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9月13日(星期四)
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近日架构了网上论坛,希望能利用此平台,和有兴趣研讨维权律师和法治问题的朋友互相交流沟通。然而,有大陆维权律师表示,此网站在大陆无法轻易浏览,必需使用破网工具。
刘晓原要起诉搜狐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在搜狐博客上发的一些法律时评文章被删除。而从今年6月开始,一些文章被搜狐隐藏,也就是说,其他用户只能在他的博客页面上看到“该日志被隐藏”的字样,而无法阅读被锁定隐藏的文章。刘晓原认为自己所写的文章并没有违反法律或“搜狐博客用户发布信息协议”的规定,因此提出诉讼。
八月二十四日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被公安带走,据悉是以刑事诉讼法九十三条为依据而拘押他,问话数小时。很多人感到奇怪,上海帮帮主陈良宇倒台、后 台黄菊病逝后,揭露上海首富周正毅与上海帮官商勾结东八块圈地黑幕,从而导致上海帮瓦解、周正毅二度入狱的人权律师郑恩宠是帮助中央除掉政敌的大功臣,为什么仍然受到打压?
二十一世纪的维权运动,对我来说是一个新课题,所以我就很希望从他那里多了解一些信息,那么我就讲到太石村,郭飞雄先生沉默了一下,问我说,“军涛,你注意到了吗?太石村跟其他底下维权运动有一个区别:那就是我们没用到暴力,国家动用了暴力,我们没有用暴力。”
中共曾用“不要做国家的敌人”这个恐吓之辞不知吓住了多少中国人。因为它总是先划分出5%的“国家敌人”去镇压或杀戮,再以此“棒喝”吓住95%的人民。从土改时的地主,到镇反、三反、五反时的反革命”,到反右时的右派,到文化大革命时的牛鬼蛇神,到四五运动时的小平头,到六四运动时的暴民,到今天的法轮功,中共如此这般地经过五十年长久以往地屠杀、棒喝,如此下来,中国也就形成了今天李建强/刘路可以欣然依据的“人数差别”。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为防止民众在中共十七大前到北京上访,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已选出七千个重点信访个案要求各级政法委督办,而各地公安已开始监视逾十万名曾上访北京的民众,禁止他们离开当地。
维权人士张文和家住北京通州区,他在星期二电话通知了北京的一些异见人士星期三在通州聚会,他为了躲过公安的监视,星期二就从家里出来,星期三上午11点左右与已经到了通州的齐志勇等人站在路边说话,一辆国保车在他们几人身边停下,瞬间就把张文和绑架上车,在现场看到绑架过程的齐志勇表示震惊,他说---
张文和下午近6点获释。他对大纪元说,这次聚会是为了庆祝中秋节,并为一位即将出国的朋友饯行,但是当局都不允许。国保不仅使用暴力绑架他,称他“非法集会”,而且用羞辱性的骂街方式威胁他不要再参与维权工作,否则会把他关进精神病院,把他抓起来让犯人折磨他等等。
村民表示:“从上午8点到11点,原告与法院除威胁外,还开导利诱被告讲和,最终在被告处于被动的情况下,原告口头承诺:被告中的一位村民承包的8亩地由原来应交1080元(2007年的土地承包费),降低为交600元,而且可以等到秋后交;外加给这位村民一方地,合270亩,但没说这一方地是否要交承包费。”
9月9日,因星期天国家信访局休息,去北京上访的9名上海访民就到天安门广场游玩,北京公安认为他们是上访的民众,就把9人带到了广场派出所审问。当天下午1:30分左右,9人被上海驻京办劫访的人带走,把他们带到了一宾馆后面的停车场(名叫陶然亭,上访的人常被劫到这里),分别对9人搜身,以暴力强迫他们写保证书,要他们保证不再上访。
四川成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星期三致电本台记者,四川省房地产交易中心购房上当的维权代表3百多人,星期一来到成都市上访信访接待中心。他们是代表了3千购房户,涉及合同欺诈4亿额度的集体上当受害者。他们这些人中有退休的专家学者、法律工作者、技术权位工作者等,这名消息人士向本台表示---
持续36日的扎铁业工潮,昨晚在劳资双方谈判达成协议后宣告结束,数百名扎铁业工人争取“分享社会繁荣”的诉求取得进展,劳资双方协议工人日薪增加至860元,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直协助工人的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为艰辛的抗争取得成果感动得声泪俱下,他支持工人成立真正能代表自己的独立工会。
从七月下旬开始,中国大陆很多地方的电视观众就无法接收到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和资讯台的节目了,他们纷纷就此发出投诉,七月24日广东一家电视台面对观众的质询不得不发出公告,名曰:“接上级通知,现停止转播凤凰卫视资讯台节目。”接着,不少地区的电视台也针对观众的质疑,纷纷发出此类通告。
朱建国:“李意珍的问题早在3年前就暴露了,但是拖到现在才来处理,这个时间就很耐人寻味了。起码说明了一个事实,在中国,不是说发现你有腐败了就马上处理你,而是要等到一个政治时机。这个事件的处理不意味着反腐力度的加强,这种政治斗争以反腐来进行,我认为也是非常恶劣的政治不文明,无利于所谓推进民主政治。一个贪官下来也没必要太大的高兴,这并不代表实质的进步。”
胡佳:“十七大,包括在明年奥运会来临之前,从去年开始艾滋病救助工作者受到了当局相当严厉的镇压。全国输血感染者大会取缔。万延海先生被带走了三天,今年高耀洁医生被河南省政府非法拘禁,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说明中国民间艾滋病工作所处的环境越来越恶劣。”
据最新一期亚洲周刊报导,河南省政府九十年代推行“血浆经济”造成上百万人感染爱滋病毒、数万人因此死亡,而当年的肇事官员们欺上瞒下,不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升官发财,而主政领导李长春等包庇纵容、隐瞒疫情,成为河南爱滋疫情一发不可收拾的罪魁祸首。
建一座特大桥,四年后,在即将竣工之先突然倒塌,成为"豆腐渣"工程。不但数千万民脂民膏扔进水里只图个"响"声,而且还压死了不少无辜者。能容忍这样有量无质建设项目长达四年之久的,必定是王八蛋政府。
这是一年前发生在河南南阳的故事,冰天雪地里,四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在被老板拖欠5000多元工资而生活无着的情况下,却坚持看管老板仓皇出走后遗留在厂内价值数万元的物资。大陆媒体报导称,他们一点物资也没有变卖,他们的做人原则是———为人要厚道,要讲仁义。
被停用的教材只有一年寿命,这很可能是新中国教育史上最短命的教本。据报导,遭废止的历史教材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负责主编;教材遭弃后,他已经辞去主编职务。报导表示,这次风波的起因,与去年九月一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题为“毛去哪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的报导有关。这篇文章由该报北京分社社长周看(Joe Kahn)撰写。
《百家讲坛》红了后,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马瑞芳趁着高潮未尽写了一部《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卖得不错。何谓“魔鬼的床”?原来在古希腊神话中,恶魔普洛克路斯特斯有一张床,他守在路口,看到行人,就把他们抓来 放到床上量一量,太长就用斧子砍去脚,短了则拉长,以符合床的标准。
奥运申办成功后,大陆传媒大字标题宣告“我们赢了!”谁是我们?当然一定是天安门城楼上得意洋洋的江泽民,一定是可以承包工程借此中饱私囊的大小官吏们(据悉九○年亚运会及九三年北京第一次申奥贪污严重,许多经费最后不知去向),也可能是将因改善巿容而得益的北京人......
根据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新墨西哥大学研究员的研究,中共政权用来封锁网络、禁止使用者取得网络自由讯息的防火长城,实际上是一个透过让人民觉得被监控、造成心理恐慌而促使人民自我审查的“圆形监狱”。
中国问题专家张杰连先生对美中签署协议不表乐观。他说,“单靠签个协定,从技术层面无法解决中共出口不安全产品的问题。因为西方的相互合作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而中共考虑问题的基点不是民生,而是政治权利,谈判是迫于国际压力,是为了缓解压力,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产品质量的问题。西方不能用正常社会的思维模式去想像中共。”
SACOM发言人阿龙说,抗议的目的是反对迪士尼没有负起企业的社会责任,他指出,迪士尼的大部份产品都在内地生产,SACOM发现这2年里替迪士尼生产消费品的8间工厂,都是血汗工场,所有工厂严重的违反了国内的劳动法,也违反迪士尼自己的生产行为守则,而2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改善,因此昨日到迪士尼乐园再次要求对大陆工人负责。
刚到8月下旬,就开始回顾和反思“9•11”,这已经成了美国媒体的例牌。每当此时,打开美国电视,翻开美国报纸,立即可以感觉到世贸大厦轰然倒下的冲击波阵阵袭来。当然这和本•拉丹仍逍遥法外、美国至今在伊拉克泥足深陷以及民众心头的巨大创伤尚未愈合有关。可是,如果深度观察,不难发现,美国人对“9•11”的反思每年都花样翻新、高潮迭起,而反思的主题也不再仅仅围绕反恐和国土安全。
凯西:去年(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前亚太司长)戴维.乔高来新西兰时,他的关于中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令我非常震惊。前一段时间凯瑞律师发给我的有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最新证据的报告,更令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本人在去年二月失去了一个肾,希望能够移植一个肾的想法,也使我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信息。
2007年世界瞩目的亚太经合峰会在悉尼召开,吸引了世界各地各界人士。其中一位文静的女孩儿,从美国千里迢迢来到悉尼,加入到峰会活动之一-抗议的行列。抗议中共对她爸爸王治文十六年的冤狱和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以下是她记忆中关于爸爸的更多片断,以及她超脱个人情感,走向为了唤醒世人伟大觉醒的心里历程。
此次摄影大赛,以准确表现人、物、场景、社会状态的真实为主题,以表达正义、善与美为主导,以传统美学及纯正的光影技法为评判标准,让读者们能够欣赏到摄影艺术的精华。
她说,中国古代社会注重修身养性,音乐以天人合一的德音雅乐为尚,音乐被视为敬仰神明、教人向善、节制人欲、规范人心的,形式上尤以圆融和谐、清静淡泊为上品。古代西方的著名音乐大多数都是为宗教颂神而创作,表达对生命的探索,对神的敬仰,在欧洲形成的声乐唱法具有既要表现真情实感又要节制的特性,作品能使人有庄严神圣、超凡脱俗、净化人心之感。
由香港律师、大律师、立法会议员及学者组成的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今年1月20号宣布成立并在3月份成立网站之后,近日又架构了了网上论坛,论坛网址是:http://www.chrlcg-hk.org/phpbb/index.php。关注组执行秘书潘嘉伟星期三向本台介绍论坛成立的经过---
潘嘉伟:“我们在最近这两个研讨会,然后我们的网站在3月左右就开通,都有不错的反映,我们于是就想到在网上再开一个论坛,让朋友们在网上讨论一下维权律师的问题,还有中国法制的问题。”
潘嘉伟表示虽然论坛成立的原意是希望多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但该论坛在大陆却无法轻易浏览---
潘嘉伟:“虽然他们在国内还是不能直接进入我们的网站,但他们会用其它的方法,去看我们的网站及论坛,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去讨论一下关于维权律师的问题,因为这几年在中国的维权律师越来越多,他们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本台记者星期三上此论坛浏览,发现已有维权律师发表文章,表示希望查询“中国近代有律师制度以来,因维护百姓的权利而被判刑入狱的律师的历史记录,并说所要查询的要符合的基本条件是: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被判刑入狱的、是职业注册律师,在律师岗位上没有收费为劳工阶层代理案件的以及有过3起以上的大型企业劳工集体诉讼的代理。
记者再致电北京维权律师莫少平,他说知道有这网上论坛---
莫少平:“我知道,但应该不太好上,因为当局对境外的这些网站都有一些屏蔽,没有特殊的软件可能都登录不上去的。做为一个网站,开通一个平台,就某些问题或某个专业领域,感兴趣的人,特别是一些专业人士,发表自己的一些意见,肯定能起到相互交流的作用,这是无庸置疑的。关键是能有多少人登录到这平台,能发表自己的一些言论,这是一个问题,如果大家根本就登录不上去,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平台,那起的作用及影响就很有限了。”
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希望当局能够放宽对网站的管理,特别是在奥运即将来临,而中国曾经向外承诺会开放更多的人权,潘嘉伟表示---
潘嘉伟:“我们希望国内推动法制方面要真诚一点,而不是说说而已,应该是要很实际地去推行,才会对中国法制的发展有实际的帮助。”
【大纪元9月13日讯】(美国之音记者:萧洵2007年9月13日香港报导)全国首例律师状告网络服务提供商隐藏博客日志一案,日前被北京地方法院以不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多名中国大陆网络作者对各网站近期频频限制互联网言论的做法提出抗议。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原因网络服务提供商搜狐公司隐藏其博客文章,认为搜狐公司违约。刘晓原8月15号将搜狐公司告到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海淀法院当天受理了这个案件。
但是海淀法院9月11号通知刘晓原,让他第二天去法院,说一位姓李的法官要找他谈话。刘晓原说,因为8月29号法院方面已经给他发出了原告举证通知书,并且定在10月8号下午由原告和被告双方在法庭交换证据,因此他感觉事情有些蹊跷。
*刘晓原表示将上诉*
刘晓原9月12号上午到法院后,立案庭的李法官告诉他,他的案件已经被法院裁定驳回。法庭驳回刘晓原起诉的理由是不符合受理条件。但是刘晓原认为他的诉讼符合民事法庭受理案件所列的全部4个条件。他表示将会就此向中级法院上诉。
刘晓原要起诉搜狐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在搜狐博客上发的一些法律时评文章被删除。而从今年6月开始,一些文章被搜狐隐藏,也就是说,其他用户只能在他的博客页面上看到“该日志被隐藏”的字样,而无法阅读被锁定隐藏的文章。刘晓原认为自己所写的文章并没有违反法律或“搜狐博客用户发布信息协议”的规定,因此提出诉讼。
刘晓原律师认为,法院驳回他的诉讼,可能是怕他一旦打赢这个官司会产生他们不想看到的后果。他说:“我估计我的诉讼可能有些敏感问题。那么是不是现在要加强网络管理?如果我这种诉讼要打下去的话,我个人认为我能够打赢。但是如果我开了那个先例的话,这种诉讼我赢了,那么可能以后其他博客用户在自己博客文章被锁定后,也会提起这种诉讼。”
*中共十六大前夕控制渐严*
在中国大陆,博客作者的文章不时会被网站删除或者隐藏。一些博客作者注意到,近来一些网站在中共16大召开前夕对网络言论的控制越来越紧。浙江的网络作家昝爱宗发现自己的博客文章近期遭删除或隐藏比以往更多。
昝爱宗说:“是比较明显。像我在‘法天下’网上有100多篇文章吧。如果你认为里面有那些不合适的,可以删一些。我的文章也不都是批评政府的,但是它都给你‘灭掉’了。所以这个新闻办也是权太大了。而且如果一个网站不听它的话,它可以把你的网站整个封掉。这是很可怕的。”
昝爱宗不满博客文章频频遭删,日前在网上撰文,质问当局“17大召开非要删除我的博客才能圆满吗?”
近期网络博客文章被大量删除的作者还有北京记者凌沧洲、网名为“十年砍柴”的法制日报记者李勇以及南方周末编辑陈敏等。“十年砍柴”干脆在9月1号自己删除了他在搜狐博客上的所有文章,并且留言说:“挥刀自宫皆大和谐。”
*邱林川:网络公司不在乎公众舆论*
过去,中国民众对于当局在重大事件和会议前夕收紧媒体报导已经司空见惯。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者邱林川认为,这样“收紧-放松”的“周期”一直以来都存在,而另一个因素是这些上市的网络公司太有钱,因此不担心公众舆论的批评会影响到它的投资环境。他说:“最近一个新的情况是现在的股市非常好。它们根本不在乎公众舆论,因为最重要的是这些公司是为了赚钱。”
邱林川说,上市的网络公司如果面临的资金环境和公众舆论有关联,它们可能会在公众舆论和政府压力之间找平衡,而不会像现在钱多到化不完,不在意舆论指责它们帮助政府进行言论控制。
尽管许多中国作者声称对于政府在言论方面的控制已经感到“麻木”,但是他们也看到,技术的进步会为中国的言论自由拓展出更大的空间。
【大纪元9月13日讯】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被判刑,是江泽民亲自批示“郑恩宠一定要判”。因此陈良宇倒台郑恩宠仍受到迫害,江泽民外甥上海公安局长吴志明要阻止郑揭露上海帮黑幕,以防止扯出他本人及江泽民儿子江绵恒的腐败丑闻。上海市委全体签字逮捕郑恩宠
郑恩宠是上海律师,因帮助上海东八块拆迁户与周正毅打官司而披露黄菊、陈良宇和韩正等一批上海帮要员在上海圈地腐败黑幕,在二○○三年被上海当局
以莫须有的“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三年。当时逮捕郑恩宠,为分担责任,拖上海市委全体下水,陈良宇要所有市委常委签字同意逮捕。郑入狱后,上海
几家大媒体如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批判文章,将郑恩宠描绘成私欲膨胀、争名求利的卑鄙小人,并否认是郑恩宠揭发周正毅的罪行。上海市委还组成基
层党员干部观看审讯郑恩宠的录像。郑恩宠入狱后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专门关死囚及无期徒刑重犯的一监区一分监,受尽虐待和殴打,而同期判刑三年的周正毅
却在上海狱中受到优待。二○○六年六月郑恩宠出狱后即被上海当局以每天五、六十个警察、二十四小时的监视,软禁在家,隔绝郑恩宠与外界的联系。
但不到三个月,主持逮捕迫害郑恩宠的上海市帮主陈良宇倒台,今年六月上海帮大后台政治局常委黄菊病逝,而上海掌门人已大换班,传市长韩正已向中央 输诚,写了五万字报告检举陈良宇。北京调来新人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公子习近平任市委书记。很多人以为郑恩宠的抗争终于胜利,但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郑恩宠仍 然受到迫害,仍被严密监管软禁在家,直到最近他星期日欲上教堂做礼拜,仍被监视他的国安阻拦发生严重肢体冲突。郑恩宠日前申请护照和港澳通行证,也被上海 公安局拒绝,理由他是“犯罪嫌疑人”。
江泽民亲批“郑恩宠一定要判”
原来陈良宇倒台,上海帮另一股势力仍在起作用。这就是前总书记江泽民和他的外甥吴志明。当初判郑恩宠是江泽民下的批示,说“郑恩宠一定要判”。而
郑恩宠之所以冒犯龙颜,是由于郑恩宠曾向境外披露江泽民当过总工程师的上海益民食品厂的工人罢工,引用了一首民谣,“毛泽东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江泽民像星星,下岗工人数不清”,江泽民因此大为恼火。所以郑恩宠一案是“钦案”,很难翻过来。而具体执行并一直迫害郑恩宠至
今的是江泽民的外甥上海公安局长、上海市委常委吴志明。所以即使陈良宇倒台,郑恩宠也未能得到解放。
现年五十五岁的吴志明是江泽民老婆王冶坪的侄儿,他倚仗姨父江泽民的权力飞黄腾达。他当知青下放安徽蚌埠铁路局,当了十八年铁道扳道工,随着江泽民调任上海当市长、市委书记,吴志明这位普通工人也入党调到上海铁路公安局当官一路高升到上海公安局长。
由于有总书记姨父,吴志明为人骄横拔扈,去年夏天中纪委派出一百人的专案组进驻上海马勒别墅饭店,全面调查黄菊、陈良宇涉案的社保基金大案,与黄
菊、陈良宇为铁哥们,共称上海铁三角的吴志明竟公然与中央对抗,派了三千公安将马勒别墅团团包围,给中纪委下马威,也警告上海官场不要与中纪委合作。
陈良宇倒台后吴志明升官
事后陈良宇倒台,一度传言吴志明也牵涉社保案,也将出事。谁知今年两会前夕他不但平安,反而官升一级,在上海市第九次人大会上升任上海政法委书
记,显然是因为他的特殊家世保他过关。吴志明因此有恃无恐,仍然迫害郑恩宠,是为了将郑恩宠隔离开来,阻止郑继续揭露上海官场黑幕,以免将他自己及他的表
弟、江泽民儿子江绵恒的问题也扯出来。看守郑恩宠的国保对郑说:吴局长作了指示,一不让你出家门,二不让你出国门。
上海官场中盛传,吴志明本人直接牵涉到周正毅案和社保基金案两大案件之中。周正毅当年行贿遍及上海市要员,与吴志明称兄道弟。周正毅入狱后由他亲
自指示,予以优待,关在提篮桥监狱第五监区第五分监,不像坐牢,而像渡假,好吃好喝,还可以随便与外通电话。一度吴志明还打算让他这位哥们提前保释出狱,
后此事被《南方周末》曝光而作罢。周正毅出狱后吴志明指示他要保持低调,不能见记者。而且上海市委为杜绝后患曾准备安排周正毅出国。据说周正毅提出去澳
洲,谁知风声走漏被北京高层获悉,立刻下令再度逮捕周正毅。事后中央追究周正毅狱中享特权的责任,吴志明抛出上海看守所长黄健、提篮桥监狱看守等四人顶
罪。八月初四人被判刑,在上海公安局内部引起强烈反弹,骂娘声不断,说这是“白狗当食,黑狗当灾”。
公安局长的千万元豪宅
据知情者说,吴志明生活奢华,在上海市有多幢豪宅,其中位于静安区新闸路南草坪 的住家为一幢三层楼花园别墅豪宅,市价过一千万元人民币。知悉者都这样说,他一个公安局长,月薪不过几千元,住这么贵的房子,只有白痴才会相信他没有贪污腐败。
现在中央胡锦涛和温家宝与上海帮仍在角力中,有传吴志明现在所为作为无非是垂死挣扎,明年两会前他和代理市长韩正都会调离上海,到时上海帮旧班子
将彻底瓦解。但郑恩宠能否翻身仍是未定之谜。如果胡温与江泽民妥协,官官相护,郑恩宠这位无权无势者很可能还要作出牺牲。
不过陈良宇一家下场确是很惨。陈良宇本人判刑已可预知,现仅看胡温会不会留他一命。其子陈维力从马来西亚被引渡回国,上海传陈良宇老婆黄依玲已经疯掉,而其父也在他被抓后死去。这个中国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大上海的土皇帝就此家破人亡,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来源:开放杂志)
以下是王军涛在九月五日澳州纽省国会大厦演讲节选:
今天在这里演讲这个题目,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但是我越来越觉得我好像不是对公众作这场演讲,是在继续我和一位朋友的对话,这位朋友叫郭飞雄。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维权运动中曾经出现过一批领军人物,像高智晟先生,大家都知道了,郭飞雄先生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领军人物,今天他还在监狱里,而且在所有这些入狱的维权人士中,他是最坚决,最勇敢的。今天,到底他会被判多少年刑,我们还不知道。
我今天谈的这个题目,起自与他在去年的对话。在美国的考察中,他给我讲了很多维权的故事。
二十一世纪的维权运动,对我来说是一个新课题,所以我就很希望从他那里多了解一些信息,那么我就讲到太石村,郭飞雄先生沉默了一下,问我说,“军涛,你注意到了吗?太石村跟其他底下维权运动有一个区别:那就是我们没用到暴力,国家动用了暴力,我们没有用暴力。”他说,在底下,只要抗争一起,就是家破人亡,那就是多少人断胳膊断腿,终身残废,要死人的。
郭飞雄先生说,对于民间运动,我们面临一个最大的阻力就是,当国家滥用暴力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我们在考察美国的时候,美国人民用枪用炮去对付镇压他们的人,其实这个暴力话题,我们再回避,为什么回避呢,郭飞雄先生当时讲太石村的时候,他特意讲我们是没有暴力的。
后来郭飞雄先生回国,再次用和平的方式表达他的政见,但是,他再次被暴力投入监狱,而且在里面受了很多的酷刑。
这让我再次想到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暴力的话题。
我们这一代人,是非暴力的爱好者,是和平的爱好者,在我们读我们的民族历史的时候,最让我们感到不堪入目的,就是两千年,我们这个民族在暴力的压迫下,血流成河。
一百多年的中华民族现代史,一代一代的志士仁人,当他们高举改变中国的旗帜的时候,他们总是用暴力去对待他们的上一代,推翻他们上一代,直到到了文化大革命,把这个暴力用到了非常荒唐的一步。所以到八十年代,当我们重新反思这个民族该怎么办的时候,非暴力,对暴力的极度厌恶成为我们一条政治原则。在这条原则下,才有了八十年代以后一波一波运动。
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们想一想,从魏京生先生到高智晟先生,从郭飞雄到刘晓波,他们都是非暴力主义的主张者,但是他们面对的都是暴力。
一九八九年,当学生和平走向街头的时候,当政府派来了坦克和二十万大军突然出现在北京街头的时候,北京的市民用和平的方式在半个小时内,把他们全部堵在了城外,这在全世界没有过。
明明是我们用和平的方式,结果遭到了暴力的镇压。
今年三月我遇到一个南非人,我们知道南非当时在争取独立的时候,他们流了很多血,一个事件就是几百人,我问他这样值吗?他说,“如果不这样我们不能表明:我们决不会在一种暴政下生活,不是我们用暴力,是对方用暴力镇压我们,凭什么要指责我们?”他说,“你们中国人也一定知道华盛顿,为什么他们不问问华盛顿,在这五年多的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在这五年中,为什么不走出丛林向英军投降?如果他要做了这一步还有今天的美国吗?”
当时我就想起来,我在美国跟郭飞雄走这段路的时候,我们都在回避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呢,今天这个问题其实不能回避。
八九年后反思,主流性的民意,对暴力的谴责,对学生的谴责,对八九运动中所谓策略问题的谴责,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我们为了回避暴力对政府一让再让,在九十年代唯一的反抗方式就是请愿,就是写信,有用吗?
其实我们今天看看,想一想,现在最大的镇压,二十一世纪最大规模的镇压就是对法轮功的镇压。一九八九年的镇压之后,当中国老百姓非常苦闷的时候,在中国政府已经不能够提供正常的医疗保障的时候,老百姓在民间通过各种方式希望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希望对这个世界的现实,哪怕用回避的方式缓解一下,通过自救的方式解决一下健康,最后结果是什么?是更大规模的镇压。
这不仅是法轮功,你到今天去看一看,只要你敢迈出政府的底线,这个政府的底线还不是什么中央政府的底线,就是地方一个小官僚小警察给你设置的底线,你遭到的就是暴力。
在九十年代后期,本来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很好的政治转型的机会,在全世界,从我们东边的东亚的台湾,南韩,跟我们文化上相近的,台湾还跟我们同文同种,一直到北边跟中国同意识形态同种的,都变了,但是中国没有变,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整个民族麻木到没有人能够提出来。
我们让步的结果是这个国家更腐败了,这个国家对暴力更滥用了。当时很多精英说,我们等一等,给中央一点时间,等经济发展好了,他们会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给了时间的结果是,所有的问题都更恶化,我们精英的保守心态,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1997年邓小平逝世,全世界国家都在进行转型的时候,中国人痛失转型的机会。
我们失去了一个机会,为什么?就是惧怕民众跟政府碰撞导致政府使用暴力。我们对于非暴力的渴望,对于对和平的渴望,已经到了别人要用暴力打你的时候,你还在想,我们有什么错误,我们有什么错误?郭飞雄有什么错误??那么那些成群在底下,每年数万群体事件中遭到镇压的那些老百姓有什么错误???地没有了,生存的条件没有了,说是先发展经济,解决生存权,但是,现实是:没有政治权利,我们什么权利都没有。
不错,这些人还是我们公民中的一少部份,但是这少部份是在扩大之中的,而且中国的差距是在拉大不是在缩小,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哪怕是御用文人的分析,哪个不是说,现实触目惊心?
就是我们还在出于对和平的渴望,放弃了我们本来该反抗的权利,但是,精英不管你怎么放弃你的权利,老百姓不会放弃,所以这才有每年在急剧发展的群体性的事件。
我们都知道中国老百姓非常老实,共产党说过,只要给老百姓一点饭吃,他们决不会造反。就是这么一批老实的老百姓,当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基本的权利,而去跟地方的黑社会政府碰撞的时候,每一次都遭到残酷的镇压。
我觉着,今天的题目非常好,公民抗暴是中国社会现实,政治现实,政治制度的必然选择。
我们想选择别的,想选择和平,想选择安全,我们也怕疼,我们也怕死,我们也怕坐牢,我们怕失去自由,怕妻离子散,怕家破人亡,但是我们怕了这一切,我们做了所有让步之后,暴力还是落到了我们头上。
去问问法轮功的那些信众们,他们是一群“扫地恐伤蝼蚁命”的人,最后结果是什么?他们受到的是最残酷的对待;再去问问那些老实巴交的村民。
所以我觉着现在中国人没有办法回避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滥用暴力的国家,一个警察,一个腐败的官员都可以滥用暴力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只能抗暴,如果我们不抗暴,那么我们只能遭到更大的暴力镇压和暴力虐待,其实,说是必然选择,你也别无选择,你无路可退。
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要有勇气,二要有信念,三,我们要说,我们热爱和平,热爱法制,热爱秩序,我们热爱用协商的方式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但是,只要政府使用暴力,我们就抗暴。
如果我们不这样,我们就会失去所有的东西,政府决不会因为我们回避暴力,他就减少使用暴力,恰恰相反,正如法国人所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腐败就是援用绝对的暴力,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必须勇敢地承担起一个使命。
中国的公民,或者来自中国的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公民,或者是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就应该站起来,制止政府的暴力。
今天郭飞雄先生即便写一个检查可以走出监狱,他还是逃脱不了暴力对他的终身的折磨,他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十三亿中国人的命运,他希望什么,今天潘晴先生作的一个全国抗暴联盟,其实就是他的一个想法,他说,如果中国的公民不能把民间力量联合起来去制止政府的暴力的话,其实我们什么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
让我们都行动起来,去制止政府的暴力,都行动起来抗暴!
【大纪元9月13日讯】二00七年九月七日,高智晟律师终于将他四月二十日已写成的一份郑重声明公布于世。高智晟律师在声明中不但表达了自己与专制暴政誓不两立的决心,而且还揭露了中共警方对自己残酷迫害的细节,更把“高智晟悔过书”的伪造制做过程大白于天下。此前,高智晟律师在希望之声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中共以奥运的名义抓捕,以奥运的名义践踏奥运精神,中共在搞血腥奥运。一个叫李建强(笔名刘路)的人听到高智晟此话后马上显出恨中共之所恨的激愤,急切地指责高智晟逢中必反,不代表“人数差别”的大多数,并以中共惯用的警告对高智晟“棒喝”:“不要做国家的敌人。”
对“国家敌人”之罪名,高智晟声明中早有明确具体的回答,他说“我将坚持永远与压制人们思想的一切形式的专制暴政为敌,与反人性的专制暴政誓不两立。”
李建强/刘路以党的高高在上的姿态,以中共已经说滥了的、警告威胁恐吓人民的党话威胁正陷于冤案的高智晟。他这一“不要做国家敌人”的“棒喝”威胁,把我们又喝到了我们所熟悉的恐惧之中。
中共曾用“不要做国家的敌人”这个恐吓之辞不知吓住了多少中国人。因为它总是先划分出5%的“国家敌人”去镇压或杀戮,再以此“棒喝”吓住95% 的人民。从土改时的地主,到镇反、三反、五反时的反革命”,到反右时的右派,到文化大革命时的牛鬼蛇神,到四五运动时的小平头,到六四运动时的暴民,到今天的法轮功,中共如此这般地经过五十年长久以往地屠杀、棒喝,如此下来,中国也就形成了今天李建强/刘路可以欣然依据的“人数差别”。
暴君萨达姆与中共一样掌握着“人数差别”的绝大多数,在他的统治下,合格参选的人民参选率是99%,投票人对他的拥护率是百分之百。这个“人数差别”能说明自由民意吗?当然不能。真正的自由民意取决于自由民主状态下的自由意志,而不是专制封锁下的强加意识和洗脑意识。
由于中共长期的单向洗脑,不但“人数差别”的大多数是中共宣传的虚假民意外,人们的对错是非观念也被中共扭曲殆尽。比如,为了煽动民族情绪,中共经常把国家和祖国混为一谈。
国家的概念完全不同于祖国的概念。国家只是一个拥有地域和种族的统治机器,而祖国是拥有共同文化、历史、人民的民间社会。一个极权国家的统治阶层、邪恶的政治制度可以是短命多变的,而具有深远绵长文化的、具有多民族人民的、具有美丽江山的祖国却会永远保持,千年永存。
我们是爱我们的祖国呢,还是爱那个由短命的共产党执掌全部权力,由中共官僚、军队、警察、监狱组成的政治机器国家呢?简言之,我们是爱中共党国,还是爱人民祖国?
同样是律师,同样是来自底层人民的农民的儿子,高智晟和李建强对上面问题的选择和答案却完全不同。这两个男人的不同答案使我们看到,是谁具有一个人应具有的尊严,是谁具有人性良知、自由思想、独立意识等这些本是一个律师应具有的品格。
李建强喜欢像共产党一样使用一概而论、泛泛而谈、无限外延的大词来“棒喝”。除了“国家敌人”这个大棒外,他还捡起了一个早被自由人士驳斥得没人再愿提的共产党谰言“逢中必反”。
“逢中必反”,是个有严重语病的指责,这种指责无限外延,太不具体,使对手无从与其讨论。我们这些与中共打了几十年交道的人非常清楚,玩儿一概而论,无限外延的文字游戏是中共欲加之罪的拿手好戏。这种用“逢中必反”堵人家的嘴,用“不要做国家的敌人”来“棒喝”对方的人只不过是在表现自己的奴才嘴脸、小人心态而已。
为什么我们要反中共极权暴政?因为,中共极权国家的利益和国家的意志完全是围着统治者的个人利益和意志转,所以,中共极权国家的国家利益总是与祖国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中共作为统治集团代表国家所作的事不是损害由人民代表的祖国的利益就是损害祖国的声誉。
中共五十年多年的统治,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到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直到今天它所谓的经济改革无不是出于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少数人的利益,无不是严重损害祖国、人民的利益和幸福的。
中共主办奥运更是一个国家意志受制于中共国家统治者的少数人意志,损害人民利益的活生生的实例。
中共当局想借奥运缓解国内危机,争取民心,在国际上挣面子,所以不惜大量消耗人民的血汗钱。虽然大多数民众仍在底层为温饱挣扎,虽然有千万儿童失学,虽然 70%的百姓看不起病,但是中共政府当局仍不惜血本投注奥运,总投资达1.5万亿,仅北京建筑工程投资就两千八百亿,比从一九七六年至二00四年世界所有奥运会建筑资金的总和还要多。
西方国家推选中国主办奥运,幼稚地认为中国主办奥运可以带动中国政治开放。就像他们三十年前曾经预言中国的经济开放和中国中产阶级的强大会给中国带来政治开放和民主一样,这次,他们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中共。事实是,自从二00一年中国申奥成功到现在,中共在奥运倒计时的几年中对新闻更加严密控制,对人权更加肆意践踏。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它发表的《二00七年世界人权报告》中对去年中国人权状况的总结中说,“中国人权状况在二00六年严重恶化”。
北京居民曹顺利致奥委员会主席的公开信清楚地说明了高律师在希望之声的访谈中提到的叶国柱兄弟和其他人是怎样在中共敏感期时多次被抓进监狱的情景。
中共因为国庆、六四等敏感期随便抓人已成惯例,那么中共在奥运这个最大的敏感期怎会不故伎重演?高智晟指出的都是事实,杨春林、叶国柱、叶国强已经身陷奥运炼狱。为了确保奥运的“顺利进行”,中共的消音和抓人两大恶性早已又在重演。而奥运拆迁工程在北京也已经搞得群情激愤,怨声载道。
请看亚洲周刊记者唐春二00七年九月九日的报导。
“北京奥运配套工程中央电视台新址拆迁指挥部非法强拆居民住宅,居民坚守住宅并上法庭维权,但地方法院奉上级指示维持强拆,居民与政府矛盾激化。”
“‘区政府和CCTV为政绩罪恶拆迁,百姓无助’,‘奥运一时,我痛一世!’二00七年八月十二日清晨九点,央视工地西侧,与CBD(中央商务中心)京广大厦隔三环相对的呼家楼新街六号楼再次亮出巨幅抗议标语。”
“位于央视新址西侧呼家楼新街六号楼甲单元十二号门的孙达认为:“下一批,一定是我们!”
从二零零六年三月起,央视先后对工地西侧的六座楼实施过五次强拆,到现在,六座楼一百七十六户居民仅剩下五户人家孤零零地守在六号楼中,其余五座楼被夷平。能留到今天,孙达认为,这纯属侥幸。”
“此刻离央视拆迁奖励期最后期限----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已过去二十九个月。在此期间,工地北侧新苑一、二、三号楼,由于七百三十八户居民一致拒绝评估人员入户调查,致使拆迁公司与当地居民陷入尴尬对峙当中;另外,至今大院还有十三座楼没有动,拆迁才刚刚开始。”
“不久前,孙达在开车上班的路上,遇到送孩子上学的老邻居刘国强,两人在路边一聊就是一个钟头。刘国强是二零零六年被强制迁走的居民,由于经济困难,两口子带着年近八十岁的老母和上小学的孩子,每月花五百元在离机场不远的东坝与人合租了一套房。上下班来回一趟就是四十里路,‘我们要跑到什么时候呢?’如今,每天天刚亮就要起床的小刘璐,时常在路上歪着脑袋这样问他爸。”
“二零零六年十月,孙达和他的邻居们曾以拆迁许可证违法将央视告上法庭,一审败诉,终审再败诉。参与此案的朝阳区法院一位法官在与杨在明律师聊天时面露难色:‘我们也知道这拆迁补偿确实不合理,但央视是部一级单位,属于国务院直接管辖,我们级别太低,没办法!如果上级让我们强拆,我们也只能照办!’
仅仅中央电视台一项奥运配套工程就要拆掉数十座居民楼,轰走数千户百姓人家,政府还不给拆迁户合理补偿,多少百姓人家会像刘国强一样在拆迁后陷入困难重重的困境。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不得不发出“奥运一时,我痛一世!”“要人权,不要奥运!”的惨烈的血泪呼声。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对血腥奥运的理由。因为,本来就血债累累的中共政府本性不改,它仍然故伎重演地用血腥手段来承办奥运这件好事。更何况,八年来,这个专制政府一直没有停止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镇压屠杀。中共这些恶行完全违反奥运精神基本原则第二条“以促进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的发展。” 和奥运精神基本原则第五条“任何形式的对一个国家或个人在种族,宗教,政治,性别的歧视,都不容于奥林匹克运动精神。”
李建强/刘路站在血腥极权机器一边甘当打手、帮凶,自认为得到“人数差别”大多数的支持。没想到,他的党话却遭到网上一片反对。他之后无奈地说,“引起争议是好事,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多人反对我。还有不少是我以前的朋友和支持者。这种现象发人深省。”
李建强/刘路确实应该深省深省,为什么他倚仗“国家”之势发出恐怖“棒喝”却遭到人们嗤之以鼻?为什么高智晟遭到“国家”迫害和压制却受到人们的支持和喜爱?
因为人类共有的良知,因为人类不灭的人性。
我相信,高智晟的誓言会激励越来越多的有良知的人们与他站在一起,与反人性的专制暴政誓不两立。
二00七年九月九日
【大纪元9月13日报导】(中央社记者王曼娜香港十三日电)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为防止民众在中共十七大前到北京上访,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已选出七千个重点信访个案要求各级政法委督办,而各地公安已开始监视逾十万名曾上访北京的民众,禁止他们离开当地。信息中心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今年八月份,中共中央政法委从各地政法委提交的经常上访北京人士名单中,选出七千个重点信访个案,其中由中央政法委督办一百一十宗,其中多数涉及大型国有企业改制;八百五十宗由省(市)政法委瞥率,六千宗由省以下各级政法委督办。
据说,中央政法委要求省(市)政法委在九月三十日之前,接触到曾上访北京的一千宗个案的全部访民,找他们谈话了解所需,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至于六千宗由省以下政法委督办的个案涉及的访民,各级公安已开始严密监视。
信息中心估计,各地公安已开始监视逾十万名经常上京的访民,会劝谕他们不要离开居住地,一旦发现他们从居住地失踪,就会马上通知上级公安机关在交通要点截查访民。
【大纪元9月1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采访报导)为了在十七之前大家能见个面,家住北京通州的维权人士张文和组织并通知了十几位异见人士准备星期三在通州一个餐馆里聚会,在大家还没有到齐之前,张文和在马路上就被通州国保支队警察粗暴绑架,当时在绑架现场的齐志勇表示在奥运之前发生如此暴力的绑架案,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维权人士张文和家住北京通州区,他在星期二电话通知了北京的一些异见人士星期三在通州聚会,他为了躲过公安的监视,星期二就从家里出来,星期三上午11点左右与已经到了通州的齐志勇等人站在路边说话,一辆国保车在他们几人身边停下,瞬间就把张文和绑架上车,在现场看到绑架过程的齐志勇表示震惊,他说---
齐志勇:“突然过来一辆本田,下来七、八个人像掐小鸡一样,张文和叫喊“我不上车,你们为什么绑架我,你们干什么?”
真是不可想像的举动,如在电影里抓一个坏人那样的艺术的夸张,雪白的脸,那种怒气冲冲的,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人,在奥运之前,他们能这样的打压对待我们这些思想人士!”
本台记者星期三中午打电话给通州区国保支队队长徐建强询问情况,对方一听说是记者问张文和被绑架一事,就一直不出声。本台又打电话给通州国保支队,一名警察表示不知情,之后挂断电话。
据了解,之前被通知聚会的人只有5人来到了通州,其他没来的人已经陆续打电话来表示他们都被公安软禁在家不能出门。
而据本台了解,张文和曾经多次在网上发文,谴责中国迫害宗教自由人士,长期软禁维权者并要求释放政治犯等,据大陆的民生观察网早前报导说警方曾威胁他说要给他安上“煽动非法集会”罪名,并在06年至今三次对张文和实施精神病鉴定,而就在上月29号,他被通州国保炒家,电脑主机被搬走,通州区警方并对他传讯。
被张文和邀请的胡佳在刚走出楼门就被监视他的国保挡住,当时他在接听张文和电话时,对方更透露了所在位置,对于这点胡佳表示很遗憾,胡佳认为,可能是张文和组织了这次聚会因此被抓,他说---
胡佳:“他的电脑已被国保给扣了,所有的通知都是靠电话来完成,警方肯定是侦测到了这次聚会,听说昨天通州区国保就威胁他不能搞聚会,要他通知所有人取消,今天上午他打电话来说,王国奇、基督徒刘凤刚及‘六四’伤残者齐志勇都到了,让我过去,我很可惜的是,张文和打电话给我时他说了他在什么位置,而警方侦测我的电话是很严密的。”
此外胡佳还透露,张文和可能已意识到了他有危险,因此,在近日已事先找了北京维权律师莫少平。
本台记者星期三下午打电话给莫少平询问张文和找他的情况,莫少平表示,他说他可能会被抓,怕被抓之后不方便请律师,所以先把律师请好,如果真是被公安抓的话希望我做他的辩护律师,公安机关可能认为他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一些行为。
据了解,中共十七大将在10月15日召开,按照惯例,在此重大会议之前,异见人士都会被软禁,张文和组织的这次聚会就是怕接下来的两个月大家都没有自由,因此想在之前大家见个面。而据胡佳讲,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异见人士在9月7号就被公安警告并开始严加看管他们。
【大纪元9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周三(9月12日)近午时,北京维权人士张文和因相约其他维权人士聚会,在大街上被国保强行带走,当时在场的齐志勇、王国齐、刘凤刚直呼国保“黑社会似的绑架行为”。胡佳、刘京生、马文都等十几位异议人士则都被软禁在家中,无法成行。几名维权人士接受大纪元采访时都表示,十七大和奥运临近,北京近日开始加强对异议人士的严控,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这起光天化日之下的恶劣的绑架事件,是中共当局侵犯人权的又一明证,他们敦促国际社会、国际奥委会等高度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提出“要人权、要民主,不要血腥的法西斯奥运”的呼声。
当局绑架聚会者 为阻止联合抗争
张文和下午近6点获释。他对大纪元说,这次聚会是为了庆祝中秋节,并为一位即将出国的朋友饯行,但是当局都不允许。国保不仅使用暴力绑架他,称他“非法集会”,而且用羞辱性的骂街方式威胁他不要再参与维权工作,否则会把他关进精神病院,把他抓起来让犯人折磨他等等。
张文和认为,当局抓他就是为了阻止北京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等联合抗争,从根本上打压人权民主运动。
他说,“我们不会被吓倒,一定会继续坚持,我们要告诉更多的人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抗争,我们要民主,要人权,不要血腥的法西斯奥运。”
当局草木皆兵 黑社会的绑架行为
齐志勇、王国齐、刘凤刚三人当时在现场目击了张文和被抓走的过程,他们指出,带头抓人的是通州国保支队的徐建强、高成、杨春涛、王超等人,警车车号是J52673。
齐志勇表示,他们与张文和四人首先到达,正在等候其他人的期间,突然有一辆汽车冲而来,七、八个便衣从车上下来,掐着脖子、拽着胳膊,用暴力强行将张文和推到车上。
王国齐当时离张文和最近,大约二、三十公分。他说,“当时简直就跟电影里黑社会绑架人一样的可怕,肆无忌惮的毫无理智的暴行。我们只不过是朋友间的正常聚会,他们为什么这么紧张?!”
胡佳表示,“当局控制异议人士,到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精神几乎崩溃的地步,老百姓吃一顿饭都如此惊慌、大动干戈,不知道它们在怕什么!”
据胡佳透露,北京近日开始加强对异议人士的监控,9月7日之后监控胡佳的国保增加到14人,包括6个通州国保和8个北京市国保总队的。昨晚,有一个国保半夜爬上四楼,睡在他家门口。
要人权不要血腥奥运 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暴行
刘凤刚表示,北京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人士等一直都遭受着不公正待遇。包括我本人,自2月出狱以来,警察多次在我家门口骚扰、监控、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刘凤刚呼吁望国际社会在谴责中共的同时,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终止中共的暴行。他说,“尤其是在举办奥运之前,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力度制止中共继续作恶。”
胡佳表示,“没有人权就没有奥运。我们要争取民主,争取人权,拒绝血腥奥运。”
【大纪元9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刘杰采访报导) “富锦市农业开发公司”状告富锦向阳川镇长春岭村4位失地农民拒交土地承包费一案,富锦市法院民二庭定于9月11日上午8点半开庭,但从8点开始,法官及开发公司的官员就与2位到庭的农民进行庭前调解,村民称法院与开发公司威胁利诱手段并用欲私了案件。另2位被告则未到庭。村民:开庭前法院就与原告威胁利诱被告
据失地村民反映,他们为了要回自己的土地,十几年来到处打官司告状,不是遭遇法院不予立案就是输官司,作为被告被“富锦市农业开发公司”状告还是第一次。这次法院对向阳川镇长春岭村的4位村民下了传票,但其中2位村民根本不理会11日的开庭,他们没有到庭。
村民表示:“11号上午8点,开庭前‘富锦市农业开发公司’的领导李永志就进了‘富锦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办公室,当着2位被告——失地农民的面,极具威严且一语双关的向庭长要手纸方便。实际就是给被告看:开发公司要方便,法院给其擦屁股。然后法院伙同原告开始与被告进行所谓庭前调解。”
村民气愤的表示:农民自己的土地被剥夺反被告上法庭,直接面对2名庭长和开发公司头目的明显威胁,本来自己就寒酸,更不知道怎么应对,但他们只要一说失地案中政府违法的事实,就被法官说成“与本案无关”。
“富锦市农业开发公司”官员则咬定:村里的地是国家有偿征用,村民反包倒租为什么不交承包费? 村民认为应该交承包租金的话,为什么原告打算与被告和解?
与一被告口头达成“私了”协议
村民表示:“从上午8点到11点,原告与法院除威胁外,还开导利诱被告讲和,最终在被告处于被动的情况下,原告口头承诺:被告中的一位村民承包的8亩地由原来应交1080元(2007年的土地承包费),降低为交600元,而且可以等到秋后交;外加给这位村民一方地,合270亩,但没说这一方地是否要交承包费。”
村民的理解为:上述是口头达成的协议,是否有法律效应不得而知。
原告拿不出证据 需二次开庭
据村民介绍,另一位被告村民不同意法庭调解,她坚持要求开庭审理,结果法庭只好从上午11点开庭。
在法庭上,这位被告要求原告出示土地承包合同,同时她还出示了有利的证据,其中包括中央人大、黑龙江省人大转给富锦市人大的专办函、国务院办公厅转“三农办”的批文(参见系列报导之四十一)及其他一些对政府非常不利的证据,当法官看到这个证据时很紧张。
原告方拿不出证据,但对法官表示其没带来土地承包合同,法庭的说法是于9月17日进行二次处理。
对此村民表示,如果老百姓作为原告连证据都拿不出来,根本在法院就无法立案,但“富锦市农业开发公司”却能得到法院的袒护,不出示证据还有二次开庭的机会。法院的开庭与否都是表面文章,最终他们还是要私了,因为如果他们是有理的,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开庭公开审理?
法院“同情”、“开导”村民
村民对记者透露,法院的庭长在调解中这样开导农民:“知道农民有理,但不管用,前些年头林镇的村民告村政府,闹的也挺凶的,最后怎么样?”
“提出‘不要奥运要人权’的,结果抓了五、六个人,有的人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呢,最终怎么样?”
村民表示,法庭庭长还举了香港的例子来类比失地案:“香港本来应该1987年就回归的,但实际呢97年才回归的,那10年间不照样给英国交钱”。
村民对记者表示,作为农民,他们不知道香港在87年就应该回归,更不知道还要向英国交钱,他们只关心自己被政府霸占的土地啥时候归还给他们。中共政府抢了老百姓的,老百姓上访告状时政府就抓、打、拖、骗、威胁利诱并用。17日再开庭还跑不出私了的结局。
他们认为富锦的失地案非常荒唐,是因为中共体制下,政府各级官员、公检法系统官员无视法律的思维非常荒唐的产物。
【大纪元9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继8月25日16名上海访民到联合国驻华机构上访遭到警方殴打拘捕后;9月9日,9名上海访民到天安门广场游玩,又遭到上海驻京办雇用打手暴力殴打。9月9日,因星期天国家信访局休息,去北京上访的9名上海访民就到天安门广场游玩,北京公安认为他们是上访的民众,就把9人带到了广场派出所审问。
当天下午1:30分左右,9人被上海驻京办劫访的人带走,把他们带到了一宾馆后面的停车场(名叫陶然亭,上访的人常被劫到这里),分别对9人搜身,以暴力强迫他们写保证书,要他们保证不再上访。
这9名被打的上海访民分别是:金建华、丁召雄、任云兰、陆春华、陶梅芳、谢穗好、许国治、庞鸣英、丁慧莉。
上海访民金建华表示,他们被拉到陶然亭停车场里面,每个人都被搜包,所有的上访材料都被搜走,然后一个个审问“为什么要到天安门去?
”要他们写保证书,如果不写就打,后来都被逼迫写了。
这些访民被上海驻京办人员要求按他们的姿势蹲下,不能乱动,谁要动一下,就遭到毒打。蹲了1个多小时左右,有的人支撑不住了,稍微动了一下,就被这些人一阵拳打脚踢。
金建华说:“后来说可以上厕所,我第一个去,回来后看自己的脚是不是肿了,就跳了几下,驻京办雇用的打手往我头上打一拳,把我踢的老远,当时我很气愤,盯着打手看,又上来两个人对我头部猛打,用脚使劲踢。我就拒绝蹲下,他们又开始打,街道截访的人还在旁边挑衅,谁叫你到天安门去?”
这时,金建华被打的浑身是青肿,头部、下身及屁股肛门处都肿胀疼痛,手腕处也出血和多处淤血,她差点被打的昏死过去。但公安却站在旁边看,都不吱声。
金建华表示,脸肿了几天,现在屁股肛门处都无法坐,那里踢的最严重,当时人都想吐。
第一个遭到暴打的上海访民丁召雄,这几天还躺在家里养伤,行动都很困难,说话的声音还很微弱。
丁召雄表示,“路过广场,被警察搜查,后来遭驻京办带走。我第一个被叫去,要我写保证书,我就不写,就开始不停打我,把我按在地上跪下,手往后抬,他们有八人对付我。”
有一位高个子打手(8月2日曾打过上海访民胡美奇)用拳头对准丁召雄的头部猛击,他的脸部立即红肿,还动用刑罚叫做“坐飞机”,蹲在地上不准动,两手被反绑在凳子上两个小时,手被绑的发紫。
这些访民都不同程度遭到殴打,上海驻京办打手们从当天下午2:00左右开始,一直打到4:30左右。
回上海后,丁召雄到医院作了验伤,他的头部受伤最严重,花了五百多块人民币医治。
据访民透露,驻京办的人很“明确”警告他们:“谁叫你们踏上我们的红线(指访民们去了天安门广场)我们就要打,驻京办雇用的都是外地人(指打手),你们去告,我们可以随时不断换人,打死了人,我们也是没帐的,你们也告不倒我们。其中一个打手说:“老子看到谁不顺眼,就要他的命!”
短短半个月,上海访民先后遭到当局的暴力殴打。而在06年11月3日,上海访民段惠民进京上访,被截访人员及警察毒打,导致他内脏严重受伤,最终因伤势过重和治疗延误含冤而死。
今年六月,约800位上海市民在网上用真名发出了一封《上海人民急切呼吁公开信:要人权不要奥运》的公开信。信中指出,“2008北京奥运的临近,非但没有为我们带来好运和快乐,反而使我们自06年以来,直至今天都陷入了空前的没有底线的人权灾难。”
他们表示,奥运会开在中国,应该是中国人的荣耀和幸运,它象征着和平、友好、团结、没有暴力,但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和人身自由都被剥夺,政府为了自己的脸面和虚荣,把大量的财力投向奥运会,对老百姓的生死都不顾,还在不断侵犯人权,所以他们不要这样的奥运。
为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和讨回公道,这些上海访民不断到北京求助,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被剥夺,他们呼吁国际社会和媒体继续关注上海的人权状况,了解他们的真实心声,他们“要人权不要奥运”。
【大纪元9月1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报导)四川成都3百多名维权代表为了一起向房地产交易中心购房而上当的事件上访,涉及3千购房户,总金额达4亿;然而当局却派人驱赶这些上访者,并在过程中拘捕两人。四川成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星期三致电本台记者,四川省房地产交易中心购房上当的维权代表3百多人,星期一来到成都市上访信访接待中心。他们是代表了3千购房户,涉及合同欺诈4亿额度的集体上当受害者。他们这些人中有退休的专家学者、法律工作者、技术权位工作者等,这名消息人士向本台表示---
消息人士:“我当时是在中午听说有一些购房上当受骗者呢,上访了几年对结果依然不满意,他们于是趁着十七大召开之前,趁一些党代会的成员即将奔赴北京之前,他们想趁着这样一个契机到省政府的信访接待处,表达自己的诉求。”
该名消息人士表示,当局非但没有接见他们这些上访者,反而还派人驱赶---
消息人士:“据说在上午10点钟的时候,他们打出了“要生存,反迫害”的横幅,最后当地派出所来了若干警察,以扰乱治安为名,把其中两人带到了当地黄瓦寺派出所。”
记者于是打电话到黄瓦寺派出所查询,但对方表示:“不清楚这情况,星期一应该是没这情况。”
虽然该名接听人士否认此事件,但向本台提供情况的消息人士星期一当天赶到了黄瓦寺派出所,目睹了当局扭打维权代表的情况---
消息人士:“我目击了维权代表被民警扭打,抓扯的情况,当时她的左胳膊出现五、六处皮下瘀血。”
该名消息人士并在现场拍下照片,并传给记者。照片中可以清楚见到部份维权代表聚集在黄瓦寺派出所门前。
星期一当天一位目睹3百多维权代表上访的目击者,成都居民陆先生向本台表示---
陆先生:“他们是早晨上班的时候就来了,他们是为了买房子的事情,因为政府不守信誉把他们的钱给吃了,于是他们到信访办去上访,后来由于信访办也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于是就到省委门前去上访,警察在那边抓了两个人。”
这名目击者对记者说,之后其它的维权代表便到黄瓦寺派出所去要人。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当局将两人释放,但关于买房受骗之事,依然没有解决。
【大纪元9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怡香港报导)持续36日的扎铁业工潮,昨晚在劳资双方谈判达成协议后宣告结束,数百名扎铁业工人争取“分享社会繁荣”的诉求取得进展,劳资双方协议工人日薪增加至860元,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直协助工人的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为艰辛的抗争取得成果感动得声泪俱下,他支持工人成立真正能代表自己的独立工会。实现八小时工作制
劳资双方代表包括8名工人代表、工会及商会代表,在劳工处官员协调下,昨日下午3时起在上环海港政府大楼劳工处总部举行谈判,经过6个多小时的磋商,终于在晚上10时左右达成协议,将工人的日薪调高至860元;而工作时数也由原先资方坚守的8小时15分减至8小时,这也是工人一直坚持的底线:在扎铁工种实现八小时工作制。
扎铁商会上月原先提出的方案,是工人每日加薪至850元,工时8.5小时;工人则要求加薪至950元,工时减至8小时。由于商会企硬的态度与港府调停乏力,最少8百名扎铁工人展开了长时间的罢工维权行动。
在艰难的谈判达成协议后,在场工人欢呼喝采、敲锣打鼓庆祝,一直协助工人的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为工人的坚持感动得声泪俱下。他说:“多谢大家,多谢大家,你们给我很大的努力,让我看到什么叫团结,什么叫工人的一条心,我相信,我很相信,大家如果好像我们现在这样一条心,下一场仗一定比今年打得更漂亮。”
明年3月再谈加薪
他形容今次取得成果是“惨胜”,但强调现时的方案得来不易,是工人尽最大努力争取的成果。在谈判桌上,商会指工人要求的加幅太大,承诺要一年时间过渡,明年3月会再与工人协商加薪事宜。工人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在工资方面有退让空间。
对于罢工维权取得成果,工人都感到欣慰,并表明为争取合理待遇要再接再厉。其中一名工人“标哥”说:“抗争这么长时间,我们觉得很疲倦,很辛苦,所有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工人确实很了不起,这次能够获得合理的工资和8小时工时,我们都觉得OK了,下一年再继续争取。”
另一名工人冼先生说:“最大的体会就是抗争胜利,除此以外没有什么了,个个人都差不多勒紧肚皮了,这是不需要说的了。”
昨晚9时,劳资双方谈判进入关键时刻,工人代表在谈判暂停的时候步出大楼,向外边聚集的工人汇报双方拟定的方案。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向工人表示,工作时间由8小时15分减至8小时意味有更多工人可以开工,希望工人理性投票。
轮到亲共的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蔡镇华向工人发言时,却惹来工人不停的喝倒彩与嘘声。投票本来是不记名方式进行,但其后改为举手表决,结果多数工人赞成劳资双方拟定的加薪方案。
工人要求有独立工会
过去十多年来,亲共工会一直操控着工人与商会的工资议价谈判,在中共97年接管香港以后,扎铁工人的工资每况愈下,由好景时的每天1,200元跌到工潮前有些工人每天不到600元,在近年经济复苏时都得不到合理调升。数百扎铁工人为争取合理分享社会繁荣成果,最终走上自发独立维权抗争的道路。
李卓人说:“工人跟我们讲,他们觉得很需要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立工会,一个民主的、由工人自己选出来的代表来领导,将来去为他们争取一个合理的工资和工时,我们职工盟会全力支持他们。”
工潮开始后从未在事件中现身的劳工及福利局长张建宗昨晚与劳资双方一同面见记者,他形容政府斡旋过程艰巨,工潮最终解决,体现本港劳资关系仍然良好。扎铁商会会长曾登发说,多谢劳工处和各界人士,在互谅互让下达成共识,希望工人早日复工。
【大纪元9月13日讯】从七月下旬开始,中国大陆很多地方的电视观众就无法接收到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和资讯台的节目了,他们纷纷就此发出投诉,七月24日广东一家电视台面对观众的质询不得不发出公告,名曰:“接上级通知,现停止转播凤凰卫视资讯台节目。”接着,不少地区的电视台也针对观众的质疑,纷纷发出此类通告。于是,有网友在互联网上展开了以“还我凤凰”为主题的征集签名活动,江苏、贵州、四川、江西、河南等地民众纷纷在网上发声:“强烈抗议禁播,还我凤凰!”、“禁播凤凰是民主与法制的倒退!”、“我们有知情权,中国大陆何时能像香港、台湾一样拥有新闻自由?”、“难道要遮住国人的眼睛,不让我们放眼世界了吗?”等等,一时煞是热闹。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8月中旬就外界有关限制境外卫星电视落地的管理问题,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办公室做出了回应,声称根据中国的法律、法规,中国三星级以上的宾馆等规定的范围,可以申请收看经广电总局批准的境外卫星电视节目,广电总局上述政策没有任何变化,也没有针对特别对象的任何行动。可以看得出来,这其实是欺骗大众的说辞,此次封杀香港凤凰卫视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共17大的召开,广电总局7月份即发文强调对于各地省市以下的数万个不符合“审批条件”、但已设立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要按照卫星电视广播的管理规定进行处理。凤凰卫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封杀的,与此同时被封杀的还有星空、华视等港台的多家电视台。
这些电视台为什么遭到封杀?这就不能不说到中国对于新闻自由的封锁、扼杀了。其实,香港凤凰卫视是有着中国大陆背景的电视台,它的老板还是位亲中共的人士,或者可以认为是中共派到香港的内线人士。凤凰台也主要受到大陆企业的广告支持,它的资讯台的时事节目的内容、编排、评论等等均与中国大陆的主流媒体相吻合。记得今年六七月份在收看过香港回归十周年的系列节目时,感觉它只不过是大陆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频道而已。当然,它却也比大陆的电视更为开放一些,因此也就有着比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更多的新闻自由,它的一些节目是不可能在大陆的电视台上出现的,因而也就在中国大陆受到观众的欢迎与认可,这也就是中共为什么在17大来临之时对它进行封杀了。有的评论认为,中国之所以封杀凤凰卫视,其背后是经济问题。其实,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虽然凤凰卫视在大陆有着两亿观众,但它每年的收入仅及中央电视台的十分之一而已。所以,封杀的主要原因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按照广电总局的说法,它播出的内容严重危害“国家的政治安全、资讯安全和社会稳定。”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按照有关规定凤凰卫视却可以在三星级以上的宾馆收看,也就是说,能住得起四星级宾馆的人,或者中共的官员以及社会“精英”可以收看凤凰卫视,而老百姓是万万不能的。这简直就是混蛋规定。
其实,此次封杀凤凰卫视只是封锁新闻、钳制舆论的最新例子。中共在中国建政后的几十年间一直严密封锁新闻、控制舆论。老毛提出了“舆论一律”,实际执行的是所谓“舆论导向”,也就是按照共产党和政府的旨意进行新闻报道和广播电视的播放,以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在一些敏感的领域更是如此。一次,笔者参加一个报社的作者座谈会,席间议论最多的就是新闻自由问题,大家抱怨报社管得太死,稍微尖刻些的文章无法发表。但报社的总编辑却大倒苦水,他说省里宣传部门有个专门的班子,他们的工作就是严格审查各报社每天送去的报纸,发现“问题”立即处理。这可比国民党时期的新闻管制严格多了。有一次一家报纸的头版新闻的标题印错了一个字,结果报社被关门七天进行整顿,总编辑给予记过处分,而头版编辑被清理出报社,再也不准从事新闻工作。
新闻失去了自由,也就失去了社会监督的固有职能。新闻封锁的结果是封闭了国人的视听,是虚假新闻的横行,是小道消息的漫天飞舞。封闭视听和虚假新闻可以蒙蔽百姓于一时,但绝不可能长久。文革前一直宣传“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但当老百姓最后终于知道了真相,他还能再相信你的宣传吗?封锁新闻、钳制舆论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有一次中国一个司法界的代表团前往欧洲访问,其中一个国家的官员介绍情况说,他们的司法界近百年来均未出现索贿、受贿的案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推行舆论监督,如果谁出了问题,一旦见诸报端,就会身败名裂。中共高层一再宣示要惩治贪污腐败,那为什么不借助舆论的力量来进行监督?
当然,中共封锁新闻、钳制舆论不仅限于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以及广播电视,而是包括所有的新闻媒体,比如,采取最新技术措施,且借助网络警察对互联网进行新闻管制。日前,国际媒体记者针对国际新闻协会要求中国停止网上新闻管制的问题,要求外交部发言人做出解释,他的回答是,“中国互联网的使用人数已经超过了一亿一千万,中国人民能够通过互联网得到他们需要的、重要的资讯,这个资讯渠道是畅通的”。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么?!试问,世界上除了北韩,还有哪个国家对互联网采取那么严厉的封杀措施,不准登陆国外网站,随意封杀国内的任一网站,对在网上发表议论文字的异议人士轻则警告、拘捕,重则判刑。
那位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又说:“至于新闻自由的问题,我想再给你提供一组数字。在中国现在报纸有二千多种,杂志八千至九千种。这么大数量的新闻载体,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我们认为,媒体监督对政府工作和社会发展都是有利的,当然有关的新闻报导需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报纸、杂志数量的多寡就能说明新闻自由吗?试问有哪个媒体敢对中共的政策说三道四,更不要说提出反对意见了;又有哪个媒体敢在一个官员被“双规”之前披露他们的违法、乱纪,甚至犯罪行为?他们所说的新闻报道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是在哪个法律框架内进行?难道新闻问题就应该在《刑法》框架内裁决?说穿了无非就是按照中共自己制订的所谓法律来管制媒体,封锁舆论。为什么《新闻法》嚷嚷了近20年仍然是千呼万唤不出来?说穿了,如果出台了《新闻法》,那其中必将涉及新闻自由的问题,这是中共所不愿看到的。
所以,封杀香港凤凰卫视就是中共封锁新闻、钳制舆论的又一举措,只不过是他们打击新闻自由的老套路,他们只准中国的老百姓看自己控制的CCTV。而老百姓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一句广为流行的话语是:“做人不要太CCTV了!”那就是做人不要像中央电视台(CCTV)那样太虚假、太霸道、太阿谀奉承了。这充分说明民众对中共控制的媒体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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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19期
香港明报星期三引述消息人士称,曾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的市委常委李意珍因涉及下属贪污案件,近日被停职审查,可能已经被双规。
本台星期三致电深圳市委办公室查询李意珍的相关消息,办公室人员回答不知导。深圳政府门户网站上市委领导一栏中,直到星期三晚仍然能看见李意珍的名字,记者致电网管人员询问时,间接证实了李意珍被停职的消息,工作人员说---
网管人员:“我不知道他们是收到通知没删还是还没收到通知。”
记者:“就是说的确他是被停职了?”
网管人员:“对,对。我明天要问一下他们有没有收到相关部门通知,因为这个在内地还没有公开报导,网管也不敢随便做这些工作(删除名字)。”
大陆的报纸和媒体上没有李意珍下台的消息,然而一些关注时政的人士已经在海外论坛上看见了相关报导。深圳的作家朱建国认为3年前就被揭露渎职滥权丑闻的李意珍现在才落马显示了肃贪并非主要考虑---
朱建国:“李意珍的问题早在3年前就暴露了,但是拖到现在才来处理,这个时间就很耐人寻味了。起码说明了一个事实,在中国,不是说发现你有腐败了就马上处理你,而是要等到一个政治时机。这个事件的处理不意味着反腐力度的加强,这种政治斗争以反腐来进行,我认为也是非常恶劣的政治不文明,无利于所谓推进民主政治。一个贪官下来也没必要太大的高兴,这并不代表实质的进步。”
李意珍是04 年沸沸扬扬的“妞妞事件”的主角,时任市委副书记,分管文化教育宣传的他,利用职权下文要求深圳市80多万中小学生自费观看由他的女儿主演的电影,造成的网上极大反响。内地媒体也揭露了他妻女名下有巨额财产和数间公司,涉嫌利用李意珍职务之便谋取暴利。
最后在各方压力下,中纪委介入,李意珍被迫于北京《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深刻检讨。然而这些矛头直指以权谋私的丑闻并没有令他引咎下台。至今年七月,在相关精简党委副手的政策下,他离任副市委书记,却仍是常委并且实权范围不改。
据明报报导,李意珍今次受查,可能与他的长期下属、深圳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副局长黄厉军被双规有关。报导引述消息人士称黄厉军于上月率团外访归来,在深圳机场被中纪委调查人员带走,后以财产不明罪双规。据称黄在香港所开的户头内有多达2000万资金,并涉及包养情妇等问题。
深圳独立意见人士赵达功认为,被抓出来的李意珍这名下属只是一颗棋子,这是当局权斗的惯常模式---
赵达功:“他总得找个藉口吧!深圳一个副局长谁知道他呀,通过他来找出李意珍嘛!因为李意珍主管嘛!还是官场斗争的结果,我要整你,从哪里入手,找你的事从哪儿找?可以从你的下属、周围的人来找,先办了。然后就查出你的问题了。”
然而对于深圳高官的落马,各方分析不约而同指向更大的棋盘——中共十七大布局,以及胡江的派系之争。朱建国认为深圳官场面临大换班---
赵达功:“它是十七大即将开幕前夕,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另外大家都知道,原来的广东特别是深圳基本上是江核心的势力重点,以前任书记黄丽满为代表,现在处理李意珍显示江核心既得利益集团势力的进一步削弱,深圳高层领导的大换班可能即将到来。”
【大纪元9月1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报导)中国不少地方大量农民在80、90年代的卖血潮中感染艾滋病毒,以河南省最为严重,中国媒体最近几年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报导,但是,时至今日,一些政府官员对河南艾滋病疫情传播负有责任的消息在中国还是没有公开。中国不少艾滋病患者及专家学者认为,河南省艾滋病传播是人祸不是天灾,主要原因是当地政府90年代推行“血浆经济”,鼓励农民卖血,又没有管理好血液安全的问题,使一些农民感染艾滋病毒。而当时河南省长李长春等人纵容河南卫生官员刘全喜、刘学周等人隐瞒疫情,导致艾滋病毒在中原大地上泛滥成灾,一发不可收拾。有专家估计,河南有上百万人感染艾滋病毒,数万人死亡。
北京的艾滋病救助人士胡佳先生说,虽然中国媒体对河南艾滋病问题有很多报导,但是一直没有强调其中政府应负的责任问题---
胡佳:“这是一个根本体制上的问题,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媒体报导的自由。许多真实的艾滋病问题揭示不出来,99年的时候河南记者张继承揭露过,然后他马上被开除了,河南所有的媒体都不复录用。这是在国内最早被揭示的。如果后边还有河南的血液问题的话就轻描淡写,尤其是把其中政府部门的责任淡化,而中央政府的卫生部门把艾滋病描述成是以吸毒、同性恋、无保护性行为造成的,而特别忽略了河南当地的血液传播,包括有偿献血和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当年最主要的直接责任人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坐在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位置上,他怎么可能让中原的血祸真相让中国公众知道呢?”
胡佳先生指出,河南那些对于艾滋病传播负有责任的官员继续升官发财,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胡佳:“在2003年爆发SARS期间,中国各地有数百官员被摘了乌纱帽。在河南一地也有数十名官员因为SARS防治不力而被撤职。但是那些在艾滋病的事情上当年大搞血浆经济的李长春,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等都升迁了,李长春居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全喜在2003年年末光荣退休以后成为河南省人大主管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的副委员长。这说明了一个问题:艾滋病仍然是一块被遮掩的黑幕。一个非常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在自我保护也在相互确保,因为政府责任与当年的直接责任人的人命关天的血债太多,比如说不让艾滋病感染者到法院诉讼,剥夺他们诉讼讨还公道的权利。全国各地都是这样,尤其是在河南的,的确是在犯罪。”
香港的《亚洲周刊》披露,现任河南省委副书记陈全国,原河南省组织部长,省委副主记,现任全国妇联副主席黄晴宜都参与了隐瞒疫情。相反艾滋病救助人士却屡屡受到打压。胡佳先生说---
胡佳:“十七大,包括在明年奥运会来临之前,从去年开始艾滋病救助工作者受到了当局相当严厉的镇压。全国输血感染者大会取缔。万延海先生被带走了三天,今年高耀洁医生被河南省政府非法拘禁,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说明中国民间艾滋病工作所处的环境越来越恶劣。”
河南基层医生王淑平1995年就发现当地艾滋病疫情并写了有关报告给中央,但她本人受到河南政府的打压。而中国官方直到2001年才正式承认河南的艾滋病疫情。河南民间组织“康乐家”创办人李喜阁女士因输血感染艾滋病毒,并通过母婴传播传给自己的两个孩子,大女儿已经去世。李喜阁女士表示---
李喜阁:“当年还是因为管理血液不严。95年王淑平给中央写了一篇报告,中央也下了一个文件:禁止乱采血浆,不合格的血站要取缔。河南和全国各地也下了。但文件没有详细说明95年以前感染艾滋病没有控制好后来造成了妇女输血感染艾滋病跟当地管理卫生的都有关系,还有卫生官员,防疫站的官员,还有医院。如果走上法庭,这些人可能都要判刑。”
据香港的《亚洲周刊》披露,河南当时有200多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那段时间全省有140多万人卖过血,多数是农民,他们每卖一次血可得50元人民币的报酬。
【大纪元9月13日讯】据最新一期亚洲周刊报导,河南省政府九十年代推行“血浆经济”造成上百万人感染爱滋病毒、数万人因此死亡,而当年的肇事官员们欺上瞒下,不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升官发财,而主政领导李长春等包庇纵容、隐瞒疫情,成为河南爱滋疫情一发不可收拾的罪魁祸首。分析人士指出,由中共团派操控的亚洲周刊此时再次深度揭示河南爱滋黑幕,矛头直指江嫡系李长春,显示中共高层权斗又燃硝烟。
四纪委委员控告李长春
消息人士透露,自2004年以来,原河南省纪委四位委员一直坚持控告李长春在担任河南省长、省委书记期间,严重渎职,造成疫情蔓延,他们告到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会、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后,这四位纪委委员再次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李长春严重渎职,造成数十万人不幸感染爱滋病,1.73万多人因爱滋病得不到治疗或复发而死亡。
李长春是江泽民的嫡系。1990年起调到河南担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1991-1992年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1992升任河南省委书记,一直到1998年。在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安排李出任政治局委员。随后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为江泽民大力消除广东地方势力。
十七大临近,党内外也有强烈呼声:李长春必须离开中央班子。一九四四年出生的李长春的去留,直接关系、牵涉到一九三九年出生的曾庆红和一九四0年出生的贾庆林的去留。中共一些高层对李长春因严重渎职而被控告,采取力保态度,尽力安抚劝阻,要求不要把事件扩大化、公开化。据悉,当时的中央书记处的江系人马贺国强、王刚亲自为李长春说好话、包庇。
今年2月,退休医生高耀洁因为要前往华盛顿领奖,被软禁在家中。后来因为胡锦涛和副总理吴仪作出批示,河南地方当局才不得不同意放行。有分析称,此次胡锦涛的干预表明,胡温表明和延续江泽民势力的河南撇清干系。
分析人士指出,由中共团派操控的亚洲周刊此时再次深度揭示河南爱滋黑幕,矛头直指江嫡系李长春,显示中共高层权斗又燃硝烟。
搞血浆经济 李长春升官
李长春在河南省的八年,隐瞒、封锁了十五个地区三十多万爱滋病患的状况,封锁了二千多万人处于不能温饱的情况。在九七年秋中共十五大上谎称:全省已有九千万人解决温饱、四千万人进入小康。李长春就是靠这些“政绩”被江泽民请入政治局,并调往广东省的。
《亚洲周刊》披露,被河南人称为“艾滋厅长”的刘全喜,是1992年李长春担任省长、省委书记时当上河南省卫生厅长的。随后,河南省卫生厅下属的“开发办”、“发展中心”、“中心血站”、“万达公司”等机构纷纷成立,在全省宣扬“救死扶伤,卖血光荣”。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河南上百万农民加入“以血致富”的运动。河南当时有200多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那段时间全省有140多万人卖过血,多数是农民,他们每卖一次血可得50元人民币的报酬。
《亚洲周刊》深入河南调查后发现,在河南检验检疫部门工作的王淑平1995年就已经发现爱滋病疫情,率先向河南卫生厅、国家卫生部报告,其报告被辗转上送到中国高层领导,但疫情并没有迅速公开,更没有得到紧急控制,爱滋病毒快速地扩散,导致无数病患痛苦地死去,更多人在不知情中被传染。
北京的爱滋病救助人士胡佳先生说,许多真实的爱滋病问题揭示不出来,当年最主要的直接责任人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他坐在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位置上,怎么可能让中原的血祸真相让中国公众知道呢?99年的时候河南记者张继承揭露过,然后他马上被开除了,河南所有的媒体都不复录用。
《亚洲周刊》称,在李长春治下,肇事官员刘全喜等人安坐高位,高耀洁、王淑平等人却得顶着极大的压力抗击艾滋,但正邪颠倒,一至于此。直到2001年,中国官方才正式承认中国河南因为卖血而导致爱滋病流行。
2003年9月3日,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爱滋病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爱滋病毒通过中共政府经营的采血站在中国的至少7个省份中进行传播,这7个省份的总人口数达4亿千万,而卖血者的爱滋病毒感染率在4~40%之间。该组织认为,中国爱滋病感染者人数要远超过中国官方所承认的100万。
爱滋病疫情仍是黑幕
因献血引起的爱滋病疫情依然,大量患者没有得到治疗和补偿,也没有任何一个官员因为渎职而被处罚,而爱滋病救助人士却屡屡受到打压。
河南基层医生王淑平1995年就发现当地爱滋病疫情并写了有关报告给中央,但她本人受到河南政府的打压。今年高耀洁医生被河南省政府非法拘禁,高耀洁此前有两次因河南当局阻挠而无法出国领奖。
胡佳先生说,这说明了一个问题:爱滋病仍然是一块被遮掩的黑幕。一个非常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在自我保护也在相互确保,因为政府责任与当年的直接责任人的人命关天的血债太多。
“人权观察”在其报告中称,中国对爱滋病疫情的掩盖是世界上最大的爱滋病丑闻之一。
分析人士称,把中国的爱滋病丑闻放在任何民主国家,必将导致该国政坛大地震和政府垮台,当时政客必然一蹶不振,以后也休想翻身。但是在中国,他们非但没有垮台,而且还坐得很稳。
香港的《亚洲周刊》披露,现任河南省委副书记陈全国,原河南省组织部长,省委副主记,现任全国妇联副主席黄晴宜都参与了隐瞒疫情。
当年大搞血浆经济的李长春,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等都升迁了,刘全喜在2003年年末退休以后成为河南省人大主管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的副委员长。
【大纪元9月13日讯】一、建一座特大桥,四年后,在即将竣工之先突然倒塌,成为"豆腐渣"工程。不但数千万民脂民膏扔进水里只图个"响"声,而且还压死了不少无辜者。能容忍这样有量无质建设项目长达四年之久的,必定是王八蛋政府。二、把城市的排水系统设计得那样糟糕,三个小时就足以水淹商场和街道,甚至还淹死了几十个人,使几十个家庭一夜之间增添莫大的悲痛。偶尔有个喜欢听安徒生故事"皇帝的新装"的小青年,在网上说几句闲话、牢骚话、甚至真话,就抓起来的,也必定是王八蛋政府。
三、把城市广场修得像欧洲,而农村穷得像非洲,喜欢图个驴屎蛋子表面光的政府,一定是王八蛋政府。
四、把城市交通"优先"让给小轿车、豪华车,而取消城市大部分人口所日常使用的自行车道,把工交车搞得从来没有空位子,人挤人的,一定是王八蛋政府。
五、一座大桥,验收却不合格,居然有市长和省长出面说情才算勉强通过"验收",可通车不到十年就要彻底大修一次,一修就是一年,而且花费惊人。无疑,这些市长和省长,一定是来自王八蛋政府的领导班子。
六、计程车要罢工,不准;于是,他们只得赶在"七一"这天集体"休息";市民反对污染专案,要游行,不准,于是他们只得发短信请求有责任心的大家一起"大散步";明明有法律准许和保障这些权利,可政府偏偏要审批。无疑,这样的政府就是王八蛋政府。
七、有个市的第一长官自然不是民选,否则也不会主动"问计线民".可"问计线民"的事居然却被歌功颂德者赞美为"网上问计公民".既然长官非民选,岂有公民可言?可见在这些歌功颂德者之上,一定是王八蛋政府的权力范围。
八、一群渔民,起草几张纸的文字,试图申请注册一个渔民维权协会,可没有一个政府为他们批准,所以他们只得在协会的后面加注(筹)字,还每天提心掉胆,担心被抓。表面上可以有结社自由的社会,居然不能成立从不反对政府的民间组织,一定有一个王八蛋政府在暗中反对,甚至威胁、打击。
九、一会反对孔子,一会又把孔子当神看,这样出尔反尔、喜怒无常、反复无常的政府,一定是王八蛋政府。
十、原本是一个"有声的中国",可偏偏遭遇一个"无声的中国".把无声的中国把持很久的政府,一定是王八蛋政府。
十一、把民众当傻子而拼命地灌输一种思想,这个思想又不是真理,又不是道德,只能算上一个说法、某种政治崇拜,却成为全民的指南、全民的方向、全民的动力。提出这种全民指南、方向、动力的政府,一定是王八蛋政府。
十二、把印刷品当作一种稀缺资源进行计划配置,把出版物的内容、种类、数量作为一种权力进行管理控制、分配甚至高价许可和贩卖的,一定是王八蛋政府。
十三、把人大代表当成"待遇",并且作为掌握在领导手中的"实物"或奖品,随着领导的意志随意"施舍"给对自己有利的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去"奖励"一些人,或者任人唯"亲",甚至人大代表成为一些领导推动工作的工具或手段:当需要发展私营经济时,就安排私营企业主当人大代表;需要治理环境时又安排见义勇为者当人大代表。这样把"人大代表"当作手中的"权力砝码"或"奖品"随意"钦点"的,一定是王八蛋政府。
十四、一些大学的校长、教授利用手中的职权,霸占同事、同学、下属、学生的科研成果、学术论文,或想方设法阻碍别人的发展,或将科研机构领导与行政级别挂鈎的做法,这样不学无术、助长学术腐败的校长、教授,一定是王八蛋政府任命的。
十五、当流经城市的河段污染达到90%时、当沙化土地面积以每年3436平方公里速度增加、当受工业污染的耕地面积达1.5亿亩……当种种人为灾难来临的关键时刻,政府仍失职不管的,或仍无计可施、不思改变现状的,或称无钱治理的,必定是王八蛋政府;把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水当作正常的,把在严重污染的空气环境中生活的全国近1/3的城市人口视为"经济发展中的必然付出的代价"的,把全国90%以上的天然草原出现退化而盲目举行草原汽车拉力赛的政府,一定是王八蛋政府。
十六、乡镇政府欠债不还的,一定有上面更大的王八蛋政府在支撑,在继续劳民伤财。
十七、政府的吃喝招待费支出、公款出国旅游支出、公用小车支出、水电油等资源费用支出,年年超标,年年亏空,政府工作人员工资却年年递增,这样的政府一定是王八蛋政府。
十八、把股市价格炒得高高的,把房价泡沫吹得大大的,把猪肉价格升得高高的,把暴利行业控制得牢牢的,把"人民生活品质"夸得完美的,把百姓口袋里的钱给"忽悠"贬值的,一定是不负责任的王八蛋政府。
十九、把疾病、疫情等事关全民市民的情报、数位公开在所谓控制之后,或突然被外界披露而实在掩盖不住才公开的,一定是王八蛋政府。
二十、把爱滋病感染数字当作国家机密给保护起来而不能让人人皆知,从来不公开真相而动员人们一起防范爱滋病的,一定是王八蛋政府。
二十一、能够不计成本地将250亿资产的赖昌星家族和上海首富周正毅等暴利走私、金融诈骗、后门上市、贪污受贿及其他途径暴富的涉黑富豪、罪大恶极的罪犯培养出来,而多年不倒的,一定是王八蛋政府。
二十二、从来不公开一年到底有多少例死刑犯被处决、多少例死刑犯器官移植,必定是王八蛋政府所为。
二十三、把农民、农民工当作二等公民对待的,把他们的政治平等权利和迁徙自由权利给限制起来的,一定是王八蛋政府。
二十四、把首长"形象工程"冠名"公共利益"而进行大肆、无度建设的,一定是王八蛋政府。
二十五、把"红头文件"当作超越法律的"法律"去执行的,一定是王八蛋政府。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
【大纪元9月13日讯】这是一年前发生在河南南阳的故事,冰天雪地里,四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在被老板拖欠5000多元工资而生活无着的情况下,却坚持看管老板仓皇出走后遗留在厂内价值数万元的物资。大陆媒体报导称,他们一点物资也没有变卖,他们的做人原则是———为人要厚道,要讲仁义。据东方今报13日报导,至今南阳友邦机械铸造厂老板马德民已失踪了一年了,他欠下曾经给他打工的四个农民工5000多元工钱。曾经是南阳友邦机械铸造厂的厂址,但现在已成了一个制作油漆桶的工厂。
去年1月17日那个大雪纷飞的上午,曾经给马德民打工的四个农民工中的三位:湖南岳阳人刘先仿、河南省邓州人张海龙、湖北襄阳人李三海来到南阳市卧龙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他们希望劳动部门能帮忙要回应得的5000多元工钱。
据当时卧龙区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付海厚说,这四个农民工当时在自发地看管马德民厂里的仓库。由于没有拿到工钱,他们没有油可吃,蜂窝煤也快烧完了,厨房里的案板上仅仅剩下一棵大白菜,四个人每顿饭以两个馒头充饥,大雪封门,他们却只能盖条毛毯过夜。
付海厚说,生活穷困到这个地步,但四位农民工却坚持留守下来看厂子,“他们有两个目的,一是等着老板回来给他们发工资;二是怕厂子的设备被人偷走,将来老板的家业都毁了。”“这里的任何东西我们都不会损坏,做人要厚道,这是原则!我们得给老板留条后路。”刘先仿说。
“其实,只要他们动一动脑筋,也不是无路可走。”付海厚说,这些农民工的厚道就在于他们并没有因老板弃厂跑掉而变卖厂里的任何财产。一些化铁水用的铁屑,大概能卖两三千元;半成品的汽车压盘整齐地码在那儿,若当废品可卖9000元,若当半成品可卖两万元。另外,还有8辆“解放”牌自卸车存放在院内,价值近两万元的电缆线还在地下埋着。
但刘先仿说 ,“出门在外,人要讲究仁义,要有道德,不能做缺德的事,我这个人虽然不富裕,但我并不把金钱看得最重。”刘先仿本来在南阳市卧龙区卧龙乡一家钢厂一个月能拿2700元工资。刘先仿说,“我放弃那么高的工资去马德民那儿上班,一个月也只有1200元,结果却被搞得走投无路!”
后来四位民工在弹尽粮绝之际,实在看不到老板出现并还给他们工资的希望,就拿人们捐助的路费,各自回家过年。
对弟弟张海龙的遭遇,大哥张忠亮心疼得直落泪,但他很赞成弟弟的做法:“变压器和锅炉,我弟弟随便卖一个也够工钱,但人得讲信用。”
张忠亮认为,如果弟弟因为老板欠工资就偷着把老板的东西卖了,就是不讲道理,毕竟那是人家的家业。
【大纪元9月13日报导】(中央社台北十三日电)据称,中国上海市一本只使用了一年的高中历史教材,疑因弱化中共的革命和战争历史,这个学期被废止了。广东“南方周末”报今天报导,这个历史教材去年才获上海市政府批准使用,但今年就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月内编撰出炉的新版高中历史。
但由于时间仓促,新版教材只出版了第一分册,另一半内容还在编写当中。
报导表示,被停用的教材只有一年寿命,这很可能是新中国教育史上最短命的教本。
据报导,遭废止的历史教材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负责主编;教材遭弃后,他已经辞去主编职务。
报导表示,这次风波的起因,与去年九月一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题为“毛去哪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的报导有关。这篇文章由该报北京分社社长周看(Joe Kahn)撰写。
周看说,他当年撰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看到上海的新版高中历史教材里长期占很大比重的强调毛泽东领导革命、阶级斗争的内容相对减少,摩根银行、比尔盖兹、纽约证交所都进入教科书,政治英雄让位给经济英雄;而美国的中学生却还要花大量时间学习华盛顿等政治领袖的生平。
他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信号”,也是他撰写文章的动机。
报导表示,周看的报导发表后,中国及一些海外媒体予以转述报导,且标题变成了“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比尔盖兹替代毛泽东”等。
此外,网路论坛上也出现大量与此相关的讨论,且讨论中出现了“政变”、“橙色革命”等字眼。
对于教科书因他的报导而遭废止及主编辞职,报导引述周看说,“我很惊讶,我写的一篇报导在中国引发了这么大的反响,对主编辞职、教科书被停用我很遗憾。”
【大纪元9月13日讯】《百家讲坛》红了后,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马瑞芳趁着高潮未尽写了一部《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卖得不错。何谓“魔鬼的床”?原来在古希腊神话中,恶魔普洛克路斯特斯有一张床,他守在路口,看到行人,就把他们抓来 放到床上量一量,太长就用斧子砍去脚,短了则拉长,以符合床的标准。他用这种办法杀了许多人。据《深圳特区报》九月六日的介绍:“书的重点是‘学术明星’是怎样炼成的。比如说穿着,百家讲坛”蛮横“地指定了学术明星们的扮相,阎崇年着黑色对襟褂,于丹着一身红艳旗袍……你别想换自己喜欢的服装。再如讲课的内容,百家讲坛警告,不是叫你在台上卖弄高深渊博的学问,而是把古人的东西,用娱乐化且个性化的方式重新演绎一遍。如易中天讲《三国》,准备绕过鸿门宴,谁知制片人却说,本坛要的正是”易中天版鸿门宴“;王立群品《孟子》,先写了一个学术味浓的初稿,却被勒令改了再改,最后他苦笑着说”老笨给指挥得快要找不到北了。“读者不禁要问,不听指挥不行吗?马瑞芳说,你想当?驴子,可你?得过人家吗?要想红,就得被”砍“被”拉“。那些不听修理的,或者修理后仍然不符合床的标准的,都没红起来。”
在这部书里,她描写了阎崇年、纪连海、易中天、于丹等10位当红男女 “上床”的事——我们可以看尽他们的“床上功夫”。
我这样写,或许有道德君子说我这是在故作惊人之言,但转而一想:其实,所谓“床上功夫”,岂不正是他们这些“学术明星”的意义?记得我念中学的时候,第一次看三级片,看到一对男女或几个男女上床表演,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花样百出,姿态各宜,不禁脸红耳赤、心惊肉跳,却又流连忘返,虽然耽误了学习时间,但性启蒙与性快感,就在那一过程之中也。同样的,今之观众,他们不过是普通老百姓,对于历史知识,受过去教条教育之蒙蔽,突见学术明显上床表演,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花样百出,姿态各宜,安能不乐在其中也哉?此所以其节目火暴而其书大卖者也。
不过,虽然具有快感,但他们的“床上功夫”,究竟乃是在表演,一如三级明星,表面上九牛二虎,实则九浅一深或八浅二深,其目的不在搞而在卖也。只要拍得精彩好看、卖到千家百户,谁又去在乎是否真的深入进去了呢?以于丹《论语心得》为例,开卷就出错,试看她说:“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是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古人对论语的推崇之极。”事实上,赵普根本就没有如此“标榜”过!这种浅薄无知,难道不告诉了我们:原来没有深入进去哪!
我们对“上床”的“学术明星”,应作如是观。
二零零七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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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1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十三日下午我在办公室校对《道县大屠杀》的下半部稿子,心情很沉重。这部份是那场文革惨绝人寰大流血的个案报导,杀人者的野蛮愚昧令人心寒,对同胞的凶残完全超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界限。我好几次搁下笔来不忍读下去。九点钟回家,在摇晃的车厢中,我心情仍无法平静,想到了很多事:想到成千上万受侮辱与受杀戮的死难者,我们的健忘民族,还有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的毛泽东的那副“尊容”……
回家扭开电视,正在播放北京申奥成功的新闻,北京城正在沸腾,欢呼,高叫,手舞足蹈,旗帜飞扬……和我刚才脑际中一幕幕血腥的画面是何等尖锐的不协调!我一时疑惑,到底哪一面才是真的中国?狂欢的北京,还是血腥的道县?
申奥成功之前北京当局已下令报刊传媒不准批评文革、大跃进,不准揭这些历史的疮疤。湖南的朋友告诉我,上面指示,境外人来调查道县事件一律驱逐出境,境内的一经发现立即逮捕。如果当局要把历史真相封存起来,虚华的盛会正好是粉饰丑恶现实的绝妙包装。
电视的画面转到天安门城楼上,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正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姿势君临天下,我拿起遥控器关掉了电视。
只要天安门城楼上仍挂着让千万人头落地的屠夫的画像,我绝不会支持在他俯视下举行的任何运动会。如果希特勒的画像挂上了柏林的布兰登堡门,有良心的人还会去柏林参加体育盛会吗?
对共产体育的专制工具属性,我大概属于比较早就看清楚的人。我是四川人,家在成都体育场门外,对面是四川省体育委员会,隔邻就住了位省体委的田径教练,姓曹,我们叫他曹老师。在六、七十年代物质极度贫乏,一切凭票证供应的时候,曹老师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甚至大年除夕都从不在家吃饭,因为运动员是国家特供,餐餐大鱼大肉。曹老师人很好,还常常把省体委分配的街上买不到的食品,如水果等成箱买了回来原价分让给左邻右舍。
七十年代我在一家中学教书,有次带学生到渔场劳动。渔场喂养的肥大的鲤鱼、草鱼从来未上巿卖过。渔场领导人告诉我,主要供养省巿领导人,空军和运动员,运动员吃了可以“为国争光”。
那个时候运动员完全是特权阶层,他们因为具有运动天份,从小被国家挑选出来全力培养,中学生毕业后要上山下乡当农民,同年龄的运动员却留在城里衣食无忧,成都人说他们“吃国家,穿国家,背上背个红疤疤。”(红疤疤是指运动衣上的红色号码)。
今天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已有很大不同,但就像传媒至今仍是中共官方的喉舌一样,体育至今仍是国家行为,是国家控制的事业,国家意志的体现。中国金牌是消耗民脂民膏而取得的,但中国金牌的多寡与中国民间体育活动的普及并不成正比。随便任何人到中国走一走,就知道中国城乡体育设施如何的严重不足,与中国在国际体坛上的体育大国的光荣是如何的不相称。
一直自觉是平民一员的我,懂事后从来没有为中国任何一个奖牌奖杯激动过,因为我知道那不关我的事!一个人应该为自己的国家骄傲,如果你在这个国家能感受做人的尊严。如果这个国家剥夺你的权利,不把你当人,那国家荣也好辱也好,与我何干?
北京申奥成功后,见到一个广东来的朋友眉飞色舞谈奥运,问我为什么不支持,我反问他: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中国这个制度不改变,二○○八年你能去北京看奥运吗?这位朋友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你问得对。
一九九○年北京举行亚运会,当局禁止一切外地人进京,要进京的必须有省级部门开的证明。亚运会开幕的那天,我从武汉乘火车去北京,整列火车满布乘警和便衣,气氛很紧张,车到石家庄,乘警把所有未持当局进京证明的人全部赶下车,只对我这个非国民例外,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国务院有指示,我们要优待港澳同胞”。
邻座有个留学西德的湖北青年,回国探亲后要赶到北京乘搭第二天的国际航班飞回德国。他家在湖北乡下,不知道有什么国务院的规定。乘警赶他下车,言词很粗暴。留学生拿出护照和机票作证也不行,后来乘客们也帮着说情,乘警才勉为其难地允许他先到北京站再说。乘警走后,留学生愤愤地说,在中国的土地上宁愿做外国人。
北京每逢国庆举行盛会就往外赶外地民工,好像他们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九九年中共五十年大庆,北京当局抓了外地民工押到火车站要他们自己买票离京,没钱就抓去挖泥沙,赚够车钱再赶他们走。这些在北京餐风露宿打工赚家养家的“劳动人民”,一位北京朋友形容当局赶走他们“就像赶狗一样”。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中国的土地,中国国民人人有权踏足此地,为什么外地民工反倒没有权利在自己的国都生活?在自己国都庆祝自己国家的生日?
这样简单的宪法常识,竟从没有人怀疑过,是不知道,还是不敢?直到最近才有人在网上发发牢骚,问“难道北京只是北京人的首都?”
奥运申办成功后,大陆传媒大字标题宣告“我们赢了!”谁是我们?当然一定是天安门城楼上得意洋洋的江泽民,一定是可以承包工程借此中饱私囊的大小官吏们(据悉九○年亚运会及九三年北京第一次申奥贪污严重,许多经费最后不知去向),也可能是将因改善巿容而得益的北京人,但肯定绝不是那些将被赶出北京的外地人,不是千千万万面临生存困境的失业工人,不是那些上不了学的农家孩子,不是那些急切等待国家投资输血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西部贫困地区的人民,不是那些受到高压的民运人士和法轮功信徒,也不是那些国家犯罪(道县屠杀)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
“我们”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一样,是一个被盗用了的集体名词。
(原刊载于2001年8月号开放杂志)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
【大纪元9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田清编译) 根据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新墨西哥大学研究员的研究,中共政权用来封锁网络、禁止使用者取得网络自由讯息的防火长城,实际上是一个透过让人民觉得被监控、造成心理恐慌而促使人民自我审查的“圆形监狱”。研究员正在开发一个叫做ConceptDoppler的自动工具,作为中国网络审查变化的预报(就像天气预报)。ConceptDoppler运用数学方法,根据字义来收集关键词汇,并且辨识可能被列入黑名单的关键字。
报告的作者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电脑科学研究生巴尔(Earl Barr)表示,许多国家实施某种形式的网络审查。他们多数依赖封锁特定网站或网址的系统。中共采取不同的方式,利用特定关键字来过滤网络内容并且选择性地封锁网页。
在2006年,剑桥大学一个团队发现:当中共的系统监测到网络上有禁词时,它发出一系列的三个“重来”(reset)指令给禁词来源地和目的地。这些“重来”有效地打断网络连接。不过这也让研究员可以测试词汇,看看哪些字眼是被审查的。
巴尔和新墨西哥大学机械系电脑科学助理教授Jed Crandall 等多名研究员将含有各类可能被审查用词的讯息发送到中国国内的网址。
巴尔表示,如果中共的审查制度是一个真的防火墙,大部分的封锁将发生在网络国界。不过研究员发现有些讯息在被封锁之前通过了几个路由器 (router)。
防火墙也可以拦截所有被禁的用字或词语,不过在研究员的测试中,有28%测试路径被禁用词能顺利到达目的地。网络用量大的时候过滤系统特别不稳定。
研究员用来调查中共网络封锁的字汇不是随便挑选的。“如果我们只是任意选字来试验防火长城,我们会浪费资源和时间。”
研究员拿维基中国版,选出一些用词并且使用叫作语意分析(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的数学技巧来找出不同用辞之间的关系。如果其中一个用词被中共审查到,他们可以找出其他可能也会被封锁相关用词。
研究员拿来测试而且发现被禁止的用词包括法轮功、六四、纳粹德国和一些历史事件,以及与民主和政治抗议有关含义的关键字。
研究员解释:想像一下,你要从美国国会图书馆移除“伤膝大屠杀”(Wounded Knee massacre)的历史,你可以移除 “魂归伤膝”(Bury My Heart at Wounded Knee)这本书和一些其他相关书籍,或是你可以移除图书馆内所有含有“大屠杀”这个字眼的所有书籍。
根据类比学,根据关键字过滤的中共网络审查是采用后者——事实上,“大屠杀”这个字是在黑名单上。
因为中共网络封锁系统是过滤想法( idea)而非特定网站,关键字的过滤阻止人民使用代理伺服器或“mirror” 网站来逃避审查。不过因为系统不是一直有效,反而可能是促使人民自我审查而起一种心理恐慌作用。当中国国内的使用者看到某些字眼、意见和思想大多被封锁时,他们会假设自己应该避免这些话题
原始的圆形监狱是一个英国哲学家Jeremy Bentham在18世纪设计的监狱。他认为中央观测台可以看到所有的囚犯,而囚犯不知道他们被监视。
新闻来源: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新闻稿
【大纪元9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亦平、辛菲采访报导)星期二(9月1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中美消费产品安全峰会,中国有毒玩具问题被列为重要讨论议题。美中双方达成协议,禁止中国产不安全玩具进口美国。华盛顿的中国问题专家对此不表乐观,专家们认为签署协议只能在短期内解决问题。只有关注中国人权、促进中国社会道德的回升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一些中国大陆专家学者也表示,中国的有毒食品问题及假货等现象本质上存在道德起因。中共治下的道德沦丧催生了这些社会毒瘤,提升道德,则必先解决中共问题。
中国产品频现安全隐患 美中签协议
今年以来,由于中国出口产品频频出现质量安全问题,引发了消费者的忧虑,中共面临严峻的国际压力。今年四月,美国的宠物食品中发现含有来自中国的有毒化学物质。此后,中国制造的出口商品牙膏、轮胎、药品、海鲜、首饰乃至大白兔奶糖接连出现质量和安全隐患。八月以来,美国最大的玩具制造商美泰公司先后三次在世界各地召回了数百万件中国产含铅涂料的玩具。
9月11日,美中两国在华盛顿美国商务大楼礼堂召开了第二届美中消费品安全高峰会,讨论如何解决中国制造产品的安全问题。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与中国国家质监总局签署了确保产品质量的协议。双方承诺将严禁含铅玩具出口美国。
一系列产品被召回,不仅使中国产品名誉受损,也使美国承包商和质管部门备受指责。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主席南希.诺德说,美国政府会制止所有违法行为,维护儿童玩具的安全是所有人的责任。
南希说:“我们必须在各个层面解决这个问题。这需要美国企业和中国制造商之间的合作,以及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假如我们发现禁止含铅过高的产品没有成效,或又发现任何违法行为,我们会毫不犹豫的采取更严厉的行动。”
中国问题专家对签署协议不乐观
中国问题专家张杰连先生对美中签署协议不表乐观。他说,“单靠签个协定,从技术层面无法解决中共出口不安全产品的问题。因为西方的相互合作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而中共考虑问题的基点不是民生,而是政治权利,谈判是迫于国际压力,是为了缓解压力,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产品质量的问题。西方不能用正常社会的思维模式去想像中共。”
张杰连说,问题出现了,中共不是正面对待国际间的批评,从自身做起,努力改善产品质量,改变中国产品的形象,而是鼓动海内外媒体,宣称国际社会对中国歧视和敌意,煽动民族情绪,把纯粹的商业事件上升到政治层面,从而转嫁危机。
最终吃亏的还是中国老百姓
张杰连指出,中共可以做到在有限的时间内保证出口产品的质量,但是最终吃亏的是中国老百姓。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企业不能亏本,最终只能以牺牲中国的生态环境和进一步盘剥百姓作为代价。
张杰连说,中国国内的产品安全质量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假冒伪劣产品充斥的环境中,老百姓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无处投诉,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个事实,在中共制造的苦难中艰难求生,变得越来越麻木,甚至随波逐流,大家都这样干,唯利是图,漠视生命,使中共达到彻底摧毁中国人道德底线的目的。
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司马泰先生指出,在“食”面埋伏这一年,人们看到的、听到的、亲身经历的关于食品安全问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毒奶粉”、“苏丹红”、“多宝鱼”、“添加剂”等事件接连引发中国的食品安全隐患。很多中国老百姓都提出“民以何食为天”的问题,到了这种危险程度。中国的“打假”运动,越打假货越多。
专家们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归因于中共治下的道德败坏,司马泰说,“道德底线一旦摧毁,很难靠运动根治。”
毒食品源于中共治下的道德沦丧
贵州自由作家曾宁表示,中国的假冒伪劣无处不在,主要原因就是中国人的道德沦丧,对一个民族而言,这是最可怕的,它意味着一个民族生命肉体上的堕落和精神上的彻底死亡。曾宁认为,而这道德沦丧则是中共建政以来推行党文化的直接恶果。
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也表示,这种现象跟中共这么多年来破坏传统文化、不重视法制、贪污腐化的作风有关,中共在各方面的破坏造成了现在中国人这种唯利是图的可怕心态,只管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的死活。
提升道德是唯一途径
司马泰认为,中国产品质量问题其实也是一个人权的问题。
他说,西方在人权问题上一次次向中共妥协,对中国人权问题装聋作哑,中共漠视生命的习性如今蔓延到国际社会,人们明明知道产品有毒还照样生产,没有道德底线,对人权和生命的漠视,对信仰的否定,对神的否定,中国人连挽救中国道德的手段都否认,怎么解决道德问题。
司马泰指出,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味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为促进中国的人权改善、信仰自由、道德回升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解体中共是终解
前陕西电视台记者马晓明表示,现在的中国,如果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不说假话,那就会被别人嘲笑、提防甚至仇恨。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都反过来了。这种思想变异的根源是中共。
现在假毒食品猖獗,不仅是国内老百姓,连国外都遭殃。这是末世败象的一个方面,也是“天灾人祸示警”、“天灭中共”的征兆的一个方面。解体中共是假毒食品问题的终解。
中国民众不能对中共抱幻想,中共这个物质利益和政治独裁集团是不可能幡然悔悟进行改良的,因此要想解脱苦难,必须自己站出来抗争。
曾宁也认为,“问题的出路就在于我们每个人自己,与一切社会恶习的根源,即中共专制独裁政权抗争,并不断唤醒更多麻木不仁的中国人,让大家一起为我们的家园共同抗争,清除中共毒瘤,重建道德基础。”
【大纪元9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郑丽驹、吴雪儿香港报导)昨日是香港迪士尼开幕2周年,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联同近30名大专院校关注中国工人生活的学生、教师和劳工团体,前往香港迪士尼乐园举办另类“庆贺”活动,发布“2005-2007年华特迪士尼公司内地所属供应厂的劳工条件调查报告”,要求迪士尼“埋单”清还2年以来“欠下工人的血汗账单”。SACOM成员今日上午会见国际劳工标准亚太区总监梁振中。SACOM发言人阿龙说,抗议的目的是反对迪士尼没有负起企业的社会责任,他指出,迪士尼的大部份产品都在内地生产,SACOM发现这2年里替迪士尼生产消费品的8间工厂,都是血汗工场,所有工厂严重的违反了国内的劳动法,也违反迪士尼自己的生产行为守则,而2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改善,因此昨日到迪士尼乐园再次要求对大陆工人负责。
工人每天工作十二三小时
SACOM曾揭发多家内地迪士尼商品供应商涉嫌违反迪士尼生产行为守则和中国劳动法,不顾企业社会责任,以致工人付上了极高昂的代价。SACOM发现上述提到的8间工厂中,工资方面低过国内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尤其严重的是工人的加班费很低甚至不给;工时亦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很多工人每个月工作330多个小时或以上,每天起码工作12或13小时。
SACOM另一位发言人丘梓蕙指出,迪士尼监察制度形同虚设,很多时迪士尼在查厂前会事前通知那间工厂,8间工厂都被发现很严重的做假问题,当迪士尼人员去查访的时候,工厂会做很多假的文件,包括合同、工资单及工时记录等。
另外,丘梓蕙说,厂方亦会在事前向工人做培训,教他们讲一些工厂是付合劳动法之类的违心话,工人害怕失去工作,无奈屈从和配合;很多工人都是敢怒不敢言。
SACOM统筹主任陈慧玲质疑迪士尼对血汗工厂的存在并不知情,因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货,又是如此低的成本,可以想像工人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
她认为现在有必要与迪士尼谈判,因为除了香港以外,当局已经批准迪士尼在上海兴建乐园,如此庞大的企业,意味着庞大的分判网络,欺压工人。她相信,现时在深圳的浩威工厂出现几百名工人闹停工的工潮有待解决,也是迪士尼愿意和组织成员谈判的原因。
抗议者持票入迪士尼被拒
昨午抗议行动完成后,有SACOM成员持门票准备进入乐园时被拒,乐园的工作人员称有理由相信SACOM成员会阻碍乐园运作。
此外,抗议行动进行期间,有数名不明来历的人在场拍摄每一位SACOM成员的照片。
制衣业工会的丽霞说:“我都有留意到有几个不明来历的人在拍照,他们的举动不似游客,有男有女,有一个我跟着她,她很快的走了。”
【大纪元9月13日讯】警钟长鸣“9•11”
刚到8月下旬,就开始回顾和反思“9•11”,这已经成了美国媒体的例牌。每当此时,打开美国电视,翻开美国报纸,立即可以感觉到世贸大厦轰然倒下的冲击波阵阵袭来。当然这和本•拉丹仍逍遥法外、美国至今在伊拉克泥足深陷以及民众心头的巨大创伤尚未愈合有关。可是,如果深度观察,不难发现,美国人对“9•11”的反思每年都花样翻新、高潮迭起,而反思的主题也不再仅仅围绕反恐和国土安全。
记得2004年8月刚过的一天,我刚打开电视机,就看到一位眼圈红红的女士坐在演播室里,她是“9•11”遇难者家属。她正对着电视镜头回忆两年前,自己的那段惨痛经历。“你当时有什么感受?”老练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打断她的话头,发现她没有反应过来,又连珠炮似的追问:你当时想到什么?你恨恐怖主义吗?你怪政府保护不力吗?你支持白宫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吗?总之一句话,你当时最想要的是什么?
那位女士在脸上抹了一把,抬起头,想了想,镇静地说:一个肩膀……
这就是那个女士的答案,和反恐与国土安全关系不大。可让我想不到的是,第二天、第三天,以及接下来的好几天,“一个肩膀”的话题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开始发酵,先后上了好几个电视台的评论节目,报纸也有越来越多的专题报道和分析。“一个肩膀”成了那年反思“9•11”的众多话题中的一个。
原来那个家属的话被敏感的记者抓住了。是的,当那场空前的灾难发生,有三千多人被掩埋在废墟里,恐怖分子仍逍遥法外,有谁会去关注一个受难家属当时最想要的“一个肩膀”?陆续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家属超过万人,在慌乱和匆忙中被安排在仓库和工棚中。他们不知道亲人是否还活着,也不知道死了的亲人的尸骨是否可以找到,他们悲痛欲绝,面对的却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以及和他们一样悲伤的家属们——也难怪,那位遗孀当时最想要的是一个可以诉说、可以分担她的悲伤,可以让她轻轻靠一下的肩膀……
“一个肩膀”的话题就这样引领了一批观众朝一个未知的领域挺进。先是有越来越多的“9•11”受难者家属也站出来诉说当时无处诉说的孤独和痛苦的感受;随后就有民众纷纷加入讨论,表示理解和同情;接着是自愿者团体、非政府组织出来,检讨他们缺乏安慰这么多断肠人的经历和经验;电视台还请来了重量级的心理学家,据他们分析,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无疑会对受难者家属造成无法弥补的心理伤害……。最后自然也少不了政府有关部门,他们也不得不站出来承认在“9•11”善后工作中的这一疏忽和失职,承诺要更多地依赖非政府组织和各种自愿者团体,在类似这种大规模的灾难发生时,要确保及时地让每一个受难者家属都得到适当的照顾和心理咨询,让每一个痛不欲生的亲人都能够有“一个肩膀”依靠。
2004年美国媒体对“9•11”的反思虽仍然集中在反恐和国土安全上,但像上面这种平民话题的热点讨论,出现了不下数十个。这些反思与“9•11”永远的主题——反恐和国土安全——相去甚远,却让人感觉离民众很近。不排除今后美国还会发生类似“9•11”的灾难,但我相信,到时一定会有“一个肩膀”在那里等着每一个受难者家属。
媒体是追问灾难的排头兵
今年是“9•11”六周年,从8月底开始,美国媒体又把焦点慢慢转移到“9•11”上来。反恐和国土安全依然是主流,只是今年和布什、本•拉丹以及伊拉克一起推到聚光灯下的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任局长特内特。两年前业已完成的那份对中央情报局的调查报告部分内容曝光,显示中央情报局一早就获得本•拉丹和恐怖分子将袭击美国本土的相关情报,但却迟迟没有采取措施。中央情报局是否存在忽视重要情报最终造成“9•11”等严重失职行为,已成为今年媒体追逐的新的焦点。
我打开香港电视,看到CBS新闻节目正播放“9•11”专题。一场规模巨大的葬礼正在进行,这是为在“9•11”中遇难的救火队员举行的最后一个葬礼,场面凝重,让人仿佛回到浓烟弥漫的“9•11”现场。葬礼场面在电视上出现的时间很短,接着就换上了播音员。播音员说,有两位救火队员的家属已经对建筑商以及负责救火设备的单位提出控告,理由是,她们的丈夫是因为大楼的救火设备出现故障导致窒息而死的。
看来CBS对此事极为重视。播音员一副拉开架势的样子,又找专家咨询,又找律师访谈,很显然,殉职的救火队员家属控告有关单位,这事肯定也会成为今年反思“9•11”众多议题中的一个大热门。
“9•11”过去六年了,美国媒体还是不愿意放过“9•11”。各色人物和团体都要陆续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个人都成了受害者,每个人都要说话。而很多议题已经离开了反恐和国土安全,从“一个肩膀”到救火器材的质量,已经深入到了四面八方。
这也难怪,“9•11”这样的灾难毕竟百年难逢一次。如果这个时候,把长期存在却难以消除的弊端或者隐患挖掘出来,呈现给国人,自然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美国媒体对“9•11”的持续反思就给我这样一个印象。这么一来,“9•11”倒好像不是巨大的灾难,反而成了金山银山,每个美国公民、每个民间机构和组织,以及各大媒体都要趁机“捞”一把,不断挖掘、开采,不把“9•11”的剩余价值榨干不肯罢休。
而在彻查灾难和事故原因方面,排头兵一直是媒体。普通民众不可能有比较全面的资讯,更不能独立完成调查和反思,但他们有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可以追问“为什么”。接下来把“为什么”传下去的就是美国的媒体。有民意和舆论做后盾,反对党推波助澜,专业的民间独立机构介入调查,政府自然也坐不住。
当然,美国媒体绝大多数是私人拥有的,是商业行为,说他们只是为了公众利益而追查真相,并不都是事实。美国媒体之所以对灾难穷追不舍,是有美国民众的公民意识为基础的。说到底,美国媒体对“9•11”的持续反思,只不过反映了美国民众对“9•11”难以忘怀。
譬如,三年前美国媒体就曾一度不愿报道“9•11”周年纪念活动,理由是不揭受难者家属的伤疤,帮助美国人民走出悲情。实际上却另有隐情——广告商不愿意自己的广告出现在纪念活动中,媒体赚不到钱,就试图淡化“9•11”。结果观众不乐意了。要知道观众才是媒体的大爷,毕竟决定媒体是否赚钱的是收视率,广告商也是冲收视率而来的。在观众压力下,美国媒体最终只能改弦易辙。
最大的灾难是不许彻底追问灾难
民众对灾难的质疑,成为追查真相的原始动力。受民意和舆论引导的民间独立调查,虽然很多时候会偏离专家的指导,有时甚至由此及彼,四面出击,但却很少不理智的举动,政府很少直接成为攻击的目标。
整个过程看起来,政府都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算不上一个积极的角色,他们的成功之处是抱着开放的心态,善待民意和舆论。如果政府强力垄断对灾难和事故的调查权和解释权,媒体只是发布官方消息的工具,那么灾难和事故调查中的公众监督就无从谈起,调查结果的客观公正就难于保证。而正是因为美国政府任由媒体穷追猛打,任由民间独立机构彻查到底,政府显得自信而从容,反而比较容易化解灾难和事故导致的政府公关危机。
这里不妨拿济南水灾和新奥尔良水灾做一个比较。被飓风袭击的新奥尔良差点毁于一旦,事件发生后,白宫和地方政府都遭到猛烈抨击,布什总统声望跌至新低。但美国政府对这场灾难的态度仍一如既往,跟随民意和舆论走,提供便利让民间独立机构接手调查。随着调查结果的深入,该开除的开除,该辞职的辞职,当地政府和警察局承担了应负的责任,公众无话可说,总统声望开始回复。在这个事件中,政府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放在民意和舆论的对立面,结果畅通的民意表达和不受干涉的媒体恰恰为白宫解了套。
相比较而言,济南水灾是一场规模要小得多的灾难,虽说这场灾难也有人为因素,但毕竟是历史上罕见的大暴雨引发的。这场灾难发生后,如果济南当局善待民意和舆论,也不至于造成严重后果。但济南当局恰恰做出了相反的选择,以致发生拘留网友“红钻帝国”的极端事件,而引起公众的普遍愤怒,造成了比济南水灾本身要严重得多的负面影响。直到今天,一度淹没济南市区的洪水虽然早就排走,但质疑和伤痛,却仍然堵塞在民众的胸口。
当然美国也不是所有灾难和事故中,都只有民间的独立调查,政府同样要介入调查,所不同的只是政府不能垄断调查权和灾害信息发布权。正因为政府不能垄断,灾难和事故的调查及信息发布就存在竞争,政府只是竞争中的一员,稍有闪失,很容易被揭穿。这就迫使政府的灾难和事故调查及相关的信息发布不能不特别谨慎,特别周密,力求无懈可击。
这里不妨做个对比。中国佛山九江大桥垮掉后,政府及时派出专家组,据说几个小时就把问题搞清楚了,而且发布了新闻。真是惊人的效率!有个美国朋友就这样问我:如果垮桥的原因如此简单,以至于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专家组就能立即得出结论,发布新闻,那么垮桥之前,安监部门、桥梁维修部门、交通部门和运输部门为什么都没有看出来而及时发布预警呢?
正好稍后美国也垮了桥,也立即成立了专家组,可是在说到事故原因时,专家组竟然说最快也得等好几个月才能弄清楚。科学和技术比中国领先了二十年以上的美国,桥梁事故调查的进度却比中国慢了好多倍,这简直是没有天理。调查一个垮桥事故,用得着那么久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找美国朋友聊天。一开始,他们竟听不懂我的问题,细细打听才知道,原来他们都习惯了,政府对任何灾难和事故的调查,都有一个严格的程序摆在那里,当事人调查,目击者调查,沙盘推演,经由科学实验提取各种关键数据,每一步都省不掉,而且每一步都必须公之于众。这就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想快都快不了。在美国人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政府的调查彻底而全面。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速战速决,那么不但是草率的,不负责任的,而且肯定是要掩饰什么。民意和舆论的严密监督,最终成就了政府调查的客观和公正,从而确保了政府的公信力。
哪个民族能够独善其身?哪个国家没有天灾人祸?所不同的,只是对待灾难的态度。有些灾难可以避免,有些灾难却没有选择,然而政府如何处理灾难则是有选择的。我们看到,在信息公开、表达渠道畅通的美国,公众和媒体对灾难挖掘真相,榨取精华,锲而不舍,像变魔术一样,把一次次灾难变成一本本教科书,变成源源不断的精神财富。这种对灾难的反思方式不但有助于避免类似灾难重复发生,而且也比较成功地处理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政治智慧,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作者为旅美华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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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南都周刊》
记者:几年前当竞标奥运时,北京方面曾承诺改善人权,但活体摘取器官这样的暴行被揭露出来,这完全违背奥运宗旨,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您认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凯西:我认为越多的人发出他们的“小声音”,就会迫使中国敞开大门。你不能只是否认这样事情的发生,必须允许任何独立的调查,至少允许独立的质询,但我不相信他们会这么做。
另外,如果人们都知道这件事,有谁会愿意与一个残酷压制自己人民的政权做贸易呢?你们会吗?我肯定不会!
记者:作为奥克兰市议员, 您怎么看待对广州活摘器官的指控?
凯西:我非常震惊于我们的姐妹城市发生这样的罪恶。在两位调查员的报告里,有广州医院参与活摘器官的实例。我相信不只是我,其他市议员和市长,都会关注此事。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我们可以从一个人,一个市长,一个城市开始,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姐妹城市关系是为了增进两国的文化和贸易交流,实质上也是一种政治交流,所以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我知道悉尼市长就曾和中方提出过此问题,我们的市长为什么就不能呢?
当被问到如何看待“人权火炬”在全球以致新西兰的传递活动时,凯西医生非常赞赏这一举动,表示这是一个除了在公共场所呼吁之外的一个更能让新西兰人了解和接受的好办法。凯西医生还多次提到自己要去迎接“人权火炬”到达新西兰,并高举“人权火炬”,“为了那些在中国被残酷迫害的人们”,向北京发出一个个“弱小”的声音。
爸爸的为人
我的父亲很正,很纯朴。他的语言不多,但对女儿的那种爱点点滴滴的渗透在行动上。
家人,单位里的人,邻里都对他的印象很好,所以说,他的口碑很好。我的父亲长得很正,做任何事情都按照好人的标准去做,所以在他身边的人,在他的影响下,也就自然的不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似乎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那是人们对他的敬佩。其实我父亲是非常平易近人。
我父亲原来是北京丰台桥梁厂的厂长。后来升职到铁道部非金属处负责全中国所有铁路系统非金属的调配。我父亲从很早就开始修炼了。89年父亲找到了法轮功,从此后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北京站做了义务联系人。尽管工作上和修炼上每天都有许多事情要做,常常是马不停蹄的干。家里经常有许多人来往,有外地来的同修也住在我们家。因为我从小爸爸就像妈妈那样带着我,对我来说,爸爸也是妈妈。所以我小时,很依赖爸爸,什么事情都跟在爸爸的后面。所以爸爸的许多付出都被我看在眼里。不管多忙,爸爸中午都会回来给我做饭。我的生日,爸爸从来没有忘记过。爸爸的数学很好,我的数学都是爸爸辅导,一直辅导我到高中。除此之外,爸爸还经常教导我如何做人。他告诉我,对朋友,对别人要真心。我记得一次我的一个同学来到家里,把爸爸留给我急用的一千元左右的钱拿走了,当时我很气愤,可是爸爸却对我说:她也不是故意的,你就别怪她了。我们修炼人不讲失与得。她可能也很害怕。我有四五个很要好得朋友,每次来我家,都是爸爸给做饭,然后搞卫生。他还经常对我说:“晓丹,你要对人不满意,千万不要说人家不好。要想想人家好的地方。对于人家的好处,你要真心实意地表达出来。”他经常教我做人的道理。有时我也会受到爸爸的批评。可是他从来不和我发脾气,总是以理服人。如果我做的不对,他会很严肃的告诉我:“不可以这样做。”爸爸经常出差,凡是爸爸能够带我去的地方,他总是带着我。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感到很快乐,整天无忧无虑。
爸爸四十岁生日那天,我买了一个生日蛋糕为爸爸祝寿。在“祝你生日快乐”的乐声中,爸爸看到我给他买的新自行车,他特别感动,泪水湿润了眼睛。那之后,每天爸爸都要用干布擦一擦这辆自行车,并把它搬到屋里。在我们父女相依为命的日子里,爸爸特别珍惜我为他所做的一切。
没有修炼之前,爸爸在我的心目中是个英雄。对于幼小的我,父亲就像天,会给我撑起来,一切苦难,都会由爸爸承担。所以当我十八岁来到美国时,开始了独立生活。由于人生地不熟加上语言的障碍,感到非常寂寞,几乎每周,我都要给爸爸打电话。爸爸每次都会给我安慰。我清楚地记得,爸爸对我说:“你到美国,我不担心任何事情,惟一担心的是你不修大法。你千万要好好的修炼。”从中国出来时,我带了两个箱子,一个是平时穿的衣物,另一个箱子装满了大法书籍。每一次讲法都给我带了两份,还有讲法录音带和录像带。爸爸还为我从网络上寻找美国的炼功点,告诉我千万不要失去炼功的环境。那时,我非常思念家乡和父亲。思念父亲的唯一安慰就是多修大法。因为爸爸最喜欢什么,我就最喜欢什么。爸爸最喜欢修炼大法,我就多修炼大法。每次想念爸爸时,我就会多读法。
当大法开始遭受迫害时,许多人劝我,别修了,或者撒个谎,说自己不修了,然后回国看一看你爸爸。我知道,这不是爸爸最想要的,也不是我最想做的。而且我从小和师父在一起,知道师父是一个多么正的人。所以我不可能违心的去撒谎。当我寂寞时,心里有时会很难过,那时会经常想,要是爸爸在身边就好了,心里就不会感到那么苦,那么没有底。所以,那些年对我来说,爸爸即是一个好父亲也是一个好同修。
爸爸你在哪儿
1999年7.20,法轮功开始遭受迫害。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场迫害会有多么严重。一周后我给爸爸打电话,已经找不到人了。由于妈妈经过文化大革命和“6.4”,她开始感到不对劲。心里发慌。我们打电话去家里,单位里,亲戚家,同学家,然而爸爸却杳无音信。我心里感到极度的不安和恐慌。就这样痛苦的熬过了一两个月。后来家里亲戚肯定地告诉我,爸爸已经被抓走了。但是不知道被关在哪里,情况如何。我心急如焚,想立刻回中国寻找父亲。亲戚朋友都劝我暂时不要回去,因为情况很乱,也很危险。
1999年12月27日,妈妈打电话给我,说:“你快打开电视,你爸爸在电视上。”当我打开电视后,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上看到四个人出现在画面上:爸爸,李昌,姚洁和纪烈武。当时我的心就碎了。尽管知道爸爸还活着,但是没有想到爸爸会出现在法庭上,我心目中最好的人怎么会受审判?对其他三个人我也很熟悉,因为在中国时,我经常见到他们。他们和爸爸在一起都是谈论修炼的事情。画面上,每个人都显得很苍老,脸也显得浮肿。姚洁看着像是快站不住了。
看着电视,我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爸爸的脸,嘴里呼唤着:“爸,爸,爸…..。”电视整整播放了24个小时,我就摸了24个小时爸爸的脸。之后我和妈妈包头痛哭,妈妈对我说:“晓丹,我千辛万苦把你弄到美国,就是为了让你远离中国,不再受苦。可是,还是让你受苦了。”想起爸爸,我痛苦万分,我白天哭,晚上哭,醒时哭,睡着了还哭。当时,我想只要能回中国看看父亲,我什么都不管了。就向妈妈要800元钱,妈妈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你要出了事,我这一生就没盼头了。”怕我出走,妈妈就把我反关在屋里。没有别的办法,我就这样一天天的熬着。
当地的大法弟子对我特别好。我出来做的第一件证实法的事情就是和同修去休士顿给我爸爸找律师。在爸爸的案子开庭时,法庭只准一个直系亲属去旁听,当时就由我大姑代表全家去了法庭。去法庭前,我给大姑打了电话,大姑问我,你有什么话要对你爸爸讲?我思考良久,告诉大姑:“你就告诉我爸爸,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支持你,全力支持你。”后来我知道大姑把这句话带给了爸爸。当我爸爸听到这句话时,没说一句话,眼泪却顿时迎眶而出。爸爸在关押时一定受了很多委屈,很多苦。但是,我觉得爸爸一定会感到很欣慰,也会知道做女儿的,在美国不用他再操心。我还听到许多人讲,爸爸的骨头被打碎了,牙都被打掉了,吃东西都很困难。做女儿的哪能不心痛?常人都能够有机会孝敬父母,而我和爸爸相隔天涯海角,想做都做不到。那时,我经常晚上不能入睡,泪湿了枕头,告诉爸爸:“我好想你。”,时时会感到撑不下去。但是,转念一想,在中国那么多大法弟子撑着,比我还苦,我有什么理由为了自己的感情而垮掉?就这样,一来一去,走过了八年的时间。
在这八年里,我只收到过两次爸爸的信。最近这次是去年的十二月份。当我拿到爸爸的信时,心里特别高兴。我满办公室的跑,告诉所有的人,“我爸爸给我来信了。”当然,生活在正常自由社会里的人们并不理解,这一封信带给我的是什么。夜晚我高兴得不能入睡,连夜给爸爸写了封回信,并把爸爸的来信和我的回信都翻译成英文,给我的同事朋友们看。能够收到爸爸的来信,是太难得了。从爸爸的来信,依然可以看到爸爸是那样的正。爸爸的信中写到:人生其实是有波折的。看了“菜根潭”这本书,是很有哲理的。又跟我讲,做人要中庸,不要太极端。看着天上云卷云落,花开花落,要用祥和的心态去面对一切事情。遇到大喜大悲的事情,不要情绪太激动。劝我要把情放下。爸爸从来没有讲他受到的苦,而且还告诉我,他一切都好,不用担心。我给爸爸写的信和寄的照片,爸爸从来都不留夜。尽管,爸爸看到了我的照片,不管多么舍不得,还是当场让大姑带回去。为了不让坏人钻空子,爸爸在尽力地保护我。我真正能够体会父亲的心情,我才变得更加坚定,更要帮着我爸爸呼吁。只要我一天在,我就一天不放弃为爸爸呼吁。我还要告诉我身边的人,他是最好的人,是我最好的爸爸。而不是像中共判定的那样。理性的升华
是因为我修炼的大法,对什么都逐渐的看淡了。还要谢谢大法和师父。刚开始我感到特别沉闷,后来心胸一点点的开阔,让我现在真正能够认识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世人。那么多大法弟子像我爸爸这样的前仆后继的讲真相,为了什么?还不就是为了政府,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能有一个前途。这八年的时间,我才一点点的从法理上得到了提高。升华了的我,真正的投入到唤醒世人的讲真相中去。我爸爸的情况在中国只是千千万万个大法弟子中的一例,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我还要去开记者招待会,我还要去讲真相。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弱小的女子,当时英文讲得也不好,我只能缩在一个角落里,没有人知道我才好。现在为了救度世人,让他们能有未来,就得站出来讲真相。相比在中国的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他们是更伟大。因为他们在那样的压力下,还坚持讲真相。其实讲真相并不苦,苦的是状态不好的时候,情绪低落的时候才觉得特别苦。状态好时是很幸福的,心里很充实,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时,那种心灵上的满意和痛苦的强熬真的是不一样。我现在真得担心的是中国大陆还有那么多人不知道真相,没有被救度,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在呼吁。站在个人的角度,我怎么想爸爸,那和真正的为了别人着想是不一样的。自己的亲人是为了理念而被抓,这真的让人感到很骄傲,不会觉得丢脸。我曾经跟我舅妈说:“我真的为我爸爸感到骄傲。”这么多年的呼吁我觉得没有失去什么,惟一得到的是很多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支持。他们来自各个国家和美国各州。现在对于出去讲我爸爸所遭受的迫害,我感到已经不是在揭伤疤,我要的不是别人的同情,而是要世人真正知道大法的真相,从而使他们能够被救度。
我相信这个迫害不会坚持那么长久,我有信心一直做下去。中共自己把自己的路堵得差不多了,现在它是骑虎难下。它做了很多很绝的事情,其实是心里没有底。所以我才会很有信心。前面的路长与不长对我来说无所谓,前面的路有荆棘没有荆棘无所谓,只要最后把我爸爸无罪释放,就够了。亚太峰会对布什总统与胡锦涛的希望
对于亚太峰会,我想恳求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作为一个女儿这么多年没有见到爸爸,而且爸爸是在没有任何罪证下被关押,请他们帮助释放我爸爸。作为一个法轮大法学员,希望他们能够释放在中国所有被迫害的大法弟子,让他们都能得到团圆。我作为一个真真真正为他们着想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停止这场迫害。我希望中国人民真正好好地看一看《九评》,看看社会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为自己的未来着想,选择正确的道路。不要到最后没有办法救度自己。
晓丹最好朋友珠珠也从美国来到悉尼,来到我们采访现场,讲述了她如何认识晓丹并走上修炼之路:
我上高中最后一年时,一天在妈妈送我上学的路上,在车里听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导晓丹为了呼吁停止迫害她爸爸的事情,在中领馆绝食三天。我当时就想,一个女孩子有这么大的魄力和勇气,面对强大的中国政权敢于发出呼声,真是不简单。当时我和妈妈都不了解法轮功。因为妈妈有在中国的经历,就侧面的了解了一下法轮功,了解为什么大家都炼法轮功?为什么法轮功要受到镇压?然后妈妈找到炼功点,从此开始修炼。我上大学后,妈妈向我介绍了晓丹,并告诉我,这就是我们上次在电台里听到的晓丹。从那以后,我也慢慢的走入了修炼的行列。
因为我和晓丹在一个城市,一个大学,住的也很近。晓丹这么多年一直做着营救父亲的事情。刚开始发生这件事时,她年纪比较小,是一种女儿想念父亲,希望父亲早点出来的心情。后来大了,理智了很多。认识到做这件事情不单单是为了父亲,还为了千千万万的人。晓丹父亲的事情一直以来在她的心中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特别逢年过节,父亲的生日,她都会非常思念父亲。而最难过的一点是,不知道父亲情况怎样。哪怕是能够让她直接和父亲电话或者信件联系,都会减缓一点这种痛苦。而且晓丹的人身安全也一直是她妈妈和我们这些朋友非常担心的事情。她经常会接到恐吓电话,中共也曾经要挟过她“不可以在国外做这些事情,否则你爸爸将会受更大的苦。”我觉得这个很邪恶。父亲含冤入狱,外边的人都不可以说句公道话。更何况晓丹不是中国公民,而是美国公民。美国公民有倾诉自己痛苦的权力,而且这是在美国国土上,中国政府是无权干涉的,这真是不可理喻。每当我和我周围的人讲起晓丹父亲的事情,大家都很同情,也都认为这样的事情只能在中国发生。
我还经常看到晓丹给她父亲买蛋糕,她还邀请我一起过来吃蛋糕。晓丹走出来的过程是满艰难的,因为毕竟是自己心里上的一块伤疤。每一次出去讲述她爸爸的事情,可能心里上都要痛一次。而且自己要表现的很坚强。如果换了我,这么难过的事情,恐怕我是不会向别人一次次地提起。人这一生里最痛的一件事情要讲给所有的人知道,这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希望您也能参加到营救法轮功学员的行列里来。 签名支持网址:http://freezhiwen.org
“大纪元国际摄影大奖赛”章程
一、总则
此次摄影大赛,以准确表现人、物、场景、社会状态的真实为主题,以表达正义、善与美为主导,以传统美学及纯正的光影技法为评判标准,让读者们能够欣赏到摄影艺术的精华。
二、主办
主办:大纪元国际摄影作品大奖赛是由大纪元多语种报纸、网站联合主办。大纪元多语种报纸全球发行,读者群广。
三、分类及奖项设置
本摄影赛大奖 1名 5000 美金
1, 类别A--社会民俗(当今现实社会生活、 风貌、维权运动、主题新闻、文化、风土民俗、宗教信仰、传统艺术、传统生活方式等)
金奖 1 枚 2500 美金 或相等价格的摄影设备/器材/旅游服务
银奖 2 枚 1000 美金 或相等价格的摄影设备/器材/旅游服务
铜奖 4 枚 600 美金 或相等价格的摄影设备/器材/旅游服务
优秀奖 20 枚 100 美金 或相等价格的摄影设备/器材/旅游服务
2,类别B --自然环境(自然景观、风光、地质地貌、生态动植物等,力求表现独特审美风格)
金奖 1 枚 2500 美金 或相等价格的摄影设备/器材/旅游服务
银奖 2 枚 1000 美金 或相等价格的摄影设备/器材/旅游服务
铜奖 4 枚 600 美金 或相等价格的摄影设备/器材/旅游服务
优秀奖 20 枚 100 美金 或相等价格的摄影设备/器材/旅游服务
3, 类别C --广告、人像、时装、 静物、建筑(表现人的风采和性格、模特表演、影楼布光设计和创意。数字技术的运用使广告静物建筑等物体创意出审美效果)
金奖 1 枚 2500 美金 或相等价格的摄影设备/器材/旅游服务
银奖 2 枚 1000 美金 或相等价格的摄影设备/器材/旅游服务
铜奖 4 枚 600 美金 或相等价格的摄影设备/器材/旅游服务
优秀奖 20 枚 100 美金 或相等价格的摄影设备/器材/旅游服务
四、参赛规则
本次比赛不收灯光片(又称正片和反转片),要求参赛作品是未在其他公开竞赛中得奖的作品。
1,作品规格及参赛方式:(黑白照片可以参赛)
(1),邮寄:打印的图片要求:10英吋照片,即最长边为10英吋,参赛作品不须要装裱。在邮寄作品时,请附作品的电子档案(CD光盘)。
(2),电子邮件:可先送样图电子档案(小不小于500KB,大不超过1000KB,方便EMAIL传送),入选后再通知送高清晰文件。
(注:二者选一, 邮寄或者EMAIL传送。)
2,填写参赛信息,在所有参赛稿件背面或电子邮件上清晰的写明与参加表完全一致的参加类别、作品序号、作品标题、作者姓名、国家地址、邮编、或email、及更详细的联系方式(以便获奖通知)(请使用下表)
3,参赛作品的文件名称请用国家地区姓名和类别命名。如:
USA-NY- JackWang-A-01
USA- NY-JackWang-A-02
USA-NY- JackWang-B-01
USA- NY-JackWang-B-02
USA-NY- JackWang-C-01
USA- NY-JackWang-C-02
每位赛者作品每类最多4张图片,共计不超过12张图片。
4, 主办方尽心保护所有来稿,若有在邮寄途中或意外损失,主办方深感同情和惋惜,但不负有责任。对于评委认定的损坏过于严重的或不合要求的照片,主办方有权视为无效稿件。所有来稿作者均为同意遵守以上征稿章程的规定者。主办方将不承担参赛作品侵犯他人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法律问题。所有参赛作品恕不退回。
五、评委会
大纪元国际摄影作品大奖赛评委由来自东西方国家资深摄影界,美术界及出版业专家联合组成,按国际标准化评判方式评审作品,以本次比赛总则为基本审美标准,以公正的态度尊重每一位参赛者。
六、凡是中奖和入选的作品,将获得本次大赛组委会颁发的奖牌和证书;入选作品将在本集团网站报刊陆续刊登展出,举办单位有权在相关的非商业目的刊物、网站中使用,不再另付稿酬。入选作品将在美国纽约举办展览:
收件日期:2007年10月1日--2007年12月31日 23:59PM (美东时间)(以送达时间为准)
评选日期:2008年1月2日--2008年1月15日 (美东时间)
寄送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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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网站: http://photocompetition.epochtimes.com
评选、发奖地点:美国纽约(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未到场领证书者,组委会在颁奖仪式后立即寄出,邮寄费在奖金中扣除。
主办方保留调整大赛章程的权力。
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正统声乐目前处于弱势地位,这次大赛不仅为全球各地的声乐专业人士和声乐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平台,而且也是恢复和弘扬东西方正统声乐艺术的一项文化盛事,真正带给人美好、希望与未来。
她说,“声乐艺术同其它艺术门类一样,是学无止境的。歌唱家不仅要严格的、精益求精的锤炼自己的基本功和演唱技巧,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和艺术道德,不断追求更多的境界,其歌声才能触动人心,让人共鸣感动。”
正统声乐表现美、善、神
据大赛章程介绍,本次“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分为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两组(不包括通俗唱法)。以中国传统、民族、经典歌曲,影视插曲和中外歌剧咏叹调,以及艺术歌曲为比赛曲目。
白雪表示,这些都是东西方正统艺术的表现形式。正统的艺术多是表现美、表现善、表现神的,是表达对美好光明的向往,传播对神的敬畏和感恩。现代派的很多歌曲充满低俗的对物质情欲的追求,这也是随着人类道德水平下滑而产生的变异。
她说,中国古代社会注重修身养性,音乐以天人合一的德音雅乐为尚,音乐被视为敬仰神明、教人向善、节制人欲、规范人心的,形式上尤以圆融和谐、清静淡泊为上品。古代西方的著名音乐大多数都是为宗教颂神而创作,表达对生命的探索,对神的敬仰,在欧洲形成的声乐唱法具有既要表现真情实感又要节制的特性,作品能使人有庄严神圣、超凡脱俗、净化人心之感。
正统声乐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
白雪表示,歌唱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完美的歌唱”不仅仅包括声音和歌唱者的音乐素养,还包括歌唱的内容和民族风格,以及歌唱者的风度、仪态、气质、文化修养、艺术修养、审美价值取向等等。
她说,“歌唱家的演唱能力是多种素质的综合,要做到声情韵美,不仅要提高歌唱的技术水平,还要不断提高艺术修养和艺德修养,才能运用歌唱的技能技巧,将自己所领悟的歌曲的内涵用歌声表现和诠释出来,这是使歌唱富有艺术表现力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她说,“如果没有内在的神采,演唱技巧再高,也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民族唱法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的内韵
白雪表示,民族唱法是指我国传统的民族声乐演唱方法,是以民族语言为基础,嗓音甜、脆、定、亮为特征,行腔韵味为特色,并与形体表演浑然一体的声、情、字腔相映生辉的综合演唱艺术。
她说,民族唱法具有浓郁的中华民族独特的气质风格和精神风貌,体现在字音语调、旋律特征等方面。在唱法上讲究字、气、声、情,提倡以情带声、声情并茂、声随腔行、字正腔圆、神形兼备、唱表结合。声音明亮纯净,音色优美动人,吐字清晰准确,要求气息深,演唱轻松自然,韵味浓厚。
在谈到如今民族唱法的现状时,白雪表示,相对处于“强势”地位的通俗唱法,民族声乐演唱者的确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民歌变味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当今歌手的一个通病就是捏着嗓子唱歌,或者扯着嗓子吼,还有的是靠现代科技手段包装的各种假唱。
她说,“这些都体现了正统声乐的败落。民族唱法如果不注重字、腔韵味,就会失去其特有的神采。我个人一直主张:从艺如做人,应当真真实实、坦坦荡荡。”
美声唱法展现西方艺术精华
白雪表示,美声唱法是以传统欧洲声乐技术、尤其是以意大利声乐技术为主体的演唱风格。实际上是从西欧专业古典声乐的传统唱法发展起来的,从文艺复兴以后逐步形成美声唱法,是西方经典艺术特色的集中体现。
她说,“美声唱法特别讲究声音的光彩、力度和连贯、流畅、柔美,要求歌唱的发声自然,声音宏亮,音色美妙清纯,有适当的共鸣和圆润的连贯音,特重的起音法,稳定的持续音,有规律的渐强、渐弱等,其目的是要使旋律演唱得更华丽、更灵活、更圆润、更富有光彩,音高更为准确,声音更具有穿透力。”
白雪表示,美声唱法比其他唱法的喉头位置低是其特点之一,因此,这种唱法能产生一种明亮、丰满、圆润,同时又具有金属色彩的、赋予共鸣的音质。此外,美声唱法还十分注重句法连贯、声音灵活、刚柔兼备、以柔为主的演唱风格。
美声和民族唱法的完美结合
在歌唱生涯中,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完善,白雪在横跨美声和民族两种唱法方面走出了自己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她的声音既有民族唱法咬字吐字清晰、声音甜美圆润、气息灵活的优点,又有美声唱法的音域宽广、刚柔兼备、表现力强的特点。
白雪表示,“其实人体的歌唱机能可塑性很强。现在的民族唱法在行腔方式上更接近美声,只是在声音的造型和咬字上本土化一些,声音比较开放,不那么圆。在呼吸的运用、咬字位置、共鸣位置、声音走向等方面有一些差别。美声唱法尤其强调共鸣与音质,而民族唱法则特别讲究吐字清晰,以字带声,字正腔圆。”
在舞台上,白雪强调和观众的互动效应,希望能用歌声和观众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听过白雪演唱的观众说:“白雪的歌声很好听,音质很美,很有感染力和震撼力,她是用心在唱。”
白雪表示,“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唱,我也在不断的摸索着自己的路,摸索一种最能将现歌曲内涵传递给观众的演唱风格。除了演唱技巧的提升,不断提升心灵更是关键。只有演唱者的心灵美好,内心祥和宁静,才能将美好的善念传递给观众,才会对人们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