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7月15日(星期日)
“东方日报”报导,“民间”的主办单位是广东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一直致力于华南民间组织研究和推动工作,并将香港、东南亚等地草根组织的工作经验介绍进入中国。据报导,杂志上周遭广东新闻出版部门下令限制出版。不过,主编梁晓燕表示,事情正在发展之中,还没有最后定论。
不久前,那个已经下台的中共外交部长,李肇星,被聘为“北大教授”。受聘当天,他对北大学生说,他很羡慕现在的同学“衣食无忧”,他说,1959至1964年,他在北大读书时,曾经挨饿。然后就说:“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
中国政府常说老百姓不懂法、不守法,但真正不守法的是政府和官员。在地方政府那里,乡(镇)政府的一纸红头文件,其效力要远远大于宪法。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财产不得侵犯,但乡政府或一个什么办室凭一张没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就拆掉老百姓的房子。
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在中国大陆遭到中共残酷迫害,自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发动全面镇压至今,还差几天就满8年了。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连日来纷纷举办公开活动,呼吁制止中共的迫害。上周六下午,在香港的学员以“解体中共、结束迫害”为主题举行集会游行,多名社会人士到场声援,他们谴责中共当局策动的香港群体遣返事件,指出事件显示中共魔掌已深入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指出,中共政权最害怕有真正信仰的人。前立法局议员冯智活牧师强调,善恶必报是天理,呼吁有关官员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在今年六月二十一日发出通知,要求该校的紫丁香BBS执行完全实名制管理,新用户如果要注册,需要持有效的学生证或工作证和身份证,到学校的网路中心填写身份证字号、学号、院系单位、电话等个人资料,网路中心人员审核资料的真实性后,帐号才能生效, 也才能在BBS上发言。
陶宏开指出,部分不良网路游戏厂商明明是在祸国殃民,却还被评为优秀厂商,网路游戏产业让某些人牟利,却使千百万孩子堕落、千百万家庭痛苦,“某些部门的少数人支援网路游戏是个巨大的错误”,搞错了网路文化发展的方向。
在2007年第7期的中共官方杂志《炎黄春秋》上,退休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共副总理田纪云,罕有地公开撰文赞扬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称赞他“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文章中还配合刊出了赵紫阳的照片。这是1989年六四屠城事件后,中共官方媒体首次刊登赞许赵紫阳的文章。
显然,按照这个调子,毛泽东与林彪、“四人帮”对“文革”所负的责任是有根本区别的,毛泽东虽然对“文革”负有主要责任,但他只是犯了错误,而林彪、“四人帮”犯下的则是祸国殃民的罪行。“文革”过后,中共之所以只审判林彪、“四人帮”,没审判毛泽东,正是基于这一理由。
《金融时报》还发表了美国耶鲁大学一位教授的评论。文章问道,杀一个郑筱萸就管用吗?文章说,中国处决了药监局局长,然而,就算这不是一种野蛮的手段,也是一种极端的,不能持续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每日电讯报评论的标题是,中国毒化的体制。评论说,杀郑筱萸也许看起来是中国政府对腐败的一个有效回应。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能力清除腐败的政府的一个无可奈何,绝望的反应。而腐败的根源就在于共产党拒绝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同步进行。一个缺乏民主问责的政治体制内,郑筱萸的死根本阻止不了官商之间的权钱交易。
据中国报导称,此前,中共对国际社会责难的最善意表现,是在本月十一日发出公告明确表示:今后牙膏生产企业不得使用二甘醇作为原料。但即使如此,大陆并未要求现存含有二甘醇原料的牙膏下架。中共此举的潜台词,是仍坚持自己的质量标准,并不认可西方的标准。
文章来源于邓牧的《伯牙琴.二戒学柳河东》,全文不过100多字。我不知道当时邓牧是出于一种什么想法而写这一百多个字的小品,现在来看这些文字,却实很让人吃惊。这其中的"市井亡赖附鬼者益众","鬼气所入,言语动作与鬼无不类","凡不附鬼者,必谮使之祸"以及天神灭鬼霹庙等文字描述都是很传神的。也许邓牧不是有意要作预言,生活在七百多年的邓牧不知道他所写的是当今正在要发生的事,他的文字和后来出现的事是巧合。但我是不相信巧合的,如果邓牧不知道他写的事要发生,也不是有意要作预言,那就是冥冥之中有力量要他这样写,这就是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新华社、国务院新闻办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了一次民意调查,请民众评选出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出乎有关方面意料的是,民众并未挑选那些政府自认为十分辉煌的业绩,相反却评选出一系列负面的事件。其中文革名列第一,“三年自然灾害”名列第二。
香港政论杂志《开放》今年七月号出版后,本台记者林迪就杂志内容采访了该刊总编辑金钟。在访谈的第三部分,他们谈到,学者对中国知识分子奴性的分析,以及香港回归后十年,中共仍处在地下秘密状态的情况。
我想首先要说明的是,所有的国家都有间谍。但是中国的做法非常有侵略性,而且规模很大。中国大陆特务机关的运作非常严密,就像20年前苏联的特务机关一样。他们有国家安全部,也在军队设置了特别情报局,他们控制大量在国外的机构,尤其是新闻工作者,当然还有学生。
“东方日报”报导,“民间”的主办单位是广东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一直致力于华南民间组织研究和推动工作,并将香港、东南亚等地草根组织的工作经验介绍进入中国。
据报导,杂志上周遭广东新闻出版部门下令限制出版。不过,主编梁晓燕表示,事情正在发展之中,还没有最后定论。
二零零五年创办的“民间”杂志属于季刊,文章含盖爱滋病、农民工、社区发展、公民教育等社会问题,中国著名的维权人士曾金燕、陈光诚等都曾在这家刊物撰文。
【大纪元7月15日讯】不久前,那个已经下台的中共外交部长,李肇星,被聘为“北大教授”。受聘当天,他对北大学生说,他很羡慕现在的同学“衣食无忧”,他说,1959至1964年,他在北大读书时,曾经挨饿。然后就说:“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众所周知,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李某就读北大时期),中国发生大饥荒,数千万人被活活饿死。哀我华夏,悲我华夏,哭我华夏!那时,中国民众被剥夺了基本人权,没有发言权和不能自主的中国民众,无法阻止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大跃进”。那场“大跃进”,实为大破坏,导致中国经济崩溃,饥馑四起,饿殍遍野。大家想一想,如果那个时候,中国人有人权,中国人有言论自由,中国人可以参政议政,那么,像“大跃进”那样的倒行逆施和胡作非为,又怎么可能发生呢?大饥荒又怎么可能出现呢?
李肇星同时还向北大学生炫耀,他跟西方政要辩论人权话题时,理直气壮地对对方说:“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过饿吗?”没错,别人没有挨饿,但那正是因为别人有人权,在西方国家,政府经民众选出,受民众监督,不可能制造中国式的“大跃进”、大破坏、大疯狂,人家怎么会挨饿?
换言之,在这个世界上,民众不会因为享受人权而挨饿,却会因为没有人权而挨饿。这些,都是常识。这个被称为“愤青外长”、“红卫兵外长”、“痞子外长”的李肇星的说法,就是在颠倒常识,就是在糊弄青年学子。
什么是常识?园的是园的,方的是方的,那就是常识。把园的说成是方的,把方的说成是园的,那就是颠倒常识。
中国有个成语,叫做“指鹿为马”,说的是秦朝秦二世时代,太监赵高专权,为了检测谁跟他一条心,谁跟他不一条心,他特意牵了一头鹿,到秦二世面前,硬说那是一匹马。秦二世惊异莫名,问于左右大臣,大臣们有说是鹿的,有说是马的。事后,赵高就根据这些大臣的回答,来铲除异己。讲实话的,都为赵高所害。赵高指鹿为马,颠倒常识,是为了欺君罔上、蒙蔽天下,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今天的共产党,比赵高走得更远。岂止是指鹿为马,完全是颠倒黑白。“左派”被说成是“右派”;“爱国”被说成是“叛国”;“人祸”被说成是“天灾 ”;“奴役”被说成是“解放”。还有,“跪下去了”被说成是“站起来了”。“破坏中国文化”的,被说成是“代表中国文化”;制造两岸分裂的,被说成是“维护两岸统一”;“末世”被说成是“盛世”;“屠夫”被说成是“伟人”。
共产党当政后,对全体中国人,实行了最彻底的洗脑。这种彻底的程度,在历史上,在世界上,都绝无仅有。“触及到灵魂深处”,“狠斗私字一闪念”,“无限忠于”,把什么什么“进行到底”。仅仅这类口号,就足以反映那种洗脑的疯狂性和彻底性。
洗到最后,不仅常识被完全颠倒,就连其中最明显的自相矛盾,民众都无从鉴别了。比如,刚刚唱了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国际歌》)接着就唱出“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东方红》)
谎言加洗脑,空前绝后。(我前几天讲过),以至于,至今,还有很多中国人,不认识罪恶,不以罪恶为罪恶。你说中国不民主,他不以为然:民主值钱吗?值几个钱?你说中共践踏人权,他不以为然:不关人不杀人,还是统治者吗?你说中共腐败,他不以为然:既然当了官,怎能不享受?
我写的这一百个常识,分历史篇、现实篇、和未来篇。但因时间关系,我没有说得太远,基本是从1949年中共当政说起。说的是这半个多世纪,被中共颠倒的常识。仅仅一百个常识?当然不够。被中共颠倒的常识,何止一百个?一千个也不止,一万个也不止,十万个也不止。我所做的,不过是抛砖引玉。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阐述常识、匡正常识、普及常识。从而唤醒更多民众,驱散专制的阴霾,迎接民主的曙光。
谢谢大家!
(07/14/07 于纽约,《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新书发布会)
曾经的小康社会
南宋王朝定都杭州,王宫就设在大井巷附近,当时是杭城最繁华的地方,瓦子、酒肆、歌馆多集中于此,"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托祖上的福,大井巷在共产党没出世前就进入了小康社会。据专家考证,大井巷这条街一百多年前是杭州"最最繁华"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武林广场,平均千米不到的地方就有 4家百年药店。大井巷街区还具有很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传说。据说八仙之一的李铁拐到过朱养心膏药店,从此朱养心的膏药特别出名。大井巷的五口井也是神奇的井,永远不会干。在这条街上,拥有胡庆余堂、万隆火腿店、孔凤春旧址、方回春堂、朱养心、张小泉剪刀店、王老娘筷子店等众多的历史文物古迹,被很多历史学家誉为"杭州最后留下来的最古的街","大井巷是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中之重"。现在居住在大井巷的私房户,从祖上算起,已有几百年了。几百年来,这些居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尽管外面有时战火连天,但这里一直是世外桃源。然而,自从开发商看上这块地方,杭州市政府说要对这里进"保护"后,老百姓就开始不得安宁了。
除大井巷的居民外,最关心大井命运的是原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主任,年近八十的毛昭晰老先生等一批专家了。2003年,在大井巷胡庆余堂药业博物馆举办了城市科学沙龙(座谈会),座谈主题为"杭州大井巷历史街区保护",由浙江省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陈洁行教授主持,毛昭晰先生和胡庆余堂国药传人、青春宝集团有限公董事长冯根生主讲,与会者还有《中外旅游杂志》主编章胜利、杭州市历史学会民俗专家丁云川、浙江工商大学教授仲向平、浙江省古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张书恒等十多位来自政府、大学、设计院的专家、领导。在座谈会上,毛昭晰首先拿胡庆余堂药业博物馆说,这所博物馆既是物质文化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外国人眼里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但如果胡庆余堂没有周围的历史建筑,就成了孤立的一幢楼,对杭州的历史文化保护十分不利。他说:"大井巷是清河坊历史街区的重要组成部份,历史非常悠久。胡庆余堂、张小泉剪刀店等百年老字号都开设在巷内。在这里,可以感受到'钱塘人家'的市井情调。"他又说:"现在西湖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申遗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保护文化遗产的生活延续性,也就是保持那里的居民原有生活风貌。如果没有居民生活,大井巷就不是原来的大井巷了。" 陈洁行教授也认为,目前全国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即名城"空城化",在旧城改造重建后,失去了原有的生活韵味,他不赞成这样的做法。他说:"保护历史文化应遵循原则性、整体性、可读性和永续性。大井巷里有多家超过百年以上的老店,每一家都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和内涵,如果这些极具历史文化的建筑都拆光,胡庆余堂变成了孤楼,整条古街的历史风貌不堪设想,也违背了杭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整体性的原则。如果对大井巷进行拆迁改造,也有可能使大井巷变成第二条河坊街,这是不妥的。现在的河坊街只有一家保和堂是'修旧如旧'的,其他都是很新的,一色(式)的,所以人们叫它仿古街,而不认同是真正的历史文化街区。一条货真价实的历史文化街被'真作假',应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冯根生说:"大井巷是杭州现存最后也是最古老的街,如果再不保护,杭州就没有真正的历史文化风貌了。如果全部拆掉,重新造一条,可能面貌会好,但不再是历史建筑了,不能算是国家文物,又只能是一条仿古街。希望大井巷不要拆掉。建议可以墙面粉刷一下,墙门不好修复一下。"浙江省古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张书恒强调说,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的确应加强生活延续性保护。她呼吁有关部门尽快研究保护政策。
然而,不管居民如何请愿,专家如何呼吁,也不管杭州市政府自己曾经颁布过164 号令,杭州市政府和上城区政府的官员对这块宝地早已垂涎三尺,他们打着"保护"的幌子,对大井巷进行了海盗式的掠夺,把大井巷的居民从"小康"赶进了"火坑"。
拆迁阳谋三部曲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制定了不少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规章,但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对老百来说是王法,对政府和官员来说却是废纸一张。中国政府常说老百姓不懂法、不守法,但真正不守法的是政府和官员。在地方政府那里,乡(镇)政府的一纸红头文件,其效力要远远大于宪法。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财产不得侵犯,但乡政府或一个什么办室凭一张没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就拆掉老百姓的房子。非常明显,清河坊历史街区管委理委员会强迁大井巷地区居民私房不仅违反宪法、民法,也违反杭州市政府制定的《杭州市清河坊历史街区保护办法》即 164 号令。
笔者从大井巷原居民提供的一大摞复印件中,发现杭州市政府和上城区政府规避法律、曲解法律,先是欺骗,愚弄老百姓,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利用既成事实进一步逼老百姓就范,用杭州市副市长杨戍标的话来说。叫做"不翻烧饼"。
1999年,上城区吴山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向杭州市计划委员会(现称发改委)递交了"大井巷地区进行保护和改造"的报告。同年11月22 日,杭州市计划委员会下发了"杭计投资(1999)644号文件,称"同意由吴山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对河坊街、大井巷地区进行保护与改造,规划范围为华光巷以东、中河路以西、规划高银巷以南、鼓楼城隍山以北,总用地为13公顷(该复印件小数点后数字看不清 ——笔者注),保留改建保护清末民初建筑9万平方米,新建公建住宅10000平方米,暂定总投资3亿元,所需资金由指挥部筹措解决。该项目列入杭州市一九九九年基本建设计划,项目代号为99211205 ,同时撤销市城市建设发展公司与上城区房管局打铜巷地块开发建设计划"。从这份文件看,对大井巷地区进行"保护和改造"的申报人和主办方是"吴山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保留改建保护清末民初建筑为9万平方米,在该项目批准的同时还"撤销市城市建设发展公司与上城区房管局打铜巷地块开发建设计划"。但实际执行时,这三个主要内容全改了:主办方变成了"清河坊历史街区管理委员会";保留改建保护清末民初建筑9万平方米的大井巷变成了拆迁,打铜巷的开发建设照样进行。市政府的文件为什么说一套做一套?原来是政府和开发商早就打上大井巷的主意,采取骗取立项或假立项的办法(大井巷居民认为是骗取立项,但笔者认为假立项:骗取立项是主办方欺骗市政府,假立项是市政府规避法律,欺骗国家和人民)以取得合法性,然后以合法的名义强夺老百姓的财产。这是阳谋的第一部曲。
取得杭州市政府立项后,主办方变成了"清河坊历史街区管理委员会",然后凭着立项批准书,"清河坊历史街区管理委员会"向杭州市规划局申请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据杭州市规划局批准的(2000)年浙规用证0100437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附件",在"建设项目"一栏,填写的是"清河坊历史街区改造二期"。立项报告上写的是"保护与改造",而现在"保护"二字没了。作为历史文化遗产,重点是保护而不是改造,本来把"保护"和"改造"并列就不妥当,现在居然不提保护只提改造了。由于是"改造",用地性质就变成了"市政公用设施地"。"市政公用设施地"与历史文化街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意味着可以拆迁,而后者是不能拆迁的。作为规划部门,这个时候批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不合适的。从上面的专家论证我们知道,清河坊历史街区是杭州也是浙江省最有价值的历史街区,而大井巷是清河坊历史街区的"重中之重"。对这样重要的一个历史街区,应慎之又慎,给一个最完美最合理的规划,不能在没有作出规划前就批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事实上,"清河坊 - 大井巷历史街区保护规划"直到2007年5月份才公示。这份"阳光规划"的主要内容是:一、保护层次。保护层次分为两个:一是重点保护区,二是传统风貌协作区。重点保护区就是上述立项中提及的那片地区,面积为14.93万平方米。二、用地功能调整。目的是"更好地维护清河坊-大井巷历史的风貌特色,同时改善居民生活"。该区域内"搬迁重点是保护区内的工厂企业,调整用地作为居住用地。对一些影响风貌的公共建筑,应按保护规划进行改造或拆除。"三、建筑保护与整治模式。保护与整治模式有六种:一是保护,以求真实反映历史原状。二是改善,指原有建筑结构不变,局部缮修改造。三是整饬,四是保留,五是拆除(违章建筑),六是重建(对传统风貌影响大的建筑采取拆除重建的措施)。四、规划原则: 1、严格遵循该地区的"历史的真实性、生活的延续性、和历史风貌的完整"的原则; 2、按照历史文化优先保护的原则,保存历史遗存的原物,保护历史信息的真实载体;3、分级保护、总体留存的原则;4、全面复兴,可持椟发展的原则;5、展示历史、延续生活的原则。从这个"阳光规划"来看,这根本不是什么"市政公用设施地"。几年来,大井巷的居民不断地跑规划局,因为"清河坊历史街区管理委员会"总是说他们是根据市里的规划搞强制拆迁的,居民们据此责问规划局,要他们拿出具体规划。规划局自知理亏,推说他们批出的是"保护红线"而不是" 拆迁红线",是房管局 "理解不同"(拆迁许可许是房管局批的)。现在,大井巷居民千呼万唤的"清河坊 -大井巷历史街区保护规划"终于出台了。该规划强调"居住用地"、"改善居民生活"、"生活的延续性",但是,大井巷的居民已被强迁完,"改善居民生活"、" 生活的延续性"都成了空话。由此,人们不能不联想到:政府会不会把原居民赶走后又迎来一批新的居民,也就是说,把原居民赶走后,又将他们的房子高价卖给别人,从中大发横财。
"清河坊历史街区管理委员会"从市规划局拿到浙规用证0100437号、0100438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又向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要地,市国土资源局于2002 年批出了"杭国地(2002 )83 号建设用地批准书"。该批准书在"土地用途"一栏中填写的仍是"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土地取得方式是"划拨",也就说是无偿取得。这是拆迁阳谋的第二部曲。
有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用地批准书后,杭州市房产管理局于2003年2月10日向"清河坊历史街区管理委员会"颁发了"杭拆许字(2003)第004 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范围是中山中路和大井巷一带,依据是拆迁红线。前面说过,市规划局对居民说他们画的是"保护红线",而房管局则说是"拆迁红线",这两种红线的作用完全相反,在这里却"有机"地统一起来了,这就是拆迁阳谋的第三部曲。2002年2月12 日,杭州市房管局发布《房屋拆迁公告》,对中山中路部份地区、大井巷、打铜巷、小井巷、环翠楼、叭蜡子巷等地的房子进行全部拆迁。原杭州市计委批准的立项报告中"保留改建保护清末民初建筑9万平方米"全部被威逼或强制拆迁。
不许"翻烧饼"
据杭州市规划局的一位官员说,有一次市政府官员和专家一起开会研究历史街区保护问题时,毛昭晰先生亲手向市委书记王国平、市长蔡奇(当时还是副市长)等每人送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王国平办公室里还没有宪法吗?当然不是,毛教授向他送宪法的目的是希望这些官员遵守宪法,尊重人权。其实。王国平们并非不知道对大井巷地区的强制拆迁和搬迁是错误的、违法的,只是他们不想"翻烧饼"。据说王国平在这次会议上说,如果允许大井巷被强迁的私房户自保,那么原来(通过欺骗、威吓、强迫)迁出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就有可能要回迁,所以现在只有继续强迁,把所有的私房户全部赶出。毛昭晰反唇相诘说:"如果你已知道错杀了九十个人,留下的十个你还要继续斩尽杀绝吗?"王国平无言以答,十分尴尬。已知错杀了九十个人,还有十个刀下留人的做法叫做"翻烧饼",而杭州市政府的做法是"不许翻烧饼"。
笔者手中有一份《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清河坊历史街区拆迁问题有关情况的备忘录》,该备忘录记载:2006年10月11日,受杭州市副市长杨戍标的委托,市府副秘书长何荣坤主持召开关于清河坊历史街区拆迁问题的专门会议。出席人员有:上城区政府刘志安、上城区清河坊历史街区管理委员会梅建群、杭州市规划局刘峰、市房管局蔡刚生、狄红宇、市信访局谢昌平、市园文局刘颖、市法制办张东涛。会议听取了市房管局和上城区政府的情况汇报,并就存在的问题地行了研究,会议确定的有关情况备忘如下:"一、鉴于规划部门2000年核发的用地规划仍有效,拆迁程序合法有效,虽然2000年核发的用地规划与2005年批复的保护规划有冲突,但考虑到目前清河坊历史街区超过90%的住房已签订协议搬出,如将拆迁范围调整为保护范围,会引发之前已腾空住房的矛盾,尤其会引发已执行裁决、强迁程序住户的矛盾。从政策的统一性和延续性角度出发,从减少矛盾和消除矛盾的角度出发,对已核发拆迁许可的项目,被拆迁人应按《拆迁条例》的规定搬迁腾空。二、涉及拆迁范围的保护建筑问题,由市政府专题研究保护方案。三、上城区政府、清河坊历史街区管理委员会、市规划局、房管局、信访局、园文局、法制办等部门和单位要互相衔接,统一口径,共同做好解释工作,确保社会稳定。"从这份备忘录看,杭州市规划局2000年核发浙规用证0100437号、0100438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有问题的,它与2005年批复的保护规划是矛盾的。如果2000年就有了这样的"保护规划",或在2005年有了"保护规划"后再审核清河坊历史街区管理委员会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那拆迁许可证就肯定开不出来了,所以它就迫不及待地先斩后奏,等房子拆完了,再搞出个"保护规划"来。可以说,这个"阳光规划"迟迟到今年5 月才公布也是精心安排的,因为这个时候大井巷的房子已经只剩下一两户了。备忘录的所谓"如将拆迁范围调整为保护范围,会引发之前已腾空住房的矛盾,尤其会引发已执行裁决、强迁程序住户的矛盾"这句话,说穿了就是"不许翻烧饼"。
今年6月20日,著名画家陈逸飞遗孀名下"逸飞集团"的总经理许祖彪来杭州大井巷,亲口对陈映映、朱为国等私房户(当时在场的有很多人)说:"河坊街二、三期是逸飞集团用10个亿买下来的"。大井巷居民早就听说他们的房产被市政府、区政府以5亿元的价格卖给了开发商,现在果然得到了证实,而且还高出了一倍。前面说过,今年5月份公示的"阳光规划"多方强调清河坊 -大井巷历史街区的 "居住用地"、"改善居民生活"、"生活的延续性"等功能,但大井巷的原居民被强迁完了,能让他们重新返回吗?笔者在这里作一个大胆的推断:原居民返回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但新"居民"将会大批诞生。
附录:大井巷居民写给中国政府各级尊敬的领导的信
尊敬的领导:您好!
我们是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的私房户主。从我们的祖辈开始就已经在清河坊居住和创业了,我们比新中国的年龄还要大。繁荣的历史街区的形成,她的品牌效应,她的无形资产都是先辈饱含血泪的创业史。可是今天我们生活在灾难中,这里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人权,宪法被赤裸裸的人治权力所践踏。"拆迁许可证"已签发整整4年多了,保护规划迟迟制订不出来。因为权力和利益与历史遗产一直在较量,与街区保护的宗旨不合拍,规划只得难产了。没有规划,房子又不拆,却一户不留。23/10/06 私房户开始被暴力强迁了,工商局同意在此经营数十年的户主无家可归,断了生计,街区总共要求自保的私房20户,尚有10来户在等待强迁;被抓、被关、非法拘禁过10人;许多人被逼致重病患癌,听证会上脑溢血抢救;许多老人被迁后相继去世,如大井巷38、48、55、71号的老人;从未发生火灾的古大井巷2006年4次人为火警、公安公告悬赏……。贵官们为了抢私房,欲致人于死地而不顾,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真是件件寒民心!
我们没有犯法,仅只要求按照至今没有废除的市政府<164> 号令和市房管局"实施意见",保留自己合法合理的私有房产。酷暑寒冬,风里来雨里去,我们奔走上访,饱尝辛酸和风险。上访材料不了了之,或由贵官们单方面瞎编谎言,一级一级再蒙骗上去。贱民们究竟拥有什么真正公正公平的通道和平台可以去申辩?没有!只有压制和强制,只有眼睁睁看着拥有无可比拟的管理强势的贵官们说谎,在炫耀政绩的形象工程背后深埋了多少百姓的血和泪!说的和做的是何等距离,虚伪空洞!于法于情于理难容的强迁带给我们普通弱势百姓的痛苦和怨恨已无法回避!为什么人治的行政权力会重重地大于宪法?!法律的悲哀!百姓的悲哀!维权之路是危险的,是有压力的,但我们会义无反顾地,日复一日,一代一代走下去!!!
今天我们再次恳请领导关心重视我们的强烈呼吁,不仅仅向贵官们,更应该向我们普通弱势百姓调查事实真相,说句公道话,做件公平正义事。保卫神圣宪法!保护合法私有财产!保护历史街区!我们全体私房户主在此千拜万谢。
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全体要求自保私房户主 敬呈
2007年3月 日
补充材料:
补充材料:
一、专家们的意见。(附件一)
二、市政府的特别法规。
28/12/00市政府 <164>号令,特别制订和公开颁布《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保护办法》及 29/3/00市房管局的保留房屋< 意见> 。明确"街区的整修、应当坚持保留历史文脉和再现传统街区风貌的有机统一","保护规划,保持街区的传统风貌和历史文化气息"。"功能定位,以商贸旅游为主,居住为辅"。"私房,符合条件的,可以自行保护和改造"。据此,河坊街留下了13户私房。正如管委会所说,"街区日益成为杭城唯一乃至全省、全国都少见的集历史文化,商业旅游、购物于一体的历史文化特色街区。"13户私房户也一直在努力作出他们的贡献。(附件二)
三、市房管局行政许可行为违法。"拆迁许可证"是人治行政权力的产物。
在没有废除或更新<164>令及< 意见> 的事实下,在百姓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市房管局却出尔反尔,不严格审查,在10/2/03又签发了"拆迁许可证"。并无理"规定除少量历史建筑以外的所有房屋实行拆迁"。"明确土地用途为市政公用设施,功能性质为旅游商贸用地,居民不宜在原地继续居住"。(附件三)
1.显然,它违反了<164>号特别法,也违反了自己颁布的< 意见> 。
2.以大井巷为例,涉及公、私房住户数百户,共97个门牌号,其中历史建筑5个,即胡庆余堂、保大参号、张小泉剪刀店、朱养心膏药店和钱塘第一井。按"许可证"规定,现存唯一代表杭城繁华历史的古街,大井巷,除五个门外,其余92个门内的房屋应该全部拆光。到那时,古街的古韵古风在哪里?渊源的真实生活在哪里?不同时期留下的历史印痕在哪里?我们不竟要大声疾呼,大井巷拆光了,是再造一条仿古街呢还是作"市政公用设施用地"?"许可证"的出台是为了真实保护好古街还是从精神上也被破坏了古街?
3.街区的保护规划至今没有出台,"拆迁许可证"却已签发四年多了。赤裸裸的权力和利益是矛盾的罪魁。用"市政公用设施"的名义成功骗批到"划拨国有土地",实际用作"旅游商贸用地"。房子不可以灭失,又没有用作市政公用设施,而是修缮、修建、装饰一新变为商业用房。决策者、策划者和附炎趋势者们,抓人、放人都是件容易的事,弄张莫名其妙的"许可证"当然太容易了。(附件四)
四、要公正、公平,尊重保护合法私有财产。
祖辈留给我们栖身避雨的老屋,也留给我们赖以生存的店铺。今天,为使街区历史文化更灿烂,人文景观更多彩,我们要继承祖辈的遗愿,同河坊街留下来的私房户一样,遵市政府<164>令和市房管局< 意见> ,按统一规划,自行修缮、修建,为恢复历史传统风貌的真实性,保持原住居民生活风俗的延续性,真正体验老杭州民俗文化作出应有贡献。但是在同一个管委会辖区,同一个保护项目,河坊街的私房可以留,我们却"一户不留,要留就强迁。房子不拆也得走……"等等无视宪法的霸道言语始终压抑着我们。祖传私房被暴力抢了,营业场所被抢了。把我们这些社会低层的弱势百姓从城市中心地带驱逐到偏远地区,增加了生活成本,断了生计,小康不许奔,却奔进了火炕。抢去的房子究竟谁来住?店铺究竟卖给谁?迁而不拆,统统赶走归官商,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五、施政者更应有公平正义感,要冤能申,错会改。
施政者的部份错话和谎话:
1.涉及住户741户,大部份属私房——事实是,极少部份是私房。
2.部份拆迁户不肯搬迁,工程至今未能全面开工建——事实是,规划至今没有出台,怎么保护?怎么拆?工程如何开工?有良知的规划师们要真保护,官商们要暴利鼓私囊,施压再加压,修改再修改,规划终于难产了,真保护会夭折!
3.拆迁户不断上访,一味上访,造成恶劣影响——事实是,本来就最懂法,最会用法,又擅打擦边球的施政者,在法不健全,法不独立,甚至权大于法的情况下,要贫贱无助的百姓用法去诉讼行政行为,胜诉的概率有多大?行政违法应该用行政手段去纠正是最快最好的手段。社会缺乏公平正义,被冷漠威逼的百姓诉怨升级,只好不断上访。
4.政府给予拆迁户照顾和经济利益的优惠,是空前的——事实是,政府以2003年住房货币补偿基准价4900左右/m2,住宅残值价,无实地测量,无产权人同意,单方面强行评估置换。裁决,强迁程序纯属虚设,走过场。历史街区的商业效益太肥润了,2001年河坊街拍卖出3万多/m2价格,2006年5万多/m2的转让价(杭报),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5.考虑超过90%住房已签协议搬出,调整,会引发矛盾——事实是,搬出去的住户中,公房户约占97% ,余下的私房户都是自愿或不符合条件留下来才搬走的,和他们本来就不该有矛盾。现在和将来也不该有矛盾!
6.会引发已执行裁决,强迁程序住房的矛盾——事实是,拆迁涉及住户741 户,总共要求自保的私房户仅占2.7%,19/10/06止,强迁尚未发生,之前我们却数十次呼吁停止强迁。但施政者欺下瞒上,错就错到底(市房管局长说)的态度作风,想造成既成事实,强硬要剥夺、牺牲百姓的合法权益去炫耀政绩,去弥补错误,百姓没有真正的通道和平台去申辩,又不向百姓进行认真的调查,面对面地核实过分残忍的权力侵害当然无所顾忌了。
7.统一口径……——事实是,4年多前申报许可证的条件或不真实或不具备,却用权力滥发出许可证,利用百姓的无知欺骗百姓。4年多后的今天,漏洞百出的许可证申批不懈一击,各级各部门的施政者只好统一口径,再次用权力欺压百姓。@
──原载《自由圣火2007年7月14日》
斥中共胁迫港府做帮凶
在维园的集会上,法轮功学员卢洁宣读公开声明指出,8年前,中共恶首江泽民动用国家宣传机器,铺天盖地的诬衊诋毁法轮功,同时动用暴力专政机器实行残暴的迫害。最近在七一前夕,中共死党、掌管香港事务的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一伙更胁迫港府,制造了香港历来最大宗的非法暴力遣返案件,超过480名台湾法轮功学员被拒绝入境以至强制暴力遣返,250多名学员在台湾被拒绝发给来港签证,20多人被拒登机,另外还有来自菲律宾和澳洲的学员被拒入境。声明说:“此举不但严重侵犯了法轮功修炼者的基本人权,损害了香港自由法治的国际形象,更再一次将港府捆绑成为迫害的帮凶,令香港的前途蒙上沉重的阴影。”
声明并指出,自2004年底《九评共产党》问世触发中国大陆退党巨潮以来,至今有2,300万同胞宣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中共的解体已是必然。“仅过去一年,三退人数就有1,200万,可见速度越来越快。面对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良心觉醒运动,犯下滔天大罪的中共恶党无力起死回生,和平解体指日可待。”
法轮功学员并呼吁香港政府不要屈服于中共独裁政权,“切勿在其末日来临之际,助纣为虐,追随恶党迫害人权,以致断送自己与香港的未来。我们也呼吁各界人士、包括中国当权者、各界团体及国际社会在这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制造的人类浩劫中作出正确的选择,解体中共,结束迫害,为自己与家人以至于国家民族铺垫美好的未来。”
赞法轮功信仰精神力量
多位知名社会人士在会上发言。身兼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亚洲分团副团长的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指出,中共现在最害怕的是有真正信仰的人:“能够虔诚地有真正信仰的人,是有他的精神力量。他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与有同一信仰的人紧密团结。这种信念、这种坚持、这种团结,也是中共极之害怕的。法轮功的学员是我所认识的民间团体当中最廉洁,最有奉献精神,最守纪律的一个。正是因为他们这样,所以中共要严厉地去迫害他们。”
对于七一前夕发生的大规模非法暴力遣返事件,司徒华认为事件显示中共的魔手已经伸入香港:“香港是慢慢变了,怎么变?一国两制变成一党两制,港人治港变成党人治港,高度自治变成特务统治。很多香港人还未曾觉醒这件事,因为未曾接触到他自己本身的切身利益。我希望港人透过法轮功学员这次被拒入境,认识到它的事实,提高警惕,我们要发展我们的民主力量公民力量,去对抗这些倒退。”
促行恶者三思免遭报应
另一位CIPFG亚洲分团成员、西贡区议员林耠然称赞法轮功团体8年来努力不懈反迫害的精神,并指中共当局炮制遣返事件是“史无前例的干预,对香港来讲是个悲剧”。
前立法局议员冯智活牧师对香港发生遣返事件表示心情沉重,他指出善恶必报是天理,呼吁有关官员停止迫害:“任何伤天害理的事,任何破坏人权伤害人身心灵的事情的,必然受到制裁。自己当然不会制裁自己,上天会制裁这些行为、这些人。……不是自己的法律容许就免于制裁,大家看到中国内地官员的遭遇都一一印证。所以,不要说没报应,不要那么傻相信做的不会有报应,一定有,请小心三思。”他并呼吁港人不要做沉默的人,要站在真理的一面,扶助受压迫者。
批评共产党愈来愈独裁
东区区议员曾健成批评香港在所谓的回归10年之际,警权愈来愈大、愈来愈紧,中共政权愈来愈远离群众,“这反映出共产党愈来愈走向独裁的道路,比以前更加独裁”。
因事未能出席的立法会议员陈伟业则透过录像表达支持。他呼吁法轮功学员不要屈服于中共的强权,继续坚持自己的信念,“相信终有一日在神州大地每一个宗教、每一个思想都可以百花齐放,市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在香港起诉江泽民等迫害元凶的原告之一、法轮功学员朱柯明表示,自己亲自目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种种罪行,而自己就因为于2000年在北京起诉江泽民,遭非法判刑5年。他希望更多的市民能认清中共的真面目,勿做替罪羊。
台民哭诉遭警察施暴遣返
参加这次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当中,有不少曾遭港府暴力遣返,今次再度入境。来自台湾的文小姐哽咽的述说,上月30日,她被拒入境遭扣留期间,因为拒绝当局要求开着门上厕所而被警察暴力对待。“当我坚决不从之下,第四个镇暴警察进来,将门推开和把我拉倒,然后我在地上被拖行至一个地方,放置在一个物体上面,我举目一望全部都是镇暴警察,有男有女,对我上下其手!……”
马小姐则讲述了她两次遭遣返的经历:第一次在6月25日来香港参加活动时被遣返,第二次6月29日在香港过境转机至美国时也被遣返。7月1日,当她在香港机场准备办理登机手续时,她被告知机票被取消,但是台北的旅行社告诉她机位还在,之后经旅行社委托朋友查证,“朋友说这是政治事件,这没有办法改的,他也无能为力”。
她表示这次来香港参加活动的目的,是想将港府在中共曾庆红一伙胁迫下所做的暴行揭露出来:“我想这样一件事情发生在香港,我想很多香港的民众还不知道,藉此机会大家一起呼吁和抵制中共政权的迫害。”
台湾法轮功学员庄先生也曾在6月29日被遣返,他抗议当局的做法:“这样明显违反一国两制,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这个地方在打压法轮功,全世界其他都没有,今天香港发生这样的问题,说明受到中共政权的侵入。”
另一位学员陈小姐则说:“这次我就是要试试看我真的又不能进入香港吗?所以我这次又来了,然后很奇怪,为什么这次我就这样顺顺利利的进来了,就是一个很大的落差。”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集会后,近5百人的游行队伍在天国乐团的引领下,由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前往西区的中联办,除了“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等大型幡旗外,还有大大小小的横幅与旗幡,以及腰鼓队、西洋鼓队的表演,沿途吸引了许多民众驻足观看和拍照。旁观者当中包括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他们说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私下向记者称好。
经过约2个半钟头,游行队伍抵达中联办,并派出代表在正门宣读声明,然后和平离去。
【大纪元7月15日报导】(中央社台北十五日电)香港“大公报”报导,中国大陆一些大学对网际网路已开始进行实名制管理,导致网路论坛喑哑无声。报导说,对网路进行实名制管理是中国政府的一项规定。实名制管理指的是,不仅在网路上注册要使用真名,发表文章也要用真名。
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在今年六月二十一日发出通知,要求该校的紫丁香BBS执行完全实名制管理,新用户如果要注册,需要持有效的学生证或工作证和身份证,到学校的网路中心填写身份证字号、学号、院系单位、电话等个人资料,网路中心人员审核资料的真实性后,帐号才能生效, 也才能在BBS上发言。
一名紫丁香BBS的原站务人员阿磊认为,进行实名制管理后的紫丁香网站,对交流是有所阻碍的。
同时,在校方决定实施网路实名制后,紫丁香的原工作人员已集体辞职,在校外创办了一个新的紫丁香论坛,原紫丁香BBS的老用户纷纷去新的紫丁香,并且把校内的紫丁香称为“伪站”。
报导说,厦门也正在酝酿一项地方法规,要求厦门十几万个网站取消匿名发帖,在网路论坛贴文将实行严格的实名制管理,以身份证注册,署真名发帖。这项规定已引起许多争议。
【大纪元7月15日报导】(中央社记者林于国香港十五日电)中国近来发生多起网瘾少年弑母、跳楼自杀事件,专家指出,近年来网瘾有向下和向上发展趋势,向下即农村二千多万留守儿童因生活空虚寄情网吧,向上则是大学生沉迷网路荒废学业被开除。广州“南方都市报”今天报导,美籍社会学家、知名戒除网瘾专家陶宏开表示,网瘾不是孩子的错,而是网路发展方向错误。他认为,鉴于网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特性,对青少年的毒害将百倍、千倍于不良印刷品。
陶宏开说,他在美国从事十八年青少年工作,从未听说过网瘾、网吧、网游这些字眼。而回中国后,面对的却是网吧的泛滥、不良网路文化的猖獗。
经过对中国一百多座城市的调研,他发现百分之七十的犯罪青少年与网瘾有关,百分之八十的网路游戏含暴力、色情、欺诈成分。
陶宏开指出,部分不良网路游戏厂商明明是在祸国殃民,却还被评为优秀厂商,网路游戏产业让某些人牟利,却使千百万孩子堕落、千百万家庭痛苦,“某些部门的少数人支援网路游戏是个巨大的错误”,搞错了网路文化发展的方向。
他更直指背后有严重的官网勾结、权钱交易。中国网路游戏的发展已与社会的发展背道而驰。
【大纪元7月15日讯】在2007年第7期的中共官方杂志《炎黄春秋》上,退休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共副总理田纪云,罕有地公开撰文赞扬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称赞他“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文章中还配合刊出了赵紫阳的照片。这是1989年六四屠城事件后,中共官方媒体首次刊登赞许赵紫阳的文章。外界分析这可能是胡锦涛试探为六四平反的可能性,或是胡江新一轮权斗的风向球。胡江权斗 欲开“64”战场?
田纪云在文章中指出,赵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购置贵重高档用品。到外地调研,轻车简从,不清道,不戒严,不搞花架子,不搞假现场,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指出“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和最近胡锦涛当局当前的反腐提法是一致的。
外界分析,江泽民是1989年“六四”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由于在“六四”事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使得原准备退休的江泽民从上海市委书记一跃而被任命为手握党、政、军最高权力的“核心”,因而平反64是江最害怕的。而胡锦涛未染“六四”血迹,平反“六四”对胡温没有任何包袱,因而平反“六四”成为胡江权斗的一个重要战场。
分析人士表示,田纪云是赵紫阳的老部下,被赵从四川调往北京时担任自己的副手,要求探访赵紫阳都遭到了江泽民等中共最高层的拒绝,也曾多场合呼吁恢复赵紫阳的自由和各项权利未果。这次却罕见的在《炎黄春秋》上刊登赞扬赵紫阳的文章决非偶然。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透露,《炎黄春秋》是一群中共党内地位比今天当政的胡锦涛、温家宝高得多的元老级人物经办的。
外界分析这可能是胡锦涛试探为六四平反的可能性,或是胡江新一轮权斗的风向球。此前,胡锦涛刚完成与江泽民在军中的一次权斗,大大削减了江泽民对军队的影响力。
军中两波人事异动 胡掌军权
中共军方连续完成两波重大人事异动,七大军区人事调动完成,胡锦涛拔擢新一批司令,江泽民亲信、中央警卫局长由喜贵落选十七大代表。
香港“星岛日报”报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日前选出中共十七大代表,由喜贵不在名单内,显示六十八岁的由喜贵将在十七大后卸任。分析人士称,这表明胡锦涛完全掌握京畿核心卫戍部队,按中共军队传统可视为军委主席真正掌握军权的标志。
文汇报报导说,目前七大军区至少有四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异动,少壮将领纷纷“二级连跳”,擢升速度之快可以说是近年来所罕见,1950年代出生的将官正成为军级指挥主力。外界分析,对胡锦涛而言,象征前军委主席江泽民对军队的影响力消退。
报导指出,最近,在完成七大军区中的四个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晋升及调动后,昨日新华社公布解放军中央部门及各兵种负责人的人事调整,这被视为“十七大”前解放军高层人事第二波异动,显示胡锦涛军权在握。
美国国防部一份分析报告说,这可能是胡锦涛在十七大前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巩固军队领导权的举措。◇
【大纪元7月15日讯】十年“文革”无疑是中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连中共自己都承认是“十年浩劫”。那么,究竟谁该对这场浩劫负责呢?对此,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回答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了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显然,按照这个调子,毛泽东与林彪、“四人帮”对“文革”所负的责任是有根本区别的,毛泽东虽然对“文革”负有主要责任,但他只是犯了错误,而林彪、“四人帮”犯下的则是祸国殃民的罪行。“文革”过后,中共之所以只审判林彪、“四人帮”,没审判毛泽东,正是基于这一理由。
可是,这种说法能成立吗?
我们知道,罪行与错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罪行是指触犯法律的行为,而错误则是指不正确的行为,也就是违反了其它社会准则的行为。相比较而言,罪行对社会的负作用要远远大于错误,严重的甚至可能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
从实际情况来看,毛泽东在“文革“中犯下的决不是错误,而是罪行。如果说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那么比林彪、“四人帮”更祸国殃民的则是毛泽东。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文革”,严重违反了国际公约中有关人权的基本规定,非法剥夺了宪法和法律赋予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践踏了广大中国人民的人权,给他们的心身带来了无法形容的伤害,而且直接造成了成百万生命的死亡,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全面倒退,这不是祸国殃民又是什么?!如果说这只是错误而不是罪行,那究竟什么才算是罪行呢?!
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当然是有罪的——虽然他们的罪并非官方强加的所谓“反革命罪”,而是反人民、反社会罪,但他们的绝大多数罪行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明目张胆干的,甚至是毛泽东直接指使干的,并非是背着毛泽东干的。打倒“刘邓司令部”,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毛泽东叫干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毛泽东授意的,压制和打击所谓“二月逆流”是毛泽东的主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是由毛泽东一手布置下来的。不用说,“文革”中的每一件大事都要追溯到毛泽东,进行“文革”的理论依据——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创立的,发动“文革”的决定是毛泽东做出的,“文革”中的每一项所谓重大战略部署,也都是由毛泽东策划和拍板的,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都不过是毛发动和进行“文革”的工具。形象地讲,毛泽东是主子,林彪、“四人帮”是走卒。“文革”的“主犯”是毛泽东,林彪、“四人帮”只是“同案犯”而已。所以江青在受审时才会歇斯底里地咆哮:“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当然,“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也确实曾经背着毛干过一些事,但在他们的整个罪行中,这不过是九牛一毛。
中共一方面承认“文革”是一场“浩劫”,毛泽东对此负有主要责任,另一方面又说毛泽东在“文革”只是犯了“错误”,这在逻辑上其实也是自相矛盾的。都承认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了,还说是错误,不是罪行,糊小孩啊!
其实,毛泽东在“文革”中犯的究竟是错还是罪,到底谁才是“文革”的罪魁祸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头脑心里清楚得很,他们之所以要编造谎言,混淆事实,硬把毛泽东的罪行说成是错误,无非是为了将十年浩劫的责任推给林彪、“四人帮”,从而为毛泽东和共产党开脱罪恶,好让中共的独裁统治继续维持下去。
【大纪元7月15日讯】(BBC中文网)近几天欧美报章有关中港台的报导和评论:《金融时报》还发表了美国耶鲁大学一位教授的评论。文章问道,杀一个郑筱萸就管用吗?文章说,中国处决了药监局局长,然而,就算这不是一种野蛮的手段,也是一种极端的,不能持续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每日电讯报评论的标题是,中国毒化的体制。评论说,杀郑筱萸也许看起来是中国政府对腐败的一个有效回应。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能力清除腐败的政府的一个无可奈何,绝望的反应。而腐败的根源就在于共产党拒绝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同步进行。一个缺乏民主问责的政治体制内,郑筱萸的死根本阻止不了官商之间的权钱交易。
《国际先驱论坛报》星期五的一篇长篇报导追踪了郑筱萸的起落。文章说,郑筱萸的上升和毁灭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人们窥见中国监管体制的弊端。文章说,郑筱萸原本是一位理想主义的改革者。出于对药品安全性的担心,他力主建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而据他的朋友和熟人讲,到头来,他被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体系所腐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制药公司老板对国际先驱论坛报的记者说,有那么多公司都去找他,郑筱萸根本就抵御不住这种诱惑。
然而,药品监管在中国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工作。中国权力巨大的地方官员往往庇护自己当地的企业不受国家条例的制约。一位制药公司的老板表示,郑筱萸很有才华但太天真。他技术上很有两下,但缺乏政治手腕。他根本就不该从政当官。文章最后报导说,许多制药公司的官员为郑筱萸辩护。他们说,郑筱萸是个被诱惑击垮的好人。而那种诱惑是绝大多数人都抵御不住的。他们说,中国制药业充满了欺骗,是任何监管部门都无法控制的。而在一个各行各业造假猖獗,医生医院接受回扣的国度,郑筱萸成了国家恶疾的替罪羊。
中国的一党统治将会结束?
星期四的《卫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标题是中国的一党统治将会结束。文章从上个月的黑砖窑奴工事件说起,评论说这起事件震惊了中国的各个阶层,但它既不是新的现象也不是孤立的事件。但它无疑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尴尬,文章说奴工的存在给中国政府目前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罩上一层阴影。与此同时,它还带来另外一个更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使人们认识到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根除这种现象。
文章引用中国作家吴思的话说,地方暴政以及奴隶现象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靠民主和法律。他说中国自古的官员都是向上一级负责,而今天这种结构并没有改变。虽然奴隶是非法的,但当今的法律既不够具体,也得不到有效地执行。文章说中国主席胡锦涛六月25日在对中国党校的讲话中说,允许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只要这种参与不威胁中共的统治,文章说中国政府强调中国可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但是文章接着说随着贫富鸿沟的加剧这似乎已经不能满足大众对民主的要求,于是在党外的圈子里对于民主的讨论变得更加激烈。
BBC中文网报导
中共质检总局说,被禁的美国肉制品中含有致病的沙门氏菌、饲料添加剂和禁用兽药等从泰森的产品中查到了致病的沙门氏菌。
上了中国政府“黑名单”的七家美国公司当中包括全球最大的禽肉加工企业泰森(Tyson)食品公司。“黑名单”之一的卡吉尔公司否认中国质检总局的指控,但桑德森和泰森等公司还没有作出评论。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及加拿大等国发现从中国进口的食品有毒,使中国制造的食品和药品安全日益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中国政府近来也宣布禁止进口部份外国产品。有分析人士说,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中国并不是唯一的出口“问题产品”的国家。
据中国报导称,此前,中共对国际社会责难的最善意表现,是在本月十一日发出公告明确表示:今后牙膏生产企业不得使用二甘醇作为原料。但即使如此,大陆并未要求现存含有二甘醇原料的牙膏下架。中共此举的潜台词,是仍坚持自己的质量标准,并不认可西方的标准。
但在此之后,中共的态度就越来越强硬了。上周一次例行记者会中,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被要求针对“中国制造”商品多次发生质量问题发表评论时,就强硬地回答说:你为什么不说,如果媒体少做一些情绪性的报导,情势就不会变得那么糟?
负责食品安全的中共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李元平日前更表示,大陆出口食品质量安全水平非常高,合格率达99%以上。但是可笑的是,大陆内部的假,毒食物商品遍布每一个角落,屡禁不绝。
【大纪元7月15日讯】古代知识份子,有很多都是能预知过去未来的高人。他们写的文章,表面一看好像没有什么,其实有着很深的意义和思想内涵,有些简直就是对未来大事的预言。只有到了那件事发生时,人们才会有所领悟。近来读书,读到了宋末思想家邓牧的文章,就感到很不一般。史书中说这个人和一些道士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读庄、列,悟文法,下笔追古作者。及壮,视名利薄之,遍游方外,历览名山。逢寓止,辄杜门危坐,昼夜唯一食。"晚年过着隐居生活。从他的文章看,也极像出自一个道人手笔。
邓牧生于1247年,去世于1306年。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恰好是宋末元初,他就是这个时候的思想家。邓牧是钱塘人,就是现在的浙江杭州市。宋亡以后,他终生不做官,不娶妻,表现出了很高的气节,世人都称其文行先生。着有《伯牙琴》,著作有着很深的思想内涵。邓牧认为,喜治厌乱的百姓屡冒性命危险起来造反,那是官逼吏迫的结果。下边我们就把他写的一个小品《楚佞鬼》介绍给读者,并对内容作一点分析:
◆《楚佞鬼》译文
楚地本来没有鬼,但是这么一天,有鬼降临到了楚地。鬼花言巧语地对楚人说:"是天帝让我来治理你们这片土地,我能给你们带来幸福,让你们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人们都感到很吃惊,来不及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向它表示了愿意听从它的治理。人们把鬼供奉在神庙里,天天祭祀,跪着给它进献牲畜,并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了它。
社会上的一些无赖之徒,看到鬼的势力很强大,就都跑来投靠它。这样的无赖之徒越聚越多,就好像奴婢服从主子一样。就这样还嫌不够,这些无赖之徒还让他们的妻子儿女也这样作。由于鬼气的影响,这些人变得言语、行动都和鬼一模一样了。于是,这些人依仗鬼的势力,在老百姓面前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凡是不愿依附鬼的人,这些无赖就必定在鬼跟前说坏话,让他们遭受迫害。由于鬼和无赖这么祸害民众,所以这里的老百姓生活越来越贫困。
天神知道了这件事后,就来到了楚地,非常气愤地讥笑鬼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不过就是个妖怪,却来这里享受人间祭祀,还这样没完没了地作威作福!"于是轰轰的雷声迅猛而激烈地响了起来,庙宇被震坍塌,无赖也都被震死了,楚地的祸患平息了,从此人们又过上了没有鬼怪的生活。
你以为那鬼怪的势力是可以长期存在并永远依仗的吗!
怎么样,这样的小故事说它是预言不为过吧?你要说这故事是宋朝人写的,人们一定不信,怎么看着和现在的情况那么 像呢?越看越是现在人编的故事。那好,我就把这个故事的原文抄写在下边,让大家看看这个邓牧有多神。
◆《楚佞鬼》原文
有鬼降于楚曰:"天帝命我治若土,余良威福而人。"众愕然,共命唯谨,祀之庙,旦旦荐血食,跪而进之,将币。
市井亡赖附鬼者益众,以身若婢妾然;不厌,及妻若女。鬼气所入,言语动作与鬼无不类,乃益倚气势,骄齐民。凡不附鬼者,必谮(读zen,谗言)使之祸。齐民由是重困。
天神闻而下之,忿且笑曰:"若妖也,而庙食于此,作威福不已!"为兴疾霆,碎其庙,震无赖以死,楚祸遂息。
彼以鬼气势可常倚哉!
文章来源于邓牧的《伯牙琴.二戒学柳河东》,全文不过100多字。我不知道当时邓牧是出于一种什么想法而写这一百多个字的小品,现在来看这些文字,却实很让人吃惊。这其中的"市井亡赖附鬼者益众","鬼气所入,言语动作与鬼无不类","凡不附鬼者,必谮使之祸"以及天神灭鬼霹庙等文字描述都是很传神的。也许邓牧不是有意要作预言,生活在七百多年的邓牧不知道他所写的是当今正在要发生的事,他的文字和后来出现的事是巧合。但我是不相信巧合的,如果邓牧不知道他写的事要发生,也不是有意要作预言,那就是冥冥之中有力量要他这样写,这就是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当然,更大的可能就是邓牧就是一个得道的高人,邓牧在《伯牙琴自序》中就表示了他希望能有知音读懂他的文字。他说:"伯牙虽善琴者,钟子期死,终身不复鼓,知琴难也!今世无如音,余独鼓而不已,亦愚哉?然伯牙破琴绝弦,以子期死耳,余未尝遇子期,焉知其死不死也?故复存此。"他在后序中又说,伯牙琴中的诗文"有若礼法士严毅端重者;有若逸民恬淡闲旷者;有若健将忠壮激烈者;有若仙人绰约靖深者;有若神人变化不可测者。余自如如此,未知或者知我何如也?"《楚佞鬼》就是一篇"若仙人绰约靖深者"和"若神人变化不可测者"的文章,邓牧以"三千年后必有扬子云"的话来说明后代必有知音。
现在重读这些文字,人们难道不震惊吗?还不该惊醒吗?那些"倚气势,骄齐民"的无赖的好运不长,却落了个为鬼陪葬的下场,这是一切依仗邪恶势力作恶的坏人应该引为借鉴的。@
──原载《自由圣火》
【大纪元7月15日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新华社、国务院新闻办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了一次民意调查,请民众评选出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出乎有关方面意料的是,民众并未挑选那些政府自认为十分辉煌的业绩,相反却评选出一系列负面的事件。其中文革名列第一,“三年自然灾害”名列第二。[1]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指1958年中国兴起“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后紧跟着出现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农民多达三千多万人,是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短期内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然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官方的正史中却语焉不详,通常只用一句“三年自然灾害”来解释如此惨祸的原因。经历过这一人人饿肚子时期的40岁以上的中国公民,也往往习惯地按照官方用语以“三年自然灾害”来描述这一时期。但是,研究现代史的学者们却很少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那三年期间到底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自然灾害,灾害又严重到什么程度以至于造成如此惨重的灾祸?本文试图运用中国公布的正式气象水文及自然灾害记录来回答以上问题,帮助读者了解历史的真相。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灾害
按照科学定义,地球上的自然异变对人类的负面影响超过一定程度时被称为灾害。[2] 自然灾害主要指突发性的暴雨、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冻害、雹灾、雷电、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崩塌、病虫害等,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渍化,气候变化、水资源变化等缓进的变化过程也属于广义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直接成因是自然的变化,但人类的活动可能诱发许多自然灾害或加重灾害的程度。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首先是气象灾害(洪涝、干旱、台风等),其次是地质灾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等)。
中国自然灾害的特征是出现频繁、但以区域性灾害为主。据官方统计,建国以来在一般年份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6亿多亩,其中成灾面积约为受灾面积的一半,占耕种面积的六分之一,因灾平均每年少收粮食400亿斤以上,直接经济损失200亿元,2亿以上的人口会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通常每年造成5千至1万人死亡。[3] 虽然平均每年有六分之一的耕地成灾减产,但其他六分之五的土地仍能丰产保收。因此一般情况下,虽然年年有灾,但全国的农业及粮食生产还是可以基本上保持稳定的;而且,每年的受灾地区不同,很少会出现一个地区持续几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局面。
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从1949年至1958年几乎年年有灾,有时灾情甚至十分严重。例如,1949年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的各河流严重决口漫溢,水灾严重;1950年察哈尔、绥远、内蒙古遭受旱灾,山东、平原和辽宁省遭受水灾;1952年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夏季干旱,淮河上游和汉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涝;1953年,长江以北大部份地区春夏少雨,辽河、松花江流域以及冀、鲁、豫盛夏多雨受涝,南方部份地区夏旱较重,北方低温冻害严重,台风造成了严重损失;1954年长江、淮河出现大洪水,海河流域夏涝,黑、闽、两广地区出现旱灾;1955年华南和西南地区有冬、春旱,华北地区春旱严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倍,河流漫溢、决口;1956年夏秋在江南地区、秋季在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上游少雨干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灾严重,台风灾害也很严重;1957年晋、内蒙西部春夏秋连旱,黄河到长江北岸夏秋季先涝后旱,江南盛夏干旱,东北多雨受涝;1958年全国大部份地区春夏偏旱,黄河中游出现大洪水,郑州黄河大桥桥墩曾被洪水冲毁。[4] 尽管这些年并非风调雨顺,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之后也同样没有多少风调雨顺的年份,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5],但这些灾情同样没有妨碍农业的增产,更没有造成全国性饥馑。
“三年自然灾害”根本不存在
“三年自然灾害”由三个词组成,即“三年(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灾害”。要弄清当时的真相,可以从考察其含义和与之对应的历史资料入手。这个说法首先强调存在着严重的自然灾害,暗指灾祸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其次,还隐含着在全国范围内都发生了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意思,所以才造成全国性饥馑;最后,全国范围的特大自然灾害竟长达三年之久。这个结论真的是根据中国官方的灾害资料得出的吗?
如果分析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我们会发现,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例如,1959年5月中至7月上旬闽、粤、桂持续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涨,东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7月至8月晋北、冀北、辽西和内蒙中东部雨量多于常年五成到两倍,出现洪涝灾害;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号台风使厦门损失严重。1960年7月下旬至10月,受台风影响沿海各省有暴雨,辽、鲁、苏、浙、闽受灾较重,黑、吉东部雨涝;7月底8月初川西持续5天暴雨,部份地区有洪灾。1961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过程,涪江和岷江上游出现较大洪水。
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1959年7至9月间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地区普遍少雨,鄂、豫、陕、湘北、川东旱情严重[6],接着华南出现秋旱,广东、福建两月无雨[7],这些基本上属于局部性灾害。1960年冀、豫北、鲁西、晋、陕南、辽西等冬小麦产区冬春少雨雪,干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天,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滇、川、黔冬春连旱,旱情仍属局部、短期性,由于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灾不具全国性后果。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雨量偏少[8],虽然受旱面积较大,但灾情轻,更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
衡量一个地区干旱程度的另一重要指标是干燥度,即年蒸发量和年降雨量的比值,若比较某地特定年份的干燥度与该地的常年平均干燥度,即可知道这一年该地较常年干旱还是湿润。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9]
再从旱灾的严重程度来比较,也会发现,1959年和1960年的旱灾远小于1972年或1978年的旱情。1972年是1949年以来黄河、海河流域的一次大范围严重干旱,成灾面积2.04亿亩,重旱区分布在京、津、晋、冀、陕、北、辽西、鲁西北。该年春季少雨,入夏以后持续干旱少雨;官厅、岗南水库的水位线都降到死水位以下;地下水位普遍下降3至5米。1978年的重旱区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北方的东北、晋、陕、甘、宁、新、鲁部份地区也有旱情;江苏省无雨天数达140余天;上海的黄浦江、苏州河水发臭。但是,即使是在旱情比1959年、1960年严重的1972年,虽然粮食产量因灾减产1,367万吨,也未出现全国性饥馑,更未饿死一个人。而在旱情最严重的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反而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因此,孟昭荣、彭传荣认为,“就自然灾害而言,三年期间诚然发生了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但是从我国历史的灾荒实况观之,有史以来几乎无年不灾,灾荒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三年期间当亦不能排除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误,能够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10]
三年期间粮食减产、饥馑和饿死人的原因
大饥馑源于粮食大幅度减产,既然这三年中并没有全国性特大灾害,为什么会出现粮食大减产、导致缺粮和饥荒、最后数千万农民饿死的惨剧?1959年的粮产量下降17.6%,从上年的2亿吨降到1.7亿吨,1960年又比1959年减产18.5%、2,650万吨,此后直到1966年粮产量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据专家分析,这三年减产的粮食中只有一小部份与旱灾有关[11],主要的减产因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例如,1958年山东省的青壮年农民都炼铁和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因而减产;1959年秋冬又有887万青壮年去修水库;甚至在1960年农村经济崩溃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动力在修水库。从1959年1960年,山东省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12]
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救灾赈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绝大多数领导人都一心执行毛泽东荒诞的大跃进政策,根本不去救灾;甚至摄于毛的淫威,不敢谈灾情,相反还千方百计地掩盖灾情,迎合毛的好大喜功的心态,国务院因此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会。中国的历代王朝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从灾情呈报、灾情调查、灾情评价到救灾措施的救灾制度。清朝规定,督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蠲缓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资遣流民、抚恤灾民、施粥、施放衣物药品、掩埋尸体、修房补助、借发种子、购粮平粜、以工代赈等。但“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这三年中,中国却没有任何救灾机构,也没有任何灾情呈报、灾情调查和灾情评价,更谈不上救灾措施,结果中灾变成了重灾。
1959年7月到9月正是粮食减产、粮食库存急剧下降、数亿农民即将进入饥馑状态的关键时刻,中国的领导人却云集风景秀丽的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正做着让全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个人登上世界共运霸主地位的黄梁梦,而其他高级领导人则争相献媚邀宠。只有彭德怀等少数几个人敢于说了一点真相,立刻遭到了毛泽东及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们的一致打击。此后在全国进一步掀起了“大跃进”狂热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这场从上而下发动的权力斗争把党内仅存的敢于说真话的干部都打倒了,留下来的都是迎合着毛泽东、为了个人权位而把老百姓的死活搁置一旁的干部。
1960年初,当全国农村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1960年将又是一个大跃进年,形势可能会比1959年更好。这一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在六十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避而不谈粮食减产和饿死人的惨状,却争相报告自己所在地区的“大好形势”,会议“奉旨”通过了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
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定出口415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13],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出口耗去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数亿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一条路了。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14],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当时政府一心一意想着造原子弹、导弹,好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虽然后来“两弹一星”是造出来了,但奠基的却是数千万人的生命。如此“伟大成就”的惨烈代价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直到1960年春全国已有数千万农民饿死,许多乡村遍地饿孚,甚至出现了食人肉的现象,中央政府才承认了饥馑和大规模饿死人这个事实,并于1960年下半年开始采取救灾措施。但为时已晚,数千万农民已化为冤魂。
谁造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
实际上,在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严重失败的1960年5月之前,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字样。为了给政府和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性的、几乎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开脱,宣传机构编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以便把人祸解释成天灾。这个说法是中共建国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谎言。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过去歌颂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调子,为全国民众描绘出一幅可怕的图画∶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份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5]。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把谎言编得更大了,“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而政府和领导人的政治责任也被谎言洗刷得干干净净。在谎言面前,那冤死的数千万农民似乎死得活该,只能怪“老天不长眼”了。
党的各级干部虽然知道一些真相,但有了彭德怀的“榜样”,他们早已习惯于不说真话、专门逢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干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做的报告中谈到工作中的失误,指出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说法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得多,但还是有所保留的。他不敢承认,就连这个所谓的“三分天灾”也实际上是嫁祸于天,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本不应出现饥馑。至于所谓的“七分人祸”,不但身为祸首的毛泽东根本拒不认帐,并正在谋划着倒刘报复,而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自己不也是“人祸”的一部份吗?
后来,关于这三年全国严重经济困难的官方解释又有了进一步修正,演变成“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的正式说法∶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其中关于政策错误的部份比较接近史实,而关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毁约的部份则仍然是虚饰之词。苏联毁约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已经造成经济崩溃之后而不是之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1957年秋在莫斯科宣称,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原子弹后,应该把社会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哪怕世界人口因此而减少几亿也在所不惜。随后中国开始的疯狂的大跃进计划背后,就反映出毛泽东这种为了个人在世界上称雄而毫不顾及人民死活的帝王式野心。而且苏联毁约影响的主要是军工项目,若这些军工项目果真能完全中止,那时中国至少可以少死上千万人。
作为本文的结语,这里再强调一下,所谓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59年-1961年),中国大部份地区连续三年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1960年甚至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首先,当时只有约百分之十的农田受旱成灾,全国大部份地区并没有任何“严重的自然灾害”;其次,即便是在受过灾的地区,也未发生持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现象,受灾的局部地区只是在三年中的某一年受灾而已;再次,当时出现的旱灾程度远未构成“严重”的自然灾害,更谈不上是“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最后,那三年期间发生过的中等程度的局部自然灾害与全国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没有必然的联系。
为了让不喑史实的后人免遭蒙骗,中国的现代史中应该取消这个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当然,还历史以真面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注释】
[1] “官方民意调查吓坏中南海”,《争鸣》,2000年第2期。
[2]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份析与减灾对策》,第VII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3] 张德江(民政部长),“我国救灾的根本出路”,出处同上,第5页。
[4]
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1989年;中国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中国水旱灾害》,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97年。
[5]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地震出版社,1992年,第7页。
[6]
旱灾最重的是湖北省,但也不是滴雨未下,而是未下透雨,90天内的降雨量为70-170毫米。湖北是一年二熟到三熟制,90天的干旱最多影响一季收成。参见《湖北省自然灾害和防御对策》第402页(梁淑芬等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
[7] 《中国水旱灾害》,出处见注[4],第305页。
[8] 出处同上,第305页。
[9]
该表利用遍及全国的120个水文站资料,将每年的旱涝情况分为涝、偏涝、正常、偏旱、旱五个等级。其结论是∶1959年13个涝、34个偏涝、35个正常、25个偏旱、13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75;1960年14个涝、21个偏涝、33个正常、44个偏旱、8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92;1961年12个涝、36个偏涝、28个正常、29个偏旱、15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08。而在洪灾严重的1954年全国平均指数为-0,658,在干旱严重的1972年,全国平均指数为+0.88。这一对比进一步表明,从1959年到1961年是平常年景。参见金辉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年5月号。
[10] 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1989年。
[11]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的统计,1959年旱灾造成粮食减产6%,1960年造成减产10.7%,1961年造成减产8.2%。参见《中国水旱灾害》,第308、557-559页。
[12] 《当代中国的山东(上卷)》,1989年,第193、194页。
[13] 丁抒,《人祸》,第286页。
[14]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61页。
[15] 丁抒,《人祸》,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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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中国水利年鉴》。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1期
【大纪元7月1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林迪报导)香港政论杂志《开放》今年七月号出版后,本台记者林迪就杂志内容采访了该刊总编辑金钟。在访谈的第三部分,他们谈到,学者对中国知识分子奴性的分析,以及香港回归后十年,中共仍处在地下秘密状态的情况。记者:这期上有篇文章是原华东师范大学李(吉力)写的,他认为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在“六四”时,做得跟苏联东欧独立知识分子差了一大截。
金钟:李是个才子,看法较激进,但角度也有道理。他批判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从无独立思想。他甚至还批评赵紫阳,说他的奴性就表现在党性上。
记者:他说赵不可能成叶利钦。
金钟:就像光绪皇帝不敢反慈禧太后。李说,赵可以跟同学说再见,但不敢向邓小平说个“不”字。李还批判出名的知识分子,当时不敢跟学生在一起,做个政治领袖。六四就是缺乏领袖。
就像方励之那时很出名,在大学影响很大,那时完全可做领导学生的领袖。但在那50天,他关在家里面,生怕被人扣帽子成“黑手”,李说,最后躲进大使馆。当然我们是否要求太苛刻了?
记者:我想是否跟一次次运动,如反右有关,把知识分子的脊梁骨都打伤了。
金钟:很多脊梁骨是打断了。这是反右的直接效应,一直延续几十年。
记者:不只是知识分子,高级干部也是。
金钟:所以我们始终认为,一定要批毛,清算毛的罪行,然后肃清恐怖政治遗留下的基因,它已一代代传下来了。
记者:香港有位银行家庄世平去世。共产党称他先生,你们文章说他是共产党。他的身份至死都不公开。
金钟:左报说,庄是香港地下党领导人,据说他文革前去北京是住周恩来家的,那完全是自己人。香港现第三届政府里的局长曾德成,肯定是共产党,但从不公开身份。许家屯回忆录说香港有三千党员,但各界没一个承认。港府高级官员中决不止曾德成一人是党员。这对港人不公平,你到底是港人治港?还是港共治港?我们希望他们公开活动,公平竞争。
【大纪元7月15日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YVES VAN DER HOEVEN采访报导)随着中国驻北美国家使馆利用当地社团和学生学者联谊会进行特务活动的一系列案例相继曝光,中共情报机关对海外的渗透日益引起欧洲多国的关注。曾亲身参与一宗中共高级间谍案调查的欧洲战略情报安全中心执行长官克劳德·莫尼克 (Claude Moniquet)先生近日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称中国大陆特务机关规模大,运作非常严密,就像20年前苏联的特务机关一样。记者:前中国驻悉尼外交官陈用林日前访问加拿大时指控中国驻北美国家使馆控制、利用当地学生学者联谊会进行特务活动。北美最近也爆出了一系列相关案例。2005年欧洲追踪工业间谍案的线索曾经导向了比利时鲁汶的一个中国学生会。您怎么看待这类事件?
答:我想首先要说明的是,所有的国家都有间谍。但是中国的做法非常有侵略性,而且规模很大。中国大陆特务机关的运作非常严密,就像20年前苏联的特务机关一样。他们有国家安全部,也在军队设置了特别情报局,他们控制大量在国外的机构,尤其是新闻工作者,当然还有学生。
现在有很多的中国人在海外留学,有好几万的中国人在国外工作,他们在其所生活的国家被组织起来,加入学生联盟、中国学生联合会等等,这些团体通常是通过文化事务部门和中国使馆有着密切的联系。海外华人希望和故乡保持联系,这很正常。但很清楚的是,中共政府用这种方法来向海外传递命令,并利用学生从事间谍和宣传活动。几年前在比利时发生了一桩案件,鲁汶大学的中国学生联合会被指控从事间谍工作,因而受到调查,我想调查工作还没有结束,而且我们也知道他们和中共使馆的关系。
记者: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注意到这种以“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名义存在的特务组织,并在密切地关注他们的行动。您认为欧洲对这种现象的了解程度如何?欧洲,特别是比利时对此采取了什么政策?
答:很遗憾,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不是美国。美国在安全问题上有十分明确的政策。尽管美国和中国有贸易关系,他们非常明确地告诉中共,不可以在美国从事任何间谍活动,一旦被发现,间谍会被监禁或遇到大的麻烦。
可悲的是欧洲却不一样。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他们知道中共的间谍机构在他们的国家非常活跃,窃取他们的工业和商业机密,但他们不想破坏同中国的关系。很多案件并没有被报导出来,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希望避免和中国之间出现摩擦,也不想影响他们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总的来讲,美国传递了一个很强烈的信号,欧洲却发出了一个非常软弱的信号,这对我们来讲,当然非常糟糕。
记者: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加拿大总理非常强硬地对中共提出了人权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共不得不做出让步。
答:是的,我们和中国打交道过程中的错误在于,我们没有坚持自己的原则。我们应该清楚地告诉对方,我们愿意和你们有经济关系,但是有些事情你不可以在这里做,你不可以从事间谍活动,你不可以试图影响生活在欧洲的华人,威胁或操纵他们等等。
我不认为坚持原则,甚至驱逐从事间谍活动的外交官会伤害到欧中贸易关系。当然他们会在公开的场合否认这种指控,并威胁要断绝经济往来,但他们最终还是需要和我们做生意。因此,我们应该更强硬一些,像美、加一样划出一条清楚的底线。
记者:像您所说的,中共当局的做法非常特别,并且在向海外输出其控制自己人民的做法。
答:当然。关键问题在于今天的中国绝不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国家。中国在这20年有了发展,没有人会说今天的中国和20年前的中国是一样的,但中国仍然不是民主国家,所以中共能够对海外华人施加压力。海外华人被迫成为间谍或者是服从中国使馆的命令,否则的话,他们在国内的亲人有可能遇到麻烦。一个民主国家不会这么做的。
欧洲国家的政治决策人目前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和一个非民主国家打交道时,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而不是倒过来。我认为,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我们经常都是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对一些问题熟视无睹。
记者:欧洲会对那些充当中共当局海外组织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答:我可以告诉您的是,我们劝告企业在雇佣中国学生和中国实习生时要非常小心,不要让他们接触某些特定的技术和知识领域。当然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个遗憾,但是我们必须这么做。因为我们知道太多的技术已被中国偷走。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间谍问题上,欧洲国家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和一致的态度。 我们要告诉中国说,我们愿意和你们合作,也愿意为中国学生提供机会。但如果哪一天我们发现中国学生或外交官窃取商业或技术秘密,游戏就结束了。我们将采取制裁行动。
记者:对于那些被迫做政治间谍而敢于投诚的人,比利时政府是否应该考虑马上给他们提供政治庇护?
答:在欧洲,这还不是一项官方政策。但我认为我们应该为他们个人和他们的亲属提供政治庇护,就像以前冷战时代对苏联人那样。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限制中国间谍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