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8月23日(星期四)
资深民主人士、美国《网路文摘》总编徐水良22日向大纪元透露，他几位大学里的朋友告诉他，近一、两个月以来，FBI约谈了数位美东地区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的头目，并派多人到美国的大学里摸底，目前美东地区各大学中国学生会的头目几乎都在FBI的监控之下。
张青：“17号向中纪委的举报网站成功发了一份申诉控告信，起码这份文件他已经收到了，会怎样处理，应该用密码查询就会知道。20号我又去邮局，通过专递的形式给胡锦涛办公室也给中纪委信访办发了申诉控告信。这么做是真的希望他们能看到这封信，让他们知道有这么件事情是非常必要的，我觉得。底下的人想做成这个冤案，上面的领导人知道实情后可能会发表一些意见吧！我是真心这么希望，也是真心这么做。”
前六四领袖王超华和吴仁华，对杨建利获释回到美国表示欣慰，但是，对中国民主前途仍高度忧心。他们认为，杨建利历经五年多牢狱监禁，最终取得护照返回美国，体现中国政府仍把“人质外交”视为对抗国际舆论的手段，不见改善人权和民权问题的诚意。
星期三上午，郑恩宠和妻子蒋美丽乘警车在警察“陪同”下前往出入境管理局领取护照。蒋美丽说，两人到取证窗口后，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到楼上，说有人在等他们。蒋美丽和丈夫上楼后，一个官员告诉他们，郑恩宠的护照申请被拒绝。
据现场戚姓访民表示，这“两会”召开期间，访民一定会被赶出北京或被抓捕，现在访民的心态是抓紧时间上访，而且最近大家都采取群体上访，这是政府最忌讳的上访方式。这样做，其实是希望能引起高层和外界的关注。
访民：“我被打了，警察太坏了，他们把我捉到小黑屋里，用屁股坐我肚子，又用拳头打我的头，我家是代替一家商户收1万3千6百元的货款，但对方给了1万元之后，3千6百元就不给了，我们求派出所警察解决，他们不管，还打我。”
尽管媒体报导说，山东出事故的煤矿当局对天气预报和洪水警报置若罔闻、没有采取预警措施是导致矿难的原因之一，然而，中国政府官员星期三仍然说，这次山东矿难是自然灾害。与此同时，被困在井下的181名矿工生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一些悲痛欲绝的矿工家属和保安人员发生了冲突。
我们是烟台市经组织分配转业到企业工作的军转干部，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今天给您们写这封信，主要是想拜托您们在党的17大上反映一下我们的心声。因为部队是我们的“娘家”，您们是我们的“娘家人”，我们信得过您们，我们的诉求非常希望得到“娘家人”的理解、帮助和支持。
最新一期“亚洲周刊”报导，中共十七大前夕，中国当局已成功开发出全球最先进、规模最大及最严密的网络监管与监控系统，在法律不保障个人权利的情形下，成为遏制公民言论自由及网络产业发展的牢笼。
奥林匹克一词来自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亚山，那里是可以呼风唤雨、主宰人类命运的诸神聚居的地方。海内外批评人士表示，在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来临之际，中共当局显然在发挥另类的奥林匹克精神，对新闻媒体实行全面的控制，让中国新闻媒体所反映的“中国现实”符合当局的意志。
继北京广电总局整肃数家地方广播电视单位之后，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周三(8月22日)通报批评多个中央单位报刊社的记者站，称他们“不接受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管理，在多次通知情况下仍不按时间参加年检”。
德国联邦总理府的官员今天说，奥运明年将在北京举行，梅克尔这次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时，将不避讳谈人权和新闻自由的议题，并计划在北京接见网路作家和媒体人士，表达对中国新闻自由的关注。
十七大前中共高层权争空前激烈，各政治派系就政治局常委班子人事预案明争暗斗，戒备森严的中南海高墙内成为刀光剑影的战场。日前外媒披露，一直觊觎国家主席大位的曾庆红之子曾伟最近取得澳洲商业移民签证。消息传出后，似一颗重镑炸弹，在中南海引起巨大的反响。
香港“东方日报”引述中国官方的“半月谈”杂志报导，湖南一位乡长表示，当地农民生活水平在全县比较落后，可是上报的年人均纯收入并不落后，前年为人民币四千三百多元，去年增加到四千六百多元，实际上却只有六百至七百元。
“若再有一次选择，我还是会这么做。”这句话让我深深的感到震撼！我能理解这个年轻女人所承受的巨大痛苦，她的内心深处一定时时怀疑，那换在她丈夫身上的器官，是不是有可能来自一个无辜的生命？但祇有魔鬼能让她在良知与利益交战间，说出这样的话。此时，尽管她的泪流的如此真切，她的救夫之情着实令人动容，然而这样真挚的感动一旦失去了善的基点，就已经什么都不是。
五名法轮功学员因为2005年10月22日在新加坡商业区乌节路的地下通道分发传单，而在9个月后李岚清访问新加坡期间，突然被以“无准证集会”的罪名提控。虽然被告强烈质疑控方证据（包括16张照片和2名警察证人）的有效性，但是法官仍然宣判罪名成立。其中两名被告学员只得将此案上诉至高等法庭。以下是其中一名当事人蔡永水先生于2007年8月22日在法庭上提交的上诉陈词......
二零零六年大年初三，当地公安和镇压法轮功机构“六一零”组织人员指控他们夫妇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把他们绑架抄家，过后一直不让亲属探望。据知情人最近透露，他们夫妻俩已于二零零六年十月被判刑十四年。
在调遣处法轮功学员之间不允许说话，有时学员之间交换一下眼神，如果被警察或比较恶的小哨看见，也是非打即骂。但对我们和其他犯人说话管的倒是松一些，所以我经常和班里其他犯人讲大法的真相。开始时班长也不敢让我给她们讲太多，但后来我帮她写过几封家信，她每次看了都哭，说怎么写的这么好，之后对我就管的松了。
说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真理就是真理，不经过实践也是真理。真理是不变，而实践有多种，不是正确的实践证明真理的正确，而是真理说明这种实践是正确的或者那种实践是错误的。
今年夏天，美国奎格文特研究所 (J. Craig Venter Institute)的科学家们，将一种细菌的DNA转换为另一种。改变后的细菌基因成分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因为它显示人类操控生命的能力正在逼近产生生命的那一刻。可是当科学家们从生物学、天文学和机器人学等各领域研究生命时，一个重要的问题仍需得到回答：什么是真正的生命?
韩国中国大使馆公使3个多星期之前因腹泻在北京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死亡，中国方面至今没有向韩国方面报告死因调查结果，死者家属担心中国当局掩盖。与此同时，韩国舆论批评中国在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表现出对人命的轻视。
资深民主人士、美国《网路文摘》总编徐水良22日向大纪元透露，他几位大学里的朋友告诉他，近一、两个月以来，FBI约谈了数位美东地区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的头目，并派多人到美国的大学里摸底，目前美东地区各大学中国学生会的头目几乎都在FBI的监控之下。
另据纽约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王先生透露，近日有几个驻扎在纽约侨社的中共特务因受FBI调查压力逃回大陆。徐水良说，以前也有个别民运里隐藏的特务逃回大陆，但这次因为FBI力度更大，中共特务有点闻风丧胆的地步。
徐水良认为，FBI近日明显对中共特务更加关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大纪元等独立良知媒体对中共特务的大力揭露。他说，单纯的美国人不能完全了解中共的邪恶，因此独立媒体应不断的向美国政府和美国民众揭露中共的邪恶，以促使美国政府加大打击中共特务的力度，同时依靠这些媒体了解中共的真实面目和中国的真实状况。
中国学生会头目是中共地下特务
徐水良表示，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会都在中领馆的控制之下，都被沦为中共的特务组织、海外地下党组织，只不过表面上没挂共产党的招牌，不一定以共产党的公开身份出面，而是以一些所谓的联谊活动作幌子掩盖。
他说，美国人可能不太了解，甚至部份中国学生也不一定清楚，但事实确实如此。当然不是说学生会里所有学生都是中共特务或中共党员，但是学生会的头子一般都是中共委派的。这是中共自成立以来惯用的搞工会、学生会等地下组织的手段。
FBI的调查对中共特务具有震慑作用
徐水良认为，FBI这种警告性行动对中共特务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很多中国学生都想留在美国，一旦被美国政府处罚甚至监禁，学业事业将前功尽弃。所以对于FBI的调查，这些学生会头子自然会感到害怕，收敛了不少。
徐水良分析说，很多中国学生不完全了解美国的制度及法律，还是在中共的阴影下生活，而学生会头子也想当然的以为中共是他们的保护伞，在中共的威逼利诱下屈从听任于中共的摆布。他们可能还意识不到这在美国是不正当的行为，甚至是触犯美国法律的行为。因此他们也是中共的受害者。
徐水良指出，FBI一定是在经过调查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采取行动的。FBI一旦掌握充分证据后，就会动手处理，一旦下手就很重。徐水良也因此奉劝中共特务们好自为之，在看清问题的严重性及自己受中共蒙骗的现实之后能够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独立中文媒体披露引起FBI重视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近日加大对中共特务的关注程度。7月初曾在旧金山中文报纸刊登广告， 向华裔居民征集有关中国特工非法活动的信息。7月26日，FBI局长罗伯特．穆勒曾在美国国会听证会时表示，中国的间谍活动已经对美国构成了实质性威胁，而美国也在拟定新的计划来因应这种威胁。
徐水良对此表示，FBI近日明显对中共特务更加关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大纪元等独立良知媒体近段时间对中共特务的大力揭露。
他说，虽然FBI早已注意到中共在海外包括学生中安插的特务活动，但是因为美国人比较单纯，所以不能完全搞清中共邪恶的那一套，他们根本想像不到中共会这么坏，也没料到中共会派这么多人。但是最近经大纪元等媒体在这方面持续的披露，因此引起了美国政府和FBI的重视和警戒。
媒体和公众应继续促美国政府重视
徐水良表示，中共倾其整个国家专政机器来摧毁正义良知者，包括利用武装暴力、喉舌造谣和特务活动。我们要能运用西方民主国家的力量，就能更有效的解体中共这些邪恶的因素。
徐水良强调，媒体宣传很重要。美国政府很看重媒体和公众的舆论。他希望大纪元等媒体能够继续披露中共在海外的特务活动，不断的向美国政府和美国民众揭露中共的邪恶，这样美国政府包括FBI就会更加重视，可以花更大的力量，调查发现更多问题，以加大力度打击中共特务。
他说，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政府也会越来越看重和依赖大纪元这样的独立良知媒体，通过这些媒体来真正了解中共的真实面目和中国的真实状况。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机制。
【大纪元8月2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妻子，近日用中纪委新开通的举报网站，就丈夫受到公检法部门的枉法侵权正式作出控诉。分析认为成效如何有待观察。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妻子张青继本月中旬发表致胡锦涛公开信后，近日连续用挂号信和网上投书的形式分别向国家领导人办公室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举报了丈夫在被捕期间受广州公检法部门刑讯逼供、枉法侵权的情况。她星期三对本台说---
张青：“17号向中纪委的举报网站成功发了一份申诉控告信，起码这份文件他已经收到了，会怎样处理，应该用密码查询就会知道。20号我又去邮局，通过专递的形式给胡锦涛办公室也给中纪委信访办发了申诉控告信。这么做是真的希望他们能看到这封信，让他们知道有这么件事情是非常必要的，我觉得。底下的人想做成这个冤案，上面的领导人知道实情后可能会发表一些意见吧！我是真心这么希望，也是真心这么做。”
北京中纪委上月开通了举报网站，页面有加密程序，每一个举报有一个密码，可供举报者追溯进度。更在媒体上呼吁举报者使用这种程序更保密，更能够保障举报者安全的渠道对各地官员行为进行监督。
张青是在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介绍下使用了这一渠道。胡佳星期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对当局的新措施是否如官方所说，各方静观它的实效---
胡佳：“我在北京的媒体上看到了这一消息说中纪委的网站有新的技术举措，并且中纪委特别鼓励公民通过网络举报，因为这个能保护权益，因为是加密状态。我们姑且信之，他是想用这种技术手段保障举报人的利益；也可以说他们或许真的要把这个网站作为一个渠道去了解地方官员的作为。所以这个很新鲜。不管怎么说张青是积极地作了这个尝试，我是真心希望中纪委责令广东政法部门在这个事件上采取纠正错误的措施。”
然而张青在中纪委的网上投诉并非一蹴而就的，经多次尝试成功后，她的电脑却无端地失灵了几天，直到她向外界透露这一现象后，又出奇的好了。张青告诉记者---
张青：“8月16试着贴到那里，打不开没贴成，第二天我再次往上贴，那一次居然成功了。贴了以后电脑就不灵了，有三、四天根本打不开。后来有记者采访我，提到向外公开，这个电话交谈后，过了十分钟我的电脑就好了。”
被控非法出版至今在广州的看守所等候判决的郭飞雄被捕近一年，其间他从未停止维权。从用长时间的绝食抗议公安人员的虐待，到委托律师告知家属向中央申诉、举报受到的酷刑和冤屈。妻子张青也不停尝试各种渠道。
胡佳认为，郭飞雄夫妇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抱着对中央政府中开明官员的信任，执政者应正视，并不要辜负这种民众的期望---
胡佳：“郭飞雄这个案件中，无论从郭飞雄还是妻子张青的表述，他们对现行体制中建设性力量、改革派的力量、推动法制的力量，还是心存希望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应该算是中国政府的一次机会，他应该了解到这些人所作的维权工作是要推动法制化进程，对中国的执政党、统治阶层来讲也应该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原标题：郭飞雄案投中纪委举报网 考验当局改良监督渠道实效)
【大纪元8月2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报导)前六四领袖王超华和吴仁华，对杨建利获释回到美国表示欣慰，但是，对中国民主前途仍高度忧心。他们认为，杨建利历经五年多牢狱监禁，最终取得护照返回美国，体现中国政府仍把“人质外交”视为对抗国际舆论的手段，不见改善人权和民权问题的诚意。王超华首先对杨建利回到美国表示祝贺。
王超华：“我很高兴听到他被释放，重新与家人团聚。我对这样的个案感到欣慰。 有些西方舆论估计这是北京奥运当前，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的突破点，但王超华直言这不过是北京当局又一次的表演，而非全面性的诚意。
尤其是像我们希望争取更多人权、民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以为这(杨建利返美)只是中国政府表演式的姿态，完全不是真正的人权进步。这样的举动不是第一次、估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比如说世界各国很多友好人士、人权人士仍在施加压力，希望迫使中国政府释放陈光诚和师涛。”
王超华期许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现在仍受困中国政府高压之下政治良心犯的处境---
王超华：“回头看中国整体人权情况，我们仍感到沉重。这样(杨建利)的个案还不能代表真正的人权进步，像是当初和我一样在(六四)通缉名单上的马少芳、杨涛，或者后来卷入这些活动当中的刘晓波、杜导斌，以及很多维权律师…他们在国内还不能自由行动。”
正忙着为新书《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建立博客的吴仁华，也分析北京当局重发护照给杨建利，是迫于外在情势、而非自愿性的举动。
吴仁华：“这只是中国政府惯用“人质外交”的延续而已，在西方国家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释放个别政治犯，在背后又获得中国想获得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当西方媒体藉杨建利获释，分析中国政府是否以此响应西方国家关切中国事务的压力。吴仁华和王超华两位则相应呼吁，比较起民主中国的理想，现阶段中国的民权和人权问题当有其更高的急迫性。”
吴仁华：“
(中国政府)能不能释放维权人士？能不能释放已经被关押18年，因六四事件被捕的北京市民？这两个要求比较具体、要求也比较低，也符合当年申请奥运会主办权时的承诺。”
王超华：“希望西方政界能够伸出援手，一个一个个案来帮助受压迫、受苦受难的人，可是，要令中国真正改变的话，当然就是要争取民主，而争取民主的原则与基础就是公民权利，也就是民权运动。”
上海律师郑恩宠自去年6月刑满出狱后，一切行动仍然被警方密切“关照”。郑恩宠希望前往美国进行学术交流，探访女儿和朋友，于今年8月8日向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申请办理护照和往来港澳通行证，但被拒绝。
星期三上午，郑恩宠和妻子蒋美丽乘警车在警察“陪同”下前往出入境管理局领取护照。蒋美丽说，两人到取证窗口后，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到楼上，说有人在等他们。蒋美丽和丈夫上楼后，一个官员告诉他们，郑恩宠的护照申请被拒绝。
蒋美丽说：“他说，你的事情，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我们不能给你护照。郑恩宠说，不能给我，你有什么书面的(理由)？他说，我们给你。”
*“犯罪嫌疑人”*
郑恩宠妻子蒋美丽说，那个警官递给他们两份由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签发的不予批准决定书。该局在决定书中说，郑恩宠“属于犯罪嫌疑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和中国公民因私往来港澳暂行管理办法，决定不予批准郑恩宠的护照和往来港澳通行证申请。
2003年，大约500名上海静安区东八块被强迁的局民委托律师郑恩宠控告当时的上海首富周正毅和所在区政府勾结，非法获取土地。当年6月，上海警方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将郑恩宠逮捕。同年10月，上海第二中级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秘密罪”判处郑恩宠3年徒刑。
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得知郑恩宠护照申请被拒绝后，发表了一份声明，对上海当局如此对待郑恩宠提出强烈抗议。声明指出，郑恩宠2006年6月5日刑满出狱，并且在今年6月5日恢复公民政治权利，因此绝对有权利申请护照和签证。该组织在声明中列举出有关据发护照的法律条文，要求上海当局明确说明是根据哪一项具体条文拒绝郑恩宠的护照申请。
记者就此打电话到上海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向一名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拒绝郑恩宠的申请。她回答说：“根据我们这边的情况，如果他因为是‘犯罪嫌疑人’被拒绝办护照的话，这边是有规定的：法定不能出境人员的第一条，刑事案件的被告或者是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认定的犯罪嫌疑人……”
记者问，郑恩宠已经没有案件在身，那么是什么样的“犯罪嫌疑人”？她说：“如果他确实属于刚才你所说的情况，建议让他本人到出入境(管理局)跟警官来说明情况好吗？”
*模糊的法律条文*
郑恩宠夫妇认为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理由非常荒唐。蒋美丽说，郑恩宠认为，即便是犯了罪，那么在中国最低监禁刑期是半年，因此他打算等3个月再提出诉讼。如果到时候还是不批，就再等3个月，这样等过半年后，看当局还有什么理由。
中国当局为了限制一些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出境，常常会以模糊的法律条文拒绝他们的护照申请。今年7月，中国异议作家廖亦武第9次申请护照，而他户籍所在的重庆市涪陵出入境管理局以他“出境后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理由，第9次拒绝了他的护照申请。涪陵官员拒绝作进一步解释。
郑恩宠出狱后，夫妇二人的行为一直受到严密监控，形同软禁。郑恩宠的所有电话也被当局切断。记者星期三多次尝试拨打他的手机，始终无法听到对方的声音。
【大纪元8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22日上午，在国务院、全国人大办公厅(俗称“二办”) 联合接待站，有大批来自全国各地集体上访的民众。这些访民希望自己的冤案能引起当局高层关注，都赶在中共“十七大”和08年奥运召开之前风涌来京上访。昨天早上11点左右，就有三批来自不同地方的访民，每批都有100人以上。一位在外面静坐的访民说:“他们的代表已进去谈，其他的人在大门外静坐等候答覆。”
据访民介绍，到“二办”集体上访的民众，大多是下岗和失地农民。有来自辽宁鞍山、河北、山东的访民，他们把青春岁月奉献给了企业，下岗后生活陷入困境，而企业的官员，却把他们的钱贪污了。也有来自河北的失地农民，土地被强占，没法生活。
在“二办”的周围，布满了各地截访的人，访民可能还没进去登记，就被截访的拉回原地。而申冤无门的百姓，把自己的冤文和传单贴在“二办”周边的电线杆上。
据天津访民冯女士透露，在马家楼附近有一家私人的精神病院(访民称“黑医院”)，这里关押了很多外地上访人。这黑店与截访人员勾结，把上访人关进来，送进一名访民，这医院就可分到几百元人民币。
访民指证，这“黑医院”的位置就在马家楼救济分流中心大门外，不远的一个院字里，随便问人就可以找到，是一位山西女老板开的。现在很多上访人员都关在这里，不让你出来，出来就押你的身分证，跟监狱一样。
而来自陕西的彭姓访民告诉记者，他说:“在‘十七大’之前，大家都来冲刺，希望自己的冤案能引起重视。现在政府不是谈和谐社会，关心民生问题吗?上访这么多年，都没有解决问题。大家是在地方解决不了问题才来北京，但北京又把问题推给地方，形成恶性循环上访，把老百姓推向痛苦边缘。”
【大纪元8月2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报导)北京及上海的访民在星期三例行公开接待访民日表示，当局对他们打压依然，有残疾上访者被殴打。访民们希望当局能够履行承诺，解决信访问题。据大陆媒体上星期的报导，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是国家的一项重大决策。就此，公安部强调，各级公安机关领导人特别是“一把手”，要进一步带头接待信访群众，解决疑难信访问题，全力以赴做好公安信访工作。
然而就在当局声称要重视上访民众，妥善接待并解决问题之际，访民们却表示当局并无放松对他们的打压。星期三是接待访民日，据悉，北京市政府门外也有数百名访民上访。北京访民赵淑玲向本台表示---
赵淑玲：“派出所把一个残疾人给打了，她找所长去解决事，结果两个警察把她提到小黑屋里，骑到她身上，揍她。”
该位被殴打的访民透过电话向记者表示---
访民：“我被打了，警察太坏了，他们把我捉到小黑屋里，用屁股坐我肚子，又用拳头打我的头，我家是代替一家商户收1万3千6百元的货款，但对方给了1万元之后，3千6百元就不给了，我们求派出所警察解决，他们不管，还打我。”
正在北京上访的天网义工郑大靖表示，当局派出许多截访人员抓捕上访者，星期三早上，5位截访人在北京侨元饭店附近绑架一访民。访民被绑架上车后，拚命用脚蹬车门，其它访民于是发现---
郑大靖：“其它访民就把这位访民拖下车，不要让他被带走，那些截访人员就要冒充是警察，访民们要求他们出示证件，他们什么证见也没有。”
郑大靖说，之后110警察赶到，告诉众多访民不要管闲事，并将截访人员带出访民包围圈。
而在上海，星期三也有数百名访民在市政府门外上访，其中有许多都是因拆迁问题而上访。上星期因为到上海市人大会议会场外抗议而被当局拘留，而后被警察恶意带到荒郊扔下的上海访民朱东辉说，如此多的访民反映了当局并没有认真为他们解决问题，当局说“全力以赴做好公安信访工作”是一个谎言---
朱东辉：“报纸昨天登了，我也看了，这都是骗人的，现在在市政府门外的访民，好多也是反映公安的问题，包括我们这些因拆迁而上访的访民，许多公安也插手拆迁，他们根本就没维护我们的权利。”
朱东辉表示，2008年奥运已进入倒数之时，全世界都睁大眼睛观察中国人权状况，他希望北京当局以至地方政府都能履行承诺，妥善解决访民们的问题。
【大纪元8月23日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2007年8月22日华盛顿报导)尽管媒体报导说，山东出事故的煤矿当局对天气预报和洪水警报置若罔闻、没有采取预警措施是导致矿难的原因之一，然而，中国政府官员星期三仍然说，这次山东矿难是自然灾害。与此同时，被困在井下的181名矿工生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一些悲痛欲绝的矿工家属和保安人员发生了冲突。中国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星期三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山东煤矿溃水事件，经过专家组的分析认为属于自然灾害事故。
海外观察家指出，把这次山东煤矿矿难定性为自然灾害事故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可以撇清山东地方政府有关人员和煤矿管理人员的责任；二是中国政府对自然安全事故中死亡的人员并没有进行补偿或者提供其他援助的规定。
*李学举：对因自然灾害死亡人员无补偿规定*
李学举是在回答美联社记者提问的时候说这番话的。中国民政部部长李学举说：“对于因自然灾害死亡的人员，目前在我们国家还没有补偿或者其他的资金。”
不过，李学举承认这次在山东矿难中死亡的矿工和在其它自然灾害中死亡的人员有可能不一样，因为它是在生产的过程中发生的。李学举表示，他相信中国政府和企业一定会向这些死难人员的家属给予各类的抚助金。
*李强：把山东矿难定性为自然灾害说法不对*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表示，中国民政部长仓促把山东矿难定性为自然灾害的说法是不对的。
李强说：“我认为民政部长李学举的这个说法是不负责任的。众所周知，这些煤矿疯狂追求利润，明知有危险还要开采，这些矿难完全是可以预防的。如果煤矿做好安全预防措施，并且对煤矿工人进行培训，很多事故是可以预防的。正是因为中国的煤矿为了追求利润，无视安全生产措施，不顾劳工的生命安全，在不安全的情况下开采导致中国矿难。”
*中国媒体也质疑匆忙宣布事故是自然灾害*
中国媒体也对一些地方官员匆忙宣布这次事故是自然灾害提出质疑。人民日报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地方政府发言人把特大矿难定性为自然灾害所致，也许有他的道理，但是，即便如此，溃水淹井背后的人为因素仍然值得引起当地政府的反思。
人民网的文章提出的疑问是，首先，有关当局的洪水风险意识是否太过淡薄？地方政府强调华源煤矿所在地区此次遭遇的暴雨灾害为70年不遇，也就是说，70年前这一地区曾经发生过类似灾难。文章说，国家防汛办几年前就颁发《洪水风险图》，并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区实际，做好防洪工作，如果地方当局把大堤修得固若金汤，这次就不会发生河堤决口、洪水灌进煤矿矿井的事故。
人民网提出的另一个疑问是，目前中国的气象、水文观测、预报体系都已经相当先进，这次华源煤矿矿难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天降暴雨，酿成溃水淹井惨剧，人民网的文章认为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是不是天气预报“没有引起当地政府的足够重视，以致没有及时启动预警、处置机制，结果被洪魔打了个措手不及？”
人民网的文章评论说：“某些地方政府总习惯于在多少年不遇的自然灾害上大做文章，而很少认真查找天灾背后可能隐匿的人为因素，更休言进行必要的行政问责，以及整改、完善相关应对机制。如此一来，在中国不少地区，天灾逐年加剧，百姓深受其害。”
*李强：中国应允许非政府组织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的煤矿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业。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每年都有6000名左右的矿工死于矿难。中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是世界其他主要采煤国家死亡矿工总人数的4倍。百万吨煤死亡率，中国是美国的100倍、印度的13倍。很多中国专家认为，中国矿难频仍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允许非政府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强说：“我呼吁政府关掉这些危险的煤矿。我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允许民间的非政府组织来关注中国煤矿的安全生产工作，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很多危险的煤矿背后都有政府官员的利益，如果单纯靠政府来监督和管理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根本就不能够防止矿难的发生。”
据报导，山东有关部门目前仍然没有停止抽水抢救工作，但是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从8月17号就被困在井下的181名矿工生还的机会愈来愈渺茫，一些在煤矿口焦虑地等候消息的矿工家属和矿场管理人员发生了冲突。美联社报导说，防暴警察星期三连续第二天在煤矿办公室外面警戒，防止愤怒的遇难矿工亲属和矿管理人员发生暴力冲突。
据中国媒体报导，虽然这次矿难已经被中国政府定性为自然灾害，但每位被困矿工的家属已经领到2000元的慰问金和生活补助。中国民政部部长在北京的国务院新闻办记者会上承诺对遇难矿工提供更多的救助。
【大纪元8月23日讯】尊敬的中共17大军队代表团：您们好！
我们是烟台市经组织分配转业到企业工作的军转干部，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今天给您们写这封信，主要是想拜托您们在党的17大上反映一下我们的心声。因为部队是我们的“娘家”，您们是我们的“娘家人”，我们信得过您们，我们的诉求非常希望得到“娘家人”的理解、帮助和支持。
我们认为，全国近百万被组织分配到企业工作的军队转业干部的国家干部身份被置换为企业职工身份、转业后享受地方相应职级的政治经济待遇的承诺被取消，是改革中在制度上设计不周的结果。军队转业干部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被无端分成三六九等，执行不同的政策，而且待遇差距甚大，是不公平、不和谐的根源。贬低被组织分配到企业工作的军队转业干部的社会价值，从连排职到师团职统统罢官撤职，按普通企业职工的身份办理退休，在退休待遇上与其他军转干部相差数倍，是对企业军转干部人身权利的侵害，是古今中外军队建设史上的千古奇冤。同是军队转业干部，但在落实军转政策上实行双重甚至多重标准，有违法律和政策面前人人平等和以法治国的理念。军龄、职务、贡献相同，就因为转业的时间、分配的去向不同，其待遇就有天壤之别，违背了按劳取酬、按贡献大小进行补偿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军人付出劳动所生产的国防产品全国人民普遍受益，对所有退役军官的补偿应统统由全民或国家承担，在国有企业普遍改制以后，再推给退役军官所在企业承担，对改制后的企业来说也显失公平、公正，同时也是不现实的。
十几年来，企业军转干部一直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奔走呼号，但地方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以“怕攀比”为由，就是不予解决。“军队转业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组成部份”（中发[2001]3号文），“暂未安排相应职务的师、团职军队转业干部，分别享受当地地（厅）、县（处）级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国发[2000]10号文），这都是最近几年的文件，也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安置军转干部的一贯原则，按明明确确的文件落实，何来“攀比”之说？要求政府兑现我们转业时的承诺怎么能是“攀比 ”？如果是为了个别政府官员凭空想像出来的所谓的“怕攀比”而不去落实当初的承诺，又将党和政府的诚信放在何处？
据我们了解，群众攀比的是所谓“高薪养廉”的非正常做法，攀比的是以侵吞国有资产或官商勾结等非法手段一夜暴富的所谓“民营企业家”，攀比的是每年拿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垄断国企老板，攀比的是动辄贪污受贿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贪官污吏。人民群众对企业军转干部要求落实军转政策不仅没有攀比，反而抱以同情、理解和支持。
也有的说，企业军转干部要求落实“一个身份、两个待遇 ”是想和公务员攀比。企业军转干部争取与其他军转干部一样享受落实同一个军转安置政策的权利，又怎么能是和国家公务员“攀比”呢？本来是人家应该得到的而不去落实，反而给人家扣上想攀比的大帽子，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一些人还振振有词：解困是对企业军转干部的“特殊政策 ”、“特殊关怀”，要把它作为“长效机制”。我们承认，在国企改革的“攻坚”阶段，我们中的大部份同志下岗了、失业了，单位发不出工资了。在我们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的关键时刻，党和政府聆听了广大军转干部的呼声，出台了“解困”文件，各级政府和党组织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度过难关，我们是非常感激的。但我们同时又认为，“解困” 只能是一个临时性措施，而不能作为“长效机制”。如果将其作为“长效机制”，将永远解决不了企业军转干部的思想稳定问题。这一问题，不是靠思想教育和打压所能解决的。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各级政府践行承诺，使所有的军转干部都能享受到同一个军转政策的阳光。这也是党的16大以来，我党大力倡导 “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的成果要让全体人民共享”的应有的题中之义。这是关系到维护党和政府的威信，关系到稳定军心、民心，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对企业军转干部的问题久拖不决，是有些同志国防观念和强军意识的衰退，将“解困”作为“长效机制”，将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持久隐患。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强柱石。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和最具活力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伟大的国防事业，转业后又为改革作出了奉献和个人利益的牺牲。在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却“因为企业改制了”，而成了当今社会上的困难群体，需要长期靠政府和社会的解困、救助来维持生活，使我们感到无比的困惑。我们热爱党，热爱祖国，希望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健康发展。向上级机关直至中央提出我们的意见和建议，这正是我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同时也是在履行一个公民、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但却被某些人认为是“不稳定因素”，这是对我们人生品格的否定，是对我们的侮辱，是我们至死都不能接受的。
现实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由于长期的和平生活，一些人的国防观念渐渐淡薄了，好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就不那么重要了。将军队转业干部中占绝大多数的企业军转干部打入另册，被边缘化，使他们由部队的精英变成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困难群体以至所谓的“不稳定”群体，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企业军转干部不能享受同一个军转安置政策，是对我们这部份人的歧视。也许我们这几十万人的事，在全国来说算不上是什么大事，但这种错误观念、态度、和感情任其发展，就很危险，军队和国防建设将会受到严重影响。我们期望参加17大的军队代表、我们的“娘家人”，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出来说话，把我们的意见和诉求带上去，从维护退役军官的合法权益和坚持并完善军转安置政策、制度的角度，从稳定现役军官思想、巩固国防和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妥善处理好企业军转干部问题。
以上意见如有不当，请予以批评指正。如有可能的话，敬请给我们一个回复。
此致
敬礼！
山东烟台市被组织分配到企业的军转干部
2007年8月23日
报导指出，由于中共十七大临近，中国当局为加强网络监管与监控，已成功开发出全球最先进、最大规模、最严密的网络监管与监控系统，网络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IDS）等多种高科技，并实施个人网站登记制度、网络实名制度等新政策。
最近中国当局以打击色情为由，实施严格的互联网管制政策，尤其对开办电子公告牌系统（BBS）和个人网站的要求极其严格，让三千万个人网站人心惶惶，纷纷把域名和虚拟主机转到国外，以回避在中国的生存危机。
报导又指出，面对大量网站外逃，中国当局相信可以通过多年建立的网络防火墙来过滤和封锁境外的“有害”信息。自七月十六日开始，由中国发往境外的邮件不明原因被大量退回，研究者发现，这是当局正在进行大范围防火墙测试而导致邮件堵塞。
不过，中国网民也与当局斗智斗勇，很快发展出一套套反封锁的“破网”、“翻墙”战术，并将破解邮件的过滤方法在网上传播。
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情况下，两亿网民透过上网参政议政，现在他们的上网发言权被削弱后，更有上海网民在网上发起起诉当局的活动，以捍卫信息自由。
报导又引述跟踪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人士分析认为，中共十七大前夕，当局为维护稳定而严管互联网，当局互联网管理从过去以技术为主的控制，转向完备的制度控制，标志着中国互联网管理已进入技术监控与制度管理相结合的新阶段。
【大纪元8月23日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丰2007年8月22日华盛顿报导)在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不到一年之际，中国当局要求新闻媒体多报导正面消息。批评人士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要求在官方媒体当中，“客观现实”必须符合宣传部门的指令。奥林匹克一词来自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亚山，那里是可以呼风唤雨、主宰人类命运的诸神聚居的地方。海内外批评人士表示，在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来临之际，中共当局显然在发挥另类的奥林匹克精神，对新闻媒体实行全面的控制，让中国新闻媒体所反映的“中国现实”符合当局的意志。
在北京空气污染状况持续不见改善、引起国际奥委会关注之际，北京从上个周末到本星期一连续4天实行交通限制，试图测试这种措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
与此同时，中国的新闻媒体得到中共宣传部门命令，要多报导实行交通限制的好处，少报实行限制造成的种种不便、损失和抱怨。
华盛顿邮报报导，在4天交通限制期间，北京的空气污染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所恶化。北京环保局公布的一个重要的空气污染指标、也就是空气微粒子指数，从上星期五的91上升到星期六的93，再上升到星期天的95，星期一又上升到100。
但是官方新华社发布消息说，星期一的指标是95。北京环保局随后在网站上把原先的空气微粒子指数100下调为95，从而与新华社保持一致。同时，官方媒体大力强调限制交通试验大获成功，北京空气质量在此期间大大改善。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观察人士注意到，当局命令官方媒体在报导新闻的时候，务必将“客观现实”报导符合中共宣传部门的规定，这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说法，即“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批评人士抱怨说，在目前依然在发展的山东新泰地区180多名矿工被困在矿井之下生死不明的事件报导中，当局控制的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达到了“极左”水平。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一头版刊登长篇报导，题目是《矿工生命高于一切》，报导大力宣传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最高领导层3个星期前如何关心矿工安危，如何竭尽全力组织抢救河南被困在矿井下的69名矿工获得成功的消息。这篇长篇报导最后的一段话是：“‘这次事故对我们是一次检验，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我们共产党人是最有战斗力的！’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总结说。”
与此同时，山东180多名矿工依然在矿井下生死不明的消息，被安排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的第5版，只有5段文字。
批评人士表示，当局控制新闻媒体，命令新闻媒体在报导新闻时，务必把中国的现实塑造得符合长官意志和中宣部指示，这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政治规范。日前，中国湖南一坐大桥坍塌，造成几十人死亡。当局命令中国新闻媒体不得擅自前往事故现场采访。
一些中国记者，包括官方的人民日报的记者前往事故现场附近采访受难者家属，受到具有当地官方背景的人的殴打。当地官员表示，只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采访是合法的，其他新闻单位的采访都是非法的，不受保护。
*秦耕：媒体成为无权奴仆*
中国作家秦耕说，这再好不过地显示了中共当局把新闻媒体视为没有任何权力的奴仆。他说：“新闻媒体，就是我的喉舌，在我的操纵和掌控之下。我让你报导，你就能报导。我不让你报导，你就不能报导。我让你报导多少，你就能报导多少，不让你报导，你就不能报导多少。我想让你采访，你就来。我不想让你采访，你要来，我就殴打你，把你赶离现场。”
到目前为止，中国当局没有说明湖南地方当局殴打包括人民日报记者在内的记者以及对所谓新闻采访的合法与非法的区分以及地方当局殴打所谓的非法采访记者，根据的是什么国内或国际法律，或根据的是什么行政规范。
【大纪元8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继北京广电总局整肃数家地方广播电视单位之后，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周三(8月22日)通报批评多个中央单位报刊社的记者站，称他们“不接受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管理，在多次通知情况下仍不按时间参加年检”。专家认为，这是中共在国内国际压力之下的钳制媒体的动作的一部份，显示中共的不安和惶恐。同时也说明，中国媒体越来越不听中共的话了，包括中共官方媒体，甚至中央级报刊。否则，也不至于到三令五申、甚至公开通报批评的地步。
新闻总署通报批评并处罚中央级报刊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通报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在年检中发现，个别中央级报刊有特权思想，认为自己级别高，不屑于参加年检；也有个别报刊社企图逃避违规处罚。为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加大行政管理力度，对一些拒不参加年检的记者站撤消登记”。
通报还称，“在2006年的记者站年检中，中国税务报重庆记者站、中国中医药报重庆记者站等5家记者站无视管理要求，未参加年检和集中清理工作，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对这5家记者站及时采取了行政措施，依法注销其记者站登记；同时，对中国建材报等6个报社的重庆记者站不认真对待年检和集中清理工作进行了通报批评，并对记者站做出缓验的处理”。
国内国际压力令中共惶恐
资深民主人士、美国《网路文摘》总编徐水良表示，对于中共而言，国内国际的形势都愈趋紧张。由于山西黑砖窑奴工丑闻、中国被退回的多种假毒食品等事件，令中国的老百姓愤怒，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和频频发出谴责之声，这都令中共处于无法解脱的困境当中，因此大力压制媒体和言论，企图把这些不利于它们的因素都压下去，以营造稳定和谐的假象，缓解其政权危机。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表示，当局这个行动是最近一系列统一打压媒体的行动中的一部份，主要是因为十七大和奥运这两件大事。从他们一连串钳制媒体的动作来看，中共内心深感不安和惶恐，控制媒体也是给它们自己壮胆的一种方式。
中共官方媒体越来越不听话
徐水良认为，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媒体越来越不听中共的话了，包括中共官方媒体，甚至中央级报刊。否则，也不至于到三令五申、甚至公开通报的地步。
他说，很多媒体现在自负盈亏，即使是中共养着的媒体也都还是需要自己盈利的，如果都只是说些官话套话，报纸就没人看。新闻工作者都要跟社会接触，他们也是老百姓，因此多多少少都要反映一点社会情况。更何况，大部份新闻工作者也是恨共产党的。89年“六四”时就有大量媒体上街游行。
中共钳制媒体将越来越难行
徐水良表示，文革期间，媒体能做到统一口径，但是现在越来越难了。老百姓越来越反弹，现在大家都敢讲话，反抗精神越来越强。媒体也不能完全脱离现实，否则就没读者、没市场了。所以很多媒体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些“擦边球”。
金钟表示，大多数媒体对于来自官方的压力已经有一种适应性，虽然不会表面上以强硬的态度跟官方对抗，但是会等待时机，等这股浪潮过去再想办法。他们经常对官方的命令采用阳奉阴违的手法拖延。
【大纪元8月23日报导】（中央社记者林育立柏林二十三日专电）德国总理梅克尔预定二十六日访问中国四天，继去年私下会晤维权人士受到瞩目后，梅克尔这次在北京将接见媒体人士，在奥运前夕表达对中国新闻自由的关注。梅克尔访问中国将会晤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等中国领导人。
德国联邦总理府的官员今天说，奥运明年将在北京举行，梅克尔这次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时，将不避讳谈人权和新闻自由的议题，并计划在北京接见网路作家和媒体人士，表达对中国新闻自由的关注。
不过官员没有透露具体的名单。
随着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开始倒数计时，中国的人权问题近来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根据最新民调，三分之二的德国民众支持政府向中国施压改善人权。
去年五月，梅克尔首度以总理身份访问中国，曾在北京德国大使馆接见“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作者陈桂棣和吴春桃夫妇，以及“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负责人魏伟、“打工妹之家”副总干事韩会敏等民间维权人士，并与上海的金鲁贤主教讨论中国的信仰自由问题。
德国官员当时说，梅克尔在大使馆接见中国“公民社会的代表”，目的是“观察中国社会的实况”。
【大纪元8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李黛娜综合报导）十七大前中共高层权争空前激烈，各政治派系就政治局常委班子人事预案明争暗斗，戒备森严的中南海高墙内成为刀光剑影的战场。日前外媒披露，一直觊觎国家主席大位的曾庆红之子曾伟最近取得澳洲商业移民签证。消息传出后，似一颗重镑炸弹，在中南海引起巨大的反响。有媒体分析，因为这个事件使曾庆红成为八月初北戴河中央会议被炮轰的对象，从而直接影响曾庆红的去留。不过在此前，港媒就广泛披露了中共十七大人事布局中，曾庆红的位置早已岌岌可危。
一度抛弃江泽民转向与胡锦涛合作的曾庆红，在今年年初向胡发难，要求胡让出国家主席遭拒后，两人的关系从貌合神离走向权斗公开化，已经势如水火。
最近胡在军中做了一系列调整，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而且中共的反腐风暴已经刮向曾氏父子。有分析指出，在这样的情况下，曾的儿子移民澳洲，应是曾看到大势已去后为留退路而经营的末日工程。
曾庆红因儿子移民澳洲遭炮轰
七月份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披露，曾庆红儿子曾伟最近获得澳洲商业移民签证。一批老干部与胡派政治局委员在北戴河会议中，坚持要求曾庆红讲清楚其儿子曾伟秘密移民澳洲的企图，而曾庆红的去留问题，也成了这次人事案中最大的争议。
首先发难的是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他表示，在过去的几年里曾庆红大力宣传“三个代表”，不是宣称自己代表对最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吗？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吗？代表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吗？既然自己什么都能代表，为什么还让自己儿子秘密移民澳大利亚，那里也有“三个代表”吗？
会上一些已经离退休的老干部也指出，国家副主席的儿子秘密移民国外，还是由外国媒体曝光，太丢人，太不成体统，太不像话了，充分说明澳洲主流社会对这种背叛自己祖国的行为也很反感，不认同，惊讶万分，否则怎么会给你曝光。
曾辩解招致更过批评
面对众人的长时间质疑，曾庆红恼羞成怒大声叫嚷，自己不知道儿子的行为，自己也管不了儿子。
王兆国批道，既然连自己儿子的行为都不知道，那还怎么知道党的事务，怎么知道国家的事务，既然连自己儿子都管不了，那还怎么管理全体党员，怎么管理中央党校，怎么管理中央书记处。请庆红同志不要急于辩解，想好了，再把问题说清楚。
王兆国成为胡对付江、曾的有力武器
有分析人士认为，王兆国在八二年十二大上就已经是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已经称得上是“老牌”，先后历任多个职位，资历超过曾庆红。
中国人权民运资讯中心7月21日透露，戏剧性的济南段义和“汽车爆炸案”发生后，69岁的中纪委书记吴官正1997年至2002年任山东省委书记其间，段义和、杜世成、谢玉堂等都是当时其手下重要干部并被提拔，所以吴官正在下届中纪委书记人事的影响力被认为有大大降低的可能，王兆国出线成为十七大中纪委书记的机率就大大增加。
因此，王兆国被认为是胡锦涛对付江泽民、曾庆红集团的最强有力武器。
反腐矛头已指向曾庆红父子对于曾庆红恼羞成怒大嚷不知儿子的行为，有分析人士认为，曾庆红是睁眼说瞎话。对于控制特务系统的曾来说，这样的理由太牵强，唯一能解释的就是曾庆红慌。中共的“反腐”已经指向曾庆红。
据大陆杂志《财经》1月8日揭露，山东最大型国有企业鲁能集团在“转制”中，两位名不见经传的北京私人企业竟以37.3亿的收购价获得鲁能集团总资产738.05亿的91.6％的股份，导致700多亿国有资产的流失，有人指证，操盘这笔买卖的幕后主角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以及两个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和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
据海外杂志透露，去年三月“两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中纪委常委提出“关于党、国家机关、政府部门干部公开公布经济收入、财产情况”的议案，进行讨论表决。当时不赞成公布自身财产的就有曾庆红、俞正声和王乐泉。
据悉在北戴河会议上，就有元老质疑曾庆红，既然是商业投资移民，请问自己儿子在澳洲投了多少资金，这些资金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秘密转移资金。
江曾早做好撤逃准备
中共高层权争历来充满血腥，目前江曾势力，特别是江泽民因为在迫害民众中欠下血债，担心遭到清算而不敢放弃权力，从而与胡的权争更加你死我活。因害怕一旦失势后即将面临灭顶之灾，所以纷纷准备逃跑的后路工程。
早在6月9日，前悉尼中领馆外交官陈用林就披露大批中共高官家属移居海外的现象，也证实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家属在澳大利亚都已经拿到了移民身份。他说：“中共政权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全部腐败了。无论级别多高，没有一个人感到是安全的。”
陈用林认为，江和曾选择移民澳洲而不是美国的原因，最主要是害怕在美国这种重视人权的国家，一旦中共倒台后将被遣送回国审判。
专家分析说，在曾庆红逼胡锦涛交出国家主席职位后，大陆杂志能披露出曾家贪污丑闻，如今，中共老干部也公开点名曾庆红得对他儿子移民澳洲及投资的资金做说明，除了中共高层权力博弈的公开化和白热化外，曾庆红在中共党内地位动摇已经不言而喻了。
【大纪元8月23日报导】（中央社记者林于国香港二十三日电）据报导，中国地方政府强迫基层假造政绩，基层乡官各出奇招，年年虚报农民收入、甚至伪造工商执照以及临时建造假工地以应付考核。香港“东方日报”引述中国官方的“半月谈”杂志报导，湖南一位乡长表示，当地农民生活水平在全县比较落后，可是上报的年人均纯收入并不落后，前年为人民币四千三百多元，去年增加到四千六百多元，实际上却只有六百至七百元。
几年前，乡政府曾按实际情况上报，却被县领导骂得狗血淋头。
据报导，最离谱的是招商引资考核，县委、县政府将投资五百万元以上的招商引资项目列入考核指标。这名乡长说，因当地交通不便无人投资，但前年却上报引进三家企业，去年又报了四家，实际上一家也没有。
由于考核要看工商执照、纳税证明，还要检查现场，乡政府只有伪造文件，并建临时性工地应付考核。虽然考核组官员也清楚地方造假，但是大家心照不宣。
另外，安徽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文艾等十名官员持伪造邀请函到芬兰公费旅游，入境时被拒，而且被强制遣返。全案败露后，这十几名官员统一口径把责任推到仲介机构，以对抗中共中纪委调查。
【大纪元8月23日讯】似乎还没有老到需要靠回忆过日子的时候，但这个画面却常常停格在脑海里，那是一个从未谋面的年轻女人，在我和朋友的面前边流着泪边说着：请你们告诉我，除了这样我还能怎么办？你们相不相信，若再有一次选择，我还是会这么做。那时，她的丈夫刚去中国换器官回来，看得出苍白虚弱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他自己承认，换器官的过程中的确有许多可疑之处，辟如医生已经和他约好什么时候动手术，他和妻子都已经从台湾赶到了上海，却在医院内被临时告知取消，而取消的原因医院完全不肯透露。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就真正动了手术。
望着桌上摆着的药物，他沉重的说，当初的器官型配由于时间匆促，没能等到比对出更符合的脏器便换了，因此产生严重的排斥现象，而这种排斥现象，或许还要靠吃一辈子的抗排斥药物才能活命。
1999年7月20开始，在中共当时掌权的江泽民操控下，对法轮功修炼者下达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密令。2000年起，中国境内医疗院所进行器官移植的案例开始大增，台、日、韩人民在过去6年以来，到海峡对岸做器官移植的案件也同步升高。由加拿大组成的独立调查团，于2006年7月6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调查报告，证实了在中国确实发生了大规模的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杀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
“若再有一次选择，我还是会这么做。”这句话让我深深的感到震撼！我能理解这个年轻女人所承受的巨大痛苦，她的内心深处一定时时怀疑，那换在她丈夫身上的器官，是不是有可能来自一个无辜的生命？但祇有魔鬼能让她在良知与利益交战间，说出这样的话。此时，尽管她的泪流的如此真切，她的救夫之情着实令人动容，然而这样真挚的感动一旦失去了善的基点，就已经什么都不是。
若拯救一个生命需要用杀害另一个生命来交换，这样的拯救能算是拯救吗？冒着置另一个无关于己的生命于死地的重大可能性，祇为了挽救一个与自己有关系的生命，这样看待生命基点的方式，究竟是善还是恶？其实并不难分辨，要不然那个年轻女人也不会如此痛苦的流泪！
我的胃在翻搅，我的心也跟着悲泣。她的话让我想起了《芝加哥论坛报》西勒·库斯特主编的名言：“上帝让好人成为好人，就是对好人的最高奖赏。”若上帝正倾尽全力引导世间的人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又是谁在引导一群广大的人走向自私与邪恶呢？除了喜欢诱惑人向地狱的火坑里跳的撒旦之外，邪恶的中共政权不也正卖力的干着连魔鬼都望尘莫及的坏事吗！
当年用一连串的谎言与暴力，将中国人一个个变成清算斗争富豪地主的刽子手，如今祇除了让共党高干与利益共生集团变成新一代的富豪阶级之外，无产阶级专政的谎言可曾真正在中国实现？当年用红卫兵搞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将新一代的中国人卷入摧残中国固有文物与破坏人伦传统的邪恶中，除了彻底地蹂躏了中国这个母亲之外，中国人在暴力之下又何曾真正复兴了中华文化？
从迫害学炼法轮功的广大中国人民开始，一个全新且巨大地诱惑中国人的行动，一个引导世间人向地狱火坑里跳的邪恶戏码就重新开演了。首先以重金诱惑公安与武警加入这场惨烈的迫害，接着是监狱与劳教所人员、再来是活摘器官所衍生出的利益集团，从医生护士、仲介到接受器官移植的病患，邪恶的中共政权正是想将一个个中国人甚至于全世界的人类，都变成和它一模一样，成了失去良知的行尸走肉。
紧接着，它下一步就是要举办奥运了，在侵犯与剥夺人权最惨烈的地方高举象征和平与友爱的圣火。这又是一次对人性的考验与诱惑，在善与恶的选择中，它正希望所有参与的国家与世人都昧于利益而忘了正义，与其大跳邪恶与沉沦之舞。
真理衡诸四海皆准。我们不能等待同样的残忍遭遇降临在我们头上，才懂得对行恶者大声挞伐；我们更不能因为短暂或切身的利益，而向撒旦出卖自己宝贵的灵魂。
勇敢无畏的向邪恶政权说“不”吧！每当退党的勇士增加一个，它嚣张的气焰就减弱一分；每当对它邪恶本质认识不清的世人减少一个，它面临瓦解的恐惧就增加一分。在退党大潮已超过2500万人之际，在人权圣火已经全球传递之时，天灭中共的丧钟其实已经敲响，活在善恶有报的天理下，向邪恶政权说“不”，绝对是我们唯一且仅有的正确选择。
【大纪元8月23日讯】【编者按】五名法轮功学员因为2005年10月22日在新加坡商业区乌节路的地下通道分发传单，而在9个月后李岚清访问新加坡期间，突然被以“无准证集会”的罪名提控。虽然被告强烈质疑控方证据（包括16张照片和2名警察证人）的有效性，但是法官仍然宣判罪名成立。其中两名被告学员只得将此案上诉至高等法庭。以下是其中一名当事人蔡永水先生于2007年8月22日在法庭上提交的上诉陈词：法官大人：
主控官提呈的16张相片是不能成为证据的，因为相片上没有时间日期的显示，这是非常明显的疑点，是不能被抹煞的。一个普通的相机拍出来的相片都能显示出时间日期，为何一个专门用来做调查案件的相机拍出来的相片却没有时间日期的显示 请问如何说服我们和公众相信这16张相片是在2005年10月22日，1点50分到2点45分拍的呢？根据控方第一证人证词，（见法庭记录的第11页，第E项），为什么可以用老款照相机？明知道时间日期对刑事案件是多么重要，为什么可以轻视呢？控方第一证人还说他不记得照相机是什么型号的，这可能吗？这是新加坡一个政府公务员应有的专业素质吗？作为政府的专业人士，在这样的案件中， 随便拿出这样无日期的照片做为唯一的呈堂证据，对法律的基本尊重在哪里，岂不是视法律为儿戏，对得起新加坡政府所给他的工资吗？
我们在乌节路地下通道发资料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所以说这16张相片，由于没有时间日期的显示，而不能成为物证。在16 张相片中，没有一张显现有5 个人在一起的镜头，（根据法庭记录控方第二证人的证词，第29页，第A项）从16张相片上看得出，没有拥挤的现象。所以说控方第二证人的证词是不能相信的，也不能成立的。没有5个人在一起的证据，没有骚扰的因素，因此，所谓的集会是不存在的，否则的话，十几个亲朋好友聚集在一起谈天说笑，节日期间经常可以看到一群外国劳工聚在一起，也要申请准证吗？不然就是犯法，是吗？主控官以“无准证集会”起诉我们，请问“无准证集会”的定义是什么？根据前大法官杨邦孝在2005年的案例法（case law）中提到“无准证集会”的条规是针对不轨行为（mischief or misconduct）的，并不是针对和平守法的集会。初庭法官说我们有很错误的观念，以为自己的活动是和平的，而且没有危害到任何人，所以没有违法。请问法官大人，究竟杨邦孝大法官说的对，还是初庭法官说的对？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一定要有一个空间允许有正义、有良知的国人去做一切有正义的事业，这是国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初庭法官认为，虽然我们所做的事是正义之举、是伟大的，但没有申请准证，这是犯罪的原因。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想请高庭法官确认一下，高庭法官也认同初庭法官的判词吗？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在新加坡已经生活了69年，是个奉公守法的公民。新加坡宪法赋予每个新加坡人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伸张正义、支持善良、捍卫公理的权利。当我的信仰被人歪曲、侮辱、诽谤时，我有纠正别人对我的信仰误解的权利。法官大人，新加坡有条法律：知情不报是要面对法律的制裁，那么我们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出售来牟取暴利等等罪行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有正义有良知的人的责任，是不容被剥夺的，也是完全符合新加坡法律的。如果人人对这场毫无人性的残酷迫害置之不理，那你的行为不是把人类带向更悲惨的境地吗？
多年来我们在新加坡的活动都是和平的、公开的，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骚扰。一般的调查官了解我们后，都认为我们是善良的一群人。从96年到99年，我们可以在联络所开班、教功，举行一些活动，在公园里打开横幅集体炼功，并分发资料。99年7月，中共打压法轮功以后，我们的一切正当的权利完全被剥夺了。往后，就发生了中国籍法轮功学员被驱逐出境，并出现了6起对法轮功学员的诬告案。
法律应该是一致的，而不应该随着时间而改变。为什么在99年之前，我们类似的洪法活动是被认可的，但当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这里的法律就变了。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在99年之前是合法的，在99年之后就变成了违法的了呢？
下面我再重申一下我的要点：
请问法官大人，在一个刑事案件中，时间和日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没有时间日期的16张照片能够作为呈堂证据吗？
证人明显在法庭上撒谎，作为调查案件的专业警察，他所用的相机能没有时间显示吗？
初庭法官的判词中讲，“他们还有很错误的观念，就是因为他们是和平的，而且没有危害到任何人，所以没有违法。然而，法庭的责任不在于决定他们的活动是否有益，而是他们的集会是否在无准证情况下举行”。但是根据前大法官杨邦孝在2005年的案例法（case law）中提到“无准证集会”的条规是针对不轨行为（mischief or misconduct）的，并不是针对和平守法的集会。那么请问法官大人，杨邦孝大法官和初级法庭法官，究竟谁说的对？
初庭法官的判词中说，“只要他们可以被识别为一个集合体具有共同的目地，就是无准证集会”。法律惩罚人的目的是让人吸取教训，根据初庭法官的定义，那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都会处在无准证集会之中，请法官大人指点我将如何避免不触犯到法律呢？
法官大人，法庭是保护好人，打击坏人，维护正义、道德、真理的场所。请法官大人秉公断案，主持公道。
【大纪元8月23日讯】西藏居民赵隆志、罗娜夫妇，于二零零六年被指控发放法轮功资料，被当地公安绑架后，情况一直不明。现在得知他们夫妻俩已被判刑十四年。二零零六年大年初三，当地公安和镇压法轮功机构“六一零”组织人员指控他们夫妇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把他们绑架抄家，过后一直不让亲属探望。据知情人最近透露，他们夫妻俩已于二零零六年十月被判刑十四年。
罗娜被关押在拉萨北郊监狱，而赵隆志则被关押在曲水县监狱。他们的孩子赵乐缘四岁半，赵隆志的父母年迈已无法抚养他，目前处境艰难。
【大纪元8月23日讯】（二十）百苦齐降在调遣处法轮功学员之间不允许说话，有时学员之间交换一下眼神，如果被警察或比较恶的小哨看见，也是非打即骂。但对我们和其他犯人说话管的倒是松一些，所以我经常和班里其他犯人讲大法的真相。开始时班长也不敢让我给她们讲太多，但后来我帮她写过几封家信，她每次看了都哭，说怎么写的这么好，之后对我就管的松了。
后来，班里一个吸毒的女孩小任开始跟我学法轮功，班长也支持她，甚至在她有时犯一些坏毛病的时候还提醒她：“既然学了法轮功就好好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其实班长很希望大家都学法轮功，这样她这个班就好管，就省心。所有的其他犯人也都承认：如果人人都炼法轮功，监狱就可以取消了。我想如果不是小哨看的太严，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学功。
调遣处里最凶悍的小哨，是一个因盗窃进来的姓常的二十多岁的女孩儿。说是女孩儿，可她长的又黑又胖。大家私下里叫她“常疯子”，因为她好像已经失去了理智，每天象疯了一样的到处乱窜，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她像一条疯狗。每每看到她这个样子我就想流泪，人活到这个份上，太可怜了！
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她殴打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老太太一看就知道是法轮功学员。因为即使按照中国自己的法律规定，这么大年纪的人也是不可能判劳教的。但是在对法轮功毫无理性的镇压下，法律和伦理道德，一切规则都可以打破。看上去，这个老人应该比她母亲年纪还大，她却一手拽着老人的头发，另一只手左右开弓打老人耳光，一口气打了有二十几个。
我在一旁默默的流泪，一方面为老人承受的苦难难过，另一方面又觉的打人的这个生命太可怜了。这些人从小就被培养成了无神论者，根本就不相信因果报应这样简单的天理，也就变成了被利用来打人的棍子。可她不知道做这样丧尽天良的事情，她面临的将是多么可怕的后果！
有一天 “常疯子”突然跑过来问我，“听说你是七处过来的，认识王某某吗？”没想到，她说出的竟然是王姐的名字。我点点头，说：“王姐判了无期。”她本来空洞的眼睛竟然闪动了一下，过了一会儿还流出了几滴泪水。这可是十分少见的事，我发现班里的人也都在好奇的看着她。她好像是第一次没有大喊大叫着说话：“在分局的时候，我们两一个号的。王姐对我很好，她可真冤呵！”我说：“我知道。不过她现在挺好的，她学了法轮功了。”她“哦”了一声，脸上又恢复了毫无表情的样子，对班里其他人大喝了一声：“谁让你们听了？把耳朵给我收回去！”
可能因为王姐的缘故，“常疯子”一直没有和我发生过冲突。但另一个小哨，一个因集体淫乱进来的十七岁的女孩，却经常来找我的麻烦。她时不时就会到我们班里，没有任何理由的体罚我，让我到墙边上蹲着。经常是早晨刚起床，她就先到我们班来，冲我叫道：“去，到墙边上蹲着去！”我问：“为什么？”她也不回答。开始我不理她，她就过来用手拉我，用脚踢我，直到把我拽到墙边上蹲着为止。唇枪舌剑我不怕，可道理她不讲，这种动手动脚的事我就不会处理了，更何况师父教导我们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次我们班长实在忍不住了，问她：“她也没惹着你，你怎么老要罚她？”她说：“看她那个清高样儿，到这儿了还拿着臭架子，非好好治治她不可！”
我当时把这件事当成了个人恩怨，就想：“师父让我们处处考虑别人的感受，是不是我哪点没做好惹怒了她？”仔细想想可能是自己自小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种观念让我对所谓“没有文化”的人心里是轻视的，那么这种轻视有意无意间会流露出来，触怒了她，所以总来找茬。其实修炼后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这个观念不对，因为修炼人不用人们常用的地位、权势、金钱、容貌等来衡量人。我们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真、善、忍”。符合了这个标准的就是好人，背离这个标准而行的人，哪怕再有权势，也是要受到天理惩罚的。
可后来才知道，事情还没那么简单，这是他们针对我进行系统转化方案中的一环。在那些不懂信仰的人看来，最难转化的人是两种人：一个是高学历、高智商的人。这种人不会轻易相信什么，都是经过思考、判断了之后才选择了信仰。他们知识广博，思维严谨，要想从道理上说服他们很难。那么警察对这种人定的转化方案就是要打击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到最后怀疑自己对信仰的判断错了，从而放弃。另一种很难转化的人就是他们所认为的那种没文化、“一根筋”的人，比如老太太或农村妇女，绝症被治好了，或严重的家庭矛盾被解决了，那认为法轮功就是好，师父就是救命恩人，谁说什么也不听。
我被他们归为第一类，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对我进行的就是精神上的凌辱，目的就是让我失去对自己判断的自信。没有人和我从道理上探讨任何事情，有的只是借题发挥进行人格上的羞辱和毫无道理的体罚。比如明明是他们不准我们洗脸，洗澡，洗衣服，结果苍蝇天天围着转，他们就会说：“炼法轮功的人最脏了，都臭不可闻！”他们故意把我的头发剪的乱七八糟的，然后再羞辱我说：“看你炼法轮功炼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他们还命令我不停的大声喊一百遍“报告，到，是”之类的话，不喊就打。喊完后，他们就在旁边讥笑我：“炼法轮功炼的，精神病！” 历来人们认为头颅象征着高贵与尊严，调遣处的强制“低头”也是毁掉人的尊严，打击人的自信的一种方法，从而使人屈服。
也许是我以前的生活经历太简单了，调遣处的恶劣环境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和承受能力。渐渐的我开始出现精神恍惚的情况，甚至想到了死。其实，我一直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尤其与东伟长期稳定的情感，让我对生活充满了感恩和信心，所以很“怕”死。要是哪天想到人早晚有一死，就会紧张半天。修炼后，我了悟了生死的真谛，对死亡才不再恐惧，也从来不再去想生死的问题了。
可是在调遣处这个地方，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求死的心。我常常想，这种猪狗不如的日子，活着有何意义？但是，作为修炼者，自杀是有罪的，所以我也不会那样做。一天我跟班长说：“要是他们说谁继续炼法轮功就枪毙谁，我第一个冲出去！”班长说：“是呵，吃一枪多容易呵，才不会那么便宜你呢，就是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在身心的承受到了极限时，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真切的梦。梦中我好像在一个图书馆里游荡，在一排排的书架中找一本书。最后终于找到了，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同时耳边响起了师父慈爱的声音，告诉我：“孩子，百炼成钢！”醒来后立刻觉的心的容量扩大了很多，我走过了那个想死的极限。我告诉自己：“你要活着从这里出去，你没自己想像的那么软弱！”
(今年三十八岁的卜东伟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从家中抓捕。后被非法判处 劳动教养两年半，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整一年。卜东伟的妻子娄宏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丈夫被抓后，娄宏伟多方呼吁营救，现已得到欧盟、国际大 赦等机构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议员的声援和帮助。)
(待续)
【大纪元8月23日讯】山顶上的那朵莲花开了，但只有爬到山顶的人才能看到，只有登上山峰不畏艰险的攀登者才能证实那莲花的绽放。然而，即使没有一个人能否攀上山峰，那莲花依旧是开放的。能证实莲花的开放只是一个攀登者的机缘和荣幸，而莲花的开放与攀登者或者非攀登者，或者诽谤登山运动的人、抑或任何人都无关系。
说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真理就是真理，不经过实践也是真理。真理是不变，而实践有多种，不是正确的实践证明真理的正确，而是真理说明这种实践是正确的或者那种实践是错误的。
不是因为一个人的个子高，就证明大象的形状像扇子，不能因为你摸到了大象的腿就证明大象像个柱子，更不能因为触摸到大象的身体就说大象是一堵墙，即使你不是瞎子，能够看全大象的完整模样，即使你有更全面、更高级的实践手段，你能透视大象的身体，你能看到大象在微观下的思维，也不能说你的这些实践是检验大象的唯一标准。大象是什么就是什么，也许人的实践永远也无法认识全。大象究竟是什么？那是把大象从无到有制造出来的那个生命或者力量决定的。
一万个人中就有一万个红楼梦，同样的一本书每个人看到的都有不同。然而，红楼梦就是红楼梦，读者永远只能是读者。真理是真理，实践也只能是实践。
【大纪元8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静、魏德综合编译报导) 今年夏天，美国奎格文特研究所 (J. Craig Venter Institute)的科学家们，将一种细菌的DNA转换为另一种。改变后的细菌基因成分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因为它显示人类操控生命的能力正在逼近产生生命的那一刻。可是当科学家们从生物学、天文学和机器人学等各领域研究生命时，一个重要的问题仍需得到回答：什么是真正的生命?科学家在不同领域中竞相追逐生命
美联社8月19日报导，探讨生命的奥秘不再只是哲学家的问题，现在科学家也在操控生命，在其它行星寻找生命，甚而在试管里产生生命。并且，他们在努力为生命作出定义。
今年6月，美国一些研究人员用一种微生物替换另一种细菌的基因成分，而另一些科学家设法产生这个时空中的初始生命。美国航空航天局科学家则在太空中寻找生命，但是他们无法肯定这种他们要寻找的生命会是什么样。还有一些未来学家正在探索机器人若成为人类，是否应被认为是生命的一种形式。
因此当科学家们基于生物学、天文学和机器人学研究生命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油然产生：什么是真正的生命? 而这个问题由于最近生命实验的进展而被再次提出。
今年夏天在华盛顿郊区，在构画人类基因图谱中起关键作用的美国奎格文特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将一种细菌的DNA转换为另一种，从而改变细菌的基因成分。这一实验结果是告诉世界，人类操控生命的能力正接近产生生命。
目前该研究所正在为一个全新细菌申请专利，这个新细菌是通过把遗传基因插入一个被抽空的、曾是尿道细菌的细胞内而产生。但该研究所不认为这是在创造生命，只是“改变生命到新的生命形式。”
世界上至少有六个其它研究小组试图用化学物质产生并仿造地球上的初始生命。他们预计，离成功创造这样的生命还有3到10年。
对于这些科学家们来说，新的人造生命形式意味着新的能源途径、环境清洁机制和救生医学。而对于其他人，这种突破意味着通过设法再创造生命，来了解地球上生命的起源。
试图创造生命的主导专家之一、加州大学桑塔克鲁玆（Santa Cruz）分校的生化教授德默尔（David Deamer）说：“我们认为，下一个生命的起源将发生在某人的实验室里”，即所谓的“湿人工生命”（wet artificial life）。但问到德默尔什么是生命时，他说，最好是描述而不是定义生命：“现在我们可能还没有掌握到足够的知识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从那些方向去努力。”
上个月，美国科学院的“怪异生命”（weird life）委员会发布一个报告，警告美国航空航天局不要太集中于从水的角度寻找生命。这一警告似乎在提醒当前的科学家外太空的生命可能以不同于目前我们所认识水的方式存在。
比如华盛顿州立大学研究极端环境下有机体的地质学教授舒尔玆-梅库克(Dirk Schulze-Makuch)的研究表明，一些生命能够在曾经被认为太严酷而无法生存的条件下存在，譬如西班牙的一条过酸性河流及南极州的冰盖湖，这些条件的严酷程度不亚于某些外太空条件。
舒尔玆-梅库克认为，人们常将地球生命和外太空生命，如火星生命，等同起来。在地球生命中，盐水是活细胞中的内部流体。而火星上的气候对于这种细胞似乎太冷，如果内部流体包含水和过氧化氢混合体的话，生命则可能在那里繁衍。水和过氧化氢混合体会为火星干冷环境下的有机体提供至少三个清楚的好处。它的冰点为零下56.5摄氏度(具体温度取决于过氧化氢的浓度)，所以在很低的温度下仍可以液态存在；即使在低温下它变得坚硬，也不会形成可毁坏细胞的结晶，而由水结成的冰则会损坏细胞；同时过氧化氢具有吸湿性，意味着它会从大气中吸收水蒸气，这是在一个不易得到液体水的行星上生存的可贵特征。
此外，“怪异生命”委员会担忧现在的科学家在寻找外星生命时，也许太地球中心化了。“当扩展到太阳系寻找生命时，重要的是确切知道在寻找什么”。同时，该报告还敦促航空航天局在寻找生命时避免“固定在碳”物质上，即使碳经常被称为地球生命的支柱。
但如果碳不是生命的必需物质，硅呢? 换句话说，机器呢?
一位著名的未来学家克玆维尔（Ray Kurzweil）劝告人们，譬如比尔・盖茨，他认为到2029年，机器将通过人工智能的主要测试，像一个人那样的回答问题。
他说：“主要的问题在于，非生物个体是否真正享有权利，是否有知觉或有感情?”这不仅是克玆维尔的想法，许多知悉定义生命具有挑战性的科学家都说，这些答案不容易找到。
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学家开普兰（Art Caplan）说：“近400年来，‘生命是什么’成为生物界的核心问题”。他说，这导致更多神学的问题，是否生命是特殊的，并且是否我们人类是特殊的。
开普兰预言，本世纪后叶，生命的定义将是政治和社会辩论的中心，如同争论堕胎和胚胎干细胞研究一样的热烈和意见分歧。
人造生命可能在3到10年内产生
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报导，世界上几位科学家一直在设法产生最初的生命形式，并声称离最后的成功为时不远。
专家们预计，在未来的3到10年内，将会有来自目前鲜为人知的“湿人工生命”（wet artificial life）领域科学家发出产生生命的公告。
那些参与这项生命“竞赛”的科学家之一、意大利威尼斯的原生公司（ProtoLife） 操作办公室主任倍德（Mark Bedau ）表示：“这是重要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知道”。
合成生命的第一个细胞是由DNA基本化学物质制成，似乎对不从事科学的人来说不可想像，因为这个DNA首先您必须在显微镜里才能看见它，更不用说合成了。
倍德说：“制作原细胞有可能在我们宇宙中产生新的生命”。“这将解决少数基本奥秘问题中的一个，它有关宇宙的产生和人类的地位。”
一些科学家相信，人造生命的形式将有一天提供解决各种问题的潜力，包括与疾病搏斗、锁住温室气体到处理有毒废料。
资料来源：美联社、印度时报、美国航空航天局报告，“今日火星”网站
【大纪元8月23日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丰2007年8月23日华盛顿报导)韩国中国大使馆公使3个多星期之前因腹泻在北京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死亡，中国方面至今没有向韩国方面报告死因调查结果，死者家属担心中国当局掩盖。与此同时，韩国舆论批评中国在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表现出对人命的轻视。韩国驻中国大使馆政务公使黄正一是大使馆仅次于大使的第二号人物。不到一个月之前，黄正一在食用从大使馆附近食品店购买的三明治之后出现严重腹泻，随后到北京一所面向外国人的医院寻求治疗，在医院给他注射药剂的时候突然死亡。
黄正一死亡的时候，正值中国产品质量安全受到全世界关注之际。中国生产的有毒牙膏和有毒糖浆等产品引起世界上许多消费者的担忧。与此同时，中国当局指责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质量安全性问题夸大其词，中国99%以上的产品都是合格的。
*家属担心死因被掩盖*
黄正一去世之后，中国当局一度表示，将尽快进行彻底调查，并尽快通知韩国方面调查结果。但是，将近4个星期过去，中国有关方面还没有向韩国方面做出正式的调查结果通报。美联社星期三首尔发出报导说，黄正一的家属担心中国在掩盖黄正一的死因。
本月早些时候，韩国外交部召见了中国驻韩国高级外交官，要求中国方面进行解释。与此同时，韩国舆论强烈指责中国在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的冷漠和对人命的轻视。韩国主要报纸朝鲜日报星期三发表社论说：“韩国大使馆方面认为，黄正一的死因很有可能是一起医疗事故，是医院在含有钙的点滴溶液中错误地加入了不能同时使用的抗生素所致。”
但是，朝鲜日报的社论说：“据说，(韩国方面)几天前提出医院误诊和配药失误的可能性后，中国当局相关负责人反问道：‘（黄正一）为何要去水平如此低的小医院？’也就是说，黄正一错误地选择医院，从而遇到不幸，所以(他的死亡)是他本人的责任。该医院是外国人经常就诊的北京著名医院。诊疗费也非常昂贵，仅初诊费就达140美元。如果这种医院都被称作‘小医院’，那似乎是说，必须前往中国高官的专用医院才行。”
*韩国日报：为赚钱视人命于不顾*
韩国日报的社论说：“在世人眼里，中国和中国人可以为了赚钱视人命于不顾。并不能说在世界上拥有最多美元、能发射人造卫星就是一等国家。如果外国人去中国医院的代价是搭上性命，还有谁会把中国尊称为世界领导国？如果不具备把生命和正义视为宝贵价值的国民意识和严惩欺骗、违法行为的社会体系，那么无论(国家)有多大，都很难被视为发达国家。”
到目前为止，中国外交部拒绝对黄正以非正常死亡进行详细的讨论。美联社援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一位官员的话说，中国方面仍然在进行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