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1日(星期四)
实际上,这起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已经给中国执政党和政府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已经对中国是否具备承办奥运的资格和能力产生质疑。由此,胡温政府更有必要督查相关司法部门尽快查清事实真相,尽快给国际社会一个说明。如果查明是流氓黑社会集团所为,胡温政府可以以正国际视听;如果是某些公权力部门滥权纵法、肆意妄为,那就更应严惩不怠。以此为鉴,中国执政当局应当责令相关部门严格约束自己的部下,绝不可再次制造事端,使胡温政府和谐社会的执政蓝图彻底损毁失信于民。
吕耿松1983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后工作于浙江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现更名为浙江警官学院)。因为不愿意顺从一些营私舞弊、弄虚作假、溜须拍马的行为,凭着他的良知,追求民主和自由,为此于1993年被开除公职。被开除之后,吕耿松在家一边靠做小生意谋生,一边继续研究中国维权、法制和腐败等问题。期间他曾花费七年时间潜心学习研究法律。后来他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多篇探讨中国维权、法制和腐败等问题的文章。他为许多遭受冤屈而投告无门的冤民们维权。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出于一个知识份子的良知。他在网络上发表的文章也多是对一些不合理制度的探究及改良建议,这样的言论,对于一个开明的国家有明显的建设性作用,也推动社会进步。
10月11日中午10点,给17大发出公开信的万人上书代表、黑龙江维权女士刘杰在北京中顶村附近被埋伏的警察押到右安门派出所后带走,现下落不明。万人上书的其他三名出面呼吁代表也在躲藏之中。
入狱前,董盛坤先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入狱后不久,妻子跟他离婚,并带走了女儿。在漫长的服刑岁月里,是他坚强的母亲一直在支撑着他,17年风雨无阻地去探监、去安慰他,凡是熟悉董盛坤的狱友都知道,坤子(董盛坤先生在狱中的绰号)是个大孝子!为了早日回报含辛茹苦的母亲,为了早日见到心爱的女儿,董盛坤先生长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期获得减刑,为此他落下了一身病痛,尤其是他的腰肌劳损,使他无法长时间站立------
在张文和君家中小住两天,见张文和被警方派人跟踪和监视居住。我在那里住谈了两天之后,张文和的家人即受到北京通州警方的威胁——再这样搞,将影响到其儿子张骑的前途云云(意即警方可以向校方施压,让其儿子所执教的学校把张骑除名)。23日,通州警方更弄来一份“张文和患精神病的鉴定书”,要其儿子张骑签字并答应,把张文和送进精神病院里去……
10月10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检察院确认杨春林案已于10月8日由市公安局送达,但8号那天公安局却欺骗杨春林家人移交案件仍需时日。富锦市公安局警察连续两天上门威胁维权代表王桂林,并指责他与法轮功搞到一起了,要劳教他。王桂林表示非常愤慨。
姚立法的儿子姚遥10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今天通过多方打听后,从一位朋友那里间接了解到:姚立法及其家属是10月1日被便衣带走,并从此失去了消息。据间接消息称,这次失踪仅仅与十七大有关,在十七大之后即可获得自由。
大陆私有权益网站星期三被北京警方以十七大维稳为由强令关闭,而同一天,网站的成员经租房主集体上访时,一名代表遭国务院信访办的警察殴打住院。评论认为事件并非偶然,而是从各个方面加强打压这个维权群体。
为中共十七大做准备的中共第十六届七中全会已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当局不仅对访民进行大搜捕,星期二抓捕了2、3百名访民,而且对北京维权者进行打压和驱赶,警方强行霸占北京市民赵秀云私有房屋,致使他们老两口半夜到新华门下跪抗议。
这次上访的原因是计程车经营户所挂靠的通达计程车公司和神州计程车公司。在07 年8月,出台了计程车新的营运管理方案,方案规定所有经营户必须向公司缴纳3万元人民币的经营使用费和10500元人民币的服务费,营运期只有2年,期间如无违约,再给11个月的经营期,合约期满后,将收回计程车的经营权。
下午14点20分,维权代表陈燕萍女士等前往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介绍了基本情况:10日中午11点10分,红牌楼街道办季金桃科长和太平村委主任杨健,纠集5个不明身份人员,到太平村四组强行丈量土地面积,并威胁村民“以后再给你们慢慢算账。”期间,与红牌楼街道办一同前往的投资方还与村民李开胡等发生了肢体冲突。
今天上午,北京丰台区国保、警察押送华惠棋回到为他父亲租的房子时,华慧棋、崇文区警察和国保们遭到崇文区体育馆路派出所所长董万军和20多名警察、便衣及当地开发商们的殴打。华惠棋被打得昏迷不醒,二便失禁等,丰台区国保、警察、派出所所长等8名人也不同程度受伤。目前,华惠棋已经被送到天坛医院检查伤势。警察阻止20家左右的外国媒体采访,美联社拿出温家宝签署的文件提出抗议时遭到警察的蔑视。
中国大陆又传来打压基督教的消息。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星期三透露,中国政府以“参加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渗透”为名,驱逐了至少50名外国基督徒。近日,包括两家美资企业在内共4家由教徒控制的公司面临或者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
我本人一直在关注赎回选票行动的进展,我觉得这是一件具有开拓意义的事情,它告诉我们,只要肯动脑筋,开发智慧,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公民运动在民间还是能有所作为的。现在看来,民间做事的空间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大和小的问题。理性加勇气,会使这个空间有时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大。下面,是几个有关赎回选票的问题,请你答覆一下。
十七大召开前,中共当局在位于北京的全国最高法院信访(简称高法)前持续对访民截访,到高法上访的访民锐减,访民四处躲藏。10月11日,访民和观察人士称,高法信访前一带聚集的各地法院截访警车数百辆,地方截访警察数百上千,截访疯狂,高法变得“清静”。辽宁访民刘纯宝下午在高法附近被七名截访警察殴打后抓到北京右安门派出所地下室里关押。
政论家伍凡和《新闻自由导报》总编、《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作者吴仁华10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句话不是绝对的,军人首先是人,要判断命令是否违背人类文明、人类道德底线和人类良知。军队可以不违令,但不可以违背道德伦理,不可以向手无寸铁者施暴和开枪,这才是军人必须可能接受的天职。
安徽的一位农民在退党声明中说:我是农民,因缴不出税,被强行收走谷物及带走牛,去乡里讨公道还谎称是我们送的。当权的就是这样欺压百姓的。今天听到退党的真相消息,非常感动,在此我声明退出共产党员、共青团、少先队等邪恶组织。来自内蒙的怡萍说,上海的高楼、北京的大剧场,不代表中国人民的经济实况;造几个人造卫星飞上天,不证明人人都填饱肚子、穿暖衣服了;现在中国农民仍陷于赤贫之中,在此我声明退出曾加入的共青团。
胡锦涛上台后,公开宣告其要‘依宪治国’思想已经近五年,在当今中国,胡锦涛的话就像肥皂泡一样在空气中消失了,大量践踏宪法的事每天比五年前发生得更多,更恶劣。我们不去怀疑胡锦涛有过,甚至现在还有着‘依宪治国’的思想,但在中共一党专政的体制内,要想实现‘依宪治国’思想比与虎谋皮还要难,因为......
本文不仅在于破除马克思主义的迷信,我们还力求对被中共搞得神秘兮兮的“政治”的本质进行正本清源。我们认为,政治的本源是民主,民主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必然,它超越历史,超越时代,是民心所向,是大势所趋。它是发现真理克服谬误的法宝,也是实现团结走向胜利的凝结剂。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我国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提纲挈领的分析。
最初,周舵的母亲坚决否认各种荒唐的指控,她甚至用绝食的激烈方式有力地捍卫自己的无辜。但是,很快地,一则是遭受到更大的肉体折磨,一则是受到更大的精神压力,周舵的母亲会发现,硬顶下去,一来是要承受更多的肉体痛苦,二来这种行为实际上构成了对党的意志的反抗。这就很危险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近日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专访时指,“现时有关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大问题,是没法清楚地告诉世人,社会主义真的是一场错误。”“整个权力架构反宪政的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报导指,这些措词激烈言论,出自北大现任教授之口,需要的不只是智慧,更需要足够的勇气。
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昨日发表他连任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施政报告藉港府财政好转的时机吹嘘建设与减税,侈谈“和谐社会”与“进步发展”,但对于谘询期在同一天结束的政制发展绿皮书着墨甚少。在亲共阵营与媚共媒体营造的一片赞颂声中,泛民主派议员批评曾荫权政府对普选缺乏承担,部份议员更指施政报告内容愈来愈体现出依附中共政权的大陆化色彩。
该研究报告从管理机构、日常控制的行政指令、以及网络商采用关键词协助监控几方面,就中国网络控制的内在监控机制作了详尽的论述,报告并附有对凤凰、新浪、百度等网站的系列测试结果,以及来自内部的行政指令实例。这篇报告不便透露身份的作者在引言中写道---
不过我又发现,“中共”、“共产党”、“江泽民”这些词汇居然也被过滤掉了。想想这很好笑啊,如果人们提到共产党和江泽民大多数都是赞扬的,对其有正面评价,它还会过滤掉这些词吗?即使是对其褒贬参半,它恐怕也没必要过滤吧。现在这样做正说明中共自己都清楚,老百姓提到共产党就没好话,提到江泽民就是在骂江泽民;正说明中共很清楚共产党和江泽民已经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中国百姓的怨声载道在与日俱增。而中共胁迫Skype公司过滤掉它自己名字的愚蠢做法,正好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将这一信息展示给民众。
继今年4月境内发现“中国共产党亡”藏字石的贵州省政府关闭网站后,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网也将报导藏字石的文章悄然删除。大纪元记者在浏览新华网时,发现在关于奇石的报导下面“中国共产党亡”的图片连接,点击后发现该文章被删除,但删除的具体时间无从查证。
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大陆参赛者苏虹宇在辽宁省抚顺市的住所今晨(10月11日)被抄。苏虹宇日前为躲避当地警察追捕,被迫离家出走,迄今未归。其86岁的姥姥受到严重惊吓。这是自抚顺公安部门本月8日傍晚首次到苏家企图抓人未遂之后,在三天内,第三次闯入苏家。
最近我们惊悉,9月29日,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李和平先生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士驾驶两辆无牌照轿车绑架,用胶皮棍、脚踹、矿泉水瓶子砸头等方式殴打,并用电棍电击李和平先生身体的各个部位,还剥掉李先生的衣服进行辱骂,其间持续的时间长达6个多小时。经医院医师诊断,李和平先生身体多处软组织挫伤,身体多处并留下了电击的瘢痕。
这群不明身份的人士在殴打时还多次威胁李和平先生,“北京有1600万人口,就是容纳不下你李和平,你把房子车子全部卖掉,离开北京去哪里都行!”“你以后再也别想出国了!”“就是你们这些外地来的律师在那里瞎折腾!”“今天我最少要打折你的一条腿!”他们还威胁到李先生的妻子和孩子。
李和平先生的律师执业证、出入境护照、北京暂住证,以及笔记型电脑硬盘、移动硬盘、U盘等证件和物品被抢,这对李先生未来的工作、生活将造成严重影响。
我们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恐怖犯罪行为,已经涉嫌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刑法典中绑架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等多项罪名。这起行为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在被誉为首善之区的中国首都北京,是对中国治安当局管治能力的公然挑衅、是对中国执政党和谐社会理念的公然嘲弄,更是对中共十七大、奥运会召开之前保持社会稳定的公然蔑视。
揭示真相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前提,实现社会正义是实现社会全面和解的前提,实现社会和解是达成和谐社会的前提。没有这些前提,所谓的政治和解和社会和谐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空中楼阁。由此我们认为,不管这些人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中国政府以及其下属的治安当局应当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将涉嫌犯罪的人员绳之以法。
我们得知,案件发生地的治安当局——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局麦子店派出所已经受理该案,并表示将立案侦查、严惩不怠。我们为此感到欣慰并将跟进关注。我们希望此事不应当无疾而终,不了了之,而是应当及时对国内和国际社会公开其案件进展情况。中国大陆的人民代表大会、行政监察部门、检察部门更应当对该案实行个案监督,督办警方加速破案,并将该案提交司法审判。
我们还了解到,这群行凶打人的不明身份的人士,除了殴打李和平先生之外,还对其实行了包含有政治性内容的恐吓。依据种种迹象,国际媒体和社会公众已经普遍怀疑是中国国家安全人员、政治保卫人员所为。在事实真相没有查清之前,我们不便作此推测。我们无法将这种流氓黑社会行径和“胡温新政”相联系,更不敢相信一个正大力倡导依法治国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党会默许甚至是蓄谋这一既愚蠢又毒辣的罪恶。今天有政治恐吓、政治殴打,明天会不会有政治暗杀?长此以往,中国政治和解的通路将被堵死,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究竟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告别冤冤相报?
实际上,这起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已经给中国执政党和政府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已经对中国是否具备承办奥运的资格和能力产生质疑。由此,胡温政府更有必要督查相关司法部门尽快查清事实真相,尽快给国际社会一个说明。如果查明是流氓黑社会集团所为,胡温政府可以以正国际视听;如果是某些公权力部门滥权纵法、肆意妄为,那就更应严惩不怠。以此为鉴,中国执政当局应当责令相关部门严格约束自己的部下,绝不可再次制造事端,使胡温政府和谐社会的执政蓝图彻底损毁失信于民。
中国和解智库
2007年10月10日
──原载《冲突与和解》
【大纪元10月11日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先生阁下并致中共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各代表:
你们好。
我是杭州公民吕耿松的妻子。我丈夫于今年8月24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被刑事拘留,这对我简直是晴天霹雳。吕耿松就如他的名字一样非常耿直。他为人坦荡、光明磊落,作为吕耿松的家人,我坚信像吕耿松这样坦荡耿直的人不可能“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事实上,在今年9月30日的正式逮捕通知书上也去掉了这一条罪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将他逮捕。然而什么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呢?这是个很有争议的罪名,尤其是用在吕耿松身上,我们更是觉得愤愤不平,无法接受。
吕耿松1983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后工作于浙江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现更名为浙江警官学院)。因为不愿意顺从一些营私舞弊、弄虚作假、溜须拍马的行为,凭着他的良知,追求民主和自由,为此于1993年被开除公职。他如果顺应那种腐败风气,和很多其他人一样苟且得过下去,现在家中生活即使不富裕也可以步入小康,家中生活不至于那么清贫。但是人总是要有追求的,所以生活虽然拮据,我们一家人也没有怨言,我们愿意和他一起受这份清苦。
被开除之后,吕耿松在家一边靠做小生意谋生,一边继续研究中国维权、法制和腐败等问题。期间他曾花费七年时间潜心学习研究法律。后来他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多篇探讨中国维权、法制和腐败等问题的文章。他为许多遭受冤屈而投告无门的冤民们维权。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出于一个知识份子的良知。他在网络上发表的文章也多是对一些不合理制度的探究及改良建议,这样的言论,对于一个开明的国家有明显的建设性作用,也推动社会进步。
抓他这样的人,实在是让人感到寒心。对我们的家庭而言,吕耿松被抓使得我们原本清贫的家庭雪上加霜。女儿刚上大学,每年还要支付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物质上的打击倒不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精神上的创伤更是使我们夜夜无眠。我在他被抓后,一个月就瘦了10多斤,原本几年发作一次的腰椎尖盘突出,吕耿松被抓的那个月就发了两次,行走都很不方便,女儿上学走后,家中连个照料的人也没有。原本吕耿松是家里的精神支柱,我们都敬重他,他是遵纪守法有良知的好人,更是我的好丈夫,女儿的慈父。他对家庭对朋友对寻求他帮助的人充满了真诚。我们相信好人终有好报。可是他现在被抓走了,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走了,让我们如何再相信好人有好报,难道天真的黑下来了不成?他被抓走了,我们的家庭要如何在风雨飘渺中走下去……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政府公开宣讲法治建设。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即将开始之际,中国更应该向世界表明对文明的尊重,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自己改善民生保障人权的决心和气度。
胡锦涛主席,我们吕耿松一家在此恳请阁下主持公道,依法彻查吕耿松受迫害的案件,把自由归还给一位信仰法治的公民吕耿松,也归还我们一个完整的家庭。
平安。
吕耿松妻子:汪雪娥
2007-10-8
电话:0571- 88057334
电子邮箱:xuee.wang@gmail.com
地址: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九莲新村31-110-108
邮编:310012
8日,在万人上书公开发表后,为了避免被当局打压逮捕,刘杰和程英才、王桂兰、刘学立就开始了四处躲藏的生活。
昨天晚间,刘杰回到离上访村不远的中顶村居住地取东西,今天中午,她和程英才走在中顶村附近的花园早市时,被突然冒出来的两名警察、两名便衣拦住,便衣以他们没有“暂住证”为由,将他们带到右安门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刘杰和程英才的手机被没收,半个小时后,刘杰被警察单独用警车押走。程英才在保安看管时设法逃出。
目前,湖南代表王桂兰已经逃离北京,程英才、刘学立也在躲藏中。
11日晚间,程英才、刘学立在采访中表示,我们在艰苦中,所以能不惧打击报复公开上书,是因为我们要为全中国千万访民呼吁。他们还呼吁说:
“刘杰是我们万人上书的代表,我们老百姓呼吁中央政权善待我们的代表。”
【大纪元10月11日讯】一:董盛坤先生现状董盛坤先生现年47岁,捕前系北京某印刷厂工人。1989年“六四”后被中共以“放火罪”逮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06年9月5日,董盛坤先生在服刑17年零3个月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目前正在服“剥夺政治权利8年”的附加刑。
入狱前,董盛坤先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入狱后不久,妻子跟他离婚,并带走了女儿。在漫长的服刑岁月里,是他坚强的母亲一直在支撑着他,17年风雨无阻地去探监、去安慰他,凡是熟悉董盛坤的狱友都知道,坤子(董盛坤先生在狱中的绰号)是个大孝子!为了早日回报含辛茹苦的母亲,为了早日见到心爱的女儿,董盛坤先生长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期获得减刑,为此他落下了一身病痛,尤其是他的腰肌劳损,使他无法长时间站立------
董盛坤先生获得自由至今已经9个月了,这期间,他先后找过几份工作,从停车场的管理员到超市的理货员,董盛坤先生都尝试了,无非是想挣点钱孝敬母亲,挣点钱给女儿买些生活用品来弥补亏欠孩子的父爱------但他的身体真的不行了,每天10多个小时的沉重劳动换来的只是每个月6、7百元的收入,现在他实在干不动了,母亲心疼儿子,也不让他再干了------
目前董盛坤先生依旧和年近80岁的母亲住在一起,靠母亲的1200元退休金生活,其中一部份用于求医买药,治疗近18年狱中生活留下的各种疾病。
用董盛坤先生自己的话说:“看到老母亲和女儿,心里真的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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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盛坤先生联系电话:00118610—67128281(家) 001186—13341019912
二:孙传恒先生现状
孙传恒先生生于1970年1月7日,北京人.捕前系北京市地质仪器厂工人. 1989年6月7日被捕, 1990年8月14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持械聚众叛乱罪 ”判处孙传恒先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3年4月26日改判为16年6个月有期徒刑,2001年曾减刑,2006年2月25日刑满出狱,目前正在服“剥夺政治权利5年”的附加刑。
孙传恒先生出狱已经一年零4个月了,刚出狱的时候跟父母在一起生活,但看着年老体弱的父母继续为他的生活操劳,他忍不下去了,于是身揣两张大学本科毕业文凭(法律专业和心理学)开始找工作。先是找到“小红帽”公司想去送报纸,人家说不用北京人、只用外地农村人,因为工资太低(工资低于法定标准),怕他给捅出去;接着又去应聘业务员,老板问他是否有客户群,他说没有,(做了18年的牢,哪儿来客户群呢?)于是又吹了。后来又去找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店,人家嫌他岁数大,也不要------
从去年6月份起,天性要强的他,再也不想看到为他入狱后操劳了18年的父母,于是自己从家里搬到了一个亲戚家借住;
从去年6月份借住至今,他每天只吃一顿饭,宁可自己饿着,也不愿再做父母的累赘;
从出狱至今,他没有做过一次体检,因为全面体检一次要2000多人民币;
从出狱至今,他没买过一件新衣服,穿的都是18年前入狱时的旧衣服及舅舅给的一些没人穿的箱子底;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他的“腰间盘突出”的痼疾越来越厉害,最近又雪上加霜,患了右肩“肌腱粘连”------
好在最近传恒找了一份工,在一个朋友的五金公司做业务员,公司只有两个人:老板和传恒。一个月工资600元,但能否拿到手还不知道------
用孙传恒自己的话说:“我现在就怕回家,就怕接父母的电话,就怕他们问我:吃饭了吗?就怕见到我父母的满头白发,就怕-----我真的对不起他们-----我真的是没能力呀-----”
传恒的泪水顺着电话线流淌着,流过了我的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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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孙传恒先生联系方式:001186-13146141170
三:张茂胜先生现状
张茂胜先生出生于1968年6月28日,现年39岁,捕前系北京市机械公司三处工人。1989年“六四”后被中共以“放火罪”逮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06年9月13日获释。目前正在服“剥夺政治权利5年”的附加刑。
张茂胜先生自出狱至今的9个月里,一直无业。在他刚出狱的几个月里,完全是依靠年迈父母的退休金生活。接下来父母对他总也找不到工作并在家吃闲饭开始有意见,再往后,他与父母产生了隔阂,以至茂胜现在很少回家,常常是回家看望一眼父母,为避免争论,他总是坐不了10分钟就走------
另外,1996年张茂胜先生捕前居住的房屋拆建,拆迁单位以张茂胜户口在监狱为由,没有分给他住房。张茂胜出狱后先后到海淀区委和北京市委上访告状,要求按政策分给他住房,但区委和市委相互踢皮球,今年春节前,有关部门明确告诉他:别瞎耽误工夫了,没戏,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2007年2月10日,走投无路的张茂胜先生来到海淀区救济站,赤贫的他开始了吃、住免费的“新”生活-------
在回首18年的监狱生涯,及出狱后近1年的“自由”生活后,泣不成声的张茂胜说:“------我知道我欠父母的,我知道我欠三个哥哥的,是他们18年来从不间断地给我往监狱里送罐头,关心我、温暖我-----我也知道回报他们,但我真的没有能力-----我不怪我父母,他们给我脸色看,我也不怪他们,我之所以去救济站,是不想让父母再为我着急,不再给他们添累赘-------现在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监狱,我真想回到二监去,要知道社会是这样,打死我,我也不会出来------”
听着茂胜的委屈,我的双眼再一次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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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张茂胜先生联系方式:001186-13261230779
又及:
被以“反革命伤人罪”判处无期徒刑的常永杰、被以“放火罪”判处死缓的孙宏及被以“放火罪”判处死缓的郗浩良及目前已从北京第二监狱转到北京市少管所,进行为期3个月的出监集训。常永杰于6月25日出狱。孙宏于今年7月7日出狱。郗浩良于8月7日出狱。
他们未来的路在哪里?
恳请大家对这些勇敢的抗暴者给与经济援助!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召集人 孙立勇
【大纪元10月11日讯】笔者原于网上及电话中,与张文和君多有接触。对其真诚热情的个性,心钦慕之。最近,因受朋友之邀,去北京旅行一趟,并顺便看望一下在北京的一些朋友。是因为朋友怜我长期伏案阅读和写作,说是“让我出去散散心……”遂与之偕行至京。
上车后,我即电话告知张文和君:我们所乘列车车次。下车之后,就被张文和君接到了他的家里。
在张文和君家中小住两天,见张文和被警方派人跟踪和监视居住。我在那里住谈了两天之后,张文和的家人即受到北京通州警方的威胁——再这样搞,将影响到其儿子张骑的前途云云(意即警方可以向校方施压,让其儿子所执教的学校把张骑除名)。
23日,通州警方更弄来一份“张文和患精神病的鉴定书”,要其儿子张骑签字并答应,把张文和送进精神病院里去……
通州警方这种株连九族的荒唐举措,虽然遭到张骑的断然拒绝,但却令张骑陷入十分苦恼郁闷的窘境之中。张骑虽然对父亲的追求不甚理解,但他深爱着他的父母亲,更深爱着他的教师职业。因为张骑是一个一心献心教育事业的好老师。害怕因此失去他喜欢的工作,害怕被迫离开他钟爱的学生。
在张文和家里小住两天,张文和一直对其儿子引以自豪。多次跟我说:当今之世,人欲横流,师德阙如。99%的老师,都是一些一头钻进了钱眼眼里的教书匠而已。而其儿子张骑,却是一个深受学生和家长爱戴的好老师,是一个具有高度敬业精神和富于爱心的真正的老师。他无愧于教师这一光荣的称呼……
北京警方为张骑炮制了这样一个心理困局——必须在他所热爱的教师职业与他不甚了解但尊敬的父亲之间作出抉择。遂令张骑左右为难,心如汤煮,乃于23日回家发脾气,并摔坏了凳子。
对于张骑的苦闷,张文和君也深深地自责。他也必须在坚守良知与保持对家人的责任之间作出两难的抉择。并对因此给儿子造成的困难局面而深深的自责。感到对不起他的孩子,让孩子过早承受着政治压力之重,让儿子备尝人生之艰辛,并担心影响到孩子的业务钻研和前途。
我明白张文和君之内心痛苦,也看出了他对我的愧疚之情,乃提出到旅馆去住宿,以免张文和陷入内心的煎熬之中。
离开张文和家中之后,分别在两个旅馆住宿两天,直到离京回到家里。到十月二日,果然获知张文和被北京警方抓了起来,至今去向不明。
我一直为“北京通州警方为何要把张文和送进精神病院”的问题所困惑?并一直为此感到迷糊。想了好几天,才感到有点眉目。
其一是因为张文和的真诚和勇气,被北京警方视为另类。因为张文和自小就饱受专制政权的迫害、虐待和歧视,从而对共产党专制政权怀有深深的怀疑和否定意识。
他告诉我说。他八至十二岁,就为生计所迫,去运河边割嫩草,背送给养牛场去卖钱。因为他是黑五类的子弟,别人卖嫩草五分钱一斤,他只能获得四分钱一斤的报酬。
他咬着牙,背回了八十到一百斤嫩草。他所割得的嫩草,质量比别人好,但得到的报酬却比别人低。如果质量跟别人一样,就会对他拒绝收购。
那时候,他只能把对共产党政权的仇恨,深深地埋在心里。因为那时候的政治空气异常恐怖严酷,如果公开地说出来,就可能被抓去枪毙。也因为后来对胡耀邦赵紫阳的开明执政抱有幻想,期待着共产党政权能走向民主,能走向还政于民的道路。
是六四惨案的鲜血,促使了张文和的猛醒。使他看到了共产党政权执意要与中国人民为敌,执意要奴役中华民族,执意要开历史的倒车,执意要逆历史潮流而动,执意
要背叛祖国文化而认宗马列。于是他再也不愿像过去那样,一再压抑和憋屈自己。乃在一切公开和私下场合,一概不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在这个异常黑暗恐怖的政治系统中,绝大部分人,只能戴着假面具虚与委蛇,只能言不由衷地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而张文和君却不愿作这种虚僞的表示,而是真诚地对这一切说“不”。
他的这些表现,几乎是这个社会的异类。当然就被北京警方目为“精神病患者”,而想方设法送进精神病院里去。
其二是因为中国政治系统的逆向淘汰机制,把张文和送进去,才让北京警方感到心里踏实。
因为中国共产党所创建的秦希斯政体,是一个异常血腥恐怖的奴役系统。在这个系统内,人们必须将真诚、善良、人性、良知、恻隐心、是非心、正义感、责任感等深深地压抑冷冻起来,才符合共产党的党性要求。否则,就会被无情的淘汰出局。
经过几十年的逆向淘汰,绝大部分国人被改造成了听话的党奴。而张文和君却没有被改造成这样的党奴。于是就成了这个社会的另类。鲁迅先生说过:猴子为何不能变成人?是因为个别猴子有变成人的可能时,其他的猴子就将其视为另类,从而一拥而上,将其咬死了。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北京警方就想用“精神病患者”的方式,把张文和君咬死于精神病院之中,以利于他们的邀功升官。
其三是因为张文和君的宽阔胸襟,能团结人,能凝聚人,令北京警方感到恐慌。
张文和君待人真诚热心,一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很受国内良心人士的敬重。当然就令反动当局和北京警方感到紧张和恐慌。
这次在张文和家小住,出入都受警方监视和跟踪。每每外出,还要向非法监视者申请并说明理由。我感到很不习惯,乃跟张文和君声言曰:“要是在我广西,他们胆敢阻拦我,我就两巴掌扫过去。”
而张文和君却平静地对我说:“他们都是一些退休人员,为生计所迫,才被聘请做这种事情,待遇也较低。虽说让人不齿。但也应该多多体谅和宽恕他们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知道……”
张文和君对非法妨碍他人身自由的人尚且如此,其待同志的坦诚,已无需赘述。
看到张文和的遭遇,说明了“胡温新政”要执意与中国人民为敌。我虽为之感到愤然悲伤,却只能呼吁释放张文和,并谴责北京警方的执法犯法和违法乱纪。也不能搬块石头砸进胡锦涛的办公室里去!
初稿写于民国96年9月28日,定稿于10月5日“国难节”休假第五日。@
──原载《民主网》
富锦失地农民另一位维权代表于长武认为杨春林无罪,希望紧急为他呼吁,争取早日保释杨春林。
检方要求律师半月后再来
杨春林的妹妹杨春平告诉记者,10日上午她先致电杨春林专案组主管徐某,接电话的专案组成员高某告知,徐已去富锦办案,杨春林案已交到市检察院。因此她马上赶往佳木斯市检察院查询。
杨春平:“我9点多到的检察院,接待我的姓于(音)。我问他案子哪天送达的,他说前两、三天,那就是十一放假后第一天上班交的,10月8日吧。”
而当10月8日上午杨春平与家人到公安局询问时,对方对他们声称还要等几天才交给检察院。
杨春平表示,于某针对她的询问回答:杨春林案是当地的首例(指政治犯案件),要慎重处理;检察院要花时间阅卷宗,然后通知杨春林,案件已经交到检察院,问他是否要请律师。
杨春平对记者说:“我当时对姓于的说,我们请律师了,他问是哪的律师,我说是北京的。我请他告诉我哥我们已经给他请律师了。于答应了,但他到底跟不跟我哥说,我就不知道了。”
杨春平:“我问他,现在能安排律师会见我哥了吧,他说要等半个月以后再让律师来,他也不说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要等开完17大吧。”
杨春平还透露,在于某旁边的一名接待室人员则接着说:“公安局对案子已经交代过,她请的是外国律师”,此话令人费解啊。
富锦警方持续恐吓王桂林
富锦失地农民维权代表王桂林从今年6月初开始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报导发表后,立即遭到当地警方上门搜查,他被迫逃离富锦,躲避抓捕。在流亡的一个月中,仍然透过大纪元揭露失地案的黑幕,同时表达他所代表的失地农民对民主、人权的诉求。因此他遭到警方更严密的搜捕,终于在7月6日被佳木斯警方抓获,监禁在佳木斯市看守所27天。
警方在迫使他签署了一份保证书后,8月2日令他家属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王桂林在取保候审期间,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9月27日他又突然接到公安局撤消其取保候审的通知,表明他不构成犯罪。至此王桂林虽然名义上恢复了公民身份,但当他再次揭露土地案真相后,便受到警方更严厉的警告。
目前富锦市公安局不仅仅口头威胁要抓他,而是毫不含糊的威胁要把他关进劳教所。
10日记者打通了王桂林的电话,他以怒骂表达对警方的强烈不满。他表示无赖的富锦警方已连续两天到他家恐吓、骚扰他。9日警察第一次到他家,他当时不在。
王桂林对记者说:“今天(10日)警察再到家里来找我,说:你现在和法轮功搞到了一起,法轮功还给你制光蝶了,你的名字如果再在网上出现,就抓你劳教,怎么怎么的,XXXX”。除了异常愤怒,他对警察的无中生有之说感到莫名其妙。
于长武为杨春林急呼吁
10日晚记者终于联系上富锦失地农民另一位维权代表于长武,他表示,王桂林与他自取保候审被放出来后,一直合计如何保释杨春林,他希望透过媒体紧急为杨春林呼吁。
于长武说:杨春林根本就没犯罪,刚知道他在看守所受到酷刑虐待,希望海外媒体紧急为杨春林呼吁,争取他早日得到释放。没有杨春林,失地农民们都不知道下一步怎么维权了……
提到失地案的问题,他表示,目前看不出当局有丝毫动静,但在6月份时,明显看到一些迹象:如外界都知道的中纪委书记吴官正亲自到富锦北部的同江市、还听说6月份罗干也对案子有批示。后来又听说中纪委要下来调查等等。
另外,鸡西维权人士袁显臣的妻子表示:10月8日,鸡西市公安局国保又到他们的法律事务所打探袁显臣的下落。
记者还了解到,一些村民代表应北京温荣的邀请,十一前夕就启程离开富锦,至今滞留在北京。有几名知情的农民代表曾向记者披露,温荣自称是温家宝的侄子,而且还把国务院对富锦失地案处理的批示转给一些农民,上面有温的亲笔批示。
【大纪元10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湖北前人大代表姚立法失踪多日,据最新消息,可能是在10月1日被当局带走。与此同时,另一位湖北前人大代表吕邦列也被当局带走而失去联络。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认为,随着十七大的邻近,各地警方大范围威胁、软禁、殴打、绑架维权人士。他们可能已被当局控制起来,也许会在十七大后被解除控制。
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表示,当局对民间维权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这种打压措施必将在民间激起更大的反弹。
姚立法失踪多日
姚立法的儿子姚遥10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今天通过多方打听后,从一位朋友那里间接了解到:姚立法及其家属是10月1日被便衣带走,并从此失去了消息。据间接消息称,这次失踪仅仅与十七大有关,在十七大之后即可获得自由。
另据曾经受到姚立法法律援助的湖北民办教师今天透露,当局曾经对教师代表们进行威胁,并且着重提到警方可能要对姚立法采取措施。
姚遥说,自10月7日起,他和父亲就联络不上了,父亲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而他所知的最近一次和姚立法通话的黄琦已是一周前。姚遥表示,非常担忧父亲现在的状况,敬请各路朋友帮忙打听消息。
现年49岁的姚立法是潜江实验小学教师,自1987年开始自荐竞选潜江市人大代表,最终于1999年当选为潜江市第4届人大代表。2004年10月,他曾经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前去赴美观摩大选。姚立法近年来因参与民间维权而多次遭到短暂拘押和殴打。
可能与罢免俞正声案有关
对于被当局带走的可能原因,姚遥表示,应该是跟9月末他帮众多民办教师一起要求罢免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有关。
9月25日,湖北十几个县市的6000民办教师曾联名致信全国人大、胡锦涛、温家宝,要求罢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省委书记、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俞正声的一切职务。姚立法是这6000民办教师的法律总顾问。
之后,多名民办教师遭到当局的传唤和威胁。一些朋友还曾劝姚立法到外地避避风头。
黄琦回忆说:“大概一周前,我和姚立法先生通电话时,他曾经跟我说过,这个事情挺紧张的,也可能要出事。他所领导的要求罢免俞正声的事情引起了当局的高度紧张,而且这个事情也引起了上面的高度关注。不排除姚立法先生已经被控制起来了的可能性。”
呼吁各界协助查找
胡佳表示,姚立法先生在维权界享有很高声誉,他作为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然后恪尽职守地成为百姓疾苦的代言人,并且敢于挑战权贵。
他说,“我们很担忧姚立法先生遭遇某种不测。恳请曾经联系过姚立法先生的朋友提供线索,帮助查找姚先生的下落。”
胡佳表示,十七大已在整个中国制造了恐怖气氛。执政党的十七大,为什么成为老百姓和维权者的炼狱?!中国政法部门作为国家黑社会势力,究竟还要为十七大、为奥运会制造多少人权侵害事件?!
当局打压将激起更大反弹
据悉,湖北省枝江市人大代表吕邦列亦与外界失去联络。
黄琦表示,不论是姚立法先生还是吕邦列先生的失踪,还是湖北当局逮捕中国第一位首席民间信访调解员刘贵琴女士,关押著名上访维权人士郑大靖先生等等案例,我们不难发现湖北当局对民间维权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
他说,“可笑的是,他们不是站在利益受害者的角度、不是站在广大弱势民众的角度处理问题,而是从维护贪官污吏既得利益出发,继续强力打压民间维权。”
黄琦表示,毫无疑问,湖北当局的系列打压措施必将在民间激起更大的反弹。
【大纪元10月1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大陆私有权益网站星期三被北京警方以十七大维稳为由强令关闭,而同一天,网站的成员经租房主集体上访时,一名代表遭国务院信访办的警察殴打住院。评论认为事件并非偶然,而是从各个方面加强打压这个维权群体。由一众全国各地经租房主开办的房产维权网站私有权益网星期三在北京公安威胁下遭强行关闭。该网北京的负责人梁景禄当天对记者说---
梁景禄:“中午时公安局的对我说要求为了十七大言论的稳定,要我把网站关了。我跟工程师说,给关了。”
记者:“他口吻强硬令你们感到受威胁?”
梁景禄:“对。我们只是要我们的房子,跟十七大没有关系的。”
开办了两年多的私有权益网是一个提供经租房、文革房以及拆迁等相关维权信息的网站,一个多月前,该网的论坛就被当局通过服务器供应商强行关闭;星期三迫于公安威胁,负责人不得不把整个网站彻底关闭。该网在湖南的负责人王季勇当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谴责当局这种打压维权声音的做法---
王季勇:“口里说什么关心民生、解决老百姓实际困难,说得这么漂亮怎么没收了我们的房子,现在还不让我们讲话呢?我们也是人呀,我们也有说话的权利呀?”
就在同一天,北京77名经租房主去国务院信访办集体上访时,其中62岁的代表马进在填表时被该办的警察殴打,当晚,被送往医院治疗住院的马进对本台说---
马进:“现在还眼睛疼、腰疼、腿疼,当时血压190,差点没死过去、晕过去。我们就正常上访,我填表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把我盯上了。现在能怎么弄?真没法说。”
经过检查拍片,这次殴打造成眼眶骨折和脊椎错位。一位在医院陪伴马进的经租房主告诉记者---
经租房主:“他现在那个脊骨已经错位了,CT和拍片都已经查出来了,眼眶已经骨折了。”
目击者韩先生说,警察故意寻衅打人,官方把伤者送院后置之不理。经租房主们再度报警,最终晚上有警察到医院做笔录---
韩先生:“警察说马先生吐口水吐了他,但是没有,他自己单说。就抓着他领子掐着他脖子,给他甩了一下,甩到地下躺下了。信访局的所谓医生来看了一下,量了血压是190,60多岁的人了,当时就抽搐了,要求他们警方打120,警方迫于无奈就叫救护车送到天坛医院,看完以后就把他扔在这儿了,就没人管了。”
王季勇认为同一天在北京发生的两件事情并非偶然,而是当局打压维护私有房产者的系列行动---
王季勇:“这个事情我如果是整个联系起来看的话,就是现在对整个经租房维权的人,采取报复行动。”
两周前,2百多名全国各地的经租房主齐集北京建设部请愿,遭强行遣返后至今有人下落不明,而各地的维权骨干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威胁和监控。
【大纪元10月1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采访报导)为中共十七大做准备的中共第十六届七中全会已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当局不仅对访民进行大搜捕,星期二抓捕了2、3百名访民,而且对北京维权者进行打压和驱赶,警方强行霸占北京市民赵秀云私有房屋,致使他们老两口半夜到新华门下跪抗议。据海外大纪元网站报导说,在七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即星期一晚上,北京警察进行搜查,抓走了几百访民。而在星期二,七中全会开幕当天,高法门前第一次出现了截访的比上访的人还多的情况。
大纪元还说在星期三上午11点,两位芬兰记者到北京高法接待站门外采访,大批访民争相恐后要求接受采访。据目击者表示,因外事警察过来驱赶记者,引发访民不满,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最后大批警察赶来支援,二位记者在访民保护下,成功摆脱警察的纠缠,带着一箱访民诉冤的材料乘出租车离开现场。
就在警方及各地截访人员对访民抓捕的同时,北京的维权人士也被拘留,严加看守,甚至被逼无家可归。
早前本台曾报导过自从10月2号维权人士华惠棋家住的大院被警方包围的情况,华惠棋被严加看守 不准到外面上厕所,他同院的维权人士周莉和孙小弟也同样被警方看守。而在星期一,华惠棋一家老小竟被警方强行从他们租住的房子里逼迁,星期三,华惠棋的妻子魏菊梅对本台表示---
魏菊梅:“8号下午两点,警察去了大约有百十人把我们一家一块押出来,押到现在这个属于周转房,多少年没人住的房子,因为他们一去好几十口子都到院子里、屋子里,老头受惊了,受不了这种惊吓。”
魏菊梅还说,星期二下午,他们租住的房东赵秀云来他们家要求他们搬回去,赵秀云向他们表示,双方签订了三年的租住合同,警察没有权利把他们轰出来,她是房主,她有权利叫他们搬回去。但是,当晚赵秀云回到家里之后,她没有想到,她的房子被警方强占。星期三,这位房东对本台表示---
赵秀云:“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警察带一帮人呼啦一下子就进来,当时我都蒙了,他们说这房已经卖给新世界了,不是你们家的房了。我说,‘你不能抢啊!’他说,‘什么叫抢,我就应该住,把你们都扔出去。’我当时想着房子是我们家老祖宗的私产,他们十几个人把我儿子连掐带抬的扔出去,现在6、7个警察在屋里住,外边有警察还看着我们。”
在晚上12点,走投无路的赵秀云夫妇到新华门前下跪抗议,赵秀云表示:因为她把房子租给华惠棋,周莉等维权人士,致使他的儿子,儿媳的工作都失去了,而现在,他们一家都没有生活来源。她说---
赵秀云:“房子让他们抢了,工作也没了,我们当妈,当父亲的没有活路,生存权利都没有了,我们俩昨天上新华门跪着,有人接待我们要我们别跪着,我们让他救救我们、帮帮我们,结果他把警察找来把我们拉回来就没事了,都没有过问。”
而另两名租住在同一个院里的维权者周莉和孙小弟也被驱赶,怀孕八个月的周莉已被迫搬出大院。目前还没有找到落脚点。周莉表示---
周莉:“像我这样的还有华惠棋父亲,都88岁了,警察还能给扔出来。我看中国警察疯了,你看他们给死人拉警戒线,给刘凤池他们家;给活人锁门,把门给焊上了;说精神残疾的人颠覆国家政权。叶国强视力残疾,残疾人齐志勇、刘安军警察见了就开始打,还有陈光诚。现在就是中国警察疯了,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大纪元10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9月27日,陕西延安市有200多位计程车经营户前往省政府上访,要求改变最近出台的计程车管理收费方案及合理制定各种费用收取规定,并要求成立计程车行业协会。据悉,延安市有453户计程车经营户,9月25日开始罢驶,其中200多位司机先到延安市政府上访了2天,得到的答覆是“按公司的方案办”。在没办法情况下,这些才集体到省政府上访。
这次上访的原因是计程车经营户所挂靠的通达计程车公司和神州计程车公司。在07年8月,出台了计程车新的营运管理方案,方案规定所有经营户必须向公司缴纳3万元人民币的经营使用费和10500元人民币的服务费,营运期只有2年,期间如无违约,再给11个月的经营期,合约期满后,将收回计程车的经营权。
司机们认为,公司出台的管理方案违反了07年6月新出台的条例规定:“计程车经营权,使用期限不少于6年,不超过12年 ”。
一位黄姓出租车司机表示,公司的收取的各项费用太高了,大家无法承担,到期收回经营权,也剥夺了司机的经营权。后来大家集体去上访,公司才把营运期改为4年,使用费和服务费也有所调降。
经过上访,条件虽有所改善,但这些司机回到延安后,都被当地政府要求写保证书。
另一位邱姓司机表示,到省政府上访后,当地把大家全部拉回延安,并到公安局做了笔录,要你填写相关的个人资料,并写以后不上访的保证书。还拘留了几个司机,大概15天左右。
据了解,这四百多经营户,因车子老旧,现需更换新车辆,所有费用加在一起共需13万元左右人民币,加上营运期间的费用,两年时间根本无法回收成本。
挂靠公司虽开了听证会,但没有经营户选举的代表参加 。有经营户问神州公司领导“为什么续加的经营期只有两年?”领导说:“我说加几年就几年,我就代表延安市政府。”从06年10月起,公司代收的计程车经营户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都没有正式的税收发票。
记者致电通达和神州计程车公司询问,但都无人接听电话。
邱姓司机表示,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扣掉各项费用后,利润不多。还有无牌照的黑车在抢生意,所以做这一行很辛苦。
据悉,每辆出租车每年办理执照、管理费、养路费、审验费、工商税费、二级维护费、车辆维护费、保险费等共3万多元,仅保险费就有交通强制保险、旅客座位保险、全年全保等多种。
这次出租车司机提出成立计程车行业协会的诉求,未获得当地政府的批准。
而在陕西省靖边县,也发生有261户出租车经营户集体罢工事件。
【大纪元10月11日讯】(天网义工黄琦2007-10-11)10月11日上午,成都市太平村村民代表前往四川省公安厅、成都市公安局等部门,投诉地方动用黑社会强拆。
下午14点20分,维权代表陈燕萍女士等前往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介绍了基本情况:10日中午11点10分,红牌楼街道办季金桃科长和太平村委主任杨健,纠集5个不明身份人员,到太平村四组强行丈量土地面积,并威胁村民“以后再给你们慢慢算账。”期间,与红牌楼街道办一同前往的投资方还与村民李开胡等发生了肢体冲突。
11日上午9点40分,成都市太平村维权村民就昨天不明身份人员强行丈量该村土地并与村民发生肢体冲突一事前往四川省公安厅、成都市公安局以及中共武侯区纪检委进行举报。据悉村民维权代表也向武侯区红牌楼街道办事处书记杨苹书记再次反映了太平村土地拆迁的问题。
而在今年7月25日下午14点30分,杨苹书记在太平村村民大会上陈:我们政府给你们争取了2万元的搬迁补偿金,还要给你们修4个农贸市场帮助你们解决就业问题。
此前,成都太平村村民进行了持久维权抗争【成都太平村上百村民擒获打手】、【成都太平村45村民进京遭截访情况】、【成都200村民围拆迁办24失踪家属报案省公安厅】,得到各界关注。
【大纪元10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子法、冯长乐采访报导)今天上午,北京丰台区国保、警察押送华惠棋回到为他父亲租的房子时,华慧棋、崇文区警察和国保们遭到崇文区体育馆路派出所所长董万军和20多名警察、便衣及当地开发商们的殴打。华惠棋被打得昏迷不醒,二便失禁等,丰台区国保、警察、派出所所长等8名人也不同程度受伤。目前,华惠棋已经被送到天坛医院检查伤势。警察阻止20家左右的外国媒体采访,美联社拿出温家宝签署的文件提出抗议时遭到警察的蔑视。目击殴打场面的华惠棋家人向记者表示:今天带头行凶打人的所长董万军边打边说,一切都是市局指使的。就是市局藉着他的手,打华慧棋,不放老太太(指正在服刑的华慧棋母亲双淑英),你不合作,就照死了打,就是让华慧棋和政府合作。
维权人士周莉披露:由于华惠棋父亲华再臣的家所处崇文区正在强制拆迁,故当地开发商拒绝他和父亲居住,而当地体育馆路派出所也认为他和他家人都是该地区不稳定因素,采取强硬态度,也不允许他回去。可是,华惠棋和妻子、儿子租住地的丰台区国保、警察为也把他看成是麻烦、定时炸弹,所以连日来一直驱赶他们囘原地。崇文区体育馆路派出所多次威胁华父家房东,让房东不许祖房给这些维权人士。房东不屈服,警察把房东的儿子也打了。
华惠棋妻子说:早上房东赵秀云请华惠棋回去居住,11点多,丰台区警察和华惠棋一起回到老父亲家时,两帮警察打了起来。华惠棋正在房东屋子里坐的时候,被崇文体育馆路派出所所长董万军和和新世界开发商20多人殴打,华惠棋被打倒在地后,被崇文区的警察擡出来扔到大街上。现在他就躺在院子地上。房东在哭。
周莉:目前,崇文区的警察把院子锁了起来,不让人进出,房东也被锁在自己家里。
押送华惠棋的丰台区四名警察和四名国保也被崇文区体育馆路派出所警察殴打,华惠棋伤的最重。丰台区的警察说:崇文要疯了,简直是胡来,他们肯定是收了钱了,要不然他们不敢这么胡来。
周莉告诉记者:华惠棋目前浑身是伤,疑似腰部受伤,不能动,不能説话,样子非常痛苦。同住一个院子的孙小弟正在抱着华惠棋安慰他。互殴的丰台区国保、警察、派出所所长以及崇文区警察也都在现场。北京市公安局来人正在调查事件,北京市公安区回复丰台区警察说:华惠棋住在父亲家和自己家都行。
11日下午16点,在北京警察的押送下,倒在地上几个小时的华惠棋被送入北京天坛医院检查。华慧棋目前依然昏迷不醒,大小便失禁、呕吐的满身,脑袋红肿。医院已经给华惠棋做了CT,核磁共振。医生不肯向家人透露病情,警察阻止外国媒体和网络媒体采访,美联社为此提出抗议。正在医院陪同的周莉女士认为,华惠棋的安危难测。
北京当局于去年年末逮捕华惠棋并判刑半年。在华慧棋入狱期间,又将他77岁的母亲双淑英也收监判刑两年。从狱中到华惠棋出狱后,当局一直要求华惠棋和他们合作,为当局提供访民、基督徒名单,被华惠棋拒绝。
10月2日,三四十名警察把华惠棋围困在父亲华再臣的家中,不许外出,不许买菜,不许送饭,公开表示不达到压服你的目地不罢休。但从一周前开始,不断有维权人士和访民到丰台区沙土山21号的华惠棋父亲家看望他们,崇文区体育馆路派出所警察迫于迫害罪行被公开的压力等,在数日前将华惠棋和父亲押送到华惠棋另外租住的丰台区房子里,华父家被警察入住。今天华惠棋回到父亲家时,遭到董万军等警察的殴打。
周莉说:现在迫害太厉害,不仅是宗教迫害,人权迫害,老百姓被当牲口一样到处驱赶无家可归。这一切不都是政府制造出来的悲剧吗?强拆人家的房子,还不许人家租房住。这囘连他们自己人一起被打。暴政太厉害了。百姓怎么活啊。
【大纪元10月1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报导)中国大陆又传来打压基督教的消息。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星期三透露,中国政府以“参加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渗透”为名,驱逐了至少50名外国基督徒。近日,包括两家美资企业在内共4家由教徒控制的公司面临或者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星期三的新闻稿中提到,4家被吊销或面临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中的两家分别是:美资的新疆太平洋农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洛浦分公司以及维吾尔人阿里木江依米提担任总代理的新疆佳尔豪氏食品有限公司在和田的分公司。
洛浦以及和田两地民族宗教事务局及工商管理行政部门指它们以公司名义在维吾尔地区传播基督教违反相应法律规定、扰乱社会秩序,妨碍国家安全。
就有关美资的新疆太平洋农业资源开发公司的情况,本台星期三打电话到新疆自治区工商局外资登记注册处,但是官员要求书面申请采访。太平洋农业资源开发公司洛浦分公司的业务由洛浦工商局管理,记者星期,三打电话到该局登记注册处了解情况---
记者:“它(新疆太平洋农业资源开发公司)现不是还在营业?”
洛浦工商局:“应该还在营业。”
记者:“有关掉的迹象吗?”
洛浦工商局:“不清楚。这是一家美国人投资的公司,老板是美国人,老板的妻子是中国人,开了好几年了。”
至于新疆佳尔豪氏食品公司的情况。据该公司总代理、维族人阿里木江依米提星期三接受本台访问表示---
阿里木江依米提:“总公司设在乌鲁木齐,喀什与和田两地各有一家分公司。和田分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听证会结果可能本星期会出来。和田分公司是星期一被吊销执照的,理由是‘非法(传教)’。具体材料张律师那里有。”
阿里木江依米提所说的“张律师”叫张克(音),来自北京,是该公司聘请的诉讼代理人。张克律师对本台表示,佳尔豪氏认为,和田与洛浦两地的民族宗教以及工商部门无权认定佳尔豪氏是否非法传教,因而提出听证,并已在星期二举行。张克说---
张克:“核心问题在于,因为是民宗局给予的认定,那么民宗局是否有权作这种认定,我们是对这一点提出异议的。因为当时工商局只提出了这一份认定作为唯一的证据。
我认为这是不合法的,一方面它是一个内部文件,并没有抄送工商局,工商局是怎么得到的这份文件,我们认为证据的来源是不合法的。更重要的是,法律没有赋予民宗局具有这种认定权,就是说民宗局没有权力认定它(佳尔豪氏)的行为的性质已经构成危害国家安全和扰乱社会秩序。”
对于因涉及宗教原因致使基督徒所经营的公司面临困境,北京的律师李柏光认为---
李柏光:“我想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可能在新疆、西藏这些边境地区,中国政府认为民族分裂势力比较严重的地方,外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到那边去进行一些活动,他们保持高度戒备心理,这可能是导致目前发生这些事情的一个原因。”
【大纪元10月11日讯】唐荆陵先生!你好!很高兴你能接受我的采访。我本人一直在关注赎回选票行动的进展,我觉得这是一件具有开拓意义的事情,它告诉我们,只要肯动脑筋,开发智慧,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公民运动在民间还是能有所作为的。现在看来,民间做事的空间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大和小的问题。理性加勇气,会使这个空间有时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大。下面,是几个有关赎回选票的问题,请你答覆一下。唐荆陵:感谢您关注赎回选票行动。我作为赎回选票的发起人兼义工之一,当然十分愿意分享自己在这一行动中的一些体会。当然,我这里谈到的只是自己对这一行动和相关问题的个人体会或理解,而参与这一行动的其他人士和公民对您关心的问题也许会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一、 赎回选票行动是一场有关中国选举的民间运动,相信你对中国的选举制度尤其是县乡人大代表直选有自己独特的观察。我本人注意到,我们当地2006年下半年在开展县乡人大代表选举时,官方尤其强调选举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点我难以接受。失去了独立性的选举它还符合选举的本质吗?想请你谈谈对中国选举制度总的评价。
唐荆陵:选举政治的前提就是认可竞争性政治观点和政治利益的存在,所谓“坚持党的领导”的说法显然是否定该前提的。中国的选举制度存在缺乏制度保障(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缺乏)、直接选举层级过低、选举范围狭窄等特点。另外,代表名额分配的公平性也是个突出的问题。
二、每到中国的选举年时,不甘做阿Q与精神奴隶的民间仁人志士们,尤其是具有独立思想的公共知识份子们,就会走到前台,试图用各种方式让选举回归它本来的面目。你也是一位有心人,但你选择的是“赎回选票”这种方式,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呢?
唐荆陵:发起赎回选票行动从我个人选举权实现的角度讲,这是最低成本、最高效益的选举权行使方式。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看,我希望推动公民对选举权利的重视以及积极践行。
三、以前我们俩人曾多次聊过甘地,聊过“非暴力”。你在许多场合也表达了你的非暴力理念。赎回选票在开展一段时间后,你们将其名称更改为赎回选票不合作运动,想请你结合这场不合作运动谈谈你的非暴力思想。
唐荆陵:非暴力在个人内心也许可以用“理念”来描述,但从外部来看,只能落实于具体的行动之中。非暴力是一种信仰,是一个宗教概念,而且我以为非暴力并不是可以简单表述的思想,它是整个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关于这个辨析,我曾经在很早以前的文章中约略提到过(参阅秦耕着《“最高法”:“公民不服从”首先不是什么?》以及唐荆陵着《关于非暴力与公民不服从:和秦耕兼答王辉》,以上均在03年发表于网络)。这里就不详细谈。不合作是践行非暴力的方式和外在表象。名称实际上谈不上更改。这里有个来历。我在担任义工的时候,为了更好地说明赎回选票行动的本质,使用了“中国的公民不合作运动”作为定语,以便那些多少了解“不合作运动”的公民理解。当时蔡陆军先生(他当时已经发表自己的声明,并成为第一位非发起人的义工)看到我的信件后,提议将行动命名为当前的名字,我们几位义工按照规定程序商议后加了这个题头,算是对行动进一步给予明确说明。
四、赎回选票运动刚开始时,好像发展并不顺利,后来你们用什么方式、什么渠道吸引越来越多的民众参加这场运动,并顽强地将这场运动坚持了下来?赎回选票运动现在参加的人数有多少?各地分布情况怎么样?你们是如何保证“声明”的真实性?
唐荆陵:刚开始也谈不上不顺利。一个新事物,公众需要时间来了解它的意义,更需要时间来克服自由行使权利的恐惧。赎回选票是意识觉醒的行动,这个特点决定了它具有加速发展的特性。其实在推广方式和渠道方面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主要受制于发起人和义工以及热心公民的资源和时间十分有限,当前仍然主要依靠成本最低的网络。实际上可以利用的行动方式是十分广泛的(比如大众传媒广告、游行、书籍、演说、讲座、单张、文化衫、图片、动画、记录片、个别说服等都可以用来推广)。行动的坚持主要依靠义工的不断付出。截止到今天,全国共有318位公民发表了自己的赎回选票声明,这些公民分布在27个省份。赎回选票行动十分强调声明内容的真实性,所以在程序设计上主要是运用类似竞选的手段来获得赎回选票声明,并通过规定的审核程序来保证声明的真实性。对我个人来说,我将自己担当义工的角色看作是在参加一场竞选,这个竞选超越了当前选举制度和选举现实的诸多局限。
五、中国的政治环境仍很糟糕,当局把民间的任何举动都当成是别有用心。我注意到赎回选票运动采取了非常公开透明的操作方式,在运动开始前,你就将这场运动的计划及内容在网络上公开了,每个公民的声明你们又公开,对这场运动的安全性,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考量与评估?
唐荆陵:不合作运动的力量就在于公开性。隐秘的不合作只具有个人修身价值(这当然也是十分宝贵的),而不能成为公众行动。关于所谓安全性,在《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赎回选票行动》第四部份之C的《答疑》的第2、3点中有明确的介绍。这里不妨照录如下:
2、本次行动在我作为一个执业超过6年的律师看来,是完全合法的。但不排除任何参与者可能仅仅因为参与本次行动而受到某种迫害。如果是担任统计义工和其他负担重要职责的义工,上述风险尤其不能排除。但如果这是争取自由必须支付的代价,每个人必须自己衡量是否值得,并决定参与到何种程度。
3、本次行动的主要内容是公开发表每个参与者的个人声明。如果“安全”是指隐秘性,则与活动性质相悖。其他关于安全性的关心,请参阅第2点。
六、赎回选票是一项集体运动,除了你是发起人外,你们还有许多发起人和义工。想问问,这些发起人和义工最初是如何参入到这项运动中来的?他们现在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唐荆陵:首先要感谢所有的发起人和义工。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些虽然不是发起人,也不是义工,甚至也不是赎回选票公民的人士曾经在讨论的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发起人和义工是在不断的探讨中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并愿意完成这个感召的人士自动参与的,赎回选票行动设计了完全开放的参与程序给每一位公民。行动的持续进行完全依赖于发起人和义工,还有一些默默支持的公民。
七、在赎回选票运动开展期间,出现了已参加这项运动的人声明退出的情况,这类现象多吗?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唐荆陵:实际上赎回选票的声明是不可撤消的,但发起人和义工的职责是可以辞去的。出现“辞职”这是完全正常的。即使如此,这种情况也十分少见,因为我们在公民发表声明前都强调面临的风险。我是当前的信息统计者。我知道的只有五例。一个是一位发起人声明不承担发起人职责,两位正式公布的义工要求不再担任义工。有两位发表声明的选民(国有企业职工)在经受单位和公安的压力后发表相反的声明,声称没有发表。但负责和他们联系的义工和他们有亲属关系,是得到他们确实的承诺后才发表声明的。这些事情完全在我们意料之中。
八、关于赎回选票运动,我也听到一些负面的评价,也有一些朋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有些朋友指出,赎回选票运动,主要依赖的是网络,还没有走入现实社会,他的象征意义比实际意义要大,甚至有的人说它就是一种网络签名活动,以上这些观点你如何回应呢?
唐荆陵:历史自然会作出评价,别人怎么议论不要紧。关于所谓现实与虚拟或者所谓签名的问题,可以参阅第四问中关于行动方式和渠道的回答。
九、前不久,民生观察多次报导了你本人被广州国保约谈、喝茶谈话的情况,这样的事情好像有三、四次之多,而你最后一次与国保面对面,国保甚至直接提出了要你停止赎回选票,请你谈一谈多次被国保约谈的情况?
唐荆陵:其实,不仅仅是我本人,多位赎回选票公民都遇到了类似情况,甚至更严重的威胁,但有公民出于个人看法,暂时不愿意公开自己因此遭遇的打击。需要澄清的是,政府有关人士在一开始传唤我的时候就提出了停止赎回选票行动的要求(也许说得没那么直接)。以下是简要经过:
赎回选票行动开始后,不同义工在国内网站开设的多个博客被关闭,ID被封。多名发表赎回选票声明的公民个人、发起人、义工被传唤,或者被公安人员询问。
2007年2月11日上午9点-12点30,我本人被传唤。传唤证以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名义出具,载明的传唤事由是“扰乱社会秩序”。主要负责询问的警官为广州市公安局廖元荣先生和另一位警官,还有一人负责记录,询问中警方详细了解赎回选票的发起情况和当前进展。
2007年3月1日下午4点-7点半,我本人再度被广州市公安局传唤。此次传唤为口头传唤。廖元荣先生负责询问,记录为张先生。询问中,我确认一些海外网站上转贴的赎回选票的进展报告、公民声明、进展统计报告和我通过邮件发给朋友们的内容一致。由于赎回选票行动的本质意义是公开声明,所以,我确认所有忠实于原文的转贴均符合我的个人意愿。询问中,警方人员指出我需要负担行政乃至刑事责任的可能。
2007年3月3日上午10点-下午5点30分,广州市公安局一位自称姓赵的领导、廖元荣先生、张先生等三人和我交换意见,没有做正式笔录。谈话中,赵先生指出,他们经过审议我的询问记录,并经过公安局法制部门内部研讨,认为我作为发起人和义工,在赎回选票中的行为可能违反了《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下列信息:(一)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的规定,相应法律责任可适用该规章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有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个人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给予六个月以内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必要时可以建议原发证、审批机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取消联网资格;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能处以劳动教养的处罚。谈话中,我指出,我个人确信自己的行动并不违反各相关法律和规章。但我愿意就此事寻求法律界的外部意见,因为我并不希望赎回选票行动有任何违法之处。
我对政府相关人士要求停止的答覆是:如果他们出具书面的决定书,我将马上停止自己的义工职责。但截止到今天,我没有收到类似任何的决定。
十、面对当局的打压,相信你不会气馁。不过,一场和平环境下的民间运动,注重妥协和变化至关重要,如何寻求与执政当局的良性互动是需要我们要多加思考的。你对上述问题有什么样的思考?赎回选票运动要到2008年1月31日才结束,你对未来这段时间这项运动如何发展有什么样的预期和计划?
唐荆陵:这个问题在第九问已经答覆了。至于下一步,坚持是最好的预期和计划。
谢谢您!@
2007年7月1日《人与人权》首发
【大纪元10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子法、杨光采访报导)十七大召开前,中共当局在位于北京的全国最高法院信访(简称高法)前持续对访民截访,到高法上访的访民锐减,访民四处躲藏。10月11日,访民和观察人士称,高法信访前一带聚集的各地法院截访警车数百辆,地方截访警察数百上千,截访疯狂,高法变得“清静”。辽宁访民刘纯宝下午在高法附近被七名截访警察殴打后抓到北京右安门派出所地下室里关押。十七大前,尽管当局严禁进京上访,但许多访民仍然冒着被劳动教养的危险进京告状。他们几乎都已经得知,中共当局对抓到的访民拘禁、劳教、送学习班、精神病医院。拘留,已是最轻的处罚。
11日上午,东北访民王桂兰、唐秀云、李华、赵桂香、刘纯宝在房间里躲避截访追捕。他们表示:在高法前浩浩荡荡的截访大军中,东北的截访警车最多,截访便衣最多,最凶,号称“东北虎”,东北访民感到的恐怖感最深。
当天下午二点,上访历史30多年的辽宁老访民刘纯宝出了房间向高法走去。当他在高法附近行走时,被河北截访警察拦住,截访喊道:这就是刘纯宝!七个截访警察对刘纯宝殴打后,报警北京警察,说刘纯宝殴打他们,刘纯宝被抓到右安门派出所,晚间,被关押到派出所的地下室里。
晚间,在右安门派出所地下室被关押的刘纯宝对记者说:就是因为我看到几个河北上访的太可怜,为他们写文章呼吁,河北截访的就恨我。他们今天看到我说七个人打我一个,还反诬我打他们。把我打的惨了。
刘纯宝证实高法前的警车、警察“数百上千”:警车,比上百辆多得多了,警察数百上千,他们还把牌照摘下来了干。晚间北京警察一趟趟的出动抓人,十点抓一次,过一会再来抓一次。老百姓都抓没了。
北京观察人士表示访民已经被抓得寥寥无几:“今天是高法近来最‘清净’的日子。高法的“清净”来之不宜,是靠门外几百辆警车保驾护航,是数千名访民的眼泪与失望换来的暂时‘和谐’与平静。”
北京的观察人士抨击道:一个负责的政府最起码的应该善待自己执政失误而造成的上访人民,而中共采取暴力截访来对付数以万计访民的冤案,实在是对自己执政能力的不信任,是垮台前最后的疯狂。
“中共当局赤赤裸裸的绑架有公民权的访民,违背公民意愿强行带出北京,在17大前这种自欺欺人的拙劣表演,向全世界人民暴露出其虚伪、残忍的本质。”
在押中的刘纯宝还向记者表示,他已经做好被当局拘留、劳教等最坏的精神准备。希望他和众多访民的遭遇,能持续得到媒体、百姓及外界更多的持续关注。
【大纪元10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近来缅甸军政府对举行和平示威的佛教僧侣和老百姓进行暴力镇压,引发外界对中共“六四”血腥镇压学生的类比,同时也引发对军人职责及中国军队动向的热议。政论家伍凡和《新闻自由导报》总编、《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作者吴仁华10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句话不是绝对的,军人首先是人,要判断命令是否违背人类文明、人类道德底线和人类良知。军队可以不违令,但不可以违背道德伦理,不可以向手无寸铁者施暴和开枪,这才是军人必须可能接受的天职。
伍凡指出,军队应该是保家卫国、抵御外来侵略的,而中共、缅甸等专制独裁政权把“无条件服从命令”的外延无限扩大,把军人培养成了高效率的杀人机器。但是在《九评》和退党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军队的走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旦时机成熟,军队将会选择和老百姓站在一起,成为反抗和解体中共的一支正义力量。
军人拒绝遵从屠杀令
在缅甸军警大举镇压搜捕示威者时,一名在“袈裟革命”中抗命不肯杀僧侣的陆军少校泰温,逃到泰国后透露,军中对杀害僧侣非常愤慨,对军头丹瑞的镇压令敢怒不敢言,相信他的高压统治只能撑到一年。泰温说,若抗命不开枪只会被处决;若服从命令杀害僧侣,他这样的佛教徒会被打落十八层地狱受炼火折磨。于是,他带同17岁儿子逃亡到泰国。
吴仁华对此表示,在“六四”镇压时,也有军人拒绝执行当局的屠杀令,有的是积极抗命,有的是消极抗命。这些抗命之举,不仅为他们的个人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成了六四事件中引人注目的重要事件。
据吴仁华调查,38军军长徐勤先中将在接到中央军委命令他率部进京执行戒严任务后,托病住院,拒绝参与镇压。当时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亲自赶赴河北省保定市向徐勤先传达中央军委的命令,要他带兵进京执行戒严任务,为徐勤先拒绝。徐勤先最终被撤职、遭逮捕,后被军事法庭判刑五年。他拒不认罪,也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掷地有声扔下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在受审时,徐勤先平静地说:“人民军队从来没有镇压人民的历史,我绝对不能玷污这个历史。”
吴仁华还提到消极抗命的陆军第28集团军军长何燕然和第39军116师师长许峰等人,均遭到降级等处分。
军人首先是人 要判断命令是否符合道德良知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吴仁华对此表示,这句话很流行,但不是绝对的。首先要分析执行的是什么命令,要判断这个命令是否违背人类文明、人类道德底线和人类良知。军队可以不违令,但不可以违背道德伦理,不可以向手无寸铁者施暴和开枪,这才是军人必须可能接受的天职。
他说,“军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军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服从命令不等于说无条件地盲目的按照上级行事,军人也不能以这句话作为借口逃脱自己的责任。”
美军军人法典明确规定,上级军官下达的命令必须是合法的;不合法的命令,美国军人有义务拒绝执行上级。此项原则表明,军人不是服从权力为己任的机器,应该有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不执行命令的权力。
军队非杀戮机器 而是保家卫国
吴仁华表示,我们也要搞清楚军队的性质是什么,军队应该是保家卫国、抵御外来侵略的,保卫自己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外来敌人的侵略,而不是镇压自己国家的平民百姓的。如果镇压民众,这就违背了军队的性质,以军队服从命令为天职来解释这种屠杀行为的话,就是极不负责的了。
伍凡表示,军队应该是为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服务的,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不受外来侵犯和掠夺。但是在中国、缅甸、朝鲜等国家,军队是为一小撮政客的政治服务的。
他说,“这些专制独裁政权把‘无条件服从命令’的外延无限扩大,把军人培养成了高效率的杀人机器。一方面他们从以暴力统治人民为基础的现实中谋得坐稳江山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无耻的宣称,他们极其热爱他们的人民。事实上,他们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具有永久性的冲突,解决矛盾的手段就是镇压。”
《九评》退党潮涌 中国军队新动向
伍凡表示,中国军队目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六四那样的大规模屠杀不大可能再发生。由于社会传播信息的渠道的拓宽,整个社会的变化对军队影响很大。军队中不乏高层军官提出“军队国家化”的倡议。
他说,“中国的军队的基础大部份都是贫穷老百姓出来的,特别是中下层军官和士兵和社会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通过自己的家属和自己的亲友、同学在了解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恶劣的现象,当然他们有自己的中国社会现状的判断。”
伍凡表示,尤其是在《九评》和退党大潮的冲击下,相当一部份高官、中等士兵都已经带头退了,他们退出去就会影响周围一批人,这个就会影响军队的走向。有的军官、军人现在迫于环境不便作为,而是在积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成为反抗和解体中共的一支正义力量。退党活动继续下去,越来越多的包括军人在内的老百姓就会知道真相,军队将来就会选择和有良知的老百姓站在一起,那时候共产党就岌岌可危了。
他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把全国的军队都当成它的党卫军,这说明它的政权很虚弱;如果要是没有军队了,它也就垮台了。”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再版 读者反馈将成补充材料
吴仁华新近编撰的《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于今年五月在香港首次发行后,引起各界关注,于九月底再版。吴仁华表示,这本书出版后,很多读者通过各种渠道反馈了更多从未公开的六四真相,各界人士提供的文字和照片,将是未来发行新版、还原六四真相的补充材料。
吴仁华鼓励亲身经历六四的各界人士,共同记录八九年天安门广场血腥的一夜。他说,“历史真相被封锁这么多年,每个人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个片断。我希望更多片断出来,拼凑出整个历史真相。目前离整个历史真相还有很大距离,要慢慢挖掘和披露出来,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吴仁华表示,欢迎各界人士通过以下网站提供资料或发表意见:www.beijing1989.com
【大纪元10月11日讯】就在三退大潮快速步入2700万之际,更多来自山东、河南、东北、山西、内蒙等地的农民加入到三退大潮洪流中来。中共的天下是靠农民打下来的,老区的百姓更是为中共奉献了一切。但是,中共夺权后,农民却受到了严重的歧视,(“九评共产党”之九)。中共建政后施行的户籍制,将农民强行划分为二等公民,农民是中国最贫苦的阶级,他们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救济,没有退休,而与此同时,农民却是赋税最沉重的阶级,公积金、公益金、计划生育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等沉重的压在九亿中国农民的身上。
安徽的一位农民在退党声明中说:我是农民,因缴不出税,被强行收走谷物及带走牛,去乡里讨公道还谎称是我们送的。当权的就是这样欺压百姓的。今天听到退党的真相消息,非常感动,在此我声明退出共产党员、共青团、少先队等邪恶组织。来自内蒙的怡萍说,上海的高楼、北京的大剧场,不代表中国人民的经济实况;造几个人造卫星飞上天,不证明人人都填饱肚子、穿暖衣服了;现在中国农民仍陷于赤贫之中,在此我声明退出曾加入的共青团。同时来自内蒙的大伟是一名少年打工者,当他听到大法真相及三退消息后表示赞同,这位来自农村的孩子,深知中国农民工的艰辛,并声明退出少先队。
一位署名中国人的朋友说:中共许诺给农民土地,让农民为它们夺取政权拚命,当中共夺取政权以后,土地分给农民,粮食种下去还没来得及收,中共就从农民手上把土地抢走了,被抢走的还有森林、河流、矿山、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游的。美其名曰公有,实质上是私有、是党有,严格的说,是属于党内有权的人所有。其他中国公民、包括农村、厂矿、失业人员中无权的党团员,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中共官员们为了占有这些财富,不惜搞大跃进、搞文革、搞恐怖主义,饿死几千万中国人、整死几百万中国人,不仅让中国人一无所有,还不许你说个不字。所以,以毛为头子的那一代中共,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搞阴谋的集团、是宇宙间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我当年不懂事的时候,被人哄着入过团,现在我大了、懂事了,故自今日起公开声明退团。从此以后,绝不与中共同流合污!
来自黑龙江署名李宁的朋友说:在过去的年代,我出生在一个富农家庭,我的太爷在四九年被共产党活活打死,深夜在没人看见时草草收尸。我的童年时代是在被歧视中长大,到文化大革命时又看到很多好人挨批斗。从小就对共产党厌恶,特别是它对信仰法轮大法的人的迫害,我和我的亲人都深受其害。在此我声明退出曾加入的中共的一切相关组织。来自甘肃署名彩羽的农民说:我是不识字农妇,跟着恶党走了半辈子,以前被强迫抓去当红卫兵,加入那些什么鬼组织,但我还是相信老祖先善恶有报的理,所以今天决定退出共产恶党附属的共青团、少先队以及其一切组织,选择清白美好未来。
众所周知,中共邪党教育出的各级贪官都在想方设法搜刮老百姓钱财。在虚张的GDP高增长下,物价飞涨,打工者背井离乡,贫富差距拉大,恶性事件频繁,道德沦丧,社会诚信无存,人人没有安全感。邪党在不断的内斗、杀人、搞运动中,熟练运用流氓和洗脑欺骗手段,肆意玩弄百姓于股掌,现又与黑社会勾结,对人民疯狂掠夺。被强行拆迁的人、失地的农民无法生活,下岗工人与退休人员生活没有保障,弱势群体伸冤上访被抓进监狱牢房。即使有钱人,随时可能会被剥夺财产,官员随时会成为权力内斗的牺牲品和替罪羊,在共产独裁下,没有任何实质的生命和财产的法律保障。中共恶党执政的几十年,就是把社会财富集中到中共恶党集团部份人手中的实践过程。
今天苍天在上,神到了要解体邪党的时候了。在幅员辽阔的中原大地上,九亿中国农民中许多人正在精神觉醒。不做共产邪党的殉葬品,选择光明美好未来的心声来自生命的深底。《九评共产党》正在改变中国的命运、改变人类的历史。退党大潮也将从根本上摧毁中共柏林墙的地基,一个摆脱共产邪党的中国正在诞生,人类的新纪元正在来临。
【大纪元10月11日讯】一封由1万1千多名上访者联署的建议书,2007年10月8日13:00用特快专递发往胡锦涛,同时,这封建议书也以公开信的形式出现在一些媒体上,昭告人类。“六四天网”的黄琦说:“这个消息告诉我们。中国访民在一系列严厉的打压中,他们也感觉得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公开信称,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地累积了深似海的冤情。胡锦涛上任五年了,中国公权侵害私权的现实依然严酷,甚至还有恶化迹象。导致旧冤未解,新冤屡增的局面。期待依然悬空。公开信要求“倡导宪政民主、消除冤情基础”,并提出了明确截访违法、允许访民出版申诉冤情的刊物、集会抗议政府侵权、自由组织解决上访问题的团体协会等六点建议。
这封建议书对中国的现状的一种观察是相当准确的:那就是冤深似海,因为,在当今中国,不仅是这1万1千多名上访者代表的数以千万计的上访者有冤,更有数以亿计的未上访者也有冤,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冤深似海的惨状在当今中国出现了,而这个冤深似海的惨状却被当权者用虚假的经济繁荣,伪造的和谐社会的遮恶布掩盖着、装饰着,当权者照样用暴力镇压、谎言欺骗的两手对付诉冤者,制造新冤人,导致旧冤未解,新冤屡增的局面正在以加速度扩充着。中国的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
公开信认为:“面对这遍土地每日上演的侵权夺命事件,看到无法扼制的公权的肆虐,我们深感自己权利被侵害后这个国家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救济途径,深感在这遍土地上自己的生命财产没有起码的安全保障。我们在痛苦中深切认识到导致这遍土地深重人权灾难的根本原因便是权力的不受监督与制约,而要想有效监督与制约公权就必须落实民主。”
问题是,中共有必须落实民主的机制和能力吗?中共几十年来的历史告诉人类:要中共不害人、不杀人而落实民主比训练一头鳄鱼不咬人、不吃人还难。
公开信建议:“成立‘宪法法院‘。通过宪法法院清理各级权力部门出台的违反宪法的有关政策法规,审理各级法院的违宪案例,从根本上铲除侵犯民权、制造冤情的社会基础,确保宪法的尊严与权威,切实落实胡锦涛先生的‘依宪治国’思想。”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建议,问题是,靠谁来“切实落实胡锦涛先生的‘依宪治国’思想。”
也许大家还记得:胡锦涛在出席二OO二年十二月四日纪念宪法公布二十周年大会上以“树立宪法权威”为主题的公开讲话中强调:“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的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能及时得到纠正”。胡锦涛上台后,公开宣告其要‘依宪治国’思想已经近五年,在当今中国,胡锦涛的话就像肥皂泡一样在空气中消失了,大量践踏宪法的事每天比五年前发生得更多,更恶劣。我们不去怀疑胡锦涛有过,甚至现在还有着‘依宪治国’的思想,但在中共一党专政的体制内,要想实现‘依宪治国’思想比与虎谋皮还要难,因为:“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的人,都会被立即加以清除,无论这个人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九评”的这段话并非危言耸听,中共几十年来的历史中这样的事例不少,2006年,胡锦涛在黄海观军事演习时,遭中共内部暗杀险些丧命,就是为这段话提供佐证的现代版。
由于“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是一个反人类的邪恶生灵,简称中共邪灵,单纯依靠人类的力量是很难解体清除中共邪灵的,好在现在到了天灭中共的历史关头,神已在另外空间解体了以红色恶龙形体存在的中共邪灵的根,现在留存在人世这个表面空间的中共组织也处于彻底解体清除的过程中,如果胡锦涛、温家宝、中共十七大全体代表能够清醒的认清这个历史趋势,顺天意而动,宣布解散中共,废除中共一党专政的体制,实行民主制,这封公开信中的多项建议就有希望落实;否则,要想落实建议书中的各项建议,指望胡锦涛、温家宝、中共十七大全体代表来落实是指望不上的。
这1万1千多名上访者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向胡锦涛、温家宝、中共十七大全体代表发出了建议书,又以公开信的形式向人类社会表达了他们 “倡导宪政民主、消除冤情基础”的诉求。让全人类都知道当今中国冤深似海的现状,不受中共邪灵的骗,这对于让更多的人汇入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有推动作用的,这是一件顺天意而动的好事,显示了中国的上访者的新的觉醒。如果有更多的中国的受冤者也能将自己的冤情以公开信的形式在媒体上广为传播。声明退出自己曾经参加过的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退垮中共,解体中共,就一定会在解体中共后,使自己的冤情昭雪,也一定会使当今中国冤深似海的现状不再存在,所以说:解体中共是解决当今中国冤深似海现状的唯一途径。
【大纪元10月11日讯】自从中共在一九四九年打败蒋介石并取得对中国大陆的统治权以后,马克思主义便在中国大陆正式付诸实践。由于刚从战争中走来,中共还能记起他们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车拉肩扛送来的,还能理解并珍惜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谊。尽管这时他们执政水平不高,工作能力不强,但他们自觉自律地为人民做些好事的热忱,使他们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这也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人心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可惜好景不长,马克思主义作为强权政治的典范,其弊端便不断以或“左”或“右”的面目出现。继之以真枪实炮的战争结束不久,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路线斗争又纷纷登场。虽然人民精神上恐惧,生活上艰难,但人民仍然天真地相信,这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的必要,并虔诚地做到“毛主席挥手我们向前”。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上台。邓全面否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果敢地打开国门,使我们有机会向外看。通过纵向横向的对比,却令我们羞愧无比,痛苦万端。曾经被我们歌颂的往事,却原来是一场恶梦,“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实实在在地带给了我们一场劫难:长期以来,在精神上我们确实谈不上心情舒畅,因为我们必须处处小心,以免稍有不慎而被上纲上线;在经济上,同是在战争废墟上建立的国家,我们比日本、德国相去甚远,与韩国、台湾也难以比肩。
竟有人认为,我国幅员太广影响了经济发展。这种人数典忘祖,这是对祖宗的亵渎和污蔑。因为国大只能是优势而非包袱,况且国变大不易,国变小不难。从此,什么“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个个大大的问号在我们头脑中回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气氛趋于缓和,经济工作成为全党工作的重点。人民曾经豪情满怀,信心倍添。国人以其特有的思维定式,以为明主又君临人间。后几年我国经济建设确实取得较快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政治腐败几乎随之而生,政治剥削呈恶性漫延。随着裙带关系、世袭制度、衙门作风、密室政治等封建主义政治倾向竟相登场,经济发展也开始举步艰难。面对于斯,人民痛苦,人民迷茫,人民实在不愿意看到如此年轻的共和国就这样毁于一旦。怀着满腔热血,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莘莘学子两度走上街头,以死苦谏,希望中共迷途知返。但到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终于撕下了伪善的假面具,露出了丑恶狰狞的嘴脸,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人民下了毒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
六四学生运动失败了,人们对中共的幻想也破灭了,人心归于沉寂。但六四的精神不会死,她敲响了马克思主义的丧钟,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她成为世界历史上高高耸立着的一块不朽的丰碑。同时,她也促使国内有识之士以严肃、认真、冷静的态度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政权。
结合国内外政治、经济的理论学说和实践,我们依次思考了如下几个几个基本问题: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不是中国各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第二,剩余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经济剥削是否存在?第三,资本主义是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是否必然胜利?第四,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煞有介事,是否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勿庸置疑,这在中共自己的教条中都能找肯定的证据或答案。但我们首先发现第一条是不能成立的,它所谓“是”的答案不过是中共的自许。不仅如此,标榜以消灭剥削消灭压迫为己任的共产党自己已经堕落成一个剥削压迫他人的阶级。以此为突破口,我们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发现这一切都是错误的,是一个大大的骗局。曾经天真地相信“至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正确的”我们,最后只能宣布:必须像反掉“坚持两个凡是”和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一样,坚决反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
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土崩瓦解和苏联帝国的分崩离析绝非偶然,它昭示着马克思主义的穷途末路。我们相信中共肯定深明其中的道理,但中共却抱残守缺,背道而驰,顽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也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造就了“无私无畏”“救苦救难”的活“神”──共产党,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正可以以这个活“神” 自居,欺世盗名,达到自己丑恶的目的,特别是用作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专制的思想武器。四项基本原则既是中共专制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共坚持专制的旦旦誓词。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专制指南,马克思主义则证明共产党专制有理。社会主义制度是实施专制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是实施专制的工具。四者相辅相承,浑然一体。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可能会引起少数马克思主义信徒的猜忌,以为我们是资产者,怀着所谓资产阶级的偏见和敌意。相反,我们至今仍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我们正属于那绝望的“无产者”,在无奈之中才反戈一击。
同时,通过对中共政权运作方式的考察,我们十分惊叹中共几十年坚持不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灌输和绝对排斥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侵蚀的努力是十分成功的。尽管马克思主义漏洞百出,谎话连篇,但我们却曾真的把它奉为真理而不敢稍加怀疑,直至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论”、“剩余价值论”、“生产力决定论”等观点还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那样的根深蒂固,视为不须论证的公理。由此,我们也认识到,禁锢言论、禁锢思想的伎俩是多么的可怕,真真是民主制度最凶恶的敌人。
本文不仅在于破除马克思主义的迷信,我们还力求对被中共搞得神秘兮兮的“政治”的本质进行正本清源。我们认为,政治的本源是民主,民主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必然,它超越历史,超越时代,是民心所向,是大势所趋。它是发现真理克服谬误的法宝,也是实现团结走向胜利的凝结剂。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我国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提纲挈领的分析。
坚冰即将被打破,枷锁即将被砸碎。虽然黎明前的黑暗总会更加凝重,但黎明已到,天亮还会远吗?!我们劝勉民主战士不屈不挠,继续努力;我们敦促专制分子审时度势,认清形势。愿我们大家都能以真诚的态度团结一致,携手共进,去迎接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灿烂明天!
请将此文转给所有热爱民主、热爱自由和热衷独裁、热衷专制的人们!
吴 菊
彭功延
文 子
【大纪元10月11日讯】一、一个引人深思的悲剧故事读了周舵的长文“我母亲的自杀——一个案例的研究”(载于一九九一年八月号香港《明报月刊》),感触良深。
我和周舵是一九八零年九月结识的。那是在一次青年哲学史工作者讨论会上。周舵在发言中狠批了一通黑格尔,一听而知是受了罗素的影响。当时中国哲学界研究西方哲学这一行,亲黑格尔派占压倒优势。听到同龄人中有反黑格尔的,我颇有觅得知音之感,从此与周舵成为朋友。
我以前并不知道周舵的家庭悲剧。在我认识的朋友中间,父母遭逢不幸者比比皆是,写出来都会是很感人的好文章。所以我有时要对朋友们说,与其写一些半生不熟的理论或学术文章,真不如把我们自己的痛苦经历写出来更有价值。即便是从事理论研究吧,如果我们不善于把自己的痛苦经验注入其间,恐怕也难以取得任何独到的建树。这话看来有些残酷:似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父母、我们自己的受苦受难,到头来只是为了写成几篇好作品。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赵翼的“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两句诗,自然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幸灾乐祸。问题在于,我们受了苦,但不能让苦白受。把我们的痛苦记录下来,不仅能有力地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痛苦,而且它也使得痛苦本身获得一种意义。
“文革”之后,记录痛苦与灾难的作品已经出了很多很多。但真正深刻有力者却少而又少。我们不缺少素材,也未必缺少技巧,甚至不缺少勇气,但实在缺少眼光。
周舵此文的特点是,它不仅描述了一个感人的悲剧,而且还力图用一种深刻的眼光,给这个悲剧作出分析和诠释。文笔是克制的,但唯此更使读者感到沉重;分析是冷静的,但唯此更加令人深思。掩卷之余,我忍不住也拿起笔来,写下我的一些联想。
二、忠诚与反抗的内在矛盾
一位刚强、自信、聪明、美丽、生气勃勃的女性,最终竟以自杀结束了生命,不是在苦难最深重的时候,而是在苦难已经几近结束的时刻。这后一点似乎尤其令人困惑。周舵根据他对前人有关自杀理论的研究,把他母亲的自杀基本上归于“利他型自杀”之类。不过他也指出那不是纯粹的利他型自杀,“那要复杂得多”。
在我看来,周舵母亲的自杀其实并不是利他型自杀。她自杀得很痛苦,她并没有从自杀中感受到任何光荣与快慰。她的自杀,也不是为了实现某种传统的或时髦的道德准则。她如果是选择在外部压力最大——譬如说在被捕入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而百口莫辩,并遭到非人摧残时自杀,那么,她或者是为了向她所爱但并不爱她的那个党表白心迹,或者是向侮辱她折磨她的那些人表示抗议——这两种心理极不相同,但又不易分清,且实际上往往互相交织。
我们都知道,邓拓在自杀前写的遗言中,拒绝承认党中央强加给他的一切罪名,强调自己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历次运动中的大部份自杀者都差不多都是采取这种态度。但认真分析起来,这种态度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一方面是忠诚,另一方面是反抗。如果一个基督徒因为被教廷指为“异端”、“叛教”而遭受迫害最终自杀的话,他可以采取这种既忠诚又反抗的态度而并不陷于自相矛盾。因为在这里,他忠诚的是宗教,反抗的仅只是教廷。尽管在一般情况下,教廷被视为上帝派往人间的代表,但起码在理论上,上帝与教廷总还不是同一的。教廷自称代表上帝,但至少是在某些教徒心中,上帝是上帝,教廷只是教廷。一个人可以反对教廷而忠于上帝,上帝全知全善全能,而教廷却可能犯错误。既然你把忠诚与反抗这两种矛盾的态度分别给予不同的两个对象,那么你就并不自相矛盾。
三、关于“事业=党=领袖”的连等式
众所周知,中国人一向没有或少有外在超越的宗教,但并非没有某种宗教情绪或宗教精神。搞不好,造就很容易使中国人陷入一种内心的分裂状态。古代的忠臣,从比干、屈原到岳飞,他们本来的理想是忠于国家,但在现实中他们又不得不把这种忠诚的对象具体地落实在君主身上,由此便陷入一种不可解脱的自相矛盾。在当代社会,如果我们把所谓共产主义事业比喻为一种宗教,那么共产党组织就好比是教会,党中央就是教廷,领袖便是教宗—— 这是一个前人多次作过的比喻。然而这种比喻却仍不足以说明问题。毕竟,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个世俗的,此岸的东西。此其一。第二,假如我们把马列经典比作圣经,那等于把马克思或列宁或毛泽东比作了上帝(或上帝的化身)。于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共产党组织,本来不过是肉体凡胎者的一种自由组合,被高度的抽像化、神圣化,成为了整个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事业的全部的和唯一的主体。所谓唯一,含意有二:其一是,背离了共产党,就是背离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事业;其二是,只有一个共产党,没有第二个共产党。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本来也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生有死的个人,被抽像化、神圣化为党的化身。这就是所谓个人迷信或个人崇拜。早在一九二四年,马雅科夫斯基就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当我们说到党,我们指的是列宁当我们说到列宁我们指的是党。
这样一来,在事业——党——领袖三者之间,就形成了连等的关系。
在事业:党:领袖的公式之下,一个人被领袖批评,就等于被党谴责,就等于被事业所抛弃。但是作为被批评者,他常常会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他不能接受领导的批评(根据他自己良心的判断),但他又不能拒绝领袖的批评(根据那个连等式)。于是,他就陷入极度的自相矛盾与内心分裂之中。
四、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
据说,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批斗彭真时,发生遇如下段对话:
红卫兵:彭真,你交代你为什么反封毛主席?彭真:我不反对毛主席。红卫兵:主席说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承认不承认?彭真:(语塞)。
其实彭真当然有话可说。他当然知道不赞成毛主席的某一论断,还不等于反对毛主席本身,他甚至也一定知道,反对毛主席个人也还不等于反党。但是,在事业=党=领袖这个连等式统治一切(那也和彭真本人多年的努力分不开)的形势下,他不能公开地讲出这层道理,否则无异于自己给自己落实罪名。当着“党”指控你“反党”时,你如果不肯承认,便唯有沉默:因为你一表示反对,那本身似乎就构成了“反党”的铁证。这简直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
基于同样的道理,陈毅高声念道:“最高指示,陈毅是个好同志”,把批判他的红卫兵置于相似的困境。尽管红卫兵们发现,陈毅有太多太多的言行,太符合毛泽东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定义,但是在这条由“毛泽东思想”本身构置起来的铜墙铁壁面前,他们却无言以对。他们心里在说:主席还在受你的蒙蔽,因此主席这句话未必正确。但他们不能公开那么讲。不论是被红卫兵批斗的彭真,还是被陈毅反驳的红卫兵,可能心里都明白自己应该说什么去对付对方,但都不能把各自的道理公开讲出来。那个连等式封住了大家的嘴。(不过,有些红卫兵还是敢于继续高喊“打倒陈毅”。因为他们发现,不少在昨天还被毛泽东本人肯定的人物,今天便成了打倒对象,那么今天被毛肯定的人物,安知不会在明天被毛又赞成打倒。他们的这种推论终于在周恩来身上碰了个结结实实的大钉子——这当然是另一个问题了。)
五、“文革”的双重效应*
“文革”一度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局势。一方面,毛泽东被绝对地、同时又差不多是唯一地视为党的化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化身,这就造成了极为彻底的个人迷信。从而把极权统治形态发展到登峰造极。另一方面,因为它否定了其它各级党组织、党的负责人作为党的化身的作用(而在过去,例如“反右”期间,反对一个基层的党书记都可以扣上“反党”的罪名),这就又造成一种令人兴奋的解放。直到现在,仍有人称赞毛泽束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本人出于一种极度理想主义的冲动,“一手砸碎了他亲自缔造的那个党组织机器”。殊不知像毛泽东那样,把事业、把党绝对地等同于自己一个人的作法,正是极权统治者的最高愿望。又有人说,“文革”后期,毛泽东再度恢复了庞大的党组织机器,意味着毛自己向官僚制度妥协和放弃,至少是部份地放弃了当初发动“文革”的初衷。这些人不懂得,正如对一个地广人众的国家无法事事处处实行直接民主一样,它也不能在取消所有中介组织的情况下实行极权控制。因此,党组织的重新建立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党组织的一破一立,并不是使事情重新回到原点,而是使极权统治上升到一个更严整的高度。
六、无法证明的清白*
共产主义运动既是把神圣的宗教情绪世俗化,又是把世俗的政治活动神圣化。这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纠结。正如周舵所言,一旦你被打成异己分子,你甚至连实行“利他型自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死,本来是一个人用来表白其信念的最高和最后的手段。但在这种情况下,死却完全无法证明它一心想要证明的东西。
战争期间还有办法可想。在长征中,红四方面军被中共指为叛逆,气得徐向前不顾一切地带领人马杀向敌营。死了的就死了,幸存者总算通过这种出生人死证明了自己的无辜。这不过是那些传统小说和戏剧中一个常见的冲突模式。一个忠心耿耿的将军被皇帝怀疑为“谋反”而下令推出午门斩首,恰逢此时边关告急,别人都是饭桶,只有这位忠臣才可能战胜敌人,于是皇帝允许将军“戴罪立功”。得胜凯旋后,将军证明了自己的清白,皇帝则开恩赦免。两方都没有否定自己先前的立场,但冲突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这种解决冲突的办法就和大家熟悉的古代爱情故事关于先是不遵父命,自由恋爱,最终又金榜题名,奉旨完婚的模式一样。中国人生活中有太多的悲剧,偏偏一般人最缺少的是悲剧感,原因就在于作家们都太滑头,他们最善于用一些过份偶然的因素插入,从而使整个问题悄悄地改变成另一回事。在这一点上,“新时期”十年间“伤痕文学”或“大墙文学”的作品,很少有不重复前人故伎的。
所有被冤枉打成“反革命分子”的人们(我强调是“被冤枉打成”,因为惟有此种人才会陷入各种特殊的内心分裂。这种人何止千万),都有一种极强的愿望,要求证明自己的无辜。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没有任何一种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大呼冤枉吗?这等于是说“党”错了。你反对党整你,这不是反对党吗?这套强词夺理只不过是一个很浅显的逻辑谬误。但正如列宁引用过的一句话:如果几何学公理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它也要遭到否认的。共产党的实践证明了这句话至少对它自己是完全适用的。
为了表明你对党的忠诚,你表示愿意为党多做工作。这没用。“新社会”了,一切工作都是党的工作,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什么工作能够格外证明是在为党工作。你说,你自愿去做那些最艰苦的工作,用以证明你的忠诚。请放心,党本来就会命令你去干那些最艰苦的工作的,所以你无法证明你是出于自愿。
你会想到死,用你的全部生命来证明自己清白。可惜,也办不到。和平时期,你很难碰上有效命沙场的机会。纵然碰上了,“党”让不让你去也是个问题(怕你临阵投敌)。当然,倘若仗打大了,需要很多牺牲者,党照例会不失时机地调整政策。朝鲜战争中,早期派出的部队中就有很多原国民党部队的官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斯大林大搞清洗,许多能干的苏军高级将领被解除军权遭受迫害。希特勒进攻苏联,斯大林抵挡不住,连忙把大批将领从集中营调出派往前线。德国人本来以为这些苏军将领既然饱尝冤狱之苦,和斯大林离心离德,一定不肯好好打仗,殊不知这些人正急于找机会效忠以证明自己无辜,打仗竟格外卖力。一般人只知道,迫害会导致分裂,此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用得巧妙,迫害可以加强忠诚。正如那些猜忌心重、好吃醋多嫉妒的妻子或丈夫,往往更能有效地控制自己配偶一样。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论及,此不多说。
回到自杀的题目上来。你被打成“反党分子”,你试图用自杀来证明你不反党,你在遗书中竭力表白自己对党从来都是坚信不疑,绝对听话,可是你没有意识到你已经陷入了一个矛盾:当你证明了自己并非反党,同时你也就证明了党把你整错了。你既然反对党关于你反对党的指控,你事实上就已经是在反对党。因为党的正确性,如同党的权力一样,都是不容分割的。像上帝一样,党是全知全善。如果党冤枉了你,那证明党并非全知;如果党明知你冤枉还要整你,那证明党的邪恶。所以,党对此总是极其敏感的。在你看来,自杀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在党看来,你的自杀却是为了证明党的过错。毕竟,党不大关心你的清白,党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威。因此,共产党对于它无理迫害的牺牲品的自杀,从来不会觉得内疚,它只会更觉恼怒。所以,你的自杀常常招致更严重的罪名。叫做“以死来向党反扑”。不过有时候口气要缓和点,最通常的说法是说你“畏罪自杀”——没有给你罪上加罪,但最终仍然是落实了你原先的罪名。
七、唯有承认,才能否认*
说来说去,只有一种办法或许可能减轻你的罪名:那就是你承认党加之于你的一切罪名。这看来很离奇,其实却有它的道理。你通过认罪的行为再次证明了党的绝对正确。当年有的“契卡”人员就是这样劝说那些被打成“反党分子”的老布尔甚维克们公开认罪的:“为了党的绝对权威,为了党的利益,你必须承认党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你必须承认自己的确是反党分子。”可以想像,当这些被冤枉的老布尔甚维克们在法庭上承认了斯大林强加的一切罪名时,他们的内心深处或许真有一种悲壮感:他们觉得他们正在为党作出最高最难的牺牲。这或许可以归为一种利他型的自我牺牲,但和传统的利他型自我牺牲不同的是,这种牺牲是一种根本不被舆论承认的利他型牺牲,甚至牺牲者本人也不能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
是在作利他型的牺牲。出于一种崇高的心理,他必须当众卑微地承认自己的罪过。好像一位无比热烈而真挚的“利他型”情人,他为了满足意中人的心愿,而这种心愿很可能是要和第三者相好而抛弃他。他必须当众否认自己的爱情。他是在用否定爱情的办法肯定爱情。“我爱你,所以我只能对你说,我不爱你。”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残酷的逻辑,不过似乎还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逻辑。
根据周舵的记叙,我们可以把周舵母亲人狱后的言行视为实行“利他型”自我牺牲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是一种很奇怪、很残酷的表现形式。最初,周舵的母亲坚决否认各种荒唐的指控,她甚至用绝食的激烈方式有力地捍卫自己的无辜。但是,很快地,一则是遭受到更大的肉体折磨,一则是受到更大的精神压力,周舵的母亲会发现,硬顶下去,一来是要承受更多的肉体痛苦,二来这种行为实际上构成了对党的意志的反抗。这就很危险了。是的,每一个抗拒运动对你施加无理迫害的人,一个现成的罪名就是说你“对抗运动”。为了证明你“拥护运动”,你就必须顺从地接受一切惩罚,并且把这些惩罚“正确地”视为“教育”、“挽救”。造就是说,为了证明你拥护党,你就应该承认党对你的处置是正确的,你就应该承认你是“反党”。唯有承认了自己“反党”,你才是听了党的话,你才是表现出了你拥护党。偶尔地,党会理解你。党发现你是如此听话,包括党骂你是“反党分子”的话你也听,可见你还不是反党。党感到了你的忠诚,党宽恕了你。这种情况不是绝对没有,可惜少得可怜。在大部份情况下,党没有兴趣去细心理解牺牲者的心理,党陶醉于自己百发百中的伟大胜利。你感到极度委屈,因为你如此顺从竟然还被看作叛逆。但是你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继续顺从下去,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做得更加顺从一些才好。你甚至愿意承担下更多的罪名,超出领导要求地对自己“猛烈开火”。在绝食斗争失败之后,周舵的母亲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她的'思想觉悟'终于彻底提高,成了监狱里的超级模范犯人。不仅生活上处处照应别人,还现身说法,宣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路线”。甚至在放她出狱时,她还对看守人员表示依依不舍。
八、无中生有的犯罪感:越想越像,越像越想*
周舵母亲在监狱中的态度转变,最初很可能是出于“利他型”自我牺牲的心理。她表现得那么热诚,使你能感到她心中所洋溢的那种甘作牺牲的快慰。不过,即使在此时,周舵母亲心中的“利他型”牺牲意识恐怕也不是完全单纯的。在某种程度上,她大概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一定的犯罪感,也就是说,她大概从一开始就有点相信自己的确“反动”。这种犯罪感首先来自她惊愕地意议到自己在“对抗运动”那种感觉,尔后便迅速的强化。不要多久,她就会发现自己简直是“反动透顶”了。这种过程其实不难理解。第一,人的内在思想和外在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相互作用关系:不仅思想可以转化为语言,语言也可以转化为思想。你老是对外讲什么,结果你必然就会老是想什么,到头来你就会相信你对外讲的就是你内心想的。你总是对别人说你思想多反动,到头来你就会相信你的思想果真是那么反动。第二,既然这里所涉及的“反动”,主要是指“思想反动”,思想思想起思想来,很容易陷入迷惑与混乱。一个头脑灵活的人,谁没有想到过许多稀奇古怪的念头呢?很多念头完全是随机的,不受你意志的支配。假如你本来是个对穿着打扮毫不在乎的人,但你脑子也可能转过华衣美服的念头。当你无休止地反省自己,意识到自己也曾经有过这些念头,你就可能怀疑自己其实是个追求奢华的人。古人说得好:“久视则熟字不识,注视则静物若动。乃知蓄疑者乱真知,过思者迷正应。”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内,一个人被逼迫“深挖思想根源”,他很容易对真正的自我失去信任、失去把握。别人给你强加的那些罪名,正好起到了心理学上的暗示作用,于是你发现你果然像批判者所说得那样十分“反动”。越想越像,越像越想,最终精神的自我防卫彻底崩溃,你岂止是有了犯罪感,简直会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到了这时候,要让你恢复自信,相信自己是个好人,恐怕还很不容易了呢。也许,周舵的母亲就是这样。所以,当她出狱后,当她面对自己的子女时,她仍然寻找不回那个失落了的自我。
九、“无限忠于党”的“反党分子”——超卡夫卡的卡夫卡式荒诞*
这里有一个极大的矛盾,一般人未必注意到的。这个矛盾就是,一方面,你是怀抱着极其虔诚的心理去检讨自己的;另一方面,这种检讨本身又势必挖掘出一系列极不虔诚的念头。正因为你无限忠于党,所以你才会发掘出自己有那么多的“反党”思想。周舵的母亲正是陷入了这种矛盾而不自知:她表现得那么“革命”,同时她又相信自己是那样的“反动”。和历次运动中大量牺牲者的心理一样,她是一个“无限忠于党”的“反党分子”——多么荒诞的自相矛盾!比起这种惊人的矛盾来,卡夫卡的《城堡》显然还不够份量。比谁都爱党的反党分子,比谁都左的右派,这种人我们不是已经见得太多了吗?如果仅仅是爱党,是左,而不承认自己是“反党”,是“右派”,那倒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些人既是如此的爱党,如此的左。同时又相信自己是真的“反党分子”,是真的“右派”。与此相似,只是矛盾程度略轻,但矛盾性质一样尖锐的,还有那些大量的满脑子“无产阶级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
十、关于逻辑学中的不矛盾律*
当然,对于上述现象,共产党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共产党说,你本来是反动的,通过党的批判教育,你提高了认识,转变了立场。党挽救了你。很多被整者自己也多少接受了这套解释。周舵的母亲即为一例。这话也不是全无道理。很多人的确是在挨整之后才变得格外忠诚的(迫害加强忠诚),当然是一种愚蠢的忠诚。除开一批自觉的、坚定的反党分子外,大部份被冤枉挨整的人都不难回想起,当他们初初挨整时,他们觉得冤枉,并进而抵触,但此后他们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他本人也开始同意党整对了,承认自己的确反动,并且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忠诚意愿。他们的确会有一种“触及灵魂”、“脱胎换骨”的体会。在这一点上,周舵母亲入狱后先后表现的巨大差别,其实很有代表性。
但尽管有着这种貌似有理的解释,像“无限忠于党”的“反党分子”一词,仍然意味着极其荒谬的自相矛盾。因为在这里,“无限忠于党”和“反党分子”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东西,同时地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这就明显违背了逻辑学中的不矛盾律,也就是说,二者决不可能同时为真。实际上,共产党的这套整人术,只有当它加之于那些本心并不反党的人们身上,才可能取得上述效果。
十一、暧昧的“解脱*”
一九六七年,在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周舵的母亲被抓进了监狱。直到一九七三年她才被释放回家。“文革”后期,千千万万被整的人,离开了监狱,离开了牛棚,离开了“干校”一类准劳改的基地,回到了家中,少数运气好的还回到了自己原先的工作岗位上。这就叫“解脱”。
解脱当然不是坏事。没有人会拒绝解脱。周舵的母亲虽然表示对监狱生活依依不舍,但她毕竟毫不为难地出来了——可见所谓“依依不舍”原是一种自欺欺人。这在当时并不罕见。很多人在临离开监狱、牛棚或干校等地时,都表达过对那段生活的某种留恋,反复申言那种生活对自己是何等的有益。与此同时,他们却决不因此而自愿继续留在那里。“梁园虽好,毕竟不是久留之地。”这是说人有一种既渴望家乡的熟稔亲切,又希求外出闯荡的新鲜开阔的矛盾心情。但上述情况显然不属此类。没有人真心愿意过那种被贬斥、被惩罚的生活。不过你要说他们全是在撒谎似乎又有欠公平。也许,把上述心理看作是一种人心的合理化倾向更为合适一些。当你被迫过一种你根本不情愿的生活时,你总希望能从这种生活中寻找出一点意义来,以此证明这段生活也有它值得一过的价值,否则你只会更痛苦。对于人世间一切不合理的苦难来说,越清醒者越痛苦。当时一般人之所以容易接受共产党宣传的关于脱胎换骨的改造如何有益于人生的种种欺人之谈,不是因为它们正确,而是因为他们需要。
然而,解脱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解脱是极其暧昧的。党搞了一套“捉放曹”。党既不说它错了,也不说你对了。释放比抓捕还更莫名其妙。抓你时,虽无程序,好歹有个说法,放你时却是稀里糊涂。当然,对于渴望着从更小的牢笼回到较大的牢笼的人们来说,很少有人会自寻多事地硬要向当局问个明白后才肯走的——这再次证明他们说自己留恋那种生活不过是自欺。八九之后我们看到共产党又重施故技,不加说明地释放了一大批关押者,真所谓黔驴技穷。所谓解脱,既不同于“刑满释放”,又不同于“改正平反”。解脱就是解脱。它含糊其辞。它似乎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你的痛苦少了点,你的困惑却多起来。这对于某些人而言,意味着一种新的打击,也许还是更厉害的打击。
十二、意义的失落*
出狱后,周舵的母亲立刻感受到双重打击。第一重打击涉及过去,她无法确定过去几年的监狱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第二重打击涉及现在,她不知道今后应该怎样有意义的生活。
五、六年的监狱生活可以想像是十分难熬的,但周舵的母亲都捱过来了。她和有些人不同,她不是仅仅凭着生命本身的惯性生活,她是以一种极顽强的意志在活。她一直抱着一种极强烈的愿望,她力求证明自己是“革命的”。这话现在说来很轻松,甚至很隔膜。但不要忘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多少人把“革命”看作是人生意义之所寄。为了让社会承认自己是“革命的”或“要革命的”,多少人甚至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在出狱时,当局对周舵的母亲宣布:经过长期考验,党认为你是真正革命的,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周舵的母亲也许竟会激动地流下热泪。如果当局宣称:你过去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你认真地、痛苦地进行了思想改造,现在你已经成为革命队伍中之一员。她可能也会同样的激动。因为那便意味着几年的炼狱没有白费,意味着几年的痛苦具有价值。人不怕吃苦,怕的是白吃苦,怕的是吃苦毫无意义。然而,当周舵的母亲释放出狱时,党偏偏是什么也没有说。
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呢?你受了那么多苦,却没有个理由;你在苦难中表现得那么好,但不说明任何问题。这样一来,你所受的非人的苦难,你所做的超人的努力,到头来变得毫无价值,毫无意义。
和许多人一样,周舵的母亲在出狱不久便多次找到组织,要求组织给自己的问题作个结论。组织上照例是迟迟不说出个所以然。造就使她陷入了一种新的苦恼,茫然若失的苦恼。好不容易,北大俄语系总算是同意她去系里上班。于是,周舵的母亲又燃起了某种新的希望。可是她没料到,随之而来的却是另一重打击。她努力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拚命工作,再度积极申请入党,时时处处不忘抓阶级斗争,包括对于女、对同事都大上政治课。可是,党并没有因此而喜欢她、接纳她,自己的子女和同事却因此而讨厌她、拒绝她。当她从监狱回到人群中后,她发现自己比过去还更孤独。
十三、虚脱:生存意义的空灭*
按照周舵的记叙,“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懵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看来很不可思议。难道不正是“四人帮”那套极左路线让周舵的母亲吃够了苦头吗?为什么偏偏是极左路线下的受害者,反倒对极左路线的破产失魂落魄呢?这里面的道理很复杂。简单说来就是,由于周舵的母亲被迫使自己去适应那套极左路线的要求而付出了太多太多的代价,因此这条路线的破产,等于是宣告了她此前所作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造就使得她比以往作何时候都更加感到自己生命的空虚。
问题就在这里,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生活和某一套观念联系在一起,尽管这套观念从来没有给予过你任何好处,尽管从一开始你就是在一种外在的强力的胁迫下半推半就地去认同这套观念,但只要你的生活与这套观念纠缠得太长太紧,这套观念在客观上就成了你生命的组成部份。因此,一旦这套给你造成巨大痛苦的观念毁灭,你不但没有解脱后的轻松之情,反而倒有虚脱般的空灭之感。对于周舵母亲这样性格坚强的人来说,纯粹外在的痛苦并不足以夺走其生命的意志,空虚、只有那彻底的空虚才可能窒息她生命的欲念。
周舵的母亲痛感自己虚度了一生。然而,比起虚度一生这件事实本身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她清楚地知道,自己之所以虚度一生,决非因为天性怠惰和自甘平庸。恰恰相反,正因为她顽强地追求生命的意义,最终才导致了其生命的毫无意义。这里又不仅仅是个目标选择错误的问题。如果一个目标真是你自觉自愿选择的,那么不论这个目标最终被证明是正确还是错误,你在追求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充实的感觉。即便事后证明目标不对,你的空虚也不会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因为你的生命在那种追求过程之中已经多多少少体现出了它的意义。我猜想,时至今日,那些老共产党人的心态便是如此。但周舵的母亲却不属此类。周舵的母亲苦苦地追求共产党的那套价值,而那套价值却从来没有认可过她的这种努力。毕竟,意义只存在于关系之中。尤其是,周舵母亲所追求的那种意义,乃是共产党宣传的一种意义:它是人生此岸之事,因此,在孤独中,你不能以来生作安慰;它是世俗的,不具外在的超越性,因此,在空虚中,你没有上帝或其它什么神明作填充。共产党主张的那种意义,根据定义,它必须被党所承认,被历史所承认。然而,对于周舵母亲的毕生追求,党总是在打击它而从来没有承认过它,“历史”先是捉弄它后来则干脆否认了它。我相信,当周舵母亲回首往事时,她一定会发现一件她过去长期不肯正视的事实。那就是自她回归大陆后,她从来没有体会过生命的充实和人生意义的存在。而在过去,她总是自己欺骗自己拥有上述感受。我再说一遍,周舵母亲不同于老共产党人,因为说到底,后者是“革命者”,而前者始终是个“被革命者”。共产党的革命,一方面禁止她选择别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拒绝把她接纳入自己的系统。因此,她的孤立是极其彻底的。再加上家庭生活中温情的缺乏,亲生儿女前途的黯淡,以及自己身体的衰朽。所有这些便促成了她自杀的动机。
十四、关于“追求意义”*
我以为,周舵母亲的自杀,在更大程度上,是出于生存意义的空灭。
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特·弗朗克提出了一套被称为心理分析的第三派学说。第一派学说是弗罗伊德主义,该学说认为人活着是为了“追求快乐”。阿德勒学派则认为人活着是为了“追求优越”。按照弗朗克的理论,人活着是为了“追求意义”。这个意义可以因人而异,但正如尼采所说,除非一个人知道他为什么而活,他才可能在几乎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活下去。
除开殉道者,自杀者通常被视为勇者中的懦者和懦者中的勇者。人可以像动物一样苟活,动物却不会像人一样自杀。当一个人并非纯粹出于无法忍受的肉体痛苦而是更多地出于无法忍受的精神痛苦自杀,那说明这个人总是有追求的。对于这样一种人,只要他感到自己追求的东西还存在,他多半就会顽强地活下去,不论活下去是何等的艰难。当然,倘若他以为只有死亡才能实现他追求的东西,他可能选择死亡,这就是殉道者一类人物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会使一个有追求的人自杀,那就是当他或她深切地感到其追求目标的彻底毁灭。周舵母亲的自杀便是如此。你把这种自杀称为殉道或利他型自杀似乎也可以,因为那毕竟是为了某一个追求。但严格说来又不够恰当,因为那不是由于这个追求的存在而是由于它的不存在。周舵认为他母亲的自杀,“社会应负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另外的百分之十,应由我们全家(包括母亲自己)来分担。”这种说法恐怕也不够准确,因为它容易使人理解为周舵母亲及其家人犯有过错或者是个性上有什么弱点。这和一家人是否完美无缺没有关系。你可以说自杀者是社会的不适应者,但不适应者不等于都是劣者或差者。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有些不适应者倒要比某些类型的适应者强得多,好得多。
周舵母亲自杀的悲剧,当然不是常见的(但在四十多年来的中国大陆,那也不是特别罕见的!)。不过,倘就其思想变化和坎坷经历而言,生活在一党专制下的广大人民,尤其是知识份子,都或多或少地与之有些相似。从周舵母亲的悲剧中,我们难道不应该引出更深刻的思考吗?@
1992年1月
【大纪元10月11日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近日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专访时指,“现时有关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大问题,是没法清楚地告诉世人,社会主义真的是一场错误。”“整个权力架构反宪政的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报导指,这些措词激烈言论,出自北大现任教授之口,需要的不只是智慧,更需要足够的勇气。报导指,贺卫方因在各种公开场合,表达对现行制度的思考,而成了新右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令该报记者想像不出的是,这位执于司法研究、温文尔雅的学者,怎会在去年西山会议上炮轰现行权力架构违宪、共产党未依法注册是法律之外“不是人”的组织。
2006年3月中共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西山举行的一次座谈,被外界称为“西山会议”。贺卫方在会上表示,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那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官场清廉都是靠言论、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来维持的,而不是那种文革式的大字报。
他指出:“现时的改革只能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进行,在名与实不符的情况下进行,这必然成为未来社会发展隐含的危机和冲突因素。”
对于胡锦涛主政后提出的宪政、以法行政的主张,贺卫方认为,中国高层政治太复杂,语言往往不代表真实思想,胡锦涛在继承中共统治传统和维护宪政这两条对立的道路上,根本难以取得平衡。
贺卫方还认为,中共领导人在十七大可能对医疗、教育、住房等涉及民生的问题推出新的政策,但对于言论自由、宪政改革,他没有太大的指望。
今年47岁的贺卫方,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从事法学、法律理论、司法制度等研究。他在2005因不满招生考试制度,宣布停招硕士研究生。
【大纪元10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怡香港报导)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昨日发表他连任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施政报告藉港府财政好转的时机吹嘘建设与减税,侈谈“和谐社会”与“进步发展”,但对于谘询期在同一天结束的政制发展绿皮书着墨甚少。在亲共阵营与媚共媒体营造的一片赞颂声中,泛民主派议员批评曾荫权政府对普选缺乏承担,部份议员更指施政报告内容愈来愈体现出依附中共政权的大陆化色彩。在这本金黄色封面包装、标题为“香港新方向”的施政报告里,曾荫权以大篇幅介绍其十大建设计划,强调经济发展;又标榜“还富于民”,宣布在2008至09年度削减薪俸税标准税率至15%,公司利得税减一个百分点至16.5%,以及宽免2007至08年度最后一季差饷;在教育方面宣布推行12年免费教育及分阶段实施小班教学等。但对老人与弱势社群的支援,只是提到放宽综援豁免计算入息安排、提供长者医疗券等措施,可说只是杯水车薪。
在长达二小时的宣读报告时间中,曾荫权只用数分钟讲述政制发展问题,宣称会梳理和总结政改绿皮书谘询期内市民提交的建议,如实向中共政府提出报告,并尽力在任内就落实普选问题凝聚共识。
何俊仁:对普选缺承担
民主党主席何俊仁议员这样批评施政报告:“民主欠奉,扶贫乏力,对普选缺乏承担。……缺乏一个为香港人争取实现双普选的责任感,我只能说,香港没有双普选,我们就没有新香港,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香港。”
公民党议员汤家骅则批评施政报告在政制方面内容空泛,对民主普选没有提出具体的方向,反而着意扩大政治委任。他说:“政治委任其实和民主发展是背道而驰的,政治委任也是政治偏袒文化的开始,政府偏袒个别的候选人,会令到一个公开公正的政府下滑,令香港人觉得香港民主没有进度。我在这里重申要求特区政府尽快解释清楚,在过往那几日,特区政府为什么要偏袒某一个候选人(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而违反公开公平原则的遵守。”
对曾荫权将民主政治与管治质素对立起来的论调,汤家骅感到诧异:“民主发展其实是改善管治质素的必要元素,而他将这个民主发展变成良好管治的一个对立面,我是从未听过的,也凸显出他可能对发展民主改革缺乏信心。”
前线刘慧卿议员批评曾荫权强调良好管治,但对民主政党政治只字不提,反而着重所谓的政治委任。“你看完全世界,如果是文明民主的地方,都不是这样发展的嘛,都是透过政党政治去发展的嘛!所以他自己已经找错了方法,或者中央(中共政权)亦不让他,不批准他在香港发展政党政治,令到政党不可以执政。这是香港的悲哀。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对症下药,将来的管治问题会继续发生,令到他即使有很多鸿图大计,可能亦都是寸步难行。”
李卓人:开启洗脑新方向
职工盟李卓人议员更形容整份施政报告内容大陆化,当中强调所谓国民教育,就是要对港人洗脑。他说:“这等于同时宣布洗脑时代开始。所谓国民教育的本身,尽做表面工夫,弄些升旗队当国民教育,然后扔些钱出来说让人去做国民教育。我希望他扔些钱出来做国民教育,不是官方那种国民教育,不是洗脑式的国民教育。我希望他给到一个国民教育,是可以让香港人有一个独立的思想,然后带着独立思想、批判性思想去看自己的国家。”
对于曾荫权主张加强培训公务员认识《基本法》,李卓人也斥之为表面的洗脑工夫。“不要尽想、尽做些无聊的事情,如果真的要做国民教育,其实在香港传媒这么发达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收到这样的资讯,香港人绝对有足够的认知和知识去分析自己国家以及为国家贡献,不需要他在这指手画脚。但这可能就是新方向,就是洗脑的新方向。”
梁国雄议员也指出《基本法》培训的虚伪性:“我觉得空话莫过于此。我未听过有一个国家是要公务员学习了宪法才能做公务员,做得好的公务员。我觉得曾荫权穿崩了,擦鞋擦错了鞋油,是没可能的。”
陈太:不公平岂能和谐
曾荫权的施政报告大陆化也表现在其它方面,所谓和谐社会固然照搬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口吻,而他鼓吹的“进步发展观”,看来也与胡的“科学发展观”相呼应。然而,针对最近传闻港府支持叶刘淑仪参选立法会的电邮风波,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点出所谓“和谐社会”的虚伪性:“要真真正正达致一个和谐社会,我认为政府要带头做到公平、公开,我觉得这么重大的政策市民是有知情权,而我作为一个候选人都不知道。如果不能在这方面做到公平、公开,又怎么有和谐的社会呢?”
梁国雄喊天下为公反独裁
和往年一样,多个团体一早在立法会大楼外集会抗议和表达诉求。在议事厅内,梁国雄议员也一如既往,在曾荫权宣读施政报告前高呼口号。他这次拿出一幅孙中山先生的画像,高呼天下为公、反对独裁及平均地权等口号,被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阻止,要求他离场。梁国雄在高呼完口号后坐回座位,范徐丽泰于是允许他留下。
【大纪元10月1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海外的两个知名人权组织星期三联合发布了一篇由中国网络技术人员提供,关于中国网络监控机制的研究报告,并呼吁中国当局容许境内国民行使出版、表达、以及资讯的自由。由化名陶西(zhe)的大陆网络技术专家撰写的研究报告《揭开中国网络监控机制的内幕》,本周三由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以及在美国的维权网发表。
该研究报告从管理机构、日常控制的行政指令、以及网络商采用关键词协助监控几方面,就中国网络控制的内在监控机制作了详尽的论述,报告并附有对凤凰、新浪、百度等网站的系列测试结果,以及来自内部的行政指令实例。这篇报告不便透露身份的作者在引言中写道---
作者:“中国政府没有兑现其申办奥运时的人权承诺,尚未解除甚至加强了对中国网民言论表达、出版和信息自由的严厉的系统性的压制和监控。”
记者无国界组织亚太区主管布罗塞尔星期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篇由内部人士提供的调查报告,为中国当局一直否认的网络控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布罗塞尔:“这篇研究报告的特别之处是,是由一个在中国网络公司工作的技术人员撰写,他是这个监控体系的目击者也是受害者,细致地描述了政府是怎样一步步展开这个庞大的网络控制、监视系统。
当然我们一直都知道中国是有这样的现实情况,但当你提供所有这些证据,以及实例像谁负责什么?宣传部门如何介入?党是如何由各方面投入力量进行控制?报告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画面。尤其当中国政府一直称没有那样的监控系统,但我们知道非常明显,而且有清晰的证据,中国是有严重互联网表达自由问题的。”
本台当天采访了一位不便透露身份的大陆某大商业网站管理人士,他表示报告中所提及的不少都是业内人尽皆知的事情,对于当局的种种制约即使不满也无能为力---
商网负责人:“这个当然是有的,在中国怎么会没有呢?不管是中宣部对报纸的管理还是新闻办对网站的管理都是有的。看法?对这种管理方式肯定多数都是很反感的。至于反映,你在中国向谁反映,向党反映?我个人觉得可能没有谁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吧!
因为商业公司在中国生存的环境......追求商业利益,它其实是不会和官方或是政府发生任何对抗的。这方面我觉得商业公司可能会比传统媒体更加服从命令。这有什么奇怪?你看古狗(谷歌)雅虎进入中国后多老实?比谁都老实。你们最好到中国工作几年就知道什么叫内幕了!”
然而对于外国来说,这篇报告所显示中国当局在网络控制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是令人震惊的。记者无国界及维权网星期五发表联合声明称,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监控系统与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比拟,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在奥运即将来临之际,停止封杀数以千计的网站、停止审查网络新闻以及关押网络活动家。
而这篇研究报告也为大陆广大的网民提供了几个打破封锁的方法。1.学会使用代理服务器;2.利用异地、或小型网站发布信息;3.充分利用各种网络通讯工具,同时及时消除上网的痕迹。
该研究报告还显示在监控的同时,大陆当局也在利用网络收集、发布信息。
不便透露身份的大陆网站管理人士相信互联网本质,令它成为一个即使官方再努力也无法完全堵塞的舆论渠道---
商网负责人:“不管官方希望控制得越来越严,因为互联网本身你除非把中国的互联网和世界隔离开来。其实我看到一些管理部门内部对如何管理互联网也是有争议的。温家宝不就说过他上网么?反正各种消息都说中央的各级官员其实都会看网民对某一事件的评论,他们会很关注。
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现在互联网的管理确实管理得越来越严,但是可能官方对这个也有一个清醒地认识,认为不可能把舆论完全堵死,可能还是要留下一些空间吧!”
【大纪元10月11日讯】近两年,我和国内外朋友沟通,用Skype这一软件比较多。主要是感觉它可语音可文字,还可以看到朋友们是否在线,既不受国内外时差限制,又快速方便。前一阵子,听说Skype公司在僵持一段时间后终于屈从于中共,同意帮助其过滤“敏感词汇”。心里不禁感慨“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一古话的千真万确,感慨商人在利益和良心之间艰难抉择一番后,最终还是不得不把良心装在兜里啊。不过我感慨完一番之后也就算了,毕竟不觉得这会对我的生活有啥影响。
从上周起,我和多伦多一位好友用Skype文字聊天时,她却总没回应,后来才知道有很多文字我这里显示发过去了,她都没收到。这是从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我只觉得奇怪,不可思议。经朋友提醒才想到有可能和“敏感词”过滤有关。哎,想不到身在海外居然也会受到这种“待遇”。
今天突发奇想,就和这位朋友作了个测试,看看究竟哪些“敏感词汇”被Skype过滤掉了。结果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了:
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它所不喜欢的、害怕的当然得被过滤啦,这倒早在我意料之中。谁都知道它不愿意人们提起六四大屠杀的事情,惧怕与它的“假、恶、斗”本质相反的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最为惧怕人们提“退党”。所以“六四”、“法轮功”、“真善忍”、“退党”、“九评共产党”等词汇被过滤掉也不令人惊讶。
不过我又发现,“中共”、“共产党”、“江泽民”这些词汇居然也被过滤掉了。想想这很好笑啊,如果人们提到共产党和江泽民大多数都是赞扬的,对其有正面评价,它还会过滤掉这些词吗?即使是对其褒贬参半,它恐怕也没必要过滤吧。现在这样做正说明中共自己都清楚,老百姓提到共产党就没好话,提到江泽民就是在骂江泽民;正说明中共很清楚共产党和江泽民已经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中国百姓的怨声载道在与日俱增。而中共胁迫Skype公司过滤掉它自己名字的愚蠢做法,正好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将这一信息展示给民众。
一个连听到民众说出自己政党名字都害怕的政权还能存在几日呢?!
【大纪元10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施宇报导) 继今年4月境内发现“中国共产党亡”藏字石的贵州省政府关闭网站后,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网也将报导藏字石的文章悄然删除。大纪元记者在浏览新华网时,发现在关于奇石的报导下面“中国共产党亡”的图片连接,点击后发现该文章被删除,但删除的具体时间无从查证。2002年6月在贵州境内发现了2.7亿岁的“藏字石”,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中国大陆官方媒体都报导了此新闻,但隐去“亡”字,光提“中国共产党”。
不过外界分析指出,从中共接连封锁和删除网页来看,中共对于自己导演的现代版“皇帝的新妆”恐怕也觉得马脚太明显,不好再演下去了。
新华网删除“中国共产党亡”文章
大纪元记者今天在浏览新华网的一篇关于“藏石”的文章时,在该文下面的图片连接中看到“中国共产党亡”的图片,图片所属文章的名字叫:惊看平塘“藏字石”。
当大纪元记者点击该图片连接时,却显示出文章被删除。但是大纪元保留了2005年3月该文章的网页截图,文章标题也是:惊看平塘“藏字石”,应是同一篇文章,显示是正常的。
4月份贵州政府封网
2007年4月,在新纪元周刊深度报导藏字石上呈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字,加上优美客的视频公布了当地乡政府制作广告片之后,平塘掌布乡政府旋即关闭网站。当地民众与游客都回避谈第六个字“亡”。
在谷歌(Google)网站上输入“平塘掌布乡政府网站”,就会出现该网站的连结,点击进去则显示“无法连结您要求的网页”字样。截稿时,这个政府网站仍然处于关闭状态。
针对中共接连关闭官方网站和删除喉舌媒体上的文章,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亡”厂址在网上大量曝光,中共知道这个现代版的“皇帝的新妆”难以为继,因此对来上面的字透露中共倒台的那一天充满了恐惧。
“中国共产党亡”藏字石
这块藏字石是2002年6月,原任村支书王国富在清扫景区时无意中发现的。当时是都匀国际摄影博览会推荐该景区为摄影采风点。2003 年8月中旬,平塘县邀请了贵州省地质专家到掌布考察,认定“藏字石”是从河谷左岸陡崖上坠落下来的一块巨石。
2003年12月5日至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学家李廷栋、刘宝君及古生物学专家李凤麟等15人深入掌布河谷实地考察。专家一致认为,“藏字石”上的字位于距今2.7亿年左右的深灰色岩中。至今未发现人工雕凿及其他人为加工痕迹,堪称世界级奇观,具有不可估量的地质研究价值。
中国大陆官方媒体都报导了此新闻,但隐去“亡”字,光提“中国共产党”,不过人民网、新华网等刊出的照片中却看得很清楚。而且每一个亲眼观看的人都心知肚明。
这些大赛要求是为什么而定?新唐人电视台在举办多次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和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后,在声乐方面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中文歌曲在国际声乐界处于什么地位?带着以上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多位艺术家,包括大赛评委会主席、著名歌唱家关贵敏先生。
古典音乐未来在东方
许多华人音乐爱好者崇尚西洋古典音乐,对中国民歌和中文艺术歌曲不是很了解。为什么新唐人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如此强调中文歌曲呢?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在采访中表示,其实早在90年代初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声乐大师沈湘就告诉她,在国外办大师班,教授西方人声乐时,西方艺术家就说,西方的声乐已经走到尽头,未来要看东方。
著名指挥家、美国国家交响乐队(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指挥伦纳德·史拉特金(Leonard
Slatkin)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对于正统音乐的未来在东方这个观点,他非常同意。他表示,从创作素材和技巧两方面,西方都已经接近尾声。未来在创作和表演技术两方面,东方都具有很大潜力。为了加强在美国的正统音乐教育,他提出,应该把音乐和历史结合起来。如贝多芬的第三号交响曲“英雄”,在他创作的过程中,贝多芬一直想着拿破仑。了解了这段历史后,人们对“英雄”的音符和乐章将有更深的理解。
杨建生表示,中华5千年文化中一代代民族精英,故事写不完。这里面随便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歌剧创作素材。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没有内容,那么就只能在技巧上做文章。所以创作素材非常重要。中华文化历史所赋予华人的文化传统内涵是未来声乐在东方的主要原因之一。
1994年,在德国汉堡举办了几场独唱音乐会后,有的西方艺术家问杨建生,你为什么不唱中文歌曲?他们想听中文歌曲。于是,经过一些准备,她在1996年举办了几场中文独唱音乐会。她得到的反馈是,“太好听了”,“和我们相通”等。西方艺术家觉得中国民歌很有特色,并认为华人温文尔雅、含蓄的风格非常高雅。
中文歌曲挑战声乐技巧与境界
著名歌唱家、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评委会主席关贵敏先生在访谈中表示,不但是华人音乐爱好者,就是中国声乐界也是推崇西方的声乐,意大利语和德语歌曲,认为那个正统,觉得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档次低。其实,中文歌曲很不容易唱。在意大利学完美声,回来唱中国民歌还要再进修才可以。
他举例说,开始他在学校里学的也是美声唱法、西洋歌曲。唱完《星光灿烂》、《奇妙的和谐》、《玛丽啊!玛丽》等意大利语名曲后,再唱民歌,发现不行,还得再上一个台阶。中国民歌有其独特的韵味,对演唱者有更高的要求。
杨建生也表示,1996年办了中文歌曲独唱演唱会后,发现不唱不知道,原来中文歌曲不好唱。她说,中文字是方块字,写起来是方的,唱出来也是方的。唱歌讲究字正腔圆。中文方块字既要咬字清晰,又要能最后唱圆,即产生共鸣,字头、字腹、字尾都要交代清楚。如一个“我”字,字头是“乌”的音,字腹是“噢”的音,字尾的韵脚落在“哦”的音。
中文歌词本身就具有旋律,再加上曲调,还有中文特有的阴阳十三则,比起意大利语几个元音就可以涵盖的发音规律来说,中文歌曲在技巧上和韵味上都给演唱者提出高层次的挑战。
关贵敏表示,唱不同的民歌,要了解不同民族的生活环境和风俗。他举例,草原一望无际,因此草原民歌的特点是小三度一路攀升,并且带有马头琴的味道。而延边的风格是迟到颤音体现的长唢呐味道。云南小调“绣荷包”旋律较细碎欢快,荷包绣得密密麻麻。西北“绣荷包”旋律较慢,包绣得大,且忧伤:正月到十五,十五的月儿高。那春风摆动杨(呀么)杨柳梢。
闯出属于华人自己的路
目前在古典音乐界涌现出一批华人艺术家,如26岁的纽约爱乐乐团首席双簧管手王亮、33岁的纽约爱乐乐团助理指挥张贤、钢琴演奏家24岁的朗朗、25岁的李云迪等。他们很多都是演绎西方的经典作品,以西方音乐标准为准绳。
中国也出现一些国际上知名的作曲家,如谭盾、郑宗亮 (Bright Sheng)、陈怡等。然而谭盾2006年底在纽约上演的歌剧《秦始皇》,被《纽约时报》评论表示
“极其失望”。评论指出,从现场效果看来,谭盾在歌剧的抒情和声乐上的创作思维稍嫌“拙劣”:一边研究中国民间音乐,一边听尽大都会近年来上演的各类歌剧现场,想从中筛选出适合自己的技法。“谭先生的目标显而易见:他是想制造出有形式感又动人的抒情唱段。可惜《秦始皇》给高贵的歌剧抹了黑。”“《秦始皇》的声响越是靠近《卧虎藏龙》,便越像是‘升级版’的《图兰朵》,场景也便显得越是沉闷。”
华人艺术家如何闯出属于自己的风格?天音乐团指挥陈汝棠先生表示,华人艺术家的创作空间长期以来,受中共控制,变得非常低矮。他举例说,曾经有一出话剧,开始演出后很受欢迎。但就是因为台词里面对贪官发了点牢骚,虽然受欢迎,也被禁演。在中共管辖的华人艺术圈内,不能容许真正反映民情的,说真话的艺术。搞声乐的,如果与歌颂中共无关的作品,基本都没有舞台给你演。自己是从事有关交响乐的工作,搞乐器的有个好处,没有词,感觉最幸运了。
陈汝棠表示,交响乐这块所谓最好的状态,就是专心练习古典作品,我不牵扯政治,你也别来管我。可以去弄点钱,过好日子,好像这样就可以满意了。但仍然无法摆脱要演奏歌颂中共的曲目或为歌颂中共的演出中表演节目等,实际还是龟缩在低矮的空间里。
曾五次获得葛莱美奖的美国著名乡村歌手玛丽·卡彭特(Mary
Carpenter)表示,在独裁或者专制的社会里,艺术一定会被迫有屈从(subversive)的因素。这种因素和艺术的本性是不相容的。可以想像,创作出真正的好作品会很难。
杨建生表示,中央乐团有一个创作班子,每年去民间采风,最后出来几首歌。大部份都扔掉了,因为与歌颂中共没关系。在中国大陆,她觉得自己不能称之为艺术家,只是一个“党”的工具而已。演唱者不喜欢,也得装出喜欢的样子,像木偶一样。在中共党文化控制的艺术创作空间与环境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没有创作空间,也没有舞台。
陈汝棠认为,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为被党文化禁锢的华人艺术界另辟创作和表演空间,为华人创作和表演属于自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提供一个很好的舞台。
杨建生表示,只有摆脱了中共党文化,中华艺术瑰宝才能真正放射光芒,华人艺术家才能真正走出属于自己的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新课题和新挑战。中共把中华文化捂起来,把它的党文化嫁接在中国艺术形式上,为歌颂自己用。艺术的根本应该是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这也是为什么新唐人声乐大赛强调参赛作品不得有歌颂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共党文化内容的歌曲。该声乐大赛也在为未来华人呈现中华艺术瑰宝奠基。
找寻宇宙的律动
中国古人讲,天有五音(宫商角征羽),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人有五脏。音乐的繁体字乐字,是中间一个白,相当于金属,左右两边是丝弦,架在木头架子上。
关贵敏介绍,最早的乐器是鼓,皇帝战蚩尤时,用夔皮鼓(夔是传说中的动物,有龙的鳞纹,只有一只脚和一条腿)把敌兵的魂震出去了。后来又制造乐器为这些士兵招魂。古时音乐是用来治病的。后来古人发现草也可以治病,所以就在音乐的乐字上加了个草字头,变成了药。中原人至今仍然说吃药(音“乐”),而不是吃药(音“要”)。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这在文字、音乐、绘画等方面都可以看出端倪。
杨建生表示,在修炼法轮功后,对艺术有了新的理解。艺术本身是神传给人的,让人们在生活中提炼出纯的东西,再还给人。艺术应该是有纯度和高度的,对人们来说,应该是精神的升华。她说,早期如巴赫时代的音乐,那时的创作是敬神的,艺术表现手法没有过分的渲染,那种节奏感觉像是宇宙的律动,人类逃不脱的生命的节奏。
而在表演方面,她说,以前忘我的表演状态是可遇不可求的,但修炼后,更明白艺术的本质,所以反而不紧张,忘我的表演成为一种常有的正常状态,甚至有时候表演的时候,能够把自己抽离出来看表演和观众。
《庄子·齐物论》中提到天籁、地籁和人籁。庄子对颜成子说,你听过人籁而没听过地籁,你听过地籁而没听过天籁。人籁是道体现在人身上的信息,地籁是道体现在天地上的信息,天籁是道本身的信息。而庄子追求的就是天籁。人籁、地籁和天籁的差别其实是道的差别。
庄子认为,忘怀自我、放弃自我,只有进入这种境界,方能听到宇宙间最美妙、最和谐的大道的交响。能听见这种大道交响之人,便是得道之人。
谈到法轮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和歌曲,陈汝棠认为,目前他们在创作手法上,比起一些世界级的大师,可能有所不如。但是他们创作的音乐,可以说是今后人类艺术的方向,因为他们的音乐是表现神的,表现纯真、纯善、纯美,真正达到那个纯度,这是未来人类正统艺术的方向。
10月11日清晨6点多,3名当地警察在一名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闯入苏家。生活在德国的苏虹宇的母亲刘姝伽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到家里抓我儿子,想找人没找到,就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当时就我妈一个人在家,吓得手脚冰凉。”苏虹宇的姥姥今年86岁高龄,受惊吓后卧病在家。“这也太过分了,要真是把老太太吓的过去了,谁来负这个责任呢。我们只不过是要参加个声乐比赛,又没做什么错事”,刘姝伽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气愤地说。
苏虹宇的舅舅得知母亲家被抄,外甥被迫流离失所后,前去当地公安局询问搜捕的理由,公安局工作人员推说不知情。据悉,当地警察抄家时既未说明理由,也未出示搜捕证。
在此之前,当地两名警察曾于10月10日傍晚到苏家向苏虹宇的姥姥施加压力,要求她供出外孙的藏身之地。
苏虹宇是专业声乐演员,日前与另外两名大陆选手一同报名参加由新唐人电视台即将于10月15日在纽约主办的“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10月8日,抚顺公安截取了三名选手准备赴美参赛的信息,于当日傍晚6点左右,同时出动,分别到三名选手家中抓人。所幸,三位选手当时都不在家。
目前包括苏虹宇在内的两位选手流落在外,另一位名叫赵曼的女选手被监视居住,护照被没收,并被要求每天向派出所报告。警察威胁她说出另外两名选手的下落,并说要把三个人关到一个地点,等17大结束了才能放出来。如果还找不到苏虹宇和另一位选手,就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通缉。
总部设于纽约的新唐人电视台声乐大赛筹备组透露,新唐人已经开始与美国政府方面接触,积极组织营救,同时大力呼吁美国媒体同行关注这一事件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