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9月09日(星期日)
9月5日传递到捷克的人权圣火活动不只得到了捷克现任政府的支持,副总理兼环境部长及,另外两位部长及多名议员用各种方式表达了支持,而且也得到了前任政府中的要员的支持。
我们吃完晚饭,再打电话去贵阳,告知我们将于当晚乘车抵达。对方却告知我们说:当地警方已经警告和威胁李元龙及其家人说:“不许将李元龙出狱的准确时间告知各地朋友!不许各地朋友去接李元龙出狱!如果各地朋友要赶去毕节,就延长对李元龙的拘押……”反正其意思就——哪天放人,主动权完全在警方手上。只要各地朋友赶去毕节,只能空等云云。
这里的风景与广阔中国的其它地区没什么两样,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警察在村的四周设立了检查站。他拒绝再往前开了,我只有下车徒步完成剩下的行程。我走上一条小道,两旁是高大的杨树林。一辆小拖拉机从我身旁驶过,司机瞪眼看着我 -- 毕竟,来这里的老外很少。
当她随同众多政要与记者来到政府议会中心后,便被保安告之,应中共方面的要求,她必须远离中国代表团,因为他们怕她喊出中共方面不愿意听到的话。莎露当即表示,她是一名记者,她不会这样做,她不会让人感到难堪,而是要报导真实的情况。这位男性保安说:“为了让我们的中国同事放心,我们将派一名女保安在你身旁。
在上万名示威者抗议声中,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等21国领袖9月8日在最具代表性的澳洲悉尼歌剧院中举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高峰会,讨论贸易自由化、区域安全、全球暖化、食品安全及智慧财产权等议题。APEC为期两天的峰会已于9月9日结束。
自由文化衫活动的发起人、《一比十亿》(One in a Billion)一书的作者、中国前国家篮球队队员陈凯(Kai Chen音译)刚从美国加州飞抵温哥华,就赶到活动现场,声援2500万退出中共的勇士。
位于汉口偏僻之地,靠长江边上的武汉冶炼厂子弟小学,2003年被改作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谌家矶洗脑班,采取强制的方式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案件,从起那时起至今每天在这里发生着。这里“焕然一新”的建筑(如图),使距离很近的居民全然不知里面发生的种种非人性、毁灭法轮功学员意志的行径。
我的妈妈生于1949年的上海。在她很小的时候,我的外公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后来死在监狱里。我外婆的父母也因为地主身份在土地改革时候被镇压了。那个时候讲家庭成分,成分差使我妈妈30岁以前的精神一直非常压抑,觉得生活是没有指望的。她没有机会上大学,18岁就到江西下乡插队了。
三峡大坝主体工程一年前才竣工,大坝上游640公里的长江水域成为一个大水库。而如今有地质学家称,三峡大坝拦截水量的庞大重力已开始在好几个地点侵蚀长江陡峭的河岸。再加上水位波动频繁,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滑坡灾害,也使得像庙河这些大坝附近的地区的地质结构被破坏。
两种新年祝福代表了官民的两种表情,其中的巨大反差所凸现的正是后极权中国的特征,一个专拿板着脸的官权来调笑的时代,当权者的作秀和官场腐败成了最大的政治笑话素材库。无论中共高官如何作秀,也无法为中国提供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了。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低年级学习期间,我们早就听说过这位巫宁坤老师:说他抗战期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翻译,芝加哥大学的博士,三十岁时就被聘为副教授,是系里教学水平最高的,深受同学们的欢迎;说他年轻时就声名远播,翻译了《白求恩大夫》一书。有的同学还到图书馆借来了这本大部头的译作拜读,对这位没见面的老师油然而生敬意。还听说他的夫人李怡楷老师是我们系的英文打字员,可以一边听英语广播,一边用打字机打下来……
上个世纪60年代下半期,就在中国大陆人人高唱这首歌的时候,在新加坡的一些幼儿园,五,六岁的儿童也在台上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唱完之后他们还跳忠字舞,表演“姐弟救亲人”的小话剧,剧情是年幼的小兄妹在玩耍时发现了受伤并被追捕的民族解放军战士,他们不顾生命危险把革命战士掩护起来,最后以参加土地革命,打倒地主阶级收尾。
中共从不承认“政治犯”这一概念。在中共所谓《刑法》中,1997年以前,对政治犯冠以“反革命罪”;1997年之后,冠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改名换姓,并无本质区别,祇是障眼法,以图混淆视听。
江西一位听众朋友来信说,中国现在腐败横行,几乎已经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令人愤慨,也令人担忧。这位听众朋友想知道美国是怎样防止官员腐败的。在这次听众信箱节目里,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最近在美国引起反响的政治献金丑闻,其主角徐诺曼为民主党竞选者集募一百多万的政治献金,最大受益者则是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又译希拉蕊.柯林顿)。徐的身份和资金来源可疑,期间有媒体指出徐的中共背景及该案背后的中共谍影。中共以政治献金收买美国民主党要员丑闻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动态网于9月9日推出自由门6.5版,并推出一系列措施,应对未来的网络封锁升级。6.5版总结了近期突破封锁的经验,突破封锁能力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自动升级的功能会启动,这样一般情况下如果有更新版本,用户会自动得升级的提示信息。
作家,前捷克总统瓦克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在发来的支持信中表示了他对所有参与全球人权圣火传递的人的支持,并认为“他们的行动是这个世界的希望。” 哈维尔批评中共当局“中共的领导人没有兑现承办奥运会的承诺,而是用天价的投资和奢侈的(奥运)准备来代替对人权的关注。(现在)有必要要求中共按照其在申请奥运主办权时所说的那样兑现承诺。”
前捷克内政部长,现任奥林匹克观察委员会(Olympic Watch committee)主席扬.鲁梅尔Jan Ruml 到场发言,向人权圣火致敬,因为“这是真正的奥运圣火,而不是一年后进入中国的‘奥运火炬’”。他指出“宪章强调的精神(和平的发展和维护人类尊严)在中国一样都看不到”。这是他认为中国没有资格举办奥运的原因。鲁梅尔“把此次圣火传递作为唯一的,真正的奥运圣火,并且祝愿圣火传递的整个路上充满阳光。”
在鲁梅尔事先发来的支持信中他呼吁“全世界的人们一起来调查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中国公民的人权迫害。”
他指出:“除了在中国境内的对法轮功学员的严酷迫害之外,还有如下的迫害事实:人们看不到中共政府在2001年得到奥运举办权时所承诺的媒体自由。根据独立组织的观察,至少有30名中国的记者和50名博克与网络活跃人士被送进监狱和劳教所。中国国内的媒体所面临的是系统的过滤政策,而中国之外的媒体进入中国报导却遭到堵截。在中国,每年被处死的人数比全世界其它地方被处死的人数总和还要多-大约在8000到10000人之间。关于活体摘除器官的事情也需要进行调查。根据联合国特派员的报告,在中国境内广泛地存在着酷刑。与奥运会直接有关的违反人权行径正在中国发生:成千上万被迫拆迁的北京市民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而带领他们和平请愿的叶国柱却被判刑4年。据报导,他在狱中受到酷刑折磨。警察也一直在滥用职权,对于奥运会有关的(请愿)人士进行不经审判的拘捕。”
音乐家,前国会议员,议会副主席麦克·泊罗寇普(Michal Prokop)认为:“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政府只在表面上表现得与上一世纪的苏维埃统治或纳粹政权有所不同。但所有这些专政独裁的体系都有共同之处-肆无忌惮的人权犯罪。”他提醒世界人民注意“这些(人权侵犯的)事实,采取所有可能的手段来抗议。其中之一就是这象征性的,经布拉格及布尔诺直至此次奥运主办地北京的奥林匹克(人权圣火)接力。”
【大纪元9月9日讯】朋友们知道我打算去接李元龙先生出狱,并很想去看望一下李元龙先生及其家人。9月6日临晨,我接到贵州朋友的通知说:据准确的消息,李元龙将于9月8日出狱。因为他于前年9月9日被当地官僚构陷并判刑。希望我最迟须在7日赶到贵阳,以便与在贵阳的朋友一道去毕节……9月6日上午,我去全州车站买票,殊不知上海至昆明的181次列车,已经改道南昆线,而不经由贵阳路过。无奈之下,我只好买到柳州,准备在柳州转车去贵阳。因为柳州是湘桂、黔桂、黎湛、支柳等线的交汇点,转车车次较多。
我在车上打电话给朋友李志友,李志友也想去接李元龙先生出狱。他要我在柳州停留一下,以便我们结伴前去。我也不想行单只影地享受长途旅行的寂寞,遂在柳州下车,到了李志友之处。
我们吃完晚饭,再打电话去贵阳,告知我们将于当晚乘车抵达。对方却告知我们说:当地警方已经警告和威胁李元龙及其家人说:“不许将李元龙出狱的准确时间告知各地朋友!不许各地朋友去接李元龙出狱!如果各地朋友要赶去毕节,就延长对李元龙的拘押……”反正其意思就——哪天放人,主动权完全在警方手上。只要各地朋友赶去毕节,只能空等云云。
为了使李元龙少受折磨和尽快出狱,我们遂决定放弃这次活动。我于当晚12点,告别朋友李志友,乘列车赶回了全州。并打算在李元龙出狱之后,再抽空去看望他们。但具体时间就不好确定啦!
这样一次小小活动,竟引起当地警方的如此紧张恐慌!我既感到无奈,也感到好笑!这是一个警察国家,毕节警方为所欲为、执法犯法,让人咂舌!
一夜奔波,赶回家里。一洗征尘,已是临晨5点多。一觉醒来,已经日上三竿。打开电脑,遂以为记。@
记于民国96年9月7日11时
【大纪元9月9日讯】(BBC驻北京记者顾飞)中国承诺在北京奥运会之前给予外国媒体更多的报导自由,BBC驻北京记者顾飞的一次采访经历有了另外一种体验……从北京开车往南三小时就是绳油村,这是一个被玉米地环抱的村庄。
这里的风景与广阔中国的其它地区没什么两样,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警察在村的四周设立了检查站。他拒绝再往前开了,我只有下车徒步完成剩下的行程。
我走上一条小道,两旁是高大的杨树林。一辆小拖拉机从我身旁驶过,司机瞪眼看着我 -- 毕竟,来这里的老外很少。
在路的拐弯处,我看到了两辆白色面包车,几名警察站在那里 -- 与我一样,他们的存在与这里环境很不协调。
问题很快就来了。你在做什么?你从哪里来?你来村里是见谁? 这也是我在未来几小时里不断被盘问的问题。
一辆黑色轿车不知从哪里窜了出来,停到我身边,我被押进车里。
绳油冲突
两年前的11月的一个凌晨,100多名歹徒闯进绳油村,他们手持棍棒、铁锹、猎枪,头戴盔帽,与当地村民发生了殴打。
一名村民拍摄记录了这一血腥场面,并偷偷地将录像交给了国际媒体。
这场殴打导致6人死亡,50多人受伤。
中国媒体说,绳油村民抗议电厂建厂房侵占他们的土地,对立的一方就雇来打手威逼村民。
最近,附近居民反映,在骚乱事件中死伤的绳油村村民家属对赔偿不满,提出抗议,武警于两周前又来到了村里。
“欢迎来到定州”
我坐在黑色轿车的后座,前往附近城市定州。
坐在我身边的是检查站的一个人。他没有穿警服,并拒绝告诉我他的姓名,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你怎么知道绳油的?你怎么是走来的?
我告诉他,我的出租车司机害怕,不敢开到村子附近。他笑了起来。
我也问了我的问题:为什么扣留我?绳油村到底有什么事?但他什么都不说。
在市政府大楼,一个官员和我握手。"欢迎你来定州" -- 他装作把我当个贵客。
我告诉他我是来报导绳油村的一些问题,并亲自来看看。
中国政府承认去年发生了数万起民众抗议事件,很多都是类似绳油村的土地问题,还有腐败、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
回家
盘问终于结束了。当地官员说要送我上高速公路。
我的出租车司机一直等着我,三名官员和我一起进了车,两人和我一起坐在后排,我夹在中间,另一人坐在前面。
我问这些官员:"你们去过北京吗?"他们不自然地笑而不答。
一辆闪着警灯的警车开了上来,警察不说为什么拦住我们,也不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我们只能停在路边等着。
在前面我看到一个巨幅霓虹灯标语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是北京奥运会的官方口号。
"这就是你们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时对待记者的方式吗?"我问其中的一个官员。
"哦,到时候就都不一样了。"他说。
这时,另一辆车又停到了我们身边,这是当地外办的车。我明白,我在北京的同事敦促外交部采取措施。
外办的人说:"有很大的误会,我们很抱歉。"他们坚持和我还有定州的官员一起吃顿饭,然后再回北京。
这真是个奇怪的感受 -- 与那些扣留我的人共进晚餐。
直到第二天我的司机才发现,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人对我们的汽车做了手脚,车轮和底盘的一个螺丝被卸了下去。
回到北京已是午夜,街上灯火通明,高楼林立。
这就是中国愿意让世人看到的景象,但是在绳油,却是另外一个中国,一个不被中国官方媒体报导的中国。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建设一个"和谐社会",但是在离北京三个小时车程外的地方,那里的官员好像没有听进去。
【大纪元9月9日讯】(大纪元记者安娜澳洲悉尼摄影报导)9月9日,在亚太经合峰会(APEC)的最后一天,一位已经获准参加澳洲总理何华德闭幕仪式的《大纪元》记者莎露·马西森,在中共施压下,被阻进入采访的会议现场,失去拍照胡锦涛图片的机会。据悉,澳洲大纪元将在明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谴责中共海外输出专制、钳制新闻自由的暴行,并呼吁澳洲政府抵制中共的恶行。
莎露·马西森(Sarah Matheson)女士是一名新西兰《大纪元》报社记者。今天她获得许可参加澳洲总理主持的闭幕仪式。
当她随同众多政要与记者来到政府议会中心后,便被保安告之,应中共方面的要求,她必须远离中国代表团,因为他们怕她喊出中共方面不愿意听到的话。莎露当即表示,她是一名记者,她不会这样做,她不会让人感到难堪,而是要报导真实的情况。
这位男性保安说:“为了让我们的中国同事放心,我们将派一名女保安在你身旁。”
一个女警官在莎露旁边监视她,后来包括莎露在内的10多名记者被调到另外地方,失去了拍照胡锦涛的机会。女保安对此解释到:“虽然我们生活在民主国家,但是他们(指中共)有这么多的要求,我们也不喜欢,没有办法。”
《澳洲每日电讯报》9月7日报导了有关亚太经合峰会期间,澳洲政府秘密地列出一份中文媒体黑名单,其中包括大型国际报社《大纪元》。对此报导,大纪元向澳洲政府查询,9日外交部发言人Paul Malloy对大纪元记者否认有此事,并称大纪元记者一直获准采访。大纪元报社认为,这是中共内斗的海外延伸,是胡锦涛的政敌江、曾从中捣乱,制造国际事件抹黑胡。澳洲大纪元将在明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谴责中共恶行,并呼吁澳洲政府抵制中共无理施压,保护新闻自由。
【大纪元9月9日讯】(大纪元记者王宇心综合报导) 在上万名示威者抗议声中,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等21国领袖9月8日在最具代表性的澳洲悉尼歌剧院中举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高峰会,讨论贸易自由化、区域安全、全球暖化、食品安全及智慧财产权等议题。APEC为期两天的峰会已于9月9日结束。经过一度激辩,APEC峰会的各国领袖们8日通过了共同声明《悉尼宣言》,致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对抗全球暖化,但未要求各国做出可强制执行的承诺。声明表示,将着眼在2030年前降低至少25%的能源使用量,并在APEC会员国地区增加森林面积。
东道主澳洲总理霍华德说,这是“朝向达成明智国际共识的非常重要里程碑”,让穷国与富国能携手合作。但因这项共同声明不具约束力,“绿色和平组织”运动家费茨派垂克女士,驳斥与会领袖发表的声明几近毫无意义,宛如政治噱头。
各国领袖敦促恢复陷于停滞的多哈世贸组织谈判,目标是减少贫困。由于在农业贸易壁垒和商品市场准入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一轮谈判处于停滞状态。
各国领袖同意继续在涉及违反智慧财产权的市场,全力打击仿冒品及盗版品销售。但中国与美国因著作权一直有争议,而俄罗斯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因为仿冒疑虑而受到阻碍。
主办国澳洲为APEC的传统合照给各国领袖准备了Driza-Bone大衣,各国领袖们8日穿着这种澳洲传统防雨油布大衣在悉尼歌剧院前合照。
美国总统布什、加拿大哈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位领袖选择最受欢迎的蓝色翻领;选择黄色的有台湾领袖代表施振荣、韩国总统卢武炫等;俄罗斯总统普京、香港特首曾荫权挑选绿色;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霍华德选择红色。
美日澳峰会 布什倡美与东盟峰会 俄澳签署协议
美国总统布什、日本首相安倍、澳洲总理霍华德9月8日举行早餐会,讨论气候变迁、伊拉克、北韩情势及中国议题,焦点在于印度逐渐吃重的战略角色。三位领袖一致认为,应加强安保合作,因应中国崛起和北韩核武等问题,但并未触及台湾议题。
布什8日与东盟7个会员国的领导人共进午餐时宣布,他很快将任命美国驻东盟大使,并邀请东盟10国领导人,包括一再被布什批评为独裁者的缅甸领导人,到他的家乡德州举行美国东协高峰会议,议题包括民主、反恐和贸易。
布什最近才因延后一项赴新加坡会晤东南亚国协领袖的访问,被批评忽视亚洲。布什并在APEC峰会结束前8日晚提前返回华府,为白宫向国会提出的重要伊拉克战争报告预作准备。目前,更多的参众两院共和党人支持超越党派的多项法案,提议开始某种形式的从伊撤军。
布什7日与南韩总统卢武铉会谈时表示,若北韩扬弃核子武器计划,美国愿意考虑与北韩签订正式和平协议。布什说,这项永久性协议可望取代结束1950年至1953年韩战的停火协定。
俄罗斯总统普京7日分别与布什总统、霍华德总理和安倍首相举行了会谈,并与霍华德签署了有关核能源利用的协议,俄澳表示会确保这些核资源用于安全项目方面,不会转移到它国手中。普京与胡锦涛8日也举行了双边会谈。
加拿大总理哈珀APEC峰会与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分别会面。在商谈能源与环境事宜之外,哈珀不回避再次提出法轮功与人权问题。在峰会结束之后,哈珀前往堪培拉澳大利亚国会演讲。
布什促中国开放政治制度 赞台湾等地民主成就
美国总统布什7日在APEC非正式领袖会议中演讲时敦促中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行前放宽政治管制,允许更多的自由。他说:“我们鼓励中国开放政治制度,让人民的声音有更多发表的机会。”
白宫发表布什演讲的摘要,布什在演讲中公开称赞包括台湾在内的亚太地区民主自由的发展。他说:“亚太地区自由和民主的扩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故事。”
布什也强调,美国与澳洲、日本、南韩、泰国及菲律宾的同盟关系,以及美国与新加坡、台湾和印尼的防卫合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防卫承诺打下基础。
布什说,正由于美国与亚太地区这些国家的安全合作关系,使得本地区得以维持和平,进而促进自由民主的发展。
布什在演讲中为受到国内外批评的伊拉克战争辩护,说伊拉克战争必胜。布什强调对于促进中东地区改革并击败恐怖主义而言,伊拉克战争极其重要。
布什说,太平洋周边国家可以为促使世界改变起作用。他指出太平洋周边国家地区的贸易额几乎接近全球贸易额的50%,他同时谴责少数国家使全球贸易谈判停滞不前。
布什敦促俄罗斯必须“尊重对于民主政治极为重要的制衡机制”。布什同时敦促成立“亚太民主伙伴组织”,以协助亚太地区的“温和派力量”,同时批评缅甸、北韩与泰国压制民主人权。
布什和胡锦涛9月6日举行了高峰会谈。会谈题目包括气候变化、宗教自由、经济贸易以及伊朗、苏丹达尔富尔和北韩问题。布什形容美国与中国拥有“复杂的关系”。布什谈到在美国市场上出售的中国产品的问题。
布胡会讨论了当前台海局势及台湾推动入联公投问题,美中两国领导人的讲话没有超出以往的定调,在布什和胡锦涛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布什没有就台湾问题发言,胡锦涛也仅转述布什的话表示美方反对改变现状的立场。
台湾总统陈水扁6日晚与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举行越洋视讯会议表示,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虽是自由民主的台湾与极权独裁的中国,两者之间的角力与竞争,但也是国际社会公理与强权之间的斗争。
另一方面,华盛顿时报专栏9月7日评论,布什本周在APEC的表现,无疑显示布什政府对中国息事宁人与重商政策。
在布胡会前夕,布什被问及是否会与胡锦涛讨论6月份国防部的电脑邮件系统受中共攻击一事时,表示“可能会”。不过,白宫布胡会简报中说,布什总统并未提出这个议题。
华时评论表示,布什总统不断称与中国关系“复杂”,但避免批评中共军事活动,包括去年1月挑衅的反卫星导弹测试,与中共渐增的资讯战能力。布什也极少批评中国缺乏宗教自由的压迫式政治系统。
评论说,这样的政策被国防官员称为“高盛的中国政策”,指的是前高盛执行长、现任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及白宫幕僚长波登。
而这样的亲中政策,也被认为肇因于其他重要白宫助手及资深美国情报官员建议,不去强调中共渐增的威胁。
悉尼举行万人游行 法轮功人权呼声受关注
9月8日,来自近百个不同社团和团体从悉尼市政厅到海德公园,举行了悉尼最大的一次群众游行集会。警方估计大约1万至1万5千人参加。澳洲政府调来了3千名警察进行安全守卫。警方与示威者发生肢体冲突,共有5人被逮捕,2个警察受伤。
游行队伍中的各团体手举横幅表达各自的诉求,有反对布什、霍华德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的,有反对美国、澳大利亚的环境政策的,还有来自缅甸的反对派反对中国的缅甸政策的。这批缅甸示威者举的大标语写着:中共不要干涉缅甸事务,支持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翁山苏姬)!
9月8日,来自悉尼越南社区的大约150人在悉尼中国城附近的Belmore公园举行了题为“今日越南,我们必须站起来”的集会,来自西藏社团、悉尼地区议员、越南社团、缅甸社团、柬埔寨社团、中国海外民运社团等众多团体和个人参与,呼吁21国首脑重视人权,制止虐杀,重组世界和平。
澳洲联邦反对党领袖陆克文8日因没有兑现他上个月的书面承诺而遭到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的批评。陆克文曾在给麦塔斯的信中表示,他对发生在中国的人权践踏和活摘器官事件深感不安,并发誓要公开向中方提及这些问题。但在与胡锦涛会谈时并没有谈及人权。
澳洲参议员菲尔丁说,“我特别关心现代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担心中国在亚太峰会上会利用全球暖化的谈话焦点来掩盖他们劣迹斑斑的人权记录。”
他指出,“我们和中国已建立的良好外交关系不应该影响我们向中国坦然地指出他们的人权问题。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是个一党执政的国家,一年平均处决5000人,行刑逼供、屈打成招、强迫劳动改造还普遍存在。”
据澳洲每日电讯报9月7日报导称,澳洲政府秘密地列出了一份中文媒体黑名单,以避免令胡锦涛等在亚太经合峰会期间被媒体问及尴尬问题。很多被列上黑名单的正规媒体机构只是跟法轮功有联系。
9月6日,在APEC峰会首次大型新闻发布会上,一名新唐人记者当着一百多名各国记者的面向澳洲外交部长唐纳提出中共器官活摘问题;《悉尼晨锋报》等主流媒体也以大量篇幅报导了器官活摘问题。
9月8日,大赦国际邀请多团体在APEC会场几公里外的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了大型的抗议集会活动。演讲者敦促胡锦涛抓住历史机会,停止迫害法轮功等人权组织,进行政治改革,否则将成为人民的独裁者载入历史。
9月7日,法轮功团体在悉尼贝尔默公园举行抗议集会,吁世界关注法轮功人权问题,帮助结束这场长达8年之久的残酷迫害。
9月6日布胡会当天,由澳洲“自由中国”主办、20多个团体协办、以“中共必须立即停止屠杀”为主题的大型集会游行,吸引了有史以来最多澳洲主流媒体的关注和广泛报导。参与此次集会的人数约有七百多人。这是澳洲APEC期间批准的唯一一次封路游行。
游行之前的集会上有约20位来自不同组织的成员发言,其中包括澳洲绿党联邦参议员科尔. 纳特利、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法轮功发言人张而平、民主人士魏京生、澳洲绿党纽省上议员柯恩、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民阵副主席盛雪、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潘晴先生、来自美国的为营救父亲王志文的王晓丹等。
此次集会游行持续了五个小时左右,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法轮功学员模拟演示的活摘器官,从始至终都是众多媒体争相拍照的目标,一些驻足路人为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苦难震惊流泪,数百人当场签名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APEC峰会期间,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9月5日在堪培拉接到法轮功学员的诉状,薄熙来在担任辽宁省长期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目前已十几个国家被法轮功学员以谋杀罪、反人类罪、酷刑罪等告上法庭。
9月5日,来自美国、新西兰、德国、澳洲等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等汇集在悉尼中心的纽省议会大厦会议厅内,共同探讨中国的危机和出路。前中共驻悉尼外交官陈用林在演讲中说,从德国、加拿大领导人到北京访问,与中共领导人都谈到人权和民主化问题,特别是德国的梅克尔还会见异议人士,这说明西方政府意识到,中共政权不长久了,说明了过去两年民主人权运动取得了成果,已经使中共压力越来越大,犹如无可奈何花落去。
【大纪元9月9日讯】(大纪元记者陈沁怡报导)9月8日下午,温哥华各界人士,从市中心艺术馆游行至中国城,庆祝并声援中国大陆2500万勇士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
“共产党的根儿都拔出来了”、“退出邪党 只为你生命的未来”、“中共在解体 你准备好了吗?”等各式打横幅、标语在和风下飘扬。几辆车不断在中国城内转圈,车上标语“天要灭中共 退党保拼平安”、“中共是反宇宙的邪恶势力”、“中共以恐怖主义铲除真善忍”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退党服务中心代表:《九评》引发退党
退党服务中心的代表刘先生说:“这个退党是自发的,刚开始的时候,人比较少,但是随着大纪元的《九评》传播的越来越广泛,退党的人就越来越多。尤其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曝光后,每天的退党人数有了很大的增加,目前每天有约3-4万人在退出中共。因为人们对中共杀人、骗人这些手段越来越清楚,了解中共做的每件事情,都在印证《九评》的正确性。所以越来越多人在退出中共。”
“现在我们统计的2500万人,是反映在退党网站上的,中国人首先要突破网络封锁,然后才能将他们的声音发表在网上,而且不见得想退党的人都会上网,这也就是有退党服务中心的原因。但是要将那么多人的声音都反映到一个网站上,这个难度也非常大,所以目前在各大城市都有自己的服务中心。我们得到反馈,很多人将自己的声明贴到电线杆上、公告栏上、街道墙上,所以实际人数还有更多。”
最后刘先生表示“我们怎么对待、思考这些事情的发生,它跟自己的关系如何,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去思考的。”
张先生:善良的人们都应该远离罪恶
张先生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迫害,甚至牵连家人。他到场以自己亲身经历,控诉中共的无耻,并现场再次声明退出中共。他哽咽着说:“在接见日里,他们不让我和家人见面,将我关起来,我远远的看到家人,我的妻子孩子和满头白发的父母,在风雨中无助的,痛苦的一步一回头的离开。妻子被迫下岗,孩子虽考试成绩很好也被分去普通学校,还要交1.8万的高额学费。父母的工厂被强制拆迁,损失几十万。这样的政府组织能不说它是个流氓集团吗?能不说它是个黑社会组织吗?”他呼吁:“善良的人们都应该远离罪恶,让我们一起站起来,远离这个恶党的一切组织,销去我们身上的兽记,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陈凯:相信有生之年定会看到共产党灭亡
自由文化衫活动的发起人、《一比十亿》(One in a Billion)一书的作者、中国前国家篮球队队员陈凯(Kai Chen音译)刚从美国加州飞抵温哥华,就赶到活动现场,声援2500万退出中共的勇士。
他说:“我已经自由了,我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自由,是心灵上获得自由。要相信今天一定比昨天好,明天一定比今天好,因为我已经知道昨天。”对于2500万人退出中共,他表示:“不管人数多少,退党当然是好事情,最重要的是不要再有共产党这个专制政权,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在终结共产党这个努力之中的话,它们的日子不会太长。我一直相信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会看到共产党灭亡,我对这方面非常有信心。但我们不能等,要做事情。我不反对奥运,但是反对将奥运象鸦片一样麻痹中国人,让人们丧失鉴别能力,忘却天安门事件、忘却文化大革命、忘却法轮功受迫害、忘却几千万人在中国被迫害致死,这是个重大的罪恶。人是有精神的,有灵魂的,我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将中国人的灵魂唤醒。”
观众:支持退党活动
来自荷兰的Clement百分百支持中国人以这种方式退出中共。他说:“我们已经生活在自由的国家,应该支持中国人要求自由的行动。”他更表示要写信给自己的政府,提醒他们在对中国投资做生意时,要提出民主、自由的条件。
李先生来加拿大已有三十年了,他十分惊喜地看到了退党活动,也很佩服退党义工们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共产党,他说:“以前在中国土改时家中亲人被害死,自己被划作黑五类,工作时要宣传党的所谓政策,经常要昧着良心说假话做坏事,来到加拿大后也一直不断地跟亲朋好友讲述共产党的邪恶,今天看到这些能有勇气和正义感的义工站出来说话,实在感到高兴和由衷的佩服。”
另一位刚从中国来到温哥华的李先生,听说可以现场退党,二话没说马上就要义工帮他退团退队,并说还要帮国内的亲人退,希望国内亲人都知道这些消息。
【大纪元9月9日讯】(大纪元记者李迅报导)位于汉口偏僻之地,靠长江边上的武汉冶炼厂子弟小学,2003年被改作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谌家矶洗脑班,采取强制的方式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案件,从起那时起至今每天在这里发生着。这里“焕然一新”的建筑(如图),使距离很近的居民全然不知里面发生的种种非人性、毁灭法轮功学员意志的行径。据明慧网报导,武汉市江岸区谌家矶洗脑班最早成立于2000年3月,2003年610为了达到长期迫害大法学员的目地,从看守所搬到远离市区的现址。4年多来,一直被武汉市610办公室树立为所谓“转化”的典型。
洗脑班共有二层楼,二楼罩着密密麻麻的防盗网,围墙有二米多高,上面还有约一米高的铁丝网。从照片可以看出,二层楼的表面墙壁上面刷白,下面三分之一处刷成草绿色,给不知真相的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景象。
610指使操控加强迫害手段
洗脑班成立后,江岸区610按照市610旨意实施迫害,开始时,他们利用区内街道办事处“综治办”伙同派出所,哄骗辖区内的大法学员进去所谓的“学习”(还逼迫每人每月交纳350元的“伙食费”),对于不配合他们的大法学员,他们就把他们送进何湾劳教所继续折磨。武汉大法学员姚慧、王 莉、徐向秀、张宗萍等人最早就是在洗脑班被它们绑架劳教的。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半夜,谌家矶大法弟子吴红斌被绑架到这里,第二天便失踪了,直到现在仍然杳无音信。几日前,用醋、辣椒水给为抵制迫害而绝食的大法弟子吴碧林灌食。
洗脑班头子胡绍斌疯狂殴打法轮功学员
六月二十四日,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六一零”头目胡绍斌等人强行绑架了武汉大法学员杨慧丽,并将她送到谌家矶洗脑班,在路上和在洗脑班内杨慧丽一直喊着“法轮大法好”,胡绍斌指使人将将杨慧丽绑起来,用胶布把杨的嘴封住,而后每天将杨独自关在楼下109号房内迫害(专门用来体罚学员的屋子)。每天逼迫她罚站;强迫她抄写他们指定的材料,她不配合,恶人们就用更邪恶的方式折磨她,最终杨惠丽被打的不能站立。
胡绍斌还参与建立武汉市及各区的邪恶洗脑班,他自己承认:“六一零”就是当今的盖世太保,可以调用一切军、警、司、公安等专政工具,可以任意抓法轮功学员。
七十五岁高龄的武汉市大法弟子赵喜庆已七十五岁高龄,现也被非法关押到谌家矶洗脑班遭迫害。
洗脑班迫害法轮功不遗余力 张伟杰至今下落不明
2001年,武汉大法弟子李莹秀、彭敏母子在谌家矶洗脑班分别被迫害致死;2004年5月,武汉市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恶徒在胡绍斌的指使下,把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黄咏梅迫害成残废,恶徒们连续10天10夜不让她睡觉,吊铐在两张铁床上5天6晚,然后往两边使劲拉两张铁床,如同五马分尸,差点晕死过去,她双手的主要神经被拉脱损伤,最终被迫害成残废,生活不能自理。胡绍斌却说:“死了 往火葬场一甩,就说你自杀。”
2006年,女学员田琳被绑架时,她的孩子才刚刚出世,嗷嗷待哺,孩子出世还没有尝到母亲的奶水,母亲就被绑架,至今孩子仍无法和妈妈团聚。
大法学员蔡铭陶(后被迫害致死)因为在除草时用镰刀砍断污蔑大法的标语,被恶警双手铐在床沿上几天几夜。
张伟杰是家住江岸区花桥花北三村的法轮功学员,2007年3月21日,在上班途中被武汉市610伙同市公安局一处用黑社会手段绑架到该洗脑班进行人身折磨。其妻陈曼去找它们要人,给社会各界写呼吁 信,反而受到市610和公安局一处恐吓、威胁、2007年6月8日,陈曼在洗脑班要人时,也被绑架进去,至今不知转到何处迫害。同去的陈曼同伴夏庆菊也一起被绑架,非法拘禁在谌家矶洗脑班内。
曾经在这里被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说:楼上住人,楼下是折磨人的地方。楼下有的房间常年阴暗潮湿,不转化的学员被关在房间里几天几晚的罚站,不让睡觉,邪恶的各种整人的手段(殴打、辱骂、逼迫、威胁、恐吓 等)在这见不着光的地方进行着。目前一直在这里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张伟杰对着前来探望的亲人喊:“这里不是人呆的地方。”然而距黑窝很近的居民全然不知。
另据明慧网早些时候报导,武汉市在各行政区都设立了“六一零”机构及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洗脑班,其中包括湖北省“六一零”的汤逊湖洗脑班、江岸 区“六一零”的谌家矶洗脑班、硚口区“六一零”的额头湾洗脑班、江汉区“六一零”的二道棚洗脑班。明慧网指出,这些洗脑班都私设刑堂,迫害法轮功不遗余力,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血腥罪行。
【大纪元9月9日讯】我叫陈慕涵,是澳洲的中医师。和王晓丹的爸爸一样,我的妈妈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因为她的信仰她也被判了刑,现在被关押在大陆的一所监狱里。我想和大家说说她的故事。我的妈妈生于1949年的上海。在她很小的时候,我的外公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后来死在监狱里。我外婆的父母也因为地主身份在土地改革时候被镇压了。那个时候讲家庭成分,成分差使我妈妈30岁以前的精神一直非常压抑,觉得生活是没有指望的。她没有机会上大学,18岁就到江西下乡插队了。
和上海相比,江西是一个非常穷困落后的省份。虽然那里离上海只有十几个小时火车的距离,但是后来妈妈为了把户口重新调回上海,好让我能有机会上大学,用了几乎二十年的时间。
妈妈在江西时做过农民、工人,最后在厂里的子弟小学当了老师。她非常好学。我小的时候有个印象,就是妈妈经常听美国之音的广播。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地方,这大概是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的唯一途径了。妈妈希望我长大了能到国外去生活,她说外面的世界更注重人性,更崇尚自由。
1997年, 妈妈开始炼法轮功。那时候,经过多年的努力,她已经自学考出了大专文凭和会计师资格,在上海的一家证券公司做会计。每天早上,她在上班路上的一个炼功点炼一个小时功。从那时候起她每年年度体检的所有项目都是正常的,我再没见过她生病。但我知道,对于她来说,更重要的是法轮功给了她一个答案,那就是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999年,对法轮功的镇压开始了,妈妈失去了炼功的环境,周围的功友有的被劳教判刑了,更多的失去了联系。2005年,妈妈移民到了香港。那时候,《九评共产党》已经问世,妈妈在电话里跟我说:“《九评》写得真是太好了。”我以前从来没听到妈妈对哪本书有这么高的评价。我想,作为一个吃尽了共产党苦头的人,她一定也思考过书中讲到的很多问题。
然而,在她终于到了香港,一个她一直向往的更自由、更注重人性,也能自由炼功的地方时,她却选择了回到中国大陆。
她在电话里对我说:“我的朋友里还有那么多不理解法轮功,我想想他们就着急。”
我劝她留在香港,因为那样更安全,我说:“香港有很多大陆游客,您在这里可以给他们发真相资料。”
但她说:“不,我要回去,我的使命在上海。”
妈妈以前和我说话的时候没有用过 “使命”这样的字眼。我知道她是认真的。我尊重她的选择。
半年以后,妈妈在上海被捕。此后的九个月,她几乎音信全无。家里人不能见她,也不能和她通信打电话。我为她请的律师只见过她两次,见面也没能讨论案情,因为直到开庭前三天律师才第一次被允许看案卷。
今年2月的一天,妈妈被一审当庭判刑三年,证据是从家里搜出的159张法轮功真相资料,包括新唐人电视节目和《九评共产党》光盘等。
那一天在法庭上,是家里人在妈妈突然被绑架的九个月后第一次见到她。她看起来面容浮肿,苍老了很多。但最让家人伤心的是,她竟然没被允许佩戴眼镜。因为深度近视,她走路都走不稳,站在家里人几米之外都没认出他们来。
可妈妈没有变。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她说:“我早已经把死生置之度外。可是,我一直是一个奉公守法的良民。今天我站在这里接受审判,是这个国家的悲哀。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拿出自己的良知。”
可是,良知在哪里呢?
今年4月份,妈妈被关进了上海市女子监狱。入狱仅仅一周以后,她就被迫害成了重度高血压,血压高达210/110毫米汞柱。我知道这个消息吓坏了:这样的血压如果不控制人随时都可能中风死亡。整整一个月,我每天打电话给监狱问情况,可对方就是什么也不说。
在第三个星期的时候,狱警竟然在电话里给我放了洗脑录音。那是一个尖利的女声在谩骂法轮功创始人和法轮功学员。我惊呆了,但同时也一下子明白了妈妈突发高血压的原因:她是个刚正不阿的人,她能承受身体上的苦,而难以忍受这样的精神摧残。
很久以后,当妈妈终于有机会见到家里人的时候,关于自己狱中生活她只说了一句话:“我整天坐在那里。”我知道,她不会撒谎,又不想让我们担心才这么说的。
有的时候,我很为妈妈难过,因为她这一生已经吃了太多的苦,到了快60岁的时候又被关进了共产党的监狱里受折磨。但更多的时候,我又为她高兴。因为她这样一个一生都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从一出生就被共产党洗脑的人最后终于有了自己的信仰,坚定纯正的信仰。为了帮助别人,她甚至放弃了自己一直向往的自由社会的生活。
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我为有这样的妈妈感到非常自豪。
藉此机会,我要向所有帮助过我妈妈的人表示感谢。在澳洲、在香港,在中国大陆,他们中有政府官员、议员,有媒体记者,也有普通百姓。看到他们,我知道我妈妈和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事情没白做,良知真的在被唤醒。
这就是我妈妈的故事,希望能让你们对法轮功学员和他们所作的事情有所了解。我妈妈现在还在监狱里,千百万的法轮功学员也还在受折磨,希望大家都来帮助制止这场迫害。谢谢。
【大纪元9月9日讯】中国最引以为豪的建筑奇迹──三峡大坝项目正面临着山体滑坡和水污染等始料未及的问题,从而使这个代表着中国改造大自然成果的项目遭到新的质疑。三峡大坝主体工程一年前才竣工,大坝上游640公里的长江水域成为一个大水库。而如今有地质学家称,三峡大坝拦截水量的庞大重力已开始在好几个地点侵蚀长江陡峭的河岸。再加上水位波动频繁,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滑坡灾害,也使得像庙河这些大坝附近的地区的地质结构被破坏。庙河是一个距离三峡大坝上游16公里的村庄。当地官员担心,一旦整个山坡塌入水中,附近的居民将因此丧命,同时还会威胁到至关重要的长江水道运输。
危险因素还不止这些。中国的科学家称,大坝阻挡了淤泥流向下游,使包括上海地区在内的长江入海口收缩,海洋的咸水正在倒灌入内陆。世界自然基金会 (World Wildlife Federation)今春公布的一份报告称,通过大坝的水流速度目前正在加快,对下游的防洪大堤造成破坏。未经处理的污水和化肥残留物被不断排入大坝水库,导致巨型水藻生长泛滥,并威胁到下游的水供应。而水库水位的波动也被认为是湖南省农民所遭遇奇特鼠灾的根源。
从三峡大坝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这个正迅速向工业化迈进的国家急于摆脱自然界的束缚,而另一方面,它为此努力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三峡项目的启用正逢国外生态学界对兴建大坝的做法重新进行审视之时,经济学界也有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此类耗资巨大的项目只有靠国家补贴才能生存下来。
由于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缺水问题,长江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正使得局势变得更紧迫。在全国各地,上百万吨未经处理的污水、工业废水和农药残留物将湖泊变成了藻类泛滥的污水池。据官方统计,中国半数以上的主要水道都受到污染,水中的鱼类正逐渐消亡,水也无法用于灌溉或是饮用。中国政府表示,现有超过3亿人(接近中国四分之一人口)缺乏干净的饮用水。
更糟糕的是,据新华社报导,中国8.5万座水库中超过三分之一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今年春天,中国水利部一位副部长将水库比喻成会威胁到下游地区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定时炸弹”。1975年,中国河南某个水坝垮塌事故酿成万人以上丧生的惨剧,而这件事直到最近才被公诸于众。
广告中国水问题的中心话题正是三峡项目,它是中国最大也是最壮观的水库。中国的新闻媒体已开始对三峡大坝存在的问题进行报导。虽然政府方面一直未对大坝和水库的问题公开表态,却已悄悄地制定了一套塌方事故早期预警机制,并支持对划定高危地区的研究。政府还投入资金用于建设水处理厂、和加固约2,250公里的河堤。
中国负责保护长江环境和水资源的政府部门──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Yangtze River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Commission)原局长、环境学家翁立达称,我们考虑了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但所有的问题都比预想的严重。翁立达现担任长江论坛(Yangtze River Forum)秘书长,该组织是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研究长江流域环境问题而设立的。
负责管理三峡大坝项目的长江水利委员会(Changjiang Water Resources Committee)拒绝接受采访。
在庙河这个世代种植柑橘和梯田水稻的村庄,人们可以察觉到一些变化。在三峡大坝修建过程中,庙河的一百多名村民险些就和130万三峡移民大军一样,离开家园,搬迁到别处居住。
今年春天,村民们发现一条长200米宽1厘米的裂缝横贯稻田。而不久之后,大坝开始放水为夏季汛期作准备。
到了5月初,雨季来临使水库水位再次上升,距离庙河村不远处的地点在5天内发生了4次坍塌。村民反映说,他们可以听到房屋内木质结构由于地面移动而开裂的声音。政府也要求他们疏散。
在1小时路程外的秭归县新县城,政府官员们面临着新一轮的重新安置问题。为了水库建设需要,曾经有大约10万人被安置到新的地方居住,如今当地官员担心的是,还会有更多的人需要重新安置。秭归县三峡移民安置办公室的崔少峰(音)表示,情况的变化速度要快过我们的计划。
长江全长约6,400公里,是全球第三长的河流,它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冰川,穿过华中地区的崇山峻岭后奔流直下华东大平原并最终汇入大海。千百年来,长江河道三峡段重重峡谷的激流和暗礁一直是船家的恶梦。长江流域的洪水更是时常肆虐。有数据显示,仅上个世纪长江洪水就吞噬了约30万人的生命。
建设长江大坝是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的梦想,一方面是想利用其水利资源,但更主要的是为了防止洪灾。现代中国的奠基人孙中山早在1919年就曾设想过建造长江大坝。而坚信人定胜天的毛泽东更以“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诗句来表达他的愿望。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开始,中国曾经数次批准三峡大坝的建造,但因为存在技术难题,又数次被搁置。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该计划仍然面临诸多质疑。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建造大坝和水库不但会迫使大量农民向城市迁徙,还会毁灭当地一批中国最宝贵的历史遗迹和庙宇。
1989年4月,中国政府对批评意见作出回应,宣布将把三峡大坝计划再推迟至少5年。可几个月后发生的天安门事件让反对声音沉寂了下去,于是在1992年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完成了最终的环境可行性评估报告,同年晚些时候,该计划经全国人大审议并通过。但在那一次投票过程中,近三分之一的人大代表投了反对或弃权票。这对习惯于“俯首”的他们而言,实属罕见。
即使到了三峡项目1994年正式动工时,争议仍然存在。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迫于人权组织的压力也撤回了对该项目的支持。2000年,包括参加了三峡项目可行性研究的部分工程师在内的中国工程学界顶尖学者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抗议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以较原计划更快的速度为大坝蓄水。
问题最早于2003年6月出现,在三峡大坝下闸蓄水两周以后,当大坝水位突破90米后向135米逼近时,峡谷的边坡在水压的作用下开始被侵蚀。
7月14日,一条长江支流发生特大滑坡灾害,滑坡山体长、宽均在1公里左右,而厚度达18米。13名农民被吞没在泥石流中。滑坡体进入长江支流后激起两层楼高的大浪,摧毁了20余艘船舶,并导致11名渔民丧生。虽然官方称此次灾害乃暴雨所致,但地质学家称,是江水水位突然变化导致了河岸岩石松动。
180米高的三峡大坝于2006年5月竣工,耗费至少220亿美元。一旦该水库于今年晚些时候全面投入运转,所容纳的水量将达19万亿公升,相当于美国全年淡水消耗量的五分之一。三峡水电站每年将发电18,000兆瓦,是胡佛大坝(Hoover Dam)的20倍。
翁立达认为,为了防止洪灾,建设三峡大坝是必要的。而现在他最头疼的问题是水库水质的恶化。一份翁立达联合署名的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称,工业废水和化肥残留物造成三峡水体中的氮和磷含量较10年前上升了10倍。
生活污水也被排入三峡水库。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称,长江流域的污水排放量激增,2000至2005年间增长了一倍以上。而在这一地区生活着1.6亿人,其中包括位于三峡大坝上游640公里处全球最大都市──重庆的3,000万人。在1995至2005年间,长江流域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2.6%,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该地区正迅速从农业经济向重工业经济转型。
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声称,该地区有许多污水处理厂,污水在排入水库前会先经过处理,但实际上一些污水处理厂并未与城市排污系统相连。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 (Three Gorges Project Construction Committee)水库管理部副主任周伟(音)承认,排入三峡水库的污水正在增加。他表示,政府已投入更多资金确保处理厂能24小时运转。
从一开始,泥沙淤积就是工程师们所担心的问题。长江每年要携带5亿立方米的泥沙进入三峡,但其中大部分都无法排出去,水库因此将出现淤塞,三峡大坝进而有可能垮塌。工程师在大坝底部设计了23道闸门用于在汛期冲走泥沙。据他们估计,该系统可保证三峡水库在今后一个世纪维持90%甚至更高的库容。不过有意见认为,泥沙淤积的速度在加快,并最终会导致大坝无法承受洪峰。
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泥沙淤积状况的变化则会产生另外的问题。随着水中沉淀物的减少,阳光可以照到更深的水中,进而促进那些既能吸收污水和化肥残留物养分又具备光合作用功能的水藻旺盛生长。
而周伟认为,大坝并非导致水藻孳生的原因。水藻问题没有工程建设委员会预想的那么严重,只在长江的支流出现小规模的爆发。但他并没有对下游流域水藻增多作出解释。
三峡大坝是否能履行其调节洪水这项主要的功能也受到质疑。今年7月长江上游地区连续数周大雨,形成了自1998年来最大的一次洪水,98年那场大洪水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数千人丧生,当时三峡大坝尚未建成。8月1日政府宣布洪峰安全通过三峡大坝,并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安澜归功于大坝的防洪功能。
然而批评人士称,尽管大坝能起到调节洪水的作用,但却有可能因一个意想不到的原因酿成下游地区洪水泛滥。当江水冲过狭窄的坝口后,就进入了华中大平原地区。在没有三峡大坝的时代,长江流入该地区后水流流速通常会放慢,长年的泥沙淤积使这段长江成为“地上河”,要靠堤岸来约束,就像美国的新奥尔良。而世界自然基金会称,由于大坝阻拦了大部分淤泥,使江水携带的泥沙量减少,导致江水流入华中大平原时流速加快、冲力加大,进而对这里地上河的堤岸造成威胁。
与此同时,滑坡也是地质学家们关注的问题。长江三峡是在距今3亿至7000万年前通过江水不断侵蚀岩石而形成的,虽然三峡大坝是建于石灰岩结构之上,但在这层石灰岩之下,却是砂岩、页岩和泥岩,这些都是质地较软并容易发生塌陷的结构。随着大坝管理部门按照洪水预报不断调整水位,江水渗入大坝地下岩层以及巨大的水压变化会削弱库区堤岸的强度,进而出现垮塌的危险。
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一个科学小组今年早些时候在《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Hydrogeology)发表文章称,边坡失稳是三峡地区最普遍自然灾害的成因所在。他们还警告说,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该文的作者之一──伦敦帝国学院地质学家伊欧尼斯·弗尼阿迪斯(Ioannis Fourniadis)在观察过秭归、巫山和巴东县(这三个县的总人口超过百万)的卫星照片后发现,3%的边坡处于活跃的下滑状态,7%的边坡因为修路等活动而不稳定,另有15%基本稳定。其余边坡由坚固的石灰岩构成,发生滑坡的危险很低。
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灾难预防研究所(Disaster Prevention Research Institute)数十年来研究峡谷地质的科学家汪发武表示,滑坡还可能引发水啸。狭窄的峡谷会起到放大岩石塌落所激起水浪的作用,引发下游巨浪。类似的灾难曾于1963年在意大利北部的维昂特水坝(Vaiont Dam)发生过,导致两千人丧生。
中国国土资源部(Ministry of Land Resources)某发言人将今年泥石流灾害高发的原因归咎于入春以后的大雨。他表示,早期预警机制已经探测到了一些重大泥石流灾害,政府正在教给当地人如何识别将发生滑坡、泥石流的征兆。
在离庙河村1公里的地方,通往这个村庄唯一的碎石路会经过一个泥泞的隧道。村民们已经暂时安置在这里,睡在塑料帐篷中。地方政府正在附近清理场地供村民们建造新房。新的村址距离同一条河有1小时步行路程。
政府为村民建新房提供了一些资金。但村民们觉得这还不够。他们可以在这里种植水稻、柑橘和茶叶,但他们抱怨这块土地不够好。为解决村民们未来窘迫的生活问题,当地政府将为庙河村的女性出嫁提供嫁妆,鼓励他们嫁到外地。
正在建造新屋的52岁村民韩庆喜(音)停下手中的活计说,“这一切都是在蓄水后不久才开始发生的。他们说这里会更安全。”而在不远处,巨大的推土机正在山腰上平整土地。
--原载:《华尔街日报》,2007-08-31
【大纪元9月9日讯】二○○六年除夕,中共党魁胡锦涛发表新年贺词《建设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对内许诺“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对外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就在同一时刻,许多大陆手机都收到一则戏谑中共政治局九常委的短讯:“元旦之际祝你:运气像曾庆一样红,做人像吴官一样正,家庭像贾春一样旺,生活像温家一样饱,事业像小罗一样干,房室像李长第二春,打牌像锦涛一样胡!烦恼像邦国一样吴,情人像小菊一样黄。”
两种新年祝福代表了官民的两种表情,其中的巨大反差所凸现的正是后极权中国的特征,一个专拿板着脸的官权来调笑的时代,当权者的作秀和官场腐败成了最大的政治笑话素材库。无论中共高官如何作秀,也无法为中国提供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了。
从两部电视片谈起
在二○○六年的中国,引人注目的公共话题之一是两部政治倾向极为不同的电视专题片。一部是央视播出的《大国崛起》,另一部是中共高层授意拍摄的专题片《居安思危》。前者以西方大国的兴衰为主线,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探讨了大国崛起及其衰落的原因,意在为中国的崛起提供参照系;后者以苏联共产帝国的解体为主线,从头至尾全是意识形态说教,总结了苏联的衰落和解体的党内原因,意在为中共维持政权提供反面教训。值得注意的是外界舆论对两部片子的背景和意图的猜测。
《大国崛起》是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政治局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的产物,中共高层还为此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党政部门都要学习这段历史,并通过央视把大国崛起的议题由党内推向社会。有评论认为,该片宣扬的是独裁崛起之路,透露出胡温当局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向;而更多的评论则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该片是胡温当局为准备启动政治改革而放出的试探气球。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该片,其主要策划群体大都来自体制内持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开明学者,创作倾向与赵紫阳时代的《河殇》相似,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开明派的观点:中国崛起的正路,只能是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所以,该片才能多少跳出了以往的宣传模式,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转而采取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叙述,介绍了世界九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对英国和美国进行了重点介绍,这可是两个对世界历史进程发生过主导性影响的民主国家;也对源于西方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等现代化制度有所肯定。
也正因为如此,新老左派才会对《大国崛起》发出集体声讨,最激烈的指控是:“《河殇》煽动动乱,《崛起》煽动政变”。(黎阳《岂有此理的“大国崛起”》;见“乌有之乡”网站)
八集电视专题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制作来自中共高层授意,是为胡锦涛的“保先运动”和“学古巴朝鲜”背书。意在告诫全党汲取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提高党员的警惕性和危机意识,以确保中共统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二○○六年六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该片的光碟。
《居安思危》从八个方面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一、苏共兴衰的历史轨迹;二、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三、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四、苏共的党风;五、苏共的特权阶层;六、苏共的组织路线;七、苏共的领导集团;八、苏共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战略的应对。所有解释都是为了凸显一个结论--胡锦涛同志指出:“苏联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主要针对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以及二十大之后苏联的清算斯大林运动。该片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是毛泽东钦定的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功绩,与一九八○年代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一样。所以,从头至尾,该片充满了对斯大林的崇敬和对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仇恨。该片解说词还特别强调:“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享年七十四岁。毛泽东亲自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并失声痛哭。”
中共中央专门发文让各级党委组织党员观看此片。文件说:观看本片对于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增强党员干部居安思危的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比较《大国崛起》和《居安思危》这两部大片,其主创人员、思想取向、拍摄方法以及解说词都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水火不容。两部截然相反的大片的同时出现,既反映了中国社会日趋多元化的现状,也反映了中共高层执政思路的混乱--一种根本找不到未来方向的迷惑。这种迷惑,既源于现政权的政治理念与中国现实、世界大势的冲突,也源于中共本身的蜕变。
改革以来中共的意识形态焦虑
今日中共政权已经失去毛泽东时代的强势,既没有毛时代党权包办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没有了毛时代的统一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已经基本破产,而现在的中共政权又无法找到替代品,只能乞灵于民族主义和不断变化的口号,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和执政方式的机会主义,已经变成寡头独裁的主要特征。也就是说,在经济多元和价值多元的合围中,僵化的专制体制已经漏洞百出,中共现政权陷于找不到价值方向的意识形态焦虑之中。
其实,中共意识形态的裂痕并非始于改革开放,而是始于毛泽东晚年,正是他本人的胡作非为毁灭了他的绝对权威。
从现实的执政层面看,放开经济改革而堵死政治改革的悖论,导致弊端丛生、危机日深。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从改革开始就产生的意识形态焦虑,在六四后愈演愈烈。在八十年代,邓小平的猫论带来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思想解放与反自由化的悖论。九十年代前期,这种焦虑表现在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口号中,稳定压倒一切、搁置姓资姓社的争论、发展是硬道理、韬光养晦的外交,由此形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悖论。九十年代后期,江泽民提出三讲、三个代表、大国外交、以德治国,但没有一个口号能够赢得党心民意的真正认同。到了胡锦涛政权时期,意识形态焦虑所导致的指导思想混乱日益加重。胡锦涛为了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居然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先后提出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八荣八耻、执政能力建设、新三民主义、党内民主、和平崛起……等口号。可以说,胡锦涛政权是口号专家,提出的口号之多,用泛滥成灾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因为,胡锦涛政权的危机感强于江泽民政权,意识形态焦虑的加重也是危机感的表现之一。近年来,在中共高层官员讲话中,经常可以听到对党内思想混乱的警告,但搞乱中共意识形态的最大祸魁恰恰是党中央的声音。
自胡温上台以来,一直在寻找化解意识形态焦虑和缓解社会危机的方式,但是由于胡温的观念局限、权力弱势和既得利益等羁绊,使之无法接受现代政治文明的价值和制度,加之两极分化、腐败横行和公正奇缺导致民怨鼎沸,推动胡锦涛到毛泽东的遗产中寻找思想资源。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原教旨毛主义早已被中国唾弃,党内外的新老左派也至多是回光返照。邓小平开创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统治哲学,以务实灵活的态度来应对各种挑战,已经让中共变成了一个精于成本计算的利益党,不可能再回归到类似朝鲜和古巴那样的僵化统治。
虽然胡锦涛在价值观上更认同毛式的中共正统,但当下中国的现实却不断地对胡锦涛说“不”。也就是说,当国门已经打开将近三十年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绝不允许回到毛泽东时代,先富起来的权贵们不允许,老百姓不允许,大多数党员不允许,拿到国家民航总局大订单的胡锦涛之子胡海峰也不会情愿。即便是那些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新老左派们,也就是靠喊口号来争取道义资源,而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已经有了私车私房的著名新左派也决不会放弃现在的富裕生活。所以,中共党内很难出现戈尔巴乔夫,但也很难出现金正日。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普世潮流,更面对国内经济的难以逆转的市场化和私有化,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面对主流民意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认同,不甘心顺应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的胡锦涛政权,也就只能在找不到方向的歧路口长期徘徊。
二○○七年八月十七日于北京家中
转自《争鸣》2007年9月号
【大纪元9月9日讯】今年9月24日(阴历8月14日)是我们的老师巫宁坤先生的生日。特撰此文为巫老师贺寿!1964年8月毛泽东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侄子毛远新谈话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阶级斗争也不知道,怎么能算毕业生呢?”随后高教部提出:“要把阶级斗争锻炼作为一门主课”。为了让我们进一步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1965年秋季开学后,我们和本省内其他院校的大三以上的学生被派去参加了四清运动或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四清后回校时,已是1966年的3月份。那时,我们已是安徽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大三下学期的的学生。谁将教我们的专业课呢?这是大家十分关切的问题,人人在心中都有诸多期盼。后来听说是巫宁坤老师担任,大家无不感到欢欣鼓舞。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低年级学习期间,我们早就听说过这位巫宁坤老师:说他抗战期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翻译,芝加哥大学的博士,三十岁时就被聘为副教授,是系里教学水平最高的,深受同学们的欢迎;说他年轻时就声名远播,翻译了《白求恩大夫》一书。有的同学还到图书馆借来了这本大部头的译作拜读,对这位没见面的老师油然而生敬意。还听说他的夫人李怡楷老师是我们系的英文打字员,可以一边听英语广播,一边用打字机打下来……
巫老师来给我们上第一堂课了。他走进教室,我们忙不迭起身致敬。然而,面前的巫老师却让我们感到惊讶——他既不像系主任李东光那样高大魁梧,也没有姚企文副主任那样容光焕发,连杨巩祚那样的西装革履教授风度也没有,简直有点土气、寒酸。巫老师中等偏上的身材,带着近视眼镜,穿着褪了色的但干净整齐的蓝色中山装,由于身体瘦弱而显得衣服肥大。听说巫老师才四十多岁,然而皱纹却过早地爬上了他的额头,脸上还有菜色。但因为事先对他有所了解,我们确信这位和善、不张扬的老师一定有他睿智的一面。
精读教材是巫老师根据政治形势自选的。巫老师教我们的第一课是Reminiscences of an Interview With Chairman Mao Tse-tung On the Paper Tiger,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毛泽东的采访回忆。巫老师讲课语速不快,用词平易,但他富于磁性的、极具感染力的优美语言,犹如润物细无声的丝丝春雨,点点滴滴流入我们的心田,让我们进入毛泽东和斯特朗谈话的那种平静、祥和的氛围和语境:夕阳西下,延安窑洞前的一蹲土台边,一棵苹果树下,两位大人物——一位世界名记者,一位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在聊天,在促膝谈心,在进行着和谐融洽的对话。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
此前我们所听的英语课都是语音、词汇、语法,我们课后所做的工作也是记忆和背诵。巫老师的教学使我们耳目一新,我们都被他的讲课深深吸引了。巫老师衣着朴素,貌不惊人,但一进入课堂便神采飞扬,忘却了自我,带着我们一起陶醉在文学的圣殿。在课堂上他最喜欢用vivid (生动的,栩栩如生的)来评价他所讲的文章、文章里的人物对话和精彩的句子,实际上,真正vivid的是他的教学。他的每句话、每一个面部表情和每一个手势等形体动作都在引领我们与作品中人物和作者进行心灵的勾通,把我们带入一个vivid的意境,使我们融入作品。直至今天,毛泽东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会谈的情景,他们各自的神态连同作者描写他们告别时的那个优美的句子“Bright,very bright were the stars over the wild,dark Yenan hills.”都记忆犹新。
是巫老师的讲课让我们感到英语不再仅仅是枯燥的字母、单词、语音和语法,它有着美仑美奂的东西,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作为“英国语言文学专业”高年级的学生,我们第一次体会并感受到英国语言文学的美。我们的学习从此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单纯的知识记忆上升到对美的感悟,从简单的模仿升华到对文学的欣赏。正是巫老师带领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飞跃。
巫老师表扬学生常用的字眼是:very good、perfectly right、wonderful idea等,赞扬得很充分。在课堂上他从不批评学生,对于学生出现的语言问题,总是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说事,不给学生难看,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分析问题,既指出了问题又提供了解决办法。
为了提高提高我们的听力水平,巫老师想了许多办法,除了在课堂上用英语授课之外,还自办简易语音室。他亲自参与制作幻灯片,自己录音,想方设法为我们提供一个理想的语言环境。我们终于坐在简易语音室里上课了,我们一边看着生动的画面,听着这熟悉的声音,感到十分新奇。在各种技术条件十分落后的六十年代,巫老师课后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常向巫老师请教学习中的疑惑,他总是给予热心指导。有一次邢凌初问巫老师:“我在一、二年级时总觉得进步很大,怎么到了高年级反而觉得进步缓慢了?”巫老师微笑说,“你以前是近距离视物,觉得什么事情都看得清楚,你现在视野宽了,”他指着远处的大蜀山说,“你看那大蜀出,你现在看到的是它的轮廓,而不是一草一木。”他的这段话使邢凌初茅塞顿开。
一天,我冒昧去拜访了巫老师。巫老师住在三楼的一小套住房里,房间里摆放着几张旧桌椅,桌子上堆满了书籍。孩子们在地板上玩耍。巫老师和师母并没有嫌弃我这个农家孩子的唐突,巫老师端了个方凳让我坐下,师母给我端了一杯白开水。然后,巫老师笑着慢声细语地与我交谈,回答我感兴趣的问题。巫老师和我谈话的时候,不是居高临下,像是与一个朋友在交心,说到高兴处他会放声大笑。后来,我又借送作业的机会几次拜访了巫老师。
想到我们从此将能巫老师相处一两年,我们内心都充满了欢喜与企望。然而,我们的愿望却被一场大革命给无情地打碎了。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校,不,准确地说是全国,都停课了。这一停就意味着我们大学学习课程的终结,我们四年大学片片断断读了不到两年半书,巫老师的课才听了两三个月。
大家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夜之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覆盖了校园。一批批的教授、学者和出身不好的老师顷刻间变成了“牛鬼蛇神”,遭到“横扫”、“炮轰”,巫老师当然不能幸免。
没两天,批判巫老师的大字报出现了,揭发他这个“资产阶级极右分子”的罪恶历史:当过飞虎队和国民党空军的翻译官,谴责他抵制教学改革,坚持用英文文学原著作教材,用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学和修正主义思想腐蚀社会主义青年。还有一张漫画,把巫老师画成一个笑面虎,下面写着“死老虎还没死!”几个大字。更有一张大字报的大标题使用了惊人之语:“强烈抗议巫宁坤诬衊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字报以质问的口气说:“巫宁坤为什么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字叫‘一毛’?这不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恶毒诬衊吗?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这个问题严重了。我们几个同学面面相觑:是啊,巫老师给女儿起什么名字不好,为什么叫“一毛”呢?虽然我们认为写大字报的人肯定是“上纲上线”,但我们担心着问题的升级。那时候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
近来,在互联网上读到了巫一毛写的散文《我的奇名怪姓》,始知她的名字来于杜甫赞颂诸葛孔明的诗句: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但巫一毛在文革中确实为了这个奇名怪姓而饱受其苦。
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大名赫然出现在大字报上:“呼吁邢凌初、李世华、任予怀站出来揭发巫宁坤的问题! ”
那张大字报就贴在冲着我们外语系男生宿舍208楼出口的一张芦席上。其作者独具匠心:这张大字报不仅是写给我们三人看的,也是写给整个外语系的人看的,要给我们施加压力。在有些人看来,我们这几个班干部与巫老师接触密切,一定知道他的很多“反革命罪行”。
当晚我们三人在宿舍楼西边的草地上进行了紧急约会。经过商量,我们决定以沉默相对。
对方见我们没有反应,第二天又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这次在前面加了个副词,最后又加了两个感叹号,变成了:“强烈呼吁邢凌初、李世华、任予怀站出来揭发巫宁坤的问题!!! ” 两张大字报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声势。
我们依然保持着沉默。
他们也是纸老虎,吓吓人而已——他们确实也没有证据。之后,没有再出现第三张大字报。我们相信了那句谚语:沉默是金。
6月6日晚上,紧急集合哨声宿舍楼里突然响起,在那筒子楼狭窄的走道里,哨声和着回声震耳欲聋,令人心惊胆颤。紧接着68级姓X的一位小头目用粗哑的声音逐个房间地通知:“集合、集合、集……集……集合了!抓……抓……抓巫……巫宁坤!”他因过于激动而变得结巴。
那个时候,谁也不敢不去——在这“咸与维新”的时候,谁敢不“积极”呢?一个小队列迅速在楼下集合起来,然后有人带着往教师宿舍方向跑去。到了巫老师楼下,几个人窜上楼,那个小头目带着其余的人在楼下呼口号:“打倒巫宁坤!”“打倒极右分子巫宁坤!”
不大会,巫老师被两个大个子学生从楼上“揪”了出来:一个大个子男同学抓住巫老师的一个肩膀,居高临下往楼下推。巫老师低着头躬着腰,原本瘦削的身材显得更加弱小。“打倒巫宁坤!”的口号声喊得更响了。那几个大个子男生拖着巫老师往篮球场走,一路又推又搡,拳脚相加。队伍紧跟在后面喊口号。
在微弱的路灯灯光下,我一下子认出了那个大个子男同学!“那不是大四的汪XX吗?”我用胳膊捣了一下旁边的任予怀说。
任予怀仔细瞅了瞅,然后说:“不错,就是他!”
篮球场已被围得水泄不通,里面已跪着一片“牛鬼蛇神”,巫老师也在挨了番拳打脚踢后被按着跪倒在他们中间。接着,那个X姓小头目站在一张课桌上讲话,大意说:我们的革命行动狠狠打击了这些反动学术权威的嚣张气焰,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云云。我没有注意听他的讲话,眼睛一直盯着操场上低头跪着的那些教授。天气暑热难耐,他们很多人却在瑟瑟发抖。不知为什么,我的腿也随之颤栗着。是的,这些教授们昔日的尊严、威风确实荡然无存了。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吗?我在心里问自己。
接着,在“扫四旧”的狂潮中, 我们见到巫老师随着一群“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游校示众。在球场上陈列的查抄物品中,我们见到了师母李怡楷老师经常使用的自行车和一台用白漆写着“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的手提打字机。事后知道,那白漆字是1951年在巫老师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动身回国前李政道博士帮他收拾行李时写的。
此后,我们在安徽大学没有再见过巫老师。巫老师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会把他搞到什么地方去呢?我和邢凌初、任予怀不断地互相打问着,但始终没有谁说见到了他。1968年8月,我们被“发配”到全椒县的荒草圩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以后再未得到巫老师的任何音讯。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文革结束,“右派”得到平反。我们辗转打听到巫老师的下落:他先被调到安徽师范大学,1981年回到国际关系学院。
巫老师在安师大任教期间,邢凌初曾去拜访过他。巫老师看到他十分高兴,“啊呀,我们的班长来了!”(邢凌初曾任我们班的班长)谈话间,邢表示了进一步提高的愿望。巫老师建议他找些英语原文读读,不管什么都可以,并让他把阅读过程中能理解的和不理解的通通记录下来寄给他。邢凌初回去后按巫老师的话去做,有一次把十多页的阅读笔记寄给了巫老师,巫老师详细批阅后寄了回来。反覆阅读了巫老师的批语,邢凌初受益良多。
1982年,获悉巫老师回到国际关系学院后,我便写信去,巫老师很快回了信;随后,我又把自己翻译的本杰明·弗兰克林的一篇散文《Too Dear for the Whistle》寄去,请他雅正。巫老师旋即寄来了他的修改稿,并提出了改正意见。这给了我很大鼓励。我随后翻译了十几篇小说和散文名篇,如:萨缪尔·约翰逊《给切斯特菲尔德公爵的信》等等。
不久,任予怀告诉我他去国际关系学院拜访了巫老师。任予怀一见面就问巫老师:“您还记得我吗?”“我怎么能忘记你呢?人家贴大字报呼吁你和李世华、邢凌初揭发我的问题,你们三个不吭气。”说完,巫老师爽朗地大笑。
待我1990年冬天去京拜访他时,巫老师已移居美国,从此断了联系。
近年来在互联网上时常读到巫老师的文章和有关他的消息,于是到处发帖打听巫老师的下落:“我叫李世华,是巫宁坤先生的学生。……如蒙好心知情者告诉巫老师的联系方式,本人将不胜感激!”然而,我却始终未收到任何回应。2006年9月29日,我求助于在美读书的学生时雪蓓。当日深夜,时雪蓓电话告诉我她帮我联系到了巫老师,并已与巫老师通过了电话。第二天上午打开电子信箱,便读到巫老师热情洋溢的信:
“Dear Shihua:
I am deeply touched by your solicitude for an unworthy former teacher. A lot has
happened to me since I was thrown out of Anhui daxue in 1970. I will tell you
more when we start corresponding in cyberspace. Do tell me about your own
experiences since we were forced to part some 40 years ago.……
Love from a very OLD teacher.……”
正在读信,电话铃响。我拿起电话,话筒里传来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你是世华吗?我是巫宁坤……”
“哪位?”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巫——宁——坤,”他一字一板地说。
“你好,巫老师!”是,是我寻觅了40年的巫老师,还是那爽朗的笑声,还是那样富有磁性的声音,昔日巫老师的音容笑貌立时浮现在我面前。
我们都很兴奋,一直谈了四十多分钟。我几次说:“时间不早了,您该休息了。”而巫老师却说:“相隔了四十年,我们有太多的话要说。没关系,再聊聊吧。”当我们双方最后挂断电话的时候,已近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巫老师所在的弗吉尼亚州的午夜。
当日,我按照巫老师的建议在电脑上安装了Skype软件,晚上便又借助于Skype与巫老师通了话,并在视频上见了面。岁月的沧桑把巫老师脸上的皱纹雕刻得更深了,但那慈祥的面容和爽朗的笑声告诉我:面前正是我寻找了四十年的巫老师!
我在网上读到很多对巫老师的回忆录《一滴泪》的介绍和评论,遂写信给巫老师希望拜读。第二天,巫老师便把全书通过电子邮件逐章发给了我。这时我才知道巫老师在文化大革命的炼狱中饱受摧残蹂躏。1968年秋至1970年初,我在全椒县内乌江边的荒草圩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时,巫老师就在与我们一江之隔的和县的一个村子里,在那里他和他的全家被贬成了人民公社的“贱民”,在政治上享受着“和大队唯一活着的地主平等”的待遇,接受着精神与肉体的“洗礼”。巫老师从1962年9月开始享受的“合同工”待遇也被取消,全家五口人靠师母李怡楷老师57元的工资艰难度日。虽然巫老师在《一滴泪》的前言中说“其中的悲欢离合和众多知识分子家庭大同小异,沧海一泪而已”,但我却每每为之动容,不忍卒读。巫老师在该书的的前言中以从凯撒的名言脱化而出的隽语归结自己的一生说:“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我为巫老师得以幸存于那场浩劫深深感到庆幸——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却没有活过来。我们在1970年元月被重新分配工作,离开了荒草圩农场,而巫老师一家却在那里一直呆到1974年。
此后,我们保持着频繁的E-mail来往。一次,巫老师来信说:“我从互联网上看到你多年来在英语教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为你感到骄傲。说来惭愧,在安大我们教给你们的东西少得可怜,我们也是有心无力。你的成就是你自己奋发向上的成果。”
我把与巫老师取得联系的事告诉了邢凌初和任予怀。邢凌初给巫老师发了Email,巫老师很快回了信:
Dear Lingchu:
Most delighted to hear from you after so many, many years!
Hope to see you again when I return to China again in the near future.
后来,邢凌初写了一篇回忆巫老师的文章寄给我,题为《和巫宁坤老师相处的日子》,我把它转发给了巫老师。巫老师看过后给我回了电话,深沉而略带内疚地说:“你发来的邢凌初的文章我看到了。他把我说得那么好,回忆起来,我那时候给你们上课简直是误人子弟,无论是教材的选择还是教法都不能由着自己。”我赶紧说:“我们都有一种感觉:我们为是您的学生而感到骄傲,但又为我们相处的时间太短、后来又亲眼目睹了您的不幸而感到遗憾。”
2007年4月的一天,任予怀来访,我事先与巫老师约定时间让他们通过Skype见面通话。那天晚上,巫老师先出去参加一个活动,准时回来主动呼叫了我们。电话接通后,从视频里可以看到巫老师显得特别激动。任予怀问候他的身体时,巫老师说:“我没心没肺的,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所以什么病也没有。听说有一种饥饿疗法,也许是我的病那些年在中国都给饿好了!”我们三个人同时大笑了起来。任予怀说:“很遗憾,在安大的时候,我们都没能够很好地关怀你、保护你……”巫老师打断了他的话:“那时候你们是保护不了我的,那么一个大运动,你们有哪个力量吗?”不巧得很,我这边视频出了问题,巫老师看不到任予怀,便催促说:“叫世华赶紧找人把视频修理好,我要看看你变了没有?”
那次谈话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其间,看到此地的时间已是上午十一点,巫老师那边已经接近午夜了,我们数次请求中断通话,但巫老师一直很兴奋,坚持说:“不要紧,多聊一会吧!”当我们双方最后挂断电话的时候,已是北京时间十二点多、弗吉尼亚州的次日凌晨。
后来,我告诉他我想写一本回忆录时,巫老师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我随即发去了一个写作提纲,巫老师马上回信说:“A very good outline! ”接着他又给我提出了具体的建议:“My advice: Give convincing concrete details. Avoid abstractions and sentimentality. Make facts speak for themselves.”
2006年11月,我完成了部分章节后,我多么想请巫老师先看看以得到他的指导啊,但我不忍打扰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我以惴惴不安的心情冒昧写信给他:“I'd like you to read it, but I'm afraid it'll be too much trouble…”,当日我就收到了巫老师“命令式”的回信:“I'd be very happy to read it. Do e-mail it to me.”我发去了三万多字的几个小节,第二天上午,我就收到了巫老师打来的越洋电话:“世华,你写得太好了!你做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比你以前写的任何书都有意义。坚持写下去,写完一部分发来一部分,把其他事情统统丢掉,专心致志把这本书写好。出版等其他事情你都不用管,我帮你联系……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把东西写出来!”巫老师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我听得出,巫老师的语气里洋溢着年轻人的激动。
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巫老师给了我很多具体的帮助:给我提供许多细节,帮我回忆起大学期间的许多人和事,提出修改的建议,指出我的文稿中的错误。比如,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你引用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那句名言,是英国诗人雪莱说的,不是裴多菲说的,要改过来。”衷心感谢巫老师的热情鼓励和耐心指导,使我最终给这本书画上了句号。
我们取得联系后不久,巫老师发了一封E-mail给我,说:
“有件小事想请你帮助一下。
1974 年秋,我在芜湖安师大外语系任教,带领工农兵学员开门办学, 到繁昌郊外一个仓库兵军营学军,结识了一个来自如皋的小兵,名叫尤身良。他十分淳朴,对我这个 “牛鬼” 毫不歧视,和我成了忘年交。……后来到徐州旗山煤矿打工。
1979年,我两次从芜湖上北京办理 “改正”, 每次从北京回芜湖途中都下车去煤矿看望他。后来我经常出国, 90年后又在美国定居,和他失去了联系。如方便,请你打听一下他是否还在煤矿。如已还乡,打听一下地址。”
几经转折,我终于找到了尤身良。他早已离开徐州而回到如皋老家,如今开一家小饭店谋生。我把有关尤身良的消息、生活状况和电话号码告诉巫老师后不久,他就给尤打了电话。不久,巫老师又要我打听尤身良的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显然,巫老师是要寄东西给这位当年“不歧视”他的“小兵”。
在《一滴泪》中,巫老师写道他在和县乌江公社被贬为“贱民”时,有一位负责“监管”他的学生小孙,这个年青人有一颗“经历了三年的红色恐怖而居然一尘不染”的“好心”,巫老师跟他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小孙是大一的学生,大学的课程还没读一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面临毕业,小孙为自己“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感到茫然。巫老师很一边用自己的经历鼓励他,一边帮他补习功课,“警告他不能靠背单词、抠语法的机械的办法学英语”,并同时“试着教给他一种明智而敏感的读书方法”。
巫老师还鼓励他多读中国古典文学,“希望优美文学作品扩大他对人生的视野。”
书中说这位小孙家住良梨公社。我以为巫老师早与他断了联系,便写信问巫老师这位小孙叫什么名字,并告诉他良梨公社与我家所在的唐寨公社比邻,我可以打听到他的下落。不料巫老师回信告诉我:“他叫孙绍如,退休后住在李庄,一直有联系。”接着便告诉了我孙的通信地址、家庭电话和手机的号码。这时我才知道,巫老师之后虽几经辗转飘零,直到定居国外,一直没有忘记这位“从来不教训我们,不提高嗓子跟我们说话”
的小孙!
2007年5月19日,正当我在巫老师指导下集中精力修改回忆录的时候,我妻子被查出身患重病。6月11日,我写信告诉了巫老师,说:“我不得不每天在医院陪护着她,再没有时间和心情写一个字。”
当晚,我接到了巫老师的电话。巫老师用低沉的语调向我详细询问了妻子的病情,然后问我在哪里就诊的,大约需要多少钱,医药费能不能报销,有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医药费,需不需要他从国外帮我买药,要不要他帮我从北京请专家;还问我孩子们回来没有,请了保姆没有,等等,等等,巫老师问得很细很细。最后,巫老师语重心长地说:“世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一定告诉我,千万不要客气。我和李老师会每天为你的爱妻祷告。你要保重身体。再说一遍,务必记住: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把自己拖垮了。”挂断电话,我热泪盈眶:在我身心交瘁的时候,一个大洋彼岸的八十七岁的老人这样慈父般事无钜细地关心着我,怎能不让我感动?
一次,在电话中,孙绍如高兴地告诉我:“巫老师明年会回国来。到时候我们会见面的。”我在Email里转达了孙绍如的期盼,并说我们也有这种愿望。巫老师回信说:“Hopefully we will return to China sometime next year, either in spring or in summer. I'll try to meet you all.”
我们和巫老师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在大学里的日子记忆渐渐模糊了,唯独和他相处的日子常忆常新。我们都企盼着早日见到分别了四十多年的巫老师,那位智慧的长者,诲人不倦的老师,充满大爱、感恩之心的仁者,善解人意并与我们推心置腹的大朋友。
──原载《民主中国》
【大纪元9月9日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是文革时期一首人人会唱的专制主义颂歌。人类现代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在编写歌曲让老百姓赞美自己方面能够和中国共产党相比美,文革就是这种令人肉麻的自我赞美的高潮。但是,我们这里要介绍的,并不是这首歌在中国大陆的传唱,而是它在新加坡的上演。
上个世纪60年代下半期,就在中国大陆人人高唱这首歌的时候,在新加坡的一些幼儿园,五,六岁的儿童也在台上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唱完之后他们还跳忠字舞,表演“姐弟救亲人”的小话剧,剧情是年幼的小兄妹在玩耍时发现了受伤并被追捕的民族解放军战士,他们不顾生命危险把革命战士掩护起来,最后以参加土地革命,打倒地主阶级收尾。在很多当时的剧照中可以看到儿童手舞红缨枪和木枪在毛泽东画像下高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雄纠纠气昂昂地冲锋陷阵的情景。剧情介绍的最后也用毛泽东的语录来结束:“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这些儿童是在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主办的幼儿园里接受的文革教育。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是一个左派组织,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和马来亚共产党有很密切的关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原来同属英国的马来亚殖民地,50年代末60年代初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别独立后,马来亚共产党要参加中共世界革命的宏伟蓝图,在中共支持下不予承认这两个新国家,认为是新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阴谋,于是重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可以公开活动的社会主义阵线也紧紧追随。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个地区的左派力量深受鼓舞,认为是世界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的标志,于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造反,个人崇拜等等文革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渗透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公开左派组织中,在这块被中国人称为“南洋”的热带土地上掀起了一股小文革的潮流。
文革在南洋有很多种表现,我们从这次节目开始做一个系统的介绍。文革在新加坡比较早的一次介绍,是社会主义阵线报在1966年7月下旬刊登了郭沫若对亚非作家的讲话,说文革是一场复辟与反覆辟的斗争,是一场挖掉修正主义祸根,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伟大运动。接着,阵线报用大量篇幅介绍了文革的发展,反击所谓国际反动派对文革的诬衊和对新加坡马来西亚人民的误导,给读者描绘出一幅轰轰烈烈的伟大革命的情景。1966年8月正是红卫兵在北京对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一些被说成是牛鬼蛇神的居民大打出手,甚至把人打死或者逼人自杀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节目里曾经介绍过美国芝加哥大学学者王友琴对所谓“红八月”的详细研究。但在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报上,红卫兵却完全是另外一个面目。他们政治上是文革的先锋,但道德上又代表了大公无私。他们踊跃献血,从火灾中抢救工人,把不相似的迷路的老人接回家中招待,等等。
我们上次开始介绍文化大革命在南洋,尤其是新加坡的影响。新加坡的华人深受中国革命文化的熏陶,从“五四”运动开始,左翼文学和艺术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在华文学校里广泛传播,左翼戏剧也被搬上舞台。
1949年中国建国后,左翼文学,包括苏联的革命文学,在这里获得了更大的传播空间。很多新加坡华人不但把中国看成是他们真正的效忠对象,而且接受了一套极端主义的思维,把现实看得漆黑一片,采取完全不妥协的态度,认为毛主义式的革命看作是彻底消灭一切不平等建立人间天堂的手段。
当时中国文革对新加坡的影响是通过很多方式实现的。除了对外广播和宣传,中国在香港的出版社和杂志社把大量书报杂志寄往新加坡。中国的海员把文革材料和货物一起在新加坡卸下,有毛泽东像章,毛泽东语录,文革出版物,甚至印有毛泽东头像和语录的邮票,等等。有一次一艘名叫“海琥珀”号的香港货轮因为装载太多这类文革宣传品,新加坡海关不准海员登陆。船上的大陆海员控诉说这是法西斯迫害,是残暴行为,于是把船身涂满口号,什么“李光耀集团反华决没有好下场”,“强烈抗议新加坡反动政府的法西斯迫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之类。新加坡的左派学生和工人也到场声援。结果新加坡政府只得让步,除了不让这艘船的海员传播文革宣传品,对接着到来的有大陆海员的货轮眼开眼闭。当时新加坡是中国侨汇的第二大来源,仅次于香港,很多新加坡华人把钱寄回中国接济亲友,所以中国银行在新加坡设有分行,这家分行却利用直接接触华人的机会在柜台上散发文革材料。
除了这些渠道,新加坡的左派和马来亚共产党有直接联系,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毛主义和文革宣传品。例如,根据新加坡左派报刊的统计,到1970年,毛选四卷已经全部由马共翻译成马来文,另外还有很多小册子,例如《老三篇》之类。他们在1967年4月收到由林彪撰写“再版前言”的毛语录后,于同年翻译出版,在年底分发给干部战士和其他人。分发仪式在除夕夜举行,成为一个隆重的场面。他们和当时的中国人一样,也把它叫做“红宝书”。
当时新加坡刚独立和建国,万事开头难。但对新加坡政府采取的很多政策措施,新加坡的左派一概看作是殖民主义走狗的阴谋而全盘拒绝。从选举,征兵,计划生育,国民卫生,政府组屋建筑,到吸引外资,要求教师以身作则不要到色情娱乐场所等等,都受到新加坡的社会主义阵线的批判或者抵制。新加坡政府和各国发展关系被说成是出卖民族利益。这种完全丧失政治现实感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全盘拒绝,随着新加坡政府逐渐站稳脚跟,受到国际承认和国内支持,导致左派势力自我边缘化,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群众影响。 【未完】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FA)
【大纪元9月9日讯】61、为什么中国还有政治犯?中共从不承认“政治犯”这一概念。在中共所谓《刑法》中,1997年以前,对政治犯冠以“反革命罪”;1997年之后,冠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改名换姓,并无本质区别,祇是障眼法,以图混淆视听。
前后这两个罪名,在中共《刑法》中,都列为第一章。鉴于中共《刑法》,由重到轻排列,显见,在中共的观念里,政治犯被视为最严重的一等。这和古代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概念完全一致,他们一律把“谋反”或“怀疑谋反”视为头等大罪,或万罪之首。可惜,历史的烽烟已经滚过数千年,中共当权者的头脑竟没有丝毫改变。
中共不承认政治犯,却不断制造政治犯。范围之广,无所不包:对中共持批评者,如民运人士;追求言论自由者,如网友;追求民族自治、捍卫少数民族权益者,如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活动人士;追求不同宗教信仰者,甚至气功修炼者,如法轮功学员、家庭教会成员等;其他社会活动人士,如维权律师、环保人士等;甚至普通的上访民众,也常常沦为政治犯,遭到监禁和迫害。
中共制造政治犯,罪名五花八门。除了“反革命罪”和“颠覆罪”,还以“间谍罪”、“泄露国家机密罪”、“精神病”等名义,迫害异己。甚至以其他刑事罪名,如经济罪、嫖妓罪、流氓罪等嫁祸并抹黑政治犯。 鉴定一个国家是否文明,有无政治犯是指标之一。
政治犯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绝迹,中国仍是少数几个拥有政治犯的国家之一,而且是拥有政治犯最多的国家。祇要中共独裁统治一天不结束,中国民众的抗争就一天也不会停止。为此,中国政治犯就会被源源不断和成千上万地制造出来。仅此一点,足以证明,中共把持下的中国,何其野蛮,何其黑暗!与文明世界相距遥远。
62、为什么有人不相信中共的罪恶?
提到中共的罪恶,如迫害、酷刑、屠杀、摘取人体器官之类,一些人习惯性地疑问:“那是真的吗?”“不太可能吧?”“很难相信那会是真的。”这种疑问,不仅让中共逃过谴责,还对真相揭露者构成伤害,仿佛他们在“造假”。
有时候,人们看到罪案报导,某犯接连杀死十几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对杀人犯的行为和动机,正常人难以想像,祇得惊呼连连:“真的吗?怎么会这样?”后来知道,杀人犯是变态狂,这才勉强相信:“变态嘛!什么事干不出来?”个体行为的变态,容易被识别;但政府行为的变态,不仅令人难以识别,而且令人难以置信。“那毕竟是一个政府啊!”有人陷入如此的困惑。
困惑的来源,无外乎两种,其一,自幼被中共洗脑,陷入两个“凡是”:凡是中共宣传的,都是正面的;凡是中共批判的,都是负面的。进而,凡是质疑或反对中共的,都是错的,或者,是“别有用心”的。属于这一类型者,多生长于共产党中国。他们不认识罪恶,不以罪恶为罪恶。其二,自己过于天真和善良,将心比心,就难以相信世上竟还有人如此阴暗和残暴。属于这一类型的,多为海外华人。他们不了解罪恶,听闻任何极端行为,都难以置信。
杀人狂之所以得逞,并非因为受害者都是愚人,而是因为受害者都是正常人,以正常人的心理,自然不易防范变态狂。专制政权之所以能够维持,并非因为民众太愚蠢,而是因为民众太善良。在独裁者堂而皇之的宣传蛊惑下,有人极易被蒙骗;在极权者明目张胆的暴力威胁下,有人极易被吓倒。
63、为什么有人不相信美国的善良?
美国出兵他国,或为援助弱小,或为惩恶扬善,或为改善地缘政治、捍卫和扩大文明世界。有人不理解美国的动机,不相信美国会为了他国民众着想,认定其所作所为,都仅仅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且不说,许多时候美国的利益本身与人类的利益一致);美国批评独裁政权恶劣的人权纪录,有人不相信美国的善意,认为一概都是“虚伪”(且不说,事实证明,美国本身就是世界各民族的最大帮助者)。
为民主而奋斗的人,不时遭人讥笑。有人认为他们“太傻”、“太天真”,甚至不相信他们的付出和牺牲,是为了民众的自由。古人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的就是这类情形。毫无善意的人,自然怀疑真正的善良;缺乏信仰的人,自然怀疑真正的信仰;无神论者,自然蔑视和诋毁虔诚信神的生命。
毛泽东诽谤:“宗教就是鸦片”,不惜全面扼杀民众的信仰。毛泽东却把他自己的“思想”,如贩毒般大肆兜售,强加于大众。毛泽东不准民众信神,却要民众把他自己当成神,予以盲目崇拜。于是,祇有在中共的宣传里,才出现如此荒唐的自相矛盾:刚刚唱了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国际歌》)接着就唱出“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东方红》)
无神论与盲目崇拜的奇异组合,不仅导致信仰崩溃,而且引发道德崩盘。在许多玩世不恭的中国人眼里,善良,成为一个被怀疑、甚至被轻蔑的词汇。官场充满腐败和淫秽气息,民间弥漫唯利是图、盛行男盗女娼。光怪陆离的当今中国,呈现的是一派空前的社会乱象。
64、当今中国为何道德沦丧?
当今中国,官场腐败,买官卖官;官员淫乱,争包“二奶”;商场欺诈成性,假冒伪劣满天;社会糜烂,奢靡成风,盗贼蜂起,警匪一家。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许多人孜孜以求、碌碌而为的,惟有一个“钱”字,一个“性”字。有识者扼腕,外国人摇头:中国人好像没有见过钱?中国男人好像没有见过女人?有人以为,盗版、假货、纸醉金迷、声色犬马,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中国刚开始搞资本主义,似乎在所难免。此为大谬不然。鉴于西方从来就有宗教信仰传统,即便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普及的宗教情怀,也足以约束多数人的行为,不至于极端地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今日西方,文明而多元,人们更不至于沉陷于钱色极端而不能自拔。
有人误会,中国人今天的种种陋习和歪风,都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此又为大谬不然。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有其精华,如“仁义礼智信”;也有其糟粕,如专制独裁愚昧。如果说,今日中国社会,还有什么“传统文化”成分,祇能是有其糟粕,而无其精华。
病根与祸源,还是在中共。中共大搞“无神论”,砸烂神位祖牌,等于纵容人们犯罪,而无惧天谴。尤其是,中共导演“文革”闹剧,不仅大规模毁灭中华传统文化,而且教唆民众,互相揭发,彼此栽赃;互相羞辱,彼此残杀。剥夺了人最基本的自尊心和羞耻心。从此,整个社会,人性沦丧,而兽性泛滥。
另外,举凡政治、社会、文化、精神等领域,处处都是中共设置的苛严禁区,民众没有更多选择,贫困者,固然累于艰难生计;小康或富裕者,则几乎祇能将所有精力,都挥霍于“钱”“性”两个方面,所谓“富贵纵淫欲”。
65、中国人“不关心政治”吗?
民主,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标志;没有民主的国家,无异于野蛮之邦。然而在中国,民主却成为一个艰难的话题。当温饱无着时,有人会说:“连饭都吃不上,谈什么民主?”当温饱之后,有人又会说:“都有饭吃了,还谈什么民主?”前后抵触,自相矛盾,令人啼笑皆非。实在不能自圆其说,有人就干脆说:“中国人‘不关心政治’。”
事实上,中国人几乎是最关心政治的一个民族。且不说文革时期,“政治挂帅”,全民狂热,拉帮结派,几乎人人有份。那时,连保持中立和旁观都不可能,都会被打成“逍遥派”和“骑墙派”。就说今日“全民皆商”的年代,为数不少的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依然热衷于政治。“先富起来”的少数人,政治嗅觉极其灵敏,据中共官方统计,中国富豪中,近半数为中共党员,那些不是党员的,大部分则都是“政协委员”;不少普通人,也忙于解决“组织问题”(入党),他们认定,祇有通过这种政治捷径,才能最大程度地捞取利益和实惠;一些留学或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对中共头目迎来送往,干尽亲共媚共之能事,无非是要在中共那里,讨个政治上的好处,进而讨个生意上的好处。凡此种种,如何称得上“不关心政治”?
深谙厚黑学的中共,专门对准人性的弱点下手,将人们政治上的“表现”,处处与物质利益挂钩。政治上得势,物质待遇随之提高,乃至予取予夺;政治上失势,物质待遇随即降低,乃至剥夺殆尽。中共赤裸裸地把玩和扭曲人性,引诱整个民族堕落。在此情况下,要人们不关心政治都难。
民主,作为精神层面的价值,与物质或温饱没有直接关系,尤其没有主从关系。民主,是生而为人的天赋权利,更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著标志。以“中国人‘不关心政治’”为藉口,堵塞民主之路,是对中华民族的亵渎,也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
--原载:《北京之春》,2007年9月号
【大纪元9月9日讯】(VOA记者萧敬,华盛顿2007年9月8日)江西一位听众朋友来信说,中国现在腐败横行,几乎已经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令人愤慨,也令人担忧。这位听众朋友想知道美国是怎样防止官员腐败的。在这次听众信箱节目里,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清廉度名列前茅*
国际组织每年都会对世界各国的腐败程度进行分析比较,然后按照清廉的程度进行排名。在160个国家中,美国一般都排在20名以内,也就是说,美国在防止腐败方面做得很有成效。尽管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新闻偶尔也会见诸报端,不过的确少而又少。可以说,跟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美国并不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
*媒体监督*
不过,美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一段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的时期。从18世纪20年代后期至19世纪80年代,美国正处于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时期,一些大公司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利用金钱收买各级政府的官员,而在当时法律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官员掌握着支配资金的权限,却没有相应的监督和制约,结果就形成了贪污猖獗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充份发挥了“公众利益监护者”的作用,不断揭露大公司贿赂议员和政府官员的丑闻,而这些报导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关注,迫使立法者制定法律法规来遏制腐败。
*政府机制*
同时,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文官改革运动和城市改革运动推动政府行政部门的结构性变革,使政府改变了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政府官员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的现象基本得到了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进入和平建设和经济起飞时期,而腐败现象呈现死灰复燃之势。面对这种形势,美国的立法和行政机构逐步建立起一套反腐机制,主要由三部份组成。
首先,总统以政令方式颁布政府道德标准,制定官员和政府雇员道德指南,表明政府对公众道德承诺,违反这一承诺的官员将受到通报谴责或勒令辞职;第二,国会通过了政府道德法,被判定有贪污腐败行为的官员将受到法律制裁;第三,国会制定了联邦竞选法,对捐赠金额和经费使用作出限制,以防止与竞选有关的腐败行为。
*重在预防*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非常注重建立负责监督执行道德规章的机构,比如政府各部的道德办公室、监察长办公室和白宫律师办公室等,这些机构负责审查政府官员的财产情况、就有关法律和规章为政府官员提供谘询,目的是避免官员由于误解和忽视而犯错或违法,尽量做到防患于未然,把关注重点放在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惩罚。
当然,所有这些反腐防腐措施,都必须建立在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上,否则任何措施都会失去效用。
(VOA听众信箱节目)
【大纪元9月9日讯】(大纪元记者李佳综合报导) 最近在美国引起反响的政治献金丑闻,其主角徐诺曼为民主党竞选者集募一百多万的政治献金,最大受益者则是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又译希拉蕊.柯林顿)。徐的身份和资金来源可疑,期间有媒体指出徐的中共背景及该案背后的中共谍影。中共以政治献金收买美国民主党要员丑闻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在1990年代,徐因诈骗投资人一百万美元被起诉,但在入狱前突然人间蒸发。过去十五年,徐一直遭到通缉。徐诺曼一周前曾向法庭投案自首,但是在九月五日凌晨再次出逃。九月六日晚,被联邦调查局(FBI)探员在科罗拉多州Grand Junction市逮捕了徐诺曼。
徐诺曼案发后,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被爆出接收了徐诺曼的政治捐款。克林顿政府时期,民主党接受中共政治献金的丑闻一直挥之不去,若隐若现。外界分析,徐案的曝光,使中共间谍机关与克林顿夫妇间的密切关系更加走向明朗化。
15年联邦追查逃犯
洛杉矶时报报导,徐诺曼的身份是一个联邦逃犯。在1990年代,徐因诈骗投资人一百万美元被起诉。他申请无抗辩认罪,获刑三年。但在入狱前,他却突然人间蒸发。在过去十五年,徐一直遭到通缉。
在1990年代犯下欺诈罪,以及据说他在旧金山被华人黑帮绑架之后,徐诺曼逃到他出生和长大的香港。
据华尔街时报九月八日周末版特别报导,徐诺曼在香港从施故伎,以投资开公司的名义对多名港人进行诈骗,其中还包括他的同学。后来这些公司都倒闭关门,他也被投资人告到香港的执法单位,在香港混不下去后,徐逃回美国躲避。
巨额捐款背后金主可疑 FBI调查
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参议员席位之后不久,徐诺曼返回了美国。从那时开始,他对民主党进行了大量捐款。而在2004年以前,他从没参与任何政治捐款。
洛杉矶时报调查表明,徐的募款对像几乎都是经济条件一般的华裔人士。这些人即使真心捐款,也未必有那样的经济能力。
华尔街时报报导,在提交给联邦选举委员会的竞选捐款报告中,徐诺曼是Components Ltd公司顾问,Next Components公司董事,和Because Men's服装公司服饰设计师,也是一名独立的服装顾问。
徐诺曼自称是服装大王,在服装业发的财。可是许多服装界人士表示从没听过这么一个“大亨”,使得徐的政治献金来源更加可疑,而且还涉嫌利用人头户捐款,违反联邦选举法。
World Net Daily消息称,诺曼徐列在“联邦竞选委员会”(FEC)联邦竞选档案里的各种公司,都已经不存在了,而且可能从来都没有存在过。还是在1990年代,徐诺曼就宣布了破产。
联邦调查员表示,“目前诺曼-徐的财源还不清楚。人们不禁要问,他从哪得到的那么多钱来用于政治捐款?”
中共谍影浮出台面
据World Net Daily报导,徐诺曼曾是位于纽约左翼自由派“新学校”大学(New School university)的董事会成员。
同在董事会的还有前罗拉太空通讯公司(Loral Space and Communications Corp.)总裁 Bernard L. Schwartz,在一家中共解放军前台公司为克林顿1996年总统竞选提供创记录的经费之后,Schwartz被允许将受限制的卫星和导弹技术转移给中共解放军前台公司。
徐诺曼和Schwartz这一对,被称为“希拉里筹款人”(HillRaisers),他们是希拉里.克林顿的主要资助者,徐诺曼为希拉里竞选筹集的资助超过了一百万美元。和Schwartz一样,徐也游说美国政府,以放松对中共的贸易条款。
据World Net Daily消息,“新学校”大学董事会副主席Schwartz,是介绍徐诺曼进入董事会的人之一。尽管徐是被加利福尼亚州法庭判为重大盗窃罪的逃犯。Schwartz在“新学校”大学还是为徐作担保。
中共军方掮客 出卖攻击卫星技术
World Net Daily报导,在克林顿1996年大选其间,中共解放军投入大量金钱买通对民主党的影响力,把军事硬件和技术转移到北京。
联邦调查人的报告指出,中共解放军派出了大批在美国的华人代理人作为掮客,一边把钱转到克林顿-戈尔的选战,取得接触白宫和其他敏感政府部门的机会。
World Net Daily称,甚至美国商业主管也参与其中。最该引起警觉的是,Schwartz说服了克林顿政府,让他的罗拉太空通讯公司得到允许,用相对便宜的中共火箭发射美国卫星。
同时罗拉公司顶着美国情报部门的反对,帮助北京提升商业太空发射技术。从而帮助中共的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像ICBM一样更加可靠,一些这种型号的导弹正瞄准美国的主要城市。
事实上,如果没有罗拉公司的技术支持,最近中共用地面导弹击落卫星的企图根本不可能成功。
中共政治献金通过中间公司入美
World Net Daily还披露,中共的政治献金是通过中间公司转入美国,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国航天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核心联系人刘超英,中共解放军中校,她是中共主要头目刘华清的女儿。
在1998年和司法部的交易下,华人掮客钟育瀚承认,在他捐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克林顿-戈尔选战的钱里,至少十万美元来自一个“中国航天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主管。此人就是刘超英,曾经给了钟育瀚三十万美元。
钟育瀚后来告诉检察官,这三十万美金是由中共情报部门的头子转入他的银行账户的,钟育瀚说他是通过刘超英联系上这个人的。该人即姬胜德,中共元老姬鹏飞的儿子。
在1996年选战中,钟育瀚是白宫的常客。他一共去了57次白宫。在一次访问第一夫人办公室时,钟育瀚亲手交给希拉里-克林顿的办公室主任一张五万美元的支票。就在几天前,钟育瀚得到十五万美元,这笔钱是从中国银行转过来的。
江泽民幕后操纵
在今年三月份日本畅销双周刊《SAPIO》,以“中共间谍与美民主派间的糜烂关系”为题,详细披露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夫妇收取中共间谍大笔献金始末,其他多名民主党高层也涉案其中,包括三位总统候选人。
报导更直言,所有这些中共间谍活动的总指挥是为前中共党魁江泽民。连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亦承认,直至目前,中共间谍的数目在美国每年以15%的速度递增。
《SAPIO》的报导指出,早在克林顿掌权时期,中共间谍机关与克林顿夫妇间的密切关系就已经逐渐明朗化。
1992至1996年期间,克林顿夫妇多次收取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在美国的中共政权代理人、中共中央及中共军方的间谍组织的政治献金。这笔资金的总额据说至少有数千万美金。
而回礼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国防部、国务院等部门的机密情报,以及最新的军事技术。
报导指出,中共间谍机关在美国设立了超过3,000家的伪公司或伪非政府组织(NGO,即非国有企业)公司。这些公司雇用数万名的中国人做特工人员,间谍组织不但规模大而且非常活跃。
1997年据《华盛顿邮报》的报导指出,FBI 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掌握到中共间谍组织对美进行大规模间谍活动的总指挥是中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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