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9月03日(星期一)
8月28日,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在渥太华国会山庄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加拿大总理哈珀在亚太首脑(APEC)峰会期间对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停止迫害法轮功。在会上大赦国际加拿大主席阿里克斯·奈夫(Alex Neve)代表大赦国际做了发言,提到了促进中国改善人权的两次很好的机会:即将到来的亚太首脑(APEC)峰会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公开信中揭露了自94年黄菊任上海市长以来,逐步形成了包括陈良宇、韩正、刘云耕、吴志明等人组成的地方势力,形成了以“打倒一切”来镇压不同意见的贪污腐败的政治经济集团。为了8000多幢高楼大厦,不择手段将280万市民从中心城区赶到边缘郊区生活,又强征了100多万市郊农民的土地,强拆了他们的住房。十多年来上海成了全国暴力征地、拆迁恐怖的源头、龙头和中心。
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去年8月底遭中共当局判刑5年,至今已届1年。他的妻子刘敏仪说,程翔目前身体状况不佳,多次住院,希望在中共十七大前为他争取到保外就医。她并重申程翔无罪,所做的一切对得起天地良心。
今年l月15日晚7时20多分,刘崇佑和家人正在成都温鸭子吃饭,出店外接听电话时,感觉到左手被碰了一下,转身一看,一把明晃晃的菜刀一晃,她的左手就飞出2、3米远。之后,有人喊“你狗日的不搬”,刘崇佑就被按在地上杀了6刀,脚被砍成4截,造成多段胫腓骨粉碎骨折,神经血管肌肉肌腱断裂。随后,凶手拿着3把菜刀跑掉了。
最难的事情,实际上是讨要工资。你看,明明是自己的劳动所得,自己的血汗钱,即使放到全宇宙也应该理直气壮:这是我的,你应该给我!可是在中国,人家非但不给,反而我们成了孙子,人家成了爷,明明欠你的工资,人家偏偏理直气壮的不给,你有什么办法?
我来北京一开始坐公交车都是主动买票,后来就叫买就买,再后来就叫买都不买。从一个普通百姓到叼民的转变就这么简单。访民们有着各自的不幸,但从良民到叼民的转变大多相似。从一开始对政府的满怀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一级一级的走到北京到反覆的进京或长住北京。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文字的表述太过苍白。
李洪宽:“中共查封网络,包括政治书籍的时候都是以扫黄打非的名义,实际上是要控制言论,因为十七大之前,派系斗争非常剧烈,中央高层怕出事,怕老百姓议论太多会有连锁反应,他们不希望局势失控,所以要用各种藉口来控制言论。他们希望互联网还有传统媒体按照他们的步骤来调整,这是真正的意图。”
中国内地的大城市,有多少跨国公司的总部?有多少世界知名的品牌?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总部大约分布在全世界二十多个城市,中国内地有几个?全球那么多的跨国企业,总部设在中国内地城市的有没有?现在一些城市,对外说引进了多少世界五百强企业,实际上,引来的只不过是一两条生产线而已,人家的全球经营关系体系不在你这里,总部不在你这里。
请愿广泛存在于古代东方和西方社会中,请愿权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就有关于请愿权的规定。随着时 代的发展,请愿权逐渐成为现代国家宪法所普遍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据统计,在1976年继续有效的142部宪法中,就有75部宪法对请愿权作了规定。二十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班牙、葡萄牙、俄罗斯等数十个国家的宪法又相继对公民请愿权予以确认。
记得我父亲“平反”那年,家里有两位远方的客人,他们是一对夫妇,对我父亲非常尊敬。这位美丽阿姨透露她多年是我父亲秘书,她对我说:“你父亲被整的那年,党组织来找我,要求我写一份检举揭发你父亲的材料,我对党组织说我不写,吴工程师一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贡献,没有什么好检举揭发的。党组织就多次来找我,还说局上下的人都写了,就差你一个人了,材料如再不交上来,你的婚事党组织就不予批示,将来提职调薪都不会考虑你。”
我非常荣幸能够作为一名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成员、同时也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在这个研讨会上发言。冥冥之中,似乎总 有一条线把这个世界上的人与事连成一片。在1999年7月22日之前,我虽然已修炼法轮功两年,但从未听说过王治文的名字,更不知道他是法轮功研究会的成员,是99年7月22日开始的中共24小时连续不断的造谣轰炸,才让王治文这个名字深深的印入我的脑海。
人权圣火德国传递大使茵内斯·盖博尔(Ines Geipel)在接过火炬时说到:“谁在北京高兴地庆祝奥运,谁就该知道他是在和杀人犯一起庆祝。”在东德时代盖博尔是女子赛跑运动员,如今是教授和作家,在柏林工作。
在中国只要不干政,什么“自由”都有。只是记住这一点,人们看到的全部这些自由,包括盗版卖成人碟片,都是见缝插针,偷鸡摸狗式的“自由”。这种自由上不得台面,受不到保护,捞一点算一点,随时可能泡汤。
2003年萨斯病流行时,那时我是中国一所大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在“党文化”教育中长大的16岁儿子对我说:妈妈,你快报名到“萨斯”病房工作去。我问儿子:为什么?儿子回答说:这样你就可以入党了。当时,我只有一种凉透了心的感觉,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军队国家化就是军队非政治化、军队非党派化、军队非私有化。军队不参与任何政治斗争,军队不干预任何政治和宗教活动。军队的核心价值是:国家、民意和荣誉。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人民、维护民主、抵抗侵略、捍卫祖国。军队国家化是世界的民主潮流,早已成为世界的通则和人类的公理。
可惜北京经过中共六十来年破坏性的建设,古城墙已荡然无存,四合院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今天的首都成为一座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缺水干旱、空气混浊的死城,有人在北京人大政协甚至提出迁都之议。是谁把生气盎然的古城变成一座死气沉沉的死城的呢?是谁用毁灭性的建设破坏了古都北京呢?
七月三十一日,由英国人编剧、中国和美国联合拍摄的《南京浩劫》正式开机,这是继《南京梦魇》、《南京》之后又一部由外国人制作、反映一九三七年底侵华日军屠杀数十万南京人的历史影片。让人感慨的是,这些由外国人替中国人书写的血泪史,并没有在中国得到预期的肯定。
8月7日,大赦国际还在另外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称,今后的一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改善人权“黄金时机”。
**APEC峰会是一个关键的机会
奈夫先生在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加拿大总理哈珀应该借在悉尼参加APEC峰会之机鼓励其他政府一起提出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
奈夫说,“在中国,侵犯人权的事情每天都在年轻人、女士和男士的身上发生着。法轮功修炼者被酷刑折磨,新疆和西藏人士因为维权而被投入监狱。在社会中、媒体中、网络中独立敢言的声音,自由民主的维护者都受到压迫。在不公平的审讯后,中国仍然在执行大量的死刑。年复一年,几十年过去了,这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权的一幅图案。年复一年,整个世界都对中国的这些事情不闻不问。即将到来的APEC峰会给了世界各国首脑机会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传递一个有关人权的信息。而全世界对中共侵犯人权问题的关注及对改善人权状况的强烈要求将会根除酷刑折磨、取消死刑、保护宗教信仰者例如法轮功、保护自由言论和结社的权利。”
奈夫认为,只有持续地对中国提出改善人权的要求才会使得中国的人权改善取得实质的进展,在悉尼的这个会议是一个关键的机会。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在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奈夫还说,“距今还有1年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中国政府被授予奥运会的举办权的时候,中国政府允诺世界,奥运会将会成为中国改善人权的催化剂。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世界上很多的政府及国际奥委会也几乎没有提醒过中国政府保持该承诺。”
这不是第一次大赦国际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共政府的奥运人权问题。在8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大赦国际泛太平洋地区倡议主管T·库玛(T. Kumar)就要求中共政府遵循其在2001年的承诺。库玛说,“尊重你自己说的话,不然今后没人会再相信你。”
大赦国际还指称现在正在发生的在中国的人权侵犯与奥林匹克宪章的精神不符,例如“对人性尊严的保护(the preservation of human dignity)”及“尊重基本伦理准则(respect for universal fundamental ethical principles)”等。
在大赦国际的一份报告中说,在正式的声明中发现,奥林匹克非但没有成为中共改善人权的催化剂,反而被用于以“和谐”或者“社会稳定”为名而(对人民)进行压迫。大赦国际的亚洲东部研究员马克·埃里森(Mark Allison)则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对增加社会稳定的经验都是通过立法和保护人权来实现,很明显,现在(中国)却在与此背道而驰。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奈夫先生说,“中国一直存在人权侵犯。对于中国的人权侵犯记录来说,我们现有的书面记录非常长。”
在谈到世界各国对中国人权问题态度的时候,奈夫表示,“在讨论人权问题的时候根本不应该去想到贸易问题。人权问题应该是首要的,而不是第二位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国际的、持续性的办法去处理中国的人权侵犯问题。”
库玛则表示今后的一年大赦国际会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促进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1)使用死刑;(2)劳动改造;(3)对媒体的压制;(4)对维权人士的打压
【大纪元9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9月2日APEC亚太经济合作峰会拉开序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将于9月3日启程前往悉尼出席9月7至9日三天的首脑会议。世界各国的人权活动家、异议人士相继涌向悉尼参与各种抗议活动,希望各国领袖在探讨经济能源、全球气候暖化等议题时也能同时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数百上海民众也联名向参加APEC会议的胡锦涛发出公开呼吁信,揭露江家帮下上海的黑幕,强烈要求中央查清韩正市长、刘云耕和吴志明等人的问题,给予上海市民一个公道,严惩腐败行为,归还基本人权。公开信中要求尽快释放因抗议非法拆迁和征地被无辜被关押者,给予上海两千多名被打伤者予以治疗,对无辜的死难者一律给予平反、合理的赔偿及补偿。全面停止《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实施并尽快作出修改。全面停止政府强制拆迁和征地,今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纠纷,由各级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裁判。全面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建立三审终审制,让弱势民众有申诉的空间。依据宪法和法律,允许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人成立合法的维权组织与各级政府理性对话,与拆迁、征地的公司平等协商。
黄菊、陈良宇等组成地方势力 形成政治经济集团
公开信中揭露了自94年黄菊任上海市长以来,逐步形成了包括陈良宇、韩正、刘云耕、吴志明等人组成的地方势力,形成了以“打倒一切”来镇压不同意见的贪污腐败的政治经济集团。为了8000多幢高楼大厦,不择手段将280万市民从中心城区赶到边缘郊区生活,又强征了100多万市郊农民的土地,强拆了他们的住房。十多年来上海成了全国暴力征地、拆迁恐怖的源头、龙头和中心。
上海十年房改失败
公开信指出上海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三十分之一,低保标准只有美国的五百分之一,但上海的房价几乎与美国持平。上海市政府用假土地出让、土地零批租、土地储备、旧房改造、临时绿地等名义偷逃了约9000亿的出让金。上海市政府的行为造成了本市中环线内94.4%市民购不起房,部份购房者只能长期做房奴。
揭腐败遭打压 部份市民付出生命代价 激起强烈公愤
公开信表示十多年来,一批批上海市民去北京不断揭发黄菊、陈良宇、韩正、刘云耕、吴志明等人的问题,有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许多人还要忍受非法的监控、抄家、遣送、刑拘、劳教、判刑、关在精神病院,电话监听、骚扰等各种形式的打压。
光是自2006年以来,上海市政府组织四千名“信访干部”等大规模的截访力量,又专门组织打手队实施暴力。摧残市民的肉体,灭杀他们的生命,全面堵塞信访举报的道路。
2006年直至今,被毒打致死的访民有:段惠民、杜荣林、戴荣、陈小明等。还有许多上海访民被毒打致残、被非法劳教和非法判刑。遭非法关押者更是不计其数,到了随心所欲、肆无忌惮的地步。甚至还有些上海访民遭到严重精神摧残,正常人被强行多次非法关押于精神病院受折磨。
2006年开始了新一轮上海政府针对不同意见的市民进行疯狂镇压,彻底破坏了人们对上海政府的信任,降低了执政党在百姓心中的威信,全面堵塞了信访举报的渠道。含冤死亡的段惠民、陈小明、周大烨等恶性事件,使上海的人权状况倒退到了极其恶劣的地步,激起了上海所有良知人士的强烈公愤!
不希望奥运经济成为骗子经济
公开信表示要奥运更要人权,不希望奥运经济成为GDP经济的翻版,成为一个骗子经济。公开信例举了1964年的日本奥运,奥运结束的次年经济陷入了生产力过剩,一方面高档产品找不到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国内民众日常普通消费有限,人们虽有消费欲望,但没有消费的经济实力。同样不希望2010年上海世博会经济成为骗子经济,给广大中下层的市民和外省市农民工造成“灾难”性后果。历史上各国世博会也只有1/3是盈利的,我们要的是穷人经济学,切实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
没有土地权、没有房产权就没有实质意义上的人权
公开信认为2003年上海市民“东八块”一声吼,中国的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们站起来了。今天上海有着8千名律师和全国13万律师是公共知识份子的组成部份,公开信希望有良心的知识份子要挺身而出向权力讲解真理,勇敢地承担社会责任。
公开信分析当今中国土地批租、转让、征地、拆迁的收入已占各级政府收入的40%左右。不征地、不拆迁各级政府的财政困难几乎是难以支撑下去的。近10年来,全国每年土地违法案约15万件左、右,各级地方政府主导的违法用地占80%,企业和个人违法占地占20%。近年来下了台的省级干部,70%倒在征地、土地转让、拆迁、工程转让或贷款上,所涉及的腐败是中国第一大腐败。
公开信还表示法治的精髓是人权,光讲法治不讲人权是空谈法治。财产权是人权的基石,没有财产权就没有人权,而土地、住宅(房产)权又是财产权的核心。土地权、房产权是当今中国人权首要的问题
附:APEC峰会上海市民致胡锦涛公开信
尊敬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您好!
我们是上海市民,在中国人权入宪,全国上下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和办好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重要时期,在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以及全国各级政府和人大即将换届之际,我们再次向您、向中央人民政府反映上海的问题。
94年黄菊任上海市长以来,逐步形成了包括陈良宇、韩正、刘云耕、吴志明等人组成的地方势力,打着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号,在党内逐步形成了一个‘打倒一切’,镇压不同意见,贪污腐败篡党夺权的政治经济集团。
长期以来,上海地方政府成了利益的主体,而不是服务的主体,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单纯追求GDP的增长,掀起了疯狂的唯GDP论,追求GDP政治,将GDP政治当作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地方政府在全国带头把主要的精力花在不计成本的土地、房产投资扩张上,用上一代人、当代和下一代人的钱去建设一个所谓的新上海。为了8千多幢高楼大厦,不择手段将280万市民从中心城区赶到边缘郊区生活,又强征了100多万市郊农民的土地,强拆了他们的住房。十多年来上海成了全国暴力征地、拆迁恐怖的源头、龙头和中心。
上海十年房改之路是一条失败的路。98年来在国务院文件的指导下,全国停止了实物分房的改革。文件规定所新建的住宅必须满足70%以上中、低收入者购房改善生活的需求,但上海没有建过一个单元满足中、低收入者的房屋。为上海建设作过贡献500万外省、市农民工,至今没有一个能够解决住房问题。上海市政府的行为造成了本市中环线内94.4%市民购不起房,部分购房者只能长期做房奴。上海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三十分之一,低保标准只有美国的五百分之一,但上海的房价几乎与美国持平。上海市政府用假土地出让、土地零批租、土地储备、旧房改造、临时绿地等名义偷逃了约9千亿的出让金。
十多年来,一批批上海市民不断揭发黄菊、陈良宇、韩正、刘云耕、吴志明等人的问题,一批批无奈到北京等地上访。中央信访局和公安部都认为其中80%是有道理的。但上海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部分市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人从城市的一个角落被赶到另一个角落。除此外,我们中的许多人还要忍受非法的监控、抄家、遣送、刑拘、劳教、判刑、关在精神病院,电话监听、骚扰等各种形式的打压。
十多年来,我们靠着一本1995年10月28日国务院发布的《信访条例》和《宪法》维权,但不能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在默默的抗争中,上海市民忍受着‘苦难的煎熬’,有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自2005年5月1日起国务院第431号令,即新《信访条例》施行后,我们再一次回到了中央、上海和区级政府信访,但都推诿不管。
光是自2006年以来,上海市政府在各种藉口下,继续拖延不解决,继续实施经济打击和剥夺他们的生存权;组织四千名‘信访干部’等大规模的截访力量,又专门组织打手队实施暴力。摧残市民的肉体,灭杀他们的生命,全面堵塞信访举报的道路。
2006年直至今,陈良宇和韩正们等一脉相承。在北京火车站,在北京开往上海的各次列车里,在北京宣武区太平街12号湘江源头湘菜馆,在北京宣武区太平街陶然亭宾馆,在截访用的面包车、大巴士上……常常可以听到上海政府的官员和警察及其雇佣的黑社会打手的疯狂叫嚣和恐吓……施暴的对象,不论男女,不分老弱,没有任何底线。没有一个打手会因此受到任何法律的追究。这就是上海市政府的截访特色!
2006年直至今,被毒打致死的访民有:段惠民、杜荣林、戴荣、陈小明等。
2006年直至今,被毒打致重伤的访民有:吴党英、童莉亚、朱金娣、刘华琳、蔡正芳、方文斌、朱黎斌(已二次)、孙健、裘美丽、陈幼鹤、华玉桂老太、胡佩琴、夏伟民、何美君、孙喜成、葛秀珍、王惠芳、居荣麟、周建国、徐桂银、张锡祺、彭蓉琴,(和他同一天被打的共有三位老太),段春芳,段惠民,顾丽明,叶成业,虞春香,金建民,张翠珠,徐国阳,詹荣妹等。在此无法作出完整的统计。他们被打得鼻青眼肿,全身软组织受伤还算轻的。、有的肋骨被打断,有的大小便失禁……
2006年至今,被非法劳教的有:张翠萍(丈夫田宝成被非法判刑),杨新民,段惠民,张锡祺,王水珍等(在此无法作出完整的统计)。
2006年至今,被非法判刑的有:张耀龙、顾凤芳夫妇,陈小明,毛恩凤,田宝成(妻子张翠萍被非法劳教),杜阳明等(在此无法作出完整统计)。
2006年至今,遭非法关押者更是不计其数,到了随心所欲、肆无忌惮的地步。
2006年至今,遭到非法抄家的市民有:周大烨、丁君悌夫妇,张君令,韩中明,陈小民,陈恩娟,马亚莲,王黎庄,华神清,秦荣妹(音),陆建新(音),高学昆(音),卢俊(音),陈宝亮等16家。还有两家名字不详。
遭到精神摧残,非法关押于精神病院的有:刘新娟<6次>,虞春香<2次>,洪玲玲<被关至今>其丈夫携女儿四处飘泊,处景凄残,等等。
2006年开始了新一轮上海政府针对不同意见的市民进行疯狂镇压,彻底破坏了人们对上海政府的信任,降低了执政党在百姓心中的威信,全面堵塞了信访举报的渠道。特别发生了上海公民段惠民去年11月3日到北京信访,被上海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警察和干部侮辱和毒打。今年以来,含冤死亡的段惠民、陈小明、周大烨等恶性事件,使上海的人权状况倒退到了极其恶劣的地步,激起了上海所有良知人士的强烈公愤!
我们认为:上海公民段惠民在京被毒打致死案发生在陈良宇下台后的第40天,在这段时间里,仍不断有冤民遭毒打。即段惠民案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他既不是唯一的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只是上海2006年严重倒退的人权状况的悲剧之一!此事件无疑是韩正等人向中央政府高调表态的最好注释:当面阳奉阴违,背地里干的却是破坏上海稳定,展示上海市政府中的某些人反宪法,反法治的另一面。
大凡一个地区,一个企业,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一个楼市,一个土地市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中国还存在着严重的土地、拆迁、住房、生态、环境保护、优秀历史文化旧城建筑街区的保护,贫富不均、政治体制改革、老百姓知情权、监督权、言论自由、特别是反腐败信息自由传播权等问题,不能被各种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干预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前程,犯历史重大决策性的错误。
我们要奥运更要人权,我们不希望奥运经济成为GDP经济的翻版,成为一个骗子经济。1964年日本奥运会结束后,次年经济陷入了生产力过剩,一方面高档产品找不到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国内民众日常普通消费有限,人们虽有消费欲望,但没有消费的经济实力。
同样我们不希望2010年上海世博会经济成为骗子经济,给广大中下层的市民和外省市农民工造成‘灾难’性后果。历史上各国世博会也只有1/3是盈利的,我们要的是穷人经济学,切实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
为此建议在中共十七大前后执政党的中高级干部认真学习和研究美国、加拿大的简·雅各布斯现象。学习研究她写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这本书。没有土地权,没有房产权,就没有实质意义上的人权。
2003年上海市民‘东八块’一声吼,中国的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们站起来了。2005年《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华文版在中国大陆出版,作者简·雅各布斯20万字的原著于1961年在美国出版。1916年出生的简·雅各布斯,1944年和当地一位规划建筑师结婚,定居纽约。
上世纪60年代她参加了抵制在曼哈顿地区兴建高速公路的抗议活动,这条将截断整个纽约的高速公路只 照顾了富人上班的方便而无视于穷人的利益。1968年她在抗议集会上被捕,罪名是‘暴乱’和‘故意伤害罪’。经过12年的维权抗争雅各布斯们胜利了,‘美帝国主义’放弃了这一政绩工程,败给一些穷人代表。以后她又到了加拿大参加了抵制多伦多修建Spadinb高速路的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普通的公民成为了一个无畏的,不屈的激进分子,一个充满热情的社会活动家。
在一个‘人压迫人的社会’中,她能够热爱集会,喜欢走上街头,喜欢加入那些热情的集会人群中去。简.雅各布斯是一根压倒骆驼的伟大稻草。今天上海有着8千名律师和全国13万律师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要不要象雅各布斯那样挺身而出向权力讲解真理,勇敢地承担社会责任?当今中国正在处于转制时期,如果民众与资本和权力的较量是一场稻草与骆驼的博弈的话,中国稻草为何要悲观?上海的简,雅各布斯们让这个世界看到了稻草是如何压倒周正毅、陈良宇之流的!
2006年4月25日,简·雅各布斯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一家医院去世,离她90岁生日还差9天。多伦多市长声明:她是‘这个时代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她的洞察力和杰出贡献改写北美城市的发展史’。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影响了美国当时的规划界,正是这本书终结了50年代美国政府试图以消灭贫民窟和兴建高速公路等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运动。当时美国的建筑师、规划师以视觉上的美为真理的标准,以这一教条去评判一个城市的好坏。迷信只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就可以马上扫除各城市的贫民窟,甚至滥用权力,把普通人群像物品一样任意从A处搬到B处,不顾一切破坏社会底层赖以生存的社会网络。结果这种拆迁运动实际上扩大和加重了贫困。
49年后中国先是全盘苏化,‘文革’后除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外,在经济、城市化改造等问题上全盘西化、全盘美国化……在一个非法治化的体制下,发生了美国50年代来城市改造的错误,这是一个缺乏监督机制下所发生的灾难性的错误,是一个积重难返和难以纠正的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在上海卢湾区一幢石库门住宅的亭子间中,在疯狂的拆迁中被消灭。毛泽东和杨开慧1924年在上海参加党代会的住处,早在1980年列入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差点在地球上消失。这难道是上海一些邓小平理论垄断者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第一个放映国产片的大光明电影院也差点倒在陈良宇区长的推土机下……,谁是爱国者,谁是卖国者?历史是人民写的。
中共一大会址附近,以拓宽马路为名将居民赶走,将大量公民私有住宅给一香港商人建‘新天地’,1921年中共是在人民掩护之下秘密成立的,难道现在的上海政府抢了民宅的工程就是‘新天地’?上海有个新天地,江苏、浙江也出现了许多新天地。
当今中国土地批租、转让、征地、拆迁的收入已占各级政府收入的40%左右。不征地、不拆迁各级政府的财政困难几乎是难以支橕下去的。2002年上半年,中国人民大学房产法教授周珂在《人民法院报》上发文,近几年的房地产发展模式是个掠夺式的发展模式。土地储备只是在马来西亚的个别地区有过的几个案例,根本不是一个国际惯例。
近10年来,全国每年土地违法案约15万件左、右,各级地方政府主导的违法用地占80%,企业和个人违法占地占20%。
94年财政制度改革以来,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地级财政摇摇晃晃,县级财政哭爹骂娘,乡级财政地动山摇……这也是造成暴力征地、拆迁恐怖的原因之一。近年来下了台的省级干部,70%倒在征地、土地转让、拆迁、工程转让或贷款上,所涉及的腐败是中国第一大腐败。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房地产开发是个三角形,一头是政府的政绩,一头是开发建筑商的经济利益,另一头是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任何一个三角形都可以找到一个中心点,这是在中国初中生都会解的几何题。三角形构架是物理学上最牢固的结构形体,这个中心点就是社会的稳定点。而当今中国在这个三角形的构架中,政府的政绩第一,第二才是房地产投资开发和建筑发展商的经济利益,最后一头才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第一和第二头相互利用,组成利益的天然联盟,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
2004年中国人权入宪后,我们开始反思和醒悟到土地权、房产权是当今中国人权首要的问题。
法治的精髓是人权,光讲法治不讲人权是空谈法治。财产权是人权的基石,没有财产权就没有人权,而土地、住宅(房产)权又是财产权的核心。‘有恒产、有恒心’,孟子讲这句话时,中国与这个世界尚未进入工业文明,当时没有工厂,公路、铁路、银行和矿山……,他讲的恒产显然指土地、住房(包括其他房产)等不动产。这或许是中国最早人权思想的萌芽。
我们想有了土地权和住房权才有美国原住民印地安人和大量移民的权利,《独立与宣言》阐述每个人都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
美国的《独立宣言》被共产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称为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成为法国大革命中《人权宣言》的范本。《独立宣言》、《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人权公约关系如何?需要人们进一步去反思。
经济学、市场经济和各国土地权转让、房屋拆迁的实践无不证明,市场能够解决的拆迁双方的补偿问题,政府不应去干预。
在一个全球化、市场化和房地产竞争的行业,价格由市场供求所决定。市场通过自身的运行完全能够自行调节土地,房屋拆迁补偿的价格,无须由政府垄断定价。征地、拆迁也是‘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信强征农民的地,强拆农民的房又补偿过低,‘三农’问题会解决。
今年上半年,在上海同济大学100周年校庆上,一位伦敦前市长作报告,多年来伦敦市通过给建筑商提供建设用地,在招投标中建筑商必须承诺所建的住宅50%供中、低收入者购买。上海大动迁造成中环线内94.4%市民购不起房,500万外省市农民工处在住房保障的边缘之外,没有住房的尊严。上海式的市场经济已走入误区。
为此我们呼吁:
1,配合10月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全面停止《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实施并尽快作出修改。
2,全面停止政府强制拆迁和征地,今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纠纷,由各级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裁判。3,全面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建立三审终审制,让弱势民众有申诉的空间。
4,依据宪法和法律,允许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人成立合法的维权组织与各级政府理性对话,与拆迁、征地的公司平等协商。
5,尽快释放因抗议非法拆迁和征地被无辜被关押者,尽快给予上海两千多名被打伤者予以治疗,对无辜的死难者一律给予平反,依据《国家赔偿法》给予合理的赔偿及补偿。
6,强烈要求中央政府查清韩正市长、刘云耕(现上海人大党组书记、副主任)和吴志明(上海市公安局长)等人的问题。给予上海市民一个公道。
此致
敬礼
郑恩宠 华神清<十六年无房> 王水珍 李菊兰<86岁老太太> 张君令<血透病人,取保侯审> 沈佩兰 冯宝英 丁慧莉 王丽卿 毛海秀 张君伟 沈灿慈 王林珍
瑞木朐 陈启勇 葛 云 奚仁娣 辛尧斌 康秀珍 杨伟明 张恭元 金婉珍 梁发香 沈雪娣 章如华 吴晓慧 李 康 刘淑珍 沈国喜 刘平英 詹荣妹 邵满根 陈宗来
艾全英 王巧娟 浦逸修 陈万凤 周金妹 马志森 魏 勤 吕龙珍 李霞美 陈恩娟 傅玉霞 谈兰英 段春芳 胡小妹 奚何娣 林继亮 段波平 徐小妹 张顺宝 何梅娟
蒋菊花 刘伟国 萧又青 吴 宁 耿国荣 朱桂华 曹义宝 陈火书 王翠娣 朱东辉 察晓石 顾月英 李彩娣 周美琴 陆风珍 丁菊英 金秋娣 尹月仙 沈永梅 童莉雅
韩忠明 瞿秀宝 朱秀英 季勤珍 陆春华 许永道 顾国平 吴党英 张 英 李 俊 高信翠 赵迪迪 孙建敏 葛 容 裘美莉 郑培培 张师君 沈德宝 刘华勤 吴起龙
邵桂荣 费爱众 黄慧芳 胡颖南 龚根美 吴晓忠 卫玉华 浦爱珍 孙玉兰 朱亚莉 李淑杰 耿美容 何一沁 徐国芳 乐 群 周 坤 沈莉满 王翠凤 鲁 俊 李兰珍
王文正 孙成玉 顾全根 杜克珍 胡美琪 项惠生 陈美娟 郭 祥 袁新菊 薛金兴 姚云峰 梁玉龄 龚浩明 张桂兰 吴根秀 周乘泉 马志森 王佩云 朱效莉 曹恩英
金建明 唐霞英 袁红英 张月珍 周海清 许素敏 张秀丽 朱根娣 杨玲妹 经鸿珍 朱婷婷 毛照风 王 枫 许金凤 陶玉风 梁霞云 艾福荣 陈秀琴 周建国 陈素静
席子多 王炳庭 郑维芳 罗金娣 乔玲娣 顾怀娣 王学义 孙东明 陈爱华 林国栋 郭海川 张水红 王秀芳 吴坚刚(残疾孤儿)孙秋生 孔琦珊 周林云 郭益贵 马国强
张金顺 朱桂英 张君伟 李菊兰 裴海清 施宝兰 管世锋 丁菊芳 翟明发 陈爱萍 林国梁 郭海州 林兰英 仇留权 钱晓霖 何月珍 徐韩良 张秋龙 张有伟 冯梅铭
朱效莉 童国箐 姚荣林 夏维敏 宋桂芳 陆苗龙 沈玉梅 胡卫国 徐韩良 何月珍 陈美华 仇留权 钱晓霖 杨材发 奚小妹 张君令 王儒云 吴玉芬 陈志洁 王依萍
刘新娟
孙玉昆 朱金娣
2007.8.31.
刘敏仪上星期一(8月27日)到广州天河监狱探视了程翔,双方隔着塑胶窗倾谈了40多分钟,附近有监管人员监视。刘敏仪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很担心丈夫的健康状况。
毛病频发 半年入院两次
据悉,原新加坡《海峡时报》驻北京特派员程翔在狱中一直身体不好,遭扣押在北京的监狱时住过一次医院,为期20天。今年初转到广州天河监狱后,半年内已经住了两次医院,每次一个礼拜。
刘敏仪说,这次见他除了患有高血压和心律不齐的毛病外,另外还有胃痛和失眠的情况。
程翔自05年4月被抓后,至今已经被关押2年零4个月,接近5年刑期的一半。外界曾经盛传程翔会在今年七一前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但后来希望落空,刘敏仪也表示非常失望。她说,会继续努力为丈夫争取保外就医。
刘敏仪说,据一些有能力和中共当局沟通的朋友说,当局会在中共十七大后释放程翔;但她就希望不要拖这么久,希望程翔在十七大前就获得释放。
程翔:对得起天地良心
至今年8月31日止,程翔被判刑已整整1年了,刘敏仪转述了程翔的心声。刘敏仪说,有的朋友担心他出来后,会不会很生气,充满愤怒,对此,“他说,他的心里面只有爱,宽恕,没有仇恨。我们听到都很欣慰”。
程翔并重申自己无罪:“他表示对大家对他的信任和关心、支持都非常感谢。他再三重申没有做过对不起天地、良心、家庭、朋友、国家的事情。也就是,他对得起天地良心。”
一直致力营救程翔的刘敏仪,还讲述了自己在程翔被抓2年多来的心路历程。她形容整个过程感觉“很无奈”,但好在有很多朋友的支持,让她可以支持下去:“这条是苦路来的,我们都不停帮助他奔走、争取。”
国际社会吁奥运前放人
最近,国际社会包括保护记者协会要求中共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释放程翔等被关押的记者。刘敏仪感谢外界的帮助,并希望程翔早日获得自由。
刘敏仪说:“有的国际组织会在明年奥运人权方面有一些行动,我们看到美国保护记者协会都发了新闻稿,提出释放被关的记者的名字,里面都有程翔的名。最近也有一些朋友在美国写电邮过来,说要和美国议员谈这个问题,对于这些支持我们都表示感谢。”
程翔于05年4月底在中国大陆被抓,据悉与中共内部斗争有关。去年8月31日,他被中共当局以间谍罪,判刑5年。
【大纪元9月3日讯】(天网义工黄琦报导2007-9-3)9月3日上午11点,经维权人士黄晓敏先生引荐,成都62岁农妇刘崇佑被热心人送到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投诉因强拆被砍断手脚。据悉,刘崇佑是成都市金牛区马鞍村二组失地农民,在当地农民中威信较高。2003年,成都市房管局拆迁管理处发出拆许字[2003] 笫100号,把农房安置用城市房拆迁政策[88号文件,引起100多户农民不满。
今年l月15日晚7时20多分,刘崇佑和家人正在成都温鸭子吃饭,出店外接听电话时,感觉到左手被碰了一下,转身一看,一把明晃晃的菜刀一晃,她的左手就飞出2、3米远。
之后,有人喊“你狗日的不搬”,刘崇佑就被按在地上杀了6刀,脚被砍成4截,造成多段胫腓骨粉碎骨折,神经血管肌肉肌腱断裂。随后,凶手拿着3把菜刀跑掉了。
目前,已有江奎、汪建、汪建军3位杀手被抓在审。
据成都公安局金牛分局起诉意见书介绍,2007年1月14日案发前一天,吴剑平[在逃]驾车带江奎、胡泽波、汪建前往金牛区平福路对受害人进行确认。当晚,吴剑平找到江奎并交给江奎2000人民币,叫其去租一辆汽车供第二天作案用。15日上午,由胡泽波买了3把菜刀分发给汪建、汪建军。当晚19时许,江奎等4人尾随刘崇佑,乘刘崇佑打电话时,对其砍杀。造成刘崇佑左手掌被砍落在地,经鉴定为重伤。
据刘崇佑介绍,吴剑平系开发方的副总。
采访结束时,曾被中国武术协会授予武术四段高手的刘崇佑告诉我们:我现在生不如死……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将继续关注刘崇佑案件的最新进展,并希望当局妥善处理成都金牛区马鞍村二组失地农民的拆迁遗留问题。
来源:六四天网
【大纪元9月3日讯】偶尔问起妻子世界上做什么事情最难,她说怕是女人生孩子吧?你想,十月怀胎,三百个日夜,吃好了,害怕小孩营养过剩,吃少了,又害怕营养不良,感冒了,害怕传染给小孩,连药都不敢吃,就这么抗着,好不容易分娩,可是那一刻撕心裂肺般的痛苦,令人欲死,岂不是很难吗?我笑了笑说,这不算最难的事情,因为你的肚子里总归是有啊,即使再难也能生出来,尤其是舔着小宝宝的一刹那带来的快乐岂不是最幸福的事情吗?最难的事情,实际上是讨要工资。你看,明明是自己的劳动所得,自己的血汗钱,即使放到全宇宙也应该理直气壮:这是我的,你应该给我!可是在中国,人家非但不给,反而我们成了孙子,人家成了爷,明明欠你的工资,人家偏偏理直气壮的不给,你有什么办法?一次又一次去跑,去说,磨破了嘴皮,跑细了腿,跳楼、上塔吊,甚至哈尔滨还有一个女工“不顾廉耻”牺牲掉人的基本尊严脱掉了上衣,可是仍旧要不来工资。民工讨薪难甚至惊动了总理大人:国务院发文禁止拖欠民工工资。能惊动总理的可是大事啊,人家总理日理万机,象这一点点工资,连塞牙缝都不够,你说你全家要靠它维持生活呢,可是你一家才几个人,中国有多少人,和全中国相比,你一家实在微不足道,比恒河的一粒沙子还要小,你的事是比鸡毛蒜皮还要小的小事,怎么能轮到他老人家来管呢?可是现在管了,说明事情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已经不是你一个,而是成天上万的……还有那个媒体拖欠工资,也是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不说也罢,一说就是一把辛酸泪。昨天(8月31日)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像光天化日之下,一群原本只想讨要自己工资的民工却被一帮手拿棍棒的“打手”打得抱头逃命的场景是一种怎样的悲惨。事发现场是西安南二环东段某建筑工地,承建单位是省三建公司。昨日12:5分左右,我正好途经该工地时发现一群人正聚集在一起,人群中似乎有些骚动,走近后发现十几个年轻人各自手拿一米左右的粗木棍正在追打一群民工模样的人。其中一个中年民工逃跑未及被四、五个手持棍棒的人打倒在地后,雨点般的棍棒落在了头上、腰上、腿上,旋即该民工血流满面……在一名男子“打的可以了,不要再打了”的指挥下,一群人迅速把目标对准了另一男性民工,在棍棒“招呼”下,该民工迅速倒下……很快,一名50岁左右的民工成了他们下一个追打的物件,很快,该民工也迅速倒下。之后,领头模样的人叫嚣道:看你们谁还敢闹,不要命的过来!说完这群人又瞄上了第四个民工,又是一顿拳脚棍棒……随后一群“打手”对着躺在地上的民工又踹上几脚后扬长而去,留下的是一摊血迹和四个倒地的民工……整个过程持续只有五分钟左右,血腥场面令围观的群众激愤。打人者走后一些民工及家属才敢聚集上来询问伤者,一些民工家属大哭,场面极其混乱。
据了解,今年2月份左右,这些来自四川、陕西汉中等地的60余名民工来到陕西三建公司承建的某专案工地干活,因承建方拖欠工人工资,双方产生了矛盾。不久前,这些工人们被建筑方强行赶出了工地,这几天他们只好天天来工地要钱,于是就发生了现在的事情。一姓夏的民工说道:“我们工人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挨打了,8月25日就来了几十个人把我们的工人打伤了,现在还在住院。”
随后,群情激愤的民工们发现了一个打人的策划者(民工们称)似乎还在工地上,于是民工们迅速操起工地上建材寻找该人,很快记者远远的看到远处二层楼的办公楼里几个人跳窗逃跑,大约五分钟后,一个被民工们称其为建筑工地负责人的姓阎(音)的负责人被抬了出来要送到医院,但被气愤的民工们挡住了。直到12:47分,西影路派出所的四位民警才赶到现场,控制事态。在此之前,120急救中心的救护车将几位受伤的民工送往附近的武警医院救治。
唉,我不知道事情的最终结果会是怎样的?这些年来我的心灵早已麻木。因为我也曾经讨过薪,那是因为我所在的报社拖欠工资,我们记者编辑生活无着落,才去讨要的:到了总编办公室,一拖再拖,最后他干脆玩起了“消失”;告到了劳动监察局,人家说,媒体势大,我们惹不起。再说,你们成天帮人家讨要工资,可你们自己的工资却拖欠?──这要我们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毕竟是打工的,在中国象我们这样打工的虽然从事的职业不同,但其本质却和民工并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其实是“新闻民工”。告到了法院,却不执行──至今我还有许多过去的同事打赢了官司,却迟迟拿不到钱,如今已经好几年过去了,还是拿不到钱。
既然我们记者都如此,民工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在不良的社会下,无论是无素质的包工头,还是有素质的文化人,早就变成了流氓。这些民工的命运其实并不乐观,或许因为残忍的事件造成的社会影响可能会引起一些官员的良心发现,多少会给他们一些安抚。但是从长远来看呢,如果不能从本质上解决,象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的!民工、记者甚至各行各业都会发生的!
转自《民主论坛》
【大纪元9月3日讯】看过《亲历上访村》《东庄记实》等多篇记录北京访民疾苦的文章,感觉:震撼!我也一直想进京上访,但出于对地方政府截访手段的恐惧和有朝一日良心发现的幻想,一直劝慰自己不要冲动。随着希望的破灭和生活陷入窘迫,无助的我也来到了北京上访。以旁观者的身份体验北京访民的生活,说服力远远不够。访民们内心的痛苦不是一起吃住几天就可以感受到的。都说上访是条不归路,不是访民怎能体会其中的真味?
我来北京一开始坐公交车都是主动买票,后来就叫买就买,再后来就叫买都不买。从一个普通百姓到叼民的转变就这么简单。访民们有着各自的不幸,但从良民到叼民的转变大多相似。从一开始对政府的满怀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一级一级的走到北京到反覆的进京或长住北京。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文字的表述太过苍白。
访民的生活苦。我一朋友一日晚饭一块钱的饼加一麻辣豆腐,说了几遍“超标了”。晚上在北京南站周围露宿街头的人一片连一片,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怎么也不能相信在首都北京会有这样的景观。
访民们心里苦。多年的冤屈得不到解决,地方截访人员的暴力绑架和非法关押更让很多访民提心吊胆。河南南阳市驻京办,就像广州当年的收容站,收购各地政府绑架来的人,访民们就像当年派出所卖“猪崽”一样被卖到这里非法关押。谁能相信首都北京天天发生这样令人发指的恶行。
上访是门学问,虽然我是一个新访民,但我对很多上访多年老访民的做法不敢认同。愚我一次,其错在你;愚我两次,其错在我。人家反覆的骗你,你反覆的上当,这能全怪人家吗?团结就是力量,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可多少访民每天还是独自跑来跑去,去了没人理的滋味好受吗?
很多访民相信法律,却弄不明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我们国家只不过是句空话。法律只是对一部份人起作用,访民就属于这一部份。正常的信访途径解决不了问题,访民们就开始走非上访的道路,这正好给了政府收拾你的借口,很多地方的访民被非法拘留、劳教,这对很多人都是致命的打击,更多的家破人亡就是因为有了一个借口。
上访就是不走寻常路,一位访民前辈跟我谈过他的上访心得。上访不要逐级来,要访的他们措手不及,一级一级走下来,就会越走越孤单。上访不要有过激行为。访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自我保护,如果连自己都保不住,还访什么?
这样一看,好像上访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上访是为了解决问题,非正常上访是为了引起重视,自我保护是为了继续上访,这并不矛盾。访民们要团结,要看清形式,要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引起重视,我的意见是:忘掉自己访民的身份。
忘记自己访民身份之前,让我们来痛哭一场,发泄一下心中的苦闷。访民们可以在国旗下、纪念碑前,可以在任何公民可以到达不禁止公民哭泣的地方放声痛哭,当首都北京处处哭声一片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结束自己访民身份的时候。
访民们,为了我们的冤屈和今后少一些冤屈,为了政令不出中南海,为了十七大,为了08奥运,为了和谐社会,让我们的哭声来的更猛烈些吧。
来源:六四天网
【大纪元9月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中国电信当局开始对出现过不健康内容或所谓“非法信息”的网站进行排查,并对互联网服务器的用途严加控制。发表在博讯新闻网上的一则消息说,现在“政治风头强劲”,当局希望互联网服务商严守相关规定,“千万别违规”。当局对网站的清查工作包括关停未经备案的论坛、未经筛选的小说和图片网站、加强对“非法”关键词的过滤流程。消息还说,中国电信当局将开展两个月的“依法打击网络淫秽色情专项活动。”
原网络杂志《大参考》主编、评论家李洪宽表示,所谓打击网络淫秽色情,看来是在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当局控制网上政治言论的一个手段---
李洪宽:“中共查封网络,包括政治书籍的时候都是以扫黄打非的名义,实际上是要控制言论,因为十七大之前,派系斗争非常剧烈,中央高层怕出事,怕老百姓议论太多会有连锁反应,他们不希望局势失控,所以要用各种藉口来控制言论。他们希望互联网还有传统媒体按照他们的步骤来调整,这是真正的意图。”
权益人士与评论家刘念春表示,当局真正的意图是要箝制异议---
刘念春:“其实是要禁止不同言论,他们一直以政治利益为目的,虽然没说但在内心总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
在谈到对所谓“非法信息”的看法时,刘念春说,说了当局不想让说的事就有“非法信息”之嫌---
刘念春:“他们自己也很糊涂,因为这个‘非法信息’是没有什么界限的。只喜欢报喜不报忧,说社会主义好就很高兴,如果说某地有灾情,这也是事实,可是你只要说出来, 没有经过它同意,它就认为这是非法信息。”
这位评论家说,现在网上不断出现五花八门有关上层内部斗争的信息,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上面好像缺少能压住阵脚、一锤定音的人。
【大纪元9月3日讯】在当今的中国,各类言说纷繁芜杂,针对各类社会现象的经济学剖析也异彩纷呈;然而其中不乏情绪类观点,既缺乏足够的事实支撑,也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此类文章的后果往往是混淆视听误导民众。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具有学术视野与理论深度的文章观点就尤为可贵。
中国是否真的已经崛起?
前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发了纪录片《大国崛起》,引来一片热议。这几天,笔者去北京的西单图书大厦、第三极书店和中关村图书大厦看了看,有关中国已经崛起的图书非常多。作者多是主流的专家学者,在作者介绍一栏,无一不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博士生导师、某某学科带头人等等耀眼的头衔。他们的论据无非是中国的GDP世界第四、外贸总额世界第三、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一百多种产品横扫全球,等等。有些人还振振有辞地说中国的购买力早已超过日本,逼近美国。另外,在网络上和报刊上,中国崛起、中国已经是大国强国的文字也颇为流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媒体和学者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提出的“中国崛起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都不约而同地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开始对世界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产生影响。
但事实上,中国的崛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离真正的崛起还很远。我们仍没有任何理由让自己沾沾自喜。例如GDP总值的提高并不等于国家实力的全面增强,出口一亿件衬衣的国家与出口一百架喷气客机的国家并不可同日而语。
很多人认为“崛起”就是经济上有力量,这是失之偏颇的。“崛起”,不但包括经济上有力量,还包括政治上有力量,甚至更包括文化上有力量。
中国内地的大城市,有多少跨国公司的总部?有多少世界知名的品牌?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总部大约分布在全世界二十多个城市,中国内地有几个?全球那么多的跨国企业,总部设在中国内地城市的有没有?现在一些城市,对外说引进了多少世界五百强企业,实际上,引来的只不过是一两条生产线而已,人家的全球经营关系体系不在你这里,总部不在你这里。
仅仅看高楼大厦,北京上海与伦敦、巴黎、纽约、柏林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如果到中国西部的农村看看,你就会发现,还有九亿多农民仍然使用着四千年前老祖宗发明的镰刀和锄头在耕种。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国,农民仅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5%,而且农业生产全部实现机械化和电子化。
另外,中国的网络普及率、汽车普及率、贫困人口数量、文盲和半文盲人口数量、高等教育人口普及率等等诸多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都不在一个档次上。比如:世界平均每万人联网主机为六三点一○台,芬兰为九九六点一台,美国为九七五点九四台,中国仅零点一六台,不及芬兰、美国万分之二。
不容乐观的现实
中国全球竞争力下降。二○○六年二月,中科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发布了《中国现代化报告二○○六》。这份报告指出,中国等六十一个国家仍属于欠发达国家,中国的综合现代化水平指数为三十三点,排世界一○八个国家的第六十二位。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二○○五至二○○六年全球竞争力表示,在全球竞争力大排名中,中国列第四十九位,较二○○四年下降了三位。另一份权威的瑞士洛桑国际管理研究院发布的二○○五年IMD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在全球六○个经济体排名中从二○○四年的二十四位降至三十一位。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约为一百年,赶上发达国家约需一百年。
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研究和开发投入占GTP的比重一般都在2%以上,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多在70%以上,而对外技术的依存度均在30%。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资金的高投入、能源和资源的高消耗、环境和生态的损害、对廉价劳动力的盘剥。目前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以上,设备投资60%以上靠进口,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39%左右。
世界大公司纷纷在中国设厂,中国已被称为“世界工厂”,中国不能依此沾沾自喜。就像“宝马”、“奔驰”汽车在中国生产,但整套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并未让你掌握。中国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拿出来,向国外支付专利费。
科技教育有待奋起直追
在二○○○到二○○二这三年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六所全国最强的学校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总共发表了二十七篇论文,仅及哈佛大学的6%,剑桥大学的15%,东京大学的20%。考虑到这六所大学的规模(师生人数)都至少在哈佛大学的两倍以上,因此可以说,一所哈佛大学的科学产出相当于大约二百所中国一流大学。这就是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当前,中国科技发展实力仍然不强,创新能力低下,许多重要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
《中国青年报》二○○七年四月九日报道了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所发布的“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力排行榜”,排名前十位的分别是:哈佛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京大学、密歇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其中,除了日本的东京大学之外,其余九所全部来自美国。这十所大学是从参与评选的一二○七所大学中产生的,它们代表着世界大学的顶尖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排名世界前一百名的大学中,竟无一所中国的大学;在全球高校四百强中,中国大陆仅有八所大学上榜,分别是北京大学(一九二位)、清华大学(一九六位)、浙江大学(二四八位)、上海交通大学(二五二位)、复旦大学(二五七位)、南京大学(二七一位)、中国科技大学(二七三位)和吉林大学(三八二位)。
一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表明,中国达到公民科学素质标准的人口比例不到2%,而美国已达17%。据近期一项同日本、美国、欧盟十五国的比较调查,中国公众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了解程度均为倒数第一,主要原因是普及教育不够。中国十五岁及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为4.6%,而世界平均水平为12.6%,发展中国家平均为6.5%,发达国家平均为28.1%,转型国家为13.9%,中国比发达国家滞后约五十年。
研究发现,一个国家通常建国二十年就能获得诺贝尔奖,可是中国建国已经五十多年了,不但没有人获奖,连获奖的苗头都看不到。而美国一间加州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四十五人!
对外贸易的差距
中国人均外贸额一千多美元,大大低于世界人均二千四百多美元的水平。与其他贸易强国相比,中国还有明显差距:第一,贸易增长方式相对粗放,质量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二,核心竞争力不强,缺乏自有品牌和营销网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产品还比较少。第三,出口产品层次偏低,不少产品仍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附加值不高。第四,尚未形成一大批管理水平高、综合实力强、能够深度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企业。中国要成为贸易强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根据统计资料,在世界市场上,中国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了11%,如温州鞋、纺织品、打火机等,而高技术产品只占2%-3%。自主创新能力低下已成中国追赶世界先进的一大障碍。
中国人口占世界20%,但经济总量只占全球的5%,而美国为25%,欧洲为20%,中国经济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七分之一,日本的三分之一,按人均计算中国排在世界第一百位之后,仍属于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还远没有跻身于富国的行列。
中国外贸规模虽然已经超过一万七千多亿美元,但人均只有一千多美元,而美国人均是八四二七美元,日本人均是七一三六美元,德国人均是七九二○美元。中国是世界农产品第一生产大国,但农产品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不到3.3%,而美国却达到11.3%。
工业化尚未完成
美国人口不足世界的二十五分之一,而石油、天然气、煤炭的消费量却超过了世界总消费量的四分之一。美国现在年人均石油消费量为三点一七吨,名列世界第一,是世界人均消费水平的五点四倍。日本人均钢消费量接近世界人均消费量的五倍,德国、美国分别为三点七倍和三点二倍。
从累计消费总量来看,二十世纪美国消费了三五○亿吨石油、七十三亿吨钢、一点四亿吨铜和二亿吨铝。日本在一九四五年-二○○○年的五十五年间,消费三八五亿吨石油、二十八亿吨钢、四千多万吨铜和六千多万吨铝。
迄今为止,中国累计消费石油四十多亿吨、钢二十八亿吨、铜三千万吨和铝五千多万吨。中国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
二○○六年,中国GDP达到二十一万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四位;然而,用十三亿人口的基数一平均,人均GDP居世界第一○八位,仅仅与非洲的穷国和亚洲的乌克兰是同一个水平线。中国的人均GDP仅仅是一千多美元,相比欧美的四万多美元,差距不言而喻。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和欧洲的水平线,岂止是几个中国经济学家出几本书就能解决的?
中国还有九亿三千万农民在用原始的工具耕种,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也远远没有完成工业化。而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中国的城乡差别有目共睹,这里不再赘述。
要保持清醒头脑
中国在世界上曾经是领先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国家!
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并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必须提高综合经济水平、实现全面现代化和增强综合国力,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有着沉痛的教训。据荷兰经济史专家麦迪逊在《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一书中统计,一八二○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GDP的28.7%,大大高于英国GDP所占5.2%和日本GDP所占3.1%的份额。据美国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供的数字,一八三○年中国制造业产量占世界制造业生产量的29.8%,略低于整个欧洲所占34.2%,但大大高于英国和日本分别所占9.5%和2.8%的份额。
因此,清朝统治者乃自恃“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和抱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旧观念,自闭于世界之外,中国科学技术和军事实力越来越落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后的百年内,中国多次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和破坏,终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国GDP的总量不到世界总量的1%。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客观评价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水平,在外界异乎寻常的赞誉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需几代乃至十几代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地艰苦奋斗!
转自《争鸣》2007年9月号
请愿广泛存在于古代东方和西方社会中,请愿权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就有关于请愿权的规定。随着时 代的发展,请愿权逐渐成为现代国家宪法所普遍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据统计,在1976年继续有效的142部宪法中,就有75部宪法对请愿权作了规定。二十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班牙、葡萄牙、俄罗斯等数十个国家的宪法又相继对公民请愿权予以确认。一、国外宪法对请愿权的规定
在欧洲,1689年,英国颁布的《权利法案》明确规定:“向国王请愿乃臣民之权利,一切对此项请愿之判罪或控告,皆为非法”;1848年瑞士宪法第57条也 宣称“请愿的权利受保障”;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26条也规定:“德国人民有以书面向该主管官署或议会请愿或控告之权利。”;1993年俄罗斯 《宪法》第73条规定:“俄罗斯联邦公民享有向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提出个人愿望以及投送个人和集体呼吁书的权利。”
在亚洲,1947年 日本颁行《请愿法》;此外,1986年菲律宾《宪法》第三章“人民的权利”第4条也规定:“不得通过任何法律,剥夺言论、表达及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 集会和向政府申诉请愿的权利。”;1987年韩国《宪法》第二章在“国民的权利和义务”第26条规定:“(1)任何国民均有依法向国家机关提出书面请愿的 权利。(2)国家对国民的请愿有审查之义务。”
美洲的一些国家如海地、尼加拉瓜、瓜地马拉等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颁行的宪法中也纷纷对请愿
权作了规定,如瓜地马拉《宪法》第28条规定:“瓜地马拉共和国居民有权个别或集体地向当局递交请愿书,当局必须依法予以办理和解决。在行政上解决请愿并
把决定通知出去的期限不得超过30天。”
尽管各国宪法请愿权条款的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保障请愿权的行使却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共同选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人权国际保护步伐的加快,一些全球性及区域性国际人权公约也纷纷就请愿权做出了明确规定。
二、中国宪法对请愿权的规定
在 中国宪法史上,最早确认请愿权的当属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该法第7条规定:“人民有请愿于议会之权。”此后的几部宪法也对请愿权作了类似的 规定:1913年的《天坛宪草》第14条规定:“人民依法律有请愿及陈诉之权。”;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第6条规定:“人民依法律所定,有请愿于 立法院之权。”;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6条规定:“人民有请愿、诉愿及诉讼之权。”;台湾地区于1954年颁布了《请愿法》。
1949 年中共获取政权后,公民的请愿权不为宪法所承认,先后颁布的四部宪法都没有直接规定公民的请愿权。但是,宪法学者大多认为,现行宪法第41条关于公民批评 和建议权利的规定实际上就是对请愿权的确认或相当于请愿权。不过,现行宪法并没有就有关国家机关如何受理公民的批评与建议做出明确规定,可见,请愿权在中 国当前缺乏有效的宪法与法律保障。
三、外国请愿状况
在现代西方社会请愿已经日渐大众化、经常化。通过各种媒 体,我们可以看到:请愿已经成为西方人政治生活的一部份。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诸如战争与和平、环境保护、劳工政策、福利发展、教育改革等公民都通过行 使请愿权来表达意见和参与决策。对于公民依法提出的请愿,有关国家机关有做出答复的义务。通过请愿活动,公民可以直陈意愿,参与国事。美国几乎每天都有人 在请愿,但是请愿并没有破坏其社会的稳定和谐,相反,请愿有利于促进社会合意与社会共识的形成,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著名的人权领袖马丁· 路德·金博士,为争取美国黑人的人权,1965年领导了由席尔玛到蒙特哥梅里的历史性请愿游行。当年阿拉巴马州州长试图阻止游行队伍占用高速公路,因为这 违反了州法律,侵犯了他人行车的自由。但是,审理此案的詹森法官认为,尽管游行达到了宪法所允许的极限,但是,游行的可行性“应该以(它)所抗议的恶的 程度来加以考量。在这件事上,“恶是巨大的”,据此詹森法官裁定马丁·路德·金的游行是合法的。
四、中国请愿现状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最顽强的请愿群体是法轮功修炼者,由于中共已于1999年7月非法取缔法轮功组织,因此,他们的请愿注定伴随着艰难和牺牲,屈辱和悲壮。
很 多修炼者被抓捕和毒打,更多的修炼者走出来,希望通过和平请愿方式制止这种迫害信仰自由、践踏人权的罪行。然而不但上访的门被关闭了,请愿的路被堵死了, 2004年北京市又出台的《维护群众上访现场秩序的工作意见》,其中明确表述“打横幅”、“呼喊口号”都被称作“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予以制止警告,对 于不听劝阻的依法处罚”。所以,只要他们发出请愿的声音,就面临着被抓、被拘留、被劳教等等。
他们常常在去和平请愿的途中被拦截抓捕,或在刚刚走进天安门广场时就被拳打脚踢、拖进警车,或者在拿出条幅的那一瞬间被打耳光,或者在准备打坐的那一霎那遭受电棍的袭击,他们的请愿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接着还会被冠以“非法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
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和平请愿的镇压是骇人听闻的,数以万计的学员在和平请愿后被关入狱中惨遭折磨摧残;还有大批的学员在和平请愿后被公安强行送进精神病院或 命令医院强行注射大剂量的药液,很多学员才进去几天,就由一个正常人变成一个浑身麻木、失去知觉、形容枯槁、表情呆滞的人。有的舌头耷拉,如疯子一样;还 有一些学员在和平请愿后被公安抓捕,然后就下落不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永远的消失了。
中共的“恶是巨大的”,罪恶大的恶贯满盈,但中共自己裁定请愿是违法的。
五、中外对比
环顾我们的周围,多数的国家人民都享有请愿这项权利。日本自战后以来,国会共受理请愿二十二万多件,平均每年七千三百多件。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诸如海地、尼加拉瓜、瓜地马拉甚至诸多的非洲国家也都尊重和保护公民的请愿权。
在 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的中国,在文明社会的今天,公民的请愿权被以维护稳定的名义被剥夺了。没有群众请愿的社会生活,是不正常的,但这是“中国特色”。 “稳定”,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以稳定的名义禁止言论自由,以稳定的名义践踏基本人权,以稳定的名义打击良善,这样的稳定受益者只是集权的当政者,民 心失去稳定,社会失去稳定,国家失去稳定。一个政权如果连公民的和平请愿都感到恐慌,连公民的和平请愿都严厉打击,这样的政府是谈不上有执政能力的,这样 的政权是脆弱的,这样的政权是极不稳定的。
我们无法对中共这样一个对和平请愿民众施暴的政权抱有任何希冀,我们只希望中共的灭亡的时刻早日到来,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公民,能够象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公民一样拥有“请愿权”这一神圣的权利,可以过上“有愿能请”的生活。
古今请愿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请愿权都是一项古老的权利。在《新华字典》中“请愿”一词被解释为“采取集体行动,要求政府或主管部门满足某些要求或改变某种政治措 施。”有了国家,有了国家制度,就产生了请愿。请愿是民众表达意愿的基本方式之一,请愿权既是一项基本表现自由权,又是一项参与治平权,还是一项重要的和 平抵抗权。人民有权利向有关机构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希望,并有要求有关机构受理和回答请愿的权利。行使民众请愿权的意义在于传递民意、集中民智,还能防止集 权与腐败,有助于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促进社会合意与社会共识的形成,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中国自古就有尊重民权民意的传统,“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尚书·泰势》),认为上天都是遵从人民意愿的。古代思想家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孔子的“泛爱众”,孟子的“民贵君轻”,都体 现了重民爱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思想。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做法,导致了“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局面,最后民起而攻之,自 取灭亡,佐证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国民以和平请愿方式的表达意愿的做法历代有之。东汉的太学生运动,南宋的太学生运动,明代的东林 党人运动,近代的公车上书等等,这是全国性的,而地方上有司法官员接受书面请愿和拦路诉求等请愿方式。将民情上达天听,请愿作为下情上达的手段而被众多开 明的君主所认可,并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兴利除弊的作用。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古代、近代、当代的中国请愿其结果究竟如何呢?
古代请愿
东 汉时期,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朱穆任冀州刺史,他惩除贪官污吏和权贵。因宦官赵忠葬父越规(制作了皇帝和王侯才准许穿的玉衣来装殓死者)。他下令挖坟 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闻讯大怒,将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发了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廷向桓帝上书请愿,为朱 穆喊冤。刘陶认为朱穆忠心忧国,深谋远虑,是难得的贤臣,如非要判刑,他愿代朱穆受刑服苦役。桓帝后来赦免了朱穆。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平羌 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诈货赂不遂,诬陷其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于是,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一起请愿,诣宫廷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又因而得 以赦免。
北宋末年,朝中主战派正准备着东京(今河南开封)保卫战,这时一部份宋军中了金军的埋伏,损失了一千多人马。宋钦宗听信投降派的谣 言,把丞相李纲和大将种师道撤职。太学生陈东带领了几百名太学生,拥到皇宫的宣德门外,上书请愿,要求朝廷恢复李纲、种师道的原职,惩办李邦彦、白时中等 奸臣。东京城的老百姓得知后,也都来到宣德门,聚集了几万人。宋钦宗在宫里派人传旨说:“李纲用兵失败,朝廷不得已把他罢职;等金兵一退,马上让他复 职。”学生和百姓们不肯答应,都冲进朝堂敲打“登闻鼓”(有急事上奏时候敲的鼓),把鼓皮都打破了,抗议的呼声震天撼地。后来,宋钦宗派人召李纲进宫,并 且当众派人宣布,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几万人这才在欢呼声中陆续散去。
明朝崇祯9年10月,傅山在三立书院读书期间,山西提学使袁继咸 被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诬陷,押解北京,傅山与薛宗周等联络三百余人联名上书,赴京为袁诉冤请愿。经过长达七、八个月不屈不挠的抗争,终于取得正义人士的支 持,袁继咸冤屈得伸,官复武昌道,张孙振受到“谪戍”的处分。这次请愿的胜利,震动了全国,傅山得到崇高的赞扬,被称为“山右义士”。
近代请愿
民国时期(1912-1949),中国的民众请愿运动此起彼伏,其中多次都取得了成功或起到了作用,但也出现了屠杀请愿者的事件比如“三一八惨案”。
1926 年3月12日,日军舰炮击大沽口国民军,激起北京各界的无比愤慨。18日,北京总工会、总商会、学生总会等180余团体和各校学生5000余人在天安门广 场召开国民大会,抗议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盗行径,要求驱逐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出境,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年仅22岁的刘和珍正 患感冒,伴有呕吐,全然不顾,担任女师大游行队伍的指挥,并走在最前面,行至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竟遭其卫队开枪镇压。刘和珍等47人当场死亡,伤200 余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份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 过份。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梁启超等著名知识份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当时,诸多媒体加入谴责屠杀暴 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三一八惨 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时,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象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26 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 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 哭声”。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国会和司法,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 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当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 十一条之重大嫌疑。”最后,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执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政治较为混乱。然而,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有报导说他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在屠杀发生后不到1个月,段祺瑞执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倒台。
当代请愿
1999 年4月,天津师范大学主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刊登了何祚庥的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法轮功》。对于法轮功的失实报导,法轮功学员们纷纷前往天津师范 大学说明真实情况,天津公安局抓捕部份法轮功学员。为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4月25日,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周围聚集,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要求 释放天津被抓捕学员,和平请愿活动秩序井然,令世界震惊。他们去中南海既不是示威也没有游行,既没有口号也没有标语,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行,完全没有指责、 攻击、威胁之词。他们只是想澄清事实真相——法轮功群体是修真向善的,而且对国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他们诚恳的盼望国家领导能听取民意为民做主。但是后 来中共把这次请愿报导为“聚集围攻国家机关,严重影响了中南海周围的社会治安秩序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在国际国内造成了极坏影响。”
在1999 年7月中共取缔法轮功组织以后,不断的有法轮功学员走出来和平请愿,希望中共改变对法轮功的政策,他们的诚恳换来的是悲惨的遭遇。几乎每天国际互联网上都 披露出中共的种种暴行,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在签署了国际两个人权公约后的今天,中共仍然对自己的人民实施种种惨不忍睹的酷刑。下面 记录的只是它众多暴行的几例,但已经使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
据报导:对待抓捕回来的北方法轮功学员,在冬天冰天雪地里,公安人员把大 批学员扒掉衣服,趴在地上,手掌必须着地,不着地公安就用脚踩。很多学员的手指都冻得胡萝卜一样僵硬红肿,一敲就会断,在中国拍的电影《黑太阳》里就有日 军对待中国军民这样的镜头;全国各省有大批的学员在和平请愿后被公安强行送进精神病院或命令医院强行注射大剂量的药液,很多学员才进去几天,就由一个正常 人变成一个浑身麻木、失去知觉、形容枯槁的人。有的舌头耷拉,如疯子一样。这种兽性行为,是当年的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对中国人做实验的再现,是日本《追 捕》里杜丘警长被迫害强行服药注射的镜头重演。毕业于山东大学电脑系在齐鲁石化公司工作的苏刚,因三次上北京请愿被拘捕,后来又被送到位于潍坊的昌乐精 神病院迫害,据苏刚父亲苏德安说,苏刚被关入精神病院前生龙活虎,身体很健康,但放回时目光呆滞,反应迟钝麻木,肢体僵直,不肯进食,身体极其虚弱,不久就因心力衰竭死亡。
(待续)
转自《明慧网》
【大纪元9月3日讯】各位父老乡亲:你们好!我是圣马刁县的居民,我姓吴,大家可以称我吴女士。今天来这里是想呼吁大家退出中国共产党,同时来支持二千五百万的退党勇士。支持他们能及早认清中共邪灵骗人的真面目,同时又能脱去兽印的这一壮举。恭喜他们有幸能明白真相,摆脱共产邪灵在人们思想上的蚕食和控制,也即是摆脱党文化,获得真正思想上的解放和自由。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时还有不少人受中共的蒙蔽,听信它们的造假宣传。它们就好像聊斋里面的画皮一样,无论外表粉饰的如何美丽动人,魔鬼还是魔鬼,希望各位乡亲父老用心来想一想,来听一听我们是否讲的有道理。请你一定要珍惜,自己对自己负责,不要听信谗言毁了自己的前途。如果不是事态严重的话,我们素不相识,为什么会花这些时间,来同您讲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呢!
从小我在中国的时候就不喜欢那些难以令人感兴趣的政治课。每逢读到什么“资本主义”不好的时候,我心里就想,不知道是谁倒退。我今天生活物质的缺乏,还不如我们父母童年时代的所谓旧社会的时候。说什么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资本主义是人吃人的社会,我看就不是。我祖父是个赠药施药的资本家,财产被共产党“公私合营”骗走后,被逼成为扫地工人。父亲是知识份子因曾经与外国专家一起工作过,又有海外关系,加上祖父是资本家的原因,运动一来就首当其冲。被扣上大堆政治帽子,含冤入狱。母亲无法面对所谓检举揭发,又上诉无门,精神大受刺激,一直未被重视同接受过合理的治疗。从此我们的家庭真是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样的人吃人的社会,摆在眼前的事实同接受的教育不相符,在这种抗拒的心情下又怎能接受课本上这些骗人的鬼话呢!所以我的政治课从未得到过好成绩。
记得我父亲“平反”那年,家里有两位远方的客人,他们是一对夫妇,对我父亲非常尊敬。这位美丽阿姨透露她多年是我父亲秘书,她对我说:“你父亲被整的那年,党组织来找我,要求我写一份检举揭发你父亲的材料,我对党组织说我不写,吴工程师一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贡献,没有什么好检举揭发的。党组织就多次来找我,还说局上下的人都写了,就差你一个人了,材料如再不交上来,你的婚事党组织就不予批示,将来提职调薪都不会考虑你。”她还说,许多年后他们俩人经过许多周折后才结成夫妻,这么多年来他们俩人从未调过薪提过职,代价虽大,但埋没良心的事不能做。现在丈夫也平反了,送他到香港公司上任,路过此地,特来探候一番。她说得平常,但我可以想像他们这么多年来所承受的压力和苦难。我看着这位温文尔雅的阿姨同气宇轩昂的叔叔,尊敬的心情不禁油然而生。在这人性扭曲了的时代还有这样不愿出卖灵魂同良心的人,真值得人敬佩。
各位乡亲听了我讲的这些亲身经历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一个政府的执法机构的判案证据是依赖人民的检举揭发信,一封不够,就要更多的甚至逼人们做出卖良心同灵魂的事。在西方社会,一个人被检举揭发最多只是有嫌疑,没有证据是不能定人罪。由此可见这个政府的执法合法性何在呢!
就我父亲事件,中共不止迫害了我父亲一人海迫害了所有人,甚至参与迫害的人。试想一下是不是!现在的中国人已经被一波一波段政治运动整怕了,怕被牵连,怕成为被整的对象,怕了解真相,怕跟不上形式,怕已成为生活习惯了。但凡遇到与中共不一致的事情,人民心中虽然不喜欢中共但是怕它,它就用这个怕来牢牢控制住中国人的思想,有些人就连怕中共也怕被人识穿,所以掩饰的讲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其实不是不感兴趣,只是不敢提中共反感的话题。希望大家快看“九评”认识其党真面目,从而能从这一种束缚解脱出来。九评共产党里讲的句句是真言,没有一句漏洞,我们的家庭就引证了这一个历史。
在座的一些叔父可能会认为这些都过去了,现在的中国不是很强大吗!你们应该给它们一些时间来改好,不要将它们赶下台,甚至有人认为已经是大唐盛世了,指责法轮功人士搞政治,卖国。我想问各位叔父,法轮功不拥有国家的主权,不知如何可以卖国呢!还有,在美国的执政党是人民选出来的,如果人民对这个执政党不满和不再信任的时候,就不投它的票让它下台。哪还存在给些时间来改好的!这种荒唐和无赖的说法,就只有中共才想得出来!还利用收买的海外媒体大肆宣传这种无耻言论,真是妖言惑众。
连举办奥运也当成政治任务来抓,面对人民对人权和信仰自由的诉求也当成政治异见人士来迫害。各位乡亲父老呀,只有退出狐朋狗党才是不政治呀。
至于大唐盛世,我想各位叔父对此心中都有一番期盼,最后我读一首盛唐文明赞来结束我的讲话,希望能引起你的共鸣。
盛唐文明赞
定都长安 雄踞东方
文明古国 礼仪之邦
尊儒重道 人心善良
乐天知命 道德高尚
君德臣贤 风调雨顺
敬神敬业 民富国强
唐诗妙语 千古传唱
国盛军锐 威播四方
文化典制 异邦模仿
琴棋书画 世间弘扬
万国朝拜 敬我华夏
大唐盛世 文明之光
盛唐文化 源自天上
岁月悠悠 犹存辉煌
主佛下世 重建新宇
大法洪传 再谱新章
中共给法轮功造的谣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而且是极端的全方位的,大的不说了,小的就是关于法轮功如何有组织的谣言,按中共的谣言,王治文是法轮功的“领导”,我作为一名普通学员怎么会不知道呢?但我就是不知道,修炼人以法为师,根本不会在意谁是“领导”。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领导。
1999年12月26日,中共伪法院开庭审理王治文先生等四名法轮功学员,那一天的北京完全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外布满了警察和警车。刚才很多人谈到法轮功学员的付出和勇气,是的,现在回想起来,所有那天敢于走到北京第一中级法院门口的学员都是明明知道去了会被抓,而仍然义无反顾的走出去的——虽然王治文并不是我们的领导,但他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所谓审判的,我们当然要对此表示关注。
那天法院外面一共抓了一千多名前去旁听的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我。这也是我自镇压法轮功后第一次坐牢。第二天,在拘留所的电视里,我得知了王治文先生被判处十六年的消息。警察问我有何感想,她显然是想以此吓唬其他法轮功学员,我不动声色的告诉她,“没什么感想”,我想向她表示,十六年的刑期是吓不倒一个修炼人的,而且我心中相信他一定不会坐满十六年。
我必须承认,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迫害会发展到如此残酷的程度,而且会如此持久;没有想到,是因为对中共的残暴缺乏认识;不过,八年多过去了,我仍然坚信王治文先生不会坐满十六年。八年多的时间里,包括王治文先生在内的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以他们巨大的牺牲和付出让全世界意识到这场迫害的残酷和邪恶;与此同时,迫害者却因做恶太多而走到了“自作孽,不可活”的阶段。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发起的“关注法轮功苦难周”及《王治文现象研讨会》,则标志着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历史性的新姿态,同时也预示着全民反迫害时代的即将到来。因此我坚信:迫害结束的日子、王治文先生重获自由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下面请允许我藉此机会发布一个新的网站:“被中共迫害致死大法弟子纪念馆”,网址是:http://inmemorium.telltruth.org,这个网站的建立最早是由自由文化运动成员马建先生今年四月在自由文化运动、于新西兰召开的活动中提出的。马建先生是一名现实主义的作家,他非常了解真实的事实所能具有的震撼力,因此提出建立一个死难大法弟子网上灵堂,将我们所有已经知道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列出,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死在哪里、怎么死的等等。他深信,这样一份名单,和这样一份基本的事实,会具有相当大的震撼力,会将迫害的一个侧面真实的展现在世人的眼前。他还表示,一旦这样一个网站建立,他将把它发给他所有的朋友。
在他的倡议下,一些热心的自由化运动成员和法轮功学员经过几个月默默无闻的努力,终于赶在这次“关注法轮功苦难周”之际推出了这个网站。网站收录了到现在为止所有3080名已知的、并且是通过第三方证实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名单。设计和建立这个网站、录入这三千多个姓名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但比较起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将一个个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的情况传出海外的中国境内的法轮功学员的付出来说,这一点工作量微不足道。
大家现在打开这个网站,就能看到所有这三千多名法轮功学员的情况,有的有照片,有的没有照片,大部份知道姓名,少部份姓名不详。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为了这一场无谓的迫害,已经至少有三千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这一份名单的收集、整理、传出和确认之中又包含了多少人的生命、人身自由、以及许许多多其它方面的付出?这就是我们所不能知道的了。
不管怎样,这是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只有拒绝遗忘的民族才能拥有未来。我们相信,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会记住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们也希望,走过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有足够的清醒、勇气和良知认清这场迫害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耻辱并抵制迫害、摆脱厄运,早日走出此次大劫,迎来中华民族道德和文化的复兴。
最后,希望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都向自己的朋友介绍这个网站,将它的网址发给你所有通信簿里的人。
谢谢。
文章中指出:这个为了中国的人权、反对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迫害、反对在一个明年将举办奥运会的国家中的政治迫害、酷刑和谋杀而举办的活动说明体育也能做一些事情。
文章中提到柏林人权圣火接力跑的起点和终点的特殊意义:“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选择1936年希特勒邀请国际奥委会和世界青年会参加奥运会的体育场,来开始他们计划的将传到5大洲40多个国家的人权圣火活动并非偶然。”
人权圣火的火种从雅典取来,第一站被送到柏林被战火烧毁的威廉纪念教堂前,这个教堂废墟向人们警示着纳粹带给欧洲的战火及其恶果。
人权圣火德国传递大使茵内斯·盖博尔(Ines Geipel)在接过火炬时说到:“谁在北京高兴地庆祝奥运,谁就该知道他是在和杀人犯一起庆祝。”在东德时代盖博尔是女子赛跑运动员,如今是教授和作家,在柏林工作。
当现在被迫变性为男性的安德里亚斯·克利戈尔 (Andreas Krieger)还是女性海迪·克利戈尔(Heidi Krieger)时,“她”夺得了女子世界铅球冠军。“他”和前游泳选手乌特·克劳瑟(Ute Krause)都是东德国家强迫运动员服用违禁药物行为的受害人,他们从马格德堡(Magdeburg)赶来,穿上印有人权圣火接力跑的T恤衫参加路跑。
乌特·克劳斯说:“我经历过,知道在一个专政下生活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安德里亚斯·克利戈尔说“我们应该保护美好的奥林匹克之梦,使它不被出卖和背叛。”
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Edward McMillan-Scott)、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欧洲分团团长、英国上议院议员卡洛林·考克斯男爵夫人(Baronin Caroline Cox)及共产暴力极权受害者协会联盟共同呼吁,“如果人权现状不改进,就抵制北京奥运。”
文章中还提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位中国女子刘巍只因为修炼法轮功,就没有经过法律程序而被劳教16个月,遭受折磨。她现在在德国取得了政治避难,但不能再回国看望父母了。她说“中国就是一个没有墙壁的大监狱。”
在报导中,茵内斯·盖博尔针对奥林匹克精神说,“体育界应该知道失去的是什么:奥林匹 克存在的基础,即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公平、自己的意向及千百万人的热爱。”体育成绩和道德伦理相结合是新时代奥运会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的目标。
【大纪元9月3日讯】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很自由了,人们几乎是想干啥就干啥。我认为,这种对自由的理解,在当今占主流的社会阶层中,非常普遍。看看一位元网上的朋友根据回国的见闻,说的下面这段话,就可以证明:——七月里,有一天闲着没事儿,想去城里一座庙看看,半路路过艺术学院。路边上有人在买DVD,五花八门,什么品种都有。我翻了翻,自然看到不少成人材料,对卖主说:“现在这东西也能敞开了卖?”卖主回答:“这有啥。现如今,你卖啥都行,说啥都行。”旁边的一小弟兄也评论着:“可就一样儿不行。不信,你弄两盘儿六四题材的试试?保准儿你进局子。”
说的一点儿没错。在中国只要不干政,什么“自由”都有。只是记住这一点,人们看到的全部这些自由,包括盗版卖成人碟片,都是见缝插针,偷鸡摸狗式的“自由”。这种自由上不得台面,受不到保护,捞一点算一点,随时可能泡汤。比如这些碟片会不会被充公,人会不会进局子,一切取决于某人的意愿,他握在手中悬在你头上的铡刀想不想铡下来。因为,无论黄碟还是六四碟,都没有堂堂正正得到过承认,用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在本质上一样是违禁的。更何况,即便是承认下来写进宪法的条文,也不保证兑现,随时会被某人一句话推翻。这种“自由”不叫自由,叫苟且。尽管在外观上相似,其实本质完全不同。把苟且当自由,是今天中国人的极大误区。
读过小说《红楼梦》的人都知道,大观园里的一群少男少女,是非常自由的。虽然时不时还有家教祖训,少爷小姐丫鬟们,基本上想怎样享乐就怎样享乐,没有一点柴米油盐的苦恼。这些都是所谓金鱼缸中的自由,是寄生在某种特权势力之下的自由。这种自由其实不属于贾林薛等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所有,所有权在恩赐者那里。
有这样的自由也很好啊,人这一辈子,过得舒适就行了,管他哪来的自由呢?有人一定这样说。看看《红楼梦》的结局吧,不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幸福自由,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任何一种小小的政局变动,都会流失,天堂将成为地狱。只有现代公民社会的公民,用自己的抗争和坚持,把某种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用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并用勇敢的自由言论,时时监督行政机构执行,一旦违反立法就不依不饶,这样的权利或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保证享有一辈子,并惠及子孙。
同是上面的这位网友还说道:
——没有政治自由也没啥。我一个美国公民的弟兄说:“我不是公民以前,这美丽的政治自由跟我鸟关系都没有,因为我根本没有选举权。等我能选举了,选票上的候选人我也不认识几个人。我选了布什,可几年下来,他弄成这么个烂摊子,我心里这个后悔呀,自责啊。”另一个不那么顺利的弟兄则对政治自由一点没有兴趣,“政治自由跟我有啥关系。谁上台我还不是得照样每天工作八小时。”
这已经不仅是苟且,而且是愚蠢了。他丝毫也不理解,政治自由究竟是什么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是用来保护每个人自身利益的最有效的武器。不要以为揭竿而起的造反才是武器,最有效的武器不是一次一次地造反夺权,而是一寸一寸地坚持自己的权利。谁也不能保证新的许诺,也就是新政权会不会食言。对任何旧的或新的政权,都不可放弃争取权利。这种不停地争取权利的过程,就是政治自由。你尽了多大努力,就争取到多大自由。没有政治自由,你的任何利益都不受人保护,当然自己更保护不了自己。
有人以为,国内的中产阶层现在还是受保护的。因为他们是政权的社会基础,他们不稳,政权也不稳。为了政权稳定,当局会尽一切所能来保护中产阶层。听了经济学家郎咸平最近在博鳌论坛关于腐败和物价的讲话,我意识到,这种保护是靠不住的。郎说,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完全由当局一手造成。各级政府官员为了既可以得到漂亮的政绩,又可以名正言顺地中饱私囊,推行的政策造成地市股市的巨大泡沫和虚假繁荣,把几乎所有的流动资金都吸进去,包括民间储蓄,民营投资,腐败的黑钱以及境外的热钱。
可是房子和股票是不能吃的,虽然增值生票子,那只是纸。能吃的是需要用劳动生产出来的粮油副食品和肉类,而这类生产主要靠农民,国家从不向农民直接投资。由于大量资金被集中到房地产和股市,冷了农村市场,农民失去了再生产意愿。养猪专业户把资金投进股市比养猪收益大许多倍,谁还养猪?猪病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国家强令控制物价,结果只会使农民生产积极性更低,生活物资更紧缺,物价更高。除非大量进口来平抑物价,但那样只是恶性循环的第一环。没有生产后劲的经济很快要停滞。
这种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在可见的将来不会被扭转,而且在事实上也已经延续一段时间了。通胀将毫不留情地把目前中产阶层的美梦打碎,把他们扔进无望的失血甚至破产的深渊。实际上,连政权自己都不能控制自己的稳定,还有谁来关心你的稳定?
好在已经有人在开始想办法解决危机了。想一想,除了每一个具有实际利益的个人自己,还有谁能帮你妥善解决危机?从各种迹象看,今天的中共当局代表的不一定是全民族利益,而是掌握着主要生产资料的大集团的利益。要不然,中国经济也不会走到现在这一步。对于李嘉诚这样的大财东,通货膨胀不损他一丝毫毛,反而增加收益。受通胀损害的首先是穷人,他们会连饭也吃不上,自然去讨饭或抢劫。然后是工薪阶层,辛苦一生的家当水一样流走。人啊,哪怕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可以犬儒,把苟且当自由。
(转自《新世纪》
【大纪元9月3日讯】时到今日,“中共党文化”简称“党文化”这个名词,我们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对于“党文化”造成的对中国人的危害,我们这些在中国大陆中共统治下生活过来的人,早已经是深恶痛绝。对于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乃至全世界的人,其实“党文化”也已经渗透到了身边,如果我们再不说:不!我们将失去什么?我们的孩子将失去什么?我在湾区是一名中文教师,为了给我的学生寻找中文教材,我可是大伤脑筋,为什么呢?因为在湾区中文教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大陆版、台湾版、湾区当地中文版(事实上湾区当地中文版中有一半教材是请中国大陆的人编写的)。由于世人大多受目前中国大陆所谓的经济、政治强势的诱骗,在加上父母望子成龙的期盼,出于商业目的,湾区众多中文学校中大约三分之二采用大陆版中文教材。学校的决定、家长的选择、我这个教师能如何呢?只有落泪、只有遗憾!
你真的愿意你的孩子在今天、明天成为同共产党思维一样生命吗?
我是刚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的。几年前,当我感受到“党文化”对我及家人、孩子的恶烈影响时,我们已经是摆不脱了。因为一个人一生都只准许这一个选择,它要造就我们“党文化”思维模式,在强权下,我们摆脱不了,这是我们的悲哀。
2003年萨斯病流行时,那时我是中国一所大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在“党文化”教育中长大的16岁儿子对我说:妈妈,你快报名到“萨斯”病房工作去。我问儿子:为什么?儿子回答说:这样你就可以入党了。当时,我只有一种凉透了心的感觉,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80岁老母亲对我说的是:你千万别主动报名去呀,太危险了。母亲的话,像一股源源不断的溪流,滋润着我的生命,我原本害怕、摇摆不定的心一下平稳下来,变得坚实。当晚我写了申请调到“萨斯”病房工作,我知道这是我的天职,母亲那纯朴的爱足够支撑我面对一切危险。
孩子是纯真的,儿子并不是不爱妈妈,而是这个“党文化”扭曲了人的正常思维。亲情与天职、天道本来是圆融的,可是“党文化”却扭曲了这一切。不是孩子不知道生命的珍贵,只是在“党文化”潜移默化的教育中,让孩子接受了漠视生命的思维,当事情发生时,这种思维就会自然的体现出漠视自己的生命、漠视他人的生命,而我们自己还不能觉察。
可是在海外,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人,我们可以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可以大声地对“党文化”说:不!
如果我们有心对比一下就会发现,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些中文课本中,岳飞、花木兰、杨家将已经变成“党文化”中的岳飞、花木兰、杨家将,动画片中的孙悟空、哪吒、白雪公主、灰姑娘,甚至卡通片中的小鱼泡泡、九色鹿也已变成了“党文化”中孙悟空、哪吒、白雪公主、灰姑娘、小鱼泡泡和九色鹿。而在我们头脑里传统文化中的岳飞、花木兰、杨家将、孙悟空、哪吒、白雪公主、灰姑娘原本的面目已经是一遍空白。
例如童话“九色鹿”,原本的故事是:九色鹿面对背叛了他的人,没有一丝厌恨,反而为人因贪婪将受到天谴报应而落泪,人因为自己做了坏事,内心的害怕使自己掉进河里淹死了,从而传播着中华民族文化中以德报怨的博大慈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理。但是中共“党文化”改编后的童话“九色鹿”却变成九色鹿呵斥人的背叛,人被国王的士兵丢进河里淹死,这种以恶治恶的“党文化”格式。
大家非常的熟悉《西游记》、《封神榜》,“党文化”照样渗透,让你防不胜防。比如根据《西游记》、《封神榜》改编的动画片,编导过程中,“党文化”造就的编导们在“党文化”的约束下,对神祇能进行歪曲、丑化。例如将神都塑造成人世间的一些古板、腐朽的权贵,孙吾空、哪吒,一个个却变成“共产党文化”中“潘冬子”式的共产党的红小鬼翻版,从配乐、人物表情、颜色都充满共产党的斗和杀,恨和狠,都是要置对方于死地才罢休。“党文化”下的白雪公主、灰姑娘也被披上一层“苦大仇深”的“党文化”面纱。
读过原著原本《西游记》、《封神榜》都知道,孙吾空、哪吒都是一些佛家、道家弟子,首先是修善的,是遵循天道逞恶扬善,逞恶并不是目的,劝善才是目的。这一部部中国传统文化巨著中传达给人真正的生命意义在于返本归真的正性文化,却被共产党扭曲成阶级仇恨、阶级斗争。
在看看课本中许多有关名人志士章节,这些章节成了“党文化”为我们建立的爱国模式。教育家背离教育以人为本原则,思想家背离传道与人的原则,科学家背离自然法则的原则。比如湾区许多中文学校、家庭选用的济南大学出版社《中文》,其中一篇题为“华侨旗帜”课文中这样写道:1949年10月1日,陈嘉庚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亲眼看到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庄严地升起……,他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侨务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结尾还引用了一句陈嘉庚的话:人生在世,不要为个人的生活打算,而要为国家民族奋斗。
在这篇课文中孩子能学到的是什么?大家抬头看看那面“五星红旗”——插在花园角的“五星红旗”,不了解的知道那是现在中共执政代表,了解的都知道那是代表血腥和暴政。共产党的国歌,在这里的许多人也都知道,只有一个内涵:暴力、暴力、暴力。
其实这就是中共给我们建立的‘爱国模式’,在这个‘爱国模式’下,人会变得亢奋,在这种亢奋中会产生恨和狠。
大家都很熟悉“我们要统一台湾”这句话,可能生活在台湾的人也难说清这句话的问题在哪里,然而就出现了中共可以大张旗鼓地扩大军事,可以随时叫嚣“对台开战”、 随时将导弹对着台湾。面对中共这种扩张、欺世霸道,我们变得冷漠,可能还会说:都是这些台湾人,要闹台独嘛。接下来,如果真发生战争,我们可能还会认为这是中共在‘爱国’呢,是中共在维护中国的版图呢。
事实上,我们有没有想过,发生战争,谁最受苦?是民众!台湾的民众、中国大陆的民众。退一步说,台湾人自己独立自治,那也是台湾人自己的基本权利,没有影响其他任何民族。何况台湾一直没有“共产党”, 尽管在国际上台湾还一直受着中共的打压,就是这样,台湾人一直生活在和平、富足中,说白了,台湾人不需要共产党。
说到维护中国的版图,台湾一直是台湾人自己在自治,可是中共却将我国东北近40个台湾那样多的中国领土拱手送给了俄罗斯,这些事就发生在当今,这时的我们为什么不提‘爱国’那?
其实就是我们正在按中共“党文化”教我们的‘爱国’模式‘爱国’呢。典型的只准中共卖国,不准百姓点灯。
最近曝光的多起留学生蜕变成中共特务的事件,还有多起华人商人成为中共特务的事件,这些人许多都是持美国绿卡或美国护照,他们大多还认为自己是在‘爱国’呢。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这种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的爱国,没有这种把‘爱国’建立在坑害别的民族利益上的爱国。
就是在这种‘党文化’的教育下,人们变得亢奋,共产党就利用这种亢奋,把这些本不该发生的战争变得合法化,比如‘抗美援朝’的中美战争、‘自卫反击战’的中越战争等等,中国多少家庭就是在莫名其妙的这种亢奋下,将自己的儿子、丈夫、爱侣送上战场,多少年轻人奔赴战场成为中共的牺牲品。共产党却达到了转移人们对它统治的不满,再一次把中国人变成它的傀儡。
在许多华人家庭中,常常往返于中国大陆过程中,会带许多中国大陆制作动画片,引起许多人的羡慕,人们纷纷效仿,却不知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就说动画片“熊猫胖胖”吧,就是典型的“党文化”塑造的英雄——中共警察,处处要治一治别人。衡量好坏的标准是“党文化”限定的,“惩罚”坏人的标准是“党文化”限定的,全剧20多集就一个中心“恨和狠”。
不知不觉中,孩子就在按着“党文化”教的那样去思、去想、去思维。在家与父母斗,在外与同学争,长大与社会对抗。
也许你认为我的孩子只学习其中的文字,我们不关心政治,我们只学中文。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文字传播着更重要的信息──文化内涵,我们用这个教材,它就教我们“党文化”,造就“党文化”思维模式。真是害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我们正常的社会状态。
我真的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党文化”的牺牲品,更不希望我们的家庭受到“党文化”的侵蚀。
我呼吁:为了孩子,为了你、我、他,我们要对“党文化”说不!
【大纪元9月3日讯】大家好!我是贾甲!首先我向勇敢退出中共组织的2500万勇士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你们为中国人民所做出的表率和楷模。同时我向军队中的改革派官兵和以“军中声音”为代表的军人所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器重表示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另外我还要感谢全国的退伍军人对我的声援和救助,谢谢你们大家。
随着中国民众的普遍觉醒,随着退党大潮的蓬勃发展,从中共政权的命根子军队里传出了另人振奋的消息。以“军中声音”为代表的大批军人喊出了“不做党卫军、支持军队国家化”的口号并号召广大官兵以庄严的宣誓方式退出中国共产党组织。这是划时代的壮举,这是里程碑式的转折,她将决定中国的命运和未来。
军队国家化就是军队非政治化、军队非党派化、军队非私有化。军队不参与任何政治斗争,军队不干预任何政治和宗教活动。军队的核心价值是:国家、民意和荣誉。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人民、维护民主、抵抗侵略、捍卫祖国。军队国家化是世界的民主潮流,早已成为世界的通则和人类的公理。共产党根本无法阻挡军队国家化的改革大潮流。近期中共向军队连发五份重量级文件,严防军队内部发生兵变。这就充份说明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严管控制已经进入了危机四伏的状态。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军人一定要认清中共的罪恶本质,绝对不能配合中共镇压和统治中国人民。军队必须要脱离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摆脱共产党的严管控制,由共产党的党卫军转变成为人民的国防军,由共产党的镇压工具转变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军队是属于国家和人民的,只能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军队的一切作为必须要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宗旨。
现在的军官大部份都来自于军事院校的优秀毕业生,要不就是自学成才经验丰富的老练军官。应征入伍的新兵也都具有较高的知识、能力和科技素养。所以说军队中储备和汇集着大量的国家栋梁之材,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这些毕业于军事院校或是自学成才的军官们和应征入伍的士兵都可以通过网路掌握到世界真实的资讯,使他们能够从中共的思想束缚中彻底解脱出来,都有较强的独立意识。因此,共产党愚弄军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去相信共产党,更没有人愿意做共产党镇压和统治人民的工具。
因此,军队退党意义极其重大,对中共的专制独裁具有强大的威慑力,能够有效解除中共对人民的迫害和镇压,保障人民能够行使公民权力不遭受侵犯。如果军队大规模的退出共产党组织,摆脱共产党的严管控制,那么人民就可以获得民主和自由,就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和中国的未来。军队退党是解体中共政权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方式,军队退党是整个退党活动的关键环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军队退党的同时,由各国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政府要员、人权组织负责人、宗教界名人、著名运动员、知名律师等社会精英人士所组成的“法轮功受迫害真像联合调查团”于8月9日在奥运会发源地希腊雅典点燃人权圣火。人权圣火的点燃同样让我们为之振奋。人权圣火将在全球五大洲行进传递,让全世界人民都来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政府在申办奥运时曾经向世界承诺要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直到今天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劣。中共已经明令禁止11类43种人参加奥运会,中共企图改变奥运会的性质,把奥运办成一个政治奥运。利用奥运来掩饰罪恶、巩固残暴政权。这已经严重违背了奥运精神,这无疑是对奥运的亵渎、是对世界的迫害,这是在犯罪,中国人民是绝对不允许的。
中国人民渴望举办奥运会,奥运会所崇尚的和平、自由、平等、团结、博爱的理念和宗旨正是中国人民所追求的目标。但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共产党利用奥运会来欺骗世人和加深迫害。中国人民不愿意看到圣洁和神圣的奥运会被非法的独裁政权共产党利用和玷污。如果不抵制中共举办奥运会,那将是对共产党的罪恶进行包庇和纵容,那将是对迫害的认可和对独裁的支持。因此,中国民众将会全力抵制中国共产党举办的奥运会。没有人权,就没有奥运。奥运会要由人民来主持,要由人民来主办。
我坚信在退党大潮和人权圣火传递的感召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够解体共产残暴政权,一定能够实现民主、法制、人权和自由。胜利一定属于善良的中国人民。谢谢大家!
【大纪元9月3日讯】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端,东南距渤海150公里。战国时为燕国都城,初称蓟,后作为辽金元明清及民国初年的都城约逾八百年之久。北京于公元前1057年建城,经元、明、清三朝建设,形成凸字形城圈。全城以明清二十四代帝王居住的故宫为中心,四方正正地向四周有规则地幅射形扩展,虽经历年战火破坏,至-九四八年中共进城时为止,仍不失为中国名胜古迹和古建筑最为集中的城市。在世界上完全可以同巴黎、罗马等比美。故宫是世界最大的宫殿群;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长城(八达岭、慕田峪、司马台)创始于战国建于明代,蜿蜒于北方崇山峻岭之间,总长一万多华里。重点保护文物单位达四十二处。北京的古城墙和四合院更是独一无二、举世闻名。北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可惜北京经过中共六十来年破坏性的建设,古城墙已荡然无存,四合院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今天的首都成为一座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缺水干旱、空气混浊的死城,有人在北京人大政协甚至提出迁都之议。
是谁把生气盎然的古城变成一座死气沉沉的死城的呢?是谁用毁灭性的建设破坏了古都北京呢?说来话长。概括地讲,是中共的中央集权封建割据的指导思想、长官意志的规划失误和官商勾结的权钱交易所造成的。
中共建国初期,“一边倒倒向苏联”,套用前苏联的模式,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闲人勿扰,休想靠近。中南海里乱七八糟的建筑,把好端端一座皇家庭园给破坏了。而党政军各路诸侯则分别圈地建立自己的大院,在北京市形成封建割据的局面。北京的市中心和周边近郊区建立了上百座中央党政军各部委办和二百五十多座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大院,什么国家经委大院、国家计委大院、外交部大院、公安部大院、交通部大院、建设部大院、军委大院、总参大院、总政大院、总后大院、中组部大院、中调部大院等等。这些大院拔除了大批四合院等古建筑,冲破古城墙,以一座或几座占地面绩巨大、四方正正像火柴合似的办公楼为主体,后面是各级官员的生活区,单身楼、科长楼、处长楼、司局长楼、部长楼以及配套的服务设施。这一座座大院便是北京的独立王国,城市规划服从于它,四合院和其他古建筑让位于它,道路交通绕道于它。
其次是长官意志、规划失误。一九四八年毛泽东进入北京,定都后大量涌进党政军机关人员,古老的旧城必须改建扩建。当时制订城市发展规划时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方案。苏联专家以莫斯科为兰本,将行政中心设在市中心,在同心圆的模式下,市中心承担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的全套功能于以天安门为中心的一百六十二平方公里的老市区,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泱泱大国的中央集权一党专政的特色。另一派以梁启超之子建筑大师梁思成和陈占祥为主的“梁陈方案”,主张尽量保留这个世界历史名都的历代古建筑和四合院,在当时的西郊即现在的公主坟一带另立中央和地方的行政中心。争论的结果可想而知,毛泽东、周恩来和彭真(中共中央华北局笫一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拍板采纳苏俄专家方案。“梁陈方案”作为封建复古思想打入冷宫,以后又当作资产阶级反动思想遭到反复批判,永世不得翻身。在“梁陈方案”中,北京市的古城墙将全部予以保留,城墙上修建空中花园,既能绿化环境,又可供北京市民休憩。最根本的是可以建成同巴比仑空中花园比美的中国空中花园。在明清古城墙折毁时,梁思成夫妇抚砖痛哭,哀悼中国永远失去了被傅作义和平起义保留下来的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廿世纪七十年代末,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北京市重新编制城市规划。梁思成在文革中批斗致死。长官意志又否定了当时仍健在的陈占祥、吴良镛等疏散旧城功能发展多中心城市的方案。一九八三年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仍是“以旧城为中心,向四周扩建”的“摊大饼”方式。北京陆续建立了望京、回龙观、天道苑等几个人口达百万的中心城市,以疏导北京市中心拥挤的人口。在官商勾结下,作了不少权钱交易,拆除了残存的四合院和古代民居。
随着时光的流逝,现在的中青年一代已经对北京这个古都没有清晰的认识了。他们只能见到壁垒森严的石屎森林。共产党是废典忘祖的。@*
转自 <<新纪元周刊>>
【大纪元9月3日讯】 (编者按:本文是新纪元周刊在半月前的一篇大陆焦点新闻。)七月三十一日,由英国人编剧、中国和美国联合拍摄的《南京浩劫》正式开机,这是继《南京梦魇》、《南京》之后又一部由外国人制作、反映一九三七年底侵华日军屠杀数十万南京人的历史影片。让人感慨的是,这些由外国人替中国人书写的血泪史,并没有在中国得到预期的肯定。
“她的眼睛始终盯着我”
二零零五年初的一天,四十七岁的美国AOL副总裁泰德.莱昂西斯先生正在加勒比海的游船上渡假,无意中他看到一份旧的《纽约时报》上有则小讣告称,三十六岁的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自杀身亡,而她用英文写作的《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在九七年连续五个月成为《纽约时报》书评的最佳畅销书。
“看完报纸后,我随手放进了废物篮里。但报纸没有掉下去,刊有张纯如照片的第一页露在外面。”泰德说,“每次经过这份报纸,她的眼睛始终盯着我。”于是泰德买来她的书阅读。“我看完这些资料后完全惊呆了,没想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还有这样惨绝人寰的兽行发生。我觉得张纯如的眼睛在告诉我,一定要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所以我拍摄了这部电影。”
于是泰德掏出支票,从个人帐户里拿出两百万美金,成为了大型历史记录片《南京》的制片人。“我的目标是能让十亿中国人看到它,即使盗版我也不在乎。”
三十万人的性命
电影《南京》是根据张纯如书中第五章《南京安全区》改编,这部好莱坞纪实性剧情片由美国著名记录片导演比尔·古腾塔格执导,比尔曾以一九八八年的《你不必去死》和二○○三年《世贸双塔》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
影片讲述了德国商人拉贝(他也是位纳粹分子)和美国女教士魏特林,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设立南京安全区,拯救了二十多万南京市民的故事。电影中的历史镜头全部采用真实的历史影像资料,并穿插了六十多位屠杀幸存者和参与屠杀的日本老兵的回忆。电影中的人物则是由演员扮演。
玛丽.海明威是著名作家海明威的孙女,也是好莱坞著名演员和作家。在《南京》里,她以扮演魏特琳的角色出镜,朗诵她当年的日记。当她念出“我洗了澡,用了护肤霜,洒了香水,但那些味道依然还在,那是死亡的味道”时,观众会注意到她的手在不停的发抖,那种恐惧让人刻骨铭心。
回到美国后,魏特琳自杀了,后来写书的张纯如也因抑郁症自杀了,因为南京大屠杀带给人的一切实在太残酷,足以打破人类所有的幻觉。泰德在他的博客里说,他在南京仅仅停留了三个月,而这三个月改变了他的世界观。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大屠杀开始时,约翰.马吉是一名牧师。他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悄悄拍下了四百英尺的影片,这些影片一部份由约翰.拉贝带到了德国,一部份由乔治.费奇送到了美国,还有一部份辗转到了英国。马吉牧师的录像成了后世这类电影的基础。
屠杀开始后的第三天,美国报纸就报导了记者的亲眼所见:“我看到约三百名中国人井然有序地遭到处决,尸体已堆积到膝盖高”,“我对南京的最后印象——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
一般认为,日军攻克南京后的六个星期里,对手无寸铁的南京百姓实施了大规模屠杀、抢掠和强奸。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被屠杀人数至少二十万以上,中国学者考证为三十万以上。至于强奸更是怵目惊心,从几岁的小孩到白发老妇都难逃魔爪,估计当时发生的强暴案超过三十万宗,不少妇女被强奸、轮奸、折磨致死。
情感记忆胜过统计数据
所有参与拍摄的人都被历史的真实所震撼,然而这不是导演比尔所要的表现手法。“我们刻意避免将此片做成那种典型的历史题材影片——即由那些教授在前面长篇大论,然后镜头在一张张照片上移来移去。”
在史料的整理中,中国学者一般注重收集材料以形成统计结果,然而不少美国历史学家认为,数字真实固然重要,但数字并不能增强受难的真实性,也未必能够真正了解痛苦的本质;相反,抽象化的所谓客观公正的政治与学术倾向的研究,有可能使大屠杀成为远离现实的一种轻飘飘的存在。
在影片《南京》里,观众通过演员的表演对历史有种亲临其境的感觉。比如幸存者常志强讲述了发生在自己家中的惨剧:日本兵将正在吃奶的小弟弟摔在地上,残忍地刺杀母亲。小弟弟爬向全身是血的母亲,弥留之际的母亲依然不忘给自己的孩子哺乳。拍摄这段采访时,翻译哭了,演员哭了,导演哭了,在场的所有人都哭了。据说看过《南京》的人,很少有不落泪的。
善与恶的并存与比尔一起担任联合导演的丹.斯塔曼是位犹太后裔,他很吃惊为什么发生在中国南京的故事远远没有奥斯威辛广为人知,为什么日本士兵杀了人还在那狂笑?为什么还有不少人否认曾经有过南京大屠杀?在日本采访当年参与屠杀的士兵们,尽管如今他们都是九十多岁的人了,但大多数人不肯说,也没人对此表示忏悔。当问道“在南京时,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一位日本士兵竟回答说:“南京实在太热了,我们没有水喝。”最后是在日本一个和平组织的帮助下,才完成了影片在日本的拍摄。
比尔第一次读拉贝日记时感到很吃惊,一个纳粹为什么要帮助中国人呢?走进人的内心是很困难的。不少人发现,面对日本士兵的凶残,当时很多西方人表现得很英勇。导演称这不是一部反日的影片,而是反战的,他们希望《南京》能成为中国版的《辛德勒的名单》,让人类永远不要遗忘那段黑暗历史的同时,也能看到,即使在大屠杀中,依然能看到人类的善良和美德。在看到日军犯下滔天罪行的同时,也看到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别人的人。
在《南京》完成前一年,美国导演和心理学博士朗恩.约瑟夫拍摄的《南京梦魇》也同样震撼过世界,仅在网络上就被一百多万人次下载,“永远不再”的誓言在很多人心灵深处回响。
二十六岁美国姑娘的愿望
张纯如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出生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她那做物理和微生物研究的华裔双亲从没想过,日后女儿会成为令亿万中国人思念的人。张纯如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曾做过记者和自由撰稿人。一九九六年偶然一次在斯坦福大学看到的南京大屠杀图片展改变了她的一生。
此前张纯如从外祖父张铁君那听说过一点南京大屠杀的事。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担任南京国民政府教员的张铁君,不得不随同事转移到后方,行前,张铁君托人带信让刚生下女儿的妻子尽快从娘家赶回来与他会合。张铁君在码头上足足等了四天,到第四天,家人还是没有到达,他只好乘坐最后一趟船前往后方。绝望中他呼喊着妻子的名字,居然从一艘正从远处靠近码头的小船上听到了回答。于是张纯如母亲一家就这样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前一个月逃离了厄运,这才有了后来的张纯如。
在书的序言中,张纯如写下了那天图片展给她带来的震撼:“毫无掩饰的黑白图像:被砍下的头颅、被开膛的腹腔以及裸体的妇女,强奸她们的士兵迫使她们做出各种色情的姿势,而她们的脸上则露出令人难忘的痛苦和羞辱的表情。”正是这些令人震撼的视觉经验,让二十六岁的她做出了怀揣几千美元就飞往广州,从广州和数名陌生人一起乘坐硬卧到南京的决定。
那时的美国,像张纯如一样“即使受过良好教育也不知道南京惨案的美国人”比比皆是。尽管美国和日本是存有南京大屠杀证据最多的两个国家,由于后来的美日友好关系,美国历史书籍上只有寥寥几句关于二战时期侵华日军的罪行。
两年后,张纯如用英文写成的南京大屠杀,才让这段险些被遗忘的历史重新被人记住,随后的几部电影也是在她书的基础上完成的。大陆三位专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教授都公认,他们一辈子研究的影响力还不如这个美国姑娘一本书给全球带来的震撼大。
张纯如写作很严谨,在南京大屠杀一书中就有五百六十三个注解。她相信真相是不可毁灭的,真相是没有国界、没有政治倾向的。尽管英年早逝,也有人说日本右翼的恐吓令她的忧郁症加剧,但她用一生演绎的“呼唤真相,拒绝悲剧”,却一直在感召着世人,目前一部名为《张纯如》的电影正在拍摄中。
《南京》未能在南京上映目前《南京》已获得二零零七年太阳舞电影节大奖、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人道历史片奖;然而在中国,它却受到了冷遇。据了解,七月三日在北京首映后,《南京》仅在京沪两地大规模放映,在北京仅放了四天,在上海放了七天,而这部再现南京历史的影片却无缘回到老家,因担心上座率低,南京在七月份没有上映这部影片,江苏地区只有无锡拥有一个拷贝。
据南京的电影院介绍,他们在七月份安排上映的电影有十二部之多,其中不乏《加勒比海盗3》、《老港正传》、《夜上海》、《宝葫芦的秘密》等热门影片。因担心很难和这些大片抗衡,为了暑期档利润,他们就没有上演《南京》。在北京、上海,《变形金刚》等娱乐片“逼退”《南京》的事也屡屡发生。
不少网民在问,今年是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如果现在的中国人都不想看了,以后的人还会记住这段历史吗?为什么政府、学校不出资,让人免费接受教育呢?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我们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会有数万人“秩序井然”地死在几百人的枪口下呢?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遗忘来面对未来呢?怎样才能让人类杜绝悲剧、避免以恶制恶的复仇陷阱呢?人类怎样才能步入和平、理性、仁爱的新时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