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维权通讯(2007/03/10-16)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十点半，这座音乐之都头一次见证人类历史上如此特别的圣火——奥运人权圣火。由著名的人权团体IGFM和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联合举办。奥地利国会议员阿尔伯特．斯坦豪赛尔（Albert Steinhauser）亲临米歇尔广场，代表维也纳接下了人权圣火，并作了现场演讲。

张建平：“他为什么会处罚我，就是4月12号把我带到派出所，跟我说我被利用了，你只要承认被利用了，我们就为你解决你的赔偿问题，当时我非常气愤回绝他我没有被利用，我说媒体是客观、公正的报导，你们贪赃枉法才是危害国家、老百姓的利益，他们就恼羞成怒给我处罚了。”张建平表示一定要上诉，讨回公道。

原中国银行湖北郧西县支行的干部郑大靖，在维护自己权利的同时，积极为其他访民维权。上周五(7日)，他在北京南站被地方截访公安绑架回原籍湖北后，关押在郧西县看守所，现被转移到郧西县寺沟烟草站学法班。他的妻子曹祥珍呼吁外界能关注此事，希望全家能早日团聚。

据正在成都的王多亮先生介绍：昨天双方的会谈持续至下午13点过，我们提出要回林业招待所，官员们不允，并和我们共进午餐。下午14点过，维权代表万代福、衡仲伦被当局送上前往遂宁的火车返回，而另外200多工人维权代表也被其所属单位派员"疏散"。

据昨天现场目击者表示，政府派来20多个警察及3辆警车，将张勇翔强行抬上救护车，拉到上城区湖滨东平巷敬老院，还派了3个保安看管起来，就开始强迁，把他们家东西都搬走。直到街坊邻居赶来声援，要他们出示逮捕证，张勇翔才被好心邻居救出来，回家后，砸开了被清河坊管委会拆迁办用水泥砖头封住的门。

据《齐鲁晚报》报道，该义工组织在6月23日举办义演晚会，为6名聋哑或父母双亡的失学儿童举办募捐活动，有数百名市民参与。但活动随后被民政局及城管人员阻止。至8月9日，义工组织更被民政部正式取缔。

韩鼎祥主教1937年出生，一生多次被捕。第一次被捕是在1960年，当局指控他从事反革命活动罪，并把他关入劳改农场，直到1979年才将其释放。韩鼎祥1986年晋铎为神父，1989年得到梵蒂冈的认可被祝圣为主教。他最后一次被捕是在1999年，罪名是所谓的非法宗教信仰活动。

一直协助扎铁工人的职工盟，在地盘与同工人讨论与扎铁商会的谈判进展，并进一步谘询他们的意见。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表示，工时问题是劳资双方目前的最大分歧，工人希望每日8小时工作，比资方提出的要求少15分钟。

巩义市是河南省郑州市下属的县级市。对于这样一个连西医分科概念都不清楚，或者最可能的是技术力量不足以分科的小城市的县级中医医院（即以中草药中国传统医学技术为主体的市级中小医院），竟然成立了可进行高难度的非常专业的西医手术中心。其肾脏移植中心同时可以接纳12个肾移植患者；一天最多可进行8例肾移植手术，该移植中心的泌尿外科主任李宏道已开展同种异体肾移植500余例[注55]，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其突然成为该地区的肾移植中心？

谈文革不可不谈“四大”。“四大”是文革的始作俑者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宣导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号称“大民主”。当年亲身经历过“四大”的人，今天都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凡是受到冲击的当权派，对“四大”无不深恶痛绝。而大多数参加过“四大”的人，也抱有同样的反感。回想起当年之勇，有人认为，“四大”就是乱，不能再搞了。只有极少数人备感亲切，希望再来一次，重温那种舒畅的感觉。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二发表文章，历数当今中国贪官掩盖自己贪污腐败的种种手法。同时，批评人士指出，官方媒体对中国的贪污腐败顾左右而言他，不敢指出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的根源。

曾经有一次，我在省政府门前采访上访群众时，群众嚷道：“看你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胆量报导这个事情？”我没有回答，但我知道，我没有胆量。我写出的稿子要经过主任、总编批，一些敏感的问题早就给枪毙了，哪能轮到我们记者自己作出决定？果然，还没有等到主任审阅通过，报社就接到宣传部的通知：“凡是涉及到上访问题的稿件，一律不准报导。”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思量，有“香港良心”美誉的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终于在昨日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今年12月举行的立法会港岛区补选。她形容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去见证她一向坚守的信念是否经得起考验。作为要“学习民主之道”的前公务员大统领，陈方安生坦言机会一去不复返，普选的路需要身体力行，个人的得失并不重要。

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星期二正式宣布参加立法会补选后，香港两大政治阵营都紧急会商筹谋。民主党即晚召开中央常委会，一致通过初选机制原候选人、中西区区议员甘乃威的建议，全力支持陈方安生参选。甘乃威并同时宣布退选。

根据美国消费产品安全协会(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的资料，含有高浓度铅的有毒涂料在马泰尔玩具最近几周回收的产品中都有，而在颇受欢迎的汤玛斯朋友火车组合玩具等今年回收的16种其他玩具中也有发现。所有这些产品都是中国生产。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制商品的回收案件中都含铅？

加拿大律师人权观察（Lawyers’ Rights Watch Canada）的中国国家监督员，同时也是“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简称CIPFG）北美分团主席安世立大律师（Clive Ansley），曾在中国从事过律师职业十四年。他担任专家证人，向加拿大、美国和欧洲多个国家的各级部门提供有关中国法院以及司法体制方面的专家证词。对于中共的司法体制特征，安世立直言指出：中国法律唯一的涵义是由某一天共产党怎么说来决定的。

八月底，北京宣布，从今年起，中国将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依照这一制度，中共当局将负责每年向联合国提交上年度的军费开支基本数据。北京同时宣布，恢复向联合国提供常规武器登记。之前，中共以"有国家向台湾提供武器"为由，从1996年起，就中断了这项登记。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十点半，这座音乐之都头一次见证人类历史上如此特别的圣火——奥运人权圣火。由著名的人权团体IGFM和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联合举办。奥地利国会议员阿尔伯特．斯坦豪赛尔（Albert Steinhauser）亲临米歇尔广场，代表维也纳接下了人权圣火，并作了现场演讲。圣火由罗马尼亚的蒂米甚瓦拉传递到这里已是第七站，随后在维也纳老城开始了四公里长的人权圣火传递路跑，其中有新城的伯格-维也纳体育学校（Borg Wiener）五十八名学生和三位老师最引人注目。而后，随着为远方的中国人而唱的“人权圣火之歌”，包括著名歌唱家Sabina Hank和Guenther Mokesch多名音乐骄子们伴着风雨举行了露天音乐会，为维也纳丰富多彩的历史添上了傲人的一笔。

奥地利是欧洲仅有的几个拥有皇帝的国家，霍夫堡则是奥匈帝国皇帝执政的地方，目前是作为奥地利的总统府。奥地利的外交部和几大媒体都在霍夫堡的附近。米歇尔广场就坐落在霍夫堡一旁，它是古罗马遗址，也是维也纳的游人必经的途径，是一个对于政教、政界、旅游都很重要的地方。

奥地利绿党国会议员阿尔伯特．斯坦豪赛尔（Albert Steinhauser）亲临会场，代表维也纳接下了从罗马尼亚传来的人权圣火，并作了现场演讲。他表示：“在中国的奥运会代表着经济利益超越了对死刑的关注，在中国超过七十种死刑罪名；经济利益超越了对酷刑的关注；经济利益超越了对器官买卖的关注；经济利益超越了媒体新闻自由。”他认为，我们对像中国这样的对本国人民粗暴无理的国家应该指出来，并采取其他可行的公开措施，不只是进行双边对话来解决。

这次人权圣火传递活动也得到了奥地利国家枢机大主教逊博（Schoenborn），奥地利欧盟议员哈拉德．艾特（Harald Ettl）、克瑞丝塔．皮里茨（Christa Prets）和卡琳．瑞丝塔利茨（Karin Resetarits）的支持。卡琳．瑞丝塔利茨表示体育应该起到“促进人类和平，维护人类尊严的作用，这也是奥林匹克精神所在。中国在公开场合保证要改善人权，按照联和国人权准则去做，但是在中国还存在着数不尽的迫害人权事件，压迫和迫害信仰自由，奥林匹克公平竞争的精神对中国领导人也适用。”

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国际人权组织奥地利分部主席卡特琳娜．格利普（Katharine Grieb）说，今天的活动很重要，我们要让每个人都知道，现在以及将来在奥林匹克举行时，在中国会发生什么样的暴行。没有人能说，他们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全世界的每个人都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每个说他对此不感兴趣的人，在我看来无异于自杀。谁对此沉默，谁就是有罪的。如果中国没有了共产极权，那奥运会为什么不能在那里举行呢。我们反对的不是中国人民，而中共极权。

中午十二点，人权圣火传递的路跑由米歇尔广场，途经斯特凡大教堂，路过国母广场和维也纳歌剧院，经过四公里，再回到米歇尔广场。

当人权圣火传递路跑开始时，簇拥着火炬奔跑的人群，一群十五岁到十七岁的中学生非常引人注目。他们是新城的伯格-维也纳体育学校（in Neustadt， Borg Wiener）五十八名学生，由三位老师带队。

十六岁的亚历山大说：“我们参加这个活动是为了帮助中国人。”他的同学认为：我“希望体育应该是真正友谊的象征, 而不是一个形式”，另一个男孩告诉记者：“我来到这里是为了人权，为了那些在中国受到压迫的人们。”

十七岁荷塞．奥提斯(Jose’ Ortis)告诉记者，他们一共有两个班级的同学参加了这次接力。他觉得为人权跑步他很高兴，因为对体育学校的学生来说参加奥林匹克运动是一种荣誉，因为能够参加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他们主要的梦想。他很认同奥运和人权侵犯不能同时并行，因为他们十分致力于奥林匹克运动，因此他来参加这个人权圣火接力，为此他感到很幸运。

他们的老师皮特．施坦文德(Peter Steinwender),告诉记者，他们是来自五十公里外的新城伯瑞-维也纳体育学校。他上周五才从一个学生那里获悉人权圣火的消息，然后他立即安排了这次行程。认为学生们都很兴奋能参加人权圣火活动，之后他们还会去思考和实践，他们今天受益良多。

当人权圣火回到米歇尔广场时，奥地利著名的歌星 Sabina Hank等艺术家们用音乐会的形式，对人权圣火表达他们的支持。奥地利著名歌星Guenther Mokesch先生在演唱到一半时，主动接过人权火炬高歌，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歌很适合举火炬。Hank女士则表示：“如果有更多的国家和城市参与人权圣火，会赢得更多的关注。我非常高兴被邀请参与。我非常感动，当我得知这样的消息，我的心在哭泣。”

很多游人和维也纳市民听到中国的人权现状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遭遇，纷纷签名或捐款，以示支持。

沙卡洛夫思想自由奖是欧洲议会为纪念前苏联核子物理学家及人权斗士沙卡洛夫而设，主要目的在表扬对维护人权、基本自由及民主法治有卓越贡献的人士。

胡佳上午接受中央社记者电话访问表示，日前他已从朋友处得知这个消息，同被提名的还有苏丹、阿富汗等国家的人权工作者，苏丹、阿富汗是饱经战乱、强悍统治的国家，中国的人权工作者同列名单，就知道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是处于什么状态。

胡佳说，他感谢国际社会给予他们夫妇的关注，获知被提名消息，他和太太的心情都非常愉快，称得上是“残酷生活中的意外快乐”。不过，他觉得受之有愧，应该把奖项颁给最值得帮助的人权工作者。

他说，这几天为了出门活动，他和门口看管他的公安、国安人员打了好几次架。在中国关键的时期，未来他仍然会发挥年轻人的活力，继续倾全力推动中国民主、法治、自由变革。

据本台了解，在今年4月份，8名公安闯入家住江苏省常州市的张建平家，指责他浏览反动网页，要他签字承认颠覆国家政权，警察还指责他被“六四”天网和希望之声利用，张建平拒绝签字。

2个小时后，警察再次前往他家出具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指张建平自从去年10月份以来登陆境外反动网站，查阅反动信息等，处罚他6个月不准登陆国际互联网。张建平不服，因此向区法院上告当地公安。

据六四天网星期二说，案件星期一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开庭之前，张建平的一些朋友特意从外地赶来旁听，却被法警拒之门外，从江苏宜兴赶来的魏道华还被拉上警车送回宜兴，至今仍被软禁。

星期二，魏道华向本台表示：“他就是不给我进去，我要旁听还有旁听证的，现在还有人看在这里，我到哪个地方去，他们拿车子送我去，让他看着我。”

而据张建平表示，当局发了几个旁听证给他，但是只有一个人能进去。他说---

张建平：“我怕出现意外，事先跟何纪华厅长请教，问他要什么手续可以进去旁听，他说要身份证和旁听证，这就是合法了，在法律上就是有权利了，这个权利是任何人不能剥夺的。此外，在进入法庭时他们对我们检查非常严格，连鞋子都要脱下来，而他们被告却手机都开着，开庭时手机响起来。”

而在厅上，张建平与他的律师都据理力争，但改变不了败诉的命运。张建平说---

张建平：“他们提出来的就是06年10月份有两篇文章还有12月4号有一篇文章，就是我看了，浏览了《大纪元》的文章，他们说浏览了文章就是颠覆了政权，推翻了制度。

他的法律依据是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这不是一个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而武进区公安提出来，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下列信息，我又问他说大纪元是反动网站是否有法律鉴定，他们就拿出江苏省公安厅内部的文件，说大纪元是法轮功。”

张成茂：“两个问题，一个是张建平没有威胁网络的安全；第二宪法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像张建平这样身体状况的人他与外界联系通道就是一个网络了。”

据了解，张建平在10年前被车撞倒造成高位截瘫，法院已判决肇事者给与赔偿三十几万元，但至今10年过去，张建平一直没有拿到这笔钱，因此他到处上访，认识了全国各地在上访路上的访民，他帮助他们写状纸，灌输他们法律知识，又写些维权文章发表，因此，被官方忌恨。

张建平：“他为什么会处罚我，就是4月12号把我带到派出所，跟我说我被利用了，你只要承认被利用了，我们就为你解决你的赔偿问题，当时我非常气愤回绝他我没有被利用，我说媒体是客观、公正的报导，你们贪赃枉法才是危害国家、老百姓的利益，他们就恼羞成怒给我处罚了。”

郑大靖因反映地方领导贱卖国家资产而不断上访，并数次被捕坐牢。由于当地官员将他列入黑名单，他的两个孩子也受到株连而至今失学。历经十年的诉讼、上访，至今仍没解决。

郑大靖的妻子曹祥珍表示，她丈夫在9月7日上午8点半，到北京南站替一位访民办事，被十多个当地截访人员绑架回去了，他的手机和别人的相机全部被没收了。9月8日，她到南站去打听丈夫消息，看到五、六个人截访人员要抓她，她赶快躲开了。

曹祥珍说:“因上访，地方政府一直要抓我们，我们告他们腐败，说的都是实话，没有冤枉他们。一位官员还亲口说‘你们告到胡、温那都没用，解决事情还是要靠当地，老百姓跟政府作对，不是鸡蛋碰石头吗?整死你们。’由于媒体一直关注，当地公安才没动手。”

记者致电郧西县县委书记卢富昌询问，这位书记表示，“你有什么事，你关心这个人干什么?你是他什么人啊!我搞不清楚你们为什么关心他?这个事我说不清，我搞不清楚这件事。”

郑大靖因他家的住房以及银行所属的一些其他房产被当地官员非法低价出卖，当地政府和司法部门不依法处理这件事，他一家先后二十多次到北京上访要求讨回公道。

因上访，当地的县委书记还私设牢房，把他7岁的女儿郑霖鑫关到牢房里65天。他把大儿子送到河北妹妹家上学，也被当地县委书记威胁，导致他的两个孩子从此失学。为了躲避当局的抓捕，他们全家生活非常困窘。

今年7月24日，因帮助云南访民维权的郑大靖，目睹江苏残疾访民遭北京接济站工作人员斥骂，替这位访民说了几句公道话，就在北京接济中心大厅内，被工作人员打昏死过去，引发数百访民愤怒进而包围了接济站。

长期关注郑大靖一家维权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负责人黄琦表示，这不仅仅是十七大要召开，郑大靖最近以来一直遭到当局的追捕，上次被抓回去以后，通过朋友的帮助和努力，他跳高墙逃出来，在天网住了一段时间才回北京。

黄琦还表示，现在中共召开十七大，中共公安部部长周永康还扬言“在北京不留一个隐患”，现在当局是重拳出击了，要一网打尽所有维权人士和访民。

据黄琦透露，为了限制群众上访，卢氏县于8月31日对王群凤、闫西让、赵有凤三名访民实施拘留，并在7号、9号连续在县电视台加以曝光。其他县市也发生对上访人员进行报导曝光事件。当局这样做目的就是为了威胁地方上的访民，别到北京上访。

为了十七大顺利召开，当局正开始大力打压异议人士和访民。

对于当局的这一动作，黄琦认为，中共一时的压制，一个是为了减少访民去北京，把访民和维权人士送进监狱拘留、劳教和劳改，实际上，老百姓对寄予希望的上访管道被堵后，认为他们的中央政府不能替百姓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是中共最危险的时候。严厉的打压和抓捕，只会对这个政权埋下更大的隐患。

据悉，200多工人维权代表来自黑水林业局、马尔康林业局、川林二处、小金林业局、红卫林业局、松潘林业局、南坪林业局等7局2处，代表阿坝州森工局系统三万多退休和在职工人向当局讨要欠薪。

万代福先生介绍，四川林业系统拖欠三万多阿坝州森工局系统工人工资，人均1万3千多元，这些工人平均年龄在70岁左右。为此，工人们长期上访维权。9月10日，200多工人代表陆续前往四川省林业局维权。

9月11日早上6点过，黑水林业局第一局长罗建伟、退管科长陈林驱车前往四川省林业局，把维权代表万代福、王多亮接到位于成都市二环路的九寨沟茶楼商谈。万代福、王多亮向官员们指出，所谓群体上访，必须在3至5个人以上。因此，应该把其他工人维权代表请来一起谈判。

官员们随即也把另一工人维权代表衡仲伦送到了九寨沟茶楼的谈判现场。在维权代表要求下，阿坝州政法委、阿坝州宣传部、阿坝州维稳办、四川省林业厅维稳办官员陆续赶到谈判现场。

王多亮先生指出：我们维权十多年了，当局在2004年就表态“三至五年解决”，现在又告诉我们今年四川省第103次常委会议决定“三至五年解决”，我们这些老工人都这么大年龄了，怎么等这个“三至五年解决”？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希望当局保障三万阿坝州森工工人依法上访的权利，并依据《劳动法》早日偿付其欠薪，维护社会稳定。

张勇翔今年40岁，从小患有严重强直性脊椎炎，因整个脊椎都僵直，平时走路都很困难，用拐杖只能艰难的一步一步挪动，他们一家靠自家小店卖绍兴黄酒勉强度日，生活非常困难。

张勇翔的妹妹张咏梅表示，她昨天在上班，邻居通知她家里被强迁了，赶回家，屋里的东西和哥哥都不见了，只有那些农民工在那里砌墙，后来哥哥回来，我们又把封住的墙撬开。

撬开被封的墙后，当地警察和城管执法人员马上又包围他家，张家兄妹开始以死抗争，引来大批群众围观，纷纷谴责当局的非法行为。

张勇翔的父亲原是市人大代表、劳动模范，患癌症去世后，家境每况愈下，母亲又患尿毒症，常年住院，生活非常困难。清河坊管委会三番五次上门逼迫他放弃房产，让他们“自愿”到郊区三里亭去，还到他母亲住的医院做工作，逼其母亲签协议，后因他母亲病危才罢手。

张咏梅表示，“我哥是残疾人，走路都有困难，发生这事，我哥不敢告诉我妈，妈妈还住在医院抢救，就是因为逼迁，被吓坏了，这些人一个月好几次到家里逼迁。现在家里水电都被切断，里面的东西都被搬走了，什么都没有?昨天是邻居借给我们躺椅睡觉。”

她说:“我们住在这里30年了，对这里感情很深，在这里开个小店，自实其力，靠大家照顾才能活到现在。按政策，这里是不拆的，我们也不想给政府添麻烦，希望住在这里，今天会去找有关领导商谈。”

据悉，杭州市政府于02年和04年发布了市长第164号令及第215号令，因清河坊属历史街区，明确规定此街区只修缮，不拆迁，可以保留私房，保留原始的历史风貌、居民的传统文化及风俗习惯。但上城区政府无视政府令，至今仍在违法强拆民宅。

以大井巷胡庆余堂为中心的清河坊地区是杭州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它历经宋元明清至今一直繁华。这里有著名的胡庆余堂、张小泉剪刀店、益元参店、朱养心膏药店、沉记天竺店等老字号店铺。有着浓厚的传统民俗文化，也是吴山风景区最吸引游客的地方。

杭州自由撰稿人、维权人士吕耿松因一直关注杭州失地、失房居民和访民的生存和人权问题，写文章揭露了杭州上城区政府非法强拆民宅行为，把当地政府腐败丑陋的黑洞及政府侵犯老百姓合法权利的事实真相公布，遭到当局的迫害，被当局抄家刑拘，现关在西湖区公安分局看守所。

目前，上城区政府又在强化强迁措施和加快强迁步伐，住户们焦急万分，他们希望国内外舆论关注此事，请上级立即制止这种违法强迁行为。

据明报引述寿光市民政局官员宣称，该组织未曾注册，又擅自举办募捐活动，法律上属“非法团体”。

“寿光爱心义工”负责人称，组织在今年3月成立，现时注册会员有200多人。他们早前曾向民政局申请注册，但登记需要其他部门担保，而其他部门因担心他们的活动有风险而拒绝。

他介绍韩鼎祥去世前后的情况说：“他去世前几天就病重了，病重后，当局秘密下令他的一个外甥和侄子去看看他，也就是照顾一下他，但对外是完全封闭消息的。外甥伺候了他几天，他就去世了，他是9月9号晚23点去世的。1点半左右，当局通知家属，让他们看看遗体，3点钟把他拉到火葬场，5点钟遗体就火化了。”

这位神父分析韩鼎祥主教去世的原因时说：“从表面上说，他是因癌症去世的。实际上，一个人被关押8年，就是没病也会关出病来，再好的人也会关出病来。最后两年完全封闭消息，他被关押在一个小院里面，外面什么消息都没有。直到他病重的时候，当局才通知他的家属去看望他，但是几天后，他就去世了。”

设在美国的龚品梅基金会是一个对中国天主教家庭教会提供支持的组织。该组织在声明中指出，韩鼎祥主教死因不明，死后6个小时之内遗体就被火化，而且在教区神职人员和教友不被允许到场的情况下，埋葬在一个公墓中。

龚品梅基金会指责这种做法不仅缺乏人道主义，而且令人可疑。该组织敦促梵蒂冈对韩鼎祥主教的死因进行调查。

与韩鼎祥主教有过接触的献县教区的神父刘本笃谈了他对韩鼎祥主教的评价。他说：“这个主教对天主是非常忠诚的，而且在信的原则的基础上是毫不动摇的，对自己的信仰非常忠诚，毫不犹豫，在光荣天主方面宁可死也不去做不对的事。他曾找到官方教会的主教和他们洽谈，要大家维护教宗的首席权威。”

到目前为止，中国当局一直拒绝对韩鼎祥主教的去世发表任何评论。洛杉矶时报援引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的话说：“这个名字不在我们的主教名单上，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也不了解他的情况。”

河北省天主教人数在中国居首位。据非官方统计，河北的天主教徒人数约100多万，神职人员1000左右，主要教区包括保定、永年、献县、宣化、大名等。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官方和家庭教会的天主教徒加在一起大约为1400万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效忠罗马教廷的家庭教会信徒，人数大约为1000万左右。

几十名罢工的扎铁工人，昨日早上继续在荃湾如心广场地盘外集会。前日与商会非正式会面的扎铁工人代表，则就会面结果谘询工友。有工人表示，希望工潮尽快解决，能够返回工作岗位。

李卓人指，工时减少15分钟，便可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劳资双方的分歧已收到最窄，资方只需要多行一步，便可以解决问题。

李卓人希望尽快与商会召开谈判，达成协议，但他指目前还未被通知何时可再与资方谈判。

劳工及福利局长张建宗则表示，期望扎铁业劳资双方前日的非正式会面，有助促进双方在本周内重开谈判。他说，自1998年以来，劳资双方在工资问题上，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对于薪酬水平亦只是各自表述。张建宗说，当局期望可尽快解决问题。

较早前，劳工处已邀请扎铁工会及商会，今日重开谈判，双方初步同意工人日薪880元，工时方面则未有共识。劳资双方会在征询会员意见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中国中医药报》对巩义市中医院的介绍是这样描述的：“巩义市中医院泌尿外科是集脑外科、泌尿外科、同种异体肾移植术为一体的综合病区，设备先进，技术一流。[注7]”

3中国医生们的器官移植累计总例数和年度手术量居世界前列

根据中国大陆自报的数字计算，在1999年之前，全国累积肝移植手术仅一百多例次；1999年开始第二次肝移植高潮之后的短短的4、5年间，相当数量的医院一名医生即施行数百例至上千例肝移植手术( 相当于至少一天一台器官移植手术！)；目前中国从事肝移植的医院已超过500家，每所医院都有数名至十数名医生从事这“一本万利”的器官移植手术。

一个活供体仅有一个肝脏，众所周知，肝脏是人体的代谢、解毒器官，在活体摘取肝脏后这个人是无法存活的。

从上述中国大陆公开报导的器官移植的数量，已足以使人惊讶！然而从我们搜集的部份医院和医生们的器官移植的累积总量和年移植即可看出，全国实际施行肝、肾移植手术的累积数量和年移植量超过目前中国大陆报导的数倍。

自1999年以来，中国医生们的器官移植累计总例数和年度手术量、尤其是日手术例数远超过国外的同行，位居世界前列。

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天津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2002年5月10日受聘于山东大学临床医学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教授，成立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山东肝脏移植中心。

2001年，沈中阳在北京组建“武警总医院肝移植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每年完成肝移植手术百余例，居北京地区第一位。

在肝脏移植方面，沈中阳本人在中国大陆肝移植史上连创手术总例数全国第一，2001年度完成肝脏移植109例，肾脏移植80例，主持设计器官移植的供体、术前、术后的治疗方案、诊治常规[注56]。

他还在4天里做了四例肝移植手术；一天内主持完成了3例肝移植和3例肾移植；两天内成功施行了4例肝移植和6例肾移植；一天内成功主持实施了2例肝和6例肾等8例肝肾移植[注57]。

至2005年3月17日，沈中阳完成第1600例肝脏移植手术，居世界前列[注58]。

中山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主持完成了1000余例临床肝脏移植手术，占全国肝移植手术量的1/10。仅2005年一年就完成了246例肝移植[注59]。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称北京华信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兼肾病科（泌尿医学中心）主任、泌尿外科主任，还兼海外华人器官移植学会副主席、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有2700多例肾移植、40余例亲属肾移植、近20例胰肾联合移植的经验[注60]。

现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广东省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黄洁夫组织了一支以中青年归国学者为主体的肝移植队伍，至今为止已进行了340例临床肝移植，是公认的中国大陆第二次肝移植高潮的推动者。中国大陆第二次肝移植高潮正好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高峰期平行[注61]。

2000年起任同济医院器官移植临床部主任，同年独立开展肝移植。迄今独立完成尸体肾移植近千例，活体肾移植100余例，肝脏移植300余例[注62]。

何晓顺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已主持或参与实施了550例肝移植；开展了亚洲首例成功的上腹部器官簇移植，现已开展五例均获得成功[注63]。

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卫生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肝移植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常委、器官移植学组组长，复旦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1993年开展浙江省第一例肝脏移植，截止目前已经施行肝脏移植400余例[注64]。

从下述的部份资料可看出，在中国大陆从南到北施行批量性的器官移植手术非常普遍。即同日、同时要作数例至多达数十例的肝、肾移植手术。

据《朝鲜日报》披露，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拥有8个肝脏移植手术小组和3个肾脏移植小组等共11个专门移植手术小组，所属医生达50多人。2004年12月曾创下一周之内完成44例肝脏移植手术的记录。以每周5天工作日计算，日均进行了8.8例肝脏移植手术[注42]。

据新华网天津2005年年2月7日报导，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今年(2005年)头一个月就分别成功实施了108例肝移植(按每周5个工作日计算，日均4至5台肝脏移植手术)和43例肾移植手术[注65]。

2006年第5期凤凰周刊在《外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调查》一文中写道：“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外科学部的医生成天忙碌地穿梭于病房和手术室之间，彼此顾不上打招呼，他们嘴上总挂着这样一句话—‘这几天特忙，一天十几台手术’。有的医生甚至连夜赶手术，一宿没合眼。”“我们做肝移植也分淡季、旺季。”但是，有医生抱怨说，淡季只是过完年后的一个月时间，赶上年底都特别忙，平时根本不着家。”

有患者家属向《凤凰周刊》透露，该移植中心一天之内最多做过24例肝脏和肾脏移植手术[注66]。

2006年3月14日《广州日报》报导：近日，在中山大学附属一院手术室，记者亲眼目睹了5台肝移植、6台肾移植手术同时进行的场景 … 最多的时候该院移植中心一天内进行了19台肾移植，而肝移植的最高记录是一天内6台和1台多器官移植[注67]。

2006年4月28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一天完成17台移植手术， 7名晚期尿毒症患者同时进行了换肾手术，同一天还同时完成了2台肝移植、8台角膜移植手术[注68]。

巩义市是河南省郑州市辖的县级市，巩义市肾脏移植中心，一天最多可进行8例肾移植手术[注7]。

浙医一院肝移植中心网2005年1月28日讯该移植中心的郑树森院士同日连续完成5例肝移植手术。一周郑树森施行肝移植11例[注69]。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可同时进行九台肝脏移植及八台肾脏移植手术[注70]。

2005年4月6日，在沈中阳所长的直接指挥下，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同时完成5例肝移植，病人年龄12岁-62岁，包括一名韩国籍女病人和一名12岁Wilson病患儿[注71]。

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严律南：可以在同一天同时开展3~5台肝脏移植，最多的一次一天施行了7台肝移植，创造了全国第一[注72]。

2004年2月10日晚，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同时进行了4台肝移植手术，陈规划院长主刀[注60]。

2005年6月24日，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为3名患者同时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注73]。

2006年1月17日，福州总院首次同时开展3台肝移植手术获成功[注74]。

2004 年9月29日9点，位于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医教部郭继卫主任率领医疗科领导亲临手术室和肝胆科指挥协调，5台肝移植相继开始[注75]。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肝胆外科医院2004年1月5日成功地为2例终末期肝病患者实施了肝脏移植手术[注76]。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迅速发展的秘密武器是将移植医学学科的建设作为医院发展的一张王牌，将移植医学作为立院的龙头学科。

湘雅三医院院长黄祖发接受中南大学报记者采访时披露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如何在短短的五年间取得了超出预想的品牌效应：“2001年，我院投资约1亿元建成移植医学研究中心，并引进一批达世界先进水平的医疗设备。2002年，以器官移植专家叶启发教授为首的8名高层次器官移植人才加盟我院 … ”，“迄今，我们已先后开展了心、肝、肾、胰岛细胞、造血干细胞、小肠等移植手术”，“我院曾经同时进行2台肝、5台肾的移植手术，我们已经拥有同时开展6、7台移植手术的能力，年手术量达200多台次”[注77]，“供体器官网络也逐渐扩展到了大江南北，与国内10多个移植中心建立了器官资源共享关系。[注78]”

如此多的医院可以同日或同时进行数台至多达数十台的肾、肝移植手术，同日找到如此多的组织配型相对吻合的供体是根本不可能，唯一可能是多个地区有事先已经检测好了血型、白细胞组织相容性抗原_HLA的大量活体的活供体库存在。

2001年中国大陆已经登记器官移植的单位（医院）106个[注3]，2004年中国大陆能够开展肾脏、肝脏、心脏等大器官移植的医院约360家[注4]，目前中国从事肝移植的医院超过500家，开展肾移植的医院达到368家[注2]。

而美国能够做肝移植手术的医院不过100家，有资格从事肾移植的不过200家[注79]。

从韩国乘飞机只需1小时30分即可到达中国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__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2005年，360多名韩国人在此进行了器官移植手术，占移植手术40%左右[注42]。

北京器官移植中心的韩国代理人金云东（音译）披露：“在天津、北京、上海（中山医大附属医院）、杭州（华西医大附属医院）等大型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月达到70~80人，如果把中小医院加在一起，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年将达到1000人。”[注80]

日本媒体报导，2004年至2005年期间，共180名日本人在中国进行肝脏及肾脏移植手术[注81]。

而另一报导则称自2004年以来，仅仅一个中间人就介绍了100多个日本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这一趋势还在发展[注82]。

台湾联合报消息，一位不愿具名的肝脏专科医师表示，近几年确实有很多美国本地病人去中国大陆等地换肾、换肝，甚至台湾许多重病病患就近到大陆进行手术，这似乎成为病人间的“默契”，亲戚、朋友间相互介绍，有一定的联系管道，至于详细情况、器官源等都三缄其口，甚至不愿多谈[注83]。

在各国器官移植捐赠供需失衡下，许多病患者寻求海外器官移植的机会，世界各地的患者飘洋过海来到中国，中国大陆已成全球新兴的器官移植中心。

被称为“目前世界上最大器官移植中心”的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外科学部，2004年进行的507例肝脏移植手术中，国外患者比例超过53%[注84]。

近年来，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省市均已开展肝移植手术，然而却留下不少的后遗症。在江苏召开的国际肝病研讨会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北京一家医院做的 90例肝移植手术中，3个月内死亡的有18例，存活超过3个月伴有胆道并发症的占了37％。据了解，目前绝大部份开展肝移植手术的中小医院，均从大医院请专家主刀，待完成开展肝移植手术的宣传后，却很少也没有能力去考虑患者术后的情况”。[注85]

至少7名日本病人于2004年初至2006年2月间在上海、沈阳及长沙接受移植手后死亡[注81]。

在日本厚生省调查七人赴中国移植器官病逝事件之际，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引述报告指出，多名马来西亚人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后病逝当地，或是回国后因并发症死亡[注86]。

据《朝鲜日报》报导，2004年，韩国移植外科学术界对236名赴华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手术后出现移植排斥反应或并发症的概率比韩国国内高。胆道狭窄等并发症发生率达到32%，而韩国国内移植手术的该并发症发生率仅为3%左右[注87]。

一名医护人员指出，即使中国大陆等地移植手术费用便宜，很多病患也确实成功完成换肾、换肝手术，却在输血过程中不幸感染丙肝，导致现在有些人还自备抛弃式针头去就医。这名医护人员表示，美国、台湾等地部份医师拒绝接收在其他国家接受移植手术的病患者，主要原因也是质疑器官源及获取是否正当或有违反人道之虞[注83]。

2006年3月29日Metro刊登的”一个网上捐赠器官的年代”一文中谈到由于肾源的匮乏，在美国等待肾脏移植手术的平均时间是3 到7年 (scan hard copy of newspapers Metro)。

肝移植手术等待合适的肝源也需要数年时间。较之器官移植手术开始最早，具有捐赠器官意识的美国，中国大陆等待肾、肝源做移植手术的时间短得令人难以置信。

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科的肝移植申请表明确写上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注89]。

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页上显示：2005年1月至今共完成原位肝移植手术647例；本周完成12例；病人平均等待时间为两周[注90]。

地点设立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移植研究所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CITNAC，China International Transplantation Network Assistance Center），是专门面向外国人的移植援助机构。该中心与北京的朝阳医院、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等知名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其心脏移植、肺脏移植、心肺联合移植等世界高难度手术获得了成功[注91]。

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关于供体者的说明也证实了中国大陆等待肝、肾源做移植手术的时间惊人的短。

“关于供体者如果您将个人资料通过电子邮件或Fax发送至本中心，或者来中国沈阳接受各种必要的检查，确定与本人相配的供体，一般肝脏移植，最快只需一个月，最慢不超过2个月左右。肾脏移植最快一周，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即可以寻求到HLA相匹配的供体。虽然供体者均是经过各种严格检查后选定的，但是如果在摘取被选定供体者的脏器时发现脂肪肝等异常情况，受移植者开腹之前即取消此次手术，本中心将负责为遇到上述情况的患者优先选择供体者，并在一周之内再次进行移植手术。”（见下图）

韩国的患者还发现，他们在天津等待器官移植并不是很难。在与医院取得联系后，他们将在国内的病历资料以及检查报告传真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等待该院的分析，以确定是否适合做移植手术。如果可以，他们就会得到院方的通知，随后携带护照即可前往。

在进行移植手术前，医院要检查患者与“捐赠人”的组织兼容性抗原的吻合程度，患者例行体检后，便开始等待供体。

原来，患者等待的时间大概在一星期左右。但现在，由于排队等候供体的人越来越多，等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最长的时候要等上3个多月[注84]。

在国际移植(中国) 网络支援中心2004年的网页的“在线问答”一栏上[注93]，一再强调该移植中心进行的是“活体肾脏移植”：

目前，同种异体肾移植有活体肾移植和尸体肾移植两种。活体肾移植是指供肾来自具有生命的人体[注94]。

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强调说“在中国开展的是活体肾移植与各位在日本的医院及透析中心听说的尸体肾脏移植完全不同”[注93]，作为受体的患者是外国人，而供应活体器官是中国人，显然，这里所指的“活体肾脏移植”，不是亲属活体捐献。而中国大陆脑死亡患者捐赠器官的案例至今总共仅有9例[注95]，那么广告上数千的活体肾移植的供应器官来自何方？

据医学博士庞玉滨分析，中国现在的器官移植正存在着与世界其它国家截然不同的“反配型”状态，一般国家的正向配型是病人等器官，一等好几年才能幸运的找到一个供体，而中国却是反向配型：器官等病人，中国许多医院的官方网站明确提出：一般一周之内就能找到活的供体[注96]。

一个很典型的供体等受体的例子，就是北京海淀医院器官移植科的主刀大夫韩修武，在48 小时内完成三台肾移植手术。在患者未预期的超急排斥反应导致第一次手术失败后，韩立即从昆明(在那儿他做了另一台肾移植手术)带回相应配型的新肾源，次日对患者施行了第二次肾移植手术。

2006年5月17日，国家贸易部主办的《华夏时报》[注97]以“48小时两次换肾，22万换来财命两空”为标题，报导了这一案例。患尿毒症的安徽阜阳49岁的薛燕林， 2004年12月19日住进了北京市海淀医院移植中心，9天后12月28日的下午，移植中心的医生从外地取来肾源，晚上11时左右，主刀大夫韩修武才从内蒙古赤峰赶回北京做肾移植手术，次日上午确定肾移植失败。主刀大夫韩修武当天还要去昆明做手术，他说那里还有肾源，他可在30日再带回另一个肾。12月30日晚上11时左右，韩修武带着肾源从昆明回到医院，12点韩修武对薛燕林施行了第二次肾移植手术，第二次换肾又失败了，两次失败的原因都是超急排斥。2005年1月30日，手术30天后薛燕林因并发症离世。第二次手术时患者的PRA为72.5%，韩修武违反诊疗常规做肾移植手术。[注98]

(评注：如果没有一个活供体库存在，随时提供医院所需的相应组织配型的器官，韩修武何以在未预期的超急排斥反应导致手术失败后，敢如此断言次日他就能带回一个组织配型匹配的肾给患者进行第二次手术)。

美国贝勒医学院医学系肾科封莉莉教授在接受大纪元专访时说：“很难想像在中国找到一个可匹配的肾脏只需要一个星期，如果没有一个巨大的人群供体长期在等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供体的配型必须要事先完成从而可供初步选择配型。一旦确定了可被移植的器官，供体和受体之间还要作进一步更特异的配型试验（Crossmatch）。[注99]”

武警总医院肝移植中心自2003年5月成立以来，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完成了异体原位肝移植手术506例，创造了年度手术总例数全军和全国之最。其网上广告表明：“专家组技术力量雄厚，供体来源充足，由沈中阳教授亲自指导，由完成上千例肾移植手术专家主刀…”[注100]

中国大陆各地医院迅速增长的年移植量，尤其同日同时进行多台手术，要在如此短时间内就能同数名和十数名患者配型成功，进行“活体移植”；而且如果发现器官有问题，还可以一周之内更换。我们禁不住要问这些来源充足的供体来自何方？

导致这一现状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的医学界一直无法说明手术的供体来源、信息不透明以及回避参与器官捐赠的伦理问题。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2005年7月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的发言会引起轰动——国际器官移植学术界给予了极大的认同。

在那次会议上，黄洁夫代表中国政府首度正式承认，目前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注101]。

但时隔不到1年，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就推翻了这一说法，称(移植器官)主要来自民众捐献，极少来自死刑犯[注102]。

2006年7月6日，加拿大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和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指出2000年至2005年这六年间，有四万一千五百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是无法解释的[注103]，引起全球关注。中共保持沉默三个多月后，于2006年11月14日，由中共卫生部副部长在中国广州举办的人体器官移植会议上公开宣称，中国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除少量交通事故死亡者之外，大部份来自于死刑犯”。该消息立即通过中共“喉舌”英文版“中国日报”在18日向全世界通告[注104]，其意图是掩盖活摘人体器官更惊人的罪恶。

(2)官方报导亲友活体捐献的比例小于2%

活体捐赠是指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可以将自己的一个肾脏或部份肝脏捐赠给三代以内的亲属或配偶。活体捐赠者首先必须是绝对自愿的，而且必须经过医院的检查和公证处的公证才可以进行捐赠[注105]。

国际上对活体肝移植(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 LDLT) 提供供体的规定[注106]：
首要原则是供体的安全性及无害性。
第二个原则是供者本人自愿。
第三个原则是供者术前需心理评估以确认是否在完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主动签署同意书。

亲属活体捐献器官在中国大陆少得可怜，这是由于中国人受中国传统的“死要全尸” 的观念影响，导致极少有人提出捐献自己的器官。

自一九七二年中国开展第一例亲属捐献肾移植以来，到2000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仅有三十七个医疗单位共实施亲属捐献肾移植一百八十一例[注107]。（同期全国肾移植累积总数达34832例，实际亲属捐献占0.5%）

而中国目前的亲属活体捐献率仅为1.1%，其余约98%的器官来源都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注108]。

来源于无心跳的尸体供体的主要缺陷是血液循环停止时间太久，脏器缺血时间长，容易造成严重的损伤，移植成功的概率较小。而确定脑死亡者，就在人工维持呼吸及循环的情况下，摘取脏器供移植使用，这样的器官有良好的活力和较正常的生理功能，移植效果好[注109]。

目前在开展器官移植的国家中，仅有中国没有实施脑死亡法[注110]。那么在中国，所有从脑死亡的病人身上摘除器官的行为按照中国法律都是非法的行为。

2000年7月27日，中国大陆第一例脑死亡者器官的移植发生在上海长征医院[注111]。

2003年5月25日下午三时，中国第二例脑死亡在武汉协和医院请中国脑死亡研究权威专家、同时也是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陈忠华教授做判定[注112]。

而在此前上海长征医院和武汉同济医院这两所医院已经完成相当数量的肾移植手术。

2006年3月5日，陈忠华教授在他武汉的办公室首次向记者完整披露自2000年7月以来，中国大陆脑死亡患者捐赠器官的案例总数共有9例[注95]。

“脑死亡”的判定要有严格的程序，对医师的资质有很高的要求，在诊断“脑死亡”者中，至少要有2人具备脑死亡诊断执行医师资格，由经过专门训练并熟练掌握脑干功能试验的神经内外科、麻醉科或特护病房（ICU）医师担任[注113]。“脑死亡”判定医师不能参与器官移植，这些都是国际上通行的、必须遵守的规则[注114]。

北京协和医院李舜伟教授牵头制订《脑死亡判定标准草案》，李舜伟强调，器官移植专科的医生不能参与脑死亡的诊断[注111]。

陈忠华是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中国医院唯一的“脑死亡”研究机构——武汉同济医院“脑死亡”协作组的负责人[注115]，显然有“利益冲突”(Conflict interest)。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院院长陈忠华 (Zhonghua Klaus Chen)，1979年毕业于同济医学院，1987年获亚力山大·洪堡奖学金赴德国科隆大学进修。1989年至2002年受聘于英国剑桥大学临床学院外科，1996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PhD Cantab）。1997年加入英国国籍。2000年受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注116]。回国后的第一年陈忠华就成立了“脑死亡协作组”[注95]，2001年被推选为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副主委[注114]。）

2004年12月24日，据辽宁省侨联主管的《华商晨报》[注117]报导，卖人体器官广告满医院，医生称沈阳肾源充足，个体卖器官几乎没有市场，“因为目前沈阳市肾源是完全充足的！那些卖肾广告，是几乎没有市场的！”中国医大一院器官移植科副教授吴刚说[注118]。

1984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等联合颁布实施《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规定以下几种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1．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2．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3．经家属同意利用的。

早在1996年，在设于蒙特利尔的器官移植协会的大会上，专家和学者们认为，“医学若介入利用死囚器官，将会导致杀戮的合法性。”

2005年7月4日，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曲新久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称，有关部门应当禁止对死刑犯摘取器官。因为“死刑犯身份与其自由决定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死刑犯，即使表示自愿捐赠器官，也不一定是其真实意愿……，其法律地位也决定了不能认定其捐献器官意思表示是真实、自愿的。”

曲认为，允许死刑犯捐献器官还存在一个隐性危机，此举将可能诱导法院松弛“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以扩大死刑犯基数，从而人为地提高“自愿捐献器官”的死刑犯绝对数[注119]。

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的报告指出：“根据大赦国际的记录，在1995年和1999年之间被处决的囚犯的平均数量是每年1680人。在2000年和2005年之间是平均每年1616人。这些数字每年都会回弹，但整体平均数字在迫害法轮功的前后是相同的。自迫害法轮功开始后，死刑犯的处决数量无法解释在中国发生的器官移植数量的增长。”[注103]

一直以来，大陆肝脏移植方面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探讨始终没有出现在国际顶级的医学期刊上，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陆的论文作者无法说明供体的来源。

中国大陆各地医院自1999年全国迫害法轮功之后，每年器官移植量迅速增长，尤其是非常普遍开展批量性的肾、肝移植手术，反常的反向配型，异常短暂的器官源等待时间，都提示巨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巨大的活人供体库的存在。

器官移植要求移植一个活的器官，它必须切除于一个有呼吸有心跳的身体。由于中国大陆众多医疗单位保证患者能在短期（一到两周至数月）内找到合适的供体，在中国很少亲属活体捐献(仅0.5%) 和脑死亡供体总共9例的情况下，每年的移植量不是公布的或实际的死刑执行数可以满足的，供体只能是个活人。每年高达近万例次移植量的肝肾等器官移植手术需要庞大的储备供体群，非亲属器官捐赠的组织配型的匹配率大约6.5%[注120] (while from a non-living donor, the chance is about 6.5 percent.)，为此，每年施行数千至上万的器官移植需要从十数万到数十万无血缘关系的人群中寻找组织配型吻合者。

这样一来，如此大量的器官移植，供体不是来自死刑犯，不是来自亲友捐献，不是来自脑死亡民众的捐献，不是来自个体买卖，中共就有义务向国际社会交代如此庞大数量的器官以及储备供体群来源于何处。

加拿大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和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通过深入收集到的大量、详实的资料，严谨而精密的论证，已对中国大陆大量器官移植所需的数量庞大的器官以及储备供体群来源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即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是成立的：“……大面积的强迫掠夺的一直存在着，并且今天还在继续着”[注121]。2007年7月25日《“追查国际”对中国大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运作的调查报告》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指控[注122]。

[注55]《中国豫西肾病肾移植中心》“专家介绍-- 李宏道”
http://www.gykidney.cn/zjjj.asp
[注56]《中国肝肾移植网》2004年9月20日来源：武警总医院肝移植中心
“沈中阳—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html/2004-09/2.html
[注57]《天津日报》新闻-要闻-第1版 2000年7月11日“抢占大器官移植制高点—沈中阳和肝移植”http://www.tianjindaily.com.cn/docroot/200007/11/km01/11010104.htm
[注58]《中国肝移植网》 2005年3月17日CCTV.com
“（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沈中阳--生命中的十小时”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html/2006-03/417.html
[注59]《广东省器官移植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肝脏移植中心》
2006年2月23日 “中心新闻”撰文/图片徐平鸽
http://www.organtransplantation.cn/newsdetail.asp?id=57
[注60]北京肾移植专家管德林专题 2006年5月17日
http://www.peacehall.com/forum/zongjiao/9530.shtml
[注61]《中国肝移植网》2006年4月30日 “(著名肝移植专家)黄洁夫”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html/2006-04/492.html
[注62]《同济医院网》“名师名录--曾凡军”
http://www.tjh.com.cn/news/zjjs/shownews1111.asp?newsid=697
[注63]《中国肝移植网》2006年5月18日“何晓顺--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html/2006-05/517.html
[注64]《中国肝移植网》2005年7月10日“郑树森--著名的器官移植专家”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html/2005-07/174.html
[注65]《新华网》2005年２月７日报导作者：林树文、张晓辉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2/07/content_2558389.htm
[注66]《凤凰周刊》2006年第5期：“外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调查”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html/2006-02/387.html
[注67]《广州日报》2006年3月14日“器官移植重续生命乐章”
http://gzdaily.dayoo.com/gb/content/2006-03/14/content_2439521.htm
[注68]《湘雅医院院报》2006年5月14日
“我院再创器官移植手术新记录换肝换肾换角膜17台手术一天完成”
http://www.xiangya.com.cn/medpro/xyyx/zhyx/2006-05-14/medpro_20060514165311.html
[注69]《中国肝移植网》2005年5月1日（resource is浙医一院肝移植中心网）
“郑树森院士同日连续完成5例肝移植手术”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html/2005-05/161.html
[注70]《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简介”
http://www.ootc.net/Aboutus/ootc_intro.aspx
[注71]《中国肝移植网》首页 → 各院快讯 → 武警总院
“武警总医院肝移植手术再创新高”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html/c36/
[注72]《四川大学工会网》“牢记誓言，争当肝移植领域时代先锋”
http://202.115.32.34/gonghui/hyfc004.htm
[注73]《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网站》2006年4月11日“科室介绍：器官移植中心”
http://www.ydyy.cn/show_dept.asp?newsid=58
[注74]《新华网福建频道》 2006年3月25日 12:04:20
“福州总院首次同时开展三台肝移植手术获成功”
http://www.fj.xinhuanet.com/news/2006-03/25/content_6569298.htm
[注75]《中华肝移植网》2005年5月10日报导
“西南医院同时开展5例肝移植手术获得成功”http://www.livertransweb.com/yi/news/news_show.asp?id=77&sort=2
[注76]《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resource is 新华网)
“三医大西南肝胆外科肝移植手术居领先水平”
http://www.edu.cn/20040107/3096928.shtml
[注77]《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院报第九期》
“向着移植医学的理想王国进发——黄祖发院长纵论移植医学发展”
http://www.xy3yy.com/nyygj/yb09-21.html
[注78]《湖南在线-大众卫生报版》2005年10月21日报导
“龙腾虎跃正当时—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肾移植科”
http://www.hnol.net/content/2005-10/21/content_3479431.htm
[注79]《中国肝肾移植网》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4月7 日
“中国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html/2006-04/467.html
[注80]《博讯新闻网》2006年3月26日“赴华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剧增”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6/03/200603260659.shtml (Fast Photo)
[注81]《博讯新闻网》2006年3月25日报导“日媒：7人在华移植器官亡”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6/03/200603251311.shtml
[注82]《博讯新闻网》2006年3月26日报导“BBC：日本患者到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6/03/200603260442.shtml(Fast Photo)
[注83]《欧览网》2006年1月1日（ resource is：台湾联合报）
“去中国大陆换肝肾　美国病患新选择” http://www.ouline.com/topic/?id=gcm&story_id=8804
[注84]《凤凰网》2006年2月22日凤凰周刊2006年第5期“全球器官移植大调查”记者谌彦辉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83932384042418176/20060222/751049.shtml
[注85]《佑安肝移植中心网》来源：健康报2006年2月8日
“汤钊猷院士呼吁—肝移植不能太滥”作者：杨丽佳姜跃进
http://www.youanlivertx.com/html/2006-02/31.htm
[注86]《博讯新闻网》2006年3月26日“多名马来西亚人赴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病逝”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6/03/200603260504.shtml (Fast Photo)
[注87]《中国肝移植网》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第5期
“外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调查” 作者：谌彦辉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html/2006-02/387.html
[注88]《中国广播网》2005年6月20日《财富健康》播出
“财富健康：亲属器官移植—器官移植发展的重要里程”文：陈浩
http://www.cnr.cn/fortune/talk/t20050713_504084246.html
[注89]《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肝移植申请”
http://www.transorgan.com/about.asp
[注90]《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网》“中心简介”
http://www.ootc.net/
[注91]《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中心介绍”
http://www.zoukiishoku.com
[注92]《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关于供体者”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1023183012/zoukiishoku.com/cn/jueding/index.htm
[注93]《国际移植(中国) 网络支援中心》“在线问答”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1023193430/zoukiishoku.com/cn/wenda/index.htm
[注94]《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网》2006年4月10日“什么是活体肾移植”
http://www.transplantation.com.cn/newsmain.asp?id=268
[注95]《中国肝移植网》2006年3月6日来源：北京青年报
“九例脑死亡器官移植案例完整披露” 作者：孙昌銮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html/2006-03/400.html
[注96]《大纪元时报》2006年4月5日讯“医学专家：苏家屯有大型活体器官库”
http://www.epochtimes.com/gb/6/4/5/n1277265.htm
[注97]《浙江万里学院数字图书馆》2006年1月6日来源：华夏网
http://dlib.zjwu.net/admin/show.php?dno=1341
[注98]《华夏时报·华夏网》 2006年5月17日
“48小时两次换肾22万换来财命两空” 作者：谢长艳
http://www.chinatimes.cc/news/srbd.asp?id=53882
[注99]《明慧网》2006年3月28日“贝勒医学院肾科教授：器官移植面面观（图）”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6/3/28/123820.html
[注100]《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2005年10月18日
“器官移植研究所正式开展常规肾移植手术”
http://www.wj-lti.com/news_view.asp?id=27
[注101]《财经》杂志/总147期2005年11月28日“器官移植：加快规制的地带”
本刊特派记者季敏华发自菲律宾马尼拉、本刊记者张映光发自北京
http://caijing.hexun.com/text.aspx?sl=2304&id=1423058
[注102]《新华网》（Random transplant of organs from criminals "untrue": China April 10 2006）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6-04/10/content_4407007.htm
[注103]《器官移植调查网》2006年7月6日“Report into Allegations of Organ Harvesting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China”Author: David Matas and David Kilgour
http://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report0607/report060706-eng.pdf
[注104]China Daily,November 18,2006, “Acting Out Of Normal To Make Acknowledgement”
[注105]《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2005年2月9日“器官捐赠简介”
http://www.transplantation.com.cn/newsmain.asp?id=188
[注106]《小草范文网》 2006年1月16日 “成人间活体肝移植”
http://www.xiaocao.com/thesis/class5/class3/200601/16760.html
[注107]《新浪网》2002年06月21日“中国去年成功肾移植5500例专家呼吁亲属献肾” http://news.sina.com.cn/c/2002-06-21/0706612024.html
[注108]《中国器官移植网》2006年4月7日来源：三联生活周刊、新浪
“中国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 作者：记者◎郭娜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html/2006-04/467.html
[注109]《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2005年2月9日“肺移植供体的选择和处理”
http://www.transplantation.com.cn/newsmain.asp?id=192
[注110]《新华网》2005年08月13日来源：新民晚报“卫生部器官移植中心10月挂牌”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8/13/content_3348219.htm
[注111]《健康频道 -搜狐网》2001年3月29日转载大洋网“揭开首例脑死亡器官移植内幕”
http://health.sohu.com/87/38/harticle15043887.shtml
[注112]《人民网》2003年5月14日来源：《中国新闻网》
“专家：五大认识误区阻碍中国脑死亡立法进程”
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46/20030514/991595.html
[注113]《新华网》来源：金羊网“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移植脑死亡者器官属非法”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1/15/content_5334741.htm
[注114]《南方日报》2006年11月15日 “建立医院准入制　严禁器官买卖”
http://news.tom.com/2006-11-15/000N/08882724.html
[注115]《光明日报》网络版 2006年11月15日稿件来源：光明日报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移植脑死亡者器官属非法”
http://www.gmw.cn/01gmrb/2003-12/19/29-3B423170092E6D6648256E000081F478.htm
[注116]《中国科技论文在线》（Sciencepaper Online）“陈忠华专栏”
http://www.paper.edu.cn/scholar/paper.jsp?name=chenzhonghua
[注117]《搜狐股市论坛》“平面媒体名单及分析”
http://club.business.sohu.com/r-yunnanzh-11558-0-7-0.html
[注118]《华商网-华商晨报》 2004年12月24日来源：华商报
“卖人体器官广告满医院医生称沈阳肾源充足(图)” 记者　甘晶
http://news.huash.com/gb/news/2004-12/24/content_1520547.htm
[注119]《凤凰周刊》2005年第21期（总第190期）“死刑犯器官捐献调查”作者：邓飞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951501286277120/20050823/617113.shtml
[注120]National Kidney Foundation Net “Transplant Waiting List” May 17 , 2004
http://www.kidney.org/atoz/atozItem.cfm?id=114
[注121]《器官移植调查网》2007年1月31日
(《血淋淋的器官摘取_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修订版》
“Bloody Harvest Revised Report into Allegations of Organ Harvesting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China” Author: David Matas, Esq, Hon. David Kilgour, Esq
http://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index.html
[注122]《追查国际网》2007年7月25日
“‘追查国际’对中国大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运作的调查报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ndex2.php?option=content&task=view&id=1437&pop=1&page=0

那么，如果追根究底刨问一下，“四大”到底和自由有什么关系，是什么样的自由？我的理解是，文革的“四大”，是专制制度下特有的“钦定”自由。

在拙文《自由的来源》中，我曾经说过，自由大致上有四种来源，第一是造反打碎枷锁争得自由；第二是解放者带来自由；第三是皇恩浩荡恩准的自由；第四是和平持续争取来的自由。前三种都会带来貌似的自由而实际上的专制，只有第四种才有望得到真正的自由。文革的“四大”应该是第三种。

“四大”所表现出来的“自由”，经过最高领袖的批准，打破当时的法治秩序，是一种类似法外开恩的特许。毛泽东看到刚点燃的文革野火，有被刘少奇的工作组冷水扑灭的危险，打破常规地通过新闻传媒，发表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用亲身示范，来暗示青年学生：你们已经得到我的特许，有尚方宝剑护卫，放手大胆干吧。毛的这一宝押得很准，共产党本来就是解放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谁敢阻挠民主自由，谁就是反动派。刘少奇的“资反路线”自此全线大乱，不战自溃。毛大获全胜，“文化大革命”势不可挡，浩浩荡荡一直进行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

自经过文革的惨痛教训，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对这种自由心生厌恶，在眼中把自由视同于暴乱，生怕自由这个魔鬼再一次从瓶子里跑出来。一旦自由变了味，全国上下不论持何种政治立场，都同仇敌忾地仇视自由，抵制自由。自由正从中国土地上全面消失，中国人正在或已经和自由绝缘。有人甚至堂而皇之地说，人类社会根本不存在自由，因为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他们有社会性，社会管理诞生了政府和法律以及相关的执法程式，这些东西都是用来限制人的自由的。没有政府和法律增加人的自由。从这里可以略见一斑，自由在中国是怎样先被利用而后又被糟蹋。

首先，钦定的自由是一种特权。自由本身建立在平等之上，给每一个人相等的生存空间。只有相等空间，才能保证一些人无法侵犯另一些人。成为特权的自由就不同。在某种政治前提下，“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文革的“四大”自由迅速造就了一群打手，对大量无辜的人群进行了反人类迫害。打手和打手之间互不服气，于是又出现蔓延全国的武斗。即便是特许的自由也不是无限度的，当伟大领袖改变了一下脑筋，刚尝到自由甜头的年轻人不是进到监狱就是下到农村。

本来，自由是一个心灵天使。如果说民主是对人和人的关系而言，自由则是对独立的个人心灵而言，民主关系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两者本质上都是一种美的追求。但是钦定的自由，虽然看上去也像自由，实质上却是放纵。这种放纵的自由不再有平等待人的边际，可以无限扩张。自由放纵不再是天使，而是恶魔。

现在正在中国泛滥的贪腐，则是钦定自由的另一种表现。虽然同样是某种个人自由的实现，可是非但不美，还丑恶无比。贪腐是特权的专利，平头百姓任你再贪，也贪不到别人口袋里的一分钱。由于“一把手一支笔”这一中国特色，一号长官的绝对权力是不受制约的。这些长官们超越法治超越程式的自由，由他们的任命者特许。作为交换，特许的这些自由被用来购买绝对服从和政治支持。由于行情越来越高，贪腐金额已成为天文数字。同样，这种特许自由也会一夜变色。重新洗牌和重组格局，使得反贪变得像儿戏一样平常，但就是无法根绝贪腐。

最后，由于这种钦定自由的丑恶表演，从根本上摧毁了自由的美好外观。在欧美大陆作为一个女神形象的自由，到了中国大陆，变成一个活脱脱的魔鬼。而重建自由，对中国的下一代或下几代人，仿佛成为一个不可能使命。

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号称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此长久以来中共对中共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一直非常敏感。

不过，随着时代的推移，中共控制的新闻媒体对贪污腐败官员的说法也有所变化，由原先的讳莫如深演变到时常提起，甚至声色俱厉地谴责，由“极少数人”演变为“一些人”，尽管中国的公众普遍认为当今中国已经进入有史以来的无官不贪的贪官盛世。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二转发了检察日报的署名文章。文章通过有名有姓的例子，历数当今中国贪官掩饰自己贪污的7种手法。这些贪官掩饰贪污的手法包括假装艰苦朴素、照章办事，还有的贪官堪称精通贪污的专家学者，善于故作高雅、包装镀金。

中国作家、评论家赵达功说，在媒体炒作盛行的当今中国，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如今拿出贪污官员掩盖贪污的种种手法来进行炒作，却不敢也不能谈为什么中国的贪官越来越多，越反越多，这种做法可以说是鱼目混珠，转移视线，向公众施放烟幕弹。

赵达功说：“中国贪官的比例有多大？过去10年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通过你们采取的反贪措施，中国共产党是清廉了很多还是更腐败了？这它讲不出来的，也不敢讲。”

观察人士说，由于贪污腐败导致广泛的民怨，以胡锦涛、温家宝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近来在努力向中国公众显示打击贪污腐败的决心。但是，中国公众普遍抱怨说，中共当局的反贪只是假心假意，充其量只是三心二意，而受到打击的所谓贪官多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有中国网民提出质问：中国的贪官到底有多少是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出来的？许多观察人士指出，在当今中国，公众不能反贪，因为中共从根本上不支持反贪，所以在没有中共许可的情况下自行进行反贪的公众要冒丧失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而最后贪官还是有可能稳坐钓鱼台。

还有中国网民说，由于中共纪律检查部门以及中共控制的司法机关根本就无意全心全意追查惩治贪官，如今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可笑的官场怪现象：很多被不幸或不巧揭露出来的贪官是小偷和二奶揭露出来的。

“呵，呵。”我苦笑着，却明显有着许多无奈和苦衷。的确，在媒体工作久了，我们早就成了精神阳痿患者，成了表里不一的阴阳人，成了一种畸形的混合体。这怪谁呢？曾经有一次，我在省政府门前采访上访群众时，群众嚷道：“看你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胆量报导这个事情？”

我没有回答，但我知道，我没有胆量。我写出的稿子要经过主任、总编批，一些敏感的问题早就给枪毙了，哪能轮到我们记者自己作出决定？果然，还没有等到主任审阅通过，报社就接到宣传部的通知：“凡是涉及到上访问题的稿件，一律不准报导。”

你看，面对这样的媒体禁令，我们的同情心、我们的热血还不是被击得粉碎吗？这样的禁令使得现代媒体的真正宗旨变成了子虚乌有，也使得我们意识到中国新闻是没有自由的。在媒体这么多年，我接触过许多禁令，有的以档形式明确传达给大家，比如领导讲话、国家某种法令某种内幕、台湾非国家、领导职务的排序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一次，我们将市委主要领导的先后秩序排错了，就招致了一场批评。还有一次，有一个记者采访时将对方的“法轮功是一种信仰”的话写了出来，就给了个黄牌……还有一些是宣传部或者什么主管机构通过口头传达下来的，比如本省的重大灾难啊，恶性案件啊，贪官的腐败行为啊──就连最近因为猪肉上涨、市场查处了许多病猪肉，也不让报导，理由就是害怕人们引起恐慌，等等，都是禁令的范围。

外省情况也大同小异。中国每一个省、市其实都是一样：新闻是没有自由的。广州的一位报社的朋友这样谈道：

“办公室门口有两块告示板，每周的选题清单、会议记录、行政通知、版面安排等等都会贴在上面，除此之外，还要贴所有的禁令。广州和北京是中国新闻界一南一北两大圣地，精英多、水准高，这里每天接到的禁令也特别多。多到什么程度？每天编务的一项固定工作就是将这些禁令整理列印好，贴在告示板上，少时一天一张，多时一天能贴两、三次，每次好几张。我们办公室门前的告示板因为清理得比较快，到看不出什么，18楼21室的告示板上，有时能攒好多天的禁令，那场面，很是壮观。禁令一般有两个级别，分别来自中宣部和省宣部，因为南方集团是省级，所以广州市宣管不着，照这么推算，《广州日报》每天收的禁令岂不是还要多上50%……”

以前在晨报的时候，每天也会有禁令。老总还会一本正经地在编前会上宣布一下。部门主任回了办公室还会强调一下。而在这里，似乎完全没人拿禁令当回事，其程度让我觉得有点奇怪。禁令的内容比较五花八门，不过倒也没超出以前在晨报的那些范围：群体性事件、重大案件、恶性事故、地方企业问题，等等。也有些禁令比较莫名其妙，比如前几天有个老师为救学生死了，按说是好事，但居然不准采访。

另外一个特点是，可能是广州的媒体太发达了，无孔不入，所以中国凡是发生点什么值得一提的大事，不管是不是和广州离着十万八千里，几乎都能够在禁令里出现。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禁令绝大多数并非中宣部发的，而是来自省宣。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能否和广东省委宣传部搞好关系，对一个地方的负面新闻曝光率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听北京来的同事说，那边有人专门收集这些禁令，整理好了送出国去结集成册出版。开始我挺奇怪，这种东西谁会感兴趣。不过很快明白过来，原来，这种东西，才是对这个国家最真实的记录。哦，还有另一种更真实的记录，那就是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绝密级，14亿中国人里每期能看到这玩意的应该不超过两位数。

你看，在这种禁令的摧残下，难怪记者们虽然思想上“反动”，而行动上却日趋保守了。但新闻的不自由无疑是中国媒体从业人员的悲哀，因为大家都快变成了疯子，变成精神分裂症患者了。

昨日上午11时半，穿着深蓝色套装的陈方安生在香港小童群益会召开记者会。她首先宣读预先写好的声明，表明将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立法会港岛区议席补选。

她说：“对我来讲今天是关键时刻，让我能够去见证一下，我自己一向坚守的信念，究竟能不能够经得起考验。我决定参选，事前是经过深思熟虑，其中除了个人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是我在促进香港民主、良好管治方面，究竟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方安生重申去年成立核心小组的目的，在于“增进市民对政制改革基本原则的认识，以及争取早日订定路线图和具体的时间表，以便通过普选选出行政长官和全体立法会议员”。她指当时并无意参选，但是今次是个契机，可以通过（港岛区）直选去达成市民的目标，相信这样会事半功倍。她并向港岛区选民承诺，会全力以赴、积极参与竞选活动，若有幸当选，会以大众的利益为依归。

她强调今次是以独立身份参选，但会充分和泛民主派合作，尊重泛民的初选机制。同时，她表示希望能和特区政府建立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和北京当局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大家都知道政改方面，始终要得到中央政府（中共政权）的信任和理解，最重要是打开沟通的渠道，然后大家才有得商量”。

陈方安生说，自己服务香港38年，对香港的动态及关键的事情都有关怀和承担，和其他香港市民一样，希望保存原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所以每一个香港居民都有责任，当他们觉得事情是不对的，或者是对有些事有看法的而政府不能代表他们的声音，都应该有勇气站出来讲出他们心中的话。所以这两年我眼见民主步伐一拖再拖，市民越来越觉得无奈，所以作为一个对香港有承担的人，我决定在2005年12月出来游行，以及成立核心小组，都是想推动如何达到一个良好管治的架构。我今次参选，也是抱着同样的目标。”

对于参选的得失，陈太表示她和家人都已考虑过，但成立核心小组一年来的成果不尽理想。她说：“你一天没有一个平台去发表你的意见，你一天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都可以置之不理。所以今次我觉得既然有这样的机会，这个补选的机会，我可以面对市民，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很应该做的事。”

谈到过去10日事态有很大变化促成她决定参选的过程，陈方安生和记者分享了一个小插曲：“我最近收到一位学长的信，他劝我应该放下身段，不要珍惜‘羽毛’，继续为香港市民服务。他加一句，他说：陈太，事实上我觉得你都还很健康，又年青，感觉又敏锐，为何你不继续为香港市民做些事，特别是在推动民主普选那方面。他这番说话令我体会到，的确在普选这条路中，是要身体力行，自己个人的考虑并不重要。”

稍后她补充说：“但是人生有时有些这样的时刻，如果你不抓紧，它一去就不会返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刻我应该抓紧，我应该为自己的目标，为自己的信念，以及为推动良好管治去尽一番努力。”

被问到为何不参加年初的行政长官选举，陈太坦言不想为小圈子选举陪跑：“（港岛区）60万选民一人一票，与一个800人选举的小圈子选举，是有天渊之别啊。大家都知道，较早前CE（行政长官）那个选举，根本上第一是小圈子选举，而且结果已经是注定了，那我没有理由要参加这一场陪人跑的所谓选举吧。”

至于记者说有人指她“忽然民主”，有深厚管治经验的她回应说：“我觉得公务员要学习民主之道，而民主派的人就要学习良好管治之道。”

陈方安生表示，前日已将参选立法会补选的决定通知了特首办公室，并以非正式渠道预早通知中共政府。她透露在她将要作出决定的时候，北京当局才开始和她沟通。她并强调，她不是想当泛民主派的领袖、共主，无意和北京当局对抗。

“我做了39年的公务员，对政府的运作，对政府面对的种种困难，因为政府不是单单要考虑某一群人的利益，而是要从大众的利益出发。所以在这一方面，政府提交任何的建议，或者任何的立法建议，我都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我希望如果我工作做得好的，大家可以看到真真正正一个立法会议员应该如何去履行他的职责。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事实上觉得，中央政府（中共政权）不需要担心我作为立法会议员会搞事，会跟他们对抗、对着干，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相反，我绝对希望能够跟特区政府，跟中央政府，建立一个互相信任的关系。”

对于将来可能成为她的竞选对手的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陈方安生指出，今次参选并非与叶刘淑仪的一次拼斗。她说，香港是自由社会，在一人一票的选举下，只要有资格、有条件、价值观为市民认同的，都可参选。

陈方安生说，今次记者会是其迈向选举工程的第一步，稍后她会公布竞选政纲和助选团队。

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表示，与会的党员均认为陈方安生参选会给香港的政制发展注入新的力量，因此支持甘乃威的建议。何俊仁说：“她参选将带起整个政制讨论的气氛，以及区议会选举的气氛，大家都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甘乃威则强调，他退选是深思熟虑的个人决定，“不存在党友给我任何压力叫我退选，让陈方安生女士参选，因为我自己觉得陈太不论是对泛民主派还是对全香港的市民在民主运动争取普选的道路上再前进一步，最具凝聚力，所以才向党作出这个建议。”

何俊仁表示，陈方安生会参与泛民主派的初选机制，而民主党会支持在泛民初选胜出的参选人。陈太日前与他会面时，已表示接受初选机制的计算方法。

目前泛民主派内部已知社民连副主席劳永乐有意参选。劳永乐对媒体表示，陈方安生参选如果要得到泛民支持，就必须尊重民主精神，参与初选机制。他拒绝评论自己如果参与初选机制是否一定会输。

另外，香港最大的亲共政党民建联昨晚也召开中常委会议商讨陈太参选的对策，决定下周二邀请盛传参选的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出席该党会议，进一步讨论立法会补选问题。目前该党常委张国钧及中委钟树根均表示有意参选。

民建联前主席曾钰成表示，陈方安生宣布参选不会影响民建联的选举部署。

纽约时报11日报导，专家和中国的玩具公司表示最简单的答案是成本，含高成份铅的涂料价钱只要低成分铅涂料的三分之一。

表面上，中国法律的铅涂料标准比美国更严格，用于家用或消费产品的涂料其含铅量不超过万分之0.9，而美国法规允许铅含量最高到万分之6。应该说，这些规定是用来保护人体健康，不过中共的法规执行很马虎。

辛辛那提大学环境健康教授克拉克（Scott Clark）表示，冷战时期苏联也有很高的环境健康标准，不过从来没有执行，只是做样子。

克拉克博士和调查团队最近几年对中国的涂料进行抽样，他们说有26%的涂料不符合美国标准也不符合中国标准。

不愿具名的广东汕头大树玩具公司销售经理表示，含铅涂料比不含铅涂料便宜30%。

含铅涂料不是中国唯一的问题，铅越来越出现在小女孩的首饰中。可能因为检查趋严，美国今年前8个月有22个与铅有关的儿童首饰回收，其中21个产品是中国制造。

根据消费品安全协会的资料，今年与铅有关39个回收事件当中，有38个是中国制造。

俄亥俄州爱许兰大学（Ashland University）的研究认为，有些儿童首饰可能含有从美国运到中国的电子废料回收来的铅。而且中国原来就有很多的铅。根据美国地理调查(Geological Survey)，中国是世界上铅含量和开采量最多的国家，其中很多用来制造电池。

其实，中国的铅对中国人自己和其环境造成最大的健康风险。例如，中国孩童的玩具没有像美国架上的玩具那样被检查，也没有像美国这样的回收制度。

虽然美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定义高血铅水平为每十分之一公升血液含铅量达百万分之十公克或以上，无铅才是真正的安全。

暴露在铅环境的结果包括：神经系统和肾脏的损害；肌肉协调变差；学习障碍；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以及语言和行为问题。不过很少有立即的症状，儿童铅中毒问题常常未被家长警觉。

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共产党的昨日、今日与明天，对同一条法律可以任意做出不同的任意认定，执行的速度与结果也各自不同。

北京新光天地事件后，由于台湾与国际媒体广泛报导此事，十年来台商在中国投资被坑害的案例大曝光。结果新光事件里损失最惨重的不是新光三越，而是努力掩盖真相的中共。于是所谓的“高层”介入施压，先是国台办介入强迫释放新光少东吴昕达，接着在媒体持续关注之下，中共不得不让此案以“超出商业常规办理”。于是我们看到新光三越老董事长吴东兴亲赴北京谈判。华联吉小安低头道歉，两造签下一张A4的协议书，华联同意让30名台籍干部“逐步复职”。

新光三越暂时得到这样的优遇，得力于媒体的大量曝光，绝非华联或中共突然良心发现。如果今后媒体不再关注新光案，以为新光事件已经“圆满解决”，那么新光的投资还是可能“黄了”。因此新光三越与媒体维持密切的关系极其重要，站在新光三越自身的利益，必不能闭门谢绝媒体。

第一、中国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不经司法程序就能把人从飞机上拉下来“限制出境”；台商赴中投资，首要考虑的是人身安全。

第二、对于邪恶忍气吞声是错误的选择。以往台商在大陆受坑害，因为抱着：“人在屋檐下。”“不能讲正气，也不能斗气，只能讲和气。”等心态，不敢也不愿在媒体前曝光，结果自己被坑害的投资反而更拿不回来。

第三、中共内部权斗严重，各方势力互相掣肘，法令难以贯彻，越到地方情况越失控。北京华联吉小安背后的势力，在国台办介入放人、媒体大量曝光之后，仍强势进驻北京新光天地，搬走电脑、帐册，完全掌控经营权。显然在第一时间里，面对华联的幕后操盘者，中共台面上的掌权者，仍处于一种观望的态度。直到事情越演越烈，媒体大量报导台商在中国如何被坑害，才在十一天之后，有了北京华联低头认错，经过十几个小时马拉松谈判，做出了台籍干部将“逐步”复职的所谓协议结果。

第四、在中共统治下这种封闭的社会里，台商要获得正确的局势讯息，必须积极搜寻。台湾媒体必须加强深入报导的能力，不能在浮面的硬体建设报导里，掩盖了发生在中国的真相，成为中共迷惑世人的帮凶。这一次在北京新光天地事件里，我们罕见的看到台湾媒体虽然踩在中国的土地上，却不再顾虑中共的压力，有志一同追究真相的努力！

但是北京新光天地的事件圆满落幕了吗？当然不是。仅凭一纸A4 size的协议书，内容空洞，显然保障不了新光三越的投资。在压力下北京华联暂时低头认错，但狼子野心已经曝光，接下来的角力不会停止，华联只是一时蛰伏。

北京“新光天地”事件双方，今天向媒体公布共同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一、华联新光百货（北京）有限公司合资各方在履行合作协议过程中发生的相关问题系单纯的商业纠纷。“新光三越”对双方在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认知上的不同，表示遗憾；“北京华联”表示该事件的发生纯属误会，并致歉意。双方同意依照“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平等协商、权责对应”的原则，依法妥善解决有关争议。

二、双方共同体认到：守法经营、管理透明、规范运作、监管有力是现代企业营运的基本要求，也是双方深化合作应遵循的商业法则。双方同意对合资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未来安排事宜即刻展开协商，并循约定的方式和合资公司章程彻底妥处双方合作争议。

三、我们对真诚关心和热情支持华联新光百货(北京)有限公司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目前“新光三越”派任到合资公司的管理人员将依照中国大陆劳动就业方面的相关法规，逐步恢复正常上班，一切经营活动如常进行，有关协商事宜将依约有序展开。

中共的上述两项决定，显然是国际社会的长期压力促成。尤其是，明年将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国际社会的目光一致投向中国。距离国际社会的文明准则，中国尚需大量改造，包括人权保障、新闻自由、军事透明，等等领域。

其中，中共向苏丹军政府源源不断地提供军火，怂恿苏丹军政府在达尔富尔地区实施种族大屠杀，尤其受到国际谴责。中共长期阻挠联合国解决苏丹问题的决议，更令国际社会难以容忍。中共的苏丹政策，成为各国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最大口实。

在国际舆论的同声挞伐之下，中共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联合国向苏丹派遣规模巨大的维和部队。随后，中共又同意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并恢复向国际社会提供常规武器登记。这一切，都可解读为：为了北京奥运会的顺利举行，中共不得已而作出的妥协。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可以证明，国际压力奏效。

但中共的妥协，从来都是表面的、暂时的，因而也是靠不住的，鉴于其本性未改，随时都可能故态复萌、故技重施。是权宜之计，也是缓兵之计。

比如，中共先后签署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就多达21项。但这些人权公约，放诸中国国内，中共当局或者宣称"保留"，拒绝国际监督和审查；或者偷换概念，自行其是；或者阳奉阴违，拒不执行；或者，干脆搁置，束之高阁，不让公约生效。

其中，至关重要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共当局于1997年签署，签署时，宣称对其中的"工人有权组织、选择工会，并有权罢工"等条款持"保留"。签署后，又拖了4年，至2001年，才由"人大""批准生效"。但实际上，在中国，这一国际公约，从未被执行。

1998年，中共当局还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却故意不让"人大"批准，以至于，9年过去了，这一公约，至今仍未能在中国境内"生效"，更远远谈不上实行。

至于《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共当局于 1986年就签署， 1988年就由"人大""批准生效"，但不仅从不执行，还故意违反，大量制造酷刑。就在《国际公约》的高悬之下，为数众多的中国公民，惨死于中共的血腥酷刑。

为了应付奥运会，中共还曾许诺，从2007年1月起，外国记者和媒体可在中国境内自由采访，然而，大半年下来，多数外国记者表示，中国政府并未兑现承诺，他们的采访，常常受到中共各级政府的限制和干预。

鉴于中共一贯地口是心非、不守信用、自毁信誉，玩弄国际社会，人们有理由怀疑，中共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的诚意和用心。就在宣布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几天后，中共又语带保留地说："军事透明，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为耍花招和随时变卦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中共军方骇客对文明国家的攻击，一刻也未停止，更达到甚嚣尘上、肆无忌惮的地步。英国、德国、和美国方面，近期先后披露相关情形。在阿富汗，频频袭击国际维和部队的恐怖组织塔利班，手持的，大多是中国武器，其中有些还是近期才从中国出产的。

中共居心叵测的所作所为，处处加深着国际社会的忧虑，为"中国威胁"论背书。中共虽然勉强加入国际军费透明制度，但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动止，仍需睁大眼睛，保持警觉，"察其言，观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