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9月02日(星期日)

纵火烧房 深圳强拆队:放火拆较彻底

8月31日这一天,深圳市宝安区上塘工业区民治街道一只几百号人的“执法队伍”,闯进一个违法兴建的居民小区,将上百名外来民工和家属推到一边,一把火将近千平米的家园烧毁,完成了一次现代史上极为野蛮的拆迁行动。

张建平:白色恐怖下的“和谐社会”

八月三十一日,我接待一个向我谘询相关法律法规的访民魏道华,下午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要离开我家时,竟然遭到一群自称是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安排的联防的阻拦,这些联防竟然无理要求这位老人登记,并且表示凡是到张建平家中的人都必须要登记,当我严肃要求这些联防出示执法权限和执法依据时,他们竟然回答:“我们也是混口饭吃没有办法。”

中共增派两千名武警进驻四川藏区防骚乱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名藏民公开表示支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而发生警民冲突后,近日中国当局增派两千名武警进驻甘孜,防止藏民骚乱,并在当地举行“揭批达赖”活动。

南希陈: 致胡锦涛公开信 吁关闭“防邪办” 归还母护照

我本人在澳洲96年开始炼习法轮功,我母亲是宜宾市居民,想申请来澳看望我及两个外孙,完全符合出国人员的条件,但四川宜宾市“防邪办”(原610办公室)却无故扣压我母亲的护照,剥夺她出国的权利,我曾多次写信到宜宾市有关部门反映,但两年多来却没有拿回护照,宜宾市“防邪办”的有关人员却说:国家有政策,像我母亲这样在海外有亲人炼习法轮功就不能出国。

CIPFG:“人权圣火”活动新闻公告(2)

由本组织发起的“人权圣火”全球传递活动正在欧洲进行,所到之处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响应。有许多国际团体询问有哪些国家将迎接“人权圣火”,以便参与。同时,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成为“人权圣火”活动的义务工作者,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和感谢。

孙如风、华志伟:人权圣火驱散慕尼黑历史阴霾

慕尼黑是德国纳粹的发源地和大本营。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不久,纳粹即在慕尼黑西北市郊的小城达豪修建了集中营。在以后的12年中,这个集中营关押了20万人,34000多人被杀害。1945年,这个集中营的500多党卫军向美军投降,美军占领了这个集中营。集中营的惨状使经历了血与火考验的美军震惊不已,便把这500多党卫军枪杀,这就是有名的达豪集中营屠杀战俘事件。

中国奥运选手 不吃自家问题猪

最近中国全力准备北京奥运会,因为中国打针猪、激素猪、注水猪等问题层出不穷,中国担心万一中国运动员因为吃了问题猪,药检不过,影响中国形象,甚至指定特定猪肉供应商,确保运动员不会因食用普通猪肉,无法通过禁药检测。

CCTV删网拒道歉 女主角淡然

“假包子”事件余音未了,随即CCTV开除大批新闻“民工”。这几天 “正式”老编冒用活人照片制作自杀假新闻糊弄全国人民被暴光,引起海内外民众嘲讽与炮轰。CCTV网站偷偷撤下《揭秘传销》视频。该负责人致电当事人的助理,要求阻止网友乱发贴。当事人说“如果事情闹大,死的也只是替罪羊不是cctv。”

争鸣社论:给中共上“党课”

现在本刊不揣冒昧,也要给中共上上课,讲的是他们本应滚瓜烂熟的“党的建设常识”。为什么我们要多管闲事,而且居然要给共产党上“党课”呢?这是因为他们连党内生活的起码常识都不懂,居然有脸充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实在是逼得哑巴说话,只得一吐为快了。

仲维光: 回归传统与分离运动对中国社会现实意义

一直到被捕的时候,王治文先生都是共产党员。然而他从九十年代初期后修炼了法轮功,法轮功使他心平气和地坐牢,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向共产党讨饶示弱。远的不说,就说和王治文先生几乎同时的另外一位共产党员。这位共产党员直到八九六四期间还是一位忠实的党员,反对自己的儿子以及别人去为自己的权益追求。然而,尽管六四她的儿子被共产党杀死,但是使她不能安静的至今似乎也看不出是杀子之仇,而是她的儿子是被共产党认为是暴徒。为此,她十几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要求共产党给六四平反,她给汪道涵写信,去见汪道涵。为什么有人丧子却向共产党表白,王志文先生教子却没有任何“党气”?

费良勇:精神信仰与中国道德复兴

我从纽伦堡动身前夕,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采访我时问道:“你为什么要飞越万里去澳洲参加《王治文现象大型研讨会》?”我回答说:“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人权灾难。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领导人悉尼高峰会议期间,《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发起“以人类的名义,关注法轮功苦难周”的活动,有利于藉助国际民主正义的力量,迫使中共改善人权。每一个有人权观念的人,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不管你赞同法轮功的信仰与否,都不能对中共专制集团残酷镇压法轮功事件熟视无睹。”

外电:中国环境的大跃退

中国环境的灾难日益严重,几乎很快就要成为一个污染大国。即使北京当局立下雄心壮志保护环境,但地方官员各为己谋,普遍不太支持,而宁可集中精力致力提升经济。因为环保的问题难搞,对地方官员而言,定个目标、花花钱使经济成长上来倒比较容易。

怪事:达赖喇嘛转世需北京批准

9月1日是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制定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生效的第一天。西藏人普遍相信活佛圆寂后会按自己的意愿转世,而新规定意味着活佛转世必须得到中共当局的批准。国际社会谴责该法规旨在加强对藏传佛教的控制,并刻意消弱流亡海外的14世达赖喇嘛的影响力。

邹媛巛: 碧江古拉格

1986年9月24日国务院批准撤消碧江县,碧江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消失。然而,这个边境小县作为中国古拉格的模式标本却不会消失,它将永远保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纪念馆。《碧江县志》载:“从1957-1959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仅农村中被关和批斗的就达619人,被捕488人。全县共死亡154人,外流2200余人。”


纵火烧房 深圳强拆队:放火拆较彻底

【大纪元9月2日讯】8月31日这一天,深圳市宝安区上塘工业区民治街道一只几百号人的“执法队伍”,闯进一个违法兴建的居民小区,将上百名外来民工和家属推到一边,一把火将近千平米的家园烧毁,完成了一次现代史上极为野蛮的拆迁行动。

上面的图片显示,一名七八岁的男孩,在被烧毁的废墟中,不停地向早已化为灰烬的瓦砾泼水,试图抢救他曾经住过的家园,令人心酸。网民对此纷纷评论““地大物博,却无吾立身之地!世界之窗,竟有此野蛮手段!” “在深圳繁华的背后,竟是肮脏丑陋、人性泯灭!”

放火拆得较彻底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民治街道此番火烧民房的原因,是当地政府要整治龙塘社区旁的外来人口聚居地。此前,很多外来人口在这一区域搭建棚户居住,他们一些不卫生的习惯影响到了市容市貌,加之要建设地铁工程,民治街道就组织执法队,一把火将七八十户的近千平方米违章建筑烧了个精光。

对此,执行者称行动“符合规范”,组织者则解释说:放火“拆得比较干净彻底”。

“那样拆得比较净彻底,而且道路狭窄,车开不进去,很难把违章建筑的材料卸下再运出去。”对于媒体的指摘,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执法人员说:“拆迁是要落实‘重民生,保水缸’的口号,因为该小区接近水库,居民养猪的污水,很易侵害全区的水质安全;而且地铁4号线又由此经过,所以政府一早已有清拆计划。”他还称,清拆行动是合法的,两周前已通知了住户。他们是在协助完居民搬走家财物后,才点火的。

“完全不是这回事!”住户欧阳父子斥责说,执法人员把他们的东西推下山坡时,还将放在一边留要用的床垫和桌子都推了下去,两人赶紧上去“救”回了桌子。另外,家中的一头猪随同杂物被一起推下山坡。

执法队身份遭质疑

多名居住者表示,他们只知道清拆队是由街道里派来的,但他们追问哪位是队里领导想要个说法时,执法者中却无人出面,有些人甚至拿不出合法的身份证明,所有人都只重复着四个字,“上级命令”。

住户无家可归

一位自称是路过、目睹了清拆全过程的青年男子称,“清拆本身没有错,只是操作的手段太野蛮。”

对于房屋被烧后居住者们的安置问题,民治街道张姓负责人表示,此次执法行动的程序符合法律规范,居住者属于流动人口,户口并没有落在街道,因此街道并没有义务去负责他们的生活起居。

据悉,家园被毁后,很多住户无家可归,只好用木板和竹竿搭起了棚,作栖身之所。

评论:火烧民房严重背离现代文明

新京报一篇评论指出:“不管民治街道的目的如何正当,也不管他们做何辩解,火烧民房的做法毫无疑问是违法的,并且违背了人类的基本善良情感。

也许在放火者眼里,违法搭建的棚户不能算是“房屋”,正因如此,他们才敢下令放火,烧掉这个在他们看来不算人伦之地的“窝”。但他们忘了中国人的一句俗话:“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的狗窝”。那些在放火者眼里,可能只是一个烂窝的棚户,恰恰就是居住者最温馨的家,如果没有这种家园意识,那个七八岁的孩童就不会奋力泼水救火 了。

这次由深圳民治街道组织的所谓强制拆除,不仅违背了法律的明文要求,更违背了善良、正义、公序良俗等基本的人伦,而这些人伦精神,恰恰就是法律的精神基础和内在准则。”

张建平:白色恐怖下的“和谐社会”

【大纪元9月2日讯】八月二十七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公安人员章小文来到我家问我最近有没有到北京上访的计划,并告知:接上级通知要求我们公安对你进行看管。我明确表明,“首先我没有到北京上访的计划,其次如果你们常州市武进区公安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就应当拿出相关的执法依据。我作为一个司法腐败的受害者、完全丧失自理能力一级残疾人,我现在做的就是为社会、为他人、不收费维权义务工作。你们公安凭什么毫无执法依据地限制我的人身自由?”章小文表示其只是执行上面的命令。

八月三十一日,我接待一个向我谘询相关法律法规的访民魏道华,下午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要离开我家时,竟然遭到一群自称是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安排的联防的阻拦,这些联防竟然无理要求这位老人登记,并且表示凡是到张建平家中的人都必须要登记,当我严肃要求这些联防出示执法权限和执法依据时,他们竟然回答:“我们也是混口饭吃没有办法。”这样的行为显然不仅是侵犯人权,更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行为。

我做维权义工不仅是为平民百姓提供法律谘询维护合法权益,也是为政府做着停争止纷和真正使上访者停访息诉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当然前提是权利受到侵害的平民百姓必须得到起码的公平,这当然也妨碍了贪官污吏肆意获取非法利益。

我不明白维权行为究竟是给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带来如此强烈的不安全感?竟然每当三月份“两会”以及中共中央代表大会召开,政府不仅要限制有上访经历的冤民的人身自由,还要安排大量警力在车站、码头、旅馆拦截和关押到北京上访的几百万冤民,政府官员如此的不安全感是不是与对平民百姓的疯狂掠夺和对维权人士的残酷迫害有关?政府的执法部门用恐怖来达到所谓的“稳定”显然将立法场所的人民大会堂演译为利益集团聚合的“宗族祠堂”。

我对一伙没有执法权更没有执法依据的为虎作伥的人肆意侵害我基本的人权感到愤怒,更为气愤的是他们的肆意浪费纳税人金钱的行为,因为根据媒体报导在常州市武进区每天都在大量地发生着抢劫、抢夺、盗窃等案子,平民百姓每天在为这些因为社会不公平带来的危害买单!(相对其他地方常州市的治安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不知道被共产党当作祖宗供奉在人民大会堂这个“宗族祠堂”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这些念“共产主义”经的外国“和尚”,对中国大陆已完全丧失公平正义、诚实守信的“和谐社会”有何感想?

维权义工:张建平

2007年9月2日

——转载自《六四天网》

中共增派两千名武警进驻四川藏区防骚乱

【大纪元9月2日报导】(中央社记者王曼娜香港二日电)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名藏民公开表示支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而发生警民冲突后,近日中国当局增派两千名武警进驻甘孜,防止藏民骚乱,并在当地举行“揭批达赖”活动。

信息中心表示,来自四川武警总队特战分队、四川武警第三十八机动师的两千多名武警,已于八月二十五日进驻四川的甘孜、理塘、康定、泸定、稻城等地,防止藏民发生骚乱。

另外,四川省政府于八月三十日在甘孜州召开两百六十人参加的全州正县级以上干部大会,省委副书记李崇禧、副省长张作哈主持会议,分析甘孜一名藏民朗格耶.艾达克于八月一日“建军节”庆典上公开表示支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政治事件严重性及原因。

据说,会上四十三名州干部全部表明其在“揭批达赖”的立场;一些藏族干部在会上做检讨,表示以前对“揭批达赖”的认识不足。同时,大会也讨论及观看了“四川藏区反分裂斗争”的宣传教育提纲及光碟。

大会总结时指出,中共十七大前,甘孜州的中心任务是“揭批达赖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宗教上的虚伪性、手段上的欺骗性”,以维护当地政治稳定。

八月一日甘孜州举行“建军节”庆典时,五十三岁的藏民朗格耶.艾达克突然走上主席拿起话筒向台下群众讲话,表示支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他当场被公安拘捕。

随后上千藏民要求释放艾达克而与数百名公安武警发生流血冲突,至少两名藏民重伤、三十人被捕。

八月二十七日,甘孜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并起诉艾达克。

南希陈: 致胡锦涛公开信 吁关闭“防邪办” 归还母护照

【大纪元9月2日讯】胡锦涛先生:您好!

获悉9月5日你来悉尼参加亚太经济合作峰会,希望你能藉此机会多了解一些法轮功功的真相,同时呼吁你关注一下我在中国的母亲护照被扣留的事件,督促四川宜宾市原610办公室立刻停止违法行为,归还我母亲的护照,让她早日到澳大利亚与我们全家团聚。

我本人在澳洲96年开始炼习法轮功,我母亲是宜宾市居民,想申请来澳看望我及两个外孙,完全符合出国人员的条件,但四川宜宾市“防邪办”(原610办公室)却无故扣压我母亲的护照,剥夺她出国的权利,我曾多次写信到宜宾市有关部门反映,但两年多来却没有拿回护照,宜宾市“防邪办”的有关人员却说:国家有政策,像我母亲这样在海外有亲人炼习法轮功就不能出国。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有这样的政策?并且这是一种什么政策?我早已是澳洲公民,从法律上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我母亲作为中国公民,为什么就被剥夺了她的基本权力?

您提出构建和协社会,但宜宾市“防邪办”这种做法,即不符合法律,更是把普通老百姓推到政府对立面,在人民内部制造矛盾和对立,这种做法在国际社会也是违反人性及道义的,严重的败坏了中国政府的形象,给中国抹黑。建议你将关闭这样的害人机构利己利民。

2008年奥运会临近,全球都在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全世界公认的最违反人权和残酷的事件,在国际社会严重败坏了中国形象,江泽民本人及其其追随他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干将在全球20多个国家被起诉,他们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早晚会被清算的。上个月澳洲外交部已经将悉尼华裔画家章翠英诉江案的传票送达了中共驻坎佩拉大使馆的一位官员手中,希望你能敦促江泽民来澳洲纽省高院应诉,接受正义的审判。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请作出正确的选择。

希望你在澳洲期间多听听来自不同的声音,也能有所感受,谁才是真正关心国家命运的人。

澳洲公民 南希陈
2007年9月1日

CIPFG:“人权圣火”活动新闻公告(2)

【大纪元9月2日讯】由本组织发起的“人权圣火”全球传递活动正在欧洲进行,所到之处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响应。有许多国际团体询问有哪些国家将迎接“人权圣火”,以便参与。同时,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成为“人权圣火”活动的义务工作者,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和感谢。

为了方便各界参与和规范相关内容,特此通知如下:

一、参与迎接“人权圣火”的国家和地区

截止2007年8月28日,已经有37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城市参与迎接“人权圣火”,它们是:

希腊、德国、捷克、奥地利、罗马尼亚、瑞士、法国、斯洛伐克、立陶宛、意大利、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比利时、荷兰、保加利亚、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爱尔兰、英国、以色列、澳大利亚、新西兰、加纳、埃塞俄比亚、美国、加拿大、阿根廷、马来西亚、台湾、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澳门、香港、中国大陆。

参与城市150个(略)。

由于参与的国家和城市还在不断增加,所以传递路线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请访问“人权圣火”网站(www.HumanRightsTorch.org),查询确切传递路线和日期。

二、“人权圣火”传递活动中建议所用标语(可用于制作横幅、T-恤衫和胸牌等)

基于本组织成立的宗旨和发起“人权圣火”传递活动的目的,我们建议在各地“人权圣火”传递活动中所用标语主要有以下五条。其中前四条可翻译成不同语种,并请尽量接近英文原意;第五条需用中文。我们也欢迎其它协办团体展示有关要求人权和反迫害的标语。

1. Olympics &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Cannot Co-exist in China
(奥运会和反人类罪不能在中国同时进行)
2. Stop Killing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for Their Organs
(停止为盗取器官而屠杀法轮功学员)
3. Fre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Supporters
(释放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
4. No Human Rights, No Olympics
(没有人权就没有奥运)
5. 支持中国人民办一个没有中共的奥运会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

孙如风、华志伟:人权圣火驱散慕尼黑历史阴霾

【大纪元9月2日讯】由法论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的人权圣火于8月9日在希腊雅典点然,8月18日传到德国首都柏林,8月25日到达慕尼黑,人权圣火将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百个城市开展历时一年的传递活动。人权圣火的点燃和传递是世界人权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显示了人类对人权、自由、和平、理性的追求和向往,对中共专制独裁政权践踏人权、迫害宗教信仰人士特别是法论功团体最严正、最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人权圣火传递到慕尼黑,是慕尼黑的荣耀和骄傲。在不到100年的历史中,慕尼黑这个巴伐利亚的首府、心脏、明珠,与人权、奥运有着撕扯不清的因缘。

慕尼黑是德国纳粹的发源地和大本营。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不久,纳粹即在慕尼黑西北市郊的小城达豪修建了集中营。在以后的12年中,这个集中营关押了20万人,34000多人被杀害。1945年,这个集中营的500多党卫军向美军投降,美军占领了这个集中营。集中营的惨状使经历了血与火考验的美军震惊不已,便把这500多党卫军枪杀,这就是有名的达豪集中营屠杀战俘事件。非常奇怪的是,近在咫尺的达豪城的居民根本不相信集中营的惨无人道,直到被美军集合起来,亲眼看到集中营的惨状,在事实面前,一个个瞪大了惊恐的眼睛,才如梦初醒,承认了事实。无独有偶,最近一些媒体披露的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事件,许多善良的人们也不相信,中国政府否认,又不允许独立的调查机构去调查。没有监督的专制独裁政权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的,摧毁专制铁幕,将使人们震惊于难以想像的血淋淋的事实之中。

1938年,英国、法国出于眼前的暂时的安全和利益的考虑,对法西斯德国进行了安抚和妥协,在这个城市与德国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以牺牲捷克对德国做出了重大让步,但这并没有阻止希特勒的侵略野心,反而为希特勒的大规模侵略提供了可乘之机,捷克被占领,法国亡国,英国饱受战争创伤。慕尼黑这个光荣伟大的城市再度蒙上了污垢和羞耻的印记。这个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对专制独裁的让步和妥协将会使人类蒙受更大的损失和羞耻。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汲取了这一教训,对专制政权保持高度的警醒,不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他们也热切地关注着中国的人权问题。

1972年巴勒斯坦恐怖份子闯入慕尼黑以色列奥运选手村,有11名以色列奥运会代表团成员遇害,酿成了奥运会历史上著名的慕尼黑惨案,使慕尼黑笼罩了恐怖的阴影。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专制独裁国家之一。它对法论功团体的迫害,对异议人士和宗教信仰人士的镇压,对人权的肆意践踏,对人的尊严的藐视,都是臭名昭著的,在国际社会中也越来越孤立。目前这个政权已腐败透顶,危机四伏,病入膏肓,处于风雨飘摇,四面楚歌之中。中共哪里是真想举办什么奥运会,只不过是用奥运会来为自己脸上贴金,借奥运会维持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统治而已。我们要认清,中共专制独裁政权是国家恐怖主义、自由民主人权的敌人,从本质来说,这个政权带有反人类的邪恶特性。奥运精神代表了人类对和平、理性、尊严、力量和速度的赞美和追求。把奥运会这么一个美好的事物交给中共政权来举办,本来是国际社会的善意,希望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改善,中共也信誓旦旦作出了承诺。事实证明,中国这几年人权状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严重恶化的趋势。试看今日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掩盖不住残害童工、奴工的血淋林的现实,底层民众的住宅被拆毁,耕地被掠夺,申诉被禁止,抗争被镇压,关押政治犯,强制劳动改造,缺乏言论和信仰自由,侵犯宗教信仰团体和少数民族民族权利,非法器官交易,生态环境恶化,有毒食品和牙膏,哪一样比以前有了改善。奥运并没有使中共变得好一些,善良一些,慈悲一些,反而为它压制人民、践踏人权找到了堂而皇之的藉口,它必然以铁血的方式,将蛮横的压制和封禁作为奥运顺利进行的最愚蠢的保障,它必然借奥运要维持社会秩序的和谐和安定进一步剥夺公民的家园,生计,抗议的权利,通行自由和信仰空间,进行举办奥运之前的野蛮的血腥的暴力清场。这样的奥运盛典不但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改善无益,反而建立在许多人的痛苦之上,这是对奥运体育精神的最大伤害,我们深深为之感到悲哀。

我们中国人是向往奥运精神的,企盼中国能举办一场像样的奥运会,但我们所盼望的奥运是圣洁的奥运,而不是血腥的奥运,是自由、和平、人权的奥运,而不是暴力、迫害、专制独裁的奥运。我们很难设想,圣洁奥运怎能被血沾染,奥运花环怎能让手铐取代。

8月25日,人权圣火抵达慕尼黑奥林匹克广场。在慕尼黑市中心的圣玛丽广场举行了以人权圣火为主题的大型音乐会。人权圣火将驱散慕尼黑的历史阴影,为慕尼黑带来荣耀和骄傲。

我们祝愿,让人权圣火照亮全球特别是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让人权圣火照亮2008年北京奥运会精神。

人权圣火驱散慕尼黑上空的浓重的历史阴霾,光照千秋。

中国奥运选手 不吃自家问题猪

【大纪元9月2日讯】〔自由时报记者/综合报导〕最近中国全力准备北京奥运会,因为中国打针猪、激素猪、注水猪等问题层出不穷,中国担心万一中国运动员因为吃了问题猪,药检不过,影响中国形象,甚至指定特定猪肉供应商,确保运动员不会因食用普通猪肉,无法通过禁药检测。

根据香港明报报导,中国有不少养猪户为求让猪只“快高、长大”,常常在饲料中加入各种各样激素及添加剂。例如可让猪只急速成长的类固醇、对人体有害的瘦肉精等等。

运动员如果食用这些含激素的猪肉,可能会令他们体内的类固醇过高,严重的话,将无法通过药检。

为此,中国已指定特定肉品供应商,严格检测猪只繁殖及生长情形,保证猪肉品质。负责的供应商强调,为奥运会供应健康猪肉,是一项“不计成本的政治任务”。

但如果不是中国保护的奥运运动员,得到的待遇可就没那么优渥。

香港“太阳报”日前报导,广州市质监局日前破获位于白云区江高镇江村的假冒啤酒制造工厂。该工厂由八个露天大棚和几间砖房组成,其中两个大棚圈养了大量鸡鸭,工厂内环境恶劣,空气中充斥鸡、鸭毛和粪便的恶臭。

有关单位突检时,七名女工正以劣质啤酒制造广州“珠江啤酒”和“珠江纯生”两种知名品牌啤酒。

工人透露,他们先灌入劣质啤酒,然后加盖,再贴上冒牌标签,就成了“珠江啤酒”。假啤酒每瓶成本仅人民币一元(约台币四点四元 ),加工后可以卖三至五元。

CCTV删网拒道歉 女主角淡然

【大纪元9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假包子”事件余音未了,随即CCTV开除大批新闻“民工”。这几天 “正式”老编冒用活人照片制作自杀假新闻糊弄全国人民被暴光,引起海内外民众嘲讽与炮轰。CCTV网站偷偷撤下《揭秘传销》视频。该负责人致电当事人的助理,要求阻止网友乱发贴。当事人说“如果事情闹大,死的也只是替罪羊不是cctv。”

“如果事情闹大,死的也只是替罪羊不是CCTV。”

Ayawawa九月一日在其博客表示:CCTV打了个电话给她助理,说他们正在撤一些网站新闻,委婉地希望她也发个声明要求网友们不要再发布此类的帖子。她觉得发个人声明没问题,但阻止网友做什么不是她能决定的。

她表示:认为她没有死的人还是很多的。这让她很欣慰。“我们在假新闻病毒的不断侵袭下终于培养出了抗体。12套是法制频道,好歹我本科念法律,多少算同门。没必要刻意为难。传销确实不是什么好事,即便照片是假的,但是被传销害死的人何其几也,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因噎废食。假新闻是个别人图省事的问题,如果事情闹大,死的也只是替罪羊不是CCTV。”她说。

“生活就像被那啥,与其反抗,不如闭上眼睛享受。”

Ayawawa说:虽然依然有人说即便你侥幸没死,但是做传销也是不对的。她觉得CCTV有一点做得很好,他们片子里说得很清楚:自杀身亡。这一点说得很清楚给了她机会让她能蹦出来说清楚。她想如果他们说她自杀未遂,估计她现在就真说不清楚了。最后她说“生活就像被那啥,与其反抗,不如闭上眼睛享受。因此我不打算起诉CCTV。”

CCTV冒用活人照片制作骇人听闻的假新闻

事件女主角Ayawawa既在CCTV12频道——“社会与法”频道节目《揭秘传销》的专题片中被认定因搞传销而香消玉殉的女大学生。几天前当一网友发贴《Ayawawa啊,央视把你忽悠了》给她后,Ayawawa才注意到自己的几副生活照片赫然出现在节目中,片中声称是死者“生前”照片。

为此Ayawawa在博客上撰文澄清《关于CCTV说我自杀身亡的问题》,贴出自己“生前”图片与央视的三张“原图”加以对比,“以正视听”。 她告诉网友:到目前CCTV还没有人员出面对这件事情的发生作出任何说明和道歉。

今晨记者曾多次拨打CCTV 12频道——“社会与法”频道多部分机电话(10-68130550转分机643、228、635、219、189天网等等号码,)均无人接听或忙线中。而Ayawawa的助理梅西的手机136-1121-9233也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一Ayawawa的粉丝表示:你很幽默,喜欢你的性格,你可以不追究,但你不要阻止网友追究。我为你Ayawawa担心,别让人把你精神上转化,肉体上消灭了,别忘记自焚案也是CCTV的杰作。

据传Ayawawa本名叫杨冰阳,祖籍四川,目前是西南师范大学大四学生。自称是“影、视、广告主持,专栏写手。”是大陆网路中活跃的美女。拥有众多粉丝和知己。她自然美丽的多幅照片被海内外网友收藏。

民众炮轰“不骗死你们,不骗跨这个国家——我不是CCTV”

一网友指出:此新闻今天凌晨一点左右,已经被“删除”。他说不得不佩服“CCTV”一手遮天的功力!编假新闻都露馅,长此以往还怎能担当伟大的D的喉舌?

有民众发贴说:央视怎么不出来说说话?难怪大家说央视是中国最大的造假者!CCTV,这就是你不对了,虽然做了中国传媒的老大,就可以这么横行,欺骗观众吗?你要找模特,花钱呀,随便你拍,只要你肯花钱,脱光了拍都行!干嘛要拿别人淑女的照片来上镜?这么不负责任的事情也做得出来,以后叫观众如何相信你的节目的真实可靠性!还有这么没有道德!不知道CCTV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的这样的造假节目,宣传就是忽悠,但也别太离谱啊,可见央视的很多节目都是瞎编给人洗脑的。

最后他说:珍惜生命!远离CCTV。

有民众提醒CCTV要记住:下次找替身一定不能找脸熟的。

争鸣社论:给中共上“党课”

【大纪元9月2日讯】中共请过专家给他们上过课,讲的是共产党不熟悉的科学知识。

现在本刊不揣冒昧,也要给中共上上课,讲的是他们本应滚瓜烂熟的“党的建设常识”。

为什么我们要多管闲事,而且居然要给共产党上“党课”呢?这是因为他们连党内生活的起码常识都不懂,居然有脸充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实在是逼得哑巴说话,只得一吐为快了。

今天要给中南海各位领导讲的“党课”,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产生。

首先看看中共自己的党章是怎样规定的。

党章第十条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

第二十二条规定:“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

第十一条特别规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然后看看第十六届即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是怎么做的。

中共今年该开“十七大”了。“十七大”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听取和审查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另一件是选举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

然而现任的十六届中央不去认真准备应向“十七大”做的报告,听候审查,反而为第十七届中央领导人的名单吵得不可开交。

据报道,中南海的现任领导为十七届政治局准备的名单,已经有七套,为政治局常委准备的名单居然有八套。这几个月中南海衮衮诸公除了国事之外,为之焦头烂额寝食不安的,就是这件事了。

其实党章写得明明白白,这是“十七大”的事情。你们是十六届的中央,到“十七大”时已经任满,该下台了。虽然新中央未选出之前,你们还要处理经常性的工作,但选举新中央乃是“十七大”的事情,你们管得着吗?

当然,十六届班子里的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如果得人心,是有可能被选入十七届领导班子的,但那也是十七大代表的权利,是十七届中央委员的权利。你十六届怎能越权呢?

党章规定,代表和委员的产生,必须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如今“十七大”尚未开会,你们就把十七届中央的名单都预备好了,那又何必劳民伤财开个“十七大”呢?你们能体现尚未产生的十七届中委的意志吗?这不是典型的强奸民意吗?

共产党讲究“民主集中制”,那点“民主”实在有限。但连这点有限的党内民主都给剥夺了,还能指望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行民主吗?

“党课”上到这里,还要补一点扫盲的“文化课”。如今中共在“选举”这两个字的面前,都成文盲了。

“选举”者,“选”而“举”之也。只有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候选人中间才能“选”出一个人来。如果只有一个候选人,怎能“选”呢?然而中共现在居然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等额选举”。“选”票上印的候选人数,就是当选的人数。多么可耻!这种“选举”,分明是“指定”,哪里还有一丝一毫“选举”的味道呢?正是因为害怕丢人现眼,所以中共从来不敢把“等额选举”的字样公开列入党章。

其实这个“中国特色”也不是十六届的人们所创造,中共“八大”以后就发明出来了。各届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进行的所谓“选举”,全都是走过场,无非是少数几个人闭门分赃,把领导位子私相授受,然后把它排演成“选举”的丑剧而已。这已成为惯例,难怪胡锦涛打算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选举预留百分之十左右的差额都成为破天荒的“新鲜事”,要开中央特别会议来“审议”。

(多么可怜!只能在百分之十的范围内“自由选择”,而到了常委这一级,连这点选择权也摊不上,还是百分之百的“等额选举”。)

呜呼!仓颉造字时怎能想到:他的不肖子孙居然能把“指定”念成“选举”!

转自《争鸣》2007年9月号

仲维光: 回归传统与分离运动对中国社会现实意义

【大纪元9月2日讯】因为法轮功问题被判十六年刑的王治文先生,无论判刑前还是判刑后,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上都没有任何豪言大话,一如既往地平和地坚持他的信仰和做人。然而,读他的家书,读他的精神,却使我感到,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又是一个堪称是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很多方面给我们如何理解,如何促使中国社会走出黑暗以深刻丰富的启发。
  
  一.历史探索的思想理论问题  
  
  从七十年代初期,彻底反叛了共产党及其社会以后,我一直专注思考研究共产党及其社会的文化思想根源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能对人类和中国的危害那么大,迷惑了那么多的人(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个探索使我走向了启蒙思想传统、科学哲学。到九零年,对共产党专制的研究和探索使我开始在概念上集中到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在这个研究领域十几年的探索中,对比联想不断使我提出很多问题。在今天这个研讨会上,为了更好地理解王治文先生,我提出其中两个我认为和今天的研讨会有关的问题来和大家进行讨论。

  在当代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专家中,除了阿伦特,我认为,不能把她归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行列外,其他几位都是当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如法国的阿隆,后来移居到英国的哲学家奥地利哲学家波普,德国社会学家达伦道夫,生在德国,长在美国的弗里德里希,布热津斯基。而几乎所有的极权主义问题专家都和德语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人提出了很多经典性的研究极权主义的方法,探索了各种典型的极权主义的特征。

  我在九七年、九八年集中阅读当代极权主义问题专家达伦道夫的著作的时候,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提出极权主义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是反对一切传统,第二是反对近代人类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原则。

  追寻达伦道夫的思想,我看到八九年最后战胜了共产党专制的东欧社会,在抵制、反抗共产党的四十年的历史中,传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例如波兰、捷克的教会。他们几乎成为对抗共产党的精神领域的最后的堡垒。而最差的东德,在最后时刻,星期一和平大游行也是从教会启动的。反观中国,我这个以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尽管此前已经开始改变了观点,但是达伦道夫的看法还是使我联想到了更多的问题。难道中国天生就是一个共产党国家?既然共产党思想不是起源于中国,那么为什么没有看到传统对于共产党“反对一切传统”的抵制?达伦道夫所说的这个特点难道在中国失效?

  进一步的探究,开始证实了达伦道夫的思想,我当然既看到以陈寅恪为首的一代传统知识份子对于专制的抵制,也看到了五十年代民间社会对共产党的对抗。但是,到八十年代以后呢,似乎到处是反传统,而再也看不到传统对专制的抵抗了。于是疑问变成,难道这个人类社会最具传统中国社会的传统却真的让共产党连根铲除了?

  就在我疑惑的时候,九九年中国突然爆发了法轮功事件,事件之突然超出我的想像,我自己可说是一直非常关心中国社会的人,而且可以说几乎和所有的异议人士一样,拿着放大镜找共产党社会的离心现象,但是,在那之前没有人预料到法轮功出现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深刻后果。

  我虽然没有在此之前就敏感地注意到法轮功,但是过去二十多年科学哲学认识论基础的探究和训练,和当时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使我立即兴奋地看到,这就是我所一直搜寻的那个东方传统,东方精神的复活,那个共产党为什么一定会反对,一定要置之于死地的“传统”。

  这是今天我要讲的,在极权主义问题的探索中,从读书到现实的一个的收获。
  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最近这半年在研究极权主义是一种基督教的政治化的产物的时候受到的另外一个启发。

  关于一九八九年为什么中国成功地镇压了学生运动,在东欧共产党却没有如以前三十年中那样采取血腥镇压,并且最终共产党集团崩溃问题,十几年来在中文世界一直不断有人在从各方面总结、探索。但是所有的探索还是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敢于镇压,而这种镇压为什么居然导致了用邓小平的话说的二十年的成功。

  本来对于这个问题的总结其实并不复杂和深奥。早在东欧集团刚一崩溃,极权主义共产党问题研究专家们就已经有很多明确地看法。九八年由德国德累斯顿大学阿伦特研究所出版的一本文集《共产党结束后的极权主义理论》(《Totalitarismustheorien nach demEnde des Kommnunismus 》,Achim Siegel Hg.,Koeln, 1998)。在这本书中,克劳斯.冯.伯莫(Klaus von Beyme)在“极权主义—共产党统治结束后的理论复兴”一文中谈到八九年东欧的情况时说, “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感到到处是破坏分子和悲观失败的气氛。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专家也有类似的相同的对于急剧改变的惧怕。他们过低地估计了过去那些正常的和西方接触带来的缓慢的社会民主化的影响。

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完全可以用军队来解决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人,但却不能用于东欧。”在这篇文章和这本书中的其它一些文章中,还具体分析了七十年代初期以后,东欧共产党领导人如现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样,不得不在教条方面有所让步松动,而开放物质方面的放松和堕落,这种开放的结果,有传统的东欧社会的民众和异议人士,充分地利用了它推动了分离运动 。这就造成了上文所说的,在东欧到八九年,民间社会已经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共产党,已经和共产党离心离德了。

然而反观中国,尽管从六六年到七六年的文化革命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最大的灾难,尽管类似文化革命的灾难在四九年后,一个接着一个,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奇怪的是,七七年后,甚至七六年的四五镇压后,产生出来的不是分离运动,而是对共产党“更大”的希望。

这种结果导致的当然肯定是,甚至在八九年有人向毛泽东像泼墨,立即被扭送给警察,压倒性的声音是对于“好共产党”的向往表白。而就是这一切最终导致共产党敢于开枪,却也真的安然有惊无险地度过八九年。

是和历史上最为专制黑暗的共产党离心离德的分离,还是亦步亦趋地美化共产党,帮助共产党所谓“改革”,度过每一道险滩,这其实是评价七六年以来,甚至四九年以来的在文化、知识、和政治社会领域中的各种思想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准绳。
  
  二.王治文先生给我们的启示  
  
  因为法轮功问题而被判十六年刑的王治文先生,至今没有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和呼吁,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一个耻辱,一个令我们惭愧的事实。然而实际上还不仅如此,甚至有些所谓异议知识精英甚至对王治文先生为代表的追求的潮流,毫无感情地给以讽刺,这更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要想全面分析王治文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恐非一篇短文所能胜任的。在这里,我愿意仅就上面提到的两点,传统的复兴和分离运动来分析王治文现象给中国当代社会带来的政治、文化、社会和历史性的启示。
  
   1. 为什么杀子之仇不能使一个人背离共产党,炼功却使人敢于对抗共产党政权  

  一直到被捕的时候,王治文先生都是共产党员。然而他从九十年代初期后修炼了法轮功,法轮功使他心平气和地坐牢,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向共产党讨饶示弱。他给女儿的信中,也令我惊异地看到没有任何“党文化气”,有事谈事,有情谈情,有理谈理。这其实应该说是一个奇迹。因为就在这次残酷地镇压法轮功之前,中国人实际上已经遭受了半个世纪的苦难,半个世纪的灾难。远的不说,就说和王治文先生几乎同时的另外一位共产党员。这位共产党员直到八九六四期间还是一位忠实的党员,反对自己的儿子以及别人去为自己的权益追求。然而,尽管六四她的儿子被共产党杀死,但是使她不能安静的至今似乎也看不出是杀子之仇,而是她的儿子是被共产党认为是暴徒。为此,她十几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要求共产党给六四平反,她给汪道涵写信,去见汪道涵。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为共产党的“错误”痛心疾首的同时对王治文等民众的追求的仇恨和冷嘲热讽,他对这种开始于九十年代初期的追求刻毒地说,“那时人们似乎都炼功去了,街头广场,楼群的小片空地,人满为患。那时出不了英雄,只能出疯子。”

  为什么这位共产党员的母亲看不到炼功的人实际上是背离了共产党社会走向了另外一种追求呢?为什么就在她写下上述文字的时候,视而不见王治文先生实际上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七年,世间已经成千上万的和王治文一样的学员被残酷迫害,很多人甚至和这位母亲的儿子一样牺牲了生命。

  丧子之痛居然没有使一个人体会到痛吾痛以及人之痛,居然没有使一个人背离杀害她儿子的集团,这在人间也真可说是一个异数,这也是共产党社会中的已经见怪不怪,社会麻木的现象之一。
  就在“炼功去了”、“只能出疯子”的年代之前的四十年,一种普遍的现象是,绝大多数的所谓知识精英,尽管被共产党残酷迫害,如五七年打成右派,劳改、下乡,但是到六六年还是跟着共产党热泪盈眶地搞文化革命,还是进出韶山,到八十年代还是寄希望于共产党。

  事实上绝对不仅只是在八九年才有的杀害和丧子之痛,而是五十年来成千上万的人不断被共产党整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但是,面对如此的罪行,就是这些“知识精英”中的绝大多数人,他们仍然不是自己想进入共产党,美其名曰改良共产党,就是紧跟、尾随,或者谄媚与共产党。更有人尽管由于出身从一出娘胎就被共产党打入异类,可还是不断想从共产党那里分一杯羹。

  然而,这一次非常令人深思的历史现象是,九二年炼功去的人,却逐渐彻底抛弃了共产党—自觉地,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共产党。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王治文先生正是千千万万的这样的人中的一员,杰出的一员。

  王治文一经进入了法轮功,离开了共产党,就再也没有对共产党流露出幻想,而是把未来建立在自己的追求上,是他要带着共产党变化,强迫共产党变化,而不是继续跟着共产党。当然更不是跟在汪道涵们,跟在共产党的后面哀叹,“共产党怎么竟然伤了知识份子的心”,还如此不承认错误。
  
   2. 为什么有人丧子却向共产党表白,王治文先生教子却没有任何“党气”?  
  
  那么,为什么有人丧子却向共产党表白,王志文先生教子却没有任何“党气”?
  我们能够看到王志文先生的文字很少,然而,但只从他坐牢多年后给女儿的信中,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人他似乎没有经过任何努力和思索的坎坷,就天经地义地抛弃了党文化,党文风文字。在他给女儿的信中说,“最近翻了翻《菜根潭》这本书。里面有关于人生的道理。可以看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也能见到佛家超凡脱俗的禅机,也有道家的清静无为,乐知天命的说教。圣人的教化,真让人受益无穷。读书有助于加强自身的修养,培养高尚的情操。看看古人,圣贤,觉者所讲到的真是精辟,总会给我们以启迪。”

  李洪志先生在给给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题词中说,“复兴中华神传文化”。这使我们立刻能够看到,这两位曾经是共产党员的人的精神变化的根本的区别就是回归传统和留恋教条的区别,中国文化和党文化的区别。正是这种区别使得一些或者自己就曾经投入过共产党,或者自己是被共产党塑造的人,虽然丧子,虽然自己被共产党整得九死一生,乃至家破人亡,却仍然是,也只能是仰望着共产党。而王治文先生等,却一经走出,就不卑不亢,心平气和、义无反顾地走自己的路。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相背的道路

  正如我在第一节中所谈到的达伦道夫所说,共产党是反对一切人类传统的。因为它自认为自己代表真理,自认为权力对它来说是致命的重要,为此它对任何传统,任何其它的伦理道德都没有感情。这样一种思想和精神,它是典型的西方的产物,是基督教的政治化,唯物化的产物。一个没有神的唯物主义的教条是人间最坏的思想精神。

  产生于西方宗教传统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党,八九年共产党集团的崩溃告诉我们,由于它的反传统和反近代自由人权思想而遭到西方的唾弃。这种产生于西方宗教传统的极权思想和倾向本来在中国社会应该更无立足之地,因为在中国文明中既没有那种基督教式的宗教特性,更没有那种“教条”倾向。然而不幸的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份子居然让这种东西在中国生了根,四九年后更利用权力铸造了中国当代的“共产党文化”。

  然而,这种共产党文化究其根本却是惧怕传统的,所以它一定会反对真正的传统,如达伦道夫所说,反对一切人类的传统。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一种产生民众生活、正常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性传统,都肯定充满人性,充满对宇宙和自然的敬畏的神圣性。而无论人性还是神圣性,都是共产党这种尘世间的专制极权主义者们所不能容忍的,因为二者都构成了对他们的权力的挑战。

  王治文先生不用任何响亮的政治口号,就扫荡了这种党文化。导致这种根本性区别的就是“那时似乎人们都炼功去了。”这种炼功导致的对共产党的唾弃是一种在根本上,精神上的唾弃。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某些人的所谓政治性的反弹,这种政治性的反弹由于它不具有和王治文先生类似的那种独立于共产党思想以外的精神和信仰追求,尽管有时是激烈的,和共产党政治机器似乎是对抗性的,但是由于他们想要改变、改善的是共产党内部的某一派别的做法或者策略,所以,他们可以随时因为共产党的策略的变化而被收买、整编。

例如五七年的很多右派,七六年那些到天安门广场表达对周恩来深厚感情的人,他们虽然曾经被政治上被整肃,但是究其根本,他们和共产党及其文化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甚至血脉联系。所以几十年下来,在教条和传统的问题上,他们永远没有回归到传统,无论他们说什么,讨论什么问题,其精神和思想永远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泥潭滚爬。

  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他们在泥塘中污染了眼睛,所以,他们看不到人们炼功去了是中国社会经历了四十多年共产党的统治后的一个更本性的大进步。这个现象甚至比起那些到天安门广场上去反腐败的激烈行动走得还远。因为炼功的人,在根本追求上变了。当然事实上比眼睛被污染还要严重,这两三代知识精英被污染的是灵 魂。因为,当他们发现炼功的人的根本追求后,居然就避之唯恐不及,甚至放冷箭。
  王治文先生为我们展现的传统与教条的区别对中国当代社会来说可说是一根本性的问题。
  
  3. 分离运动和复兴神传文化传统  
  
  回归传统的王治文先生,心平气和地解决了信仰问题,生活观问题,从而无须那种政治上的口号而走向了一条分离之路。王治文的道路,可说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案例,它使我们看到,传统与教条的对立是一种文化思想的对立,是一种精神信仰的对立,它反映到社会和政治等的现实问题上,表现出来就是对于那种反人性的极权主义的对抗态度和立场。这就是我在第一节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极权社会的积极追求,一定是一种分离运动,一种离心运动,而不会是那种或者是尾随在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身后出谋划策,或者想跻身于极权主义集团,姑且用他们的话说,想把极权主义的破车导向另外一条轨道。

  笔者在九十年代中期回北京的时候拜访包遵信先生的时候,他曾经嘲笑北京经济学研究所的那些人,和体改委的那些“青年才俊”,一个是在共产党权力集团的船上,一个是没有能够上船,却在船下拚命出主意,想挤上船。这真是形象之极的比喻。

  从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到八九年十几年的时间,由于中国的知识精英的劣质和弱智,在民间社会并没有从新复苏、培育出一个真正的分离运动。在八九年后,笔者对中国这一段历史的评价,和那些由于自己无知而盲目自大的所谓“民运”人士的看法相反,认为中国已经落后与东欧社会至少三十年。而从八十年代开始,笔者甚至自己就由于推动离心运动而在所谓“异议人士”中受到打压。

  八十年代的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因为上述这些人的努力,所以中国社会尽管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文化革命,却在文化革命的十几年后,绝大多数民众仍然对共产党存有幻想。一个没有信任危及的共产党政府当然敢于动用军队一睹自己的命运。

  八九年共产党军队的镇压完全是那些体制内的异议份子自己一手酿造出来的气氛和条件造成的!这就是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史给我们的历史教训!

  中国在经历了共产党统治四十年后,分离,或者说离心真正逐渐形成“运动”,是在九二年之后,在人们炼功去了之后。而这种由炼功到明确地飘扬出分离的旗帜,则是在二零零三年以后,“九评”明确提出党文化问题,明确提出全面清理共产党文化和精神问题后。是“九评”和伴随它出现的退党大潮在中国社会全面酝酿出离心的气氛,让 2007年的中国共产党像八九年的东欧一样,在呼吸的空气中到处是不信任,到处是离心离德。

  在这一变化中,一部份知识份子也有幸终于由个人结成群体,形成维权运动、自由文化运动。在这一变化中,一部份知识精英 ,犹豫怀疑地看着“九评”、“党文化”问题和“退党”。而在这一变化中,感到自己已经拦阻不住地下滑的共产党又极力迂回利用另外一部份本来就不那么光彩的知识精英,以化解弥漫在中国社会的那种离心离德的气氛和大厦将要崩溃前的恐慌。而那些知识精英骨子里的“党化”、“奴化”、向上爬却也仍然在指使他们,企图利用共产党的恐慌,向共产党献媚,重温八九年前的春梦,请共产党让他们上船。

  然而,在两千零七年,在王治文先生等人用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牺牲为中国打造了如当年东欧社会那样的气氛和形势的时候,笔者在此要发出警告的是,那些歌颂共产党党内所谓“温和派”,高唱“和解”,为共产党“解套”的人的言辞中散发着血腥味,他们的确有可能为自己谋求到“美妙”的出路,但是对民众来说,他们会像八九年那样为我们酿造出共产党再次动用军队孤注一掷的镇压的空气。

  要想停止对王治文,对法轮功学员,对一切离心运动的异议人士的迫害,要想让共产党在明天不再如八九年那样敢于动用军队屠杀我们,唯一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给共产党系上致命的绳索,让他感到,民众的任何努力都会让他们毙命,他们必须俯首就范。这其实也是拯救共产党现任领导人,使他们像东德最后一批领导人那样能够保全性命、安度晚年,而不必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那样走向断头台。

  尽管“九评”和“退党”,维权运动、自由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已经酿造好了类似八九年东欧变化前的空气,让共产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但是,我们还是要警惕那些扒手给共产党统治集团带来苟延残喘的幻想。

  为此,今天在我们这场“关注法轮功苦难”的活动中,我要说的是,
  任何那种仰视共产党,并由此而宣扬的和解,都是一种犯罪!
  任何所谓的“和解”,换来的都将是屠杀!
  共产党必须无条件立即释放王治文先生,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和异议人士的一切迫害!
  
  2007-8-31德国.埃森

费良勇:精神信仰与中国道德复兴

【大纪元9月2日讯】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我很高兴能够再次与大家在悉尼相会并共同探讨问题。我从纽伦堡动身前夕,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采访我时问道:“你为什么要飞越万里去澳洲参加《王治文现象大型研讨会》?”我回答说:“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人权灾难。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领导人悉尼高峰会议期间,《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发起“以人类的名义,关注法轮功苦难周”的活动,有利于藉助国际民主正义的力量,迫使中共改善人权。每一个有人权观念的人,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不管你赞同法轮功的信仰与否,都不能对中共专制集团残酷镇压法轮功事件熟视无睹。”

  这里,我首先向坚贞的法轮功修炼者王治文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问候!王治文先生本是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非金属处一位优秀的工程师。由于修炼法轮功,并推动建立各省的法轮功辅导站,他被中共当局指责为各地冲击政府机关及“4.25”包围中南海的总指挥。1999年12月26日,他被中共当局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人死亡罪;及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等罪名判刑16年。中共不仅残酷迫害他,还造谣败坏他的名声。王治文先生无畏政治迫害,坚持真善忍的信仰,不仅是法轮功修炼者的骄傲,也是全体公民的楷模。

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精神信仰与中国道德复兴”

中国全社会道德沦落,腐败登峰造极 ,治安急剧恶化。中共专制集团虽然竭力营造“盛世气氛”,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所以,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胡锦涛宣扬“八荣八耻”。道德重建是全体中国人都高度关注的一个大问题。有人提出要恢复孔孟之道,有人提出要重塑共产主义道德,有人提出要藉助宗教信仰恢复传统道德。下面,我分析中国道德沦落的原因,宗教信仰同道德的关系,道德重建的内容等问题。

中共滥权腐败是中国道德沦落的主要原因

共产主义理想曾经激励了千百万人为之而奋斗,但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导致共产寡头的极权专制。中国八千万人,全球一亿多人死于非命。共产寡头如毛泽东利用新闻垄断把自己宣扬成“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塑造成道德的化身,用美好的画皮把自己漂亮地包装了起来。

但经历了一系列整人害人的政治运动以后,人们终于看透了专制寡头心胸狭隘,口是心非,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伪君子本质。毛泽东公然宣称:“与人斗,其乐无穷”。一个以整人害人为乐的专制寡头,还有起码的道德吗?“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正如陈泱潮先生在他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特权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必然导致特权腐败,共产党因而将被民主革命所推翻。在毛泽东统治时代,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破坏了生产力,人民穷到了极限,饥寒交迫。官场虽有腐败,还不突出。因而人们普遍认为,那时的道德水准高一些。的确,当时许多共产党人还具有一定理想色彩,根据阶级斗争学说,虽然对“敌人”心狠手毒,但“人民内部”还有相对公德,互相帮助、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的风气还比较浓厚。但是,从人权角度来看,当时的道德和人道水准也是很低的,当权者把谁划为阶级敌人,其他人就必须同他划清界线,泯灭人性,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们普遍争相忠于专制统治者,助纣为虐、落井下石,不敢为受害者说话,你能说他们道德高尚吗?说到底,那时人们的道德只是停留在奴才道德或犬儒道德的水准上。

在经济改革的浪潮中,共产党的理想色彩全面丧失。共产党蜕化成一个唯利是图的特权利益集团。腐败越演越烈,官场腐败导致司法腐败、商场腐败、媒体腐败、教育腐败、医疗腐败、军警腐败,全社会大腐败。道德沦落,不讲职业道德,不讲社会公德,一切向钱看。共产党意识形态全面崩溃,像雷锋、焦裕禄这样的愚忠道德榜样也就失去了光泽。如今共产党还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道德画皮已经被撕破的情况下,利用毛泽东思想不可能重建社会道德。

学坏容易学好难,在一党专制下,由专制寡头和贪官污吏来宣扬八荣八耻,能够重建社会道德吗?

全面宣扬无神论是道德堕落的深层原因

无神论者,如果具备起码的社会道德,遵纪守法,没有害人之心,也是好人。但无神论者心中没有敬神畏天、行善积德、因果报应的观念,若干起坏事来,无法无天,无所顾忌,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共产党把宗教信仰诬蔑为精神鸦片,一度时间全面取缔,如今虽放松了对宗教的管制,但始终担心宗教信仰威胁其专制统治,至今残酷镇压法轮功和家庭教会等宗教信仰团体。所以,中国人无神论者占据绝对地位。当然,真正的无神论者是不多的,许多人都有潜在的神意识,但在无神论占绝对地位的环境下,敬神畏天、行善积德、因果报应的观念在他们心中不会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中国许多宗教信仰者,平时不烧香,忙时报佛脚,烧香拜佛也只是为了升官发财,并非真正的信徒。庙里求神保佑,出门我行我素。这是中国社会道德堕落的深层原因。

真善忍是提升社会道德的原动力

中共嘴巴上高叫的是“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等动人口号,但骨子里信奉“假、恶、霸”,始终靠暴力和谎言来统治人民。在专制社会里,人们时刻生活在恐怖之中,不敢说真话,人际关系紧张,尔诈我虞,明争暗斗。在社会道德全面沦落之际, 中国出现了以“真、善、忍”为宗旨的法轮功,这本来是天大的好事,可是,中共出于私心血腥镇压了法轮功。

历次中共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大都认罪服输,很快被瓦解掉。但法轮功修炼者自始至终不认可对‘真善忍’的诋毁。受中共迫害8年以来,法轮功坚持讲真相,坚持和平抗争,揭露中共的欺世谎言和邪恶迫害,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曝光于天下,赢得了同情,争取了人心,法轮功在海外获得很大发展。 当然,国内的法轮功群体代价惨重。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支持法轮功,反对中共迫害,这是“真善忍”的巨大威力。

显而易见,“真、善、忍”是“假、恶、霸”的克星,是提升社会道德的原动力。不管人们信奉法轮大法与否,如果坚持真善忍的原则,说真话,做善事,宽容待人,社会风气必将良性循环,和谐社会终将建成。

道德重建需要宗教信仰

宗教是文化的核心,信仰是宗教的核心。道德是宗教和文化的结晶,是人的行为规范,是人类社会的灵魂。任何民族的文化发展同宗教发展都是相辅相成的。文化和宗教都是道德的源泉。道德体系的建立同宗教密不可分。宗教道德是宗教对人类最有影响力的部份。虽然共产主义学说视宗教为精神鸦片,共产党国家试图消除宗教,但即使在压制最严酷的时代,宗教信仰始终存在。一旦环境宽松,宗教信仰马上蓬勃发展。迄今为止,有神论始终在全人类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

任何宗教,只要不是邪教,总是劝人向上向善的。宗教、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稳定的要素。法律是强制性的,宗教和道德常常是自我约束的。宗教伦理完全是根据教义引申规范出来的,世俗伦理可能是根据宗教,也可能是根据文化和政治规范的。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宗教义务和道德义务更本没有什么区别。

从人权民主立场出发,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不必相互排斥,而应相互尊重。许多无神论者确实不相信任何宗教,但心中常有潜在的神意识,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无神论者会转化成有神论者。同无神论者相比较,宗教信仰者有一些独特性:有精神上的寄托;虽立足今世,也看重来世;相信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贫富观念相对淡化,容易满足现状,控制贪婪之心,减少贫富对抗;在遇到天灾人祸时能保持乐观情绪,不致绝望轻生或走险犯罪,有利于社会和谐;同道之间更容易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关系更密切;宗教团体对信众有一种保护力量。因此,宗教信仰能产生强大的道德驱动力,把道德、权利和义务融合起来,改善社会风气,推动社会持续文明发展。有人说,宗教信仰“是道德的支撑点,是美化灵魂的园丁,是医治心病的良药”,这话是有道理的。不可否认,道德重建需要宗教信仰。

抛弃共产主义的虚伪道德

许多古今中外的专制统治者把自已宣扬成道德的化身。毛泽东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毛泽东口口声声“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人民服务,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反修反帝,不称霸............”但毛泽东干的全是争权夺利、损人利己的事。毛在生活上骄奢淫逸,是一个充满了低级趣味的人。毛搞得民穷国弱,想称霸没有实力,只好像吃不到葡萄的狐狸那样,宣称“不称霸”,但毛时时刻刻在人民面前称霸。毛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是一个专横跋扈的人。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高压统治下,人民全都学会了说假话,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

邓小平宣称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但1989年6月4日,他调动38万正规军用坦克机枪屠杀了中国人民的儿子,数千爱国学生和市民被打死,数万人被打伤打残。在随后的大清查中,数万人被关押,数百万人被强迫认错,数千万人被强制洗脑。中共对死难者毁尸灭迹,对伤残者百般迫害,对死难者家属竭力恐吓。邓小平还发狠话:“杀20万人,稳定20年”。他策划六四大屠杀,完全是为了维护中共专制统治集团的特权和私利。邓小平究竟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呢?

江泽民宣称要“以德治国”,但从1999年开始,他调动国家机器采用了最野蛮,最血腥,最残酷,最荒唐的手段来镇压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三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甚至被活体摘除器官后毁尸灭迹,数十万人遭受酷刑,被判处劳改劳教。江泽民的“德”在哪里呢?

胡锦涛提出了“八荣八耻”,从字面上看无所厚非。但他妄想恢复毛泽东时代那种极权统治,甚至提出要向杀人如麻、建国无方的北朝鲜共产主义皇帝金正日学习。他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衣钵,始终镇压民运人士、维权人士、法轮功人士和家庭教会人士。胡锦涛自己在坚持“八荣八耻”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八荣八耻”的第一条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中共一贯偷梁换柱,以党代国。谁要是反对中共,中共就说成是反华,谁要是反对专制,中共就诬陷成卖国。

所以,“八荣八耻”的第一条,实际上是要人们“以热爱中共为荣,以危害中共为耻”,这是胡锦涛宣扬“八荣八耻”的核心和宗旨。所以,我们应当针锋相对地提出:“ 以尊重人权为荣、以侵犯人权为耻”。

共产党那一套虚伪道德,我们必须全面清除。我们承认人的私心,但要求为己不害人。当然,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乐善好施、乐于助人等高尚道德,我们也要提倡。我们希望每个人尽可能向上向善,但我们不能统一制定某一个道德尺度来衡量人,要求人。我们能做到哪一个程度,就承认到哪一个地步。我们不能像共产党那样,无限拔高,塑造一些虚无缥渺的英雄人物让人们顶礼膜拜,结果搞出一个假大空的罪恶社会。

从传统道德到公民道德

中国正处于一个开放而又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即将从一党专制社会过渡到自由民主社会。传统价值的衰落和道德危机的出现,一方面是中共的特权腐败造成的,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经济发展通常不能自发地促进道德的提升。相反,经济发展常常要以道德滑落作为代价。所以,中国需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采用各种措施,人为地进行道德重建。

道德重建过程, 应当是一个根植人权民主意识的过程。树立人权至上的公民世界观同公民道德的建立是相辅相成的。道德的内涵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我们提倡道德重建,并不是要完全恢复传统道德,而是要继承和发扬传统道德中的精华,剔除其糟粕,补充新的道德内容,建立起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核心的公民道德体系。新道德的建立要有利于发挥人的善性,抑制人的恶性,促使个人良性发展,而不是扼杀个性。我们要确保道德发展的公众选择与自由民主的历史潮流高度吻合,当前要有利于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以后要有利于民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三纲五常”是传统道德的核心。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地地道道的封建宗法道德,要全部废除。中共创造性地发展了个人崇拜、皇权意识和愚忠思想,滋生出毛泽东这样的暴君,制造了古今中外最大的人祸。不铲除个人崇拜和愚忠思想,不抛弃奴才道德,断无民主可言。我们反对无条件忠于任何个人和政党。我们提倡忠于宪法,忠于职守,尊重人权,遵纪守法,尊老爱幼、男女平等。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五常是值得提倡的,但要赋予新的内容。仁就是要仁慈善良、宽容忍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侵犯人的尊严和权利;义就是要讲道义,讲义气,见义勇为,要正值厚道,助人为乐;礼就是要讲礼貌,要有礼仪,要整洁卫生,言谈举止要文明大方;智就是要有智慧,要理智,要谦虚,要冷静,不骄不躁,有理有节;信就是要有信誉,讲真话,办实事,待人要真诚,说话要算数。这里要特别强调,仁是五常之首,仁字可能是六万多汉字中含义最丰富的字。仁字的构词量和使用频率也很大,如仁义、仁慈、仁道、仁厚、仁政、仁兄、仁弟、为富不仁、杀身成仁、不成功便成仁、克己复礼为仁等等。从孔孟 之道,到程朱理学,其核心都是仁。“仁”对中国的文化、宗教和道德的影响都很大。仁的内涵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要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不逆来顺受,不姑息恶人,这是公民道德的重要内容。这同我们通常所说的宽容妥协以及修炼人所说的“忍”并不矛盾。人们在通常的交往中,当然要宽容大度,相互礼让,忍为贵,和为重,慈悲为怀。但面对流氓和强权肆意侵犯人权,我们就不能忍让,甚至要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奴才道德,是专制制度的土壤和肥料。

敢管闲事,这是特别需要提倡的公民美德。“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只管自己不管别人,不尽社会义务,这是中国人的陋习。这给专制统治者、贪官污吏和流氓地痞蹂躏社会提供了机会。我们提倡见义勇为,匡扶正义,该说话时就说话,该出手时就出手,既扫自己门前雪,也管他人瓦上霜。这不是说要管别人的私生活,而是要敢于指出别人的错误,关心和维护别人的权利。维护别人的权利,也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利。当别人的权利被随意剥夺时,自己的权利也即将失去。所以,即使是罪犯,政敌和情敌,他们的基本人权与合法权利,我们也应当维护。如果人们普遍不管闲事,就不可能建成稳固的民主社会。这方面我们应当向德国人学习。在德国,垃圾不分类就丢入垃圾桶,会遭到警告,停车过线占用了人行道会受到提醒,开车过斑马线没有礼让行人会遭受指责;撞了车逃跑,会遭到举报,花园不整洁,会遭到批评。

德国媒体曾经报导,一位老人天天傍晚用摄像机拍下大楼一角的白粉交易,之后把录像带寄给警察局。一个货车司机举报了一个公司销售变质的食品。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管闲事之人所管之事绝非是闲事,他们是在维护社会良知、社会秩序和公共道德。

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原来要圣人、君子和侠客才具备的某些道德,一般公民也会具备。例如,勇于维护他人权利的人,在专制社会中凤毛麟角,在民主社会中经常可见。当年彭德怀被毛泽东野蛮打击时,没有人挺身而出为他说话,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都落井下石,助纣为虐。如今法轮功遭到中共残酷镇压时,国内只有高智晟和力虹等少数人士公开为法轮功辩护,他们都遭到中共残酷打压。如果任何人的基本人权受到侵犯,马上有许多人士站出来为他说话撑腰,那么,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也就水到渠成了。

我们反对说假话,提倡说真话。我们要维护他人尊严,尊重别人的宗教信仰。我们要发扬爱心,抛弃排外情结,不排挤外地人和外国人。在为人处事上,要有正常的心态。例如,别人有幸运好事,应当为别人高兴,而不是嫉妒;别人有天灾人祸,应当为别人分忧,而不是幸灾乐祸,别人有困难,应当主动帮助,而不能乘机敲诈。

遵守职业道德,对技术精益求精,遵守约会时间,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保持公共场所整洁,在公共场所不抽烟,不大声喧哗,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不影响邻居休息,不酒后开车等等,这都是每个人的起码道德。

民主运动是伟大的运动,追求自由民主的民运人士要有起码的民运道德。各民运人士和民运组织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求同存异。能合作的就合作。不能合作的,也不能相互攻击,相互拆台。这是民运的最低道德底线。进行人身攻击,造谣惑众,把别人打成特务,出于私心分裂民运组织等,这样的人不仅丧失了民运道德,也丧失了做人的道德。

公民道德的最高境界是 “自律”。如果在道德教育和道德实施过程中都由“他律”转换成“自律”,人们普遍树立起道德情超,磨练出道德意志,培养出自我判断、自我选择的能力,知行一致,那么,和谐社会,也可以说是盛世,就建成了。

   (2007年9月2日 在悉尼《王治文现象大型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外电:中国环境的大跃退

【大纪元9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曾去执编译报导)中国环境的灾难日益严重,几乎很快就要成为一个污染大国。即使北京当局立下雄心壮志保护环境,但地方官员各为己谋,普遍不太支持,而宁可集中精力致力提升经济。因为环保的问题难搞,对地方官员而言,定个目标、花花钱使经济成长上来倒比较容易。

在最新一期九至十月份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刊载研究中国环保问题的专家伊可娜咪(Elizabeth C. Economy)女士所撰“中国的大跃退”(The Great Leap Backward?)的评论。文章表示,中国的环境问题严重,其水资源的污染已造成经济的负担,空气的污染已伤害数百万人的健康,而土地日益沙漠化的问题也很严重,迫使人民搬迁,苦无立锥之地。

中国的环境如果再这样恶化下去,将影响到国家经济、大众健康、社会稳定与国家的尊严。2005年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曾警告:“如果我们的环保脚步跟不上进度,我们经济奇迹就会结束。”

废气物的排放问题严重

中国的经济奇迹已逐渐转变成灾难,它的经济成长造成庞大资源的消耗,再加上能源措施失当,它的空气、土地、水质无不遭殃。以煤为例,中国70%的能源依靠它,2006年全中国媒的消耗量是24亿吨,比美国、日本、英国三者加总的用量还多。其中的症结在于中国对能源的使用没有效率。一位中国官员曾表示:“我们生产价值一万美元的产品,其所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七倍,差不多是美国的六倍,最尴尬的是,我们比印度还不如,几乎是印度的三倍。”

同时,煤是个大污染源,中国90%二氧化硫与50%微粒物质的排放,都是使用煤的结果。微粒物质会造成人体呼吸器官的疾病,而二氧化硫所产生的酸雨会减少农产品,腐蚀建筑物。

就这样,中国的不重环保,滥垦、滥伐、滥牧、滥耕,使北部与东北部的土地严重恶化,再加上过去五十年来农作物的用地减少,新兴城市林立,造成生态的变化与气候的变迁,戈壁大沙漠每年扩增1900平方英里。即使中共当局再怎么努力,现在全国有四分一的土地已经沙漠化,有四亿的人民苦于无处可居。另据估计,全国有十分之一的农地受到污染,每年有1200百万吨的谷物含有重金属,食物的安全堪虑。

水资源的恶化问题堪虑

中国的淡水资源排名世界第四,名列巴西、俄罗斯与加拿大之后,但因需求遽增、滥用、管理不善、污染、分配不均等因素,造成三分之一、也就是660个城市缺水,其中110个面临严重不足的问题,根据专家马军的评估,北京与天津附近的几个城市在五至七年内会无水可用。

由于中国人均收入日渐增加,用水的增加、管理不当与浪费无度的问题严重。2004年至2005年间都市的耗水量增加6.6%,再加上滥用地下水,过去十五年来,许多富裕的城市如上海与天津,其地层下陷已超过6英尺,而北京的地层下陷已毁及工厂、建筑物与下水道,现在连国际机场的安全也受到影响。

不特此也,根据新华社的报告,中国90%的城市其地下水已受到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水有75%不宜饮用,鱼类不宜捕捞,而全国有30%的河水不宜作为农业与工业用水。这样的结果是,将近7亿人所饮用的水遭到动物与人类废弃物的污染。

根据中国最近对长江与黄河的研究,长江从西藏高原向东流向上海,流程中收纳全国40%的污水,其中的80%未曾经过处理;黄河流域供应全国一亿五千多万人与15%的农业用水,但是其中的三分之二不宜饮用,10%是污水。2007年初,中国官方宣布,黄河超过三分之一的本土鱼种因兴建水坝或污染已经面临绝种。

2007年春,北京公布其第一份气候变迁评估报告,预估中国七大河水流域中的淮河、辽河与海河流域的降雨量会下降30%,而下半个世纪小麦、稻米与玉米的收成会下降37%;未来长江与黄河会因西藏冰河的融化而泛滥,继而干涸;中外的专家都警告,由于海平面的上升,上海可能会在2050年被淹没。

其他国家也受池鱼之殃

中国环境品质的恶化,已经影响其他国家。日、韩人民长久以来承受中国火力发电厂所产生的酸雨之苦,中国戈壁沙漠所产生的沙尘暴也向东吹送有毒的黄尘到日、韩。美国环保署评估,有时候洛杉矶空气中飘浮的微粒物质,其25%来自中国。美国人还追踪其土壤的水银含量并发现其增加,分析现实是源自中国的燃煤火力发电厂及水泥工厂。

中国水质的污染也危及其他国家。它每年排放28亿吨的污水流向渤海,其海床的泥浆所含的重金属,超过中国官方所定安全标准的2000倍。2006年,广东省与福建省有83亿吨的废水倾倒进海洋,这比2001年所倾倒的增加了60%,影响所及,使得东海渔场已不适合捕鱼。

如今水的污染已使中国一亿九千万人因饮用污染的水而得病,其主要的河水流域人民罹患腹泻、癌症、肿瘤、血癌与发育不良的疾病急遽增加,连带的也造成社会的不安。据统计,2005年与污染有关的抗议活动有五万一千起,换算一下几乎是每周有一千件。

问题的症结在于政治改革

为何中共当局一直没办法把环保问题搞定?按理说它的高层都希望能和美国、欧洲与日本一样:经济繁荣,而环保问题也能有效处理。但问题在于他们不愿为了环保而付出政治与经济的代价。

过去十五年来,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媒体与国际团体努力解救中国的环境问题,但是北京政府对他们怀有戒心。因此北京当局固然一面赞扬国际环保团体的贡献,但另一面又担心有些团体蓄意提倡民主化,其结果会损及中共政权的一党专治利益。

过去中共领导人在改革方面颇有几分勇气,回顾二十五年前邓小平在政治上不顾顽固份子的阻挠改革,才有今日的经济发展;今日中共高层若不能提出政经改革,不但不能在二十一世纪有卓越的表现,反而可能会面临各方面停滞与倒退的后果。

作者最后说,如今奥林匹克举办在即,中共当局应该激起地方与产业界维护环保的诱因,并放宽司法、环保团体与媒体的限制,使它们能发挥独力监督的作用。她说国际社会应该更多支持和督促中共的政经改革,少一些示威抗议活动,这样或许可以发挥一些影响力,使地方与产业界愿意配合,赶快抢救环保,否则环保问题恐将持续恶化,中国与全世界的人都要付出代价。

看样子,中共如果真想改善环境,非得彻头彻尾地在经济改革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改革不可,否则死路一条。

怪事:达赖喇嘛转世需北京批准

【大纪元9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华综合报导)9月1日是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制定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生效的第一天。西藏人普遍相信活佛圆寂后会按自己的意愿转世,而新规定意味着活佛转世必须得到中共当局的批准。国际社会谴责该法规旨在加强对藏传佛教的控制,并刻意消弱流亡海外的14世达赖喇嘛的影响力。

活佛转世须北京批准

前不久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制定的14条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开宗明义指出,活佛转世应当遵循维护国家统一的原则,任何境外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转世灵童的认定过程。“没有政府的同意,称作转世活佛是违法的,也无效。”

外界解读该规定旨在限制流亡在国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影响力,以及防止72岁的达赖不经过北京的同意轮回转世。此前达赖喇嘛曾表示,假如他有生之年不能回到西藏,他将转生到西藏之外。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中共首次给予中央政府认证新活佛的权力,这给一个至少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神秘系统敲响了死亡丧钟。文章称,无神论者的中共领导阶层已经禁止未得到许可的西藏活佛转世,这项禁止令目地是加强北京对西藏深信佛教、难以驾御的民众的控制。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表声明批评说,新规定“明显意图削弱达赖喇嘛的影响力”,并称这是中共加紧控制西藏的一连串措施中最近的一项。历史上达赖喇嘛在确认待选的转世灵童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新法规规定任何在中国以外的人都不允许在寻找和认证一位活佛的过程中插手,以此来有效排除现任达赖喇嘛的影响。

神秘的轮回转世

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被称之为世界七大神秘现象之一。自从公元十三世纪藏传佛教噶举派首创活佛转世以来,已有数百年历史。佛教讲六道轮回,认为人的元神不灭,人可以在死后投胎转生为另外一个人。藏传佛教早期把学佛有成、悟得佛义又能引导他人觉悟的人称为“上师”(喇嘛),进而认为喇嘛是转生来到人间的佛,他们这世肉身死后会投胎重返人间,继续帮助普度众生。

目前西藏有200多位转世活佛。轮回转世的喇嘛们又称为祖古(tulkus,化身),他们通常领导宗教社区和监督僧侣的训练,在宗教生活方面对喜玛拉雅山麓的僧侣们产生极大的影响。长久以来,中共一直坚持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够认证西藏最重要的两名活佛: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

14世达赖喇嘛的认定过程

现任14世达赖喇嘛是在1937年僧侣们到他的乡村时被确认的。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圆寂时,面向东,暗示他将转生东方,当时热振活佛(地位仅次于达赖、班禅的活佛)观海,海内现一农家,在马路将尽处,门前有棵巨大的柳树,树旁系着一匹白马,有妇人抱小儿立树下。热振于是将海中所现情景请画师详细绘出,并派格桑活佛及古桑子二人,按图向东北方向寻访。

二年后,格桑活佛果然在青海湟中县祁家川找到灵童家庭,当时的情景与热振观海所见的完全相同。于是古桑子伪装阔商,格桑活佛扮作仆从,共至灵童家借宿。灵童对阔商不理睬,而对“仆从”格桑活佛很亲近,抚其面捋其须,并将其项间所挂念珠一串摘下说:“这是我的东西,现应归还我!”格桑活佛是十三世达赖亲近侍从,念珠确为达赖所赐。接着格桑等复出茶杯十多只,其中新旧参差,色泽不一,让灵童自选,灵童不取其中最大最美的,而择一淡黄色旧杯,也是十三世达赖旧物。如此反覆试验,无不应验,于是确认其为达赖化身。1940年2月22日,十四世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了继承职位的仪式“坐床典礼”。1959年达赖流亡印度至今。

在西藏一位杰出长老的协助,达赖喇嘛于1995年5月宣布在西藏寻找到了死于1989年的班禅活佛的第11世转世灵童:6岁的葛顿确吉尼玛,三天后灵童与父母一同失踪,随后一直被北京当局“保护”起来,至今已近13年。与达赖喇嘛合作的长老也被关入监狱。之后北京同年自行宣布认定另一名男童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为第11世班禅活佛。

噶玛拨希的转世故事

在西藏史书上记载了很多活佛转世的经过。如史书《贤者喜宴》、《青史》中,对噶玛拨希的转世有详细的记述。

噶玛拨希圆寂时,把第子邬坚巴叫到面前瞩附说:“我死后在远方拉推,肯定会出现一名继承黑帽派密宗的传人,在他未来之前你就暂时作为他的代理。”说完就从头上摘下了金边黑帽,戴在邬坚巴头上,旋即示寂。

邬坚巴继位后,一直在楚布寺的经堂上摆设一个高座,等着师父的转世灵通的到来。五年后的1284年,人们在噶举派第一代宗师密勒日巴的故乡后藏贡塘,找到了噶举玛拨希的转世灵童:攘迥多吉。

当攘迥多吉第一次到楚布寺时,他迳直走上经堂,坐在邬坚巴对面的高座上。邬坚巴顿觉惊奇,问道:“孩子,你为什么坐在我师父的座位上?”攘迥多吉回答说:“你上师就是我。”听完这话,邬坚巴立刻想起了噶玛拨希的临终遗嘱,知道这孩童正是上师的转世,就说:“现在你须坐在下边。”于是给他传授了殊胜菩提心仪轨和一些简单的教义。

七岁时,由邬坚巴给攘迥多吉灌顶,从此出家成为噶举派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第一位活佛。大凡是活佛 小时候都有不少灵异的传说,相传他在楚布寺听法时,还有护法神为他从山间送来新鲜泉水。一次他在地上插了一根干柴,没想到事隔不久,那根枯木竟然生根发芽。壤迥多吉一生勤奋好学,曾师从很多大德研习佛教经典,据说他精通占卜和星相之术。

邹媛巛: 碧江古拉格

【大纪元9月2日讯】1986年9月24日国务院批准撤消碧江县,碧江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消失。然而,这个边境小县作为中国古拉格的模式标本却不会消失,它将永远保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纪念馆。《碧江县志》载:“从1957-1959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仅农村中被关和批斗的就达619人,被捕488人。全县共死亡 154人,外流2200余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第314页)1958年碧江全县人口为32444人,农村中被关和批斗的人占全县总人口1.9%,被捕的人占全县总人口1.5%,外流(实指逃亡缅甸)的人占全县总人口6.8%,死亡的人占全县总人口0.47%。干部和工人的数据来自其他资料,受害和牵连的干部266人,占当时干部总数的11%。受害和牵连的工人131人,占工人总数的37.1%。另有研究者对受害和牵连的人的民族族别作了统计,傈僳族344人,怒族137人,白族123人,汉族69人,纳西族10人,彝族3人,傣族3人,独龙族1人,不明族别311人。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自中共执政以来,历次运动中被残害的中国人的统计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死亡的人是从被捕的人中剥离出来的,难免有数字打架之嫌,敬请指正。

本来碧江县已经定为不经过民主改革,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地区,这里的领导人却在反右之后,搞了“民主补课”、“社会镇反”、“机关肃反”,后来被称为“三个扩大化”。这里的领导人首先发出的是“不三不四的人统统抓”的指令,对马克思主义如此通俗化的运用,恐怕连斯大林、毛泽东也会拍案叫绝。“不三不四”的人实在难以界定,于是被掌权者定为“不三不四”的人就统统被抓入狱。亲历者说“捕人像猫捉老鼠、饿老鹰抓小鸡”,捆人的草绳用完了,用山间的葛藤。划分阶级中,被划成地主、富农成份的人又大大超过内地土改时期划定的约5%的比例。有的村社竞达总户数的20%。中央认定的“阶级分化不明显”的傈僳族、怒族地区顿时增加了许多“稀饭地主”、“草鞋富农”,意思是说,稀饭够吃的人家被划成地主,会穿草鞋的人家被划为富农。

1958年8月20日,有四位下放到边境沿线村庄劳动锻炼的干部,返回原单位工作,然而祸从天降,全部以“叛徒”罪逮捕入狱,理由是那一带是敌特窜扰地区。经过刑讯逼供,逼出些假线索,牵连时任州人委建设科长、傈僳族上层人士杨约拿及和文生、此阿昌、付三光等人,施以酷刑之后,杨约拿服毒,和文生吞下大头针自杀获救,杨、和等人精神崩溃,在审问人员的指供、诱供、逼供和对“坦白从宽”、“立功受奖”的盲目理解,瞎编供词,乱点鸳鸯谱,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再逼问到反革命组织名称、头目及其目的时,他们胡编乱造“耶稣党”、“傈僳党”、“斧头党”、“镰刀党”、“弩弓党”、“怒傈党”等无中生有的名目,还瞎说什么“头目”是裴阿欠州长和霜耐冬副州长,目的是要建立“怒江傈僳国”。给自己加上子虚乌有的罪名,企望“从宽处理”或“立功受奖”。由于严刑逼供,被逼人员的瞎编乱供和肃反领导小组(五人小组)的轻信认定,所谓“裴霜反革命集团”就这样炮制出来了。

1958年8月底的一天,在中共怒江州边疆工作委员会大礼堂召开当地党政军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城镇居民及县城周围农民参加的千人大会,突然宣布将阿车士和付三光为“裴霜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阿车士于1955年毕业于昆明医士学校,中共党员,是当时碧江县傈僳族年轻一代最有号召力的人物。将阿、付二人强行拖上台,对阿车士拳打脚踢。付三光因前几天和当场“坦白交代”未受苦刑。千人大会树立“宽”和“严”两个“样板”以震慑傈僳族群众。付三光不但不给苦刑,还当场宣布保留他的党籍。蒙冤受刑,死去活来也不说假话,不编假词,更不揭发所谓“同伙”及其“头领”的阿车士,被定为“顽固不化”、“死心踏地”、“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骨干分子”。劈头盖脸的拷打把他打得鼻血如注,血染满面,双眼打肿而无法睁开。身上的衣服被撕成碎片,头发也几乎被揪光。进而失去知觉,昏死倒地。还将他身怀有孕的妻子冯金庭拖上台替他下跪受刑。同时蒙冤的50余人,被关在县民族干部训练班的教室和宿舍内受隔离审查。

被隔离审查的人员,全数被剥夺了人身起码的自由权利:不准互相对看,不准互相说话,不到规定的时间不准解大小便,不准不吃饭(防绝食抗议),不准多吃饭(防浪费粮食),不准不入眠(防畏罪逃跑),不准眠过深(促坦白交代)等十几条摧残生灵的戒律限制。当你深思而难于入眠时,他们就断定你不入眠就是企图逃跑投敌而被拳打脚踢一阵;如果你被折磨成疲惫不堪而睡入梦乡,他们又认定你睡大觉,不考虑问题,不想交待“罪行”而被罚站到通宵。

阿车士在隔离审查三个多月期间,先后被审问,被毒打60余次。被打伤出血的伤口从未及结痂又变成新的伤口。有的人对“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错误理解,不顾他人蒙冤受苦和“玩火自焚”的古训,他们仿效付三光、杨约拿、此阿昌等人的投机行为,瞎编罪名,乱点“同伙”,进而盛行乱点乱供风,有的人一次点出上百名“同伙”。如此反覆循环,所揭发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就越来越多。但是参加批斗会的群众却越来越少,来的人也不敢抬头,生怕被斗的人看见点成“反革命分子”。全副武装的看守人员,夜间用机关枪、冲锋枪对着受审查人员的住所上空疯狂扫射。县城的居民生活在极度恐怖中。

经过三个多月的隔离审查后,阿车士等11人以“裴霜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逮捕入狱,五花大绑,再扣上手拷。力大过人的三位民警,竭尽全力将阿车士加强捆绑力度,扣上两道手拷,拖到看守所院坝的水泥地上曝晒数小时。直到看守人员饭后换岗时才得以松绑。双手因捆绑过紧,时间过长而血脉受阻,导致尺神经、挠神经严重受损而失去功能不能动弹很长一段时间,几致残废。进入看守所后,因他是被列为“顽固不化”、“死心踏地”而要处以死刑的“死囚犯”之中,被拖进没开窗口、没有光线、空气污染,周围潮湿的单人牢房中关押。死牢中没有光线,全是黑的,24小时中不知道何时是白天,也不知道何时是黑夜。只知道脚镣金属撞击声多了,就猜到大牢房早上开门放风。吹了哨子就是晚上熄灯睡觉。何况连,死牢中氧气不足,呼吸困难,有被闷死的危险。

11月下旬的一天深夜里,他被拖出死牢,在微弱的光线下,一个身材矮胖、嘴脸铁青、满面凶相、酒气熏天的人,带着两个看守民警把他带到行刑室,那里挂满脚镣、手铐、棍棒及血迹斑斑的绳索等刑具,还不开口训话就突然拔出手枪用枪口猛击他的心脏部位,直至休克昏倒,醒来时那人大声吼道:“把电台交出来!”阿车士感到莫名其妙。此前在隔离审查几个月中,从来没有提出过“电台”问题。而此时突然提出,更感到茫然。于是横下死心,理直气壮地反问说:“电台是什么?我没有见过!你们为什么害人?你们才是反革命呢!”一伙人暴跳如雷,拳打脚踢、棍棒交加,叫来正在服刑的刑事犯和茂清和自称是《中央社》记者的在押犯王培元,用特号脚镣在他的光脚干上钉牢后,强迫他在室内拖着脚镣来回跑步,直至被脚镣磨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才被拖回牢房。一周后的一个深夜里,从碧江县公安局看守所带到怒江州公安总局的一间办公室里。进门时看到墙角中布满棍棒、绳索、瓦渣和剩着冷水的水桶等刑具,看到这些刑具,本能地想到更为残酷的逼供暴刑又一次将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大约深夜1点左右,阿车士尚未立稳,就被踢翻在地,“把电台交出来!”的吼声,在屋子里震荡。阿车士重复在碧江县公安局的痛骂,怒江州公安总局副局长李春(主持工作)恼羞成怒,强行逼压他跪在早就铺好的瓦渣上,再用一棵长木棒,横压在他的双小腿中部,木棒的两头各踩一人,使尽全力、狠砸他的双腿时,他疼痛入骨、惨叫连天,只觉得眼前一片黑蒙、一阵耳鸣,休克昏死后,他们用冰冷的水把他泼醒。李春说他装死而狞笑。接着改用绳索,将他的双手扭向背后合并交叉,用绳索的活扣套上,绳索的左右两头对站二人,捏紧绳索,四人合力拉紧挤榨他的双手时,又一次疼通钻心、眼冒火花,耳闻蟋蟀叫鸣音,又一次休克昏死。更为恶毒的是,当时州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名干部全然不顾法律的尊严,执法犯法。用一根木棒对着阿车士的头颅打来,所幸老天有眼命不该绝,打来的致命重棒被横躺在地上面的桌子一角挡住而幸免于难。否则阿车士的头颅瞬间被打出脑浆,魂归上苍,阿车士的后人也像被冤死的其他人一样,只能领到三百元的抚恤补助金了。也不会有去人追究行凶犯罪人员的法律责任。

如此种种暴刑,仍然没有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终于亮出经过精心炮制的妻子冯金庭的“口供”证据时,阿车士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头脑轰鸣,如同“五雷轰顶”。善良朴实的母亲已被牵连,老人家年纪大、身体弱,无论如何也过不去严刑拷打的逼供关。为了不让她老人家受刑惨死,决定利用到自己家乡寻找所谓“电台”的押解途中,找机会跳河或投江,与押解人员同归于尽,以示抗议,以此了结牵连母亲的遗憾。于是答应和他们一道去寻找所谓“电台”。

阿车士在州公安总局被施酷刑后的第三天,在两名公安人员的押解下去“追寻电台”。当时没有公路,他已经作好绝死的思想准备,只等机会来临。快到河水汹猛、乱石林立的子冷河,准备过桥跳河时,由于此前一位叫田鸿基的被冤去挖“电台”,曾从此桥上跳河自杀,他们早有防备,把阿车士置于二人中间,用捆着他的两股麻绳一前一后拉上,再加上手铐已把他的双手反扣,过桥时无法抱住押解人员跳河同归于尽。当天行至子冷甲乡公所就宿。天黑前他在住室墙角上捡到一片锋利的罐头铁皮藏于鞋内,准备待押解人员入睡后,趁黑夜用它来割断自己的颈动脉血管自尽。但是入睡前经验丰富的押解人员又把阿车士的双手反扣上,让阿车士睡在他们二人中间而不能割颈自杀。第二天继续前行至里吾底村对面的江边,准备乘小木船渡江时,押解人员又叫他坐在木船的中隔,用两把划板架在他的左右肩上,划板的两头各站一人,把他牢牢稳住,又加上绳索捆绑,手被反扣,乘船过江而未能投江自尽。至此他已失去自尽或与押解人员同归于尽的机会。正处在求死不能,欲生渺茫的绝境中,突然想到在去到里吾底村的最后一条路上,佯装逃跑,让押解人员开枪打死,但也无法实现。到里吾底村见到母亲时,母亲告诉他,和同村的冤民开付卖、木阿用、赵国恩等人已被拷打扣押十多天了。阿车士想,在州公安总局被严刑不过4天,说“阿车士已经供出母亲藏匿电台”,毫无根据,全属谎言。为了寻找凭空杜撰的“电台”,州公安总局已挖掘过美国传教士的坟墓,和一些人家的宅基地。就在前几天,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木顺江带学生到怒江实习,也被卷入此案,把他押解到里吾底村,逼他交出“电台”时,他逃跑抗议被押解人员用冲锋枪扫射,因往坡下狂奔,未被射中而幸免于难。阿车士在里吾底村同母亲和其他蒙冤村民一道,被关在“大跃进”年代中的大粪加工房内被拷打凌辱两夜一天后,又押回碧江县看守所。过了几天他的胞兄付阿士也被关进碧江县看守所里。

冤假错案层出不穷。1958年7月,碧江县五区区公所所在地干本村发生的“只得标冤案”,导致民兵队长只得标和公安人员克登科二人被错杀,被冤审讯打死二人,冤狱折磨死去五人,一件冤案共9条人命和错捕二十五人。阿车士的家乡里吾底村,当年只有80来户,400多人口,为躲避这场亘古未有的人祸,1958 年后逃往缅甸的户数40户,占总户数的50%。其户主是:开付卖、四阿昌、仁付欠、路言斯、付阿开、仁付昌、曲扒加、恒付加、恒付言、开付言、言付斯、言付相、三几斯、批付言、邓付欠、四阿子、同付子、仁付夺、邓士加、木付言、木言开、昌言斯、昌付言、邓付斯、邓付仁、邓付言、狄付言、六付登、车路贾、普士言、普四买、路付言、阿昌、欠付加、普士相、一付加、卖付贞、增付局、阿开扒。邓言夺等。人员共135人。占全村人口的33.7%。当时被捕入狱的28 人,占该村总人口的7%。路付欠、友卖子、路言、阿此夺、阿通、兄阿欠、阿迪斯、只马永等18人冤死狱中。再次验证了“蚂蚁的命不值钱、傈僳的命比蚂蚁贱十分”的傈僳族民谣。开付卖、求扒加、邓付言、此阿加、仁付欠、恒付加、四付局、木义生、木阿用、欠付仁、仁付加、六付仁、付阿士、木振荣、普付士、四阿昌、路付言、友付夺等26人。后来全数认定错捕和平反昭雪。未平反的2人,他们是王付子(死于狱中)、邓阿斯(自丽江越狱逃往缅甸)。

当时在碧江县看守所里,几天内关进的人就以几何级数成倍增多。原有的每间大牢房平时只能囚禁十来个人,此时必须塞进四、五十人,像“金枪鱼罐头”似的拥挤在一起,只能站着,不能坐下,更不能平躺。这些人中有的是年老体弱,有的是带病入狱,还有的是被重刑临危垂死。到第二天开门放风时,有的早已死去,有的倒下即死。里吾底村的路言、阿狄斯和碧江县二区原区长普阿欠等冤民就这么死去的。被抓捕入狱的的人实在太多了,碧江县看守所尽管增建了很多牢房,但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了更多的人。而绝大多数还得往丽江押送。当时碧江又没有公路,去丽江必须翻越近4000米海拔的碧罗雪山,经过营盘、啦井、金顶、马登、剑川到丽江,有七、八天的路程。在被押送的人群中有的被重刑打断肋骨,有的被打伤双腿而行动艰难,有的被折磨成心肺功能极差,还要被捆绑再用长绳子串成长队步行。因此,有的人只爬到半山就死去,有的实在走不了的则就地处决。据亲眼见到这些惨景的恒付加说,俄冲村的六付士、开言付和原碧江县完全小学教师何守琳等冤民都是这么死去的。被押送到丽江的长途磨难中死去的确切数字,无从考证。但是后来剑川籍的医生赵杰勋说,他们见到在剑川到丽江路旁的一座寺庙旁有七八堆被押送人员的白骨。可见在长途磨难中死去的的冤魂不计其数。

到丽江后又继续分别押送到永胜铜矿,大研农场等处劳改苦役。在这期间又死去多少?无从考证,只知道里吾底村的阿此夺、阿通、兄阿欠、路付欠、只马永、友卖子等六位冤民就死在那里。1959年6月后,以上冤死同胞全部被平反昭雪,给300元抚恤金。一个村都冤死了那么多,可见冤死在苦役中的冤民比长途磨难中死去的冤魂必然更多。留在碧江县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在刑讯逼供和恶劣的环境中,也受尽了人间苦楚。刑讯室传出来的拷打声、叫骂声、惨叫声和脚镣手铐的金属撞击声,活像鬼怪小说中描述的在魔鬼的刑场上,“人鬼搏斗”中的混合杂乱中的哀鸣声,令人毛骨悚然,惨不忍闻。在押人员的生活也是极其恶劣的,数百人早上用的洗脸水,漱口水,只给40来斤的一桶水,倒在用木板拼成的水槽中漱洗。不到一半的人漱洗完,水就已经变成混浊不堪的泥巴水。后边的人还被强迫继续漱洗。如果有人拒绝漱洗就必被打骂,说是“节约用水”。吃的糟糕至极,虽然给在押人员勉强吃饱,比狱外饿死的人好些,但全是陈玉米面或霉坏变质的玉米面搅成的糊饭或面面饭(包谷面干饭)。没有绿叶菜,没有豆腐渣,更不必说油脂之类的食品了。在押人员中除了关在单人牢房“死牢”中的“死囚犯”和确实起不来的重病人外,每天必须去采石场或其他劳改场所干重活10来小时。在这种恶劣的场所中生活,很多人的身体就逐渐垮下去了。继而又发生了细菌性痢疾传染病,死亡的人与日俱增。间卖多、梅阿吾、普阿欠儿子、游子俊、阿木乍等人就在那几天死去的。有几天几乎每天都看到1至2具尸体被抬出。

阿车士虽然身陷囹圄,四肢镣铐,但仍然是一个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当他看到包括胞兄付阿士在内的很多在押人员已经染上痢疾,开始水肿,即将死去的关键时刻,由于救死扶伤责任心的驱使,不顾再次受刑,一心只想救出几十条人命,向当时分管看守所在押人员,具备善心的冉超科长贸然提出建议:尽快扑灭狱内发生的痢疾传染病,杜绝因患此病人员死亡。冉超科长采纳了他的建议。无疑是善心的冉科长同情冤民,向上请求的结果。冉科长指定阿车士承担此项责任时,他说只要能给予起码的条件,可以保证完成上述任务。同时提出:1、漱口水单独用桶、碗漱口。2、洗脸水每桶不要超过10人洗脸。3、建立一个专门防治狱内痢疾传染病的临时医务室。4、给患病的人供应每人每天油脂或黄豆1至2两,用以补充病人的紧急需要。冉科长说前面三条可以同意,马上就能办到,最后一条要经过报批后才能执行。并叫人把阿车士的脚镣和手铐去除,当日就开始工作。由于当时上级已有指示,要求改善碧江在押人员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对患病的人员要给予较好的照顾。因此,几天内上述四个条件都落实兑现了,还给病人每人每天2两红糖,青白小菜也给病人吃上了。阿车士请留队生产员和中明,从碧江县粮食局加工厂每天背来五十斤米糠熬成米汤给病人喝、以增加病人维生素B的摄入量。由于改善了生活,缓和了恐怖气氛,加上阿车士用相应的药物精心治疗和预防,原有的痢疾病人全数康复,也没有新发病人。

1958年10月,中共云南省委发现怒江州创造的“三个扩大化”,特别是人为炮制出来的“裴霜反革命集团”大假案后,省委指示怒江州公安总局领导李春注意。但是李春不但不接受省委的指示,还变本加厉地大抓大捕“不三不四”的人,继续集中隔离审查对象,终于形成边民大逃亡的大动乱局面,引起省委高度重视,省委才责成丽江地委组成政法检查团赴怒江检查。1959年6月,丽江地委和省委派出领导同志参加的政法检查团到怒江州碧江县检查时,李春还怒气冲冲地说:“把案子定为假案你们才高兴呢!”在地委政法检查团的直接查实下,进一步发现了“三个扩大化”和“裴霜反革命集团”大假案的来龙去脉和李春个人捕风捉影,欺下瞒上,虚报邀功,窃取高位,主观武断的恶劣行为后,勒令李春停职检查。阿车士等人虽说平反了,但不准这些当地的民族干部继续留在怒江地区工作,害怕他们流亡缅甸,把他们送到内地在监控中使用。这些优秀的当地民族干部后来陆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籍,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这就是碧江古拉格。

碧江与苏俄相隔千万里,碧江的公安局长也没有去苏俄的内务部培训过,然而他们在残暴地迫害自己人民的时候,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说明共产主义制度有超越气候、时空等自然属性的能力,它不受纬度和时间的影响,单单依靠一种乌托邦思想,就可以在任何地域和历史阶段,建立一个自治王国。也许有的读者会怀疑碧江古拉格的真实性,感到极度震惊、愤怒、荒诞、不可思议,但是谁敢说我们这一页页历史不肮脏不沉重。因此真实记录一百个中国古拉格,一千个中国古拉格,可以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历史,也千万不要让如此的历史再一次重演。

--原载:《自由圣火》,2007-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