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9月16日(星期日)

高智晟:黑社会化的警察权力普及化及日常化

其中几个标志是:人,群来群往,无名无姓,几乎从不说一句话,公开持续地在你身边及住宅旁,面无表情的展示着花样不多的泼皮无赖式非法行经,仅有极少数几个人偶以墨镜、口罩遮脸;车,要么无牌照,要么牌照遮掩起来或挂伪造的牌照(跟踪我的车辆中同一辆车隔几天即换一付牌照)。

专访黄燕:受高智晟律师委托发表警方禁发文章

9月14日晚上,在北京的一位家庭教会基督徒黄燕女士成功进入了被监控的高智晟律师家,见到了高律师一家人,并受高智晟律师委托发表一篇今年七月以来,警方严禁高智晟发表的文章。

海平:郑恩宠律师准备好起诉准备

自8月22日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以犯罪嫌疑人为由,拒发郑恩宠护照和港澳旅行通行证以来,闸北区国保魏枫、凌军等(处级警官)不断找郑恩宠面谈或电话约谈。表明了不是我们公安系统要整你,是上面政府的意思,只要姿态高一些(闭嘴二个月,认错不与他人接触,不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考虑批准出境。

人权圣火传到国际奥委会所在地洛桑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五日下午五时左右,人权圣火从日内瓦传到了国际奥委会所在地——洛桑。 在奥委会总部门前及奥林匹克博物馆前,支持者们高举火炬, 展开了写有“支持中国人民办一个没有中共的奥运会”,“没有人权,没有奥运”,“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横幅,表达对中国人权现状的关注及对在中国受迫害群体的支持。

北京上百访民包围截访官员 解救一老太

据蔡光武先生介绍,今天下午13点40分,3位浙江当地官员押送吴彩云到上访村去行李,吴彩云一见访民们就大哭,蔡光武问“阿姨,你哭干嘛?”,吴彩云边哭边说“他们打我”。据吴彩云介绍:昨天下午,我被义乌截访官员抓走,关在一间黑屋里,三、四个男人打我,把我的屎尿都打出来了......

海平:上海74岁老人马秀英被拘留

据上海74岁马秀英亲笔材料:8月15日,上海市公安局没有任何书面处罚决定书,将她拘留。16日早餐和中餐没有提供,到下午15时老人实在没有办法,设法逃脱到了临时住处上海塘沽路566号某旅行社(这是她房屋在几年前被政府强迁后临时安排住处)。刚吃了点食品,在洗澡时,一批警察把房门踢倒,老人来不及穿衣服,就被警察用床单包起来送至虹口区拘留所。

传河北被捕地下主教贾治国有生命危险

贾治国曾入狱二十年,身体状况很差,加上他去年六月因严重前列腺炎动过手术,这次被捕时身体尚未康复,但至今为止,公安并没有将贾治国送往医院治疗,如果他被长期关押,会有生命危险。这名神父说,公安带走贾治国的原因,可能与即将举行的中共十七大有关。目前河北公安已对地下天主教会加强监视。

曾铮: 做猪要做奥运猪 打工要打澳洲工

为奥运会养出“无毒无害”的猪被当作政治任务执行下去以后,网上开始流行“做猪要做奥运猪”的口号。最近看了关于澳洲457签证和外藉劳工的一些报导,我倒为这句口号续了个“下联”,叫做“打工要打澳洲工”。

天义:中国农民贫困的真正原因

我认为贫困并不是像中共想像的那样简单:贫困就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中共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像贫困与政府、制度、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人权,贫困源于中共流氓政府设计的不合理制度。

在美声世界中体会爱的境界

初秋的一个下午,我和朋友相约去拜访纽约的华裔声乐专家王惠津。王惠津毕业于台湾实践大学音乐系,是八十年代活跃于台湾声乐界的歌唱家,举办过多场独唱音乐会。1992年来到美国,现任职纽约来音合唱团指挥、来音音乐学会会长。平时教合唱团学生唱歌,也经营自己的服装服饰精品店。

山河:虽曰习武 文在其中(3)

后来形意拳高手孙禄堂天才好学,艺贯三家,终悟得:八卦天也,形意地也,太极人也。八卦掌形意拳太极拳,乃是分离的天地人三才之道。这道应该本是一体的,孙推测,这三门拳法,该是“实出一人遗传”。外家拳从外向内修炼,内家拳自内向外修炼,内外原本一华两叶。其中无穷奥妙,简直不可言说。

理论研讨会暴露中共理念丧失

近日,中共召开了一个秘密的中央理论工作研讨会,出席的有二百多位官方理论界人士,提出了二百多个问题,对官方的理论和政策多有质疑,暴露出中共已陷于理论贫困、信念丧失的窘境。

李晓路:国家外汇投资求高回报无异自杀

最近中国有三件大事颇引起海内外舆论关注。一是北京全力为明年奥运造势,不惜将奥运政治化;二是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新的人事安排搅得政局吵嚷不安;三是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成立紧锣密鼓,还未开张就出现钜额账面亏损。


高智晟:黑社会化的警察权力普及化及日常化

【大纪元9月16日讯】 面对最近国内媒体惊呼的山西黑砖窑事件,我没有半点惊讶。如有人告诉我这样的反人类事件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已被根除,不再会发生了,倒会使我惊讶得血脉膨胀。

对于如此黑暗的事件,海内外媒体整体的惊讶状似乎告诉人们:法西斯式的暴行在我们的社会里是偶然的、极其罕见的。

权力的黑社会化非常可怕。但比这更恐怖的是黑社会化的权力普及化和它的完全日常化。而这正是今日中国专制权力反动至极的最显著标志,尤以当下国家恐怖主义的警察权力为甚。

以中共政法委、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及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近两年时间里加诸于我及我全家的所作所为,秘密警察完全成为国家黑社会分子的事实昭然若揭。其中几个标志是:人,群来群往,无名无姓,几乎从不说一句话,公开持续地在你身边及住宅旁,面无表情的展示着花样不多的泼皮无赖式非法行经,仅有极少数几个人偶以墨镜、口罩遮脸;车,要么无牌照,要么牌照遮掩起来或挂伪造的牌照(跟踪我的车辆中同一辆车隔几天即换一付牌照)。

2006年9月初,在我被非法绑架半个月后,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匪警们就在我家的窗户下盖了间平房。实际上他们原本计划长期盘踞在我家里室内,但8月20日朋友的探访发现了警察们非法赖在我家中。海外的持续谴责,格格的永不停歇地拼死反抗,打乱了匪警们的计划。我们全家零距离观察黑社会权力日常化的秘密警察们。那间小平房的墙上居然非常整齐地挂着三个月交接班的“工作记录本”。每天都能在规律的时间看到,这些用黑帮方式行使权力的群体对其“工作”的纪录及认真交接过程。那完全程式化、日常化的专业工作过程,让我们能真切的感觉到黑帮警察权力早已日常化,且是深入到执行者的内心和骨髓中。

最近几个双休日对我来说名不符其实。每至这样的日子,成群结队的来访者纷至沓来。我无须对人保密,时刻犬视着我家门口一切动静的秘警察们对此亦心知肚明。政法委下属的秘密警察系统显然敌视这种趋势的复苏。

从来访者的口中得知,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今年年初的不同阶段因来探访我而被暴力架至我楼下的小平房内。大部分的遭遇如出一辙,即绑架者熟练地从抽屉里拿出事先备好的A4纸,递给被绑架者。纸的左上角整齐写着“高智晟坏蛋”几个字。面无表情的绑架者们命令来访者:“照着这句话写满这张纸。说明你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既然你说和高智晟没关系。抄一页纸有什么大困难?!不抄就证明你和他是一伙的。后果自负!”秘密警察们的无耻和龌龊令人匪夷所思,心态扭曲,行为荒唐,然而他们似乎自己从来不自知。一位江西来访者说:“我不写,他们折磨了我11个小时。我感觉他们太无聊。他们吓唬不住人。”

说心里话,对络绎不绝的来访者,秘密警察非常忌恨,企图以恐吓与暴力根绝之。而持续接待来访确实影响到我正常的休息,毕竟看守所的炼狱给我留下了些许身体的损伤,我必须用多一点的休息来弥补,但这些是都是快乐的“烦恼”。一方面,众多的来访表明,持续了近一年以纯粹黑社会化的恐怖手段打压来访者的非法行动彻底失败,表明了在暴力恐怖面前,我们民族的浩然正气依然存在于部分中国同胞身上。另一方面,他们带来了封闭中的我难以获得的许多宝贵资讯。而这些来自中国各地的受害者资讯的共同之处,是又一次例证在今日中国黑社会化警察权力的普及化及完全日常化。

郑明芳,一位来自天津的勇敢公民。因坚持揭露当地的贪官酷吏及对百姓人身权利的侵犯和对财产的肆意掠夺,当地警察在那些犯罪官吏的役使下,几年里对她多次非法关押。最长的一次达两年。我曾于前年到天津看望她,她被关押期间遭遇到的酷刑折磨,闻者毛骨悚然。当时她浑身浮肿的情景至今想起令人颤栗。历经非人折磨后,她活着走出监狱。但当地的警察并没有从此放过她。每天若干政府政法部门车辆,二十多名黑警察和打手围堵在她家门口半年之久。直至胡佳从北京驱车百公里去天津蓟县郑明芳家探望后恶警们才暂时撤走。长期围堵中她多次被围殴,现她家已经彻底倾家荡产。“我要控告到底直到死!”这是她临离开我家时的最后一句话.

来访者把段惠民惨死的照片放在茶几上,吓得我女儿格格尖叫起来。大人们对孩子的尖叫都没有了任何反应。尽管大家见惯了现今时代专制制度下政法部门干出的太多惨绝人寰的血腥,但悲愤还是明显地主导了在场除孩子外的每一个人。2006年11月3日凌晨1点钟左右,正在梦中的段惠民、段春芳兄妹俩,在他们睡的北京某招待所被上海驻京办的高伟国处长等10余名打手绑架至车上进行了长时间的野蛮殴打。据后来活下性命的段春芳讲,当时场面恐怖,上海政府人员手段野蛮残暴。国家黑社会匪徒们行凶后竟还向“110”报了案,说是被害人“寻衅滋事”。北京警方到现场后看了一切,他们心知肚明发生了什么。但这些无人性的北京“执法者”还是将一直在吐血不止、已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段惠民背铐着塞进警车后备箱里带走。而行凶者则未被盘问一句话。令人发指的是,被打成重伤后来未得到任何医治的段惠民于当天下午即被押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回到上海后,黄埔看守所的金军副所长对段惠民家属恳请警方以人道救治段惠民的申请断然拒绝,理由是:“段惠民是北京定的性,作的笔录,带着‘帽’回来的。”

2007年1月2日,段惠民含冤而死。由死者父母具名的控告材料中写道:“亲人的冤死(终年48岁)我们如何承受?我们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工作权利向有关部门举报,政府就这样残忍的杀害了他。天理何在?!人性何在?!国法何在?!”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专访黄燕:受高智晟律师委托发表警方禁发文章

【大纪元9月16日讯】 黄燕离开高智晟家两小时后受访 受高律师委托发表警方禁发文章――

9月14日晚上,在北京的一位家庭教会基督徒黄燕女士成功进入了被监控的高智晟律师家,见到了高律师一家人,并受高智晟律师委托发表一篇今年七月以来,警方严禁高智晟发表的文章。

离开高智晟律师家两小时之后,黄燕女士接受了我的采访。

问:“请问您是几点钟进高智晟律师家的?”
答:“大概是八点四十分,到的他们家。”

问:“门前有没有监控的人?”
答:“很多警察,楼上楼下都是的,一般任何人都进不了的。”

问:“那您是怎么进去的?”
答:“我有时候手上提点菜,他们就以为我是楼上的。”

问:“高律师的状态怎么样?”
答:“高律师今天看起来好像很憔悴。”

问:“家人呢?”
答:“格格在做作业,耿和在。情况还好,但是肯定心中很烦,被当局压着到这样,真正的情况不能讲,很多事情不能做。”

高律师问外界是否看到他的声明――

问:“高律师主要跟您说些什么?”
答:“问有没有看到他写的一篇声明。”

问:“是9月7日互联网上发表的高智晟署名,落款4月20日的声明?”
答:“那个声明把他所有在监狱的事情经过都讲出来了。”

高律师说当局不给他家人办护照――

问:“高律师还说了什么?”
答:“说‘耿和、格格和天宇的护照,当局没有给他们办’,他希望把这件事情发表出来。”

问:“他们不给办,给出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答:“就是说邀请函不符合规格,就这一句话。”

问:“您今天在高律师家,到几点钟出来的?”
答:“差不多九点半才出来。我身上有高律师文章。”

警方禁发《黑社会化的警察权力日常化及普及化》――

问:“今天商定要向外公布的文章,您讲讲题目好不好?”
答:“题目是《黑社会化的警察权力日常化及普及化》。”

问:“这篇就是警察威胁他无论如何不能发表的文章吗?”
答:“对。7月16日写的。过后几天把他弄到一个宾馆里,几乎打起来,说如果发表,马上就把他丢到监狱里面去。

高律师也作好准备了,他说他的声明已经写出来,前几天发表了。他说,在外边还是这样时时刻刻被监控、软禁,被跟踪,和在里边没有什么两样,只让他多见了一点阳光。

警方的要胁与事情的始末

主要是因为耿和和格格、天宇在,他们用家人来要胁他,就好像用喻拯的事情来要胁我,‘几万块钱不给你,然后我自己来牵制你,让你听我的话’,我觉得他们太卑鄙下流了。”

黄燕:我在蔡卓华案开庭时认识了高律师――

黄燕这里提到的喻拯是她的外甥,今年元月在北京被殴打致伤。事情还要从头说起,说到黄燕是怎么认识高智晟律师的。

黄燕说:“我是2005年7月旁听蔡卓华的案子,连我阿姨,就是蔡卓华的母亲都不让旁听。。。我来北京也是为一个朋友的案子,身上所有的钱花光了,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我认识了蔡卓华的母亲蔡来仪,在蔡阿姨家里住了两、三个月。蔡卓华案开庭,蔡卓华的母亲都不让旁听,我拿了两张假的旁听证,带了一个朋友进去。

我见高智晟律师替蔡卓华辩护的实在是太好了,我真的好激动,这才是中国真的律师,因为蔡卓华案子上面有每个人的电话,我就给他打了电话。

收高家侄儿作徒弟引来公安 ――

我来北京是为了朋友的案子,我是从湖北荆州来,以前开了一个店,做美容一类的,技术相当好,我带了高智晟律师的侄儿,他想跟我学一下。高智晟律师今天下午把他侄儿送到我这边来,明天公安局十多个人,又是摄像什么,就把我弄去软禁一天。

晚上我说‘你们送不送我走?已经八点半了。早上八点半把我弄出来’。他们说‘我们今天叫你来的事情,你千千万万不能对外界说,如果对谁讲的话,你就要被判刑。你更不能告诉高智晟,今天我们把你弄来关了一天。如果外边有人问你,为什么把你弄走一天,你就说‘有关基督教的事情’。他们也都给我捏造好、拼凑好。

然后,我已经走出门,他们又把我叫回来‘你再说一遍我们刚才告诉你说的话’,就像导演教演员那样。这是2006年2月14日。”

外甥喻拯被殴打致伤――

黄燕说:“喻拯当初就在这边做豆制品批发,后来就被打了。”

问:“当时他多大年纪?”
答:“二十三岁。”

问:“被谁打的?”
答:“市场里的保安。在打他之前十多天,保安给我发了资讯,说公安局要找我麻烦,叫我去一个公园里边和他见面。那天晚上风挺大,我没理他。他说‘我有很重要的情况告诉你,安全局、国保、公安局都在找你,你赶快离开北京回老家,不离开北京是不行的’。我说‘谢谢了,我不会听你的’。他们软禁了高智晟律师以后,软禁了我。

2007年1月6日他们动手打了喻拯,8日又打。后来打的时候,打得送去急救的。”

问:“喻拯被打到什么程度?”
答:“鼻子粉碎性骨折,鼻子至今都是歪的。
自从抓走高智晟律师,软禁我之后,首先是不让喻拯在那边做,还把他的摊位都封锁了,叫他走。”

问:“他被打是在什么地点?”
答:“亚奥贸易中心。

要胁、牵制与欺骗――

喻拯现在又回到了荆州。当时我要代高律师发这篇文章(《黑社会化的警察权力日常化及普及化》,市公安局的和孙迪(音)。。。孙迪是北京市总国保处的处长,他说他来出面处理,他们不让发这篇文章,说喻拯的事情一定让他们来处理,处理好、处理圆满,说这篇文章怎么都不准发。

最后处理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别人把这个赔偿费已经给他们(在孙迪他们手里)了。我们当时自己所谓的‘摊位费’是自己拿出来的现金(赔款里有这部分),现在用(赔给我们的,已经付的医药费等)我们自己的钱,来牵制我们。

他的手下和我讲过‘黄燕,你到底离不离开北京?你是真的离开北京吗?’说如果离开北京的话,这钱就给我。如果不离开北京的话,这次给点,那次给点。

就用这种方法来牵制我,就像高律师的家人一样,我不给你的家人办护照让他们留在国内,你就不敢怎么样,你得老老实实听我的。”

“哪怕辞工都得来”――空跑一趟,白站十三小时

问:“打喻拯后来是由谁赔偿的?”
答:“市场和那个保安人员赔。首先是派出所不准赔,但是后来通过高智晟律师出面,派出所又害怕,后来孙迪说他来帮助高智晟律师处理。这件事情很明显,你很容易看出高律师到底有没有妥协。
喻拯元月份被打,现在那个钱已经给了他们一、二十天了,孙迪才打电话叫赶紧来。
这次喻拯没有买上票,因为喻拯当时刚刚实习完,那个公司不可以请假,他已经委托高智晟律师、委托我了,委托书拿给孙迪看,说‘行不行?’,孙迪说‘不行,哪怕辞工都得来,不管怎么样,10日一定要赶过来’。

喻拯10日买的站票,一直站到北京,站了十三个小时。站到这边来的时候,孙迪派了国保的,见面一句话都没讲就说‘你下次可以不来了,可以拜托高智晟律师,拜托你小姨’,你说,他们是不是卑鄙下流到极点了?

他就是想用这一点我自己的钱来牵制我。”

问:“赔偿多少钱?”
答:“看病医药费看了两万多块钱,摊位费一万多块钱,还有来往的交通费,这回是来的第五次,每次都是被骗过来的,都说‘处理你的事情,赶快来’,来了之后又不处理,又叫他回家。

黄燕:我作好准备

高智晟律师认为,这件事情都是因他而引起的,他说,一定要管这件事情,当时警方不准他管,他们来管。

于是高律师就写了这篇文章,我那天说要发表这篇文章,他们知道文章在我手上,就说他们来管。之后,这钱已经到他们手上,现在又把喻拯骗过来。。。事实就是这样,不准我们说出真相。而且特别不准我接近高律师,因为我知道高律师的真实事情太多了,肯定哪一天也会把我软禁或者抓起来判刑,我作好准备了。

以上“心灵之旅”节目是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海平:郑恩宠律师准备好起诉准备

【大纪元9月16日讯】自8月22日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以犯罪嫌疑人为由,拒发郑恩宠护照和港澳旅行通行证以来,闸北区国保魏枫、凌军等(处级警官)不断找郑恩宠面谈或电话约谈。表明了不是我们公安系统要整你,是上面政府的意思,只要姿态高一些(闭嘴二个月,认错不与他人接触,不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考虑批准出境。

以上均遭郑恩宠拒绝,表示准备法庭上见。为的是捍卫公民出入境自由,这是中国人权的重要方面。郑恩宠正与一些朋友和律师研究,做好起诉准备,同时有多方面记者作好案件同步报导的准备。

韩正、刘云耕、吴志明等陈良宇残余势力,从2002年1月1日起,郑恩宠妻弟蒋明良产权房出租未纳税名义将郑恩宠打成犯罪嫌疑人,这已在2003年郑恩宠被刑拘后,上海市公安局、第二检察院、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反覆调查否定的事实。闸北区税务局几经调查通知这是上面要搞你们,结果税务机关不参与此事。闸北区公安局已多次传唤蒋明良、蒋美丽,实质内容是要郑恩宠闭嘴,但郑已表示坚决揭发黄菊、陈良宇、韩正、刘云耕、吴志明等的决心不会变。

上海市财政局早在2002年11月给郑恩宠正式回信,认定上海市司法局收取 上海律师年度登记注册费5000万属非法,要求上海律师抵制这场收费,案件正在查处之中……

现河南李苏滨律师在当地法院胜诉,但上海法院至今裁定此类案件不受理,充分暴露上海帮目无国法的真实一面。

近日BBC、自由亚洲、东方报业集团绕过封锁采访郑恩宠,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原约定郑恩宠在香港见面,因故未成行。

郭国汀律师委托国内朋友成功与郑恩宠见面。三天前郑恩宠家和妻姐门口警车已撤退了,但每天仍有二名警察和7名社工日夜监管,白天可以外出买菜、买报二小时左右,去教堂以及探望母亲逐步恢复,但电话、手机仍无法畅通。

郑恩宠一位朋友转告:北京市一位局级干部,全国政协委员见到8月31日中国新闻社写的一篇关于郑恩宠女儿到美国读书经过给海外的反响,胡锦涛、温家宝等作了批示。大意是:一件普通的常事,为何海外反响这么大?上海处理此类事,激化矛盾,把问题搞大了。

同时上海200多名市民8月31日给胡锦涛信,9月3日胡锦涛到澳大利亚参加21国领导人会议当天发表,9月9日信件起草者之一收到中央信访局短信:“你们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收到”。这封信北京市政协委员中有人在中新社文章中见这封信,胡锦涛有批示,批评上海工作没有做好……。

郑恩宠几次走到大街上或在公交车上被市民认出,许多市民希望能给郑一些切实有效的帮助,这给他很大的信心和力量。

2007-9-16

人权圣火传到国际奥委会所在地洛桑

【大纪元9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王菁瑞士报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五日下午五时左右,人权圣火从日内瓦传到了国际奥委会所在地——洛桑。 在奥委会总部门前及奥林匹克博物馆前,支持者们高举火炬, 展开了写有“支持中国人民办一个没有中共的奥运会”,“没有人权,没有奥运”,“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横幅,表达对中国人权现状的关注及对在中国受迫害群体的支持。

在奥林匹克博物馆前的集会上,欧洲为你而来合唱团演唱了人权圣火之歌和为你而来等歌曲。

晚上,人权圣火支持者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门前用烛光点缀出人权圣火的标记,悼念遭中共迫害的受难者。九月十六日,人权圣火将传到法国首都巴黎。

北京上百访民包围截访官员 解救一老太

【大纪元9月16日讯】9月16日下午14点,蔡光武致电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浙江吴彩云被打得遍体鳞伤,上百访民拦截官员抓人。

据蔡光武先生介绍,今天下午13点40分,3位浙江当地官员押送吴彩云到上访村去行李,吴彩云一见访民们就大哭,蔡光武问“阿姨,你哭干嘛?”,吴彩云边哭边说“他们打我”。

据吴彩云介绍:昨天下午,我被义乌截访官员抓走,关在一间黑屋里,三、四个男人打我,把我的屎尿都打出来了。

上百访民看了吴彩云身上的伤痕,立即群情激愤包围截访人员,浙江官员见状全身发抖,蔡光武也与截访人员发生抓扯。

三位截访人员均声称“不是我们打的”,其中一人还向访民出示工作证,上书: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办事处。

不一会,大批官方人员和警察赶到现场,解救了3名浙江截访人员。

──转自《六四天网》

海平:上海74岁老人马秀英被拘留

【大纪元9月16日讯】据上海74岁马秀英亲笔材料:8月15日,上海市公安局没有任何书面处罚决定书,将她拘留。16日早餐和中餐没有提供,到下午15时老人实在没有办法,设法逃脱到了临时住处上海塘沽路566号某旅行社(这是她房屋在几年前被政府强迁后临时安排住处)。刚吃了点食品,在洗澡时,一批警察把房门踢倒,老人来不及穿衣服,就被警察用床单包起来送至虹口区拘留所。

拘留三天期间血压升至110/190。拘留所医生见此情形,很害怕就将警车送到提蓝桥医院,经医院抢救就救活下来。

直至8月22日上海市公安局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理由是马秀英到南京西路1376号上海商城门口上访,定性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当天开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7天,当天看守所出具《释放证明书》,证明虹口区公安局从8月15日至22日行政拘留是没有法定手续,8月22日后补手续,这就是上海今日人权状况。

2007-9-16

传河北被捕地下主教贾治国有生命危险

【大纪元9月16日报导】(中央社记者王曼娜香港十六日电)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上月被中国公安拘留时患有重病的河北省正定市地下天主教会主教贾治国,至今没有被送医治疗,如果他不获释,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信息中心引述在贾治国身边工作的一名神父表示,现年七十三岁的贾治国,于今年八月二十三日被公安带走后关押地点不详。

据说,贾治国曾入狱二十年,身体状况很差,加上他去年六月因严重前列腺炎动过手术,这次被捕时身体尚未康复,但至今为止,公安并没有将贾治国送往医院治疗,如果他被长期关押,会有生命危险。

这名神父说,公安带走贾治国的原因,可能与即将举行的中共十七大有关。目前河北公安已对地下天主教会加强监视。

信息中心又说,河北政法委员会于九月十四日召开的十七大安保会议上,把打击“天主教地下势力”作为十七大安保工作的重要内容。估计近日会有大批河北地下教会神父被公安人员带往外地“旅游”或举办学习班,到十月底才允许回到河北。

据说,目前梵蒂冈祝圣的五十多名中国主教,大部份已超过七十岁,且曾经长期被关押,身体状况多很差,例如七十岁的河北永年教区地下主教韩鼎祥被公安关押期间,于今年九月九日病逝,他前后被关押二十八年直到病逝前一个月才获释并被送到医院医治。

曾铮: 做猪要做奥运猪 打工要打澳洲工

【大纪元9月16日讯】为奥运会养出“无毒无害”的猪被当作政治任务执行下去以后,网上开始流行“做猪要做奥运猪”的口号。最近看了关于澳洲457签证和外藉劳工的一些报导,我倒为这句口号续了个“下联”,叫做“打工要打澳洲工”。

为什么这么说呢?所谓457签证就是临时工作签证。澳洲人口一共只有2000多万,一直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特别是技术工人不足的问题,这种签证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设立的。凡澳洲境内的公司都可以申请从海外雇用劳工,拿到457签证的人最多可以在澳洲工作四年,还可以带家属。在2006-07年一年间,澳洲移民部一共发出去46,680个457签证。

照理说457签证既解决了澳洲劳工不足的问题,又为海外需要工作的人解决了就业机会,应该是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最近澳洲媒体上却出现了围绕此种签证的争论,起因主要是因为有报导披露,在去年一年,有三名拿457签证的外藉劳工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这三名劳工有两名是菲律宾人,一名是中国人,叫郭建东(音, Guo Jian Dong),他是在伐木时被倒下来的死树砸死的,两名菲律宾人一名是从卡车上掉下来摔死的,一名是个石匠,被大石板压死了。

由于这三起外藉劳工的死亡事件,澳洲工会和反对党要求政府就此展开司法调查。

另外,澳洲工会也一直在呼吁要关注外藉劳工被剥削的问题。上个星期,一名墨尔本的印刷厂老板由于拖欠四名中国劳工的工资,被澳洲联邦初级法院处以9000多澳元的罚款,成为澳洲境内第一起因剥削外藉劳工被法院罚款的案例。

这个官司是去年就开始打的,印刷厂的老板姓于(音,YU),估计也是中国人,不过报导中没有提他是哪国人。他被指控少付四名来自中国的劳工9万3千澳元的工资,报导还说,他让这些中国劳工一周工作60个小时,相当于每天12小时,而且还以支付律师和旅行费用为由,从本该付给他们的工资中再扣掉一万元。

这位姓于的老板为此被告上法院。事实上,在这次法院判处罚他款之前,他已经把少付的工资补发给了这四名劳工,而且他的印刷厂已经破产了。这个官司从去年打到现在,他还是输掉了,又被再罚9000多澳元。

关于外藉劳工的待遇,澳洲移民部在2006年12月做出规定,即拿457签证的外藉劳工的年工资在城区应该不少于41,850澳元,在农村则不少于37,665澳元,分别相当于人民币26万多及23万多。

在工会和媒体多次提到外藉劳工被剥削和生产安全问题后,澳洲政府在去年十二月已经开始调查这个问题。根据目前的数字看,去年一年一共有90名雇主违反了有关457签证的规定,也就是说存在剥削外藉劳工的问题。

在生产安全方面,对澳洲本地劳工来说,意外工伤死亡的比例是十万分之三,即每十万名工人中有三人意外死亡;对外藉劳工来说,这个比例要高出几乎一倍,是十万分之五点八。澳洲工会表示,这很大程度是由于被雇佣的外藉劳工缺乏安全生产的知识和技能造成的。

因为这两个问题,工会方面一直在批评政府,批准建立457签证项目的移民部长一直为此受到压力。媒体也动不动就此“揭黑”。

不过,看了这么多“猛烈”“揭黑”的文章,我倒不禁发出“打工要打澳洲工”的感慨。相对于中国境内几千万每天只能领到一美元工资的农民工,以及平均一天死13人,一年死4000多人的中国煤矿工人来,澳洲外藉劳工一年有20多万元的工资,一年只死了三个人,还有这么多媒体替他们鸣不平,甚至要为此兴师会众展开司法调查。看来咱中国的工人农民们,以后有机会都应该争取到澳洲来“被剥削”。

天义:中国农民贫困的真正原因

【大纪元9月16日讯】我认为贫困并不是像中共想像的那样简单:贫困就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中共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像贫困与政府、制度、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人权,贫困源于中共流氓政府设计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这是我在论坛里看到的.有个山区那个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拉出去的矿产值约40万。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矿开了,环境破坏了、资源没有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矿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这些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 的现实选择的。

  第二个故事:一个贫困县,那里的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政府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狩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狩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几年,说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三百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地羞愧。很多人讲保护环境的时候表现得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对贫困有了更清晰的理解。至少有十几种主要是限制穷人的人权、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

  产权制度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矿产资源属于国有,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谁代表国家征税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一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

  比如说,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么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

  不仅如此,到八十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九十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九十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八十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九十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财政制度

  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

  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谈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来说,还太奢侈。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但不能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即不能剥夺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金融制度

  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从银行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份,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两千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百分之八点四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百分之二十几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百分之三十几以上。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资源的配置制度

  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得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但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它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里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也有40岁了,不回山里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没有!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地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地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19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干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

  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企业家做了,大企业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中共流氓政府,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

  中国的农村什么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里人的工资里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份,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份。农民工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每个农民工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的农民工是1亿人,那么农民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起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里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足马”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吗?

  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所谓集体所有,就是村民共同共有。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盖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中共流氓干部制度

  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公款消费了。我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所以干部制度也是个抽水机。

  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可是,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什么?法不管用。那“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请得起律师?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京城。很多人有理无钱,打得倾家荡产,最后走极端,结果有理打成无理,由上访者变成一个违法者!

  中共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健康证等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哪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

  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犯人,保卫人民,就得给他钱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不少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

  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不相信。因为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科技推广制度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四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到农村当技术员,会去吗?当然不去!因为技术要追求高回报,中国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的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方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市场主体制度

  很多人都认为,农村最早改革开放,分田单干了,农民肯定是市场的主体,肯定有市场主体的资格。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的农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的地位。

  农民休耕,不仅要照常交税,还要受到罚款。这就等于用一种强制力逼农民用低偿或无偿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生产大量的廉价的农产品,来保证城市人的要求。农民有市场主体的地位吗?显然没有完全的市场主体资格,而我们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官员动不动就要求将农民统统“推向市场”。一方面不给农民市场主体资格,另一方面要把农民推向市场。这是个什么道理?很清楚,强制2.3亿个农户生产,生产了,再把他们推向市场,形成无序的过度的竞争,农民能够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吗?农业本身回报就很低,农民怎么不穷啊!

  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后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到了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30000元,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钱买,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

  招标制度

  现在,农村做一点公共设施都要招标了,似乎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许招标制度在国际上或发达地方确实好,但在不发达的农村我认为不怎么好,是一个歧视的制度,加重农民负担的制度,必须改进。在一个不发达的地方,市场不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招标就是几个干部和几个他们招来的“哥们”之间的公开的、合法的“灰色交易”。在招标的游戏中,既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又没有民主监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招标只能是权钱的合谋。本来可以10万干好的事情,预算打到50万,权力和资本分肥;本来可以让农民的组织组织农民干,实行以工代赈,最后也来一个招标,实际上是权力和资本排斥穷人。现在,国家投入农村的“六小建设”资金的使用,和八十年代比较,一元钱只能做一毛钱的事;国家最近几年的扶贫资源越来越多,但脱贫的人数越来越少,有一个贫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领导跟我说,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对于扶贫资源使用的效力越来越低的问题应该引起反思了。

  代表制度

  县里面开人民代表大会,十几个农民的代表权只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代表权。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一个乡镇开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部,没有几个是纯农民的;有几个是纯农民的都是干部提名的。这样的代表制度,决定了人数最多的农民“失语”。

  类似上述导致贫困的制度还有。如果这些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对老百姓和贪官;对主流和非主流是一视同仁的、是公平的,我想农民不会这么苦!农村不会这么穷!

  中共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是建立在自以为是基础上的。就像当年回城知青对农民农村的认识一样。有些知青回到城后,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当时,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视农民的思想。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说农民世世代代都浪费掉了——农民同城里人相比下人一等。正是主流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歧视农民,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是有意或无意间这么形成的。所以,中共统治者要认真反思;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正义善良的中国人民一定会重塑历史的辉煌。(

在美声世界中体会爱的境界

【大纪元9月16日讯】 (大纪元记者李新纽约采访报导)初秋的一个下午,我和朋友相约去拜访纽约的华裔声乐专家王惠津。王惠津毕业于台湾实践大学音乐系,是八十年代活跃于台湾声乐界的歌唱家,举办过多场独唱音乐会。1992年来到美国,现任职纽约来音合唱团指挥、来音音乐学会会长。平时教合唱团学生唱歌,也经营自己的服装服饰精品店。

在那间小店里,我们就像久违的老朋友一样,围坐在一起,听王老师谈音乐,谈歌唱艺术,谈人生,谈情感、爱和境界。即便是提及自己曾经的刻骨铭心痛苦的经历和感受,她也只是掠过一抹的悲伤,然后归于平和,重新溶入到爱的喜悦之中。

“走进美声世界,踏上不归路”

王惠津出生于台湾的一个小康家庭,因为妈妈喜爱音乐,使她有条件从13岁开始随师学习声乐,在大学里主修声乐副修钢琴。

王惠津说,“通常父母会鼓励孩子学音乐和美术,但反对以唱歌或画画为生。我的父母也一样。可是,我好像天生具备艺术细胞,仿佛有第三只慧眼,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追求歌唱艺术的路,而在这条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辛,所有的痛苦,我都心甘情愿地承受下来了。”

王惠津说,“最触及我心灵深处的一次,是奥地利维也纳的一群男孩子们的合唱,那是一种没有变声之前的童音,纯净无比。我活生生感受到了天使的声音,此声此音只有天上有。从此我走进了美声世界,一个有着深刻体会的美好世界,踏上不归路。”

王惠津称自己幸运地碰到了几位好老师,老师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培养她,同时给她关爱。王惠津说,“他们关心我的健康,关心我的感情世界,在我最失意的时候伸出援手,使我学会了在苦难中体会爱。”

“美声演唱需要声音有宽度、高度和厚度”

王惠津介绍,音乐是艺术中的一种。人们往往借文学、绘画和唱歌来表达心中的感情。唱歌早期是从语言发展来的,比如讲话时,声音有长有短,有高有低,再发展下去,为了让声音更漂亮,吐字更清晰,就发展成了唱歌,等歌唱到有一定的功力的时候,一出声就能震撼人。优秀的专业歌唱家,如美声唱法,民族唱法的演唱不用麦克风,可以让千余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见到了一些有好声音的歌手,一听声音就知道曾受过严格训练,但那个声音里缺少感情世界,这可能与他的生长背景有关。离开了爱与被爱的世界,虽然有很强的技巧,却无法让人从声音中感受到温暖。还有一些女高音,唱着振颤的高音,有“女强人”的感觉,那么高的音可以唱,但不能润心于听众。而那些没有经过声乐严格训练的歌手,声音表达不到位时,会略显虚弱。”王惠津笑着说。

王惠津说,美声演唱需要声音有宽度、高度和厚度。透过生活的历练、静思、捕捉,藉助多年专业美声训练的技巧,把歌曲的内容和情感准确的表达出来。也许是历经困境磨难后对美好的坚持,对善与关爱的珍视,这些与歌声的共鸣,与观众共鸣,赋予了感染人的力量。

王惠津说,娱乐世界则是现实的,靠近商业金钱。唱卡拉OK时,完全靠嗓子唱,越唱嗓子越哑,还有一些通俗唱法的歌唱者在麦克风前感觉很好,自视很高;而专业演唱,越唱声音越开,越活络而有弹性,而且越是专业的歌唱者,越是因为知道高境界的要求而表现谦卑。

“如果倒退十年 我一定会去参赛”

18岁时,王惠津获得全台湾区音乐比赛女声独唱冠军,演唱的曲目是歌剧《波西米亚人》里的一段著名咏叹调《我的名字叫咪咪》。27岁时,王惠津又再次获得全台湾区音乐比赛女高音独唱冠军,她演唱了《茶花女》里的《梦中情人》。

谈到年青时比赛获奖的经验,王惠津说,“18岁那次的比赛,有很多专业选手参赛,自己能够拿到冠军,我认为,是因为能以平常心对待,现场发挥的很好。27岁时则是以美声高难度的技巧取胜。”

谈到自己后来的一段痛苦的人生经历,王惠津说她完全是靠信仰的力量挺过来了。

王惠津说,“后来我结婚了,在生第二个小孩的时候难产,医生进行生命抢救,靠插入气管的人工导管呼吸,因为插管的缘故,声带麻痹受损,从此不能提气说话。能活过来本该值得庆幸,可是,我不能唱歌了,连说话都有困难,这令我更痛苦。我失去了健康,紧接着又失去丈夫,失去家庭,与儿子分离。这是一段痛苦的经历。接下来的日子,我完全靠宗教信仰度过了困难时期,信仰成了我唯一的寄托。

那段日子,我碰到了几位有很高音乐修养的医生,他们鼓励我发声,不要放弃唱歌。别人学唱歌是从零点出发,往正数的方向发展,而我从一个很会唱歌跌到了不能发声的地步,需要重新从一个负数开始起步,然后经过零点,再变成正数。那是一段漫长的黑暗日子,不知道路在哪里?懊恼,苦恼,痛苦,那个痛苦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希望!”

王惠津说,“我完全靠信仰的力量支撑着走过苦难,而信心就像一盏灯,照亮了黑暗中的路。八年后,我重新回到了舞台上,在台北举办了一场复出演唱会。当时全场爆满,台下有一半的观众都流泪了。我从不能走路,到站起来了,我的朋友们和支持者都感到很欣慰。”

谈到那个演唱会,王惠津整个脸上都充满了笑意。看到她的陶醉,朋友不禁问她要不要参加10月份的新唐人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的比赛,她说,“如果时光倒退十年,我一定会去参赛,这个声乐大赛早一点举办就好了。”王惠津一边走到镜子边照照,一边轻轻地说。后来,她补充说,参加比赛选曲目、紧张练习和形象策划都很重要。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

王惠津说,美声歌曲多来源于歌剧,也有许多令人难忘的好词填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歌,自己每唱一首好歌时,就感到很庆幸,又接触到了一个美好的东西。美声世界的美好,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当唱美声歌曲的时候,腹肌收好,背肌拉好,身体各块肌肉配合好,溶入到声音的境界中,声音里有感情,有生活的历练,有包容,有爱,一种活生生的感觉,身临这样美好的世界里,有一种射箭射到靶心的满足感。声音的不同层次可以从圆润,收放自如到随意所用,而感情不是做出来的。

王惠津说,“艺术里最难的东西是天人合一。转来转去,都是人的东西,而声音歌颂的是天的部分,最圆满。你看,我们画一个圆,那个圆其实是一个圈圈,而艺术者一直在追求的是圆满,圆和满。”

临近采访结束的时候,王惠津老师用美声唱法唱了一首著名的意大利歌曲《爱的喜悦》(Plaisir d' Amour),我们听到了一个美丽的声音,心被感动了。人只有用爱心、圣洁、谦卑、朴实、宽容和感恩来诠释音乐和歌曲,才能超越一切文化和情感的障碍,进入美的世界并体会爱的境界。(

山河:虽曰习武 文在其中(3)

【大纪元9月16日讯】 天地人合

看大纪元一篇报导说,根统计显示,王姓为全国和北京第一大姓。不怪如此,现今的中国大地,的确是个诸王遍地之所在。报导又说,大姓在历史上多是国姓。是啊,中国人的姓氏就是自己的渊源出身之所在,哪个天国来的历历可数。在共邪之禁锢下曾一度几十年严厉钳制中国人的自由迁徙,导致亿万人口因缘错乱,因而变得极端的错综复杂。最近这几年,亿万之众的国人背井离乡,中国人口的流动率空前高涨,大家都在急切寻找自己的人群。同时,在困苦流离的无明中寻找自己的根源。

苦,找不到自己根源才是真正的苦。包括全世界各地的武术爱好者,对武术一腔热血的爱好,却苦于一直不知武术的真正法门在哪里,更让人心中苦涩的是,已经不知道武术里面还有道法了。浏览一些武术论坛的帖子,特别是前几年的真正热爱武术者的心声,这种感觉更加明显。没有真正的师父了,就是这样。

师说言:传道,授业,解惑。传道为天,授业为地,解惑为人。道法是上天的道法,所以属天。一个人授业习艺,这技艺是他安身立命的基础,所以属地。解惑为人,天不迷,地不迷,万物皆不迷,止人有惑耳,迷惑的是人自己,所以,迷惑属人。真正的师父,要传给徒弟的是天地人之道,要让徒弟成就顶天立地的伟业,古来家家皆如此,武家也是如此。

一段打散消失的历史

80年代开始,香港武侠剧一度度风靡中国大陆,到如今,香港都不怎么拍武侠了,这边厢还在死缠烂打的拍,而且越拍越下流。香港武侠剧之所以流行,一是展示了武术,二是其中的侠义精神,让刚刚从文革毒害中走出的国人瞠目结舌。

然而即使是香港武侠剧最黄金时期的巅峰之作,也无法和更早期与同期的日本优秀武侠剧比肩。香港武侠剧是日本武侠剧的跟风临摹。日本武侠剧只是不叫武侠剧,叫武士剧,刚开始,连武士剧的名称也没有。就是黑泽明开始拍摄的《姿三四郎》、《七武士》、《战国英豪》等历史剧。日式武侠的代表作除了黑泽明的作品,就是山田洋次的《黄昏清兵卫》、《隐剑鬼爪》。

关于武士,黑泽明和山田洋次的外在表现手法之区别是,一个浓郁精粹,一个涵蓄宁静。内在精神,没有任何区别,就是重德行善、唯道义是择。而这个重德行善、唯道义是择,在香港武侠剧中则向来偏失,早期的张彻等影片就偏重江湖义气,不知道是何物。到了大陆某些导演拍摄武侠剧,就只剩下了男盗女娼尔虞我诈,连金庸韦小宝式的流氓义气都没有了。这是一个越走越低的过程,但是回溯去看,就是一个越追越高的境界。

日本导演的道义情怀,来自哪里呢?来自日本早时期的那些入了道门的文人与武者。日本那时文化,来自那时中国。那时他们的中国武林同行,正是经历着一段辉煌的黄金时期。这段黄金岁月的果实,全部被后来的共邪毁弃。上天有眼,一股潜流,被日本同行拾取被日本文人拾取,可是日本的知音同样是不得志于世的一群落魄人。后来这群人进入小说影视,后来波及东南亚华人,末梢余韵再后来回流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惊讶万分于武技的同时,鲜有人知道中间有一层断裂百年的自家历史。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举国志士皆有报国之心,皆有报国之行。且在此之前,武林人士就开始陆续出现在公共视野,普及各种拳法。本来清朝一开始就有禁武令严禁民间习武,所以民间各流派就只能转入暗中流传。自几次鸦片战争开始,内忧外患的不断冲击下,政府放开了禁武,以图强国强民。就是这个时期,陈传太极拳弟子杨露禅开始广传和普及太极拳,为了更多人能认识了解太极拳而广结达官贵人。同时期开始广传的还有形意拳,并且还出现了一个从来不曾现世的八卦掌。

太极拳出自张三丰,形意拳出自岳武穆,这个八卦掌,却连传人董海川(1812年~1882年)都说不知其渊源,或许是根本不想别人知道吧。董海川曾游历四方,至江皖地方遇到一位道长传授其术,数月乃精,而后广传于众。于是八卦掌才开始为世人所知。八卦掌、太极拳、形意拳三门传人齐聚北京,一时间精彩纷呈。

后来形意拳高手孙禄堂天才好学,艺贯三家,终悟得:八卦天也,形意地也,太极人也。八卦掌形意拳太极拳,乃是分离的天地人三才之道。这道应该本是一体的,孙推测,这三门拳法,该是“实出一人遗传”。外家拳从外向内修炼,内家拳自内向外修炼,内外原本一华两叶。其中无穷奥妙,简直不可言说。

自从宋朝重文轻武以来,中国人的尚武精神日渐没落消失,重文轻武、阴盛阳衰、阴阳分离,而这股风潮一起,意图唤起国人内心的阳刚振奋。特别是到了汪伪日寇时期,民国政府积极扶持民众习武,武林人士积极普及武术、意图和睦阴阳。同时积极投身保家卫国、意图抵御外邪乘虚而入。家国天下的武者,哪有头脑简单的莽夫!

但是这么好的东西,怎么突然就断了呢!

一笔初点题

2000年,因为偶然原因,一个叫李仲轩的85岁老人,开始口述发表50年前的真正武林历史、真正的习武之法,在海内外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引起轰动的原因太多了。

从口述记录中,通过大量翔实的具体事例、具体习武感受,热血武子们直接发现的是,练武第一要重德,老师父们都是如何重德的、具体怎么做怎么说的。练武不重德,为什么最大受害者就是自己与亲人。练武重德对练武的影响有多大,重德有对练武提高层次的具体手法指导。练武人必须要抵御心邪。练武的过程必须是放下一切私心杂念的过程、放下一切功夫才能上身。练武必须是谦虚自省的过程,只有如此才能看到并纠正自己的偏差不足,才能看到并学到别人的长处。练武必须尊师重道,因为师父要教给弟子的远不止是练拳而已。练武人必须要注意文化修养,当然了是传统文化修养。

练武最终要炼武,炼武就会出功能,炼武者要想登堂入室须要得到师父的拳艺外还有丹药与道法。道法天也,拳艺地也,丹药人也。丹药的药方公布了,可是没有用,没有讲采药炼丹。李老人讲拳艺讲的全都是广大习武者不知道的、甚至连师父师爷都不知道的,可是也只讲了个神龙之首。再稍微高一点,就把年轻人给吓住了,李仲轩老人讲了他们六部剑的练法,今人听起来简直是老道作法一样离奇。我们师父告诉过我们,我大概记得是,过去那个老道训练徒弟的手法,就是让他们去想,比如先凭空想一个苹果的形状与香味,最后能想得实了能成真的。武术的术,就是术类的术。道家术类之手段本的确是用于作法的。

道法一点都没有讲。武术的道法到底是什么?李仲轩老人的师父与他本人,修为高强、忧国忧民,却结局悲惨,这是为什么?李老人刚刚讲到更高一点的内容,却猝然丧生。这背后又是什么原因?

一线单传一线天

共匪窃国之后,李老人曾被共党监狱一关就是19年。起因他1949年后偷偷接济自己一个师父的后人,反被告发曝露,原是共匪缉拿的要犯。共匪缉拿他的原因,说是跟他师父在杭州杀人灭门。其实是他跟师父去上海刺杀了一个汪伪要员。却不晓得汪伪汉奸中竟多是共党份子,那个汉奸正是共党。那时代,本就是汉奸共党莫辨的岁月。要不然,共匪天天做的就是杀人灭门的勾当,怎会在乎什么杀人灭门?况且是共党窃国前多年的旧案。李老还有一个叫薛颠的师父,被共党安了个“一贯道”“拳霸”的罪名枪毙了,可能是他曾直接毙杀共党高官,才招致如此报复。

共党甫一窃国,即大举消灭武林人士。罪名多是“汉奸”、“特务”、“一贯道”等很是罪恶的帽子。为什么?是自民初起众多武林人士出来教授拳术,振奋国民,参加中华武士协会,互相交流。不少派别的宗师跟民国政府渊源甚深,教军队习武,许多武者甚至直接参加御敌的战争。这就是共产党一贯仇视武林人士、后来大举清剿武林的原因。所以到后来能出来露脸混的,多是投靠共党的。

真正的武林,跟共党是不两立的。李仲轩有三个师父,他根基应该特殊。三个师父还看重他的文化根底好,都把绝学教给他。尊师誓一生不授徒。共党一临便自绝于武术界。后被一关就是19年,又作了几十年看大门的,家人怨怼,孤苦非常,怀玉被褐,无人知。从他口述的记录,赤胆忠心的观念语言都停在 50年前,看不到受共党污染的痕迹。只是他的武艺追求从来没有停止。李老人临终前留下这宝贵的习武之传,让诸多武者看到了中华武术的部份真貌,看到了一线光明,看到了还有无止境的境界追求。有人说,这是中华武术的一次险胜。

一线生机一夕还

李的系列口述,激起了广大武术爱好者的热烈共鸣,开始积极追索传统武术的真谛。正此时,被共党看到利用,在全国大搞“武林风”、“武林大会”这样的娱乐化、商业化活动,我看了一些比赛,整个场面和场景铺设,闹哄哄简直如斗鸡耍猴一样,主持人在那里蹦来蹦去耍现眼,评委发言华而不实水分多多,身处此境,不知那些参赛者心中如何滋味。等于把这股武者追求真谛的热情又一次引入了党文化好勇斗狠求名利的陷阱。几年来中国人刚刚激发出一点阳刚之气与尚武精神,又一次要面临灭顶之灾。

但目前正是中国人急需焕发内心阳刚气息的时候。中国人经历了共党50多年的残忍洗脑,身心要么浸满了阴戾之毒火、要么充满了阴冷之毒水,都是阴性的有毒的。自2004年底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以来,消除了大量共党的阴性毒素,可是中国人的身心确实相当虚弱了,需要快速恢复起来。

自唐朝以后,中国人的文武一家的精神就开始逐步分家了,再难完整,到了现在已经是完全分崩离析。恢复到什么程度?起码应该恢复到分离之前,回到那个生机勃发的——盛唐气魄。新天新地新唐人,新唐人要举办的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我认为是可帮助中国人快速恢复的办法之一。

武术之机,开合之机,这分开千年的局面,到了开始一层层合上的时候。可是合的过程,也是开的过程,是真相揭开、是假象揭开、是迷惑揭开、是心智打开,是随着正法的进程,云散天开。

理论研讨会暴露中共理念丧失

【大纪元9月16日讯】(争鸣月刊记者穆木英报导)近日,中共召开了一个秘密的中央理论工作研讨会,出席的有二百多位官方理论界人士,提出了二百多个问题,对官方的理论和政策多有质疑,暴露出中共已陷于理论贫困、信念丧失的窘境。

中央理论工作研讨会

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十七日,中共召开了中央理论工作研讨会,由刘云山、王刚、滕文生、魏礼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报刊的社长、总编,省委党校和省委宣传部负责人共二百二十多人。

会议分二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三日,在北戴河进行;第二阶段是八月五日至八月十七日,在北京西山总参招待所继续进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了第二阶段的会议。

会议的四点要求

会议召开时,强调以下四点:(一)不对研讨的议题和分歧作结论;(二)不把会议上的争议带到党内、社会及工作部门;(三)不准公开披露有关议题和发言;(四)个人的观点要统一到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和即将召开的十七大会议精神上。

会议对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党的理论和路线,特别是民主和法制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二百四十七个问题。

以下是会议上提出的若干尖锐问题。

质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建国近六十年的曲折经历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符合国情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是对头的,但有较多的局限,造成理论概念上的模糊:还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个人形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留下的隐患。

关于宪法

*我国宪法名不副实。从一九五四年通过宪法那一刻起,都不能履行,实际上是人治,党权凌驾于国法。

*总结我党历史,应当以国家宪法作为全党的思想建设内容,以遵守、执行国家宪法作为党的干部准则。

质疑中国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社会基础、共产党执政基础,实质上已经自我瓦解,从而产生了各种尖锐性矛盾,导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危机。

*江苏省、福建省宣传部提出:经过对中国社会现状客观分析,求实论证,我们的社会现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改革和政治制度改革、共产党自身改革脱节,造成今天政治上被动局面。

*经济改革使我国经济实力提升,同时也形成了特权有产阶层,使社会制度基础瓦解,导致社会阶层对立和激化。

质疑“三个代表”

*党的十五届大会后,提出“三个代表”理论指导,并没有解决党内思想理论真空,反之,在党内形成了思想理论的虚无主义,使党失去进步的动力。

*国家行政学院提出:本着科学态度和唯物主义精神,三个代表思想、四个坚定不移,都不能解决党的自身问题、社会的尖锐矛盾和危机。

批判“稳定压倒一切”

*“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极大程度地使人治、党治合法化。党组织和领导形成了权力支配者,反腐败越反越腐败,形成了结构性腐败。

*党政。司法等部门,借“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以人治、专制来压倒社会诉求、抗争,剥夺了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

要求修改国号、宪法、党纲

*天津市、河北省社科院、辽宁省、安徽省党校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体现国情,就应当修改宪法、修改共产党纲领、修改国号。

胡锦涛、吴邦国发表意见

中央理论工作研讨会的第二阶段,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等人分别参加了分组讨论。

胡锦涛在党校、理论研究组的会上说:必须正视和接受这样严酷的事实:党内面临着思想理论指导、理想意识的失落时期。如果我们不能确立符合国情的理论指导的实践,不能建立有理想的干部队伍,国家前途和事业会夭折的。

吴邦国出席社科院、中央报刊组的会议时提出:要找出思想理论指导作用甚微的原因;要找出干部理想失落的因素。这两大问题影响到全局工作。

李晓路:国家外汇投资求高回报无异自杀

【大纪元9月16日讯】最近中国有三件大事颇引起海内外舆论关注。一是北京全力为明年奥运造势,不惜将奥运政治化;二是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新的人事安排搅得政局吵嚷不安;三是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成立紧锣密鼓,还未开张就出现钜额账面亏损。

外汇投资不宜轻举妄动

中国的官方外汇贮备已达一万三千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这样大一笔国民财富如何管理,引起国内外各方议论。在多种争论中,中国政府逐渐向外汇管理改革方向发展,至今年此种改革步伐突然加快,决定成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

外汇投资公司成立初期的资金是二千亿美元。中国建造三峡大坝的总投资大概是二二○亿美元,二千亿美元可以造九个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在巨大的反对声浪中强行冒险上马的,现在已看出诸多不良后果。但这个工程毕竟经过了四十年的争论,经过了大量的论证。而在特定意义上讲,外汇投资的风险比建造三峡大坝要大得多,投入的资金又是三峡大坝的近十倍,这样高风险的钜额投资,居然没有经过严密论证就草草作了决定。现在的政府,胆子也够大的。

北京当局正将庞大的外汇贮备分成两个部分,由两个机构加以管理,一个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由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兼任。一个是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将由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楼继伟主政。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都想控制外汇投资公司,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长金人庆相争的结果是双方都未能如愿。近日金人庆突然被免去财政部长一职,原因众说纷纭,但牵涉到不同利益集团之争乃主因。

追求高回报的外汇投资是急功近利的冒险行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首批资金二千亿美元乃是通过发行一万五千多亿国内债券,然后按人民币汇率向中央银行购买美元筹得。从资金成本看,发债的筹资成本加上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外汇投资公司必须保持百分之十左右的回报才不会亏本,这对于二千亿美元规模的巨型公司,以中国官员的国际水准来看,显然是太为难他们了。

中国官员过去很长时间是以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大腿后悔、拍屁股走人闻名的。希望你们不要在外汇管理上重蹈覆辙,也不要以公济私。万亿外汇储备是国民的血汗钱,万万不可乱用。所以,按笔者的看法,政府出面运作外汇投资,现在还不是时候。

对衍生交易缺乏认识

从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看,中国追求外汇投资的高回报根本是错误的决定。不了解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就想跳入这个市场,绝对是自杀行为。而要了解这个市场的运作又是谈何容易。即使是对这个市场有所了解,但缺乏高水准的金融人才,仍然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难免被人宰割。

国际金融市场风云瞬息万变,历经上百年的发展,在全球资本流通畅通无阻的大环境下,股市、债市、汇市、期市四大板块连环相套,通过极其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将商品、股票、债券、利率、汇率以及各种政经因素、气候因素等交相缠绕,牵一发而动全身,由最具实力的各大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人资本运作集团等全盘运作。

单就对冲基金这一业务来说,内行人士都知道对冲基金的运作是全球股市债市汇市期市的幕后黑手。美国股市的大本营表面上在华尔街,但其实真正的总部在对冲基金集中地康乃迪克州的格林威治(Greenwich,Connecticut)。对冲基金的运作十分大胆疯狂而且极其保密,圈外人很难了解内情。由于对冲基金的特点是使用极度复杂的杠杆衍生交易工具追求投资的高回报率,所以也蕴含着很大的风险。

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日元利率等于零而美元利率达到百分之五的时候,就会有基金借入日圆投资美国的股市债市,希望利用利率差价获得回报。这种利用利率差价投资的方法,不但会对日圆美元汇率产生双向影响,也会对美国的股市债市产生影响。这些关系中,任何一方的变动,立刻就会反应到其它各方。而影响日圆美元利率、汇率及股市债市的因素又很多,由此便衍生出各种保险套利交易行为。

衍生交易是中国金融界最陌生也最学不会的市场行为。中国对衍生交易的认识尚浅,只知道期货交易,但又不了解期货交易的内幕,近几年内恶炒期铜及原油期货大败于国际金融大鳄之手的惨剧,教训极深。

中国最缺金融管理人才

有人认为只要完善相关体制和制度,就能扭转挨打的局面。但事实是,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除了完善的制度及体制外,最重要的还是人才,而中国最缺乏的正是这方面的人才。目前中国大陆的所谓著名经济学家,可以说不但没有世界一流的,连二流都谈不上。

金融管理财政经济法律等学科,目前是大陆最红的学科,吸引了最优秀的学生。但在这一行教书育人的却不是最优秀的人才。金融管理类学科毕竟起步很晚,真正的发展不过二十年的时间,前十几年吸引不到最优秀的学生,七七、七八、七九届高考生是目前中国政商学界挑大梁的主力,但在这批人中间,当年报考金融管理财政经济法律的寥寥无几。

笔者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拿中国主管外汇的金融官员与中国号称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对照,再拿这些号称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与其国外同行作对照,看看人才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中国负责管理庞大外汇资产的主要金融官员包括楼继伟、周小川、吴晓灵、胡晓炼、郭树清、谢平、汪建熙等人。从他们的教育背景及资历看,没有一个是在国外受过完整正规金融管理教育或在国外金融市场打滚过的。金融管理教育在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十分落后,如果没有在国外受过正规教育,可以说在这方面还没有入门。

曾有国内传媒评选过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上榜的张五常、杨小凯、郎咸平、林毅夫、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茅于轼、樊纲、邹?甫倒也是国内经济学界有名的人物。这些人中有六人都在欧美名校拿到博士学位。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樊纲等虽然不是洋博士,但都是国内名校出身,茅、樊还到哈佛做过研究。从人才的角度说,这些人比起外汇管理官员确实高出一头。

但这些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除了杨小凯、张五常确在海外同行中有些名气外,其他几位喝过洋墨水的与他们的国外同窗相比,就黯然失色。在国际金融这一行中,最优秀聪明的人才是交易员(Trader)及各投资证券公司的分析师(Analyst),而在大学及研究机构中的所谓经济学家(Economist)或教授(Professor),则多是无法胜任或不适合做交易员及分析师的次一类人才,虽然其中不乏佼佼者。

金融管理等学科在中国大陆是起步最迟发展最快水平最差但又最红的学科,按香港中文大学丁学良的说法: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五十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诚哉斯言。

楼继伟等人在中国高级金融官员中,算是百里挑一的人才了,但即使如此,与在国际股市汇市期货市场上呼风唤雨、有丰富经历而又十分狠辣的对手相比,实力显得十分薄弱。由三流教育水平培养出的行政技术官员主掌外汇投资,规章再完善,主事者再勤恳,能令人放心吗?当他们准备与国际上最优秀的金融人才相搏时,后果可想而知。已有国际大投资行的交易员放出话语,他们已经为中国人准备好了一根根的上吊绳索,等着中国人的脖子往里套。

胡锦涛温家宝拿两千亿美元让楼继伟们去投资、去追求高回报,晚上能睡得安稳吗?

转自《动向》2007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