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维权通讯(2007/03/10-16)

李律师说，“曹东的家人找到我，希望我为他们申诉，我们一直在商讨这个事情，还没有对外界公开。不知道当局怎么知道的，也许是通过窃听的方式知道的，有这种可能性。我知道这个案子很敏感。”

联名信发起人胡佳、签署人艾晓明教授、张鉴康律师、李建强律师10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当局正在营造迎接奥运的氛围，国际舆论的焦点正在对准中国，在这个当口，某些国家机关却实行特务统治，大搞恐怖活动，这是为什么？究竟要给国家带来什么？

杨在新：“今天中午原来的华侨中学，现在改名叫合浦县地区中学高中部了。学校准备发一个通知，要收回我现在住的集资房。这个集资房是95年的时候老师集资建的，学校出一半钱，老师出一半钱，大概3万多一套房。”

以美国国会议员弗兰克斯和兰托斯为首的34名议员近期联名写信说：“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关押以和平方式维护这种权力的陈光诚，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人类尊严的践踏。陈光诚等公民不能表达异议，表现出在中国缺乏其他方面的基本自由。”

今天（10日）上午11点，两位欧洲芬兰记者前往北京高法接待站门外采访民众，闻讯赶来上千访民争相恐后要求接受采访。据目击者表示，因外事警察过来驱赶记者，引发访民不满，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最后大批警察赶来支援，2位记者在访民的保护下，成功摆脱警察的纠缠。

泛蓝联盟四川成员黄晓敏近日在网上发表一篇“再见，软禁！”的文章，表示成都当局自从9月底开始要他每天早晚都要给他们汇报一天的基本情况，至少要打个照面或者是用固定电话给他们报告，以此证明他还在居住地没有离开。如果确要离开成都必须提前两天通告，说明到什么地方、要去多久和哪些人在一起。

除了发起的安盛大队的4百余人，其他3个大队的村民也纷纷加入，1千多人当天从早上10点钟起堵塞交通要道南沙大桥直到晚上7点，自行散去。星期二1百多村民继续到村委会静坐抗议。村民何先生告诉本台---

司机：“去了1百多人，8点多钟去了区政府，大约11点半左右撤的，不给解决明天还有可能去。今天有官员出来接待，政府的意思是研究，给一个月时间研究。这就是拖时，这个令是双阳区决定的，你区领导给解决不就得了，涉及不到这一个月的时间。”

据悉孙玉昆女士是内蒙鄂尔多斯退休中学教师，因医疗纠纷问题常年上访。在北京每周都去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局和国务院信访局和访民交流，并想方设法帮助访民，在各地进京的访民中口碑极佳。是一位令人尊重的维权人士。

为说一句真话“法轮大法好”，四川彭州市蒙阳镇法轮功学员刁修竹，被彭州市不法官员迫害的家破人亡。二零零二年至零三年期间，她被劫持在精神病院被锁在铁床上迫害二百九十多天，直到生命垂危才被放回。

大纪元记者刚刚获悉，周一(10月8日)晚6点，辽宁抚顺市顺城区和新抚区公安局的警察同一时间出动，到三名当地参赛选手家中抓人。碰巧三位选手当时不在家，闻讯后在外躲避，手机不敢打开，现已无法联系上，下落不明。

但是，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叶航表示，地产行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获利最大的部门是不正常的---叶航：“像比较成熟的工业社会，像美国的地产商怎么就没有成为大富豪？倒是高科技的成为大富豪的就比较多。这说明我们国家的经济总体上是比较幼稚。”

胡平：“他们在党内已经很不得势了，写那么多公开信连个公开发表的地方都没有，他们本来就该去争取言论自由，争取出版自由，给自己争取党内的民主和社会的民主，以便使自己能够堂而皇之地集结起自己的力量，散布自己的观点，从而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他们本来该这么做，但他们不。他们还完全赞成强化权力中心，排除异己，党的这种政治上的专制。所以，这点是他们最可笑也最可悲的。”

中国事务网站的负责人伍凡指出，北京花车是帕萨迪纳市市长出面邀请的，撤消若有困难，市议会可能会坚持邀请。他说，为了让他们好下台，人权组织做出平衡的三项建议。他说：“一是邀请达赖喇嘛担任共同大礼官，二是邀请维权律师高智晟和家人参加，三是邀请法轮功的天国乐团参加游行演出。”如果三项都做不到，伍凡说，明年元旦的玫瑰花车游行可能会首次出现抗议的声音。

优昙婆罗花最近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大陆多处开花，见诸包括中共喉舌CCTV2、山西电视台在内的多家媒体报导，民众视其“祥瑞之兆”。不过这种“旷世奇花”的开放却引起中共恐慌。不久前，中共将家中开出优昙婆罗花的沈兆辉绑架并抄家。

方慧：9月30日，中国国内各大网站都转载一条消息说，长春“十一”期间投放250吨中央储备猪肉。横河什么是国家储备的猪肉？这个运行机制是什么呢？对缓解猪肉价格的上涨和猪肉的短缺有什么作用吗？

港府的政制发展绿皮书3个月谘询期于今日届满，行政长官曾荫权也于上午发表新一年的施政报告。有见于此，多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昨日向港府递信请愿，争取2012年双普选。他们并要求港府澄清北京当局有意否决2012双普选的传闻，又促请港府在绿皮书谘询期结束后订出具体方案，再作第二轮谘询。

10月8日星期一在英国国会下议院举行的颁奖仪式上，英国国会社区与地方事务大臣黑兹尔．布莱尔斯女士为首的部份议员、各宗教界领袖，以及印度驻英国大使馆官员等将近150名高级官员出席了颁奖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次仁扎西出席仪式，并代表达赖喇嘛接受了这一荣誉奖。

两年一届的美国纽斯塔国际文学奖是美国本土唯一一个国际性文坛奖项，每届都会邀请近十位著名作家或学者组成评审团。本届该奖项结果近日及揭晓，十名候选人是来自全世界的知名作家，其中包括现居北京的藏族女作家唯色。

目睹共产党日薄西山的败像，面对退党大潮汹涌彭湃的冲击，有些大陆同胞有一种担忧和疑问：“共产党虽然不好，但它要是真的倒台了，中国怎么办？”正因为有这种担忧和疑问，使得他们迟迟迈不出与中共决裂的步伐。

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好处是勿容置疑的。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贸易协议甚至是贸易本身损害了某些人权。美国的两位学者在一本新书中通过实例研究探讨了贸易与人权之间的关系，并且向决策者提出了如何使贸易与人权政策变得更为一致的建议。

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等媒体指出，据北京的目击者透露，九日下午三点多，正当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望京的北京韩国国际学校放学时，看似“脱北者”的四名二十多岁的男女闯进学校。之后，又有三名二十多岁的女子试图进入学校，但被教师阻挡，于是放弃计划，离开了学校。

这三名参赛选手都是德国参赛选手刘姝伽的亲属和朋友。刘姝伽表示，9日早上我收到其中一位参赛选手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警察到家里抓人，我当时在外面，没抓着，我们现在不能在家住，要躲出去。请你帮忙跟新唐人说一声。

一个小时后，刘姝伽又收到另一位参赛选手的电话，对方说，“警察在抓，我不能回家，现在流落街头，在街上打的电话，我电话也被监听了。”这名参赛选手还透露，警察去他家时讯问他的家人，“他是不是经常唱歌？有没有女朋友？”等问题。

刘姝伽北京时间10日中午再次收到第一位参赛选手的电话，对方说，“市公安局领导到我家跟我家人说，出国影响不好，要跟我谈话。我现在还在外面躲着，我不会跟他们谈的。”

据刘姝伽透露，这三名参赛选手中的两位曾于10月4日到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办理赴美签证，被领馆官员以“材料不全，缺少以前比赛的剧照”为由拒签。“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组委会闻讯后立即于6日发传真至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介绍新唐人及其主办的声乐大赛的背景、宗旨及意义，吁请领馆官员能够给予协助，准许三人赴美参赛。

刘姝伽表示，“三人中只有两人曾经去签证，第三个人还在预约当中。三人平时都有护照在身，无需到派出所办理任何申请护照的手续，因此当地派出所不可能知道任何有关他们参赛的事宜。但是就在新唐人再次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联系后没几天，三人同时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见抚顺当局是通过某种渠道预先知道三人参赛的消息后，才布置了统一的抓捕行动。”

刘姝伽还透露，“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的消息在沈阳当地传开后，不少声乐专业人士都表示了参赛的兴趣。

大纪元去电抚顺公安局顺城分局、新抚分区，对方称，“不知道这个事”，“没有这个事”。对方还反问记者，“你们打哪儿知道这个事的？”。

新唐人电视台发言人洪凯莉女士表示，中共为所欲为的抓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新唐人会密切关注此事，尽快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尽全力营救三位参赛艺术家，并帮助所有大陆的参赛选手。我们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美国政府、各界人士关注此事，促使中国大陆的参赛选手能够顺利来到美国参赛。

她说，“中共当局这种做法是非常无耻、也是毫无理性的。作为奥运会的东道主，一味的宣称人权得到改善，但从此事上看，中国的人权状况越来越糟糕，这应该是全世界应该关注的问题。”

洪凯莉表示，这样一个让中国的传统歌唱艺术真正走向世界舞台、让我们华人声乐艺术家一展才华的大好事，在中国大陆却备受打压。从新唐人电视台一开始推出“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中共当局就通过正式红头文件在各级文艺系统通报禁止大陆声乐人才报名参赛，并利用其豢养的喉舌媒体诋毁和诽谤这一全球华人声乐盛会。但是，当看到他们的一切破坏和阻挠都面临徒劳时，中共竟然又一次动用其臭名昭著的公安系统，企图断绝任何大陆选手的参赛可能。

她说，“中共的斗争哲学和残暴本性，与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不能相容，这也是中共不择手段打压新唐人演出和国际大赛的深层原因。面对新唐人对正统艺术的复兴与弘扬，‘党文化’正面临全面崩解的宿命，这是中共感到恐惧的主要原因。中共过去对新唐人及其举办的各种活动所采用的干扰和破坏手段都遭到挫败，相反却帮助扩大了新唐人的影响力。它们这次的骚扰，同样不会得逞，只会反过来帮助宣传声乐大赛。由此再次证明，中共流氓政权每次对正义的打压，最终结果都是弘扬了正义。”
　

总部设在广东的综合性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今年4月在香港上市，持有公司70％股份的26岁的杨惠妍一跃而成中国首富，身价高达160亿美元，把去年的中国首富国美电器老板黄光裕远远甩在后面。杨惠妍同时也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女人。

杨惠妍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其父亲杨国强是碧桂园的创始人和掌门人。几年前他把自己的所有股份转让给杨惠妍，希望“降大任于斯人”。目前杨惠妍是公司董事会成员。

《福布斯》杂志2007年的中国富豪榜上，上榜的40人都为亿万富豪，身价均超过10亿美元，而去年只有15人达到这一水平。上榜富豪的净资产总额从去年的380亿美元增加到了1,200亿美元，增长了3倍多。另外，除了杨惠妍之外，还有十几名房地产商跻身今年的40名富豪榜。

广东的自由撰稿人、商贸方面的专家巩胜利说，房地产商在今年富豪榜上出尽风头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是相吻合的---

巩胜利：“因为现在中国房地产，全国的大中城市以上，2007年平均上升了两倍。这种现象导致房地产商排在前面是不出意外的事情。”

但是，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叶航表示，地产行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获利最大的部门是不正常的---

叶航：“像比较成熟的工业社会，像美国的地产商怎么就没有成为大富豪？倒是高科技的成为大富豪的就比较多。这说明我们国家的经济总体上是比较幼稚。”

房地产商最近几年迅速暴富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在巩胜利看来，中国政府严格的土地政策以及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帮了房地产商很大的忙---

巩胜利：“中国政府有个最严厉的土地政策，结果就让房地产的资产最大地爆增。我再举个例子：山东省省委副书记兼了青岛市的市委书记，他说他搞房地产，政府如果让房地产的价格越高，城市的竞争力就越高，而且城市的财富聚集就越高。

他这个贪官的经历就是，提升当地房地产是城市的政府、党政，有钱人和政府用权力操纵的现象，也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我认为，如果党政退出，中国的房地产可能才走入正常，正常了以后可能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多人进入中国的财富排行榜里面去。”

中国富豪榜的新闻出来后，网上有很多的跟帖，很大一部分都是嘲讽、担忧，甚至辱骂。叶航说，应该客观地来看待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仇富心理---

叶航：“一般的中国老百姓并不是对所有的富有阶层都仇恨。往往都是对靠投机、垄断行为致富的会比较感冒一些。一味地只要有钱就反对，我觉得这种仇富心理危害比较大，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社会现象。但是对非法取得利润的这些行为表示愤恨，我觉得还是有它的合理性。”

世界上很多大富豪同时也是大慈善家。曾经多年位居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和夫人创立的慈善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比尔．盖茨的遗嘱上说，他死后，他的所有资产的98％将捐给慈善基金会。

相比之下，中国的富豪们似乎在慈善事业方面大为逊色。叶航说，这与中国政府的政策息息相关---

叶航：“我觉得中国现阶段慈善事业的管理机制还存在很大的问题。西方国家私人会成立一些基金会，我们国家往往不许私人成立基金会，而是用垄断来给它捐款，大家时常也听到国家办的基金会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实际上是要让富人作为一个事业来做，而不要作为对别人的一种恩惠或者一种负担来做就好。”

《福布斯》曾经做过3次中国富豪慈善榜，但是该杂志在今年取消了慈善榜，原因是中国的富豪在捐赠时方式比较单一，没有长期的、持续的、有创意的捐赠行为，不够主动。可能是在应急的情况下，被动地捐赠。除了制度上的缺陷外，造成这一现实的原因很多。

如果中国的大富豪们能够经常康慨解囊，回馈社会的话，中国也许会增添不少的和谐气氛。

李和平律师9日晚再次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正在去外地办案的途中。他说，“目前头还是昏沉沉的，左耳听力明显变差，有耳膜穿孔症状。但是因为答应别人的维权案件，所以必须得去。”李律师并表示，最近收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很多电话，希望藉此机会向朋友们表示感谢。

对于被殴打的原因，李律师表示，“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可能跟曹东案有一些关系”，他并说，“最近代理了很多敏感案件，可能引起当局的忌恨”。

据明慧网报导，北京法轮功学员曹东在2006年5月21日与来访的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见面时，讲述了自己和妻子及身边熟识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并例述：自己曾在关押期间亲眼看到过他认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摘除，尸体上除了伤痕累累，还有几处器官摘除后的空洞。

会面之后两小时，曹东即遭中共国安特务绑架、劫持到甘肃，被施行洗脑等各种身心摧残。据知情人士透露，当局认为 “在北京对曹东进行打击处理比较敏感”，所以将曹东移至甘肃省安全厅和司法机关。今年2月8日曹东被当局非法判刑5年。

胡佳对大纪元表示，李律师被殴打，跟他介入维权案件，尤其是曹东案、王博案等法轮功案件有关，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跟他一直关心支持高智晟律师有关。

胡佳表示，当局非常痛恨高律师，对接近高律师的人，都会用不同的手段进行限制和威胁。在高律师今年被严控的8月底到9月份这个期间，在有人身自由的朋友里，只有黄燕和李和平律师去过高家，而两位都在9月底先后被绑架殴打，时间相差一周，并且国安系统在手法上都是一样，都是采用绑架蒙头押送秘密地方和用矿泉水瓶砸、电棍击等暴力手段。

他说，“去年2月16日我被国保总队绑架拘禁41天，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和高律师一起参与绝食抗暴的行动，在那个过程中，我切身感受到中共及其控制的黑恶势力是多么的仇恨高律师，那种难以理解的仇恨完全是由它们的恐惧心理造成的。因此他们对所有与高律师接近、帮助高律师的人士都心存恐惧和痛恨。这次同时殴打黄燕和李律师决不是巧合。”

据胡佳介绍，李和平律师是基督徒，为人低调，做事平和忍让，但是因为参与维权案件，经常受到当局的监视、跟踪和警告。尤其作为高智晟律师的好友，去年以来李和平律师曾经数次看望过高律师一家，并因为参与营救高智晟律师，长期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警察、朝阳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骚扰，被将台路片区派出所的警察24小时跟踪监控。

据李律师自述，9月29日下午5点30分，他下班从办公楼里出来，在停车场里，被一群不明身份者用布套住头，塞进一辆无牌轿车里，随后被带到郊外一处地下室中，十几个人轮番对他毒打，打耳光、矿泉水瓶子砸头、脚踹，还有高压电棍的电击，打人者把李律师打得满地乱滚，还继续带着惬意的笑容追打。

在长达六个小时断断续续的殴打下，饱受凌辱毒打的李和平律师一直隐忍着，并且以非仇恨的心态来对待施暴者。最后，这群匪徒向李和平律师通牒：“给你另外一个方案。不能对外讲，你不是不愿意滚吗，那就老老实实地做你的律师，不要掺和一些事情。”

9月30日晨1点，歹徒们将李律师蒙头，开两辆无牌车行驶很长一段时间，扔到北京昌平区扔到小汤山附近的一处野林子里。李律师不得不走了很远才回到公路上，搭车返回市区。回家后，发现曹东案的申诉材料、手机卡、移动硬盘、名片夹、纸质笔记本等都没有了。

李和平律师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现为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兼任联合国欧洲金融投资局(EFIB)法律顾问、联合国工发组织项目协调代表。

李和平律师代理的著名公益案件包括北京著名知识份子杨子立案、陕北省市县三级政府抢夺民营油井案、山东临沂计生案、太石村罢免事件、为晟智律师事务所行政处罚听证会担任听证辩护、浙江民间环保组织《绿色观察》发起人谭凯案、“三班仆人”教派领袖徐双富案、石家庄法轮功学员王博案等

今年3月，在石家庄法轮功学员王博亲人的多次请求下，被王博一家人的不幸遭遇感动，决定接受代理王博案件。3月12日，他和其他五位律师到石家庄中级法院交律师手续。第二天，北京市司法局就到李和平的律师所表示“关注”。3月16日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警察就到律师所施压，说“代理敏感案件要注意影响”。

该案二审于今年4月27日在石家庄中级法院开庭时，李和平等律师就王博案一审适用法律不当、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司法程序错误等，并从宪法至上、信仰自由、维护人权的角度，做了全面的辩护。这是大陆律师首次冲破中共的禁区，从法律层面上系统的、全面的为法轮功受冤者伸张正义。

胡佳表示，我们写这封公开信就是要正告中共当局，正告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各个部门：我们不会漠视这些事情。在你们这么强力的打压下，我们还是有很多人站出来，发出我们的声音，这说明你们所用的那种恐怖和暴力统治的方法是不会得逞的。我们所有人的利益都连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律师被殴打，意味着所有维权者的利益都受到了伤害，我们决不会袖手旁观。

他说，“我们不仅是在为李和平律师呼吁，也是为所有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呼吁，包括遭受当局打压和暴力侵犯的高智晟律师、李方平律师、李劲松律师、滕彪律师、唐荆陵律师、郭艳律师、郭飞雄等。”

胡佳表示，十七大之前，国内情况越来越紧张。一个政党开会，却成了老百姓的炼狱，成了维权者遭难的时候。中国的警察体系、政法体系全都黑社会化了，完全是在用恐怖和暴力压制民间反抗的声音。

他说，“律师本是人权的捍卫者，他们尚且被打，处于极度不安全的状态，那可见普通百姓的命运如何？！我们曝光中共的恶行，也是为了杜绝以后的人不被中共用黑社会手段侵害。”

艾晓明教授表示，李律师因为代理法轮功等敏感案件而遭到殴打。我们的联名信是为了帮助李律师人身安全不再受到威胁，也是为了使李律师所代理的案件的受害人可以得到社会公正，得到公民应享有的各项权益，同时也是为了制止罪恶，制止某些人、某些机关继续行凶。

她说，“中共当局固然是要摧毁李和平律师的尊严并施以肉体的折磨和心理的威胁，但它却不单单是针对李和平律师一个人的。李和平律师，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律师，人权工作者，他们所做的，看起来简直是螳臂挡车，但历史会向他们倾斜，未来将取决于他们的命运，因为他们以绵薄之力，奉献于维护人权的工作。”

艾晓明表示，“他们殴打李律师就像是打我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我不能承受这样的事情，不能坐视这样的事情的发生。面对这样的人道灾难，我们不能继续保持沉默。”

她说，“其实我签名也有巨大的压力，签名就意味着和李律师站在一起，别人也可以对你下黑手。我之所以大声呐喊，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我的担心。我害怕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所以再大的压力我也要签名。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李建强律师表示，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绑架毒打律师，实在是太过分了，已经超越法律的底线。我们感到非常愤怒和心寒。大家都是律师，如果都这么随便就可以绑架殴打，那每个人都没有人身保障了。

他说，“李和平律师业务精湛、文采斐然，是个具有国际影响的知名律师。他理性温和、不事张扬，多年来他凭着自己的勇毅、坚定，不屈的良知为弱势群体做了大量维权案件，赢得了社会广泛的尊重和赞誉。就是这样一名律师，在光天化日下被绑架，在私设的刑房被十几个人审讯、围殴，剥光衣服、让高压电流通过警棍并在打手的调笑中翻滚。这只是李和平律师的屈辱，但不是李律师的耻辱，而是中共当局的耻辱。”

张鉴康律师表示，中共当局连续制造人权惨案，说明这个专制政权已经穷途末路了，它们已经没有任何理性的通过法律程序行事的执政能力。图穷匕见，它们连脸皮都不要了。它们的三部曲就是利诱不行就用威逼，威逼还不行就用暴力。

他说，我们的呼吁信表面上是要求追究有关机关的责任，要求立案侦察，但其实真正的幕后黑手就是中共政权本身，最终的邪恶施暴者就是共产党自己。当局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在十七大之前，把所有异议声音打压下去，用恐惧的手段营造虚假的“和谐”。

他说，“另外，当局强行想驱赶李律师，主要是想割断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之间的联系，这说明当局非常畏惧于民间的群体力量。”

广西维权律师杨在新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广西合浦华侨中学星期二给他发出通知，要他退出现居住的集资套房，他将面临无家可归的境地---

杨在新说，他是82年从事教育工作的，87年广西合浦建立华侨学校后调到华侨中学任教，93年停薪留职作律师。96年他在学校集资分到一套70多平米住房---

杨在新：“集资房我是有权利的，因为我从事教育工作那么多时间，也是在教学过程中所应享有的集资房。虽然我后来辞职了，但这个集资房是在我辞职之前就享有的。现在他们以我不再是学校的老师为由，来逼我退房，是毫无道理，是非法的。”

杨在新说，他在从事律师工作时，曾多次为维权人士提供法律帮助，得罪了当地政府。今年春天，有关部门委托华侨学校保安对他进行暗中跟踪监视---

杨在新：“今年华侨中学王某兼任校长以来，年初就派门卫来盯着我，接着唆使门卫的儿子殴打我，打得我头破血流，砸了我的汽车玻璃两次，现在又出现这样的状况。”

总部设在四川成都的天网人权中心负责人黄琦说，他呼吁国际人权组织关注杨在新目前的处境---

黄琦：“杨在新先生是大陆著名的维权律师，长期以来他为大陆人权状况的改善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包括去年的绝食维权活动等等，他都参加了。因此，他在当地受到中共地方当局的多次迫害，而且也数次被殴打。每次被殴打的照片公布于众以后引起了世人的愤慨。我相信杨在新先生继续进行他的维权工作的话，还会持续不断地遭到各种邪恶势力的打压。”

这封信还说：“尽管美国国会尽了各种努力，中国共产党政权拒绝承认其臭名昭著的践踏人权的事实。特别是北京准备在明年夏天举办2008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当作世界政坛上的一位平等伙伴，除非他们开始履行国际人权义务。”

2006年8月，陈光诚被控“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被判刑4年零3个月。陈光诚是一名盲人维权人士，他因为为那些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被地方政府强制堕胎和绝育的人争取权利而成为政府打击对象。

今天上午11点左右，两位芬兰（一男一女）记者到高法接待站采访上访民众，立即吸引上千访民过来，将记者团团围住，都想把自己的冤屈向外国记者诉说。

一位访民说：“今天在最高法院接待站门外东侧50米处，大批访民向境外记者诉说自己的冤情，记者架起相机拍照，立即遭到警察驱赶，访民情绪也很激动，场面十分混乱，纷纷说上访不解决问题，向外国人说说又不许，我们该怎么办？ ”

11点10分左右，北京右安门派出所警察立即赶到现场，见是外国记者，赶紧呼叫市局外事警察。11点30分左右，市局外事警察赶到。

另一位访民表示，访民指着右安门派出所警察告诉外国记者，他们就是迫害访民的凶手，那些警察感到无地自容。芬兰记者一边采访，一边收访民材料。不一会，就装满整整一箱的控告材料。

在警察与二位记者交涉时，许多闻讯赶来的访民继续往记者手里塞材料，让干涉的警察很无奈。

一位访民说：“记者向警察扬起刚收到的材料说‘你们政府不收，我们收。这违法吗？’”访民也在一边帮腔：“不但不收，还截访抓走访民。”让说流利英语的外事警察无言以对。

外事警察用英语和芬兰记者交涉，让两位记者离开。现场访民非常愤怒，记者被悲愤的情绪感动，也执意不走。后来，警察和访民发生肢体碰撞，2名记者当场抗议。

访民说：“现场悲愤的访民在喊口号，齐喊‘同一样的世界，同一样的梦想，同样的人权，要生存……’什么样的口号都有，最后大批便衣警察赶来，现场秩序几乎失控。”

最后，女外国记者抱着上千份资料要离开，被警察拦截，说她涉及国家机密，不让她上计程车。二位外国记者在访民保护下，成功摆脱警察的纠缠，带着一箱访民的冤情乘计程车离开现场。警察在访民愤怒的目光中，随后立即离开。

据一位访民表示，外国记者的证件和护照被警察扣下，他们乘计程车离去后，现场警察立即呼叫下面警察，似乎要堵截记者。唉，不知他们会不会被带走？

今天是十六届七中全会第二天，离中共十七大开幕还有6天，整个京城都在高度戒备当中。

中共十七大召开在即，多位异见人士被抓捕或遭受当局严密看守。在大陆信仰三民主义的中国泛蓝联盟成员近日也被当局警告。

星期二，本台记者致电黄晓敏，经多次尝试之后电话才接通，他表示---

黄晓敏：“我现在感受到当局最主要还是在网络上和电话上的监控比较严一点。”

黄晓敏：“有呀，就是我必需要向我住宅区的安保人员早晚见个面。”

除了黄晓敏之外，另一位泛蓝联盟湖南长沙成员谢福林原本为了经租户问题打算到北京上访，近日却被公安人员24小时监控，谢福林表示---

谢福林：“昨天是有两个人来找我，因为我清早就和我弟弟到房地局去，门口的保安见到了就立即打电话，昨天中午11点多我们回来的时候，派出所两个警员就到我家来了。主要是了解我们到哪里去，最终的目的就是不让我上北京。”

谢福林：“有这个意思，关键是怕我组织人到北京去抗议，他们说要看我看到27号为止。”

张起：“据我了解好像是有人要求附近的居民报告我出去的行踪，比如说我几点出门，几点回家，就是这种讯息他们也要搜集的。因为我们那些邻居有些是摆小摊的，或是做小生意之类的，如果他们不服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吧！而对我这样的监视可能就要持续到十七大开完。”

中国泛蓝联盟成立于2004年8月，但至今尚未成为中国大陆合法登记的政治社团，中国泛蓝联盟反对共产制度，宣传三民主义，传播台湾经验。中国泛蓝联盟成员超过2千人，同时联盟定期于北京、武汉、重庆、成都集会。

但自从该联盟发言人孙不二在今年5月23号突然被武汉当局带走，至今依然下落不明之后，中国泛蓝联盟的聚会及维权活动也减少许多。

目前，该联盟湖南长沙成员张子霖被当局以“敲诈勒索罪”正式逮捕，河南成员蔡爱民被劳动教养，还有重庆成员熊家湖也被以嫖娼罪而劳动教养。至于中国泛蓝联盟在今年6月份新开通的网站则将服务器置于海外，目前正常运作之中。

佛山顺德区均安镇南沙村村民因不满土地被私卖，9月中开始以各种形式集体抗议。此前镇政府方面答应村民本周一到村里就土地问题给予解释，然而镇长爽约，引起村民不满。

何先生：“我们昨天又行动了，示威游行。我们到桥边，拦了桥，有1千多人。南沙有4个大队，其他3个队也都来了。现在越搞越厉害了。今天我们也去包围了居委会，1百多个人。”

这是村民1个月内第三次堵桥示威。本台曾报导，上个月13日，村民因官员不能就卖地中的问题提出合理解释，首次堵塞南沙大桥，遭官方出动数百警察镇压，众多村民被打伤，包括路经的儿童，数人被抓。

隔日，数百村民到当地派出所要求放人，警方不予理会，愤怒的村民砸坏该所的门。事后先前被抓的数人获释，而另外3人却被以破坏公物罪抓捕。一位妇女告诉记者---

村民：“好多人，几乎所有村民都去封派出所，抗议他们抓人还打小孩。有些村民太愤怒了，砸烂派出所的门。当场没有抓人，之后抓了3个，说他们毁坏公物。”

南沙村委会的干部在接到本台询问时，对相关事件一律否认，称：“没有这些事。”
镇政府方面表示村民的抗议活动造成一定影响，领导正在处理此事，一位干部说---

镇干部：“影响肯定有啦！我们镇的领导现在都在就这个事情开展工作了。”

据了解，近年南沙村近1/3的耕地和鱼塘被征卖给了厂家，至今还有3百亩填平的鱼塘圈占待卖，然而村民对于被征地面积、价钱和赔偿一无所知，1年多来已多次向上级反映，没有任何结果。

直到近期，以土地被卖情况最严重的安盛大队为首，每天都有上百村民在村委会门口静坐或村内游行，要求公开卖地帐目。抗议活动在10月1日黄金周期间一度暂停，本周再度展开，而且规模比先前更大。

吉林长春双阳区1百多名出租车司机星期二上午罢工，并到区政府请愿。其中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司机介绍了罢工的经过---

这名司机还说，罢工是因为个体司机反对被纳入私人公司管理---

司机：“现在双阳区有5、6百台个体的出租车，政府让这些车进入私人公司统一管理。大伙不愿意，因为进入私人公司要交管理费，两级保养，相当贵，一个月3百多块，加上一年管理费4百多。个体现在交的是大费，一个月交310，个体没有管理费，两级保养也很便宜是100。现在还存在黑车，它们一月才交90多块钱（这更不公平）。所以大家不进私人公司，（想）归政府统一管理。”

出租车司机罢驶的情况在各地均有发生。劳工维权人士、湖北的刘飞跃对于长春发生的这起维权事件评论认为---

刘飞跃：“出租车司机他们作为一个低收入群体也是一个弱势群体，之所以一再采取罢工这种激进的方式说明他们的权屡屡受到侵犯，也说他们的生存状况比较差。侵犯他们权益的现象比较多。比较突出的是管理部门和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盘剥出租车司机，当然这体现在很多方面，也说明一些现有的法律，受到权力的干扰，没有得到落实，造成出租车司合法权益受到侵犯。”

2007年8月洛阳上万出租车司机为了出租车的所有权、经营权“两权归一”集体罢工；2006年11月17日，四川省南充市上千名出租车司机不满警方处理一起抢劫出租车事件效率过低而进行罢驶。

2006年7月1日，北京部分出租车司机举行罢驶，抗议当局强行命令加价；2005年8月1日，安徽合肥市6千4百多辆出租车集体罢市，抗议汽油价格上涨，营运成本大幅上升。

3005年3月21日，江苏省太仓市近三百辆出租车罢驶，抗议市政府计划收回经营权，重新拍卖；2001年，甘肃省兰州市约5千名出租车司机不满市政府增加服务收费进行示威，至少20名示威者被公安武警打伤，10人被捕。

【大纪元10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内蒙维权人士孙玉昆女士今天下午1点30分被上海警方以诈骗罪带走。

据大陆维权人士告知：孙玉昆女士是今天10号下午在上海供销大酒店1161房间被公安局以诈骗罪带走的。因联络不到，目前她的情况无人知晓。

记者联系尚在内蒙家中孙玉昆女士女儿董祁表示：听到妈妈被抓的消息感到很意外，特别是这个诈骗罪让她感到一头雾水。

她说：我妈妈这些年维权上访，一直奔波于北京和上海。几天前妈妈说要到上海去，具体做什么她也没说。她担心母亲是不是上什么圈套了让人给陷害了，再就是怀疑是警察控制访民的手段。

她女儿表示：母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身体中安装着人工心脏起搏器，希望当局体体谅，让母亲回家。

据明慧网十月九日报导，刁修竹原是蒙阳镇银河工具厂会计，在修炼法轮功前，虽然没有大病，但小病不断，三天两头得病，家里什么日常药都有，走路几分钟都累，性格急躁，脾气也不好。修炼法轮功后身体一身轻，什么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身体得到了净化，心灵也得到了升华。过去单位的东西经常往家拿，修大法后，以前拿家的东西又拿回去了。有一次厂里淬火，工人没有手套，她知道了这件事后，把自己家的劳保手套贡献出来，厂长要给她钱，她都没有要。在领导眼里是个好职工，在同事眼里是个好同事，街坊邻居都说她好。

正当她沉浸在修炼的幸福中，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彻底改变了刁修竹的人生道路。她被迫天天到蒙阳镇政府开会、学习诬蔑法轮功的报纸，天天到居委会报到，还经常看到、听到法轮功学员被政府不法官员暴打、抄家、罚款。为了阻止到北京上访，政府强行叫每个法轮功学员交保证金，至少一千元，连八十多岁的老人都不放过。不法官员为了弄钱，雇佣社会闲散人员，非法抄法轮功学员的家，暴打，罚款，拿不出钱的，就打欠条。当时的蒙阳镇真是黑云压顶，血雨腥风，迫害使法轮功学员的日子苦不堪言。

刁修竹就想，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学了法轮功，坏人都会变好，还可以袪病，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要镇压？良心不能使她再沉默了，升级的迫害也使她不能无度的忍受了，她决心站出来维护大法、证实大法。于是二零零零十二月三十日，她和同修一起到北京上访，在广元火车站被警察非法抓捕，被非法关押了两天，被蒙阳镇政府和派出所押回当地。她身上有七百多元钱，在广元时被蒙阳镇政府郑宏民（音）没收，没有任何手续。

刁修竹在蒙阳镇政府被非法关押了半个月，不法官员白美春还指使许多人，如张宗俊、郑宏民、张志香、罗世芬、王志勇、周平宽等，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打的遍体鳞伤，文昌平、史良萍夫妇被打的全身紫黑，蒋群华除了被暴打外，还连续九天九夜不准睡觉。他们十一人白天被迫戴手铐，挂上牌子游街，游完了就被强制在十字口站高板凳侮辱人格，就连八个月大的婴儿都不放过，当时下面看的人非常多。

法轮功学员杨先军和曾毅的孩子杨新宇仅有八个月，不法人员迫使曾毅把婴儿背在背上游街、站高板凳示众。不法官员还强迫每个人至少交一万元的罚款，有一名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还被逼离婚，因为拿不出钱，家属都会被关、被打。不法官员还把法轮功学员杨先军没修炼的父亲都关起来，打的睡觉都只能趴着睡。

刁修竹当时被罚款一万四千元，不法官员白美春、乔立君、黄仁松、缪世昌等天天追着要她给家里人打电话要钱，副镇长张宗俊对她说：“刁修竹，你家里明天不把钱拿来，把你脱了打。”就这样，刁修竹丈夫承受不了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与她离婚了，十二岁的儿子随他父亲。她所在的单位也承受着很大压力。她上班后，居委会就一直对她跟踪、监控，晚上还在她家必经之路蹲坑到天亮。

二零零一年九月的一个晚上，刁修竹讲真相时，被当地派出所警察肖某某、邓某某、书记郑贵华、白美春等绑架到彭州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在非法关押期间，被强迫做奴工产品，粘纸盒等，一个月后，被当地派出所肖警官、付晋等接回又送到当地政府关押。刁修竹绝食四天后放回。在这之后，刁修竹又多次被政府不法官员郑贵华、乔立君、周平宽等骚扰。

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日，不法官员乔立君与另一位派出所的警察说要她到政府去谈话，几分钟就回来，被刁修竹当面揭穿他们的谎言。最后恶徒们恼羞成怒，叫来了以恶党书记郑贵华为首的伙同派出所的恶警共十多人，当时她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被吓得不知说什么好，最后派出所的恶警付晋超以暴力将刁修竹拖出门，她母亲说，你们不要抓她，恶党书记郑贵华恶狠狠的说：“你再闹，把你也关起来，你以为你年龄大就不敢关你呀。”她老母亲当时又气，又怕，脚都软了，嘴也抖起来了。

刁修竹被非法关押在彭州市看守所。为了反迫害，刁修竹绝食绝水，然后被送到彭州市精神病院继续迫害，她绝食绝水三百零三天，被铁链子锁在精神病院的铁床上二百九十多天，房间整天锁着，晚上外面还有大狼狗看着，还有恶人保安拿着警棍通宵在外面守着。

在精神病院非法关押期间，因为绝食，她的血管已经看不见了，每天都要用针扎二、三十次才能扎进去，输完后感到无力，头痛、想呕吐。后来因为输液已经输不进去了，就强行灌食。开始是插鼻管，插上一个星期都不取下，后来管子取出都是黑的。刁修竹以前的厂长来看她，看到她之后，喊一声小刁，就难过得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再后来就用开口器灌食，也是很痛苦的，两手与两脚拉直拴在床上，就已经很痛苦了，还四五个人把她按住，开口器经常把牙撬烂、口腔撬烂，鲜血直流。护士孙丽还用脚在她肚子上踩。有一次，由于她鼻子一碰就塞，不出气，插了几次都插不进去，护士说怎么办？精神病院的院长杨先荣说：“插，插不进去也得插。”最后精神病院的黄金、孙丽等又拿一根又粗又硬的管子从口腔插，也没有插进去。

刁修竹的母亲，一个人在家孤零零的，一只手还残废，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天冷了，她母亲想起刁修竹在往年的每天早上都要给她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到床前，老人想起女儿正在受到邪恶的迫害，天天都在伤心落泪，担心、害怕、吃不下，睡不好，心力交瘁，一下病倒了。老人深知共产党的邪恶，因为老人的丈夫以前被打成反革命，经历过抄家等迫害，拿老人的话说，共产党之黑，抄家时，房上的瓦都要揭开看，茅房的茅坑都要搅几转。

刁修竹母亲含冤去世时，非常希望能看女儿一眼。在说不出来话时，别人喊她都没有任何反应的情况下，老母亲都想着她那被邪恶正在迫害的女儿，只要走廊上有走路声，她母亲都要非常吃力的看一看门口，是否是她日夜思念的女儿，老人就这样在期盼、等待、失望、遗憾中离开了人世。那时她的女儿刁修竹还在精神病院被关着，已经五个多月了，母亲去世也没有人告诉她。在她母亲出葬那天，街上围观的老百姓很多都落泪了。

后来，单位职工要求让厂长把刁修竹保回来，可是邪党政府要厂长交几万块钱。最后恶人看她实在不行了，怕担责任，在二零零三年五月三十日就叫她姐把她接回去。在精神病院，政府恶人刘正芳还逼她姐交了一千元钱。后来厂长迫于经济和政府的压力，也另找人顶替了她的工作。刁修竹在被迫害期间，被邪恶政府罚款一万七千七百元，她母亲被罚一千元。

此后，恶党政府不法官员缪世昌和居委会的人还上门干扰。刁修竹回家后一个多月，身体还没有恢复，至今仍被迫流离失所。

在中国，左派和右派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十分清楚。台湾中央社星期一的一篇报导指出，最近双方争论的焦点包括：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实质上是一年前开始的对中国改革方向大辩论的延续。

文章引述香港媒体的报导说，被视为右派的北京大学法律教授贺卫方表示，左派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理性作论证，对右派没有杀伤力，但因为中南海对左派比较顾忌，因此在理论界有一些影响力。

而经济学者仲大军则认为，左、右两派实际上都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对当前政策没有影响力。旅居美国的原中国政府官员方觉，也持有和仲大军类似的观点---

方觉：“外界所注意的交锋实际上不发生在中国的政治层内，更不发生在中国的领导层内，它主要是发生在中国的知识界和一部分前共产党的领导官员的小圈子里面。所以我觉得在知识界发生的左派和右派的争论不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因为目前中共领导层和知识界的关系是非常松弛的。知识界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和中国决策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近来，在北京出版的，由一些新闻界退休高官主办的杂志《炎黄春秋》经常发表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在中共理论界引起很大争议。

中国左派代表性人物，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张勤德，被外界视为中共内部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海外媒体表示，必须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否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假的。

他还表示，中共党内右派多数是大富翁，有一定社会基础，又有外国势力撑腰，在海外被看成是改革派、开明派。而中共党内左派人数虽少，但却代表了老百姓的利益。

美国中文争论杂志《北京之春》总编辑胡平分析说，实际上中国的这些左派和右派，都不能代表中国老百姓的利益---

胡平：“左派和右派跟西方所定义的完全不一样，目前中国比较活跃的左派和右派的共同特点是对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持反对态度，跟我们所说的民主和专制的对立又不一样，但是民间也有一些人对现在的贫富差距，对市场化的改革有很多看法，但他们共同的就是很支持自由民主，反对专制。”

胡平表示，中共理论界的左派近年来不被中共最高层接受，甚至受到打压，而他们仍然坚持集权专政的思想，显示出中国现实政治的荒诞性。

方觉则表示，中国最需要的是政治民主化，否则中国社会发展将遇到极大障碍。他认为，决定中共十七大政策走向的，并不是这些左派或右派的理论界人士。

中国经济学者仲大军也对海外媒体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改革，中国未来应该允许公民通过投票和选举表达民意，由民意决定国家的政策方向。

帕萨迪纳市玫瑰花车委员会星期一宣布入围的7名玫瑰公主名单。玫瑰花车委员会主席基迪刚说完下周公布哪位美少女当选玫瑰皇后，场边突然响起视觉艺术家协会会长刘雅雅的喊叫：“基迪先生，你说要对我们的信函做出回应的！”

刘雅雅被警卫带出场外，基迪也面无表情地离开讲台走入室内。刘雅雅说，各人权组织致函花车委员会已经两个月，但是没有回音。

同时，玫瑰花车委员会门外还站立了一群人权组织的抗议者，他们举着五个手铐串成奥运环的海报，散发封面是一辆坦克花车的帕萨迪纳周刊，还有人现场演出活摘器官的街头剧。此外，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帕萨迪纳市主席布朗、缅甸民运人士、国际特赦组织等代表都到场关切中国人权状况。

加州理工学院法轮功俱乐部的李建中说：“今天很多人权团体都来传播一个信息：把一个违反人权、违反奥运精神的北京奥运花车加入玫瑰花车游行，只能给玫瑰花车游行历史写上耻辱的篇章，给帕萨迪纳市民带来的只能是耻辱。”

记者无国界组织代表法官山中誉志说：“帕萨迪纳市的人际关系委员会已经强烈地向帕萨迪纳市议会提出建议，要求改善中国人权以及开放新闻自由。但是我们担心市议会不会及时处理，市议会可能拖到12月才有动作，而花车在1月1日就要游行。”

据洛杉矶时报报导，花车委员会主席基迪在同意北京奥运花车参加之前已经做过考虑，他们了解中国有人权问题，但仍认为北京花车符合明年游行的主题。他认为，这是奥运花车，不是代表中国的花车。

帕萨迪纳市市长柏嘉德也说，没想到帕萨迪纳市成为世界辩论的中心点。

北京奥运花车的赞助者之一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张素久则认为，若要中国改善人权，应要让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如果逼迫中国关闭，情况只会更坏。

帕萨迪纳市每年1月1日都举办玫瑰花车游行庆祝新年来临。帕萨迪纳市可能在10月15日市议会讨论花车议题。

根据佛经记载，优昙婆罗花三千年才一现，乃天花也，世间无此花。当此花出现时，代表着转轮圣王出现在世间，而看到此花的人也会有好运。

分析人士认为，优昙婆罗花处处开放，连一贯宣扬无神论的官方媒体也无法再回避，同时中共又打压此花的主人，这表明了中共对佛经中所述优昙婆罗花的无奈和默认，也证明中共无神论的信仰已经崩解。中共对此充满了恐惧。

据明慧网报导，优昙婆罗花在中国大陆开放引发中共恐惧，当局因害怕更多的民众知道优昙婆罗花开花的讯息，竟将家中报箱开出神奇小白花的吉林省德惠市沈兆辉绑架抄家。

据报导，吉林省德惠市法轮功修炼者沈兆辉，8月16日在自家屋外蓝色的报箱上发现优昙婆罗花，共有十九朵，高约一厘米，茎细如发丝，花苞形状如米粒，小而洁白，含苞待放，纤细美丽。消息传开，邻居和朋友们纷纷前去观赏，无不啧啧称奇。

报导说，沈兆辉却因报箱上开出了优昙婆罗花，惹来了抄家之祸。德惠市光明派出所两个警察在沈家无人的情况下，私闯民宅，从大墙跳入私自入室抄家，抄走开有“优昙婆罗花”的报箱，并随后绑架了沈兆辉。目前，沈兆辉被非法关押在德惠市拘留所。沈的女儿不得不暂时投靠其他亲属。

中共绑架花主人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了解详情的民众气愤的表示，家中开出了旷世奇花，何罪之有？为什么一小簇白色小花，就让中共如此惧怕。

大纪元专栏作家张杰连对此表示，中共对这簇白色小花的恐惧，以及因此绑架花主人，正说明此花正是佛经中所说的优昙婆罗；否则如果是草蛉虫卵或者真菌类的东西，中共何必如此如临大敌。

他还指出，中共的恐惧也无济于事，处处盛开的奇花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再也无法封锁。

优昙婆罗花在中国大陆此起彼伏地开放，使得官方媒体也无法回避。不仅中共喉舌CCTV2、山西电视台相继报导此花盛开的画面，还引用佛经对优昙婆罗花的论述。各地网站和报纸对此花的报导更多。

不久前中共喉舌CCTV2第1时间新闻报导了优昙婆罗花。报导说，有听说花开在悬崖边，却没听说过玻璃也能长出花的。但山东的王先生家的玻璃竟长出六十几多朵小白花，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王先生觉得很奇怪，“花应该经过土壤接受营养，玻璃上没有生长的根源竟也能长出花。”

报导中还说，王先生查了查网上说，这花有可能是三千年开一次的优昙婆罗花，传说是仙界极品，代表祥瑞之气、福气的象征，现在的王先生都舍不得擦玻璃呢。

9月21日山西公共频道也报导了优昙波罗花盛开的消息。9月20日高平市的郜文贤家发生了一件新鲜事，他家的玻璃上竟然长出花来了，村里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件稀罕事。报导中说，邵文贤在家里开窗户的时候偶然发现窗户玻璃上有一簇奇异的小花，此花花茎细如金丝，还没有一根头发丝粗，长度大约有1公分，冠状似金钟，呈白色，共27朵。

玻璃上开出了花，大家都很惊奇，通过上网查找，郜文贤发现网上有这种花的相关介绍，它叫优昙婆罗花，据说三千年才开一次，因为这种花青白无俗艳，素来被称为佛家花，被人们视为是花中极品。

针对优昙婆罗花频频上了官方媒体报导，有分析人士认为，几十年来中共用无神论教育民众，如今中共所控制的媒体罕见的报导佛经所记载的优昙婆罗花，还引述佛经中的论述，这意味着中共“默认了”，也就是“承认了这小白花就是是佛教中传说的优昙婆罗花”。那么也就是说，被中共宣传为子虚乌有的东西却出现了，代表中共自身对无神论的信仰已经在崩解。

根据佛经记载，优昙婆罗花三千年才一现，乃天花也，世间无此花。当此花出现时，代表着转轮圣王出现在世间，而看到此花的人也会有好运。早在2005年甚至更早之前韩国多处寺院就出现优昙婆罗花，随后这种奇花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马拉西亚、新加坡、澳洲、美国等世界各地处处绽放，其中也包括世界金融中心纽约，纽约上州一处居所10月7日出现18朵优昙婆罗花。

世界各地民众看到三千年才开花的优昙婆罗花后，都表示很幸运，很有福气。

方慧：每到“十一”放长假，一放7天称为“黄金周”。到处是人山人海，但今年的天安门广场上除了能看到人还能看到狗。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北京当局动用大批警力在天安门戒备，有过百辆的警车包围广场周围，每个路口都有警察及警犬驻守，遇到有怀疑的人士就要搜查，广场一带每隔2、3米就有1名警察站岗，据说今年的保安是历年来最严厉的，横河您认为这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横河：我想今年的十七大，因为是定在10月15日开。今年的十七大和以往换届选举最大的区别是以往的换届选举他都有一些可以预测的，今年却是两大势力斗的非常厉害的一年，这在中共和平时期的历史上并不是很多见，像这种势均力敌。因为毛泽东时期他是绝对的优势，邓小平时期他也基本上是绝对优势，所以没有真正的这么激烈的斗。邓小平以后就变成没有真正的强人时代。胡锦涛上台5年以后，仍然在为巩固他自己的权力斗争，和5年前就下台的江的上海帮系统还在斗。我想他们是不能够再经受的起社会上的任何动荡或社会上的反对和发出不同的声音。为什么天安门广场要戒备的这么森严，我想跟十七大是有关系的。

方慧：据说今年的广场到晚上9点就息灯清场，听起来也满新鲜的，这百姓过节不正好表现社会的安定团结吗？

横河：我想作为中共来说的话，它当然愿意表现出它的安定团结来，或者是稳定或者是和谐怎么叫都可以。但是事实上，因为这几年社会确实是很不安定，特别是在改革开放20年以后，贫富差别还有官民的冲突，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北京不出事情它宁愿把这个关闭。

就像前不久，大家记得我们上次讨论的时候，把互联网的交互性网站全部关闭，你说交互性网站就是平常让网民能够和发布新闻的可以互相对话，可以发表一些意见而已，就是网民可以发表意见的地方。它为了所谓的安定起见，不惜把这个交互网站全部统统关闭掉，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做法。这种做法，我相信是任何有一点信心的政党他是不会这么做的。就跟天安门广场晚上9点以后关闭一样，就是它已经不能够信任任何人在天安门广场在晚上9点以后去，深怕有人会做出一些特别的举动来。

比如说，大家记得前几天就有一个人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据说还是一个香港的报社记者，散发的传单是关于上访的情况，可想而知这个社会矛盾的尖锐的程度，可能随时有人到天安门广场去做出一些举动来。这些举动相对来说他是不伤害他人的，只是一种呼吁的形式、引起人们注意的一种形式。但是就是这一点我想当政者也是承受不起，所以才要在晚上把它关闭掉，因为晚上更难控制一些。

横河：我以前也是对国家储备猪肉这一点非常搞不清楚。从今年6、7月份开始，中国出现了一种猪的蓝耳病，造成猪大量的死亡，是猪瘟的一种，所以后来猪肉价格上涨。在6月份的时候商务部就出来说，商务部有国家储备的猪肉，准备把国家储备的猪肉投放市场，来抑制猪肉的价格上涨，来补充市场的不足。

很多人就问了，只知道有储备油、储备燃料，或储备这个商品，从来没听说过储备肉的，肉怎么储备？政府当时就做了个回答说，这是政府为了应对突发性的灾情疫情而准备的猪肉，是以流动的形式存在的。

所谓“流动形式”就是，国家在各个省设立的养猪场，那么平常这个养殖基地正常营运，一旦国家有需要，就按分配额拿出活猪来屠宰，把猪肉投放市场来满足市场的需要，这就是商务部的公开回答。

但是商务部在具体解释里谈到了他的储备有两种：一种是活猪的储备，一种是冻猪肉的储备，现在强调的是活猪的储备。所以就有很多人去采访了各地的国家储备基地，发现他实际上是养猪，4个月为一个周期，养4个月再养第二批4个月，就这么养下去。他那个猪场条件比较好，就是说符合一定的卫生要求和质量的要求，和人员的要求，达到这个要求就可以生产国家储备肉。

所以我就觉得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他周期只有4个月。这不像石油埋在地底下你不动它没关系，猪你不杀它就长老了，最后也死了，所以不大可能去长期的储备活猪。

所谓“活猪”，他也承认是4个月轮一次，那么轮完以后它就存在这一个问题了，轮完以后这个猪一定是要杀掉的，杀掉以后这个猪肉一定是进入市场的猪肉循环，也就是说储备和没储备是一回事，只不过是国家多养一些猪而已，谈不上是储备。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定进入市场，不可能把这些冻猪肉全都长期的冻起来。

为什么？因为猪肉的储备存在几个问题：一个是要有冻箱，要有大量的冷冻库，建冷冻库成本非常高，建了冷冻库因为是要在摄氏负20度储存，要用电，要耗能源，储备时间越长成本越高。他的成本是随着时间一直上去的，不是说投资一次就能解决问题的。所以不可能国家去长期储备每4个月轮一次多出来的猪肉，这个猪肉实际上平时仍然在投放市场，仍然在这个市场上循环的，并没有说多出一点猪肉来。

方慧：有没有可能是把那个冷冻的猪从冷冻库拿出来卖，然后把新杀的猪再放进冷冻库去储存呢？

横河：那这个储存就是跟你养猪是一样的，你平常养猪不也一样吗？所以谈不上这是一种储存方式，况且他这一次说的是活猪肉。

横河：对，就是这一个意思。另外，这里还有一些问题。他说的储存的活猪来弥补由于猪瘟造成的猪肉紧张。难道他储存的活猪就能够防疫这些病吗？这些病流行起来的话，可不管你是国家储备的，还是中央储备的，还是省储备的，它一样是猪，是猪就要得这个病。

那么也许说这些猪有比较好的防疫条件，有比较好的卫生条件。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有防疫条件，有卫生条件的话，就可以预防猪蓝耳病的，我们假设的话。既然可以预防，为什么不花点钱去推广这种预防方法？你要知道，养这么多猪，一定比推广这种防疫的方法要贵得多，如果防疫的方法能够推广起来的话，一定成本要低的多，而且还可以在更大范围一劳永逸。显然这也是一个问题，商务部没有解释，当然也没有人去问，这是我觉得第二个这里面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国家宣布这次投放猪肉，国家储备猪是在22个城市。你想全国的有多少个城市，22个城市的投放对全国的猪肉供应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因为你只投22个城市。比如说江苏省你只投一个南京市，我们现在全国有31个省市自治区，也就是说一个省还摊不到一个城市。你想一个省就有一个城市，即使把这个城市的人都投放饱了，也解决不了全省吃猪肉的问题。所以它最多投放的城市一定是大城市，只是给原来就很富裕的地方，再加一点点东西而已，而对绝大部分的地方甚至是贫穷的地方，它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

我们就以刚才讲的长春为例。长春这个量我们算一算有多少？250吨猪肉，一个城市是多少时间投放呢？它是从9月30号开始投放市场，到10月9号投放完毕，也就是说一共是10天的时间。长春有多少人口呢？长春的人口是726万。那么250吨猪肉摊给726万人口的话，相当于每人每天是3.4克。

我们刚才从国家储备，中央储备猪肉到储备肉投放市场整个的过程，我个人的看法这是一条假新闻，不是说这个新闻本身是假的，而是它从商务部制定储备猪肉的政策就是骗人的，到这次投放市场整个都是骗人的，就是起一个宣传作用。

我想第一，它是想起稳定人心的作用；第二，就是想告诉大家这是有办法解决的。根据刚才的分析来看的话，我觉得第一，储备本身就有问题。第二，投放市场也没有用。

方慧：但是这种措施作为国家储备的本身想法还是好的，只是实施起来有一些困难。

横河：如果说这事本身想法是好的话，那么也就是说你用不着在事先宣传，因为你这个实施还没有可能性。你想长春每天投放市场的猪肉肯定不止每人30克，你现在投放一次每人3克就是1/10。如果是1/10的话，国家多养了1/10的猪肉，这1/10的猪肉平常就正常在猪肉市场里循环，所以你也是看不出来的。你本身就不存在储备的问题，因为每天要正常的进入市场的，怎么会存在储备的问题？

这就让我想起一件事，就是当年论证三峡工程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三峡工程当时论证的时候很多人反对，说三峡工程是不能上马的，讲了很多很多的理由。支持上马的这方人的观点说什么呢？说三峡工程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防水灾，就是说如果筑了大坝以后，当水大的时候可以蓄水，防止下游发洪水。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发电，说的振振有词的。但是实际上当时有很多人就说，储水和发电这两个是不能共存的。比如说，你要让洪水来的时候能够在上游储水的话，那么你平常的水位就应该很低。这样的话，才有可能从低水位储到高水位。那么平常水位低就不能发电。如果你平常为了发电水储的很高的话，那么来洪水了你根本防不了。

所以这个讲的很漂亮，你不去分析很漂亮的，但实际上实施起来的话，它实际上是…还不管是三峡工程现在实际造成的危害，现在中央也都已经知道了，造成很大的危害。我们就光说它字面上的意思，当时就知道不可行。就像储备猪，比如说长春市现在多养了一次可以提供250吨猪肉的这么多的猪，那么多的猪就相当于给长春市增加了1/10的猪肉。那么4个月以后这个猪杀了，反正要投入市场。

所以你这个储备猪严格的说是什么呢？储备猪是本来就要投入市场的猪，选在特定的时间一次投入。本来是4个月以后要杀的， 3个月的时候还没有长大，那现在在3个半月的时候就杀。因为那个能机动的窗口很窄的，要么是没有长大的；要么是老的，所以只有这段时间可以杀，只是说换一个时间杀，同样的投入市场，因为平常杀也要投入市场的。

方慧：最近著名的维权律师李和平被暴徒劫持后暴打，在9月29日的下午5点左右，李和平在他的办公室里面被数十名身份不明的人士，蒙头强行拉上车之后，被带到郊外的一间地下室被人用电棍毒打，一直到凌晨1点左右被扔到了小汤山荒郊外。

这名李律师被恐吓要求全家离开北京。有很多人指出在奥运前中共当局不能保证律师的人身安全，会在国际上对中共有没有能力举办奥运，是带有疑问的。那么横河，您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看的呢？

横河：我想这是外界一种很客气的说法，就说中共不能保证律师的安全，所以它举办奥运能不能有这个能力？这完全是一种客气的说法。要是让我说的话，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跟中共有关系，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李律师为什么被打？因为我们记得在22号的时候，就是高律师因为写了一封公开信，

横河：高志晟律师因为写了一封公开信给美国的参众两院，他被带走了。而李和平律师在这之前曾经到过高律师家去过，所以有人认为李和平这次被打和高律师发公开信被带走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也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两个律师可以说他们一直替穷人打官司；一直替维权人士打官司。就说真正恨他们的人，要就是中国政府，要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就是党内一些曾经在他们维权官司里面触及到的一些权势集团的利益，所以都是跟中共官员有关的，只有他们才最仇恨李律师和高律师。

李律师和高律师他们同时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高志晟律师是三次为法轮功学员呼吁。这次的公开信上又用了很大的篇幅谈到了法轮功的问题，为什么呢？他说的很清楚，法轮功的问题是中国现在最严重的侵犯人权的问题，所以谈中国人权不可能不谈法轮功。而中国所有的法律也恰恰是在镇压法轮功这个过程当中被破坏掉的。

我们大家知道李和平曾经为石家庄法轮功学员王博一家辩护，有6个律师分别代理王博和王博的父亲和母亲。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无罪辩护。虽然说王博和她的父母都被判了，但是这个6个律师的行动确实震撼了律师界；震撼了中国的法律界；也震撼了世界。

这个就是中共不能容忍的，因为中共是把法轮功的问题看作和它性命攸关的，就是你什么事情都可以惹，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法轮功这个问题你就不能碰。那么他们碰了，这个两个律师都碰了这个禁区。按照一般的破案，就想谁有动机？那谁有动机呢？是中共当局有动机，其他的人都没有动机的。

另外，我认为这一次李和平律师被打完全明显是一个政府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在下午5点多钟还是大白天，在他的办公室附近，又在北京。大家知道北京在十七大之前是非常非常加强戒严的。刚才我们已经谈到在天安门广场，不仅戒严了还带警犬，到9点钟以后还关闭了，连灯都关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大街小巷要纠集几十个人来打架，恐怕立刻就被收拾掉了，北京的警方完全有这个能力，立刻把它收拾掉了。而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绑架了去毒打，竟然没有人发现？那么谁有这个便利条件？只有警方有这个便利条件，大家知道公安部在十七大之前、就在不久前公布了一系列要严打的对象，就是谁是敌人、谁是敌人、谁是敌人，弄了一大串，这一大串的敌人要加强监督的话，那北京市的监督是最严格的了。

公安部是要对北京的治安负责的，因为公安部有一个项目，就是奥运的治安工作，而且还开了一个国际会议。那么在光天化日下，一个律师在北京被这样暴打，另外一个律师在北京被带走了，到现在下落不明。高智晟律师被带走了下落不明，中国官方到现在都没有承认是它们带走了高律师。也就是说一个律师失踪，一个律师被打，这两个都是世界有名的律师。不管怎么说的话，按照中国常规的标准，公安部至少要有人出来说话：说是对于这种破坏社会治安的行为，我们要严打。这是不是破坏社会治安？光天化日之下把人绑架暴打；光天化日之下把一个世界著名的律师给带走不见了，是不是应该追究？是不是公安部或北京市公安局应该出来说：这个事情我们要限期破案。有没有出来说？没有。

如果是换一个人和他们同样有威望的，不要同样有威望，比他们威望差的多的，这个海淀区委书记怎么样？海淀区委书记在办公室门口被人抓起来暴打了，你看公安部会不会出来说，这是一严重的政治事件，我们要限期破案，一定会这么说的对不对！

也就是说公安部不出来说的话，至少它心里有数，很可能是它们自己人干的，如果不是公安部指使的话，公安部也不敢出来宣布，因为它想肯定是我们自己人干的，我得弄清楚是谁干的。这是我们最客气的说法。

要不客气的说法，这就是周永康干的，或者是是政法委干的，就是公安部或政法委干的。因为这两个案子都是大案，这两个人的案子就是中央政法委管的。罗干管的，或者周永康管的。所以它们是要负全部责任的，如果说公安部不破案，那么这就是公安部犯的案。

方慧：李和平律师表示说，在前一天已经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而派出所警官也表示将全力缉查这恶性的绑架案件。

横河：这个事情很正常，第一这件事情肯定不是派出所干的，所以派出所作为地方最低层的执法机构的话，那当然要表示要去破案。这种事情就是一种专门的警察，或者专门的特种人员，或特务干的。这种特务至少应该是北京市公安局这个水平的，或者公安部的，不可能是一个地方派出所能知道的，这种事情它不会是派出所的人去打。

那么可能性最大的是什么呢？可能性最大的是北京的国保总队，如果是公安系统干的话，那么国保系统就是公安部里的特务机构。这个机构这些年势力膨胀的非常利害，主要是对付什么呢？主要是对付法轮功学员，各种信仰团体，政治异见人士，这些都由国保总队来管。

我相信这件事情最终会和国保有关系的，因为没有国保系统的支持，谁也干不成这样的事情，或者就是国保自己出动的，或是国保在暗地里支持这样做。只有这两种可能性。

但实际上我现在想一想这个事情，一个政权要用这个手法来对待异见人士的话，其实是表示它们真的很无能了。它要有一点点别的手段的话，都不应该采取这样的手段，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走投无路了。

我昨天看到一篇东西就是说到一个自由不自由的问题，我相信这些维权律师他们敢于站出来，面对这样的强权，这样不讲理的政权，来维护普通民众的权利，那么实际上这些人他们本身已经自由了。这个自由不是肉体的自由，他们心灵已经自由了，而那些迫害他们的那些人，事实上他们的心灵是关在监狱里面。

方慧：十七大党内高层斗争非常激烈，对维权律师、法轮功学员，以及宗教人士的打压强化，是不是与这个有关，这个是不是与胡温的和谐社会正好矛盾吗？

横河：我想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中共打压民众和打压信仰团体，它有一条线，这一条线是从中央政法委下来的，罗干是政法委书记嘛。这一条线一直到司法机构到公安部这一套人马，包括公安部周永康，这一套人马目前基本上都还在江系人马里面，就江泽民那个系统，上海帮那个系统里面，不排除它们有意制造事端，因为它们现在实际上就是制造人民和中央的矛盾。

当然如果再深一步的考虑的话，它本身还说明中共的本质。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斗争激烈的时候，或者在权力没有稳定的时候，争夺权力的双方它要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表现谁镇压别人的手狠，谁镇压别人心狠手辣，它是比这个东西。没有在斗争很激烈的时候，说我们要放宽一点。

新的天子上台了干什么呢！大赦天下！但中共它不会去大赦天下的，它每当要有事的时候一定要严打。一定要把各种各样它看不惯的人关到监狱里面去或增加死刑。所以一到什么“十一”“五一”或“七一”，反正共产党规定节日的时候，一定要杀一批人。这就是和古今中外都是反着来的，人家都是当有喜事的时候都是放一批人。以前不是生皇太子的时候都要放一批人，天下大赦。

所以它的权力没有稳定的时候，不能对民众和对不同意见的人，或对被共产党认为是敌人的人表示手软，一表示手软你就要下去了。有的人给当局者开脱，就说，他还没控制全局，所以还没力量去做这样的好事。那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作坏事是可以肆无忌惮公开去做，而作好事却要偷偷摸摸去做，作好事是不上台面的，作坏事是可以任意去做的。

所以每个人上台慷慨激昂的说“严打”，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要和不同的团体对话，这个就不行了，这个要你有相当相当的势力了，已经巩固到很大程度了，你才能做一点点这样的事情；而且一做，你就可能有危险。

当年胡耀邦和赵紫阳不就因为在和民众对话方面表现一点点软弱，马上就下台了。就说从表面上看，它是从政法委一个系统，但是从实质上看，这是和共产党的本质有关系的。

在共产党内，在共产党的高层不能讲善良，一定要讲斗的狠，这不是谁在台上不在台上的问题，谁在台上都没有办法。所以我想它这样，不管对中共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它都是要以镇压老百姓作为好事和坏事的结果。都是这样。

它所谓坏事的时候，什么六四纪念日、七二零纪念日，这些事情对中共来说是坏事，每到这个时候它会镇压别人很厉害。

那么“十一”、奥运，这种事情对中共来说应该是好事，它也是要以“十一”或奥运名义，还是要镇压别人。所以对中共来说好事也好坏事也好，倒楣的都是人民。

方慧：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方慧。

十多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昨日由立法会游行前往中环政府总部，向行政长官曾荫权递信，要求政府落实2012年普选行政长官及全体立法会议员。其中6名议员随后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会面十多分钟。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要求林瑞麟将泛民过去有关普选的9次民意调查结果和10月7日“撑2012”排字活动照片，加入在总结政改谘询的报告书中，并递交给北京当局，让其明白港人对普选的诉求。

职工盟李卓人议员要求港府澄清早前报导所称，北京在收到港府提交的报告后会否决2012年双普选。他说：“因为最近有报导说，特区政府上交报告书之后，中央（中共政权）就会立刻回应，否决2012双普选，来减少所谓的争拗，其实就是否决香港人对2012普选的诉求，是完全摧毁了。”李卓人表示非常不满与失望，“觉得中央应该尊重香港人意愿，所以特首方面亦都不应该当他送报告给中央的时候，启动中央的所谓人大决定那时所谓的政改程序来回应，如果有任何方案，应该由香港人自己先去讨论，香港人本身做完谘询了，大家最后一个方案才去启动政改的程序，不应该用绿皮书突然启动了政改的程序，中央一否决，就变成很不尊重香港人的意见。”

他要求港府提交给北京的报告书应该有高度的透明度，香港市民有权知道内容。他说：“我想它（港府）现在没有讲何时启动，它亦不肯回答何时启动，它亦说未决定何时启动。我们觉得如果今次绿皮书总结，应该纯粹是一个报告给中央，这个报告当然亦应该让全香港市民看，中央亦应该尊重在这个报告里面大多数市民所表达的意见，而我们都相信大多数市民希望2012双普选。”

李卓人促请港府在这次谘询结束后订出具体方案，再做第二轮谘询：“曾荫权说如果有共识的话，他就会有个终极的方案，或者是会有个方案出来，正式启动2012的政改。我觉得那个方案出来之后，应该先正式谘询市民，然后才订一个最终的方案，而不应该一出方案就好像没得改了，然后重蹈2005年政改的覆辙，就是一出来就说没得改，令到有些不民主的地方修改不了。我们觉得应该有第二轮谘询的。”

公民党党魁余若薇议员再次批评绿皮书的谘询期太短，是有意淡化市民对谘询的热度，同时市民难以明白有关内容；希望港府有具体方案时，再作第二轮谘询。她说：“它（港府）应该有具体的方案拿出来给市民选择，这样才能给大家有一的较清晰的、具体的讨论，然后再考虑有一个报告给中央。”

对于近日参选立法会补选的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频频和政府高官会面，前线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质问林瑞麟，要求港府澄清，是否会接见所有的候选人，“或者是它很有选择性的，就是亲疏有别，这个它一定要讲，因为这个和整个选举制度有关”。

耆那教研究院表示，研究院方面决定向达赖喇嘛颁发这一荣誉奖，是肯定达赖喇嘛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和推动世界和平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在颁奖仪式上，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次仁扎西宣读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来的电文，达赖喇嘛在电文中对耆那教研究院向他授予这一荣誉奖表示高兴，并对耆那教的和平非暴力理念表示了赞扬，并强调推动人类和平与宗教和谐的重要性。达赖喇嘛在电文中还对近期缅甸的和平示威游行表示了支持，同时指出，为民主、自由而采取和平非暴力的人士应该给予支持。

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次仁扎西向西藏之声表示，不管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如何严词攻击进行污蔑，在世界上肯定和支持达赖喇嘛的和平非暴力理念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全体藏人的骄傲，同时也是西藏问题步入和平解决的一个新希望。

奖项最终由新西兰毛利族女作家 Patricia Grace获得，而唯色星期一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为能够入围而激动---

唯色：“很荣幸的入围了，我自己感觉这是一个令我很开心很激动的消息。我在这次入围位的作家中像他的评语所说，是最年轻也是唯一一个发展中的作家，因为其它作家都是很有成就、享有盛誉的。所以我觉得我的入围应该是一个对我的鼓励，同时也显示这些评委对西藏的关注。”

唯色参赛的代表作是她与伴侣王立雄合作的被译成英文发表的书籍Unlocking Tibet（暂译：解锁西藏），集结了多篇唯色不同时期发表过的作品。唯色说---

唯色：“选用了我的诗歌也有随笔，有一些是在网上发表，一些是在我出版过的书里的。包括在大陆出版最后被禁了我最早一本散文集里的作品。”

唯色曾长期在拉萨担任《西藏文学》杂志的编辑，随着散文集《西藏笔记》在大陆出版被禁，她本人也失去了体制内的工作，而新的作品只能在海外出版。唯色现为自由写作者，居住于北京。她希望用自己的作品令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境内藏人---

唯色：“现在为止我的书在大陆出版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在台湾、香港现在境外出版。主要也是我用中文写作也希望中文读者通过我的写作能够知道西藏。因为现在有很多中文的有关西藏的书，有很多并不能写出西藏真实的现状和西藏人真实的想法。我一直希望通过我的写作做一个记录，一份见证。因为西藏和中国的关系密不可分的现状下，我尤其希望通过我的写作令中文读者能够多点知道西藏人的内心，和西藏的真实情况。”

虽然唯色的书在大陆被禁，当局也不断阻挠她在网上发表文章，然而有心的读者依然可以通过破网工具读到唯色最新的作品。她说---

唯色：“之前再境内开的3、4个博客都被关了，年初我又开了一个服务器在国外的博客，虽然当局不能关但是屏蔽了，境内的读者只能通过代理服务器才能看到。但是现在非常好，我新的博客点击率很高。”

唯色：“目前每周都需要写的关于整个藏地的现状的评述文章。文学上来讲，我目前也有个写作计划，关于我多年来在整个藏地类似于游记也类似于评述，正在写作当中。”

记者：“你早期是写诗到现在写评论性文章，这种转变有没有自己想法的改变在里头？”

唯色：“有的，最早是一些诗歌为主，但是随着我觉得在西藏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下生活，纯粹的那种诗歌写作显得太奢侈了，所以我后来慢慢转向，希望用自己的眼睛多关注西藏的现状。”

从徐先生的文章可以引伸出这样几个问题：何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具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质？当代知识分子面对转型中的社会该做怎样的选择？为什么要苛求知识分子？我愿意谈谈个人的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知识分子”是一个被用滥了的词，对它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一般倾向于把它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我则更愿从主观（理想）与客观（现实）的角度来区分之。

主观方面的定义又可分为两种。①一种认为，知识分子不仅要有知识，而且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谋求公众福利的献身感”，用我国古代的话来说，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此，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赛义德把知识分子描述成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强烈的抗争意识，从不停止对各种社会现象提出疑问”。这种知识分子在近代以十九世纪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群体（十二月党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以及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左拉、雨果等人为代表。②另一种主观角度的理解则认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征是追求真理。如霍夫斯泰德（ Richard Hofstadter ）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 Christopher Lasch ）说知识分子乃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主要德行是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创造能力，他们愿为真理而献身，而不一定要为社会而献身。显然，按照前一种理解，知识分子的职责首先是求善，这样的知识分子必然以人文学科方面的知识分子为主。而后者主要是求真，不问世事的自然科学家也完全可以称为知识分子。

从根本上说，当代对知识分子的争论其实源于这两种理解之间的争论。它突出表现在对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解上。现在的学者几乎都赞同这一立场，但理解却各不相同。一种理解认为它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治学态度，更是一种政治态度，表达了知识分子对专制统治的反抗精神；另一种则把它理解为单纯的治学态度。

我认为，这两种态度各有利弊。前一种态度虽然在道义上令人感动，但效果不一定令人满意。事实上，知识分子好心办坏事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从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俄国和法国知识分子来看，俄国知识分子最后多数走向了民粹主义和激进主义，而法国大革命的残酷及其后的动荡也是世所公认的。本想以天下为己任，结果却陷天下于水火之中，这是救世之心太切的知识分子常见的结局。朱学勤对文人思维的弊病的批评虽然或许有些过分，但确实应该引起重视。正如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所说：“知识分子做下了很多伤害世界的事。对整个世界怀有一种兴趣并对它怀有一种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知识分子经常受到诱惑，企图掌握整个世界，想全面地解释世界，并对世界的各种问题提供普遍的解决办法。没有耐心和出现精神短路是知识分子倾向于提出全面意识形态和屈服于极具诱惑性的全面社会工程威力的一般理由。”

相比之下，后一种知识分子虽然显得有些保守，但却更稳妥。当然，知识分子如果都拒绝道德担当，而仅仅满足于做后一种人的话，社会恐怕也很难有进步。最好的办法是集二者于一身，但这样的知识分子太难得了。所以只好让两种知识分子并存。朱学勤所主张的右派在朝、左派在野，或许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安排，但在目前的中国还远远谈不上。可以说，在目前的中国，两种知识分子都很缺少。大部分知识分子既谈不上道德担当，又谈不上纯粹的学术研究。

客观角度的知识分子定义也可以分为两种。③一种是从其职业身份的角度来定义，即知识分子是从事知识的生产和传承的人。他们可以是文学艺术家、科研工作者、教师、编辑、记者等等，而不论他们本身是否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④另一种定义则更广泛，认为只要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说是知识分子，而不论他们是否从事专门的文化工作。当然，这个“较高文化水平”是一个动态的标准，不同的时代各不相同。在八十年代，人们认为本科毕业生就可以被算做是知识分子了，现在则已经不一定。

这两种定义出于不同的标准。前二者侧重于应然，即知识分子应该怎么样，后二者侧重于实然，即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的。虽然不能以前者来取代后者，但着眼于应然的规范性定义仍然是必要的。如果说“知识分子”本身是一个中性词的话，那么当我们说某某是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时候，这个词就具有一定的价值内涵了。

所以，与其问“什么是知识分子？”不如问“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我们其实用不着把知识分子太理想化。所以我个人倾向于第③种定义。但是，正如任何职业都有其职业道德一样，知识分子也应该有其职业道德。只要一个知识人满足了他的职业道德，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是一名合格的知识分子，就不该再对他苛求什么。那么，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应该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知识分子要对知识、文化负责。这就要求知识分子不仅应具备必要的知识水平，而且要有追求知识的内在热情，而不是不学无术或者只是为了名利而去“搞”学问。知识分子是创造和传承精神财富的人，为此，作为创造者，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探索精神，努力创造出新的精神财富；作为知识的传承者，他们必须传播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而不是人云亦云。所以，要真正对知识、文化负责，就必须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敢于坚持真理。

其次，知识分子要对人类社会负责。这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既然有影响，就应该负起责来。我们不必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知识分子有责是肯定的。所谓“在其位，则谋其政”，知识分子虽然没有直接掌权，但权力的运行其实是离不开他们或明或暗的支持的。所以他们对待权力的态度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个人私事。这里必须注意，知识分子是对人类社会（尤其是弱者）负责，而不是对国家政府，更不是对某个政党负责。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他们代表着“社会的良心”。

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他们的特点就在于他们能够超越他们原来所处的社会阶层的局限性，而为全人类（至少是一国的人民）服务。对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阶级分析法是无效的。如果说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话，那么知识分子不是，他们不管自己原来是属于什么阶级，也不管现在是拿着谁的钱。他们考虑的是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一些永恒的东西。

知识分子由于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所以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但这绝不等于说他们就是毛，只能依附在皮上。古语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这种士已有点像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是，严格说来，中国古代的谋士或食客是不算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因为他们是为主人服务的，缺乏独立性。

传说前苏联艺术家尤金娜有一次收到斯大林送来的20000卢布，因为斯大林非常喜欢她所弹的钢琴曲。于是她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名字）。我将日夜为你祷告，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

如果说前一点要求主要是求真（对文学艺术家来说则是求美）的话，那么后一点要求则是求善。其实这两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矛盾的。只要我们坚持的是人类社会之善，而不是某党某阶级之“善”（其实是利），那么，求真就必然是善的。

当然，知识分子并不是神仙，他们也有个人利益。但他们不能把个人利益置于学术、思想或艺术作品之上。古语云：“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而决不是知识分子用来为个人谋利的工具。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以追求真善美为目的，而利只能是其副产品。知识市场化本身虽无可厚非，尤其是科技成果应该尽快推向市场，但是就像厂家为谋利而生产的产品应该以有益于消费者为前提一样，知识分子创造的产品也应该有益于社会，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个人利益。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歪曲事实或隐瞒自己的观点，制造一些迎合一时的“主流”观点的伪学术，这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会对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从而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
　　
简而言之，作为知识分子，首先应该要有知识，其次必须要有德。如果只有德而无知，当然谈不上是知识分子，但如果只有才而无德，那么他就很可能会故意歪曲自己的观点，制造出一些伪科学、伪学术来，比如说晚年郭沫若之类。这样的御用文人更接近于官，而算不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了。

知识分子所需要的德其实比其他行业的高尚不了多少，决不是说知识分子必须是圣人。但是，由于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领域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那些专制独裁者、做贼心虚者，总会或者威逼或者拉拢知识分子加入他们的阵营、替他们说谎。知识分子如果拒绝，那么自己的生存就将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坚持自己的职业道德就必须成为圣人。否则就很容易沦为帮凶或者失去知识分子的属性。

刘志琴在怀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不是谢幕，是序幕》中提到，南开大学一位历史系教授曾经对他说：李慎之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圣人！我想这并非他一个人的感受。为什么李慎之先生就成了圣人了呢？他所做的也就是坚持了一个思想家的良知而已。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这本来算不了什么。他之所以成为“圣人”，恰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环境之严酷以及俯首投降者之众，这才反衬出其行为之高。

那么，某些人对“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批评是否合理呢？我觉得首先必须澄清其定义。所谓体制内外，我认为其实有两种分法。一种是客观的分法，即只按照知识分子的身份与工作单位来划分：凡在属于国家的党政机关、科研部门、企事业单位工作，拥有体制内的职务职称及待遇的就被视为体制内知识分子，反之则为体制外。另一种分法不是按照知识分子的外在身份，而是按照他们的思想态度来划分：支持现有体制的就是体制内知识分子，反之则为体制外。

我认为后一种意义上的体制内知识分子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不应该笼统地批评前者。

我们不应该否认很多身在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也是坚决主张改革的，也许可以借用一句俗话来说，他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比如说刘军宁、秦晖、朱学勤、钱理群、徐友渔、袁伟时、任剑涛等，包括曾经担任领导职务的李锐、朱厚泽、杜润生、李普等，甚至李慎之也没有完全放弃其体制内的身份。他们的态度或许不如刘晓波、余杰那么鲜明，但所起的作用应该说是在后者之上的。我们决不能抹煞他们的功绩、怀疑他们的人格。破釜沉舟、义无反顾虽然令人敬佩，但忍辱负重、以图将来也不失为一种高尚的选择。

也就是说，体制内与体制外如果仅仅是身份的差别，那就不好说谁对谁错。有些知识分子身在体制外，但心在体制内，只想着哪天被某个领导看中、从此平步青云；至于某些“体制外”的企业家走官商勾结的路线，化公为私、大发横财，那就更不用说了。而身处体制内的人也不乏坚持原则、洁身自好者。

如果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目标是一致的（即都以促进社会进步为目标），仅仅是手段不同的话，我认为都是值得赞许的。问题在于，体制内生存相对来说要容易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自觉选择体制外反抗的知识分子在道义上确实要更胜一筹。不过，道义只是评价问题的一个角度。我们不能只讲动机不问效果，只重意图伦理而不讲责任伦理。比如说，清末有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办法都没有，就只知道一味地主战，别人一提议和就骂别人是卖国贼。这当然是不可取的。

谁对敌人态度最坚决、最激进，谁就最正确，这种思维方法显然是有问题的。有时侯，妥协是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茅于轼先生主张体制外人士与体制内合作，并非没有一定道理。问题在于这种妥协是否以放弃原则为代价。其实，更关键的是要判断现体制是否有与异议人士合作的诚意，即这种合作主要是以维护“稳定”还是以促进改革为目的。

应该承认，现在这个体制比二十年前还是有进步的。在体制内并不是什么好事都干不了。不过，如果认为在体制内就是干实事，而在体制外则只是空谈，那无疑也是不公正的。事实上，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要想真正做点事或说点话都不容易。区别只在于，体制外的人在冒着危险不懈努力，屡败屡战，但效果有限；而体制内的人则只能在体制所允许的范围内尽自己所能，其效果同样有限。

另外，必须承认的是，处在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要坚持原则是很困难的。朱竞在《李慎之印象》中谈到一次他对李慎之的访问，他问：“如果您现在还在工作岗位上并担任领导职务，您能做到‘干净’吗？”李慎之回答说：“不好说”。连李慎之都认为不好说，可见体制对人的束缚与毒害力是多么的大！
　　
尤其要注意的是，说体制内外应该主要按思想态度来划分，这决不是说就没有任何明确的标准。虽然思想态度是主观的东西，但它总会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身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有时难免说几句言不由衷的话，比如说现在一些所谓学术著作的前言，或者一篇论文的开头和结尾，往往都是一些套话，只有中间部分的内容还有点东西。但如果一个人所说的都是新闻报导式的语言或者老是顾左右而言他地回避问题，你能相信这个人心里其实是有正义感的么？正如范美忠在《担当还是逍遥——我们如何面对黑暗》中所言：“一个人不杀生不近女色我们不能相信他一定信佛，但你能相信‘佛在心头坐，酒肉穿肠过’的人吗？”

当然，为了自保，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在面对一些比较尖锐敏感的问题时可以采用一些比较隐晦的语言。但一味地回避，不仅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找不到几句真话，就是在课堂、讲座和会议上都没几句真话，那就说不过去了。知识分子不是不可以退让，以退为进不失为一种策略，但退让应该是有限度的。选择在体制内努力决不能以放弃原则为代价，否则就不叫忍辱负重而是卑躬曲膝、苟且偷生了。正如刘晓波在《诚实地说出常识的良知 ──祭李慎之先生》一文中所指出的：“在某种意义上，‘曲笔隐语式’自由主义叙事很容易沦为伪自由主义；‘避免正面对抗’也是退向无原则驯顺的曲径。”所以，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应该时时反省自己，而不要先想着为自己辩解。

当年汪精卫投靠日本时并不说自己是卖国求荣，而说是走“曲线救国”之路的。按照他的说法，他才真的是“忍辱负重”啦！

懦弱本身并不可耻，但如果不承认自己懦弱，反而还振振有辞，觉得自己才是对的，那就真是无耻了。“知耻近乎勇”，“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龚自珍）。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忏悔真的就这么难么？

据说萨特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当面对黑暗，你没有说不，你就是同谋。”

这样的要求也许太严格了。我个人觉得，当说不的代价太大时，选择沉默也是可以原谅的（虽然不够高尚）。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别人都来当烈士。唯一的要求只能是，不要跟黑暗同流合污。比如说，当面对黑暗时，你可以不说不，但绝对不应该说它是光明。遗憾的是，有很多知识分子连这条底线都没有守住。

应该承认，今天我国的思想文化水平在很多方面是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进步了。九十年代并不是一无是处，只是在精神气质上与八十年代相比有了较大的不同。这不仅与政治环境有关，更与社会环境（尤其是经济环境）有关。从很大程度上说，九十年代以来，不是知识分子影响了民众，而是民众影响了知识分子。当然，这与一开始知识分子被迫选择了沉默有关，后来，则是想影响也难了。于是，很多知识分子索性放弃了努力，争相去谋求自己的名利去了。古语云：“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本来也不算错。但何时才算达？是不是只有到毛泽东、邓小平的地位才算达？独善其身又是什么意思？难道不是洁身自好而是唯利是图么？

当然，体制内知识分子有不少自我辩护的理由。
　　
1，知识分子应该远离政治。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知识分子曾经被迫政治化，如文革时期，那自然是一场恶梦。知识分子也曾经主动干预政治，远的如五四以后，近的如八十年代，结果也事与愿违。痛定思痛，很多知识分子感到自己的真正位置还是应该在书斋，于是潜心于学术，不再过问政治。这也算是一种无声的抵抗吧。对这些人，是不应该批评的。知识分子有权拒绝对政治发言，尤其是科技知识分子。

但是须知，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政治。知识分子固然不必都来关心政治，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但如果大家都不关心政治的话，那显然是有问题的，是避重就轻、逃避现实的表现。政治决不仅仅是政治家的事，在一个民主社会，作为普通公民都应该关心国家大事，何况是知识分子？所以，人文知识分子拒绝对政治发言，放弃的不仅仅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还有作为公民的责任。

更为严重的是，在现体制下，知识分子即使想远离政治也很难做到。体制经常迫使你发言，这时你是说实话还是说谎话呢？显而易见，很多人选择了说谎话。

有些文艺界人士或自然科学界的人士，嘴里说不关心政治，但却担任着人大或政协的委员。当然，他们不是不能当，问题在于是怎么当的。是坚持真理、仗义执言，还是唯唯诺诺，或歌功颂德，或顾左右而言他呢？显然，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后者，象吴祖光之类的只是凤毛麟角。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知识分子该不该参政？怎样参政？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说：“看到乌托邦主义的知识分子，我们应抵制他们的迷人呼叫。如果他们进入政坛，我们要更少地相信他们。另一种知识分子——那些更留心与世界所有事物关系的人，那些以人性看待世界并且怀有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的人，那些为所有美好事物而奋斗的人——对这类知识分子我们应屏息聆听，无论他们是作为独立的批评家拿着一面很有必要的镜子审视政治和权力，还是直接介入政治。”对此我基本赞同。不过我认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最好还是以言的形式，而不是直接与权力相结合。
　　
2，社会在进步
这也是对的。但能不能说社会在进步所以就不必批评了呢？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这二十年来的领导人其实都得感谢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因为正是由于毛泽东晚年的乱搞一气，才使得人们觉得现在的生活简直是在天堂，统治者才有资格自豪地吹嘘这二十多年来的政绩是多么辉煌，才有理由劝告人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其实，我们不过是从“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进步到了“终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已。

体制内知识分子往往指责体制外知识分子只看到体制的黑暗面，而没有看到体制本身是在不断改良的，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有意识形态偏见。确实，体制外知识分子有时是显得有些偏激，而体制内知识分子则似乎要全面、客观一些。但是，批评现实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权利，甚至是知识分子的职责。只要世上仍有黑暗，现实仍有不足，社会仍有弱者，人间仍有不公，那么，知识分子就不能停止批判。何况，现在的问题不是一点，而是很大；批评的声音不是很多，而是很少（至少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是这样）。所以，社会虽然有进步，但这决不是放弃批判的理由。
　　
3，批判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建设
这似乎也不错。只破不立是不负责任的。批判现实容易，建设未来难；发现问题容易，解决问题难。那么，怎么样来解决问题呢？体制内知识分子认为，应该循序渐进，多研究点问题，少谈点主义。他们批评体制外的自由主义者只知空谈民主自由。曾经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批评共产党的口号，现在反过来成为共产党人用来批评自由主义者的武器了。

批判是不能解决问题，但如果没有批判，连问题都难以发现，遑论解决？可以说，由于缺乏批判的自由，新闻报导经常报喜不报忧，使得我国很多问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至于建设性意见，体制外人士也不是没有，只不过掌权者听不进去从而把它们也当成了反对意见而已。而体制内人士的所谓干实事、解决实际问题，往往也只是拖延、敷衍，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已。

“多研究点问题，少谈点主义”，这一说法本身没错。但现在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继续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已经不行了，必须要有一种新的宏观理论来指导。实际上，统治者一方面对体制外人士说要多研究点问题，另一方面自己又在那里大谈主义，什么“邓小平理论”啦、“三个代表”啦，喊得震天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该宣扬的主义不宣扬，缺乏实际意义的东西反而在那里大肆鼓噪！
　　
4，把老百姓当替罪羊
体制内知识分子有时侯也会谈到政治改革，不过，他们一般都会以条件还不成熟为由将其推到遥远的未来。为什么还不成熟？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素质太差。中国人民缺乏民主素质，给他们民主权利他们也不会用。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中国实行专制是有其必然性的。自由主义者李慎之不是也强调要启蒙吗？“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其实我们也想早日实现民主！只是国情不允许呀！你们这些体制外激进派，不过是想拔苗助长而已。

有时侯我感到很奇怪，专制主义与民族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当自由主义者批判国民性时，他们批评自由主义者崇洋媚外，说中华民族是多么的伟大；但是，当自由主义者主张加快民主步伐时，他们又反过来说中华民族缺乏民主传统，是护不起来的阿斗，只能享受专制。真是奇哉怪哉！

制度与文化的关系确实复杂，非一言两语所能说清。但至少可以肯定，制度并非简单地由文化决定。李慎之先生确实很重视启蒙，但他更强调要加快制度变革的步伐。他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一文中指出：“认为中国人素质太低，短期内不能实行民主。这个观点是康梁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癌疾，中国要有前途，必须打破这个只能引人走入死胡同而且永远转不出来的论点，历史是人干出来的，不是抠书本，讲死道理抠出来的。当然，如果机缘凑巧中国能够迅速民主化了，可以预言那个民主大概也是很不如人意的民主。然而我们只能以此为起点，认认真真地进行公民教育”。即“只有先实行制度民主化，然后再完成子民的公民化。”
　　
5，把理论当挡箭牌
很多知识分子说：我心里也很急，但中国的事情太复杂，不容易解决，必须创造出一种万无一失的理论来才能去付诸实施，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你们这些体制外的激进派光会喊口号，光有热情、有勇气有什么用？

中国的问题确实复杂，但是，世界上有万无一失的理论吗？没有。何况，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非常明确，对症下药，这药方其实是现成的。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所以，中国的主要问题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即把常识付诸实施），实践问题主要不是方法问题而是勇气问题。

回避基本的常识，一味地从西方引进一大堆新概念、新名词，云山雾罩，不知所云，表面上深刻得不得了，似乎其他理论都不堪一驳，其实要么是换汤不换药，要么是远离中国的现实。

一种比较常见的回避现实的手法，是把西方的问题当成中国的问题，或者是把未来中国的问题当成是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一味地担心这类问题：实现现代化之后会有什么弊端？民主化后会不会带来多数人的暴政？经济自由化后会不会加剧两极分化？等等。这些问题不是不该问，未雨绸缪也是有必要的，但在很多人那里，这却成了阻止我国进行进一步改革的藉口。
　　
6，把制度当成遮羞布
其实很多知识分子心里也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够地道。他们最后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没办法，制度比人强，“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体制迫使我做的，其实我又何尝不想讲真话？

应该说，能够承认这一点也算是一大进步了。但是，这不能作为我们拒绝忏悔的理由。制度不合理确实会使好人也变坏，但这不等于说一切都是制度的错，个人没有一点责任。不，正如哈维尔所指出的，我们都是有罪的。难道在不合理的制度下我们就只有屈服这一种选择么？如果一切都可以推到制度身上的话，那么为什么二战后还要审判战犯？他们大多数人不都是执行上面的命令而已么？

更不应该的是，作为知识分子这样来自我辩护，其实是把自己当成了普通民众。当他们以民众缺乏民主素质为由来拖延民主改革时，他们是精英主义的；但是，当他们为自己的懦弱辩护时，他们又把自己当成了跟普通人一样的受害者。我们也是人嘛！

是的，知识分子也是人，也有个人利益，也有恐惧。但是，既然你选择了当一名知识分子，也就选择了相应的责任。普通人屈服于专制的淫威不该过于苛责，但对知识分子，应该有不同的标准。

（四）为什么要苛求知识分子？
很多人可能会争辩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所受的苦已经太多了！你为什么还要苛求他们呢？

是的，近五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受的迫害真是罄竹难书。知识分子可以说是被吓坏了。连李慎之先生在八十年代都不敢发言，他后来回忆说自己“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树叶掉下来都怕”。

但是，知识分子轻易地就因言获罪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随便地就从肉体上消灭的时代更是已经过去了。虽然言论自由还非常有限，但毕竟有了一些缝隙，知识分子决不是毫无发言的空间。问题在于，太多的知识分子仍然生活在自我禁锢之中。他们满足于亦步亦趋地跟在报纸后面说一些绝对安全的话，不仅不敢去争取更多的言论自由，反而连现有的言论空间都没有充分利用。

如果说以前的知识分子说真话面临的是牢狱之灾甚至死亡的威胁的话，那么现在，他们所面临的威胁要小得多了。他们失去的不过是体制内的名利而已。然而就是这么一点可怜的利益很多人都舍不得放弃。

当然，知识分子的待遇比以前已经大有改善了。八十年代人们曾经抱怨过的“脑体倒挂”现象现在已几乎不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客观上确实已经成了既得利益者。本来，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是不管待遇好坏都应该坚持原则的。但是，如果因为待遇好了就自愿地认同于这个体制，那么，体制外人士用“收买”这个词来形容他们也就不奇怪了。

可以说，我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已不再属于一个独立的阶层，而成了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他们的脑袋不再由自己的心决定，而是由自己的屁股决定；他们不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而成了统治者的宣传工具。他们所说所写的很多话是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知识成了他们赖以谋生的工具，为此不惜对其进行歪曲、自戕。更令人悲哀的是，他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不再感到羞耻。

确实，整个社会氛围都在鼓励人们同流合污，知识分子要洁身自好确实不易。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缺乏原则、缺乏血性，令很多知识分子感到寒心。

李静在《年青者的羞惭》一文中指出：“在这个充满强权和悖谬的世界，此时最真切的悖谬在于：稀少的老者在觉醒中抗争，众多的青年在谎言中逸乐；老者显现出揭穿皇帝新衣之孩童的纯真，青年在扮演见怪不怪人情练达之士的圆滑；老者不再‘耳顺’，为‘从心所欲’而‘逾矩’，青年不再愤怒，为出人头地而规矩……一种逆向的进化在此形成：老人构建着‘不满的文化’，青年实践着‘苟安的哲学’；老人在清算专制制度皇权文化的遗毒，青年在编织‘中华文化拯救全世界’的美梦；老人不再顾及己身的利害安危，只想以残烛之年为中国的个人寻一条‘最不坏’的路，青年不再怀抱人道自由的理想，只想风华正茂时为自己杀出一条‘出名趁早’的血路。老人在燃烧，青年在取暖，一切都已倒置。”

这虽然有点夸张，但确实反映了很大一部分事实。不过，这不能作为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责任的理由。因为一方面，青年一代的犬儒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如果不是中老年知识分子放弃了引导，他们会变成这样么？可以说，在青年一代的堕落过程中，中老年一代的“榜样”作用不可忽视。青年人本来应该是知识分子的启蒙对象，现在却以他们的无知与浅薄作为放弃启蒙的理由，这合理吗？另一方面，青年一代正前途未卜，面临着很强的学习与生存压力，他们如果选择反抗，付出的要比已经有了一定资本的知识分子多得多，很可能，他们的一生将就这么毁了，所以，他们的软弱更值得理解与原谅。最后，青年一代是未来的希望，作为中老年知识分子，应该以爱护他们为出发点，怎么能要求他们来做牺牲品呢？

从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充满了苦难。这里面既有知识分子自身的失误，更有统治者的残忍暴虐。从某种意义上说，当身处无道之世的时候，知识分子所受的苦难也就是知识分子的骄傲，而知识分子的风光反而是他们自身的耻辱。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任重而道远。他们应该继承鲁迅、胡适、陈寅恪、顾准、李慎之等前辈知识分子的遗志，发扬他们的精神，为我国的民主自由事业摇旗呐喊，为我国的优秀学术思想传递薪火。果如此，则中国幸矣！民族幸矣！

为了解开这部份人的心结，近年来许多有识之士写文章，做演讲，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他们的担忧和疑问进行了剖析，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比如，有人从纵向的角度，对历史上没有共产党的社会和共产党当政的社会进行了比较，说明历史上所有的朝代都没有共产党，人们照样生活的很好；有人则从横向的角度，把有了共产党的中国和没有共产党的海外民主国家进行比较，指出后者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比前者胜出许多；有人通过回顾历史，特别是中共五十多年的执政史，告诉人们共产党不仅是一个执政能力很差的党，而且是一个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党；还有人提出“没有了共产党，中国怎么办？”其实是个假问题，一些人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共产党一党独裁的社会里，长期受党文化的洗脑，从而对中共产生了一种病态的依赖心理，头脑中除了共产党之外呢，再没有其它的概念。

本文中笔者想从另外的角度，对“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的担忧和疑问，再进一步做点分析。

细细体会，在“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的担忧和疑问的背后，其实还潜藏着一种想法，那就是共产党虽然不好，但它统治下的大陆至少还是稳定的。一旦共产党倒台了，谁能接替它统治中国呢?社会就可能发生动荡，人们的现实利益和正常生活可能就会因此受到影响。既然如此，与其让共产党倒台而引发社会动荡，还不如延续维持它的统治，总比社会动荡好。再细细体会，这种潜台词其实又是以这样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判断为支撑的，即共产党虽然可能倒台，但也不是必定就会倒台，究竟倒台与否，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暂且撇开“没有共产党，中国该怎么办？”，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蕴涵在这种担忧和疑问背后的判断，即共产党的独裁统治究竟是可能会倒台，还是必然会倒台？或者说，它的倒台与否是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有一点是明摆着的，共产党的独裁统治有倒台的可能，这不仅为许多民众所认同，即便中共自己也不否认，否则，它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镇压六四爱国民主运动了——那正是因为它觉得如果不开枪，自己的统治就可能完蛋！但我们认为，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延续到今天，已经不是有倒台的可能，而是必定会倒台。只要你了解了真实的共产党的历史，又认真的读过《九评共产党》，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一点。

首先，共产党以无神论取代有神论，以党性践踏人性，一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乃是一种反宇宙反自然反人性的邪恶势力。纵观它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在逆天而行，所以必遭天杀。

其次，保障人权，实行民主，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共产党的本性恰恰是惟我独尊、一党独裁。八十多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它是中国人民实现民主自由的死敌，迟早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第三，尽管共产党始终打着代表人民利益的幌子，但实际上谋的却完全是自己的一党私利，把大陆百姓玩于股掌之间，干尽了种种与人民为敌的坏事。时至今日，共产党无论在大陆还是海外，可以说已经人心失尽，它的末日已为时不远。

既然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必定会倒台，此乃天意和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也就不是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了，不管你个人的主观意愿是希望它倒台还是不希望它倒台，这件事迟早都要发生，那么，因为担忧共产党倒台会伴随和造成社会动荡而想让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延续下去，岂不是一种无视历史潮流的空想吗？事实上也做不到。这是其一。

其二，既然共产党的倒台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那么“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就是一种没有必要的多余的担忧了，值得我们思考和关注的倒是“既然共产党必定要倒台，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

其三，既然天要亡中共，历史潮流要淘汰中共，那么必定就会有接替中共的有志之士顺应历史的需要涌现出来，试想，哪朝哪代改朝换代时不是这样？！老话说的好：时势造英雄。以中国之大，十三亿人口，人才济济，到那时，一定会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能人志士脱颖而出，取共产党而代之，为中国过渡到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正常社会开辟道路。

上面说到，有人之所以会有“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的担忧和疑问，是因为担心共产党的倒台会伴随和引发社会动荡，这种担心不能说完全是杞人忧天。但问题是为什么共产党的倒台会伴随和引发社会动荡呢？其实根子还是在于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因为共产党的独裁统治，造成了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大量的无辜者甚至失去了生命；因为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大量的公有财产被贪官污吏非法侵占，广大民众的利益受到日益严重的损害；因为共产党的独裁统治，贫富急剧分化，社会差距越来越大，底层人民被不断上涨的房价、医疗和教育费用压迫的喘不过气来，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只不过在共产党的暴力高压下，这些矛盾暂时潜伏着，还没有爆发而已。一旦共产党倒台了，往昔的暴力高压不存在了，这些矛盾必然就会趋于表面化，也就可能伴随和引发社会动荡。当然，如果继续维持共产党的独裁统治，那共产党的暴力高压必然就会继续存在，大量的社会矛盾就可能继续潜伏着，但随着矛盾越积越多，越积越尖锐，总有一天它们会变的无论再用什么手段都无法压制的住，到那时候，长期积压的各种社会矛盾就会像达到沸点的岩浆一样从地下突破岩层喷涌而出，那时候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无疑将比现在共产党倒台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要大的多，也剧烈的多。

这也就是说，尽管共产党倒台确实有伴随和引发社会动荡的可能，但如果继续维持它的独裁专制，在不久的将来势必造成更大更剧烈的动荡。既然如此，你说是继续维持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好呢，还是早日解体它好呢？答案不言自明。因此，我们现在应当考虑的不是“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而是“由一个共产党当政的社会向没有共产党的社会过渡是否有可能避免或减轻社会动荡？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认为，由一个共产党当政的社会向没有共产党的社会过渡，有可能伴随和引发社会动荡，但并不一定会伴随和引发社会动荡，换句话说，这种动荡是可能避免和减轻的。而究竟能否避免或减轻，关键在于以什么思想为指导，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和解体共产党，实现这种过渡。

共产党是暴力革命和斗争哲学的信奉者与实践者，在它统治大陆的五十多年间，不但剥夺了广大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且用党文化对他们进行长期全面的洗脑，把它的那一整套包括暴力革命和斗争哲学在内的歪理邪说通通压进了大陆百姓的思想深处，使他们都自觉不自觉的用共产党的思维模式来看待和对待任何问题，包括看待和对待共产党本身。如果这种状态不改变，大家都怀着仇恨的心态，用共产党关于暴力革命和斗争哲学的那套理论去对付中共，以暴易暴，以恶还恶，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用共产党的东西去对付共产党，那么可以肯定，由共产党当政的社会向没有共产党的社会过渡势必会伴随和引发社会动荡。反之，如果我们能够抛弃共产党关于暴力革命和斗争哲学的那套理论，从自己的思想深处彻底清除中共灌输的一切邪说，复苏我们的人性和良知，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去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去解体中共的专制独裁，我们就完全能够平稳的实现由一个共产党当政的社会向没有共产党的社会的过渡。正如《九评共产党》在结束语中所说的，“这条道路是否能够走得平稳、和平，取决于每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改变。”近年来在全球华人文化圈蓬勃兴起的传九评劝三退活动，就是这样一种实现由共产党当政的社会向没有共产党的社会平稳过渡的很好方式。

环顾今日中国，引发社会动荡的真正根源不是别人，恰恰是共产党；没有了共产党，这个根源也就不存在了，社会的长治久安也就有了保证。同样，造成大陆人民贫困和屈辱的根本原因也不是别人，而是共产党；没有了共产党，这个原因也就不存在了，大陆人民也就有了生活富裕和获得尊严的希望。

“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这句话其实完全应该反过来说，那就是“没有共产党，中国才好办！”

乔治.华盛顿大学副教授苏珊.阿伦森在世界银行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表示，当她和另一位作者齐默尔曼2003年开始对贸易和人权的关系进行研究时，她们发现，人权与贸易政策方面的目标往往是不平衡的。阿伦森说，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导致政策制订者很难使这两个方面的目标都得以实现。

她说：“首先，在贸易政策会如何影响人权、以及人权政策对贸易会提供什么样的支持方面没有什么研究。学者们才开始研究贸易和贸易协议对个人权利的影响。我们不知道贸易是否会加强某些人权还是会损害某些人权、以及这些关系在长时间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阿伦森说，其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人权状况、政策和目标，这些会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文化以及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在另一方面，贸易协议日益复杂，很多国家必须遵守数以百计的贸易协议；最后一个原因是，在大多数国家，贸易政策制订者没有协调贸易和人权政策目标的任务。

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是华盛顿大学全球资产项目副主任齐默尔曼。她在会上介绍了写这本书的目的。

她说：“我们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清楚地显示这样一个事实，即贸易和人权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互动。我们把焦点放在人权和贸易这两个世界发生碰撞的时候世界各地的决策者所面临的现实上。”

这本书通过讲述有关青蛙、巧克力、文化、汽车轮胎以及其他话题使读者对贸易和人权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作者还首次对南非、巴西、美国和欧盟进行案例研究，了解这些国家如何协调贸易和人权政策目标以及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

这本书还对人权问题如何逐步渗透到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研究，结果，两位作者发现，在大多数国家，决策者制订贸易政策的时候只是把它们当作一个商业政策来对待，决策者们会考虑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也可能把国家安全和政治方面的因素考虑进去，但是，决策者们很少会把国际社会即整个人类的利益考虑进去。

书的作者发现，决策者们也不承认贸易规则是规范国际化的一个关键性的政策工具。她们还发现，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对决策者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促进某一个国家的某一特定人权进行了限制，但是，世界贸易组织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会迫使人们在贸易和人权的规则和目标方面进行选择。

基于自己的研究和发现，阿伦森总结了两位作者提出的政策建议，使决策者在贸易和人权目标和政策上更为协调一致。

她说：“我们希望看到决策者做出一个政策上的决定，即人权是重要的，而且贸易和人权问题至少要协调一致；我们希望看到决策者设立一个渠道，让有关人权方面的关注进入到政策的决策程序。例如，成立一个包括人权决策者和人权活动分子在内的谘询机制；第三，我们希望决策者在制订政策时提出该问的问题，例如，这个贸易协议会对最为弱势的群体造成什么影响，等等。”

阿伦森说，她们还建议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共同要求该组织研究世贸的规定与人权方面的规定之间的关系。她最后做出的结论说，人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财富，那些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国家将是能够实现持续性经济发展的国家。

一直试图在国际商界促进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原则的联合国负责商业和人权的特别代表、前联合国助理秘书长鲁吉在评论这本书时表示，如果这本书早两年出版，会给他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帮助。他说：“(两位作者)她们没有站在一个过于理想的高度，而是深入研究了贸易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运作的方式等，并且指出这些贸易协议给那些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的政府在推动、尊重和实现人权目标方面所面临的困难。”

国际劳工组织华盛顿办公室的负责人佩雷拉也对这本书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他说：“我认为，这本书最突出的一点是，在人们对国际多边贸易感到关注的时候，它在贸易促进人权的创造性机会上提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前景。”

据了解，闯入学校的四名“脱北者”先是躲在洗手间里，于中国公安出动后，逃到五楼楼顶，并于下午四点多，全部被逮捕。

报导指出，当南韩驻中国大使馆领事部的四名领事闻讯赶到现场时，却被中国公安挡在外面。中国公安在此过程中，推扯了南韩领事，并呛声说“这里是中国，不是韩国。”

对此，一位南韩领事表示，“中国公安无视韩国领事，不惜闯进韩国国际学校逮捕‘脱北者’，非常意外。”

据了解，因粮荒饥苦而非法越过鸭绿江或图们江偷渡进入中国大陆的北韩人士，通常都以闯馆闯校的方式，来实现其投奔南韩的目的。但与北韩缔结边境协定的中国当局，却以逮捕遣返来履行协定，因此，迫使在中国大陆闯馆闯校的北韩难民“脱北者”，成为烫手山芋处境艰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