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7月08日(星期日)
获颁第15届“万人杰”新闻文化奖,对我而言,是荣幸,更是鞭策。我把这个奖项,不仅仅视作授予我个人,更视作授予所有坚持言论自由和批评精神的人。为此,我真诚地感谢你们,“万人杰”新闻文化基金会,及各位前辈!
在海外宣传北京奥运的中国官员表示,筹备奥运会和比赛期间,港澳台和外国媒体在中国可以进行“没有任何限制”的采访。但是,海外华文媒体记者对所谓“没有任何限制”的说法,纷纷投以不信任眼光。
报告表示北京政府很少作出直接影响言论自由的动作,但同时发放不同的讯息,如利用强硬手段监禁香港记者程翔,但又同时放宽2008年奥运的采访限制,任由香港传媒工作者自我解读,让人难以触摸。
四十三岁的张智勇,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时,正在北京大学外语系就读研究生。当年四月二十二日,北京有二十万名大学生聚天安门广场悼念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结果学生与数万公安、武警对恃,学生派出张智勇、郭海峰、周勇军三名代表跪在人民大会堂前,要求国务院总理李鹏接请愿信,他们长跪两个小时,李鹏并没有派人接收请愿信。
青岛市市北区错埠岭村拆迁问题因北区政府的参与,导致村民的合法权益被剥夺。2007年6月19日,在没有与被拆迁村民任何沟通的情况下,北区政府动用国家暴力机关进行强拆,把开发商的独裁补偿方案强加给村民,并拒绝继续与村民对话。7月7日的听证会,村民形容是走过程。错埠岭村的土地已有600多年历史,属于宅基地,是老一辈拿着自己的土地1957年入股组建的,属于城中村,但政府官员却按旧城改造来办,侵夺公民财产。奥运前夕,北京市拆迁面积不断扩大,北京几百名经租房业主恐怕旧房改造之后,他们讨回祖传的产权更加困难,因此,不仅要申请游行,还发出要房产不要奥运的声音。
为了营造所谓繁荣、平安的表面氛围,大连自6月以来,开始了大规模的人权迫害。首先,大连网警开始封锁网络。他们在市内宾馆、酒店及写字间安装名为“绿网”的网络监控系统,并给每一台电脑分配固定的IP、用户名和密码,以达到全程监控的目的。此外,大连派出所的外勤警察频频走访其辖区的居民住家,询问是否有电脑并记录注册。
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5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以县(市)为单位,全警动员,集中一个月的时间,对本地农村治安状况进行全面彻底排查。行动将针对逃犯和地下黑帮,以及盗取原材料、制造售卖伪造产品、拐卖儿童妇女、走私枪支的犯罪分子。有网友强调,农村治安是个综合问题。农民吃不饱饭,上不起学,医疗没保障等等都是引发社会治安的原因。
该组织表示,“一国两制”政体下,并没有解决港商在大陆遭受不公正对待时,可以进行求助且行之有效的官方救济渠道。特区政府始终对港人投诉大陆司法舞弊、司法腐败、司法迫害的诉求充当邮差的角色。该组织的倡议发起人之一陆伟萍星期五向本台表示---
2007年7月6日是全球退党月的第六天,也是卡尔加里牛仔节的第一天。众多游人汇聚卡城,欢度西部牛仔的盛大节日。当天,来自加拿大西部城市的部分民众来到中共驻卡尔加里领事馆前,声援2400万中国民众退党,希望借这个机会,向卡城市民和游人介绍九评和退党大潮,并呼吁“退出恶党、重获新生”。
游行组织者李莎丽介绍,队伍由三个方阵组成:大法美好、受迫害真相和声援退党。她表示,游行路线围绕中国城,并经由市中心,为的是让卡尔加里民众,特别是华人社区了解法轮功,看到法轮功学员都是以真善忍为准则、努力做好人的修炼者。
7月是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倡议的“退党月”,温哥华退党服务中心7月7日在唐人街举办活动,声援2300多万勇士退出中共。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到场助威,乐声响起,路过的行人大都驻足倾听,为之侧目。
22位舞蹈演员分别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加拿大、美国等地。他们表示,非常珍惜此次参赛共同交流提高的机会,并向主办方表示感谢。有选手的老师表示,此次大赛是推广中国文化的很好的开始,对孩子们的舞蹈之路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有老师表示,他们对中国舞有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女子组中65号选手Chen Xiaoyu表演了一段敦煌飞天。她的衣着是敦煌壁画上所描绘的飞天仙女服饰,肩披数条彩带。开始先是一段优美的飞天造型,用中国舞快收慢放的韵律特点和稳定的控制能力表现飞天在空中的曼妙悠闲。之后又是一段融入各种技巧的快速舞蹈,表现出飞天的凌空飞旋的轻灵与迅捷。
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6-8日在纽约大学史葛柏艺术表演中心举行,知名华裔舞蹈家陈嘉琪特于7日由波士顿赶到纽约观赏。陈嘉琪在复赛结束后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办得相当好,尤其是青年组水平高,表现很好,参赛者们都有很好的技巧及基本功。她说两分钟的节目表演看不过瘾,希望能延长到四分钟。她说她坐在观众席上,心中默默的给参赛者打分。
纽约居民RICHARD看了比赛觉得很兴奋。 他说,“看到这么多舞蹈演员展现出他们的身法和技巧,感觉我们中国舞有很多人才还有待发掘,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把中国舞推向国际舞台,让西方的观众和西方媒体真正了解中国舞,了解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艺术。”
赵先生特别看好青年组舞蹈演员Michelle的表演,他说:“ 我感到她决赛获奖的可能性很高,这个舞蹈演员和其他演员很不一样,她的舞蹈动作非常干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柔美和平和,让人觉得很耐看, 留给你一种让人们还想去回味的感觉。”
中共建党八十六周年到了。和往年自吹自擂“伟光正”不同,今年中南海在这个“节日”前夕发出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文件,要求各路诸侯认真学习。用胡锦涛的话就是:“我党已经到了光明和黑暗、希望和消亡的抉择时刻!”
“引蛇出洞”,是反右运动中产生的,并且至今仍是与反右运动相提并论的一个短语,也叫 “钓鱼”,源于过去军事上的 “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虽然此说广为流传, “但是遗憾的是, ‘引蛇出洞’这四个字,我竟 至今还没有找到出处。”李慎之先生写道: “我的印象是:反右开始以后不久这个说法就已流行了,而且 好像并没有什么忌讳。
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谨慎地“不逾矩”起见,笔者今晨特意浏览了一下大陆最大和最“喉舌”的两个新闻网站。新浪网首页竟无一条有关七七事变的新闻,偶从一周网评栏中发现了排名第五的《卢沟桥老红军与学生纪念七七事变70周年》,可见网友们对此还是耿耿于怀。只是“卢沟桥老红军”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共产党打响了七七事变中的第一枪”一说。
“张灵甫”这个名字,在中国大陆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当然这种大名声并不是人们对张灵甫这个抗日名将真的就那么了解,真的就那么尊重,而是恰恰相反,在中共的刻意反面宣传下,人们对张将军在抗战中的英姿反而更加一窍不通,脑海中是杀妻、狂傲、孤军冒进的一系列冷冰冰的假形象。
华盛顿顿邮报6日报导,虽然朱尽了最大的努力,包括雇用几十名员工每天捡拾水中的垃圾,并且用比还米还贵的鱼饲料喂食这些鱼。但是,朱的鱼有时候还会生病。然后他拿出药来。里面有碘酒瓶,维他命包和代替抗生素的中国草药。其他养殖场可能也有自己的偏方, 也有一些直接使用抗生素。
尼古拉·萨尔科奇作为法国新一代的领导人郑重宣示,他不要“现实政治”,要捍卫人权,要维护地球生态,人们不能不相信他的诚意。然而,有鉴于历史与现实诸条件,他的理念如何化为现实,往往使人有积重难返和考验严峻之有忧。
获颁第15届“万人杰”新闻文化奖,对我而言,是荣幸,更是鞭策。我把这个奖项,不仅仅视作授予我个人,更视作授予所有坚持言论自由和批评精神的人。为此,我真诚地感谢你们,“万人杰”新闻文化基金会,及各位前辈!
中共政权为何能够维持至今?
许多人疑惑:以践踏人权和迫害异己为能事的中共,当政已历半个多世纪,坏事做绝,天良丧尽,但为何仍然能够维持至今?
我们可以罗列很多原因:中共把谎言、暴力、仇恨等手段发挥到极致;中共上下,结成利益共同体,相互看守,共与进退;民众出于恐惧,敢怒不敢言,忍气吞声;等等。然而,其中,众多中国知识份子放弃监督和批评,是一个重要原因。
远的不说,单说六四屠城之后,中共施展又拉又打的厚黑学,垄断政权,控制商界,拉拢知识阶层和文化精英,结成放大的利益共同圈,将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农民工、工人、拆迁户、上访民众等,置于弱势地位,任凭压榨。在贫富悬殊的对照下,众多得到实惠的知识份子,满足于物质现状,对中共的种种劣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触而不觉。
非但如此,众多知识份子或社会精英,以钱为本,唯利是图,热衷攀比,纵情声色,认钱不认人,笑贫不笑娼。在他们的带动下,许多中国人不认识罪恶,不以罪恶为罪恶。你说中国不民主,他不以为然:民主值钱吗?值几个钱?你说中共践踏人权,他不以为然:不关人不杀人,还是统治者吗?你说中共腐败,他不以为然:既然当了官,怎能不享受?
一整套弱肉强食的理论,一整套强权哲学。还视之为天经地义。中国精英阶层的整体堕落,是中共统治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
中国知识份子几乎失去了批评精神。当然,这种情况,也是发生在中共的威逼、利诱、和误导之下。中国互联网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愤青” (“愤怒青年”),他们天天骂人,骂尽天下人。有人问“愤青” :你每天骂这个骂那个,怎么不敢骂政府?“愤青” 回答:我怎么不敢?我每天上街上网,都大骂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
还有一个小故事,说的是,中国“愤青” 和美国“愤青”见了面。 美国“愤青”对中国“愤青” 说:在美国,我敢骂任何人,我敢到白宫前面去骂美国总统?你敢吗?中国“愤青”回答:我怎么不敢?我不用去白宫,我站在天安门广场,我就敢骂美国总统!
这就是中国“愤青”的故事,这就是中国人被扭曲的“批评精神”:只对外,不对内;只朝下,不朝上。
批评精神:言论自由的核心
有鉴于此,坚持对共产党持批评的声音,就显得难能可贵。如果我们坚持言论自由,我们就应该坚持批评精神。批评精神,是言论自由的核心。批评精神,是一个民族不断反省、不断革新的动力。
美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然而,它的总统和政府,却经常受到媒体和民众的批评。历届美国总统,几乎都是在激烈的批评声浪中,度过了他执政的四年或者八年任期。拿民众权利和政府权力相比,强大的美国,实际上是“大社会,小政府”,强势民众,弱势政府。而这,恰恰就是美国富强的原因之一:政府在民众和舆论的严密监督之下,不至于在违背民意、损害民众利益的方向上,走得太远。
就连民主制度下,民选的执政党,都要受到社会的批评和监督;那么,有什么理由,我们要对专制制度下,独裁的执政党,网开一面?
有人问:“批评共产党,有用吗?”事实上,最近几十年,中共的许多政策变迁,如果偶尔还有那么一点良性的成分,不管它承认还是不承认,都是在国内外批评声浪的压力下,被迫作出的调整。从实行“改革开放”到提出“和谐社会”;从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到被迫取消收容制度;等等。独裁者的特性就在这里:民众不抗争,它就不让步;民众短促抗争,它也不让步;只有民众持久抗争,它才可能勉强让步。正所谓:“滴水穿石”。“滴水穿顽石”。
中共的专制,是昧着良心的专制
有人拿中共的专制与历史上的封建专制相比,认为是“一回事”。其实不然。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专制王朝,是当时人类形态的自然产物。那些时候,世界上还没有民主思潮和民主政治,或者说,还没有成熟的民主思潮和民主政治。那个时候,东西方还没有交流,发源于雅典的民主政体雏形,还没有影响到中国。因此,古代中国的封建专制,是一种自然形态的专制。
尽管如此,古代中国思想家仍然提出了富有人道的民本理论,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管如此,古代中国帝王仍然产生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开明情怀。因而,各朝代之间,还可以区分出极端专制和开明专制;因而,古代中国的社会精英还具有“武死战,文死谏”的慷慨骨气。
反观今日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都已经实行民主政治;成熟的民主国家,已经运行两百年以上。而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仍然沦陷在专制的泥沼。这是中华民族的不幸,也是人类的不幸。与古代中国的封建专制相比,中共的专制,是蓄意的专制,是昧着良心的专制,是不道德的专制。完全脱离了时代轨道。
这就是我们坚持批评中共的理由。这就是我们坚守民主信念的原因。
共产党没有变
有人说,中共也在变,应该给它机会,给它时间。
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不可避免地,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民众、中国社会、甚至于中共本身,都出现一些变化。民众生活趋于丰富、思想趋于多元,社会趋于复杂而多变,中共本身,趋于变与不变的矛盾边缘。此时此刻,与其说中共在变,不如说中国在变;与其说中国在变,不如说世界在变。
但在极权制度下,当权者朝着负面变化的可能性更大。我曾经多次讲过,民间流传的一个关于贾庆林的小故事。贾庆林贪腐成性,臭名昭著,但官运亨通。从福建省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一直升任为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据传,有一回,贾庆林把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从河北乡下,接到北京。他母亲年轻时,经历共产党的“革命”,满脑子都还是“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贾庆林向他母亲展示他的高档住宅、名贵家私、豪华轿车,然后得意地问他母亲:儿子干得怎么样?他母亲看得老眼昏花,回答说:儿子啊,这一切都很好,好得不得了!但是,要是共产党来了,你怎么办啊!
这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变了吗?变得更贪婪、更腐败、更堕落!
即便正面看待中共的些许演变,也没有那么简单。民众变化,是主动的;中共变化,是被动的。永远落在民众之后,而且是在民众的持续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尤其海内外的批评声浪,更逼使和促进了中共的变迁。然而,迄今,变化的是表象,不变的是本质。独裁与专制,谎言与暴力,贪婪与腐败,依然是中共的看家本领。中共还在邪路上走,中共没有变。
我们的批评,没有完成。我们的前面,任重道远。
谢谢大家!
——获颁“万人杰”新闻文化奖/答奖辞
【大纪元7月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采访报导)距离北京奥运进入倒数四百天,当国际媒体逐渐将目光转向北京,中国政府长期箝制新闻自由的诸多作为也受到关注。在海外宣传北京奥运的中国官员表示,筹备奥运会和比赛期间,港澳台和外国媒体在中国可以进行“没有任何限制”的采访。但是,海外华文媒体记者对所谓“没有任何限制”的说法,纷纷投以不信任眼光。
北京奥运期间,境外媒体能否享有高规格采访自由?关系到国际社会关切北京奥运、了解中国的整体印象。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
王国庆:“在奥运筹备与奥运期间, 外国记者也好、港澳台地区的记者也好,可按照他们的要求去采访,没有任何的限制。”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于洛杉矶参加亚洲学会年会的公开讲话,在海外华文媒体引起广泛讨论……
华文媒体记者甲:“当然不相信!”
华文媒体记者乙:“我没有意见。”
华文媒体记者丙:“我不相信这件事情。”
中国官员在海外宣传北京奥运,对奥运期间采访自由的承诺,听在海外侨界新闻从业人员耳里,却成了“此地无银”的官方说法。
华文媒体记者丙:“媒体采访本来就应该没有限制;可是,他如果刻意说“没有限制”,显然,限制应该很多。”
华文媒体记者乙:“我想,这么大的活动,应该有限制。”
奥运期间,全世界大约有两万名新闻从业人员将涌向北京,新闻采访题材涵盖奥运赛事和中国社会各阶层现况。曾经两度采访人大与政协会议的电视台记者,对当地采访权不平等有切身体验。
华文媒体记者丙:“依他们(中国政府)这几十年做事经验,都是对外说一套,然后, 真正做又是另一套。”
华文媒体记者甲:“像我们电子媒体到大陆采访…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绝对可以进到内场,我们就是进不去。所谓的(采访北京奥运)“自由、无限制”, 我绝对不相信。希望他们真的说到做到。”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原标题:北京奥运期间享新闻自由?海外华文记者斥“官方说法”)
【大纪元7月8日讯】(BBC中文网)香港记者协会发表有关香港主权移交10年后的言论自由报告,认为香港的传媒自由正渐渐萎缩,自我审查情况严重。报告引用香港记者协会在2007年1月进行的调查说,58%接受访问的传媒工作者认为,由于自我审查和政府箝制资讯流通,香港在主权移交后的传媒自由渐渐萎缩。
无国界记者在2002年把香港传媒自由排名第18位,2006年的排名下降至第58位。
另一组织自由之家把香港传媒自由排名66,在自由国家和地区中是低排名。
这份42页长的报告强调,自我审查已经成为香港传媒在主权移交后最严重的问题。
香港记协会今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共30%的受访传媒工作者表示,曾经在报导的时候自我审查。
另外40%受访的传媒工作者表示,知道他们的同事在报导的时候自我审查。
报告认为中国和香港政府对传媒施以不同的政治压力,例如北京官员曾经对香港传媒表示不应采访“鼓吹台独”的人士。
此外,个别传媒工作者曾经受到暴力威胁、禁止像壹传媒般的传媒机构前往中国采访、监禁香港记者程翔等,都影响了香港的传媒自由。
**“阅读北京的讯息”
报告表示北京政府很少作出直接影响言论自由的动作,但同时发放不同的讯息,如利用强硬手段监禁香港记者程翔,但又同时放宽2008年奥运的采访限制,任由香港传媒工作者自我解读,让人难以触摸。
报告引述中国外国记者会的资料指出,中国当局在宣布采访2008年奥运的新规定后,不少传媒工作者的工作仍然遭到阻挠,如无法采访维权律师郑恩宠和高智晟。
有些采访则遭当地政府以“和奥运没有关系”为理由阻止而无法进行,在西藏采访的记者遭当局警告。
报告也指出,中国当局现在利用不同的方法,让记者无法接触一些被访者。
报告举例说,在中国推广民间防治爱滋病的高耀洁医生,自美国领奖回国后电话线被截断。
另一位民间防治爱滋病活跃分子胡佳在回国后也难于和外界接触。
也有记者提诉无法在人大、政协两会进行期间采访一些异见份子,因为他们都被“请离”北京。
**“港传媒低调处理六四事件”
报告其中一些部分,由香港浸会大学传媒学者杜耀明负责撰写。
他指出,在香港亲北京政党民建联主席马力发表“六四没有屠城”言论的时候,共有11名不同传媒机构的记者在场,但只有6份报纸在翌日提及马力的言论,当中有两份报纸更是低调处理。
杜耀明在报告指出,这样的处理手法,难以让人相信和自我审查没有关系。
报告又指北京中央政府委任7名香港传媒老板为全国政协委员,都影响香港传媒公正报道被视为敏感的题目,如六四事件、七一游行等。
另外,报告说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比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更懂得利用传媒,以提供独家新闻换取个别传媒更好地报导政府的消息。
【大纪元7月8日报导】(中央社记者王曼娜香港八日电)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中心今天表示,中国“六、四”事件期间担任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张智勇,日前被北京公安带走,至今仍被拘留,估计与他每周参加地下基督徒教会聚会有关。信息中心表示,张智勇于七月六日被北京公安带走,现在扣押地点不明,公安也没有通知张智勇的家人拘留的原因。由于张智勇的妻子将于七月十九日分娩,其家人十分焦急。
信息中心引述张智勇的朋友表示,张智勇每周都会参加北京地下基督徒教会的聚会,而近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发出文件强调打击地下教会,估计他被捕与此有关。
四十三岁的张智勇,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时,正在北京大学外语系就读研究生。当年四月二十二日,北京有二十万名大学生聚天安门广场悼念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结果学生与数万公安、武警对恃,学生派出张智勇、郭海峰、周勇军三名代表跪在人民大会堂前,要求国务院总理李鹏接请愿信,他们长跪两个小时,李鹏并没有派人接收请愿信。
“六、四”事件后,张智勇入狱一年半,目前在北京开办翻释公司。
【大纪元7月8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熙采访报导)青岛市市北区错埠岭村拆迁问题因北区政府的参与,导致村民的合法权益被剥夺。2007年6月19日,在没有与被拆迁村民任何沟通的情况下,北区政府动用国家暴力机关进行强拆,把开发商的独裁补偿方案强加给村民,并拒绝继续与村民对话。7月7日的听证会,村民形容是走过程。错埠岭村的土地已有600多年历史,属于宅基地,是老一辈拿着自己的土地1957年入股组建的,属于城中村,但政府官员却按旧城改造来办,侵夺公民财产。
恐怖黑色的日子
2007年6月19日,对青岛市市北区错埠岭村村民来说是一个恐怖黑色的日子,青岛市市北区政府在没有与被拆迁村民任何沟通的情况下,动用国家暴力机关特警、公安、城管、消防、法院对错埠岭村村民强拆。现场有村民受伤,还有老人被送进医院,之后政府却不管不问。
村民自2006年10月,开发商和政府官员单方面制定了拆迁补偿方案后,发现“拆迁补偿方案”存在的问题,即开始和相关部门进行了维权抗争至今。
村民维权代表余建利表示:“村民主要因为拆迁补偿不合理,我们院子每家每户在50~80平方米,这次政府一分钱不给予我们补偿,简直就是强盗,硬性剥夺我们的私有财产。”
村民认为,除了错埠岭村被政府按旧城改造来办外,还发现拆迁六个要件不合法,
同时开发商虚报拆迁户数多达56户,并要求村民先拆房后签协议,严重违背法律法规,最终补偿不合理,拆迁村民得不到临时过渡补偿费、院子每家每户平均60平方米,但是每家的院子和附属物只按300元补偿。
强制拆迁听证会走过程
有村民指出:“政府官员和开发商关系密切,不把村民放在眼里,明目张胆欺压村民。村民多次与青岛市北区政府张彬书记、徐守国区长、马继世区长、马衍禄局长谈话,最终还是被这些人把开发商的独裁补偿方案强加给村民,并拒绝继续与村民对话。 ”
拆迁到今天,青岛市北区政府拆迁办和开发商采用诱骗、恐吓、黑社会等手段逼迫村民拆迁,部分村民承受不了这种卑鄙的手段,被迫先拆房后签订了不平等的协议。
目前还有60多户村民不为恶势力的恐吓,坚决合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当局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由开发商提起申请裁决,并下达行政裁决、强制拆迁听证会、强制拆迁限期通告,为政府拆迁办的人员提供表面合法化的流程。
村民处在拆迁办和开发商的恐吓中
根据村民提供的资料,北区政府已经订定强制拆迁进度表,第一批已于6月19日强拆完成,第二批则是用偷拆的,接下来还有第三、第四、第五批等。
张先彬是第一批被拆迁户,当时并不在家,他的妻子袁青云被拆迁民工从家中拖出,张先彬回到家后才发现房子已被夷为平地,所有家当全不见了。没有任何过渡补偿金,现在是无家可归。
错埠岭村470号村民,在没有和开发商协商同意的情况下,被开发商安排偷着拆迁了,现场110抓到拆迁民工,民工头答覆是拆迁办安排的。
错埠岭村160号袁清传家中被放火,在3月15日,当天黑社会和开发商、政府共同合作,放火烧毁村民房屋,119出警,因为被政府停水,造成救火不及,政府至今还没有给村民一个明确的答复覆。
错埠岭村多家村民被偷盗,部分村民家中被盗达上万元财产,村民家中半夜被打砸,丢砖头、石头、瓦块非常普遍,黑社会半夜破门恐吓,黑社会跟踪村民代表、闯入村民代表家等等,造成居住在错埠岭村的村民心理恐慌。
村民们对出现的问题都报了案、并上访,可是并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错埠岭村村民至今仍处在政府拆迁办和开发商的恐吓之中。
【大纪元7月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采访报导)奥运前夕,北京市拆迁面积不断扩大,北京几百名经租房业主恐怕旧房改造之后,他们讨回祖传的产权更加困难,因此,不仅要申请游行,还发出要房产不要奥运的声音。据本台了解,星期四上午,北京80几名经租房业主到建设部上访,要求当局归还他们祖传的私有房屋,但得到的答覆仍然和以往一样,向上级请示或耐心等候。
星期四到过建设部的马联福星期五对本台表示……
马联福:“接见的人老说别来这么多人,我们两办、国务院那儿也去,去的人有百十人,要全了的话能达到二、三百人。”
马联福还表示,虽然在两年前及今年两会期间都申请过游行没获批准;但是他们下个星期一还要到公安部门继续申请游行。
另一位经租房业主马秀英表示,目前申请游行人数还没确定……
记者:“你们打算多少人星期一去公安局申请游行?”
马秀英:“这还说不准,因为有些人不太了解,害怕申请游行。其实申请游行并不可怕,他只是走程序,有什么要求就跟人家谈,但是有些人就胆小。但是每次申请都不会批的,我们申请过好几次了。”
据了解,1957年中国政府推行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把一些个人的私有房产全部收归国家统一经营管理。而在去年,国务院下发了308号文件称,国家早期没收的私人房产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不能归还。
但是,这些产业是老百姓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是私人财产,就这样说没就没了。因此几年来,这些经租房业主为争取产权不断的上访。
而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北京全市大面积的拆迁越演越烈,几个大规模典型的有崇文区六号地、朝阳区酒仙桥、顺义水上运动场西面一片已拆了三个村子,还有丰台区金盏村等。但所给的补偿远远低过现价楼盘,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有人忍无可忍去打官司,但是没有一桩官司是赢的。
对北京拆迁情况长期关注的维权人士李先生对本台表示……
李先生:“现在地方政府没别的赚钱机会,只有抢老百姓这点儿地,抢老百姓这点儿财产他们变相赚钱;如果给多了,他不就挣着了?”
记者:“那不是多了很多访民上访?”
李先生:“人家地方政府串通一气抢你的东西,你还上访,上访有什么用,有十多个打官司的,没有一个赢的。我根本不主张他们打官司,区政府拆你的房子,区法院打官司,能赢吗?不可能赢的。人家抢完的财产,抢完的房子还有区法院一份呢!”
而面对北京大面积的拆迁,经租房业主更加担心,一旦他们的旧房子被拆迁,就是死无对证,他们就更加得不到政府的赔偿了。
同样也是经租房业主的马杰明星期五表示,现在经租房业主意识到了危机并发出要房子不要奥运的声音。他说……
马杰明:“有些人在聚会中提出写申请,要求奥委会和联合国取消08年北京奥运会,奥运会已经成了中国政府抢夺公民财产的藉口。不给他们抢夺老百姓的私有财产制造藉口,我们要求奥委会考虑有关意见,取消北京开奥运会的资格。”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7月8日讯】今年9月6日到8日,“夏季达沃斯年会”将在大连召开。当人们正津津乐道它与巨额财富及国际影响力的必然联系之时,我们却不能不惊异于它给大连带来的巨大人权灾难,并不能不向国际社会及与会要人发出强烈呼吁。一、关于“达沃斯”
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 -- WEF)是一个非官方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其前身是1971年由现任论坛主席、日内瓦商学院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创建的“欧洲管理论坛”。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论坛的年会每年1月底至2月初在瑞士的达沃斯召开,故也称“达沃斯论坛”。
世界经济论坛的参与者主要是各国政界和经济界的高层领导人、企业首脑及著名专家,宗旨是探讨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并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论坛所探讨的议题逐渐突破了纯经济领域,许多双边和地区性问题也成为论坛探讨的主要容。近十多年来,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安全和社会事件多在论坛上得到反映。随着论坛影响的不断扩大及与会者层次的提高,达沃斯论坛已被认为是“非官方的国际经济最高级会谈”,是世界政要、企业界人士以及民间和社会团体领导人研讨世界经济问题最重要的非官方聚会场所之一。每年,世界经济论坛还与若干国家的政府或企业联合主办各种国际经济讨论会。
论坛组成的核心是其会员和合作伙伴。目前,论坛拥有1000多个会员,全部是世界知名企业和公司。合作伙伴是与论坛合作更紧密、对论坛活动贡献更大、受益也更大的企业组织,论坛有选择地与会员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此外,论坛还有各种性质的会员制组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传媒和学术等领域。
据介绍,首届年会的主办地确定为大连。届时世界1000强企业的领导人、各国政要等约2000人将出席这一会议。另外,2008年的第二届年会主办地已确定为天津。
二、大连官方表述
据大连官方表述,世界经济论坛组织选择中国,看中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巨大潜力以及中国市场对世界成长型企业所具备的极大诱惑力。世界经济论坛组织选择大连,不仅因为这是一个经济连续十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的中国城市,更因为大连巨大的发展潜力。2007中国夏季达沃斯最终“花落”大连,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更是大连向世界展示城市形象和经济实力的一次难得机遇,是大连走向世界的又一个新起点。大连将通过这个平台,更多地了解世界经济运行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藉助年会平台中众多世界500强企业CEO在大连的大聚会,大连将进一步加快参与新一轮国际合作与分工的步伐。
本次年会将邀请24位国家首脑、160多位各国部长参会。到目前为止,报名注册的正式代表包括英特尔集团全球董事会主席,世界卫生组织新任总干事陈冯富珍,BBC著名主持人,原纽约时代周刊专栏作家弗雷德曼等著名人士。届时将有1150名世界前1000强的企业领导人、100名各国和地区的高官、100名学术界领袖、50名国际顶级媒体的商务刊物编辑等出席,预计出席人数达2000人左右。有关方面估计,包括工作人员、代表的眷属和随员等,将有近万人来连。
截至目前,大连市共向各国政要、1000家论坛会员企业的全球总裁、成长型企业领导人、新科技文化的领军人物、媒体人士发出了9000份邀请,计划为年会邀请1500名正式参会代表和300名青年领袖。
三、大连的幕后黑手
为了营造所谓繁荣、平安的表面氛围,大连自6月以来,开始了大规模的人权迫害。首先,大连网警开始封锁网络。他们在市内宾馆、酒店及写字间安装名为“绿网”的网络监控系统,并给每一台电脑分配固定的IP、用户名和密码,以达到全程监控的目的。此外,大连派出所的外勤警察频频走访其辖区的居民住家,询问是否有电脑并记录注册。
其次,他们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不完全统计如下:
6月4日,大连昆明街大法弟子李芳在路上被恶警绑架后,被劫持到大连金南路看守所,后又被劫持到抚顺洗脑班。
6月8日,大连大法弟子刘吉荣(女,65岁)在买菜的路上被中山区春海派出所恶警绑架并抄家。刘吉荣女儿(大法弟子)2005年7月被非法抓捕,现仍非法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
6月9日,大连大法弟子马翠莲及妹妹、母亲三人在沙河口区星海公园家中被市公安局绑架。
6月13日,大连泡崖新村大法弟子刘红华,在家中被数个恶警绑架。
6月14日,大连大法弟子张义君被甘井子国保大队欺骗绑架。
6月16日,张雪梅于在其租住靠近大连机场虹港路的房屋中,被大连沙河口区锦绣派出所恶警绑架。据悉同屋还有几个人,一同被非法带走。
6月19日,大法弟子孙旭东在大连市甘井子区山中村工作单位,被数个恶警绑架。
6月19日,大法弟子杨官成在大连市沙河口区泉涌街家中,被泉涌街派出所4个恶警绑架。
杨官成之妻、大法弟子毕代红已被恶党迫害而死。目前,家中有两个上小学的孩子无人照顾。
6月19日下午,大连大法弟子张亚茹(律师,住沙河口区锦绣小区)及杨传军在单位被大连市国保支队绑架。同日,杨传军的母亲、大法弟子张桂荣也被绑架,送到戒毒所迫害。
6月21日,大法弟子易鹭在送儿子上幼儿园的路上,被大连西岗区国保支队和白云街派出所恶警绑架,非法关押到金三角行政拘留所(大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迫害。
6月20日,大法弟子李德君(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红旗法庭庭长,住沙河口区兴工街),被大连市国保支队、甘井子国保支队、甘井子610等十余个恶人绑架。
6月23日,大连大法弟子包彩霞被机场派出所恶警绑架,她的丈夫亦在家被绑架,年幼的女儿无人照看。
7月3日,大法学员在普兰店、南王、张店附近发资料,一女老年同修被当地村干部和派出所绑架。
据悉,为配合9月召开的达沃斯峰会,大连市公安局将法轮功学员看作是藉机镇压的对象,已预谋于近期开始更大一轮的抓捕行动。
四、我们的呼吁
我们坚信,达沃斯论坛的理念必定与迫害人权、敌视信仰的罪恶行径格格不入;达沃斯论坛的与会要人,必定不愿在探讨、获取财富、声名与影响力的同时,与狼共舞,饱嗅血腥。
因此,我们向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教授及所有与会成员呼吁:请您们正视中共邪党在论坛前后的幕后罪恶,关注本文提到和必将后续提到的无辜受害的法轮功修炼者,敦促大连官方立即将他们无条件释放;请您们不被中共及大连官方的表象迷惑,深入认识中共反人类、反人权、反信仰的集体灭绝罪恶与邪教本质,多渠道施加压力与影响,不使财富的追逐沦为迫害人权的帮凶。
我们也向海外一切关注人权、关于法轮功的机构及个人呼吁:请将大连达沃斯夏季论坛的幕后罪恶公告天下;请对力所能及的达沃斯会员施加影响;请全面追踪、揭露大连6月以来的种种迫害行径。
在此,我们也对迫害大连大法弟子的直接黑手大连市维稳办(原610)、大连市国保支队、甘井子国保支队及宋玉龙、董世国、刘宝家、薄熙来等等机构与恶人发出警告: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否则必使神人共愤,罪无可恕!
【大纪元7月8日讯】奥运将至,在中共刻意制造“和谐稳定”表象时,中国近期频频发生警察与群众的冲突事件,北京祭出,“那些在处理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上表现差的官员,将不符合资格获得提拔。”BBC消息,与此同时,中共各地方的公安部门展开为期一个月的行动,排查整治农村治安混乱地区。对于那些抓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开展平安建设工作不到位,辖区治安秩序混乱的地方,上级将对相关领导班子进行考核。
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5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以县(市)为单位,全警动员,集中一个月的时间,对本地农村治安状况进行全面彻底排查。行动将针对逃犯和地下黑帮,以及盗取原材料、制造售卖伪造产品、拐卖儿童妇女、走私枪支的犯罪分子。
有网友强调,农村治安是个综合问题。农民吃不饱饭,上不起学,医疗没保障等等都是引发社会治安的原因。
网友心语
有网友声称,要积极预防群体性事件,就必需要权、利分家,农村治安的好坏,并不只取决与农村人民的素质问题。管理者的个人利益和权力不分,是非对错是由管理者自定,治安无法好。
有网友表示,感觉地痞流氓当警察的不在少数,而且家中一人当官,就鸡犬升天,横行乡里。农村能有什么治安?真的是基本靠狗。
还有网友直陈,村里违法乱纪,土皇帝说了算,淫威泛滥,农民敢怒不敢言,法制观念淡漠。逼急了只有以身犯法了。
另有网友认为,普及法律,重视素质教育更重要!地头蛇一时打击灭掉,新的恶势力还是会出头,要教导农民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加强基层干部的法律知识,更重点的是农村贫富的拉大,才是农村治安凸显的表现。
人权团体认为,很多事件的起因是:农民土地被非法征用、不满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或者地方政府处理手法过于严厉。
根据中国政府最新公布的数字,2005年单是记录在案的“群众事件”就达到87000起,比2003年上升一倍。
观察人士指出,不断增加的群众事件、贫富差距的扩大等问题,都成为北京担心的议题。
【大纪元7月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报导)数十名在大陆投资却遭诈骗以至血本无归的香港商人,近日成立了大陆投资维权组织。他们敦促港府建立有效机制关怀、支持港人在大陆获得公正对待,关怀、支持港人在大陆的维权行动。近年来维权意识在大陆逐渐高涨,一批由香港商人联合组成的“大陆投资维权组织”,也在今年五月底成立。
该组织表示,“一国两制”政体下,并没有解决港商在大陆遭受不公正对待时,可以进行求助且行之有效的官方救济渠道。特区政府始终对港人投诉大陆司法舞弊、司法腐败、司法迫害的诉求充当邮差的角色。该组织的倡议发起人之一陆伟萍星期五向本台表示---
陆伟萍:“有很多港商都受到了不公的待遇,而且有的通过上访信访已经好多年了,但是都得不到解决,大家都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们港人必需团结起来,让我们的声音也能够让中南海那边听见。因为在中国大陆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我们港人知道,如果我们要维权的话,一定要团结,所以大家自发地成立了这关注组。”
陆伟萍本身也是一位港商,她在1995年的时候,带着两百多万到上海宝山区投资矿泉水饮料的事业,她说因为当地政府也有参与,所以她原本是十分放心的---
陆伟萍:“我投资一年以后,乡政府让我增加投资,我钱放进去以后,我一个人也没有派过去,因为我相信政府,一年以后他们要我增加投资,于是我就派了会计师去查帐,结果一查,吓了一跳,赶快收手。”
她表示查帐之后才知道,投资的金额已经被掏空。为此,她经过了仲裁,上诉了法院,法院虽然判她胜诉,赔偿却一直没得到落实。于是多年来她不断去上访,花了许多旅费,也无法继续工作,结果讨回了一百万左右,而这一百万还是分九次给的。
该组织另一位成员林惠云表示,他在1993年,在朋友的游说之下,到重庆市投资了钢铁事业大约两百多万---
林惠云:“就重庆市渝北区,当地的农村信用社就和当地政府及龙溪钢厂合谋转移债务,将我引进来,然后将债务转出去。”
记者:“您这几年有没有去上访?”
林惠云:“八年了,我自己单打独斗,全都去过了,人大也有,政协也有,文件全都写了,也都没有用。”
他表示这几年来花了许多旅费,但毫无效果,因此他们成立了这个“大陆投资维权组织”,希望能让中南海也听到他们的声音。
经常为港人向港府反映意见的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王智源向本台表示,港商在大陆遇到不公待遇,未获解决的平均每年有两百多宗,他们向港府求助,港府往往只能起到“传话”的作用,港商也不像台商那样,有自己的协会组织---
王智源:“其实不少港商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是有问题的,那为何港人不组织起来呢?不少人就觉得算了,就像赌博一样,亏了就算了,如果再搞的话,会影响到未来在大陆的发展,所以就宁愿亏损一些也不组织起来。”
【大纪元7月8日讯】(大纪元记者云桥卡尔加里报导)2007年7月6日是全球退党月的第六天,也是卡尔加里牛仔节的第一天。众多游人汇聚卡城,欢度西部牛仔的盛大节日。当天,来自加拿大西部城市的部分民众来到中共驻卡尔加里领事馆前,声援2400万中国民众退党,希望借这个机会,向卡城市民和游人介绍九评和退党大潮,并呼吁“退出恶党、重获新生”。
卡尔加里退党服务中心的杨杰夫介绍,几年来他几乎不间断的站在中领馆前,抗议中共对人权和信仰的迫害。他说:“中共一天不停止迫害,我们就站在这里一天。7月是很特殊的日子。今年7月是全球退党月,7月20日将是中共迫害法轮功8周年,中共灭亡的时间现在是以倒计时来计算的,希望中领馆的官员不要再为邪恶卖命,不要当替罪羊、陪葬品。”
他表示,中共的特征就是“谎言+暴力”,现在是(中领馆官员)最后的机会,脱离中共、选择光明。
来自萨斯克通的法轮功学员张旭峰手持“天灭中共在眼前、退党自救保平安”的横幅,站在中领馆对面说:“我因为修炼法轮功,在国内被中共迫害了几年,加拿大政府为我提供了庇护,使我今天能站在这里说话。一个政府镇压自己的人民,这在全世界都是不被接受的。《九评共产党》发表后,中共的谎言和邪恶昭示天下。”他指着中领馆的大门,“我们可以站在阳光下说话,他们却不敢站出来。至今中共对《九评》还没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因为《九评》讲述的都是事实,无以辩驳。”他希望尽快结束中共政权的暴政,将对加拿大乃至全世界带来莫大的福分。
温哥华的汉瑞是特地赶来参加牛仔节大游行的。他希望向中国人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认清中共,退党、退党、快退党!
他说,退党是现今发生在中国的一件最大的事,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为自己的未来想一想。“大纪元发表的《九评共产党》阐述得很清楚,中共是建立在暴力、谎言基础之上的。中共建政后,共8千万中国人被中共迫害而死。现在,中共完全蜕变成了一个为了维持权力的黑社会组织,成为对中国人犯罪的组织。”他表示,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理由还呆在(中共)里面,正如当年的纳粹一样,其追随者都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自里贾纳来的杨盖瑞则说,很高兴看到迄今已有近2400万同胞退出中共。他说:“周围接触的人都曾受过中共的欺骗,心理不平衡,很自然地选择退出了中共。”他表示,更多人土退出中共,中国才会更有希望。
【大纪元7月8日讯】(大纪元记者林采枫卡尔加里报导)从1999年7月至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持续八年,即将进入第九个年头。为尽早结束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迫害,七月七日中午,加拿大亚省和西部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卡尔加里中国城举行了游行活动。法轮功学员表示,希望通过游行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让民众了解迫害真相,并呼吁华人同胞为了美好的未来,赶快退出中共一切组织。
游行组织者李莎丽介绍,队伍由三个方阵组成:大法美好、受迫害真相和声援退党。她表示,游行路线围绕中国城,并经由市中心,为的是让卡尔加里民众,特别是华人社区了解法轮功,看到法轮功学员都是以真善忍为准则、努力做好人的修炼者。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已持续八年,形势是否有所变化?李莎丽强调,“迫害仍在继续,只是变得更隐晦,更邪恶,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我们的游行要让华人和西方社会了解迫害真相。”
她说,中共是发生在中国大陆一切罪恶的根源,用谎言蒙蔽欺骗华人。“我们要告诉世人,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天灭中共在即,希望华人赶快退党,不要做中共的殉葬品,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观众赞美法轮功 认同退党运动
80岁的观众曾太太对游行赞不绝口,“大莲花车太漂亮了,车上的仙女美得不得了,后面的打鼓阵也非常好,一切都太好了。”
雷纳德.怀特(Leonard
White)是市中心清水市场的工作人员,他非常赞同法轮功所传达的和平、忍让、接受的信念,“我们应该尽力完善自己,而不是企图改变别人。”
50岁的建筑承办商希尔顿.米尔斯(Hilton
Mills)是第一次知道迫害情况,他说,“我很震惊。人不是动物,连动物都要保护,何况是人,无法想像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
移民加拿大20年的郭先生表示,加拿大是一块自由的土地,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包括法轮功团体,但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无法接受。”
理查得.希尔(Richard Hill)和苏姗.希尔(Susan
Hill)夫妇特意从伦敦到卡加利参加七月份的牛仔节活动,他们表示在英国就已经知道了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这真是地球上最邪恶的事情,可怕至极,中国人应该摒弃共产党这个恶行制造者。”
来自香港的移民路易·梁现从事土地测量工作,他和太太塞西莉亚·李很认同退党的行为。他们不喜欢共产党,没有民主,杀人如麻,而且是杀自己人。“今年是香港回归十周年,我们看到香港在这十年间的民主退步。不是港人治港,而是北京人(中共)治港,历任特首都是北京指派的。共产党做的坏事说不完。”
现场中英对照的标语“天灭中共”、“九评神威”以及“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在艳阳天下分外醒目。温哥华退党服务中心现场再次宣读“大纪元郑重声明”,呼吁民众尽快退出中共。
温哥华退党服务中心介绍了当前退出中共的情形,《九评》发表后一个月内就传遍了大陆各大城市。中国大陆平均每天有3~4万多人突破封锁,在大纪元网上发表声明,至2007年7月7日,“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人数已经超过2350万。退党中心也接到中国各大军区现役军人、退伍军人要求退党的来函和热线电话。2006年7月,一名中共海军高层在用真名退党后(已用化名处理),还给海外退党中心提出如何推进退党潮的建议。
自从3月26日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三退人数突破2千万人起,以“中共邪灵的根都拔出来了”为主题的大规模声援活动,先后在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加拿大多伦多等10多个国家、近30个城市举行,一起为中共解体的历史步伐做见证。4月8日纽约声援2千万退党勇士集会,反映了一个新的退党的天象,中国人民已经冲破了共产党一直以来 制造的恐惧,从以前的私底下退党、个人退党、化名退党,到现在的公开退党、集体退党、真名退党。通过希望之声电台的现场直播,就有来自湖南的自由作家贺伟华,山东的孙文广教授,重庆的顾万久,还有武汉的泛南联盟的孙不二先生等。
据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熊女士介绍:“这次请来温哥华天国乐团助威,吸引更多人来看,多了很多人索取资料,或询问情形。”记者现场所见,每当鼓声响起,路过行人不由得停下脚步,甚至路过车辆也慢下来,不住的回头观望。有的人还赶快拿出相机或录影机拍摄,有行人评论:“灭,就对了,灭的就是中共,法轮功可灭不了。”有的激动不已,自行向身旁朋友介绍法轮功情况,更说:“天国乐团一来,就把妖魔鬼怪都赶跑了。”
【大纪元7月8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纽约报导)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明天(7月8日)将进行最后的决赛。评委会和入围决赛的22位舞蹈演员复赛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评委会副主席曹逸女士表示,今天的复赛很精彩,很多选手比昨天有更好的发挥。她希望大家共同承担起传承中国文化精髓的责任。22位舞蹈演员分别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加拿大、美国等地。他们表示,非常珍惜此次参赛共同交流提高的机会,并向主办方表示感谢。有选手的老师表示,此次大赛是推广中国文化的很好的开始,对孩子们的舞蹈之路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有老师表示,他们对中国舞有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评委会副主席曹逸:共同为承传中国文化精髓担负责任
评委会副主席曹逸表示,昨天可以说是热热闹闹的初赛,选手很多,经过一天的比赛,选拔出复赛的选手。今天的复赛很精彩,很多选手比昨天有更好的发挥,艺术水平脱颖而出。我觉得很多选手多有比昨天更好的发挥,相信明天的决赛将更加精彩。选手们虽然很辛苦,但很认真,对自己的表演很负责。
曹逸说,中国舞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次大赛的选手在表现方面,还是高低有差别,有的比较侧重技术,有的比较重视韵味。既然我们来参加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在此相聚,看似巧合,其实也是一个历史的安排。我们对中国文化精髓、主流文化的承传也担负着责任,希望共同为此做出历史的贡献。
资深舞蹈家陈永佳师生同入围决赛
台湾资深舞蹈家陈永佳及其学生张筱枫一起入围决赛。陈永佳表示很感激新唐人提供这么一个好的交流平台,他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比赛了,虽然自己经验很多,但由于年龄很大,体力是一个大的挑战,因此万分珍惜参加这次世界级大赛的机会,希望为自己的舞蹈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
陈永佳和张筱枫都表示,虽然以前见识很多,但这次确实大开眼界,与全世界的中国舞舞蹈专家同行交流,收益很大。
近年来在台湾舞蹈界备受瞩目的青年舞蹈家陈永佳,是集表演、教学、及编舞才华于一身的全方位的舞蹈家。今年18岁的张筱枫,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跟随陈永佳学习芭蕾舞和中国舞,她曾参加过国内外各种比赛,约26项重要成就奖。
陈永佳:大赛是推广中国文化的很好的开始
当记者问,你曾表示有志于将中国舞推向世界舞台,使其成为世界新时尚,您觉得这次大赛是否起到这样一个推动的作用呢?陈永佳表示,确实是这样,这次大赛对中国文化的推广和弘扬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他说,“这次练习时间很少,准备仓促,还面临倒时差等困难,但今天比昨天适应,因为发挥得更稳定。这是很好的跟大家交流的机会。”
陈永佳:延续舞蹈生涯
对于学生张筱枫的获奖,陈永佳表示很高兴,他说,舞蹈是文化的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舞蹈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看到学生们的成就,也给自己带来成就感,延续舞蹈生涯。
张筱枫表示,非常开心,也非常珍惜这次提高成长的机会和过程,她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将在舞蹈之路上更加努力。
张逸军:中国舞反映我对生活的态度
张逸军表示,舞蹈来自于人生阅历,除了学习技艺之外,最主要的是在生活中学习如何体会。舞蹈、武术、太极等都是形体上的修养、修炼,我从中体会到的不仅是动作,更是人生的历练。中国世世代代不同的文化,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中国舞讲究“圆”对我帮助很多,人与人应该相处得融洽、和谐,这反映我对生活和事务的态度。
欧阳慧珍:大赛对孩子们的舞蹈之路是重要的里程碑
来自台湾的欧阳慧珍的两位学生罗明琪和周雨璇同时入围决赛。她向所有入围的选手表示祝贺。她说,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纽约,站在世界舞台上,与来自全世界的中国舞舞蹈专家和演员切磋舞艺,大家在一起交流很开心,对孩子们的舞蹈之路是重要的里程碑。
欧阳慧珍祝愿选手们明天取得更好的成绩,祝愿大赛圆满成功,同时向主办方表示感激和敬意。她说,“新唐人电视台对中国舞的推广和传承,让我们深深感动。”
陈小玉:从每个人身上学到不同的经验
香港选手陈小玉向别的入围选手表示祝贺。她说,“每个都跳得很好,各有千秋,我为他们鼓掌。”
陈小玉表示,虽然入选,但感觉今天发挥不够稳定,明天将继续努力。她说,以前虽然参加过很多比赛,但这次感觉很不一样,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舞蹈演员,从每个人身上都学到了不同的经验。
徐巧玲:大赛让我有不同的思考方向去看中国舞
台湾文化舞蹈团团长徐巧玲(音)的学生(女儿)孟凡入围决赛,徐巧玲表示,能参加这个大赛是个难得的机缘。她说,“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不虚此行。很珍惜这次大赛的机会,看到大家对中国舞的热爱,感谢新唐人,让我有一个不同的思考方向去看中国舞。”
【大纪元7月8日讯】(大纪元记者孟圆纽约报导)7月7日上午,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复赛在纽约圆满结束。经过昨天的复赛,入围的选手个个都实力不凡。青年组的选手更是具备对中国文化成熟的理解和高超的舞蹈技艺,他们精彩的表演令观众应接不暇,赛场上掌声、喝采声不断。中国古典舞海纳百川,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赋予中国舞无所不及的表现力。演员们用中国舞丰富的舞蹈语言、高超的技巧,表现各种故事、人物、情绪和景物,千姿百态,韵味十足。
女子组中65号选手Chen Xiaoyu表演了一段敦煌飞天。她的衣着是敦煌壁画上所描绘的飞天仙女服饰,肩披数条彩带。开始先是一段优美的飞天造型,用中国舞快收慢放的韵律特点和稳定的控制能力表现飞天在空中的曼妙悠闲。之后又是一段融入各种技巧的快速舞蹈,表现出飞天的凌空飞旋的轻灵与迅捷。
46号Ni Xiaoyan和40号Wendy Wu用的是同一段古筝曲、一种风格的扇舞,全都是表达儒家文化,但两人却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神韵。Ni Xiaoyan面容甜美、珠圆玉润,她飘逸的白衣与彩扇杏黄的扇穗一起飘飞,行云流水般没有片刻停息,却不携一丝暴力之气,体现了一位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女子温良恭俭让的德行,和中庸思想不走极端才能生生不息。Wendy Wu身形矫健,刻画了一位儒生,入场迈着稳健的方步,折扇轻摇。接下来的舞蹈流畅中加入了坚韧的内力,反映出儒教所属的道家体系以柔克刚的辩证思想。两位选手的表演表现出中国舞的一个特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神韵。同一个舞蹈、不同的人去跳、身韵也不相同。
17号选手Lou Mingqi和97号选手Cai Mengjun全都表现的是花木兰忠孝两全。但她们选择的是完全不同的音乐、服饰和动作,展示了中国舞丰富的表现手法。Lou Mingqi的木兰表演更加写意,一身耀眼红妆,银剑飞舞,好一个英姿飒爽的巾帼英雄!但杀场中不改少女的本性,朝天凳调皮地用右手去抱左脚,征战得意时,兰花指斜依面庞妩媚一笑,悄悄透露木兰本是女儿身。Cai Mengjun的演绎的木兰更好的刻画了故事情节,开场一身俏丽白衣,手持缀着绣花绷的一席粉绸,优雅端庄的在做女红。但圣旨到,国难当头,木兰立刻持剑上战场,精湛的武功虽然得胜,征战中面对血流成河的惨状,时不时流露出悲悯之情,表现出女儿的寸断柔肠。
男子组中31号选手Cai Liang表现了秋日情怀。他白色功夫服外罩黄绿斜襟纱衣。以太极功夫动作开场,内力的运行令人感到秋日的缠绵悱恻,伸掌远眺一条大河,轻抛一支白色直升机般的小落叶,在落叶慢慢飘落营造的意境中,他又做出连续的高跳串联动作,抒发心中的“逝者如斯夫”的感慨。
78号选手Tim Wu表现了一曲满江红。两个撕叉跳接高飘的蛮子,表现了民族英雄的报国壮志,整个舞蹈动作都体现着内力的韧劲,令人感到他随时准备出发。71号选手Leon Chen在古筝的伴奏下有演绎了另一种爱国志士的情怀。他随着流畅的音乐在空中飞旋,音乐将息时,他面对天幕而立,以大臂带小臂、小臂带手伸向天空,将伸到最长时却又收手,在音乐结束时最后一声轻灵的琶音时迅速将手指点出,仿佛点中了遥远天际的一颗星。音乐虽停,但观众的意念已经被他带到了遥远的天际。中国舞的身韵真是魅力无穷。
33号选手和77号选手分别在民间音乐的伴奏下,讲了一段羊倌和渔童的故事。他们风趣幽默的表演,令观众捧腹大笑,欢乐之余又学到了中国的传统道德。西北羊倌热心又勤劳,马上潇洒放养,照顾小羊、剪羊毛,忙个不停。可难免也有倔强的大公羊,顶得羊倌又是后滚翻,又是跪转,蒙古舞技法的融入反映了西北汉子的奔放。江南渔童顽皮好胜,两个摆腿跳跃起表现钓鱼,当然钓不到,想到中国古人做任何事都要先调息静心,盘腿端坐鱼上鈎了。几个前扑捉到鱼,又悲悯鱼儿失去自由,放生了……
虽然每一个表演都精彩,但大赛评委们将更加严格的评选,明天每组只有7位选手进入决赛。观众们期待着明天的决赛选手们有更好的发挥,展现中国舞更多的内涵。
【大纪元7月8日讯】(大纪元记者徐明纽约报导)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6-8日在纽约大学史葛柏艺术表演中心举行,知名华裔舞蹈家陈嘉琪特于7日由波士顿赶到纽约观赏。陈嘉琪在复赛结束后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办得相当好,尤其是青年组水平高,表现很好,参赛者们都有很好的技巧及基本功。她说两分钟的节目表演看不过瘾,希望能延长到四分钟。她说她坐在观众席上,心中默默的给参赛者打分。
歌唱演员及作曲家何曼德斯(Noemy Hermandez) 赞叹大赛和其它表演不一样,参赛者上半身动作多,技巧高,表演水平很高。
西人观众博金斯先生(Peter Perkins)和夫人Karen Coughlin是第一次看中国传统舞比赛,觉得中国舞非常有意思,想多了解中国唐朝的文化。两人看完复赛,还想再买明天的决赛的票,可惜决赛的票已全部售尽,真是一票难求。
美律师迪恩先生(Freerick Dean)告诉记者,中国舞蹈只能意会不能用言语表达。他认为利用比赛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入最好的方式。
纽约汪先生说自己在国内四十年,但因为中共打压传统文化,做为中国人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看不到真正的中国传统舞比赛。他特别感谢新唐人电视台为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努力。◇
【大纪元7月8日讯】(大纪元记者亦平纽约报导) 新唐人电视台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复赛7月7日在纽约大学史葛柏剧场如期举行,中国古典舞高超的技术技巧,让很多现场的东西方观众大开眼界,庆幸中共对大赛干扰未遂。纽约一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JOHN带着来自泰国的母亲林女士一起来观看比赛。JOHN在比赛结束后说,这场比赛非常精彩,每一位演员都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整体来看非常好。
JOHN 对开赛前中共利用纽约几所大学的学生会企图干扰中国舞舞蹈大赛的做法表示气愤。他说,“这种做法太糟糕了,这是美国,中共的做法也许在中国起作用,但是在这里根本不起作用,中共这样背道而驰,只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纽约居民RICHARD看了比赛觉得很兴奋。 他说,“看到这么多舞蹈演员展现出他们的身法和技巧,感觉我们中国舞有很多人才还有待发掘,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把中国舞推向国际舞台,让西方的观众和西方媒体真正了解中国舞,了解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艺术。”
他对中共干扰大赛的做法感到非常遗憾。RICHARD说,“虽然我们这次大赛的本身就是在弘扬中国的文化,是中国人最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中共反而要破坏要瓦解弘扬中国文化这样一个好机会,这本身是件很耻辱的事情。”
RICHARD说,“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本身暴露出中共不是在弘扬中国文化,而是在破坏中国文化的罪魁。”
纽约的媒体记者ROSS LAHIVE是第一次看中国舞蹈,他说,“从舞蹈演员的表演中,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力量和内在尊严,非常有创造力。”
ROSS LAHIVE说, “新唐人做什么中共都会干扰,无论这件事情的本身有多好,因为新唐人是敢于批评中共的唯一一家电视台。”
上星期偶然得到一份介绍舞蹈大赛的资料,喜欢不同风格舞蹈的退休律师SETH KAMINSKY带着太太一起来观看中国舞舞蹈大赛。
他说,比赛非常有趣,中国舞蹈风格不同于以往他看过的所有风格的舞蹈。
KAMINSKY先生评论说,西方舞蹈,要么非常古典比如芭蕾,要么非常现代,比如说爵士舞,但是中国舞非常传统,通过舞蹈讲述一个故事,展现出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中国的风土人情。
KAMINSKY非常庆幸中共干扰未遂,他说,“如果取消了这场比赛,我们就不会有这个机会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对于喜欢不同风格舞蹈的我们来说,这无疑是个损失。”
纽约居民徐先生在比赛结束后说,“比赛很好,我很激动。每一个演员都充份发挥出特长,表演的很好。真的把中国的古老文化带回来了,没有这场比赛,我们就会淡忘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纽约生活了20多年的张先生一家四口来看舞蹈大赛。他说,“我感觉来看舞蹈的人都蛮有修养,我参加其它一些中国的活动,那个场合很吵,乱哄哄的,但是我看观看这场比赛的人,他们都很专注,他们是为了一种追求而来的。为一种艺术而来。”
提到中共干扰舞蹈大赛,张先生说,“当然不对啦!”
【大纪元7月8日讯】(大纪元记者李佳纽约报导)7月7日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首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在美国纽约大学艺术中心落下复赛的帷幕,下午3点将揭晓决赛入围名单。 比赛间观众席上坐无虚席,每个节目都能赢得他们的热烈掌声。美籍华人赵带华夫妇表示,这一趟来的很值,还要去观看新唐人在周日举办的神韵晚会演出。60多岁的美籍华人赵带华和夫人通过大纪元时报得知到新唐人舞蹈大赛的消息后,一同来到会场观赏比赛。在少年和青年的复赛结束后,两老兴高采烈的表示,这一趟来的非常值得,他们还要去买新唐人在周日举办的神韵晚会演出的票。
赵带华和夫人都很喜欢传统的中国文化,他们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人。赵夫人表示,“我们都很喜欢正统的文化,中国古典舞和许多现代舞蹈截然不同,她更多的强调在精神层面给与人们一种正的道德感受力。是非常健康和正面的。”
柔美、耐看、回味
赵先生特别看好青年组舞蹈演员Michelle的表演,他说:“ 我感到她决赛获奖的可能性很高,这个舞蹈演员和其他演员很不一样,她的舞蹈动作非常干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柔美和平和,让人觉得很耐看, 留给你一种让人们还想去回味的感觉。”
赵先生表示:“她的表演展现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女子温柔含蓄的特点,这些正是现代女性普遍强调女权主义所缺乏的内容,男刚女柔就是一种自然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了,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承传却越来越淡漠。”
人性化让人感觉平和舒适
赵先生和夫人表示,都很喜欢男子组舞蹈赛中,“放羊”和“钓鱼”的舞剧情节,他们说:“两位演员虽然没有太多的高难度舞蹈,但这两个节目都特别耐看,舞蹈展现了一种对生活的情趣和热爱。非常人性化,让你心里和情绪上感觉平和与舒适,很有生活气息。”
赵先生解释:他能感受,男孩的舞姿都很轻盈,很纯也非常可爱。“放羊”的牧童在草原上,欢快的赶着羊群,呵护它们、抚摸它们、调皮的剪着羊毛,表现人与自然的一种溶合。
而“钓鱼”却表现出生活中一些小哲理,鱼童在心情浮躁时钓不到鱼的,调整心态后,心平气和时就能钓上鱼。钓到鱼后,又将鱼放生到水里,展现人们对生命的珍视,体现鱼童的善心。
舞蹈不只是展现运动
赵先生说:“他们的舞蹈表演性都很强,剧情通过舞蹈都交代得很清楚。我都能看明白,这就是内涵。相比展现各种高难度动作技巧的舞蹈,我更喜欢看这个。”
赵先生最后表示:“会带夫人马上去购买新唐人神韵艺术团在本周日举办的文艺晚会节目,能够想像的到晚会的节目肯定会比舞蹈大赛更精彩。我是慕名而来的,又有了现场感受,我会期待更好的节目。”
【大纪元7月8日讯】中共建党八十六周年到了。和往年自吹自擂“伟光正”不同,今年中南海在这个“节日”前夕发出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文件,要求各路诸侯认真学习。用胡锦涛的话就是:“我党已经到了光明和黑暗、希望和消亡的抉择时刻!”人们对于中南海的动向,从来都摸不透,因为他们经常口是心非。
不过,近来在某些敏感的意识形态上,好像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例如,前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在今年第二期《炎黄春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论述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此文的要旨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并引瑞典的政治实践为榜样,建议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于是谢韬就把中共所坚持的“马列毛主义”理论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股脑儿否定了。
这是一篇直接冒犯“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按照惯例,报刊应会“自律”。然而这次对谢韬的文章,《炎黄春秋》没有自律,“上头”也没有追查。据说最高当局对《炎黄春秋》是“不查、不禁、不克”,对谢文是“不转载、不争论、不批判”。
如今谢韬文章已经引起强烈反响,对它的讨论使沉寂多年的民主问题又浮现出来了。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本刊七月一日社论标题就是《大倒退时期开始了》。十八年来,政治改革完全停滞,民主成为禁区,秘密警察猖獗,腐败登峰造极。最近曝光的残害童奴的山西黑砖?,一下子戳穿了官方着意粉饰的“太平盛世”。
其实这只是黑幕下面的冰山一角。现在中共靠破坏生态、浪费能源、预支后代生存条件和残酷剥削本国劳工所攫夺的大量财富来圆“大国崛起”的梦,但他们明白自己脚下沸腾的岩浆多么可怕。正是对岩浆即将喷发的预感,才使胡锦涛向他的党发出生死抉择的警号。
他们也不是不知道中共的危机根源就是垄断一切权力的一党专政,而治疗这个致命疾病的唯一良方就是民主。从毛邓直到现今的胡锦涛,都不傻,而且都有实行民主的许诺,但在权欲的驱使下,全都食言而肥,所以才让腐败迅速把中共推到生死存亡的道口。
如果胡锦涛温家宝真的有所醒悟,现在下决心实行政治改革不能再拖了。胡锦涛所说的“光明和黑暗”“希望和消亡”,正在等待他们“抉择”。历史已经敲门了!
转自《争鸣》2007年7月号
【大纪元7月8日讯】 来源: | 日期:2007-02-18 | 网址: http://www.aboluowang.com 如果说阴谋就是阴谋家的本质属性的话,那么,引蛇出洞就是阴谋家毛泽东施展的阴谋中惯用的伎俩之一,直到寿终正寝之前,他总是在故伎重演。
“引蛇出洞”,是反右运动中产生的,并且至今仍是与反右运动相提并论的一个短语,也叫 “钓鱼”,源于过去军事上的 “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虽然此说广为流传,
“但是遗憾的是, ‘引蛇出洞’这四个字,我竟 至今还没有找到出处。”李慎之先生写道: “我的印象是:反右开始以后不久这个说法就已流行了,而且
好像并没有什么忌讳。有人说这话是毛主席自己说的,所以大家才敢说。事实上省 委书记一级人物同类说法倒不难找到,不过这就算不得 ‘第一手材料’了。看来只有
等将来档案解密以后,未来的史家再去努力,义山诗不云乎: ‘武皇内传分明在,莫谓人间总不知’。”(《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
“毛泽东藉 ‘鸣放’引蛇出洞”:这是已经“解密的反右派运动档案”中唯一的有关记载,说明此说大有来头,绝非空穴来风,同时,
“档案”也提供出一个引蛇出洞的轮廓,但却仍无法确定,此 “说法”像 “钓鱼” 、 “阳谋”一样,就是出自毛之口。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四日晚,毛泽东提出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
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
“一放,各阶级就原形毕露”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
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
十七名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
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文章上批注意见或“已阅”。
毛泽东文章,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我党有大批的知识份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份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份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份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份子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反右斗争的部署。会议期间的八月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
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
这时,会场内有三十五张纸条递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周恩来当场宣读了这些纸条。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能公开谁是纳吉式人物:也有反对毛泽东这种无的放矢的观点。
党外人士对毛搞反右的异见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理。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沉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三百多万人被划“右派份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份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份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份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份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人们都知道,匈牙利事件是毛发动反右运动的诱因之一,但,较少人知道,据师哲回忆,毛要刘少奇告诉苏联:
“毛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转引自李丹慧沉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据此,寒山先生的分析是:当时应邀到莫斯科和苏共协商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态度最坚决,而在北京的毛泽东在同意镇压后要求苏联再给匈牙利的所谓“反革命”一点时间,让他们充分暴露,再一网打尽。了解中共在镇压匈牙利事件过程中的出谋划策,也就不难理解中共为什么不久在自己的国家会从鼓励“鸣放”转到全面“反右”了。(《纪念1956年匈牙利革命》)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搞
“引蛇出洞”的阴谋,已成思维定势, 即“引”中国的反革命,又要引 “洋蛇”出洞。
中共掌权初期,镇反时,开始宣布
“宽大政策”,把地方上的一些原先在中华民国党政军宪警部门任过职的,或是当过保甲长,或是地主老财的当家人,这些鸡飞狗跳四处躲难的人,招引回家,
让他们“安居乐业”:当差不多都就范时,突然宣布纠正 “宽大无边”,并且捏造是群众的呼声: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结果来个一声令下,一夜之间,同时大搜捕, “滚水泼老鼠,一个跑不掉!”杀几百万,关几百万:人们把这叫做
“欲擒故纵”。反右前的让知识份子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声称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毛泽东和党的正式整风文件上都说过参加和退出都是自愿和自由的,随后一变脸,国务院作出硬性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都必须参加整风和反右派运动。毛把它说成是 “钓鱼”,
“让毒草出土”, “让牛鬼蛇神出笼”, “让右派自投罗网”, “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毛泽东说: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7页)可以看出, “引蛇出洞”,从事实和逻辑上讲,绝对是一个阴谋实施的过程。试想,如果是
“阳谋”,明打明地说: “蛇你出洞吧!好让我聚而歼之。”蛇会出洞吗?
当然,即便耍阴谋,蛇如果仍不出洞,他也仍有更无耻的办法,请看郭罗基先生提供的例证《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我曾听到周扬透露文艺界反右派的一个重要情节,公诸于众,以存史实。
一九七九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是我所在的第三组的召集人。那时他已有七十好几了,而且因患肺癌动过大手术,主持会议,带头发言,却未尝懈怠。有一天,他没有来。次日,问以故。他说参加(冯)雪峰的追悼会去了。他一进灵堂就痛哭流涕,见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对故人”。
“我们小组有人直率地问: ‘那么当年你怎么下得了手呢?’
“周扬这才说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不知内情,谁能听得懂?”
这次整风,毛泽东说是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的精神,实质是 “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我听到的是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传达稿):方法和目的是
“团结—批评—团结”。可他没有说也要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的 “引蛇出洞”的谋略。
1943年8月,康生在一个训练班上讲话。他得意洋洋地传授经验说: “我们领导上的方针是,强调
‘四三决定’的民主,号召大胆讲话,提倡出墙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问题不立即反驳,也不加以压制,于是这就热闹了,共产党是半条心的问题也出来了,那时反革命的两条心的问题也出来了……。所以你们看一看,这个暴露阶段,暴露到什么程度!”(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
》第96页)总结虽是康生作的,但谁都知道康生只是毛泽东的一条狗,延安整风中 “引蛇出洞”的知识产权,当然是属于主人的。
那时的墙报,和1957年的大字报一样,都产生了轰动效应,都落得个悲惨的下场。毛泽东去看了墙报,回来说: “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王实味发表在墙报上的几篇文章,事实证明,那便是他的死刑判决书。
毛泽东说:
“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毛选五卷第448页)实际上应该说是王实味,发源地在延安。王先生之胆(有正义感,不平就鸣,有气就出)、之识(民主思想,科学见解,平等意识),堪称右派老祖宗。李志绥先生在《毛主席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说,他在伺候毛的
“一组”所接触到的情况,和”野百合花”里的描述是一模一样的。
在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中,毛如法泡制,丝毫不差地
“号召大胆讲话,提倡出墙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问题不立即反驳,也不加以压制,于是这就热闹了,反对一党专政的党天下,提倡实施民主政治的政治设计院,清算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罪恶的平反委员会……诸多问题都提出来了。”毛泽东藉口有人给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写匿名信,为《人民日报》写社论《这是为什么》,遂掀起了血雨腥风的钢刀直刺知识份子胸膛的反右运动。有人只知其表,不解
“引蛇出洞”之里,便说: “都怪那个写匿名信的人。”其实绝对不是那回事。据参与其事的当时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回忆录中说 :
“6月7日,毛泽东主席找胡乔木和我到他家中谈话。当我们一起到他卧室时,发现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我们刚坐下来,毛泽东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泽东主席说:这封恐吓信好就好在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要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是这样,
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忆毛主席》,39页~40页)
你只用玩味一番他说的“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这一句话,就可茅塞顿开,作出清醒的判断:
“反击”,这一点是板上钉钉子,定死了的:产生任何幻想都是自欺:□布任何幻想都是欺人。你就认定吧,即便是躲过初一,你也别想躲过十五!历史用屡试不爽的事实,证明了这个残酷无情的真理。
至于阴谋实施的具体过程,我在其他文章里,都有论述,这里我单单只用指出一点:它与延安整风所采用的阴谋伎俩一脉相承,毫无二致。
大家,包括正被批斗和将被批斗的“右派”们,第一次看到“阳谋”这个词,无不感到新奇,叹其旧词翻新之妙,同时深感这个词内含的肃杀之气。然而早在1949年4月13日所作的《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时,已使用了“阳谋”一词。他说:“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这份党内报告,至1996年方公开发表,所以1957年的人们还不知毛泽东早就创造了这个新词。“钓鱼”和“引蛇出洞”,似乎更为直露,但也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僚在反右时并不讳言的用词。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发给党内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有名文章中写道:“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后1959年的庐山会议闭幕式上,毛泽东再次承认“钓鱼”,针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说了几乎同样的话。)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说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
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惕性很
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
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
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
主义的小知识份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份子,是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
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回忆与研究》 下)
如果说,这时李部长还不是为了
“引蛇出洞”的话,随后他在引出全国第一号大右派章伯钧来却立了头功。章先生的女儿诒和在她的《往事并不如烟》中回忆说:“5月15日,毛泽东致送《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中共高干阅读。信中,老人家把共产党人分为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分为左派、中间派、右派。并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
“这边厢,民主党派里的两个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召见,获得了‘东南风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他们完全三缄其口,静观以民盟农工为舞台中心,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角色的一台践踏知识份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那边厢,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整风号召,大讲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的光明未来,宣传‘鸣放’,鼓励‘监督’。”
“为了把昔日的朋友制造成为今天的敌人,并让全社会认可,毛泽东在上海发出了指示:‘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这罗网,便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召集系列整风座谈会。
“座谈会是从5月8日起召开的,先后搞了13次。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发表意见,来帮助中共整风。
“座谈会的头几天,父亲没有去。一则,他的意见早就发表过了,二则,他正拉肚子。
“李维汉很着急父亲不入圈套,便亲自拨电话敦请:‘伯老,你一定要去参加座谈,给我们中共提提意见呀。’
“5月21日,实在跺(音:托)不过李维汉的面子人情,父亲去了,行前还跟母亲讲:‘今天开会,我真不知说什么好?’
“进了会议室,他被请入主宾席-在头排大沙发入座。这显然是一个必须发言的席位。果然,亲自坐镇的李维汉点名要父亲‘给中共提意见。’
“父亲讲了几十分钟,他谈到政治设计院问题:听意见于基层‘放权于部’会,发挥管理机关的作用问题:国务院会议程序问题:及检查历次政治运动的建议。最后父亲说:“我的讲话不是灵感和一时高兴,所提意见也不都是那么严重。无非是希望共产党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罢了。’他讲话的时候,李维汉一直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
对李维汉而言,章伯钧是他钓到手的一条大鲨鱼,自可邀宠于毛。但远非只此而已,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中还记载着如法炮制的其他 陷阱:
“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到了北京的吴金梓,天津的董少存,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
‘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
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人彭真原是抵制毛的整风运动的,后来他心领神会了毛的 “引蛇出洞”,便也踊跃地加入。 现在,让彭真现身说法。
戴煌说,他就是中了彭真的阴谋诡计而被划为右派的。我读他写的回忆录《九死一生——我的
“右派”历程》,感慨万分。他的历史能红得滴出血来,幼年当儿童团长,十几岁参加新四军,后为中共打内战,当随军记者,建国后到新华社,参加抗美援朝,援越抗美,还受到胡志明的器重。
1956年到外交学院调干培训,他是班级的党支部书记。在全国大张旗鼓地掀起了反右运动。在这之前,他没有提过意见,没写过大字报。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遗臭万年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许多人大惑不解:不是信誓旦旦地反覆保证“广开言路”,欢迎一切人帮助我们党纯正党风的么,怎么突然自食前言、反目为仇呢?
正当这节骨眼儿,一天下午,北京所有高等院校的党支部委员以上的同志,奉命到广安门内白纸坊人民印刷厂礼堂去,听取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做报告。由于我是中央许多部门派往外交学院学习英文的同志所组成的党支部的书记,我也去听了彭真的报告。
彭真精力充沛,红光满面,音宏气足。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报告的主题,就是动员党内同志继续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不要受社会上“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因为那些人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是一条心。他们装着响应我们党“欢迎发表不同意”的号召的样子,骨子里却要推翻我们党,或与我们党平分秋色,轮流坐庄。
接着,彭真打着有力的手势,用愤慨的语调,说到了章罗联盟,也说到了龙云等人。继而他一改口吻,用十分亲切的调门对台下的听众说:
“这些人能和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相提并论吗?我们都是自家人。一方面,党的组织领导确有许多自己尚未觉察的不足之处,需要大家提意见,多帮助:另一方面,党内也的确有许多人蜕化变质,胡作非为,骑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撒尿,使得在他们鱼肉之下的人民怨声载道,有冤难伸。这更需要予以无情地揭露,并请大家帮助党组织想想办法,认真解决这个大难题。
“再说,党的方针政策及其贯彻执行,也并不都是十全十美。一帆风顺的。这也需要大家协助党的领导洞察秋毫,力求改正与完善之。
“总之,‘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这叫做‘内外有别’。而且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同志们要带头提,为整个支部的党员同志做出表率,把我们党的这次整风运动坚决搞好、搞到底!”
这时,彭真提高了声调说:“即便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甚至都错了,那也不要紧,党绝对不会把这些同志与资产阶级右派份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中央在这里向同志们作保证……”
彭真热诚坦率,语重心长,侃侃而谈了两个多小时,尤其是后半部份的讲话,说得我们的心头都热乎乎的。一切茫然与疑虑,都随着大家长时间的掌声烟消云散。对这次整风运动的预期效果,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当天晚上,中央许多部门住外交学院学员的英、法、西班牙文三个党支部的支委支书们,就在宿舍楼洗漱室隔壁堆杂物的屋子里,举行了联席鸣放座谈会。
我第一个发言,把一年来郁积于胸的种种思考和盘尽托。结论是: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与消除,而继续听任其发展,必将国闭民塞,全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对其抑制与消除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胆批评,切实监督,改进选举:人民代表要讲话,人民说话要算数,确保和尊重人民应有的民主自由:举国上下都应该讲平等,取消一切足以助长特权现象的或明或暗的措施与制度:降低高薪者的待遇,削减过分优厚的福利拨款,以大力缩小国家干部与工、农、人民之间生活水平的悬殊。同时改变统购统销中某些过死过急的做法,适当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精简高等院校的政治课,让学生们有更多的时间研究专业,等等。整个发言慷慨激昂,大有“为着众人去下海,不怕沾满一身泥”的劲头。
6月13日,新华社召集在外交学院学习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发言了,主要是谈反对神化与特权。他指出,现在已经开始了对毛主席的神化,只要是毛主席说过的话,不管对不对,科学不科学,那就一定千真万确,一定是马列主义真理。
他批判毛主席最近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毛说,我们不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还希望早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有6亿人口,打掉了3亿人,还有3亿人,一样建设社会主义。可帝国主义国家能剩下多少人呢?而且人民趁机起来造反了,从而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革命……
戴煌认为,就说美国人民吧!他们今天活得好好的,凭什么要砸掉自己的洋房、小车,去揭竿而起闹世界革命呢?
后果就悲惨了:挨批、挨斗、划右派、劳改……百般苦罪,概括为一言:“九死一生20年”。
据时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平后来回忆:“‘反右’开始前,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人多次召开大学党委书记会议,听取各校关于民主党派、教师、学生帮助党整风‘鸣放’的情况,布置各校抓紧时间,动员‘鸣放’。有一天下午,市委负责同志找了清华、北大、师大和北农大四所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去谈话,听取了学校‘鸣放’的情况后说:你们几所大学老教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翘尾巴的专家、教授、民主党派成员多,有影响的人物多,要用各种办法,制造适当气氛,‘引蛇出洞’,让他们把毒都吐出来,以便聚而歼之。你们几所大学‘鸣放’得还不够,因为党委力量强,党委书记要示弱……,让他们敢于尽情‘鸣放’,无所顾忌。”(《六十春秋风和雨》)
邓小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整风小组组长,就是在5月14日,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足以证明和充分表明阴谋的筹划早在5月15日之前已在进行之中。此一文件与毛的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磨刀霍霍,阴险用心,是出于一辙的。文件称:
“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对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近来我们许多党报,对于一些反共的言论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
“以上各点,请即召集党报负责同志加以布置,至要。”可见邓在5月15日以前就已经预得天机。而右派的
“三大理论”及其他有份量的右派言论都在此后,都在6月初、5月下旬。指出这一点,可以说明毛泽东是 “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搞 “引蛇出洞”,而不是邓小平连
“阳谋”那一把壶也不提了,迳直地厚着脸皮三番五次说:
“1957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份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邓小平文选》二卷第345页)这句话可以表达为这样一个公式:
“杀气腾腾(原因)——决定反右(结果)”可是这位以 “实事求是”而香名昭著的邓大人,却在以
“杀共产党人”而臭名昭著的右派份子葛佩琦的华岗岩脑袋上撞得粉身碎骨:他无法解释这个基本事实:是在毛决定反右半月之后,葛佩琦才 “腾腾”的,其他,如所谓
“右派三大理论”也都是在之后而不是在之前 “腾腾”的。原因怎么会发生在结果之后呢?实乃咄咄怪事!怎么 “结果”竟然捷足先登,而
“原因”却姗姗来迟呢?这是什么逻辑?邓小平以 “腾腾论”作为 “当时反右的确有必要”的根据,实在是蛮不讲理地撒谎!一许,毛泽东冲着邓小平的这类逻辑,才说:
“那个小个子的前途,不可限量。”
邓小平是 “引蛇出洞”最重要的施工者,据知内情的陈伯达说,邓小平主持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
“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要书记们赶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论,否则晚了,收集不到了”。陈听到 “很惊讶”,他认为,人总会说错话的,这样收集,牵涉太多,
“反右搞得那样扩大化,邓小平同志有很大责任,”(《重新审视陈伯达》,《开放》杂志2005年三月号第42页)
周恩来配合毛泽东,从来都是得心应手的,这可以从他对王造时的 “引蛇出洞”说起: 周恩来不杀王造时,王造时却由周恩来而死。
王造时是政治学博士,29岁的大学教授,少有“安福三才子”(另二为罗隆基、彭文应)之称,长有“爱国七君子”之名。七君子之另一,邹韬奋对他的评价是八个字:“天真烂漫,笃实敦厚”。
所谓“七君子”,都是救国会的头面人物,另外五位是沉钧儒、沙千里、李公仆、章乃器、史良。在周恩来操控下,以抗日为名,大事反蒋。于1936年12月22日他们以“危害民国罪”被关进苏州高等法院监牢。他们虽被利用,但确是出于爱国热忱,故获释后,得到“爱国七君子”美名。我谓“利用”:你不相信吗?试看,“爱国七君子”若真的爱起国来,中共又是何种态度?
1941年4月15日,《新华日报》头版:“塔斯社莫斯科13日电”
条约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与日本天皇陛下,愿巩固苏日两国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兹特决定缔结中立条约,因此双方任命各自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长维拉彻斯拉夫、莫洛托夫:日本任命外相松冈洋右及特命驻苏全权大使建川美次陆军中将,为各自代表。双方代表互阅国书,均属完好妥善,当即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之间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
第三条、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满前一年,倘缔约国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限即自动再行延长五年。
第四条、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批准证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
现行条约用俄文及日文缮写两份,由上述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以昭信守。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即昭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立于莫斯科。莫洛托夫(签署):松冈洋右,建川美次(签署)。
宣言
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于莫斯科。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签署):日本政府代表松岗洋右,建川美次(签署)。
消息传开,舆论哗然,各界人士反应强烈。中华民国政府郑重声明,对条约涉及中国的部份宣布无效,并指示驻莫斯科大使要求苏联方面澄清。
亲苏亲共但又自认是中国人的人士,不仅无法面对别人的质问,也无法面对自己的民族良心,因而自己也义愤填膺。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4月7日2时,招周恩来、董必武来,舜生、伯钧也到,请中共表示态度。周极言苏联此约乃其一贯之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至中共态度,决不因此变更云云。董略同。”
黄炎培等,他们的救国会经过讨论,表明态度,由王造时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内称:“今贵国于4月13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谓‘满州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且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这一下可大大地触怒了中共,同时也大大地暴露了中共的卖国嘴脸。
章乃器的妻子胡子婴在她写的《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80页)中回忆道:“1941年,苏联因战略上的需要,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其中有涉及中国主权的地方,国民党报纸即藉此攻击苏联。救国会也发表宣言对苏联提出抗议。周恩来同志知道后,认为这样做不适宜。沉蘅老表示救国会要作自我检讨。章乃器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救国会发表宣言是救国会的事,共产党无权干涉,救国会也不应该检讨。他争之不得,就退出了救国会。章乃器退出救国会时,要我同他一同退出,我没有接受。”半年后,他们夫妻离婚。这事我们不管,我们注意到,如不离婚则会出现卖国与爱国同床异梦的黑色幽默。
共产党对王造时记仇在心,解放后先让他失业,后给以迫害,七君子中健在的其他人,都当上了中央大官。而且,1949年毛泽东去苏联给斯大林祝贺70大寿时作为献礼,就在民主党派中唯一地宣布解散了救国会,以谢罪于斯大林大元帅。当然,共产党一向不强加于人,都是让你
“自动”。
在《沉重的1957》中载有王造时的有关此事的遗稿:1957年写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的交代”,其中写道:
当时,“在重庆救国会的重要负责同志开会讨论这件事的结果,认为救国会运动是由于日本侵略东北而起的,中国抗战也是为着这个问题。苏联虽是我们最好的友邦,但是这个协定实在地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当场推举我起草,张申府审查。我随即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是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认为是很大的遗憾。张申府看过之后,旋经开会修正通过。当时我们七个人(指“七君子”——引者),除邹韬奋同志生活书店被迫已迁往香港外,我们六个人都在重庆参加会议。(记得王炳南,张友渔同志等也参加会议。)开会决定:由沙千里誊清两份,于次日在史良家签字。签名的有沉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仆、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我九人……”(第106页)
这封公开信被说成是反苏,反共,反斯大林。为缩小打击面,造谣说是王造时一人干的。
“当时党的个别领导人按照《真理报》的调子,说成是斯大林的一种策略:让日本的矛头向南(专门侵略中国——紫丹,下同)不向北(不打苏联),免使苏联腹背受敌,便于集中全力抵抗法西斯德国。因此,那条约及宣言是正确的。”(第107页)
王造时政治上受冷遇,经济上处困境,心理上陷苦闷,采取了少说话,不写作,免是非的消极态度。
1957年的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一派万紫千红!中共中央统战部消除对他的误会。3月27日傍晚,周总理接见了他,晚宴上,一边给他夹菜,一边聊天,回忆解放前那些不平常的岁月。后来又谈到让他到北京工作以及恢复救国会的问题。实在可以说是
枯木逢春。王造时舒心之情,可以从他1957年6月12日早晨写给周总理的信中看出:
周总理:
二月下旬我进京参加全国政协,三月间与统战部两度谈话结果,得将1941年日苏互不侵犯协定所引起对我的误会及其间的是非问题,相与澄清,多年来私衷的闷惑,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运的是您在万机待理之中还邀请我作一恳谈。您那冲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您提出我来北京工作及恢复救国会各节,我定当从祖国的需要上慎重地加以考虑。同时,请您接受我至诚向往之忱,随时予以指教,使我更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工作,无负盛意……”
关于“恢复救国会”,遗稿记载:
“3月27日的晚上,我在北京蒙周总理召见。在谈话中周总理曾经问我是否考虑恢复救国会的问题(既然恢复,何必解散?-紫丹,下同)我答覆说要问沉钧儒,史良和其他与救国会有关系的朋友(为什么单单问你?)。周总理说,当初解散救国会是一个错误。毛主席看见民主党派抗美援朝的联合宣言没有救国会的名字,认为是一种损失(装迷!那是谁叫解散的?)。周总理说我当初反对解散是对的。(那就是说,第一,当初你是反对解散的,这一点先肯定下来:第二,你是对的,党是错误的,别人不反对也是错误的。)我答覆说,我当初也不是绝对反对解散,我当初的意见是如果其他民主党派解散,救国会也就应当解散:如果其他民主党派还有历史任务,救国会也就考虑不解散……(真是糊涂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当初为什么单单提出解散救国会而不提解散其他任何一个民主党派?现在又为什么单单问你是否考虑恢复的问题,而不问其他任何人?而其他任何人现在都是比你更具份量的呀!你呀你!王博士。人家卖了你,你还要老实巴脚地替人家数身价)”。(第109-110页)
王造时误以为报国有门了,积极性也上来了,热情地投入了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之中。他这条本来是冻僵的蛇,硬是被春天的暖气给哈出了洞:正好给共产党划右派。
不仅仅斗他现行的右派言论,还挖他反苏反共反斯大林大元帅的历史罪恶以及要“恢复救国会”的阴谋活动。七斗八斗,他受不了了,就又向总理发出求援信:
恩来总理:
六月十二日晨缄上一函,并附呈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和上海市政协的发言两纸,想蒙鉴察。不意即日起由上海法学会(我忝为该会副会长)及市政协政法组(我忝为该组召集人之一)召集了六天的座谈会,主要对我在宣传工作会议及新闻日报座谈会的发言,作尖锐的批评,我得到了很好的启发和教育。但在批评之中及各报发表关于我的消息,动辄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右派份子的帽子,私衷实不胜感慨而惶惑。
多年以来,由于家庭叠遭不幸事故,加以自党对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缄默,不敢有所献议,诚恐言或失当,于公于私都无好处。本年三月间在京得有机缘同统战部及救国会诸友畅谈之后,相与澄清了一些历史上的问题,复蒙我公召见恳谈,猥承勉励,精神为之一奋,私衷自矢,今后对党对社会主义,更应竭忠尽虑,以图报答。适值党大力号召放鸣,广开言路,我鉴于官僚主义相当普遍,激于爱党爱国之情,感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顾虑,放胆为言,殊不料由于对政策的体会不够,对社会的观察不周,所发生的客观效果徒加了党和政府的困难,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此虽非始愿所及,但后果责任理应由我来负。以惟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惟恐天下不乱之诮,我不仅愧对党国,愧对我公,抑且愧对自己。我将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作一书面检查,以冀弥补损失于万一。但若强我承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右派人物,则违心之言,我所不为。恐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也无裨益也。
承您关怀备至,我当此疑难,心怀又不免向往您处。诚知您正在开人民代表大会,原无暇晷处理琐事,但向日之葵,仍期一照,不知可否由您斟酌通知上海市委或正在京参加人代会的刘述周部长,由此间负责同志约我面谈,指示对我的要求,使我能够认识问题的所在,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做好书面检查,纠正不良影响,同时不强我作言不由衷之论。如果您认为我当面聆教更为妥当,我也可随时入京趋谒。
我的长儿长期患精神病于上海医院,幼儿初患精神病于南京医院,长女神经曾受刺激在家修养,而爱人则于去年三月中旬逝世,我个人也有血压嫌高及风湿痛之病,自顾孑然一身,原无所求。如能以残余年华追随党及毛主席和我公,作一砖一瓦之用,而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诚衷心所祝,殊不愿抑郁困死,徒负您临别相期的至意。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诸希谅察。谨致
最敬仰的敬礼! 王造时上
就像我们可以“预报”准确昨天的天气一样,我们充当事后诸葛亮可以判断周恩来决不会给他回信,相反,倒会去问一问他信上所说的“刘述周部长”:“王造时这棵大毒草锄得怎么样了?”
可怜的著作等身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成了被人奚落为“检讨”等身的 “检讨博士”。最终死于上海第一看守所。
当七君子住国民党的监狱的时候,宋庆龄去解救他们,神气十足地斥责庭长道:“我们有事要找院长,他为什么不见?就是蒋,我要见,他也不敢不见。你们的院长为什么不出来?”
王造时被释放出国民党的监狱时,带着他在狱中翻译出的他老师拉斯基的名著《国家的理论与实际》一书。
当他住共产党的监狱的时候,宋庆龄哑吧了。他至死也未被释放,死时还带着手铐一副。
倒是周恩来总理 “有情有义”,《沉重的1957》写道:“一份关于王造时病危的报告,终于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
“人民的好总理马上打来了长途电话,要求尽力抢救王造时先生。王造时被送往上海瑞金医院抢救……
“然而,王造时此刻已危在旦夕,气息奄奄,带着手铐躺在病床上。听说周总理打来电话,他胡须邋遢的嘴角漾起笑意。”(第79-80页)三天后他死了。
他的小女儿王海容,因不与父亲划清界限,也划了右派,刚在医院动了乳房癌大手术,现拖着沉重病体边哭边奔,赶往上海龙华火葬场。
说了半天,还没说王造时的右派言论是什么呢!
1957年3月20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上,载有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放毒”,题目是“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还配发了他发言时笑容可掬的照片。他说: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
这就是他 获得“自比魏征,向党进攻”的罪名的根据。
上层如此,至于下面是如何实施
“引蛇出洞”的?可以从中国著名学者吴宓与好友张紫葛教授在反右前后的言谈遭遇中,观一斑而知全豹:吴宓谈到这次大鸣大放,问张:“其旨意你有省悟否?”
张说:“看不出什么言外之意。”
“伤哉!”吴叹息,“你简直利禄在心而思虑俱蔽。这也看不到?古人说过又说过:言甘而币厚,其必叵测。今要开门整风,下一纸文,表一下态就够了,何用如此盛词大噪,千呼万唤,言之恳恳,促之谆谆。而其鼓动对象,厥为民主党派与知识份子。……。毛公将有事于天下书生矣!”
张惶恐问计,吴沉吟久之,说:“惟有三缄其口。”迟疑一会儿又说:“当然,不发言也不是万全之策。被秦始皇坑掉的数百儒生,谁出过一言半语呢?”
张以为,拒绝发言,只怕办不到。
吴说:“正是,有这么一个逻辑,不发言,不表态,就是抵触,就是对党离心离德。那么,反正你牢记,万一要发言,只能歌功颂德。”又说:“歌功颂德也不一定免祸。君不见,颂明太祖‘光天化日’、‘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者,竟被论为讥讽朱元璋做和尚,刺光头,乃是‘为世作贼’!”
张大为烦恼,说:“你向来运筹进退,步伐周扎,果断肯定。怎么今天这么上下两可之词?“
吴两掌拍膝:“情势使然也!我再高明,也只是塘中之鱼,但能察知在投饵张罟,却无法料定网究竟有多大。网小,但网趋饵之鱼:网大,则不趋食香饵者亦将难免。设或竟是拦河
网,则全塘水族将无遗类。所以,问题要看网有多大,设或你刚刚处于网缘,还可望三缄其口或歌功颂德而幸存。设或你处于网内,那就在劫难逃了。”
1957年5月初,院长胡光和党委书记刘佑东一再到张紫葛办公室和宿舍拜访他,动员他在鸣放会上发言。“你是有影响的教授,务请和我们合作,带头把鸣放搞起来!”
他仍未发言。刘佑东邀他到他家吃茶、密谈。“你太不够朋友,鸣放会上一言不发。”
张说:“我确实对你们非常满意,没有任何意见,总不能地无病呻吟嘛!”
刘痛心疾首:“什么话!毛主席说过,只有两种人没有缺点,没错误,一个是没出生的人,一个是死人。你咒我们是死人?!你要知道,如果鸣放搞不起来,我这党委书记就得垮台。你哪怕胡乱捏造,指着我们鼻子臭骂一顿,也是帮我的大忙,我也会无限感激你的。”
张无奈,在当晚的座谈会上说了十来分钟,全是歌功颂德。而第二天出版的院刊《鸣放每日刊》上所载他的发言记录却颠而倒之。他的原话是:“我认为党群之间没有鸿沟”,记录改为“大有鸿沟”。原话:“我认为院党委办大学很在行”颠倒为“很不在行”等等。通篇无一句不如此。张气得不行,去找刘书记。谁知他倒
打一耙:“是我叫改的。像你那样说。我能下台吗?叫我动员鸣放,是提批评意见,没叫我动员表扬我们!”
1957年6月28日,西南政治学院贴出了第一批反右大字报:
“张紫葛是个口蜜腹剑的大右派!”“揪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张紫葛!”
他去问刘佑东:“凭什么把我定成右派份子?”
刘答:“我有什么办法?我是党的驯服工具。那会儿叫我动员鸣放,我就动员你鸣放,这会儿叫我划右派,我就划右派。你不当右派我当?我给你交底吧,这右派是有指标的!在市委分配指标时,各校党委书记争得面红耳赤,都诉说:我那里政治条件好,划不到这么多右派!市委书记恼了,叫:放下指标,先反掉你们的右倾思想再说!我差一点儿回不来!……总而言之,你这右派当定了,除非你是毛主席的好朋友,毛主席出来保你。”
刚开始划了右派,尚未限制人身自由。张又来到吴宓家,吴说:“估计当如此。”转而安慰道:“勿怪勿恼,在劫难逃也。这回是拉开脸了。……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既甘且美,翻手为云倡鸣放,恳请大鸣大放,帮我整风。不过两月,把脸一拉,嘿!尔等乘我
整风,猖狂进攻!发表关于内部矛盾之光辉著作,……面目全非,语言迥异,还创造了铲除毒草之六条标准云云。于是覆手为雨,掀起反右之恶浪。……尤有进者,以神州普天下之主,亲自援桴急鼓,进攻一小小之《文汇报》,且对准其中之一女兵——女记者浦熙修,声嘶力竭,冲锋陷阵。……我举此数端,意在提醒你:在劫难逃者多矣。汝罹此难,万非汝之德行有亏,举措失当。既无愧于心,就不用戚戚于怀。天降奇祸,复何言哉!且而,我已再四演算,汝虽有不测之祸,却是绝无性命之忧!”
说罢,叫他“赶快离去,善自保重。”握手时又叮嘱说:“处今之时,惟有达人知命,听之任之。养浩然之气,存万全之躯。切切不可忧伤愤激,自暴自弃。否则,古有贾谊,今有李源澄!老李气愤填膺,已经疯了!”(李是历史学教授,已划右派)(详见《心香泪酒祭吴宓》页326-330。)
我等后知后觉,当时只是毛说的“有人说这是阴谋”中的“有人”之一,身经了反右的整个过程,今昔对比又看到如许“出土文物”,方始对其阴谋的认识由直感到达论证。吴、张的见证,既对毛的
“阳谋说”予以揭穿:又对
“变卦说”(指李维汉等人认为毛反右不是原定主意,而是中途变卦的一些说法)予以指迷:知识份子在劫难逃,甚至用“该缩头时便缩头”的乌龟法也不能自保了!
钱伯城在《郑振铎1957年日记纪事》一文中说: 1959年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实际就是在党内的又一次反右派。
庐山会议前的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上海会议,直到庐山会议的神仙会,毛允许批
“左”,批评他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带来的特困局面。我来介绍一个场景:
毛泽东往日是习惯于离群索居,这次上山伊始,一反常态,频频召见众人。今晚来美庐谒见的,都是有见地的人物。周小舟在延安时期是他所赏识的秘书:李锐是水电部副部长因反对长三峡大坝上马,毛泽东、周恩来赏识其真知灼见和反潮流精神,毛要他做自己的兼职秘书:田家英从1948年就跟他当秘书,从来不肯随声附和,有时还敢跟他顶撞几番,:周惠,湖南省委书记,管粮食有成绩。毛视察湖南发现他在大跃进中没有乱来,边界农民跑湖南这边来抢粮食,所以特意要他来庐山参加会议。
37岁的田家英谈他春天带领工作组去四川农村调查的情况。在全国劳动模范罗世发的家乡,听他讲被逼说假话、放卫星的苦景。田家英学着罗的腔调说:
“水稻要亩产万斤,哪个鬼儿子哄你,只好把谷子往田里堆!”毛泽东哈哈大笑,众人也跟着笑起来。毛说: “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
‘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
“其中也有些胡思乱想,唯心主义。”此语是相当诚恳的,令人感动和吃惊。
毛接着说: “钢铁要翻番,不料搞了个 ‘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事情忘记了,本末倒置。”
“主席,钢铁元帅升帐,也使工业内部比例失调。”李锐觉得今晚气氛很投机,不妨敞开说,
“您曾经批评过斯大林单搞重工业的做法,北戴河会议一提出1070万的高指标,几千万人上山搞小高炉,用砖瓦石灰窑炼铁,报纸也是天天放卫星,结果不仅是浪费原料燃料,也打破了平衡,使真正的短线,比如电力、轻工业的生产受到影响,能源缺口、市场紧张、财政亏空……”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李锐问道: “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
“我也是受了人家影响,钱学森写文章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增产。”他的神情忽然变得非常单纯可爱,继续说:
“说58年粮食增产三成,我怀疑……”他接着谈了人的认识过程是对立统一的过程,正确的认识同错误的认识是在不断的斗争之中。他说:
“要有对立面。我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有的时候上半夜与下半夜就互相打架。”主席既然这样坦然,大家就又作了进言,如让陈云重新来主管财经,等。
“来,我们喝点茅台酒,以助谈兴。”毛泽东今晚兴致颇高毛饮一杯,抿抿嘴,说道:
“58年的毛病,主要出在综合平衡上……。六亿五千万人的衣食住行没有安排好,出了一点乱子。我是始作俑者喽!怪不得下面工作的同志。”
“是的!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周小舟像是被茅台酒壮了胆,横档里插进这一句。
“嚓”,毛泽东擦着火柴,燃起一支 “熊猫”。继续说:
“我40岁以前肝火旺,总觉得真理在自己手里,现在也还有肝火。呐,在江西苏区的时候,有一次对胞弟毛泽覃发脾气,或许是要伸手打人吧,毛泽覃说:
‘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 ”
众人哄堂大笑,毛泽东更是笑声震耳,继而又海阔天空,谈了一起。
他们乘着酒兴,只管直通通地冲着今夜极温和的毛泽东放炮: “58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大发展的一年, ‘以钢为纲’ ‘三大元帅’,这些口号不科学!”
“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嘛!”毛泽东说。众人又说,这次会议有压力,恐怕都是说半句、吞半句。
“哎——”毛把大巴掌在空中一摆:
“不要有压力。我在上海会议说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职,怕没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岳飞就是杀头才出名的嘛。王熙凤说,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言者无罪嘛。转告大家,也不要那么沉重。去年是几件事压在一起了。郑州会议后,我开始右倾。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在肯定成绩伟大的前提下,中央愿意听取各种意见……’(参见《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第182页)
其气氛、其话语,跟反右派前夕简直是一模一样:其后果,仍然是一模一样:这些人都成为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成员,把 “六怕”不同程度地
落实在每个人身上。
毛在8月11日下午的大会上讲道:
“180度转变,我是蝙蝠,开头属你们俱乐部,23日怎么转变了?三番四复要求民主,很同情。每个支部都不要压迫民主,放臭屁,通通放,让大家讲话,……对俱乐部同志也(!)讲硬着头皮顶住,还有什么屁要放?听说还有十大纲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32页)
所谓 “也(!)讲硬着头皮顶住”的 “也”,是指他在两年前 “也”曾经这样对付过右派,这是年长的知识份子耳熟能详的。当时毛说:
“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痛吗?要硬着头皮顶住。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覆,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0页)什么
“加以批评”?是叫你 “家破人亡”!
盖棺论定:毛泽东是阴谋的化身。他不仅对敌人,对路人,对一般朋友,即便是对亲密的战友,也无不耍阴谋诡计。仍仅以 “引蛇出洞”这一阴谋品种为例, 加以论列
毛对彭德怀的迫害,已为众所周知,但对彭也施行过“引蛇出洞”的毒招,却是大多数人所不知底里的。
《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第313页:四月,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会上毛推荐大家看《海瑞传》,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皇帝。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藉,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 “希望同志们敢于提出各种不同意见”, “有些同志报喜不报忧,不把真实情况反映上来。”
“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他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说 “嘉靖”是
“家家皆净也”,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奏疏里。以后被关进监狱。有一天,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是嘉靖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毛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他把<明史>送给彭德怀看了,并劝周总理也看一看。
会后,彭德怀回北京,一直到出国访问,大约半个多月时间里,案头总放着一本《明史:海瑞传》。
据五十年代后期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梅白会回忆:会前,我去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便问我: “你认不认识海瑞?”又说:
“我希望中国多出几个海瑞。”我问: “是不是 ‘钓鱼’?”他说: “不是。”第二天,在会上讲了海瑞……会后,毛泽东讲了希望党内多出海瑞式的人,毛泽东又问我:
“今天讲海瑞反应如何?”我说:
“有突如其来之感。你先打了招呼,我不感突然。会有海瑞的,出了海瑞时,请主席沉住气。”(转引自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上册第342页)
《黄克诚自述》:
“毛泽东的策略也很高明,是引蛇出洞。上海会议上提倡海瑞精神,庐山会议前,彭德怀本不想参加,已经请假,毛亲自打电话要彭参加。在庐山上,毛和几个秀才谈话装出一个虚怀若谷的样子,以至周小舟劝彭德怀写信,终于钓出了一条大鱼。事后毛又说:
‘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 ‘现在是右派海瑞。’他说彭德怀 ‘到处散布别人都不行,只有他自己是海瑞’。”(第349页)
生活在他身边的李志绥就近观察到:
“毛熟读中国历史,深晓宫廷斗争中夺权倾压……毛认为他的朝廷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人更是玩弄权术的高手……因此毛这次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和先前1957年他用所谓
‘引蛇出洞’法,鼓励知识份子批评党、替共产党整风一样,都是他惯用的策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285页)仍是用同一方法,在下面抓了几百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现代海瑞们下场凄惨,毛对他们毫不留情。”(同上,第286页)
我们再来对以下的毛的反覆呈现性,加以观察: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开始于神仙会,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于大鸣大放,何其相似乃尔!凭空捏造出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要他们交代,反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这与凭空捏造出章罗联盟冤案的做法又是如出一辙。巧中之巧,由神仙会到反右倾是抓住什么战机、借题发挥的呢?是抓住一封信。这和大鸣大放转入反右派抓住一封信,借题发挥,在人民日报上装腔作势发出嚎叫:
“这是为什么?”(社论)又是不谋而合(实质是同(阴)谋而合)。毛说: “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与瞪眼说瞎话,编造右派进攻的形势
“黑云压城城欲摧”,从神似上讲,近乎字字相印。斗争对像彭德怀代表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向危害国家、民族、人民的错误以至罪恶作斗争,是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右派也和。彭一样,代表民意、得民心。毛为扫除彭广泛的社会基础,将反右倾引向下层,又抓出数以百万计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做法与反右一样,抄袭了反右用的
“引蛇出洞”的阴谋诡计。 请看<鸿>书中所描写的真情实景:
“四川省负责人开完庐山会议后,带着印有彭德怀在庐山发言的文件回到成都。文件发到17级以上干部,要他们对彭的观点表态。(划右倾却不限于17级以上)
“我父亲已从李省长处听到了一些庐山会议的争论。在他参加的
‘考试’会上,他对彭德怀的信作了一些含糊的评论。回家后,他做了一件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暗示我母亲这是一个又一次’引蛇出洞’的圈套……。
“在母亲的 ‘考试’会上,她很惊讶地发现其他许多人似乎都已听到风声。一半以上的同事对彭德怀的信表示愤慨,说他对毛的政策批评是 ‘颠倒是非’。”(第170页)
“成都市粮食局长和邮政局长曾是彭德怀部下老红军,两人都说同意他们德高望重的老司令员之观点,他们还加上自己在农村的经验来支持彭的意见。我母亲担忧这些老红军知不知道这是个陷阱,如果知道,他们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真是英雄!……支持彭的老红军被扣上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解除职务,下放体力劳动。
“由于许多共产党干部同意彭德怀的观点,清洗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再次撼动全党上下。这次的教训是:不准对毛泽东提任何批评和意见——_即使明显是他的错误。干部们都看到:不管你的职位有多高,也不说你过去的功劳有多大,只要触犯了毛泽东,一夜之间就沦为阶下囚……。”(第171页)这里所说的
“教训”是极端消极的,迥异于我说的 “教训”,但,这的的确确是大多数人,甚至于是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教训。唯其如此,人才能昧着良心颠倒是非,如:
“一半以上的同事对彭德怀的信表示愤慨,说他对毛的政策批评是
‘颠倒是非’。”到底是谁在颠倒是非呀?同样,反右时,左派愤慨得几乎要得脑溢血,脑浆崩裂而亡,这都该归咎于右派 “颠倒是非”,才激起左派的
“义愤填膺”也唯其如此,多亏这些媚毛左派,毛泽东才能屡屡得逞,中华民族才能灾难深重——_共产党自己起的名字叫做: “浩劫”
毛本人对此等事作何反应呢?他在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书写的批语中说: “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 ‘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
‘专横独断’ 不给你们 ‘自由’和 ‘民主’,又是 ‘好大喜功’, ‘偏听偏信’,又是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又是 ‘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
‘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 ‘骗’了你们,把你们 ‘当大鱼钓出来’……”(<庐山会议实录>第272页)毛又在8月11日讲道:
“我他们不爱,给他们自由,让放出毒素。你讲我阴谋就阴谋,大鱼小鱼一起钓,特别钓吃人鲨鱼。”(同上,第331页)
当他今日讲成 “你讲我阴谋就阴谋”的时候,这总算是水落石出了。人们不禁要问:”当初你为什么要耍无赖,说成
‘我们说,这是阳谋’呢?生造一个词头就能改变了问题的实质吗?”
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谨慎地“不逾矩”起见,笔者今晨特意浏览了一下大陆最大和最“喉舌”的两个新闻网站。新浪网首页竟无一条有关七七事变的新闻,偶从一周网评栏中发现了排名第五的《卢沟桥老红军与学生纪念七七事变70周年》,可见网友们对此还是耿耿于怀。只是“卢沟桥老红军”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共产党打响了七七事变中的第一枪”一说。
新华网的《七七事变70周年,为了正义与和平的纪念》也正巧排在第五号新闻,落于“天天见”的出席、讲话和出台之类的后面倒也不足为奇,没想到会凋零于“某市拥护中央开除某死者的党籍”笑话新闻之外,形式上与两年前大张旗鼓的卢沟桥纪念有霄壤之别,题目中还突出了和平的愿望,更与前反日高潮时鼓吹的“中日年底前必有一战”大相迳庭。
外界常对独裁者金正日的行踪诡密感到好奇,中共专制统治者的言行一样令人琢磨不透。七七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在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并取得最终胜利,国民党也有功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本来是中共与国民党谈台湾和平统一的最佳主题,国民党目前虽然在野,但台湾是民主体制,迟早还会重新执政。与其在世界各国撒钱封杀台湾,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寒心,还不如一起叙旧暖心,然而前提是必须讲真话。
说中共不迷信数字是假,北京奥运开幕式还故意选在08年8月8日8点8分,07年7月7日70周年的纪念肯定使两岸同胞更加印象深刻。况且历史纪念并不妨碍中日领袖在近期努力修补的友好关系,法国举办过二战胜利世界性的纪念,丝毫没有动摇过法德轴心关系。如果说可能引发反日愤青的不理智行为而影响到中共十七大布局,这已属中共暗箱作业范畴,外人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知道的是,反日愤青的产生是因为信息偏颇和事实歪曲造成的。
以拙劣的谎言来反驳他人谎言,有点如负负得正的公式,等于是为别人的谎言提供论据。中共坚持所谓的“抗日的中流砥柱”,日本方面有颇为公平的评价,中共打了一场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战争。1937年秋,毛泽东传达中共在抗战中应该采取的策略要点之一是:
中日战争,为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而“牵制了日军的60%的兵力”更是强词夺理,中共无意比较抗日期间两党的战绩和牺牲来作评判,老鼠也偷吃日军的粮食,难道它们牵制了日军的100%的兵力?难怪日本极右翼肆无忌惮,连“南京大屠杀”也想否定。历史已是客观存在的,挑选或误导最后还是适得其反,中共过去营造神一般的“英雄们”,今天反而成了大陆网民的恶搞对像。
公开历史档案,还给人们尽量全面的真相,是最具价值的纪念活动,而举办掺假的、隆重无比的纪念简直是对先烈和历史的亵渎。去年中共就为开放历史档案“打过雷”,反右、文革、六四等由中共直接犯下的罪恶暂且不管,连一直沾沾自喜的抗美援朝历史也是一块藏头露尾的自留地。
其实公开二战历史档案对中共无疑是优大于弊,完全可以说是瑕不掩瑜。笔者相信,七七事变后,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员曾经积极投入抗日,投降日军的共产党员寥寥无几,中共能从3万人的军队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数百万,也间接证明了中共抗日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而其中的瑕只不过是极个别中共最高领导的私心杂念而已(幸好还未临阵投敌),而且其大部份厚颜无耻的讲话已在海外公开,通过互联网技术,在大陆广泛传播只是时间问题,中共若不及时主动地翻开这一页,恐怕还得长期治理中(共)日友好(污染)源远流长后的无妄之灾。@
7月7日于巴黎
今年是适逢芦沟桥事变七十周年,在将中国历史篡改的面目全非的中共覆灭前夕,是应该还原一下张将军的真实形象了。
在中华五千年的神传文化中,有“兵争天下、王者治国”之理,每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都有武灵下世助其打江山,创造一系列神传文化中千古流传的佳话,有智勇双全、有荡气回肠、有悲呛壮烈,不一而论。人们茶余饭后谈起这些武灵,都好象唤起了心灵深处的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一下子仿佛自己正亲身驰骋在疆场。也许,在那世世代代的轮回转世中,你就是那当年著名的大将、勇者,一世的智勇、大胜、凯旋、壮烈成仁换来后世代代相随的潜意识、显意识有意无意的回味,有意无意的骄傲,有意无意的自豪,有意无意的觉得自己真的堂堂正正的很是个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立足的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张灵甫将军就是一个武灵下世,一个堂堂正正的钟爱中华神传文化的中国人。就象每一个天上的武灵下世后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喜欢中国古代的中华神传文化一样,武灵张灵甫也不例外,那就是极其嗜好古代的历史、兵书战策及书法。
1903年,张灵甫(原名钟麟)降生于陕西西安东乡大东村的一户农家。家境不错的张父望子成龙,早早就将张灵甫送入私塾,接受中华正统文化的熏陶。张灵甫从小就对史书有浓厚的兴趣,常常是手不释卷,读起来通宵达旦,多年以后,妻子王玉玲问起张灵甫为什么这么嗜好读书,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一天不读书就难受。” 除了读书,张灵甫还被古人的书法深深的吸引,刻苦临摹古人的书法,早早就显露出书法方面的天赋,在长安中学读书的时候,张灵甫一有空闲就带上纸笔去文庙临摹,加之勤奋努力,技艺大增。他的字很快闻名全校,学校专门为他举办书法展,观者如云。一日,被称为中国近代五百年草书第一人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应邀参加长安中学的书法展,张灵甫在于老面前一口气写下了五个条幅,于老见了赞不绝口,连连道:“奇才,奇才,后生可畏!”
张灵甫爱好历史,喜欢一同谈古道今,指点江山。1923年中学毕业后,他回家乡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后张灵甫不甘身处穷乡僻壤,有志难伸,遂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成为这所名牌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如果不是生于乱世,中国肯定会多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书法家。
张灵甫在历史系完成一年学业后,由于张家虽然家境不俗,但北京大学昂贵的学费使张父无法再负担,而使张灵甫不得不中断学业。那时,从军成风,张灵甫遂顺水推舟,投笔从戎,先到河南开封加入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军官训练团,后有幸再遇到军队做报告的于右任先生,在于右任的推荐下,张灵甫投考黄埔军校,顺利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入伍生总队,修步科。张灵甫一心报国,不久即因信仰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而在戴季陶、王柏龄的引荐下加入了国民党。
军校毕业后,张灵甫参加北伐,在北伐军第21师,从最基层的步兵排见习官做起,不久见习合格即升任排长,他的战争生涯,就此起步。从一开始的战斗生涯中,张灵甫就表现的积极勇敢,打仗不要命,经常身先士卒带兵冲锋。他的这些特点为他以后在军中的一系列的提升提供了契机。北伐结束后,各路北伐军开始整军缩编。张灵甫调任第1师第2旅第6团1营2连连长。在这个当时有“天下第一师”之称的部队中,张灵甫开始崭露头角。随后第1师参加了蒋桂之战,督师讨伐冯玉祥,蒋桂冯阎中原大战,张灵甫率领他的连队在战火中经受了实战考验,自己的作战理论、经验也得到了升华。在胡宗南升任第1师师长后,张灵甫被提升为第3营少校营长。此时冯阎西北军正在发动中原大战中一次著名的猛烈炮战,第3营的官兵们正被前所未见的猛烈炮火炸得头晕目眩,士兵们战战兢兢地隐蔽在掩体中。张灵甫新官上任,一抵达阵地就发现营里官兵士气不振,就狠狠地为部下打气道:“我等应努力奋勇作战,坚定必胜信心,发扬黄埔革命精神,打胜这仗。”炮弹在连排长们的头顶上呼啸着,炸开的弹片和着冲天的泥土乱飞。张灵甫不为所动,镇定自若,使军心一下子稳定了下来,人人有了底气。连排长们对这个从原第2连连长升上来的新营长并不陌生,张灵甫在战场上的拼命作风和对部下严厉的要求,早就令他们心生敬畏,在这个时候,谁也不敢在他面前露怯言退。张灵甫的部下后来回忆时也毫不掩饰对老上司冷峻镇定的军人气质表示的崇拜之情。 第1师在中原大战时打出了名气,成为蒋介石部队中名符其实的王牌师!
1932年,已是团长的张灵甫率部至鄂豫皖区进剿烧杀抢劫、无恶不做的红军,于六安、苏家埠突破红军防线,将红军击溃,获蒋介石和胡宗南赞赏。在随后的麻城、黄陂战斗中,充当先锋的张团勇猛的进攻红7师和红20师阵地,一天就完成突破,张团一路追击,红军被杀的大败,一名师政委被击毙,一名军长重伤,团、营、连干部被俘若干,胡宗南连夸张灵甫是“黄埔英才,革命猛将”。不久,张灵甫又以一团之众,突破红军主力对卫立煌军部的包围,救出卫立煌。同年冬,在漫川关之战中,为关闭红军逃窜之路,率部与红34 团、219团血战,获相当战果。后在入川追剿红4方面军中,张灵甫部在广元被红军人海战术围困、攻击,张率部队临危不惧,顽强反攻,杀出重围,突围而去。后因上马时腿受伤到西安休养,腿好后驻扎广元。期间,红军为策反张灵甫部,派间谍吴海兰主动接触张灵甫,张灵甫当时曾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老家娶有一妻,但吴海兰自然不再意这些,不久二人结婚。1935年的春节,张灵甫携吴海兰回长安老家,忽然发现皮包里的几份重要军事文件不知去向,张灵甫顿时焦虑万分,追问吴海兰,吴海兰死不开口,张灵甫本来就对烧杀抢劫的共匪深恶痛绝,此时见吴海兰如此对待自己的询问,知是吴干的,取不回文件,张灵甫无法担当责任,一股怒气涌上心头,掏出手枪打死了吴海兰。
国军团长枪杀娇妻的消息很快暴光,舆论哗然,虽然他的老上司、国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一再偏袒自己的爱将,言吴海兰是间谍,但舆论不干,张灵甫自知罪责难逃,不想让上司为难,主动表示去南京投案自首,后被关于南京老虎桥模范军人监狱,暂时中断了军旅生涯。
十年以后,张灵甫与王玉玲女士结婚,当王玉玲问起当年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张灵甫说:“她拿了我的东西。”
张灵甫在监狱中,没有忘记自己对书法的爱好,笔润不少,作品颇多,当年南京城里有许多的招牌都出自张灵甫的手笔。
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国防军事委员会发布特赦令:全面抗战不可避免,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凡服刑国军官兵,一律释放,回原部队戴罪立功。当时,国民政府在汉口组建了一支新军──第74军,军长为俞济时,下辖王耀武的第51师和俞济时自兼师长的第58师。师长王耀武知张灵甫是一员战场经验极其丰富的不可多得的悍将,遂要求在张灵甫被释放后出任自己属下的第305团团长。张灵甫上任后,率部紧急奔赴淞沪战场。在著名的罗店战役中,张灵甫以勇猛果断,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军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后他率领该团又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军800多人,取得了显著战果,受上级表扬。后日军自华北及国内来援的增援部队在杭州湾登陆,包抄国军的后方,国军濒临险境,开始全线撤退,但此时从杭州湾登陆的日军最著名的久留米师团(第18师团)已经向望亭(137号大桥)扑来,未来得及撤退的国军面临退路被切断的危险,率先发现这一险境的张灵甫未来得及请示王耀武,即率领全团在137号大桥阻击日军,与第18师团大战三天,给日军重大杀伤,直到后退的国军脱离危险,才率领剩余官兵退出战场。
就是这个日军最著名的第18师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于1942年初进攻马来西亚,以伤亡一百多人的微小代价,竟使英军十五万人投降,成为当时盟军战场的一大奇闻。张灵甫仅以一团之众就使其在望亭三天不能越雷池一步,对国军从淞沪战场安全撤退功不可没,真属一员悍将。第18师团后进攻缅甸,一直攻到中国云南境内的惠通桥,直到1944年底才被著名的全副美械装备的中国远征军---孙立人的新1军及廖耀湘的新6军彻底消灭。
从淞沪战场撤退后,张灵甫随第74军守卫南京,率领第305团在淳化一线阻击日军第18师团,战斗中,张灵甫负伤仍坚持指挥,完成阻击任务后,奉王耀武命令向雨花台一线转移。这时,日军集中主力猛攻拱卫南京的两个制高点紫金山和雨花台,守军分别为德式师精锐——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和孙元良的第88师,这两只国军精锐经过淞沪会战的严重损耗,老兵已不足30%,但即使是在战斗力大大下降的情况下仍拼死抵抗。日军见一时攻不动德式师的阵地,又向雨花台左侧的水西门、华严村、毛官渡发起猛攻,守在这里的74军王耀武师将两个旅分别布置在城墙外和城墙上,凭借简陋的防御阵地顽强抗击,寸步不让。张灵甫305团的主力位置正在华严村。在山呼海啸般的喊杀声中,村里村外,天昏地暗,始建于南朝梁代的华严寺竟一时间毁于战火。日军如钱塘江潮一波接一波涌过来,张灵甫率305团拼死抵抗,使日军的进攻一次次受挫,使华严村成为中华门前的一道坚强屏障。以后,随着88师两个少将旅长朱赤少、高致嵩的阵亡,雨花台阵地终于失守,与此同时,紫金山上的枪声和喊杀声也逐渐停息,日军狂涛般地冲上了这两个南京城外最重要的制高点。随后,居高临下的日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围攻孤城,日军一批又一批地猛扑过来,中华门、光华门等几处城门危在旦夕。张灵甫305团的侧翼猝然暴露在日军射程之下,遭致敌两面夹攻。不久,日军突破国军精锐88师的防线,突入了南京城内。危急时刻,王耀武下令全线撤退,张灵甫率部突围至江边,幸运地乘临时扎的木排渡过长江,顺利脱险。南京保卫战之后,张灵甫因在淞沪及南京作战有功,被提升为153旅副旅长兼305团团长。
在1938年10月的武汉保卫战中,74军参加著名的万家岭战役,与友军合作歼灭了松浦淳六郎中将率领的日军第106师团。战役中,74军第51师奉命攻占张古山,堵死第106师团的退路。王耀武观察地形发现,该山易守难攻,却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必须夺占,但势必伤亡巨大。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众人认为张古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张灵甫精通古代战史,一计跃上心头,道:“各位都看过《三国演义》,魏国大将邓艾为攻取成都,出蜀将之不意,带精兵暗渡阴平,飞越摩天岭,一举攻克了江油、涪城和成都。我们也可仿此战例,大军从正面进攻的同时,再挑选一批精兵强将,从人迹罕至的张古山背面进行偷袭,以收两面夹攻之效。”之后,张灵甫亲自带领精兵上阵,很快占领该山。因此阵地对日军突围至关重要,松浦淳六郎率重兵配以飞机重炮攻击,张灵甫身中弹片多处仍率部死战,与日军白刃格斗,反复争夺,经五昼夜激战,终于牢牢控制该阵地。这个争夺战,日军仅遗留在张灵甫所部阵地前的尸体就达四千多具!可以说,没有张古山争夺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万家岭大捷。此役,74军一战成名,从此成为国军主力之一,而张灵甫也因此获国民党云氅勋章,升任153旅旅长。
抗战时期74军的军歌是:“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他,强占我们国土,残杀妇女儿童。我们保卫过京沪,大战过开封,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我们是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1938年年底,第74军驻扎在长沙,在著名的长沙大火中,74军帮助百姓在灰烬中重建家园,张灵甫更是亲自率队伍帮助百姓。
1939年3月,日军发起南昌会战,南昌是江西的首府,位于九江以南,紧邻浙赣铁路,系第九战区重要战略基地之一,对日军从芜湖至武汉的防线和水路构成严重威胁。武汉会战时,日军就奉有攻略南昌之任务,只因在南浔路方面遭到顽强阻击,其第106师团几乎被全歼,所以未能完成任务。为解除国军对自己的威胁,切断浙赣路、占领南昌机场,日军大本营于1939年2月决定:集结第6、第33、第34、第101、第106、第116等六个步兵师团、重炮四个半联队、战车一个半联队以及海军、空军一部于3月中旬再次进攻南昌。3月17日拂晓,日军发起全线进攻。三天后,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亲自指挥,一改以前分散使用炮兵、装甲兵的习惯,集中两百门大炮和相当于一个装甲师规模的机械化部队猛攻一点,当天夜晚便突破修水,长驱直入。一点突破,全线被动,除涂家埠坚持了一周以外,国军各部由于日军集团火力攻击太猛烈而反应不及,一天之内连失永修、安义、奉新三城,致使日军前锋一口气冲到南昌近郊,南昌危在旦夕。薛岳坚决反攻,使出最后的杀手剑,动用战区直属部队第74军,紧急驰援,以确保高安要点,屏障南昌左翼。物产丰饶的高安,位于锦江北岸,四周为丘陵,距离南昌约六十公里,是赣北连接湖南的一个重要支点。51师风雨兼程赶往前线,经急行军,张灵甫的153旅抢在日军前面赶到祥符观。不久,日军就向祥符观发起猛攻,激战中,张灵甫右腿中炮弹负重伤,被紧急送往桂林的陆军总医院治疗。1939年6月,王耀武升任第74军军长, 张灵甫升任第58师副师长。
1940年,长沙会战拉开序幕, 张灵甫协助师长指挥作战,以地雷、陷阱、白刃格斗消耗日军有生力量。战况最激烈时,前沿指挥官压力太大,快顶不住了,张灵甫一面严令死守,一面为鼓舞士气而单枪匹马赴第一线督战。第58师终于以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将日军的一连串的猛攻击碎。
1941年春,国军与侵华日军展开江西上高会战,日军之第33师团被击破,伤亡惨重。第34师团及独立第20混成旅团被歼约十分之七,国军总计毙伤日军一万五千余人。战后,侵华日军主力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被以指挥无能为由撤职,改由阿南惟几中将接任。
此次战役被何应钦称之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此役中“74军战斗力量坚强”(罗卓英3月29日致蒋介石电)。据国军战史记载:“中路日军第34师团22日集中万余兵力,在飞机掩护下猛攻74军阵地,74军拼死力拒,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战后,第74军因战功显赫,荣获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和军队最高荣誉“飞虎旗”,被誉为“抗日铁军”。
会战中,张灵甫率部坚守云头山,在日军铺天盖地的进攻中死战不退,激战中,张灵甫腿部被炸断,蒋介石派飞机将他送往香港,请英国著名外科专家克雷斯特尔为他诊治。手术后不久,张灵甫在报上看到有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的新规定,不顾英国医生再治疗一月可以痊愈的劝阻,说军命不可违,军人死不足惜,何惜一足,伤未愈提前归队,从此留下残疾,走起路一跛一拐,被称为“跛腿将军”。
此役张灵甫代师长因表现优异,于当年冬天升任第58师师长。不久,张灵甫将军经蒋介石特批,进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学习,成为甲级将官班唯一的一名少将学员。
1943年11月,日军进攻湖南重镇常德。张灵甫率58师,首战赤松山,经一天一夜激战,抵住了日军的攻势。当晚,月黑风高,张灵甫判断白天受挫的日军可能偷营劫寨,于是秘密设伏。半夜里,日军一个联队果然从羊角山左侧偷偷摸来。58师伏兵四起,一阵乱枪扫射,将这股日军全部歼灭。之后,张灵甫亲率突击队救援常德守军74军余成万之57师,作战异常凶猛,迫使日军占领常德城后很快退出,为收复常德立下战功。
到1944年长衡会战结束,张灵甫已是抗日铁军74军少将副军长了。这时,他也收获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份爱情, 经74军同僚的一再介绍催促,和比他小25岁的第三任妻子王玉龄相识相恋。
从1944年下半年起,国军编组成四个方面军,王耀武升任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长官,统辖第73、第74、第100军。按照当时中美双方的协定,美国帮助国军刚刚完成了36个步兵师的装备改造和军官训练工作,第四方面军全部换上了美式装备,从此,第74军的战斗力更加强大,成为国军的最精锐部队之一。
1945年3月,鉴于中美空军混合大队不断轰炸日本本土,处在日暮途穷的日军决意孤注一掷,挤出兵力,抽调阪西一良中将指挥的20军共计20万人马,企图攻下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的基地芷江,打通湘黔公路,侧抚重庆之背,扭转整个中国战场的颓势,其前进路线为粤汉线以西,湘黔公路两侧的雪峰山国军阵地。 5月15日,雪峰山战役爆发。
根据作战司令部拟定的战略部署,第四方面军全线陈兵于雪峰山之东麓,74军布防于绥宁、武冈、石下江、洞口地区,警戒东安、邵阳之敌;100军配置于山口、隆回,溆浦一线,严防邵东、湘乡之敌;73军设阵于安化、新化一带,注视湘乡、益阳之敌。中美混合空军大队除支援地面作战之外,还负有侦察日军动态,轰炸敌后交通枢纽及车站、仓库设施等任务。74军军长施中诚和副军长张灵甫经过缜密考虑,将各师的兵力作出部署,58师防守武冈,57师布阵江口、石下江,51师设伏铁山、天台界等几处湘黔公路的要点。
雪峰山战役开始后,58师师长蔡仁杰率部在五冈与永汪中将率领的日军第116师团恶战,国军顽强阻击,火力施展到最大幅度,使武冈成了日军的坟冈,日军遭受重大伤亡后祇得后撤。岩永汪的第116 师团裹伤携残穿行在雪峰山的时候,在铁山及天台界被74军周志道的51师痛歼,铁山变成了埋葬日军的活棺材。这时候,设在昆明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又急调第六战区的胡琏第18军投入战场,并将原在缅甸作战后为反击日军的1号作战而屯兵昆明的廖耀湘新6军由陈纳德将军的空军空运到芷江,作为战役的总预备队。阪西一良中将指挥的20军面临被国军围歼,但阪西一良并不知自己的险境,仍想击溃洞口一带的第74军李琰的57师,以打通湘黔公路,西攻芷江或东撤隆回、邵阳。之后,57师在洞口一带与日军独立混成第86旅团大战,大批日军被击毙,余者丢盔弃甲狼狈而逃,阪西一良的最后梦想终于落空。随后,国军全线出击,阪西一良的20军大败,自战役开始至结束共被各路国军毙伤达八万多人。雪峰山战役胜利结束后,张灵甫被称为“常胜将军”。战后获三等宝鼎勋章及美国金质自由奖章,并升任74军中将军长。
抗战结束后74军获极高荣誉,作为御林军守卫南京,张灵甫将军兼任南京警备司令。
就在那一年的金秋, 王玉玲女士与张灵甫将军在上海金门大饭店举行了婚礼,之后定居南京二条巷焦园一号。据说张灵甫十分留恋这个家, 曾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住上太太亲手布置的家,我好幸福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至1946年,国民政府因国家财政困难,大力消减军队及地方部队。依照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的计划,至一九四五年底,国内原有一二四军,三五四个师,三十六个独立旅,二十八个独立团,十五个独立营,裁减了三十一个军,一一一个师,二十八个独立旅,八十三个独立团,十个独立营。军事机关原有四五五○个单位,裁并了一七七九个,军事学校原有九十二个,裁并了七十个,总计原有兵员是五百九十余万人,整编后是四百三十余万人。这复员的官兵,没有一个是中共的匪军,中共的党文化课本中,从来只敢提四百三十万人,而不敢让人们知道那个五百九十万人,因为害怕让人们推测出是中共发动的内战。国民政府的计划是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以内,用集体转业、个别转业和给资遣散三种方式,再行裁汰官兵一百八十万人。国民政府的苦处是,庞大的军费开销,国家财政支付不起。第74军接受整编,复员了一万多人,缩编为“整编第74师”,
仅剩兵力三万两千人。
不想中共却趁此将被消减及遣散的军队(包括三十万关东军)收编在自己手下,全然不顾自己在抗战时期种植鸦片、购买枪炮、与日伪相互勾结、以互不侵犯为条件频频向政府军进攻、破坏抗战,因而不具备资格接收日军降区的事实,开始向政府军大举进攻,悍然发动了内战。内战其实是中共发动的,国民政府在抗战中打的精疲力竭,根本不愿再战,因此才搞了复员。如果国民政府要发动内战,兵力越多越好,搞什么复员呀?!
据新闻记者于衡在东北的回忆录中记载,国民政府最高检查署直到1947年6月28日共匪出动二十多万兵力围攻四平之后,才开始通辑毛泽东,这已经是共匪发动全面叛乱一年以后的事了。另外,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担心失去美国的经济援助,而美国正是受中共的特务头子周恩来迷惑的,如果国民政府主动开战,失去美援,那是渴望早日休养生息的国民政府官员所不愿意的。正是由于蒋介石的担心失去美援,而在被周恩来挑唆的马歇尔八上庐山之后,万般无奈的亲自下令已经攻击到哈尔滨近郊的孙立人的新1军立刻停战,避免了用武力在四平街非法阻挡国军接收的林彪匪军继四平大败后,在北满被国军精锐的一举全歼。
1945年底--1946年初,中共开始到处叛乱,阻挡破坏国军接收日军降地,国民政府忍无可忍,不得不应战。此时的张灵甫知共匪在苏北武装阻挡国民政府的接收,犯下一起又一起的滔天罪行,实在忍耐不住了。1946年7月,整编第74师在南京誓师,之后被调至苏北前线。
张灵甫率74师先后攻占被共匪非法占据的淮安、淮阴、宝应等重镇和十几座县城,声名大振。10月强攻匪军军事要地涟水,两日即穿越1百多米的淤黄河攻入城内与匪军5旅和7师激战,最后在匪军用人海战术倾巢而出从外地全力增援的情况下,才暂时后撤。同年12月, 74师再攻涟水,仅14天就击破匪军华野6师(纵)、10纵6旅、7师19旅13个团的防御,占领涟水城,歼敌数万,此役匪军华野仅第6师即死伤5000多人。
战后,共匪从苏北逃走,窜入山东。74师乘胜追击,又攻克匪军盘踞的沛 阳、新安、郊城各要点,直取临沂与蒙阴。一路兵威浩荡,使中共抢劫军望风披靡。
74师的接收临沂入城式,尽显美械装备的抗日铁军的军威,多少年后,临沂城的老人提起当年的74师仍然是激动万分,自豪感仍然荡漾在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尽管经受了中共党文化几十年的摧残,那种耳闻目睹的震撼,那种抗战胜利后看着国军战功赫赫的队伍浩浩荡荡的凯旋的民族自豪感是刻骨铭心的。
张灵甫手下败将匪军头目陈毅对74师是恨之入骨,极欲除之而后快。就在张灵甫军攻占涟水
之后,隐藏在国防部的作战次长、掌握国军调动大权的刘斐中将(直属华东共匪敌工部)便蠢 蠢欲动了。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陈毅和刘斐是配合在一起的。
刘斐利用国防部有关人员对鲁南山区地形不熟,极力促成了置重装备的张灵甫第74师于死地的作战计划:令张灵甫军由孟良崮渡汶河,攻取坦埠,受纵队司令李天霞指挥及支援。令驻汤头镇张淦纵队,向界湖担任右翼策应。令驻蒙阴黄百韬军向北桃墟担任左翼策应。
当时,共匪本来在蒙阴东北集结,企图用人海战术围攻国军右翼的第7军及整编第48师,并没有打算要围攻张灵甫的整编第74师。但是,5月11日晚,共匪收到了刘斐碾转送来的国军作战计划,这才打起了用十几万人围攻张灵甫的鬼主意。
鲁南山区尽是崎岖的山路,第74师人马拥挤,宿营、补给均极其困难。因为到处都是岩石,很难构筑工事,大炮不能灵活运动,拉拉推推,几乎变成了累赘和废物。对这种“逢山不能开路,遇水(汶河)搭不成桥”的绝境,第74师将士都有怨言。据随军国民政府官员毛森后来的回忆录说, 张灵甫当时牢骚满腹:“我是重装备部队,如在平原作战,炮火能发挥威力,陈毅二,三十万人都来打我,我也力能应付;现在迫我进入山区作战,等于牵大水牛上石头山。有人跟我过不去,一定要我死,我就死给他们看吧!”
张灵甫虽然当时不知道刘斐是直属华东共匪敌工部的间谍,但从张灵甫的话上分析也分析得出来。张灵甫提到的这个人肯定是张灵甫的上司,且是制订作战计划的人,而且张灵甫是对其无可奈何。如果是李天霞的话,张灵甫大可以向兵团司令汤恩伯反映情况,不至于如此无奈;张淦、黄百韬与张灵甫同级别,决无可能;如果是汤恩伯,从后来(请看下文)汤恩伯询问国防部的情况看,也是不可能;如果是顾祝同,从后来(请看下文)顾祝同回应汤恩伯的话来看,也不可能;从后来刘斐回应汤恩伯的询问情况(见下文)来看,刘斐到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此重大军情,关系到国军主力74师生死存亡,主席少休息一会又有何妨,刘斐是故意拖延;如果制订出的作战计划不是出自于刘斐,则谁出的主意谁负主要责任,刘斐又哪敢不紧急通报主席及负责人呢,因此制订如此杀人计划的主谋当是刘斐,刘斐是心中有鬼,非使计划实施不可。综上所述,张灵甫指出的这个要要他命的上司,自然就是制订如此杀人计划的中共间谍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
共匪为了掩盖自己使用间谍的卑鄙伎俩,不惜将张灵甫描绘成一个有勇无谋、急功近利、轻敌冒进的人。其实,看当年武汉保卫战中,若不是张灵甫提议奇袭张古山,安有国军抗战时期唯一一次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万家岭大捷?想想那可是1938年,抗战刚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当张灵甫出奇兵取胜的时候,此前中国有几个这样有谋的军官?张灵甫又身中七处弹片仍指挥部队击毙日军四千多人于阵地前,此前中国又有哪个将军有这样的辉煌的战绩?因此张灵甫实是当时第一位有勇有谋战绩出类拔萃的军官。从张灵甫进入鲁南山区后,对国防部作战计划多出怨言来看,战场经验丰富的张灵甫根本不愿意将重装备的74师投入山区作战,对自己部队参与鲁南山区作战的结局早有预料,是中共间谍刘斐断送了74师。
在孟良崮会战前的那天晚上,国民政府的一些随军官员也发现了情况不对,立即向汤恩伯总司令报告了情况:匪军陈毅部有二十万人,都隐伏在坦埠附近,汶河
水位虽然不深,但沙滩广阔,通过广阔的沙滩,非常艰苦,74师暴露在二十万敌军火力面前,太危险了。第一百军李天霞部,战斗力并不强,并且在孟良崮的西南,隔着一座大山,能否支援的上令人怀疑。张淦纵队主力在汤头镇,距离74师也有七八十里,又有河流山崖阻挡,如何策应的上呢。黄百韬部本来可以增援,但由蒙阴经北桃墟至垛庄的路,两旁都是高山,部队无法展开,到了垛庄之后又是山路,如令黄百韬抽出主力,蒙阴又告危险。
汤恩伯听后非常不安,立刻用电话向国防部作战厅长刘斐作了通报。但刘斐说:
“这是最高统帅的决定,命令既下,不能更改。现主席已休息,不便惊动他。”汤恩伯非常不安,又打电话向徐州的顾祝同详细报告,顾祝同的回答竟是:“作战命令直达各整编师(即有关各军部),徐州陆总及你的兵团部,只是指示照办,负责督战,明晨即开始行动,照命令行事吧!”顾祝同的不警觉,终使刘斐与陈毅的阴谋得以实施。
第二天上午,张灵甫报告说:“我军少数渡过汶河,即被共军伏击。现陈毅倾巢南下,向我两翼包抄,似有十个纵队之众,对我取包围之势,左翼一部,直趋垛庄,截断我军后路。我已命令各部队,一面应战,一面从速退回原驻地。但是大炮、马匹挤在山地、河边,敌军向我密集轰击,秩序相当混乱。”汤恩伯命令张灵甫:
“切实控制秩序,集中火力,压制敌军人海冲杀。”同时命令李天霞立即日夜兼程增援。
但李天霞部增援不力,国军丢了垛庄,终使74师在孟良崮地区陷入了二十万匪军的重围。
匪军用人海战术消耗74师弹药,用迫击炮炸破岩石,使拉大炮的千百马匹 狂奔,秩序打乱,危急时刻,张灵甫组织部队进行了顽强而严密的抗击,匪军 不惜以人海战术作代价组织了一次次冲锋,均被第74师逐次击退,共匪的尸体都堆成了山,伤亡达十万人以上,根本不是共匪掩盖的仅仅伤亡一万多人,否则怎么会使匪军头目陈毅发出“今后永远不让儿子当兵”的心惊胆寒呢?共匪可是惯用人肉做炮灰的人海战术的,死人不当回事的,二十多万人仅伤亡一万多人就能使陈毅如此的心惊肉跳,怎么可能?但即使打的如此心惊胆寒,匪军还是无法占领这仅仅方圆几公里的光秃秃的石头山。
最后,由于74师配备 的大量水冷式重机枪因长时间发射导致枪管烧红,水用光后,初时以人尿代之,后 人尿亦无所出,终于无法持续使用,构筑不起强大的火网,几近弹尽粮绝的师主力第三天开始退守主峰附近,由于人员密集,被匪军的迫击炮炸碎的岩石击成重大伤亡,四昼夜之后,第74师子弹火药、粮食和水全部都打光用光了,此时,通往74师指挥部的山谷中,共匪的尸体已经铺了7层,真是尸山血海,匪军因伤亡太大,最后连做警卫的何风山的特务团都用上了,象蚂蚁一样蜂拥到山上,最后时刻,师长张灵甫向国民政府国防部发出了最后一封杀身成仁的电报,同时手书给在南京的妻子王玉龄:
“十余万之匪,向我围攻数日,今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决定与仁杰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上报国家领袖,下对部属袍泽。老父来京,未克亲侍,希善待之,幼子希善抚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五月十六日孟良崮。”
随后,张灵甫与副师长蔡仁杰、旅长卢醒等集体自杀,时为1947年5月16日。
此时,老天震怒,原本数天来一直晴朗的孟良崮上空倏然几声霹雳,天地昏暗了,从天上降下一阵冰雹,霎那间天昏地暗,电闪雷鸣,狂风呼号,飞沙走石,暴雨、冰雹倾盆而下,武灵张灵甫的英勇壮烈,竟使天怒人怨,风云变色,草木凄悲。孟良崮的黄昏,转瞬间被罩进了一片黑幕,遍地是天地呜咽,山河咆哮!
当时天象的变化,在整编第74师幸存将领林伟年及朱夜的回忆文章<<张灵甫壮
烈千秋>>、<<孟良崮的黄昏>>两文中都有记载。五千年的中华神传文化讲天人感应,从这一点上说,后来人对张灵甫用何种方式成仁的争论可以告一段落了,
共匪版本的“击毙”谎言也可以被揭穿了,因为非壮烈成仁,非武灵下世,不可能有此天象。
沂蒙山的老乡们则传说:“74师运气不好,要是大雨早些时来,也不至于机枪打不响。”
几小时后,国军后续部队赶到,共匪来不及详细打扫战场即仓惶逃走。孟良崮
漫山遍野都是血水,据说如今山上的土石仍然都是血红的颜色,历史在继续诉说着共匪“集中优势兵力,杀戮抗日英雄部队”的罪恶。
多少年后,参加过孟良崮会战的匪军军头还对74师心有余悸:“74师太能打了,就算
是败局已定,他们也会拼命打下去,那时进攻部队的伤亡已经非常惨重,远远超过了几个74师,已经打得心惊胆寒,如果国民党的其它部队早来几个小时,可能结局就完全不同!”
此战之后,共匪元气大伤,战斗骨干几乎拼光,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败仗,仅在南麻及临淄之战中,就被国军毙伤达五万多人,进攻南麻临淄不成后,狼狈败退,被彻底赶出了沂蒙山,进入了共匪声称的“最困难,最黑暗时期。”
这年的三月,王玉龄在南京别墅里生下儿子张道宇,几十天后就接到张灵甫阵亡的消息。那一年,王玉龄十九岁。一年以后的1948年,王玉龄告别了这座花园别墅,挚母将雏,坐海轮去了台湾。当初精心构建,却仅仅住了三年的别墅,饱蕴着她的多少欢乐与痛苦。她一生的爱情生活,正如张灵甫率部攻占淮阴后,寄给她的那张在淮阴农家拍摄的昙花盛开的照片一样,就像昙花一样转眼消逝了。
到台湾以后,王玉玲作为国民政府追授陆军上将的遗孀,本来可以不用工作就可以生活,但她念自己才二十岁出头, 想走自己的路。因此,在王玉玲的亲戚--时任陆军总司令的孙立人将军的帮助下,1952年,王玉龄只身赴美。1953年,王玉龄考入美国纽约大学财会专业。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她上午做文秘工作,下午和晚上到大学听课。通过4年的苦读,王玉龄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其后,在罗斯福医院任会计2年,后在五星级饭店———朴拉沙饭店工作3年,最后在美国航空公司工作21年直到退休。 王玉玲一直想念张灵甫将军, 没有再嫁,五十多年后碾转托人寻回了将军的遗骨,安葬于上海浦东玫瑰墓园。
玫瑰墓园,由黄埔将领后代兴建,座落在上海浦东最东端的一个荒凉小镇上,许多当年叱吒风云的黄埔将领安葬其中。在玫瑰园一处草坪上立有一尊父子雕像,将军轻抚飒爽少年,微微曲臂遥指远方,那是根据抗战时期率国军第10军死守衡阳四十多天,使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损兵折将达数万的抗日名将方先觉和他儿子的形象塑造的。
玫瑰墓园建成后,第一个迎来的就是张灵甫将军的灵葬。2003年12月底,王玉龄在上海浦东玫瑰园举行了灵葬安放仪式,同来的还有张将军的儿子,一位和张将军同样魁伟的北方汉子。
摆放在玫瑰墓园二楼的“室内葬纪念区”的纯白玉晶石上刻写着将军夫人王玉龄的哀思:“当年有幸识夫君,没世难忘恩爱情。四七硝烟伤永诀,凄凄往事怯重温。”肖像下方是将军的生卒年:1903---1947。1945年他们结婚的时候,将军已经四十出头,而王玉龄还不到二十岁。结婚只三年,将军战死,六十年来,王玉玲没有再嫁,现在已是80岁高龄。(
华盛顿顿邮报6日报导,虽然朱尽了最大的努力,包括雇用几十名员工每天捡拾水中的垃圾,并且用比还米还贵的鱼饲料喂食这些鱼。但是,朱的鱼有时候还会生病。然后他拿出药来。里面有碘酒瓶,维他命包和代替抗生素的中国草药。其他养殖场可能也有自己的偏方,
也有一些直接使用抗生素。
像朱这样的中国出口商已经夺得了很大的美国市场,占所有进口的22%,因为中国那养的鱼成本比较便宜。
不过,这些鱼在中国养殖,一个水供应受到污水、杀虫剂、重金属和其他污染源污染的国家,一个环保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国家。 最近在无锡市,受工厂排放物而恶化的蓝藻问题严重污染了附近几个提供饮用水的湖,使得政府必须停止供水。
一些市场竞争者把禁用物质搀入水中让他们养殖的鱼能存活。例如,本周上海鱼市场交易的海产品中有许多含有孔雀石绿。这是一种中国禁用了五年的致癌消毒粉,不过还是被普遍使用。
像孔雀石绿这样的违法物质在运往美国的中国海产品中不断出现,引起了美国于上星期部分禁止这类海产品进口。
朱说, “使用违法的消毒剂和抗生素是养鱼的懒方法,不过非常有效。”
中国食品生产厂商依赖化学物的办法来欺骗进口商, 使用低成本的方法让食物保持新鲜,这些举措在最近几个月来被消费者警觉。
不过,出口鲶鱼并且在自己鱼厂使用中药的江苏宝龙集团(Baolong Group)总经理曹(Cao Yulin)表示,虽然一般情况下传统中药因为残留物较少,比其他化学物安全,不过也可能有问题。一些小型的鱼场没有受过良好训练,不会处理这些中药,有些中药必须煮沸或适当地混合。
透过出口商从朱的鱼场进口鲶鱼的美国冰岛渔产公司(Icelandic USA )行销副总裁谢尔曼(Tom Sherman)表示,他不知道传统中药被用于饲养公司进口到美国的鱼。
今年五月,有自己鲶鱼养殖业的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禁止一些商店贩售中国鲶鱼,因为其中有些受到轻量抗生素的污染。这是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下禁令之前两个月的行动。
朱的鱼场是该区八个销货给峡江县(Xiajiang)农业产业开发公司的养鱼场之一。该开发公司是切割并冷冻鱼片的加工厂。这在该区是高风险不过高利润的行业,养鱼的利润高达40%,加工厂也有30%。
同时,像朱这样的鲶鱼养殖人还是很担心。他投资了一生的存款65万美元在养鱼业,不过他不知道如果他的鲶鱼被美国禁止进口该怎么办。
【大纪元7月8日讯】法国大选年的各项活动至六月十七日已全部结束。右翼政党--争取人民运动联盟的候选人先后赢得了爱丽舍宫(总统府)宝座和波旁宫(国民议会)多数席位。在左翼食古不化,尾大不掉的情势之下,右翼一起步便把左翼的一些社会理念公开接了过去,进而抢在中派前头实行破除门户之见的组织路线;面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广大中产阶层提出一个多劳多得,劳动创造就业,建设“有产者法国”的政治纲领,并辅之以一系列确保治安,严惩犯罪份子不论其年龄大小,抬高外籍移民门槛等相关措施,再加上强劲周密的竞选策划,从全过程看,右翼赢得了自1958年第五共和以来从未有过的胜利。报界常用的形容词是一场又一场“没有悬念”的选举。外界更关心的则是法国新政权的国际政策。因为新总统尼古拉·萨尔科奇的确在这方面讲过一些历届领导人没有讲过的话。今年一月份,他在党内当选为总统候选人的大会上郑重表示:“我不相信那种既放弃价值准则又得不到合同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 在同一次讲话中,他信誓旦旦地宣布:“我要做人权法国的总统。”五月中旬,在正式入主爱丽舍宫的仪式上,他进而明确地指出:“我将把捍卫人权和防止气候变暖的斗争作为法国在世界上的外交行动的两项优先。”
什么是“现实政治”?最早使用这一词语的是十九世纪著名的普鲁士宰相俾斯麦。他是在当年为统一德国而在欧洲争战中提出这个概念的。他有一句名言:“当外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动荡的时候,我们无须去问谁对谁错... 我们只应为寻求普鲁士王朝强盛和安全的最佳局面而表态。”如今,“现实政治”在法国包涵 两层意思:一是为适应现实而放弃理想,二是指缺乏政治远见的短期行为,即放弃原则的政治上的实用主义。
尼古拉·萨尔科奇作为法国新一代的领导人郑重宣示,他不要“现实政治”,要捍卫人权,要维护地球生态,人们不能不相信他的诚意。然而,有鉴于历史与现实诸条件,他的理念如何化为现实,往往使人有积重难返和考验严峻之有忧。
首先,且看他如何应对共产中国的诱惑。记得四十多年前,我在西非就遇到过一位法国商人;那天,我去他的电器商店买灯泡。他见我中国人面相便攀谈起来。他最最关心的是中国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听了我的回答后,那位商人兴奋地说出了一句我永远记得的话:“要是每个中国人都能像您一样买我一只灯泡,那该有多好呀!”那一年正是在总统戴高乐主持下,法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二年。三十年前,中共结束文革不久,法国著名电讯公司阿尔卡代的一位公关部门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与共产中国的业务关系是从与军方接触开始的,随后,许多中国的电话中心也都采用了阿尔卡代的器材和技术。我随口回了他一句:“这么说中国已经阿尔卡代化了!”出乎意外,这位高级主管异常兴奋地握着我的手说:“谢谢您,您创造了一个多么令人欣慰的法国字呀!”二十年前,两位不相识的普通青年约见,说是很想去开放的中国创办广告事业。他们给我看了几十张已经制作好的中国广告草稿。接着,手工业者,庄稼人,服务业,演艺界人士也都曾来询问如何去中国淘金。与此同时,特别是在大亚湾核电站建成后,大小官员见面无不畅谈有关中国能源,公交,建筑等领域的“世纪性”大项目。
王朝牌红酒老板雷米·马丁当年只带了几根葡萄藤便在天津附近开办了他的葡萄园。当那里生产的红酒开始畅销到美国西海岸的时候,也曾为1989天安门惨案激动不已的法国人便开始眉飞色舞地谈论种种新的商机了。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广阔的市场,无边无际的消费者群,法国人如同五百多年前在澳门搁浅的葡萄牙人一样,仍然执著着一个不变的常数:有东西要卖。萨尔科奇先生能够摆脱这一根本的优先吗?
共产中国这个大市场尤其诱人之处是,那里没有独立的工会,没有独立的媒体,更没有独立的司法,而这些条件都是法国和其他西方投资人求之不得的:只要与朝廷谈妥便万事大吉了。更令他们喜出望外的是各级官员都接受贿赂;各种形式的红包和佣金乃是官员们“富裕起来”的重要手段。此外,只要稍事观察便不难发现,在爱国爱民的幌子下,中共政权也继承了“宁赠外寇,不予家奴”的传统。这不正是今日外国冒险家的乐园吗!
不过,一切交易,特别是大笔交易都有非商业代价。要签商业合同必须接受直接的或间接的政治条件。从戴高乐时代到希拉克时代,都是这样过来的。六月上旬,胡锦涛在八国集团会议期间会见萨尔科奇时就再次放下了大网长线曰:保持高层交往,重视彼此关切,深化务实合作,弘扬文化传统。萨氏已愉快地接受了九月访问共产中国的邀请,届时再看总统阁下如何不要“现实政治”。
法国新总统面临积重难返,考验严峻的局面也可以从他的党政班子中窥见端倪。现今官方法国前后台人员中均不乏希拉克旧部。这些人与中共官员呼朋唤友,海誓山盟,其中如被称之为右翼“男爵”的前总理拉法兰。此公曾于今年年初在《费加罗》报上发表“致中国友人书”,信中字里行间流露的“诚挚的友情”真会令不明真相的读者潜然泪下。再如现任内政部长阿留·马丽;她在大选前夕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北京时,还再次许诺帮助中共谋求欧盟解除1989年作出的禁售武器的决定。
现任外交部长库甚奈本是左翼社会党要员,本人是医生,也曾是著名非政府组织“医生无疆界”的创始人。萨尔科奇延揽他入阁除了要进一步分化左翼反对党派外,其目的是否也要点缀一下法国外交的门面还有待观察。当然,按照现行体制,法国重大国际问题的决策权并不在盖佗塞(外交部址),而是在爱丽舍宫。萨氏一向重视大西洋两岸关系。他不会没有注意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悄悄地从重点反恐转向强调民主人权。布什最近在捷克所作以民主人权为主题的讲话和在华盛顿揭幕“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的重大举措便是明证。萨氏更知道近邻德国,自默克尔夫人上台后也早已在外交政策中注入了务虚的剂量。
中共方面当然也看到了这个动向。胡锦涛的四点建议看来就是针对这个大气候而来的,除了虚晃一枪和装潢点缀外,其中的要旨就是要求法国别忘了北京的“关切”,从而继续在“务实”上努力,换言之,价值准则是虚的,而商业合同才是实的。
从社会角度观察也可以看到法国要修正对华政策所面临的积重难返的局面和考验的严峻。法国社会上流传着一个相当普遍的谬论,说是“是中共才使中国人有了衣服穿,有了饭吃的”,好像1949年以前中国人都不曾穿过衣服,吃过饱饭。这种荒唐的概念不仅来自官方有意无意的误导,而且与一大批仰赖当局的记者,学者不无干系。多年来,中共政权对法国朝野两造都下了连绵的国际统战功夫,通过亲共华侨或直接上门,每年都不惜重金邀请在职官员,在野政客,主编名记,专家学者,乃至画师戏子前去参访,给他们好吃好喝,让他们出尽风头,只求他们一件事:把政权与国家混为一谈,从而为中共歌功颂德。受邀之人对盛情款待当然感激涕零,其中有在野政客,不只一人,甚至可以这样表白:“当中国人已经在吟诗作赋的时候,我们还住在树上呢!”
在法国,媒体的独立连法国人自己也不敢相信。老板们全从占领市场角度处理新闻看待记者。他们毫不隐晦报导方针:“我们绝不在中国当局不喜欢的问题上多说什么。”那些由于触及敏感题材报导真相而被驱除出境的记者,往往是灰溜溜地回返总部;老板首先认为这名记者给他“惹了麻烦”。至于学者,特别是研究中国的学者,敢于信笔直书揭示真相者,实在屈指可数。他们的苦衷是,吃的是一碗中国饭,怎能不看中国主子的脸色行事?得罪了中共当局,其后果就是不发请柬,拒签入境,等于断了自己的学术生路。更有甚者,那些在1968年步文革后尘在法国掀起社会风潮的菁英们中,至今仍有人对毛主义恋恋不舍,学界报界均不乏斯类人等。当然,那些趁文革之乱大出风头的作者早已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销声蹑迹了,比如,那位当年也曾把少女之身委予一名美国飞行员,在文革中却大为中共树碑立传的欧洲名家,似乎已经在人们记忆中完完全全地消逝了。然而,这些人散布的谎言还在流传,作为政权附庸的记者学者,那势利眼的基因,那滥出风头的积习,更是一时难以消除干净。
斗转星移,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面对着一个商业化的世界和一个极权统治之下的国家,要求每一个涉华的外国人都是没有道德缺欠的完人,自然是天真的幻想。不过,他们与中共政权合作的底线到底应在哪里,却受到越来越多的追究和盘问。法国新总统萨尔科奇关于外交优先目标的讲话,值得赞赏,但当他打开中国案卷的时候,是否会忽略法国早已参与了中共党军的现代化建设,法国企业已经向中共提供了镇压异己的警用器材和干扰外国广播的设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果说法国前政府的对华政策是要合同不要价值准则的话,新总统的主张则应是要合同也要原则。从这个意义上看,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然而,一个残酷的现实问题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如同自1949年以来中共历次的政治运动一样,已经连续八年镇压信仰团体法轮功的活动,已造成有案可查的三千四百人死于酷刑,数以万计人失踪,一家法国公司的一名中国籍职员至今仍被囚禁狱中;法轮功信仰者中不少被中共当局有组织地活体摘取器官以谋求暴利。非法移植器官的受体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这件令人发指的大事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捍卫人权的组织和人士已经为揭示真相伸张正义动员起来。面对这场仍在继续着的对信仰团体法轮功的迫害,这样一个中共当局恐吓利诱千方百计要对抗阻拦的重大议题,誓言人权立国的法国新总统还会沉默多久?人们等着看他将在这块试金石上划出怎样的成色。@
(转自香港《开放》2007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