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9月20日(星期四)
下午17点10分,天网人权义工黄琦等随即赶到机头支行,要求银行出示冻结手续,但银行一直找借口拖延时间,不愿出具任何手续。该行行长还称,在迎奥运期间,你们资金来源于非法组织,我们中国银行有主动向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的责任。其后,不少便衣、警察也来到该行。
卡特:“我们被一群打手围攻,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地方政府人员围攻,推搡、企图破坏摄影器材、更想把我锁在房间里,我们报警,警察到场才停止他们的暴力行动。但事情并没有结束,警察羁押我们6个小时,进行质问,并要求我们承认违反了相关法律。我们一直拒绝。最后在交出所有录影材料的情况下才放我们走。”
早在今年四月初,公安部秘密发布通知,禁止包括法轮功学员、新闻媒体、宗教人士等四十三种中外人士参加2008北京奥运。随即在5月份,中共公安系统部署全国各地执法机构对异见人士特别是法轮功“从严处理”,从重迫害。各地法轮功学员被监视、骚扰、绑架。到十七大前夕,中共展开新的一轮大规模抓捕。
四川成都失地农民因当局强行征地及强拆农宅问题,45名代表上星期往北京上访,结果27人被抓。而失踪的成都农民家属数十人,星期二到成都红牌楼街道办事处,当局仍然没有对家属们做出交待。之后,星期三,约300名家属再次到红牌楼街道办事处要求当局释放被拘捕的访民。一位访民潘先生向本台表示---
杨春平:“娄队长问我来干什么来了,我说律师都等这么长时间了,我说我过来看一下,他说谁允许你请他们的?我说那你说的意思就是我没有资格请律师了?他说,没有,请谁都可以,他们不可以。”
毛恒凤的丈夫吴学伟于近日探视毛恒凤后告诉中国人权,今年5月15日,毛恒凤被从杨浦区看守所转到上海女子监狱后,狱方以毛恒凤“态度不老实,拒绝改造”为由,把她直接送到禁闭室关押。吴学伟说,毛恒凤总共被关押了70天之久,于7月23日结束禁闭。这一惩罚严重违反了《中国监狱法》第15条有关禁闭期最长为15天的规定。
99岁瘫痪老人朱老太的亲属说,8月17号夜里,她家外面有人打砸,一块石头飞进屋里,打到正在床上睡觉的老人头上。家人随后报警,但是警察来后说他们没有证据,无法抓人。家人要求警察把老人送到医院,但是警察让他们自己叫救护车。受伤老人的亲属说,她们家里穷,根本付不起叫救护车的钱。之后几天,老人只能在社区打点滴,接受简单治疗。后来因为病情加重,才被送到医院。但是老人年高体弱,由头部外伤引发血压升高,加上受到惊吓,一个月后在9月17号去世。
看了维权人士郭茂东化名郭飞雄妻子张青写给国家主席胡锦涛等人和机关的公开信和控告信,使我们了解到沈阳、广州两地公安机关及检察院、法院通过电击生殖器等酷刑获取伪证并认定和使用逼供出来的这些伪证对郭飞雄进行非法审判迫害的违法犯罪行为,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中共党的邪恶和中共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之邪恶。
七名藏族少年在墙上涂鸦,呼吁中共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警方将这七名藏族少年扣押。这七名少年只有十四到十五岁,住在甘肃省一个藏族自治区,九月六号他们在当地警察局跟学校外墙涂鸦,写下〔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被警方扣押,随后被送到地方公安局接受侦讯。达赖喇嘛接受最新一期“亚洲周刊”专访时表示,近年中国政府在西藏有很多投资,包括兴建铁路,使藏民不再面对物质上的困难,但藏民在精神层面并没有名副其实的自治,大多数藏民并不感到满足;而他们不能向中国政府抱怨,因为会受到压制,藏民只能向达赖抱怨,希望他向中国政府反映。
奥地利总理古森鲍不顾中国反对,今天在维也纳接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于德国总理梅克尔本周末也有意在柏林会晤达赖喇嘛,古森鲍说,维也纳和柏林的立场一致。尽管中国驻奥地利使馆表示抗议,古森鲍还是在维也纳与达赖喇嘛会晤,不过没有透露时间和地点。西藏流亡政府高层可靠消息人士今天证实,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应邀十月间访问加拿大,将与加拿大总理哈珀公开见面,两人并将就西藏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谈话,话题包括西藏文化、宗教以及西藏的现况与未来。
这类事情,在中国农村广泛存在,只要有人外出打工,孩子就必然成为务工的负担。一个压力沉重的家庭,倘若在工作地点必须拿出一个劳力来照顾孩子,那么另一个人就必须养活包括自己在内的四个人或四个以上的人。其直接后果,就是一旦主要劳力垮掉,全家跟着全部垮掉,因此民工返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包括留守孩子的抚养问题。
广州工厂我去过两家,以“朋友”关系在里面体验生活。起初不经意,两三天之后便发现一点问题。几名童工夹杂其中,大者15岁,小者八九岁。有的是专职打工,有的是帮父母做活。其中一位来自重庆江津农村的小男孩,令我印象深刻。“读书苦,读书累,读书还要缴学费,不如参加黑社会”,“学习雷锋好榜样,喜欢泡妞打麻将,有钱就去买子弹,没钱就去抢银行”,这两句话出自14岁辍学男孩之口,似乎颇为“江湖”,却真有那么令人辛酸。
夏业良:“中文版在出的时候,不是我们译者的问题,出版方面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有些内容可能跟原版不是完全一致,我想经济上的评论一般不会被删除,只有政治上的一些评论,如果他们检查的话,因为有专门审查的部门,如果觉得政治上的语言不合适,他们就会删除。”
一般的模式是先跟你合资,大部分就是中商不履行合约,中商不履行合约,你就经营陷入困境,你经营陷入困境的时候,他开始找碴。找碴之后,接着就把人关起来,关起来之后,你的东西当然就变成他的,这几乎是一定的模式。
无界浏览8是继无界浏览6之后又一个重大技术突破,除了具备基于微软浏览器(IE)的全透明加密代理之外,无界浏览8启用了新发明的名为雄鹰之路的超级代理服务器连接技术,能够搜寻协调全球各种代理服务器资源供用户使用,速度快,容量无限大,为全球网络自由技术平台奠定基础。
下午17点10分,天网人权义工黄琦等随即赶到机头支行,要求银行出示冻结手续,但银行一直找借口拖延时间,不愿出具任何手续。该行行长还称,在迎奥运期间,你们资金来源于非法组织,我们中国银行有主动向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的责任。其后,不少便衣、警察也来到该行。
晚20点左右,成都警察要求天网人权义工离开。黄琦等告诉2位警察“我们在银行开户系合法,而银行不出示任何法律冻结手续就实行非法冻结”。双方争论了一会,2位警察随即离去。
期间,中国银行四川分行有关人员曾来到该行,但始终不向天网人权义工做出任何解释。直到晚上11点20分,当局派来了十余警察,强行要求天网人权义工离去,天网律师和黄琦均要求警察停止保护非法冻结。晚11点30分,7位警察和便衣围住黄琦并有少量肢体接触;11点30分,黄琦等拍照后离去。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认为:该资金是台湾NGO组织公开支持人权组织的经费,不是非法资金;而作为北京2008奥运会银行合作伙伴的中国银行,其主动向当局告密的行径有悖国际商业银行惯例。同时,我们也谴责有关当局以迎奥运为借口,打压中国大陆人权工作的举动。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作为中国大陆第一家综合性民间人权组织,自20世纪90年代末大规模开展人权工作以来,已经手数千人权、公益案例,得到中国大陆民众的广泛支持,也遭到中共当局的残酷迫害。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再次声明:天网绝不向任何侵犯人权的势力低头,天网将一如既往地服务中国大陆底层弱势群体,全方位开展人权工作。
【大纪元9月2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上周五英国记者在中国大陆采访时受到暴力阻挠以及羁押,公安更要求他们签署认罪书承认违反中国相关法律。国际新闻自由组织对中国当局做法进行谴责。英国电视台第四频道《未被报导的世界》节目记者卡特(Andrew Carter) 和哈特勒(Aidan Hartey),在中国翻译彭定鼎陪同下,上周五在北京丰台区京宛宾馆即河南南阳政府驻京办事处所在地采访访民被羁押情况时,受到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暴力袭击。他们报警后最终在被羁押6个小时,并销毁当天拍摄材料的情况下,两位记者才获释放。
现已回到英国的卡特星期三接受本台采访讲述遇袭经过---
卡特:“我们被一群打手围攻,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地方政府人员围攻,推搡、企图破坏摄影器材、更想把我锁在房间里,我们报警,警察到场才停止他们的暴力行动。但事情并没有结束,警察羁押我们6个小时,进行质问,并要求我们承认违反了相关法律。我们一直拒绝。最后在交出所有录影材料的情况下才放我们走。”
而协助外国记者采访的北京翻译彭定鼎则受到更严厉的处理,除被带回派出所传唤了十多个小时受治安警告外,还遭国保的盘问和威胁。
彭定鼎尤其不满的是警方到现场后对非法剥夺访民人身自由的情况视若罔闻,反而对记者进行扣押调查。他星期三对本台说---
彭定鼎:“我们一进去院子看见一个小小的后院被铁栅栏围着,里面两间黑乎乎的房子有上下铺的床,就有人走上来向我们诉说他们被拘禁和殴打。拍摄不到一分钟,就有所谓驻京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冲过来推搡我们,硬往所谓的办公室里面领。我报警后北京警方迅速到场,我对他们讲了这个过程,而且告诉他们就在后院有关押的上访人员,但他们置之不理,而且坚持对我们展开调查,说我们扰乱了机关的公共秩序。”
本台找到河南南阳驻京办肖主任,他承认阻挠外国记者采访,但称这些做法受到北京有关公安部门以及外事办公室的支持,因为外国记者没有通过向政府部门申请就前往采访属于违法。他说---
肖主任:“这里不是宾馆,是驻京办事处,不给他采访。按照市局通知是院子都不会给他进的。因为他要采访必须通过政府,通过咱单位领导。他们胡说八道胡乱炒作,还报了警。北京外办、丰台区外办领导都来了,把他们拍的东西都收了,没给带走。他们是胡说胡闹,到中国任何地方就胡拍胡弄。”
然而外国记者对中国官员的这种逻辑表示无法理解,认为是颠倒黑白,卡特说---
卡特:“他们要我承认违反外国记者采访条例,说没有经允许闯入政府机构违法,但那明明高挂着牌子说是酒店;说我们扰乱秩序,但明明我们才是被攻击的人。”
总部位于法国的捍卫新闻自由机构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三发布新闻稿,谴责中国当局对这两名英国记者以及其中国翻译的袭击、羁押和恐吓,称这起最新的事件表明中国官方并未尊重它今年1月起实施的《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即外国记者在境内采访不再需要经过政府部门批准陪同,只需获得受访者同意。
本身是经济学者和自由撰稿人的彭定鼎认为这次事件不但显示当局用各种藉口阻挠采访自由,也进一步彰显了不合理的内外有别---
彭定鼎:“他们现在并不是说拒绝你采访,而是说我们扰乱机关秩序,非常小心翼翼地避开采访的问题。而且如果这件事情形成犯罪的话,外国记者应该是主谋我是从犯,而他在释放外国记者后对我展开深入调查,这是非常荒唐滑稽的,是对本国公民的歧视。”
【大纪元9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杨加、施宇综合报导) 中共当局在即将于九月底召开的十七大前夕,为确保所谓的“安全”召开,又开始一轮大清洗,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与维权民众。据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透露,北京公安九月初开始,大规模地将法轮功学员从单位、家中强行绑架。此次行动类似九九年的七二零大抓捕,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升级迫害。大抓捕以北京为首,范围波及各地。
此外据海外媒体报导,中共公安部长周永康圈定了一大批要对付的“敌对势力”,要求各级公安机关严厉打击。据大陆维权人士透露,近来中共政权对北京民主、民运、维权和外地上访的群体,也开始了全面的严厉打压,北京著名的上访村将被拆除。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的大抓捕一方面显示出中共政权的虚弱,其中也不难看出高层权斗的影子。中共派系为内斗需要将过去的“人质外交”,变成了现在更为残酷的“人质内政”。
新一轮抓捕法轮功学员
北京公安九月初开始,没有给出任何原由就大规模地将法轮功学员从单位、家中强行绑架。而且绑架仍在继续。其中有夫妻两人全部被强行绑架,留下无人照看嗷嗷待哺的婴儿,及尚在读小学的孩童。
有在抓捕行动中幸运走脱的法轮功学员向大纪元透露,这次抓捕是有计划的统一行动,整个一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无论有没有正常社会工作、是不是重点监控对像、是否有证据被掌握,都被抓捕,类似九九年的七二零大抓捕,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迫害。
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表示,仅九月十日至十三日在他身边就有五、六位法轮功学员被北京警察以谈话为由给绑架,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有正常社会工作的人,北京警方的恶劣行为给众多法轮功学员的家庭生活、社会工作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早在今年四月初,公安部秘密发布通知,禁止包括法轮功学员、新闻媒体、宗教人士等四十三种中外人士参加2008北京奥运。随即在5月份,中共公安系统部署全国各地执法机构对异见人士特别是法轮功“从严处理”,从重迫害。各地法轮功学员被监视、骚扰、绑架。到十七大前夕,中共展开新的一轮大规模抓捕。
据明慧网报导,一些地区的社区保安人员就挨家挨户查户口调查法轮功学员的情况,随后展开抓捕。在吉林省的开山屯派出所,当地给派出所的每个人下了必须抓捕三名法轮功学员的命令。中共还派了大批工作组、暗访组,直接进驻全国农村,其任务之一是针对法轮功学员。
高校也积极配合迫害
有读者近日向大纪元爆料,大陆的一所高校开始统计学生信仰问题,他们通过各院各班辅导员找部份同学谈话,填表统计。据说是为了迎接十七大。还美其名曰:我们尊重宗教信仰,也绝对不会把名单报上去,但宗教要管理……等言语。
这位读者表示,该项举动名为统计宗教信仰,实质是针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统计和监控。他认为这次举动也会是全国性的行为。
全面打压异见人士
最近媒体披露了中共公安部长周永康圈定了一大批要对付的“敌对势力”,要求各级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其中包括“敌对势力”、“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等,也包括异见人士等。
北京维权人士刘安军在网路上流传的信指出,近来北京政府对北京民主、民运、维权和外地上访的群体,已开始了全面的打压,这次打压是从来没有过的残酷性,他本人也随时有可能被它们抓走。
北京律师任华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访民现在确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揭露、检举地方腐败的访民被大肆抓捕,而且这些人被抓回去后,甚至会被判刑。也有些地方把访民弄回去关起来,至少关一年,等奥运会结束再出来。现在完全是采取这种办法压制。
一些维权人士接受大纪元采访时都表示,十七大和奥运临近,北京对异议人士的严控,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据胡佳透露,9月7日之后监控他的国保增加到14人,包括6个通州国保和8个北京市国保总队的。日前,有一个国保半夜爬上四楼,睡在他家门口。
北京上访村即日拆除
根据BBC消息,北京抗议地方政府的普通中国公民居住的上访村正面临被拆除的命运。这个上访村位于北京的丰台区。上访者被要求在19日中午以前离开。
据说,为了新建一个火车站,这个上访村必须拆除。但许多人说,拆除上访村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在下个月的十七大召开以前赶走这些上访者。
其实,这个所谓的上访村也不是个村庄。它只是狭窄潮湿的巷子两旁的一些简易临时房屋。
大批上访者在上访期间,就住在这里。上访村周围,许多便衣警察在密切监视着这些上访者。
高校内安装设施监控国外代表团
近日还有网民向大纪元投书表示,“由于奥运期间部份国家的代表团的成员将下榻在北京的各高校,北京市有关部门要求在所有高校的教学楼内安装监控系统,并且监控探头伸向每个房间内。接待美国代表团的北京师范大学的许多设施尚在修建之中,目前已接到一定要在美国代表团进住之前将监控全部完成的命令”。
届时,学生和老师们共同学习、自主讨论的象牙塔,将渐变成监控严密的软禁监狱。这位网民指出,中共除了对自己的中国人民施行法西斯手段,对于外国访客也伸黑手。
也有网民批评,中共这一举动实质是剥夺各国人民自由交流的权利,阻碍世界了解中共邪恶统治下的中国人民饱受欺凌的真实情况。
“人质外交”转向“人质内政”
针对中共新的一轮对民众迫害的升级,中国大陆一位未透露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表示,“中共邪党为了十七大所谓的安全胜利召开,把黑手再一次伸向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最为害怕法轮功学员的善良、正信、坚忍”。
北京维权人士刘安军认为,现在是共产党在中国执政最危急的时候,中共为了自己的政权又开始了如苏联时期斯大林对苏联人民迫害的手段,中国人民己经知道人权的可贵性,所以近年来在中国掀起要人权的高潮,现在的中共政权是害怕人民的。
大纪元专栏作家张杰连指出,大抓捕一方面显示出中共政权的虚弱,另外也不难看出高层内斗的影子。
他说,过去江集团当政时,把抓放中国民众作为人质和西方社会讨价还价的手段,而现在周永康控制的公安部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和维权民众,成为江集团内斗的酬码。“人质外交” 变成了“人质内政”,也变得更加残酷和血腥。
【大纪元9月2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报导)四川成都太平村300名村民星期三到当地政府部门请愿,希望当局释放被拘捕的二十多名访民。然而,当局否认有村民前去抗议,又出动数十名防暴警察驱赶请愿者。四川成都失地农民因当局强行征地及强拆农宅问题,45名代表上星期往北京上访,结果27人被抓。而失踪的成都农民家属数十人,星期二到成都红牌楼街道办事处,当局仍然没有对家属们做出交待。
之后,星期三,约300名家属再次到红牌楼街道办事处要求当局释放被拘捕的访民。一位访民潘先生向本台表示---
潘先生:“我们现在在红牌楼街道办事处,他们(当局)把我们上访的人全都抓起来了,扣留起来了,一直到现在还不放人,五、六天了,我们找他们要人,他们说不知道人在哪儿。”
另一位访民也说,希望能够透过境外媒体的呼吁,而向当局施加压力---
访民:“我们为啥子找你们,因为我们当地的记者不管我们老百姓,他们不来报导,我们政府很黑暗,你要不相信你过来,一切费用我们给你管,你到我家来看看。”
周先生表示,原本大约有200、300名家属,到街道办事处请愿抗议,但部份家属先后离去,目前现场大约有1百多名请愿者,记者于是打电话到红牌楼街道办事处查询---
记者:“我想问现在外面是否有1百多人在静坐抗议?我是香港打来的。”
接听人员:“香港,没...”
记者:“外面很吵,是否有1百多人? ”
接听人员:“没...”
该名接听人员突然迳自挂断记者的电话,而另一位由北京上访回来,正在街道办事处请愿的访民周女士则告诉记者,当局出动了不少防暴警察来驱赶他们---
周女士:“现在我们村民都在这儿,要求他们放我们的家属,然后他们就叫防暴大队,喊了4个车的人来,大约有20、30人,叫我们离开,说如果不离开就是扰乱社会秩序。”
记者请该名村民接收现场当局广播驱赶村民的声音:“请大家尽速离开,否则公安机关将依法采取必要的手段,强行驱散。”
当局从2004年开始陆续强行征用太平村过千亩的土地,并且没有对村民做出合理赔偿,又强拆了部份农宅。村民不满,向多个部门反映,但都不获处理。他们于是开始长期上访。村民们表示,假如政府再继续拒绝放人,他们将会发起绝食行动,也会再继续派代表上北京。
【大纪元9月2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采访报导)联络上万名农民签名提出“不要奥运、要人权”的佳木斯工人杨春林的家人聘请的北京律师近半个多月以来一直无法见到杨春林,当地国保办案人员一直不与北京律师联络,并对他们百般刁难,律师李方平表示,办案人员为了阻止他们接受此案,一次次的违反法律。本台在近日曾报导过,为当地上万名失地农民提出“不要奥运、要人权”的佳木斯工人杨春林的北京代表律师李方平和张建国两次为面见杨春林飞往佳木斯,但是,佳木斯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办案人员以各种藉口推托。致使律师申请面见杨春林的信函已递交了十几天,仍无任何回覆。
在上个星期就一直到公安局追问事件进展的杨春林的妹妹杨春平每次都被告知案件承办人不在,直到星期二一早,杨春平来到佳木斯市国保大队,不仅见到了市里的国保大队徐队长还见到了对案件直接负责的来自黑龙江省公安厅的娄队长。
杨春平对本台描述了他们的谈话情况,她说---
杨春平:“娄队长问我来干什么来了,我说律师都等这么长时间了,我说我过来看一下,他说谁允许你请他们的?我说那你说的意思就是我没有资格请律师了?他说,没有,请谁都可以,他们不可以。”
接下来,杨春平就表示,律师接手该案已经半个多月了,但是至今却无法见到杨春林,也没有收到他们的任何答覆。在杨春平的要求下,娄队长不得不接过了杨春平的电话与李方平对话。
他们就有关问题开始讨论,其间双方都很激动。星期三,李方平对本台表示---
李方平:“他们这么长时间,我们留了名片他们也不给我们联系,远远超过了刑事诉讼法超过的5天期限,就这件事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没有这个义务,你们自己过来,我说张建国律师星期一就过来了,但是你们一个负责人也不在,通过这样的事我们就觉得是相当不配合律师的工作。”
据了解,国保一直强调律师申请见杨春林的信件有4点问题,一是把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颠覆两个字漏掉了,二是没有递交看守所的会见函,这点李方平表示按照规定是应该先接到会见通知后他们才递交会见函。三是没有签日期,最后是委托的时间和手续出具的时间不一致。但是,李方平表示---
李方平:“我们交了手续给你,你就应该给个回覆是批准还是不批准,假如说你们认为手续有问题,你们就应该主动跟我们讲,我们可以换手续;另外一点,当我们去见他们时,他们提出来我们的手续有问题,我们说撤回来,或者再填一下,但他们不同意,我们问他什么时候能答覆,他说这个案件重大复杂,需要5个工作日,那么我们就等吧,5天之后再过去问,他们回绝,再打电话就联系不上。”
娄队长在电话里对李方平表示,以后别找我们了,有什么事你找佳木斯律师协会,你的手续都转到律协了。李方平表示---
李方平:“我就跟他讲,我们律师会见只是针对你们公安机关,跟地方律协没有任何关系,你想把这个事推到佳木斯律协,让我们去跟他们去沟通,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前所未有,闻所未闻,这显然是违法的,双方就这件事的沟通不欢而散。”
李律师披露:“从目前来看的话,当地国保专案组对律师是很抵制的状态,但检察阶段应该是阻挡不了的。不管怎样,法律必须要得到实施,否则杨春林的权力得不到任何保护。此外,他们要给杨春林作无罪辩护。”
本台打电话给佳木斯市国保大队,想找到徐队长了解情况,但是电话一直没人接听。李方平还表示,会以特快专递的方式给专案组正式发函,重新申请会见手续,要他们继续安排,就这件事要坚持到底。
【大纪元9月20日讯】(中国人权消息)中国人权获知,上海维权人士毛恒凤继续在狱中抗议对她的定罪和关押。在狱方严重违反《中国监狱法》对她超期禁闭长达70天之后,毛恒凤拒穿囚衣以示清白,并因狱方收走其所有衣服而被迫在牢房内裸露上身。毛恒凤的丈夫吴学伟于近日探视毛恒凤后告诉中国人权,今年5月15日,毛恒凤被从杨浦区看守所转到上海女子监狱后,狱方以毛恒凤“态度不老实,拒绝改造”为由,把她直接送到禁闭室关押。吴学伟说,毛恒凤总共被关押了70天之久,于7月23日结束禁闭。这一惩罚严重违反了《中国监狱法》第15条有关禁闭期最长为15天的规定。禁闭结束后,毛恒凤拒穿囚衣以示抗议。狱警为了强迫毛恒凤穿囚衣,白天将她衣物和被子全部拿走。为了坚持抗议,毛恒凤被迫在牢房裸露上身。
吴学伟还告诉中国人权说:“看守所和监狱的警察用种种手段来虐待和羞辱毛恒凤。在5月15日毛恒凤从杨浦区看守所移送到女子监狱时,看守所人员殴打她的腹部,并掐她的脖子。押送人员强迫毛恒凤换上一件单薄的衬衣,给她带上黑头套,并让她的上身裸露在外,故意羞辱她。”毛恒凤曾绝食抗议监狱对她的虐待。狱方对她强行灌食,几乎让毛恒凤窒息。
吴学伟说,天气渐凉,毛恒凤因白天没有衣服,晚上被子单薄而时常感冒,并导致背部及关节肿痛,常常不能行走,近来血压升高,低压120,高压220。
毛恒凤原是上海制皂厂的职工,1988年因怀第二胎时拒绝做人工流产被厂方开除。毛恒凤自1989年起不断上访申诉,被上海当局3次强行关进精神病院、3次拘留,并被劳动教养一年半。2006年“六四”前数日,上海市杨浦区大桥警署以“毛恒凤在监视居住期间违反规定”为由,将其关押在客来登宾馆。在关押期间,毛恒凤砸了客房的两盏台灯以示抗议。为此,当局于今年1月12日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毛恒凤两年半徒刑。
中国人权强烈谴责上海监狱当局对毛恒凤施加的虐待和羞辱。狱方对毛恒凤70天的超期禁闭不仅严重违反了《中国监狱法》规定的期限,而且也违反了国际准则。中国人权敦促上海监狱当局遵循《中国监狱法》和各项有关的国际准则,尊重毛恒凤的人格尊严,确保其不再遭受类似的虐待和羞辱。(
【大纪元9月20日讯】(美国之音记者:萧洵2007年9月20日香港报导)中国武汉近日来连续发生暴力拆迁事件,多个老人被打伤甚至死亡。关注中国人权的法律、社会工作者谴责房地产开发中钱权勾结、践踏人权的行径。近一段时间,武汉京汉大道边被称为“河南村”的地区频频遭到身份不明者的暴力袭击。当地居民认为,这些少则数十人,多至上百人,手持铁棍、铁锤的人是开发商雇来的人,目的是要恐吓他们同意拆迁。一名了解事情经过的社会工作者描述9月4号发生的打砸情形时说,当天下午3点左右,从三阳路到球场横街,30余名身份不明的人手持钢棍、铁锤,对10余户拆迁户的房屋及室内的生产、生活物品进行疯狂打砸。被害家庭当时报警,在警察赶到之前,这些打砸破坏的人已经逃之夭夭。
当地一名居民说,发生在这里的打砸拆迁户的情况其实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在前一段时间,几乎每晚都有人从房屋外面打砸拆迁户的玻璃。这名怕遭报复而要求匿名的当地居民说,几个月前,解放南路一个拆迁户中80多岁的老太太在与强拆者争执时死亡。上个月,一个同样住在解放南路,年近百岁的老妇人晚上在床上睡觉的时候被飞进屋子的石头砸伤后,也于近日在家中死亡。
频遭身份不明团伙打砸
99岁瘫痪老人朱老太的亲属说,8月17号夜里,她家外面有人打砸,一块石头飞进屋里,打到正在床上睡觉的老人头上。家人随后报警,但是警察来后说他们没有证据,无法抓人。家人要求警察把老人送到医院,但是警察让他们自己叫救护车。受伤老人的亲属说,她们家里穷,根本付不起叫救护车的钱。之后几天,老人只能在社区打点滴,接受简单治疗。后来因为病情加重,才被送到医院。但是老人年高体弱,由头部外伤引发血压升高,加上受到惊吓,一个月后在9月17号去世。
要求匿名的“河南村”居民说,很多居民因为受到暴力滋扰和威胁,纷纷搬离。他们和开发商方面及警方都交涉过,但是无济于事。这位居民说:“问过他们,问过拆迁办。他们说不知道,一口否认。他们说,我们没请人砸你的房子。要(我们)怎么说呢?(事情)过后了警察才来。他们没有碰到一起,总是碰不到一起,时间差很好。公安局要求我们拿一个人,他们要处理。我们怎么敢抓?这不是笑话吗?”
当地住户披露,在武汉“河南村”征地的开发商是联想集团下属的融科智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的融科天城二期拆迁计划始于3年前。由于当地拆迁居民不满开发商的补偿计划,拒绝搬迁。之后便频遭身份不明团伙的打砸。
记者致电融科智地在武汉的公司,对方拒绝接受采访。联想集团北京公司的话务员则拒绝将记者电话转接到有关部门。记者随后致电该地区管片的武汉江岸分局,一名警官说,他无权接受采访。之后记者多次打电话到武汉市公安局的政治处和宣传处,但始终无人应答。
李和平:中国最黑暗的领域
那位熟悉武汉拆迁问题,但不愿透露姓名的社会工作者说,从武汉花家楼强制拆迁引发的冲突,到“河南村”现在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暴力打砸行为,让人感到中国存在着令人发指的公然践踏公民权益的现象。这位社会工作者说,由房地产开发引发的社会问题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而且政府直到现在也没有遏制这种“恶势力”的意向。
北京的维权律师李和平将中国房地产开发引发的社会矛盾称作是“有中国特色的黑暗现象”。李和平律师说:“这就是真正的中国特色,是中国最黑暗的现象,最黑暗的一个领域。金钱和黑社会勾结起来;金钱和官僚,金钱和权力也勾结起来了。在拆迁这个领域简直没有任何人权可言。”
李和平把中国普遍存在的房地产开发强制拆迁行为称作是在“明火执仗地抢劫”。李和平说,中国大量的上访者中,有相当一部份是和拆迁有关的。由于房地产商和官僚利益之间联系紧密,而公民没有自己的声音,由此引发的问题难以解决。
【大纪元9月20日讯】看了维权人士郭茂东化名郭飞雄妻子张青写给国家主席胡锦涛等人和机关的公开信和控告信,使我们了解到沈阳、广州两地公安机关及检察院、法院通过电击生殖器等酷刑获取伪证并认定和使用逼供出来的这些伪证对郭飞雄进行非法审判迫害的违法犯罪行为,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中共党的邪恶和中共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之邪恶。对此,我们表示强烈抗议和谴责。要求立即停止对郭飞雄的所有人格和身心上的迫害,并立即无罪释放,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全国公安系统也应立即绝 迹电击生殖器这种野蛮酷刑。这是超出中国刑法和国际刑法之外的没有人性道德的极刑。我们认为广州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沈阳公安机关,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9条关于“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训、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屁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 ”规定,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讼法》第43条关于“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8关于“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规定。事实上,真正犯罪的、受到刑事追究的是你们而不是郭飞雄。郭飞雄是高智晟第二!郭飞雄和张青并不孤独,在他们的身后有千千万个正义的民众!在中共垮台之机前,请你们找准自己的位置。中国和世界人民正在瞩目这 个案件。我们恭候你们的回响!
中国大陆全民反迫害大联盟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六日
【大纪元9月20日讯】(据中广新闻报导)七名藏族少年在墙上涂鸦,呼吁中共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警方将这七名藏族少年扣押。这七名少年只有十四到十五岁,住在甘肃省一个藏族自治区,九月六号他们在当地警察局跟学校外墙涂鸦,写下〔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被警方扣押,随后被送到地方公安局接受侦讯。
海外民运组织〔人权观察〕说,这七名少年中间,有人遭警方殴打,少年家长呼吁警方放人,但到目前为止警方还没放人。
【大纪元9月20日报导】(中央社记者王曼娜香港二十日电)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香港媒体透露,今年六月底派出特使到中国进行第六次密谈,由于中方不承认存在西藏问题,也不允许他到五台山朝圣,使密谈陷入僵局。达赖喇嘛接受最新一期“亚洲周刊”专访时表示,近年中国政府在西藏有很多投资,包括兴建铁路,使藏民不再面对物质上的困难,但藏民在精神层面并没有名副其实的自治,大多数藏民并不感到满足;而他们不能向中国政府抱怨,因为会受到压制,藏民只能向达赖抱怨,希望他向中国政府反映。
他又说,这么多年来,北京当局派了大量军人到西藏,必然会加深藏民的怀疑及不信任,这会影响中国在印度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形象,对藏民及中国人都不利。他希望中国政府意识到西藏问题的存在,必须找到一个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寻求解决西藏问题,达赖派出四名特使于今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五日,前赴上海、南京,与中共统战部官员举行第六次会谈,双方六天内会谈九个小时,但由于达赖的代表仍然集中在大西藏、西藏自治等问题,但中共方面的代表明确地表示“西藏问题不存在,只有达赖的问题”,使会谈陷入僵局,毫无进展。
达赖又说,如果西藏大多数藏民真的幸福、满足,没有抱怨,他们就没有必要向中国政府提出什么要求,甚至还会向中国政府说“谢谢”。 达赖希望如果有一天能回到西藏,他就会像南非大主教杜图那样,提倡关心、正义、爱心。虽然达赖很希望回西藏,但他表明北京不让他回去。
达赖又引述中共统战部官员在第六次会谈时明确表示,“达赖喇嘛不能以个人名义来北京或西藏,以及到五台山朝圣,因为他和西藏是密不可分的。”
谈到转世问题,达赖表示,他流浪在外,死后转世应该在海外。他对于转世没有任何看法,活在当下,活的时候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不过,对于中国政府规定不批准活佛在海外转世,达赖却提出质疑说,“为什么由一个不信仰佛教,并且是破坏、摧残佛教的党来任命转世灵童,这很奇怪。”
【大纪元9月20日报导】(中央社记者林育立柏林二十日专电)奥地利总理古森鲍不顾中国反对,今天在维也纳接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于德国总理梅克尔本周末也有意在柏林会晤达赖喇嘛,古森鲍说,维也纳和柏林的立场一致。尽管中国驻奥地利使馆表示抗议,古森鲍还是在维也纳与达赖喇嘛会晤,不过没有透露时间和地点。
古森鲍在“奥地利国家电视台”强调,中国的立场相当清楚,不过维也纳和奥地利是对话的地方,奥地利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未来也不会改变。
达赖喇嘛日前在奥地利知名的梅尔克(Melk)修道院与世界各大宗教领袖对话,今天转往德国明斯特大学接受化学与药学系颁发荣誉博士学位,二十三日将会晤德国总理梅克尔。
德国总理破天荒接见达赖喇嘛,德国政府发言人强调纯属私人性质,不过也表示德国关注西藏的人权。
梅克尔有意接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显然惹恼了北京政府,中国政府已召见德国驻北京大使雪佛表达抗议。
【大纪元9月20日报导】(中央社记者郭传信新德里二十日专电)西藏流亡政府高层可靠消息人士今天证实,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应邀十月间访问加拿大,将与加拿大总理哈珀公开见面,两人并将就西藏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谈话,话题包括西藏文化、宗教以及西藏的现况与未来。这位要求匿名人士表示,达赖喇嘛与加拿大总理哈珀会晤之后,也将与旅居加拿大的藏人同胞与友好人士见面。
达赖喇嘛至今已多次访问加拿大,受到热诚的礼遇。二零零四年四月访问加拿大时,也曾和当时总理马丁进行短暂会谈。
稍早,西方媒体传出加拿大总理哈珀将会晤到访的达赖喇嘛,但加拿大总理发言人拒绝对有关报导置评。一般相信,此事料将激怒北京,但哈珀曾对中国抱持强硬立场,谴责中国的人权纪录。
这位人士也指出,达赖喇嘛本月二十三日将如期前往德国柏林访问,会晤德国总理梅克尔。北京当局在稍早已经警告德国政府不要接见达赖喇嘛。但德国仍然宣布,总理梅克尔决定与达赖喇嘛会面。
这位流亡政府高层人士又说,在十月转往加拿大之前,达赖喇嘛会先前往华盛顿,接受美国国会颁发代表最高非军人荣誉奖章之一的国会金质奖章,并与参、众两院国会议员进行晤谈。
达赖喇嘛与世无争的性格,和他阐扬宗教和谐以及普世慈悲的精神,获得全球无数人士赞扬。一九八九年他以追求西藏自由、反对暴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美国国会金质奖章原旨在奖励战场上的勇士,现在也颁发给在人道工作上有杰出表现的人士,曾经颁发给已故教宗保禄二世、德蕾莎修女以及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
【大纪元9月20日讯】一群底层人前仆后继,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填补家用,维持生存。但另一群更无力的人却成为难题,这群人就是留守在家的婴儿、儿童、少年。过去我们曾经关注过这一问题,比如“隔代教育”、“民工子女学校”、“借读费”等。我自己也经历了帮别人照顾留守孩子的太多事情,从小到大,在我家长期吃住、照看的民工孩子不下十人。前年带了一个,去年带了一个,今年又带一个。大者15岁,小者只有一岁多,不一而足。这类事情,在中国农村广泛存在,只要有人外出打工,孩子就必然成为务工的负担。一个压力沉重的家庭,倘若在工作地点必须拿出一个劳力来照顾孩子,那么另一个人就必须养活包括自己在内的四个人或四个以上的人。其直接后果,就是一旦主要劳力垮掉,全家跟着全部垮掉,因此民工返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包括留守孩子的抚养问题。中国农村广泛流传着一句俗语,“家有二老,没有烦恼”,讲的就是利用自己的父母或岳父岳母,将孩子带大。有的家庭做得好一些,隔代教育亦颇成功,而且子女做事干脆,每月固定汇寄款项,不给父母或岳父岳母增加经济负担。但是,也有许多家庭,情况非常恶劣,最严重的不是费用的问题,而是孩子本身的安全问题和成长问题。带孩子有着极大的责任,一旦遭遇事故,如受伤、死亡或者遭受重大疾病,这一系列的事故都极容易导致反目成仇。届时,父母不再是父母,岳父岳母不再是岳父岳母,亲人不再是亲人,朋友不再是朋友,或者仇杀,或者走向法庭,或者一辈子的疙瘩都解不开。为了安全,一切可能的危险都要想到,一切可能的危害都要留意到,虽然不是自己的孩子,却必须比对待自己的孩子还要留心。报纸杂志已经报导过不少,诸如孩子落水被淹死,父母回家后将爷爷奶奶投毒杀害,如此这般的极端事件在有的农村已经成为轰动一时的话题。
另一个话题就是孩子的成长问题。祖辈没有父辈那般具备权威性,孩子在留守期间很难形成自己的独立意识和完整的家庭感受。学校教育的效应微乎其微,各种青少年犯罪问题层出不穷。孩子平时得不到沟通,缺乏真正的体贴关爱,走向孤僻、怪异、冷漠和凶残。孩子辱駡祖辈成为家常便饭,孩子翘课、结伙,迷恋网吧,迷恋游戏,甚至走上不归路,干出非人所干之事,铸成大错。一则新闻报导说,某个长期留守在家的女孩正读大学一年级,父亲回家后因为学费吃紧,该女孩居然说:“你不给学费,那我以后就不养你!”父亲听后大为光火,持刀将其杀害,尸体未做掩埋,直接拖至柴房,案发时尸体已经严重腐败。更多新闻更有子女弑父母的恐怖揭露,扭曲的人格、经济的压力、伦理的丧失,将底层人逼得自相残杀,实在是国家的大不幸。
我手中有一份从湖南省委党校寄来的内部反腐刊物──《清风》。在2007年5月的《清风》上,有篇文章叫《经济发展下的安危》。其中涉及到劳动就业、医疗卫生、教育收费、居民住房、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大国忧患”,全篇所述,不过“民生”而已,读来都已让人心力交瘁,何言其他?正是在这样的国家整体问题陆续爆发的背景下,底层人舍死忘生,流汗流泪,没日没夜地折腾,为的是养活人,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加之在有的农村,计划生育的职能已经严重扭曲,成了“有钱人随便生,没钱人想办法有钱就可以生”的局面。人口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并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素质问题,更是相关官员以之维生、贪权贪利的后果。当计划生育成为一种买卖,人口的增长也就直接带来抚养更多孩子的生计问题。
在贫困的家庭里,为了拖儿带女,“顶梁柱”就必须费尽力气来挣钱,可又苦于无人带孩子,只能带着孩子外出务工,真正的劳力必然减少。收入的微薄,孩子的哭闹,夫妻的矛盾,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的不理解、不宽容、不配合,导致太多暴力事件的发生,整个家庭无论付出多少力气、干多少活路,最终都只能走向衰败。下面,我就举身边的三个例子,全部涉及到我自己的亲人,他们全是建筑民工。
第一位,膝下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刚刚从工厂辞职回家,准备搞建筑;二儿子正在念高中二年级;三儿子只有两岁。全家五口人,真正的劳力只有两个,勉强维持生存。第二位,膝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念小学,小儿子只有一岁多。上面还有岳父岳母,岳父最近眼膜受伤化浓,需要动手术;岳母被摔断了尾锥骨,也需要动手术。全家六口人,真正的劳力只有一个,已经不堪重负。第三位,膝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刚刚从小学辍学,小儿子只有两岁。全家四口人,真正的劳动力只有一个。加之夫妻经常争吵,诸如离婚,诸如钱不够用,诸如工作难做,诸如醺酒、赌博,整天搞得鸡飞狗跳,哭声、喊声、斗声、杀声,什么矛盾都是剧烈爆发──以暴力开始,以暴力结束。这是我一直在帮助的三户家庭,我一直都在极力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就从今天开始,一位新成员就进入了我家,只有一岁多,实在是出于极度的同情。农村留守孩子何去何从?由此可窥一斑。
留守孩子的问题,有很大部分直接反映在教育品质上──在农村人眼里,就是“值不值”的问题。据《清风》透露:
“从2001年到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始终只有70%左右。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人数年年增长,2001年是34万,2003年是52万,2005年是79万,2006年达到91万。2005年,高校毕业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20.3%。目前,‘上大学究竟合不合算’的质疑声在普通民众中越来越多,部分农村地区家长明确表示‘送孩子读大学还不如读完初中就早点出去挣钱’,‘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青年占待业人口比例增高,青少年网瘾群体人群激增。”
但是另一方面呢,高校仍在扩招,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只有114万人,2007年就达到了496万人。与此同时,学校改制、联合办学、计划外招生等都成为乱收费的幌子。我曾于前年编写过几十例“学费杀人”悲剧,其中力陈教育费用的极端压迫,为整个中国的教育收费和教育品质忧心忡忡。这样一个民族,究竟是无意无力地去改变现状,还是故意尽力地去制造愚民,以利于超级稳定的统治局面?
我眼睁睁地看着留守孩子辍学的辍学、打工的打工,吃着“青春饭”,干着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这就是现实的中国农村,那么一大群人要吃饭,要活命,怎么办?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个电话突然打进我的家中:“银波,你八叔在上午10点加板冲床时遭遇工伤,左手三个指头被切断,现在医院里面!”这又是一个民工家庭,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的亲堂妹──曾经在我家带过,后来读完幼儿园就被父母带到厦门读书,所幸今年已经11岁了。前段时间刚刚回过家,给我的印象非常好,这孩子很聪明、很礼貌,又不乏远大志向,长得也非常漂亮。怎料才不过两个月,工伤噩耗就传了过来。倘若在那边没有熟人,这样一个家庭很快就会完蛋,孩子的学费,几个老人的赡养,凭八妈这样一个每个月只有不到1,000元工资的女人能应付过来吗?八叔躺在病床上,有气无力地嘱咐我:“不要跟你爷爷奶奶说我这个事情,千万不要说,怕他们受不了。”堂妹在那边哭得很厉害,我一时无语,只感到底层人的挣扎是这样的可怜。孩子啊,别问我这是什么道理!
如果有一天,我也有了我的孩子──连名字都取好了,子即“杨子昂”,女即“杨子鲜”──,倘若我成为一个肩负着神圣父命的人,那么我绝不允许在我的家庭存在“留守孩子”一说。倘若乱世之中我遭遇不测或陷害,那么我也必须将“父亲”的形象尽力完整地赐予我的后代。我确实是个心硬的人──在很多严重的威胁扑面而来之时──,但我不忍心看到后代的眼泪,不忍心看到他们没有机会得到关怀。我不必溺爱他们,但我必须让他们对这个世界怀有信任和理想,要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种下“责任”和“爱”──因为,毕竟他们今后也将有自己的后代,自己的骨肉。现在,我仍然一如既往,将别人的孩子当作我自己的孩子,不管他们能够理解多少,我都不愿意将这一切当作马虎了事抑或某种交易,我希望从我家中走出去的人,都能够堂堂正正地做人。就象我的第一启蒙老师余樟法在诗里说的那样:
“做好人是做事做人的基础……做一个好人不容易,坏蛋堆里做一个好人尤其难……最难也要尽力尽心做好人,要做就做真正的大好人……做一个好人这是我的最低要求,也是我的最高指示至诚忠告,这是我大半辈子经验的结晶,至简至易至高至妙。”
转自《民主论坛》
【大纪元9月20日讯】前段时间,受友人之托,办些有益之事,自重庆前往广东、四川,历时一个月,行程乃是真正的“万里之路”,收获颇丰。其中见闻,形形色色,零零散散,有必要做些记录。离开重庆之时,恰恰是庆祝重庆直辖十周年之后,突然遭遇115年未见之特大暴雨之际。当日到重庆主城区,当晚便突降特大暴雨。雷电交错,声力俱现,持续久长,乃历史罕见。我之所见,只看见街道上一股股潮水涌动,无法下脚,人们慌乱不堪,连雨伞也不见得起用了,路上车辆轮胎被淹没大半。第二晚打开电视,才从新闻中得知此次灾难原来覆盖面如此之大、受重创如此之深。当日报导说:29个区县、354个乡镇街道受灾,受灾人口达500多万人,直接损失20亿元,乃是1892年以来最大降水,其中沙坪坝区降雨量就达到266.6毫米。而雷电也够猛,16个小时之内总共出现了41,672个雷电,平均每分钟打雷40多次。受灾最严重者,当属壁山县,停电、停水、停气、停通信、停交通,路面积水平均达一米五,最高积水达四米,全城被洪水团团围困,城内大水全然腾出城面,导致市场中断,全县成为一座“孤岛”。
各区县受灾不一,长江上游的故乡永川相对缓解,据说金龙镇损失惨重,鱼苗被暴雨冲走的事情时有发生。暴雨持续了近20天,农民的损失最为严重。与暴雨相连的是各种疾病、事故频发,虫灾亦不断:新牌坊“毛毛虫”啃光林道树叶,荣昌秀山发现“军配虫”,“小蠹虫”啃掉巫山巫溪7,000亩华山松,“日本落叶松球蚜”首次出现在巫山,“蜀柏毒蛾”啃掉万州大片柏树林,“蝗虫”袭击大足和永川交界的巴岳山。整个重庆,除180万亩森林发生虫害之外,700多万亩稻区也发生虫害,“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袭击了重庆市内大部分稻区,导致近5,000万公斤的粮食损失。稻谷多是空壳,太多稻谷一颗颗地掉在田里。此种虫害,又是九年未见。一时之间,整个重庆陷于普遍的焦躁、慌乱之中。
乘高速路到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当日,暴雨犹大。平日只须20分钟的车程,居然需要30多分钟。车轮压着深深的水迹匍匐前进,望向窗外,到处都是水流成河。去年是特大干旱,今年是特大暴雨与罕见虫灾,两年持续灾害,真是令人百感交集。打开当日《重庆晚报》,全是灾难资讯,机场大量停飞,重庆火车北站数万人滞留,渣滓洞监狱(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出现大面积坍塌,各地人员伤亡不断。当专车抵达江北机场之时,只见一群又一群人滞留其中,“因天气原因”停飞、推迟的航班达308个,几乎全线瘫痪。我们这班,也是推迟了近两个小时。飞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场时,广州却是晴空万里、酷热难当——以后20天,广州从未下过一滴雨,温度维持在35度左右的干燥气温之中,广州南部地区时常停电,工人经常休假,同时市场物价飞涨,不少人叫苦连连。
会见一群旧日亲朋之时,获悉不少地方问题。其中最大问题当属土地股份制改革后遗症——分红之争。与当地人见面详谈,一一留下记录,得出结论:此乃户籍制度与分红制度的深刻矛盾。从案卷来看,法院枉判,政府无力,基层无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情信号,在法律层面已亦属苍白,无专门立法依据,很值得深究。当农村走向富裕,利益之争便更加白热化,这是一个“长痛不如短痛”的大难题,又是由历史构成,牵扯无数“从前政治”的垢病,涉及一批地方老政治势力,仿似积重难返却又一次又一次回到权力腐败问题本身的深刻矛盾,需要做一番细致的清理和调查取证。这方面我做了一定努力,具体事情我以后再谈。
广州工厂我去过两家,以“朋友”关系在里面体验生活。起初不经意,两三天之后便发现一点问题。几名童工夹杂其中,大者15岁,小者八九岁。有的是专职打工,有的是帮父母做活。其中一位来自重庆江津农村的小男孩,令我印象深刻。“读书苦,读书累,读书还要缴学费,不如参加黑社会”,“学习雷锋好榜样,喜欢泡妞打麻将,有钱就去买子弹,没钱就去抢银行”,这两句话出自14岁辍学男孩之口,似乎颇为“江湖”,却真有那么令人辛酸。一群大工常常取笑于他,诸如“你女朋友怀孕没有”、“又没钱买啤酒喝啦”,在这社会最底层,真让人窒息。小男孩与我相交不错,人颇耿直,谈及个人历史,想当初在学校如何打群架、如何耍女朋友、如何没钱了就偷钱,甚感“没啥子意思,人活着算个屌”。小兄弟家中有两个姐姐,都在广州打工,平均每人月收入不过600元,除开各种开支,能寄回家的,三个人三个月总共不足1,000元。
喧闹而闷热的工厂,一直都存在着老板对员工“大人骂小孩”般的辱駡,也一直都存在着工人与工人之间的激烈争吵。厂门外卖豆浆的老太太总有很好的生意,每当我“办招待”之时,总能看见很多人摸摸兜里又退回去,口里念叨着“还是省点钱,不买了”,听来甚感悲凉。对比几年前的工厂,这样的状况已经好了许多,虽然问题总是有,但毕竟已没有当初严重——我记得那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不唯独是民工的贫困、艰辛、不公,而是更加包括暴力在内,自工厂、治安队到派出所的层层暴力,层出不穷,环环相扣。走出工厂,与一群民工到附近大镇、旁边公园、工厂宿舍交流,颇有一种同气同声的心灵感应。基层组织的那一场粤语电影,虽然让很多外地民工听不懂,但一个个都兴致勃勃——他们的精神空间实在是太过于“空”了。
从外观来看,这里已经建设得越来越好。“南拓”推进,交通畅然,服务业与工业尤其发达,劳动力似乎永远也饱和不了,各种机会和可能都存在着。然而,为什么民工仍然没有什么钱呢?物价高速增加,房租费大大提高,家乡所需开支也与日俱增。一位曾经从我手中借过4,000元的民工,现在看来已经越来越瘦,皮肤越来越黑。此人凭藉一身建筑手艺,过去每天能够获得200元~300元,然而遭遇无数次拖欠工资,工程款层层卡住,不得不停止建筑工作,带着17岁的儿子到广东做些每月工资虽然只有1,200元但却非常“现手”的工作。拖欠工资把民工害苦了,凭劳力赚钱的人们需要的不是一大堆遥远而不确定的钞票,而是几乎就能摸到并能按月一结揣在口袋里的实际的人民币。
在广东,我还有几件事未了。一是探望几位熟悉的老乡、同学、同龄人以及晚辈,其中有些人刚刚从大学毕业,基于一定的社交关系,进入工资不低的职位,颇令我欣慰。有位当年的同桌,据说因为丈夫的军队高职缘故,生活颇佳,本想拜访,却因调查“基层分红”的事情,有些耽搁,很是遗憾。二是拜访一个特殊的女孩。想当年,我与堂弟建设“杨氏小型图书馆”之时,曾通过网路结识了广州一名化名为“何亚婕”的女孩,这是一位非常善良的读者。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何亚婕”与堂弟交情颇深。然则,堂弟今年依旧不顺,放弃了重庆开车,又到贵阳搞建筑,离开贵阳之后又到浙江宁波搞建筑,前段时间又曾到上海务工,后再回宁波。几经辗转,也遇到不少难事。堂弟委托我与“何亚婕”见上一面,以了心愿,然而最终也作罢了。三是解决两宗可能涉及传销的案件,我深深怀疑家乡的两位小兄弟已经在广州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处境。
第一位叫李挺拔,比我小两岁。这个小伙子曾在厦门、北京打工,情况不错,但据他给家里人打电话说,某一日在网上遇上“美女”之后,只身前往广州,事情未成。此后不到两个月时间,李挺拔连续向父母、兄长等亲属借钱,总共8,000元,其理由是“钱用光了”、“钱又用光了”。李挺拔给家里打电话,说他自己正在“天河站”当《南方都市报》发行员,这一点也未能确证。第二位是我亲戚的亲戚,已被明确告之陷于传销之中。近三年,家乡已有数人陷入传销,我的一位学长及其父亲就是用总共两万元现金才从广州某传销组织“保”了出来,受了不少皮肉之苦。两年前,两人曾经找到我,并希望我能为其想点什么办法,我当时只是记录了他们的整个故事经历,从老老实实打工到遭遇欺诈,而后又去被迫欺诈他人,直到承受不住暴力与洗脑,让家里一次次筹钱,才最终获得自由。这个家庭以前是“杀猪匠”家庭,经济条件非常好,想当年乃是全村第一栋楼房的主人,到如今已经破败不堪,入不出敷,实在令人惋惜。
我把手中最重要的事情办妥,已是20天时间,随后乘火车起程到重庆,遭遇车票高峰期,最后托人搞定三张有座票。火车之内,人挤人,人踩人,厕所、过道塞满了人。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居然就睡在厕所旁,每遇有人上厕所,人们就要从他身体上跨过去,看着叫人格外心疼。幸遇火车提速,路线改道,自湖南怀化直穿重庆(而非过去那种绕贵州而行,再到重庆),从重庆东部直接穿到当今重庆总站——沙坪坝火车北站。自重庆下车后,又乘坐夜班火车到四川达州,在达州“军工招待所”休息一宿,又经过四个小时的汽车颠簸,到达目的地: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立山镇。仪陇县是朱德、张思德的故乡,如今仍旧是贫困的农业县。立山镇位于仪陇县最东面,与湖北接壤,人口近四万人。那里有我诸多亲戚、熟知、旧友,我却是首次前来。整个立山镇被山林包围,高山之高不亚于贵州,郁郁葱葱,山路崎岖,但平地里的交通却搞得非常好,人与人之间极易相处,口音带委婉、柔和,不象重庆人那般硬直、直接。
其实,这里已经不再让人们感到陌生。据悉,中石油从去年4月19日开始,经过6,500多米的钻探,在立山镇发现了中国最大的气田:日产气量可达120万立方米以上,且每立方米天然气的含硫量只有30克左右,相当优质。据测,整个气田的储量可能是目前中国最大气田“普光气田”的三倍至四倍!中石油投资六亿元,目前处理天然气600万立方米的大型工厂已经建设成功,位于仪陇县阳通乡二郎庙村。交通也搞得非常好,中石油川中矿区花了1,000多万元,一个月就修通了六合乡到龙岗3井的公路。前段时间,我又看到了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档,档中说:将阳通乡和茶房乡归辖立山镇,其目的就是为了配合中石油的开采计划。立山镇立即就将容颜焕发,一篇普通的纪实报导《四川立山镇发现我国最大气田,当地房价应声飞涨》不胫而走——“随着外来人口的激增和钜资的投入,元帅故乡的经济面貌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云云。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抵达亲戚处之前的一分钟,大雨突然降临,雷电四射——后来得知立山不少地方受到强大雷击,发生了一些事故。当时的雨之大、风之猛,我现在都还记忆犹新,雨“横”着飘,风“喊”着刮,而且久飘、久刮不止。玉米一茬茬地倒下,无人出门。我与随行二人冲进雨中,抵达亲戚屋中时已是全身湿透。屋中只有两位老人,身体单薄,穿着朴素。瓦房很高很凉,周围杂草丛生。雨过天晴后,与亲戚谈及农村状况,得知一些令人悲凉的结果。一位老人已是八十高龄,至今还在务农,穿着半截烂拖鞋,忙这忙那。玉米挂满了屋檐,稻谷堆满了粮仓,家中务农机械不少,然而与其实际生活两相对比,却颇感讽刺:生活用品奇少,太过节俭,房间杂乱,无人清理。如此高龄之人,本应歇下来,加强营养,修养身体,搞好生活,但儿子寄回家的钱统统都节俭下来投入到那些极少利润的庄稼之中。结果是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有粮,无钱,无生活,无健康。老人叹息道:“明年叫我做庄稼我也做不了了,身体不行了。”令人扼腕。
送上一些钱,选购一些生活用品,仿佛是重新安排这两位老人的生活。后与诸多亲人、旧友相聚,走家串户,虽也是充满愉悦,但详情所得,听来都是一半辛酸一半泪。立山镇的年轻人除了学生与毕业回乡的寻业者外,几乎都已外出打工。碰上少许的几个小伙子,凭貌像不过十几岁,却都是“老江湖”,在中国大陆跑得挺宽,干过一些工种。家中尽是“爷爷辈”的老年人,走在街上,整个镇的集市中都能闻到一股苍老之气。由此可以推测,立山镇的消费水准很低。果然,除肉食外,立山的各种生活用品、农具都极便宜,有一间据说是“最高档次”的售衣店,其中衣服最高也不过200元(因不易售出而未作展示)。几元钱、几十元钱在这个镇上都能选购一些实用品,这与重庆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受人之托,要称核桃,核桃竟然只是每斤九元,而在重庆乃是每斤20元,真是叫人大跌眼镜。然而,猪肉、鱼肉、鸡肉、鸭肉的价格相当高,每斤14元左右,卤猪肉每斤25元,这两者又高到让人无法承受。我很为立山镇的百姓担忧,这里的人一个月能够吃上多少顿肉?回想某日在一位亲戚家,杀掉一只“超级肥母鸡”,心中简直惭愧不已,估计仅凭此鸡就是价值百元以上。
立山人的说话办事很是“温柔”,看不见广东人的俐落嚣张,看不见重庆人的耿直义气,属于特别“小殷勤”的类型,不急不慢。但称“立山人”似乎不够水准,我的感受是这里的人没有我们“朱沱人”那般具备强烈的归属感,以“镇”的级别命名人的类型,在这里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从“下街”走到“上街”,路经一栋不起眼的小楼,居然是“立山镇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立山镇党委”的门牌,若不留意,真不知道这里居然是行政机关,或可说廉政,或可说财政堪忧。立山镇派出所也如此,俨然是两家门面造型,搞得非常“朴素”,朴素得让人总觉得不大对劲,或许是职业敏感,总对一切权力充满质疑。我充满好奇地四处打听关于立山镇的林林总总,就象所有研究立山镇的开发价值一样,总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有可能革新。比如甚少有楼房的农村,比如分为“棱上”、“棱下”(即山上、山下)的农业,比如市场物价的调整,这一切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改变。
有一天,我们一行近十人,到素有“立山圣母灵地”之称的“仪陇八景”之一——立山寨游览,很有趣味。此处海拔达793米,是全县116座山峰之冠,传说是大唐薛丁山之妻樊丽花(立山圣母)的修道之地,雄峙高拔,独具一格。登在微风息息的高处,望向曾经以为是高山、如今以为是低坳的整个立山镇,真是心旷神怡。“山净无尘因雪霁,门高不锁任云封”,“闻道立山顶,天空玉桂扶。春深残雪在,地迥一尘无”,获悉这些立山寨名句,更是颇有佛道之慨。里面的菩萨塑雕确实栩栩如生,十八罗汉的各式造型,玉帝、王母、观音、药王、立山圣母的容貌举止,唐僧师徒四人的原型展示,都仿佛是真正的工艺品,令人回味。唯一遗憾的是,下山时突遇一位算命先生,此人每说一句,我就能听出第二句,其所言所思,几乎与背诵无异,那些话全在互联网上可查,诸如“猪虎虎虎”、“当官的命”等,诸如“相貌端端正前缘,早年衣禄自安然。贵人接引鸿运路,夫妇团圆过百年”,诸如“你上辈子是出家人”,不一而足,权当闲谈。
还有一位菩萨,印象也颇深刻。此菩萨头上刻着“你也来了”四个字,让我想起唐三藏法师玄奘翻译的佛教经典《大乘百法明门论》,里面记录着出家人的互相赞叹:“哦,老菩萨,你来了!”“是的,老菩萨,你也来了。”佛门之内,全是如此打招呼。“你也来了”四个字,更让我想到子曰乐队极其深刻的歌曲《你也来了》——
你也来了,大睁着恐惧的眼,抖如筛糠。
你也来了,为了上一世因果,在这里得以报偿。
吾是说好了:桥归桥,路归路,各走各方。
汝是争论过:出污泥不染乎,品格高尚。
却原来是挂羊头卖狗肉,你也男盗女娼。
为何不再三思量?
你认命了吧,走过了奈何桥,奈何又妄想。
你忍住了吧,泥吧莲花本同路,都在桥下。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只不过,只不过是汝矛来剌汝盾,一个尘劳,一个业障。
只不过,只不过是用凸的应付凹的,一块丰碑,一面牌坊。
所以,我说,你说,他说,佛说: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在立山镇,我的足迹涉及四个村:观灯山村、文家岭村、星拱桥村、长胜村,四个村各有逸情。我到现在始终很是羡慕星拱桥村某一位亲戚处,居然安扎在数百米高山之下,左右无人家,山林的葱绿几乎完全掩盖完瓦房。瓦房之下是一条小渠——这些未见识长江之人谓之为“河沟”——,旁边是晚熟的禾苗、芬芳的果树、碧绿的蔬菜。亲戚闲情雅致,又是当地一名村医,与各人交情甚好,此种生活虽然经济一般,却非常淡泊、轻松,又兼自然之乐,确实是一种理想境界。与亲戚谈心,我开玩笑说:“这里可是军事战略要地啊,屏障累累,易攻易防。”亲戚答曰:“我们有猎枪,打霰弹的,防身、打兔都很方便。”大有“一语几关”的修辞手法。果然,往一屋门口仔细观察,真的有一支猎枪朝着门外挺立,俨然有“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之势。
立山镇让我流连忘返。临别前晚,与一帮亲戚、朋友“斗酒”,喝得酩酊大醉,直至深夜12点。凌晨四点,我起床收拾行李,欲乘早班车到离去,不料两位老人比我起得更早,蒸热鸡汤,浓情款款,让我险些掉下眼泪。乘着未明的清风与露珠,搭上前往仪陇县的新政站。汽车路过“朱德纪念馆”,位于马鞍镇琳琅山下,据说此馆最近才重修,占地27,34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597平方米,果然气势磅礴。然则,此类“纪念”,政治工程,劳民伤财,当局竟拨了六亿用于改建。前段时间《星岛日报》亦发出报导:朱德纪念馆拖欠民工600万工钱,县长更是难辞其咎。此已大出我的观览兴致,故只看一眼就回了头,直奔新政站。
自新政转车,到南充汽车站。这个汽车站搞得非常漂亮,内里分门别类,干干净净。不过,我差点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南充乃是全国十大暴力城市之首。论消费水准,南充远不如重庆,然而此地闲人、耍人太多,赌博尤甚,团伙颇多,诸多大案都爆发于此地,如震惊省内外、备受关注的“5·4”案、“5·16”案和“5·18”案,犯罪者连杀数人,号称“南充大屠杀”——网上曾有人发起保卫学生性命、敦促当局及早破案的《关于四川南充大屠杀的紧急声明》,内有“关于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的针对学生的恐怖事件,我们要求政府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保证我们学生的最基本的安全生存权”等呼吁。或是我们之所在是南充市嘉陵区,已属豪华管治之地,非频繁动乱之地,相对来说显得安全些罢了。
汽车经过五个小时高速路,抵达我的家乡永川,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是,这口气没松太久,刚进家门口,三分钟之内我就几乎全线崩溃,那些坏消息不是“接二连三”地听闻,而是“接六连七”地知晓:七舅公去世,五舅公动手术,姻伯婆动手术,四舅肝腹水,奶奶低血压(血压最低为36)输液几日,母亲也是因雨灾受病连续几日输液;此外,家乡遭受雨灾、虫灾,粮食大减产,农业损失惨重。我带着母亲到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做照片、B超检查,检查结果为:子宫肌瘤、右膝骨退行性变。短短一个月之内,如此多的事件剧烈而聚集地爆发,大出意料。幸得父亲在家鼎力相助,操持家里家外,一方面照顾家人,一方面帮人收割稻谷,且自家收获稻谷3,000斤(成本亦不匪,肉价猛涨,人工、机器费用猛增),并拟于进入理文造纸有限公司当剥竹工、建筑工。我突感大悲与讽刺,想我多年底层挣扎,至今竟仍未走出回圈怪圈,不禁泪流满面。
──转自《自由圣火》
【大纪元9月2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申铧采访报导)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刚刚出版的新书《动荡时代:新世界的冒险》中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会成为美国主要的竞争对手,但前提条件是,中国领导人要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允许更多的政治自由。不过,据此书中文版的译者告诉本台,格林斯潘对中国政治的一些评论很有可能在中文版中被删除。17号出版发行的格林斯潘的回忆录《动荡时代:新时代的冒险》在最后一章对世界上主要国家今后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在谈到中国时,格林斯潘说,如果中国继续走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道路,它将肯定会把全球经济带向一个新的繁荣。
他还预测,到2030年时,中国将会成为美国主要的竞争者。但是他说,中国要达致这个发展水平,还存在三大障碍:一是农村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到有工作机会的地方去;二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还在很多领域存在;三是缺乏政治自由。
格林斯潘接着说,从短期来讲,政治自由对市场的运作并不是十分重要,但是政治自由是一个安全阀,公众对社会不公产生的不满可以从中得到发泄。没有这个安全阀,充满不满又没有投票权的人们就会造反。
格林斯潘在书中接着写到,如果中国领导人不继续放弃政治权力,中国经济将会缺乏灵活性,而且不会像美国那样能够顺利挺过911恐怖袭击那样巨大的震动。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是格林斯潘新书中文版的主要翻译者。他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说,他完全同意格林斯潘对中国政治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评论---
夏业良:“我完全赞同,而且我认为他说的时间还太晚了一点 。我觉得不应该到2030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15年之内到来。否则会对中国整个不仅是经济,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会形成障碍。”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志武向本台表示,格林斯潘的观点和他本人的观点十分吻合。他说,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经济势必会受到影响---
陈志武:“政治上如果不继续改革的话,特别是对行政权力,政党权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制约,那样的话,资源配置上会带来越来越多的不公。而且效率会越来越低。换句话说,格林斯潘讲到的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在中国的氛围还很重,这主要指的是政府对土地,资源配置包括宏观调控政策上,虽然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参加的程度还照样非常非常高,资源越来越集中到政府手里的同时,权力又不受到监督的话,最后会酝酿成一些非常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格林斯潘在书中还警告说,中国错误的汇率政策以及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这两项政策对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具有潜在的危险。他说,农民的不满得不到发泄,将会导致造反。夏业良认为,汇率政策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人口流动政策则有赖于制度的变革---
夏业良:“人民币是否可以持续升值?是否可实现自由兑换?这在技术上来讲是不难做到的,在今后几年里,如果中国经济还像今天这种状态的话应该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是劳动力的流动方面,不仅仅是一个许可的问题,还有一个,劳动力随时流动可以明显改善他们的生活状态,城市化才能使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所以这个过程要漫长一点,但是我觉得在根本制度层面上解决了以后,这些问题让它正常地去发展。应该说没有很大的障碍。”
格林斯潘在书中还称赞了中国经济的模式成功仿效了亚洲四小龙的模式。他说,这一模式既简单又有效。
据夏业良透露说,格林斯潘这本新书的中文版目前正在紧张的翻译过程中,预计将于9月底面世。不过他说,格林斯潘有关中国政治方面的评论很有可能会从中文版中删除---
夏业良:“中文版在出的时候,不是我们译者的问题,出版方面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有些内容可能跟原版不是完全一致,我想经济上的评论一般不会被删除,只有政治上的一些评论,如果他们检查的话,因为有专门审查的部门,如果觉得政治上的语言不合适,他们就会删除。”
今年81岁的格林斯潘曾担任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长达18年之久,历经四位总统,2006年退休。他曾是世界经济领域叱吒风云的人物,广受人们的尊重。他将于下星期到香港进行新书的宣传活动。
【大纪元9月20日讯】(希望之声报导) 方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方慧。横河:我是横河,大家好。
方慧: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就本月初台湾新光三越集团和北京华联集团合营北京最大的新光天地百货爆发经营权纠纷一事来聊一聊。
横河: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聊聊事情的经过。合资的台湾方是新光三越百货公司,这家公司在台湾有13家分店,去年的营业额是611亿新台币,同时日本的三越公司有台湾新光三越的44%股份,等于是一个间接投资公司。大陆这方的投资方是号称“前八强”的连锁店龙头──北京华联集团。这两家在2005年10月合资了一个北京新光天地,资本额是人民币7亿5千万元,双方各占一半股权。那么华联董事长吉小安是任董事长,台湾新光三越的吴昕达为总经理。4月在中国开了第一家分店北京新光天地。
在几个星期以前,华联集团董事长吉小安,以新光管理团队涉及“装修工程款贪污”为由,利用自己在国务院的关系,在8月27号找公安闯入新光天地财务部进行封锁,搬走所有厂商的合约和帐册,而且阻止吴昕达回台湾。
事情爆发以后,由于台湾及国际媒体广泛的报导,使得国务院通过国台办介入,主动的疏导双方尽快沟通协商,同时又批评台湾当局有人将这件事情商业纠纷政治化,所以这件事情就越闹越大,最后由于国台办的介入,让这件事情超出商业常规办理,让新光三越的少东家吴昕达回台湾。
现在,新光三越的老董事长吴东升亲自到北京谈判,在国务院的介入下,华联的吉小安低头道歉,双方签下了一个协议书,同意让台籍干部逐步复职,到这时候北京的新光三越天地事件似乎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方慧: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特别邀请“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会长高为邦先生一起参加我们的讨论。
高为邦先生,我们知道您在几年前写的两本有关台商在大陆投资受害的书,书中也写到了您自己在中国大陆投资的亲身经历。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的案子。
高为邦:好的,我的第一本书书名叫《大陆司法迫害台商实录》,这本书有4百多页,主要谈我个人的案件,就是我投资的案件。其余,我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追讨一个公道,但是最后当然也失败,这是第一本书。
第二本书是因为第一本书的出版,导致很多台商跟我接触,大家好些际遇相同,因此就在2003年的7月15号,正式成立了一个社团,叫做“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这是一个在内政部注册的社团。
我把我们的理监事的故事和会员的故事还有一些其他的故事分析,然后归纳出了12个陷阱汇集成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投资中国你必须知道的陷阱》,这本书差不多是在2年前出版。在这本书出版的第2天就有读者投书,认为12个陷阱没办法涵盖,他说他的故事应该是第13个陷阱。12个陷阱也好,13个陷阱也好,当然无法涵盖所有坑杀台商的这些技俩,只不过是一个大概的归纳而已。
方慧:高为邦先生,新光案和您刚才介绍自己的案,有没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高为邦:我这书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结论,当然我有很多结论,其中一个结论就是,合资企业会注定失败,合资企业就是引狼入室。你把你的技术,把你的管理教会了你的合伙人,当他学会了的时候,也是你被踢出团队的时候。
一般的模式是先跟你合资,大部分就是中商不履行合约,中商不履行合约,你就经营陷入困境,你经营陷入困境的时候,他开始找碴。找碴之后,接着就把人关起来,关起来之后,你的东西当然就变成他的,这几乎是一定的模式。
这样的案例很多,我的书里面也写的很多,但是有两个不同的方法:一个是先把你的产业掠夺,你如果还有意见,如果还到处投诉的话,那把你抓起来关起来。另外一个比较更狠一点就是先关人,关你一年半载的,然后你的产业都变成他的。你在监狱里你什么事都屈服了。这是两个不同的情况。
新光这个情况也是很标准的,从一开始合资建厂,厂都建好了。世界的各国的这些名牌,都是冲着新光的声誉而来的,等你一切就绪了,管理层次全部弄好的时候,他找个理由。这次他找理由说工程款涉嫌贪污,就是说可能有贪污的情况。
即使是贪污,假如是个人的行为,你可以把这个个人解职,然后再告他背信,这个你可以做的。没有道理说你把整个团队通通开除,然后取而代之。
因为所有属于公司的重大变更,都要经过董事会,你怎么可以说不经过董事会,就这样派出了两百多个所谓的保安人员,其实就是黑道背景的人,在威胁情况下,顺利的接管,所以这是一个强盗掠夺的行为。他还把总经理从飞机上请下来,请下来的目地就是把你关起来,然后就好谈判,谈判的时候,有罪没罪你在被关的情况下,最后你都会屈服的。
但是他没想到这一次舆论界,台湾的这个报导这么多次报导出来,使他们等于是已经到口的肥肉,现在逼的又吐出来。
吐出来并不表示新光以后就会从此步入坦途,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跟这么一个对手合资,他在那边虎视眈眈要把你吞下去,这次碰到困难,下次下手的时候,他就会更狠更准,到时候也不会有那么多媒体再有兴趣来报导,所以这个是一贯的技俩。
方慧:横河,您认为新光案和高为邦案是个别的现象呢?还是说是台商到大陆投资的一种普遍现象?
横河:根据现在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一类的案子是相当普遍。这一类案子的普遍,我想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投资的道德环境的问题。
上一次我和高为邦一起在新加坡演讲的时候,新加坡还有一个是投资大陆的受害者。她是一个软件公司,当她把软件公司带到中国大陆去以后,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仿造的问题,她自己公司有一个人,在她的公司工作了2个月以后就辞职了,辞职了以后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在他公司开张之前,邀请她到他公司去参观,她才发现这家公司卖的就是她一模一样的软件,连软件内容都没有改,只是把标签改了一下。而且那家新成立的公司跟她原来的公司只差了一个字母,就是一模一样的公司。
而她觉得最让人难过的是什么呢?这个人并不是邀请她参观公司来气她,而是真心诚意的让她来看一看他新开张的公司。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您将面临的是无数的人要盗你的版,这些人是真心诚意的要盗你的版,也真心诚意的不觉得是在侵犯你的利益。这种道德环境你将面临的是每天要打无数的官司,就是说你如果是做软件的话,你被侵权你根本就没有可能去打这个官司。这是第一个,就是投资的道德环境非常差。
很多去投资的公司都不提道德环境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有一些公司它吸引投资者,它说我们这里劳动力价格很低廉,甚至说我们这里靠近劳教所,所以我们有不要钱的劳力,就这个意思,但是却没有人提到我们这里有很好的道德环境。
第二个就是投资的司法环境的问题。从新光三越案和高为邦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大陆,一个问题是司法本身的普遍腐败,高为邦的案子动用了当地的法官,也就是用私人关系调用当地的法官,伪装执法来强迫他的公司开门,然后把他的公司抢劫一空的。
新光三越也是一样,就是直接调动警察,那实际上是双方投资的,根本就不应该调动警察,应该是开董事会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直接调动警察和保安,所以变成了执法机构。
方慧:那个报导他们讲等于是在台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动用了多达两百多名的公安人员直接闯入北京新光天地,然后封了他的财务上的一些资料和他的人员,等于是强迫台籍干部下台,不要在岗位上。
横河:这就是说,你合资对象的中国方面,一般来说,它自己有相当的人脉关系,而且很多人自己就是权力集团的一分子。这样的话,它也任意使用了司法资源,就是它可以把法官调来、把警察调来,就像它是自己家里开的法院一样,它自己可以越权代替执法。
比如说,作为中方的合资方,它有什么权力把整个公司的台籍干部全部都开除,因为这是一个合资企业,并不是有一方可以处理另外一方。所以这样的司法环境对于任何一个投资者来说,在进入之前你必须得三思。很多人认为中国也有法律。事实是,虽然中国制定了法律,但是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就是任意践踏法律。
方慧:当时我们也看到中央以国台办的形式介入以后,这场纠纷的形式也有所缓和,现在也看到好像危机也告一段落。
横河: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政治介入经济的问题。国台办的介入从表面上看对新光三越是有益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一个合资企业的问题,需要中央的行政介入、政治介入,这种作法其实是不正常的。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谈到他去投资,最后他决定不投资在中国大陆,原因是当地的政府告诉他,我们可以给你任何你要的优惠条件。后来他就讲了,如果它可以任意给我法律之外的优惠条件的话,那么它也可以任意的取消这些条件--当它不高兴的时候,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投资环境。
就是说中央可以介入,让它放新光三越一马,但是中央也可以介入,加重处理;或是中央可以这样介入,那么地方上的权力集团也可以这样介入。这说明在中国没有法律,也没有一个正常的投资环境,政治因素太多。
就像当年高为邦说,投资中国大陆的把它分成“三头”,所谓“三头”的意思就是,钱没有到的时候它找你磕头;钱到了以后,你要再办事情,办不成的时候再找它,它就跟你摇头;最后你要是触犯了权势集团的话,它就砍头,这三头。
这个第一头,投资前为什么它找你磕头,是因为当时吸引外资,就是全民引资是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你要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比如说你按中央分配到你这县里有多少指标,你必须完成这个政治任务,那么县委书记和县长看到有投资来的时候,当然要找它磕头,所以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投资本身有它的投资规律。
另外,像新光三越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当然国台办有可能会介入,中央最高层也会介入。那么还有千千万万的小公司,谁来介入?!
方慧:横河,这么多的台商在大陆投资受害,但是外界还普遍认为台商在大陆投资是赚钱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其实也不光是台商,就是很多外商,好像都有这么一种认识,去中国大陆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横河:这个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我记得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在《失去新中国》(Losing the New China)这本书里面也写得很清楚,实际西方的公司在中国大陆赚钱的很少,但是他们因为害怕投资者,特别是股东会质疑他们在中国大陆投资的策略,所以他们会伪造一些经营的假象,这个假象能够向股东交代就可以了。他们是不愿意暴露出他们在中国大陆投资是亏本的事实,这是西方投资公司。
作为台商来说的话,中国人他也要面子,而且很多台商他是收集了亲戚朋友的钱去投资,他不能够一下子让大家知道他已经投资失败了,所以在可能掩盖的情况之下尽量掩盖。再一个,回去以后他们也不敢说,因为他不是完全失败,他不想让他其他的生意受到他讲话的影响,因为中国大陆会威胁他说你讲了以后,你别的生意就完了,所以他不敢讲,这是一种。
再一个是中国大陆除了司法问题,还有宣传问题,大家知道中共中央有个宣传部,各地也有宣传部,宣传部就是管宣传,既然吸引外资就是作为一种政治任务来完成,宣传机构就要卷进去。我记得高为邦在他的书里面就提到这么一回事,就是他当时是河北省台商投资成功的典型。一直到他自己的公司被掠夺完了以后,当地报纸还在宣传他投资多么成功。后来他就打电话去报社,说我都已经被掠夺完了,你怎么还在宣传我的投资成功,而且这些采访都是没有经过我本人的,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法?报社就说了,那是我们的任务,跟你没有关系。
通过这种方式以后吸引到很多外资,很多外资是看到各种成功的报导以后才去的。你想想看,中共当局每年要花多少钱来包装它所需要宣传的东西,他们自己叫做“包装中国”。把它包装以后送给大家,大家看到的是中国花了很多很多钱来做的宣传;而真正那些受害者既没有钱来做这些宣传,也不愿意去把自己失败的经验讲给大家听,这就造成了很多人不停的把钱投到里面去。
方慧:高先生,您前面提到“台商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近几年收集了大量台商投资受害的案例,那么您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些案例中,台商被侵吞、被迫害、被关押的总体情况;另外我们也还想再问您一下,台商有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讨还公道?
高为邦:真正来讲,中国大陆到底关了多少台商,这个我并没有统计数字。但是大概在年初,就有一个台商从中国监狱放出来,他被判8年,关了7年8个月。这个当然也是掠夺过才去把他关起来,而且关在看守所关了二、三年之后,才开始起诉,然后以诈骗把他判刑。他告诉我说,中国这个监狱关了差不多…他在的时候,178个;那个监狱长跟他说我这边不多,福建的两个监狱关了差不多400个。
昨天就有一个上个月才放出来的,判15年,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台商,就是在开放初期,最早就到大陆去,而且是被大陆捧为样板的这么一个台商,他也来找我。他被关了差不多15年,当然也都是掠夺下的牺牲品。
那么你说这是“个案”吗?如果光广东、福建就关那么多,怎么可能是个案呢?这个就是一定的模式。
所以我一再强调,对付台商不是表面上的像新光的、华联集团的吉小安,不是他一个人,是他背后的一个共犯结构;这个共犯结构包括了所有有权力的人,因为掠夺的成果一定是大家都有份的。不然的话,不会说那么多的受害台商没有一个讨回公道的。
有人说到底有多少受害台商?向我们(台湾)政府投诉的案件,目前为止,这么多年来,还不到2,000件。可是国台办在今年4月底的时候,国共论坛的场所他就提出来说,到今年4月底最近的5年,一共有1万966个台商投诉案件,平均一年超过2,000件。
我基本上认为,这个数字是保守的,因为这个数字充其量也不过是向国台办投诉的案件,太多的案件并没有向国台办去投诉。因为国台办本身就是一个协调单位,他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单位;但是向他们这个地方投诉的,就已经高达每年2,000多人。我认为,一年大概这样的台商被掠夺或被侵占的这些案子,大概有1万件。所以你说这怎么可能是一个个案呢?
4年前我写了一本书,叫做《大陆司法迫害台商实录》,我就提出来一个看法,我认为掠夺台商就是中共的国家政策,但是出版商说这样指控好像太武断了,因此就把这个变成一个问号“掠夺台商就是中共的国家政策?”。
但现在你看那么多的案件,我追踪了所有台商的案件,没有一个解决的。我个人的更是荒谬,因为我个人的案件一直投诉到高层,以前的杨斯德、汪道涵到江泽民的老师,通通不能解决。所以我现在非常肯定的认为,掠夺台商就是中国的国家政策。
到目前为止,我是看不出来中共高层有这个诚意来解决问题,你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它没有这个诚意。因为在过去,它一开放,台商就最早进入中国了。其实中国有今天这样的繁荣、这样的外销成绩单,主要就是靠台商的制造业;可是台商制造业登陆中国之后,就陆续发生这种掠夺的情况和权益被侵占,或者人身安全的案例。可是当时中共的一个藉口就说因为没有一个专门的法律来保护台商,所以台商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因此在1994年它就通过了“台湾同胞保护法”,我们台湾当然是认为你既然有这种诚意,所以大家又欢欣的前往“西进”中国,很多的中小企业继续前往。可是你过去的案件不解决,西进的案子又越来越多,很多的案子都非常荒谬,所以大家又提出了投诉,提出了怀疑,对中国政府的诚信开始怀疑。
过了一阵子,中国又说因为“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是个原则性的法,在执行上面有些困难。因为法订的不够完备,所以造成台商持续的被迫害。因此在1999年又公布了一个“台湾同胞保护法实施细则”,它说有了这个实施细则的话,你放心了,你所有的权益我都保护的很好。但是事实上,这又是一个骗局。从1999年又有很多人继续往西进,当然这些案子又继续发生。
国民党2005年连战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国台办就认为又要面对这个问题,要提出另一种解释方式,它的解释方式是说,虽然我们有这个保护法,但是我们要有一个高层次的单位来替台商打抱不平。
因此,它就把原来的国台办经济局下面的一个经济纠纷处,把它提升为“台商投诉协调局”,它说现在你放心了,我们已经把这个层次提高到“台商投诉协调局”,因此台商的权益就会保护了。
就是它一再用这种伎俩来骗台湾同胞,认为你看我现在设投诉局了。就拿我个人的案子来讲,这是一个抢案,一批人跑到我工厂把我工厂设备通通搬走了,在没有任何的条件之下,本来我们的警卫还不肯开门,结果两个真法官跑来,假装来执法,骗我们的警卫把门开开,所有东西都搬走。像这么一个明显的共产党的抢夺行为,它居然可以拖到今天不立案,你说它有什么诚意?我基本上认为根本没有诚意。
所以我认为所有掠夺台商案件为什么都讨不回公道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掠夺你的不是表面上的几个人,是跟它结合在一起的背后的公权力,这样一个共犯结构是没有人和台商能够反应、能够讨回公道的最主要原因。
方慧: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方慧。
横河:我是横河,谢谢大家!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时事经纬》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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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什么要进行文件指纹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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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件指纹验证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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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使用指纹验证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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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5 Check Sums are the same,即MD5检查总和值一致,即告成功。
如果说:MD5 Check Sums are the different,即MD5检查总和值不同,即验证结果失败,所下载的软件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