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07日(星期日)
关于广场上的反应,和发布会后的活动,她介绍说,“因为广场上的游客非常多,很多人都接到了传单,很多人都愿意为了中国的人权在白布上签名,支持中国人民办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没有人权迫害的奥运会。新闻发布会后,点燃火炬,然后将向中国城方向游行一圈,以便唤醒更多的民众、游客,中国人对人权问题的关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民主运动义工杨春林,为帮助被中共政权抢夺土地十几年的4万农民维权,喊出“不要奥运要人权”的口号。杨春林被抓后不屈不挠,顽强拒绝当局转化,并且在看守所给狱警和犯人宣传民主人权理念,恼羞成怒的狱方对他实施酷刑迫害,试图摧毁他的意志。杨春林家人强烈谴责当局的非法、非人道恶行,希望律师能尽早会见杨春林。
北京当局对基督教徒华慧棋的软禁已经持续到第五天。同院的八户人家中,警察严禁华慧棋父子、维权人士孙小弟、周莉三户人家迈出家门。连日来,孕妇周莉依靠瓜子和两瓶矿泉水度日。7日,北京维权女士周莉被警察关押至体育馆路派出所里后下落不明。
夜间我们正在熟睡的时候,所长董万军、警员邓长远(警号027898电话13331112505)和几名便衣突然破门而入,并且把门帘扯下,说:不合作谁也别想睡觉,我们有的是人和钱,看你们能坚持多久。随后,所长董万军给他们拿来了牌,让他们进行赌博及大声喧哗,打扰我们休息。他们还威胁说:不允许出门一步,谁出门就照死了打,打完后就抬到体育馆派出所去。
李和平说,要在平时,警方人员只要发现自己不在他们的视线或者与他人接触就会贴近跟踪,这次竟然不闻不问,甚至在自己在遭受非法拘禁和毒打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警方的人员设法查询他的下落,负责跟踪的梁警官更是恍若毫不知情。李和平觉得极其反常。
物权法十月一日正式在中国实施后,深圳随即出现首宗野蛮拆迁,深圳一老妇在宝安区上合村购地及自建楼宇出租多年,该村于年初提出征地不果后,负责人竟趁业主外游,于物权法生效当天偷偷派员拆毁其楼宇,事后只辩称“拆错了”。
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桃花岛市场里一栋建筑物,名为桃花岛法制学习班,是以学习名义关押上访人员的地方,据从该学习班回来的人所述,在里面基本不给吃喝、不让睡觉、24小时坐凳子、不听话就要被打。要回家,只能乖乖在〈保证书〉和〈悔过书〉上签名盖手印。
“整天他就躺在炕上,吃喝拉撒睡都在那儿,生活无法自理,他已经15岁了(1992年生),到现在还需要给他喂食。他不会说话,只会‘啊’喊着,我时时刻刻都要盯着他,他没办法坐起来,更别提站立或走路了。”衣鹏鹏的母亲刘英叙述着全天候照顾一生下来就患了脑瘫的儿子。
江西市民王秋香发现早产儿王颖欣皮肤有症状后,紧急转院至江西省儿童医院住院。由于院方玩忽职守,造成婴儿转发脑积水病症。医院声称孩子在重症监护室,但禁止家长探视,至今已3个多月母亲与婴儿不得相见。王秋香表示,孩子从出生就没回过家。对家人焦急的询问,医院态度蛮横的告知孩子现在头很大。家人对孩子的情况一无所知,甚至怀疑孩子是否还活着!
这诸般溢美之辞原本不会唤起我太多的关注,因为在这片土地上从来就不缺少夸张的赞美,而恰恰缺少求真下的揭批。然而日前收到多年来秉持知识分子良心、坚持独立思考的胡星斗教授发来的《农民变股东,中国面临新的土地革命》一文,文章认为,重庆工商局出台的新政策“允许土地入股、成立公司,这在全国尚属首次。它唤醒了沉睡的土地,打破了禁锢的枷锁,土地从此变‘活’了,农民将很容易成为公司股东、董事长,可以说,重庆正在古老的乡村诱发一场新的土地革命”。这样的高度评价,不能不引起我的关注,激起我一探究竟的浓厚兴趣,使我沉下心来认真审视“土地入股”这一现象。
13年前,有一位普通中国妇女到泰国曼谷参加“妇女发展与妇女传媒国际论坛”,第一次听闻了一些闻所未闻的新名词,其中两个名词就是“草根组织”和“公民社会”。当时当景,乃是何等稀奇、何等意外!13年后,这位中国妇女已经蜚声海内外,致力于将其所创组织,建设成为“最好、最规范、最具有公信力的NGO”。这位妇女,就是中国著名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农家女”的创办人谢丽华。
"我从小生活在北京的大院里,了解北京大院的文化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生活在大院的人是与社会高度隔离的,我们所受的全部教育都是共产党是荣膺天命的。我在小的时候是真心相信共产党的理论的,我没有生来就知道共产党是骗人的。"王军涛真正转变思想是他十四,五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组织了社会调查,深入民间,才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看到农民的状况,政治上的迫害,触目惊心的现实,从此,他开始了践行他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理想之路。
一提到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现代的中国人,特别是上点年纪的,很多都有一种自豪、激动的感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少年轻人结婚,甚至把到天安门前留个影作为光彩和心愿。今天,仍有不少人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表达爱国情怀……
“共产党里固然出了许多坏人,但也有不少好人,所以不能说它是邪恶的,也不能说它已经坏到了不可救药的成度。”这种观点在当下对中共抱有幻想的人当中有相当的代表性。但问题在于,即使共产党里有不少好人,就能证明它不是邪恶的吗?就能说明它还有希望吗?不能!为什么?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中国媒体最近报导,北京奥运的猪肉供应商声称,他们特别选择了养猪场,为“奥运猪”提供有机食物,并让这些猪每日锻练二小时。此举激起中国博客们的嘲笑、哀叹和愤怒。网民说,当政府致力于让运动员吃纯净猪肉时,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的食品安全问题该如何解决?
一位朋友神秘兮兮道,悉尼也不是家家户户都窗门洞开的,也有一家是防盗门防盗窗紧闭,戒备森严的。另一位朋友说,在澳洲装铁窗铁门的一定是监狱,要不然是储存细菌或放射性的仓库,那位朋友连连摇头说,不对不对,我说那一定是银行的金库了。那位朋友见我们都猜不到,只得披露谜底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悉尼总领事馆。”
集会宣读了由12个团体及个人联署的声明,强烈谴责缅甸军政府自9月25日以来,以催泪弹、棍棒和枪弹残酷镇压数千名和平示威者。并声称缅甸内部消息透露,最少已有550名包括僧人和尼姑的无辜平民已被杀害,约有6千人被监禁,支持民主运动领袖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翁山素姬则继续被软禁。
鄙人不才,并不敢妄自菲薄。我也是近来看到李仲轩老人披露的形意拳秘藏——岳飞之《武穆遗书——九要论》才豁然开朗,再回头反思所读之太极拳古谱论述,以自己几年来修炼法轮功之动功静功的亲身体验默默思之,无不觉云散天开:中国传统武术,本是最好的研究和感受人体结构之奇妙的方法,这就是一门真正的人体科学。
在我国古典书籍,比如《红楼梦》中,经常出现过“阴骘”、“阴德”、“阴功”等词语,有许多朋友不能恰当的理解这个词,关键的原因是不能正确理解其中“阴”字含义,这个“阴”可不是阴间、阴险、阴森的意思,“阴骘”、“阴德”、“阴功”中的这个“阴”是暗,不显露出来、不要张扬的意思。要做到暗中施恩于人,古人云“有阴德者必有阳报”,因做善事而积累下的功业与德行才是一个人幸福的最终来源,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认为今生的名声、财运、福禄都由前世积德所致的,有了这种“阴鸷”,上天(或神明)就是可以把幸福赐予他。
由中国宗教事务局发布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已经在今年九月一日生效。在这个规定里,活佛转世灵童需经过政府多重审批,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重要人物更需中南海作最后定案。高谈“政教分离”的中共,这次赤裸裸地以政治权力干涉宗教内部事务。
“创世界纪录、撑一二普选”活动在昨日下午1时开始,齐集在维园几个足球场的数千民众一起打开黄色及蓝色的雨伞,以蓝色雨伞作底色,黄色雨伞排出“2012”字样,一同举起雨伞5分钟,并齐声呼喊:“2012双普选,香港人有志气、撑普选、争民主、2012双普选、撑普选、撑到底、撑到底。”代表泛民参加立法会补选的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以及多位民主派领袖人物及议员都有到场打伞。他们都要求在2012年落实普选行政长官及全部立法会议员。
2007年10月6日,日本东京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第31届东京都中野节的庆祝游行和舞台演出,以嘉年华的方式,向当地民众做出各项表演。中野区位处东京政府新宿附近,是日本人口密集度最高的地区,中野节游行队伍有30个团体的1000多人参加。法轮功学员组成了太鼓队,唐装队,仙女队,和法轮功功法表演队4个方阵。 他躺在地上,一手按着肚子,另一只手依然举起摄影机拍照。站在旁边的一位缅甸政府军士兵,正用枪指着他蜷缩的身子。警察在不远处挥舞着棍棒;再加上持枪士兵的追赶,恐慌的示威者四处逃窜。这是日本摄影记者长井健司临终一刻,发生在仰光的一幕。9月27日下午,在大批示威者在仰光市中心与军警发生冲突时,他不幸中弹身亡。随后,日本电视台播放了长井健司的遇害经过,国际传媒也刊载了躺在潮湿街道上的尸体图片。然而,大部分中国媒体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反对缅甸血腥镇压异议份子的示威者,今天在全球各地多座城市游行抗议,场面最大的是伦敦的示威活动,共逾万人参加,其他如雪梨、斯德哥尔摩、曼谷与巴黎等地也有小型游行活动举行。
示威者们头戴红丝巾,手里举着用英文写的“Security Council Action Now”(安理会立刻行动)、“Free Burma, Free Aung San Suu Kyi”(自由缅甸,自由翁山苏姬)以及“Chinese Community Party is Behind the Burmese Military Regime”(中共是缅甸军政府的幕后黑手)等标语牌,从泰特英国美术馆(Tate Britain)出发,途径西敏寺大桥、国会大厦、唐宁街10号(总理府)到达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
在最近缅甸政府镇压民主人士期间逃出缅甸的300多名僧侣返回缅甸。这些僧侣星期六在泰缅边境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将继续斗争,因为只有在国内的斗争才能带来变化。他们曾历经磨难,避开警方和军方检查站,逃出缅甸。
缅甸的街头民主抗议近日看似已趋平缓,但缅甸军政府秋后算帐的行动却不曾止歇。目击者指出,重装部队仍持续驻守于大城仰光附近的佛寺外,不少僧侣与民众被捕;曾免费技术协助抗议人士的莘莘学子,则因被军警列入逮捕目标而被迫离家躲藏。
中午12时,在哥本哈根最大的广场国王新广场,全球调查迫害法轮功真相调查团丹麦成员,人权活动家,牧师莱夫. 伯格. 汉森( Leif Bork Hansen)主持了人权圣火庆典仪式。
所有的人佩戴黄丝带,以表达对被中共迫害、关押的高智晟律师的声援。接下来,由丹麦资深前议员,丹麦人权研究院委员会主席比昂. 艾姆奎斯特(Bjørn Elmquist), 加拿大人权律师、“血淋淋的器官摘取”一书作者之一大卫. 麦塔斯(David Matas), 前国会议员,丹麦广播电台评论员欧勒. 杰斯托姆(Ole Gerstrøm),在监狱被迫害三年半的法轮功学员鲍学珍女士以及丹麦中国人权网络主席克里斯多夫. 布瑞克讷(Christoffer Brekne)发表演说。他们从不同角度揭露中共残害生命,迫害人民的种种罪行。他们发出的共同声音是,反天、反地、反人类的中共无资格办2008年奥运,
另一位真相调查团成员,丹麦国际萨哈罗夫委员会主席汉斯. 克里斯钦. 尼尔斯高夫 (Hans Kristian Neerskov)代表真相调查团作闭幕演讲。
非常凑巧的是,一组由丹麦民众为主, 拿着支持缅甸人权,抗议中共背后指使的标语牌的抗议人群,走过广场。儅他们走过广场时,看到了这一谴责中共的活动后,马上加入进来,并上台发表抗议中共支持缅甸暴政残杀人民的罪行。
下午13时,三支人权圣火火炬在主题歌音乐声中熊熊点燃,使庆祝典礼达到高潮。在火炬的带领下,人们擧着标语牌,绕广场跑一周后,向另一閙市区,市政聼广场跑去。
与此同时,欧洲“为你而来”合唱团、盘古乐队贝斯手段信军、黄色快车演唱队为大家作了精彩表演,他们带来了专为人权圣火而作的多首新歌。
14点左右,参加火炬接力跑步的人们囘到广场,在场的人们怀着神圣的心情,把火炬缓慢地一个接一个地传递给周围的人,每一个人都为自己高擧火炬的那一刻而感到自豪。许多路人被这个活动深深吸引、感动。他们不知不觉地参加进来,传单,黄丝带供不应求。
15点,人权圣火传递庆典仪式在哥本哈根圆满结束,丹麦民众把三把火炬传交给下一站,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摩。次日,人权圣火将在那里点燃。第三天,抵达瑞典第二大城哥德堡。
【大纪元10月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 特约记者天溢德国报导) 抵制中国共产党政府举办奥运会的人权圣火接力, 到达现在到处充斥着中国的旅游团的城市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抵制迫害人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国政府举办奥运会的人权圣火接力,十月四号,从国际法庭所在地海牙传递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以它的合法、开放的红灯区著名。现在它已经成为中国的各类官方团体旅游必到的城市。因此,城市中到处可以看到中国旅游者。为此人权圣火接力为了扩大影响也选在傍晚的时候举行仪式。前六四学运领袖,代表海外民运组织特地从巴黎赶来参加这项活动的张健先生,在当地时间十七点,他正要在发布会上发表演说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今天我们来到了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是荷兰非常古老的,相当于水上威尼斯的城市。今天恰好阿姆斯特丹有两个大的足球队有比赛,比赛后,广场上聚集的人非常多。所以今天的活动参与的人也非常多,也有很多荷兰的议员和代表来参加活动。特别要提到的是今天的天气非常好,风和日丽,昨天还阴天,今天变得非常风和日丽。”
熟悉当地情况的女学者邓青女士对记者具体介绍说,“我们现在所在地是阿姆斯特丹最著名的景点,达姆广场。这里是每个游客必到的地方,身后就是女王的王宫。现在是新闻发布会,刚才是来自加拿大的律师,前联合国的法官马塔普先生,发表了演讲,告诉广场上的民众。了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非常残酷。如果奥林匹克在中国举行,他提出了六七个条件,例如任何人都有权利参加奥运会,中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滞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必须释放高智晟律师等等。如果中共能够满足这些条件,我们就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
关于广场上的反应,和发布会后的活动,她介绍说,“因为广场上的游客非常多,很多人都接到了传单,很多人都愿意为了中国的人权在白布上签名,支持中国人民办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没有人权迫害的奥运会。新闻发布会后,点燃火炬,然后将向中国城方向游行一圈,以便唤醒更多的民众、游客,中国人对人权问题的关注。”
【大纪元10月7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民主运动义工杨春林,为帮助被中共政权抢夺土地十几年的4万农民维权,喊出“不要奥运要人权”的口号。杨春林被抓后不屈不挠,顽强拒绝当局转化,并且在看守所给狱警和犯人宣传民主人权理念,恼羞成怒的狱方对他实施酷刑迫害,试图摧毁他的意志。杨春林家人强烈谴责当局的非法、非人道恶行,希望律师能尽早会见杨春林。拒转化 遭酷刑虐待折磨
由黑龙江省公安厅与佳木斯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组成的杨春林专案组,自7月6日抓捕了杨春林后,一直使用各种手段迫使杨春林自己认错转化——写认罪书和悔过书。但至今也未曾动摇他的坚定意志。杨春林反对狱警和犯人宣讲中共迫害中国人权的真相,传播民主人权思想,引起部份犯人的赞同,使当局非常恐惧恼火。
记者近日了解到,杨春林在看守所曾被多次换监房。因该看守所无单独关押政治犯的监房,且当局害怕杨春林使更多的犯人明真相,所以他被调换于111、119号监室及二楼的一些监房之间。杨春林坚持对犯人和提审他的专案组人员讲真相,狱方便以一种叫“钉笼子”的酷刑折磨他。
“钉笼子”是一种把人的四肢完全拉扯开,用铁链子固定在铁床的四角的刑罚,受刑期间,人不得不以一种姿势忍受难耐的巨痛。杨春林已至少2次被施加此酷刑。第一次持续长达6天,第二次持续1天。
“看笼子”是相对于“钉笼子”的另一种刑罚,就是处理受刑者在“钉笼子”期间的大小便。至目前狱方经常以“看笼子”刑罚杨春林。
记者还了解到,看守所内极阴潮、寒冷。即使在夏天,里面都很冷。杨春林被抓时正直夏季,被带走时穿的很少。因为杨春林从2006年冬季起,曾花半年的时间征集支持“不要奥运要人权”的签名,他因无钱乘车,故步行上百里路从佳木斯走到富锦,脚磨出了血泡,再加上气温达零下三、四十度,他的脚又被冻伤。天气转冷后,家人送衣服和袜子,但警方拒绝家属留下袜子。故杨春林不得不把家人送的绒衣套在脚上……
据杨春林的妹妹杨春平透露,佳木斯国保支队徐队长——杨春林专案组主管之一,曾对她表示,9月23日专案组再次提审了杨春林,将他带出看守所刮胡子等。她认为这是当局为起诉杨春林做准备。
杨春平表示,她对专案组及狱方非法虐待、折磨自己亲人非常伤心。她母亲十分惦挂儿子,家人一直担心亲人的人身安全,目前不敢让家人知道此事。他们迫切希望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能尽早会见杨春林。
杨春平曾对记者说,“专案组说了,判不判、如何判都要看杨春林的态度和表现,法律程序肯定要走,如果杨春林写了悔过书,有可能放他回家。但我们相信我哥不会低头认错,更不会认罪。”
认识中共邪恶 呼吁民众觉醒
据杨春平介绍,他们的父亲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被下放到农村14年,家里9个子女均受牵连,命运坎坷。杨春林在子女中排行第4,今年52岁。他的性格很随父亲,非常耿直。中共八九六四屠杀要民主的大学生,使杨春林彻底对中共暴政失望了。
杨春林被捕前曾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他积极支持、参与2006年北京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发起的维权抗暴绝食运动,多次与高律师通话,商讨如何将这场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的中国民众反抗中共暴政的运动继续推动下去。他受到当地公安局国保的跟踪、监视,4次被国保人员抓去问话。
杨春林还对记者表示,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他的多篇撰稿中,除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法西斯暴行予以强烈谴责,还曾公开表示支持中国人民以真名三退来推动退党大潮等。他表示已彻底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并抛弃了它。
杨春平曾对记者披露,2006年当中,杨春林多次绝食,并奔赴北京推动维权抗暴绝食运动。在佳木斯住地附近的公园,杨春林对来往的民众不厌其烦的讲真相,包括中共残暴迫害法轮功、中国民众三退、公民要人权民主的思想等。
杨春林曾对记者披露,为了推动东北地区民众的维权抗暴,他义务介入富锦失地案,并提出“不要奥运要人权”的口号。他希望借海外众多媒体揭露中共篡政后制造的这桩最大土地抢劫案,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的人权灾难。
担当道义 勇气非凡
杨春平对记者表示,杨春林在推动富锦失地农民维权案期间,无数次的从佳木斯步行至富锦,向农民征签。家人为他的安全担忧,多次劝阻他。他也明确的对家人说:“我干的是掉脑袋的事,但我也要干,因为我做的事是对的……”。
杨春林被捕前对记者表示,富锦的失地农民,为要回土地近乎歇斯底里,但走上访告状的所谓正常途径根本无济于事。农民限于素质,特别是当地黑社会、腐败堕落政府对他们实行的收买、分化瓦解、打压迫害并用的手段,使农民束手无策。推动农民维权非常之艰难,他为保护维权代表王桂林和于长武的安全,在自己生活已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还给他们租房屋,并负责他们的吃饭问题。
富锦失地农民中的知情者曾对记者披露,杨春林面对的农民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维权概念、胆小怕事、甚至连一些事情都表达不清的人,他们被封闭的思维理解不了杨春林的境界。所以杨春林为唤醒农民沉睡的意识曾苦口婆心的做工作、艰难的征集签名。
一位向阳川镇的村民对记者表示,杨春林曾与一些村民代表说:必须下大力做,才能使失地案引起关注。多少个夜深人静时,杨春林仍然行走在冰天雪地中向农民征签,一次他看到杨春林的脚肿的很厉害,很受感动,于心不忍,于是他打电话给有车的村民,载着杨春林去下一个村庄……
【大纪元10月7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子法报导)北京当局对基督教徒华慧棋的软禁已经持续到第五天。同院的八户人家中,警察严禁华慧棋父子、维权人士孙小弟、周莉三户人家迈出家门。连日来,孕妇周莉依靠瓜子和两瓶矿泉水度日。7日,北京维权女士周莉被警察关押至体育馆路派出所里后下落不明。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派出所的警察在多次要求基督教徒华慧棋为当局提供访民和基督教徒名单被拒后,当局从10月2日开始对华慧棋父子实施切断内外联系和购买食水的监控。
7日,知情人向记者表示:华慧棋、华再臣以及同院的维权人士周莉和孙小弟等人不能迈出房门一步,警察不让买菜,不让外面送饭,他们吃喝拉睡都得在房间里。
华慧棋的父亲华再臣撰文的撰文说:“我家现在像个活监狱”。他透露:派出所所长董万华命令警察掐断华家电灯,在院子里拉上几百瓦灯泡,警察还在华家的窗户上焊上铁栏杆,夜间踢开房门,扯掉门帘,故意打牌大声喧哗。华家的房顶、房门、院外依旧有几十名警察在看管。
知情人还透露:怀孕约七个月的周莉这几天依靠瓜子和两瓶矿泉水度日。7日早晨,周莉诉下体出血后,被警察带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处置,此后周莉被押到体育馆路派出所里。在周莉打电话时,警察抢走她的手机,现在周莉下落不明。他们甚为担心。
体育馆路派出所所长董万军等警告华慧棋:不合作谁也别想睡觉,我们有的是人和钱,看你们能坚持多久。他们还威胁说:不许出门一步,谁出门就照死了打,打完后就抬到体育馆派出所去。
体育馆路派出所的警察敢打死人其实并不是口头威胁,在历史上已经有过先例。1998年2月23日晚,北京居民李桂芬34岁的女儿高萍被抓到该派出所几个小时后死亡。李桂芬看到女儿前胸和手上有被打的瘀血,双手和指甲都是黑泥,左手的三个关节还露出骨头……。此后,李桂芬状告派出所打死女儿,九年过去了,该案至今没有了结,高萍的遗体还躺在冰柜里。
7日下午,记者给主管华再臣家一带的体育馆路派出所的片警邓长远打电话了解情况,当听到记者自我介绍是海外媒体大纪元记者时,邓长远马上一声不响的切断了电话。而下落不明的周莉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
【大纪元10月7日讯】在“ 十一”国殇的日子,沙土山21号的我家,进来了几名警察,把我和儿子华惠棋带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威胁、利用和恐吓,要求华惠棋和警方合作,被我儿子拒绝了。后来由于国际媒体的紧急呼吁,警察于10月2日,把我和儿子带回家中,同时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不允许我们离开房子一步,不允许我们上厕所,不允许出门买东西,更不允许出入及家人探望我们。
北京体育馆路派出所所长董万军带领几十名警察把我家团团围住,董万军指使下属在院内安上了几百度的大灯泡,房上、房下都布满了警力,24小时进行监控,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该院,门外便衣倒锁门。
夜间我们正在熟睡的时候,所长董万军、警员邓长远(警号027898电话13331112505)和几名便衣突然破门而入,并且把门帘扯下,说:不合作谁也别想睡觉,我们有的是人和钱,看你们能坚持多久。随后,所长董万军给他们拿来了牌,让他们进行赌博及大声喧哗,打扰我们休息。他们还威胁说:不允许出门一步,谁出门就照死了打,打完后就抬到体育馆派出所去。
董万军、邓长远等几名警察把我家电线掐断,窗户焊上铁栏杆,院门也给焊死了。所长董万军踹了几下门,满意的说:“焊的挺结实的。
我家现在像个活监狱,不让里面任何人与外界联系。就连帮助过我家的维权人士及上访人员也相继遭到迫害,比如:叶国强、周莉、王玲、王建平等,他们都被公安局逮捕、拘留、软禁。
奥运是向国际上展示中国国力的一次机会,应该是一次盛大空前的活动,可在繁华盛景的背后,牺牲了多少老百姓的财力、物力以及人身自由?为了继续营造“奥运盛会”,他们究竟还要多少像我们一样的老百姓要继续牺牲下去???
【大纪元10月7日讯】国庆节前夜的暴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从来是浓妆艳抹、歌舞升平,然而,在首都北京一场又一场暴行在国庆节上演。
2006年国庆节前夕的9月14日,中国著名的维权人士郭飞雄遭到拘捕和殴打。事隔一年,今年的9月29日时任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一级合伙人的李和平律师又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绑架,并殴打至遍体鳞伤。
9月29日本来应该是周六,由于国庆长假倒休,将下周一挪为周六,北京各机构均正常上下班。下午5点半,李和平律师从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燕莎商业圈内一栋高档写字楼——高斓大厦正常下班回家,在停车场内被一群不明身份人士绑架,并用一个绿色头罩套住头部,挟持到一个地下室内毒打,暴行持续了五六个小时,李和平律师遍体鳞伤。
李和平律师事后回忆说,当时绑架他的至少有4个人,全都孔武有力。他被套上头罩之后,随即被塞到一辆轿车内。他感觉到这是一部比较高级的轿车,在被套上头罩之前,他还注意到这部轿车没有牌照。在车的后座上,两名大汉将他紧紧地夹在中间,并将其反剪双手。其中左边的那位壮汉没有施加太大的压力,而右边的那名壮汉将胳膊插入李和平反剪的胳膊内,只要李和平稍有动弹,即招来呵斥“再动,打死你”,并不断被抬高胳膊的高度。“当时我不得不将头部深深沉入腿部,被压迫得无法呼吸,几乎快要窒息了,腿部也很快麻木了,几乎没有什么知觉。”
有多年开车经验的他感觉到这辆轿车很快驶上了高速公路,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车辆好像盘旋上到一座山上,在一个建筑物前面停了下来。李和平被带到了一间地下室,并被摘下了头罩。李和平这才看清,围着他的有10人左右,除了一位戴着眼镜的男子大概40岁左右,大都是二三十岁的样子,但个个是彪形大汉。
有个打人者随即喝令李和平脱掉身上的衣服。李和平不脱,随后招来一顿暴打,他迫不得已脱掉了上衣。这些打人者还不依不饶,将李和平打倒在地,强行动手脱掉了李和平的裤子,只剩下一条三角内裤。
这时,那位戴着眼镜的男子喝令让和平穿上裤子,但是不多一会,又有一个打人者让和平脱掉裤子。不过,这次和平坚持不脱,打人者们也没有再坚持。
然而,这个看起来是个领导、文雅的戴眼镜的男子,在讯问李和平的过程中也冷不防用手中的胶皮棍狠狠地捅了一下和平的脸部。
这些打人者分为三拨,每拨打人者打累了就换上新的一拨人马。每拨人马冲上来之前都表演一番,哇哇大叫并改变着打人的方式,总计有打耳光、用满罐的矿泉水瓶子砸头、用胶皮棍抽打、用脚踹,最让和平受不了的是这些打人者用电棍电击他身体的各个部位。电棍甚至多次电击身体最为敏感的小腹。
毒打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五六个小时。大约在夜里凌晨一点,被毒打得遍体鳞伤的李和平被命令穿上衣服、戴上头罩,大约开了半个多小时的车程之后,他被扔到荒郊野外。李和平下车后才发现,自己身处两边都是树林中的一段土路上。他顺着灯光向前摸索,大约走了2000多米,他才走到公路上。公路上的路牌显示,他所处的位置在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附近,此处距离他的办公地点至少40公里。他拦截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家中,由于身上的钱不够,还欠了出租车司机20多元钱。
回家之后查点了一下,李和平发现,他所承办的法轮功信徒曹东案件的申诉材料没有了,手机卡没有了,移动硬盘没有了,名片夹、纸质笔记本也没有了。更让他惊讶的是,作为他吃律师这碗饭的专业凭证——律师执业证,以及出国护照、北京暂住证也没有了。等他试图去打开电脑,他发现电脑没有任何反应,他以为电脑被格式化了,并对国际媒体的采访也是这么陈述。但是等到10月6日,他将电脑送去检测才发现,他的笔记本电脑的硬盘被卸载了。他只好花了600元钱重新购置了一套硬盘,但是电脑中的数据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9月30日晚间,在家人和朋友的陪同下,李和平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医院做了一个伤情鉴定。经医院外科医师鉴定,身体多处软组织挫伤。医师并告诉和平,他的内脏和骨胳均未受到实质性的伤害。
李和平说,打人者很专业,训练有素,看来不是要我的性命,而是让我饱受皮肉之苦。
谁是幕后真凶?
是谁在人群川流不息的北京燕莎商圈附近驾驶无牌照汽车、公然绑架执业律师并经过关卡重重的高速公路,而且动用除了司法机构和安保机构才有权使用的管制性武器——电棍,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
暴行发生后的第二天,李和平到家庭所在地的朝阳区麦子店派出所报案。接到报案的警方给予立案,并表示严查此案,但是真凶真的能够找得到吗?在暴行前后和暴行现场,他们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
李和平说,最近他一直被24小时跟踪。他家所在公寓的楼下以及他的办公楼下一直有朝阳区国保大队的警察和朝阳区将台路派出所的警察、联防队员定向跟踪,使其不得离开监控的视线,即使是李和平外出就餐和会见朋友,他们也会派员在门外守候。如果李和平一旦脱离警方的视线,警方就会急得乱作一团,想方设法将其找到。按照常理推断,此刻的李和平律师应当是最安全的,不太可能发生意外劫持并被暴打的事件。
当天负责跟踪李和平是朝阳区国保大队的梁姓警官,29日下午他在楼下等到了李和平。他说,派出所的警车因为换班等会就过来,他自己也有事情,所以让和平稍等片刻。这位警官提出太冷要去高斓大厦避风,李提出来不如去他的车里去等。梁警官同意并与李和平一起走到高斓大厦对面的停车场。梁警官随后去开车,李和平在一旁等候。绑架就发生在梁警官脱离了李和平的视线之后。
10月1日下午1点左右,李和平拨通了梁警官的手机。他说,“梁警官,我一向视你为兄弟,和你坦诚相见,那天你带我去停车场,结果走到停车场之后我被绑架并被带到郊区毒打,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梁警官在电话里表示,他对此一无所知。他说,当时他先上了自己的车,透过车窗开见李和平上了另外一辆车,他以为李和平要去与另外的人谈点事情,就没有多问。过了一会,仍然不见李和平的踪迹,就拨打他的手机,结果发现手机不通,然后就去了将台路派出所等了一会,7点钟就下班回家了。
李和平说,要在平时,警方人员只要发现自己不在他们的视线或者与他人接触就会贴近跟踪,这次竟然不闻不问,甚至在自己在遭受非法拘禁和毒打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警方的人员设法查询他的下落,负责跟踪的梁警官更是恍若毫不知情。李和平觉得极其反常。
在暴行现场,李和平被推入地下室被毒打一顿之后,有打人者开始问话。其中一个40多岁戴着眼镜的人对李和平说,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李和平一一作答。这个打人者说,看起来你是个苦孩子出身啊。李和平忍着剧痛回应说,干你们这一行的估计也没有几个富家子弟吧。他为之一振,回答说,“没错,我们各有各的苦法。”
在殴打期间,他们不时向李和平发出警告:“北京有1600万人口,就是容纳不下你这个又瘦又小的李和平,你把房子车子全部卖掉,离开北京去哪里都行!”“你以后再也别想出国了!”“就是你们这些外地来的律师在那里瞎折腾!”“今天我最少要打折你的一条腿!”他们还威胁到李和平的妻子和孩子。
李和平对这些打人者说,我们都是生活在中国的公民,世界很大也很小,山不转水转,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又见面了。你们既然来打我,就应该让我明白你们是谁,为什么打我,何况你们问我什么都一一回答。他们回答说,现在不能告诉你,等以后有机会肯定会告诉你。有一位打人者在再三追问之下,说自己叫王宇(音WANG YU),是辽宁人,国家安全局的。
但是这些打人者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李和平无法确切证实他们的真实身份。和平只是感觉他们训练有素,极其专业。
他们在行凶施暴的时候,李和平反覆跟他们讲,你们这么做是违法的,是犯罪行为。他们竟然回答:“我们不讲法,我们就是匪徒,我们就是流氓!”
李和平事后回忆说,这些打人者们的言行如此下流,以至于让我接受媒体采访时都有些难以启齿。他说,这些打人者说过的一些脏话,他都不愿意对外讲。
在和平被带至荒郊野外抛弃的时候,他注意到随行的还有一辆没有牌照的汽车。他回忆起,在他从办公楼下来的时候,也看到一辆没有牌照的汽车,就停在高斓大厦楼下的停车场内。
在这些打人者离开之前,有个打人者说,你明天可以召开记者会嘛,告诉全世界的媒体你被打了。有个打人者说,你以后好自为之,否则我们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暴行背后的阴谋
2005年,李和平曾经因为参与一些公民维权活动被亚洲周刊评选为亚洲风云人物,另外还有13名律师和维权工作者并列其中。
在维权律师群体中,李和平是比较低调谨慎的一位。为什么这一次,李和平也遭到暴力相向,言辞恐吓?
他们真的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便衣吗?李和平事后推测,他说他与他人并无私仇恩怨,不可能是黑社会的成员。从他们的行为举止和恐吓的政治性内容来看,极有可能是国安或国保部门的人员。随后媒体的各种报导分析中,也大多认为是安全人员所为。
如果真的是安全人员所为,为什么会选择对走温和低调的李和平下手呢?
综合各种分析,媒体和坊间大概有以下几种推测:
1.李和平长期参与维权活动,并承办了法轮功、异见人士等敏感案件,就在不久前,他承办了石家庄法轮功学员王博案件,并发表了被媒体誉为中国宗教自由宣言的辩护词。李和平遭到殴打,可能是警方意在阻止他进一步参与法轮功信徒的辩护案件。
2.阻断李和平与高智晟的联系,彻底孤立高智晟。高智晟律师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之后,敢于和他正面接触的人不多,李和平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为了阻止李和平和他的接触,安全部门出此毒招,试图通过绑架殴打来进行恫吓。
3.杀鸡儆猴,在奥运会和中共17大之前将在北京活动的维权律师赶出北京。中共在两大“盛事”来临之前,面临着巨大的安保压力。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曾经表示“稳定压倒一切”,而维权民众和维权律师的活动被视为严重的不安定因素。高智晟律师被判刑之后,李和平律师即使温和低调也被列入警方重点打击的对象。对于行事谨慎的李和平,警方又难以找到其他的合法途径进行恐吓,只好采取黑社会的手段用暴力驱逐他,同时杀鸡儆猴,让其他从事维权活动的律师从北京的法律服务市场退出。
4.把李和平作为17大之前权斗的棋子。中共17大召开在即,但是人事安排和权力斗争正如火如荼。对于中共内部,对待维权群体的态度也未必一致。不排除有些派系动用警力殴打李和平,使其发酵,酿成有损中共国际形象的国际事件,以达到整肃和排除政治对手的目的。
2007年10月7日
《冲突与和解》http://www.chinareconciliation.org/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大纪元10月8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卢健辉香港八日电)物权法十月一日正式在中国实施后,深圳随即出现首宗野蛮拆迁,深圳一老妇在宝安区上合村购地及自建楼宇出租多年,该村于年初提出征地不果后,负责人竟趁业主外游,于物权法生效当天偷偷派员拆毁其楼宇,事后只辩称“拆错了”。香港“太阳报”今天报导,现年七十四岁的梁光珍,于一九九三年向深圳宝安城区上合村一名村民购下一百二十平方米的地皮,并自建楼高四层、面积约五百六十平方米的出租屋,购地连同兴建楼宇共约花费八十万元人民币,同时合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自从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于前年十二月巡视上合旧村,并以“城不像城、乡不像乡”大骂该村藏污纳垢后,宝安区政府带头开展旧城改造行动。
今年初,上合村股份公司负责人召集约十名在该村购地自建楼宇的业主开会,提出以每平方米三千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他们的物业,梁拒绝该方案并要求楼换楼不果后谈判破裂。
本月一日梁光珍返回发现楼宇被拆于是报警求助,公安正式立案调查;一名村干部承认派员拆卸其楼宇,并称“拆错了”。
【大纪元10月7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熙采访报导)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桃花岛市场里一栋建筑物,名为桃花岛法制学习班,是以学习名义关押上访人员的地方,据从该学习班回来的人所述,在里面基本不给吃喝、不让睡觉、24小时坐凳子、不听话就要被打。要回家,只能乖乖在〈保证书〉和〈悔过书〉上签名盖手印。今年7月17日淮安市开发区的徐永泉、王如松和邻村的田玉梅相约一起去国务院上访,19日他们被地方信访办的人抓住并带回淮安,说是要他们学习《信访条例》。就在下高速公路时将他们转上了另一部车,并蒙上他们的眼睛,带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关押。
强按手印写保证
田玉梅是淮安市团结村人,一年前因为房屋拆迁补偿不公,才开始上访。19日被抓回后就关押到这个学习班。她说:“因为我们地区房屋拆迁补偿的标准不一,他们先把我的房屋证给骗走了,答应要安置的,后来又不给安置,村里有的有安置有的没有。”
田玉梅指出关押他们的地点是在一个市场内的一栋建筑物,在这里她被关押了25天。她说:“在里面基本上不给吃喝,一顿一点点,保持饿不死我们,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两天只给一小杯水。信访干部晚以军、杨卫民3至5天会来看一次我们的脸色和体力。”
田玉梅说:“关了25天后,他们说要给我三万元,条件是以后不准为房子的问题再上访,他们强行拉我的手在保证书上按手印。让你不答应也得答应。”
因没结婚证被拆房子分土地
马庄村的范姓村民,与田玉梅、徐永泉和王如松等人是同时被关在桃花岛法制学习班的,是被打得最严重的一个。他因为上访,回来后第三天,在工作地方被抓走的。
他说:“我因为十几年前生了个儿子,要去报户口,他们说我没有结婚证不让报,结果国土资源局来了一批人,把我的房子给拆了,把我的土地给分了。”
老范1.3亩的土地平白无故被分了,因此开始走上上访路。他说:“在学习班,他们派了8个人看守我,都是些地痞流氓,他们不给我饭吃,24小时不让我睡觉,不听他们的话就要被打。”
老范在这里被关押了长达21天,后来因为老范的老婆闹到学习班才放人。
上访者先修班
与田玉梅一起上访的徐永泉是淮安市开发区人,因为前任村书记贪污挪用征地款、乱砍该村的树木约400余棵出售或自用,引发了集体村民的公愤。
维权代表徐永泉不断地向纪委书记、信访办以及检察院等部门反映控诉。17日和同村的王如松与邻村的田玉梅相约一起到北京国务院上访,18日在国务院办公厅批转材料还很顺利,就在第二天(19日)三人同时被带回淮安,关押在法制学习班。
徐永泉说:“后来,我们村的朱茂盛去市委要人,市委的人说我们在学习,吃得好睡的好,要他们放心。”,由于村民朱茂盛坚决的表示,再不放人他就要群众集体到市委要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放人的。“王以军还要我按照他的要求写下〈保证书〉和〈悔过书〉,要不的话就不准回家。”
徐永泉表示:“关押期间,王以军和杨卫民曾多次找我谈话,说这样做是中央和公安部统一的。后又说是我们省政府统一办的“学习班”。”“这次同时被开发区关押的共有7人 ,最多的被关押了两个多月。”
据知,淮安市开发区的法制学习班,是位于桃花岛一个市场里的一栋建筑物,凡是上访的人都要被请到该处学习《信访条例》。学习班里面除了信访干部外,还请了一些地痞流氓负责看管这些上访的村民,并强迫上访者签写〈保证书〉和〈悔过书〉后才会将他们释放回家。
【大纪元10月7日讯】(大纪元记者岳芸采访报导)“整天他就躺在炕上,吃喝拉撒睡都在那儿,生活无法自理,他已经15岁了(1992年生),到现在还需要给他喂食。他不会说话,只会‘啊’喊着,我时时刻刻都要盯着他,他没办法坐起来,更别提站立或走路了。”衣鹏鹏的母亲刘英叙述着全天候照顾一生下来就患了脑瘫的儿子。起初刘英并没有去特别留意儿子的异样,到了三四岁时,邻居谢家同龄的儿子也出现类似情况,他们发现不对劲才一起去看医生。
医生得知她们俩在怀孕期间没服用药物,身体健康良好,也不是近亲结婚,于是判断受到外在环境影响。她们分别住在铁道边的西南与正南,隔着一条街不到500米就是大庆炼化公司,经常闻到异味气体,刺激到胎儿的大脑,造成婴儿的大脑瘫痪了。
大纪元在10月6日的查访,一位李姓居民表示,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的宏伟村有六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有八至十位罹患这种绝症,以小孩居多。
“自从建了助剂厂(大庆炼化),村民就深受其害,远距15公里(30里)的二厂转盘道都能闻到强烈气味,臭气熏天,刺鼻,恶心,头疼,晚上能把人在睡梦中呛醒,喉咙干干的,眼里流着泪,住在这里的人得癌症机率很大。”李先生说。
得癌症、脑瘫者多
据当地一些统计资料显示,1992年3月至2006年大年初一,在去世的21人里,有九人死于肺癌,一人死于肺心病,一人死于肺气肿,他们享年为44至72岁。另外,有三人死于肝癌,两人死于脑出血,其次死于以下症状各一人:脑癌、脑血栓、血癌、淋巴癌(11岁)、心脏病,享年为54至71岁。
在宏伟村3400名常住人口中,残疾孩童有17名,患脑瘫病症者占了14名。其中一名女童出生被断定为“脑部萎缩”,属于脑瘫病症,她出生17个月后病故。其他16位残疾孩童,年龄层在四岁至十岁之间有八人,11岁至18岁也有八人。
居民刘先生向大纪元表示,在一般地区残疾孩童的出生比例是万分之几,可是在大庆地区是千分之三至四。
衣鹏鹏五岁时,刘英拿到了指标证明才去怀第二胎。这次她回娘家住,直到宝宝生下来,到了18~19个月大才敢返回宏伟村居住,她说女儿已九岁就发育正常。
助剂厂进驻后 空气品质异样
据了解,宏伟村周边最早有石化业进驻,是1987年破土兴建大庆油田化学助剂厂,该厂在1989年投产。大庆油田化工总厂和林源石化分公司2000年10月合并,重组成为中国石油大庆炼化分公司。2007年9月27日《经济学人》表示,尽管该集团2000年在纽约证交所挂牌上市,这并不一定使公司变得更负责任。
几位受访居民都不约而同向大纪元谈到去年8月14日的爆炸事件,晚餐时分,一声轰隆巨响,把宏伟村的住宅玻璃都震破了。村民出来一看,一团蘑菇云腾空而起,接着就燃起了大火,像个火球似的,随后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呼啸而去。
媒体报导,中国石油大庆炼化公司炼油二厂第二套裂解装置(ARGG)发生爆炸,有三人死亡。不过,居民刘先生说,起码有20几人遇难,都是外地来的民工。
爆炸之后,大庆管理局两周就迁走了马鞍山生活基地的十多户居民,他们隶属宏伟化工园区南一油库三环公司。村民王女士说:“工人能调,老百姓往哪儿调?”
对比日本731工厂
1995年,助剂厂发生氨气泄露,飞禽、鸡鸭全都死了,民众也门窗紧闭,用毛巾捂着鼻子趴在地上快两小时。居民朱先生表示,事后,大庆管理局协助钻井三公司一大队、钻井三公司农工商分公司的生活基地,搬迁到远离化工区的远望区。
一年365天里,村民王女士认为,宏伟村有300天要遭受空气质量不好之苦;除了空气之外,还有噪音污染,早晨起来,有时果树都蒙上一层白色粉尘。
对于居住环境饱受污染与生命安全的威胁,当地民众忧心忡忡之余,有两点诉求,一是希望能够搬迁出去,换个好的生活环境。二是透过科学规划计算,希望给予受害民众合理的补偿。从2001年起,他们曾经向市、区政府和环保局等相关部门反映多次,也曾上访、上告过,但都没有结果。
一位居民表示:“住在这里比住日本鬼子的731工厂还要恐怖,这里的杀人者是无形杀手,731的杀人者是有形杀手,但我们的反映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政府还要扶持这些给它带来创收的企业,人民的生命算得了什么?这就是中国政府的肤浅行为,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没有正常的人生存了,还会有国家存在吗?”
【大纪元10月7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 江西市民王秋香发现早产儿王颖欣皮肤有症状后,紧急转院至江西省儿童医院住院。由于院方玩忽职守,造成婴儿转发脑积水病症。医院声称孩子在重症监护室,但禁止家长探视,至今已3个多月母亲与婴儿不得相见。王秋香表示,孩子从出生就没回过家。对家人焦急的询问,医院态度蛮横的告知孩子现在头很大。家人对孩子的情况一无所知,甚至怀疑孩子是否还活着!
保温箱故障造成婴儿病危
王秋香描述:今年2月底她生下双胞胎姐妹,王颖欣是姐姐,她出生后的第8天左右被发现腰背部有一块青紫,大小约7公分左右。3月7日发现病症的当晚由遂川县医院紧急转往江西省儿童医院,入住新生儿科,当时医生也没说什么问题。8日经院方会诊,把孩子转到普外四科。经治疗后婴儿各方面反应良好,病情有好转,且病历记录由病危改为病重。
王秋香告诉记者,因婴儿早产,故住院期间孩子被放在病房中的保温箱里。3月11日晚上,她发现保温箱有温度失控的故障——不保温,便苦苦哀求当班医护人员,无果。换班后她与家人再去哀求,前后共10小时,均无人理睬。
王女士:“直到小孩反应极差,我们急了,医院才更换了保温箱,但孩子已经病危,被送到重症监护室抢救。这次保温箱事件使婴儿病情急剧恶化。为掩盖事实真相,医院后来故意篡改了病历。”
来回转科 孩子病情恶化
婴儿母亲披露,“孩子进重症监护室住了半个多月,3月27日探视时,医院告知孩子病情开始好转,并说“若3-4天后体征能平稳就转到外科治疗”。28日上午10:00,重症监护室突然通知我们,要把孩子转回外四科,我们非常吃惊!”
王秋香悲愤的说:“我们又苦苦哀求并强烈要求孩子留在重症监护室继续观察治疗,哪怕多留1天!然而我们合理的基本要求被院方断然拒绝,强行把孩子转到外科!结果转天凌晨孩子体征又出现恶化,只能又被转回重症监护室。这次的来回转科,造成了小孩病情再次急剧恶化。”
王女士作为新生儿的母亲,对医院草菅人命的做法非常痛心又无奈。
院方又称孩子患“先天性脑积水”
王女士对记者投诉,“到了6月初,我们突然被告知孩子得了“先天性脑积水”,我们强烈要求院方解释!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院方未实施有效救治,却要我们转院!小孩当时已命悬一线!”
王女士表示,她及家人找姓罗的院长,表达强烈不满与及时救治孩子的迫切要求,院长表示会找专家解释。然而,时间又一天天过去,他们天天催问,院长却以“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答覆他们。医院置孩子生命于不顾!
王秋香气愤的指出,江西省儿童医院在事情发生后,不是全力去救治,还原事情真相,使当事人承担责任、引以为戒,反而以“专家下乡不在”、“院长出差开会”、“向法院起诉”来搪塞拖延时间!院方的纵容使医疗事故接连发生在刚刚降生的小生命身上!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救人应该争分夺秒!可医院这种做法,我们小孩还能有救吗?!
禁家长见 孩子生死不明
王女士无助的对记者表示,家人日夜思念出生后尚未回过家的孩子,6月初她被允许看了一次孩子,然后至今被禁面见孩子。每次家人问院方,院方都态度凶巴巴的表示:孩子在重症监护室,有人给喂奶,得的是脑积水的病症,头已经很大了。家长再三要求看看孩子,次次被拒绝。家人现在很想知道孩子的病情到底怎样了?是否还活着?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孩子?
记者问王女士,婴儿到重症监护室后皮肤症状怎样了,她表示,院方说已经长好了。但医院始终不给他们解释皮肤症状如何能转成“先天性脑积水”,以及因保温箱故障造成的孩子病变的责任及处理问题。
记者近日几次给江西省儿童医院医政科(791-6803758)和重症监护室(791-6242875)去电,无人应答。
王女士还表示,他们曾向江西省卫生厅等相关单位反映,答覆他们可以提出医疗鉴定,但3个月后才有结果。6月份他们还到江西省委上访,至今没有下文。
被剥夺了探视权的王女士悲愤的发出:“现在我们只能向媒体投诉,请求救救孩子,我们没有任何退路和活路了!”
【大纪元10月7日讯】 一、重庆出台“土地经营权入股”新规据新华网重庆7月2日的《重庆市工商局出台50条政策支持城乡统筹改革》报导:自7月1日起,重庆工商局实施8方面50条政策,俗称“50条”。其中第三方面“大力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现代农业发展,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第16条:“支持探索农村土地流转新模式。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等企业的试点工作,积极推进土地集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一时热评如潮。
针对这“50条”,学界普遍怀抱美好愿景,给予广阔的想像解读空间:有的认为“通过探索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折资入股壮大专业合作社实力,使专业合作社成为真正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避免和克服松散型专业合作社的弊端,寻求松散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走向市场的改革途径,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有的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将有力的消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非均衡性,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趋势…… 可以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不是一个完美的土地制度,但在目前的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下,它无疑是个‘最优’的农村土地制度安排,是未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趋势”;还有的甚至已经将此名之为“中国土地第三次革命”。
这诸般溢美之辞原本不会唤起我太多的关注,因为在这片土地上从来就不缺少夸张的赞美,而恰恰缺少求真下的揭批。然而日前收到多年来秉持知识分子良心、坚持独立思考的胡星斗教授发来的《农民变股东,中国面临新的土地革命》一文,文章认为,重庆工商局出台的新政策“允许土地入股、成立公司,这在全国尚属首次。它唤醒了沉睡的土地,打破了禁锢的枷锁,土地从此变‘活’了,农民将很容易成为公司股东、董事长,可以说,重庆正在古老的乡村诱发一场新的土地革命”。这样的高度评价,不能不引起我的关注,激起我一探究竟的浓厚兴趣,使我沉下心来认真审视“土地入股”这一现象。
二、半个多世纪来中国土地权的变迁
要真切认识中国今日“土地经营权入股”政策的意义与准确预测它可能延伸、演化出的结果,就得回望中共建政以来半个多世纪中国土地政策的变迁,从历史的沿革中把握今天土地变迁的脉络,识别“土地经营权入股”的庐山真面。
应该说中共从建党到夺得政权,始终支持它前行的最主要动力之一就是夺得土地,也即是土地革命,是“土地归农,耕者有其田”的承诺与实践使中共持续获得了人力与物力的支持,因此土地权的夺取事实上贯穿着民主革命的始终,就是在民族危机的抗战中,中共也没有耽搁以土地来激发农民追随夺权的努力。这种对地权的夺取延续到中共建政之后,并通过土改来达成阶段性结束。由此我们可以将中国土地变迁的第一时期,即夺取地权与落实地权,划定在1953年之前。所以1949年-1953年是中共最终夺取土地权并通过土改来兑现“耕者有其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以此延伸至今,我们可以根据土地权的变换形式将中国土地变迁分为:民有私营土地制时期、民有合营土地制时期、公有公营土地制时期与公有民营土地制时期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民有私营土地制时期:时间是以1949年中共夺得政权,进而以权力主导土地权重新分配为起始,至1953 年在全国基本完成土地农民所有制改造终结。这时期就是将全国的土地通过暴力夺取后在权力主导下来平均分配。主要就是将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结束以土地出租来获得收益的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这个时期的标志性法规是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它明确规定和阐述了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全国开展土地改革。1953年初,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直接结合。这时期中国土地的主要经营形式是个体私营,即一家一户对自己所有的土地独立生产、收益。这时候的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即使用权与收益权)都归农民,是地权归属完整明晰的时期。
第二阶段的私有合营土地制时期:时间是从1953年合作化初级社开始,到1958年高级社结束。这时期是一个中国土地在权力主导下完成从农民土地所有制到集体与国营为形式的土地公有制的土地集权时期。这时期主要经过了1953年至1956年的初级社,1956年至 1958年的高级社。这时期的土地所有制仍然没有变,还是农民土地所有制,但是土地的生产经营方式,即土地的使用权与收益权却以合作化形式实现集中,变成集体所有,最后连土地所有权也转变成集体或国营名义下的公有。
由于当时社会生产条件的客观限制,政府基于政治管理的需要,转变农村土地农民所有与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显然有利于极权社会的政治目标。于是以现实生产发展需要为藉口,以极权管理需要为目的,将农民组织起来,将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与所有权剥离开,再一步步以合作化形式集权,最终完成了地权的完全公有化,就成为极权统治的必然选择。
自1953年春,中国各地就在政府引导下开始普遍试办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涌现出大量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年底,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从政策与舆论上确定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国互助合作运动的主流与方向,从而掀起了合作化的高潮。 1956年3月出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标志着中国基本实现了初级合作化,农民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作股入社,由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完成土地使用权、收益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土地经营权由初级社集中拥有。
1956年至1958年,随着全国在政治的鼓动下刮起入社高潮,农民将土地、牲畜、农具以及土地上的附着物塘、井、渠等设施全部转为合作社所有。1958年更是在扩大经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宣教下,全国小社变大社,进一步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完全结束了农民土地私有制,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归于合作社,农户家庭经营主体地位被农业基层经营组织与基本经营单位取代。至此中国农民的土地权(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全部被收归集体所有或者国有。
第三阶段的公有公营土地制时期:时间从1959年人民公社开始至1978年出现包产到户经营方式止。1959年中国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通过1959年2月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1960年11月出台的《十二条》及后来1962年9月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等,以政策法规的形式明确生产队范围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农民的宅基地也归生产队集体所有,只给各户长期使用,从而完全确定农村土地以生产队为基本所有单位的集体所有制度。与此相联系的是土地的生产经营权也完全被集体所决定,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被集体所代替。如此土地的公有公营形式持续了二十年。
第四阶段的公有民营土地制时期:时间从1978年安徽小岗村民自发承包生产开始,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开,直到今天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期限30年不变”。这近三十年来,中国农村土地实现了所有权与使用权、收益权的又一次分离,在所有权归集体名义下的公有基础上,农民拥有对土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即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由于这种地权的部分回归农民,一度极大激发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中国农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得到迅猛发展。
三、“经营权入股”的历史比较
通过上面中国土地权变迁的历史回顾,我们看到曾经包产到户的经营权变化给中国农村带来的生机,然而我们也同样看到今天由于中国农村土地权属分离的问题,土地流转受到致命性的限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集约型、规模化、抗风险、高效益的经济难以形成,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面临瓶颈,以至出现中国农村经济多年徘徊,甚至衰退的“三农”情况。如何突破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这是近年来中国一大批有责任心的人士所苦苦思考的。今天重庆工商局出台允许以土地使用权入股也应该说是这方面的一种尝试。
面对重庆地方采取土地经营权入股的政策,我们首先应该肯定这是对目前农村土地流转的有益探索,对此学界已经有了充分价值预估,在此就无须我赘述了。然而通过回顾中国近半个多世纪来的土地变迁,我们也应该看到今天重庆的土地经营权入股并不是个新鲜的事物,它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合作化的初级社时期,土地经营权入股就是一种最主要形式。当然在此我并非是说过去有的今天再重新出现就不好,但比较不同时期的相同或相似事物,显然有利于认清事物本质,有利于扬长避短,有利于健康发展。
从初级社的土地经营权入股,到今天的重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入股,我们只要稍作比较就可以看出它们在形式相同后面的一些实质异同。
首先,它们在地权上的基本点不同。初级社时期的土地所有权是归农民自己所有的,而今天农村土地所有权却是归集体所有。在通常意义上的物权应该包括所有权、使用权与收益权的情况下,所有权是最基本的权利。这种所有权的公私截然差异,决定着两种经营权的入股基础完全不同。在初级社时期,由于所有权在农民自己,经营权的入股有很大的可控性,也就是说主动权完全可以由农户自己掌握,从法理的角度为经营权的不丧失提供着最后的保护。然而今天农民没有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只有承包经营权,这种权利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农民控制土地提供保障呢?这从目前的法律与政策上还没有找到太多支持的依据。
通过当年地权的变迁,我们能够看到权力对地权剥夺的路径。当年初级社最后走上高级社,发展成人民公社,结果是农民不仅失去土地经营权,最后连所有权也完全丧失。从目前可以查找到的一些资料及我们可以问到的父辈们知道,当年人们并不是那么自愿地将地权奉送给了集体,只是在权力的诱导与胁迫下而不得已罢了。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这种土地上的集权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可以说这种集权的灾难一直延续到今天。既然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的情况下,农民又在并非自愿的状况,居然阻止不了权力操控下对地权的集中剥夺,导致最后农民地权的完全丧失,那么今天中国农民在只有经营权的情况下的入股集权,有什么能保证不再一次将这可怜的经营权丧失呢?从历史的事实中,我们无法对结局保持乐观。
其次,时代背景已经大不一样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农业、农民与今天中国农村、农业、农民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了。应该说今天的生产技术已经不成为阻碍个体经营发展的因素了,也就是说当年组织初级社的生产力低下的权力藉口已经丧失。在这种社会生产条件大变化的情况下,土地集约不是一种经营者的生存需要,而是一种发展需要。在这种提升发展的要求下,土地应该会自动地在市场主导下联合、集约,而不是需要权力的引导,更不应该存在权力的干预。然而从历史与现实的情况来看,权力却并没有保持应有的本份,那么昨天的权力将地权全部夺走,而今天的权力是否也一样潜在着掳走经营权的可能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再次,经营主体发生了巨大变化。显然中国农村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变化后,除了生产技术性的变革外,还有精神、文化上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民心的不同。曾经农民的齐心是至今让老人们怀念的,然而今天中国在极权政体的毒化下人心已经散了,农民也没有了曾经的团结与协作,那种“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精神是一种普遍的现状。面对这种状况以经营为目的的自愿入股就存在现实的困难,要克服这种困难来达成集约就必然为权力介入提供藉口,而一旦权力介入就势必违背自愿的原则,最后权力往往不会给经营权以切实保护,反而会蚕食掉农民的经营权,且这种分散的人心恰恰为权力对个体权利的侵害提供着天然的社会条件。
第四,今天中国政权也远不是曾经的政权了。应该说建国之初中国政权还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今日中国政权连基本的理想都已经丧失,权力完全沦为一种自利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经营权入股形式的集结,很可能就成为权力渔利的机会。从曾经这个权力将农民的地权以各种堂皇的理由剥夺干净,到今天更进一步堕落自利的情况下,权力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集结起来,那种侵吞的危险就远比曾经还巨大。如果说曾经经营权的入股导致了中国农民丧失对土地的一切权利,但至少最后还有个集体名义下的分享,那么今天经营权的集结就有可能连最后名义上的集体所有都不会存在,而是完全的丧失,让自己与土地的权利永远的告别。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中国今天大地上奔走着的大量无地农民就是对此血淋淋的控诉。
四、警惕“经营权入股”下的失权
从前面中国近半个多世纪土地变迁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农民对土地经营的丧失机率要远大于以往,因为今天从农民只拥有部分地权自身,到社会政权自利,以及民心可能结成的抗争缺乏上,都显示着这种危险。在这种状况下,土地经营权的集结既缺乏现实的法律保障,也没有现实力量抗拒被权力剥夺的可能。如此就常常会导致集体决策名义下的经营权转换,最后权利丧失在集体决策的意志中。人们应该清楚,在极权政体下以集体名义实施的权力掠夺实在太普遍了。面对这种极权体制,“土地经营权入股”导致农民最终丧失地权不仅有历史的前例而且有现实的铁证。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今天权力有对土地集权侵吞的强烈欲望。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在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交互作用近二十年后,中国可侵吞资源已经为权力瓜分殆尽。中国基层政权对土地的猎取成为它们的最后晚餐。最近几年中国大地屡屡上演的土地血案就是这种权力不遗余力的对土地掠夺疯狂的结果。在权力对土地掠夺中最后遇到的防御屏障就是农民这微弱的、分散的、难以集中的土地使用权。如何将这些分散到各家各户的土地使用权集中起来,并且藉以集体的意志来决定取舍,这一直是权力苦苦求索的路径。而今天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实现土地集约化,这样股东集体的决策就可以将个体的意志淹没掉。这对需要大规模征集土地开发的权贵来说是乐于看到的现象,因为这样可以大大简化他们征地的程序,降低他们征地的成本,为他们规模性掠夺提供便利。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今天现实中已经出现大量土地集权侵吞的案例。土地在经营权入股上的集中会增加农民丧失最后地权的风险,这不是凭空臆想的故事,它早已成为中国活生生的现实。中国土地开发从“征用”到“租用”的变迁就活证出这种变相侵吞农民土地的事实。中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开发的名义下,全国各地掀起圈地狂潮,大量耕地迅速丧失,后来中央政府为了保证基本口粮田,一再出台控制政策,将土地审批权一再收紧,然而地方政府居然通过分散报批与反覆报批的方式,一再绕开政策限制,后来索性以租代征,把大量农民的土地剥夺过去,使农民失去了最后对土地的一点权利。这种以租用形式来剥夺农民经营权的方式就通常会假借起土地经营权集中的名义,这在中国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政府行为。还有,通过土地经营权集中入股来达到最后剥夺农民地权的行径在沿海一带也多有发生。如广东南海曾经就是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每年村委分给农民一定的红利,将大量农民土地集中起来,最后村委却与权贵勾结私自将土地外卖或出租给开发商,导致农民最终丧失对土地的权利。这种情况在中国福建、山东、天津等许多省市的土地案中都存在。
再有,在中国产权集中最后被权力吞食的情况不仅表现在土地上,而且还出现在房产上。中国许多城市存在的经租房问题也是个权力对私产经营权掠夺的问题。建国之初中国将那些城镇居民的闲置房经营权集中起来,由政府统一对外出租,起初承诺每年给房主一定的租金回报。这种房本来产权应该是居民私有的,结果后来政府在一次次运动后,不仅房主没有了租金,而且房主也丧失了对房屋的所有权,结果房屋完全成了政府的。今天中国大地上几十万经租房主上访就是对这种经营权集中后掠夺的控诉。可见权力对经营权集中起来的掠夺,土地绝不是特例!而是这种掠夺形式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最后,从中国大量倒闭的国有企业与股份企业的例子中,无法得出入股后企业必然会有回报与股本不丧失的保证,相反现实让我们看到更多股东血本无归的惨剧。由此可见中国今天农民土地经营权入股并不必然带来比个体经营更稳定而高的收益,也不会保证个体股东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为经营权入股而过早欢呼呢?相反面对历史与现实中土地一再被变着花样掠夺的情况,我们对今天的经营权入股应该保持更多的警惕,小心这又会沦落成一个权力对权利骗取的陷阱!
五、没有公民政治权利下的物权是一种空权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目前农村土地问题,一则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到今天确实需要土地流转与集约化经营,一则是现实的土地经营权入股在公权的环伺下面临失权的危险。那么中国农村土地的出路在哪里呢?
应该说导致中国土地流转困难与经营权入股被侵吞风险的根源都是所有权的错位。农民作为土地的生产经营者,也是土地的依靠者,他们天然应该拥有对土地的完整权利。这是文明世界目前的通则。中共建政后通过合作化将农民的土地剥夺过去,藉以集体与国营的公有名义,事实上是一种权力所有制,即权力拥有者就是土地拥有者。权力拥有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来任意处置土地,他们不允许农民参与土地流转,以便于他们自己主掌土地的流转,他们只给农民经营权,就是为了保证他们随时收回土地的权力,随时出卖、处置土地的权力。
目前中国农民手上没有所有权的经营权是一种没有保障的权利,它随时面临被权力剥夺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土地经营权一旦集中,那就更便于以集体的名义剥夺掉。在没有落实完整地权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自由的土地流转的,在没有所有权保障情况下的经营权入股会大大增加经营权丧失的风险。要真正激活中国的土地,让农民有保障地自愿发展起集约型的农业,就必须还地权于农民,让农民拥有完整意义上的土地权利。这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基础与前提。
当然从历史的土地演变来看,有了完整地权的农民也面临被剥夺的命运,如中国合作化。如此追溯下去我们还会发现问题的根本就是权力不受限制,所以要想保障农民的权利不被剥夺,农民还得落实自己的政治权利,只有通过农民政治权利的行使来将权力限定在应有的范围内,才能达到阻止权力对农民权利侵害的目的。
因此,根本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还得切实落实公民的政治权利,只有在一个拥有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国度,才能使物权得到有效保障。可以说农民拥有完整的土地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与基础,而农民拥有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则是根除“三农”问题的保障。中国农民土地权的获得与失去的历程,已经一再证明只有公民拥有政治权利才会避免国家权力对个体权利的侵害与剥夺,而在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缺失的情况下,任何物权都会是一种虚幻!
──原载《民主中国》
【大纪元10月7日讯】13年前,有一位普通中国妇女到泰国曼谷参加“妇女发展与妇女传媒国际论坛”,第一次听闻了一些闻所未闻的新名词,其中两个名词就是“草根组织”和“公民社会”。当时当景,乃是何等稀奇、何等意外!13年后,这位中国妇女已经蜚声海内外,致力于将其所创组织,建设成为“最好、最规范、最具有公信力的NGO”。这位妇女,就是中国著名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农家女”的创办人谢丽华。这是一个极其成功的民间组织,它从最初的三位工作人员、六万元创办经费的规模,壮大为固定资金达近千万元之程度,曾为推动中国大陆农村女性的权利意识和技能提升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当然,举这个例子只是我写作本文的“引子”。我想证明的是:在中国大陆,民间组织的成功乃是有着极大空间的,时势所迫,今后这块天空还将接纳更多繁星。中国民间组织大致分为两类:第一,依照法律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第二,民间自发组建的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其余者,例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事业单位,已经具有相当的官方背景,严格来讲不属此类。还有两种类型也非常特别,是具有民间性的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一般情况下不易查出它们的资料——尤其是完全具备“民间自发”性质的此类组织,几乎成为“机密”。中国NGO 信息中心曾经做过一份针对200家残障人士服务机构的调查,其中显示:超过50%的机构是2000年以后才成立的,其覆盖地区又以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北京、上海为最。这个倾向与整个中国大陆NGO的发展进程类似。确实,民间组织在中国仍然处于极低水平的萌芽状态,几乎是个新生事物。
让我们来与台湾做个对比。在台湾,有基金会6,000多家,其它协会10,000多家,总计20,000多家。台湾总共拥有2,300多万人口,平均每4,000人就有一个基金会,平均每1,000人就有一个ngo。而在中国大陆可查的是,截至2005年,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共有32万家,其中社会团体17.1万家,基金会975家,民办非企业单位14.8万家。数量严重不成比例,其人才构成也与台湾不可同日而语。在台湾,几乎所有的一流大学都有“社工”专业,即使在职的社工也大多在修社工硕士、博士。也就是说,NGO在台湾已经成为显学。政府强力支持,NGO定位明确,志工队伍庞大,整个社会的问题都有人管,而且有人管整个社会的问题,几乎是有了困难就可以通过NGO诉诸请求,效率也很明显。这是真正的“小政府,大社会”,是公民社会在华人地区非常了不起的范本。
平均每一年,中国每人捐款两元人民币,而美国每人捐款则达833美元。中国民众参与程度最高的NGO,乃是“希望工程”,其工程设立的本身,就带着“为政府分忧”的初衷,从性质的另一面证实了中国教育投入的严重缺乏。类似者,还有“春蕾计划”、“幸福工程”、“微笑列车”、“新长城计划”等。我手中的一份NGO就达到几百家,大多数是关注失学儿童的,其次是关注环保问题的。弱势群体是NGO关注的主要对象——或者说“客户”、“定向目标”——,但中国缺乏太多专门针对弱势群体维权与发展的相应NGO,例如独立农会,免费的技术指导、技术培训、律师团队,失业补助等。此外,现行法律法规对于“民间组织”持有相当大的偏见,在威权统治时代,对于不符合登记条件的民间组织,一概不予注册。一些非常优秀却无法作出数量统计的 NGO,只能在工商局注册,并被当作企业对待,至今仍然需要纳税给政府。帮政府做善事,反而要向政府缴钱,纯属恶劣!
NGO仍然深受政治因素的捆绑,这些政治因素包括:权力干预,地方“形象”逻辑,NGO结社恐惧等。政府以强势来覆盖整个社会事务的思维和做法一直没有停止,结果还是什么都要管,在“放权”方面也只是首先顾及自身利益。现在大家在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政府能否出钱,反过来向NGO购买服务?这在台湾已经流行,而且成为传统。但在中国大陆,政府一直在掌握着大笔资金的控制,影响着NGO的行动。有人暴露出“希望工程”资金漏洞以及彩票业的腐败弊案,这让公众产生了不信任感,应该是整个社会“冷漠”的一个重要原因。NGO是公民社会的纽带,从物质到精神都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民间,疏通了社会治理的堵塞。但是,NGO的民生诉求又迫不得已——且必然地——延伸出民权诉求,民权走上政治舞台是必然的事,这一点政府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
弱势群体的每一个问题,都关系到公平与正义,NGO的介入有其先天条件,其动员、组织、倡导和实施能力在很多方面都远远超过政府,而且其引导的时代主流是首先力求“公信力”,这对整个社会的道德走向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降低了弱势群体维权和受援的成本,降低了整个社会混乱无序的可能。然而,关注艾滋病的NGO,经常遭到政府打压;关注农民贫穷的NGO,同样受到政府排挤。面对本已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地方当局不断掩盖,以保其权力,以维持政绩,这样的结果是弱势群体的诉求得不到表达,更没有对话的可能。同时,NGO也无法介入实际事务,只是成为政府手中的一颗棋子,要的时候让你动一下,不要的时候就把你丢得远远的。加之,大多数NGO又不可避免地具备一定的官方背景,行政气息极浓,但实施效率又太低,前怕狼后怕虎,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够硬的安全保障和够宽的自由空间。
荒唐的是,在中国将NGO翻译成“非政府组织”竟然也不易被接受,最后只好更多地变成NPO(非营利组织)。如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一样,凡是在片面的字面意义上有违“大一统”格局的新事物,一概被予以质疑和排挤。然而,时代的发展必然意味着权力干预必须尽快退出公共领域,所以政企要分开、政事要分开、政社要分开,一直到必然的政教要分开、政党要分开。现代政府的职能和权限将越来越严格和规范,而市场和第三部门(公民社会),将成为整个社会之真正主导力量。市场的作用,是自利、利他原则的相辅相成,是如同尊重自己利益一样尊重他人利益的新的运作方式。起点无法做到完全公正,但是规则必须公正,让整个社会在这种规则下走出竞争力与创造力,追逐更多财富。而NGO的作用,则是对业已产生的社会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解决,替代和超越政府过去的某些职能,有时甚至成为民众利益代言者,与强势一方进行和解、调解、谈判,最终达成决议。
政府不放权,或者放权过于有限,成为阻碍NGO成长的最大绊脚石。在台湾,根据《人民团体管理办法》规定:凡有台币 3,000万元(人民币700多万元),就可以成立财团法人;凡有30人共同发起,就可以成立社团法人。这个门槛很低,就“社团法人”而言,几乎任何台湾人都能胜任。但在中国大陆则不然,其符合“民间组织”的条款极其复杂,条件亦颇苛刻,似乎有意遏制民间组织的成立和扩散。政府的新闻媒体主要宣传的,是那些高度曝光的大型组织,其实这些组织筹集资金的去向,多是直接解决那些政府必须解决但又不愿过于投入的事项。任何一个NGO在中国大陆的建立,在尽力达到法律法规条件的前提下,又需要具有一定的人脉,打通一些必要的关节,同时创办人还需要有一定的“懂得揣摩领导意图”的功夫,然后给自己加上一个个“紧箍咒”,画上一个个“圈圈”: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哪些做到什么程度就收手,哪些表面怎么说背后怎么做……。可以说,NGO的成长本身,就包含着“中国式聪明”的训练和巩固。
“中国式聪明”是迫不得已的,在此之外,内部管理的高超学问,对外宣传的五光十色,以及最根本的能力训练,亦颇要费一番周折。如何图谋远景?如何实施计划?内部问题如何通过组织形式解决?奔波社会如何做到有效记录和反馈?其公信力如何建立和进行制度维护?经费如何筹集?钱怎么用到刀口上产生效益?那些助学的NGO,要考虑的是全身心投入到被资助者的成长之中,一以贯之。最近爆发的“受助学生不感恩”的话题何其尖锐,这些问题虽然把矛盾的重点转移了,但NGO不可不面对自身的严重失职,在质量上已经被否定了太多。这还不算什么难堪,最难堪的是那些为了推动制度建设乃至试图引进或创造新制度的人——这里的“制度”具有政治改革的价值,这方面的NGO是最难做的。当然,我们可以在现存NGO系统之中找到这样的案例,有比较成功的,有方法不同的。比如,专门做研究的人,有意将NGO建设成为“民间智囊”,给政府和中共施加影响,这是改良的道路,古往今来很多人都这么做。但在桌面上不能这么提,桌面下即使专门搞经济研究的人也想在政治改革上体现突破,是“曲线救国”的路线。
有一个“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是专门就中国选举问题进行观察、宣传和监督的NGO,说到底真正的成员只有一个人,是单打独斗。我看过其很多民间报告,如果抛弃掉许多不该说但又必须说的套话和官面话,如果抛弃掉里面苦心经营的太多“用心良苦”,那么其诸多建议确实具有一定的“渐进改革”价值。现在研究三农问题的人,研究农村基层选举、城市社区选举和人大代表选举的人,研究农民工劳务维权的人,以及专门针对腐败案和地方冤案进行斗争的人,有的已经形成了NGO,有的则是没有形成组织,但通过网络媒体的平台,已经建立起了虚拟的组织。比如说,许多记者、律师参与的民间网站,有的浏览量非常大,这里面就有点“一呼万应”的效应,随着影响力的推进,最终还是基本形成了自身的团队。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状,那就是现存的有意推动制度建设的NGO,其主要“武器”还是宣传,是信息武器:以文字和声音作为最大的力量,就个案、事件、现象进行记录、曝光、评析和呼吁。这跟“维权运动”的很多人有一定的区别,维权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行动力的锻炼,比如说群体路线,比如说群体行动,已经不仅仅是曝光和启蒙了。
我无意否定或肯定任何一种路线,事实上各人能力有大有小,通过组织的作用能够发挥能量的机会也是有大有小。从根本上说,意识与行动的双重努力都在于促进改革。但我从来都不认为任何一种努力已经走到尽头,或者已经“够了”,恰恰相反,这一切都还是初级阶段。搞乡村建设运动的NGO,与搞公民教育的NGO一样,都还只是一个开始。前人是走过一段路的,后人还在继续走。有些退休干部现在又在拿起笔来做研究,有的人认为这么做没有用,似乎中国人到达一定的年龄就什么都明白了,看透了,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再麻木了,现在已经不需要启蒙了,关键是要做起来。确实,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可就此抹杀于那些老人的努力。公民社会作为民主中国的基础,是一定需要千千万万的人从各方面来共同努力的,大家所起的作用有大有小,何况局限于当道,其环境空间有限,却仍能做出几分成绩来,已经算不错,不必非此即彼。退一步说,任何社会的进展状态,我们都可以基本看清其最终走向,这个走向是一个更加需要智慧的境界,但以极高的境界来强力要求任何一位普通公民“马上”且“全体”攀登高峰,是很不现实的。
在方式上也如此。大家不能理解为什么有的事情必须用“重锤”,不能理解这种看似“过激”的努力。其实,大家看孔子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相对和平,孔子的理论就属于柔风细雨的类型;但到了孟子那个时代,年年征战,人民处于慌乱饥饿的恐惧之中,乱世中的理论就凸现出了“刚”的一面。仁与义的不同倡导,所直接应对的是当时时代背景之差异。同样的道理,民国时代的国民党专制,与共和国时代的共产党专制,两者的时代背景又发生了变化,因此努力的方式也大有不同,一代人与一代人的精神气质和倡导高度发生了变迁。说话的人看不起做事的人,或做事的人看不起说话的人,其实这两者又何必要求彼此如此“大一统”呢?做事是一种表达,说话也是一种表达。有人说,权力可以改变文化,利益可以改变文化,但文化改变不了权力,文化改变不了利益,其实大错特错。这种看法,就是将文化和权和利抽离为各自独立的东西,而事实上我们现实的生活则是很多复杂体的综合效果。因此,做NGO,言事、行事都不能仅仅用“实用论”来予以评价。在很多极其成功的NGO背后,恰恰有一批思想家在起着运筹帷幄的影响;而一批学者的努力最终变化为现实,靠的也是相当多经过行动能力培训的务实者去实施。两者相辅相成,历来如此。
人们还在关注一个问题:NGO可不可能走向组党的趋势?绝对可能。我们翻开历史,看中共建立之初的“维权”,与今日何其相似!同样是一种理论,同样是一次次的运动,同样是群体路线,虽然它过于“热血”了一些,但毕竟有其极强的政治图谋,吸引了太多民众的竭力追随。中国大陆NGO是更成熟的公民社会的细胞,其壮大乃是必然的,很可能向台湾那样发展,就是反映民众诉求,解决实际问题。当这样的NGO到达一定规模和影响时,按照其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和远景规划,对比政党本身的硬件软件储备,何尝又不能成为政党?对“多党政治体制”不太熟悉的民众可能对此有些恐惧,其实这样的状况在全世界非常普遍。当初民进党也不过就是些政治犯,这些政治犯的命运与今天中国很多政治犯的命运是相似的,他们最终还是会走到一起,因为他们的思想意识已经到达了那一步,起码已经在“精神共同体”上成为了联盟,这一点恰恰对政党政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意识改变潮流啊,就像满清的八旗子弟,一旦接触到完全与自己的“祖宗大法”背道而驰的共和革命、君主宪政一类的新文明,就在根本上、内部上、事实上瓦解了整个清朝。
当然,NGO没必要被上纲上线。按照美国教授莱斯特·萨拉蒙的提法,NGO的明确特征是: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它的主要目标,还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援助和维护,是致力于各种社会问题的实际解决,缓冲尖锐矛盾的激化,畅通问题解决的渠道,倡导人文关怀、忧患意识和互助互爱。在现实中国产生的NGO,做得很成功的,大多是“精而专”的类型,就是“吃鱼的吃鱼”、“吃虾的吃虾”,有着非常明确的定位与范畴,不像一般政党要辐射和光顾得那么宽泛和广博。它们的核心价值其实也非常简单而纯粹,以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为例,它的核心价值观居然可以“形象”到此种地步:“我们是一群——有爱心和公益心的人,乐于奉献的人,有理想的人,充满激情的人;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公平发展的权利,相信大家团结起来的力量,相信我们的事业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我们力量的源泉——来自共同的信念,团队的合作,自我实现的动机,每个人都得到尊重。”这就是中国一般的具有共性的NGO,虽然仍然只是处于初级阶段,但这些“因简单而深刻”的核心价值,又何尝不是力量?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原载《民主中国》
【大纪元10月7日讯】我们生活在严寒黑夜国国 ---------二十世纪法国作家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
塞利纳笔下勾画出的是一幅20世纪 "奥德修式"的真实的流浪旅程,心灵的迷惘困惑,人性的失落和寻求,这样一种类似的迷惘连同蒙昧又何尝不是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的人们的感受呢。
我的路,中国的路,未来的路
"我从小生活在北京的大院里,了解北京大院的文化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生活在大院的人是与社会高度隔离的,我们所受的全部教育都是共产党是荣膺天命的。我在小的时候是真心相信共产党的理论的,我没有生来就知道共产党是骗人的。"王军涛真正转变思想是他十四,五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组织了社会调查,深入民间,才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看到农民的状况,政治上的迫害,触目惊心的现实,从此,他开始了践行他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理想之路。
王军涛说,中国的第一代反对者都是理想主义者,少年的王军涛充满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的情怀,"或为辽东帽,清操丽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辑,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王军涛的梦。
17岁的王军涛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开始用行动兑现自己的梦想,一步步地走过78-80年北京民主墙事件和80年北大民主选举事件,并创办民办刊物《中国之春》(1978-1980),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和《经济学周报》,六四事件后,他被控以"反革命宣传煽动、阴谋颠覆政府","天安门事件的黑手"等多项罪名遭中共当局判刑十三年。
中国社会的现实,触目惊心的内幕,心灵的感受,苦难的遭遇,生死的抉择,构织了一个特殊的环境,也造就了无数能独立思考的人,三十一年,困顿与内心艰难的抉择的心路历程写出王军涛对中共体制的彻悟。
走到了今天的王军涛慨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精英们的保守心态,使得中国错过了一次最佳的社会转型机会,"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溃烂,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他回忆早在六四事件结束不久,中共曾有意邀请赵紫阳复出,赵紫阳拒绝了,原因就是,在目前体制下,中国的政治改革根本没有希望。王军涛说:"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根本就没有魄力为人民做事情"。
坦言心路历程:自己的路必须自己走
1989年10月,流亡几个月后的王军涛在长沙被捕。在监狱中,他曾经21次绝食,最长的一次绝食长达58天,他说,"既然坐牢,就拼一把,把国际社会对待政治犯的惯例引入牢房"。透过他在牢狱中的一次次为权利的抗争,王军涛赢得了一个政治犯应有的权利同时也得到狱卒的尊敬,与此同时,王军涛的前妻侯晓天女士也在海外为营救王军涛奔走呼吁,创下了海外为国内关押政治犯成功呼吁的一个典范。
王军涛坦然承认,他此生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同意出国。当他被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送出国门,踏上美国的土地的时候,长期单独关押造成的心理差异和踏上自由土地人们给与他的过高的期望,令他一度感觉失去平衡,是否是"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他无法说清这种失重的感觉,一种人性在面临选择的时候的自然的展现。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他开始懂得了"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都要去心疼别人的"这句话的道理,他说,"做什么事情都要去心疼别人,因为,你对别人的任何伤害都会让你失去他们"。
王军涛在海外选择了在学术上进一步研究和深造。九年的时间里,他先后获得哈佛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经常游走于西方主流和美国成功华人中间,推动中国公民社会,民主宪政的理念。
在一次他与导师黎安友的对话中,王军涛明白了,中国人必须自己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别人可以同情你,理解你,但是不会为你的权利拼命,中国人必须自己流血,牺牲,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中国的命运取决于中国的老百姓"。
对于自己的道路,他表示,历史是成功者自己书写的,不在于别人怎么看,关键在于自己怎么做。
体制内还是体制外
王军涛说,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低调稳健做人,背负理性和责任感,有板有眼地力求把每一件事情做到完美。对于说他是中共体制内的人的说法,王军涛表示,在八十年代,顶着四五英雄光环的他本来在体制内大展宏图的时候,他却辞职走入民间,与陈子明创办了当时规模最大的民间科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旗下拥有两所当时规模最大的民办大学:"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北京财贸金融学院",《经济周报》,及人才评价考试中心,中国民意调查中心、图书出版发行公司、旅游纪念品公司等机构,定期举办民间学术研讨会,谈论时政,文化和思想,踌躇满志,为政治经济改革,中国走入民主宪政作前期铺路。
对于中共独裁体制,王军涛一直站在民间独立的反对派的位置上,从未妥协过。他曾一度希望中共体制可以透过体制内的一些力量来改变。然而,越来越多的现实,使他明白,靠中国的政治知识精英来改变中国的命运是一件万般艰难的事情,因为,中共的暴政体制走到今天已经溃烂到无药可救的地步。
王军涛表示,目前能够改变中共暴政的方法就是,让中国最不幸的群体,社会最底层的群体的呼声发出来,这样会使满足现状甚至醉生梦死的社会中层阶级意识到社会危机,促使整个社会群体共同参与讨论中国的危机和出路,中层阶级的参与会给上层统治者压力,造成上层统治者的分裂和分化。
王军涛表示,今天,他要跟中国最不幸的人群站在一起,面对统治者的暴政,行使公民抗暴的权利。
抗暴是否等于暴力革命
王军涛自今年6月开始在多维网发表关于公民抗暴的文章,随后在悉尼APEC期间作了题为"公民抗暴是中国社会现状的必然选择"的演讲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同的解读应声而起,不少的解读认定王军涛已经嬗变为暴力革命的倡导者。
王军涛表示,他自己始终是一个和平爱好者,宪政民主的推动者,然而,人类并没有奢侈到可以完全免除暴力。中国精英们保守,面对滥施暴力的政府,惧怕抗暴这个词汇,然而,当人民被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抗暴就成为了正当防卫。他说,抗暴的形式因人而异,记者用笔来抗暴,律师用法律抗暴,百姓用暴力抗暴,这都是正常的。
至于说,公民抗暴的理论是否会造成以暴易暴的后果,王军涛表示,人民不想革命,号召也没有用,人民想革命,挡也挡不住,人民只想过好日子,普通人没有谁愿意过孙中山,毛泽东那样的暴力革命的日子,如果暴力出现,革命发生,那一定是统治者逼出来的。
王军涛表示,如果某一天他真的成为暴力革命的倡导者,他会回到中国,承担牺牲,做一个"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民族英雄。
王军涛表示,追求民主的路,一旦走上便是一条不归路,也没有回头路,尽管有迷惘,困惑,力不从心,但是他会认认真真,力求完美每一件事情。
时代创造了塑造英雄的契机,也赋予了实现梦想的条件,人所需要面临的就是选择,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a question。
【大纪元10月7日讯】一提到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现代的中国人,特别是上点年纪的,很多都有一种自豪、激动的感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少年轻人结婚,甚至把到天安门前留个影作为光彩和心愿。今天,仍有不少人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表达爱国情怀……天安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原名 “承天门”,取“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明清五百年间,天安门是新帝登基、皇后册封而颁诏天下的地方,也是皇帝出征赴太庙祭祖的必经之路,在国人的心目中本是一片神圣、庄严、祥瑞之所在。
然而,中共窃国以来,毁坏和变异了这个原本神圣的地方,在天安门和广场上演了一出出祸国殃民的丑剧。奇怪的是,中共却通过党文化灌输和欺骗,让人们在麻醉中遗忘,利用天安门和广场把中国人的爱国情感严重错位。现在,就让我们把当今天安门和广场的真实面目揭示开来——
一、天安门广场是“十年文革浩劫”的罪恶之地。为了破坏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由于中共的内部权斗,中共发动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革浩劫。那十年,全民疯狂,全国武斗、打砸抢死了七百多万人;背弃传统、道德沦丧、家庭破碎、经济几乎崩溃;文物、寺庙、古迹被烧被拆被毁……然而,十年文革的罪魁祸首毛泽东正是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开大会。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革发动的大会,毛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此后又七次接见,为十年浩劫推波助澜。应该说,天安门和广场铭刻着中国人十年浩劫痛苦的记忆。当我们走进天安门广场时,绝不能遗忘这些本不该遗忘的历史。
二、天安门广场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杀人场。一九八九年的爱国学生运动,因为反腐败和要求民主的正义主张,得到全国民众的响应。但专事独裁暴政的中共彻底撕下画皮,动用军队对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市民开杀。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国人看过海外传到大陆的图像资料,天安门广场坦克轧人,机枪扫人,毒气毒人……一般估计,有数千人在六四血案中遇害。同胞啊,当你步入天安门广场,别忘了那里被中共残忍杀害的爱国冤魂!
三、天安门广场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之地和见证。一九九九年,江泽民流氓集团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比文革更现代化的铺天盖地的谎言欺骗了世人,煽动起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了讲清真相,避免世人对大法犯罪,法轮功学员从全国各地来到天安门广场,用宪法赋予的权力打横幅、和平请愿,却遭到中共的残酷抓捕和镇压,在光天化日下被拳打脚踢、非法关押,有不少学员被秘密押送到集中营,作为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牟利的对象……由此制造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
四、江泽民和中共利用天安门广场制造了“世纪谎言”。二零零三年,为了栽赃陷害法轮功,江氏和中共制造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伪案这一“世纪谎言”(揭露自焚伪案的资料请见《伪火》和《风雨天地行》等光盘)。利用毁灭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作代价,为镇压法轮功造势。这场自焚伪案与古罗马暴君尼录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于基督徒极其相似。正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一伪案,把全民卷入了一场对宇宙大法的犯罪深渊,持续八年仍未结束。
五、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停尸场。一九七六年毛泽东病死,中共为了借用毛的影响维持统治,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心,建了一个据说比碉堡还坚固的地上坟墓,把毛的尸体放在里头。众所周知,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天安门是北京的中心,在中国的中心立着一个死人坟墓,按照中国的风水说法,它不仅破了北京的风水,而且破了全中国的风水,给中国带来无穷的天灾人祸。
六、天安门广场的上空挂着鲜血染红的血旗。天安门广场的次中心位置有一面红旗,中共说那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然而,对照中共建政后在中国干的运动、杀人、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等坏事儿,再看看它今天全党烂的一塌糊涂的现实,当年的许多烈士何尝不是被共产党鼓吹的所谓“共产主义”的谎言欺骗而死的可怜的一代人呢!难怪不少“老革命”这样说:“我要早知道共产党这个德行,我不会入党的!”其实不用讲太多,你只要直观的一想就明白了:天安门广场的上空挂着一个用人的鲜血染红的旗子,对中国能有好处吗!
七、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是世界上最大的诺言策源地。人民大会堂落成于一九五九年七月,是中共举行重要会议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又成为对外经营大捞外快的场所。美其名曰人民大会堂,其实那里头闻不到一点人民的气味。中共在这里开的每一个会议,哪怕是经济几乎崩溃、充满权斗、四分五裂的文革时期的会议,都被说成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全国形势一派大好……”。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人民大会堂,从一九九七年开始的每年一次的“两会”(人大会、政协会)恶例已延续十一年。专机、包机、专列接送代表,五星级饭店高规格接待,得花老百姓多少血汗钱?而代表在会上说的,大多是些为中共歌功颂德的假话,无足轻重的废话。“两会”纯粹是中共统治的需要,是它用人民血汗为自己涂脂抹粉的一个大花瓶。大会堂与广场近相响应,为中国人制造悲剧输送能量。
八、其实,天安门和广场是共产邪灵在人间表演的一个最大舞台。马克思在共产邪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写道:“一八四八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其实,这句话已经把共产党组织的本质告诉了人。“幽灵”是什么?就是鬼魂、邪灵。时至今日,人们无法理解文革时期的全民癫狂,无法理解大跃进放出“亩说十三万斤”的卫星,无法理解六四对静坐请愿的爱国学生和市民动武,不敢相信中共镇压法轮功并正在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的残酷事实……因为用正常的人的思维想像不了这个共产邪灵的邪恶程度。
时至今日,天安门和广场的罪恶表演还没有结束,每逢重大节日,天安门前一面是鲜花满目,另一面却是警察、便衣、红箍、警车、警犬遍地,盘查、搜包、抓捕时有发生……
结束语:由以上文字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共窃国以来的天安门和广场,是一个集共产邪灵、灾星、杀星、血腥、尸臭、阴魂、冤魂和谎言、暴力、疯狂、愚民、腐败……之大成的所在,表面的景象下掩饰的是不吉、不祥、不洁、不和……
我们绝对不是否定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美好情感,相反,我们正是从真正爱国的真心本愿出发,让被欺骗和愚弄的海内外华人,通过天安门和广场上的一幕幕中华民族的浩劫和悲剧,认清共产邪灵的本质,及其祸国殃民的鬼魅行径,从被天安门和广场诱发出的错了位的爱国情感中清醒过来。
值得庆幸的是,从二零零五年初开始了退出中共及其一切组织的大潮,截止到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已有二千八百七十八万人宣布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的团、队组织,拉开了解体中共的帷幕,彻底终结天安门和广场悲剧、闹剧、丑剧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大纪元10月7日讯】“共产党里固然出了许多坏人,但也有不少好人,所以不能说它是邪恶的,也不能说它已经坏到了不可救药的成度。”这种观点在当下对中共抱有幻想的人当中有相当的代表性。无需讳言,共产党一贯宣称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实现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理想,这套理念看上去不无美好动人之处,因而多年来确曾吸引了许多善良的理想主义者加入其中。所以,我们也承认共产党里面是有一大批好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想方设法劝他们退出中共,以免成为它的殉葬品;如果都是坏人,也就没必要做这件事了。
但问题在于,即使共产党里有不少好人,就能证明它不是邪恶的吗?就能说明它还有希望吗?不能!为什么?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一
首先,就整体和部份的关系而言,整体是由部份组成的,但整体不等于部份;反之,部份也不等于整体。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里面有坏人,也有好人,但无论是坏人还是好人,他们都只是构成共产党这个整体的一个部份,都不可能等于或代表这个整体。正因为如此,共产党里面有好人,不等于它的本质是好的,这个党是有希望的。因为共产党里面有好人,就推定它的本质是好的,这个党是有希望的,不正犯了将部份等同于整体和以部份代表整体的错误吗?可见,从逻辑上讲,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同样也是如此。我们之所以认为共产党里面有不少好人,是因为有不少共产党员当年是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加入中共的,而且这些人至今良知未泯,人性犹在,主观上还是向善的,想为人民做事的。但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一个整体,从它投胎到人间的那天起,就是一门心思追求一党私利,毫无良知和人性的。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它一以贯之的杀人如麻和说谎成性。
以杀人为例。中共建党初期即在乡村煽动暴民造反,泛杀无辜。中共农运领袖彭湃把广东海陆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他曾厉声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他还效法明末张献忠发布“七杀令”,下达每个苏维埃代表杀20个人的指标。海陆丰农民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烧杀之惨烈,令人心惊胆颤。
中共不但杀“阶级敌人”心狠手辣,杀起自己人来也毫不手软。最典型的莫过于毛泽东一手导演的“消灭AB团”和“富田事变”。这场运动共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毛的秘书李锐曾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击“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手上,而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时也不过只有30万人。
1949年中共掌权之后,接着又用暴力残害了约四千万中国人,数目超过之前近三十年战争时期中国人死亡的总数。如果说,暴力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像中共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杀人的政权。
更骇人听闻的是中共竟然活体摘取和倒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据知情人揭发,在沈阳苏家屯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地下曾设有一个专门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秘密集中营。这里至少在2003年已经关押了6000名法轮功学员。中共把坚定不肯放弃“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在这里折磨的奄奄一息,而后活体解剖摘取器官倒卖牟暴利,再把他们送入焚尸炉灭迹。2006年7月6日,加拿大两位资深调查员向媒体公开了“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指出:1999年以来,中共大规模的对法轮功修炼者活体摘取器官贩卖(包括心脏、肾脏、肝脏、眼角膜)的暴行一直存在着,并仍在继续着。调查员说这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如果说这样一个好杀嗜血、惨无人道的党还称不上邪恶,那这世上还有什么是邪恶的呢?!可见,共产党和共产党里的好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二
换一个角度讲,之所以不能因为共产党里有好人就认定共产党的本质是好的还在于,从历史上看,一般情况下在中共内部掌权的,特别是掌握最高权力的,绝大多数都是良知泯灭、毫无人性的坏人,而不是良知未泯、人性犹在的好人。不难发现,在共产党的权力结构中存在着一种逆向双重金字塔现象,即越到它的权力结构的上层,好人越少,坏人越多;越到它的下层,则好人越多,坏人越少。通俗的讲,好人在共产党里面常常吃不开,而坏人却总是如鱼得水。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党其实是掌握在党内的坏人,特别是最坏的那部份人手中的,是他们而不是那些良知未泯、人性犹在的好人在决定着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那么,为什么在共产党里好人常常吃不开,而坏人却总是如鱼得水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无论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以及依据它制订的党的纲领,还是共产党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作为,都是以践踏天理人道,颠覆传统价值和现存秩序,建立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独裁天下为根本的,因而什么普世的道德,共同的人性,都是它不消一顾,要彻底打翻在地的。能够胜任这样一个暴虐的党的特殊要求的,当然是那些良知泯灭、毫无人性的坏人,而不是良知未泯、人性犹在的好人。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共产党要在外部实行残酷斗争,在内部实行铁血纪律,你越是有人道情怀,越是有仁爱之心,越是有自己的见解,越是有独立精神,越是宽容大度,你就越是不能适应。而那些心胸狭隘、冷酷无情、好斗好杀的人就越是容易暂露头角,占据主导地位。如早期的毛泽东并非在理论上信仰苏俄共产革命,但是他那种好斗好杀的天性却使他和列宁主义不谋而合,因此受到苏共“老大哥”的赞赏。而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人,虽然理论上信仰共产主义,可一听说暴民打人杀人就火冒三丈,坚持要制止,那就免不了会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赶下台。以陈独秀当年的威望、地位和中共创始人的身份,尚且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位子上混不下去,别的好人要想在共产党里占据主导地位就更难指望了。说的形象点,共产党其实就是一部杀人和说谎机器,适合操作这部机器的当然是那些不惧杀人和喜欢说谎,毫无道德底线的坏人,而那些良知未泯、人性犹在的好人则只能是被他们利用的工具。
当然,文革后中共内部也曾短暂的出现过由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好人主政的时期,但那只是当年中共面临全面危机的特殊时期的产物,充其量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党内党外一致要求平反冤假错案和全面改革的强大呼声,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样的好人在文革后也是不可能脱颖而出的。即便如此好景也不长,面对接踵而来的自由化民主化运动,因为胡耀邦、赵紫阳拒绝镇压,威胁到了中共独裁统治的根本,很快便被中共淘汰出局。而江泽民由于在镇压民众时表现出的残酷无情,则顺利的成了中共新的一把手。在中共内部,最坏者又一次当政。
三
最后,让我们再来对共产党里的好人做番具体分析。
首先,从中共的演变过程来看,能够称的上好人的党员可以说是越来越少。普通民众对党员的评价主要着眼于其个人品质,他们眼里的好人也就是不谋私利、一心为公的人。如果说在中共当权初期,党员在民众眼中尚且以好人居多的话,那么到今天,被他们公认为不谋私利、一心为公的党员可以说已经寥寥无几,以至于在很大成度上,党员在老百姓的眼中如今已经成了投机分子和腐败分子的代名词。之所以会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共产党总是助长人性中恶的那面,不断放大人的魔性,一旦你加入其中,就像掉进了一个大染缸,绝大多数人都会身不由己的越染越黑,许多原本很好的人,渐渐的也就变的不那么好,甚至变坏了。就像有人说的,共产党能把天使也变成魔鬼。这不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共产党的邪恶么。
其次,共产党里的好人也不一样,也有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那些从共产党的谎言欺骗中完全觉醒过来,思想上已经彻底抛弃中共的人。这种人不多,被中共视为敌人。即使中共不清除他们,他们自己迟早也会退出中共。因为两者之间如同冰火,是绝对不能相容的。
第二种是那些坚持独立思考,反对共产党的专制独裁,要求中共实行民主的党内自由派人士。这种人数量也不多,一向被中共视为“党内异己分子”。党内有这样的人在,对中共来说无异于骨鲠在喉。因此,他们的结局要么是被中共清除,要么是在党内受到不同成度和不同方式的迫害。
第三种人是那些不谋私利,个人品质比较好,有向善之心,想要造福于民,对党内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但因为被“党文化”洗脑,丧失了独立思考精神,在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总是毫无条件的“相信党”“跟党走”的人。这种人数量最多。他们虽然不贪污腐败,在职权范围内能够做一些有益于民众的事,但由于对共产党始终认识不清,在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他们杀地主富农,他们就毫不犹豫的把枪口对准地主富农;党叫他们反右派,他们就把右派打翻在地;党叫他们起来造走资派的反,他们就揪斗走资派;党叫他们镇压“六四反革命暴乱”,他们就刺刀上膛,口诛笔伐;党叫他们迫害法轮功,他们就把法轮功学员当敌人整。长期以来,他们其实一直被共产党当枪使,被中共欺骗和利用着做了许许多多助纣为虐的坏事,自己还不自知。所以,虽说从个人品质上讲他们还是好人,但他们的政治生命却已经完全变质。而造成这一悲剧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们盲从的共产党。
细细想想这三部份人的命运轨迹,不也可以见出中共的邪恶和不可救药么?
【大纪元10月7日讯】(大纪元记者华明编译)中国媒体最近报导,北京奥运的猪肉供应商声称,他们特别选择了养猪场,为“奥运猪”提供有机食物,并让这些猪每日锻练二小时。此举激起中国博客们的嘲笑、哀叹和愤怒。网民说,当政府致力于让运动员吃纯净猪肉时,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的食品安全问题该如何解决?华尔街日报10月2日报导,一位自称为“十年砍柴”(Shiniankanchai)的博客说:“我宁可是一头奥运猪,而不愿是煤矿中的工人”,据报告,今年到目前为止,中国已有数千名矿工在事故中死亡。
“十年砍柴”的情绪迅速传染给最大的中文网上论坛、天涯(Tianya)的其它博客。他们的评论反映出普通中国人对不断发生的食品污染、危险或无人道的工作环境及腐败官员越来越失望。
深圳公司的一名24岁的雇员珍妮.荀(Jane Xun)在网上张贴反对为奥运饲养猪的文章后,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这“真是荒谬”,“实际上这显示出多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我还能吃什么?”
猪肉在中国是如此重要,以致于国家专门建立猪肉战略储备,有点像美国的石油战略储备,用以稳定物价应付紧急情况。最近中国爆发了猪蓝耳病疫情,使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并导致8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升至6.5%。
随着中国食品受污染及玩具含有害成份的报告出现,奥运猪计划的新闻再次增添人们的愤怒。“十年砍柴”在互联网上评论说,“当政府致力于解决运动员吃猪肉的问题,老百姓要问: 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的食品安全问题该如何解决?”
奥运猪肉供应商、千禧鹤集团(Qianxihe Food Group)、或英文品牌Lucky Crane于今年8月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该项“奥运猪”计划。中国新闻界对此做了广泛报导。公司说,它的目的是为运动员提供最纯净的猪肉,不掺杂任何不合格的物质。
中文报纸“新京报”(Beijing News)的头版标题是“奥运猪每天锻练二小时”。不同的新闻报导引用公司的话说,养猪场分布在10个地点,是通过仔细分析空气、水和土壤质量而挑选出来的,并以“反恐怖”为由保密养猪场的地点。新闻报导还引述公司发言人的话说,这些动物享用有机饲料、体内不含类固醇和激素,并以中医草药免疫。
一位南京出口公司雇员、24岁的杰斯卡.吴(Jessica Wu)在网上张贴文章,接受采访时说,她能“理解国家想要举办一场光面堂皇的比赛”,但表示,“他们总能找到理由,证明优先[提供给]精英是正当的。”
【大纪元10月7日讯】在中国的城市里,几乎家家户户都装上防盗窗和防盗门,从这道风景线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防卫,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我常喟叹,人们为什么 都要这么做,难道怕共产党煽动痞子上门“吃大户”?难道怕毛主席的红卫兵上门打砸抢?难道怕造反派上门随意抄家……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有一大批能驾驭坦克 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暴徒”的人民子弟兵,有一大批敢于殴打“盲流”、“暴民”的人民警察,难道英勇的中国人民还会怕区区几个小偷作乱吗?如果都不是的话,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都要这样做呢?现在可是“三 个代表”、“八荣八耻”的“和谐社会”呀!也许“家家装铁窗,户户锁铁门”就是社会主 义中国“和谐”的一道风景线。这个问题留给读者去思考吧。
在被中共称做“资本主义社会”的悉尼,可是看不到这条风景线的。你看那红墙绿瓦的公寓,绿草如茵的别墅,不要说是防盗门,就是一般人家晚上连锁也不上的,但很少听说被盗,或者入室抢劫的事。
那天晚饭,和朋友饮酒闲聊,我说你看人家悉尼,家家户户都窗门洞开,有哪一家像咱中国,各自为牢,相互设防的。
一位朋友神秘兮兮道,悉尼也不是家家户户都窗门洞开的,也有一家是防盗门防盗窗紧闭,戒备森严的。另一位朋友说,在澳洲装铁窗铁门的一定是监狱,要不然是储存细菌或放射性的仓库,那位朋友连连摇头说,不对不对,我说那一定是银行的金库了。那位朋友见我们都猜不到,只得披露谜底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悉尼总领事馆。”
众人突然领会,哦,果然如此,从旧馆到新馆,哪一扇窗门不是用铁窗严裹着的。另一位朋友说这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风景线”,因为中国都是这样,所以把这个风气也带到澳洲来了。
那位朋友不紧不慢说,不是这样,你想得太简单了。
另一位朋友问,那为什么呢?
那位朋友坦然说,共产党杀人太多了,怕别人报复。
哦,众人豁然开朗,杀人太多,怕别人报复, 果然一点不错,想当年江泽民来悉尼,开动所有潜伏在澳洲的间谍,为了怕别人夹带炸弹,连参加者携带的手提包,大小都有限制。
杀人者必受报应,古今中外哪个暴君逃脱了“恶有恶报”的因果循环。你就等着瞧吧,黄菊死了,陈良宇抓了,江泽民还会能蹦达多久!
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七日
“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太平盛世”已经盛景不再了,接下来是中共提倡“和谐”,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集会宣读了由12个团体及个人联署的声明,强烈谴责缅甸军政府自9月25日以来,以催泪弹、棍棒和枪弹残酷镇压数千名和平示威者。并声称缅甸内部消息透露,最少已有550名包括僧人和尼姑的无辜平民已被杀害,约有6千人被监禁,支持民主运动领袖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翁山素姬则继续被软禁。
加拿大缅甸学生民主组织联席书记 Htun Htun Oo (Tony)对大纪元记者说,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在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支持缅甸军政府。
“我们今天来到中国领事馆前,是要敦促中国政府支持缅甸的人民,而不要支持那个军政府。” Tony说,“我们真的很需要民主。中国政府已经持续支持缅甸军政府超过30年了”
现在,全世界的缅甸人都同时走出来谴责缅甸军政府对平民的镇压,支持自己的祖国和人民。Tony指出。
“我们认为联合国的解决方案对缅甸最为重要。” Tony说,“我们呼吁加拿大政府配合联合国,为缅甸人民做出一个解决方案。”
港加联主席李树德在现场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今天是全球支持缅甸行动日。港加联素来支持维护人权、自由及法制的行动。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出来支持这样的行动。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非常支持缅甸军政府。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看清楚缅甸正在发生的事情,谴责军政府的暴行,阻止他们对人民的杀戮。” 李树德说,“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谴责缅甸军政府的暴行,只有中国政府在支持他们,所以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是有能力影响缅甸军政府,从而停止这场杀戮的。”
联署声明指出,中国目前是缅甸最大的投资者、贸易伙伴和军火供应国。过去两周美国和欧洲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制裁缅甸军政府的动议都被中国政府所否决。中国政府甚至意图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对缅甸政府的进一步谴责。
声明强烈敦促中国政府:承认不能把暴力镇压视为缅甸内政;对缅甸政府施以最强外交压力以促使其停止对人民的镇压;支持在缅甸开展和解及民主化程序。
【大纪元10月7日讯】中国古代科学,从人体、生命、宇宙一条线入手。如何入手?实在是令今人难于揣测。多少历史沉积的内涵真机,空留于纸面千百年而鲜有人识,徒使我辈望而兴叹,茫然四顾而不能解,以为中华文化的全部不过如此罢了。问题在于,现代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是一个一半根基于体验的文化。那一半肉眼可辨的、思想可揣测的文字、图画、服饰、建筑等文明的表面的表现形式,是另一半必须身心体验的文明的敲门砖,却不是文明的根本,也不是全部。
半神半人的神传文化,意味着有一部份人们能形成显式的学问直接教授流传,而另一部份,那个只能意领神会的部份,就很难付诸语言文字等形成有形的东西承载流传。中国传统文明,那么就特别注重亲身体验。没有了这一层身心的体验,中华文明最精华的内涵就无从谈起。
鄙人不才,并不敢妄自菲薄。我也是近来看到李仲轩老人披露的形意拳秘藏——岳飞之《武穆遗书——九要论》才豁然开朗,再回头反思所读之太极拳古谱论述,以自己几年来修炼法轮功之动功静功的亲身体验默默思之,无不觉云散天开:中国传统武术,本是最好的研究和感受人体结构之奇妙的方法,这就是一门真正的人体科学。
武术入门,根据人体内外结构的阴阳、五行之分,先要通过基本功、基本套路的练习,调节气血运行,进而活动开肌肉筋骨,把身体的各个关节练开,从而将自身的拙力与拙气化开。基本功就可矫正身体不正确状况。武术要苦练基本功,苦练的不光是动作,重要的是根基好心性高的习武者,在师父指点下逐步从每一层去感受自己的缺陷、知道内省自己并自我调整,在练基本功的过程中就能登堂入室。完全放弃肉身之拙气力,就能练出功能。当然也必须练出功能才算入室弟子。
武术真传,那层层必须体验的东西,无法以语言表达,所有的武术歌诀都是为了触发有根基的练武者去体悟、去捕捉、去契合那层层不可见的真机。各门派流传的歌诀本身不是真机,是寻找真机的敲门砖。
而古谱论述,的确是描述人体结构与行为举止与天地万物对应关系的珍宝,是讲述和合阴阳的大道指引,完全不是现在人以为的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牵强附会的理论。就像儒家历代研习之典籍,许多论述并非是一种理论,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修习手法!
就像过去的礼仪,历来人们都不去注重体会其中的奥妙,因此流传到近代就只剩下表面,到现在连表面都没有了。古传礼仪之举止,皆合人体阴阳之结构,换句话说,礼仪的举止能让人体的举止保持阴阳契合平衡的状态。加上心怀敬意、虔诚的干净心态,过去的人一下子就会体会到与万物融洽、与天地合德的阴阳平衡的美妙状态。妙之为妙,什么是妙?据道德经可以明白,丹田那里就有众妙之门,修炼就是阴阳诸气皆归丹田以相合,达致阴阳平衡就叫妙。妙手回春之说,描述高超的中医能让人人体保持阴阳的平衡。锦囊妙计之说,描述高超的道士能平衡邦国之阴阳。
心怀敬意、虔诚的干净心态,也正是道家所谓之虚其心,放空心神之杂念。道家儒家之虚心,不是一种理论的教义,是一个实在的修行手法。武术本是道家修炼的一些分支派生出来的,因此,虚心也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手法。在练武的时候,虚心才能领悟人间师父所描述的感受是什么,虚心用真念才能感受到武术的真机。在交手的时候,虚心手法是给对手布下的一个无处不在的场、招式和劲力入之即化。任何招式总分阴阳、任何劲力总分五行,阴阳可开可合,五行可生可克。
但是武术的高层修炼,对习者的根基要求太苛刻,根基包括道德心性和身体结构。心性不够,或者身体结构稍差,练武的艰苦能让人失去活下去的愿望,更不要说能体悟到诸多精妙绝伦的内涵了。武术跟其他道家法门有区别,武术并不是副意识修炼。但是武术又跟孔子的学问联系挺密切。
儒家之学问文用,则为齐家治国之道,学问武用,则即成中医,道家奇门之兵法文用,亦成中医。葛洪着《抱朴子》二篇,内用炼丹修道修自己,外用则成儒家齐家治国之术。儒家讲格物致知,格物就是丈量万物,用什么丈量呢,用自己的心性器量,有多大的器量襟怀,能丈量多大的范围。格物致知,对万事万物的了解认识,是用一个人的身心包容的,是用他的心性度量出来的。拳者权也,权是权衡、度量的意思,拳术,即是权衡度量万物的法术,度得自身的轻重长短,度得他人的轻重长短,度得天地万物的轻重长短。既有器量度得万物之轻重长短,必有能力调合改变万物之不谐。
武家之法,分练法、打法和演法。练为知己,打和练为知人。打和练结合起来文用,就跟舞蹈挂钩了,文武相溶、感天动地。真武者与真文人,身心俱合,举止无意却皆合天地阴阳大意,心如止水神态谦和却不怒亦威,我静天地止、我动天地行,心中无我心中皆是天地众生,其心之广大却于万物如临苍穹,虚哉观之渺渺无涯,实哉一念耀耀永恒。
并未曾观赏神韵演出,想如是。是否?
附:《武穆遗书——九要论》
南宋 岳飞 着
要论一
从来散之必有其统也,分之必有其合也,以故天壤间四面八方,纷纷者各有所属,千头万绪,攘攘者自有其源。盖一本散为万殊,而万殊咸归于一本,事有必然者。且武事之论,亦甚繁矣。而要之,千变万变,无往非势,即无往非气,势虽不类,而气归于一。夫所谓一者,从上至足底,内而有脏腑筋骨,外而有肌肉皮肤五官百骸相联而为一贯者也。破之而不开,撞之而不散,上欲动而下自随之:下懖欲动而上自领之。上下动而中节攻之,中节动而上下和之,内外相连,前后相需,所谓一贯者,其斯之谓欤。而要非勉强以致之,袭焉而为这也。当时而静,寂然湛然,居其所而稳如山岳。当时而动,如雷如塌,出乎尔而疾如闪电。且静无不静,表里上下,全无参差牵挂之意。动无不动,左右前后,并无抽扯游移之形。洵乎若水之就下,沛然而莫之能御,若火之内攻,发之而不及掩耳。不假思索,不烦拟议,诚不期然而然,莫之至而至,是岂无所自而云然乎。盖气以日积而有益,功以久练而始成。观圣门一贯之传,必俟多闻强识之后,豁然之境,不废格物致知之功,是知事无难易,功惟自尽,不可躐等,不可争遽,按步就步,循次而进,夫而后官骸肢节,自有通贯上下表里,不难联络,庶乎散者统之,分者合之,四体百骸,终归于一气而已。
要论二
尝有世之论捶者,而兼论气者矣。夫气主于一,可分为二,所谓二者,即呼吸也。呼吸即阴阳也。捶不能无动静,气不能无呼吸,吸则为阴,呼则为阳,主平静者为阴,主乎动者为阳,上升为阳,下降为阴,阳气上升而为阳,阳气下行而为阴,阴气下行而为阴,阴气上行即为阳,此阴阳之分也。何谓清浊?升而上者为清,降而下者为浊,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清者为阳,浊者为阴,而要之阳以滋阴,浑而言之统为气,分而言之为阴阳。气不能无阴阳,即所谓人不能无动静,鼻不能无呼吸,口不能无出入,此即对待循环不易之理也。然则气分为二,而实在于一。有志于斯途者,慎勿以是为拘拘焉。
要论三
夫气本诸身,而身之节无定处,三节者,上中下也。以身言之:头为上节,身为中节,腿而下节。以上节言之:天庭为上节,鼻为中节,海底为下节。以中节言之:胸为上节,腹为中节,丹田为下节。以下节言之:足为梢节,膝为中节,胯为根节。以肱言之:手为梢节,肘为中节,肩为根节。以手言之:指为梢节,掌中节,掌根为根节。观于是,而足不必论矣。然则自顶至足,莫不各有三节。要之,若无三节之分,即无着意之处。盖上节不明,无依无宗,中节不明,浑身是空,下节不明,自家吃跌,顾可忽乎哉。至于气之发动,要皆梢节动,中节随,根节催之而已。然此犹是节节而分言之者也,若夫合言之,则上自头顶,下至足底,四体百骸,总为一节,夫何三节之有哉?又何三节中之各有三节云乎哉?
要论四
试于论身论气之外,而进论乎梢者焉。夫梢者,身之余绪也,言身者初不及此,言气者亦所罕论。捶以内而发外,气由身而达梢,故气之用不本诸身,则虚而不实,不形诸梢,则实而仍虚,梢亦乌可不讲。然此特身之梢耳,而犹未及乎气之梢也。四梢维何?发其一也。夫发之所系,不列于五行,无关于四体,似不足论矣,然发为血之梢,血为气之诲,纵不必本诸发以论气,要不能离乎血而生气,不离乎血,即不得不兼及乎发,发欲冲冠,血梢足矣。其他如舌为肉梢,而肉为气囊,气不能形诸肉之梢,即无以充其气之量,故必舌欲催齿,而后肉梢足矣。至于骨梢者,齿也。.筋稍者,,指甲也。气生于骨,而联于筋,不及乎齿,即未及乎筋之梢,而欲足乎尔者,要非齿懖欲断筋,甲欲透骨,能也。果能如此,则四梢足矣。四梢足而气亦自足矣。岂复有虚而不实,实而仍虚者乎。
要论五
今夫捶以言势,势以言气,人得五脏以成形,即由五脏而生气,五脏实为生性之源,生气之本,而名为心肝脾肺肾是也。心为火,而有炎上之像,肝为木,而有曲直之形,脾为土,而有敦厚之势;肺为金,而有从草之能;肾为水,而有润下之功,此乃五脏之义,而必准之于气者,以其各有所配合焉。此所以论武事者,要不能离乎斯也。胸膈为肺经之位,而为诸脏之华盖。故肺经动而诸脏不能静。两乳之中为心,而肺包护之,肺之下,胃之上,心经之位也。心为君火,动而相火无不奉合焉。而两肋之间,左为肝,右为脾,背脊十四骨节,皆为肾,此固五脏之位。然五脏之系,皆系于背脊,通于肾髓,故为肾。至于腰,则两肾之本位,而为先天之第一,尤为诸脏之根源。故肾水足,而金木水火土咸有生机,此乃五脏之位也。且五脏之存于内者,各有其定位,而具于身者,亦自有所专属,领顶脑骨背,肾是也。两耳亦为肾,两唇两腮,皆脾也。两发则为肺。天庭为六阳之首,而萃五脏之精华,实为头面之主脑,不啻一身之座督矣。印堂者,阳明胃气之冲,天庭性起,机由此达,生发之气,由肾而达于六阳,实为天庭之枢机也。两目皆为肝,而究之上包为脾,下包为胃,大角为心经,小角为小肠,白则为肺,黑则为肝,瞳则为肾,实为五脏之精华所聚,而不得专谓之肝也。鼻孔为肺,两颐为肾,耳门之前为胆经,耳后之高骨,亦肾也。鼻为中央之土,万物资生之源,实中气之主也。人中为血气之会,上冲印堂,达于天庭,亦为至要之所。两唇之下为承浆,承浆之下为地阁,上与天庭相应,亦肾经位也。领顶颈项者,五脏之道途,气血之总会,前为食气出入之道,后为肾气升降之途,肝气由之而左旋,脾气由之而右旋,其系更重,而为周身之要领。两乳为肝,两肩为肺,两肘为肾,四肢为脾,两肩背膊皆为脾,而十指为心,肝,脾,肺,肾是也。膝与胫,皆肾也。两脚根为肾之要,涌泉为肾穴。大约身之所系凸者为心,窝者为肺,骨之露处皆为肾,筋之联处皆为肝,肉之厚处皆为脾。像其意,心如猛虎,肝如箭,脾气力大甚无穷,肝经之位最灵变,肾气之动快如风。其为用也,用其经,举凡身之所属于某经者,终不能无意焉,是在当局者自为体认,而非笔墨所能为者也。至于生克制化,虽别有论,而究要领,自有统会,五行百体,总为一元,四体三心,合为一气,奚必昭昭于某一经络,而支支节节言之哉。
要论六
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内三合也。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外三合也。此为六合。左手与右足相合,左肘与右膝相合,左肩与右胯相合,右之与左亦然,以及头与手合,手与身合,身与步合,孰非外合;心与眼合,肝与筋合,脾与肉合,肺与身合,肾与骨合,孰非内合。岂但六合而已哉。然此特分而言之也,总之一动而无不动。一合而无不合。五形百骸,悉用其中矣。
要论七
头为六阳之首,而为周身之主,五官百骸,莫不惟此是赖。故头不可不进也。手为先行,根基在膊,膊不进而手则却不前矣,此所以膊贵于进也。气聚中腕,机关在腰,腰不进,而气则馁而不实矣。此所以腰贵于进也。意贯周身,运动在步,步不进而意则堂然无能为矣。此所以步必取其进也。以及上左必须进右,上右必须进左,其为七进,孰非所以着力之地欤,而要之未及其进,合周身而毫无关动之意,一言其进,统全体而俱无抽扯游移之形。
要论八
身法维何?纵横高低进退反侧而已。纵则放其势,一往而不返。横则裹其力,开拓而莫阻。高则扬其身,而身若有增长之势。低则抑其身,而身若有攒捉之形。当进则进,殚其身而勇往直冲,当退则退。领其气而回转伏势。至于反身顾后,后即前也。侧顾左右,使左右无敢当我,而要非拘拘焉为之也。必先察人之强弱,运吾之机关,有忽纵而忽横,纵横因势而变迁,不可一概而推。有忽高而忽低,高低随时以转移,不可执格而论,时而宜进,故不可退而馁其气,时而宜退,即当以退而鼓其进。是进固进也,即退,而亦实以赖其进。若反顾后,顾其后而亦不觉其为后,侧顾左右,而左右亦不觉其为左右矣,总之,机关在眼,变通在心,而握其要者,则本诸身,身而前,则四体不令而行矣,身而却,则百骸莫不冥然而处矣。身法顾可置而不论乎。
要论九
今夫五官百骸,主于动,而实运以步,步乃一身之根基,运动之枢纽也。以故应战对敌,皆本诸身,而实所以为身之砥柱者,莫非步。随机应变在于手,而所以为手之转移者。亦在步。进退反侧,非步何以作鼓荡之机,抑扬伸缩,非步何以示变化之妙。所谓机关者在眼,变化者在心,而所以转变抹角,千变万化,而不至于窘迫者,何莫非步为之司命欤。而要非勉强以致之也。动作出于无心,鼓舞出于不觉,身欲动而步亦为之周旋,手将动而步亦早为之似逼,不期然而然,莫知驱而驱,所谓上欲动而下自随之者,其斯之谓欤。且步分前后,有定位者,步也,然而无定位者,亦为步。如前步进焉,后步随焉,前后自有定位,若以前步作后,后步作前,更以前步作后之前步,后步作前之后步,则前后亦自然无定位矣。总之拳以论势,而握要者为步,活与不活,亦在于步,灵与不灵,亦在于步,步之为用大矣哉。捶名心意,心意者,意自心生,拳随意发。总要知己知人,随机应变,心气一发,四肢皆动,足起有地,膝起有数,动转有位,合膊望胯,三尖对照,心意气内三相合。拳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外三相合。手心足心本心三心一气相合。远不发手,捶打五尺以内,三尺以外,不论前后左右,一步一捶,发手以得人为准,以不见形为妙。发手快似风箭,响如雷鸣,出没如兔,亦如生鸟之投林。应敌似巨炮推薄壁之势,眼明手快,勇跃直吞,未曾交手,一气当先,既人其手,灵动为妙。见孔不打,见横打,见孔不立,见横立,上中下总气把定,身足手规矩绳束,既不望空起,亦不望空落,精明灵巧,全在于活,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不动如出岳,难知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炫曜如三光,察来势之机会,揣敌人之短长,静以待动有上法,动以处静有借法,借法容易上法难,还是上法最为先。交勇者不可思悟,思悟者寸步难行。起如箭攒落如风,手搂手兮向前攻,举动暗中自合,疾如闪电在天,两边挝防左右,反背如虎搜山,斩捶勇猛不可当,斩梢迎面取中堂,抢上抢下势如虎,好似鹰鹯下鸡场,翻江倒海不须忙,单凤朝阳势为强,云背日月天地交,武艺相争见短长。步路寸开把尺,劈面就去,上右腿,进左步,此法前行,进人要进身,身手齐到是为真,发中有绝何从用,鲜明其意妙如神。鹯子镄林莫着翅,鹰捉小鸟势四平。取胜四梢要聚齐,第一还要手护心。计谋施运化,霹雳走精神,心毒称上策,手毒方胜人。何谓闪?何谓进?进即闪,闪即进,不必远求。何谓打?何谓顾?顾即打,打即顾。发手便是,心如火药拳如子,灵机一动鸟难飞,身似弓弦手似箭,弦回鸟落见神奇。起手如闪电,闪电不及合眸,打人如迅雷。迅雷不及掩耳。五道本是五道关,无不把守自遮栏,左腮手过,右腮手去,右腮手过去,左腮手来,两手束拳迎面出,五关之门关得严。拳从心内发,向鼻尖落,足从地下起,足起快时心火作,五行金木水火土,火炎上而水就下,我有心肝脾肺肾,五行相推无错误。
交手法
占右进左,占左进右。发步时足根先着地,足尖以十趾抓地,步要稳当,身要庄重。捶要沉实而有骨力,去是撒手,着人成拳。用拳要锩紧,用把把有气,上下气要均停,出入以心为主宰,眼手足随之去,不贪不歉,不即不离,肘落肘离,手落手窝。右足当先,膊尖向前,此是换步。拳从心发,以身力摧手,手以心把,心以手把,进人进步,一步一捶,一支动,百支俱随。发中有绝,一握浑身皆握,一伸浑身皆伸,伸要伸得进,握要握得根,如锩炮卷得紧,绷得有力。不拘提打,按打,烘打,旋打,斩打,冲打,锛打,肘打,膊打胯掌打,头打,进步打,退步打,顺步打,横步打,以及前后左右上下百般打法,皆要一起相随。出手先占正门,此之谓巧,骨节要对,不对则无力,手把要灵,不灵则生变。发手要快,不快则迟误,举手要活,不活则不快。打手要跟,不跟则不济。存心要毒,不毒则不准。脚手要活,不活则担险。存心要精,不精则受愚。发作要鹰捉勇猛,外静胆大,机要熟运,切勿畏惧迟疑,心小胆大,面善心恶。静似书生,动如雷发。人之来势,亦当审察。脚踢头撞,拳打膊作,窄身进步,仗身起发,斜行换步,拦打倒身,抬腿伸发,脚指东顾,须防西杀,上虚下必实者,诡计指不胜屈。灵机自揣摩,手急打手慢,俗言不可轻,的确有识见。起望落,落望起,起落覆相随,身手齐到是为真。翦子股,望眉斩,加上反背,如虎搜山。起手如闪电,打下如迅雷,雨行风,鹰捉燕,鹞钻林,狮搏兔。起手时三心相对,不动如书生,动之如龙虎。远不发手打,双手护心旁,右来右迎,左来左迎,此为捷取。远了便上手,近了便加肘,远了便脚踢,近了便加膝,远近宜知,拳打足踢,头至把势,审人能叫一思进,有意莫带形,带形必不赢。捷取人法,审顾地形,拳打上风,手要急,足要轻,把势走动如猫行。心要正,目聚精,手足齐到定要赢。若是手到步不到,打人不得妙,手到步也到,打人如把草,上打咽喉下打阴,左右两胁在中心,前打一丈不为远,近者只在一寸间,身动时如崩墙倒,脚落时如树载根。手起如炮直冲,身要如活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节则首尾皆相应。打前要顾后,知进须知退,心动快似马,臂动速如风,操演时面前如有人。交手时有人如无人。起前手,后手紧摧,起前脚,后脚紧跟,面前有手不见手,胸前有肘不见肘,如见空不打,见空不上,拳不打空起,亦不打空落,手起足要落,足落手要起,心要占先,意要胜人,身要攻人,步要过人,前腿似跏后腿似忝,首要仰起,胸要现起,腰要长起,丹田要运气。自顶至足,要一气相贯。胆战心寒,必不能取胜,未能察言观色者,必不能防人,必不能先动。先动为师,后动为弟,能叫一思进,莫教一思退。三节要停,三尖要照,四梢要齐,明了三心多一力,明了三节多一方,明了四梢多一精,明了五行多一气,明了三节,不贫不歉,起落进退多变,三回九转是一势,总要一心为主宰。统乎五行,运乎二气,时时操演,勿误朝夕,盘打时而勉强,工用久而自然。诚哉是言,岂虚语哉!
比如,在明朝,有个理学家、教育家名叫王阳明,他的父亲叫王华,曾经在一富家教书。那位富翁有许多婢女和妻妾,但却没有子女。有一天夜里,有一位妾女来到王华的寝室。王华拒绝她,那位女子拿出一张纸,说:“这是主人的意思!”
王华看见纸上写着“欲求人间子”,立即提起笔,在旁边写上“恐惊天上神”。最终也不接纳那位女子。这种柳下惠的作风已经为他积来“阴鸷”,他当然更不会去张扬这些,但天地有眼,后来,那位富翁请一道士修醮祈福。道士跪拜时,伏在地面上很久没有起来。富翁询问原因,道士回答:“刚才我遇到天上正在迎接状元榜,所以过了很久才能通过!”富翁问:“状元是谁呢?”道士答道:“我不敢说,但是状元郎的马前写了一副“欲求人间子,恐惊天上神”的对联。后来,王华果然状元及第。这段有有名有姓,证据充足的史料可证实积阴德得福报并非虚谈。
在名著《红楼梦》中,也把这个“阴鸷”看的很重,宁府之孙贾敬主动放弃功名利禄{只剩了次子贾敬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在心上。},在贾府的繁荣时期遁入空门,肯定是有原因所在的,这很像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大理国的国王,他们最终都要放弃皇权,到天龙寺出家,他们也像贾敬一样不把常人社会的名利放在心上。这才是真正聪明人,他们知道这些爵位和财富并没有阴骘重要,“为官的”终会“家业凋零”,“富贵的”终会“金银散尽”,这些尘世的这些都入灰尘,终归无偿,只有积得阴功的人才是最幸运的人,“幸娘亲,幸娘亲,积得阴功.”。所以大家看道,在贾敬生日之时,他是不在意贾珍、贾蓉送给他的美食的,而强调给子孙的竟然是要去散发一万张《阴骘文》!在那种印刷技术不太发达的年代,一万份这种宣扬重德行善的真相资料,也是有一定规模的。{“还说那《阴骘文》,叫急急的刻出来,印一万张散人。”}这就说明“阴鸷”在他心中的重要性。
在红楼梦中还有一个很生动例子,就是巧姐,也就是王熙凤之女,巧姐最终还算有一个差不多的结局,就是因为他母亲在行恶之余,“偶因济刘氏”,才使他“巧得遇恩人”,正有苍穹”。曹雪芹把她的判曲名为“〔留余庆〕”,又怎么能不让人想起《易经》中所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呢?
这些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信佛向善,敬畏鬼神,善恶有报的信仰一直贯穿在人们的主流思想中。“阴骘”一词,最早应该出于《尚书》:“惟天阴骘下民”,意谓冥冥之天在暗中保定人们,这是古代朴素率真的天命思想。在《阴骘文》中,“阴骘”具有天人感应的含义,要求人们自已多积阴德阴功,行善做好事不要到处张扬,只是阴悄悄的去做。即使个人独处而别人不知晓的情况下,也不做坏事,以此为条件,洞察一切的文昌帝君就会暗暗保佑你,赐给你福禄寿。现在我看到法轮功的资料,几乎都是要人重德行善,也有些是因行恶遭恶报的例子来劝说和警告人们的,而法轮功的许多人做这些事情,都是不留名、不图利的,并且都是拿自己的钱辛苦而细致耐心的去做,他们的资料都是免费给予人的,不向人索取报酬, 这才是积“阴骘 ”的最好表帅,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是不会做这些只利他人,并且没有“利润”,只有“投资”的“生意”的。
我看他们除了这些“阴骘 ”和功德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我之所以有兴趣写这篇文章还是因为我对“阴骘”中“阴”字感兴趣,尤其是最近,我感到这个字很有奥妙,对我体悟人生都有很重要的醒示意义的。
我过去自认为自己还算是个好人,比如在公共汽车上喜欢给老人、孕妇让座,我每次让座的时候都是大张旗鼓的,还喜欢等到那人说“谢谢”的时候,我再高声说几句“不用谢,谁都有年老的时候!”别人问我到那里下车时,如果很远的话,我也会大声说出来,生怕车上的其他人听不见,我之所以说这些,其实内心是在告诉别人:你们都看我,主动给人让座,并且我还有很长的路途要站立,我的品格要比你们强多了。我认识到自己的这个显示之心,恰恰是在我体悟到了“阴骘”中“阴”字的含义才发现我的这个不足之处的,过去在没认识到这些之前,我一直认为我这样大声告诉别人是在向麻木的人群呼唤日益下滑的道德,用我的行为感化他们,自己内心则以“贤者”自居。现在回看这些,不难感到自己当时有龌龊的内心。
其实这个“阴骘 ”中的“阴”字能对我产生这么深刻的影响,让我认识到显示心理的危害,是因为我看到了一本书,叫《转法轮》,上面有这样几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平时为了名,为了利得到一点好处,张扬张扬,显示显示:我有本事,强者。”正是因为这几句话,才使我的思想产生震动,对“阴骘”有那么深刻的印象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阅此书。
那么现在我上车再遇到老弱病残、孕妇,让座的时候我就尽量不动声色。有时候则会站起来用身体挡住一些可能和老人抢座的人,然后装作下车走远点。这时候被让座的人心里还以为我马上就要下车呢。
如果说“阴骘”是神圣的,那么如果去刻意张扬的话,它就失去了应有的光环;如果自己做了好事,又想让别人知道,那么别人可能对你尊敬,甚至社会上都可能认可你、回报你,那么你所做的这件好事就转化成了“名”(名誉)和“利”了,这种阴德已经就失效,也就不算阴功了,也就起不到真正做好事起的作用了,甚至还有副作用。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挽救了一个同村少女,最后那少女的一家不得不离开了那个村子,原因是支付不起那家的人情,也有在别人困难时偶施恩于人的,回头经常去找那人寻找物质回报,导致很尴尬的人情冷暖,现在大陆的电视媒体上很多这类事情的报导,看来,只有不图名图利的默默做好事才是真正的做好事。
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了一项全国评选道德楷模的活动,提倡人们把身边的好人做好事的事情投信评选,公然倡导把这些本应是“阴骘”的东西转换成名誉,并冠冕堂皇的说是用这些活动提倡社会风气和道德,谁也看出那些组织者是拿这些作秀的,别说是一个具有腐败因素的团体组织的,即使真的想提倡善行,这种做法也是与“阴骘”的本质相抵制的,有那个真正讲道德的人喜欢在全国到处宣扬自己的,他们甚至还想建立道德基金,把人性当中闪光的东西,靠金钱的刺激去追求道德,靠名的执著去拿道德作秀,还有这些比破坏道德更严重的事情吗?
如果真有此心,可以把那些排暴利、凶杀、色情的电影、电视剧的钱,拿来制做些宣传道德的节目,广泛宣传道德,提倡人们真正的积“阴骘”,阴悄悄的、真正的去做善事。这样的电视台才是积阴功莫大焉的好媒体。
【大纪元10月7日讯】中共最近出台管制活佛转世的新法规,规定活佛转世灵童需经政府审批,达赖在内的重要活佛转世则要由中南海定案。中共统治西藏五十七年,为什么现在会推出此开历史倒车的法规?最近,西藏问题变得愈发诡谲。中藏谈判濒临破裂的边缘,中共在国际上进一步封杀达赖喇嘛的活动空间。与此同时,北京出台了一个管制活佛转世的新法规,它标志着中共对西藏和佛教的严厉管治,进入了新的阶段。
由中国宗教事务局发布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已经在今年九月一日生效。在这个规定里,活佛转世灵童需经过政府多重审批,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重要人物更需中南海作最后定案。高谈“政教分离”的中共,这次赤裸裸地以政治权力干涉宗教内部事务。
斯大林劝告提前解决西藏问题
这个荒谬可笑的新法规,既违背联合国《人权宣言》精神,也违背了中国宪法的有关规定,这是对全体藏传佛教徒的人权侵犯。我所感兴趣的是,中共统治西藏已经五十七年,为什么偏偏在此时出台一个明明是开历史倒车的法规?这需要从历史和现实各种角度去认识。
回顾一九五○年元旦前后,原计划先进攻台湾、把西藏问题留到最后解决的毛泽东,在斯大林的劝告下改变主意,从苏联发回了〈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由于当时需面对朝鲜战争以及台湾“蒋匪帮”等诸多麻烦,中共在占领西藏后力所不及,只能匆匆地和拉萨政府签订了一个“十七条协定”。规定:西藏原有政治制度不变;达赖喇嘛固有地位的职权不变,各级官员照常供职;不强迫西藏改革;保证宗教自由。
当时尚未适应高原异域环境的汉族政权,还来不及干涉活佛转世等宗教具体事务。到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被迫逃亡之后,主张无神论的中共就干脆取消了活佛转世制度,许多藏族僧侣被强迫还俗,活佛转世被严格禁止,一度断绝了西藏活佛的重生。
然而,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它具有信仰的神圣性。藏族佛教徒深信:活佛肉身死后会投胎重返人间,继续普度众生。 那些年,一代一代的活佛圆寂后,被禁止转世的他们,便转世到自由的境外去了。于是,藏传佛教这枝莲花在海外越来越艳丽,大大小小的西藏活佛自印度奔走世界各地。
到了八十年代胡耀邦执政时,开始拨乱反正,提出了尊重宗教自由,对西藏的政策变得较为宽松。于是藏传佛教在境内开始复兴。在海外转世的活佛,纷纷被境内的藏民所信奉。中共这才发现事情不妙,他们把这样重要的宗教领导权,拱手让给海外流亡藏人了。
于是他们开始亡羊补牢。在八十年代后期,特别是六四之后,中共介入活佛转世制度,到新法规出台之前。就有上千名藏族灵童在中共控制下被认证为新活佛,其中众所皆知的,有原在境内的十七世噶玛巴和假班禅。
前不久,笔者在台湾参加蒙藏委员会举办的《西藏人权问题国际研讨会》时,曾听一位学养深厚的教授谈到,中共出台的这个干涉藏传佛教的新法规,和法轮功的兴起也有点关系。
出台新法规与法轮功兴起有关
据说,想要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在全世界的盛行感到恐惧,他们因此有点后悔,由于长期压制中国的传统宗教||佛教与道教,导致需要安慰的人心转向法轮功,令法轮功应运而生。于是,当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召开诸如“世界佛教大会”之类的宗教会议,希望复兴本土宗教,自己扮演起世界宗教领导人的角色。
想要复兴本土宗教,却不肯给宗教以自由,身为无神论者的中共,其角色无疑是尴尬和矛盾的。无论怎样被国际社会嘲笑和指责,在以权力为本的中共领导人看来,不抓宗教领导权是不行的。因为,复兴了的中国佛教以及藏传佛教,是一股很大的安抚人心的民间力量,他们绝不能让这种力量置于其管辖之外。于是新法规就必须出台,活佛转世的程式和结局必须置于当局的控制之下。
平心而论,中共的这个新法规除了明显针对达赖喇嘛、企图控制达赖喇嘛未来的转世之外,多少也有一点整顿佛教界秩序的考虑。近年来,藏传佛教流传到汉人地区,一些商人甚至政府官员都信仰了藏传佛教。由于普遍的金钱至上和道德沦丧,导致一些不伦不类的假活佛到处坑瞒拐骗,令社会各界尤其是佛教界非常担忧。中共因此也想通过控制活佛转世,来规范并制止活佛乱象的问题。
其实,这类问题,应该由宗教内部的人自己去管,而不应由共产党政府去管。藏传佛教人士最怕假活佛败坏他们的名声,自然会认真对待这类问题。而且,由自己的宗教领袖来清理内部糟粕,会令广大藏人信服,比共产党政府出面管治的效果要好得多。
中共徒劳地培养自己的反抗者
这个新法规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也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及本教之宗教领袖,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发表共同声明,表示绝不接受中国政府的这个法令。流亡藏人普遍认为,新规定对挑选下任达赖喇嘛没有影响。
在北京的作家唯色和王力雄则认为:本来没有资格认定活佛的世俗政权,凭着发放一纸所谓的“活佛证”而成了活佛的主宰,迫使多数活佛不得不听命,也造就了一批“披着袈裟的狼”。
在笔者看来,活佛认可手续掌握在政府手里,中共自然要利用这个制度来培养他们自己的人,藏传佛教因此有可能被污染、被奴化。例如,唯色曾提及一个中国名字叫龙安志的美国人,此人为英文报刊撰写类似《人民日报》观点的文章,获准在西藏开酒店赚钱,他的美国儿子居然也成了藏传佛教的转世活佛。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藏传佛教作为一个伟大的宗教,它有自己的一套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与世俗的共产党观念是格格不入的。由中共认可或者一手培养的活佛,只要他们深入钻研佛教经典,就不可避免地要在精神上与共产党分道扬镳。此外还有民族因素,大多数藏族活佛最终会认同自己的民族,他们未来的道路,就不是中国当局可以控制的了。
例如第十七世噶玛巴.伍金赤列多吉活佛,他于一九九二年经国务院宗教局批准坐床,曾受到包括江泽民在内的中央高层领导的接见。照理,这位小活佛是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健康成长”起来的。然而,这位少年法王刚满十六岁,就立即逃离中共的控制投奔印度,以行动证明中共教育的失败。
又如已故的十世班禅喇嘛,半个世纪前中共占领西藏时,他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中共极其重视他,费尽心机抬高他的地位,让他和达赖喇嘛平起平坐,并给他人大副委员长的高位。然而,那位可敬的班禅仍然和共产党离心离德,他的《七万言书》愤怒控诉中共毁灭宗教和毁灭藏民族的罪恶政策。最后他甚至圆寂在西藏,不再回中共安排他居住的北京。
由此看来,企图用管制活佛转世的方法,培养亲共的活佛,以驯服藏民族,注定是徒劳的,结果往往是在为他们自己制造反抗者。
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转自《开放》2007年10月号
【大纪元10月7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怡香港报导)香港泛民主派昨日举行撑2012年双普选活动,超过5千人在维园用雨伞砌出“2012”字样,之后有近7千人参与撑普选游行,表达在2012年实行双普选的诉求。“创世界纪录、撑一二普选”活动在昨日下午1时开始,齐集在维园几个足球场的数千民众一起打开黄色及蓝色的雨伞,以蓝色雨伞作底色,黄色雨伞排出“2012”字样,一同举起雨伞5分钟,并齐声呼喊:“2012双普选,香港人有志气、撑普选、争民主、2012双普选、撑普选、撑到底、撑到底。”代表泛民参加立法会补选的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以及多位民主派领袖人物及议员都有到场打伞。他们都要求在2012年落实普选行政长官及全部立法会议员。
83岁婆婆率先到场
第一个到场的是83岁的吴婆婆,她于03年也有参加反对23条立法的七一大游行,并且行毕全程。这次再接再厉,她表明希望在2012年实行普选,并觉得有可能达到目的。
市民张先生谈参加活动的目的:“第一,就是能创造一个世界纪录。第二,普选是香港人的诉求,我们每个人都争取2012普选,其实已经推迟很久了。”
钟太指着身边一起要创世界纪录的小女儿说:“希望她长大之后都知道自己参与过为香港争取普选的活动。”
反对小圈子选特首
大学生阿杰说:“我们香港人很希望有自己的普选,可以自己选自己要的行政长官,因为这样才能让那些高官知道我们大部份市民需要什么。因为现在的情况没有我们的选择,由800人选,而那800人都是由中央政府(中共政权)给他们选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好多市民的声音政府都听不到。”
市民王小姐说:“‘2012普选’也都是香港人的诉求,也是民主迈向新一步,为下一代,为香港这个这么独特的地方。”
排字活动结束后,游行队伍在下午3点起步,由多位民主派议员手持大型横幅领头,前往中环政府总部。陈方安生也在队头走了一段路,去到崇光百货时离队而去。
游行沿途,市民不停高呼:“争普选、争普选!”市民梁先生说:“希望能够争取2012香港尽快能够有双普选。”他并批评港府提出的政制发展绿皮书谘询时间太仓促。
批港府扭曲主流民意
“同时我们都担心,过往几次政改的谘询来讲,政府将一些反对的意见编辑成一个意见,将一些支持较后时间普选的意见认定为主流,和我们大部份市民的想法有出入。”梁先生接着说。
经过一个多钟头,游行队伍陆续抵达政府总部,市民争相索取议员们的签名,并将黄丝带系在铁闸上,象征争取民主。主办单位指有7,000人参加游行,而警方则估计有4,600人。
主办单位又宣布,这次共有5,500人参加“2012”排字活动同时撑开雨伞,寻求创造健力士世界纪录。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表示,虽然没有达到之前预期的1万人,但仍感满意。他说:“有的人(早上)8点钟已经来了,有的人已经站了两个小时,在这么热的天气下,我们提供给他们站立的地方只有3尺,他们都没有人走开,所以让他们站这么久,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
过半民意支持2012普选
对于角逐立法会港岛区补选的汇贤智库主席叶刘淑仪最近批评民主派对普选没有提出具体方案,只会一味搞游行,汤家骅并不认同:“我们泛民一早提出一个主流的方案,这个主流的方案经过8次的民调,我们持续得到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市民支持。”
他续说:“民主的精神是让所有的国民和市民能够自由的表达对于香港政治前途的看法,我们今天做到了这一点,我觉得这是体现民主精神的活动,我不同意叶太所讲的内容。”
对于叶刘淑仪公开表示港人不应将六四事件政治化,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指责她的言论和已故的亲共政党民建联主席马力同出一辙。
斥叶太言论自相矛盾
司徒华说:“这反映她(叶刘淑仪)的本质是反对民主的,是要镇压民主的。其实她关于六四这番言论和她说支持民主是自相矛盾的,我相信她这次的言论很多都是假的,都是为了选举而讲的,选举完之后她又会变成另一个面孔。”
笑对风雨
细雨正冲击我梦想 笑说 我心中信念未变 未曾 改
心里未曾 改 变 点点雨丝更令心中倍添信念
我从未放弃心中的理想 那怕风雨扑面立志 未曾 改
风雨未曾 改 变 点点雨丝更令心中倍添快乐
哪怕 荆棘满途 曙光一线在心里 未会惊怕
愿 可与你 共 一起笑着 共同争取
永记心中的理想 那怕风雨扑面立志 未曾 改
风雨未曾 改 变 点点雨丝更令心中倍添快乐
从来如是 从未被风雨难住!
中野区位处东京政府新宿附近,是日本人口密集度最高的地区,中野节游行队伍有30个团体的1000多人参加。法轮功学员组成了太鼓队,唐装队,仙女队,和法轮功功法表演队4个方阵。
队伍最前面是大型横幅“法轮大法-FALUN DAFA”,之后是鼓声震天的太鼓队,然后是手持大法旗帜的唐装队,接下来横幅“真善忍”和随着美妙的音乐而翩翩起舞的仙女队,最后面是横幅“法轮功”和身穿大法T恤衫表演功法的学员们。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以威武而华丽的阵容博得了主办单位和观众的好评。
【大纪元10月7日讯】(亚洲时报 Dinah Gardner北京撰文/章彊编译)他躺在地上,一手按着肚子,另一只手依然举起摄影机拍照。站在旁边的一位缅甸政府军士兵,正用枪指着他蜷缩的身子。警察在不远处挥舞着棍棒;再加上持枪士兵的追赶,恐慌的示威者四处逃窜。这是日本摄影记者长井健司临终一刻,发生在仰光的一幕。9月27日下午,在大批示威者在仰光市中心与军警发生冲突时,他不幸中弹身亡。随后,日本电视台播放了长井健司的遇害经过,国际传媒也刊载了躺在潮湿街道上的尸体图片。然而,大部分中国媒体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
敢于刊登那张长井健司挣扎在死亡边缘之照片的中国媒体,屈指可数;而广州的《南方都市报》便是其中之一。不过,即使是以“敢言”著称的《南方都市报》,也不敢将那张照片完整地呈现给读者,而是裁掉了站在长井健司旁边的持枪士兵,大批奔逃的示威者也被裁掉,仅剩下其中一位示威者的两条腿(从照片看,显然是属于一位女士)。
从这幅经过裁剪处理的照片,人们很难了解当时的情形,更无法得知这位记者是在缅甸军方镇压平民示威时被枪杀的事实。
当然,也有中国媒体刊载了未经剪裁的照片。例如,《京华时报》就将原图与剪裁过的照片,一起刊登出来。尽管如此,《南方都市报》剪裁照片的做法,仍显示了中国媒体对这起发生在“家门口”的事件中的谨慎态度。
在缅甸形势9月27日恶化前,中国对缅甸示威游行的报道已非常低调。即使当游行人数达到数以万人,是缅甸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但要在中国报纸上看到相关消息,非要花一番功夫仔细寻找不可。
这些获得报道的消息,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它是为数不多的能在仰光设立分社的新闻社之一。新华社9月25日报道,示威者打出了“改善民生”、“释放政治犯”、“实现民族和解”的标语,但丝毫不提他们的“民主改革”要求。
大多数报道只简单地介绍示威活动,多引用缅甸官方的消息,而不关注示威者的声音。镇压开始之初,一些中国传媒提出相反的论调。《北京青年报》9月27日称,“缅甸官方在处理各地僧侣示威游行时一直保持克制,没有动用武力驱散示威者。”中国的电视新闻,则显得“毫无兴趣”报道缅甸的示威浪潮。
但当冲突爆发后,互联网上出现了大量反映缅甸政府残酷镇压示威活动的照片与视频。无奈之下,中国媒体感到不能继续忽略这一新闻了。它们开始引述缅甸官方的伤亡数字,报道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注,并呼吁双方保持克制。然而,它们大多依然不敢提及示威者的要求,还是引用军政府的说法照本宣科。
当西方媒体转载仰光民间对伤亡数字的统计(比官方数字高出很多)时,当人权组织批评缅甸军政府逮捕数千僧人与示威者时,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却选择引述缅甸外长吴年温(U Nyan Win)的讲话。10月1日,吴年温在联合国大会上称,“某些强权国家”支持的“政治机会主义者”策动了这场骚乱。这种言论与对西方媒体夸大报道的指责,随即出现在中国各大媒体上。
9月28日,《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时报》派记者进入仰光,进行现场报道。在其译为英文的博客文章中,记者任建民对西方媒体从“记者难以取得签证”(他不费吹灰之力便取得了签证)到“仰光发生武力镇压”等等报道提出质疑。他说,街道上一切都很平静。值得一提的是,他到达的时间是夜晚,而缅甸军政府刚刚宣布实施宵禁。
任建民写道:“对西方媒体所谓的“血腥冲突”,尚无可信证据来证实。”他没有去倾听示威者、当地人、外国参赞的说法,而是引述官媒《缅甸新光报》的话称 “美国之音与英国广播公司都在扯谎”。在北京,一位关注中国媒体动态的美国人称:“虽然这篇新闻来自记者的海外报道,但所有观点更像是在国内制造的。”
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的研究员班志远(David Bandurski)坚信,即便如此,《环球时报》仍然是敢于刊载新华社以外观点的少数几家媒体之一。“它在泰国有一名常驻记者,经常发回一些来自新加坡《海峡时报》、泰国报纸及西方传媒的文章。它还特别关注西方社会呼吁中国在缅甸局势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文章。”
不过,《环球时报》还是引述了一些质疑西方选择此时干涉缅甸事务的学者观点。任建民写道:“军队控制缅甸已有多年,欧美如今才对它产生兴趣,无非都是为了争夺资源。”
一位分析国际事务的中国消息人士称,北京认为缅甸示威的新闻太敏感了,因此不敢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他说:“鉴于两国政府关系密切,媒体在报道这类新闻时不得不分外谨慎,以免对双边关系制造麻烦。”
班志远表示:“这种说法,毫不出奇。缅甸不仅仅是中国的贸易伙伴,更是中国的重要邻国。有人说,缅甸是中国的附庸国;更有人相信,缅甸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省份。但中国根本不理会外界对于两国关系的看法。中国只是重申,不会干涉他国内政。在这样的官方政策面前,媒体自然不敢去挖掘更深、更复杂的报道。”
班志远还指出,讽刺的是,如果这的确纯属缅甸的国内事务,反而更会在中国引发广泛的媒体报道。“实际上,它属于外交政策范畴,一个更为敏感的领域。若只是诸如征兵法等国内事务,根本不可能变得如此敏感。但一旦进入外交范畴,它就会像宗教活动、迷信和法轮功一样,成为绝对不能触及的高压线。”
也许中国政府更担心的是,要是报道缅甸的示威活动,可能会让不少国民“触景生情”,想起了1989年学生运动遭到血腥镇压一事。也许中国政府亦担心,要是播放缅甸僧人游行的新闻,可能会令西藏喇嘛们深感鼓舞,纷纷要求民主自由。
况且,即使在最平静的日子,传媒也会小心这类新闻。更何况中共十七大召开在即(10月15日),媒体们自是更加提高警惕了。
【大纪元10月7日报导】(中央社伦敦六日法新电)反对缅甸血腥镇压异议份子的示威者,今天在全球各地多座城市游行抗议,场面最大的是伦敦的示威活动,共逾万人参加,其他如雪梨、斯德哥尔摩、曼谷与巴黎等地也有小型游行活动举行。缅甸军政府九月底镇压数千名异议份子,造成至少十三人丧生、两千人被捕,引发全球谴责。
英国伦敦今天有成千上万人跟在身穿袈裟的僧侣之后,走上街头游行。身穿橘黄僧袍的僧侣,朝泰晤士河洒下花瓣后,从对面的泰德英国美术馆率领游行队伍出发。
警方说,约有三千人参与游行,但主办单位表示,游行民众共一万人。
巴黎则有两百人聚集在一座佛寺外,群众在一尊大佛像底座旁,放置黄色玫瑰。
维也纳的游行者身穿袈裟象征团结;欧洲联盟主要机构所在的布鲁塞尔,也有四百多名示威者上街。
澳洲各地也有大小不一的示威活动,雪梨地标歌剧院外聚集数百人抗议,墨尔本的游行活动吸引一千人参加,一些人手持“别再流血”的红色标语,伯斯、布利斯班等地也有小型抗议活动。
布利斯班活动的主办人路特斯说:“缅甸的状况我们一直很难得知,我们希望让缅甸人民知道,世界一直在倾听,各地的老百姓都在支持他们。”
缅甸驻曼谷大使馆外也有数十人聚集,他们挥舞着缅甸民主偶像翁山苏姬肖像,大喊“解放缅甸”口号。
印度新德里市中心的一个战争纪念馆外,今晚举行烛光守夜活动之际,新加坡反对党与缅甸移民在缅甸大使馆外举行的烛光守夜,今天进入第七天。
【大纪元10月7日讯】(大纪元记者何天成英国报道)10月6日星期六,继香港、曼谷等亚洲城市民众上街游行抗议缅甸当局镇压民主活动人士之后,逾万缅人、华人及西方人士走上伦敦街头抗议缅甸当局血腥镇压人民的民主要求。示威者们头戴红丝巾,手里举着用英文写的“Security Council Action Now”(安理会立刻行动)、“Free Burma, Free Aung San Suu Kyi”(自由缅甸,自由翁山苏姬)以及“Chinese Community Party is Behind the Burmese Military Regime”(中共是缅甸军政府的幕后黑手)等标语牌,从泰特英国美术馆(Tate Britain)出发,途径西敏寺大桥、国会大厦、唐宁街10号(总理府)到达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
集会发言者一致强烈谴责缅甸当局的暴行,并敦促英国政府、欧盟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来制裁缅甸军政府。同时,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特别质疑中国政府在此次缅甸军政府血腥镇压民主活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自发生屠杀以来的十多天来,联合国安理会两次试图发表谴责缅甸军政府的联合国声明,都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否决而未获通过。发言者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停止阻挠联合国安理会的谴责议案,推动缅甸的民主化进程。
【大纪元10月7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李肃丁力2007年10月6日华盛顿报导)在最近缅甸政府镇压民主人士期间逃出缅甸的300多名僧侣返回缅甸。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正在辩论如何对缅甸的局势作出反应。这些僧侣星期六在泰缅边境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将继续斗争,因为只有在国内的斗争才能带来变化。他们曾历经磨难,避开警方和军方检查站,逃出缅甸。
在联合国讨论如何对缅甸暴力镇压作出反应的同时,缅甸国家电视台星期五在四年里第一次播放了昂山素姬的画面。
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缅甸1990年选举中以多数获胜,但是缅甸军队阻止国家实现民主。从那以来,昂山素姬多次被关押或是被软禁。 缅甸监狱中关押了上千名政治犯。
*多国有集会抗议 有人促中国施压*
同时,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示威者星期六举行抗议示威,抗议缅甸军政府的暴力镇压。在伦敦、纽约、斯德哥尔摩、布鲁塞尔、巴黎、悉尼、墨尔本、吉隆坡和曼谷都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
英国首相布朗对一个由缅甸民主活动人士和僧侣组成的代表团发表讲话。布朗表示支持国际社会阻止缅甸的暴力活动。他还说,他希望对缅甸政府实施新的制裁。会议之后,3千多名抗议者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游行。
纽约联合国总部楼前的抗议者要求中国采取更多的行动帮助结束在缅甸的镇压。
美国前驻缅甸首席代表普利斯拉.克拉普告诉美国之音:“缅甸军人政府完全控制着国家,他们不仅使用残暴的手段,而且把触角伸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局甚至检查民众的就寝情况,确保他们晚上呆在家里,没有来访者,政府居然如此干预百姓的生活。
“简而言之,抗议活动推翻不了政府,这也不是他们的目标。 他们的目标是促使政府跟他们对话,迫使政府在决定石油价格等涉及民生的重大问题之前,至少跟公众进行讨论。抗议活动表明缅甸民怨沸腾。人们对独裁政府越来越无视民众的利益感到厌倦。”
【大纪元10月7日讯】〔自由时报编译张沛元/综合报导〕缅甸的街头民主抗议近日看似已趋平缓,但缅甸军政府秋后算帐的行动却不曾止歇。目击者指出,重装部队仍持续驻守于大城仰光附近的佛寺外,不少僧侣与民众被捕;曾免费技术协助抗议人士的莘莘学子,则因被军警列入逮捕目标而被迫离家躲藏。一名匿名的缅甸籍资深联合国NGO人员所提供的稿件显示,据他从本月3日午夜起到4日午后持续十三个半小时的观察,仰光附近的辛甘元(Thingangyun )镇的Kyaukasan佛塔附近的两座佛寺,仍有层层武装部队驻守于外。
这两座佛庙稍早曾遭六十六师的部队突袭,搜查任务一直持续至3日午后,浩大的搜查阵仗包括八辆军用卡车、货车(车牌被遮住 )、两辆消防车与一辆警车。这名匿名缅甸籍NGO人员说,根据他获得的消息,至少有五名僧侣被带进集中营区。
这名匿名缅甸籍NGO人员曾访问一名小沙弥,该小沙弥噙泪描述武装部队突袭佛寺时的情况。受访小沙弥说,另一名小沙弥被军人踢了好几回,背上也被士兵踏出不少瘀痕;遭虐待的小沙弥稍后被带走,下落与生死皆不明。
除了带领抗议的僧侣受害,连曾提供抗议人士资讯科技专业技术的缅甸学生,如今也成为军警追缉逮捕的目标;学生们被迫离家以求自保,人身安全令人忧心。这名匿名缅甸籍NGO人员说,缅甸民间的反政府情绪愈来愈浓,民众相信这是缅甸历史上最惨痛的经验;许多僧侣被迫伪装成平民,此举意味稍早镇压死伤者中有不少是僧侣。
这名缅甸籍NGO人员说,缅甸人有句话想告诉美国总统布什:缅甸人都说,缅甸军政府领导人丹瑞比国际恐怖主义首脑本拉登还有胆,因为本拉登只敢躲起来跟美国及其盟友作对,丹瑞不但没有躲藏,还挑战世上所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