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7月16日(星期一)

朱虞夫涉嫌妨害公务案一审辩护词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莫少平律和丁锡奎律师于2007年7月10日上午9点到下午12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法院为中国民主党人朱虞夫先生和他的儿子朱卬就“妨害公务”一案作了精彩的辩护。在征得朱虞夫先生的夫人蒋杭莉女士同意后,将其辩护词公开发表。

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狱中来信

胡佳:“他在监狱里面坚持自己不是罪犯,他没有罪,他只是一个中国公民在监狱里。而监狱方让犯人管犯人,欺负他看不见。狱霸们在给他剃头剃到大概百分之八、九十的时候,光诚才发现他们在骗他,于是他站起来要向监狱方投诉,于是那些人就按住他,拳打脚踢给他剃头,造成他的肋骨软组织损伤。”

山东临朐政府千人逼签 村民外逃躲避

村民王先生表示,来了1000多人,有公、检、法、工商、城管等10多个部门,今天是来逼村民签订协议。因政府的补偿价格太低,大家都不愿签。政府来评估村民房屋,也是粗略计算,如200多平方米的房屋,补偿不到10万块,连二手房都买不到。

副市长率警前往四川省政府弹压40名业主维权

接到电话后,天网义工立即前往四川省政府信访办记录事件进展。据维权代表周女士介绍,上午11时过,华蓥市政府副市长刘光文率10多人坐警车来到省政府,并对随行的人说:“限你们10分钟内,把他们全部搞定。”即,全都拖上事前停在那里的大巴车上。

公安禁黑龙江被捕维权代表家属对外说话

中共佳木斯公安7月6日抓捕黑龙江富锦失地农民的两位维权代表王桂林和杨春林,至今已将他们关押了近10天,警方不给家属开拘留证,还威胁他们的家属:“不许对外边乱说话”;并声称短期内要对他们判刑。目前这两个家庭均受到当局的重压,他们更为自己亲人的处境担忧,身心倍受煎熬,急切寻求外界的支持和帮助。

四川农民抗议工厂泄漏有毒气体

总部设在香港的人权和民主信息中心在传真中说,四川省峨嵋山附近的农民对一家铝业公司泄漏有害气体提出抗议,这些有毒气体损坏了他们的葡萄和其它农作物。信息中心还说,泄漏事件发生在6月24号,农民从7月10号开始堵住一条公路,要求8百万人民币(1百万多美元)的赔偿费。

村支书被逼死 广东村民抬尸游行示威

广东省普宁市流沙东街道大林村村支书陈木光,因拒绝在征地协议上签字,7月13日上午,当两名镇干部找他谈话后,50多岁的陈木光就死在村办公室内,愤怒的村民推着他的尸体到街道办事处抗议。至今当地政府仍没有公开对外说明死因,但村民一致认为,村支书是被逼死的。

何蜀:文化大革命不是反腐败也不能反腐败

近年来,随着执政党及国家机关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中的腐败现象以难以遏制之势恶性发展,一种论调在一些民众中甚至在一些“文化大革命”亲历者中出现了,这种论调把现在的腐败官员视同于“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认为还是要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发动群众起来批判和打倒“走资派”,才能有效制止腐败。有人因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倍加怀念,甚至盼望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齐戈:新部长遇到老问题

所谓新部长遇到老问题,其实就是章伯钧提到的中共党组的问题。“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这个原因不除,万钢也好,陈竺也罢,到头来还是个有职无权。

傅辰: 华侨时报的行为在伤害华人利益

华侨时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共利用加拿大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来指使华侨时报散布对法轮功的仇恨宣传。然而中共从来没有给过中国人民任何言论自由,在大陆没有,现在又把黑手伸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几乎所有的中文媒体都多少被中共操控。这些媒体不能刊登任何说明法轮功真相的文章,甚至连广告都不行。然而华侨时报刊登的那些诽谤文章却可以畅通无阻。想想真是讽刺,在加拿大的中文媒体,给加拿大政府纳税的这些中文媒体,受加拿大言论自由保护的这些中文媒体,他们的言论自由却操控在对于他们死活并不关心的中共手中。

曾铮: 哈尼夫案与澳洲的两难处境

在哈尼夫事件中,还可以观察到的另一个现象是:法律的“严厉”与舆论的“宽大”。如果说澳洲警方采用了比较“严厉”的手法处理哈尼夫案件的话,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却几乎是“一边倒”的对哈尼夫的是否受到公正待遇的关注。这种关注让警方一直感到某种压力。也就是说,执法者和媒体之间,似乎是互相制约和平衡的,而不是 像中国那样,无论党和“政府”做了什么事,媒体所能做的只能是替党宣传和解释,以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也许这就是西方自由媒体与“党的喉舌”之间的最大区别吧。

华尔街日报:中国黑心产品的病根何在?

难道这真是“发展中问题要靠发展才能解决”吗? 一些人甚至把这种现象与美国一百多年前的发展问题相提并论。但是,华尔街日报记者表示,要知道这其中的区别是:现在生活在中国大陆共产党旗下的中国人民没有任何可以信仰的,所有传统价值观,信仰与美德都被共产党摧毁了,而所剩的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是一个真空。而现在,一旦中国人民不再信仰共产主义后,“钱”则成为举国上下的第一信仰。

江世俊: 原重点大学物理教授与中共决裂声明

我原是大陆一所国家重点直属大学的物理教授,中国国家科委国际合作局西北欧处项目顾问组成员,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四十余年,退休来北美前,办了中断同中共的组织关系的手续。四十余年中我作为中共一员,目睹的中共卑鄙,虚伪和残暴事例无以数计,因此在上个世纪末我退休来到北美自由的土地后,就开始通过各种报刊,揭露中共的卑劣,包括揭露中共大使馆在北美的胡作非为,揭露中共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代理组织“渥太华华人联合会”的恶行,也包括揭露“渥太华老年会”的领导,在中共使馆指挥下,为虎作伥公开迫害法轮功的胡作非为,我已经用行动同这个法西斯恶党一刀两断。但我觉得还是应该用文字公开的宣布我同这个恶党的决裂!

叶观星:唤醒自己 脱离中共(一)

他们的孩子同样清正廉洁,因炼法轮功被抓后,家里的天就塌了。为了救儿子,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放下最后的高贵,去送礼了,去行贿了,去犯罪了,这是怎样的一份折磨和屈辱。那位老母亲说,有好多次我都想给他们跪下,但最终还是没有跪下。他们到底为此花了多少钱,他们不肯说。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一生的积蓄都花完了,还借了外债,已经倾家荡产。

一贤: 古人测字知未来 简体字化吉为凶

例如把工厂的“廠”字改成“厂”字,结果弄得现在xx党的“厂”里真的什么也没有了,一切都空了。有个长辈从台湾到大陆投资,回台后,对晚辈提醒不要写简体字,尤其工厂绝不能写,大家都莫名其妙。他才说,你看那个“厂”字,上面一根大梁,底下仅仅靠着一根斜斜的柱子撑着,这种工厂,不论你盖得多高,它说倒就倒。

李大立:质疑吴稼祥的“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

在海外网站上同一天读到两篇同是论述“民主社会主义”,但是无论论点论据和写作风格都截然不同的文章:方石先生“民主社会主义与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以及吴稼祥先生“两种民主社会主义”。笔者个人认为:前者立论正确(观点鲜明),一针见血,读之令人有正气凛然之感;后者立论错误(观点模糊),牵强附会,读之令人有为毛邓江脸上贴金的嫌疑。

李天笑:自由寻千度 “常识”破空出

破空是当今首屈一指的时事评论家。刚刚拿过“万人杰”大奖,又出新书《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不愧为人中豪杰。破空曾发表大量时政评论,同时常任新唐人《热点互动》嘉宾。他思维敏锐、分析独到、出口成章、妙语联珠。好评如潮。破空把自己近年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倾注在这本书中,使我们手边有了一本随时可查的分析当今中国的小百科词典。

罗慕栾:致胡锦涛夫人刘永清女士

罗慕栾女士是已故法轮功学员、张孟业教授的夫人。张孟业是胡锦涛清华大学同窗6年的同班同学。张孟业夫妇于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并赠送胡锦涛《转法轮》一书。张孟业夫妇和胡锦涛夫妇曾于1995年和1999年的4月,清华大学校庆时聚会。 当时张孟业教授在台上向众校友介绍法轮功,刘永清女士带头热情鼓掌,并喜悦地回过身向坐在后排的罗慕栾女士致意,然后还欣然与张孟业夫妇合影留念。以下是罗慕栾女士近期致刘永清的一封信。

日本法轮功聚会 抗议中共八年镇压

日本法轮功学员在7月15日聚集在日本东京,抗议中共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对法轮功的8年迫害。在集会上,日本法轮大法学会发表了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声明文,七一前发生的香港史上最大的遣返事件受害人廖淑慧也到场发言,指证曾庆红一手导演了香港遣返事件,并称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彻底破产,中共的暴力牺牲者不仅是大陆、香港,现在也扩展到台湾,并可能扩展到世界。

电视新闻称自杀身亡 民间证实人健在

据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五日获悉,2001年吉林省松原市电视新闻报导:松原市师范学生何金颖因修炼法轮功跳江自杀身亡。那些看过这则新闻报导,而又认识何金颖的人,日后见到她活生生的站在面前时,很是震惊,往往第一句话就是:“你不是死了吗?”何金颖的表姐找到何金颖的母亲沉痛的说:“舅妈,小颖跳江自杀了,电视都报导了”。其母听后,笑的不行,因为小颖就在家里炕上坐着呢!


朱虞夫涉嫌妨害公务案一审辩护词

【大纪元7月16日讯】(提供者吕耿松 按: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莫少平律和丁锡奎律师于2007年7月10日上午9点到下午12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法院为中国民主党人朱虞夫先生和他的儿子朱卬就“妨害公务”一案作了精彩的辩护。在征得朱虞夫先生的夫人蒋杭莉女士同意后,将其辩护词公开发表。)                │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被告人朱虞夫的委托,北京市莫少平律师事务所指派莫少平、尚宝军律师担任朱虞夫涉嫌妨害公务一案的一审辩护人,我们将忠实履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的律师责任,依法维护被告人 的合法权利。开庭前,我们会见了朱虞夫,认真审阅了检察院移送贵 院的包括视听资料在内的全部案卷材料,现根据事实和法律以及庭审 调查的情况,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本案应仅就检察机关的《起诉书》的内容进行审理

首先,我们注意到,公诉机关在其《起诉意见书》中,是将本案两被 告人列为共同犯罪的,并且指控朱虞夫是累犯。在我们依法向公诉机 关提出了我们的律师意见后,公诉机关在给贵院的正式的《起诉书》 中,将共同犯罪和累犯的指控去掉了,对此我们深感欣慰,也对公诉 机关采纳律师意见表示感谢。遗憾的是,公诉人在庭审中又将朱虞夫 指控为累犯。我们认为,法院应仅就《起诉书》指控的内容进行审 理,否则,不仅对朱虞夫不公平(变相剥夺了其针对指控其累犯的辩 护权),也有违“不告不理”的基本审判原则。而且,我们也向贵院 提交了几则人民法院网上公布“妨害公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 罚的案例,这几则案例中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后果,比朱虞夫的情节 严重的多。因此,我们认为朱虞夫不应被认定为累犯。

二、警察在执行本案公务中,其执法行为存在严重瑕疵

我们认为,本案中警察在盘问朱昂、查验其身份证的时候,其执法行 为存在严重瑕疵。《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九条明确规定: “为维护社会治安,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经 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 证法》也规定“经出示执法证件,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本案中, 无论是警察的陈述,还是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的证言中,均证实警察 未出示任何证件,就对朱昂进行了盘问,要求其出示身份证。可见, 本案中警察的执法行为存在严重瑕疵。而且,本案中警察仅仅因为朱 昂拒绝接受盘问,就欲将其强制带回派出所继续盘问,也有违《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公安部《公安机关使用继续盘问规定》的 适用继续盘问的规定。

三、朱虞夫没有妨害公务的直接故意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朱虞夫没有妨害公务的直接故意,理由如下:

1、朱虞夫的认识因素

本案另一被告朱昂──朱虞夫之子并无前科,当朱虞夫看到朱昂与民警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时,由于朱虞夫知道民警是去传唤胡俊雄的,难免使朱虞夫以为是警察认错了人,而且朱虞夫看到儿子血流满面地被警察摁在地上,上前阻止警察是其本能的反应。

2、朱虞夫的意志因素

事发当天,朱虞夫看到儿子血流满面地被警察摁在地上,其由于护子心切而情绪激动,随即上前与民警发生了冲突。朱虞夫与民警发生冲突的动机是保护儿子,护子心切乃人之常情,应予充分理解。因此,朱虞夫的行为动机决不是追求妨害公务,只是在其保护儿子的过程中产生了妨害公务的客观后果,故我们认为朱虞夫的主观恶性不大。而且,证人胡俊雄和朱虞夫均陈述说,事发之前,朱虞夫曾给胡俊雄打过电话,让胡俊雄给警察开门,配合 警察的工作。可见,朱虞夫并无妨害公务的直接故意。

四、朱虞夫“妨害公务"的行为轻微,依法不应受到处罚

从事发现场的录像看来,所谓朱虞夫“妨害公务"的行为,仅仅是一 推(拳)将民警推倒在地,之后朱虞夫再无任何行为,民警受伤的后 果也不是朱虞夫的行为造成的(没有证据证明民警脚扭伤是朱的行为 造成的),因此辩护人认为朱虞夫“妨害公务”的行为极其轻微,也 未造成任何严重后果,应依法对其免于刑事处罚。

综上所述,我们建议贵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条“刑罚 的轻重,应当与犯罪份子所犯罪性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和第37 条的规定,对朱虞夫依法免予刑事处罚。

此致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律师
律师

2007年7月10日

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狱中来信

【大纪元7月16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报导)山东临沂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最近自监狱中寄出他入狱之后的第三封信件。陈光诚的家人表示,今年六月份陈光诚在狱中遭到毒打受伤。

陈光诚的信件,是寄给他的律师李劲松的。海外中文的博讯网刊登李律师的文章说,今年6月16日陈光诚在狱中遭到牢头的殴打。而有关的信件是五月份寄出,最近才收到的。

陈光诚的妻子,目前仍然暂居在北京的袁伟静表示,信件主要谈到陈光诚案件上诉的事情。由于监狱方面不允许陈光诚使用盲文工具,所以只能请人代笔。

袁伟静:“他写的不是盲文,是找别人写的。他们不给他写盲文用的纸笔。这封信是5月16号发出来的,现在说是要检查,检查期限非常长。”

袁伟静表示,今年6月16日,陈光诚在监狱中遭到狱中犯人的殴打,而且明显受伤。不久前曾前往探望的袁伟静说,她向监狱方面抗议并要求调查,但临沂监狱没有给出满意的答覆。

袁伟静:“看到他左侧肋骨那块都肿了,腿都打伤了。我就向监狱方表示了我的严重抗议。他们说会来调查。21号他们的答覆是‘没有任何问题,不是他被人打了,而是他去打别人’。”

李劲松律师发表在博讯网上的文章表示,他认为殴打陈光诚不是监狱方面实施的报复伤害行动。不过,长期关注陈光诚案件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认为,监狱方面应该承担责任。

胡佳:“监牢里的牢头狱霸有恃无恐,他们对他说‘打了你怎么样?打了你共产党还给我们加分呢。’这就说明监狱方是牢头狱霸的后台。”

胡佳解释说,按照中国司法部的条例,在押人员可以选择不剃光头。在陈光诚不愿意的情况下,监狱犯人利用陈光诚无法看到而欺骗他,给他剃光头发,并在陈光诚坚持要向监狱方面投诉的时候对他进行殴打。

胡佳:“他在监狱里面坚持自己不是罪犯,他没有罪,他只是一个中国公民在监狱里。而监狱方让犯人管犯人,欺负他看不见。狱霸们在给他剃头剃到大概百分之八、九十的时候,光诚才发现他们在骗他,于是他站起来要向监狱方投诉,于是那些人就按住他,拳打脚踢给他剃头,造成他的肋骨软组织损伤。”

胡佳认为,山东临沂市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其实就是事件的背后原因。

胡佳:“他在今年2月份移送到临沂以后,公安局长仍然让监狱给狱头布置任务孤立光诚,不准和他说话,克扣饭菜,他的许多要求得不到满足,包括阅读等。”

而李劲松律师在他的文章中也认为,现任临沂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刘杰,应该是这起伤害事件的主要责任人。他要求有关当局尽快查清事情的真相。

山东临朐政府千人逼签 村民外逃躲避

【大纪元7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今天(16日)早上,山东临朐政府出动上千人,前往东城街道,欲逼迫400多户农民签订拆迁协议。听到消息的村民,纷纷外出“躲逼签”。

据悉,临朐东城街道所属的曾家小庄、南赵家河、水沟村,共有450户村民。当地政府以修路为名,欲强行拆除所有村民的房屋,遭到村民的强烈反对。

村民王先生表示,来了1000多人,有公、检、法、工商、城管等10多个部门,今天是来逼村民签订协议。因政府的补偿价格太低,大家都不愿签。政府来评估村民房屋,也是粗略计算,如200多平方米的房屋,补偿不到10万块,连二手房都买不到。

他说:“现有90%的村民都跑到亲朋好友家避难了。村民签了协议,政府也不给钱,给村民打白条。把房屋强拆后,每月只给450元,让村民租房屋过渡,就这样把我们赶出去,其他什么都不管了,谁愿意?”

据民生观察报导,有一位村民因不愿进行房屋评估,当地政府就找藉口,把他的一辆农用车扣留了1个多月。当地政府还采取强硬措施,凡家属是公务员的,如不配合签协议,一律开除下岗。

7月14日,山东临朐东城街道全体失地受害农民向媒体投诉了一封公开信。

公开信指出,“东城街道自02年成立以来,采取以租代征的非法手段,从农民手中收取了11000多亩土地,然后再高价倒卖,一些不法企业主趁机大量圈占土地,然后让农田荒芜,待机哄抬地价。东城街道办还将一部分土地用于开发房地产专案(滨河花园)再高价出售,从中谋取暴利(政府行为,零地价开发,市场价销售)。”

现东城街办以兴建所谓的第四、第五项目区,继续占用农民耕地。为了销售“滨河花园”,又非法占地400多亩。

村民指出,政府没有合法审批手续,继续在吉林、安家河一带大量圈地2000多亩。

公开信指出,“以兴隆东路改造为名,准备强行拆迁农户达400户之多……耕地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宅基地又要被强占……我们的政府怎么这么狠心,房子还没给我们盖,钱又不给钱,把我们赶出去,让我们到哪里去住……几万失地农民面临饥饿,那时这个巨大的火药桶一旦发生爆炸,后果将不堪设想……”

另一位在外躲避的村民表示,大家都不愿签字,但政府态度恶劣,最后还是村民受害,没有办法,能躲一次就一次,也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政府把农民逼向绝路。

副市长率警前往四川省政府弹压40名业主维权

【大纪元7月16日讯】(六四天网成都快讯)2007年7月16日上午9点30分,四川广安华蓥市出租车业主维权代表雷先生[华蓥出租车罢工6天 维权代表前往天网]致电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现在,我们有3、40人到四川省政府去请愿。

接到电话后,天网义工立即前往四川省政府信访办记录事件进展。据维权代表周女士介绍,上午11时过,华蓥市政府副市长刘光文率10多人坐警车来到省政府,并对随行的人说:“限你们10分钟内,把他们全部搞定。”即,全都拖上事前停在那里的大巴车上。

双方随即发生肢体冲突,其中,业主蒋银、王春梅、李玲、王庆祝、郑守菊、唐小琴等身上均不同程度地受伤。

当局的弹压行动引来路人围观,群众纷纷谴责,致使拖人事件无法继续。见此情况,刘光文副市长立即下令“三分钟内撤完!”

随后,副市长的手下立即撤走。

就在我们即将发稿时,4位维权代表来到中心并向我们讲述了:他们的商会会长贺隆平被警察叫去,至今还没有释放。此外,还有熊加宁、邹小勇、黄光兴、张红彬等5人被当地派出所传讯。

另据出租车业主称:3名出租车业主维权代表已经进京上访。

公安禁黑龙江被捕维权代表家属对外说话

【大纪元7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 中共佳木斯公安7月6日抓捕黑龙江富锦失地农民的两位维权代表王桂林和杨春林,至今已将他们关押了近10天,警方不给家属开拘留证,还威胁他们的家属:“不许对外边乱说话”;并声称短期内要对他们判刑。目前这两个家庭均受到当局的重压,他们更为自己亲人的处境担忧,身心倍受煎熬,急切寻求外界的支持和帮助。

另外,富锦失地农民老一代维权代表戴山得到当局答覆,已经从北京回到富锦。他希望各界多渠道为王、杨呼吁,救援他们就是支持4万失地农民的人权要求。

国保大队不许杨家属对外说真相

据悉,中共佳木斯公安国保大队在杨春林被抓后,要求他的家属就此事“不许对外乱说话”;而且不给家属开据拘留证,说是怕他们闹事。公安局声称已经掌握了证据:杨与海外反华势力联系。

中共佳木斯公安在7月6日下午2点,到杨春林家抓走了王桂林和杨春林后,午夜时分再次闯入杨家,将电脑及现金抄走。随后的几天,当杨的亲属到公安局询问时,他们威胁称,从杨春林的电脑储存的资料中,公安局已经掌握他与境外联系的证据,会尽快处理杨春林——在20天内(从被抓之日算起)对其判刑;警方严禁杨的家属对外界透露任何有关信息,称“不许对外随便乱说话”,并追问杨家属:杨春林是否接受过海外媒体的采访。

杨春林的亲属表示,到目前尚不敢把他被抓的事告诉他的老母。杨春林56岁的妻子心脏病严重,平日总为丈夫从事维权事业担惊受怕。这次杨春林被抓后据说被羇押在黑通看守所,家人非常担心他受到公安和犯人的殴打、残害,而且听公安表示,杨春林将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制罪。他们急切盼望得到外界的有力支持和关注,但当局一再警告他们“不许随便说话”,使他们感到非常痛苦无助;当局的无理威胁使他们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心理折磨。

杨春林亲属认为他是位非常正直的人,自己认准是正义的事就不会动摇。他毫不隐瞒自己的维权理念,且他在文革时就受到中共迫害。富锦失地农民海外发言人潘晴认为,杨春林是位勇气非凡、非常有正义感和使命感的维权人士,他此次被抓,必然面对中共极权的迫害,他希望大陆律师能站出来,为杨春林提供法律援助,并再次代表4万失地农民呼吁外界关注他们的命运。

潘晴表示,他作为失地农民海外发言人与失地农民维权代表联系,是再正常不过的。他虽人在海外,但他的电子邮箱曾在6月下旬受到黑客袭击。他再次强调失地农民“不要奥运要人权”与政治无关,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政治诉求。

富锦公安对王家属称不许向海外告状

富锦市公安局便衣在王桂林被抓一个小时后,上门将王的妻子以“核实情况”为名带到公安局扣留8个多小时。公安除了让她与王桂林通了一句话外,就是围绕她接受海外媒体的电话采访训斥她。

据悉,在公安局警察拿出确凿证据:她的手机的通话记录,上面显示有她与海外通话的时间、对方号码、通话时间长短等。一名警察问讯并做笔录,另一名警察在她旁边来回走动。王桂林妻子对警察表示,自己有心脏病,受不了他们大声吵,如果引发自己心脏病发作,家里的老人、孩子谁来照管?

王桂林妻子对警察表示,征地时撤消村屯,把9个村屯的农民变成“农转非”,但实际上他们什么福利待遇也享受不到:劳保、低保都没有,没钱承包地,指啥活着?到老了,干不动了,又没医保,靠偷、抢糊口吗?抢不动了,只能靠捡破烂维持到死吗?

警察对王桂林妻子陈述的失地农民所受种种欺压的事实,无以辩驳,表示:你们确实有理,但他们是上指下派,执行命令。有问题应该找政府,不能告洋状家丑外扬。王桂林妻子反问,找政府告了12年了,政府管了吗?警察不理会她的问题,断然取出她的手机卡没收,并警告她不许再与外国联系。

直到当晚11点半,警察电话通知她的亲属到公安局接人,为了安全,她与亲属深夜打车回家。她家的老人在得知儿子被抓,白内障眼疾加重;长子得知父亲被抓,心情沮丧,因无钱付学费,他早已辍学。他们一家期待各界为维权代表呼吁。

戴山得到答覆回富锦

据知情失地农民反映,他们的老一代维权代表戴山两月前在北京状告国土资源部,因他在失地后12年中多次在北京上访告状,所以北京的高法、检察院等知道他所告之案,此次戴山告状,得到答覆:1. 在2008奥运之前肯定有个说法;2. 对他所告征地案中涉案的官员可提出“渎职罪”起诉。

村民:“戴山现在岁数大了,还有半身不遂后遗症,身体不太好,说话有时表达不是很清楚,但头脑还算清楚,他在北京上访多少次了,跟法院的都熟了,这次告状总算得到一个具体的答覆,所以他先回富锦歇一阵,以后再去,至于他能不能活着看到问题解决,谁也说不好。”

村民表示,戴山回富锦后,得知王桂林和杨春林被抓的消息很难过,他和王桂林多年坚持作为失地农民维权代表,为要回土地到处上访、打官司。他对中共抓王桂林和杨春林表示气愤。从自己过去被抓、被打、被关的经历,他认为中共抓王、杨后一定不会放过他们。他希望各界多渠道为王、杨呼吁,救援他们就是支持4万失地农民的人权要求。

四川农民抗议工厂泄漏有毒气体

【大纪元7月16日讯】(美国之音记者:王锳2007年7月15日华盛顿报导)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农民对工厂泄漏有毒气体,损害庄稼提出抗议。中国政府正在试图达到预定的年度改善环境的目标。

总部设在香港的人权和民主信息中心在传真中说,四川省峨嵋山附近的农民对一家铝业公司泄漏有害气体提出抗议,这些有毒气体损坏了他们的葡萄和其它农作物。

信息中心还说,泄漏事件发生在6月24号,农民从7月10号开始堵住一条公路,要求8百万人民币(1百万多美元)的赔偿费。

报告说,星期四警方在公路上躯散抗议人群时有10人受伤,5人被捕。
峨嵋山官员证实发生了抗议事件,但是说,这种气体是否对人民健康造成威胁得由环境机构决定。

另外,星期四晚10点40分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的新宇制药厂发生了氯气泄漏事件,造成107名工人入院。其中8人因中毒需接受治疗,其他人仍在观察之中。四川省副省长已经要求对该地区的空气质量进行24小时监控。

*减少污染困难重重*

中国政府深受日益严重的土地、空气和水污染的困扰,已经保证要在2006到2010年期间减少主要污染物百分之十。但是去年中国没有能够达到年度目标。

据新华社报导,星期三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一次会议上警告说,要实现减少主要污染物的目标仍面临“重重困难”。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上周说,公众对环境的不满造成了一些所谓的“群众事件”。这是官方委婉的指群众暴乱,进行抗议和集体请愿。周生贤没有透露发生事件的数量,但是说国家环保总局在今年头5个月收到了1千8百14封要求改善环境的公民请愿书,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

据新华社报导,周生贤抨击地方政府官员急于增加收入和就业机会,而没能严格控制当地企业的污染问题。

村支书被逼死 广东村民抬尸游行示威

【大纪元7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广东省普宁市流沙东街道大林村村支书陈木光,因拒绝在征地协议上签字,7月13日上午,当两名镇干部找他谈话后,50多岁的陈木光就死在村办公室内,愤怒的村民推着他的尸体到街道办事处抗议。至今当地政府仍没有公开对外说明死因,但村民一致认为,村支书是被逼死的。

大纪元采访了死者的一位亲属,他表示,作为家属很沉痛、悲伤,包括附近的邻居也很伤心。现在最主要是安慰家人怎么渡过这个难关?没办法去处理其他事了。具体事情要他们去安排,他不太清楚。现在人安置在殡仪馆那边,谁也不可以去动他。

据民生观察报导,13日上午11点多,流沙东街道办陈副书记和马姓委员,到村委会办公室找陈木光和村主任谈话,他们要求陈木光等在当天下午3点之前,必须在征地协议上签字,遭到陈木光的拒绝。

一位杨姓村民表示,领导找他谈话,要他签字,他不同意。(13日)下午2点左右,一位村干部来上班,发现陈木光已死在了村办室内,后医院检查说陈早已死亡,但死因大家还不清楚。村民很气愤,他死得不明不白,全村老老少少推着尸体去办事处讨个说法。

陈木光突然死亡,没有做任何调查,当地政府就逼家属将尸体火化,村民们坚决不同意。13日晚上,全村村民推着陈木光的尸体到东街道办事处抗议;14日下午,村民又到普宁市政府门口示威。

为了防止当局强行抢尸火化,村民将陈木光的尸体停放在村委会院内,派出20、30多名村民守护。

杨姓村民表示,昨天晚上,支书尸体被家属送殡仪馆了,当地政府有没有给家属交待或谈了什么?具体情况,村民也不清楚。

记者致电普宁市政府宣传部(0663-2222332)询问,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不清楚,你联系办公室好吗?”记者接着打通普宁市政府办公室,对方表示,“这个我不清楚,你最好和宣传部联系一下。”

据村民介绍,大林村有1000多人,村民共有土地100多亩。近期,流沙东街道办要征该村80亩田地,遭到全村村民反对,但政府多次逼迫大林村村委会签字,陈木光始终不肯签字。

一位村民表示,“政府要强征我们农用地,征地价格每亩只有六万三千元,而邻近地价已卖到每亩几十万元,高的有卖到100多万,支书坚决不同意签字。13年前,村民有很多土地,现在只剩一点,我们没有土地,就没办法生活,大家都不同意。”

因征地问题,最近广东也发生逼死人事件。本月8日湛江市坡头区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一名村干部因拒绝签署征地文件,当地政府官员逼死了这位村干部妻子,而引发上千人去办事处抗议,村民遭到当局派出数百名武警发射催泪弹及用电警棍驱赶。

何蜀:文化大革命不是反腐败也不能反腐败

【大纪元7月16日讯】近年来,随着执政党及国家机关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中的腐败现象以难以遏制之势恶性发展,一种论调在一些民众中甚至在一些“文化大革命”亲历者中出现了,这种论调把现在的腐败官员视同于“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认为还是要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发动群众起来批判和打倒“走资派”,才能有效制止腐败。有人因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倍加怀念,甚至盼望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这种论调和认识显然是错误的。

“走资派”这个概念

“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这个简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7月中旬开始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但一般只是在通讯报道的标题或提要中为文字简略而使用,正文里通常还是用全称,直到当年底甚至到了1968年,“走资派”这个简称才逐渐在全国流行开来。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是“文革”特产,而是在“文革”之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中出现的。1965年1月14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的第二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但是,中共中央提出这个概念,却并未对它进行明确的解释和界定,始终没有制订一个识别和划分“走资派”的条例或标准。不仅对怎样才算“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明确解释,就连对怎样才算“当权派”也没有明确解释。

比较一下中共执政以来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

土改时期,农村中划分地主、富农,一般是按照“解放前三年”的经济地位和收入情况来定罪,多少有一个大致的物质标准;

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期,颁布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主要是按“以反革命为目的”、从事某些“反革命活动”来定罪;

“反右派”运动中,先有个毛泽东提出的“辨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后来在几十万人已经被打成“右派分子”,“反右派”进入收尾阶段时又下达了一个迟到的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基本上都是按照言论及言论所反映的思想来定罪,但总还是有一个名义上的“标准”……

可以看出,政治运动所要打击的对象,其划分标准是从经济地位到具体行动再到言论、思想逐步变化的,越来越抽像,越来越模糊。尽管这些条例、标准的界说并不十分清晰、准确,伸缩性很大,有的内容可作多种理解,实行起来往往可由具体领导人和执行者随意进行解释,而且越往后越偏重于追究人的言论和思想。但是,总还是都有个名义上的条例或标准。而对“走资派”,却始终没有一个识别和划分的标准,像“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那样迟到的标准都没有。

那么,“二十三条”所提出要重点打击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指的干部中的腐败分子呢?

“二十三条”的发布,正式提出了“大四清”的概念,即把最初的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即“小四清”),提升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如果说“小四清”或“大四清”中的“清经济”涉及到一些干部中的贪污腐化问题,这个运动也不是反腐败的运动。毛泽东的意图是很明确的,就是抓“阶级斗争”问题。在“二十三条”中,明确否定了将当前运动说成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这种提法,并且指出:“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由此可见,“四清”运动首先提出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腐败分子并不是同一概念。

到了“文化大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再次被作为打击对像提出来了。

在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中,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在1966年8月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又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进一步提出:“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但是,仍然没有解释怎样才算得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中专门谈“干部问题”的第八条说: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在这里,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也没有采用,只把干部中需要打击的对象称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也难怪最初许多人误以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另一场“反右派”运动)。而“右派分子”当然不能等同于“腐败分子”。因此“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很明确:不是反腐败运动。

不仅“走资派”的概念从未得到过解释,而且毛泽东对这个概念的使用也不断发生变化。像

“文革”初期,“十六条”提出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哌”,这显然是把“走资派”作为“敌我矛盾”了。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当月出版的《红旗》第三期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修改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其中,提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咬牙切齿地说:“他们同一切反动派一样,决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也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5月18日,《人民日报》为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而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时,“走资派”十分明确地是“文革”中要打倒的头号敌人。1968年8月19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中,提及他在“最新指示”中提出的“文革”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时,干脆说:“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可是,到了1968年底,八届十二中全会开过了,刘少奇已经打倒了,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立下了“丰功伟绩”的大学红卫兵被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工宣队专政了,中学红卫兵被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广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相继被“卸磨杀驴”解散了,这时,毛泽东又换了一副面孔,在12月26日下发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中加写了一段话:“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在这里,“走资派”这个一度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居然又变成了一种可以是“好人”犯的错误了。

在1967年“一月夺权”前后,中央文件和党报党刊社论中经常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这样两个概念,前者指领导干部在建国后十七前中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后者指领导干部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天”中犯了“镇压群众”的错误。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毛泽东在1969年3月15日同中央文革磁头会成员的谈话中却把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了:“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 照他这样一说,“有些走资派”并不是因为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只是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了。

到了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又严厉申斥“走资派还在走”,把邓小平定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再次打倒。这时,“走资派”显然又不是“好人”了。
全面考察毛泽东对“走资派”这个概念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出,他对这个概念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只是按照他的政治需要,根据不同的形势,把他认为某些在政治上与他的思想、路线不一致的当权派说成是“走资派”。他说是就是,他说不是就不是。他说是敌人就是敌人,他说不是坏人就不是坏人。既无科学依据,也无“游戏规则”。

“走资本主义道路”≠腐败

今天有人把腐败分子视为“文革”中被批判、打倒的“走资派”,那么,在“文革”中的“走资派”最主要的罪名“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和今天所说的“腐败”是不是一回事呢?
当然不是。

“文化大革命”是从文艺领域开始发动的。文艺界的领导干部是不是因腐败而被揪出打倒的呢?从那个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从代表中央首次公开点名批判文艺界负责人周扬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九期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重新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语》都可以看到,对周扬等文艺界负责人的批判并未涉及腐败问题。196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愤怒声讨文艺界黑帮头子周扬》,报道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最近由副部长张平化主持举行会议,愤怒声讨“文艺界黑线总头目周扬”在文艺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罪名主要有如下几条: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一贯执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以“全民文艺”篡改毛主席提出的工农兵文艺方向,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破坏文化大革命,反对三面红旗和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罪名中,没有一条是腐败问题。

那么,经济领域的“走资派”是不是“腐败分子”呢?《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发表耿东《粉碎孙冶方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公开点名批判1924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红色“经济学权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文中给孙冶方总结出这样三条“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

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主张利润挂帅。
疯狂地反对党和国家对企业的集中统一领导,主张实行企业独立自治。
狂热地宣扬他的所谓“新价值规律论”。

同时发表的《红旗》1966年第十期梦奎、晓林《评孙冶方反动的政治立场和经济纲领》中说得更简明扼要:“孙冶方提出了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这套纲领的基本内容是:利润挂帅,企业自治,自由市场,包产到户,价值规律第一。”

这些罪名中,也没有哪一条涉及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

农业方面呢?196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批判刘少奇在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所批判的主要是“保护富农经济”、“破坏农业合作化”、“鼓吹‘三自一包’”、“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样几个罪名。总的归结到一点,就是把农民单干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按照这个说法,中国农村几千年来都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实际上,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广大的农村和几亿农民,无论在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上都从来没有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却硬说刘少奇要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再看看工业方面。1975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张春桥按照毛泽东授意所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其中引用了毛泽东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段讲话,说:“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毛泽东在这里明确指出了工业方面的“刘少奇那种路线”(亦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主要包括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等等。这些调动职工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提高效率的措施,今天来看显然已经不成其为罪名了,当然也更不等同于今天所说的腐败问题。

从“文革”中批判的那些“走资派”的罪名即可知道,当年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和今天所说的腐败,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文革”史专家金春明教授曾在1986年第六期辽宁《共产党员》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回复辽宁无线电压铸厂党总支的信《党员干部贪污、受贿是不是“走资派”?》,如果把信中的“贪污受贿”换成“腐败”,所讲的道理基本上都适用于今天。信中说得好:“如果贪污受贿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中国古代的官吏贪污受贿走的是什么道路,今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官吏贪污受贿又是走的什么道路呢?很显然,这是违反常识的,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的。”

反“走资派”≠反腐败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明确宣布“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要“整”、要打击的“走资派”,是不是指的领导干部中的腐败分子呢?
当然不是。

腐败分子,主要是指经济上的犯罪和道德上的堕落,与政治信仰、政治立场无关,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可能有。而“走资派”则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性极强的概念,在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中,明确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从毛泽东亲自加写和改写的这些文字可知,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批判、打倒、清洗的主要对象,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两个概念都决不等同于“腐败分子”。因为腐败分子古已有之,资产阶级还没有出现时就有了。若毛泽东的目的是想打倒腐败分子,那么他就不会把打击对像称之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而应称之为“和珅那样的人物”或“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人物”了。

1966年8月10日,刚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毛泽东确定为“接班人”并得到“一致拥护”的林彪,对干部路线问题作了一些指示,其中说到:“军队的干部中,有些人太落后,又不改正错误的要罢官。我们不能有腐败的干部政策。”此处用了“腐败”一词,然而却并不是在反腐败。因为他这个指示中明确说了:“看干部,首先要看他是拥护毛主席的,还是反对毛主席的;是不是突出政治;革命干劲是不是高。要看到主流和支流。”“要注意,不要迷失政治方向。拥护毛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其他都是中好中坏,小好小坏。到底哪一条是第一位,哪一条是第二位,这是两种干部政策。一种是注意小节,不注意大节;一种是也注意小节,主要是注意大节。有的干部小节不那么好,但是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还有一种干部,小节毛病不多,没有什么男女关系问题,人缘也好,是和事佬,他也不偷鸡摸狗的,但是他反对毛主席,反对突出政治,如果用这种干部,我们的军队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我们的干部政策,要注意大节。” 从林彪的讲话中可知,他所说的“腐败的干部政策”,指的是那种“不注意大节”的干部政策,而所谓大节,主要就是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路线的态度。

在1966年8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又强调了他的这个意见:“我们根据主席讲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原则,提出了三条办法,主席同意了。”这个经毛泽东同意的“三条办法”是:“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 在这个得到毛泽东同意的“三罢官”指示中,就没有一条是要罢腐败分子的官。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也正是如此。经毛泽东批准打倒的领导干部,没有一个是因腐败问题而被打倒的。

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1966年第九期社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给以彭真为首的前中共北京市委定了十大罪状:

第一,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二,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三,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企图和平演变。
第四,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第五,为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
第六,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
第七,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第八,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第九,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
第十,打着红旗反红旗。

这十条罪状当然都是诬蔑不实之词。其中,前四条是政治问题,第五、六、七条是宣传、文教和学习毛主席著作方面的问题,第八、九条是组织问题,第十条则是为了解除民众的疑惑(为什么这么反共反毛的人曾经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而不得不苦心加上的。

十条罪状中没有一条属于腐败问题。

此文给前北京市委戴上了好多吓人的“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阴谋集团、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恶霸、阎罗王、独立王国、阴谋家、野心家、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但却并没有“腐败分子”这顶“帽子”。

这是第一篇由官方公布的高级领导干部、大“走资派”的十大罪状。此后由各级党委、工作组或群众组织给一些干部罗列罪状时,大多参照了这个模式,只是通常会把“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作为某“走资派”的头条罪状,然后根据不同情况会有“破坏(或镇压)文化大革命”、“攻击三面红旗”、“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为封资修毒草鸣锣开道”、“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大搞独立王国”等等罪名。没有哪个“走资派”会被作为“腐败分子”或主要以“腐败”的罪名而打倒。

当时也有某些领导干部被揭发出了“贪污受贿”、“生活腐化”、“道德败坏”方面的问题,有的小报、传单或大字报上还会有《请看某某的腐朽生活》、《请看某某的丑恶灵魂》之类批判文章,重点就是揭发这类问题,但是这也决不会被当作那位领导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罪行,一般只会在罗列的诸多罪名中排在最后,因为这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态度相比毕竟只是“小节”问题。在某些基层单位,也确有个别干部主要是因“贪污腐化”等方面的问题而被群众打倒的,但这不是“文革”运动的主流,并不代表“文革”运动的大方向。正如在“反右派”运动中有少数人因所谓“反苏”的罪名而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却不能说“反右派”运动是整“反苏分子”的运动一样。

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公开号召全国各地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但是,在这篇社论中,讲到为什么要夺“走资派”的权时,只讲了“走资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如何镇压群众,如何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如何挑起群众斗群众等等,因而必须夺权,并没有说是因为“走资派”搞腐败而要夺权。

《人民日报》1967年1月31日转载《红旗》1967年第三期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同样在提到为什么要夺“走资派”的权时,只字未涉及腐败问题。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第五期发表的、经毛泽东审定和修改的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此文的最后,为了说明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老革命而是老反革命,提出了八个“为什么”——即给刘少奇定的八大罪状(刘少奇读到后气得把报纸扔到了地上),这八大罪状分别是:

抗战爆发前夕“指使别人自首变节”,公开发表“反共启事”;
抗战胜利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修正主义纲领;
解放后竭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主张阶级合作;
在三年困难时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
在1962年重新出版《论修养》;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这八条罪状中,没有一条是腐败问题。

1967年8月15日,经毛泽东审定后发表的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刘少奇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了长篇大论的批判,不过,批判的还是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中提出的八条罪状那些内容,仍然没有腐败问题。

从1967年1月到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进行了夺权,建立起了经中共中央批准以取代原有中共政权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在每个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在《人民日报》或《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中,都要对当地的主要“走资派”们点名或者不点名地声讨一番。


比如——1967年11月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发表社论《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其中说:“内蒙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混进党内的封建王公贵族、牧主、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长期以来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推行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反动路线……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以适应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这是特别可笑的一个说法。如果内蒙古的“走资派”真是封建王公贵族、牧主、地主,那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理论,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岂不是值得大加歌颂的社会进步吗?)

1968年1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发表社论《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其中说:“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江西的代理人方志纯之流,长期以来,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竭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使江西这块红色老根据地改变颜色。”
1968年3月28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热烈庆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诞生》,其中说:“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浙江的一小撮代理人,猖狂地对抗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极力地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采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进行阴谋活动,妄图在浙江复辟资本主义。”

1968年5月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热烈欢呼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其中说:“解放以后,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死党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刘澜涛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怀着狼子野心,苦恼经营,妄图在西北和陕西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1968年6月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 《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其中说:“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在西南及四川地区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黄新廷之流,封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声音,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千方百计地在各条战线上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企图把四川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四川复辟资本主义。”

1968年8月2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热烈祝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其中说:“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彻底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福建的代理人叶飞、范式人、侯振亚之流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

总之,当时经毛泽东批准打倒的各地“走资派”,主要罪名都是作了“中国赫鲁晓夫”即刘少奇的代理人,在各地“复辟资本主义”。在列举那些“走资派”的罪名时,均无“腐败”这一条。

1968年5月1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划时代的文献——纪念〈通知〉发表两周年》,文中对“中国赫鲁晓夫”(即刘少奇)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即邓小平)及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陶铸、彭德怀、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等等,加以多种罪名:“反共、反人民、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埋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但就是没有“腐败分子”这个罪名。

毛泽东在“文革”中发表了那么多的“最新最高指示”,但没有一条指示是谴责腐败的,不过,他倒是谴责过“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他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他在这里说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是不是指的腐败问题呢?

当然不是。一方面,毛泽东谴责的是在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中和党员中、机关工作人员中出现的情况,涉及面决不仅限于领导干部,因此与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并不相同。另一方面,凡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人都应该知道,所谓“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从来就是一个极左的、整人的借口,那时往往把民众追求应有的生活享受(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文明习惯,八小时工作之余的某些兴趣爱好,稍微讲究一点的穿着打扮和饮食口味,健康的性爱,一些正常的生理反映(比如闻到大粪嫌臭)等等统统斥之为“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加以批判、声讨,使得许多人不敢有正当的生活追求,不敢讲文明,甚至要在闻到大粪臭时虚伪地说“香”才会被认为是“思想改造”好了,“无产阶级化”了。

在196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新华社通讯员写的通讯《革命大批判的新战场 ——牡丹江火车站组织旅客开展革命大批判散记》,其中批判了“文革”前的牡丹江火车站:“那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持着这个车站的领导大权。他们在这个候车室的四壁涂上淡淡的湖色,壁上悬挂起一张又一张大幅的山水风景画,小卖店里大量出租描写才子佳人的连环画,广播室成天播出《九九艳阳天》这一类含着大量毒液的软绵绵的歌曲。这个公共场所,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黑色染缸。”——这就是当年批判的一个基层单位“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情况。

回顾历史就会很清楚:毛泽东的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决不等于是反腐败。

1976年初,在毛泽东发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印发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其中有一段话至今还很为一些人所欣赏,认为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反腐败的一个重要证据,这段话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如果脱离当时的历史来看这段话,确实有点像是在“反腐败”。然而,毛泽东所说的话,从来就有字面上不会表达出来的另外一些、而且往往是更重要的意思。他这段话是为发动那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说的,而那场运动,是“文革”中最后一场完全不得人心的运动,是毛泽东力图挽救已经一败涂地的、被他视为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防止其在自己死后遭到否定而进行的最后一搏。经过十年折腾的广大民众,已经饱尝了他那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苦。以北京“天安门事件”为代表,忍无可忍的民众以波及全国的清明节抗议活动向他公开表示了对抗,甚至发出了明白针对他的“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的正义之声。

毛泽东在这段话里谴责的“大官”、“走资派”,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而是因为这些人不赞成他的“文化大革命”(或者是虽然赞成但在行动上却未能“紧跟”)。所谓“反对革命”,就是反对他的那套祸国殃民的“革命路线”。否则,他是不会认为这些人“比资本家还厉害”的——江青等人同样是“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在他眼里却不是“走资派”而是“革命左派”,不是“走资派还在走”而是“革命派在战斗”。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批评过那种“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之类的“绝对平均主义” 。在延安时期,王实味、丁玲等知识分子对共产党队伍中“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之类等级制度和某些“首长”的特权观念提出批评,竟遭到他的严厉斥责,王实味被打成“反革命”、“托派”、“特务”,批判关押后遭到杀害。丁玲等作家的文章被批判后,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又被重新拿出来“再批判”,毛泽东为1958年1月27日出版的《文艺报》“再批判”专辑写的编者按,斥责他们当年在延安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 。至于在“反右派”运动之前一些作家所写的抨击干部队伍中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现象的作品,无不被打成“反党”作品而遭到严厉批判,这些作家均被打成“右派份子”遭到严酷的“专政”。总之,毛泽东批判“走资派”,骂共产党的某些大官“比资本家还厉害”,只是他一时的政治需要而已,决不是在反腐败。

真实的历史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和打倒“走资派”,并不是在反腐败。

“文化大革命”不能反腐败

近年来,谈到腐败问题,人们普遍都已达成这样的共识: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消除腐败的关键在于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

那么,“文化大革命”中,民众有了毛泽东所谓的“大民主”,权力是不是得到了制衡和监督呢?也许有人会认为,那些被公开揭发出各种问题,被批斗、打倒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他们的权力不是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制衡和监督吗?其实,那只是一种假象。因为,第一,当时根本就没有监督权力的机制,也没有相关的法律,仅有的一个“公安六条”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也只是用来监督和限制民众“大民主”权力的;第二,所谓的“大民主”只是一种表面上的民主假象,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走资派”是因为民众认为应该打倒就能打倒的,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全都是由上面特别是毛泽东根据政治需要而决定的。

比如,当时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武光,新疆的造反派和首都红卫兵中著名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等都认定他是革命干部,将他救出新疆,送到北航校内保护起来,但是一旦“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央专案组为了打倒刘少奇的需要,炮制“刘仁与武光将王光美打入我军调部”冤案,把武光定为“叛徒”,在周恩来和康生的严令下,北航红旗也不得不乖乖交出武光并立即与之“划清界限”。而另一位新疆领导人王恩茂(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新疆造反派和首都三司等红卫兵都坚决要打倒他,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同意,周恩来就再三给造反派做工作,宣称王恩茂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将他安排为副主任。但是新疆造反派仍然要想打倒他,自治区革委会甚至发起批判王恩茂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独立王国”问题。中共九大前夕,1969年1月12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为中央起草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电报,明确指示:“新疆自治区出席九大的代表应包括王恩茂同志在内。……如说服党员干部和党内外革命群众需要时间才能选出,可先将王恩茂同志全家送来北京,以便继续工作。” 经毛泽东批准,王恩茂全家由专机接往北京,他被安排出席中共九大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又比如,当时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浙江省造反派一派(省联总)要打倒他,一派(红暴派)要保他,当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代表中央多次表态对江华要保时,保江华的红暴派就提出“坚决解放江华,舍得一身剐,敢把江华扶上马!”但是一旦毛泽东改了主意,决定不保江华了,江华就立即被中央宣布为“中国赫鲁晓夫在浙江的代理人”打倒。而曾经死保过江华的红暴派则灰溜溜地被毛泽东称为“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了 。

又比如,当时的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军事院校和总后勤部机关的造反派拚命要打倒他,写了大量的批判材料,甚至还编了《打倒邱会作》的歌来唱,把邱会作关押批斗并加以肉体折磨(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片肌肉断裂,造成终身残疾)。但是一旦“无产阶级司令部”表态不能打倒,叶群向造反派宣读了林彪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联名签署的字条“立即放出邱会作” ,造反派就不得不规规矩矩放出邱会作(以后批邱的造反干将们反而都被打成了“反革命”)。

再比如,重庆“一月夺权”时,造反派对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本来是坚决要打倒的(因为辛易之曾代表市委处理两派学生冲突的“八一五”事件,被造反派认定为“镇压八一五事件的刽子手”),但是重庆驻军党委决定要将辛易之作为革命干部结合进夺权后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革联会,八一五派不得不被迫表示拥护,并专门召开了批判市委主要负责人鲁大东的大会,让辛易之上台发言揭发批判鲁大东以作“火线亮相”。但是在1968年筹建“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时,“无产阶级司令部”给了辛易之一个“滑头滑脑”的评价 ,由重庆驻军领导人主持的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就不得不将辛易之抛开,并赶紧布置人员替鲁大东写出“深刻检查”,以让其过关并作为革命干部突击结合进革命委员会。

当年这样的假民主闹剧实在是太多了。有的地方还一度有群众组织宣布将某位被打倒的“走资派”“开除党籍”,但是过后才知道那是根本就不算数的。

实际上,“文革”不但没有使权力得到监督,恰恰使得领导者特别是最高领导者的权力变成了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

毛泽东通过“文革”变成了拥有绝对权力的大独裁者。林彪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首都红卫兵中最能造反的三司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谁要对毛泽东稍有不同意见,轻则受批判,重则以“恶攻”(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罪名被处决。这方面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罄竹难书。

除了毛泽东以外,其他在位的当权者也都是不能随便批评的。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条”中明确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在具体执行中,这一条还扩大到了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有成员都不能批评。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手领导搞起来的祸及全国、长达数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明确规定:凡是把斗争矛头“三指向”——即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任何一个成员)、指向解放军(主要指各地驻军“支左”工作的负责人)、指向“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主要指革命委员会中的军队干部和个别老干部)的,都是“五一六”,都是“现行反革命”,大批无辜者遭到前所未有的严刑逼供和精神折磨,许多人被整得致伤、致病、致残、致死,全国受害者不计其数,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是曾经相信和实行过所谓“大民主”的造反派领袖和骨干。他们为了那一点点短暂而虚幻的“大民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军队“三支两军”,是“文革”中产生大规模权力腐败的一个重要诱因。毛泽东发动和支持的造反、夺权,使得各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为了稳定局势以保障“文化大革命”得以顺利进行,毛泽东把军队推上了取代党政机关的位置。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均遭“炮轰”、“火烧”,一个个威风扫地之时,一些军队领导人却获得了空前的权力,他们可以对自己不熟、不懂甚至一窍不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研、司法等各方面事务发号施令,可以随意支配各种社会资源,可以把无辜民众“以革命的名义”关进“牛棚”或“学习班”,掌握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杀予夺之权……在这样的情况下,突然拥有了极大权力的军队干部,很难不受权力的腐蚀而大搞“以权谋私”。当年在重庆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的五十四军,在1985年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中,部队党委总结了在重庆“三支两军”中所犯的三大错误,其中之一就是:“个别‘三支两军’人员,以权谋私,造成了不良影响。” 实际上,“支左”部队干部的种种以权谋私恶行,在许多地区和单位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是人所共知的。

当时领导干部特别是军队领导干部最令人切齿痛恨的腐败行为,是利用职权凌辱、奸淫女知青。“1973年6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前,国务院知青办曾经对各地知青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根据辽宁、四川、吉林、安徽等24个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1969年以来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约占70%,这就是说,被官方确认的这类案件就有大约1.6万起。”据1973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统计各生产建设兵团的发案情况,“黑龙江兵团,1968年以来发生奸污女知青案件365起;内蒙古兵团,自1969年以来,发生同类案件247起;据对云南兵团4个师、2个独立团的不完全统计,发生同类案件139起;广州兵团的发案数为193起。”“云南兵团一师的干部中,有103人犯有奸污、猥亵女知青的罪行。其中,连级干部71人,营级干部7人,团级干部2人。1973年5月因奸污女知青而受处理的100名江苏、浙江、安徽兵团干部中,师级干部1人,团级干部51人,连级干部48人。在广州兵团,作案的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四团党委6名常委中,强奸、猥亵女知青的就有4名。……兵团司令员何凤山及5个师级干部竟无一清白,均有调戏或奸污女知青的行为。某师师长,不仅奸污了2名女知青,还奸污了1名女知青的母亲。”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都是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奸污、猥亵女知青多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后,又落入李的魔手。两犯罪不可逭,1973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104号文件,通告全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上述事例足以说明,现在有人认为在“文革”时期干部都很廉洁,至少是不敢腐败,因而不存在腐败问题,这完全是一种错觉。当然,在那时极端“革命”的政治形势和极度贫困的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有今天动辄贪污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或包养若干情妇、随意狎玩“小姐”的腐败分子,那时的客观环境不同,腐败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在“公权私用”、“以权谋私”这个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

正是在刘少奇、林彪两个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先后被“摧毁”,中共经过“吐故纳新”,成为“更加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之际,权力不受制衡和监督的政治弊端反而得到恶性发展,社会上洪水泛滥般地出现了为民众所深恶痛绝的“走后门”问题。

“走后门”的腐败之风,对无权又无钱的普通民众是极大的祸害。当时上山下乡的普通家庭出身的知识青年,无法凭借父辈的关系通过“走后门”参军、招工、招干、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等各种方法脱离苦海,要想回城,必须设法给有关领导干部行贿来打通这道“后门”,这已经成为社会上无人不知的半公开的“潜规则”。当时在西南师范学院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和监督劳动、学习的著名学者吴宓,在日记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帮他做家务的女工唐昌敏,幼子贺国昭(初中毕业生)下乡当知青四年后,面临想争取调回来而无钱贿赂干部“走后门”的困难。唐昌敏与丈夫贺文彬求助于吴宓。吴宓在1973年1月7日日记中记载:“贺文彬与唐昌敏之幼女贺国琼已回家,现随父在废品公司任职,月薪18元余。今惟幼子贺国昭仍在农村劳动,1973九月可望归家,每月须交际费10元,即购茶叶等,馈献其在乡之领导人,以求得放归,云。宓当允议,愿在宓月薪收入为今之三十九元时,每月当济助贺文彬此项五元;宓月薪收入为二百七十二元时,每月当济助贺文彬此项十元云。” 1月31日记载:“贺文彬又为谋贺国昭得由农村调回,求宓月给10元,买茶叶等送贿领导人。” 2月1日记载:“今夕,付与贺文彬10元,为新年送贿在乡领导人(以后每月五元),俾贺国昭得早日释放回家。”

从吴宓日记中的这些点滴记载,即可看出当时广大民众面对“走后门”这个腐败痼疾时的无奈处境。

当时“走后门”问题还突出表现在各地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因为废除了被视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高考制度,高校招生一律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归根结底就是领导批准),这就给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大开方便之门。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面对高校招生问题成灾的局面,不得不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其中指出:“当前值得认真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据反映,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 即使从这些为了维护“形势大好”的宣传口径而大大淡化了的说法中,也可以看出当时问题的严重程度。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郊城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为儿子下乡当知青后所遇到的严重生活困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反映:“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他愤怒抨击了“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李庆霖这样的言论,若是换一个时候,必定被打成“诬蔑大好形势”的“右派言论”或“反革命言论”,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急于收揽人心、改善自身形象的需要,竟意外地得到了毛泽东的覆信和赠款三百元,毛泽东不但没有指责他的言论,还在给他的回信中承认:“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中共中央也赶紧于1973年6月10日发出《中共中央转发李庆霖来信和毛主席的覆信》,并要求“传达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号召各地认真学习并严格检查知青工作。 这也等于是公开承认了“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腐败现实是确实存在的。

然而,毛泽东对“走后门”的态度却并非与民众“心连心”。1974年1月25日,在江青策动召开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毛泽东的亲信迟群在讲话中“打民意牌”,谴责了民众反映十分强烈的“走后门”问题。据《毛泽东传》称:“这里所讲‘走后门’,直接针对的是叶剑英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但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些情况,而只看到自己身边的各级领导干部大走后门的现实。)1月30日,叶剑英致信毛泽东作“检讨”。2月15日,毛泽东给叶剑英写信,谈到“走后门”问题时说:“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走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按照毛泽东这封信的精神,中共中央迅即于2月20日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这个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的指示传达下来后,广大无权无势而希望对领导干部的“以权谋私”加以限制的民众大失所望。也正因为如此,“走后门”之风才在那个“最革命”的年代里愈演愈烈,弥漫全社会,医生有权开病假证明,售货员有权抢先买到紧俏商品,司机有权开公车办私事……各行各业都盛行起了“走后门”。

毛泽东为什么会对“走后门”这样宽容呢?原来他自己就已牵涉其中。毛泽东后来对他的亲信“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说:“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你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再来看看当时领导干部搞腐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任人唯亲。

毛泽东曾斥责过林彪等人把自己老婆安排为办公室主任的作法,然而,他自己在这方面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他发动“文革”之时,就派出他的老婆江青充当“急先锋”,并在“文革”之初即任命江青担任了权倾朝野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很快就掌握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全部实权),江青当时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却可以一句话就宣布打倒政治局常委陶铸,还可以参与领导打倒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专案审查工作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在为打倒刘少奇立下“丰功伟绩”之后,毛泽东便钦定其跃升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时,毛泽东还派出自己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化名肖力,刚从大学毕业,在《解放军报》作挂名编辑)充当“联络员”,鼓动北京高校红卫兵的造反运动并搜集有关情报,1967年初又派李讷去《解放军报》夺权,先后打倒了胡痴和赵易亚两任负责人,制造了打击大批无辜者的所谓“阴谋绑架暗害肖力”的“一·二○专案”和“阴谋颠覆以肖力为首的军报红色政权”的“三二四专案”等冤案,把《解放军报》搞得乌烟瘴气。“据统计后来全社有90%以上的同志,都因为被认为‘反对’过肖力而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惩处、批判,至少是认罪作检查。”“演出了一场又一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间惨剧”。

此后,毛泽东又任用自己的表侄孙女王海容(“文革”中从大学毕业生迅速提拔为外交部副部长)当“联络员”,“王海容由于能在中南海行走的特殊条件,成了外交部通向毛泽东的一道后门。她的汇报在毛泽东处能起作用,毛泽东也通过她下达指示。”王海容与外交部另一位能常见到毛泽东的翻译唐闻生一起被称为“王、唐二小姐”,“通天人物”,因为毛泽东授权她们可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被称为“见习政治局委员”,连周恩来也不得不为一些国家大事托她们向毛泽东转呈意见。

而“周恩来挨批大多同外事有关,这同通天人物对周的不满不无关系。”王海容在外交部领导班子里“动辄反右倾,批判指责老干部,训斥别人”,“集体领导制度和部长的决定权形同虚设,大小事情听命于小姐传达的最高指示,人称‘无字天书’。”王、唐二小姐在“批极左、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运动中,被她们打击的群众和老干部不胜枚举。因为,她们以特殊的身份进入了领导班子,对这些运动的推行有着特殊的影响……”

最后,毛泽东还把侄子毛远新调来充当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上的“联络员”,一切“圣旨”均由其传达,全国上下必须照办。

实际上,在“文革”中、后期被轻描淡写地称之为“不正之风”的领导干部“特殊化”,“以权谋私”等等恶行,就是一种腐败,在这方面,毛泽东是一个突出的典型。
当“高稿酬”被当作“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罪行遭到猛烈批判,全国各出版社和报刊社都已停止向作家、作者支付稿费之后,唯有毛泽东能继续通过其《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等等的反覆再版和一些文章、讲话的发表和出版单行本而按照最高标准获取巨额稿费 。

当全国民众购买香烟都要凭票限量供应,许多烟民不得不到处设法讨要烟票或寻找烟草替代品时,毛泽东却可以不受限制地大吸高级香烟和进口雪茄烟,甚至一度为了他的健康而专门在中南海附近设了个小型卷烟厂,为他生产特制雪茄烟 。

当全国民众都被剥夺了观看传统戏曲的权利,只能翻来覆去看“八个样板戏”的时候,当有的传统戏曲爱好者自娱自乐演唱传统戏曲而被视为“文艺黑线回潮”甚至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时候,惟有毛泽东可以随心所欲欣赏传统戏曲,而且是专门组织名演员为他一个人表演。1974年底,北京电视台派出专门人员赴长沙执行特殊的“政治任务”,专门为正在长沙的毛泽东摄制和播出传统戏曲节目,为此特地在湖南省电视台增设了第五频道。1975年1月2日播出时被观众看到,有“革命觉悟高”者打电话质问为什么播出“旧戏曲”?摄制组只得停止通过电视台频道播出,而和演员进驻湖南省委招待处,为住在湖南省第九招待所六号楼的毛泽东专门摄制和直播传统戏曲节目(至2月下旬毛泽东离开长沙为止)。

随后,从1975年初到1976年初,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为了满足毛泽东的个人欲求,中共中央又调集了全国大批最好的演员(其中不少是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的著名演员,有的此前还被关在“牛棚”中或在劳动改造)和各剧团中最拔尖的器乐演奏员,动用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和当时最好的技术设备,专门为毛泽东录制古典诗词和传统戏曲。这方面的情况,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当事人写出了回忆 。但却大多没有想到这是“革命”年代里一种特殊的腐败,而认为这是毛泽东为抢救传统戏曲作出了贡献。其实,这种“贡献”与那位被中共历史学家范文澜称为“著名的浪子”、“标准的暴君”的隋炀帝纯粹为了个人享乐而开凿大运河之类的“贡献”,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不同的只是,隋炀帝没有打出“革命需要”、“政治任务”的招牌。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批专门为毛泽东演唱和录制的传统戏曲中,就有在“文革”中遭到了猛烈批判的《游龙戏凤》。1969年3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驻中国京剧团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中国京剧团革命委员会的《举红灯破黑线大闹京剧革命》,文中将《游龙戏凤》称为“荒淫无耻、下流低级”的“毒草戏”。1969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冀师文、任文宣《遮羞布下的豺狼本相——批判大叛徒刘少奇关于文艺问题的一次谈话》,斥责刘少奇“盛赞美化封建统治者下流淫荡生活、腐蚀人们灵魂的《游龙戏凤》,还硬要我们去‘继承’。”而在打倒并整死了刘少奇,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最革命”的“中央领导”们却专门为供红墙深宫里的伟大领袖独自欣赏而组织拍摄和录制了张学津演唱,刘长瑜演,李世济唱的《游龙戏凤》和韩凤田的大擂拉戏双人唱腔《游龙戏凤》 等。同样一出戏,刘少奇看,就是“荒淫无耻、下流低级”,而领导打倒了刘少奇的毛泽东看,难道就变成了健康纯洁、上流高级?

有了伟大领袖的表率作用,“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中的腐败之风也就通行无阻了。
当时全国民众住房都十分紧缺,“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几代人同住一个房间)的家庭十分常见,新婚夫妻没有住房只能各住单身宿舍的情况也很平常。然而,“文革旗手”江青却可以独自(加上为她服务的工作人员)住一栋楼,并且可以随意换楼。江青原住钓鱼台十一号楼,因为她怀疑楼房里被安了窃听装置,就提出要搬到好几年没人住的空着的十号楼。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同意并通知汪东兴负责办理。“钓鱼台当时共有18栋楼,其中两栋是工作人员用房,一栋是综合活动楼,其余的15栋是接待楼。江青一个人就住过三栋接待楼,还霸占着综合活动楼……”此外,“江青不但长期独占着两栋楼,还有4匹军马长期供她独用,即使是到北戴河休息,去八达岭游玩,马匹也上专列与她一同前往。放映厅的近百部电影片,由她一个霸占着,没有她同意谁也不敢拿出去看……”

那个无才无德的叶群,仅仅因为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和接班人”林彪的夫人,就由毛泽东钦定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她倚仗权势,化公为私,侵占公家的图书,掠夺文物管理处收存的文物(其中许多是“文革”中抄家收缴的私人藏品),她贪得无厌地派“林办”工作人员去拿了一次又一次,“所有带回的东西,都是‘给钱’的,但这种‘给钱’比不给还糟糕,还恶劣,几百元、几千元的东西,只给几角钱,几元钱,象征性的拿点钱,就把拿变成买,把非法变成合法……”而且这种“以权谋私”是有“制度”保证的,因为文物管理处的“革委会有指示:‘首长’们拿这些东西,都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又不像旧社会资本家变成自己可以买卖的私人财产。‘再说,要照实收,咱们的领导同志,哪来那么多的钱?’”

叶群还经常叫秘书以“林办”的名义搜罗山珍海味和应季水果。有一次,为了拉拢陈伯达,她甚至让秘书设法从南方运来陈伯达想吃的螃蟹,秘书感到为难,她就亲自布置:“怕运输耽误时间,你可以找空军帮忙嘛!用飞机带,当天就送到了。还怕吃不上鲜活的?如果还不行,就让他们多运点,总不能都在途中死了吧?……”

因为权力得不到制衡与监督,在“最革命”的年代里因为“最革命”的表现而被破格提拔到高位的“新生力量”,也会迅速走向腐败。刘庆棠和王洪文,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芭蕾舞演员刘庆棠,当年“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一号英雄人物”洪常青的扮演者,因得到江青的赏识,爬上了中共九大主席团成员和国务院文化组领导成员、文化部副部长的高位。他不但在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不择手段疯狂整人,被人们称作“台上是洪常青,台下是南霸天”,而且在生活上极度腐化堕落,利用权势大肆残害、污辱女演员,“帮助安排工作,给丈夫落户口,避免挨斗……只要有求于他的女演员,都有可能落入他的‘魔掌’,成为泄欲工具。有一个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姑娘,竟长期被他霸占……”“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竟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离女浴室不远的地方……刘庆棠时常半开着门窥守在门旁,看见零星洗完澡走来的姑娘,便一本正经地请人家到办公室谈话……”“这些事情反映到‘四人帮’那里,一个‘小节无害’的结论使刘庆棠轻易过了关,他照样当他的副部长。”

在毛泽东亲自物色的刘少奇、林彪这先后两位接班人都被当成“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打倒之后,毛泽东重新挑选的接班人、上海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被毛泽东破格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十大“选出”的这个新班子曾被称为标志了中共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这位代表“后继有人”的王副主席,在登上权力高峰之际就得意忘形,迅速腐败,连跟他一起造反的“战友”、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副主任徐景贤也实在看不下去了,于1975年3月10日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告状,告王洪文在十届二中全会短短的三天会议期间就请了两次客。在1974年一年中至少请了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内部影片招待:第一次饭后看英国片《女间谍》,第二次饭后看美国彩色片《十诫》,第三次饭后看《跳不完的舞》。在钓鱼台住所请吃还嫌不够,又专门到新建的北京饭店设了一席“北京最高水平的菜”。在四届人大期间,王洪文在钓鱼台请了两次客。第一次吃的是中国菜,做菜的是从上海“莫有财”菜馆调去的厨师,席间喝了很多酒,吃完饭又留全体看美国电影《巴顿将军》,一直搞到清晨。第二次请客吃的是法国菜,是特意把锦江饭店的花师傅(四届人大代表)接到钓鱼台去专门做的,那天吃的法国名菜“烙蛤蜊”等。烙蛤蜊用的盆子是专门从上海运去的,宴会完全仿照接待西哈努克的规格,每人面前斟满了白兰地、葡萄酒、茅台、香槟等名酒。吃完法国菜又放映了西德片。而王洪文的这种大肆挥霍、请客吃饭是有制度保证的,有人告诉徐景贤:“洪文同志请客有特别费用可以报销”。除此之外,王洪文还封官许愿、索要礼物和钱。徐景贤在信中忧心忡忡地说:“十大以后,特别是十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对洪文同志的担心增加了。” 这正说明,在“文革”那样极端“革命”的年代里,王洪文进入“最革命”的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后,由于拥有了不受监督和制衡的权力,便“立竿见影”地迅速走向了腐败。

回顾真实的而不是经过筛选、剪裁的历史,就应该承认这个明白无误的道理:“文化大革命”不是反腐败,“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运动也不能反腐败,反而还不断产生着新的、更为严重的腐败。

──原载《民主中国》

齐戈:新部长遇到老问题

【大纪元7月16日讯】【新世纪特稿2007年7月13日】陈竺是继中国致公党副主席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后第二位担任政府部长的党外人士。据说他因此创造了一个纪录:改革开放29年来,他是首位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的无党派人士。陈竺履新,被外界看作十七大召开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又一大亮点,亦为今年以来学界热议的“中国式民主”提供了最好的注释。有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政治的一次有益的回归,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届政府中,共有15位部长为党外人士。

早在2005年,中央就已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即“五号档”),其中表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县以上地方政府要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正职”,这也是万钢、陈竺得以委任的依据。有了陈竺,万钢不再是一个孤证。“如果说万钢是破冰,那么陈竺就是推进。”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主任金安平如是说。

党外人士可以担任各级政府的正职,这对一党独大、把持政权的中共来说,无疑是个进步。有人说,这是中国政治的一次有益的回归,固然是个良好的愿望,但回归到哪里则是另外一回事。回到《共同纲领》当然不错,只是不要再来次“反右”运动。至于其他,不敢奢望。中国出不了华盛顿,也出不了戈巴契夫;至于赫鲁晓夫,更是不可能出的。毛泽东神机妙算,40多年前,就泼了他一身大粪,谁愿意去沾一身臭气?所以,执政党你们就当下去,能当多久算多久。只是不要估吃霸赊地把它写到宪法里,把贵党规定成老虎的屁股,摸一下就算违宪,已是党恩浩荡,谢天谢地了。对于党外人士担任各级政府的正职,说是施舍有些不恭——还是把当今中国看成是“党天下”。不过,即便是施舍也是一种付出,总比一家人把持起好。

自从万钢先生从校长、陈竺先生从副院长成了部长后,我心里一直就嘀咕:衙门是中共的衙门,官员是中共的官员;你万钢、陈竺一去就成了部长,这个家未必你就当得了?一个衙门就像一个大家族,一个外姓人跑来当族长,哪房人都不会服你。50年代初期,不是有十几个党外人士也当过部长么?但实际上大多是有职无权。对此,当时的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就分析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则指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这样就首先要明辨是非,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提的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思想政治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读了这两位前部长的话,我对万钢、陈竺的担心并非多余。

所谓新部长遇到老问题,其实就是章伯钧提到的中共党组的问题。“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这个原因不除,万钢也好,陈竺也罢,到头来还是个有职无权。我就不信,万钢去了科技部当部长,科技部中共党组就改成致公党党组;陈竺无党派人士,无党派党组更是无从谈起。在这种状况下,只要是作这个部长,无非是两种结果,一是章伯钧说的那样,党组决定一切,有职无权,乖乖地把名挂起。二是章乃器的方式,“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万钢能从李学勇那里争取到有职有权?陈竺能从高强那里争取到有职有权?笑话!当然,也不排除万、陈二人能学一学章乃器,结果如何?卷起铺盖走人!

其实,这次人事安排上,中共早已安排得清清楚楚:在宣布陈竺任卫生部部长的同时,原卫生部长高强改任副部长,同时兼任党组书记一职;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长后三天,科技部副部长李学勇兼任党组书记。两部的党政结构与50年代初期同出一辙。既然如此,万钢、陈竺这个部长不会比50年代初期那十几位部长的日子好到哪里,能基本相似就算是他二位烧高香了。据说,党外人士任职部长后与党组之间的合作模式,正是目前各方关注的焦点。而真实的情况是,各方面并不关注,当然也就说不上焦点。虽然这里有中共作出某些改进的姿态,但对一党专制的转型意义不大。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宋福范称,从解放初期的经验来看,今后还是会采取部长列席党组会议的模式,“党组会议首先征求部长的意见,这样即使部长没有表决权,也可以影响党组的决策”。可见,党外人士担任正职的模式,并没有跳出50年代的框框。

由于万钢、陈竺既不是党组成员,连个表决权都没有;在中共党组领导下,这个“当家人”的职权相当有限。中共能不能象中央党校党史部主任柳建辉讲的那样:“在各方面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将逐步有意识地解决目前党外人士基本都是‘副职’和主要在‘文教卫部门’安排的现象,重点在涉及行政执法监督、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紧密联系知识份子、专业技术性强的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特别是条件具备的担任正职。同时,还将通过一系列制度措施,保证他们任职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充分履行其职权。”这个“充分履行其职权”,就要看中共在党组这个问题上是否会采取有效的措施,即党政能否彻底分开。对中共来说,真是个大大的难题!或许,这根本就是个死结。此结不解,再来几个党外人士当部长又如何?花瓶依旧是,几时职权来?新部长遇到的老问题,是当今中国政治的死穴,若真是由此而打开,说万钢是破冰,陈竺就是推进,自然心悦诚服。但我确实不相信。

转自《新世纪》

傅辰: 华侨时报的行为在伤害华人利益

【大纪元7月16日讯】加拿大是个保护言论自由的国家,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对于一件事情表达自己的看法。然而中共正在利用这样的自由干着破坏言论自由,从而最终损害在加华人根本利益的恶行。

华侨时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共利用加拿大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来指使华侨时报散布对法轮功的仇恨宣传。然而中共从来没有给过中国人民任何言论自由,在大陆没有,现在又把黑手伸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几乎所有的中文媒体都多少被中共操控。这些媒体不能刊登任何说明法轮功真相的文章,甚至连广告都不行。然而华侨时报刊登的那些诽谤文章却可以畅通无阻。想想真是讽刺,在加拿大的中文媒体,给加拿大政府纳税的这些中文媒体,受加拿大言论自由保护的这些中文媒体,他们的言论自由却操控在对于他们死活并不关心的中共手中。

像华侨时报这样可耻的报纸,背靠中共,无视加拿大的法律,干着滥用加拿大言论自由的行为来做中共的喉舌。这样的行为不仅可耻,而且对加拿大华人有着更为深远的损害。

就在六年前,乘飞机哪里需要脱鞋检查。就在一年前,矿泉水也能被自由带上飞机。但是,恐怖份子的行为改变了这一切,让我们失去了曾经习以为常的自由。滥用自由,这是恐怖份子行恶的手段。当他们的行为危害到人们的生命之时,公众的自由也被剥夺。

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但是如果像华侨时报这样滥用自由行恶去伤害一个善良的团体,那么有一天,言论自由将成为我们的回忆。更糟糕的是,当加拿大政府发现华侨时报正在利用加拿大的言论自由而做着帮中共输出仇恨的勾当,不但华侨时报,包括所有的中文媒体都将被怀疑是不是在为中共政府做事,甚至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被怀疑。

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在五六十年代,中共在东南亚一带输出革命,结果导致了大规模的排华事件,很多华人的店铺被抢,很多华人被杀害。其实,大多数华人是无辜的,真正被中共操控的只是很少的一部份人,但是最后被牺牲掉的却是那里住了多年和中共毫无瓜葛的老华侨。难道我们还希望加拿大再来一次排华吗?如果真到了那一步,中共倒是拍拍屁股走了,我们生活在加拿大的这些华人怎么办呢?

911袭击之后,很多穆斯林的学校饭店住宅被攻击。难道这些人是恐怖份子吗?但是和恐怖份子相似的名字和他们那张中东人的面孔成为了宣泄愤怒的对象。时至今日,美国在给穆斯林颁发签证的时候还是非常谨慎。试问,这些普普通通的穆斯林又有何辜。但是,恐怖份子对美国的袭击最终却损害到这些普通人的头上。

当然,恐怖份子决不会在乎这些人的感受的。就像中共并不在乎华人的感受。中共希望中国人总是处在斗争之中,在中国鼓动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鼓动人们对美国台湾日本的仇恨,鼓动人们对法轮功基督教徒维权人士的仇恨。对海外的中国人也不放过,利用这里的言论自由继续宣传仇恨,鼓动中国人和中国人斗,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当我们无力抵制已经够可悲了,居然有人脸皮比城墙还厚,敢说他这是捍卫言论自由,真是无耻者无畏啊。

我们怎么能容忍一个地处加拿大的媒体做中共的传声筒而无动于衷,我们怎么能容忍这个媒体利用加拿大的自由而做出损害加拿大基本价值的勾当,我们怎么能容忍自己的子孙后代还要生活在中共的控制和恐惧之中。为了每个海外华人的自由,站起来,抵制华侨时报,让中共的黑手滚出加拿大,让我们获得自己真正的自由。

曾铮: 哈尼夫案与澳洲的两难处境

【大纪元7月16日讯】近日澳洲媒体最大的热点可说是恐怖嫌疑人、印度医生哈尼夫。

哈尼夫今年27岁,是持临时工作签证在昆士兰黄金海岸医院工作的印度医生。7月2日,在英国格拉斯哥机场大楼的汽车爆炸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不久,他在试图持单程机票离开澳洲时,在机场被逮捕。警方怀疑他与英国的恐怖攻击有关。

根据澳洲的反恐怖法案,警察只有24小时可以对他进行盘问,否则就必须释放或起诉他。但由于需要调查的材料太多,印度警方又拒绝与澳洲警方合作,虽然澳洲动用了多达300名警察,还从英国请来一位反恐高级警官,但还是未能很快查清哈尼夫与英国的恐怖攻击之间的联系,而不得不一次次向法庭申请延长拘押他的时间。

从那以后,媒体的焦点转向了对反恐法的讨论。澳洲在九一一事件及巴厘爆炸案之后通过的新的反恐法,除了将之前4个小时的盘问时间延长到24小时外,还引入了“dead time”的概念,就是仅仅拘押嫌疑人,而未对他们进行审问的时间。这个“dead time”,也就是“非审问拘押时间”到底应该有多长,法律却没有明确规定。只要法庭同意,警方事实上可以无限期拘押嫌疑人。

随着哈尼夫被拘押时间的增长,人们开始讨论反恐法与人权之间的关系问题。《悉尼晨锋报》发表文章说:“也许公正是存在的,但我们却看不见它了;如果说恐怖份子宣布他们已取得胜利的话,这就是他们的胜利:我们恐怖的程度决定了我们能够享有多大的公正。”

在媒体的压力下,警方于7月13号宣布放弃延长扣押哈尼夫的申请。正在人们猜测是这否意味着哈尼夫将很快获释时,警方在7月14日星期六对哈尼夫提出起 诉,罪名是支持恐怖活动。哈尼夫是伦敦汽车炸弹攻击案两名作案人的表兄,在到澳洲之前曾与他们住在一起,离开时将自己手机的SIM卡留给他的表兄使用。法庭宣布,将于8月31日开庭审理哈尼夫的案件。

一般认为,在警方提出起诉后,哈尼夫的律师可以提出保释。7月16日星期一,法庭批准了保释申请,保金一万澳元。然而事情在此时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正在哈尼夫的律师准备到关押地点通知哈尼夫保释已获准的消息时,澳洲移民部长Kevin Andrews突然在堪培拉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宣布,由于哈尼夫的“品质问题”,他的457临时工作签证已被取消,因此按照移民法,他在澳洲境内已属“非法停留”,必须被移至专门关押非法逗留的外藉人士的Villawood拘留中心关押。如果法庭最终裁定他无罪,他将从拘留中心直接被遣送回印度。

在新闻发布会上,多名记者尖锐的质问移民部长这样做是否不公,因为这相当于移民部长使用行政权力推翻了法庭的保释决定。移民部长则表示,他的作法完全符合移民法,移民部有权拒绝给犯罪嫌疑人签发签证。

可以说,哈尼夫的案件之所以引来如此广泛的媒体关注,是因为它反映出澳洲目前所面临的两个两难处境:一个是收紧反恐法案与保障基本人权和公正之间的矛盾,一个是医生数量严重不足与引进外来医生之间的风险的矛盾,特别是此次英国恐怖事件的作案人全部都是医生。

反对反恐法的澳洲民主党领袖Andrew Bartlett在得知哈尼夫的签证已被取消之前曾说,哈尼夫在得到保释能否恢复正常的生活,将是对澳洲的一个“考验”。

在哈尼夫事件中,还可以观察到的另一个现象是:法律的“严厉”与舆论的“宽大”。如果说澳洲警方采用了比较“严厉”的手法处理哈尼夫案件的话,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却几乎是“一边倒”的对哈尼夫的是否受到公正待遇的关注。这种关注让警方一直感到某种压力。

也就是说,执法者和媒体之间,似乎是互相制约和平衡的,而不是 像中国那样,无论党和“政府”做了什么事,媒体所能做的只能是替党宣传和解释,以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也许这就是西方自由媒体与“党的喉舌”之间的最大区别吧。

华尔街日报:中国黑心产品的病根何在?

【大纪元7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孙灿编译报导)今年初,由中国大陆出产食品引起的中毒事件在加、美等地引起轰动。为此,华尔街日报记者爱米莉·帕克(Emily Parker)采访了中国大陆北京一名匿名大学教授,获得了一个或许对西方人而言的惊奇发现,并撰文“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发表在7月12日华尔街日报上。

该文章说,这名受采访教授表示,对外国人而言,中国食品含有害毒物确实很惊奇,但对中国人而言,不只是宠物食品,玩具、牙膏或鱼,还有另外许多食品,日常用品等含有毒物质都是司空见惯的,不足为奇了。他取笑道,外国人从纽约打电话给他告诉她中国产品有问题,但在中国这根本就不是新闻。

这位教授指出,对他而言,真正的新闻是中国有害食品现在“终于” 在国外造成巴拿马人民死亡,有毒食品还致死上千只美国宠物等。他认为,其实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最大的遗憾是,中国人民才是最终、最大、最无助的受害者。“你记得2004年单一个有毒奶粉就导致至少几十名婴儿死亡吗?”而当时,由于没有伤害到外国人,这个惊人的新闻在国际社会上却销声匿迹了。

而这次在国际社会上引起的轰动,也确实使中共厚着脸皮找几个“替罪羔羊”。上周二,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被处死,以解国际愤怒。然而,中国的问题是否真的就这样得到解决了?这名教授表示,中国的问题不是从上而下能够解决的,问题的根源比北京的政权更加根深蒂固。我们应该问的是: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商家愿意昧着毒死人、害死人的良心偷工减料,为的就是省几块钱?

的确,这个问题的根源很可怕。据华尔街日报记者回忆,他曾与一名中国外交官讨论,而这名外交官把这种“唯利是图”的思想名为“中国人的全民思想”。去年,全国发生的矿难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民无故身亡,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发言人受访时向路透社表示:“现在煤炭的需求这么高,一些煤矿旨在盲目追求利益。”几年来其他数以万计的类似案件-河南爱滋村、汕尾事件、湖南暴动--也无不出自于此,最终受害的还是中国百姓,而利润者大多却能在有权有钱者的保护伞下逃之夭夭。可见这种“唯利是图”的全民思想无处不在。

一个著名中国网站上就写着这样的话:“现在中国假产品这么多,你说唯利是图?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在今天的社会里,如果人不为己就完了。”但也有一些忧国忧民者:“难道中国人的命就不值钱吗?”“这不能用那不能用,有一天我们就不用刷牙了!”

现在,不论在东方或是西方,商家与投资商似乎都得出了一个共识:在中国大陆,商业道德似乎被“夺钱的欲望”埋没了。一部份人认为这种“道德真空”只是中国发展阶段的问题:道德只能是有钱人才付得起的,对一般人而言,挣钱才是第一。

难道这真是“发展中问题要靠发展才能解决”吗? 一些人甚至把这种现象与美国一百多年前的发展问题相提并论。但是,华尔街日报记者表示,要知道这其中的区别是:现在生活在中国大陆共产党旗下的中国人民没有任何可以信仰的,所有传统价值观,信仰与美德都被共产党摧毁了,而所剩的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是一个真空。而现在,一旦中国人民不再信仰共产主义后,“钱”则成为举国上下的第一信仰。

华尔街日报记者指出,经过了50多年共产主义蹂躏的中国-从饥荒、迫害到互相揭发、破坏传统等,人伦道德已被摧毁殆尽。“文化大革命在人们心中的道德领域留下了巨大的伤痕,社会很长时间处于混乱,不知所措当中。把这种心理与爱钱的疯狂结合在一起,有毒的牙膏、食品就出来了。”中国经济管理顾问公司“中国为什么”(ChinaWhys)创办人亨普里解释道。

从这些问题里能够看出的是,中国社会现在存在着很大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不是共产党枪毙几个戴罪羔羊就能够解决的。就算中央好意想要改革,人们心中的道德尺度不变,什么也做不了。更大的问题在于,正如文章所说,“在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里,在一个所有犯罪定义都掌控在共产党的国家里,不可能存在一个国民道德规范。”

因此,在商业领域,这种缺乏道德规范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了。长达25年的美国外交官、现任中国问题智囊与顾问团管理伙伴的麦克西尔(William McCahill)表示:“一个没有选举的政治系统,再加上一个没有经济责任感的商业系统,最后就造成了今天中国社会一种互不负责任,对社会没有责任感的文化。他们把毒品放在奶粉时不会因‘我可能会害死婴儿’而愧疚。”

那么,西方人能够从这件事情学到什么呢?答案很简单:中国商家无法超越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来独立,从而也就无法有责任地运作。如果中国不从根子上改善道德问题,中国人民-包括中国的所有贸易伙伴,都将成为受害者。

江世俊: 原重点大学物理教授与中共决裂声明

【大纪元7月16日讯】庄严声明:与中国法西斯党--中国共产党决裂

我原是大陆一所国家重点直属大学的物理教授,中国国家科委国际合作局西北欧处项目顾问组成员,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四十余年,退休来北美前,办了中断同中共的组织关系的手续。四十余年中我作为中共一员,目睹的中共卑鄙,虚伪和残暴事例无以数计,因此在上个世纪末我退休来到北美自由的土地后,就开始通过各种报刊,揭露中共的卑劣,包括揭露中共大使馆在北美的胡作非为,揭露中共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代理组织“渥太华华人联合会”的恶行,也包括揭露“渥太华老年会”的领导,在中共使馆指挥下,为虎作伥公开迫害法轮功的胡作非为,我已经用行动同这个法西斯恶党一刀两断。但我觉得还是应该用文字公开的宣布我同这个恶党的决裂!

我作为中共体制内的一员,长达四十余年,这是我一生最可悲的,但这四十余年也让我对中共这个用狼奶(即毛泽东思想)喂大的流氓政党的本质有了入木三分的认识:

1: 中共心目中从来就没有国家,视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为花瓶摆设,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敢于明目张胆凌驾于国家和民族之上的党;

2: 中共毫无廉耻,它早期党章上写上“党的活动经费来自党员上缴的党费和党的报刊杂志的收入”,武装夺权后,立即撕下漂亮的伪装,视国家财富为私产,是世界上唯一的拿国库(纳税人的血汗)维持空前庞大的党的组织运转(包括支付党的专职干部的薪水)的名符其实的“拱(共)产党”, 即“专门拱(共)他人的财产的流氓党”;

3: 中共心目中没有民族利益,在中华民族的存亡关键,为了一党私利,为了夺权,认日本侵略者为嗲的政党(毛泽东在训斥彭德怀时,肆无忌惮的说“让日本人多占地方就是爱国”),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唯一认寇作父的政党;

4: 中共心目中只有党魁的形象,老百姓生命等同蝼蚁,在毛泽东策划的历次杀人的政治运动中杀死了几千万人,是世界上杀死老百姓最多的政党;

5: 中共在毛泽东指挥和策划下,杀人无算,但从来不向老百姓认错,是世界上唯一的不向老百姓认错的政党;

6: 中共心目中根本没有民主两字,为了保住政权需要,“杀二十万,保二十年”,是现代国际社会中唯一的敢用机枪坦克对付老百姓的政党;

7: 中共是世界恐怖主义天然的同盟军,哪里有恐怖活动,哪里就能找到中共的影子,连恐怖份子炸世贸大楼也要鼓掌,中共是世界上唯一的与国际恐怖组织向往的流氓政党;

8: 中共为推行马列邪教,绝对不容任何其他信仰存在,他敢于动用专政力量,对付手无寸铁的法轮功的和平情愿,甚至把镇压活动推向全世界,它是现代国际社会中唯一的动用全国财力在全世界建立对付不同信仰的特务网路的执政党;

四十年的经验,让我明白:只要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活路;只要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世界人民和平的希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死敌!

我庆幸能来到民主自由的北美,我庆幸能在北美自由世界写出和讲出压在我心中对中共的仇恨。但我为参加过法西斯恶党--中国共产党而悔恨。我已进入晚年,为了我的良心,为了我灵魂的纯洁,也为我今后死而无悔,我谨通过大纪元网站退党服务中心郑重宣告:“我的行动早已同法西斯党--中国共产党决裂,今天我再用文字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

江世俊
美国
2007-07-15 22:43

叶观星:唤醒自己 脱离中共(一)

【大纪元7月16日讯】我是何许人也?我曾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从小就受党文化教育,由共产主义思想、观念塑造的人。我曾经认为我是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个信仰者。现在看,我是一个在洪劫(巨大的劫难)中的识时务者,一个可以唤醒其他受害者的曾经受害者。

和共产党中的人谈心

共产党何许人也?共产党不是人,它不是一个东西。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幽灵,在人世间的表现,是一套思想、文化和一系列行为(运动)。《共产党宣言》开篇上说的:“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陈望道第一次翻译这段话时,是:“一个怪物在欧洲漫步,它的名字叫共产主义。”

既然共产党不是人,那么那些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唯物论、无神论、斗争哲学,坚持公有制、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并以此约束自己,自称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人,就有必要和他们谈谈了。没有他们的奋斗和牺牲,共产党不可能迷惑这么多人,也不会继续统治下去,那些贪污腐败的共产党官员,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

我想和这样的共产党员谈谈心。那些权钱交易、买官卖官、贪污腐败的党员,不在此列。因为他们早就不相信共产主义了,早就明白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了。

不谈

我曾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现在我是一个在洪劫(巨大的劫难)中的识时务者,一个可以唤醒其他受害者的曾经受害者。我想和你(们)谈心,但现在也清楚,你们可能不愿意跟我谈。直率点的,可能直接跟我说,你不要谈这些,我很讨厌你说这些。委婉点的,可能说,别说这些了,我说服不了你,你也说服不了我。

如果是这样,我希望你看下去,因为这毕竟不是面对面的谈,你可以随时放下不看,也没有与法轮功人谈话的嫌疑。当然,你也可以立即就放下,扭头就走,那就等你心情好的时候再看。不过,我要告诉你,总有一天,你会到处找法轮功人,求他们给你谈一谈。

如果不是大法师父再三要求弟子们讲真相,救众生,我也绝对不会留下这些文字。为什么呢?这就好像我们谈起希特勒杀害犹太人,我们可以痛恨和指责希特勒、党卫军这些刽子手,也可以同情、悼念犹太种族的受害者,唯独对那些麻木的旁观者无话可说。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听些什么,我们也真的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

从根本上说,我根本就无法理解大法弟子为什么就非要讲真相,救众生,为什么非要不惜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不惜被关进监狱、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也要讲真相,救众生,非要跟你们谈一谈。

谈玄

一个共产党员对我说,你不要跟我谈法轮功,我不相信那些玄而又玄的东西,你也别信那些东西了。你吃(共产党)的苦还少吗?

事实上,我跟你们一样,从不相信玄而又玄的东西,但法轮功这件事真的一点都不玄,它是一个事实,一个赤裸裸的事实,一个血淋淋的事实。这个事实包括:

法轮功从1992年传出,到1999年被取缔、镇压,在大陆上洪传了七年时间,炼功者遍布各个角落,在中国无人不知。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代表共产党取缔和镇压法轮功,已经八年了,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超过三千人,甚至被活生生地摘取人体器官。更多的法轮功人被关进劳教所,看守所,监狱和精神病院,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由。

在与中国建交的近200个国家中,这种政策没有得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支持,连香港、澳门也不支持,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澳门,都允许法轮功存在,没有发生一件自杀、杀人事件。

法轮功人是共产党镇压的对象。他们上访也好,发传单也好,挂条幅也好,无非是想说一句话,“法轮功不是邪教”。

这就是事实,这就是真相,一点都不玄的。对于这一点,法轮功人像神明一样清楚,共产党也像幽灵一样明白。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敢说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过去,毛泽东手大能遮住天,现在,江泽民手大遮不住天了。

法轮功人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在讲真相,他们不会故意散发一个谣言为自己找麻烦,共产幽灵也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在掩盖真相,否则它完全有力量粉碎一个谎言而使法轮功人陷入困境。

法轮功人知道真相的力量有多大,共产幽灵也知道真相的力量有多大,但它不知道被掩盖的真相力量有多大,不知道越是花大力气去掩盖真相,真相的力量就会越大。

我知道,你也清楚,那些玄而又玄的神啊、佛啊、灵魂啊报应啊……你们并不一概排斥,你们真正不敢面对的、不想谈的恰恰是这些一点都不玄的事实和真相。

理解

法轮功人要散发传单,就要购买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纸张等,花费大量金钱、时间,然后冒着危险去散发,坦然面对劳教所、看守所和监狱,他(她)们到底是为了什么?

法轮功本质上是一个信仰问题,而江泽民和现在的共产党就是理解不了信仰问题。江泽民曾公开说,我就不理解,你们美国科技这么发达,为什么还有宗教。他不觉的这是件丢人的事情。

所以,八年时间了,日本人都赶跑了,法轮功问题却没有解决。他(她)们可能被单位开除了,对单位而言,问题解决了。他(她)们可能被判刑,对法院而言,这个问题就处理完了。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对法轮功人来讲没有解决,对共产党来讲也没有解决。

如果法轮功是一个人,杀掉就完了。如果是一个家庭,诛灭九族就解决了。这么多人,杀又杀不完,理解又理解不了,所以共产党只能是越来越愚蠢,越来越暴戾,越来越丑陋。

迫害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无能的表现。遥想当年,共产幽灵曾经是多么强大的一种思想,横扫天下,所向无敌,几乎所有的文化无不臣服于它。为什么现在就这样无能了呢?它是不是已经死了!

共产幽灵,现在的共产党,已经没有信仰了。所以,他们也理解不了别人会有信仰。你曾经告诉它们“物质决定意识”。现在,你应该告诉他们:一个没有精神的物质(东西),不可能在社会中存在。精神死了,物质就成了另一种存在了。

党性

我认识一对老党员干部,夫妇二人一生清正廉洁,没有收过别人一分钱。万不得已,收下一些老百姓的农副产品,也总是想尽办法让他们带走些其他物品。他们在顺境下总是想多为老百姓干些事情,在逆境中也从未给上司送礼行贿,以求官运亨通。他们对腐败深恶痛绝,对党的命运忧心忡忡。不与腐败分子同流合污,是他们最后的高贵。

他们的孩子同样清正廉洁,因炼法轮功被抓后,家里的天就塌了。为了救儿子,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放下最后的高贵,去送礼了,去行贿了,去犯罪了,这是怎样的一份折磨和屈辱。那位老母亲说,有好多次我都想给他们跪下,但最终还是没有跪下。

他们到底为此花了多少钱,他们不肯说。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一生的积蓄都花完了,还借了外债,已经倾家荡产。

他们对孩子修炼法轮功不仅不理解,而且大声反对,竭力制止,是咬牙切齿的愤恨,是心惊肉跳的恐惧,但还是拿出一生的积蓄去救他们的儿子。

共产幽灵和共产党,这回你满意了吧。那些保持党员先进性的官员,坚决地镇压迫害法轮功,是一副什么嘴脸!那些受贿的法官,检察官,可能还有点人性,可能还手下留情,成为这对老党员感谢的对象。而一生信仰你的两位七十多岁的老党员,穿行在他们之间,到处是白眼,到处是斥责,把他们也当成了法轮功的人,却没有一个官员肯出来代表党组织同他们谈一谈。这是什么样的新局面,两位老人体会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凄凉。

他们的行为当然不是行贿,不是犯罪。因为行贿是谋求非法的利益,而他们仅仅是为了救回自己无罪的孩子。因为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是中国宪法赋予的权利。

“共产主义”

我还认识一位老党员,他的孩子被关进看守所后,一直不肯写悔过书。后来,他就不敢和自己的孩子住在一起了。

他相信共产党的话,认为痴迷法轮功就会走上自杀、杀人的道路。如果还没有自杀或杀人,就是还没有太痴迷。如果被关进监狱还不悔过,就是太痴迷了。一旦李洪志要求,他(她)们就会杀人。我说:这是共产党最想看到的,这是江泽民最想看到的,但是,迫害快八年了,它们还没有看到。

他说:我是个老党员,你也算个老党员了,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唯物论和共产主义。我说,现在不行了,按共产党的党章,共产党员必须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我现在确实不这样想了,所以,也就不是个党员了。之后,我又加了一句话说,现在还有几个党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他感到受了奇耻大辱,说这样的党员还有的是,你的话是对他们的侮辱。

共产幽灵和共产党,我也像他一样宣誓为你奋斗终生,也奋斗了三十多年,但现在不行了,因为我明白了。

我毫不怀疑有人愿意为百姓、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一生,有人愿意把自己一生的积蓄和财富捐献给慈善事业。而你,共产主义或者叫科学社会主义,不是贡献出自己的财产,而是用暴力抢来他人的财产搞共产,杀富不济贫。现在真的还有共产党员愿意为此奋斗终生?如果有,我相信他们还算是比较正直的人,他(她)们一旦发现共产主义的荒谬之后,就会退出共产党。

而那些早就放弃共产主义,早就看清共产党嘴脸的贪污腐败的共产党官员,他们才不会退出共产党呢。他们才是注定和共产党同归于尽的人。

中邪

一个大法弟子因为散发法轮功传单和《九评共产党》被抓,至今已经两年多了,一直不写悔过书。两边的老人都认为他中邪了,中毒太深了,工作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老人也不管了。“这不是中邪是什么?这不是害人是什么?”

共产幽灵,你看你获得了多大的成功。你成功的制造了群众与法轮功人的这种关系,甚至父子关系、母女关系,也成了这种关系。但是,共产幽灵,你就不想想,人是会思考的。人的亲情是割不断的。人不可能永远被邪恶控制。人们终究会思考这样的事实:把炼法轮功与工作、家庭、自由和生命对立起来的不是法轮功,而是你共产党。只有共产幽灵才会出这样的选择题:是要工作,还是要法轮功?是要孩子,还是要法轮功?是要自由、生命还是要法轮功?

人们和历史终究会作出这样的结论:只有最邪恶的东西才会出这样的选择题。共产幽灵以及共产党,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非要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呢?

灵魂

一位朋友曾当面教训我说,现在都21世纪了,你这样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人,怎么还相信灵魂不灭?我赶紧说,不信,不信,我过去不相信灵魂不灭,现在更不信了。因为我明明白白的看到,许多活着的人,已经没有灵魂了。

我一生中看到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是:在非洲部落中,发生了问题,老巫婆会说,“神”告诉她这个姑娘被妖怪附体了,所以给部落带来了灾难。然后,整个部落的人,就会高高兴兴地把这个姑娘砸死,煮熟以后吃光她的肉。在这个过程中,老巫婆没有灵魂,谁被附体了,是“神”告诉她的。姑娘没有灵魂,或被认为没有灵魂,附体的是妖怪。那些高高兴兴砸死姑娘并吃掉她的人,也没有灵魂。

万万想不到,在21世纪的文明时代,法轮功人会面对这样的局面。江泽民说,法轮功是邪教。法轮功人是被附体的。然后,一大批人就跟着欢呼,高高兴兴地镇压法轮功。被迫害的何止一个人,被迫害的时间何止一天,其残酷程度何止是致残致死。

那些发出迫害指令的人没有灵魂。
那些亲手迫害的黑手们没有灵魂。
那些麻木的旁观者们也没有灵魂。

只有法轮功人相信人有灵魂。而且相信那些麻木的旁观者、暂时的推波助澜者仍有灵魂。所以冒着失去工作、失去家庭、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去唤醒他们的灵魂。

他们相信人有灵魂,这个灵魂可能是神佛给的,也可能是大自然给的,也可能是本来就有的。人可以不知道灵魂的来源,但可以确切的感受到它的存在,它被扭曲到什么程度,就会反弹到什么程度。

灵魂,终究是会苏醒的。

迷信

人是迷信动物,这正是人最可悲的一面。

人就是这样可悲,告诉他神佛能保人平安,他跪下就磕头;告诉他神佛是封建迷信,他拿起铁锹镐头,就把神佛砸碎,把庙烧掉;告诉他神佛是文物,很值钱,他就会去偷盗,甚至不惜挖开自己家的祖坟。

一百年前,中国的妓女都不肯接外国客人;现在,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都拼命想找个外国人,不论贫富,贵贱,年龄大小。我们的老奶奶们,为了美,不惜把自己的脚缠成三寸金莲;我们的女儿们,为了美,非要把自己饿成皮包骨,体重正常、身体健康的姑娘们,反而满怀自卑和焦虑。

人就是这么可怜。告诉他人性善,他就会文质彬彬,待人和善,敬天敬地敬皇帝敬父母;告诉他人性恶,他就会认为人的善良都是伪装,都是别有用心,都是阴谋诡计,就只相信严刑峻法,酷吏暴政,遍地刁民;告诉他根本没有人性,人的本性就是社会性、斗争性,他就会去革命、去打倒皇帝、打倒地主资本家、打倒右派、打倒走资派、打倒六四事件的学生、打倒法轮功,就会去战天斗地、毁林造田,就会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一个人一生只迷信一种东西,实在是太幸福也太可悲了。一种迷信破灭,经过怀疑主义的洗礼,再迷信另一种东西,实在是很痛苦,也实在是太珍贵了。

现代科学证明:我们人类可以看得见、摸的着的物质,只占这个宇宙的不足5%;另有20%多,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证实的暗物质;还有70%多的暗能量,不仅看不见摸不着,也不能证实。同时证明:我们人类的所以知识,所有的科学技术,所有的文学艺术音乐,所有的文化和文明,加在一起,仍不足大脑潜力的 5%。

用不足5%的大脑,研究和认识不足5%的世界,果真如此,那个人要是告诉你他已经看破了红尘,他已经认识了社会、世界和人生,他已经什么都知道了,你千万不要迷信他。果真如此,你完全可以站起身来,睁开眼睛去发现自己的世界和人生。

按照共产党的理论,绝大多数人只能生活在一种社会制度下,我们万幸,既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又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还经历了社会主义社会,还经历了大跃进时的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更像原始社会的社会。本来跳过去的资本主义社会,改革开放以后也已经亲身经历。万幸中的万幸,是那些右派分子、走资派、法轮功弟子,还经历了奴隶社会一样的劳动改造。

我们有充份的理由思考得更深刻一点,觉悟得更彻底一点。

科学

宗教太古老了,不仅证明不了上帝,反而常常危害上帝的存在。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把我们引向上帝。日心说开近代科学之先河,科学家讲日心说时,一位老太太说,你们讲的是什么呀?大地,实际上是驮在一只大乌龟上。科学家问她,那么,那只大乌龟站在什么地方呢?老太太说,年轻人,你真聪明,能问出这样的问题。那只大乌龟站在另一只大乌龟上,实际上,这是一只乌龟驮着一只乌龟,一直驮下去的乌龟链条。科学家讲这个故事,是嘲笑老太太和原来的人类是多么无知。

之后,科学飞速发展,牛顿成了第一座高峰。在牛顿的世界里,宇宙是无限的。时间是无限的,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还这样;空间也是无限的,否则,因为有万有引力,星球就会聚集在一起。

1929年,哈勃发现了红移现象,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象:不论从哪个方向看,远处的星系都在急速地离我们而去。就是说,宇宙没有向一起坍塌,反而在膨胀。向前追溯,一百多亿年前,它们整个在一起,这就是后来的宇宙大爆炸理论。

这样,宇宙就有了一个起点,时间就是有限的了。宇宙还可以坍塌,所以空间也是有限的了。如此,经过几百年的科学发展,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宇宙是一个爆炸膨胀-坍塌聚集-再爆炸膨胀的一个过程。这与一只乌龟驮着一只乌龟,一直驮下去的乌龟链条,有什么区别呢?

而进化论,更是用许多上帝代替了一个上帝。想想看,石头土块这些无生命的东西变成有生命的东西,不需要一个上帝么?水里的鱼变成青蛙,变成两栖动物,不需要一个上帝么?蜥蜴长出翅膀,两栖动物变成鸟,不需要一个上帝么?鸟长出乳房,卵生动物变成哺乳动物,不需要一个上帝么?

如果你相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应该研究一下法轮功产生的社会根源。如果你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实践出真知,像毛泽东说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必须亲口尝一尝。”就应该允许甚至鼓励党员都炼一炼法轮功。事实上,很多党员,很多久经考验的老党员都炼了法轮功,都打进了法轮功内部,共产党为什么不肯听听他们的看法呢?

科学的对待就会得出科学的结论,理性的对待就会得出理性的结论。

进化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以生死相许。问世间权为何物,直教人以生死相搏。问世间钱为何物,直教人以生死相拼。

人为什么活着,说的是人活着的目的,生命的目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人的命运。弄清楚了,它是使命。弄不清楚,它就是天命。没有这个命,剥夺了这个目的,人就会真的去死,或者感觉自己成了行尸走肉。

人为什么活着,还有另一层含义,说的是人活着的基础。比如,人活着要有语言思维和文明,要有身体和大脑,要有细胞和生物大分子,要有原子、质子、中子等。

科学告诉我们:宇宙已经完成了四次进化,一是核子进化,完成了元素的形成;二是化学进化,完成了小分子到大分子的演变;三是生物进化,从单细胞到多细胞,最终形成高级生命;四是智能进化,完成了人类的创造。

单说生物进化,是在大约30亿年前,地球冷却以后,出现了内有DNA分子的细胞。今天遍布地球的所有生命,都是它扩展和经营的结果。它必须经常犯错误,来完成我们看到的所谓进化,直到产生人类。想想看,一系列的无数的错误产生了人类,这还不是奇迹吗?如果说这一过程是必然的,那肯定需要一个上帝;如果说这一过程是偶然的,那就需要好多个上帝。如果说这一过程是有目的的,那肯定需要一个上帝;如果说这一过程是无目的的,那就需要好多个上帝。

奇迹是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这是一般人的看法,所以,人们会迷信也会否认奇迹。

奇迹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现象,但这个规律我们还不认识。这是科学家的看法,也是他们研究自然规律的动力。

奇迹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现象,这个规律也是我们已经认识的,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它很神奇,这是觉者的智慧。

人的一生,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最卑微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奇迹,都有确凿无疑的资格代表地球。他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可以追溯到太阳系形成前的那一次超新星爆发,他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可以追溯到十亿年前的那个真核细胞。生命的长明灯数十亿年不息,何止万岁。

任何一个混蛋都可以中止这个进程,砍掉一个树木,践踏一株花草,杀死一个动物或者人。但是只有那些最优秀的人,才可以延长这个过程,进化成君子、绅士、圣贤,成为一个自觉的人。

这才是天道。所以你看到天兵天将灭亡中共,那不是奇迹。你看见共产党镇压一帮老头老太太,却把自己灭亡了,那才是奇迹。@

(未完,待续)

一贤: 古人测字知未来 简体字化吉为凶

【大纪元7月16日讯】古人测字是一门很高超的学问,甚至比周易算卦还准确有趣。北宋徽宗年间,河南开封有一个著名的测字先生叫做谢石。任何人随手写一个字,谢石就可以根据这个字说出这个人的过去未来,不但准确度惊人,而且入情入理。

当时有一个在京城做官的人,其妻子怀了孕,过了产期也没有生下来,便想找谢石测一下何时生产。此人拿着写好的“也”字让谢石看。谢石看了看说,这个字恐怕不是你写的,而是你夫人写的。此人吃了一惊,问谢石何以知之。谢石说“之乎者也的‘也’是个助词,所以是‘贤内助’所写。”那人让谢石再看,谢石说你现在想换一个官职做,但是换不成。此人又问为何。谢石解释说,“也”字填水为“池”,填马为“驰”,你要运动一个官职,但是池里没有水,陆地没有马,所以你就动不了。接着谢石又说这个人家里近亲都已过世,财物也散尽了,因为“也”是“他”去掉“人”,“地”字去掉“土”,所以家里既没有地也没有人了。这也都说对了。

谢石测字神乎其技,靖康之耻后,高宗南渡,谢石也到了杭州。高宗听说谢石测字很准就微服私访。高宗用脚在地上写了个“一”让谢石测。“一”这个字没办法拆,谢石却吃了一惊,说“土地”上写着 “一”,“土”上加“一”是个“王”字,您不是一般的人。高宗听了叫谢石次日进宫,然后写了个“春”字让谢石测。谢石说“春”的“秦”字头太重,压得下面的“日”头都无光了,实际就是指当权的秦桧陷害岳飞之事。秦桧大怒,将谢石发配到岭南。在路上,谢石看到一个人也在测字,他就让这个人测一下自己的名,就是“石”字。那个人说你旁边跟着“狱卒”,“石”见“卒”为“碎”字,兆头不好。又问狱卒姓什么,狱卒说姓皮。那人说“石”见“皮”为“破”字,恐怕你此次发配,有去无回。后来果然谢石一直未被赦免,死在岭南。

这类故事很多,也很灵验。因为中国汉字是神传文化,每个字都蕴涵着神赋予它的特定含义,每个字都是一个生命,它的笔画都不能随便改动的,一改动它的意义就变了。

共产党执政以来,对汉语文字进行了三次大的改动,大力推广简化字,改变繁体字的内涵,化吉为凶。你数一数所有简化字都是化吉为凶,没有一个是化凶为吉的。五十年代民间讥讽简体怪胎顺口溜:“亲不见,爱无心,厂空空,产不生。”

例如把工厂的“廠”字改成“厂”字,结果弄得现在xx党的“厂”里真的什么也没有了,一切都空了。有个长辈从台湾到大陆投资,回台后,对晚辈提醒不要写简体字,尤其工厂绝不能写,大家都莫名其妙。他才说,你看那个“厂”字,上面一根大梁,底下仅仅靠着一根斜斜的柱子撑着,这种工厂,不论你盖得多高,它说倒就倒。

把车轮的輪改成轮,人字下面加上“匕首”,寓意中国人被残害。所以中国大陆车祸比同样使用汉字的香港、台湾多得多,无法比。因为台湾、香港一直使用繁体“輪”,所以车祸就少的很;把黨改成党,是想掩盖它这个“尚黑”组织,把中国人民当作儿孙来欺压。

把愛改成爱,使人们不再用心去爱了,所以人们互相之间勾心斗角,互相算计,互相伤害;義字,上面是个羊,羊温驯又善良,羊肉美味滋补,这么吉祥美好的东西,正好用来祭祀天地神明当供品。简体的“义”,一个大叉叉,再加上斜斜的一点,叉叉已经不是好东西,再加上三画都是斜斜,这个简体的义,真是斜之又邪。所以中共讲的信义,千万别当真,当年国民党不了解中共的简体“义”字,结果二次国共和谈,都吃了大闷亏,还好逃到极力保存正体汉字的台湾。

戀,再看戀这个字,古代的戀字这两条绳子是用来拴住对方的心的。恋字中间这个“言”,甜言蜜语,才是恋爱的主角。古人要告诉我们,闲也好忙也好,恋爱要不断的谈,你侬我侬,情话绵绵,才能像二条绳子紧紧拴住对方的心,只有一条还怕拴不紧呢!简体字的恋是什么涵义呢?亦当“也”讲,亦心即也有心,是有三心二意的意思。所以现在中共大陆是多婚多恋,朝三暮四,包二奶的特多,离婚的也特多。

共产党一贯好用“领导人民向前进”这句话来诱骗中国人,在它的许多歌中也是这样唱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进,进……”,可是中共在50年代就把“進”字改成了“进”字,这个改过后的简体字,走字旁里面是一个井字,神给人造的“進”字是让人“越走越佳”,中共改过的字是越走越走到“井”里去了,所以现在的中国人跟着共产党越走越危险,最后就走到很深的“井”(地狱)里去了……

李大立:质疑吴稼祥的“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

【大纪元7月16日讯】在海外网站上同一天读到两篇同是论述“民主社会主义”,但是无论论点论据和写作风格都截然不同的文章:方石先生“民主社会主义与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以及吴稼祥先生“两种民主社会主义”。笔者个人认为:前者立论正确(观点鲜明),一针见血,读之令人有正气凛然之感;后者立论错误(观点模糊),牵强附会,读之令人有为毛邓江脸上贴金的嫌疑。

对于两位作者,笔者均不认识,在此发表个人的看法,纯属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请教吴稼祥先生,也请广大读者评议,希望大家通过讨论,能够一起加深对“民主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的认识,更希望中国人民早日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吴稼祥先生开宗明义地说:“本文的基本论点是: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实践中的民主社会主义:一种是西欧版民主社会主义,另一种是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他们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思想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不同的是: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是结构上的民主,但还不是性质上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性质上的社会主义,但还在争取结构上的民主。”

笔者不同意吴先生的“基本论点”:一,中国社会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现今的中国社会实质不过是“专制社会主义”,因而不存在“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社会根本不是“性质上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挂“社会主义”之名的封建官僚主义。二,同时也不存在“西欧版民主社会主义”,不知是否指北欧国家(瑞典、丹麦、挪威等)“社会民主主义”之误?他们的社会制度,本质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之不过据学者研究,北欧国家曾经长期由社会民主党执政,实行福利主义因而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而已,其实,称之为“福利资本主义”更恰当,和马克思主义所指的以及中国现实的所谓“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不但不相同,甚至正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内容是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制),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议会政治,阶级和谐,普选和三权分立(多党制),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因此,根本就不应该相提并论,更遑论“他们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思想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请允许笔者在下文反驳吴先生的观点时,分散地逐渐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吴文在其“一,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联姻”、“二,社会主义发展的两条路经”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去论证“两种版本”的“民主社会主义”“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缔造的第二国际。”自从谢韬先生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在大陆“炎黄春秋”发表后,引起了中国大陆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热烈讨论,是一件大好事,说明中华民族,特别是他的知识层已经有了共识:中国社会已经再一次面临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必须慎重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道路。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他们的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政策,因为他们是富裕社会,多数人养少数人行得通;中国是一个贫穷社会,靠少数人养多数人行不通。笔者个人认为,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虽然好,但并不适合现时的中国大陆,不一定是我们唯一的选项,不一定是救中国的唯一药方。而且,过高的税收和过多的福利,奖懒罚勤,就像毛泽东时代的“大锅饭”一样,势必严重损害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妨碍和窒息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与此相比,笔者宁可选择“自由资本主义”,让我们中国也获得一个从未有过的自由资本发展时期,让亿万人民完全放开手脚,在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下各尽所能,各显神通,以我们中华民族的聪明勇敢,勤劳刻苦,国家经济和国民生活一定会突飞猛进,待中国进入富裕社会再实行“社会民主主义”不迟。

现在我们讨论的重点,应该是他们的政治制度,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当前中国知识界呼吁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民主社会主义”有什么具体内容?他是否适合于今天的中国?他的发展前景如何?中国还有没有其他发展的方向?……而绝对不是花时间和精力去讨论“民主社会主义”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他是否产生于“第二国际”?……方石先生说得好:“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能让‘马家祠堂’替代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继续充当二十一世纪的‘真理裁判厅’。我们完全不必万事都找马克思去开‘真理证明书’。”我们未来的生活蓝图和马克思主义有何相干?我们讨论一种主义和他产生于第几国际有何相干?为什么一定要请示几具一百多年前的僵尸?正如谢韬先生所说的,马克思的后代德国人和列宁的后代俄国人都已经扬弃了他们的老祖宗,可是今天我们中国人却还把他们奉作神明,争先恐后去他门留下来的片言只语里寻求“理论根据”。难道中华民族就没有一点民族自尊?现在已经到了不少有识之士提出“驱除马列,恢复中华”,彻底批判驱除外来的“马列主义”,恢复传统中华文化的时候了,吴先生等体制内人士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争论谁是正统?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简直就是不知“今夕是何年?”!

吴文在其“三,中国版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开首就说:“尽管社会主义的两大流域在要不要革命和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但在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上,却很少争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只要国家政权的单一民主机能,不争取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机能;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人则既要无产阶级专政,也要‘真正民主制度’。”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要臭名昭著的“无产阶级专政”早已为世人所知,最近在美国华盛顿树立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就是为了纪念数亿“无产阶级专政”受难者而建立的;这段话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吴先生说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要“真正民主制度”,真是闻所未闻!查吴先生全篇大作,只有两个地方提到所谓“真正民主制度”:一,“马克思从巴黎公社取消常备军、警察和官僚;实行普选;缩短任职期限以及可以撤职;选举可撤换的法官等政治措施中看到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二,“无产阶级专政与巴黎公社创制的‘真正民主制度’是一个东西。”

那么,让我们看看历史事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取消过常备军(解放军)吗?取消过警察(公安)吗?更不用说取消“打天下,坐天下,论功行赏,封官许爵”的各级官僚了,不但取消不了,迄今还在世袭传承;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武力夺取政权五十多年了,实行过普选吗?据说现在只在村一级试行,选出来的村民委员会还要在共产党的支部领导之下,这算什么普选?政府官员是普选出来的吗?毛泽东、周恩来等有过“任期”吗?更别说可以“缩短”和由人民“撤职”了?中国大陆选举过“可撤换法官”吗?毛泽东时期长期“无法无天”,现在恢复法官了,上面还有一个共产党的“政法委”,根本谈不上“撤换法官”和司法独立。……凡此种种,有哪一条符合吴稼祥先生引述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所阐述的“真正民主制度”了?既然一条都不符合,又凭什么说:中国共产党人“也要‘真正民主制度’”?

说到列宁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恐怕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俄国人和中国人都必然心有余悸,还是让笔者引用方石先生的话来回答吴稼祥先生吧:“十月革命以来,所有共产国家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无例外地共同展示出:共产主义到哪里,那里就贫穷、落后、灾难相继、恐怖弥漫、惨死无数。事实证明,共产党是民众大忧患、大劫难制造者。苏联东欧红色帝国集团一夜之间轰然倒塌,这些走过不远的历史脚印还不足以说明‘马列主义’的性质和效果吗?”在这样的历史事实面前,吴稼祥先生还断言说“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人则既要无产阶级专政,也要‘真正民主制度’”真是令人作呕!

最令人不解的是吴稼祥先生对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就其对民主的理解和态度所作的评价和论述。吴文说:“对这个道理,(吴文指:只有当民主在无产阶级内部充分实现时,国家的专政才是实际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名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实际上的国家专政,或者说是国家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笔者注。)我相信毛泽东先生有透彻理解,而且他也相当向往受到马克思推崇的‘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政治’。他还敏锐地觉察到他亲手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已经蜕变成对人民的专政,他把那些专政者称为‘党内走资派’,他要在自己领导下发动第二次革命,彻底打碎变成单纯专政机关的国家机器,……这就是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毛泽东先生在这样做时,他没有区分两种不同的国家,一种是没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另一种是进行了这场革命的国家。对前一种国家,必要时可以打碎;对后一种国家,重要的是要发育它的民主机能。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区分两种不同的无产阶级,一种是革命前的无产阶级,另一种是革命后的无产阶级。前者的主要使命是革命,剥夺剥夺者;后者主要使命则是生产,发展生产力……”。

吴稼祥先生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说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对人民实行了专政,毛泽东为了给人民民主,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他们打倒;毛泽东这样做的错误仅仅在于中国已经革命成功,不应再打碎共产党的国家机器,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胜利了,不应再搞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应该发展生产。

且不说这两段话本身就自相矛盾,最大的谬误在于,迄今揭露出来的历史事实无不证明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出自私心:自从他一意孤行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造成数千万人饿死的惨剧之后,党内外对他的神话产生了怀疑,刘少奇等推行较务实的路线,扭转了形势,党内外威望上升,被毛认为威胁到他的地位,于是用群众运动这种不正当和不正常的手段打倒他的政敌(请参见拙文“从‘三垂岗’到‘大风歌’”等);就算他事后为自己寻找所有冠冕堂皇的藉口中,也从来没有说为了给人民更多的民主而发动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恰恰相反,他无数次庄严地宣称发动这场革命,是因为身旁隐藏着“中国赫鲁晓夫”,他嫌刘邓十七年来对人民的专政和压制还不够,执行了“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等所谓“资产阶级路线”,他连党内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更不用说人民的民主了。他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要把所有的“阶级敌人”往死里整,甚至连中共掌权后十七年来唯一剩下的略略能够体现社会公平的“高考”都取消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时代人民没有任何自由,因而也没有任何民主。不错,运动初期毛泽东曾经允许人民使用“大字报”这种特殊的“武器”去攻击他的政敌,但绝不允许任何动摇他权力宝座的言论出现,任何对他以及江青的不敬都是死罪。后来邓小平复出后,干脆就把大字报取缔了,这是真正的民主吗?运动初期毛泽东曾经号召群众起来打倒各级党委,但也祇不过是让各级官僚“触动一下灵魂”,后来几乎全部官复原职,官僚体制原封不动。其实,毛泽东会不会给人民民主,只要看一下他对民主和自由的认识就可略知一二,毛泽东甘冒天下之大不讳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不是官僚主义,我们是专制主义。”、“民主就是为民作主,我们就是愚民政策。”(苏共二十大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讲话)、“一千一百万干部组成一个统治集团,统治六亿人民,干部就是官,官者,管也,我就是红色皇帝。”、“领导就是干预,要对一切进行干预。”(南宁会议讲话)……。能指望这样认识民主自由的现代秦始皇给人民民主吗?毛泽东已经盖棺定论,历史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吴稼祥先生却硬说毛泽东为了给人民民主,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可否请吴稼祥先生用事实说服我们?

举世公认,民主和自由是密不可分的,缺一不可,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没有自由也没有真正的民主。所谓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有权选择和罢免政府各级官员;(不需要像吴先生说的那样复杂:“如果把‘民主’理解为一种国家形态,一套政治设施,或者一种政治权力的分享模式…….;如果把‘民主’理解为人的完全‘解放’和彻底‘自治’……”——笔者注)所谓自由,就是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人民有权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毛泽东时代直至今天,共产党曾经给过人民任何在其宪法里庄严承诺过的自由,比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罢工自由和迁徙自由等等吗?人民连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没有,谈何民主?因此我觉得吴先生上述的论点大谬不然。

吴稼祥先生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先生,深刻地洞悉了上述两种国家之间的区别,以及无产阶级两种使命之间的区别,把对国家的革命变成了改革,把无产阶级的使命从革命转变为生产。他这样做,具有高度理论自觉性。……他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两个伟大论断,构成了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命题。”、“可以这样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基本完成以后,邓小平主持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婚礼,创造了中国版的民主社会主义……。”

让我们再看看邓小平复出后是如何“创造了中国版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吧:他一上台,就宣布取消“四大自由”(大字报、大辩论……有限的所谓自由)、封杀北京西单民主墙,逮捕和重判魏京生等民主斗士、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自己一手提拔的左右手胡耀邦、赵紫阳赶下台,…….直至六四出动坦克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这就是吴先生所说的“邓小平主持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婚礼”?!“创造了中国版的民主社会主义”?!

尚不止此,吴稼祥先生还说:“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联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一份珍贵遗产,邓小平之后的两代领导人都予以继承。”然后引用了江泽民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所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引用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演讲所说:“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甚至还引用温家宝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说的“请你们记住两点:第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第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吴先生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五十多年来从未见过的民主光辉图画,可是,人们看到的正相反,全世界都看到了江泽民血腥镇压法轮功,看到胡温镇压民众维权运动,禁书封报,封锁网络,连天安门母亲悼念死难亲属的活动都不容许……,我们看不到中共政府实行民主的任何行动,看不到中国的民主有任何进展,若有,可否请吴先生给我们讲解一下?

在这里请允许我再次引用方石先生的话回答吴先生:“胡锦涛、温家宝在不同场合,特别是国际论坛以及外国记者云集的地方,一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承认民主是公认的普世价值。他们的话带给我们许多惊喜,可是实际作为方面,始终未见动静。中共一贯言行不一,不讲信用,大家早已习以为常,并不奇怪。”

吴稼祥先生说:“不要以为邓小平以后的领导人祇是简单地继承了他的遗产。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决定、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丰富了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从而有可能让我们给他下一个定义:中国版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经济市场化,国民富足,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

吴先生理想中的“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与谢韬先生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大不相同。谢先生说“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他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方石先生说:“民主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基础是民主,有了民主,人民才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塑造生活。中国的全部灾难皆来自没有约束、不受监督、可以为所欲为的一党专政。”而在吴先生的定义里,首要的不是民主宪政,却是“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请注意:谢韬先生说的是生产资料“混合私有制”,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公有制或者“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所谓“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不过是权力阶层侵吞国家财产的遮羞布而已,在这块遮羞布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化公为私和巧取豪夺,隐藏着无数的钱权交易和贪污腐败,历史事实证明,任何带“公有”和“社会化”色彩的所有制都无法遏止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贪欲,唯有私有制可以因势利导,将人性中的这种贪欲引导到各尽其能创造社会财富的正确方向,把它转化成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就是吴稼祥先生的“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和谢韬先生倡议的“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不同之处。

对吴稼祥先生的赞歌,胡温并不领情,中共官方“人民日报”重申: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议会政治,三权分立不适合中国……。正如谢韬先生说的:“如果只改革经济,政治改革不跟上去,说重点的话,我们很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在大陆走向灭亡的覆辙。”也正如茉莉小姐所说的:“如果以为在仍然保留一党专制的体制下,通过社会财产的再分配,达到社会和谐,祇是一种梦想。没有民主政治的制约,就不可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迄今为止中共政府坚持一党专政,根本就不打算实行“政治民主”,抽掉这个最核心的内容,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什么“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单纯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尽头,各种固有的社会弊病已经暴露无遗,无法遏止。现时中国大陆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官僚资本主义和专制社会主义崩溃在即,就连统治者都已经感觉到晚清年代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了。慈禧太后尚且知道不变革就要灭亡,派大臣出国考察,取消科举制度,开办新学,宣布君主立宪时间表和路线图;胡温政治嗅觉还比不上慈禧太后,连被毛泽东打断了脊梁骨的知识份子阶层都敢于为民立言,提出中国向何处去?讨论“民主社会主义”了,他们还无动于衷,“春江水暖鸭不知”。笔者衷心地希望胡温能够体察民意,顺应形势,开展当年检验真理标准那样的大讨论,让全体中国人民决定我们祖国的未来去向,早日走上国富民强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

不当之处,请吴稼祥先生及广大读者指教。@

(写于12/7/07纽约)

(7月14日“观察”杂志首发)

李天笑:自由寻千度 “常识”破空出

【大纪元7月16日讯】当今中共红朝无人了,而我们这边人才济济,风景独好。破空是当今首屈一指的时事评论家。刚刚拿过“万人杰”大奖,又出新书《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不愧为人中豪杰。破空曾发表大量时政评论,同时常任新唐人《热点互动》嘉宾。他思维敏锐、分析独到、出口成章、妙语联珠。好评如潮。破空把自己近年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倾注在这本书中,使我们手边有了一本随时可查的分析当今中国的小百科词典。

中共党文化毒害是与通俗化结合在一起的。破空打蛇七寸,用通俗易懂的真理常识回击中共。破空的深厚功底恰恰体现在把民主理论、事实数据、历史背景和文学素养熔合一体,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记得胡平先生说过:“文章要让初中生看得懂”。破空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只有扎实的功底和极深的爱国之心才能使之达到这般炉火纯青的水平。

中共危机四伏,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破空在千头百绪中为我们找出了能涵盖和理解当今中国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百个常识。此书凝聚了破空长期时政评论的精华。书中的文章跨越了“历史的”毛泽东、抗战、朝鲜战争、甚至中共与晚清,到“现实的”环境污染、假货、奥运、爱国主义、法轮功,再到“未来的”中共崩溃、中国民主和中国崛起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篇篇解答透彻、切中要害,可谓是一本研究中国问题的百科全书。

破空的慧眼来自于他的道德良知和对自由民主的耿耿追求。刚才胡平先生谈到,在美国“独立宣言”之前有一位托马斯-佩恩写了一本书叫《常识》。那本50页的小册子在当时只有250万人的北美殖民地售出了近50万册,比当时任何一本书都更透彻更有力地论述了美国独立的必要性,从而成为美国独立的号角,推动了“独立宣言”的产生。佩恩就是一位有道德勇气和责任感的人。富兰克林曾说:“何处有自由,何处是我家”。佩恩更胜一筹,说:“何处无自由,何处有我在”。与佩恩一样,破空的卓越之处在于不沉湎于享受自由,而是奋起救难,担当起为全体中国人争自由的责任。因此,破空的“常识”一书,也会深入人心,流畅海内外,成为解体中共的号角。

罗慕栾:致胡锦涛夫人刘永清女士

【大纪元7月16日讯】编者:罗慕栾女士是已故法轮功学员、张孟业教授的夫人。张孟业是胡锦涛清华大学同窗6年的同班同学。张孟业夫妇于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并赠送胡锦涛《转法轮》一书。张孟业夫妇和胡锦涛夫妇曾于1995年和1999年的4月,清华大学校庆时聚会。 当时张孟业教授在台上向众校友介绍法轮功,刘永清女士带头热情鼓掌,并喜悦地回过身向坐在后排的罗慕栾女士致意,然后还欣然与张孟业夫妇合影留念。以下是罗慕栾女士近期致刘永清的一封信。
 

刘永清女士:

以前,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今天我以一个中国流亡难民的身份,远在异国他乡给您写信。孟业和我曾流亡到泰国,原因是中共江氏集团对我们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我们中国人都信缘份,孟业和胡锦涛,还有您,在清华大学同窗6年,一起度过了风华正茂的一段时光。我想你们彼此留下的印象,都是年青时纯朴的真切写照。而这个印象,就使得孟业曾满怀希望持续不断的向胡锦涛致信,他认为胡锦涛和江泽民不同,他希望胡锦涛能够正确对待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他曾急切地说:“时间不等人呀!”。

孟业曾多次讲起您和胡锦涛年轻时的故事和为人。特别是95年清华大学校友会上孟业介绍法轮功时,您带头热情鼓掌,回身向我微笑致意的情景,使我至今难忘,后来您高兴地和我们夫妇合影留念。2005年4月,孟业在惨遭劳教、酷刑的迫害后,和我还处在610严密监视下,我们收到“水五”(清华大学水利65级)校友会的校庆邀请函 , 这曾使孟业非常激动,连连说:“没忘掉我们,没忘掉我们。”95年校庆那个情景、合影留念,还有那05年那封邀请函,也许是我今天想给您致信的原因之一。

我想给您致信的另一个原因是,7月20日快到了。这个日子已是世界关注的日子。8年前的这天,江氏集团开始全国性大规模镇压和迫害法轮功,可谓是黑云滚滚,恶浪翻天。当天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深夜从家中被绑、架、拖、拷,然后野蛮塞入警车。孟业就是在当年的7月22日在广州被第一次非法逮捕关押。8年过去了,事实告诉人们,法轮功不但没有垮,反而在世界范围传播的更加广阔。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越来越不得人心,就连中共内部的各层官员一旦明白过来都想方设法脱离中共,不愿与江氏集团为伍,不愿替江贼背黑锅、当替罪羊。这些官员中有公安局长、驻外总领馆政治领事、“610”官员等。

我想向您致信的另一个潜在原因,大概除上述原因外,就是我们都是女人。在这场迫害中,受害最惨烈的是法轮功学员中的妇女和儿童,法轮功学员的妻子、子女和年迈的父母。孟业走了,他的95嵗的老母还蒙在鼓里,还在期盼着有一天能见到儿子。 有成百上千的儿童失去了父母,他们的父母就是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在监狱、劳教所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这些孤儿许多寄养在亲友家,有的流浪街头,有的在悲惨的境遇中死去。

永清女士, 这场迫害已持续8年了,孟业曾说过这样的话:“几乎所有的人的良知与善恶都在受到检验。 对于有权力的人,是用权力维护正义、抑制邪恶,还是为了权力放弃正义、附和邪恶,将是他自己决定自己未来的选择。”

永清女士,孟业还说:“这场迫害早晚要结束, 许多事未必都是权力所定。一旦结束,对于那些还处在仿徨中的人,摆放位置的机会,也就是选择未来的机会就永远失去了。”所以他常急切地说:“时间不等人呀!”孟业走了,他曾经持续向胡锦涛致信,甚至念念不忘,因为他感到和胡锦涛,和您的缘份就在于此,就是在这最重要的时刻,向您和胡锦涛传递《转法轮》,呼唤善良和正义。

现在我向您致信,继续转达孟业的心声。您和胡锦涛都清楚的知道孟业修炼法轮功以前身体是怎样的糟糕,你们也都为他炼法轮功以后身体的强健深为赞叹。在这场迫害中,孟业在劳教所饱受酷刑折磨,出劳教所后又颠沛流离,这都没有能使孟业垮下,而一场“意外”的车祸夺去了他的生命。

现在我虽然流亡在外,但我很自由,能自由炼功、学法、做好人。我正在和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一起,百折不挠,向周围所有能接触到的人讲述迫害真相, 使他们能够以正义和良知,在正与邪中摆放自己的位置,其实就是选择自己的未来。

我想用新唐人新年晚会中一首歌的歌词《找真相》作为此信的结尾:

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
迷中不知路,指南有真相。
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
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

罗慕栾

2007年7月15日

日本法轮功聚会 抗议中共八年镇压

【大纪元7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洪一夫日本东京报导)日本法轮功学员在7月15日聚集在日本东京,抗议中共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对法轮功的8年迫害。在集会上,日本法轮大法学会发表了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声明文,七一前发生的香港史上最大的遣返事件受害人廖淑慧也到场发言,指证曾庆红一手导演了香港遣返事件,并称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彻底破产,中共的暴力牺牲者不仅是大陆、香港,现在也扩展到台湾,并可能扩展到世界。

15日的集会和游行恰逢日本7月史上最大的台风接近东京,但台风没有像原来预报的那样横扫日本,而是转向太平洋了,当天东京到中午雨就停了,到集会开始的时候,天已放晴。

日本法轮大法学会鹤园雅章代表发表声明文指出,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政权开始对法轮功进行迫害,并宣称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但八年后的今天,中共在对正信的迫害中面临着全面的崩溃。

声明文中还说,在残酷的迫害中,法轮功反而不断广泛传播,现在已经传播到了100多个国家,“真、善、忍”的理念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更多的人关心发生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虐杀行为。

根据明慧网上的数据,到今年7月14日为止,经证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经超过3064人,在中国至少6000名以上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刑,10万人以上的法轮功学员被劳动教养。由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封锁,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后失踪,甚至被虐杀后秘密火化而无法知道身分的事情还有很多无法统计。

更为震惊的是,去年3月被暴光的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并焚尸毁迹的犯罪行径。这种比群体灭绝更加残忍的犯罪行为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指责。2006年4月,“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成立,由相关国际组织、国家机构和媒体组成的“联合调查团”(英文简称“CIPFG”)也于2006年12月成立,目的是赴大陆进行独立、直接、不受干预的调查和取证,全面调查中共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和秘密集中营以及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

东京都议员初鹿明博发言说,现在被广泛报导的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中,可以看到中共的不重视人命,在北京奥运会到来之前,非常赞同并支持法轮功要求中共重视人权的活动。

前众议院议员中津川博乡、东京都江户川区议员江副亮一、广岛县东广岛市议员杉原邦男、前众议院议员牧野圣修等也来信声援。

七一前发生的香港史上最大的遣返事件受害人廖淑慧也到场发言,揭露曾庆红一手导演了香港遣返事件。廖淑慧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6月27日持有香港入境处的正式签证进入香港的时候遭到暴力遣返。

她发言说,当时她被强行用防火毯包裹,绑在台车上,拖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她的手脚都被打伤,她还出示了医生的诊断书。

廖淑慧说,这次遣返事件完全是由曾庆红一手导演并嫁祸胡锦涛的。据她的采访得知,香港入境处曾要求进出香港的台湾航空公司每天两次提供到港旅客名单,并随时通知航空公司不受欢迎的旅客名单。6月29日,在香港的某台湾航空公司的值班经理向她提供了香港入境处发给他们的不受欢迎的旅客名单,一个20个人的团中18人“不受欢迎”,但没有说明理由。

集会后,法轮功学员在东京的繁华地段进行了游行,向民众呼吁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关注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脏器贩卖,以及2,400万大陆民众退出中共的事件。

电视新闻称自杀身亡 民间证实人健在

【大纪元7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李辰星报导)吉林松原市电视新闻报导的因修炼法轮功跳江自杀身亡的何金颖,经过民间证实,该人健在。看过2001年松原市电视新闻报导的何金颖的表姐向何金颖的母亲求证后证实何金颖就在自己的家里。

“你不是死了吗?”

据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五日获悉,2001年吉林省松原市电视新闻报导:松原市师范学生何金颖因修炼法轮功跳江自杀身亡。那些看过这则新闻报导,而又认识何金颖的人,日后见到她活生生的站在面前时,很是震惊,往往第一句话就是:“你不是死了吗?”何金颖的表姐找到何金颖的母亲沉痛的说:“舅妈,小颖跳江自杀了,电视都报导了”。其母听后,笑的不行,因为小颖就在家里炕上坐着呢!

何金颖从二楼窗户跳下无恙 松原市电视台报导何金颖自杀身亡

何金颖,女,97届松原师范一名学生。因坚持修炼法轮功,2000年校方强令其不得上学。2001年5月9日傍晚,何金颖被吉林省前郭县红星牧场副场长丁洪喜、派出所雇用人员葛某、司机初某绑架至前郭县政府610教育学院,逼何金颖写诬蔑法轮功的材料,并以毕业手续分配工作相要挟,遭到何金颖拒绝。当日,她被关押在办公楼二楼,派人看守,深夜时分,何金颖光脚从二楼窗户跳下,逃离了现场。随后,教育学院到何金颖家搜查,当其母问到何金颖下落时,他们说:学校一直待她很好,她上厕所时跑了。随后不久,松原市电视台就播报了何金颖自杀身亡的报导。

97年何金颖以前郭县第一名的成绩入松原师范

何金颖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前身体多病,炼功之后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面黄肌瘦的她很快健康起来了,开朗活泼、精神饱满。学习成绩稳步上升,97年以她所在的前郭县第一名的成绩入松原师范。

进京上访遭殴打、拘留

99年7月20日后,为了揭露电视广播铺天盖地对法轮功的诬蔑迫害,讲清法轮功真相,99年10月26日,17岁的她到天安门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强行塞进警车,关入附近看守所。警察用脚狠狠的踹她的头,把整个人拽起来向墙上撞,打耳光,抓头发,为了抗议这种暴行她开始绝食,被强行灌食,经历了约一星期的迫害,被送到当地拘留所关押十五天。

要想上学不能炼法轮功,要炼法轮功就不让上学”

2000年3月4日,何金颖被班主任接回学校上学,校党委书记张某说:要想上学不能炼法轮功,要炼法轮功就不让上学。3月6日,张某以何金颖有去北京上访为由,把她关入江北拘留所迫害十五天。此后,校方强令其不得上学。

2001年5月9日,何金颖被绑架至前郭县政府610教育学院迫害。当日深夜,何金颖跳窗安全逃离。随后电视台播出新闻说何金颖跳江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