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维权通讯(2007/03/10-16)

张立昆说，李义强的妹妹李燕告诉他，李义强是6月2号上午被当地公安部门以非法组织集会和游行的罪名拘留。7月2号正式逮捕，到现在还没有起诉。李燕和家人在李义强被捕当日下午接到公安机关的通知，但至今还没有获准前往拘留所探视。

据目击殴打事件经过的一位男姓职工表示，当天上访的职工要求见市政府领导，但一直没有领导露面，上千名职工只能围在市政府门口等待。接近中午时分，政府调动了200多辆警车，派出700、800个公安，见人就打、就骂，对职工拳打脚踢，打伤10多名职工，抓了4个人（当天放了）。还抢走了职工2部手机和一只手表。最后市长才出来见职工。

沈婷：“我们的信是七月五号发出的，寄给了高院的院长腾一龙，到至今为止没有任何回覆，腾一龙那边已经收到了；但他们这次在审理这案件的过程中还是封锁消息，所有的中外记者包括财经记者都不能去旁听。”

7月18日晚间六七点钟，四五十名北京民众在举行“前门大街招商新闻发布会”的箭楼（天安门广场正阳楼）前，围住前来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著名开发商潘石毅，纷纷指责说：“你抢夺老百姓的房子，心太黑”，随后还在新闻发布会前高喊口号，约有二三百人围观，陆续聚集了十几辆警车和一辆依维克警车。没有人被抓走。

据不肯透露姓名的经租房主张先生和马先生介绍，17日，100多名北京经租房主们到法院要求旁听该案审理，并强烈抗议法院把审理安排在只有26个旁听席位的法庭里。经过众多交涉，在厅长一边同意把法庭调换到大厅里，一边向法院里面打电话时，法官突然宣布即将开庭。旁听席位上61岁的崔蕴实立即高声质问法官：为什么不换个大一点房间开庭？为什么在被告还没有进来就要开庭？

四川自贡市为了修建一座私人加油站，星期一由副市长带领城管及警察数百人强拆民房，事前未经法院裁决。强拆当中打伤近十人，其中三位老人仍在住院。在动手之前，政府部门早已和医院打了招呼准备接受打伤的居民。

潘晴表示，他最近一次尝试与杨春林家人通话，仅想代表关心他们的朋友表达问候，但电话那端清晰的传出：“我们不知道你是谁，什么也不能说，再说连我们也得抓起来”的声音。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

网民指出，这种处理方式是中共“拿羔羊开刀”、“抓几个小鱼小虾愚弄全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追究领导责任降低到最小程度”的一贯手段。还有网民表示，山西黑砖窑案只是冰山一角，更多形形色色的罪恶潜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因此强烈呼吁进行全国失踪人口大清查。

文章说，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城乡之间的隔绝、断裂与贫富悬殊分化程度，可能是中外历史上都极为罕见的。即使中国以市场化为方向和目标的改革开放已近30年，但农民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土地和房屋，仍然被政策和法律排斥在自由平等的市场之外，没有产权基础和保障。自贡市红旗乡的农民刘正有说，中国农民的很多合法权益很本得不到保障---

报导指，在“国十五条”中，建设部出的一张牌是“引导居民通过换购、租赁等方式，合理改善居住条件……”；而税务总局出的牌则是“从2006年6月1日起，对购买住房不足5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显然，这两项措施的作用是完全对立的。

在中国，假货无处不在，因此有句话说“任何东西都可以伪造”。当然，假货并不仅限于商品，就是在社会和法律领域，假的东西也比比皆是。近年来，假离婚个案频频见诸报端，呈不断上升趋势。假离婚背后的原因或藉口林林总总，但归根到底都跟钱有关。

中共政府最近再次加强控制新闻媒体，二周前取缔了一份非盈利性刊物——《中国发展简报》（China Development Brief），此举使外界质疑。外电社论说，北京是否有诚意兑现奥林匹克前作出的媒体自由承诺。记者无国界警告在中国的外交官和投资者，北京加紧审查社会经济新闻，以阻止外界评估这个国家的真实状态，投资中国者将不可避免承担风险。

中国左派人士创建的“毛泽东旗帜网”目前已被中国政府关闭。此前不久，该网站贴出了一封十七位中共退休高干建言十七大的公开信，强烈批评中国的改革路线和现政府政策。分析人士说，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面临的一个共同威胁就是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其实，要比较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不必费那么多口舌，写那么多字，打开边境海关，看居民往哪边跑，付出什么代价，就一清二楚了。当年不敢这样做的是东德，今天不敢这样做的是谁？用不着我说。中国的奇迹，不看GDP，看出国签证。

“污染日日重，桂冠年年增。” 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屡获“全国环境优美乡镇”、“中国最适宜人居新城名镇”等美誉，但却是污染重镇。当地污染严重，烟囱林立，污水处处，老百姓苦不堪言，患癌率急增，奖项成污染的护身符，环保部门纵容企业排污。

爷爷的家产属于城乡（近郊）结合，城里有房产300多平米，还有作坊，城郊有农庄、田产、园、林。爷爷伯父务农，经营作坊，父亲和叔叔各为一校之长，教书育人。在这个大家庭中，人人都有自己的爱好，爷爷喜欢吹拉弹唱，父辈们酷爱书、画，所以，家里充满了琴棋书画的气氛。每逢节假日，茶余饭后，这个家总是街坊四邻的快乐场所。

在通常的情况之下，一省的行政首长应是省长；一校的首长应是校长；一个公司的首长，应是总经理。可是在共产中国，则一省首长却是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一校则是校委书记；公司工厂，也是厂委书记。甚至学生自组的学生会，也是书记当家。这种以党为大，党指挥枪；党指挥政，指挥一切，在‘进城’前，都是必需和有效的。进城以后，富有天下，把一时权宜之计，当成永久性的制度，就要出纰漏了。毛公所以在历史上，以独夫终篇，便是打不开这个死结的结果。国民党还有个‘还政于民’的口号。

傅希秋：“梵蒂冈考虑的主要是神学上的，品德上的，教育上的资格。在过去梵蒂冈也间接承认了某些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任命的神职人员，包括主教。如果说任命一个在信仰上，道德上，教义上都比较纯正的，都比较符合梵蒂冈传统的要求的话，我想梵蒂冈也会像对待其他地区的个例一样给予承认的。我想这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试金石了。”

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枢机昨天透过一个公开活动，与教友分享他对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天主教徒牧函的看法，他呼吁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天主教徒继续坚持立场，争取真正的宗教自由。

中国作家、评论人士秦耕表示，对太多的中国人来说，到底是拿纸板箱做的包子是假的、还是那新闻报导是假的、还是现在有关纸板箱做的包子的新闻是假新闻的新闻是假的，现在人们已经真假难辨了。秦耕表示，中国人难辨真假，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愚笨，而是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实行一党独裁，垄断大众传播媒介，中国人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知情权。

更多美国人意识到，帮助中国不再是一个恩惠或者帮忙，而是一个生存必需。中国的产品损害他们的健康，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侵害损害他们的工作和经济。每个人的餐桌上都有中国，每个家庭的孩子的玩具都有中国，甚至每个家庭的房子和衣服都有中国。

美国众议院议员沃尔夫（Frank Wolf）7月16日在国会发言中，对中国输出的黑心产品与不良的人权记录等问题表示忧虑，他呼吁美国政府与人民提高警觉，认清中共当局的本质，勿为其金钱小惠与宣传假象所迷惑。

此一勇敢之举打破了十多年来“赵紫阳”三个字从中国境内纸质印刷物中消失的局面，让一个被彻底擦除痕迹的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由于田纪云的身份，有人猜测这是当局为赵紫阳恢复名誉的试探性行为，这种猜测恐只是善意的一相情愿，目前的中共最高层不会有直面六四问题和赵紫阳三个字的胆识与智慧。

在学生游行中，我很欣赏一句口号：“反对麻木！”屈原高歌“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就是反对麻木，他的自沉江底，就是拒绝麻木。毛泽东在初期活动中，也发愁过“人民的不觉悟”，而当他把人民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利用完毕之后，中共反复强调对中央的一切号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以及“永远保持同党中央一致”等等，提法不断翻新，本质都是给人民注射麻醉剂，让人民成为他们可以随心操控的机器人，以维护独裁统治。而我在中共“怀抱”中表现的麻木和软弱，至今时时引起自责，但也使我对那些为反独裁、争民主的勇士，更加崇敬。这也成为我年过七十，未泯自强不息精神的动因。

龙脉压上墓碑后，中共又在墓碑南面，天安门广场正中央，中轴线的南端，中华门原址（那是过去皇城的大门，正对天安门正中），建了一座殡仪馆：毛党魁纪念堂，其里面挺作一具防腐剂处理过，五脏六腑都掏空了的死尸。古人讲究“入土为安”，而如今中华民族的龙脉上却摆上了尸首，有如毒疮入座生命的大脉，天安门为此在1989年血流成河，更在1999年后鬼魅狼行。

二零零七年四月，黑龙江省大庆公安局警察抓捕法轮功学员李卉后，闯入她的家中抄家，使家人受到惊吓。李卉从公安局走脱后，警察每天二十四小时吃住在李卉家，在其家中骚扰，使李卉八旬的姥姥不得不离开家。

八年前，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与几千名法轮功学员一起被关押在北京石景山体育馆内。那时候，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一场二十一世纪最大规模的迫害已经开始；我也不知这场迫害会持续八年之久。不过，当我看到如此多的学员被无辜关押的时候，我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也许是我更深层的生命预先感知，接下来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将要经受的惊心动魄的一切，和他们将要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和壮举。

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泽农行前写道：“自从修炼法轮功以来，我去掉了许多使我身心受污染的恶习，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有了更深了解。带着最深的敬意，我踏上了你们的国土，为了你们而支持真理。我希望我这一副外族的面孔和纯净的心能够唤起你们心中依存的善良。请不要追随江氏犯罪集团迫害法轮功，这对你们真的不好。”

许多台湾学员修炼后身心升华、处处体现出“凡事先他后我”、“为他人着想”的风貌，家庭和谐、工作表现出色。他们经常牺牲假期，自费出国洪法，去香港、东南亚各国、纽约或欧洲讲清真相。一位裁缝师退休的林老先生，虽已届七十岁，多次参加海外洪法讲真相的活动，有一回在纽约曼哈顿地铁站入口，笔者看到他独自一人外出派发真相材料，他笑着说，原本不识英文，现在他可以自行从布鲁克林区搭公共汽车接驳地铁来曼哈顿了。

洛克先生在开场白中表示:中国的人权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中国问题了,而且新西兰政府也没有给予重视。目前中共的人权迫害已经延伸到海外,延伸到新西兰来了.中共在新西兰已经可以干扰一个市长取消观看一场早已约定而中共不喜欢的演出,中共甚至干扰新西兰国会驱逐一位正在国会进行采访的华人媒体记者。阻挠法论功参加惠灵顿圣诞游行等等。绿党共同党魁珍妮特．菲茨曼斯（Jeanette Fitzsimons）国会议员到会支持。新西兰的主要英文媒体TV1， TV3， RadioNZ， Scoop、Dominion Post 等到会采访及报导。

周四(7月19日)，新西兰多个政党及人权团体在首都惠灵顿举行游行，并在国会大厦前举行集会，要求新西兰政府在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的过程中，强调人权价值；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尊重在新西兰和中国的人权。

与李义强共同从事保钓运动的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成员张立昆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反对兴建厦门px（对二甲苯）化工项目的保钓人士李义强已经被厦门海沧公安分局逮捕。记者打电话到海沧公安分局要求查证这一消息：

记者：“请问中国保钓人士李义强因抗议px（对二甲苯）化工项目被你们警方逮捕，是吗？”

海沧分局：“是的。”

张立昆说，李义强的妹妹李燕告诉他，李义强是6月2号上午被当地公安部门以非法组织集会和游行的罪名拘留。7月2号正式逮捕，到现在还没有起诉。李燕和家人在李义强被捕当日下午接到公安机关的通知，但至今还没有获准前往拘留所探视。张立昆说，李义强对中国的保钓运动做了很多事情：

张立昆：“03年大陆首航他参加了, 而且03年10月从厦门出海他是组织者之一，然后04年1月他又参加了也是组织者之一。他对大陆民间保钓事业是有很大贡献的。”

今年5月底，一条广为传播的手机短信引起厦门市民的关注。这条短信说，翔鹭集团的px（对二甲苯）工程已在厦门沧海区动工，而这种剧毒化工品意味着向厦门全岛投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和畸形儿的阴影中度过。该短信呼吁厦门市民6月1号到市政府请愿，随后发生数千民众上街游行，很快便有消息说当局要追查这次示威活动的“幕后黑手”。但张立昆认为，李义强根本不是什么“幕后黑手”：

张立昆：“其实这件事情从某种角度说是一个好事情，是人民的环保意识在提高，这对目前提倡的和谐社会很有帮助。他们只是和平地在大街上散步表达自己的愿望，就要抓人逮捕，这和和谐社会有很大的距离嘛。”

张立昆说，在游行的那一天，李义强戴着一副象征性的防毒面具，打着横幅，走在队伍前面，很显眼，可能因此被警方认作游行的组织者：

张立昆：“人的生命重要还是官员的政绩重要？还是钞票重要？这是很明显的事情。不仅仅是厦门的人民，你问问厦门的官员，上届组织游行，说心里话，你愿意不愿意把有剧毒的化工厂建在你家门？我不信他会说愿意。”

张立昆认为，反对px（对二甲苯）项目游行是厦门老百姓的自发行为：

张立昆：“市委书记说，政协有105个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呼吁停建，而当地的市委书记说‘他们反对他们的，我们抓紧时间建。’明显的罔顾民意嘛。”

张立昆呼吁厦门当局尊重民意，尽快释放李义强，并立即停建px（对二甲苯）项目。

一位受伤女职工告诉记者：“去上访，发生冲突，警察就打员工，他们特别凶狠，像土匪一样，把我推倒，人直挺挺摔下去，头磕了一个大包，出血了，现在坐不能坐，只能站着。”

记者致电平顶山市政府信访局局长室，一位领导说：“当天人数很多，无法控制局面，才派出警察驱散堵在大门的工人，出现不好的冲突，我们也不愿意看到。”但这位领导否认有打伤工人，只说带走几个人。

对于职工提出的诉求，市政府如何解决，这位领导指：“我们还在进行，正在安排、正在处理。”

据职工表示，为保护国有财产不受侵害，数千名职工到市政府讨说法。平顶山市星峰集团（原河南省平顶山水泥厂），因原领导经营不善，当地政府把星峰集团转由私人企业天瑞集团公司“托管”。

一位职工表示，星峰集团原拥有一座新矿山（也叫晴草岭矿山）的开采权。托管之后，天瑞集团在附近建了一个大水泥厂，对星峰不闻不问，还把新矿山的矿石采走，甚至把技术骨干挖走，造成星峰经济效益越来越不好，职工生活很困难。

星峰集团员工多次上访，要求政府帮忙解决问题，但是政府置之不理。他们上访主要诉求是：“星峰不要天瑞托管、托管期间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赔偿、天瑞拉走的石头要赔钱、要求发还拖欠工资及大部份工人的集资款和存款。”

另一位职工表示，大家要求收回新矿山，由星峰经营。当时新矿山投资将近1亿元人民币，作为水泥厂的后备矿山，现天瑞快把水泥厂拖垮了，他们要抢夺这个矿山，把矿石拉到他们的水泥厂，如今星峰处于半停产状态。

星峰有职工近2,000人，过去正常生产，职工能拿1,000多元人民币月薪，现在最多拿600多元人民币，扣掉三金（养老金、医疗保险、住房金）后，就没办法生活，有不少工人待不下去，都出外打工。

职工们表示，现在托管单位──天瑞集团想把水泥厂拖垮，把工厂资源都掏空，金矿山的石头却无条件拿去用。现在物价越来越高，职工的工资反而越来越低，快没饭吃了，职工才去上访，希望政府尽快解决问题。

自从当局宣布上海首富周正毅一案将重新开庭审理之后，外界便关注案件何时开庭。据中国人权星期二的消息，周正毅一案涉嫌犯“行贿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将在7月开庭审理。

上海拆迁户维权律师郑恩宠及包括东八块在内的一百多拆迁户，联名上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腾一龙，要求对周正毅一案进行公开审理，并允许他们出庭旁听及作证。

本台记者星期三上午首先致电给在香港的东八块拆迁户沈婷，她表示……

沈婷：“据郑律师的消息就是7月中旬左右会开庭，但现在上海方面全部封锁消息，我们东八块的居民都是自发地每天在法院门外看电子版等消息，因为周正毅的案件牵涉到我们东八块居民的权益，还有郑恩宠律师的案件也和周正毅案件有关。”

沈婷并告诉记者，郑恩宠的女儿郑昭佳在星期三上午已搭机到美国念书，她刚刚到机场送完她飞机。记者于是立即致电上海律师郑恩宠，向他查询事件，但相关的手提电话及座机一律铃声长响而无人接听。

几经波折，记者终于在星期三下午联络到郑恩宠，对于周正毅一案即将开审，郑恩宠表示……

郑恩宠：“我们现在还是坚持周正毅一案还是应该到外省市去开庭，以示公正。周正毅在三年之前，已经被重罪轻判，是上海法院判的，现在如果还在上海审的话，就自相矛盾了，那么三年前审什么案呀？这是不公正的。”

郑恩宠希望周正毅的案件能够在香港开审，因为此案当中有许多事情都是在香港发生。不过郑恩宠告诉记者，当局非但没有把周正毅一案开庭的时间和细节告诉他们，反而在星期三中午传唤了他的妻子蒋美丽……

郑恩宠：“我的妻子蒋美丽被上海的公安局闸北分局刑事传唤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想可能与我女儿由香港到美国有关，他们可能很火。”

郑恩宠表示，他的女儿能够顺利到美国，他想感谢香港律师何俊仁及美国政府……

郑恩宠：“我非常感谢美国政府及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人员在一小时的面试下，马上特批她特发签证，香港的律师说，从来没有这个先例过。我现在还准备写一封信给美国总统布什先生，感谢他们对中国维权人士及维权律师的支持。”

目击者说：看到潘石毅的大轿子车停到停车场，老百姓都围了上去，纷纷骂他说，你的心太黑了，到处抢老百姓的民房，官商勾结，还要到这里招商。

但面对群情激昂、言辞激烈的指责，见多识广的开发商潘石毅却始终面带微笑，老百姓疑问：不知道他的心还是不是肉长的了？

“潘石毅后来进到发布会里，保安不让这些老百姓进，他们就在门外高喊口号，‘强制拆迁，还我住房’。陆续来了很多警察，来了十几辆警车。”

北京民众还介绍，潘石毅拆掉了很多老百姓的房子，是在北京很有名的开发商。

前门大街紧连天安门广场，是北京屈指可数的历史悠久的商业街。据北京媒体报导，北京当局以“中华民族品牌生生不息”为主题，计划在2008年奥运会前，计划招商千家商户进驻前门及其胡同一带。具有悠久历史的老店如“全聚德烤鸭店、大北照相馆”都将回到前门。

法官恼怒的命令道：给我把她架出去。法警们暴力把崔蕴实拖出法庭。

被拖出去的崔蕴实先坐在地上，后躺到了地上。张先生证实说：可能是被拽搡得挺狠的，她闭着眼，脸色苍白，头痛、头晕、恶心欲吐，心跳只有四十多次。救护车看到法院不跟人到医院去不肯走，才有三名法官跟到了普仁医院的急救室。法院足足拖了近一个小时。

马先生：在救护车里给她打了救心针，在急救室里一直给她打提高心率的药。她过去没有这个症状。

记者采访的几位经租房主对法警的暴力表示气愤，并说正当他们将法警的警号拍照下来时，一名年轻法警（警号110850）马上当众撕下了自己的警号，明显心虚；而且，法庭在没有开庭前暴力拖人出庭是违法的。经租房主们将组织二十名左右的目击者证实院方在没有开庭前暴力拖人的违法，并将为此上告到其它部门。

这次得到100多经租房主们声援的案子到底是怎样一个案例呢？北京经租房主介绍：郑占林有32间私房和500多平米的土地，被共产党在五十年代“经租”后，一直没有归还，但有房契证明房子的产权在郑占林手里。在近年的拆迁中，官商给经租房的“承租人”补偿后，“承租人”搬走房空，郑占林一家便搬到属于自己名下的这两间房子里后。但被开发商（天街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强占公房”告到北京市崇文区法院，开庭就是审理这个案件。

星期一自贡市政府出动数警察、城管、从业人员在内的数百人，由副市长带队，对当地铁路附近的四栋私有三层民房进行强行拆除。打伤近10名居民，其中3位老人直到星期三仍在住院。

一户房主的女儿正在读大学的张喻星期三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当时的情况∶

张喻：“成百上千人冲进农民家中，强行把人拉出去，使劲拉着、在地上拖、在楼梯里殴打。有派出所的，有执法队的，大部分都是便服。十几个人拳打脚踢，把农民打走以后，就用挖掘机来挖农民的房子。其中有些领导还这样说，我们早上已经给你们把医院联系好了，救护车都准备好了，打伤了政府会给你们医，政府有钱给你们医。我妈妈已经被他们逼得神志不清了，还要去卧轨，她跑到拆好的房子前面坐着哭，我们根本没办法。被他们打得现在就像疯子一样，头发顶被抓伤了，身上全都是伤口。”

星期一在一些户主威胁跳楼自杀的情况下，两栋房子没有被拆，住户男女老少将门锁上，在屋顶打起“捍卫宪法保护财权，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横幅，并准备了砖头和汽油，准备捍卫私有财产权。

政府星期二凌晨派武警官兵在内的约300人准备爬上楼突袭，睡在屋顶的户主打110求助，公安部门没有出警，户主只能往下扔砖头进行自卫。其中一位户主李女士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讲述当时情况时泣不成声∶

李女士：“现在人身安全受严重威胁，昨天早晨五点，很多人上我们的围墙，打110 也不管我们，我们是没办法呀…。”

收到居民求救，到场了解情况的当地维权人士刘正有把系列照片发上海外的网站。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致电自贡市政府办公室询问，官员李先生称村民受伤是与拆迁方发生冲突，数百警察和公务人员出动只是为了维护秩序∶

官员：是维持秩序，协调当中维持秩序。现在区政府在做工作。

星期三下午，当局把被拆迁户强行带回区政府进行所谓协商。张喻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张喻：“说只赔400一平方米，一分钱都不加了。如果我们还要坚持，就只赔45。”

被拆迁户质疑政府没有经过法院裁决，以行政命令强制拆迁违法，张喻说∶

张喻：“他们7月12号给我们发了一个行政通知，但他们实行的是强制拆迁。你法院没有裁决，行政只能干预，不能强制执行。”

而政府官员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表现出似乎没有这方面依法行政的概念∶

官员：这个有规定在拆迁期限没拆迁的，多次做工作。经过覆议，可以进行强制拆迁。

官员：这个…经过协调处理，而且发了通知，有些拆迁户坚持不搬，超过这个期限那肯定是要强制拆迁的。

据了解这几栋私房是户主80年代起就租用铁路局土地，近年才经过重新修建的。这次的拆迁，是为了房屋前面一个正在修建的私人加油站腾出地方。居民指政府赔偿款远低于市场标准，甚至只有建房成本价的1/3，而当局在加油站这笔土地买卖中是有很大利益的。

自贡当地的维权人士刘正有谴责政府为了利益违法侵权的行为∶

刘正有：“给民居拆了将就私人企业，这是商人出钱，政府出国家机器、专政机器。”

继香港媒体半个月前介入黑龙江富锦征地案后，7月17日，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记者飞赴佳木斯，开始接触村民，其原定今日到富锦市。

据富锦失地农民海外发言人潘晴介绍，维权代表杨春林的家人正承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精神折磨，他们一再的被警方警告不许对外说杨春林的事，作为朋友对杨春林家人的关心和安慰都令他们胆战心惊。

《全国维权抗暴连线》在《北京奥运：民族精神掩盖下的罪恶－－告全国同胞书》中指出：一个民族的荣耀，决不是一部份特权者的装饰，一个民族的荣耀必须是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共鸣。试问：当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在贫困中挣扎时，这个民族何来的体面？当这个民族连教育和医疗都不能保证时，这个民族何来的幸福？当这个民族有人说一句真话，就要遭受牢狱之灾时，这个民族何来的尊严？

据村民介绍，7月17日新华社一位刘姓女记者从北京乘飞机飞到佳木斯，住在当地一家宾馆。17、18两日她打电话给一些村民，表示：是主任让她去的，要求村民到宾馆与她面谈。

村民对大纪元表示，新华社刘记者说19日到富锦来，佳木斯距离富锦车程约1小时，刘记者对村民表示，19日到富锦后要与市委市领导接触，并继续约谈失地农民。至于刘记者将在富锦逗留多长时间她未有表示。

村民：“过去来富锦采访的外国媒体有美国、法国、日本和新加波的。他们有的在富锦调查很长时间，还拍成片子，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村民向大纪元透露，7月6日至11日，香港《凤凰周刊》的记者在富锦采访了部份失地农民。

受访村民：“香港记者给我们他的名片，他名字叫邓飞，在富锦这里采访我们时，问我们所掌握的市领导占地的情况，还让我们带他到市领导郭福山开地的地方去看，他忙的连水都顾不上喝。”

村民：“我们都盼着邓记者的报导快点出来，昨天到网吧去查，看到他有一篇最新的文章，但不是富锦案的。我们在看着，希望媒体为失地的农民说话，我们以土地为生，就是要地，政府官员非法占我们地，这些年把违法的事都变成合法的法律条文，地方上出台的这个法，那个法和宪法是相抵触的，他们到底懂不懂法？”

据大陆媒体报导，山西省纪委副书记杨森林介绍了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和芮城县杨城镇孙建村砖厂“黑砖窑”案中涉及有关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违纪案件的处理情况。

杨森林称，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黑砖窑”案共追究有关责任人25人，其中县处级干部4人，乡科级干部9人，乡科级以下党员干部12人，给予党政纪处分 18人，其中开除党籍一人，留党查看两年2人，撤销党内职务3人，党内严重警告10人，撤销行政职务包含撤销任职资格挂免职务10人，行政降级5人。此外组织处理1人，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责任6人。

网友对此结果纷纷表示不满。一位网民说，“太轻了，就和没处理一样。这么严重的问题，岂可如此走过墙式处理？”

还有网民嘲讽道，“又是免职，这个‘处分’可以鼓励千千万万的玩忽职守的贪官污吏们继续做大他们的事业啊！好啊！太好了！”“雷声大雨点小，什么时候能真正去面对这些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这么恶劣的行为，这么草草了事是给那些准备以身试法的人最好的催化剂。”

还有网民质问，“当官不为老百姓办事，还不如回家种红薯。我们的公仆是怎样在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应该去扪心自问？如果这些老百姓是你们的亲人，你们也会这么姑息养奸吗？未来中国不是被别国打跨的，是被自己国家这些人整跨的！”

“想想那些受害的窑工当时悲惨而可怕的没有出头之日的痛苦绝望的心情，是几个当地小官免职就能补偿的吗？该让那些知情却纵容的大小相关官或非官的工作人员坐牢或亲自去经历一段那样的生活，才能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有网民说，“就会这一招啊！又拿羔羊开刀！”“表面是爽快，实际对此等人物没有什么作用！假动作！”

“拿一群小虾米开刀就算完事了？这不是摆明了在愚弄全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吗！市一级领导有谁为此事负责？省里有关领导有谁为此事负责？是不是揭政府自已的伤痕比较痛？”

“副职撤职，处分。看到这些字眼真让人心酸，几千个孩子的一生被毁了，几千个家庭的幸福被消灭，还有那么多人被打死、打残，原来只值几顶乌纱帽。我们的国家，还有没有正义？”

“河南那么多人失踪为什么就找到几十个。在砖窑死的童工为什么没有通报呢。记者了解的一千多人都那去了。这么严重的刑事案件为什么不不追究刑事责任呢？不是一个砖窑是这样的情况，应该是他们那的砖窑都是这样的那些包工头都到哪去了，都是怎么处置的为什么不通报了呢？”

网民说，“领导们又在安排副职做牺牲了，好像好多事都是这么办的。唇亡齿寒，所以到县处级就行了，要不然会伤及自己的爪牙的！”

“最起码得上追一级，省委也得追究，要不能起到什么作用？！这种事发生在国外，总统也要辞职的。强烈要求山西省省委书记引咎辞职！”

“好事都是一把手的，坏事都是二把手的，哈哈哈哈……规律啊。追究领导责任降低到最小程度！这是共产党的一贯原则。”

“上梁不正下梁歪。只处理基层人员是远远不够的，上级领导难咎其责，轰动全国的黑砖窑事件，山西省委有不可脱卸的责任。只处理县处级，正是保自己。”

山西省纪委副书记杨森林称，这个处理结果是“在查明事实的时候上严格的依照党纪政纪做出的”。

网民嘲讽道，“不知道这位纪委副书记懂不懂法，只懂‘党纪政纪’，那么‘法纪’排在哪里？法律的责任追究在哪里？到底是法律大还是党纪政纪大？”

“为什么不按照法律处理？还什么党纪。党纪比国法更牛吗？！”“法律定出来是干什么用的？难道只是用来对付平民百姓的么？！”

“又蠢又贪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全世界人民恨死你们了，还好意思唱高调、快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

数位网民强烈呼吁进行全国失踪人口大清查。他们指出，山西黑砖窑案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形形色色的罪恶潜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他们说，“目前我国刑法存在严重黑洞：人口失踪公安部门不负责，只是当事家庭自发到处寻找，这给犯罪份子以可乘之机，公然抢人、绑架人口。例如，中科院某研究生在街上行走，被一面包车捋走，自今下落不明；很多学校学生在放学路上被人掳走，只能以走失对待，家人茫然无助，上千个家庭为此流离失所，痛不欲生！”

他们说，“仅山西、甘肃两省，失踪的少女就有1306人，他们多为农村中学学生，放学路上就被劫持和拐卖，强迫卖淫或者多次转嫁，我们看到一个大专的女孩在街上被人劫持贩卖到陕西户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锁在黑窑洞里，然后多次遭受非人折磨，多次转嫁，从大学生变成了一个精神病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可怜她的家长还在到处贴寻人启事。”

“全国这样莫名其妙失踪的人口不知道有多少！强烈呼吁在全国来一次失踪人口大清查！”

现任《中国青年报》编辑的童大焕日前发表文章题为《当代中国该怎样面对农民》的文章。他针对有学者提出的“山西黑煤窑事件说明中国当代乡村底层的沦陷”的观点，表示，导致中国乡村社会底层沦陷的最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对乡村大幅度的摄取，导致乡村全面的贫瘠化；二是中国乡村被不合理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完全排斥在自由市场体系之外，导致农民和农业的无助和极度的细碎化。

四川自贡市红旗乡的农民刘正有说，中国底层乡村的沦落主要是因为地方官员对农民的盘剥---

刘正有：“中国的问题就是没有问责制和追究制，所以纵容了地方政府的无法无天，肆无忌惮地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这才是关键。”

刘正有：“官权一旦滥用就疯狂了。宪法虽明确规定公民的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但因为权力被滥用以后，什么都保护不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童大焕建议对土地和农村房屋产权制度的改革进行探索，进一步保障农民的权益。他并指出，目前广东佛山、重庆等地已在这方面开始了有益的尝试。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家何清涟说，目前中国重庆正在做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试点工作，就是所谓的股田制---

何清涟：“他们有一个试点两年前就做完了。地方政府斡旋让一个公司出资金，农民按照每亩地折价多少，自己再出300多元，就算一亩地一股，折合5千多元人民币，算是一股，拿21年经营权放到公司里去入股。说是农民也参与管理，还有就是也承诺土地使用的性质不变，就是不会把农业用地改变成工业用地或者建设用地。”

何清涟：“重庆目前的这项改革部分地借鉴了广东的做法，但是重庆有些条件比广东低，就是因为它的发展比广东滞后了20来年。在这个情况下，重庆市政府跟十几、二十年前的广东政府不一样，应该说重庆地方政府过去的贪污腐败和农民的征地问题上做了很多恶劣的事情。”

何清涟：“但是这一切都很难说，因为国土局刚刚公布一个材料，就是中国土地违法的主体是政府，而且89% 以上是违法，那么能保障这样的事情今后不再发生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思路不错，问题是农民在这个改变当中到底有多少权力决定自己的命运，有多少权力决定他们的土地怎么样投资？怎样折价？怎样经营？怎样管理？还有以后面对土地用途的改变的时候，他们有多少发言权，这都是需要讲清楚的问题。”

童大焕还建议，在中国逐步实现城乡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工资制度，确保农民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国民待遇”。

据市场报报导，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动员了9个部委和各地方政府，启动了税收、土地、金融、行政四大手段对房价进行调控。今年以来，央行先后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2次加息。力度之大，决心之大，前所未有。然而，房价还在快速上涨，上涨范围仍在扩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表示，房价快速上涨，完全是政府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脱离中国实际、房地产发展模式只有利于极少数人而导致的结果。

据统计，2006年年底，北京商品房均价为9267元/平方米，而至今年6月份，普通住宅的开盘均价已达到10280元/平方米。不仅是北京，在广州，6月份广州中心六区一手住宅，均价突破11000元/平方米；在深圳，上半年最后一周，商品住宅成交均价高达14690元/平方米。

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火势也蔓延到二三线城市以及一些中西部城市。北海今年3至5月份的新房价格涨幅分别达到13.7%%、23.6%%和15.1%%，连续三个月位居全国首位。

与此“不协调”的是，部份城市（如北京）的房市销量却创下新低，今年上半年，北京楼市销量比去年同期下降48.1%%。资料也显示，这些城市还有大笔可出售的余屋。在此背景下，大陆的房价却依然高涨。

北京大学副教授、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所执行所长黄俊立指出，这种现象明显违背市场供求规律，属于有价无市。

易宪容指出，就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发展模式来看，中国住房既是投资品也是消费品。由于住房的这种两栖性，各政府部门及各个地方就会根据各自的需要出台对自己行业及地方有利的政策。

报导说，北京市已推出第二批限价为7000元/平方米土地拍卖。其实，政府这样做不仅与房地产市场的法则南辕北辙，即当地的房价只能高于此价，而不可低于此价。

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师蔡如海说：“部门出台的政策相互掣肘，使调控力大打折扣。这也是房价上扬的原因之一。”告诉记者。
报导指，在“国十五条”中，建设部出的一张牌是“引导居民通过换购、租赁等方式，合理改善居住条件……”；而税务总局出的牌则是“从2006年6月1日起，对购买住房不足5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显然，这两项措施的作用是完全对立的。

更明显的是，混乱的数据让人们对任何数据都存有戒心。国家统计局曾发布，某地某月房价同比上涨7.3%%，第二天当地相关部门对外公布的商品住宅预售交易平均价格同比涨幅却为17.3%%。

一位业内人士直言不讳说，“房价统计、楼市报告已失去了应有的公信力，成为各方立场的代言工具。”

中央政策地方执行不到位也是无法控制房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如“70-90结构调控政策”，规定自2006年6月1日起，新建住房有七成都应该是90平方米以下的小户型。但国家信息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从1-5月投资在小户型90平方米以下的项目只占总量的17.2%。

上海楼市智典月刊发行人蔡为民表示，不管是北京或上海，尽管有大量余屋可售，但由于大陆房地产垄断性较高，开发商都在等着“市场高点”，因此掐住手上的余屋硬是不出售，造成量能无法入市。

另一方面，房地产是许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以上海来说，约四到五成的财政收入来自房地产，加上官员升迁要靠经济成果，因此官员也不希望房价大幅下跌，对于中央的指令自然会消极配合。

蔡为民说：“如果市场需求不减，地方官员与开发商的利益仍绑在一起的话，要给大陆房市降温难度还是很大。”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离婚十分稀奇罕见（要离婚既复杂又困难，其中一个规定是，离婚要获得单位领导的批准）。2003年10月开始生效的新婚姻法，大大简化了离婚程序，离婚率因此激增。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从1985年到1995年，离婚率至少上升了一倍；2005年更增至三倍，每千人当中就有1.37人离婚。在2005年，劳燕分飞的夫妻达到179万对，不过喜结连理的也多达823万对。

至去年，离婚夫妻更突破190万对，比前一年增加了12.8万或7%；全国民政部门登记离婚129.1万对，比上年增长9%，法院办理离婚62.2万对。去年的离婚率为千分之1.46，比前一年的1.37为高。

和经济实力一样，中国的离婚率仍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千分之3.7。不过，中国离婚率上升速度之快，却令许多“发达”国家也感到惊讶。要知道，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一直强调“莫教人分妻”。

中国经济数据的真实性向来倍受质疑，那么离婚数字呢？咋看之下，似乎应该没什么水分的，因为离婚数据统计起来并不难，简直就像1加1等于2那么简单。可是，如果说有些离婚是假的，这些数据就难免失真了。事实上，中国媒体报导过的“为利离婚”个案还真不少。

例如，北京的《法制日报》曾报道，在四川省宜宾县革坪村，去年初仅三个月内就有86对夫妻办理了离婚手续，包括上至五六十岁的老夫老妻，下至20岁出头的小两口。小小一个革坪村为何突然刮起“离婚潮”？

刘方载（化名）和马秀云（化名）离婚25天后，两人又在婚姻登记处兴高采烈地办理了复婚手续。他们为什么要“离婚”呢？和其他人一样，促使他们离婚的是当地颁发的一纸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离婚后，他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奖励和补偿。

今年3月，四川宜宾县国土局发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4月19日，该方案经宜宾县政府同意后开始实施。革坪村等3个村民组属于征地拆迁范围。据悉，按照该补偿安置方案，征地拆迁后的房屋安置以户为单位，在享受每人20平方米的还房面积基础上，符合分户条件的每户增加20平方米。为了多获得这20平方米的面积，感情很好、还有一个孩子的刘方载和马秀云才想到了“离婚”，“等合同签了再复婚”的计划。

当地的官员都很清楚“闪电式离婚再复婚”是怎么回事，但也无可奈何。一位干部说：“村民要离婚是合法的事，我们总不能拦着不让离。只要他们是走法律程序离的婚，我们也没理由不给离婚证书。”

这场被媒体戏称为“集体离婚”的闹剧，绝非唯一的中国式假离婚例子，也绝非只在农村地区才会上演这样的戏目。去年7月，上海浦东也有十余对夫妻突然“闹离婚”，原因是他们所住的那块地被征用，为了以后能多分到房子，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假离婚。

为吃“低保”（最低生活保障），也是假离婚的一个原因。为了纾缓失业、残障等弱势群体的生活压力，北京推出了一个低保计划。按照该计划，低保领取金额并非根据家庭人口计算，而是以户为单位发放。因此，人数越少的家庭，按人头领取的低保自然比人数多的家庭多。这种发放方式合情合理，因为家庭日常开支的增加，同人口增加是不成比例的。这就给那些企图多领低保的家庭以可乘之机。通过假离婚，一些家庭就由一户变两户，领取的低保也就多了一份。

北京西城区福绥境街道有关部门，曾对该街区的30户低保户做过一份调查，有23对夫妻离婚后申请领取低保。其中20对夫妻离婚后已经领到了低保，3对离婚后申请低保待批；有20对夫妻离婚后既领取了低保，又生活在一起；有2对夫妻在离婚后领取到低保，但来往还非常密切。

为了获得工作机会，也是中国人选择假离婚的动机。近年来国企改革革掉了很多职工的岗位，当中不少是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夫妻。中央要求地方政府要安排下岗工人重新就业，但由于下岗工人实在太多，一些地方只得规定只给下岗夫妻的其中一个安排工作。规定一出，很多下岗夫妻火速离婚。

被公诸于众的假离婚个案，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在官方公布的2006年190万对劳燕分飞的夫妻当中，又有多少是为了一个“钱”字暂时分道扬镳的呢？相关数据无从查证，问题的答案人们大可以自由发挥。

一些中国学者声言谴责假离婚现象。“实际上，这是一种亵渎法律的行为。”北京大学社会学家夏学銮认为，这种“大面积”的离婚现象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首先会对政府公信力、法律的威严产生影响，并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

尽管假离婚行为遭到口诛笔伐，可是，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有人继续肆无忌惮地利用现有体制为利离婚。这就像中国的制造业，只要有利可图，假货还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对于该如何遏制“集体离婚”？中国政法大学婚姻法副教授李娟建议道：“事实上，婚姻制度和其他的一些制度息息相关，比如一些地方的拆迁政策、用工制度以及劳动保障制度。把这些制度完善起来，比如细化条文、界定“户”、“人”的关系等等，把离婚带来的漏洞堵死，才是极需之举。”

同难以杜绝的制造假货现象一样，假离婚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已经快速发展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商业社会，诚实守信等倍受西方社会推崇、被商业世界奉为金科玉律的普世价值，却似乎还没有深入人心。在当今拜金主义大行其道的大环境下，无论是假货还是假离婚，一切假的东西，背后的动机不外乎就是为了钱。

华盛顿邮报7月18日社论指出，尽管中共政府承诺，将在2008年夏季奥运会期间给媒体更大的自由，但最近它再次加强控制媒体。

二周前，中共查封了一份追踪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非盈利刊物《中国发展简报》。该出版物自1995年用英语、2001年以来用中文发表，报导了许多敏感主题，譬如爱滋病、环境和最近农村因节育发生的冲突。这是一份向外国非政府组织用英语提供准确、独立及综合的有关中国非政府组织信息的刊物。

北京统计局说，关闭这份出版物是由于它进行未经批准的调查，这种罪行似乎包括收集信息。据报导政府也关闭了一份关注民间社团和社会问题的中文季刊《民间》（Minjian）。中共驻华盛顿使馆没有回覆华盛顿邮报记者的询问。

同时，中共政府企图控制政治敏感信息的流通，并限制评论家和活动家的活动。上星期，曾帮助揭露政府掩饰SARS的蒋彦永（Jiang Yanyong）医生，被中共软禁，使其无法到美国访问并接受人权褒奖。

据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报告，中国有许多社会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遭到软禁或监禁，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监禁更多的新闻工作者。又据中国人权组织（Human Rights in China）报告，那些不幸被监禁的社会活动家经常受到虐待，像被证实的这个月死去的陈小明（Chen Xiaoming）。

《中国发展简报》创刊人尼克．杨计划下个月离开中国，可能不会受到伤害，可是他的中国雇员不会这么幸运。外界将会看到，是否中共在奥林匹克前作出的承诺会有任何实质的兑现。

记者无国界谴责中共政府取缔杂志《中国发展简报》，并警告在中国的外交官和投资者，北京正在加紧审查社会经济新闻，以阻止外界评估这个国家的真实状态。

这个世界新闻自由组织说：“我们通常以为，官方审查只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及针对政治活动家”。但“关闭像《中国发展简报》这样的杂志，说明中共的审查制度范围更广。”“在一个政府完全掌控社会和经济的国家投资，是必须承担风险的。” 记者无国界问道：“您如何能在这个国家不受干扰的投资，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例如，社会发展或公共卫生政策?”

今年2月，记者无国界谴责说，国际危机观察(International Crisis Observatory ，www.communication-sensible.com)网站在发表了题为“上海，我的爱”的文章之后遭到过滤，这篇文章告诫，公司与中国建立商业关系会有风险。该组织评论说，“过滤这个网站显示出，中共对网站的审查已完全超出敏感政治内容的范围。”

“毛泽东旗帜网”创建于2003年，是由北京一百多位自称“热爱毛主席的老同志”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时建成的。该网站称他们的目的“旨在高高举起毛泽东这面伟大旗帜，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研究、宣传和运用，…… 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尽自己一份力量，为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出低潮做一份贡献。”

这个网站自建成以后，成为中国新老左派主要的舆论阵地之一，发表了很多怀念毛泽东时代、否认当今政府政策的文章。

毛泽东旗帜网在最近登载了一封由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牵头的七千字公开信，痛陈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种种弊端，认为改革已经走上“邪路”；若十七大仍坚持以往路线，“叶利钦式的人物就一定会出现，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马上就会到来。”

这封公开信出来不久，毛泽东旗帜网就打不开了。长期关注这个网站的深圳独立分析人士赵达功说，这个网站被封，和这封公开信痛陈当今中国社会弊端的言辞颇具煽动性很有关系---

赵达功：“因为这里面有省部级干部，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中国目前的状况就是共产党非常腐败，再一个就是工人阶级地位低下，不能当家作主，这些都是具有煽动性的。他的观点可以在群众中产生共鸣，对共产党的执政非常不利。”

现居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士刘晓波说，毛泽东旗帜网被封，和2001年质疑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的左派理论刊物《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被关闭如出一辄。在刘晓波看来，中共党内保守派－左派的媒体和倡言民主、自由的所谓右派媒体一样为中国政府所不容，但他们被封杀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

刘晓波：“左派和右派针对的社会现实基本差不多。所谓自由派民主派针对各种社会现实，把根源归结到政治制度上，而左派也用特别激烈的语言批评现政权，它把这个根源归结到现行政策背离了马列毛的原教旨，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最近被封的左派媒体除了毛泽东旗帜网和《中流》以及《真理的追求》外，中国工人网、工农兵BBS和共产党人网也在去年被封。遭封杀的自由、民主派的媒体就更多了。刘晓波认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他们都有权利发表他们的观点，中国政府不应该封杀---

刘晓波：“当时封杀《中流》以及《真理的追求》的时候我就写过问文章，我就谴责这种官权的极其虚伪，你不整天在台上讲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兴你讲就不兴人家讲。人家用马克思原教旨主义批评你你就受不了？”

刘晓波还说，尽管左派和右派的观点不同，他们面临一个共同的威胁，就是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他说，他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同争取更大的言论空间。

那就去朝拜一下吧。前来迎接我们的不是礼仪伫列，而是海风。车刚停下，就看见窗外飞起一条巨龙，背鳍上镶满熠熠生辉的东方之珠，龙身蜿蜒，伸过海峡，对岸是香港元朗镇，灯光一片璀璨，像杜十娘抛在空中的百宝箱。据说，胡锦涛视察时问身边陪同人员：

当然没有人会回答说，为了它看起来像条龙。“路弯一点，司机开车时会保持警醒，减少交通事故……”有人这样回答说。从工程的观点看，桥越直越省钱；从心理的观点看，弯一点不仅看上去很美，行车也有兴奋感。这个道理就是，生于弯曲（忧患），死于笔直（安逸）。

我们下车向海边走去，情人们已经摆满填出来的海滩，新填的沙土踩上去软软的，一丛丛身影模糊的青草从脚边掠过，轻柔得像心爱的人的临别叮咛。海风送来淡淡的咸味和腥味，一种神秘的爱的气息，让你吸进去舍不得吐出来。

“那边是什么地方？”我指着沿着左边海岸向前方延伸的一带楼群问道。

“看起来好像不如人家香港那边灯光亮呵，”老邱指对岸的香港元朗镇说，“人家才是一个小镇呀。”
“差距已经很小了，”我停下脚步，深吸了一口海风，“82年我第一次到深圳来，从蛇口坐气垫船到珠海去，有人指着从海平面上浮现出来的一片海市蜃楼说，‘那是澳门！’我问，‘那珠海呢？’‘右边的那些矮房子就是。’我睁大眼睛看到的是一抹暗色，我当时感到了深切的羞耻。现在的情况完全反过来了。”

“类似情况在中朝边境还能看到，”老邱把目光从山岗桥头上灯火通明的联检大楼上收了回来，“我最近到丹东去，我们这边灯火辉煌，那边的新义州漆黑一片……”

“这就是看得见的制度呵，”我迫不及待地发表看法，“看得见的制度就是某种制度下的灯光亮度、楼房高度以及道路宽度……”

海风大了起来，掠过耳边能听到呜呜之声，掠过两臂能感到微微凉意。海浪从远处送来模糊的声音，我突然觉得那有点像压低了声音的啜泣。上世纪80年代，我到广东调查，听说有5个广东乡下姑娘把自己交给了海浪。她们无比向往香港，但世上的道路千万条，没有一条通往那里。于是，她们穿上了平生最珍爱的衣服，手牵着手，走上珠江大桥，头朝着香港方向，跳了下去，遗言是：“活着去不了香港，死也要去。”

我希望香港有一天能建一座逃港死难者纪念碑，上面也有那5个姑娘的名字。深圳湾大桥，并不太长，但它完成了从地狱到天堂的旅程，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安慰投江五女的冤魂了，犹如那永远得不到安慰的涛声……

当地老百姓说，全镇从里到外明明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了，却头顶着“全国环境优美乡镇”“中国最适宜人居新城名镇”“山东人居环境范例奖”等上百项桂冠，并且还在继续制造着污染。

当地一名官员也说，“形形色色名不副实的荣誉已经惯出了一个‘污染大王’。”

据经济参考报报导，大王镇地处黄河三角洲南部，总人口8.7万，是全国百强镇。然而一进入大王镇，即感到四周弥漫着刺鼻臭味，数十根烟囱吐着浓烟，阳河两岸只见泛着五颜六色油光的污水顺着暗渠滚滚而下。镇内已找不到一条清澈的河沟了，空气污染很严重，地下水污染更是让人忧心。

当地居民说，只要从东青高速公路路过大王镇，一股臭气就会扑面而来。镇上有近40 个大烟囱，整天冒黑烟，熏得到处都是灰濛濛的。镇区居民在室外晾衣服，经常是一夜间就落满灰尘，居住在如此环境中的老百姓苦不堪言。

周庄村村民说，多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味道，只是经常在夜里12点至凌晨3点多，臭味会加重，臭虾酱味的废气经常把睡梦中的居民熏醒，夏天关上窗户也无济于事。

村民指出，镇内不少骨干企业如纸厂、化工厂等都属重污染企业。镇内的织女河昔日水产丰富，沿河井水甘甜，如今河水肮脏，井水水质浑黄且带怪味。去年山东有关部门抽验发现，织女河水质中的化学需氧量超标2.87倍，成全省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

据报导，大王镇区几个村庄肝大、肿瘤等疾病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华泰纸厂附近的高卜纸村村民说，2000年以来，村里的癌症发病率比以前提高了许多，不少村民先后染上了肝癌、食道癌、胃癌等疾病。自1999年以来，村里死亡50多人，其中近30人死于癌症。现在还有六人已被查出患有癌症。“癌症患病率的正常值是0.05□，而我们村的癌症发病率达到了2.5□，是正常值的50倍！”

地处大王镇广饶二中一位教师说，根据2004年的一项调查，这所学校学生的肝大发病率由上个世纪80年代的0.23%上升至10.95%。据反映，镇区周边几个村已连续四五年很少有人体检合格应征入伍。

讽刺的是，多年来大王镇污染严重，老百姓怨声载道。该镇近十年却获得了国家、省、市和县以上各部门授予的各种荣誉称号100多项，其中与环境、卫生、生态有关的荣誉30多项。
每次获奖，当局都大肆宣传，但老百姓却不买账。

对于大王镇被带上“全国环境优美乡镇”等“国字号” 桂冠和“山东人居环境范例奖”、“2005年度省级环境优美乡镇”等“省字号”桂冠，该镇一些农民说，“这分明是睁眼说瞎话！”

“什么叫环境优美、适宜人居？最起码是没有臭气，没有污水了。大王镇的工厂这样大量排放臭气、污水，环境能优美吗？即使是在某些部门眼里是优美的，但在咱老百姓的眼里，大王镇的环境是污浊的。因为它每天都在严重影响我们的工作、生活，危害着健康。”

甚至当地不少群众质疑：该镇党委曾多次被上级党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其先进性却体现在“大多数老百姓长期喝不上干净水、呼吸不到清新空气。”

当地民众指，从很大程度上讲，大王镇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是被形形色色的荣誉惯出来的。
有官员坦言，这些年来，大王镇坐拥项荣誉，如同拥有了“监督豁免权”，上级政府部门不敢查处，恐被指“打击先进”。大王镇一些民众说，正是一次次被“加冕”和一味地放任和迁就，使大王镇成为监督制约的“盲区”，一些企业排污肆无忌惮，根本不顾忌受害群众的怨怒。

广饶县一名知情人说，荣誉称号使该镇一些污染企业获得了一块“遮羞布”，用它掩盖污染比任何东西都管用。近几年来，大王镇为数不少的新建扩建项目未及时履行环评和“三同时”验收手续，不少企业违规试生产时间长达两三年。

此外，民众还反映镇当局还大搞形象工程，斥资四千多万在阳河修建两条暗渠，让污水从暗渠流到下游，令排污企业更隐秘。

刘是毛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中共第二号人物和国家主席，要把这样一个地位仅次于自己的领袖人物清除出政治舞台，当然得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否则无法对全国人民交代。毛当年给出的理由是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以来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问题是刘少奇走的真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么？执行的真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么？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合乎实际的答案，就必须对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关系做一番简要的历史回顾。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在中国湖南省宁乡县的花明楼村。这里距离五年前毛泽东出生的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还不到10公里。早年，刘少奇曾与毛泽东在同一所中学就读，后来两人先后都加入了中共。在遵义会议上，刘是毛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将“毛泽东思想”明确写入了党章，并提出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译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可以说，在中共夺取政权前，刘少奇为毛泽东最终奠定并坐稳党内独裁者的地位做出了他人无可比拟的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毛因此对刘十分信任，在七大选举的中共领导中，刘少奇名列中央五大书记第二位（依次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同年抗日战争结束，在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共建制后，毛又将刘定为自己的接班人。

如果说在夺取政权前，毛刘二人关系十分默契的话，那么在此之后，两人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却渐渐产生了一系列分歧，彼此的关系也开始慢慢出现了裂痕。比如，在关于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谁是中心、谁是主要矛盾的问题上，毛刘的看法就十分相左。

关于夺取政权以后的主要任务、中心工作，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观点曾是完全一致的。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指出，中共在城市、在老解放区的“中心任务”、“中心工作”，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刘少奇也持同样的观点。但到中共“八大”以后，两人的看法却出现了分歧。 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还说：“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反复审阅定稿的。大会结束前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批准了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明确概括，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判断与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也与刘少奇的观点相吻合。然而，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便对《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产生了疑问。据王光美回忆，在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刘少奇十分震惊，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特别是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完全动摇了对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的支持。1957年10月9日，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类似这样的分歧还有不少。但这种分歧的性质并非像毛泽东当年所宣称的那样，是刘少奇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他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事实上，毛刘之间的分歧不过是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刘少奇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毛泽东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一样，走的也是社会主义道路，代表的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仅如此，有时候刘甚至比毛表现得更激进。

如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且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迫不及待地积极响应，坚决贯彻。1963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部署这场后来被称为“四清”的社教运动。刘少奇在会上说，要“搞一个阶级斗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毛泽东估计，“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则更激进地说，“三分之一打不住。”

1964年8月5号，中共成立“四清”指挥部，刘少奇亲自挂帅，成为四清运动的第一线指挥。《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刘少奇搞‘四清’，实际上比毛还要左一些。刘少奇和王光美那个所谓的‘桃园经验’，他们把基层干部分类呀，实际上是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刘少奇主导的四清运动主要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县的农村地区。在这场运动中，一共有大约500多万人被整，其中7万多人被整死。在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案子的绝大多数，包括刘少奇倡导的四清典型经验中的全部案子，都作为冤、假、错案平反。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说：“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搞得比老毛还要左。”刘少奇倡导的“桃园经验”就是抛开现存体制，发动群众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运动的方法还包括贴大字报，以及逼、供、信和体罚。”“唯一和文革交叉的大的政治运动是什么？那是‘四清’。这个四清是谁组织的？是刘少奇组织的。现在国内不少的学者，包括党的系统的学者研究四清的结论是，四清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

刘少奇还是第一个提出通过“造反”对付“修正主义”的人。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发问道：“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刘回答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 刘少奇的这些经验都成为后来文革中普遍使用的手段。

再者，刘少奇固然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但这不等于说他对“文革”没有责任。恰恰相反，刘少奇对“文革”的发动和开展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揭开“文革”序幕的《5.16通知》刘少奇是举双手赞成的。这个通知发出后，在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刘少奇派出了大批的工作组，轰轰烈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6月到8月，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批转、批发了大概15、6个文件，点了近两百个中共党内的重要干部，比较大的如彭、罗、陆、杨，彭真第一个就是刘少奇点的。刘少奇在1966年6月27日说，彭真“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这次彭、罗、陆、扬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

回首当年，“文革”中所谓的和毛泽东誓不两立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正如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所分析的那样，毛泽东为了整倒刘，故意制造和夸大了他们之间的所谓“重大分歧”。“在毛泽东的心里，他耿耿于怀的始终是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不能被人有稍微触犯的‘龙颜’--这才是所谓的毛刘‘重大分歧’的实质。”

1949年后，尽管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意见分歧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但直到 1961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还表示，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他说：“我死后，就是他。”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毛就对自己的选择提出了质疑。事情源于刘少奇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对毛的“突然袭击”。

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一场最大的持续了三年的饥荒，三、四千万人的无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高级官员怨声载道。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七千多人，史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交书面报告。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没有念事先起草好、并已印发大会讨论的书面报告，而是对报告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作说明，实际上是另作了一个口头报告。事情就出在口头报告中。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提纲虽然经过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但刘少奇在1月27日做口头报告时有许多即兴的临场发挥，有些提法、判断毛泽东事先并不知晓；有些话不无刺激，令毛泽东十分不快。

比如刘少奇说，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无疑是对大跃进的严厉批评。又比如刘少奇在谈到错误和成绩的比例时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份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刘少奇的这些话，在当时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很有刺激性。因为在中共党内，首先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的关系的恰恰是毛泽东，而且是经常这样讲。现在刘少奇说“不能到处这样套”，这在客观上就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况且他是在那样一个场合讲的，可以说是在全党面前。毛泽东的心情可想而知。再比如关于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天灾，也有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人祸。二者哪个是主要的呢？各地情况不一样，应具体分析。他说，有些地方工农业减产，天灾是主要的；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些话突破了毛泽东的估计，毛泽东听了自然不会高兴。还比如，刘少奇在讲到“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时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虽然从字面上看是讲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继续保持”，但言外之意无疑是说这些东西有问题，只不过有些问题一时还看不清，等过5年、10年再“做出结论”。这些话，对于把“三面红旗”看得很重很重的毛泽东来说，当然不顺耳。

总之，在中高级干部大会上，作为党的“二把手”的刘少奇竟然公开间接批评毛，而且是在事先没有向毛通报的情况下，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方式，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对一向独断专横的毛泽东的刺激之大之深自然不难想知。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武汉了。１９６２年２月和５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鉴于国民经济处于非常时期，确定了经济调整的方案，刘少奇同意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的意见，主张“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

六月下旬，毛回到北京，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刘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游兴正浓。刘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在池子里声色俱厉地质问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起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都显得有些动感情，毛淤积在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而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据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说，刘少奇以为在游泳池的这番谈话，已经化解了毛泽东的不满，取得了毛对实行调整举措的谅解，因而如释重负。其实哈恰相反，这次谈话非但没有化解毛的心结，反而大大激化了矛盾。毛本来就是一个十分记仇的人，特别是“人相食，要上书的”那番话更是重重地剌中了毛的心病，他由此认定刘少奇居心叵测，就是要像赫鲁晓夫那样在他身后作秘密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

更让毛泽东不安的是，刘少奇在党内各级干部中的威望大有超过他之势，他本人讲话已经不大灵了。像在蹲点的问题上，毛讲了多次，但应者寥寥，而刘少奇一发话——“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去了。这让毛著实领教了刘的厉害，心里很不是滋味。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骤然激化，发展到了公开争论的地步。
会前，毛已经为刘在动员党内领导干部下去指导四清运动的问题上讲话比他管用而憋了一肚子火，在小范围的会议上大发了一通，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出于照顾毛泽东身体的好意，会前，主管会务工作的邓小平曾劝毛可以不必每天都参加会。这下又惹怒了毛。接下来，毛在会上讲话中强调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毛讲话时插话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会场上的气氛相当紧张。

毛泽东对刘少奇竟敢当众顶撞自己大为光火，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气冲冲地进来，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当场质问刘少奇、邓小平二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毛甚至还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1964年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71岁生日。晚上，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请部份中共领导、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一些劳模、科学家吃饭，过生日。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他让钱学森、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等人和他坐在一桌，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安排在别的桌子上。往常在这种场合，毛泽东总是谈笑风生。这一次却是一脸严肃。席间，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接着便十分严厉地指出：“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宴会的气氛可想而知。据参加了这次宴请的薄一波回忆说：“席间鸦雀无声。”

不仅如此，自觉颜面大失的毛还执意要让刘少奇检讨认错，示意陶铸、谢富治等人前去“做工作”，施加压力。但刘少奇一开始相当固执，拒绝低头认错，弄得毛一时下不了台。
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出面做工作，施展其擅长调解党内矛盾的本事，从中和稀泥，才打破僵局。一方面，他提议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刘少奇进行批评帮助，以平息毛泽东的怒火。另一方面，他又亲自出面，与贺龙一道找刘少奇个别谈话，劝他检讨对毛不够尊重的“态度”问题而回避政治上的争论，无论如何要给毛一个台阶下。与此同时，中组部长安子文请出党内元老出面做劝说工作，要他维护毛的威信和党的团结。在各方压力下，刘少奇只好顾全大局，被迫暍下了这杯苦酒，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

周恩来的调解虽然暂时化解了这场风波，却无法弥合毛、刘之间愈来愈深的裂痕与矛盾，而且这种明显“拉偏架”的做法和党内一边倒的形势，使得毛泽东更加无所顾忌，自认有“理”而不肯善罢甘休。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当刘少奇检讨自己对“主席不够尊重”时，毛非但没有表示和解之意，反而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1970年12月18日，当毛泽东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问他是在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答道：“那就早咯。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显然，在那时毛泽东就已下定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从以上事实来看，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并非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对立，其实质是伴随着党内观点之争而来的权力冲突，说的更明确些，其实是刘少奇对毛泽东独裁地位的挑战与威胁和毛对这种挑战与威胁的回击。说到底，毛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并非是因为刘少奇代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由于他认定刘少奇与自己有二心，会像赫鲁晓夫那样在他死后否定他，故此方才要大动干戈地置刘少奇于死地。所谓刘少奇代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等说辞，不过是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将二人之间的观点分歧无限上纲后编造出来的“政治帽子”。在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中，这种谎言可以说是胜利者所惯用的手段之一。

奶奶是3个儿媳6个女儿做贤妻良母的榜样，在她的影响下，家里的女子个个心灵手巧，针线茶饭都很出众。听邻居讲，三姑的刺绣很好，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她见过一次就能绣得栩栩如生。记得经母亲们巧手制作，我们可以吃到二十多种饭食样子。在那个年代，家乡的女孩上学简直是奢望，可是我们家例外，年满六岁都要进学校，接受教育。

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仁、义、礼、智、信”的氛围中成长，有的是温馨与和谐，有的是欢声和笑语。我总想，在那样大的家庭中，各种年龄、各种性格的人生活在一起，就是吵架也会很有趣，不过，他们从不吵架，和和睦睦，其乐融融。我的童年看得精彩纷呈、玩得丰富多彩，吃得五花八门。

40年代末风云突变，中共恶党夺权，紧接着是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短短数十年，它吞噬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的亲人，我的家庭的遭遇，是我眼睁睁地看着发生的。

中共土改一开始，爷爷苦心经营的农庄园林就充了公，成了乡政府。后来伯母跟伯父划清界限，堂兄在朝鲜战争中阵亡，不久，伯父悲愤而终。

逝者入土为安。紧接着无休止的腥风血雨的运\动，父亲和叔叔就生不如死了。1957年，两家被抄，酷爱书画的父亲收藏的大量古书珍藏本，名家书画真迹这些值钱物且不说，听姥姥讲，连家里的针线簸箩都被端到院子里扬了。两家被强扭分送到异地乡下，从此，我们沦为自己土地上的政治难民。

先说父亲，抄家后，生产队的一辆破牛车把我们仅剩的一点生活用品拉到离县城20里外一处门窗皆无的牛棚，一家人顷刻间连乞丐都不如了。父亲被管制劳动，生产队每天只给他四两土豆。姥姥倒下后，父亲决定离开这个没有人性的地方，不再在辱骂声中做苦役，不再让家人过风餐露宿的日子。于是，家人分期分批，趁村民不注意爬上了西去的列车，到西部边陲求生。到今天，只有妹妹和我尚存。

叔叔被关在夹边沟劳改营。当时恶党对极右份子的政策是：回原籍，即与“公家”一刀两断；或者，到夹边沟劳改营劳动，保留干部身份，以后还可以回城。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选择了后者。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上了中共的当，选择了死亡。

记得叔叔走后不到半年就传来他过世的噩耗，我急急去看婶母，离她家很远很远，就听到婶母撕心裂肺的哭，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凄惨的哭声。嚎啕声中夹杂著述说，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边哭边说，发音不真。嚎啕后是啜泣和抽噎，但眼泪始终没停。饮泣，仿佛又是一种休整和能量的聚合，随之婶母的嚎啕又开始了……就这样，谁都劝阻不了，断断续续了三天三夜，这个家才安静下来。

婶母是在哭意外死亡的叔叔，那位七口之家的顶梁柱，全家的靠山。她的哭声让我想起姥姥给我们讲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孟姜女哭倒长城，找到了万喜良的遗体，婶母却不能。虽然她哭了数百里路，从酒泉的夹边沟一直哭到家，哭了好几个昼夜，但依然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

叔叔无辜被劳教，这个家一下断了经济来源，现在又突然死去，婶母带着五个年幼的孩子在被强迁的穷乡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哪里有生存的希望？看看五个饥肠辘辘的孩子，没有棉衣，在寒风中冻得发抖，婶母的心都碎了吧。她想一死了之，可是孩子怎么办？

在那个人祸横行的年代，谁都自顾不暇，想把孩子送人都找不到人家。绝望中的婶母为了给孩子们一条活路，抛下14岁的大女儿给一家村民当童养媳，带着四个小的离乡背井，沿路要饭去了茫茫的北国草原。在好心人的劝和下，婶母嫁给当地一位忠厚善良的牧民，不久便郁郁而终。

近半个世纪前，中共强加给中国人的那场灾难，给人们心中留下的阴影是永远抹不掉的。

叔叔生前是那样敬业，桃李满天下，离家时是那样年富力强，我对他的突然辞世一直不理解。后来，得知叔叔生前的三千名难友，不到两年幸存的就寥寥无几。夹边沟劳改营是什么样的人间地狱？我决心走近它。

这个劳改营在西北高原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滩上，周围是延绵的荒丘，叔叔这些右派们得在这样的地方开荒种庄稼？！单看劳改营的位置，这里就是个易守难逃的死亡谷。

夏天，地表在烈日的暴晒下，达到近六十摄氏度。有人把鸡蛋埋进沙子，一会儿生蛋就焖熟了。右派们劳动的地方都是无遮无掩的旷野，他们成了扔在戈壁滩上的肉，经受着骄阳的烘烤。这种阳光像刀子一样，直射身体的地方立刻就隐隐作痛，人只得不停的换姿势，以免一个部位因晒得时间长而灼伤。

冬天，朔风劲吹，能冷到摄氏零下三四十度，就是钢筋铁骨也招架不住。到了晚上，滴水成冰，如果不懂星相，根本不知道方向，也许越走离有人烟的地方越远，就走向了死亡。

夹边沟的年降雨量极少，整年不下雨很平常，偶然在八、九月降一次雨，最多不超过200毫米，但蒸发量却有1200毫米。这里的昼夜温差大，四五级大风司空见惯，又叫“风库”。

刚到这里，人就是什么都不干，也很难适应它的气候。这里可供农作物生长的无霜期只有一百三四十天，适于这一带生长的耐堿性植物，以芦草居多，可以想像遇到荒年，能救命的野菜少之又少，像“苦苦菜”(当地对蒲公英的俗称)这样能食用的野菜只能偶然见到。这些都注定在以后的日子里，右派们在这里要捱过饥荒是很难找到替代食物的。

夹边沟的地是严重盐碱化的沙土地，要想耕种，必须“排碱”，就是在地里挖出纵横交织的网沟，让溶有盐碱的水渗到沟里，以自流的方式排到更低的荒滩。由于地下水位较高，沟渠边挖边往下渗碱水，而人得站在沟里挖，往地面上摞土。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有极强腐蚀性的盐碱水对人体伤害很大，属于有害的重体力劳动。对那些拿惯了笔杆和教鞭的书生来说，挖排碱沟的劳动强度挑战着他们生命的极限。

还有一种主要劳动，叫挖草垫，就是把盐碱地里的芦草根划成20厘米的正方形切割挖掘，可当农家肥。芦草根看起来松软，可是在面黄肌瘦的右派们面前却像钢筋一样坚硬，橡胶一样柔韧。挖草垫的第一道工序是切割，工具是铁掀。铁掀先对准正方形的一个边，然后猛踩掀肩，仿佛用刀背割老牛肉，一点儿也蹬不进去。挖草垫有定额，完不成这批下一批又上来。

不论是挖碱沟还是挖草垫，中午不回宿舍，都是在地里吃饭，然后接着干活。右派们的粮食定量是每月15斤，按30天算每天半斤，每逢大月一天就吃不到半斤了。一日两餐，每餐只有稀汤糊糊，没有油水。家人能送一点儿的，还能捱日子，家人送不了的，就只能等死了。这样，不到半年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人饿得起不来了，食堂的师傅只能直接送到右派们住的地窝子里。他挨着床摸，有呼吸的，就舀给一瓢糊糊，叫半天没反应的，掀开被子看看，断气的就用死者的被子一卷，两头用绳子一扎，然后埋葬队的人把尸体抬出去埋了。在埋的时候，不断的有从死者身上割了肉烤着吃的事发生。

劳改营发现后，把这些吃死人肉的人关进木笼。木笼极窄小，人在里面站着，整个身体只有眼珠能动，恶党叫它“关禁闭”，四周都可以看得见，结果，这对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右派不但没有起到震慑的作用，在强烈的求生欲望的驱使下，反而有示范和诱发的效果。

在围观者中，不乏从各地到夹边沟探视的亲属，随之劳改营的阴暗面传遍全国。这时，中共意识到“关禁闭”太暴露它的杀人面目，很快取消了木笼惩罚。开始向所有探视者避谣：“吃人肉的事是坏人在造谣，不要相信，不要传播，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

一年后，死神已经从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夺走了2000多条无辜的生命，剩下的多数全身浮肿，随时都有咽气的可能。人们在绝望中等待着，等待着死亡。我不到30岁的姐夫，看到身边的人连死人肉都吃，感到活下去毫无希望。绝望中的他把被子撕烂，眼镜砸碎，在砸碎手表的第二天撒手人寰。

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一场八级大地震的话，像1975年的唐山大地震那样20多万人丧生，整个城市顷刻之间化为一片废墟，那么，夹边沟就是这场地震中一闲不起眼的小屋。小屋倒塌，屋里的生命已经伤毁，伤残者逃离那个让他们永远胆战心惊的地方，到不知名处度他们的余生去了。我注视着这闲小屋的废墟，沉思着它给我们的亲人带来的伤害。

夹边沟劳改营，中共恶党选择的右派劳动改造的地方，人迹罕至，鸟兽难行。在这样的地方，让3000名无辜的文人在苦役与无效劳动中消耗体力、消磨意志，潜然消失，这是怎样的群体灭绝？而当时全国有多少个像夹边沟这样的劳改营，无人知晓。

夹边沟那一座座墓穴，它们埋葬的不止是一具具尸体，它们还埋葬着技术、科学、追求、亲情、思念、理智、忠诚\、正义……人类追求的许多美好的东西，连同一具具尸体曾经都被埋葬。

2002年8月，逃离夹边沟的幸存者高洁义带着五名夹边沟饿死的右派的子女，从兰州到□址祭奠他们的难友和亲人。

高洁义声泪俱下，面对茫茫戈壁，宣读他的奠文：难友、亲人们的冤魂：在我们生离死别45年后的今天，我们才有机会，带着极为哀痛的心情，远道来此沙漠荒滩——你们冤死暴尸的地方，寻找你们的冤魂，表达积压多年的对你们刻骨铭心，永世不忘的怀念之情。

1957年，在那风雨如晦的特殊日子里，一些有良知的志士仁人，特别是知识份子中的精英，出于民族责任感，从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出发，说了几句真话，反映了一些实情，竟然大祸临头，灾难降身，被错定为“右派”，全国几十万人，瞬间落入万丈陷阱，人格受到严重凌辱，精神受到无限折磨，肉体受到极大摧残，有多少人还被无辜夺取了生命，悲哉!痛哉！历史怎能忘记1957年！人们怎能忘记1957年！

戴着重名大山的“右派”帽子的3000人，被强迫送到酒泉的荒无人烟的夹边沟的劳教营羁押，开始了屈辱的、饥寒交迫的、劳苦的非人生活！冬天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夏天顶着零上近六十度的酷暑，住的是地窝子、土窑洞，一天喝上半斤糊糊汤，饿得实在忍受不了，去找草叶、草籽填肚充饥，还被强迫超强度的劳动，眼看着难友们的身体一天天垮下去，眼看着难友们一个接一个的含冤惨死，抛尸荒野沙滩，狼啃鸟啄，半年死了一半多！

夹边沟，夹边沟，白骨累累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日日夜夜声啾啾！
千古奇冤无处诉、凄惨情景难忍睹！
难友无法相救，亲人难以相见！
悲哉！惨哉！
幸存的难友怎能忘记夹边沟！
死难者的亲人家人怎能忘记夹边沟！
历史怎能忘记夹边沟！
人民怎能忘记夹边沟！

亲人啊，如果你们有灵性，就形成一股强劲的旋风，来到我们身边，我们就知道你们听到了我们的声音，知道我们来找你们来了。最好能把我们带到你们的遗骨边，我们就可以收回抛在远离家乡的荒野沙滩的遗骨，了却我们后人的心愿！

自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的社会制度一直称之为社会主义。虽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就坦诚地说过，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搞清楚。但在理论务虚会上，他提出四个坚持，没有搞清楚的社会主义也坚持其中，并一直延续至今。对于社会主义这个提法，政治家自有政治家的考量，胡锦涛也不会例外。无论是认同还是谋略、还是合法性，都不是不可理谕，但这并非是当今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罢，不过虚名而已。尤其社会主义，不过是个大大的羊头，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制度。一个社会制度成立与否，除了政治理念，还需要大量的运行技术支援。资本主义之所以能以制度称之，有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观念变革，更有威尼斯近三百年的海上贸易所形成的运行技术。离开这样一个技术背景，资本主义制度无从谈起。社会主义则不然，除了大英图书馆的几卷文本，制度运行的任何技术都无从谈起。我们总不能把冬储大白菜、购物票证、鸟笼经济，这类拍脑袋而来的应急措施，也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运行技术吧？正是如此，竖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制度的运行技术何在？掩耳盗铃之说！中国问题的根本并不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甚至连民主社会主义也与此无关，更何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问题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社会转型的问题。转什么型？从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从帝制遗规，转出个民主法治。道理如此，但我们始终不得要领。因为这一切的到来，“要智慧加机运，再加实验时间；横的好的要移植，纵的好的也要承继。”（唐德刚）而我们呢？无智慧却精于权谋，无长治久安，好毕其功于一役；以社会转型而论，无疑是个常败将军。再有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的自恋情结，横的再好，以不合国情拒之门外，纵的再妙，以糟粕视之何来继承？而那些莫名其妙、毫无章法的种种作为则以“中国特色”冠之。故，自戊戌变法起，中国一直就在痛苦的转型中倍受煎熬，一直到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但是，这个转型并没有因为我们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天天唱几句社会主义好就完成了；不但没有，反而在煎熬中倍受煎熬。何以如此？因为社会主义从来只是观念而不是制度，而任何社会制度都需要运行技术的支援方能成立。

在这一时期，我国社会转型究竟进入了什么阶段呢？照唐德刚教授的说法，历史这条航船驶入了皇权政治最后一段，叫做皇权历史的三峡区；走出这段历史，皇权专制就该寿终正寝，毛泽东在建政后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两千年皇权政治的回光返照。对此，唐德刚论道：“人民中国在建国初期，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一般说来，它和汉唐宋明等传统朝代，也是大同小异的。大同者，还是毛泽东所说的‘千载犹行秦制度’：一个皇帝高高在上，中央集权的北京政府，由三公九卿组成一个庞大的‘职业官僚’（ProfessionalBureaucracy）体系。地方政府则郡县乡镇三级制一竿到底。‘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一制度，两千年未变，而人民中国继承之也。只是在遴选候补官吏的制度上，它所采取的却是一种带有时代性的‘入党做官’的办法。推行起来，比帝制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和‘科举考试制’，还要落伍一点罢了。”如何穿过皇权政治的三峡，从帝制遗规，转出个民主法治，这是中国社会转型最要紧的第一步。政治改革谈了多少年，这个要害看不清，还拿起社会主义那个羊头说聊斋；其结果无非是落后依旧，转型无望。

上文的“入党做官”涉及到时代性，这个时代性恰好和共产主义在中国联系在一起。共产主义在中国不是一个思潮，而是一个运动，但这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运动，背后始终有共产国际挥之不去的阴影。而所谓的时代性，不外是《联共（布）党史教材》里的那套说辞而已，它们无不深深地打上第三国际、史达林主义烙印。中共实际上是第三国际的支部，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在中共成立之前，俄共远东局已派出一批特工人员潜入中国，在华活动一年多，取得丰硕成果，在中国一些地方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并已于1920年8月建立了临时中共中央。列宁认为在中国正式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柯尔斯基、马林到中国组织成立中共。尼柯尔斯基对马林说：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给他的指示是，中共的会议必须要有他参加。陈独秀在狱中对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据他说，全部代表为十三人），我因事在广东，没有参加。所以叫我当上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对这段历史的追溯，并非要纠缠中共与苏俄之间不光彩的旧帐，而是要说明中国皇权政治是如何穿上了社会主义（时代性）的外衣。中国两千年历史的皇权政治不光彩，那个打着史达林主义烙印的社会主义未必就光彩。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毛泽东的“秦始皇加马克思”，秦始皇是本，马克思是末，社会主义是表，皇权专制是里。更何况，社会主义那件外衣，早已千疮百孔，穿在身上还是遮不住你那个中国特色。何谓中国特色？皇权专制即是。这种明一套暗一套的做法，既是当今中国政治机构重叠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推动的根本所在。

唐德刚对此说道：“另外迭床架屋，他还有一套，和政府机构平行，而更具决策权力的党的机器。在通常的情况之下，一省的行政首长应是省长；一校的首长应是校长；一个公司的首长，应是总经理。可是在共产中国，则一省首长却是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一校则是校委书记；公司工厂，也是厂委书记。甚至学生自组的学生会，也是书记当家。这种以党为大，党指挥枪；党指挥政，指挥一切，在‘进城’前，都是必需和有效的。进城以后，富有天下，把一时权宜之计，当成永久性的制度，就要出纰漏了。毛公所以在历史上，以独夫终篇，便是打不开这个死结的结果。国民党还有个‘还政于民’的口号。共产党则是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全世界资产阶级还未消灭之时，则是一党专政到底，决无还政于民之心。这也可能就是共产主义极权政治的死结罢。”而这个死结，给皇权专制这个国粹建起了一道防火墙，却使中国社会的转型雪上加霜。

正因如此，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和谐社会，抓不住农耕文明、皇权专制这个要害，拿不出相应的对策，中国社会的转型依然无从谈起。如何从帝制遗规，转出个民主法治，不把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清楚，更是无从谈起。社会主义不好看，加上个中国特色就好看了？其实更难看。中国特色是什么？是秦始皇，是皇权专制。除此之外，中国特色是什么？总不能再加上个陕西黑窑吧？至于十七大后是不是有一番新的政治景象，并不在于胡锦涛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究竟举多高，而是看他是不是清楚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所在。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穿过皇权政治的三峡，走出共产国际的阴影，从帝制遗规，转出个民主法治来。

被北京教区神父、修女和平信徒选举产生的这位新主教是现年43岁、来自北京王府井教堂的神父李山。对此，长期关注中国宗教问题的美国德州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表示：

神父李山的当选还没有呈报给中国官方控制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批准通过。不过，梵蒂冈经办的传教新闻机构“亚洲新闻”星期三报导说，“李山神父被人们视为真正的好牧人、有信德的人、能同教友和政治当局等各方面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处理同爱国会的关系时，他历来十分正直，打消了爱国会的气焰。”

既然梵蒂冈已经表示李山是位很好的人选，那梵蒂冈会承认一位天主教爱国会中产生的主教吗？美国康州龚品梅枢机主教基金会负责人龚民权表示：

龚民权：“要看每个主教的特别情形说，因为第一步他们要申请，教宗承认，第二步他们要悔改以前的行为，第三步他们要全部服从教宗，同时听命于教宗，他们说了这几句话以后，教宗可能会考虑。”

如果承认李山的当选，那是否意味着梵蒂冈也可能承认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龚民权接着表示：

龚民权：“教宗说的很清楚，爱国会是一个不合法的团体，不适合天主教教义的团体，所以教宗没有承认爱国会。”

中国目前有1500万天主教徒，其中1000万属于所谓的地下教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由官方控制，听命于政府。罗马天主教皇本笃十六世在6月30号发表致中国天主教教徒公开信中表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与天主教教义不一致。

现在，梵蒂冈发出对李山当选认可的信号，那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最终如果不批准李山的当选会对中梵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傅希秋对此表示：

傅希秋：“我觉得这会给中梵关系蒙上进一步的阴影。如果中国政府一定要任命一个政治方向正确、爱党爱教的这样一个人物的话，就会对中梵关系产生很不利影响，并且会严重地倒退。”

以往在天主教主教的任命上都是中国政府自作主张，不理会梵蒂冈的反应；这次，梵蒂冈率先发出同意的信号，那中国政府最终该做何反应？

陈日君表示，教宗写信给一个国家的天主教团体是一项创举，其缘由是因为大陆的天主教徒自中共掌权后的几十年里，经历了不同寻常的打压，而中共则不断透过爱国会等官方组织，意图操控天主教徒的宗教活动。

陈日君说：“我们修道院董事会当然是主教、会长至少是教友，但大陆不是这样，董事会一半是主教一半是（中共）干部，每年董事局开会都是游山玩水，用教会的钱。”

陈日君指出，教宗的牧函绝对没有鼓励家庭教会与中共操控的爱国教会共融，而大陆目前还没有宗教自由，他呼吁大陆家庭教会天主教徒继续坚持立场，争取真正的宗教自由。

陈日君说：“绝对没有鼓励、强逼地下（家庭）教会上来，这一点要弄清楚，不要读错（教宗）这封信的意思，谁说教宗鼓励地下教会上来是不对的，谁说现在没有理由留在地下又是不对的，这封信没有讲过。在现在的情形下，未必能够真正的合一，没有条件。你上到地上就是完全被政府控制、被爱国会控制，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很紧张，因为地下教会的人听到这样解释，会很伤心。”

陈日君并表示，中共当局对教宗的牧函反应没有预期的强烈，有可能与08年北京奥运临近有关，而他本人并不看好奥运能改善中国的现状。

上个星期，在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安全性受到举世关注之际，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体报出爆炸性新闻，说北京有不法商贩用碱水浸泡纸板箱，然后用由此加工后的纸浆作为包子馅的填料制成包子出售。

在中国出口的有毒宠物食品造成几千只动物死亡、中国出口的假冒制药原料造成巴拿马几十人死亡、中国出口的婴儿用品和玩具含能损害人的神经系统的金属铅导致美国的零售商不得不大规模收回之后，用碱水浸泡纸板箱做包子的新闻除了具有爆炸性之外，还有足够的戏剧性，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地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中国星期四又传出更具有戏剧性的新闻：碱水浸泡纸板箱做包子的新闻是中国官方的北京电视台记者为了提高收视率而一手炮制的假新闻，当事记者已经被警察拘留。

中国有句老话说：“假做真时真亦假。”中国作家、评论人士秦耕表示，对太多的中国人来说，到底是拿纸板箱做的包子是假的、还是那新闻报导是假的、还是现在有关纸板箱做的包子的新闻是假新闻的新闻是假的，现在人们已经真假难辨了。秦耕表示，中国人难辨真假，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愚笨，而是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实行一党独裁，垄断大众传播媒介，中国人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知情权。

秦耕说：“因为在中国，所有的媒体是中共的喉舌，报导包子馅造假是中共的媒体报导的，现在宣布这个消息是假消息，也是中共的媒体宣布的。总而言之，媒体都属于它一家。报这两个消息，前后矛盾、前后颠倒，都是它报导的。到底哪一个消息是真实的？仅仅从它一家的报导来看，作为一个公民是无从判断的。”

在中国，假货、假新闻盛行。中国甚至有专营假货的专业村、专业市场。中共一位在新闻媒体长期从事领导工作的老干部一度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除了上面刊登的日期是真的以外，其余全都是假的。

观察人士指出，北京是否有人用纸板箱充当包子馅填料现在还无法肯定，但中国假货盛行、假新闻盛行是毫无疑问的。批评人士指出，假货、假新闻盛行是当今中国道德感普遍沦丧的反映，但是中国作家、评论人士秦耕表示，当今中国的普遍道德沦丧，根源在执政的中国最高当局。

秦耕说：“我们的最高执政当局，他们的嘴巴里说出来的话首先是假话。比如说：‘我实行一党专政是为了你们好。’这显然是假话。他说：‘我全心全意为你们服务。’这是假话；说：‘我是执政为民。’这是假话。这样的假话，他们是站在最高点，向全国人民讲。全国人民每天听在耳朵里、看在眼睛里。他们都知道，从国家的最高领导一路下来，所有的官员都在说假话。那么，我普通的公民为什么一定要说真话呢？我为什么要坚持基本的道德标准呢？领导说假话，上行下效。你都能撒更大的谎、造更大的假，我为什么就不能造一点小小的假，赚一点钱养家糊口呢？”

【大纪元7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吴芮芮美国华盛顿DC报导）本周，如果称美首都华盛顿为“中国周”一点也不过分。最近几周，对中国产品和中国的忧虑和思考已经从美国官方机构和少数专家扩散到了普通的美国家庭。这些忧虑和思考在本周达到高峰。
　　
更多美国人意识到，帮助中国不再是一个恩惠或者帮忙，而是一个生存必需。中国的产品损害他们的健康，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侵害损害他们的工作和经济。每个人的餐桌上都有中国，每个家庭的孩子的玩具都有中国，甚至每个家庭的房子和衣服都有中国。
　　
许多人在得知中国有毒产品初期的惊讶后，开始考虑更多的东西。他们问：中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中国，帮助我们自己？中国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有多少有关中国的信息被中共掩盖？

中国退党大潮被掩盖
　　
周三，在国会大厦举行的有关中国真相研讨会上，美国德克萨斯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希拉·杰克逊·李（Sheila Jackson Lee）特别提出在中国的退党大潮。她说，过去美国人对中共保持了沉默。但她看到中共从开始高尚的目标，到扼杀知识份子的自由，到杀害学生，到持续八年对法轮功“残酷，无法诉说的”迫害。
　　
她说，“我感谢这2300万中国人所代表的。他们站起来说，‘我宣布退出中共，我以那些在监狱中痛苦地失去生命的那些人的名义退出中共。我不希望看到更多罪行，我不希望看到更多无休无止不公的迫害。’”

加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认为，如果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把中共作为一个值得尊重的伙伴来对待，那就是容许中共的罪恶。这不但是牺牲中国人的利益，美国的子孙后代也将为此付出代价。他说，“我们应该与中国人民合作，不应与那些迫害者为伍。”

本周《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封面故事“破碎的中国”提出问题：“中国能改善吗？”（Can China be Fixed）这期杂志一出版，就引起社会与媒体广泛关注。
　　
文章指出，外国人看到的中国是一个中共调动大量人口在少数地区做出的发展成绩，但整体上看，高效率打压网络自由的中共机器却不能精洁环境，不能制止股票投机，不能管理它的公司。过去人们常常说，中国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成长带来的必然。但现在有毒和不安全产品的爆发和其它很多迹象表明，中共的体制和管理有根本问题。文章认为，中国一个难治的根本问题是中共一党专制。
　　
华尔街日报采访中国大陆北京一名匿名大学教授，获得了一个或许对西方人而言的惊奇发现，原来中国人自己对有毒食品早已习以为常。

目前超过2300万中国人退出了中共和其附属组织。他们通过自我反省，而宣布和暴力、仇恨断绝关系，脱离仇恨的束缚。这是一场伟大的精神自省运动的开始，也预示着一个新中国的开始。一个真正摆脱了仇恨和暴力的中国，才是一个真正能和国际社会和睦相处的中国。
　　
议员专家聚焦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
　　
法轮功问题是中国问题的关键，也是关于真实中国最重要的议题。中共高层因为无法跨越法轮功问题，内部分裂，内斗不断，国家混乱，信用崩溃。由于对法轮功有血债的江泽民系统要逃避被审判，千方百计不让权，导致高层权利混乱，国家不能正常治理，危机日益加深，社会陷入全面的混乱。
　　
八年来中共针对近一亿人的迫害，导致中国社会的道德崩溃，经济利益主宰社会的一切，甚至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惨案发生。
　　
多位美国议员、非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将于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点，在美国国会西草坪，参加停止中共暴政，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八年迫害的公众集会。届时，优美客网站将直播该活动。
　　
直播时间表请见：
http://epochtimes.com/gb/7/7/2/n1761347.htm

沃氏首先告诉与所有在场人士，试想有一个国家，它的工人没有安全的工作环境与保障，一周要工作80个小时，每个月的薪水不到110块钱美金，这些工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再者，这个国家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供应导弹与化学武器技术给支持恐怖主义份子的国家，危害国际社会；它布下严密的间谍网，窃探美国公司与政府的机密；它还干涉人们的信仰，关押拷打天主教徒、新教徒、回教徒、法轮功学员与佛教的僧尼，并蓄意摧毁教堂，没收各种经书；它不经法律途径关押犯人，并又不经同意割取死刑犯的肾脏、眼角膜及其它器官作为移植牟利，竟使器官移植业在中国生意兴隆；它遍设劳教所，将人投入劳动改造与洗脑，视人民如刍狗。

在2006年，中共逮捕了651名基督徒，目前它还关押6名天主教的主教，软禁了9名人员；知名人权斗士热比娅（Rebiya Kadeer）女士被驱逐出境，她的几个儿子都被中共关押拷打。同样在去年年底，西方登山客拍录到中共警察枪杀西藏难民的骇人镜头，一个17岁的女尼被杀。

沃氏表示，以上的叙述可不是我们凭空乱想，这样的国家真的存在，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可悲的是，这些只是它所作所为中的一部份劣迹而已。

沃氏表示：“现在人们心中有个不正确的观念，认为可让中共的经济先富起来，然后再侈谈人权。这种观念我们应予严厉的谴责。”

美国在同意中国永久正常贸易的辩论会中，有支持者辩称中国经济的自由化会带动政治的民主与自由，它接受西方的观念与价值后，可以在国际上扮演更具建设性的角色，而美国与其他工业国家藉由经济活动影响中国，可使其更尊重人民的基本人权，解除对人民信仰的束缚。

沃氏说：“但是，今日的中国，比昨日、去年或十年前还糟糕，它不进反退，比起当年我们开放中国产品进口前，它对民主的态度更加压制与抵抗。现在可好了，中共拿对付自己人民的手段，也来对付其它的国家。它所制造的毒牙膏毒害巴拿马、多明尼加与澳洲的儿童，商店里贩售的150万具中国制儿童火车玩具，因发现其上的涂料有毒，而被强制撤下货架。此外还有各种掺假与冒牌的产品，包括染色的李子、致癌的苹果干、不洁的海产、残留杀虫剂的香菇等。”

沃氏继续表示：“我的选区庆祝国庆，劣质的爆竹伤了11个人，这些爆竹全是中国进口的。另外，美国Foreign Tire Sales公司撤销45万个中国进口的轮胎，因为这些轮胎未安装防轮胎分离的胶带，如果爆胎，会造成车子失控，酿成车祸。”前些日子，美国的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因中国进口有毒的宠物饲料，而派员到中国查访，他们发现涉嫌的两家公司早已人去楼空，所有装备都撤得干干净净。

中国的仿冒在世界也颇有恶名，产品从电影、服饰，到体育用品与药物。根据美国电影协会的统计，93％在中国贩卖的DVD影片是仿冒品。尽管中国政府加强取缔，但是盗版产品持续随着中国的经济扩展而增加；根据最近美国国家公共广播公司报导，去年中国蒜头的销售量已超过加州的蒜头。1990年起，中国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将蒜头倾销至美国，好几年来，美国高额的关税阻止蒜头大量进口，但是自2001年起，中国蒜头的进口增加了十五倍之多。

据统计，中国一直在增建新的火力发电厂，估计一年之内，会造成世界温室气体的大量增加。世界各开发中国家都在兴建工厂，建造基础设施，但是美国无法取得中国具体的计划与方案。根据最近华盛顿邮报的社论，世界银行的专家估计，中国的毒空气与水源每年害死的中国人高达71至76万人之多，真是骇人听闻。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最近访问苏丹，尽管苏丹总统阿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是种族大屠杀的元凶，但胡锦涛竟答应为其建立皇宫。这些年来中共一直销售武器给苏丹政府，用以残害无辜的苏丹百姓。此外，它欺压台湾，不断威胁台湾如果不接受统一，将以导弹攻击。

尽管这些丑陋之举不断，但中共还是获得举办2008年奥运的机会。根据奥运的章程，奥运的目标是藉由运动竞技来教育世人，尊重普世的道德规范，立下好的榜样。但是中共当局的行为能为世人立下什么榜样，或者留下什么道德规范呢？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报导，中国政府在此奥运期间围捕北京街头具有“威胁安定”的人民，不经审问便先扣留。另据人权观察组织报导，北京政府正加强掌控国内外媒体，防止他们在奥运期间报导中共当局镇压百姓的劣行。中共当局甚至在奥运举办期间，为了确保比赛时天气晴朗，意图将装有碘化银的火箭发射到天空，激起化学反应，强迫老天下雨，而不顾其科学的效应如何。

近来中共为了举办奥运，极力掩饰其本质，避开1936年德国纳粹政权举办奥运所留下的丑陋形象。当年在奥运期间，纳粹政府不但花费大量心力将柏林营造为一个和平、尊重人权的城市，也颁发大量奖项给犹太人运动员，一扫国际间对纳粹政府的不信任。但是纳粹政府在赢得许多国际协助后，1939年开始大量屠杀犹太人，将大批犹太人送入集中营进行各式残酷、违反人性的试验！

如今中共当局也正师法纳粹政权，雇用美国的公司为其塑造公关形象。它花钱雇用一些华府游说公司向美国政府游说。据美国司法部的资料显示，这些游说公司在国会山庄很活跃，从2005年7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几乎有200场会议。

沃氏呼吁，美国是个拥护基本伦理与人权的国家，它必须为那些宗教信仰及政治主张遭受迫害的人伸张正义，而非庇昵压迫百姓的独裁政权。下次当你采购时，如果看见“中国制造”的标示，请想一想中共当局输出的毒牙膏、毒食品、污染的水源与空气、爆裂的轮胎、劣质的爆竹、人权的虐待、胁迫宗教领袖的倒行逆施，然后再提醒自己，记取当年德国纳粹包藏祸心举办奥运的教训，不要被中共的金钱与宣传假象所愚弄。

实际上，应将“赵紫阳”这三个字重新跃上印刷品视为中国社会民主意识提升的标志，视为民间社会发育的深化。此文使我们看到：潜存于社会中的自由愿望蕴涵着强大的反弹动能，它总以顽强的姿态拒绝遗忘历史，并力争突破封锁，还历史以真相。这也是自由主义理念逐渐被中国社会接受的明证。

尽管赵紫阳曾经身为中共总书记，但中共体制本身已不可能主动给他应有的历史评价，赋予“赵紫阳”三个字以魔力的，是迫切呼唤民主自由的民间社会，可以预言，赵紫阳的名字对未来中国仍有某种警戒、启示和号召作用，这是紫阳先生的万世荣耀，也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

十八年前，身为中共总书记的紫阳先生因同情追求民主的学生运动而拒绝开枪，从此离开政治舞台，被囚禁至死，而在中共囚禁紫阳先生的同时，它也将自己牢牢地囚禁在了不义的死地，如今，曾经身受紫阳提携的前中共高官田纪云先生以对紫阳生前的探视以及《炎黄春秋》的文章，开始偿还紫阳的“伯乐之情”，蕴涵在中国社会内部的自由民主力量也必将还紫阳先生一个大大的情分-恩怨情仇，总有历史的最后裁判。

这是因为，真实的历史从来不会被擦除，当它消失于人们眼前，便是已刻在人们心中。十八年后，民主成为中国社会更加迫切的需求，而赵紫阳的名字也更具现实意义，“赵紫阳”三个字再也没有理由成为文字禁忌。紫阳先生的精神，是一种尊重法治、民主、理性的精神，体现了对生命和人性的珍视，象许多党内开明者一样，他的努力与民间社会的发育将共同催生出新的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我们要持续而大声地呼唤紫阳的名字，并希望更多的人站出来回忆紫阳、谈论紫阳、纪念紫阳，并以坚韧的精神争取民主中国的早日到来，使紫阳晚年对未来社会的理性期待成为现实。

因为对良知和理想的坚守，紫阳在中国人的词典里永远不会死去。中国人终将彻底克服恐惧、打破禁忌，让“赵紫阳”的名字印在教科书上，刻在民族记忆的石碑上。

递交退党声明后的第三天晚上，教委的一名副主任和学院院长冒着大雨骑自行车到我家来，做挽留工作。

从公事说，这两个人代表两级党委：学院党委和市教育委员会党委。他们“亲莅”一名普通教书匠的家，规格够高的了。从私人关系上说，我同这两个人，都有过十年同事关系，在教研室一个屋里办公，各管一门课程，年节互相串门，还一块儿出差，在岳阳楼前同吃洞庭湖鱼。后来，地位转移，有些疏远，我也对他们有“人一阔，脸就变”的感觉，但我更多考虑他们的公务繁忙，也责备自己性格孤僻，有怕见官的习性。他们此次到来，很明显是出于几级党委的集体谋略和精心安排。他们深知我重感情，因而不在上班时谈话，不在办公室谈话，有汽车也不坐，又赶上天公帮助，下起一场大雨，我纵有铁石心肠，也难“耍强”了。

谈话的中心意思是：评为“基本合格”不算什么，别往心里去(按：还是麻木万岁)，一年一评，明年就会评为合格，甚至优秀；还要交你个底，这次评议结果是不存档案的(按：中共治下，档案是每个人的命根子，“不存档案”，这是非同小可的大赦)；你的声明带来了，你现在就可留下……。

话虽柔和，“原则”厉害。人家说“你可以留下”，但没有拿出来。如“收回”，那是你自己的悔悟，不是我们强留，以后你永远没话说。

公事之外，他们还在“闲谈”中透露，几次大会批评，都是学院书记的“低水平”，他们事前不知，事后也不同意……

什么叫千钧一发、一念之差？当时我面临的情势，就是千钧一发、一念之差！

如果我当时说，请把我的声明留下吧！我的余生，就是另一种样子了。但是，我在钢丝绳上，摇晃了一下，随即立稳。

我再次感谢他们冒雨到我家，但我也使用了他们常用的语汇：“让我考虑考虑。”

我确实作了考虑，确定不撤回声明。谁知他们在此举未能奏效后，竟又想出一个十分异乎寻常的主意，几乎把我的防线冲溃。

我此次退党，一直坚持党内事情党内办，从未向任何非党员透露出任何信息。但没想到，是他们不顾这一组织原则，竟动用非党人士劝说我收回声明。

这位非党人士是我从五十年代就在一起的老战友。他年轻时是才子，曾在傅作义手下任职，北平围城后“起义”到中共这边。由于他叔父是“中统”，每次政治运动都成为整肃重点。但他业务水平高，师德有口皆碑，逐渐成为中共“体现政策”的对象。都知道我同他私谊甚厚，所以才动员他说服我。他得知我的事情后，深感我这次“摸老虎屁股”的鲁莽，必使我至死不得安宁。他以自己历次运动挨整的痛苦经历为教训，劝我切莫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失去理智。他推心置腹，都是设身处地为我想，着实令人感动。我在这“党外人说服曾是党内人”的特殊情境中，既感到震惊，又考虑到此次谈话再不奏效，连他也得背上黑锅。我答应他，考虑撤回声明。

我在痛苦万分中，真是天降大福于我，此时，出来一个人，把我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我得感谢他。他，就是江泽民。（待续）

【大纪元7月19日讯】上天在中共一露头的时候就定下了埋葬它的伏笔，更久远点上说其实是中共产生的时候神就安排了它最终的结局。它的出现及过程，尤其是历史到了今天这一步，这最后的关头，中共无非是神手中的一个道具，这个道具用以检验人心，作为神对人类最后的审判时的依据。
　　
“承天之门”天安门
　　
天安门原为明清皇城的正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承天之门”，取“受命于天，安邦治国”之意。
　　
皇帝“金凤颁诏” 、“金殿传胪” （殿试公布“三甲”）、大婚、将领出征时祭旗、刑部“秋审”等重大仪式都在这里举行。
　　
这“承天之门”，不仅仅是个名词上的象征，其有着具体的结构展现，在人的两眉正中间，有一只“眼”，现代医学称为人的“第三只眼”，而在修炼界这只眼叫“天目”或“慧眼”，那真是一只通天之“眼”，透过这只“眼”，能看到更高层的世界和空间，甚至通往天界，神界。天安门城楼那门洞里的结构，就取了生命这“天目” “慧眼”的结构，蕴藏着无量的天机。城楼中还有更多的玄机。暂此不表。
　　
就在1949年的9月30日，中共篡位还未“登基”，毛党魁便率众邪党重要成员为死人作了墓碑的奠基仪式，墓碑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中央，也就是说，这头还没有“登基”，那头就已经奠基为死人作妆了。不管它说成是什么“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共订的那些所谓的“英雄”也不是什么真正的英雄。这就是天灭中共的第一步。
　　
当然此时的“天安门”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承天之门”了。为什么？
　　
这个用以祭死人的碑，栽在了皇城的中轴线上，非同小可。
　　
连通南北极的中轴线
　　
皇城中轴线是指明清京城的中轴线，具有以宫城为中心左右对称的特点，很多建筑都建筑在对称轴上，称为中轴线。中轴线就在子午线上，而这子午线是连接南北两极的经线。
　　
那是一条民族的大脉，也称之为“龙脉”，贯通了“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一中华神传文化的精髓。按照“天通地合”“天人合一”的布局：从南往北依次为，永定门，前门，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紫禁城，神武门，景山，地安门，后门桥，鼓楼和钟楼。长约7.8公里, 天子城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展现。
　　
从这条中轴线的南端永定门起，有天坛、先农坛，崇文门、宣武门，太庙、社稷坛，安定门，德胜门等等对称镶嵌在中轴线左右。如过去进到天安门后，一边是太庙，一边是社稷坛，整齐对称，而景山，中轴线的最高点，俯瞰着整个京城的景山，是一座巨大的坐佛，八十年代拍出的全晰照片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在这条“龙脉”上，这一串吉祥庄严的建筑中，兀凸凸的加上了一个祭死人的墓碑，正如通天通圣的大道上埋下了一个与地府连接的通道口，至此，中华民族开始了劫难不断的时代。
　　
不仅如此，中共还拆毁了“永定门”、“中华门”、“地安门”，“太庙”，“社稷坛”，龙脉受损，国运大衰，中华大地至此灾祸绵延。

毛党魁纪念堂是一座殡仪馆
　　
龙脉压上墓碑后，中共又在墓碑南面，天安门广场正中央，中轴线的南端，中华门原址（那是过去皇城的大门，正对天安门正中），建了一座殡仪馆：毛党魁纪念堂，其里面挺作一具防腐剂处理过，五脏六腑都掏空了的死尸。古人讲究“入土为安”，而如今中华民族的龙脉上却摆上了尸首，有如毒疮入座生命的大脉，天安门为此在1989年血流成河，更在1999年后鬼魅狼行。
　　
当然，那死尸挺在那里也是祸人祸己。“入土为安”大有来历。物质循环，能量循环，生命轮回。生命入土化泥，方可走入下一个过程。死尸经过化学处理，表面不腐，其泡在那有毒的溶液里，比万箭穿心还甚那，因为人体的每个细胞都是生命，更微观还是生命，一层又一层，分分秒秒都在被煎熬着。越受煎熬也就越要为祸，所以现今中共的毒与邪都到了极限。
　　
那几个周、邓、刘之流，以为死了就拉倒，把骨灰散掉，其实亦苦不堪言。骨灰飘散，有如生命碎后散失，再无力聚拢，无力聚拢，生命同样不能进入下一步轮回，那生命被打散后的破碎，真比孤魂野鬼还惨，比蹲地狱还苦。这就是上天对那些中共党魁为祸人类的惩罚。也是对人类的警告。
　　
“大剧院”是江蛤蟆的大坟墓
　　
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那个所谓的“大剧院”，建筑物仅有46.2米，但埋下去的部份达到32.5米。各种通道和入口都设在水面下。
　　
从中共篡位到现在，墓碑和殡仪馆都建了，单单再建一所坟墓就凑齐了，那么也就进入天灭中共的时候了，中共一直都在为自己掘墓，最后这一步神安排了江氏泽民，其名为江泽之民，寓指其生命的本质元神是一蟾蜍，也就是蛤蟆。蛤蟆惧怕阳光，喜阴黯，潮湿之地，故那个坟包大半截都埋在土里，而且以水环绕，用水作葬，完全符合蛤蟆的习性。人要去那儿，得从地下钻过去，还得走“水道”。
　　
世人都道此是疯狂，然而这就是中共邪灵目前最后的真实写照。神在把握着这一切，“天灭中共”就是目前的天象和主题，一切都为埋葬中共准备好了，上天当然也要让中共自己准备后事就序。
　　
墓碑，殡仪馆，大坟墓都准备妥了，就等着看天安门下 “天灭中共”的大典了。那一天是在广场上以挂上江蛤蟆的皮为标志的。
　　
顺便还说一句，有许多人都在探讨中轴线为什么没有和子午线完全重合，在探讨里面的玄机，其实这是因为千年来的天体运行的轨迹在改变，不是古人没有那个技术。当然到了天地万物更新的时候，一切都会归位。
　　
这一天也不远了。

据明慧网七月十八日报导，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十点三十分，李卉正在单位大庆物资集团上班，大庆萨尔图公安分局某副局长（姓名不详，个头1.75米以上，方脸，上眼皮多层）带领片警王松、赵景州与一便衣警察，将李卉绑架并劫持到萨区公安分局地下室刑讯逼供。下午四名警察拿着从李卉包里搜出的钥匙，带着两名外雇工去抄李卉的家（地址：大庆市萨区文化宫3－13－4－401）。

据悉，警察以查户口为名诱骗李卉八十高龄的姥姥开门，老人坚决拒绝开门，警察掏出李卉的钥匙挨个试，还是打不开。于是警察王松跑到李卉的女儿聪聪所在的幼儿园，胁迫聪聪及其老师来到李卉家门前骗老人说要给孩子取本子，见老人还是不上当，几个警察就在外面拽门，八十高龄的老人被吓得浑身颤抖。

巨大的响声惊动楼内左邻右舍都出门观看，警察依然拚命拽门。眼看防盗门要被拽掉了，老人怕吓坏孩子，被迫开了门。四男一女五个警察蜂拥而入，把李卉家翻了个底朝天，屋内乱七八糟，一片狼藉。抄家历时3－4个小时，一台家用电脑（价值3000元）、三台打印机（价值4000 元）、切纸刀、压膜机、光盘等私人财物，以及3000左右的工资均被抄走。警察找来李卉的邻居来做见证，却未留下任何手续和凭据。

李卉从萨区公安分局走脱后，分局警察在李卉家长期蹲坑，派人每天二十四小时吃住在李卉家，把一个好端端的家糟蹋得不成样子。不仅如此，他们还不准李卉八十岁的姥姥在家中居住，老人被逼得有家不能归，善良的家人敢怒不敢言。

李卉的母亲是老人唯一的孩子，已过世三年；李卉65岁的父亲体弱多病，还要赡养自己84岁的老母亲，根本无力照顾李卉的姥姥，只好将老人寄养在农村的亲戚家。年迈体衰的老人由于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心脏病发作，全身浮肿，身体异常虚弱。从小与李卉相依为命的女儿聪聪被已再婚的父亲接走，年幼的孩子无法接受突然失去妈妈的残酷现实，整天哭闹着找妈妈。

萨区分局的警察不仅强占了李卉的家，还电话监控与多次骚扰李卉的老父与亲属，他们对老人说李卉是法轮功的“头儿”，威胁李卉的家人亲属配合抓捕李卉。老父备受惊吓与煎熬，思念担心爱女，身体极度消瘦，精神濒临崩溃边缘，常常绝望的对人说：“完了，卉完了！工作没了，家也没了，什么都没了……”。

萨区公安局警察用暴力绑架好人、洗劫家财，而且公然强占民宅，欺凌孤儿寡母与年迈老人，其恶行在当地居民中激起了强大的公愤。有人说：“太欺负人了！欺负人家没人哪！……干出这种事来，共产党的警察简直连流氓土匪都不如！”

我的感觉没有错。在这八年之中，亿万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苦难是史无前例的。到今天为止，已有三千零七十三名法轮功学员被证实死于迫害；还有不知其数的成为器官活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的受害者。

然而，八年过去了，法轮功没有被“战胜”。相反，法轮功正在洪传于世。他已经传遍近一百个国家，他的著作已被翻译为三十多种语言。在法轮功的鼓舞和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站出来反对迫害，更有近两千四百万民众选择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

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历史中，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团体能够这样抵挡住共产党的铁血高压。面对中国越来越多的各种危机，包括道德不断下滑的危机、环境和生态濒于崩溃的危机、社会不公正、无保障体系、无安全感的危机等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法轮功的精神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希望。

可悲的是，对于从未有过受中共直接迫害的经历的西方政府和政客们来说，所谓“崛起中的中国”，对他们仍是一个玫瑰色的幻梦。

八年的人权灾难和法轮功学员们在八年中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努力，早就应该打开他们的双眼，唤醒他们的良知。今天，在这个迫害和反迫害八周年的纪念日中，我想再次强调：请支持中国人民唾弃中共的历史选择。只有这样，世界的未来才会光明；相反，如果我们继续对共产党的邪恶熟视无睹，我们就是在毁掉自己的将来。

Eight years ago, on July 20, 1999, I was detained in a sports stadium in Beijing with thousands of other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 did not know that this would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largest scale of persecu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nor did I know that this persecution would last for as long as eight years. However, witnessing these thousands of innocent people detained like this, I couldn't help crying for a long time. Perhaps deep in my heart I had a premonition about exactly wha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ould be forced to go through, and about the marvelous courage and magnificent deeds they would be capable of.

My instinct was not wrong. Indeed, what millions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ave endured is unprecedented. To date, 3073 deaths have been confirmed and there have been unknown numbers subjected to forced organ removal, "grotesque form of evil new to this planet."

However, eight years of most severe persecution has not "defeated" Falun Gong. Around the world, Falun Gong continues to grow. It has spread to nearly 100 countries; its books translated into more than 30 languages. Encouraged and inspired by Falun Gong, people are increasingly uniting to protest the persecution. Millions have chosen to qui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roughout the Communist era in China, never before has any group been able to withstand the suppre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Facing all the crises crea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including the ever-declining moral values, a critically endangered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system, on the very edge of total collapse, non-existence of social justice, social welfare or sense of security, Chinese people are now regarding Falun Gong as the ultimate hope for China.

Sadly enough, for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politicians, who have not had the "luxury" of direct persecution at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so-called "rising China" is still a rosy delusion.

Eight years of human rights disaster; eight years of the immense sacrifices and arduous effort by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should have opened their eyes and awakened their conscience long before this. Today, on the eighth anniversary of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I'd like to stress again: by helping the Chinese people with their historical choice of abandon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are choosing a bright future for the world; conversely, if we continue to turn a blind eye to the party's evil, we are ruining our own future.

【大纪元7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李辰星综合报导）1992年的5月13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公开传于世人。从1992年5月至1999年7月的七年间，据中国公安内部调查，中国大陆炼法轮功的人数达到7000万至1亿。据1998年北京市健康调查显示，在12731名法轮功学员中，炼功前93.4%的人是有病的，炼功后祛病健身总有效率达到99.1%。

1999年7月起，江氏与中共相互利用，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发动了史无前例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对真善忍的修炼者进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迫害。无数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被抓捕，被施用各种酷刑，被活摘身体器官，被折磨至死。

八年来，法轮功学员以真诚、理性、和平的态度走上天安门，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向人们，向各级政府，各大媒体讲述着被迫害的真相。

一百多位西人法轮功学员从世界各地到北京天安门为法轮功进行请愿

从2001年11月到02年11月，先后有一百多位西人法轮功学员从世界各地去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进行请愿，告诉中国人“法轮大法好”。

瑞典的伊旺·柯莉伯格说：“如果世界上的人面对邪恶迫害遵循真善忍的人时保持沉默，那就是默认可以用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杀害无辜的好人。如果中国政府把真善忍从人们心里抹去，那还剩下什么？”

2002年3月5日晚8时左右，长春有线电视网几十万用户正在收看电视节目，突然电影、新闻、财经等八个频道的节目切换成了法轮功真相电视片，八个频道同时播出了《法轮大法洪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片，播放时间长达四、五十分钟且中间没有间歇。法轮功创始人的镜头及世界各地大法弟子集体炼功的场面出现在众多大陆电视观众眼前。

在中共的直接压力下吉林省警察开始大搜捕。3月5日至3月24日期间仅长春地区法轮功学员就有5000多人被绑架，至少有8人被迫害致死。他们大部份遗体被秘密火化。

从此，大陆电视插播真相此起彼伏，更加大量的真相电话、电传、电邮、光盘等涌向大陆，向中国人民讲清真相。

几年来，各国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纷纷通过决议案，支持法轮功，要求中共停止迫害。2003年10月16日，美国国会第108届大会提出304号决议案，表达美国国会关于中国在美国和中国对法轮功的压制所持的意见，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停止利用外交使节在美国散布歪曲法轮功本质的谎言、释放所有在押的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在内的良心犯。

“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

2006年7月6日，由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乔高（David Kilgour）和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David Matas）组成的独立调查组向加拿大媒体公开了“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两位调查员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取证，通过对18类证据的证明和反证，得出结论：“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我们得出了非常令人遗憾的结论，即指控是真实的。我们相信，大规模的、违背意愿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掠取一直存在，而且现在仍然在继续着。”

2006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之际，来自台湾、日本、韩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及地区的国会及地方议会议长、议员、行政首长、非政府组织负责人，以及人权界、法律界、医界、学术界与媒体人士，共计九十人宣布成立了[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

中共害法轮功修炼人的手段集古今中外之大全，动用的酷刑至少有40种以上。例如：连续多日剥夺睡眠；多根高压电棍同时长时间电击，电棍插进大法弟子嘴里放电，电击胸部、腋下、乳房、阴部等等；形形色色的手铐、脚镣、“烟杆铐”、“狼牙铐”、背铐；橡胶棍、狼牙棒、地牢、水牢、死人床、坐板；抽人的鞭子有皮的、铜丝拧成的、钢筋条、荆条、全竹竿（带刺）、上绳、铁钉钉指甲缝、铁钳子拧肉、用钳子拔指甲、蹲小号、坐铁椅子、惩罚性灌食、用普通塑料管灌辣椒水、灌浓盐水、灌大粪汤，冬天往头上浇凉水、脱衣服在外面冻，炎夏在太阳下暴晒；不让大小便；连续半月不让睡觉。注射和强迫大剂量服用破坏中枢神经药物；超极限强度的电针摧残；对女性法轮功学员，包括怀孕妇女进行禽兽不如的性摧残，等等等等。

几年来，明慧网突破中共严密信息封锁，将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真相及时曝光；海外法轮功学员以街头发传单，办酷刑展、中使馆、领馆前静坐抗议等形式，将中共暴行广而告之。呼唤人的良知。

2004年12月，法轮功学员的真善忍国际美展首次于波士顿举行，之后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德国等、印尼、南韩、印度、台湾、等陆续展出。真善忍美展在揭露中共邪恶迫害的同时，展现法轮大法，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真相。

从2007年1月18日至2007年3月2日，由奥地利阿姆斯泰登市政府与艺术协会“Ars Cara”共同举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在阿姆斯泰登市政府展厅举办。美展吸引了众多奥地利媒体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称作为：“动人心弦的画展”。

各界褒奖及祝贺法轮大法日

从法轮大法传世以来，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洪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

同时，李先生获得了来自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的褒奖及感谢超过二千项。从2000年起，李洪志先生连续四度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2000年5月，为纪念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为纪念李洪志先生将大法传诸世人的伟大日子，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决定把5月13日这一天设立为“世界法轮大法日”，纪念法轮功的洪传，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真相。从此，全世界法轮功学员和全世界民众在每年的这一天庆祝法轮大法日。

随着法轮功真相的传播，人们对法轮大法有了更深的认知。各国、各地政府纷纷颁定“法轮大法月”、“法轮大法周”和“法轮大法日”，以褒奖法轮大法。

2007年5月12日、13日，法轮大法明慧网收到数千份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发出的贺电、贺卡和贺词，恭贺李洪志先生56岁华诞暨第八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中共迫害之手伸向海外海外法轮功学员坚持营救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亲人

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中共通过扣押海外法轮功学员的护照、不签发回国签证等手段，阻止海外法轮功学员回国与亲人团聚。

据初步统计，目前至少在加拿大、日本、意大利、瑞士、匈牙利、新加坡、英国、爱尔兰、荷兰、法国、丹麦、澳大利亚、西班牙、比利时、美国、德国、新西兰等1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护照被没收、拒绝给予延长或更新以及不给签发回国探亲签证。旅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营救在中国大陆被拘留、劳教的亲人。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和各界关注，立即释放包括自己亲人在内的所有法轮功学员。

**美国工程师王晓丹举行新闻发布会营救在中国被囚禁的父亲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七日，父亲节这一天，美国德克萨斯州土木工程师王晓丹，在德克萨斯州州政府的大楼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营救她在中国被囚禁的父亲。

王晓丹的父亲王治文是一名工程师，原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义务联络人。他是1999年4.25中南海万人和平上访中会见中国总理朱镕基，并与之交谈的几名学员之一。在八年前的七月二十日，王治文被警察从家中强行带走。留学到美国的王晓丹获得父亲的消息是在1999年圣诞节后的电视上，CNN报导王治文被判了十六年的徒刑，从电视上王晓丹看到她父亲的脸肿了，头发白了，一下子像老了十岁。

在晓丹的心目中，父亲的言教身教，使她学会了什么是宽宏大量，舍己助人，同时也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不是夺取名利，而是做一个真诚、善良、包容的人。

在德州州政府大楼前，王晓丹发出了呼吁：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她的父亲，请人们伸出援手。当过往的行人、观光客知道了晓丹的故事后，纷纷表示同情，并在征签表上签名表示支持营救她父亲、及制止迫害。

二零零七年五月三日晚，总部在墨尔本的澳大利亚利他主义基金会，将二零零六年度人道主义奖项“海龟奖”颁发给戴志珍女士和她的女儿陈法度，以表彰她们多年来奔走于世界各地共计四十五个国家、为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人士和他们的子女呼吁的精神。这是该基金会成立以来评选出的第一位华裔获奖者。

戴女士表示：这次获奖，她不认为只是针对她个人的颁奖，她认为这是对整个法轮功的褒奖，因为法轮功倡导真、善、忍的原则，法轮功学员在真、善、忍的实践中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无私无我的人。在遭受迫害的这八年里，为了世人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他们倾尽全力的在向世人讲清着真相。这个褒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反映了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法轮功和平理性的反迫害行为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和理解，并给予广泛的支持。

现居澳洲的戴志珍，其丈夫在中国因不放弃信仰被中共酷刑虐杀，那时他们的小女儿法度才15个月。戴志珍痛苦地回忆道：“当从网上看到丈夫遇害的消息，我一看就傻了，全身发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第二天早上，我的头发全白了，一夜白了头，这痛苦无法用语言表达。”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女大学生Cherrie Yang的母亲严柠于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天津的家中被警察绑架。为了营救母亲，Cherrie走访了麻省理工学院校长、麻州的众议员和参议员，拜访了剑桥市议员，他们都表示同情，并愿意提供帮助。参议员肯尼迪（Kennedy）与众议员Capuano分别代表Cherrie Yang 致函中共有关部门，希望立即释放严柠。

严柠原来患有忧郁症，对人生患得患失，经常抱怨。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不再消极悲观厌世，从此振作起来。二零零一年，严柠被强行送进天津市板桥劳教所劳教一年半。劳教期间，严柠天天被逼与吸毒、卖淫、偷盗等年轻案犯一起干体力活，没白天没黑夜的摘豆子，一袋子豆子一百多斤要自扛、自摘、自送，经常干到半夜二至三点钟，伙食非常差。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五日，Cherrie 在纽约中领馆前集会中呼吁：“我妈妈被警察绑架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没有人告诉我们在拘留所她是被怎样对待的。时到今日，中共还在继续抵赖，我家庭的遭遇就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中共所说的全是谎言。今天，我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我妈妈，让她回家！”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日，法轮功学员张伟杰在上班途中，被以“不转化会影响更多人闹事”为由、未经任何证据，被武汉市公安局一处绑架。陈曼为了找到丈夫的下落，寻求支持，先后写了2封公开信。二零零七年六月八日，陈曼去武汉市江岸区谌家矶洗脑班看望丈夫张伟杰。洗脑班的人打电话叫来警察，将陈曼及陪伴同去的夏庆菊拘禁，六月九日，陈曼被转至武汉市妇教所关押。

在芬兰留学的张伟杰、陈曼夫妇的女儿Sunny，多次在人流量大的赫尔辛基火车站旁，向人讲述真相并呼吁芬兰政府和人民伸出援手，制止中共的迫害。Sunny说：“国内的家人直到现在也没见到过遭绑架的妈妈陈曼，“六一零”承认他们确实抓了人，但不给出任何抓捕的理由，也不允许与家人见面。我现在十分担心父母的处境，因中共一直在施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焚尸灭迹的暴行。我在这里呼吁芬兰政府和人民伸出援手，制止中共的迫害，营救我的父母和千千万万被非法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七年二月，梁文坚和林志勇夫妇及其他六位法轮功学员在梁文坚位于广州的家中被警察抓捕。三月份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被判两年劳教。

居住在英国的梁文坚的姐姐梁珍妮已经向英国国会议员、欧洲议会议员、英国外交部和市议会发出紧急求助。有二十位英国国会议员致函中共和英国外交部呼吁释放法轮功学员，大赦国际发出了紧急营救行动的通告。

诺丁汉晚报用半个版面登载了梁文坚在中国因坚持信仰而遭到中共当局抓捕和劳教的故事，呼吁英国人伸出援手，解救梁文坚。文章还报导了当地议员阿兰辛普森在最近几周内两次致信英国外长，请求她提供帮助，制止迫害。

梁珍妮和她的家人已经在网上设立征签表，呼吁释放梁文坚。欧洲议员罗杰·拿普曼在呼吁释放梁文坚的请愿书上签了名。他在给珍妮的信中写道，“我对令妹的遭遇深表同情。不幸的是，中共是独裁统治，这是他们臭名昭著的伎俩。”很多欧洲议员都表示希望营救梁文坚行动顺利成功。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四位来自加拿大不同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渥太华的国会山的新闻发布会讲述了各自亲人的遭遇，要求释放包括十五位加拿大居民亲属在内的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林慎立，加拿大永久居民，曾因坚持法轮功信仰被中共非法监禁两年半，后被营救至加拿大。二零零一年，加拿大国会通过了二三六号动议案，营救包括他的弟弟林鸣立在内的十三位法轮功学员。之后，林鸣立被提前一个月释放。二零零五年，林鸣立又被绑架并判了六年刑。林慎立说，“法院拿出的证据就是一份口供，说林鸣立刻录《九评共产党》的母盘。没有人证、物证，说是有人提供了一份口供，就判了六年。”

来自蒙特利尔的留学生沈跃讲述了自己母亲和三个姨妈的遭遇。沈跃说：“我母亲是在街上被跟踪绑架，有人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她说是，就被带走了，上车了。她在拘留所和其他学员曾被戴上十多斤的脚镣在操场上走，冬天不让穿鞋在雪地上跑，跑几十圈，每天被用棍子打，用胶皮警棍打，用电棍电，没有人身自由，不让炼功，干什么都不行。”“我的几个姨，特别我的大姨，在家里被软禁，二十四小时不允许出去。不允许她儿子出去找工作，结婚也不行。政府说，‘你必须要看住你母亲’。

姚联说，她的先生马剑，原是北京一家法国公司负责中国和北亚业务的总经理，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马剑在北京工作单位遭到十几名警察殴打，并被绑架。马剑于二零零七年四月十八日被判处劳教两年六个月。

多伦多居民曾晓楠年过半百的母亲黄新曾被反覆逮捕、关押，未经审判被绑架并被判刑八年。被关押期间，黄新遭到体罚等酷刑，并被强迫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令她丧失说话和行走的能力，她几乎无法辨认自己的丈夫。曾晓南曾多次写信给加拿大政府及人权团体，吁请营救母亲。曾晓楠说，每次国内打来电话，或明慧刊登任何有关我母亲的消息，中共官员都会来“看”我的父亲。实际上，是在给他父亲施加压力。由此可见，中共是最怕曝光的。

二零零六年三月初，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售牟利并焚尸灭迹的恶行相继曝光，一年多来，台湾各级民意机关也纷纷谴责此一惨绝人寰、人神共愤的暴行。至今台湾二十三个县市中，已有嘉义县、宜兰县、基隆市、花莲县、台南市、云林县、屏东县、澎湖县、彰化县、新竹县、台中市、台东县、高雄市、桃园县、台中县、苗栗县、台北县、高雄县及台南县等十九个县市议会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其它四个县市议会也正在进行联署提案中。

二零零五年二月“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台北首展后，陆续在台湾二十三个县市与大学院校巡回展出，包括台大、政大、清大、交大、中央、文化、云林科技、中正、海洋、东华、花莲教育、宜兰、中山等数十所大学，受到各地民众热烈欢迎。这些画作表现出艺术应有的光明、纯正与至善，呈现对天人合一美好境界的向往，并展示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呈现出修炼者坚忍不屈的高贵情操。

二零零五年八月“法轮大法弟子证实法摄影展” 在台北市立社教馆首展后，也在全台湾各县市巡回展出。摄影展精选了一百四十幅摄影作品，呈现大法修炼的美好、反迫害的艰辛历程，见证了修炼者对“真、善、忍”的坚定信念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二零零四年底《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彻底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由此引发全球华人的退党大潮，迄今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发表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逾二千万三百万人。两年多来，台湾学员多次举办大型的集会游行活动，配合全球声援退出中共的浪潮。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五日，新竹举办盛大的“和平新世纪：声援二千万人退出中共恶党”的集会游行，四千名来自台、澎、金、马的民众共襄盛举。

这场迫害已是强弩之末，八年来矢志不渝实践着“真、善、忍”法则、坚持不懈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已经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改变了历史，创造了奇迹，这一切都将成为“正义必胜、暴政必亡”的永恒见证。台湾法轮功学员与海内外同修将一如既往，秉持大善大忍的胸怀，继续向社会各界讲真相，直到这场迫害结束。（全文完）

本次新闻发布会是由新西兰国际大赦、新西兰绿党联合在新西兰国会大厦举行。绿党外事言人,议员凯斯.洛克(KeithLock),主持会议。洛克先生在开场白中表示:中国的人权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中国问题了,而且新西兰政府也没有给予重视。目前中共的人权迫害已经延伸到海外,延伸到新西兰来了.中共在新西兰已经可以干扰一个市长取消观看一场早已约定而中共不喜欢的演出,中共甚至干扰新西兰国会驱逐一位正在国会进行采访的华人媒体记者。阻挠法论功参加惠灵顿圣诞游行等等。绿党共同党魁珍妮特．菲茨曼斯（Jeanette Fitzsimons）国会议员到会支持。新西兰的主要英文媒体TV1， TV3， RadioNZ， Scoop、Dominion Post 等到会采访及报导。

陈用林在新闻发布会上，直接指证两个华人社团，分别名为"新西兰中国团体联合会"和"新西兰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为中共所资助设立并运行的华人社团，用其名称欺骗性很大，打着在纽华人的旗号，干扰主流社会，分裂社团，监视海外民众，实际上就是中共在海外的代理机构，代表的是中共的利益。

陈用林说：中共领馆通过新西兰中国团体联合会，由这个社团的名义来操控其他亲共团体，新西兰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是其大洋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一个分支机构，都听命与其在国内的总部，贾庆林为其总头目。例如，在台湾问题上，当中共制定反分裂法后，新西兰这个团体反映就非常快，替中共宣传。很难想像，作为新西兰人对COOK岛独立倒是无动于衷，倒是对远在万里的台湾岛如此感兴趣。

陈答：中共在新西兰的间谍虽然没有像澳洲这样多，但主要是通过对社团和学生会的操控来运行的，有的社团和学生会就是由领馆和使馆资助设立并运行的。例如"新西兰中国团体联合会"和"新西兰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就是中共所资助设立并运行的社团，他们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这些机构来操控海外华人，收集情报，监视那些被中共认为是对他们有威胁的团体，如：民运人士，台湾人士，法轮功团体，西藏及新疆等团体。这些社团和学生会经常在领馆开会，研究抑制民运和法轮功的一些行动，干扰本地一些议员去参加支持民运及法轮功的集会活动。

陈用林同是指证了在2005年中共驻新西兰大使馆策划实施了对一位女性华裔新西兰永久居民（也许已有新西兰公民身份）的绑架事件，他说:他是从国安部得到的消息。她被从新西兰某地绑架到一艘COSCO（中远集团）的货船上后运回中国。陈用林透露说：被绑架的这位妇女对中共极有价值。

陈用林在新闻会上说：中共早在2002年就在实施一套非常详尽的针对大洋洲各国的宣传及干扰计划，新西兰人实在是太不了解中共在全球各地的危害，中共正在垮台，新西兰人应该考虑一下与中共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是否值得。陈用林感叹道：中共非常"感激"新西兰政府，因为他们没有给中共在人权方面太大的压力。

集会前，由来自各团体的人士组成的游行队伍，由惠灵顿市中心广场步行至国会大厦前。游行队伍的横幅诉求包括“人权不可以被出卖”、“逃亡尼泊尔” 、“停止镇压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 、“中国每年执行死刑15000人” 、“发出你的声音” 、“腐败” 等。

此次由国际大赦组织新西兰分部、绿党、法轮功之友和西藏之友等联合举办的人权集会，以“人权不能被出卖” 为口号, 呼吁人们“发出你们的声音”，呼吁政府在与中国进行经济往来中，不可以牺牲人权为代价。

19日中午，数辆载有关中国人权主题的卡车行径惠灵顿市中心。西藏之友的雪山狮子旗帜、法轮功天国乐团、国际大赦的黑衣宣传车，沿途吸引众多上班一族和旅游者的目光。中午时分，参加此次游行的所有人士到达国会大厦前。集会主持人，来自国际大赦的Gary Reese号召在场人士以写有“人权不可出卖”黑布裹嘴，沉默一分钟，以示对中共人权迫害的抗议以及对受害者的支持。来自国会中的多位议员、人权组织代表和前中国驻澳政治领事陈用林到场表达声援并发表演讲。

来自执政党工党、绿党和联合未来党的国会议员应邀参加了位于国会大厦前的集会并发表演讲。

联合未来党党魁彼得·邓恩(Peter Dunne)是现政府中的税务部长兼卫生部副部长，他在发言中称赞陈用林的勇敢行为。他表示目前中国在被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如人权、自由等所有方面都是失败的。他以死刑和器官买卖为例，说明在政府的贸易谈判中，强调人权既是对新西兰人，也是对中国人的尊重。政府害怕中国提及人权，走得太远了。

新西兰绿党议员凯斯·洛克(Keith Locke) 在发言中表示“如果自由贸易协定意味着违反人权，意味着限制批评中国的权力，意味着更多类似王宁事件，意味着禁止与达赖喇嘛会见，那么这样的协定新西兰人不想要”。

工党议员玛利亚·斯崔特(Maryan Street) 代表政府发言，她表示所有人到国会前表达意见是正确的。她强调政府在通过各种渠道强有力而且持久的表达工党支持人权的政策，是政府长期而独立的政策。她表示她本人和其他工党议员都是国际大赦的长期成员。工党会继续支持对人权迫害案例，特别是法轮功遭受酷刑迫害的关注。

人权组织发言力挺人权

新西兰国际大赦组织负责人赛德·辛普森(Ced Simpson) 首先发言表示，国际社会自1948年以来公认的真正安全是对人权的尊重，没有监牢之忧，言论自由，但今天中共政府剥夺了人们这些权力。

西藏之友惠灵顿负责人克莱尔·克拉克(Clair Clark)在发言中简述了西藏经历的人权迫害，包括一位极其重要的喇嘛的失踪。她简单回顾了达赖喇嘛4周前新西兰之行的宗旨，并表示希望在达赖喇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西藏人自由的一天。

新西兰法轮功发言人瑞凯·罗伯特森(Ricky Robertson) 在发言中表示，在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法轮功已经传播到世界64个国家。他表示来自加拿大独立调查的报告显示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存在。他表示新西兰人权组织合作呼吁政府表达新西兰确实关注中国人权状况。

王宁(新西兰首都华文报主编) 以其自身经历，表示中共官员在新西兰指手划脚令人不可接受。他认为19日多个团体首次合作，制止人权迫害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陈用林-前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总领事馆政治领事、一等秘书。

今年6月初，陈用林在访问加拿大期间，曝光了中共驻加使领馆在加建立一系列组织，将中共政策出口海外，引起海外华人社会一片哗然。

此次来访新西兰，陈用林于18日再次表示中共已经将迫害延伸至新西兰，将一位持有新西兰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士绑架回中国。他在19日的发言中回顾了中共成立的历史，就是一个“摧毁文化” 、“杀害国人的历史” ，是一个“邪党” ，在中国已经非常不受欢迎。他希望新西兰主流社会能制止中共对新西兰的渗透。他在19日接受主流媒体采访中，当被问及是否担心自己的安全时，他表示他不怕，但会非常留意。他相信新西兰人站在他的一边。

国际大赦新西兰分部和绿党分别在网站上刊登近年来中共在新西兰进行的有关迫害人权的事件。

据上述两出网站报导，中国政府对内大面积迫害自己的人民、监控媒体和网络、非法监禁以及酷刑、器官买卖、严重迫害少数民族如臧族，迫害如法轮功等精神团体。

1999年：听令于中国当局将示威者赶走；

2002年: 奥克兰机场由于中国官方压力移走法轮功广告；

2006年5月：惠灵顿地区性报纸因刊登法轮功消息被从市政厅移走，这样的报纸可能冒犯来访中国官员；

2007年3月: 由于中方官员要求，新西兰记者被禁止在国会参加新闻发表会；

2007年4月：奥克兰地区市长们受压不要观看有法轮功学员参加的演出；

2007年6月：由于中国政府施压，新西兰官方代表没有会见达赖喇嘛。

两出同时网站质疑如果新西兰不能令中国尊重新西兰的自由，新西兰如何为中国带来更多自由。新西兰不应因为贸易机会而对人权侵犯保持沉默，人权是新西兰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