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维权通讯(2007/03/10-16)

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于获奖人的缺席而无法举行，但历史永远地记载了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名至实归地授予了帕斯德纳克。尽管帕斯德纳克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还是遭到了来自赫鲁晓夫及勃列日涅夫专制政权的无休止的迫害，这包括威胁驱逐出境和关押流放。

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成员律师李和平说，委员会的20多名成员律师得知撤销决定后都非常气愤，并且写了一份不同意撤销这个委员会的意见书，交给了北京律师协会会长李大进，但是至今没有得到任何答覆。

据悉，新华社8月12日刊登了记者姚润丰、刘海撰写的文章《成都市温江区：“百千工程”助推城乡一体化》，称“失地农民就业率达70%”，饱受失地之苦的温江农民看后非常生气。

据王东方说，父亲满身都是青紫淤血，脖子、眉心、头顶、后脑勺都有明显伤痕，怀疑是被联防队员打死后，扔到护城河里的。家人申请丰台区公安分局对尸体进行鉴定，当局在没有对尸体进行解剖的情况下，第二天就出了鉴定书，结果是不排除溺水死亡，而其中既没有提及尸体上的明显的伤痕，也没给出任何解释。王东方质疑当局种种做法---

上周五(8月10日)，北京林业大学学生王瑞环在网上发出公开求助的帖子，引发众多网友关注。8月6日，王瑞环的父亲在拾荒时遭联防队员追赶，其后尸体被警方称从河里打捞，家属指遗体遍体鳞伤，是被联防打死后弃尸。

最大的牛仔裤批发的广州万佳服装批发市场以“统一管理”为由，要求所有货运工高价购买指定托运车，招致货运工人不满，13日上午近千名货运工人齐集批发市场的广场入口抗议，并把大批货物堆放在广场外，一度令批发市场交易瘫痪。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镇大诸桥村27-2号村民叶金娣的私有房屋，已被当局强拆。现当局为了逼其家人签定拆迁协议和害怕她们继续上访申冤，其妹妹叶金娥一直被软禁在家，每天24小时被当局监视。《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表示，这个案件非常典型，当局为拆这户人，出动一千多人进行强拆，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暴力拆迁。这不是一个官员的问题，而是专制的体制(既得利益集团)保护和默认了这种行为。

香港扎铁工人为争取合理回报发动的罢工行动愈演愈烈，继上周六数百名工人到政府总部请愿令交通一度受阻后，昨日续有超过5百名工人在一个地盘外集会，争取合理的工资水平和减少过长的工时。有工人指出，多年来操控工资谈判的亲共工会不能为工人争取合理权益，他们表示会坚持继续罢工维权。

奥运精神是和平、公正、民主、保障人权。2008年奥运预定在北京举行，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必须改善国内人权状况。不能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政府，无权主持奥运会，为此我们向中国政府提出......

为数众多的大陆民众也热诚参与“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他们也会把“要人权不要奥运”的呼声传向世界。到目前为止，大陆已有八个省份将参与“人权圣火”传递，（为了安全，暂时不公布省份名称），具体接力传递方式还在筹划之中，将于适当时机公布。

八月八号，北京举行了奥运开幕倒计时一周年的仪式，同时，“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及著名演员、联合国亲善大使米亚．法罗也分别在奥运发源地雅典及乍得点燃了抵制人权迫害及种族大屠杀的“人权圣火”，这些事件引发了澳洲媒体的广泛关注。

根据近日纽约时报的报导，政治与体育要截然划分开来是不可能的事。现代的奥运有史以来就是政治与体育同时并存，难以泾渭分明。1936年的奥运是希特勒与美国黑人田径选手杰西欧文(Jesse Owens)的角力，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是冷战的开始，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是对黑人权力的礼赞，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11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杀，玷污了运动的精神，而1980年与1984年莫斯科与洛杉矶的两次奥运是联合抵制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年代，而北京也参与了这场政治运动：对前苏联奥运的抵制。

另据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2004年8月19日报导，有一种药品叫氯胺酮，出厂价为20元，但销售定价却在134元。《法制晚报》报导，一种叫硫酸软骨素的注射液，药店的零售价是0.46元，但通过政府招标采购进入医院后的售价为28.92元，价格飞涨了63倍！

中共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网站在8日北京奥运一周年倒计时庆祝活动的报导中，出现了有关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示威遭军队镇压、造成大量人命伤亡的文字，这些文字在12个小时后被删除。

为纪念中共建军80周年，中国军事博物馆上月推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展”。在“十大开国元帅”橱窗，人们惊讶地看到林彪的元帅像。林彪于1971年出走并在外蒙古坠机身亡，之后，一直受到毛泽东和中共官方的全面否定。新华社报导了这项消息，并用“实事求是”和“客观态度”、“尊重历史”等词汇予以解释。展览馆处长明确表示：“以后不再丑化林彪。”

有关的档案是在上星期在德国东部城市马格德堡市区域档案局发现，这份可追溯至1973年10月1日的7页文件指出，又称为“史塔希”（Stasi）的东德国家安全部曾向边防军下令，必须“阻止或是消灭”可能的异见分子。其中一段主要文字说：“不要迟疑立刻使用武器，就算侵犯边界的人中有妇孺也不例外，这是叛徒最常使用的伎俩。”

熟悉的道路、普通的排水沟，一根电线杆，转瞬间成为夺命地带。异乡人和本地人，情侣、母女、工友……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34个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在这一天都拥有了共同身份：死于7月18日。

经初步了解，该段大桥全长约268米，为石拱4孔桥，宽13米，高42米，桥下河宽约50米，水深约1-2米，属省道二级公路桥，由湖南省华罡交通设计院设计、湖南省路桥公司施工建设。至事故发生前，该桥已施工完毕，正在拆除施工脚手架时发生全部垮塌事故。

深圳在街道上大批安装警用监控摄像机之后，本月还将在属下的盐田区内实验发行电脑晶片居住证，把市民重要资料存在晶片中，使警方一目了然，并将推向各地。有分析认为，这是严重侵犯市民个人隐私，也有认为，当局这一做法除了利于治安外，还会轻易地掌握市民街头抗议等苗头。

香港政府最近提出将开放两百多万拥有固定深圳户口的深圳居民自由进出香港，有报导称有关提议正等待北京批准，最快可于今年十月的特首施政报告中宣布，并分阶段付诸实行。由于政策对深港居民影响颇大，目前官方对这一政策颇为审慎，但民间已引起热论，两个不同制度的城市融合对双方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本文将发表在即将出版的《新纪元周刊》第32期，探讨这一新闻背后的来龙去脉，和市民的反应。

对此，《中国事务》主编、著名政论家伍凡表示，中共很无耻，一向是能拖就拖，能推就推。这次又是故伎重演，把责任统统推给商人，好象跟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事实上，商品出口时，政府要有规章制度，要做检验，要有一套管理机制和程序，那在这个过程中的那些官员呢，难道就没有责任吗？！

这次回收的0.65盎斯小条牙膏是由港商明辉集团在中国的工厂生产再以Gilchrist & Soames品牌行销。Gilchrist & Soames总裁得莫(Kathie De Voe)于声明中表示，第五回独立测试显示二甘醇的成分高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的标准。

如果说，中国有什么经济指标确实已经与发达国家并列的话，老百姓的税负算是一项。一般说来，人均收入高的国家，其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比较高。个中的道理不太难理解，因为如果人均收入太低，老百姓连肚子也填不饱，哪里还有那么多钱来缴税？而收入高了，政府的纳税空间也就大了。但是，中国却是一个例外，中国人均收入刚刚达到两千美元，但是其相对的税收负担已经是全球名列前茅了。

我后面是那个一头长发的女护士，她也坚决不服从，正在和小哨讲道理。小哨急了，说：“嗨，后面全是法轮功，要不来点厉害的，看来你们是不会听话了！”说着去找那几个警察，估计是想去要电棍。这个女护士忽然凛声说道：“我们炼功只是想做好人，为什么这样以死相逼？我强烈抗议！”说完急跑几步，一头撞到了墙上！只听见“咚”的一声闷响，连地都震动了。整个调遣处寂静了几秒钟，接着一片大乱。

1958年10月25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前苏联作家帕斯德纳克，以表彰他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两天后，瑞典皇家科学院收到了帕斯德纳克的如下电报：“无限的感激，振奋，自豪，震惊和惭愧。”

然而，又过两天后，瑞典皇家科学院又收到了帕斯德纳克另一封电报：“考虑到这一次诺贝尔文学奖因授予我而给我所在的国家所造成的影响和困境，我必须拒绝它。请务必谅解我发自内心的拒绝。”

随后，瑞典皇家科学院立即发表如下声明：“帕斯德纳克的拒绝领奖，丝毫不会改变这次文学奖的正当性。但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非常遗憾地声明，这一颁奖仪式将不能如期举行。”

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于获奖人的缺席而无法举行，但历史永远地记载了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名至实归地授予了帕斯德纳克。尽管帕斯德纳克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还是遭到了来自赫鲁晓夫及勃列日涅夫专制政权的无休止的迫害，这包括威胁驱逐出境和关押流放。同时也激起了国际社会对帕斯德纳克的持久关注和声援，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多次就帕斯德纳克事件同赫鲁晓夫当面交涉。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帕斯德纳克的拒绝电报是出自他本意，但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历史也不断证明，那是帕斯德纳克迫于来自克格勃及赫鲁晓夫共产主义专制政权的压力，是因为他对那个政权的恐惧。然而，帕斯德纳克的拒绝领奖，没有丝毫玷污诺贝尔文学奖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也不是瑞典科学院或是帕斯德纳克的耻辱，相反地，那只是暴露了共产主义政权的残暴，那无疑是独裁者赫鲁晓夫及全世界共产党人的耻辱，是苏联人民的伤痛，是苏联历史上的又一幕丑剧。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长河中著名的日瓦戈医生事件.。

一个月前，纽约科学院将2007年度的科学家人权奖授予中国的两位杰出医生蒋彦永和高耀洁，以表彰他们两位在医学科学领域里的杰出贡献，特别是他们在防止萨斯病毒及爱滋病毒在中国的大面积恶性蔓延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我们相信，两位中国医生的贡献不仅是造福于中国，而且是造福于全人类；他们的成就，不仅在科学领域里是杰出的，在推进人权事业上也是巨大的。他们完全无愧于纽约科学院颁发的科学家人权奖。

然而，当得知获得纽约科学院的科学家人权奖后，蒋彦永和高耀洁两位医生一方面感到兴奋，感激，和自豪，同时又感到为难，甚至让他们再次感受到来自中国有关部门的重重压力和阻挠。纽约科学院的成员刘刚和唐贝蒂教授曾多次代表纽约科学院同蒋彦永和高耀洁电话交流，两位医生曾一再表示他们对获奖的无限的感激，振奋，自豪，震惊，和惭愧的心情。然而，就是这样的电话交流，也常常被有关方面人为地阻挠和切断。来自中国当局的巨大压力不言而喻。在 2007年8月1日中国建军节的当天，纽约科学院收到了本人就是中国军人的蒋彦永医生的如下电传：

你发来的EM和邀请信均已收到，谢谢你的邀请。考虑到我是从事医学工作的，而这个人权奖完全是从政治出发，不是一种科学的奖，鉴于上述原因，我决定不接受此奖，请你谅解。

对比蒋彦永的拒奖传真和帕斯德纳克的拒奖电报，我们不难发现这二者是惊人的相似。我们更发现，在半个世纪过去后，中国在科学技术上得到了长足进步，已经由电报进化到了电传和电邮时代，但中国的所谓和谐社会竟依然停留在当年克格勃的黑暗专制时代，人们依然生活在极度的恐怖之中。

尊敬的胡锦涛先生，今天发生在中国的蒋彦永拒奖事件是当年的帕斯德纳克事件在半个世纪后在中国的重演。它无疑是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的耻辱，是中国政权的耻辱，更是您作为中国元首的耻辱。赫鲁晓夫曾因迫害恐吓帕斯德纳克而被永久地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我们衷心希望您不要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因为进一步迫害蒋彦永就为共产党的历史又增加耻辱的一页。

江泽民因为蒋彦永发表过为六四正名的公开信而限制蒋彦永的人身自由，我们衷心地希望您不要步江泽民的后尘，切不可因蒋彦永获得科学家人权奖就限制他的人身自由或剥夺他的出国权利，那无疑是为早已劣迹斑斑的中国共产党人再添劣迹。

我们非常欣赏您的建立和谐社会的政治主张。但我们深信，无法保护公民不受恐惧的社会，绝不会是一个和谐社会，而给人民增添恐惧和制造恐惧的社会，就只能是一个罪恶的社会。

因此，我们诚心地向您呼吁：请您制止您的手下继续骚扰恐吓威胁蒋彦永医生；请您做出切实的努力，消除蒋彦永医生因获得科学家人权奖而产生的担心忧虑和一切麻烦；请您为蒋彦永医生来美发放通行证，促成他来美领奖。只有这样，您才会在建立和谐社会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

该公开信公开在网上征集签名。并请大家广泛传播。有意连署或联系着，请与我们联系：HCP@WeiJingSheng.org 或 HCP0411WJS@aol.com.

公开信起草人：刘刚，纽约科学院人权委员会成员。
发言人：魏京生，王丹
协调人：黄慈萍
法律顾问：李进进
联署名单：王有才周封锁牛乐吼老蝎春秋冬月2 吾丁草虾 Sanben … …

北京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的成员律师表示，北京市律师协会没有事前沟通，7月中旬突然通知说，决定撤销这个委员会，同时设立“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和“宪法学专业委员会”。

李和平说，北京律师协会方面没有明确说明撤销这个人权委员会的理由，但他认为这可能与“人权”这样的敏感问题有关。他说：“现在就是想把这些人分开，还是连宪法人权这几个字根本就不敢提？并且有人说过，宪法这个事情是敏感的；宪政更敏感；而人权那就不用说了。很多人说，在律师界中提到这些，他们会很害怕。他们连人权、连宪政都感到害怕，感到恐惧。”

该委员会的律师说，这个委员会前一段时期打算和北京大学联合成立一个宪法和人权方面的研究中心，再有就是这个委员会集中了不少参与较大、较有影响的案件的辩护律师。这些都可能触及到当局的敏感神经，也会给北京市律师协会带来压力。

北京律师协会下属的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成立于2001年，是最早成立宪法人权委员会的全国地方律师协会，甚至比中国律师协会属下同名委员会的成立时间还早。

北京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律师李方平说，律师聚集在这里是希望能够有助于推动中国人权的进步。他说：“这个专业委员会到现在已经成立7年了，也汇集了一批关注中国人权进步的律师。他们也非常愿意通过自己的活动去捍卫人权，并且形成了一些研究性的东西，大家共同分享，探讨如何通过这样研究成果或者具体的职业活动进一步去推动中国人权的进步。”

记者给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李大进律师致电留话，一直没有得到回应。但是李大进曾经就撤销宪法与人权委员会问题告诉香港媒体，说北京律师协会不是撤销、而是把它分拆成“公益法律事务”和“宪法学”两个专业委员会。李大进对香港明报说，分拆原因是为细分委员会职能，让其更加专业。李大进表示，因为受上层压力而撤销人权委员会的说法不代表协会和他本人的意见。

北京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的主任萧太福没有解释撤销该委员会的原因，但是他表示北京律师协会这样做不合常轨，并暗示其领导层不合格。他说：“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来担当律师协会的领导？只有一个热爱国家的人、热爱人民的人、一个热爱法律的人，他才有资格代表律师、组织律师、带领律师去推进民主法制的事业。不合这种标准的人就没有资格指手划脚，甚至去误导。”

中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的会员律师莫少平认为，即便中国的律师协会仍然有着浓重的官方色彩，这样的人权委员会还是有着有限度的意义。他说：“就他们设立一个专业委员会本身，从专业层面上讲，有这样一个组织，可以让在这方面比较精通和熟悉的律师相互交流，也可以利用这样的专业委员会对一些案子进行研讨。这个是有正面意义的。但是它的自主性是比较弱的，要对它寄托过高希望也是不现实的。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批评说，中国律师协会的一些负责人只是想在这样的位置上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而已，即便当初成立这样的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也只是想给外面人做做秀，而一旦遇到压力，就连做秀的胆量都没有了。

为此，温江上百农民自发聚集，并依据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新闻出版总署公布虚假新闻举报电话】“基层单位和群众如发现报纸、期刊刊发虚假新闻，可向报刊出版单位直接反映”，前往新华社四川分社反映《成都市温江区：“百千工程”助推城乡一体化》系虚假新闻。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强烈要求新华社等官方新闻机构遵守基本新闻事实、严守国家法律法规，立即停止制造虚假新闻，并向成都农民道歉。

王瑞环和哥哥王东方13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案发多日，警方至今拒绝立案侦查。今天去了丰台区检察院报案，检察院说，检察院不是公安机关的领导机关，他们管不了，并称，你们去北京市检察院都没用。

王东方在论坛上贴的帖子遭删除，他投诉无人理睬。而据王瑞环说，跟国内媒体联系无果，有媒体直接告诉她说，他们不敢报导此事。但是他们收到很多热心网友的来电来信声援。

王东方说，我们没钱、没门路，告状无门、走投无路，绝望中我们想到媒体，希望有正义感的好心人们能伸出援助之手，为我父亲讨回公道。

据王瑞环自述，他们兄妹均是在校大学生，来自贫困的河南农村。为筹集兄妹上学的学费，他们的父亲王粪堆和母亲田玉平一起到北京打工，靠捡破烂和打短工供他们读书。

目前就读于河南省平顶山工学院的王东方说，我爸爸是个很老实、木讷的人，不爱说话，就是静静的干活，村里的人都说他人很好，心灵手巧。他虽然嘴上不多说什么，但我们都知道他很关心我们，一大把年纪，为了我们，到北京来打杂工，住在一间6平方米的屋子里受苦。

据王瑞环事后查证获悉，8月4日早晨5点20分左右，王粪堆和其他三名同伴路过左安门桥西，看见路边有废钢筋头，欲捡之际，突然冒出一群拿着橡胶棍、木棒的人冲了过来，事后确认是丰台区方庄芳城园派出所联防队员。四人惊慌不知所措，其中两名同伴刘红旗、刘连合当场被抓，刘创业跳水逃脱，王粪堆一直往前跑，几名联防队员随后追赶，半个小时后追赶王粪堆的几名队员回来和剩下的几名队员一起将刘红旗、刘连合二人押往联防队。刘红旗、刘连合在联防队遭到毒打，随后被送到丰台区方庄芳城园派出所，后获释。

王东方兄妹与母亲闻讯后到方庄派出所，派出所民警说出事地不归他们管。他们随后到芳城园派出所，得到的答覆都是“我不知道，别问我”，“你等会”之类的话。后来值班室的人说：“人找不到就是投河了呗，投河不就淹死了呗，淹死过两天就会漂出来了呗！”随后过了一人，恶狠狠地对他们说“这事别找我们，该找谁找谁！”。

6日，他们再次到芳城园派出所报案。派出所一名民警告诉他们说丰台区分局打捞了一具尸体，让他们去辨认一下。到了停尸间，发现死者正是王粪堆，满身青紫瘀血，脖子、眉心、头顶、后脑杓都有明显伤痕。据看尸老人说，据他多年经验，明显是被凶杀。

8日丰台区分局出具的尸表鉴定的结果是“不排除溺水死亡”，鉴定书中没有提及王粪堆尸体上的瘀血和创伤，也没有对这些明显的伤痕给出任何解释，更没有对尸体进行解剖查明死因，草草得出“溺水死亡”的结论。

王东方兄妹经过调查事发地点和人证，认为父亲是被打伤后扔进护城河淹死或是被打死后抛尸护城河，而当时追赶他们父亲的联防队员有明显嫌疑。

王东方兄妹哭诉说，父亲惨死之后，我母亲整天愣在那儿发呆，现在悲伤劳累过度已病倒。我们只有靠你们媒体了，希望能够查明真相，给我们这些善良守法的公民一个合理的交待，以慰藉我们未亡人的苦痛。

北京一名河南籍民工王粪堆8月4号在与同乡一同拾荒时，遭丰台区芳城园社区联防队员追赶，失踪后离奇死亡，而公安部门至今拒绝以刑事案件立案。死者的两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女将求救的帖子发了上网，24岁的儿子王东方星期二接受本台采访讲述事情经过---

王东方：“看到路边有黑钢筋头，还没捡到呢，就有人大喊着拿着木棒和橡胶棒上来撵，他们几个见那场面都吓坏了，就跑，其中两个被抓到了，还有个人跳河跑了，我父亲就一直往那边走。抓到那两个人被铐上，其中一个人被打了，把他们压在地上，也不让抬头看，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去撵我父亲的几个人回来，把两个同乡压到派出所，两个多小时后放了。从那以后我父亲就一直没有出现，两天后在护城河里发现他的尸体。”

求救的贴子写道：父亲失踪后，家人曾到管区的芳城派出所询问，得到了一个令他们心寒的答覆，警员说：“人找不到就是投河了，投河不就淹死了呗，淹死过两天就会漂出来了呗！”

其后不久，派出所通知家人丰台区分局打捞了一具尸体，果然就是王粪堆。据王东方说，父亲满身都是青紫淤血，脖子、眉心、头顶、后脑勺都有明显伤痕，怀疑是被联防队员打死后，扔到护城河里的。家人申请丰台区公安分局对尸体进行鉴定，当局在没有对尸体进行解剖的情况下，第二天就出了鉴定书，结果是不排除溺水死亡，而其中既没有提及尸体上的明显的伤痕，也没给出任何解释。王东方质疑当局种种做法---

王东方：“第一、应该先把我父亲这个案件列为刑事案件，因为我们有足够理由怀疑是凶杀，而不是一般治安事件；第二、公安局要采取侦察行动，当时现场有血迹，还有早上一些钓鱼的、扫大街的，可能会有目击证人，他们也没有去走访这些人；还有本来应该做一些尸体解剖，我去看过，我感觉身上的瘀血，头上的伤痕累累，那都是致命伤。”

记者致电芳城派出所询问事件，警员称不知情。当记者问到联防队的情况包括工作性质时，回答竟是不可奉告。

事件也引起了法律界人士的关注，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滕彪曾与家属联系了解案情，提供法律援助，他当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滕彪：“简直是故意杀人，从刑事诉讼法来看，公安机关应该受理这个案件，尽快破案、找出凶手。”

正就读于河南省平顶山工学院的王东方告诉记者，为了他和19岁现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的妹妹，父亲带着母亲从河南农村老家到北京捡破烂和打短工筹学费。想不到魂断异乡，一家人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困境。他希望为父亲讨回公道。

滕彪曾在03年连同另外两位法学博士就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收容所内被打死的案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建议书，当时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当局采纳建议，废除了1982年出台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而该案中的凶手被判处重达死刑的制裁，相关的各级官员也纷纷受到处罚。

滕彪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类似的事情至今仍在发生，但往往在媒体和舆论关注缺席的情况下，不了了之---

滕彪：“如果没有舆论的关注，公安机关对这种案件恐怕就非常冷漠，不愿意处理。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各地都有类似的这种案件，只不过有一些因各种原因能报导出来，大量的这种类似案件报导不出来。不管大学生还是农民工，他们的生命权是一样的，一个生命被这种残忍的方式折磨死了，我们觉得不可接受。”

据香港太阳报报导，昨日上午八时左右，近千名货运工人已集中在服装批发广场入口处，他们与保安人员争吵。而大批货物则堆积在广场门外，进出广场的通道被堵塞得水泄不通，场面十分混乱。

据报导，在万佳服装批发市场做了3年货运生意的王先生说，由于每天有大量的牛仔裤从珠三角各个工厂运过来，卸货需要拖车运到批发部，所以每天固定有近2,000人在这个批发市场做拖运生意。由于都是体力活，做拖运生意的多为外地来的务工人员。以前只要花200元买一辆车，在工商部门办证照后，就可以做托运生意。

一姓陈的货运工人称，他一早就按物流公司的安排，送货到广场，正准备进内时，保安人员指他们的拖车不是广场指定的，不许内进。他称，广场管理处在五月份就要求商户统一使用他们指定的拖车，但新拖车价钱为五百元左右，众民工认为价钱太贵，而且车轮不好，推起来十分吃力，因此他们都拒绝更换。

13日是管理处规定的更换拖车的最后期限，由于禁止非市场车辆进入，导致众多拖车人员无法做生意，双方发生争执，一度导致批发市场瘫痪。昨日货运工人与管理人员对峙到十二点左右，大批警员及保安到场戒备。

据叶金娣的家属透露，拆了房子后，政府怕她的妹妹叶金娥上访，现被当局24小时监控。而送医急救后的叶金娣，这两天刚出院，但身体非常虚弱。因失去房子，叶金娣一家无家可归，暂借住妹妹家。她的丈夫和母亲曾因上访被政府非法抓捕过，对政府的暴行仍心有余悸，现一家人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

8月9日，在叶金娣一家外出看病之际，当地政府派出约500多个特警、500多个行政执法队员及500多个乡镇干部、村干部、民兵、联防队员及其他拆房人员，近1600人的拆房队突然包围了叶金娣家，并封锁各路口，甚至将住在隔壁的叶金娥一家包围。

据邻居表示，当时叶家周围一公里范围内的区域实行了全面封锁，将围观老百姓赶出去，离叶家很远的河对岸，也有大量工作人员把守。

9日下午，叶金娣看完病回到家，不知情的她看到房屋被拔掉了，当场大哭，亲戚和邻居劝也劝不住，越哭越伤心，就休克过去，昏迷不醒，后送到浙江省中医院急救。

长期关注杭州当局违法拆迁案件的刘飞跃认为，按照相关法律，要达成协议后才能拆，现当事人没有签署拆迁协议，当局就进行强拆，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暴力拆迁。这些地方官员不惜一切代价，违反法律，进行强拆征地，这过程中牵涉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它是一个大蛋糕。失地的农民应该得到足够的补偿才对，但这些官员和开发商从中切走了这一大块蛋糕。

据悉，03年，转塘镇政府以建造“碧波-枫桦”路为由，改变土地使用性质，骗取了土地批文，建造了别墅群。为了高档别墅卖高价，当局又用假批文大量征收基本农田和一级蔬菜保护基地。

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叶家从04年开始上访，揭露当局征地的违法行为。在舆论和媒体的关注下，04年7月28日，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执法局责令之江管委会停止“碧波-枫桦”路的施工，现还在立案查处阶段。

对于杭州当局动用1600人拆一户民宅，它到底怕什么呢? 刘飞跃说:“一个是怕老百姓的反抗，为了拆迁能顺利进行，它首先从气势上压倒老百姓，起到杀一儆百，来吓唬其他百姓。另一个它们害怕正义之士和邻居的声援。但动用这么多人进行拆迁，恰恰说明这种行为不合法，是不得人心的。”

目前，中国各地政府违法拆迁行为越演越烈。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老百姓依法上访及求助法律，但得不到各级法院的支持，上访却遭到政府打压，让暴力拆迁行为一再发生。刘飞跃表示，老百姓在体制内找不到有效的救济途径，他们没办法，很多情况下只能以死抗争。总之一句话，就是这个庞大利益集团造成今天这个状况。

超过5百名扎铁工人昨日上午在何文田天光道一个建筑地盘外集会，继续罢工抗议，大批警员到场戒备，并围起铁马，一度更连成人链包围工人。隶属亲共工联会的建造业扎铁职工会人员汇报前日与建筑扎铁商会开会谈判的结果，指双方未能达成共识，并取消今日的会谈。

建筑扎铁商会坚持今年工人日薪由800元增至850元，每日有15分钟小休时间，以及承诺明年8月可加至950元日薪。

扎铁工人一直要求加薪至每日950元，而工作时数由9小时减至8小时。他们不满多年来工资受到压抑，由1997年每天工作8小时可得1,200港元，下跌至目前有些人超时工作也不足600元。虽然香港经济近年复苏，但他们的工资却没有回升到合理水平。

建造业扎铁职工会主席陆君毅强调不会向商会让步，但同时指责由民主派主导的职工会联盟为获取政治本钱，连日来煽动工人采取激烈行动。但是，工人都纷纷表明他们的和平抗争都是自发进行，而且更指责亲共工会没有为工人争取权益。

过去多年来，亲共的扎铁工会一直掌握与商会就工资议价的特殊地位，但自从中共于1997年接管香港以来，扎铁工人的待遇每况愈下。这次扎铁业工人自发行动维护权益，甚至亲共工会内部也有人惊呼情况失控。

扎铁职工会人员昨日向罢工工人汇报谈判结果及呼吁工人解散时，接连受到工人反驳、责问、喝倒彩，甚至投掷水瓶及吐口水。有工人不满工会在周日背着他们会同劳工处人员与商会“谈判”，并质问工会的代表性。

有罢工工人直截了当的批评亲共工会帮不了工人，其中一名工人黄先生说：“因为这10年里面，回归后10年里面，我们由1千2百元被商家一路一路压到我们现在人工这么低，工会有没有曾经或试图协助过我们的工人？是没有的。甚至乎这次加薪来讲，都是一个小圈子的提议来的。小圈子的提议来说，没有谘询过工人我们今年应该加多少。”他并澄清这次工潮实际上并不是要求加薪，而是回复10多年前的薪金而已。

对于扎铁职工会抨击职工盟等藉煽动工人“捞取政治本钱”，黄先生指出，扎铁职工会是亲共工联会的附属机构，“抢政治本钱的，反而是工联会比较多些。所以，工联会的人来，他（工会）一定欢迎的，因为是他老爸嘛，一定没有问题的。但是其他的立法会议员，他感觉他们是侵占地盘的嘛。”他并说日前散布谣言的是亲共工会。

在场协助工人的职工会联盟干事蒙兆达就亲共工会突发的责骂表示无奈，他重申职工盟只是应工人要求前来协助他们争取权益，而且连日来的和平抗议已开始取得成果。

他说：“工会方面的言论给我的感觉是不负责任的。事实上，在过去几天的行动，工会跟我们方面，跟职工盟，跟‘长毛’（梁国雄议员）一直都是保持沟通。工会跟商会一路谈判，而我们就跟工人一起在外面发起集会游行，去向商会施压，及要求政府介入。这个是不存在我们去煽动的问题，因为无论是梁国雄议员或者职工盟到来帮忙，都是扎铁工友去找我们联络我们，希望我们来声援的。”

午后到场的职工盟秘书长、立法会议员李卓人拒绝即时回应亲共工会的指控，强调“现在最重要是能帮助工人”。

警方昨日允许工人的集会时间到下午一时结束，扎铁职工会负责人呼吁工人散去，但工人不满谈判无进展，即时拒绝离开，表示会留守现场继续抗议。工会随后又宣布工人可以到工联会表达诉求，但遭现场工人报以嘘声，有工人不满工会未能代表工人的利益，向工会和工联会人员投掷水瓶，亦有工人吐口水，场面一度混乱。

罢工工人又批评港府在这次工潮中对工人态度冷淡，并强调上周六在政府总部外的抗争活动完全是自发性的。一名当时在场的工人陈先生说：“那些工友那时候鼓噪了，他说你帮不到我们，我们自发性的冲出马路去，就这样发生而已。所以现在（警务处长）邓竟成在电台讲的是恐吓的，警务处长真的是恐吓，对手无寸铁的工人是恐吓的，他们讲这句话。”

一名工人并指责官商勾结：“（劳工及福利局长）张建宗……为什么失踪了那么多天？你去渡假都要回来啊！……人家那些家属都看不过眼，都说支持了。我们那些外行的，搭棚的、油漆的那些朋友，反正我们都是受欺压的，都出来支持啦。你是问责局长啊！你做了些什么事出来？”他续说：“现在工作全被商会垄断的，全香港的地盘三分二是它垄断的，澳门也是，以前不是这样的。”

批评亲共工会没有帮助工人的黄先生又控诉有关官员一直不肯面对民众，以致部份工人为了维权采取比较激烈的行动而遭到市民误解。黄先生声音哽咽的说：“我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用一个雪亮的眼睛来看我们这群工人。我们这群工人真的不是暴徒来的，为什么我今早这么激动，因为整个过程我都是扮演一个纠察的角色，是自发性的，是我一个人，整个过程我都走来走去，是很辛苦的。在这么辛苦的过程得到市民对我们的误解，我很痛心。”

到昨日下午，职工盟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到集会现场，和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一起声援工人，受到现场工人的热烈欢呼。稍后他们和抵达现场的劳工处首席劳工事务主任郑惠瑜等会同工人代表一起开会。

李卓人会后呼吁工人继续罢工，但要冷静克制。他说：“继续坚持下去！继续罢工！我们希望建造商会、劳工处找建筑扎铁商会，可以给压力商会继续重开谈判。”

劳工处首席劳工事务主任郑惠瑜表示，扎铁商会同意将工人的日薪提高到850元，而不是工人要求的950元，是经过工会、商会与工人代表磋商后暂时达致的最好的建议。她呼吁工人说：“希望大家给一些空间我们，尽快安排工人的代表和建筑商会开会。”

在下午4时后，集会的工人陆续离去。工人表示今天会继续罢工，直到争取到合理报酬。

香港建造商会昨日傍晚发表声明，指工人提出加薪两成七的要求，大大超出承判商接受上限，导致大量建筑公司倒闭，并呼吁工人返回工作岗位，冷静商讨事件。

【大纪元8月14日讯】奥运精神是和平、公正、民主、保障人权。2008年奥运预定在北京举行，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必须改善国内人权状况。不能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政府，无权主持奥运会，为此我们向中国政府提出：

（一）释放政治犯、信仰犯，停止政治迫害和宗教迫害。

（二）废除中国劳教制度。该制度允许政府不经司法程序，剥夺公民人权。50年来劳教所已关押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公民。

（三）开放报禁，确保言论、出版与新闻自由。停止对境外媒体的封锁、干扰，废除禁止民间安装室外电视天线的罚款规定。

（四）废除“一胎化”暴力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严重侵犯妇女、婴儿及家属的人权。

（五）平反冤案。中国很多冤案至今没有平反，受难者及家属长年蒙受冤屈和痛苦。重大冤案必须尽快平反，这些冤案包括：六四冤案、法轮功冤案、右派冤案、暴力计生冤案等。

（六）坚决贯彻物权法，停止野蛮拆迁和对私人产权包括使用权的掠夺。

（七）禁止剥夺中国人合法出、入境权利。目前很多中国人因政治观点、宗教信仰而被禁止出境或入境。

（八）反对酷刑。中国存在各种酷刑，必须制止。

中国政府如果不解决以上问题，北京奥运会势必遭到国内外正义人士的抵制。

签名：史若平（山东大学）李昌玉（山东大学）孙文广（山东大学）胡逢曜（交通大学）滕彪（中国政治大学）王怡（成都大学）

（签名者按年龄排序，有在大学任教的青年教师，也有退休教师）

2007年8月14日

本次活动受到了许多国际媒体的关注报导，有世界各地的大量民众询问“人权圣火”活动的相关细节和具体参与办法，为了方便大家了解和参与，现在就相关问题说明如下：

1．“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是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www.CIPFG.org）发起。该调查团是由分布世界各地的350多名政要、宗教领袖、律师、医生、人权活动家等组成。目的是通过“人权圣火”在全球巡回传递，揭露中共对和平的信仰团体法轮功所施行的长达八年的残酷迫害，尤其是仍在进行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恶；呼吁立即停止迫害，不要让2008年的奥运沦为“血腥奥运”，奥运会与反人类罪不能在中国同时进行。

2．自“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推出后，得到了许多国际人权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支持响应，已经有多个人权团体表示愿意全程或部份参与传递“人权圣火”，并在过程中揭露和谴责中共对其他大陆弱势群体的打压迫害。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3．为数众多的大陆民众也热诚参与“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他们也会把“要人权不要奥运”的呼声传向世界。到目前为止，大陆已有八个省份将参与“人权圣火”传递，（为了安全，暂时不公布省份名称），具体接力传递方式还在筹划之中，将于适当时机公布。

4．“人权圣火”全球传递，史无前例。“人权圣火”的参与和传递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北京奥运所计划的火炬传递规模。截止八月十二日，已经有35个国家的128座城市将迎接“人权圣火”，涵盖五大洲，历时一年（注：其间若停止迫害或中共垮台，传递将终止）。传递顺序为：欧洲、大洋洲、非洲、北美洲、亚洲。

5．“人权圣火”的传递方式：迎接“人权圣火”的活动将在该城市内有象征意义的地方进行，迎接仪式后各界人士将进行象征性跑步传递火炬。在国家及城市之间大多采用飞机、汽车等交通工具进行传递。目前“人权圣火”已从希腊雅典启程，计划于八月十八日到达德国，下一个迎接“人权圣火”的城市是柏林。

6．为了便于公众参与或了解传递情况，我们正在设计“人权圣火”传递相关网站，不日将公布。届时，公众不仅可以及时了解传递信息，还可以参与“网上接力传递人权圣火”，敬请期待。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二日

对于北京的奥运开幕倒计时一周年仪式，澳洲媒体只是用“例行公事”的语气“无精打采”的报导了一下，——他们显然不想加入到中共官方媒体政治宣传式的“大合唱 ”之中去，更多的篇幅被用在报导中共官方媒体不会报导的消息，包括“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的“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美国好莱坞明星、联合国亲善大使米亚．法罗发起的抵制中共支持的苏丹种族大屠杀的火炬传递活动、国际特赦谴责中共人权迫害的声明、记者无疆界组织发起的争取新闻自由的活动，以及中共逮捕到长城上展开横幅的六名西藏权益活动人士的消息，等等。

这些报导的着重点当然都集中在中共的人权记录方面，许多报导都提到中共在2001年申办奥运时改善人权记录的承诺。多篇报导引述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Irene Khan的话说，“我们不仅没有看到人权状况的改善，相反，警察利用奥运作藉口，任意延长拘押人们的时间……如果中共当局没有在余下的一年时间内采取紧急措施改善人权的话，他们将玷污中国的形象和奥林匹克精神。”

一篇比较有意思的带有评论性质的文章发表在《澳洲金融评论》上。《澳洲金融评论》是澳洲第一大财经类报纸，主要刊登经济类消息，但却在上周周末版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关于北京奥运的文章，文章用了这样一句话作为题记：“人人都同意：奥运会会将中国的真相暴露于世。但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这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话题。”

文章一上来就说，奥运会很少在发展中国家，或共产主义及法西斯国家举行，除了北京奥运外，目前只有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奥运、一九八零年的莫斯科奥运及一九八八年的汉城奥运。正是由于少见，才让这些奥运会格外引人关注。

文章还说，关于零八年的北京奥运会，目前有乐观及悲观两种观点。乐观观点认为，奥运会会成功的举行，从而向全世界展示中共政府的高效率管理能力；悲观观点则认为，北京奥运有两个绕不过去的坎儿：一个是环境污染的问题，一个是人权问题。

关于环境污染问题，文章以幽默的笔触说：站在北京“鸟巢”主馆之前的CNN的主播们，发现他们不得不对他们的观众解释道：假如你们能透过重重烟雾看到我们身后的“鸟巢”的话，你们会发现它真的很漂亮！

对于人权问题，文章说，任何一个“计划之外”的突发事件，比如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请愿，或者好莱坞演员在开幕式场外模拟达尔富尔大屠杀，等等，都可以吸引所有媒体的注意力，而让这次奥运会变成一个让中共蒙羞的事件。

至于哪种观点会最终获胜，作者倒没有做出什么预测，而只是说，中国是一个常常让世界大吃一惊的地方。那里发生过文化大革命、发生过天安门大屠杀，但今日的中国领导人已成为G8峰会的常客。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奥运会日期的日益推进，北京将持续不断的被置于世界的聚光灯之下。

但是根据近日纽约时报的报导，政治与体育要截然划分开来是不可能的事。现代的奥运有史以来就是政治与体育同时并存，难以泾渭分明。1936年的奥运是希特勒与美国黑人田径选手杰西欧文(Jesse Owens)的角力，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是冷战的开始，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是对黑人权力的礼赞，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11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杀，玷污了运动的精神，而1980年与1984年莫斯科与洛杉矶的两次奥运是联合抵制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年代，而北京也参与了这场政治运动：对前苏联奥运的抵制。

北京知道政治的问题不可能被搁置，即使是2001年中共获得身办奥运，世界舆论的看法也成两极，有的认为藉此可以使这个全球最大的专制政体进行改革，有的则认为如此反而是认可中共极权统治的正当性。最近这几个月，中国的污染物与有毒产品，包括奥运的装饰品，又加深了政治化的问题。

根据中共对1988年韩国首尔奥运的研究与评论，大家参与奥运可促使示威抗议活动，推翻独裁政体，走向民主而改变政治环境。但是这一次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共会因此而造成政治改革。不过在理论上，从首尔的经验来看，奥运至少可以加速政治的民主化，使中共对异议人士更加容忍。这样一来，一个急于获得国际认同的独裁国家，从理论上说，在国际的监督与批评之下，会日渐动摇松弛，而放松对人民的极权掌控。

无疑的，中共处心积虑的想办好奥运，而中国人民也为举办奥运而欣喜若狂。中共当局视举办奥运为崭露头角，夸示经济繁荣，现身国际强权的晋升阶。但同样的，中共的企图心也遭致批评。影星米亚•法罗（Mia Farrow）今年三月在华尔街日报投稿，批评中共不顾舆论反对，对残暴的苏丹当局大力支持。她蔑称中共举办的是一场“奥林匹克大屠杀运动会”，文章中还要求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不要参加中共奥运的开幕典礼，而史匹柏也因同行的压力正在考虑是否停止为中共奥运参谋。

这种抵制的批评有一点惹恼中共，但似乎颇有效果。今年八月中共当局突然举手同意联合国安理会派遣维和部队进驻苏丹达尔福尔（Darfur）的一致决议，而之前中共一致投反对票。欧美一些政治人物持续对中共抵制，但效果如何还有待察看。

今年四月，中共当局逮捕四位支持西藏独立的人士，这些人登上珠穆朗玛峰，架营设帐，挂起横幅，抗议奥运圣火经过喜玛拉雅山的西藏。

此外，据路透社报导，由全球三百多名政要、医生、律师等组成的“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于8月9日在雅典也点燃了制止中共迫害人权的圣火，开启了在全球为期一年的传递旅程。人权圣火将向中国表示：如果不停止群体灭绝，国际社会将联合抵制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旅居澳洲的自由学者李鸣表示：“如果让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血腥残暴政权来举办神圣的奥运会，那将是对奥运宗旨和精神的亵渎与践踏。中国人所期盼的奥运，是期盼奥林匹克的精神：宽容、理解、友谊、和平、公正能在中国发扬，期盼奥运真正促进中国社会自由进步、中国的人权得到改善，然而这种民族感情却被中共劫持和利用，成了中共更加邪恶的冠冕堂皇借口。”

中共的“奥运倒数计时”已经开跑，“人权观察”与“国际特赦组织”提出报告谴责中共，对人权问题未能实践其申办奥运时所许下的诺言。“保护记者委员会”则谴责中共，违背开放媒体报导的承诺，仍然阻止外国记者的采访，并关押国内的记者。国际新闻自由组织“记者无疆界”（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设法在北京发动抗议活动，但只见北京警察“俐落”的拘押采访的外国记者。

西藏独立人士丹彤（Lhadon Tethong）表示，北京的奥运最后可能会对异议人士释放出一些空间。她从纽约飞往北京参加“倒数计时周”的活动，曾到奥委会主席罗格（Jacques Rogge）下榻的旅馆高声急呼解决的西藏的问题，结果被北京警察驱逐至香港。她说：“我们对被驱逐一事毫不讶异，因为那是一块不自由开放的土地。”

芝加哥大学的人类文化学者迈克亚伦（John MacAloon）表示，三月开始的奥运圣火传递会造成很大的政治冲突，现在台湾已经对圣火是否经过其领土引起争议；除了西藏，中国西边的新疆对圣火传递也有争议。

曾经担任过奥委会改革委员会执委的迈克亚伦预测，新闻自由问题会逐渐凸显出来，挑战中共当局控制的界线。他说：“北京的奥运将永远环绕在中共是否进一步改革开放，或是中共因心生恐惧而继续箝制人民，使政治与人权的前途受挫的问题上。”

中国许多异议人士表示，举办奥运成功与否的指标，在于视奥运是否可促使中国共产党改革与开放。知名的异议人士胡佳认为，中共当局比较在意的是国内的异议人士，为了举办奥运，中共已经加紧对异议人士的监控，而不是放松。他说：“如今中共对内一面藉由举办奥运而镇压异议人士，另一面则对外藉由举办奥运来展现其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其实，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以牟利为中心的卫生体制，一些政府部门为了卸财政包袱，以医疗产业化之名迫使医院自筹经费，养活自己，并且放任他们不择手段地谋利，不予严格的监管，于是，小病大治、反复检查、开大处方、卖高价药、以药养医、收受红包、住院帐单不透明、医患纠纷的仲裁机构不中立、无钱不给治病、听任患者死亡甚至拔掉抢救的输液管、以及产业化导致的医务人员心理浮躁冷漠、服务意识差等等乱象纷纷出现，医患关系怎能不紧张？

2000年，中国的卫生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2.7%，美国为13.7%，印度为6.7%，而且中国卫生经费的绝大部分还用到了卫生部门的行政开支和各级干部的疗养上。

据2006年11月2号卫生部公布的资料，全国医院用于建设的资金为185亿人民币，其中财政投入23%，其他的都由医院自筹。目前，各地医院的长期负债额达到351亿元。

由于有关方面对于现成的药品有药价规定，新药才可以售以更高的价格，于是以前制药厂伙同药监局以旧药换新装的方式大量推出"新药"，国家药监局曾经每年审批上万种新药，而世界上药品研发的主要国家美国2005年也才审批新药81种。

有关政府部门故意将药价定得非常高、而且大量审批新药，目的就是让医院"以药养医"，以便推卸政府部门的财政责任。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的药品费用占全部卫生支出的52%，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15%到40%.由于卖药、开大处方，导致中国卫生费用的12%到37%被浪费掉了。

中国医院的医疗器械也是价格高昂。比如，一个3625元的心脏支架，在病人买单的时候却是16000元，比出厂价涨了四五倍。原因就是现有的医疗器械销售体制是一种层层代理制，有全国代理商、大区代理商、省级代理商、市代理商等等，然后器械才能到达医院，医院有关人员又要提取回扣。这样，医疗器械到了患者手中，价格就涨了好几倍。由于医疗器械价格高企，又促使医院对病人多次检查、重复检查，以便多收费用。

由于过去一些药监部门与药厂、中间商、医院合谋牟利，患者的利益必然无法保障。如哈尔滨的"中国最昂贵死亡"，一位老人住院67天，花了550万元。其中最多的一天输血94次，注射盐水106瓶，住院两个多月仅血糖就化验了588次，肾功能检查299次，血气分析397次。其家属向卫生监管部门投诉数百次，但由于医疗监管机构不公正、不独立，对医院不择手段谋利的行为大加庇护，因此所有的投诉都石沉大海，最后是中纪委和监察部下令调查，报纸才得以披露出来。

从上可见，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对医疗卫生体制进行改革，仅仅治标不治本，那么中国的医患矛盾仅靠"立法"也是无法解决的。

所幸的是，现在中央政府正在研究新的医改方案，对医疗卫生体制"动大手术"的时候来到了。

另外，《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建议国家基本医疗服务的覆盖面进一步缩小，这是不负责任的。我注意到该绿皮书的主编是《卫生产业》杂志社的社长，他们鼓吹卫生产业化倒是符合利益的诉求。

2006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医疗改革一要坚持公益性，二要强化政府的责任，三要建设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此言可谓一语中的，是对卫生极度产业化错误方向的纠正，对于指导今年卫生改革方案的出台、解决十三亿国民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至关重要。

《中国日报》是中国最具权威的英文报刊，是中国在“亚洲新闻联盟”中唯一的代表。

大纪元13日致电《中国日报》网站，一名高姓编辑承认发生此事，他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术性失误，我们的报导方针没有变。出现了问题，我们已经改正了。”

高姓编辑承认是拼凑外国通讯社的内容。当记者询问是否因为英文水平的技术性原因时，高姓编辑表示，“我们的英文水平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技术性错误。”当记者追问是何种“技术失误”时，对方称，“不好说”。

当记者询问为何这种“失误”在12小时后才删除，对方称，“已经改了，具体多长时间删除的，说不好”。

当被问到编辑部是否因此受到很大压力，是否有人受到撤职等处分时，高姓编辑表示，“任何地方犯错误都是有压力的”，“目前没有谁被开除”。

《中国日报》网站有关北京奥运一周年倒计时庆祝活动的报导中提到“六四”的那段文字译成中文是这样的：在2008北京奥运一周年倒计时到来的时刻，“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活动，周围戒备森严；正是在这里，军队镇压了89年的民主示威，造成大量人命伤亡。”

资深媒体人、前陕西省电视台记者和经济节目制作负责人马晓明表示，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他们刊物具体的记者或编辑失误，我不认为这是中共对“六四”事件的政策和态度发生了任何变化，也不认为这是中共的试探性动作。

他说，如果是中共的口气的话，它们不可能用“周围戒备森严”这样的语汇。估计是记者、编辑偷懒，自己没写稿，照抄境外媒体的话，摘录过来作为自己对倒计时活动的报导发出去了。

马晓明说，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个别对“六四”学生持同情态度的人故意通过某种渠道发出来的，以正视听，就像今年六四期间成都的一家报纸发出“向六四母亲致敬！”的广告一样。

《中国事务》主编、著名政论家伍凡则认为，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共最近对平面、立体等各种媒体全面监控，比过去更高压，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出现这种敏感信息，解释为技术错误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伍凡认为，这是中共内部各个派系之间斗争的结果，是有人想要释放出来一种信息，做一个意向测验，看外界接受的程度。中共党内也有一批要求平反六四、给赵紫阳平冤昭雪的势力。可能做这件事的是胡温一派，因为他们毕竟没有血债，他们藉此打击背负血债的江曾一派。

他说，作法上也很技巧，引用外国媒体的内容，并且只在英文网站上发布，目的很明显，是先给外国人看，然后“出口转内销”。

伍凡同时指出，今年六四期间成都一家报纸登“向六四母亲致敬！”的广告，三个人很快就因此被处理，但中国日报发生这么大一件事情，目前还没听到处理的消息。这很反常，另外，12小时后才删除，这也很反常。更说明是当局有意为之。

伍凡强调，即使是中共当局故意释放出的试探信号，也不代表中共变好了，只能更加说明它们穷途末路、狡诈无耻，它们在利用各种手段，甚至包括平反“六四”，来缓解它们的执政危机。这些都是它们狡猾欺骗的伎俩。我们要清醒，不能够被中共的任何手段所迷惑。

林彪画像重现，引起海内外注目。就此，中共高层发出何种信息？其中有何奥妙？记者专门采访了熟知中共历史、并对林彪事件有深入而独到思考的著名政论家陈破空先生。

陈破空认为：毛泽东、林彪二人，在中共党内，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毛、林二人，从性格、人格、人生观等各方面，都迥然不同。比如：

林彪和彭德怀一样，都是主张抗日的，而毛是反对抗日的。在抗日战争中，中共能够提起的，只有两个战役：一是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役，二是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就这两个战役，都受到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对和顽固责难。林彪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开展平型关战役时，毛连发5封电报给林，予以阻止，说不要暴露中共军力，自我牺牲。但是，林彪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为由回拒，坚持把仗打了，而且打赢了。毛恼怒不已。后来，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毛更是严厉指责：“无端地把敌方引向我方。”后来彭受迫害，直到死，这都是“罪名”之一。毛的目的只是想让国民党和日本人去消耗，自己从中渔利，抢夺地盘，坐等江山。从这一点而言，林有民族气节，而毛没有，毛只对夺权感兴趣。

中共当政后，林彪和刘少奇、彭德怀等众多中共高层人物一样，主张建设，而毛却主张破坏。美其名曰“大破大立”、“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毛的倒行逆施下，中国国民经济遭到长达30年的严重破坏，经济崩溃，饿殍遍野。

毛泽东崇洋媚外，崇拜外国人，尤其喜欢读马列。临死前，都说“要去见马克思”，认洋人而不认祖宗。林彪则相反，不认马列主义，只认孔孟之道。林彪去世后，毛指使抄家，吃惊地发现，在林彪住处，只有孔孟的书，而没有马列的书。毛为此下令“批林批孔”。与毛的数典忘祖迥异的是，林崇尚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有“克己复礼”的信条。林对中医也迷信，而不信西医，自己研究中医，自己为自己诊病、开药。

中共建政后，林彪身体欠佳，深居简出，行事低调。文革中走红，是毛泽东硬拉林彪出来为他垫背。毛主张天下大乱，林则坚持尽量保持平稳，包括保障“军队不能乱”。

文革中，毛泽东大量打倒和迫害中共老干部，林彪并不赞同。大量资料证明，说林彪迫害老干部，是毛泽东的栽赃和嫁祸。就连贺龙、罗瑞卿这两个案子，原先都说是林彪要迫害他们，现在查明，都是毛泽东一人做主，非要加害不可，与林彪毫无关系。

林彪是中共及其军队的开创者之一，但他越到晚年，越自我反思。越是远离马恩列斯，越是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根。在普遍迷信盲从的中共党内，林彪的思想行为，可谓清醒，堪称独步。所以他自我告诫：“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从外交政策上，林彪主张大国政策，有气度，有格局，主张跟美国、苏联都要友好相处，因而反对所谓“抗美援朝”。毛却跟美国对抗，与苏联翻脸，四面树敌，闭关锁国，老百姓陪着遭殃。当中美关系即将解冻时，林彪很高兴，对部下说：中美关系被“耽搁了二十年”。

另外，毛生活腐化、淫乱、讲究排场。林却生活检点、简单、从不搞排场。这也是毛林两人最大的不同。毛骄奢淫逸，无恶不做。林彪清政自廉，节俭奉公，连专车专列都不用，更不沾钱，以至于连人民币都不认识。毛对部下异常残暴，斥骂由己。林彪对部下却宽厚仁慈，林因此备受部下爱戴。即便被打倒，部下都还很缅怀他，女儿林立衡也终其一生，为林彪辩护。总而言之，从人格上来说，林彪远远高于毛泽东。

陈破空也说，当然，如果要说毛、林二人有什么相同的话，那便是，都是中共高级人物，都是中共的一分子。中共对中华民族犯下滔天罪行，作为中共人物，毛泽东当然要负首责。但其中任何人、包括林彪，也都难辞其咎。

最终，毛林二人走向根本对立。林遭毛加害，葬身域外荒原。中共继续高举毛的旗帜，就必然否定林。如今，中共高层突然为林彪“恢复名誉”，可以说是扬林抑毛，尊林抑毛。尊林必然抑毛。仅今年以来，就连续发生两起针对天安门毛泽东像的反抗行动。有人向毛像泼油漆，有人向毛像投掷炮竹，焚烧毛像，充分表现民间对毛泽东的深恶痛绝。

陈破空指出：胡温为林彪恢复名誉，简单地说来，是为了收买人心。因为，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内党外，无数人崇敬林彪，而不满毛泽东。对林彪坠机事件，存有大量疑问。党内许多人，包括杨尚昆等，都曾努力为林彪争取“平反”。林的女儿、部下等，更是为争取为林彪“平反”而奔走一生。

林彪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被称为“战神”。中共赢得内战，林彪当推首功，他为中共打下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江山。但林彪的结局和下场，却极为悲惨：驾机出走境外，葬身沙漠荒原，折戟沉沙。

对此，陈破空表示，中共怪胎，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激烈而无情的权力斗争，刀光剑影，血腥惨烈。这些血腥内斗，以毛泽东为首恶，毛先后将大多数与他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下狱或迫害致死，包括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等，都被毛迫害致死。林彪也相当于被毛迫害致死，只是形式不同。林彪的悲惨下场，是中共党内血腥恶斗的折射和缩影。

岂止是林彪事件，事实上，从中共建党之日起，大抵就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天良丧尽、坏事做绝，以毛泽东、康生等为代表；一条是还有一些残存的人性，良心为泯。从陈独秀开始，到后来的彭德怀、林彪、胡耀邦、赵紫阳等，都属于这一条路线。然而，中共是逆淘汰机制，好人落难，坏人当道。只要你稍稍偏离中共邪恶的轨道，就意味着“损害了党的利益”，就为中共罪恶集团所不容，不管你是总书记，还是副主席，还是国防部长，你都要出局，都要被赶出去。轻则软禁，重则惨死。

正如林彪儿子林立果所说，毛泽东已经把整个国家，变成一部绞肉机，民众遭到无情压榨，任何异己势力，都受到无情绞杀。在中共邪恶统治下，任何人，只要还有一点点良心，一点点正气、一点点人气、一点点人味，就要受到绞肉机的无情搅拌。作为那个庞大黑社会的一员，只有比凶斗狠、比猛斗恶，才能生存下来，越坏就越能生存下来。

林彪的悲惨下场，其实就是所有投共、亲共者的下场，只是形式各异。中共，这样一个充满阴谋、暴力、恐怖和血腥的集团，他们对自己人尚且不能宽容仁慈，又如何能对民众宽容仁慈？

陈破空表示，对于“九一三”林彪惨死事件，从中共党内来看，完全是一个历史冤案。但从中共党外而言，如何评价林彪和“九一三”事件，已经毫无意义。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对中国民众犯下滔天罪行，欠下累累血债。是他们的集体行为、集团犯罪。他们内部怎样评价一个他们自己的人，对中国民众来说，毫无意义。

不管林彪、彭德怀等人多么正派，中共集团加给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业已不可推卸，无可挽回。在那个极端独裁残暴的制度下，林彪、彭德怀等人，要么主动参与，要么被迫卷入，或多或少，都难辞其咎。罪恶的制度，足以把好人变成坏人，何况心态复杂的中共高层人物？

之所以说，在中共党内，林彪案是一个冤案。那是因为，几乎每一个高级人物被打倒、被整死或逼死，都是毛泽东一手造成。毛、林二人，从早年就开始合作。林彪所部，是毛泽东的嫡系，嫡系的嫡系。打硬仗，打恶仗，冲锋在前，撤退在后，都是林彪及其军队。应该说，很长时间，林彪对毛泽东是忠心不二的。

毛泽东依靠林彪，才拥有在中共党内的最高地位。尤其在文革伊始，毛泽东在党内已经失势，刘少奇的威信如日中天。毛要打倒刘，夺回权力，党政系统已经无从依靠。毛便死死拉住体弱多病、而又手握军权的林彪，犹如抓住救命稻草。

伴君如伴虎。岂料，毛打倒刘后，竟又凭空对林彪猜忌、生疑。因为有人提出设国家主席，毛就怀疑林有野心，要把他取而代之。刘少奇死后，毛泽东已经容不得任何人威信高。林彪在中共党内，却威信极高，林所在阵营，是唯一可以与毛抗衡的阵营。毛非要林作检讨，林是硬骨头，偏偏不吃毛那一套，顶回去，毛便决意消灭林，拔除心头大患，毛林关系急剧恶化。1971年，毛林终于摊派。毛泽东南下，一路无端咒骂林彪，一路造林彪的谣。林知道毛的加害之心，被迫出走，最后坠机身亡。

林上飞机，原先的目的地极可能是广州，但周恩来和毛泽东联盟，下令关闭全国机场，并管制机场灯火，林彪的飞机在黑夜中飞行，无法取得导航，无法辨识地面，即便飞到北京机场、甚至飞回山海关机场，都无法着陆。飞机在天上兜了一个大圈之后，被逼向北飞，被逼出走，飞出国界。究竟是因为飞机耗油太多而坠毁？还是毛下令发射导弹击落？至今没有明确结论。有传闻说，“九一三”当天，二炮部队曾向北发射导弹。坠机的许多悬案，至今还没有澄清。但很显然，林彪之死，是迫害狂毛泽东一手造成。

林彪早年追随孙中山和蒋介石，后来以为中共为穷人打天下，加入共产党，误上贼船，误入歧途。如果当年，林彪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继续留在国民党阵营，继续在蒋介石麾下，之后从事抗日战争，不仅林彪的个人历史将改写，整个中国历史都可能改写。

林彪品质不坏，才干惊人。可惜投错阵营，明珠暗投，一失足成千古恨。误了自身，也误了国家。在那个纷乱的年代，几乎任何人，上了贼船，上得去，就下不来，只有一条路走到黑。林彪有绝世之才，与毛泽东合作一生，出生入死，最终都免不了为毛所害。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永远值得后人记取。

记者提到，怎样看待林彪儿子林立果这个人物？中共宣传材料中，都强调林立果“选妃”，似乎一无是处？

陈破空分析说，毛泽东和中共批林立果，也就只能拿“选妃”来做文章。事实上，中共高干子弟，或者高干亲属，从来都在全国范围内搞这一套。林立果不是皇帝，用“选妃”来比喻，并不恰当。说毛泽东“选妃”，才更恰当。对林立果来说，不过就是要找一个对象，而且是在母亲叶群的主导下。最后，林立果找到一个叫做“张宁”的女士为伴，他真诚地对待张宁，与普通人的恋情没什么不同。张宁本人写书（《尘劫》），证明了这一点。迄今没有任何材料显示，林立果在女人方面花心或者胡作非为。连中共都造不出那样的材料来。

相反，纵观林立果的一生，他谋刺毛泽东，这个当代中国的最大暴君与祸首，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举。二战时期，一个叫做施道芬格的德国人，曾经谋刺纳粹暴君希特勒，可惜没有成功。如果施道芬格谋刺希特勒成功，可以拯救多少犹太人、德国人、和其他各国无辜的民众？同样道理，如果林立果谋刺毛泽东成功，可以让多少中国人免于饥馑、迫害、和死亡？

施道芬格谋刺希特勒，虽然没有成功，却以英雄的名义，载入史册。同样，林立果谋刺毛泽东，虽然没有成功，却同样是英雄，终将以英雄的名义，载入史册。尤其在中国，那样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那么多人对毛泽东狂热盲从，林立果不仅从中觉悟，还萌生刺杀暴君的勇敢念头，何其难能可贵？仅此一点，林立果堪称当代英雄。其勇敢精神，可以与荆轲刺秦、施道芬格谋刺希特勒，相提并论。

林立果提出的“571工程纪要”，不少人认为，以当时的历史条件看来，几乎是一份难得的具有初步“民主彩色”的纲领，让我们随便看看其中的几段：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份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实行的是“法西斯主义”，“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毛“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今天甜言蜜语拉的那些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之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就成了他的阶下囚”。毛“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林立果指明，毛政权是披着马列外衣的封建王朝，毛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林立果表明，他的愿望是，以武装手段，推翻毛的暴政。“用民富国强代替毛的“国富民穷”，要“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毛泽东和“四人帮”还批判林立果“崇拜西方”。的确，林立果对西方文明世界充满向往。他喜欢西方音乐、书籍、制度，曾对张宁说，有朝一日，要让中国人欣赏到那么好的人类艺术，看到那么好的世界。林立果极可能代表了那个时代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一群年轻人。其中，可能多多少少有林彪的人格影响，但林立果的思想和境界，应该超越了他的父亲林彪。林彪真心崇尚东方文明，林立果真心崇尚西方文明。而毛泽东，不论对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深恶痛绝。

陈破空表示，胡温当局给林彪恢复名誉，并采取“只做不说”的低调做法，实际上折射了中共高层的分歧和纷争，具体到现实，就是折射了胡江内斗。

江泽民崇毛捧邓，顽固继承毛邓衣钵。胡温上台后，却有所改变。每逢毛泽东、邓小平诞辰或忌日，胡温都低调处理。纪念规格低，胡温本人更不出席，连毛的纪念堂都不去参拜。相反，对胡耀邦、杨尚昆等人的纪念，胡温却破格或高调举行。这里，已经反映了胡江不同调、胡江别苗头的动静。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上台，为绝大多数被毛打倒的老干部平反，唯独林彪例外。原来，邓有私心。邓小平和林彪，同属中共开国元勋中年纪较轻的一辈。林彪比邓小平还小三岁。林在军事上有奇才，邓在政治上有作为，都被毛泽东看重，而暗中列为“接班人”。林、邓二人，于是成为政治上的竞争对手，严格地说，是邓视林为对手，为死对头。

建政初期，因林彪身体不好，深居简出，邓小平则活跃舞台，得毛重用，非常走红。文革时期，邓小平被毛泽东打倒，林彪才走红一时。暂时“靠边站”的邓小平，对林彪深为忌恨。所以，当林彪坠机身亡，邓小平复出，形势又反了过来。

毛死后，邓小平掌权，为了保毛，邓把文革中的污水，尽都泼在林彪身上。杨尚昆、胡耀邦等人都曾提出为林彪翻案，杨尚昆曾跟林立衡亲口说，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林彪得到平反昭雪。但邓不顾党内外要求为林彪平反的呼声，一手遮天，硬是将案子压了下来。这个冤案，一悬就是几十年。

邓小平处于私心的这套做法，也给胡温当政，留下后患。原来，邓小平主政时期，利用手中大权，大量提拔解放军中二野（所谓“刘邓大军”）的人，排挤四野（林彪旧部）的人。以至于，在中共军内，二野军头独占鳌头，独霸天下。如刘华清、张廷发这样的人。江泽民当政后，也与这些二野军头交好，继续结成利益共同体。

当江泽民退休，胡锦涛接手之后，胡就发现，这些二野的军头，并不听他的号令，江依然可以通过这些二野军头，牵制、乃至监控胡温。加上政治局和军委人马，江系继续把持党政军各处隘口，依然控制党政军各处要津。这个时候，胡锦涛向要突破二野军头的封锁和钳制，大概只能设法去提拔四野旧部。给林彪恢复名誉，就是为提拔四野将士作准备。重新拉起四野，来对抗二野，这大概是胡温在中共军内的战略部署。

实际上，在中共军内，原先，四野才是最大的军力。从早期红军时代开始，林彪所部，就是共军最大主力，之后，不仅是抗日主力，而且是内战主力，还是赴朝作战的主力。与林彪相关的将士，遍布全国党政军系统。林彪被打倒后，这些四野将士也受到打压、排挤、乃至迫害，个个心怀怨言。胡温给林彪恢复名誉，可以取悦四野旧部，安抚人心，拉拢那些对毛邓不满、而怀念林彪的人，有利于巩固胡温在党内军内的地位。这大概是胡温在军队事务上的谋略，是胡江权力斗争在军队问题上的直接体现。

如今掌管成千上万件史塔希档案的德国政府机关主管柏斯勒女士说，文件提供铁证，表明东德政府高层官员打算格杀所有试图逃往西德的人。

柏斯勒对《法兰克福专业周日报》说：“这份文件非常重要，因为当时的政治领袖至今仍否认曾下令开枪。”前东德政权长期宣称，边界发生的枪杀出逃人民的事件都是“最后手段”，只有当其它措施如鸣枪示警均无效时才会使用。

不过柏斯勒还表示，这项新的发现，依旧未能揭开关于东德被共产党统治这段历史黑暗时期背后的故事。

一名前东德受害人组织呼吁公开撰写档案人员的名字，并向有关人士提出指控。史塔希共有9万1千名人员，但德国于1990年统一后数年，这些人几乎“未受到实质处罚”而逃过一劫，只有数名边防军被审判，但多数人仅判缓刑。

柏林霍亨雄豪森区史塔希受难者纪念馆馆长克纳伯呼吁马格德堡检察官确认下令格杀者的身份，并针对煽动或谋杀罪从犯展开调查。

据非官方估计显示，有1,200多名东德人在逃往西方时丧生，大部份是在修建柏林围墙之后被杀。1961年8月14日，前东德政府开始兴建柏林围墙，激起西方国家强烈抗议。

7月18日，一场百年一遇的暴雨突袭济南，泉城变成了水中孤城。城市市政系统、应急能力的滞后，在天灾面前再次暴露。

没有公开的死难者名单，没有公开的悼念，但民间有自发的寻找行动和纪念。数字和人名，被还原成活生生的人物。

在这一过程中，本报记者经过辗转寻找，收集了一份27名死者名单，其中20名死者业经确认。

重庆、云南、新疆等地暴雨，夺走了167条人命；全国大部份地区都出现雷雨大风、冰雹、龙卷风等局地强对流天气，导致141人死亡；同在7月份，江南华南大旱、东北667万人缺水。

8时左右，10多个手执白蜡烛的市民出现在广场北侧的护城河边，他们素未谋面，但互相点头致意。一朵朵黄菊花在雕花的大理石地面上围成一圈放下来。蜡烛也依次点亮。

“请为在‘7·18’济南暴雨中遇难的市民默哀。”人们安静下来，低头，闭眼，默念，静思。

这是济南网友自发组织的一次悼念活动。2天前，一场特大暴雨袭击了这座北方城市，三小时最大达到180毫米的降雨量，击垮了脆弱的防汛和排水系统，“泉城”终成泽国。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这次暴雨共导致34人死亡，6人失踪，171人受伤，济南相关部门将其定性为“百年一遇的大暴雨”。

但当地政府部门一直没有公布遇难者名单，这成了城里城外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之一。他们是谁？生死瞬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很多网友和热心人士于是发动起形形色色的寻找行动和纪念，在公众力量之下，一个个冰冷的数字，变为一个个鲜活的人。

暴雨突至

7月18日下午4时30分，一直晴朗的济南上空突然乌云压顶，黑如锅底。

这让家住济泺路的38岁公交车司机郭建军焦躁不安，他探出窗外看了几回天色后，便摇醒了在一旁睡觉的妻子王建军，说干脆早点到幼儿园把女儿接回。王建军随手带上一把伞，跟着丈夫出了门。

仅仅是10多分钟的时间，四周已经漆黑。坐在开往工人新村的53路公交车上，郭建军看着沿途居民楼的灯火纷纷亮起，大风裹挟着粉尘、杂物，肆意袭击路人。王建军和丈夫商量，一会儿绝不能让幼儿园那个固执的老头将开门时间拖延至5时半。

郭家夫妇的这个想法后来得到了幼儿园门前几十名家长的一致支持，在一阵混乱的摇铁门后，学校响起了下课铃，一群孩子从教室里飞奔出来，大人们在黑暗中辨认着自家小孩，纷纷沉浸在重聚的欢乐中。
时间是下午5时15分，天边偶尔透出的亮光把这座如同在深夜的城市衬托得越发诡异。

此时，在这个省会城市的另一角，27岁的回族青年沙志强正在为没有着落的工作而在路边犯愁； 52岁的潘武则在一家物资公司的办公室内给24岁的女儿打电话，叮嘱她一定要回家吃饭；济南警官学校25岁的射击教官孙佟开着他的两厢小轿车赶往泉城广场，他和女友约好另外一对好朋友到婚纱店挑婚纱……
和他们无异，这个城市里的大多数市民正有条不紊地继续着一天的计划。

他们不知道或没有觉察到，一场特大暴雨正在济南上空酝酿——中央气象台在当天早中晚三次的警报里预报山东将会有全省性的大雨或暴雨天气，局地有大暴雨。随后，山东省气象台也于当天下午3时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2小时后又联合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发布了地质灾害预报。但当时，很少有市民通过有效途径获得这些信息，他们甚至弄不懂这些预警信号的含义。

这座拥有2600多年历史的北方名城，此时正以“不设防”的姿态，暴露在一个将倾的“水桶”之下。

约5时20分，第一阵雨从天而降。“先是撒豆般的，后来简直就像倒水了。”郭建军抱着4岁的女儿郭亚轩，坐在车速越来越慢的公车内，被窗外的大雨模糊了视线。10分钟后，车在离终点站还有数百米的地方停下，郭建军才从车门下方一片蛇舌般探进的水层中得知，四周已成汪洋。

没有人想到这场雨来得如此凶猛，事后当地气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这场暴雨在1小时内最大降水量达151毫米，超过雨前发布的黄色预警量的3倍。

天边逐渐由黑变亮，雨如瓢泼。此时的济南城犹如遭受千百条水管同时浇注，积水藉着南高北低的地势，迅速奔向郭建军所在的市区北侧——那里有一条名为“小清河”的泄洪通道，它与一套陈旧的地下管网，共同组成了这个缺水城市的排水系统。

但仅仅坚持了20分钟，济南市区地下排水管道的空间就迅速饱和，溢出的雨水从南部的千佛山、英雄山等高地汇集北移，历山路、建设路、纬二路等南北走向的主干道，成了毫无缓冲能力的行洪渠。近一米深的洪流翻腾而下，树枝、路障、垃圾箱甚至数百斤的石墩顺流而下，袭击着路旁的建筑和躲避不及的行人，沿途不少下水道井盖因地下水压力过大而被拱起，形成一个个漩涡。一些被困的市民爬上车顶，向两旁挥手求救。

郭建军一家3口与车上其他5位乘客一起，看着雨水慢慢流进车厢，陷入了漫无目的的等待。

远在经五路上的27岁回族青年沙志强没有感受到郭建军周围的惊涛骇浪。除了没过脚踝的积水外，这里并无多少险情。

此时的他正忧心忡忡地走在这条东西走向的市中心支道上。1个月前刚拿到医师证的沙志强想成为一名正式医生，几乎每天他都周游于市内各家医院，但均以失望告终。

无心停留的沙志强决定趟水到30米开外的76路公交车站候车，雨水疯狂地敲击着他的雨伞，他几乎直不起腰。

在路边经营一家戏服租赁店的70岁老人牛尊卜看到了这个勇敢的年轻人，他正想到门口招呼他进店避雨，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走到一根电线杆旁的沙志强突然扔掉了手中的纸袋和雨伞，双手像抽风般往天空甩动，然后全身瘫倒在地。

“那人是不是发羊角风了？”路人喊了起来，一个精壮的小食店老板穿着拖鞋就要下水去拉沙志强，但脚板一碰水就叫着跳了起来。“水里有电。”他转身拦住了几个欲上前帮忙的路人。

正当人们一筹莫展的时候，牛尊卜已经连续拨了三遍110，全都占线。他不停重拨，一个女警终于接了电话，说5分钟就到。

牛尊卜成了当晚这个城市打通求救电话的幸运者之一。大雨骤降后，110、120、119等热线在蜂拥而至的电话面前几乎失控，单110数小时内就接到了3800多起报警，救援人员接到的命令只能是：就近救援。

沙志强就这样静静地躺在地上，积水越来越多，随后整个人就没入水中。救护车终于到达了，医生联系切断电源，然后像河里摸鱼一样摸到了沙志强，一人抬脚一人搬头，送到槐荫区人民医院。

抵达急救室时，沙志强的心电图已经成了一条直线，上半身变成了紫黑色，鼻孔往外溢血水，擦了几次都不干净。

急救人员最终放弃了努力，一份死亡证明书塞进了他的病历资料里，死亡时间为下午6时10分。这个山东医科大学毕业生最后倒在了他梦寐以求为之工作的病床上。

街上越来越高的水位让25岁的射击教官孙佟不得不放弃他那辆心爱的福特两厢轿车，带着女友晓月钻进了好友王谦和林俊的“松花江”面包车。林俊是晓月的表姐，两对关系密切的年轻情侣决定今年10月来一场集体婚礼，这一天，正是两位男士陪同去挑婚纱的好日子。

但眼下他们已顾不上这些了，4个年轻人简单商量了一下，决定先离开广场，向城南地势较高的地方驶去。

或许抱这样想法的人太多，王谦驾车刚上往南延伸的泺文路时就被密集的车流堵了个严实。大雨已把济南蒙上一片白色，汹涌而下的洪水淹没了一些车的车轮，然后是排气管，车子就活生生地在路中间熄了火。

此时，济南市气象局又追加了暴雨预警量级，发布了济南市有史以来首个暴雨红色预警——“请户外人员以及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单位停课、停业，立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气象部门录得的数据显示，下午6时，济南平均降水量已达76.5毫米，卫星云图和相关数据也显示，接下来的降水区将进一步扩大。

对于像王谦这些已经置身洪潮的市民来说，这样的警告多少有点鞭长莫及。就在他们刚离开的那个泉城广场，过路的市民们纷纷涌向一座巨型地下商城——银座购物广场，那里有空调，轻音乐，洋快餐和琳琅满目的商品，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那里“很安全”。

然而，门外那条水位迅速上升的护城河正像定时炸弹一样潜伏在人们的身后。下午6时后，护城河完全没过商城的排水出口，几个巨大的水泡突突冒出——河水开始向商场内倒灌。

商场内共万余人伴着四起的喊叫声开始了他们的逃生之旅，水位以直线速度上升，后来电也没了。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内，这座济南最大最繁华的标志性商场完全成了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数天后，银座超市随后发布官方消息，称“由于疏导及时，超市内无一伤亡”。这成了后来在网络上争议最大的话题之一，一个频繁参与讨论的女网民“红钻帝国”还因“散布谣言”被刑拘。

此时的王谦正镇定地在车缝中穿插，但在一个十字路口，道路已彻底被抛锚的车辆堵塞。4个年轻人马上合议了一个新方案，先向右转，在下一个路口伺机南上。

他们没有想到，一条已经不堪重负的泄洪渠正在前方等着他们。

而此时另一边，已经在公车上候了近一个小时的郭建军开始有点不耐烦，他对妻子王建军说，孩子饿了，他要趟水回家先煮饭。王简单叮嘱了他几句，然后抱住了已昏昏欲睡的郭亚轩。
这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殒命山水沟

王谦的车继续往前开，当他感到车轮抓地越来越困难的时候，他已经明白他的“松花江”快要失控了。
车很快就到了山水沟路段，前方400米处就是泄洪沟入口，雨水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激起一个个湍流。突然，4人感到一阵颠簸，车被急流冲得转了将近一圈，彻底离开了地面，并以车尾朝前的姿势向泄洪口冲去。

车内慌成一团，晓月拿出手机拨110和119求救，但不是占线就是答覆“已无警力可派”。洪水开始拍着车窗，水流也从底盘慢慢渗入，面包车已完全成了水里的一条船。路边的市民冲着他们挥手大喊，并试图下水接近汽车。孙佟摆着手喊：“不要过来，水太急了。”

一个集装箱式的垃圾箱突然出现，并撞碎了面包车的后窗玻璃。洪水汹涌而入，4人拚命用手往外舀水。晓月突然感到车体一沉，视线一片浑黄，他们掉进了3米深的泄洪沟里。

水里什么也看不见，晓月只觉得她被人抱起并从碎掉的车后窗往外一推，随即就浮出了水面。当她被沟边的市民拉起时，面包车已被卷入洪水底下。

在汽车进去泄洪口的一瞬，表姐林俊的头也露出水面，略懂水性的她向岸边拚命游去。人们也伸直了手，在双方快要接触到的时候，刚才的垃圾箱被水冲了过来，正中林俊。这个自小父母双亡的26岁女孩，再也没有浮上来。

52岁的中铁十局工业物资分公司经理潘武坐在位于经一路的办公室内，又一次拨通了司机的电话。对方告诉他车子在市内堵住动弹不了，已经等了1个多小时的潘武决定走路回家。

此时雨势已经开始逐渐减弱，但街上的积水仍把潘武吓了一跳。再三思量，他把从未离身的小皮包放在办公室，只带了一百元、手机和钥匙，朝2公里外的家中走去。

半个多小时后，潘武来到平日上班必经的北大槐树铁路桥洞前，趟过这个10多米长的涵洞，再走500米，就是家了。

这里的水深已几近腰部，潘武和其他6个路人一起停了下来。桥洞的北侧有一条明渠，到了涵洞南侧则变成了暗渠。此时渠水已经涨满，继续倾泻的雨水让人们看不清哪里是沟，哪里是岸。

一个推着单车的老头建议说，以人跟人的方法过去，谁要有什么事就喊，大伙儿一定救他。所有人都同意了。老头走在最前面，其他6人跟着。

天已经全黑了，桥洞里更是伸手不见五指。一行7人“哗哗”地涉着水，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脚下已暗涌潜藏。

洪水接连不断地涌进他们身后的地下河，这让狭窄的空间压力陡增。就像一个正在充气的气球，等待着破壁的那一刻。

果然，当7人已经走完一半的路程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4块长5米宽2米的水泥板在桥洞南侧30米处被硬生生顶开，水柱像放大了的动脉血，喷射而出。只能勉强行两辆车的小路巷也成了帮凶，河水迅速在这里汇集成浪，向桥洞扑去。

潘武等人听到动静，立即向洞外移动。但巨浪很快就盖过了他们，并在瞬间填满了这个2.5米高的桥洞。单车老头胡乱抓住了身边的铁栏杆，竟奇迹般地立在原地。浪退了之后，老头近乎虚脱地挪到洞外，踉跄着跑回了家。

在潘武行经北大槐树铁路桥洞的那一刻，郭建军刚回到位于第4层顶楼的家不久。屋内地板上的积水让他眉头紧皱。这座已有30年楼龄的单位宿舍，每逢雨天必成泽国。

他开始收拾家中残局。晚上8时左右，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响起，一楼的一位邻居喘着气喊：“你老婆她们出事了。”

郭建军慌乱中穿着一双拖鞋就跑了下去。此时妻子王建军和女儿郭亚轩已直挺挺地躺在一楼过道里。邻居告诉他，大约在5分钟前，王建军背着女儿浑身湿透地走进了大院，楼门前已积了一层10公分左右的浑水。王建军没怎么在意，一脚踩在已被冲去水泥板的水渠中。失去平衡的她在倒下的瞬间顺势抓住旁边一根裸露的接地线，然后喊了两声救命就倒下了。

这个邻居还告诉郭建军，王建军倒下的时候，另一只抱着孩子的手还使劲往上托，不让孩子淹着。

孩子好像快不行了，郭建军“啊”地吼了一声，抱起女儿就往外跑，带着哭腔的“救命”声惊起了附近更多的工友。

大家都帮忙出来拦车。很快，他们就发现这只是一个奢想。宽阔的济泺路满是齐膝的积水，没有车会再往这边开来。

随后远处出现的一辆警用吉普车给了这群人希望。郭建军抱着女儿冲出马路，一个30多岁的警察刹住了车。他大致了解了一下情况后，立即帮郭建军把孩子搬到车上，驶往一里外的黄河医院。

然而，医生见到孩子就直摇头，说送来太晚了。郭建军说还有个大人，转身就往外跑。这时候，警车竟发动不了。警察跟着郭建军一起涉水回去，再一起把王建军抬到了医院。医生看后又是一阵摇头。郭建军当场晕倒在地。

此时，闫千户小区内的沙志强父母正在抱怨儿子为什么还不开电话；潘武之妻田春霞则对着一桌热了又热的饭菜越想越心慌；孙佟和王谦两家人在两人殒命的山水沟旁失声痛哭；郭建军则趁着护士离开的间隙，到急救室再看了一眼已经冰冷的女儿和妻子。

沙志强的父亲患有脑萎缩，行动不便且喜怒无常。但那一天，他只惦记着儿子的好。雨停后，沙父就让老伴搀扶着，沿着儿子回家必坐的76路车路线寻找。

路上满是淤泥和杂物，黑暗中一有像是人形的东西，都会吓得他们心惊胆跳。他们一路问，一路找，就这样走了一宿。到了次日早上，两位老人才非常不情愿地把搜索范围扩大到沿途的医院。10时多的时候，沙志强父母在槐荫区人民医院认领了一张写有儿子姓名的公交乘车卡。此时沙志强正躺在医院太平间内，一脸紫黑。

3天后，沙志强在一阵《古兰经》的朗读声中葬于济南郎茂山南麓，一个距济南城50公里的幽静谷地。
潘武的妻子田春霞也在丈夫工友的陪同下，一路找到了出事的桥洞。此时，洞里的水仍没有完全排去。他们在外边等了2个多小时，终于看到了潘武俯卧在地的遗体。连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3个人，均被潮涌所盖，溺水而亡。

孙、王两家人对着汹涌的泄洪沟守了一夜，才于次日请来蛙人，在几公里外的三联河边找到孙佟和王谦的遗体，他们的身体布满了与硬物撞击的伤口，有些地方还皮肉外翻。林俊的遗体则在坠河处的沟底找到，紧紧压在她身上的仍是那个给她致命一击的垃圾箱。

7月20日，济南市殡仪馆内，两家亲人把装有王谦和林俊遗体的水晶棺并排在一起，一个大红喜字贴于其上。两人的长辈、同事、朋友相约而至，参加这场“灵堂里的婚礼”。

灾后，更多遇难者的遗体陆续被发现，他们大多是被冲进急流深湖或触电身亡。也有部份死于车辆翻倒或被砸。有目击市民证实，市中心的大明湖和北面的小清河内曾捞起多具尸体，其中以天桥区和历下区死亡人数为多。

经过一系列的统计和确认，济南市最后对外宣称此次特大暴雨共导致34人死亡，6人失踪和171人受伤。本报记者收集了一份27名死者名单，其中20人已经得到确认。当地政府已为每名遇难者家属送去2万元慰问金。

翻查济南的历史气象资料，济南在1949年后曾出现过两次重大水灾，一次在1962年，一次在1987年。而今年的“7·18”暴雨，无论最大降水量还是小清河的流量都远超20年前的水平，多项数据均创下济南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最大值。济南将此次雨灾定性为“百年一遇”。

中央气象台台长矫梅燕在评价济南这次雨灾时认为，由于气候变暖的大背景影响到整个大气环流系统的异常变化，导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比如济南的强暴雨就是一个典型的极端个例。”

除了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外，脆弱的防洪系统，不甚高效的应急机制等都成为灾后外界广泛质疑的地方。
济南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对此认为，降雨过于集中、排水不畅是造成严重灾情的主要原因。济南市内主要的泄洪通道小清河排水能力仅为20年一遇，一旦降雨量过大，就会倒灌市区。

“济南的‘雨污合流’是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山东省水利厅原总工程师戴同霞说，“输水河道大量被棚盖，也是加剧了市区地面积水的重要原因。”

有资料显示，济南老城区现在沿用的还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管线系统，一些主干道的管线口径基本为300毫米，离500毫米的标准还有相当距离。而且，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制度，也无法建立统一的排水系统。

记者查阅了7月18日中央气象台24小时暴雨落区预报，那一天中央气象台已经预测出山东半岛北部会有大暴雨，并指出“可能会引发一定范围的洪涝、城市内涝、人员伤亡和交通堵塞”等灾害。然而，济南方面并没有把这个信息带至普通民众，也没有教他们该如何避灾。

暴雨来临时，无人开启的护城河闸门，几近失控的求助电话等，都部份反映出这个城市危机应急系统的软肋。

推动济南“7·18”暴雨反思的另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越来越多自发组织起来并参与讨论的网友。由水灾次日腾讯推出“寻找济南暴雨中的34名死难者”专题作为发轫，网友在各种网络空间发表亲历济南暴雨的经过，并提供所知道的遇难者资料。个别网友还通过个人网站、博客等网络资源，发起一些网上悼念活动。其中一些还走到网下，如泉城广场的烛光悼念仪式和某车友会的黄丝带行动。

“红钻帝国”因“散布谣言”被刑拘可谓在这股网络热潮中激起千层浪，这个23岁的影楼员工，参与讨论“银座到底有没有死人”等敏感话题而因言惹祸。释放后，“红钻帝国”已甚少露面，但这件事引发了诸如“言论自由”等方面的网上讨论。

8月7日，两名济南“7·18”暴雨遇难者的家中来了3位北京客人，他们是民间法律公益团体“公盟”的律师。两名死者家属已向“公盟”提出法律援助请求，认为济南市政府在这次暴雨中有相应的责任和过错，应该给予遇难者家属合适的经济补偿。

当天，3名律师上门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并希望他们能联合更多有共同想法的家属，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利。

“我们认为，这次暴雨中济南市政府存在渎职的可能性，起码没有履行好灾难信息告知义务和承担好市政建设的责任。”“公盟”律师、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苏滨说，“最起码，政府应有人向遇难者家属赔礼道歉，承认在这场灾难中，确实有人错了。”

据悉，凤大公路建设工程自2004年3月开工，工程总投资 2.3941亿元。到目前为止，已完成工程投资2.3007亿元，除3座大桥仍未完成外，其余路段路基已基本拉通。

“实在不敢相信。”凤凰县城的蒋先生在事发后赶到了现场。这座平日里他看着一节节“长”起来的公路桥，突然变成了一片废墟。

蒋先生介绍，出事的堤溪沱江大桥是连接凤凰和贵州大兴的公路。事发在昨日下午4时40分。蒋先生听别人介绍，没有任何预兆，当时只听见轰的几声，只看见桥慢慢朝一个方向倒去，只有数秒钟，桥就变成了一堆石头。

“这座桥已经基本完工，马上就要通车了。”蒋先生介绍，近日，桥上施工的工作人员正在拆除桥上的脚手架，工人可能有近300名，有不少都是当地的工人。

据目击者介绍，大桥从一边的一个桥孔开始下塌，然后第二，第三，再中间……“哗”的一下全垮了！

当地一名教师称，“整座桥是由全石料构成，跟乌曹河的桥基本上是相同的结构，所以，只要垮了一块石头，整座桥都会受力不均，而坍塌。从有过路车辆听到桥响，到垮，不过一分种的时间。如果是钢筋混凝土的，可能就垮那么点点，但是它是纯石头结构，所以，现在一点都不剩，全部是大块的石条压下去，站在桥下的，会被砸死，站在桥上施工的，会被甩死，或者震死。”

现场施工的大部分是当地农民工。长江商报记者从医院门口农民工打给家属的电话里得知，垮塌的是一座石孔桥，当时每一桥孔处都有数名工人在拆除桥上的脚手架，桥面上也有工人正在施工，给桥上铺设石板，施工现场超过200人。桥突然坍塌，一些人被埋进了石堆中。

据当地居民介绍，昨日晚上11时，几乎再没有农民工被送往医院了。坍塌现场已经开始用挖掘机挖掘石堆，“估计这些人生还的可能性不大了。”

蒋先生表示，昨日下午他到现场后，看见到处有人在哭，数百人参与了搜救，现场已经被封锁，不时有伤者被找到，“有的是用布包裹着抬出来的。”蒋先生说，伤者被送往当地的人民医院和萍春医院，但具体人数不得而知。蒋先生也对桥墩里没有钢筋表示疑惑。

武汉游客王先生上星期他到凤凰自助游。昨日早上8时，王先生坐车经308公路到苗寨去游玩，经过凤大公路桥时，导游特地介绍了这座大桥。“真不敢相信，早上还如此壮观、雄伟的大桥，下午就成了一堆废墟。”

在事故现场，王先生看到整座大桥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奇怪的是，大桥的桥墩里看不见钢筋。”他介绍，当时现场已经有数百人，有警察正在进行搜救，还有人被抬出石头堆，他连忙拿出随身的相机拍照，拍了几张后，被现场的工作人员制止。

据悉，凤大路建设由湘西州凤大路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凤大公路公司与监理处的共同质量目标是：工程一次性验收合格率达100％，分部分项工程优良率达到95％，力争将凤大公路打造成湘西第一精品路。没有想到，还没有通车就应声而垮。

据悉，凤大公路工程是当地政府献给50周年州庆的献礼，原计划于今年8月底竣工通车。

据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天刊出记者发自深圳的报导，深圳街道上已经大举装设2万台警用监控摄影机，透过精密电脑软体，能马上自动辨认警方怀疑对象的面貌与侦测不寻常举动。而且，深圳某港区本月起还将实验发行一种把市民重要资料存在晶片中的电脑晶片居住证，令警方一目了然市民的一切。

《纽约时报》引述专家表示，中国将尖端电脑科技运用于追踪人民活动与打击犯罪的计划，应是全球最大规模的一次。专家也说，这项技术的运用可能违反公民权利。有报导称，如果试验成功，全中国六百六十座城市都会跟进。

而据本台了解，深圳盐田区是电脑晶片居住证的试验区域，本台记者星期一打电话到盐田公安局也间接证实了这一点。

另有报导卜称，深圳预计三年时间完成整个计划，总投资额3亿9千多万美元。该电脑晶片居留证除登陆市民姓名住址资料外，也记载工作经历、教育背景、宗教信仰、警局纪录、医疗保险身份、房东电话无所不有，甚至个人生育记录都全部记录在册。计划还将加上借贷纪录，地铁旅行付费等数据。

一位姓张的深圳市民对本台表示，深圳从去年就开始在各大街道安装警用摄像镜头，用以打击犯罪，尤其是深圳市民十分憎恨的小偷，在摄像机的监控下无所遁形。因此，摄像镜头的安装很受市民欢迎，但是他对电脑晶片居住证的发行却有保留，也不相信。他说---

张先生：“政府没有必要那么做。现在摄像头已经蛮不错的了，还要怎样，这东西当然不受欢迎，那人就成了狗了。”

《纽约时报》还说，在佛罗里达州注册成立的“中国公共安全科技”上个月已取得了建造深圳居住证的咨询管理系统的第一阶段和约，该公司副总裁表示，如果市民拿不到居住证，就无法在当地生活，无法取得福利，这是政府未来控制百姓的一种手段。

深圳异见人士赵达功表示，像这样侵犯个人隐私的居住证，政府完全没有征询市民的意见，他说---

赵达功：“搞这种活动应该尊重市民的意见，这不是民主社会，他不考虑民众的感受，这里面有侵犯公民隐私的嫌疑。就像你拿着手机，走到哪里都知道你在哪儿，你在什么位置，做什么事情，个人的隐私完全暴露，这和人权是有关系的。”

而深圳的另一位异见人士张先生对本台表示，政府这样的安排，是为了监测市民的动态，以便把一些街头抗议等控制在萌芽状态。他说---

张先生：“大陆的政府对老百姓的动向更加的敏感，他会靠这个方法把一些东西消灭在萌芽状态，换句话讲，你再去上街、示威，很容易就会被侦测到。另外，他有一个心理的威慑，当局已经无法让人与他的思想一致，只好采取这样的一些手段来管理。如果他的思想能贯彻下来，大家都相信他、认可他，就不一定用电子这样一些东西来处理。因为这种东西成本还是很高的，并不一定说有了这个，治安就好了。”

新闻提示：七百多万＋二百多万＝一千万，这个被称为“曾荫权的数学”，预示着港府打算开放两百多万有深圳户口的人自由前往香港，进一步促成香港和深圳融合，预计该项政策一旦落实将掀起轩然大波，两个不同制度的城市融合对双方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中共接管香港十周年前夕，香港特首曾荫权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访问时表示，香港人口应增加逾四成，至一千万，才能追得上国际金融中心纽约及伦敦的实力。

坐在电视机旁的香港市民当时听到这番话，还以为是要港人赶快生儿育女的笑谈。仅仅一个月后，“一千万人口”有了新的解读：媒体在七月底放风出来，港府考虑允许两百多万有深圳户口的人自由前往香港；紧接着，香港政府的智囊机构发布要建“深港都会”的研究报告，进一步阐述如何将深圳和香港融合的具体措施。

七百多万＋二百多万＝一千万，这个被称为“曾荫权的数学”，引起网民热议。香港媒体网上民意调查，八成多香港市民反对这个建议，有网民惊呼：“香港完了！一国两制彻底葬送！”但比邻香港的深圳市民对这个建议拍案叫绝，“变成香港人”不再是深圳人的天方夜谭。

香港位于中国南海之滨珠江口东侧，就地理位置而言，深圳是离香港最近的大陆城市。两地分处深圳河的南岸北岸，香港的元朗与深圳湾隔水相望。港深之间有三个主要关口，每天过关来往两地的人数以万计，大部分人选择乘坐火车、巴士和渡轮，穿梭两地工作、读书和休闲娱乐。深圳的总人口到达一千一百万，但当中只有约二百万有当地户籍。追溯历史，其实两地最初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不过香港的崛起较深圳早一个多世纪。

有关中港融合的讨论一直有进行，港府最初一直因为两地差异颇大不太热衷，担心香港被深圳拖垮，但最近香港政府似乎有意在和深圳融合方面有进一步的动作。

七月二十七日，香港《明报》率先披露，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向北京建议，让约两百万的深圳户籍居民可自由进出香港，促成深港“同城化”，互补竞争优势。若得到中央支持，最快可于今年十月的特首施政报告中宣布，并分阶段付诸实行。

报导引述港府消息人士表示，让深圳固定户籍人口自由赴港，等于把深圳变成香港的“后园”。预计深圳居民将被发放可多次来港的“电子入境卡”，让他们可随时使用“e通道”来港旅游消费，而入境卡会有逗留期限，并禁止在留港期间工作。

紧接着，八月九日，被称为“特首智囊”的香港智经研究中心，发表“建构港深都会”报告，建议将港深两地建构成人流、物流、资金流及信息互通的大都会，打造中国成第一个顶级国际都会。

该中心访问了包括多名香港和深圳官员的一千多人，提出十大政策建议包括：兴建铁路连接香港和深圳机场，打造港深超级空港；人才交流方面，建议向深圳居民发出智能通行证，让他们毋须签证可以自助过关到香港，实现“港深一小时都会生活圈”。

港府在深港融合的倾向引起国际媒体的重视。《华尔街日报》随即在智经报告出笼的当天发表文章《中国收编香港？》。

文章称，“香港一直在努力维持自己经济方面的独立自主性，但它现在却走上了一条与之相反的道路：与中国大陆融为一体。”

文章并表示，“如果这一想法能付诸实施，那将是迄今为止香港和深圳这两座毗邻城市在融合为一个强大经济实体方面迈出的最大胆一步。”

有关深港融合的政策目前还没有得到曾荫权的正式证实。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接受新纪元记者查询时表示，有关建议只是听曾荫权在口头上空泛地提了一下，目前还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措施。梁国雄表示自己原则上不反对开放深圳人来港，“因为这是一个大趋势”，目前最关键的是看曾荫权会提出哪些具体措施，实施上是否可行，他相信两地融合最大的困难是“两种制度的不同”。

香港媒体对这一议题也反应平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资深媒体人士表示，事实上深港融合中港两地一直有提，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在二零零一年最早提出香港和珠三角融合，经济北移的建议，遭到外界的强烈反对而搁浅，显然曾荫权的公关政策“高明”的多，这次先透过媒体放风和智囊机构披露所谓“专业”研究，来测试香港民众的反应，再决定具体政策，所以媒体在这次报导上都非常审慎。

他指出，《明报》的报导出来后，外界反应非常大，民间有很多反对声音，他估计“电子通关”可能会改动，改为向深圳市民发放更为快捷的签证。但他相信，港深融合将是香港政府未来推行的一个重要方向，这点意向非常清楚。

外界分析，曾荫权推行政策的原因是担心“香港经济有被大陆边缘化”，但也有报导指，此项政策是“北京的意思”，早在零三年七月，中共总理温家宝结束访港视察深圳后，中央就曾派出七人调研小组，而有关深圳“重新定位”的讨论，亦甚嚣尘上。香港时事评论员王岸然认为，曾荫权没有权力决定这么高规格的政策，“他肯定是受命于中共”。

香港和深圳融合？虽然官方未有正式表态，香港媒体的报导未见火热，但民间已引起热评。一项设在香港明报的网上投票“你是否赞成深圳人可自由来港？”共有一万五千多人投票，八成五的香港市民反对这项建议。

网友“无间道”惊呼“香港完了！”，“是否明示曾特区政府想彻底摧毁香港？葬送‘一国两制’？把香港变成与大陆毫无分别的一个中国沿海城市？”；有网民称：“深港融合，没有香港特色，没有法治民主，香港死得更快。”；另一位网友“恐怖”担心：“恐怕深圳还未民主化，香港己经‘陆化’了，遍地贪官、满街有毒食物、A货…太恐怖了！”

在香港工作了十多年的汪先生对新纪元记者表示，不愿意香港和深圳融合，因为香港已经很拥挤，和深圳融合对香港发展不利。

而另一位嫁到日本的朋友朱小姐也表示，她的日本老公在香港工作了十多年，原本对香港还有怀念之情，还时常想回香港看看。一听到可能会实施这个新政策，就连连摇头，表示不会回香港，因为他讨厌“大陆人不礼貌，不卫生”。

一位非常喜欢到香港南丫岛、赤柱等地拍摄的日本摄影师也担心“很多怪人”来香港，对香港自然环境、空气污染等进一步造成破坏。但港人董小姐则欢迎这个政策，因为她的媳妇是深圳女孩，儿子是香港居民，新政策将对她来看望儿子更加有利。

与香港市民反应迥异的是，深圳市民普遍欢迎这项政策。深圳独立作家赵达功表示“非常好”。他说，深圳人渴望作香港人，他们喜欢看香港电视，穿香港衣服，以香港作为楷模，因为香港在英国管治时期积累了很多优越点，他们的自由、民主、法治精神都是深圳人所渴望的。

虽然港府一再强调深圳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素质已经“够班”和香港融合，但两地的差异依然是中港讨论的热点话题。

有网友称：“过去以后，哇！香港的房价和深圳差不多喔！然后看见路边扫地的阿婶，问‘你工资多少呢？’‘哎！才八千元呀！’阿婶答道。而自己工资才一千二百元！’

住在深圳以外的大陆居民则有些忿忿不平。有网友称：“如果可以实行的话，肯定那些倒卖深圳户口指标的人又大发了一笔，同时将引发一场全国人民住深圳调户口的狂潮，这是深圳政府的一个阴谋，是其维持高房价的藉口，深圳现在就是一个正在被抛弃的年老色衰的二奶，在想方设法努力挽回她的地位！”

深圳的楼价在过去半年内爆涨了七成，预料新政策会吸引更多人到深圳置业，进一步推高深圳房价。

虽然港府智囊机构的研究报告将深圳和香港融合，比喻为参考大纽约、大巴黎等融合周边城市来扩充都会发展的做法，但事实上这种对比是不公平的，因为深圳和香港实施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

曾经被英国管治了一百多年的香港，被中共接管后，依然沿袭资本主义制度，赋予媒体畅所欲言的权力，社会环境气氛比较轻松；深圳是共产党制度，政治和媒体舆论受到严格控制。

香港时事评论员王岸然对两地融合颇有保留，他担心融合后会更方便共产党侵入香港。“你看周围已经很多中共特务，现在融合后，特务不是更容易进入香港？”

但深圳作家赵达功相信，因为民主是民心所向，深圳香港化会比香港深圳化更快。他举例说，前两天看香港电视，看到香港工人示威争取权益，这在深圳是不可能的，因为深圳工人示威公安就会把人抓起来。

“深圳和香港融合后，下次深圳人示威我想公安不会敢这么名目张胆地抓起来，他们也要顾忌一下外面的反应。”

随着自由行来港，很多大陆游客来到香港，可以阅读到大陆看不到的杂志，看到退出共产党、解体中共的大游行，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等，甚至亲身参加六四、七一大游行等，体验一下香港民主讯息，也在冲击着中共的专制体制。赵达功预计香港和深圳进一步融合，对内地民主也会起到促进作用。

香港政府在推行深港融合政策时，如同引进自由行大陆游客来港，也在触碰一个烫手山芋，一方面促进了香港的消费，另一方面也带来内地孕妇香港产子、黑工问题、妓女、治安恶劣、毒食品等社会问题，根本症结就在于中共专制和自由制度的不同。

一位大陆论坛的版主这么说道：“深港融合，还远着呢！”他说：“文化认同，生活一体，才是深港一体化真正有可能的开始！”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张树鸿是香港人，上周六（8月11日）先后到过利达公司在佛山的三家分公司，并且跟许多员工打招呼、谈心，最后在南海分厂被发现在其工厂仓库内上吊身亡。

据另一位刘先生称，老板张树鸿是在恒景公司仓库的一个角落自杀的。‘估计是8月11日下午3点多。我赶到时已经是5点多，警方已经封锁了现场，我看到老板脖子上勒了两道很深的痕。’

利达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张树鸿是总公司的合伙人之一，也是利达公司的老板。利达公司在佛山投资已经有近20年的历史，并在当地有三家公司，其中两家分公司为恒景公司和帅盟公司，目前有员工5000多人。

据员工估计，被召回的96.7万件玩具从召回到赔偿损失，大约要负担3000多万美元。

连续几个月来，中国黑心货频传，美国、日本及欧洲等很多国家，纷纷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中，检测出有毒食品、牙膏、宠物、玩具和劣质轮胎。“中国制造”成为危险、黑心的招牌，让人敬而远之。

但是中共一贯对外宣称大陆产品没有问题，并批评美国“大肆渲染”中国制造的产品品质问题，存在“妖魔化”中国产品的倾向。此次，美泰尔公司因这批塑胶玩具所用的染料“含铅量过高”，宣布回收所有九十六万七千件玩具，再次引起外界对大陆产品安全的关注。

张树鸿自杀的消息传出后，在海内外媒体中被广泛转载，海内外对中国黑心产品的关注也集中到张树鸿个人身上。

伍凡表示，这个事情在国际上曝光后，美国政府不会把矛头指向具体的商人，而是主要针对中国政府，整个国家、所有中国人都跟着丢脸。中共此时却还在不知廉耻的推卸责任，只会让人越发的看到它丑恶的嘴脸。

资深媒体人、《动向》杂志总编张伟国也表示，中共媒体的报导，可信度一般都要打折扣，因为中国的媒体都是被政府作为舆论导向来利用的。也许中共企图借这个案子急于摆脱因造假在国际声明狼藉的困难处境，包括通过对这个老板的正面描述意图博取他人的同情，转移视线，开脱自己的责任。

他说，如果是这样，那中共就是在玩火。一旦把火点起来，可能引发更多人去追踪思考，更加看清中共的本质。其结果可能是让国际社会看到罪魁祸首是中共，更加看清中共的本质和罪行，包括它对社会道德的败坏，管理环节的缺失等。所以说，中共做这些事情都是在玩火自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另外，报导中称，“老板从不拖欠我们工资”，员工们称老板“被朋友害了”。张伟国认为，这说明，在此案中，中共最关心的不是玩具对购买者所造成的巨大危害，而是强调这个老板个人如何好、如何冤枉。这是本末倒置，混淆视听。这也说明，中共对于是非的判断已经荒谬得低于道德底线，分不清孰重孰轻。这也是整个社会需要反思的。

张伟国同时还表示，假如这则报导是真实的，如果这个老板是因为产品有问题，自己感觉对不起员工和工厂，用自杀的方式承担责任，那很难得，说明他还是有一定的责任感的。因为在中国到处造假，造假者不但不负责任，而且唯利是图，甚至卷款潜逃。当然，这个老板选择的自杀方式并不好，他可以选择更积极的、更理性的出路，改进产品质量，挽回危害。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死了之，也是逃避责任的一种表现。

路透社 13日报导，经过独立测试后，有些牙膏样本含有二甘醇，这是用于汽车抗冻剂的化学物质，也能影响肝脏和肾脏的毒素，而且抑制中枢神经系统。

Gilchrist & Soames公司经营多种个人浴室用品卖给高级酒店，总部位于印第安纳波里(Indianapolis)的公司发言人没有透露牙膏在哪些酒店使用，也不愿表示有多少数额的小条牙膏正在回收中。

Gilchrist & Soames表示，已经从巴贝多(Barbados)，比利时，百慕达，加拿大，多明尼加共和国，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墨西哥，西班牙，瑞士，土克斯及开科斯群岛(Turks & Caicos)，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英国和美国进行回收，并且要求酒店销毁剩余产品。

FDA在网站http://www.fda.gov/oc/opacom/hottopics/toothpaste.html.上公布了含有二甘醇牙膏的名单。

美联社报导，六月的某一天，狱警因为十多个中国制造的牙膏品牌含有用于毒性化学物，而要潘特(Sherri Painter)交出她的SpringFresh牙膏。

乔治亚州的39个监狱和几十个州监狱都有SpringFresh牙膏。经过测试，其中一条牙膏是全美国毒素含量最高的牙膏。

在美联社要求下，一家新泽西州公司追踪了SpringFresh牙膏的货运路线，说明这些货是怎样从中国工厂运到监狱而没有被检查出来。议员们一直到看到巴拿马、多明尼加共和国和澳洲发现有毒牙膏的新闻报导才知道这件毒牙膏事件。

制造商用有毒的二甘醇代替成本较高的增甜剂。中共政府不认为这是危险物质而让它通关。

SpringFresh牙膏是在苏州制造。由清馨日化用品有限公司(Qingxin Daily Chemical )制造，这是一家大约90人的工厂，经理对美联社记者表示制造SpringFresh牙膏至少五年了。

以美国的标准，美国制造的牙膏是用和其他原料结合的甘油作为增甜剂，不过苏州厂用工业用的溶解剂二甘醇来代替。

美国科学家在1937年发现了二甘醇的危险性。当时至少105人服用了田纳西州制造含有二甘醇的药物后死亡。二甘醇是能致命的添加物，去年巴拿马含二甘醇的咳嗽药和其他药品引起至少90人死亡。

1990年代晚期担任中国政府出口检查员的密苏里大学食品科学家林　（Mengshi Lin）表示，中国政府不检查牙膏这类产品的二甘醇含量。

911事件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部门在19个国家的港口设置了检查员。不过因为与中国政府没有协议而没有在中国设检查员。负责牙膏检查的FDA在中国也没有常设的检查员。

新泽西州的商业资讯公司PIERS Global Intelligence Solutions帮美联社追踪了SpringFresh牙膏的出口流程。他们发现在2006年和2007年有17船牙膏运到美国。船从上海出发经过盐田和香港，最后全都到达美国西岸塔克马(Tacoma )或是西雅图。位于Woodinville一家家庭公司American Amenities接收了这些船货。

FDA在西雅图和塔克马港口各有7名和3名全职检查员。不过该局在巴拿马官员发现中国制牙膏含有二甘醇之前并没有检查牙膏。五月底，FDA开始抽检美国零售商、进口商和经销商的牙膏。最后，140个中国牙膏样本里有38%含二甘醇。六月一日，FDA发布了有关十多种中国品牌牙膏的警告。

六月下旬，FDA检查了12条牙膏样本，其中9条来自华盛顿州的American Amenities，3条来自乔治亚州。FDA发言人表示，一条乔治亚州牙膏含有6%的二甘醇，是美国发现的最高含量。

American Amenities的律师发言人里昂(Jesse Lyon)表示，公司已经停止采购SpringFresh。他们停了中国牙膏业务。他说，这次的回收和相关费用将造成至少10万美元损失，对于只雇用6个人的公司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2002年乔治亚州和American Amenities签约，由后者提供低价的个人卫浴用品和其他产品。乔治亚州一条1.5盎司牙膏的采购价是9分钱。最大的买家是经营南亚特兰大900名女囚犯监狱Metro State Prison的乔治亚犯罪矫治署。

著名的《福布斯》杂志每年都公布一项税负痛苦指数。自从有了这个指数以来，中国与发达的欧洲国家一直位居榜首。今年，中国仍然位列第三。比中国更痛苦的高税收国家是法国和比利时，紧跟中国后面的则是瑞典、意大利、比利时等，显而易见，这些都是发达国家。大家都知道，欧洲国家是以高税收和高福利闻名于世的。他们的纳税人在交税会感到痛苦，但是在领受社会福利时可能会稍许得到一些安慰。而中国则是一个高税收、低福利的国家。所以，对决大多数人来说，只能是有痛苦而没有安慰的。

当然，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迅速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一篇文章，驳斥《福布斯》杂志的税收痛苦指数。中方的文章称，中国公民的税收负担不仅比发达国家要轻，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不重的，尤其是与发展水准相当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基本持平。

在我看来，中国官方的解释有几点并不能令人信服。首先，中国只是就政府的正式税收进行比较，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一项重要的中国国情，那就是中国不仅有大量的预算内税收，还有为数不小的预算外收入，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非税收入。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自己才公开提出税赋改革目标是革除“明税轻，暗税重，杂费、摊派无底洞”这一弊端。各种暗税，杂费和摊派究竟有多少？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高培勇的估算，这个数字在二零零零年大约是正规税收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左右。

如果说这些正规的数字是普通民众永远无法得到的话，从其他的资料、甚至从老百姓的直观上看，中国的税收增长的不合理已十分明显。多年来，中国的税收增长的速度一直在百分之二十以上，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两倍左右。与老百姓的收入、消费等的增长比较起来，税收的增长无疑是超高速的。不仅如此，中国政府的收入来源不仅仅是税收和各种行政费用。中国政府控制了大量具有垄断权利的行业，尤其是高利润的金融、石油、电力、通讯、铁路、航空等，这些行业通过垄断性的价格向消费者勒索，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向老百姓的一种变相征税。

中国民众的税收痛苦之所以高，除了来自于高额税收之外，还在于税收使用的极端的不合理。在前面提到的那些高税赋的欧洲国家，虽然他们的高税率已经严重的阻碍了自身的经济增长，但是，至少它们政府的财政支出比中国要合理得多，支出的方式也要透明得多。在大多数欧洲的发达国家，国民的医疗是完全免费的、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也是完全免费的，大学教育或是完全免费、或是只是象征性的收取非常低的费用。这些费用的使用，都是老百姓直接投票选举的议员们逐项审议、激烈辩论后批准的。

但是，中国的财政收入则首先用于保障各级官员们的挥霍性消费以及各级党政部门的豪华办公楼和其他楼堂馆所，真正用于普通民众的福利的则微不足道。例如，中国用于民众福利的开支只占政府收入的百分之二左右，而在英国，按同比口径的福利开支则占到政府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可惜的是，《福布斯》杂志的税收痛苦指数只考虑了税负的轻重，并没有将政府的财政支出方式考虑进去，否则，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将更高。

2000年8月29日，我和东伟一同被送进了北京大兴的劳教人员调遣处，随后我被女警带到关押女性的区域。

按性别分开后,先去一个房间登记了基本情况，然后就要求我们脱光所有衣物，包括袜子。光天化日之下，我和另外一些人一丝不挂的站在一块空地上，我窘迫的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我身边是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护士，她留了一头长发，头发披散下来刚好遮住身体的一部份，让我羡慕不已，没想到头发还有这样的功效。我急的满脸通红，想着：以后无论如何也不留短发了，女人就应该留长发。

我们被要求把带来的被子拆开，检查是否藏有法轮功的书或经文，查完之后再把被子缝上。这一切都在赤身裸体的情况下进行。八月底的阳光依然强烈，照在一群裸露的皮肤上，白花花的十分刺眼。女犯区仅仅是用铁丝网和外面相隔，铁丝网的外面隐约有一些男警察在走动。当我对赤裸身体的羞辱感快变的绝望时，一个女警终于抱来了一堆衣物，说：“自己挑大小号，穿上吧。”统一的白短袖、蓝短裤，每个人都忙不迭的穿上。

穿上衣服，我才敢扫了一眼其他人，大约有十来个人，年纪不等。接下来让我们面对墙站成一排，以“低头抱首”的姿势蹲下，就是蹲着的时候两手抬起抱着后脑杓，这样腿和胳膊都用着劲儿，一会儿就疲劳不堪了。就这样蹲着不知过了多久，稍微动一下就有人在旁边呵骂。忍到极限时，竟然还怀念起看守所来，那时从早到晚坐着固然痛苦，可还不会像这样蹲着随时可能晕倒。

终于两个犯人头（在劳教所叫小哨）过来把我们喝叫起来，开始大声领我们念所规所训，然后让每个人再大声重复一句话：“我是劳教人员某某某，…”因为进来先登记，所以知道站在第一个的是唯一的一个非法轮功犯人，她马上大声重复了一遍，顺利过关。第二个学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脸色黑红的中年妇女，她说：“我没犯法，我不是劳教人员。”小哨一下子愣住了，随后一挥手，和另一个小哨一起扑上去，一顿拳打脚踢，那个学员被打的倒在地上，但自始至终一声没吭。

旁边几个警察懒洋洋的坐在那儿看着这边，打人的声音丝毫没有影响她们的姿势和神态，她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暴力场景。我们在劳教所期间发现警察亲自动手打人的时候不是很多，都是指挥犯人打人。一个是打人也是件挺累的事情，再一个万一把人打坏了要追究责任的时候，也可以谎称不知情，让那些打人者当替罪羊。为了更好的执行“打人职能”，劳教所的小哨一般都是十分凶悍的犯人。

我站在第三个，要说我一开始还处于懵懂状态，不知怎么做才好的话，前面这个学员的做法已经使我下了决心，绝不能配合她们。单不说修炼法轮功本就没有错，再者就是从人间这层理上单一个“义”字上讲，我也不能重复那句话，否则不就会给刚才那个学员更大的压力吗？

小哨大声喝道：“娄宏伟，该你了！”我一声不吭。见我没反应，小哨吃了一惊。可能她看我十分文弱的样子，以为刚才的那顿暴打足以使我就范，所以对我的抵制始料不及。她冲我高喊：“该你了！听见了没有？”我还是不予理睬，眼睛看着前方。她气坏了，歇斯底里的叫道：“你也想和政府作对？我再说最后一遍，然后就不客气了！”我知道接下来的会是什么，就把身体紧张的绷起来，准备迎接一顿暴打。

没想到的是，她抬起手来，用尽全身力气给了我一个耳光。巴掌落在我脸上，我的双耳“轰”的一声，大脑麻木，眼前一片金光，接下来是下颌处一阵剧痛。以前经常在电影、电视剧中见到打耳光的镜头，在我的观念中，打耳光带给人的更多是“羞辱”而不是“疼痛”，而此时这个耳光，我根本来不及体会羞辱的感觉，因为力量大的差点让我晕过去，而下颌处的疼痛也超乎了我的想像。

现在想想，她可能打脱了我的下巴，因为在随后的两个星期内，我吃饭的时候都几乎张不开嘴。小哨看到了这个耳光对我产生的影响，得意的大叫：“念！”我强撑着站在那儿，还是一声不吭。这下小哨有点不知如何是好了，她停了一会儿，对另一个小哨说：“去，让她到墙边‘飞着’去！”

“飞着”是劳教所中一种常见的体罚。那个小哨按着我的脖子，强迫我“飞着”：背靠墙站着，然后把头低下去，直到额头挨着膝盖，脸夹在两腿之间，然后把手臂往上抬，像翅膀的样子，直到手背接触到墙壁为止。大头朝下这么一呆，不一会儿，我就觉得自己的意识都快失去了。那时还真想失去意识昏过去算了，起码可以暂时逃避一会儿现实。

我恍惚间听见一群人抬走了她，而我也被放了下来。想到这个学员为了大家不受委屈竟然这样以身相救，我悲从中来，放声大哭起来。一个警察听见哭声走过来，把坐在地上的我一脚揣倒，边用穿着硬皮靴的脚踢我的头和脸边骂着：“哭你个X，再哭踢死你！”我悲愤交加，更大声的哭起来。另一个警察过来，冲小哨说：“算了算了，快把她们都带回班里吧！”

我被分在八班，刚一进门，屋子里的人就关切的问：“刚才谁那么厉害，我们隔了这么远都像地震了一样！”我听了这话，又想起那个同修，不知撞成了什么样，刚止住的眼泪又哗哗的流下来。她们见我那么伤心，就安慰我：“别担心，你们炼功人有师父保护，不会出大问题的。你看我们这些人电棍电一会儿就不行了，而你们法轮功经常是电棍的电用完了，换上新电池接着电还没事呢！”

她本想安慰我，没想到我听到这些更伤心了：“我们是有师父保护，可毕竟是肉身在修炼，怎么能抵的住电棍？”她听了说：“那倒是，上次那个老太太因为炼功都被电糊了。我是说你们的精神厉害，电成什么样都不屈服，还能很快恢复。”是呵，精神的力量当然很大，可那也不能随便电人呵！

调遣处的房间大约七、八平米，两边各放了两张上下铺的床，中间过道窄的只能站下一个人。门口还有一米见方的一块空间，床底下摆着脸盆，脸盆里放着饭盆之类的杂物。每人一个小板凳坐下后，真是再找不到一块下脚的地方了。

刚才和我说话的是这个班的班长，一个因贩卖黄色光盘进来的河北妇女，约四十岁，胖胖的，对我还算和气。很庆幸这个班长也不是凶婆子类型的，否则雪上加霜，我真是要承受不住了！这一天下来，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无法想像如果在这样的地方呆上一年，我还是否能活着出去。

晚上临睡前，我对自己说，这可能是一场梦吧，明天早晨一醒来，我可能就躺在家里的床上了。而且东伟还在我的身边，安慰我说：“别怕，你刚才只是做了一个噩梦，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生活还和原来一样美好。”

可是我哪里想的到，这一切不过才是噩梦的开始。来到调遣处，只不过刚刚踏进地狱之门。

(今年三十八岁的卜东伟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从家中抓捕。后被非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半，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整一年。卜东伟的妻子娄宏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丈夫被抓后，娄宏伟多方呼吁营救，现已得到欧盟、国际大赦等机构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议员的声援和帮助。)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