概具有领袖所赋予的免疫力,由他们来决定人民能看什么。是啊,这样才像个社会主义专制制度!
比起古代中国所有的专制制度,咱们当代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专制”,那算是登峰造极的了。
过去,甚至80年代前中期也如此,凡出版的书籍,外国书、古书等,都要严格审查、大量删节,好像中国人民(不管其中有人多么老)都是童蒙未开的小童子,可不能让中国人民看到有关“性”的文字。就是出现一个字,也要删掉。那时候,据专家说,《两拍》比《三言》要腐朽得多了,因而要删掉很多文字,以免把人民看坏了。但其实,《三言》里的性描写也不少,公开出版时也都删掉了,只是没有告诉老百姓罢了。不过,无论如何,这个删书时期,算是过去了。
现在,“思想控制”中更为严厉的,还是在所谓“思想政治领域”。
不让老百姓看的东西,就是不让老百姓看!不仅不同的政见,不同的分析,老百姓不能看。甚至包括某些新闻,有时也要死命封锁,让人民什么都不知道才行!
中国当局的这种禁锢办法,现今,简直可以让世界笑掉大牙。
当然,我认为不应当有任何“思想”来统一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国要想真正进步,就要有多元化的思想存在。一元化,只能扼杀民族。毛泽东自己就写过《矛盾论》,他应当知道“矛盾”总有两个面,而不会是只有“一个面”。但是,他又要求实行什么“一元化”的领导,自相矛盾,这正是他缺水准的地方。
不过公正地说,毛选中还是有些生动的文字,读来有时比较有趣;待到后来,大家都仿照邓选、还有“三个代表”的格式来讲“套话”的时候,偌大的中国,那就连生动的语言文字也都没有了。难怪,中国学校的语文教学,也变得越来越枯燥和索然无味了。
有趣的现像是,现在,中国的学生们都一门心思地学英语去了。
“套话之国”,真是有点可悲。
我想还是回到原题目,讲一讲山西省:
省长固然道歉了,但我认为,现在不是道歉的问题,应当引咎辞职!
或者,因渎职而撤职查办!这种事,上面能做得到吗?我看还不行。
不过,中国若真想表现进步,应当就此给昏官官场,做一个样子出来。
我总感到,人们最愤恨的,往往就是目前中国的这些各级昏官。
由于我国是一个不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使一些昏聩无能、没有任何责任心、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人,仅仅由于它们能拍好上级的马屁股,就爬上了各级官位。所以他们这些人,便不可能真正做一点“为人民服务”的事情。
这是当代世界里“非民主制度”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如果山西的省长,像美国的州长那样,是竞选和全民投票才产生出来的,又受到独立的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制约和监督,山西还会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奴隶劳动吗?或出了这样的事件,那些省级干部们却都像没事人一样吗?如果在一个法制国家,这些官员们要立刻面临着弹劾和失职的调查的。
中国山西的省官们,还有其他地方的省官们,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实在是赶上了“幸福的时代”。
因为中国没有民主制度,所以,他们太幸福了。
其实,国家如果真想平稳地民主起来,就算候选人现在先由“中央组织部”来提出几个,而不是一个,让“这几个”到选民中去“竞选”,也好。
关于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我认为,责任必须追溯到毛泽东时代。因为,当开国立基的时候,这件事便没有解决好。
如果从制度上解决了民主问题,后来的许多坏事情,我认为就不会发生了。我以前说过,这些主要是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关闭西单墙、1989年的流血、还有“新的三座大山”等等。
我认为,尽管建国初当时形势上有困难,但是理论上,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不能实现民主制度的。
不过,在二战后形成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却没有一个采取民主制度。到底是为什么?个中原因很值得探讨。由于共产党、解放军在战争年代与人民发生鱼水关系,建国初人民就误会了,以为建国之后这种非民主政治,反而可以实现对绝大多数人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因为是共产党么!这些人好么!后来,经过了漫长的数十年岁月,人们终于发现,没有民主的“程式”,好人是待不了多久的。没有民主程序,很快,人民实际上也就没有了任何政治权利,而最终,他们的经济权利也无法保证了。
看看两个特例:
1958年革命成功的卡斯楚先生,那时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726党人。后来合并到共产党,菲·卡斯楚取代了多尔蒂科斯的总书记的位置,成了古巴共产党的领袖。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样,古巴采取了“非民主制度”。但据说,其国内政策,还是有些与苏中阵营不同的地方,例如其国内仍有合法的娼妓制度,像德国一样,和美日等国都不一样。这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都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古巴公民的“思想自由”度,也可想而知。小小一个千万人口规模的古巴,1/3白人,1/3黑人,1/3黑白混血,但其医疗事业的成就,其体育强国的姿态,都给世界留下很深的印象。
不过,拉丁美洲的小国尼加拉瓜,桑地诺阵线经过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后,却采取了“民选制度”。结果,这些武装夺取政权的执政者,当年就被选举下台了。历史表明,奥尔特加并不是一个独裁者,他有“功成身退”的境界。他容忍了右派上台,没有派军队推翻这个右派女总统。开始似乎只是不愿意军队“国家化”,还想保持党(桑地诺)领导军队的制度。不过,后来,军队也还是国家化了,而军队不干涉国内政治,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结果今年,奥尔特加又被选上了总统。但是,他到现在还没有与台湾断交,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它是一个小国,又实行民主政治,他们的想法,一时难以判断。
尽管现在许多青年忽又对毛泽东充满了热爱,但建国后建立独裁制度的根基,是那时建立起来的。若从“制度”上讲,而不是从“思想体系”上讲,显然,目前的中国,继承了最早建立的独裁的政治体制。
当然,思想体系已有所不同,有的地方甚至大相径庭。例如,“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已经演变为“少数人先富起来”的信条。无可否认,在口号和服务物件上,改革后的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中国建立了独裁制度,而不是民主制度,这使得中国走了半个多世纪的弯路,至今没有扭转过来。孙中山先生确定的“三权分立”,和后来的“五权宪法”,即政治权力的分立、以及相互制约的原则,这个对于治国至关重要的原则,在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都没有实现。而这两个人,看来也根本不想实现它。
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经过多年的残酷战争,以毛泽东为旗帜的中共,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但是,因袭“打天下、坐天下”的古代中国旧例,建国后没有建立民主政体,而是建立了一个史达林式的“社会主义”独裁体制。这简直是和中国人民开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玩笑。至今想起来,也常使人扼腕叹息。
写到这里,就想起了那些参加革命的人们,那是千千万万的一代勇者。
由于非民主制度,对于这些勇于献身的一代人,也带来了历史的悲剧。他们在总体上,是很不幸的一代人。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还受到肃反、反右、反右倾和文革的疯狂打击。
今天,他们还被许多老百姓所误解,竟然以为他们这些人“先富起来了”。
这是天大的误解。他们没有发言权,且大多数已经死去,无法辩解了。
有人以为现在的干部队伍,就是50-60年代中共干部的继承者和“接班人”,那就大错特错。由于发生了文革,50-60年代的干部,总体上已被打倒;由于80年代初的“离休”政策,50-60年代的干部,基本被驱离了政治舞台。他们只是没有再回到“五七干校”去罢了。他们也参加了房改;他们的孙子孙女也受到高学费的困扰;他们的那点工资,与“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根本无法相比……。的确,确有极少数“龙子龙孙”是暴发起来了,但绝大多数离休干部在改革中生活平平,通常也不至于太过贫困,但绝不是“少数先富起来”的人。
那么,现在富起来的官员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现在的干部,可以说,那是继承了文革的“革委会”一代干部,这些人真正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干部,同时,他们中大多数,后来又成了“改革”的干部。
“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特别是高官,多是这些人。
因此,今天的干部,几乎可以说是直接继承了文革。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
【大纪元7月10日讯】最近,在一本由美国纽约某出版公司为儿童发行的2008年世界年鉴中,发现在世界历史的亚洲部分出现了下列一段文字:1949: China comes under the rule of the Communists led by Mao Zedong.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abolishes private property andt akes over all businesses.
这段配有毛泽东画像的短释大意是:(1949)中国进入由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统治。共产党政府废除私有财产,没收所有工商企业。
寥寥两句话,此文字解释真是再浅不过了。可是,这却勾画出毛泽东统治时代的中国所展现出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其实际蕴藏的深义足以让深通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由共产党统治后的中国历史的学者写出令人回味无穷的论文来。
笔者不才,愿就这两句话的浅释谈谈自己的见解。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所进行的革命,说白了,就是由毛泽东这种具有匪性的绿林豪杰鼓动无产者去劫掠有产者的革命。电影《红色娘子军》中有这么一个情节。当穿着有那么一点整洁的琼花被洪常青从南府救出投奔娘子军时,旁人误以为她是来自有产阶级。直到琼花扯开衣襟露出道道鞭痕时,才显示出她是无产阶级。在毛泽东统治时期所宣扬的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中,大力鼓噪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强烈对立的矛盾。黄世仁和杨白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想起这一“有”一“无”的名字,就可以想像到编此作品的人的良苦用心。黄世仁嘛!大概可以理解成世世代代假仁假义;杨白劳呢!想必叫做日日夜夜白干白劳啰!想当年,扮演黄世仁的演员陈强,只因他的杰出演技险些命丧在义愤填膺的战士的枪弹之下。
其实,在人类社会中,凡是有人,就一定会有因经济环境不同而出现的富人或者是穷人。富人,不见得人人都是坏人;穷人,也不见得个个都是好人。富与穷,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在中共建政前,穷人在经过一番努力创业后,可以转变成富人;富人如果守业无道,可以转变成穷人。地主,作为最初创业的第一代人,他们绝对不是天生的地主。他们同样是经过艰辛的劳动赚取资金后买田置地从而逐步积累起来的。资本家,他们也是因为懂得某一行业并且积累资金从而开办某种企业并且雇佣工人从事生产而逐步发展起来。不论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在经济环境运作过程中,是存在的两大类人。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从根本上来说,应该叫做彼此利用。两者,缺一就不构成从经济角度的相互关系。
然而,上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共产党后,由于一批象毛泽东这种头脑激进的领导人,将客观存在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差异无限扩大化,将革命描述成“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从而在整个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
有产者和无产者就人数而言,有产者属于少数,众多的人属于无产者的范围。在将统治国家的政府描述成为代表有产阶级的利益进行广为宣传后,号召众多的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起来推翻原有国家政府就具有极其强烈的煽动性。如此一来,就出现了几十年在共产党宣传鼓动下所开展的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流血战争。最终在千千万万甘心情愿献身疆场的无产者的白骨堆上,于1949年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统治的政权。
废除私有财产,也就是剥夺私有财产。谁剥夺谁?只有无产者剥夺有产者。没收所有工商企业,也就是掠夺所有工商企业。谁掠夺谁?只有代表无产者的政府使用国家暴力机器去掠夺有产者的工商企业。整个由毛泽东统治中国的历史,就是这种剥夺和掠夺的历史。
土地改革运动,剥夺了所有拥有土地的同样是生长在农村的人的私有财产;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掠夺了全部本属于资本家和商户所有的工商企业。这就是文首出现的那段英文浅释。
在中国实现了废除私有财产,没收工商企业之后,中国的被称为无产者的众多人民又真正得到了什么呢?
土改中那些不是通过自己的资金获得土地而在田中插上地标的“翻身农民”,不管是“李老栓”,还是“王老五”,在相继出现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以及人民公社的各种形式盘算农民的活动中,最终使他们成为一窝蜂式地集体劳动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奴。毛泽东统治时代的农民的惨景,走过来的中国人,有目共睹!
那些通过公私合营并且转化到国营的工商企业之后的命运又是如何呢?无产者通过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机器得到了原来属于有产者的企业后,是否真正成为自己家当的主人呢?其实,创造财富在第一线从事生产劳动的是普通工人。在共产党官僚机构森严的等级制度下所享受财富的却是共产党在企业中的各级官员。
1949年所转变的中国历史,除了毛泽东高高在上地享受皇权之外,农民,得到了什么?工人,又得到了什么?无产者,在他们抛头颅洒鲜血奉献出宝贵的生命之后,在九泉之下,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是,毛泽东辞世后,由他统治时期的共产党政府所废除的私有财产重新恢复了,并且颁布《物权法》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被没收的工商企业又重新出现了,伴随着这种曾经没收过的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工商企业的重新出现,国营企业在破产中一个又一个地消失。共产革命,搞过去,搞过来,还是回到了1949年前的经济局面。那些大多数在暴力革命丧身的无产者的子孙后代依然是无产者,其根本命运与1949年前的无产者并没有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有产者的成分大大有别于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的有产者。
昔日剥夺的地主的土地,绝对没有归还给那些被列为阶级敌人的所有者;昔日掠夺的工商企业,也断然不会归还给被掠夺者的资本家和商户。这些嘛!“夺”就是“夺”了。这种发生的在共产党政府统治下的巧取豪夺已经成为走过去的历史。而在毛泽东辞世后由共产体制所保护的巧取豪夺,则更是令昔日为夺取无产阶级江山而命丧九泉的无数革命先烈难以瞑目。
假若将1949那两句释辞后移到1979,那么,应该可以写成这么一段文字:
1979:China comes under the rule of the Communists led by Deng Xiaoping.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restores private property and develops all businesses.
这段凭笔者的假设之言并没有出现在年鉴中,当然也就不会配有邓小平画像。这两句话大意为:
(1979)中国进入由邓小平为首的共产党统治。共产党政府恢复私有财产,开发所有工商企业。
同样是共产党统治,由毛泽东到邓小平,实质整个完全颠倒了。毛泽
东废除了私有财产,邓小平却恢复了私有财产;毛泽东没收了所有工商企业,邓小平却开发了工商企业。因为毛泽东过去没收的工商企业并没有归还给原来的业主,故在这种文字假设中,对工商企业的再现使用了开发一词。
这倒也可以叫做三十年河西,四十年河东。然而,共产党统治下的“夺”这种本质并没有变。只不过“夺”的对象变了。
1949年在千千万万的无产者献出生命建立共产党统治政权后,“夺”,“剥夺”也好,“掠夺”也罢,物件是有产者。1979年在进行了30年的穷折腾后,“夺”的对象,恰恰是昔日的无产者。这就是如今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的农民和工人。这里出现的剥夺,就是剥夺广大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大众“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权利;这里的“掠夺”,就是掠夺由工人和农民通过艰辛的劳动所创造的一切社会财富。
1979年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起点,这位被誉为总设计师的矮个子巨人发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初期小富起来的人,是被毛泽东时代端铁饭碗的人所看不顺眼的个体工商户。接着开始大富起来的人,就是邓小平大公子邓朴方开办的以官作坚强后盾的“康华”公司。而这种由邓总设计师之子开先例形成的各种以官作背景的私营工商企业很快遍及全国。昔日所推翻的三座大山中一个最明显的大山,官僚资本主义,如同还乡团一样,“我胡汉三,又回来啦!”从1979年到1989年这段十年历史,邓小平所给予中国普通民众的甜头,只有短短几年的光阴。之后,处于底层的人民就被官僚资本主义这座新生的“老”大山压得透不过气来。正因为如此,才最终爆发了1989年那轰轰烈烈的“反官倒、反腐败”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这场震撼全国绝大多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人民民心的爱国学生民主运动,所高举的“反官倒、反腐败”大旗,直接威胁着以邓小平、李鹏为首的共产党各级官僚阶层的利益。对此,由于邓小平李鹏之流狂热的利己主义和狭隘的复仇心理作祟,终于在数十万荷枪实弹的军队和数百辆坦克、装甲车的履带血腥镇压下结束了那场爱国学生民主运动。
自那以后的18年来,在中共独裁体制下,各级政府以暴力镇压作坚强的后盾,更加肆无忌惮地压榨、欺凌、奴役着中国辽阔土地上的无产者。只要人们有一点点头脑,翻一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看一看《中国共产党章程》,好好比较一下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酷现实,同时,回顾一下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的历史,就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如今的无产者究竟在中国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如今,自从邓小平作为共产党的第二代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以来,文首出现的那两句话早已经upside-down(翻了个底朝天)。然而,毛泽东的画像,仍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遗体仍然陈列于天安门广场的现代皇陵。这,究竟是为什么?
答案想必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体制的重要基因,所体现的中心就是一个字:“夺”!
不是吗?毛泽东为了从蒋介石那里夺得华夏江山,号召全中国的无产者为夺取有产者所拥有的财富,穿上军装,拿起枪拼杀在各种战争的疆场上。最终,无产者血流成河,尸积成山,才换来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那向全世界发出的声音。为了安慰未亡的无产者,毛泽东开始“豪夺”了所有有产者的资产。不过,毛泽东并没有让无产者过上哪怕是一天的安稳之日。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得那些没有获得经济实惠的无产者去与那些已经剥夺资产的有产者进行着不休止地、你死我活的对抗。1949年以前的人,不论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全部成为毛泽东手中的玩物,直到他彻底地闭上眼睛。
邓小平,可以说是在毛泽东的继任者华国锋手中夺得江山。按理说,曾经几度受到毛泽东迫害的邓小平,在获得实质上的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交椅后,完全有能力象苏联的赫鲁雪夫鞭尸史达林一样地鞭尸毛泽东。可是,这位邓大掌柜,明明可以为而不为之。为什么?他还是要继承毛泽东这个共产党第一代党魁“夺”的实质。否定了毛泽东,他老邓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巧取豪夺,就不那么便利了。尽管邓小平在背后恨毛泽东,牙根都会发痒,可是,他却允许毛泽东的幽灵不时地在神州大地回荡。这就是邓小平两个基本点的立足之基。同时,也是邓之后一切在共产独裁体制下,所有共产党党魁为保护官僚阶层利益向所有的无产者巧取豪夺的立足之基。
转自《民主论坛》
【大纪元7月10日讯】(BBC 舒非香港撰文) 十年前,如果问一名香港人:“人生中什么最重要?”答曰:“第一家庭;第二金钱;第三健康。”十年之后的今天,答案则有所不同:“第一健康;第二家庭;第三金钱。”资料来源于尼尔森市场研究公司,他们在互联网上所做的调查,成功访问了一千名香港人,询问受访者现时心目中什么最重要,并要求他们回想1997年前什么最重要。这项调查有助了解香港人价值观十年来的转变。
重视健康
健康上升至人生最重要的地位,我想主要是因为经历了2003年的沙士疫症(当时香港变成“疫埠”,超过三百人丧生),当时的香港可说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因为病毒经空气散播,防不胜防,而且死者中年轻力壮者,比老弱者还要多,更有不少医护人员倒下来。经此一役,人们才惊觉到即使以香港这样现代化的大都会,在疫症面前仍然是十分脆弱的。
加上香港超级富豪霍英东、龚如心都因癌病在年内去世,虽然他们拥有难以计算的财富,但金钱买得到医药,却买不到健康,更买不到多几年的生命。人们不由得想到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明白要是没有健康,财产再多也是枉然。另一个使香港人注重健康的原因,是香港社会的最大年龄族群--“婴儿潮”一代,现时都已进入中年。其中有不少四十年代末出生的,已踏进退休阶段。“未过三十人欺病,年过三十病欺人”,何况四五十岁?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健康不单是个人的事,身体状况渐走下坡,自然不得不步步为营。
另外一个调查显示,当今香港人的平均寿命已上升至全球最高地区之一:男子79.1岁,女子85.9岁--男人全世界最长寿,女人是全球第二名,仅输给日本。
尼尔森市场调查显示,十年前港人将“生活质素”排在第七位,今天大幅上升至第四位。这同样显示了香港人观念的改变:从前大家都以金钱为人生最高目标,为了多赚点钱,什么都可以抛诸脑后。但跟重视健康的原因相类似,现在人们渐渐明白了,钱是用来改善生活的,要是有钱不花,再多钱也没有意义。有外地来港作短期居留的朋友对我抱怨说:“香港人是最爱装修家居的人,我住的大厦天天都有人在装修。一家装修未完另一家就开始,无日无之。 ”把自已的“安乐窝”弄得漂漂亮亮舒舒服服,显然是改善生活质素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不少高级食肆的生意比较便宜的还要好,也证明了香港人开始学会“重质不重量”,不再是只会望着数字的“经济动物”了。
爱情贬值
另一点有趣之处就是港人变得更不浪漫了。十年前港人将“爱情”放在第四位,现在大倒退,“贬值”至第六位。调查机构分析说:港人比从前成熟了,“他们发现有很多事情比爱情更重要”。爱情贬值是否象征成熟?值得讨论。但从其它重视程度高升的项目看来,香港人无疑是越来越现实了。
对待爱情比昔日冷淡,还有很一个现实的原因。那就是香港的人口老化了。年轻人通常将爱情看得很大,认为是天底下第一重要之事,到了年纪越大,激情也日见减退,老夫老妻,忧柴忧米,为儿为女,供楼养车,爱情自得委屈点靠边站了。
爱情金钱健康哪样重要还是其次,最重要的还是人活得快不快乐。这十年间,香港人是开心了还是更不开心了呢?原来53%的港人认为自己比10年前快乐了,只有10%的香港人比十年前不快乐。而女性普遍比男性更快乐。
但这点也不是没有争议的,因为十年前有多“快乐”,莫说不容易记得起来,也难以有一个尺度去衡量。不过有一点却是容易记得的,就是十年前,香港正处于回归的前夜,香港人面对着政权的转变,“一国两制”能否成功尚未可知,吉凶未卜,的确是不容易快乐得起来。显然,前景不明朗的 “忧虑”近年来已经烟消云散。
这个调查结果中只有一项比较可惜:只有35%的港人对“香港人”身份感到自豪,25%不感自豪,另有40%的人拒绝评论。
这大概是近年来中国内地发展比香港快,更出现了不少比香港人更“豪”的大腕,在香港大花银子,使港人有相形见绌之感。另一方面,前几年董建华把香港搞得一团糟,要北京几番出手给香港这种那种的优惠,使香港走出谷底,也教不少曾经骄傲的香港人为之气短。
十年,不长也不短。但人的一生中,又有多少个十年?十年之后,再作一个这样的调查,结果可能又会大异其趣。
【大纪元7月10日讯】 4、吾父王易烈吾父王易烈,其同胞兄弟有四,吾父居么,故乳名小毛。
吾父幼年时过房给吾曾祖天桦公为孙承祧(桦字,左禾右华之字,今汉字库中无此字,可惜!)。天桦字玉光,育一女一子,女适同乡叉口田村,子未婚而夭。乃过继吾父为孙。吾曾祖父青壮之时,家境富饶,饱读诗书。晚年家道败落,处馆为业。吾父幼时从之就塾,小有文化。曾祖考于吾父14岁时去世,伯父们寻思,家学失传,乃受人歧视或欺负,乃在伯祖父的斡旋下,再由伯父们供之上学数年,因而小有文化。常为乡亲邻里处契约文凭等。因办事公道,颇有点小名气在乡间。于是“解放”后,被委为乡社干部。
吾父身处苛政之世,对恐怖血腥之政策,只能做到不去积极参与,而无力抗拒之。文革中,吾曾祖父遗留一书柜线装书下来,吾父匆匆从公社赶了回来,抢在被别人抄家之前,先行自己烧去,仅留下几册岐黄医理之书。
烧书之时,我只是一个稚童。只见线装书籍堆成一长堆,约有八尺多长,高与吾幼时胸口平。线装书很好烧,像浇了油似的。点火之后,烈焰汹汹,烤得我连连后退。
吾家之另一部份书籍,于抗战之烽火中,将其重要部份藏之山洞。不幸而遭人偷去。文革前所剩,仅此一书柜而已。吾父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烧掉这些线装书籍,吾父一直忏悔痛惜不已,亦不许吾兄与弟提及。
吾向来于父前言而无忌,他不以为忤。吾有时问及:“所烧者何书?”吾父则笼统而对之曰:“都是些没用的书”。我再问:“怎么个没用法呀?是哪些没有的书啊?”他被我凿问得紧了,他则默然不语。他知道瞒不住我,只显得烦乱而痛苦。见他这样,以后我就不去凿问他了。
吾父一生谨慎。七四年之时,三伯父谋为祖母勒石铭记。吾父从公社捎回一便条给三伯父曰:“目前正是批林批孔高潮,砸碑挖墓尚且不及。如此顶风作科,未知其可乎?”三伯父读后,恨恨然,乃掷之于地,然后撕之且烧之。三伯父强劲上来,乃托人传回口信曰:“这事与你无干,也不用你管,你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就是。”
后来,三伯父对此颇为不满,时不时冒火而责骂吾父曰:“小毛太怕死,不要祖宗!”吾父则任由三伯父责骂,而不敢回嘴。
后来,一权势正熏的乡干部,自持其权势,乃不跟吾家族打招呼,就在吾家价买之祖茔地上造屋。虽说田地和山岭林权全都充了公,且乱垦、滥伐、乱占之风甚烈,但农村的祖茔地,却是一家族的尊严和神圣所系。未经许可而贸然侵犯者,会被视为对其家族后裔的蔑视。三伯父拿着烟斗与后生辈一说,后生们二话不说,就去将其所下房基拆除和铲平,且将建筑材料扬之荆莽。吾父则于此时默不作声,只装作浑然不知也。该乡干部不服而告诉,乃被邻村之人纷纷指责并嗤笑曰:“小人得势!其不知天高地厚欤!”
吾父身在江湖,却常常看不惯那些昧着良心往上爬的家伙。而在整个毛共之世,只有那些丧尽天良、落井下石、背亲卖友的人们,只有那些敢于心狠手辣迫害别人的家伙,才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性”,才能得到上司的提拔重用。所以吾父一生,混得很不得志。与之要好的几个朋友,都是一些天良尚存、明哲自保、不敢为恶之人。他们声气相投,私交笃厚。有的成了儿女亲家,有的则连儿女们也成为莫逆朋友。
吾父崇信马列学说,自称“死了要去见马克思的”。以为家族的文物制度、历史沿革等,是应该抛弃的“封建”糟粕。故不似其他长者那样,而将家族历史沿革、文物制度告知后人,使吾辈对之懵然。亦因笔者常受邀调处邻里或家族纠纷,需考订历史沿革,才能服人。吾乃对吾父“迷信邪说、失责家传”颇有埋怨。
吾父像许多其同龄人一样,崇毛而贬邓,极为反感邓小平之世,常指责邓将古国神州引入了一个“人心不古、物欲横流”之时代。乃时时处处将邓世与毛世作比较。于是感慨系之,万分失落。感到处处皆是“今不如夕”也!
针对其这种感受,我乃回敬曰:邓之世,虽说是“贪污腐败,国将不国”,虽说是“物欲横流、人心不古”,但再贪污腐败,也没有毛时代之政治腐败的。邓时代,毕竟有了一些宽松度,可以私下里说说真心话了,只是官员们昧着良心要钱而已。而在毛时代,说错一句话,就要你的脑袋的。要钱与要脑袋,谁好点,这不是一目了然嘛!
吾父因崇毛贬邓,有时因之感慨曰:今天的米面蔬菜肉蛋禽鱼等等,大抵都是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而不像毛时代那样货真价实、嚼之有味了。
针对吾父的这类思想,我乃与之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汉献帝遭李傕郭汜之乱,流窜于途,饥肠辘辘,百姓见之,乃献烤红薯伺之。汉献帝食后,乃破口大骂管厨太监曰:这么好的东西,平时为什么不弄给我吃呀?是不是欺君罔上呀?
还有一个皇帝,平日里山珍海味吃腻味了,于是下令——在全国征招善烹高厨。招聘了好几个,都因为大失皇帝所望而被诛。皇帝所好,官员乃四出征捕。于是又有一个善烹高厨被征入宫中。这位厨师吸取前几任被诛的教训,于是对皇帝说:“我的烹饪之法,乃是从三皇五帝那里传承下来的,绝不轻易示人。皇上若要尝之,必斋戒沐浴七天,方敢献之。否则,哪怕就地正法,亦辞不受命。”那皇帝听说是三皇五帝那里传来的绝技,心痒难禁,乃满口应承了下来。
等皇帝斋戒沐浴七天之后,肚肠中清寡够了,那厨师才献上他的“绝技”。皇帝品尝之后,笑口大开曰:“真个是天下第一厨也!”于是对这位厨师加官进爵,大大地褒扬了一番,让其衣锦还乡……
后来吾父年老而得病,我于陪伺之中,常与之剖论历史与时政,以消解病榻寂寞。
父说:毛之世,治安清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我说:秦始皇也可以用屠刀而使社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稍有不从,喀嚓一下,有谁敢不乖乖的?毛与秦始皇,是五十步与百步而已。
父说:毛之世,干部廉洁奉公,有信仰,也有奉献精神。
我说:毛本人就是一个最大的腐败分子,他在全国都取消稿酬制度的情况下,他自己却拿着最高标准的稿酬。而他的稿酬,大部份是贪天之功,是秘书班子捉刀之作;大部份都是公费印刷,公费发行,公费购买,这等于直接把财政金库搬进了自己的家里……到他死后,他的稿酬竟高达1.13亿元。那时候,全国人民都穷得没有裤子穿,只有他一个人是亿万富翁。他需要什么,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连毛泽东需要的美女,只要他使一个眼色,全国各地都就得屁颠屁颠地送过去。毛提前进入了“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是全国人民退回到奴隶社会里去了。
也由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异常匮乏,干部的多吃多占,比现在贪污上几百万,都显得恶劣严重的。那时的干部,特权思想更严重,走后门安排子女参军、入学、招工、招干者,比比皆是。干部利用手中之权,诱骗女青年答应其要求。否则,就没有她们的出路。这样的案件,随处都是。能说那时廉洁奉公?能说那时有奉献精神?
父说:毛重视农业,大力兴修水利。
我说:毛如果重视农业,怎么会有几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毛兴修的水利,大部份变成了水害,绝大部份是胡搞盲干、遗祸子孙的工程。(然后是我一一举例,说明我的观点的依据所在。我利用了自己喜爱钻研历史的长处,也运用自己从事投资决策所必须掌握和分析的国民经济资讯的充足,所举出的实例,很有说服力,使吾父无法反驳。)
父说:毛之时,人民有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民主权利。
我说:毛给予人们的,只有对其歌功颂德的权利。要是你胆敢指出毛的错误,立即就要了你的小命。那不是什么民主权利,是借民主之名,行恐怖之实。是瞒天过海、掩耳盗铃之阴谋。邓小平则更绝,把毛只准许歌功颂德的权利,也全部取消了。
……
吾父得病十多年间,断断续续地在家里和医院间来回,我亦得到与其深谈的机会。十多年间,正是通过这种剖析和讨论,才使其反思,并渐渐地转变和醒悟。
逝前几年,吾父感到自己一辈子受到了无情的欺骗和愚弄,感到自己像梦游人一样稀里糊涂地白活了一生。乃深刻反省自己的过去,感到自己因为迷信邪说,而没好好地将家族的文物制度、历史沿革等传承下来,并为之着急。于是屡屡摧促我,要我抬着他回老家,把文物制度、历史沿革及田土山岭林权等事项交代清楚,以免后人模糊不清,或争执不休。
但经过十多年的沉痾折磨,吾父此时已是双目失明,人也很清瘦虚弱。我不敢冒这个险,只好婉言安慰……
吾父辗转病榻十多年,多赖吾妻之孝顺、看顾与提供方便。吾父病中虽居吾家好几年,但越是病势沉重,越是思想跟我同住。而吾妻默然不怿。吾只好婉言而告之曰:不希望老两口拆居。
2003年10月,吾父撇吾辈及孙等而撒手。可以说,他是带着他一生受尽欺骗、蒙蔽、愚弄的悔恨,也带着他没有尽到家族文化传承的深深遗憾,更带着他对我的深深担忧——害怕我这只早叫的公鸡,有可能遭到当局的无情迫害。临终前,乃再三叮嘱家兄与堂兄来劝我,让我不要沉湎于这历史文化的钻研中去,指望我平平安安过一生云云。
回想这些,不禁心酸泪涌——是吾之不肖不孝之甚也!吾父之一生,谁说不是苛政暴虐之受害者?
5、三伯母蒋凤姑
三伯父名转昌。吾父虽过继给吾曾祖天桦公为孙,然其同胞弟兄亦手足情深也。
吾父胞兄弟有四,三伯父与原三伯母离异后,乃与吾父商量,思过继笔者为嗣。而吾母不允。二伯母迫于食口众多,生计维艰,思将一堂兄过继给三伯父。而三伯父无意。三伯父乃叹曰:“我想要的,你们不给;不想要的,却想硬塞给我。我一个都不要了……”
后来三伯父娶三伯母蒋凤姑为妻,系其原地主丈夫被活活打死之后,才带着两儿两女过来的。三伯母勤劳善作,亲切和蔼。个子虽不大,却是做农事的好把手。
三伯母原以为嫁入了贫农之家,就找到了安全的避风港。但在那个举国疯狂、人性泯灭的年代里,有一次,她与邻居因小事而争执,竟然被邻居像拖猪狗一样,拖出去殴打批斗。吾母走亲戚回来,跌足而叹曰:要是她在家里,那几个好事者就不敢乱来了。
还有一次,三伯母与另一邻居产生争执,竟然被那家牛高马大的男主人冲出来狠揍,被打断了两根肋骨。三伯母被如此野蛮殴打,却没有地方去告诉。因为她是“地主婆”。后来堂姐悄悄把三伯母送到县医院去治疗,笔者的二姐赶去看她们,母女仨只能相对痛哭。
胡耀邦拨乱反正之后,三伯母才摘去那顶异常沉重的“地主婆”帽子。但其儿与媳却待之如雷火。三伯母一生受尽屈辱,万念俱灰,乃一瓶农药仰下去,救治不及而亡。
三伯母逝去后,三伯父茕茕孓立地生活了几年,其儿与媳依然如故。吾父母气不过,乃上去严责之。但其夫妇收敛几日,等风头过去,依然如故。三伯父看其儿与媳大乖吾家尊老之门风,乃绝食十余日,任何人苦劝皆不受而死。
回想当年,堂姐待吾,如亲弟也。笔者年少不懂事,堂姐常逗之过火,我则在其怀中耍横使蛮也。堂姐待吾父母,亲孝如己父母。一堂妹少吾,及长而成,三伯母乃有意撮合之。常令吾携堂妹外出劳作,或令堂妹与吾作伴焉。吾当时年少,懵懂于三伯母之深意,仍将其待为亲妹,感到三伯母之撮合,不合人伦,而在心理上不能接受也。
今天想起三伯母,不禁唏嘘!三伯母一生,谁说不是苛政暴虐之受害者?
注:部份文字取自笔者正在执笔的《破碎的田园》一书。@
记于民国96年4月17日
首发于《人与人权》
补忆吾父记趣
荆楚
(按:我在《另类受害者》一文中,记述了一点吾父之个性为人,因顾虑冲淡主题,对一些现其本真的事迹,乃约而隐之。其实还有一些父子间的对话,亦颇为有趣)
吾向来于父前言而无忌,而吾父不以为忤,往往含而笑之。而不似吾兄吾姐等,不容忤之。
吾父嗜饮,但不酗酒。后心脏有疾,吾思其嗜好一时难以戒除,乃除图之。吾每以醇酒待之,但不容其多饮。一小杯之后,则夺之不许。吾父乃叹曰:“酒就是我命,我命就是酒!”其后为其过寿诞,我乃大声对宾客曰:“拿命来!”吾父惊而责吾曰:“何出此言?”吾乃笑答之曰:“你不是老说‘酒就是命,命就是酒’嘛”。众宾客灿然,吾父只好哑然而笑之!
吾父初病之时,酒瘾颇强。但鉴于其病情,吾于觥筹上把得紧。吾父则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希冀多饮,而吾不允……如藉口感冒了,则曰:“用酒一冲,就好了许多。”如藉口血压低了,则曰:“用酒把血压提上来。”如藉口血压高了,则曰:“用酒把血压摁下去”等等。我乃笑而讽之曰:“如果你当了中国的总理,就有权把全国的医院都关掉,只是多开几家酒厂就是……”吾父则赧然自笑。
吾母年少而父母双亡,吾祖母怜而收为童养媳。故吾母五岁而“小过门”……吾父居吾家期间,常逗单位之众小男孩曰:“我四岁就讨老婆,你们都七八岁了,还不讨老婆!赶快回去叫你们爸爸妈妈给你讨老婆”。有的小男孩子不懂事,果真回去跟父母闹嚷着“要讨老婆”……因此之故,吾父被单位许多同事目为“老顽童”也!
对其文革中被迫烧书,吾父内心痛惜,但外表强为豁然。乃不容吾兄与弟问及,每有问及,则发脾气。而吾乃敢问及:“所烧者何书?”吾父则笼统而对之曰:“都是些没用的书”。我再问:“怎么个没用法呀?是哪些没有的书啊”?被我凿问得紧了,他则默然不答。他知道瞒不住我,只显得烦乱而痛苦。见他这样,以后我就不去凿问他了。
吾父亦很传统。因吾兄弟皆在外,小妹乃思留家承祖宅,未婚妹夫亦乐意之。吾兄弟妯娌皆思今后回去有地方落脚,并谋将祖屋修茸以待之。乃劝吾父允小妹赘婿,吾父则冷冷曰:“我有三儿,何用赘婿?”吾等屡劝,终不松口。只许小妹嫁出,而不允其赘入。
吾父喜读繁体版书籍,屡曰简化字大失汉字蕴涵,而使人思想简单。后来繁体版书籍越来越稀,只好勉强而读简版书籍。但终将简版书籍视为垃圾,看过之后则弃之,而不愿收藏之。
吾父于“解放”前,因处事公道,剖析说理细致耐心,使人心悦诚服,颇有点小名气在乡间。常受邀调处纷争,并为契约文凭等。每次妥贴事务之后,受惠之家皆以稻谷一箩为谢。一次吾父为邻村调处完毕,两家之人于是称谷为谢。吾父乃声言曰:离家前缸中已无米,愿以米回家急为炊……两家之人二话不说,就称米一箩为酬,且送之家里。
记于4月19日22点
【大纪元7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意清达拉斯报导)第三届世界妇女和平大会将于七月十日至十五日在达拉斯市中心的 Adams Mark 酒店举行。包括三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内的千名来自世界各地,信仰、文化背景各异的和平爱好者、民选官员和草根组织者等将汇聚一堂,探讨谋求世界和平的切实方案。此次大会的主席Carol Crabtree Donovan女士表示,“我们的目标是要为全世界的妇女提供一个相聚的安全港,探讨并明确提出实现世界和平的切实方案。”
大会将通过互动式研讨会、论坛等方式交流可适用的谋求和平的技能和途径。研讨会还涉及与妇女及和平相关的更广泛的主题,如法律、人权、歧视、经济、内在和平等。
主题讲演者包括三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美国的Jody Williams,国际禁止地雷运动的创始协调人,因成功地达成禁止使用地雷的国际条约,一九九七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北爱尔兰的Betty Williams,北爱尔兰和平运动(后更名为和平人民公社)的共同创始人,因将和平带给北爱尔兰而荣获一九七六年诺贝尔和平奖。
危地马拉的Rigoberta MenchuTum,因为本国人民获得社会公正的杰出贡献而荣获一九九二年诺贝尔和平奖。
此外,主题讲演者还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和政府官员等。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Swanee Hunt教授、原土耳其国会议员Merve Kavakci、来自新加坡的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执行理事Noeleen Heyzer、加州大学医学中心的精神病学教授Jean Shinoda Bolen等。曾于去年四月二十日在美国白宫西草坪布什总统欢迎来访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的仪式上呼喊“停止迫害法轮功”的王文怡博士和本地法轮功学员、任职于泰伦郡学院的吴雪原博士将作主题讲演:《法轮功学员的和平历程》。
【大纪元7月10日讯】一项针对吉林大学等共计5所高等院校的女大学生的调查显示,超过两成的女大学生认为被有钱人包养或当“周末二奶”很正常,专家表示,这正是社会不良风气侵蚀造成了部分女大学生在道德认知方面出现偏离。据吉林《城市晚报》报导,为吉林省女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省妇联于2006年末至2007年初对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长春税务学院和长春工程学院共五所高等院校的女大学生进行了专题调查。
调查显示,女大学生谈恋爱有55.3%的人将“有前途,学历相当,志趣相投”作为挑选恋人的第一标准,有9%的人选择“有一定经济基础”,只有3.9%的人选择“英俊、潇洒有阳刚之气”。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还发现女大学生在某些道德认知方面出现偏离现象,43.7%大学生反对“傍大款”、“周末二奶”,但却有21.2%的人认为“很正常,每个人追求不同”,有33.7%认为“无所谓,但自己不会去做”,1%的人表示“赞成,有机会自己也会这么去做”。
省妇女儿童心理谘询中心心理谘询师宋菲指出,这样的调查数据说明部分女大学生思想道德认识模糊,甚至为了金钱可以放弃一切,也反映出某些人是非混淆、黑白不分。而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是造成部分女大学生在道德认知方面出现偏离的主要原因。
宋菲说,比如个别的媒体为了迎合一部分人浮浅俗气的娱乐需要,媚俗现象越来越严重,过分追求趣味的通俗,以至个别内容低俗不堪,对当代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产生消极影响。
宋菲表示,有些女大学生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如果在物质上能得到一定的依靠,那么择业起来也相对轻松,可以不再为生计而迁就工作,反而可以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职业,这样可能更有助于个人的发展。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女性一种思想上对外界的逃避表现。
【大纪元7月10日讯】(大纪元综合报导)备受最近失态事件困扰的香港广播处处长朱培庆昨日下午宣布,他已向政府表明希望尽早离职,提前退休,并对近日的事件引起不便表示歉意。对于这宗处长离职风波,港台管理层及工会表示会坚守岗位,履行公共广播机构的角色,为市民服务。“撑港台运动”则表示,希望公众将支持港台转型和朱培庆的私人事件分开,多关注本地的新闻言论自由问题。朱培庆昨日下午在香港电台召开记者会时表示,7月5日(上周四)事件发生的场合是一次私人聚会,既不涉及公务,也不涉及利益款待,他已向港台多名中高层人员及工会代表交代事件;但鉴于事件对港台员工的士气构成影响,为顾全机构整体利益,他原定10个月后退休离任,但这个日子要提早来临,已向政府提出尽早退休的意愿。他并说已向妻子和家人交代事件,他们接受解释和表示绝对予以支持。
上周四晚,传媒发现朱培庆在铜锣湾与一名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跷着手并肩而行,当这名已婚处长发现有媒体上前拍摄时,一改平日友善的作风,一度低下头闪身躲在该名女子背后,表现得惊惶失措。
对于传媒就其私人聚会的报导,朱培庆表示,虽然部份细节有不尽不实之处,但逐点澄清对其个人及港台均毫无意义,希望事件尽快告一段落。朱培庆重申,当天出席该私人聚会的人士,并没有任何人与港台业务有关。
强调团队精神最宝贵
朱培庆感谢港台员工多年来对他的信任与支持,并对事件为港台造成尴尬和不便,表示歉意。他认为,虽然事件令港台士气短暂受挫,但可以承受,而港台团队精神及机构文化才是最宝贵及长远资产。
但据熟悉港台运作的人士指出,这次请辞事件与在今年3月发表的公营广播服务检讨报告书有关。由于报告书中涉及香港电台未来角色的部份并未清楚交代,目前港台员工正在政府谘询文件出台之前,为港台过渡问题作出争取。因此,在此关键时期港台领航人出现了负面新闻,确实对港台目前的形势造成打击。
员工冀继任人熟悉运作
对于港台的前途,朱培庆表示仍抱有信心,并深信员工的专业精神,会继续紧守岗位,提供优质的公共广播服务,赢取社会的认同。
现年59岁的朱培庆出身寒微,毕业于香港大学,在港台任职36年,七十年代曾主持脍炙人口的“青春交响曲”节目。他在1999年接替张敏仪,出任广播处长职位。
副广播处长傅小慧表示尊重朱培庆的决定,但感到非常惋惜。她并表示,港台整体员工将坚守岗位,一如既往,履行公共广播机构的角色,为市民服务。
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主席麦丽贞表示,工会尊重朱培庆的个人决定,她指出,任何有关港台的负面新闻,都会对港台员工的士气有一定打击,但不会影响港台的运作。她又期望广播处长的接任人熟识香港公共广播服务的运作、员工的诉求、港台使命及编辑方向。
议员忧港府趁机“杀台”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单仲偕议员表示,朱培庆事件对港台形象造成一定伤害,未必短时间内可以改善,他指港台员工日后要做好本身工作。
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成员李卓人议员说,在讨论港台前途的关键时刻,朱培庆提早离职为港台未来带来不稳定因素,加上政府可能趁机“杀台”的阴影,港台前途更令人忧虑。他希望政府在港台内部挑选继任人,减低政府“杀台”的疑虑。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杨森表示,朱培庆提早退休是负责任的行为。他与前线刘慧卿议员都呼吁政府,不要趁机落井下石再推出打压港台的措施,目前应稳定港台员工士气。
城市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学术统筹宋立功表示,朱培庆为上星期的失措举动提早离职,无论对港台及政府都是一个合适的选择,有助挽回港台形象。他说,公众及传媒对事件穷追猛打,朱培庆的离职可以为事件暂时划上句号;但是,由于朱培庆一直争取港台转型为公营广播机构,这位大旗手离开对港台前途肯定带来变数。
盼公众关注新闻自由
“撑港台运动”成员李锐华表示,希望公众将支持港台转型和朱培庆的私人事分开。他表示,港台多年来都是言论自由的寒暑表,公众应该注意的是公营广播服务的空间和新闻自由的情况,他希望事件对争取港台转型不会有太大影响。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马时亨表示,局方已联络朱培庆了解事件。他没有回应会否就事件展开调查,只表示公务员受有关公务员的规例规管。公务员事务局发言人表示,未正式收到广播处长朱培庆提出尽快离职的申请,但已得知他的意向,政府要收到申请才决定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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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培庆简历
现任香港广播处长朱培庆出生于1948年,已婚,太太是刘家馨,任职平等机会委员会,2人育有两子。
朱培庆中学就读于伊利沙伯中学,在香港大学毕业,主修数学,毕业后任职香港电台,曾获港台派往英国受训半年,70年代与吴锡辉、陈任等主持《青春交响曲》,大受欢迎。
1973年升任副广播处长。1999年底,疑因台湾驻港的最高官方代表郑安国在港台发表“两国论”,触怒北京,广播处长张敏仪被调任日本东京,出任香港驻日本经济贸易首席代表。朱培庆接任广播处长,任职至今,他原定于明年退休。
朱培庆在任期间,港台的节目多次出现争议,在2001年,特首董建华曾经批评港台的《头条新闻》是低趣味。
今年3月,公共广播服务检讨委员会发表报告,建议成立公共广播机构,但港台并未包括在内,港台工会发起连串行动,呼吁各界关注港台前途问题。朱培庆公开表示,他会支持工会,继续“撑”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