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09日(星期二)
2007年10月8日,哥德堡市民拭目以待的奥运人权圣火于欧洲中部时间下午17点10分到达瑞典第二大城市——北欧商业中心——哥德堡市。曾在60年代和70年代获得奥运帆船比赛银牌和铜牌的佩雷.彼得森代表哥德堡人民接过人权圣火。七党议员现场发言,多个人权组织、多方艺术家及青少年运动员到场支持。
马尔默西港海岸以城市设计规划而闻名,这里风景如画,来观光的游人络绎不绝。与西港海岸遥遥相对的就是连接瑞典与丹麦的厄勒海峡大桥,人权圣火就是通过这座宏伟的跨海之桥从丹麦传到瑞典的。下午1点,参加过1996年奥运会的瑞典女足运动员琳娜·维德库鲁及划船运动员汤姆·克朗兹,做为瑞典圣火传递大使正式将圣火迎接进入瑞典。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向帕莎迪纳市市长建议:(1) 邀请达赖喇嘛作为2008花车游行的共同大检阅官。(2) 增加法轮功天国乐团参加2008年花车游行。(3) 邀请中国著名的人权律师高智晟和他的家庭参加2008年花车游行。
我们认为,依据暴徒们的如下作案特征:1、在国保的监控之下将人绑架,两辆无牌照的轿车横行北京城几十公里;2、扬言李律师涉嫌某案,使用电警棍殴打,十几人毫不掩饰自己的身份特征,明言让律师“滚出北京”;3、不要钱财,只取或毁坏对律师执业有用的证件、资料、手机卡和电脑硬盘;这些暴徒绝不是那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江湖土匪,而是拥有无上权力、具有某种政治背景的特殊职业者。因此,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对作案者负有进行调查、做出解释的义务。
袁伟静:“10月4号我要求过一次,我说牙疼,不能吃饭,要去看医生,看我的人其实都知道,我在我妈那边看牙医他们也都跟着我。向他们的领导请示,他们不批准。带班的人说你可以等两天。我想可能是因为国庆节,没有办法。今天,我想应该是正常的上班时间,我又向他们提出要看牙,因为实在疼得受不了了,但他们还是不让我去,说上面不让去,你就走不了。我问他们有什么原因?他们说没有,我说你们领导是谁?谁在下这个指示?他说你不用问了。”
10月9日,在中共举行十六届七中全会之日,北京高等法院一带集结了上百辆来自全国各地的警车,警车之多为高法有史以来之最。当局为15日举行的十七大正密锣紧鼓的清除外地上访民众,访民表示,昨晚,北京警察一晚抓走了几百人,白天外地警车抓,晚间北京警察搜。老百姓不但没有说理的地方,连躲的地方都没有了,访民存身艰难。
湖南邵东县何顺清,现年67岁,已退休。他先在部队当兵20年,复原后曾任邵东县统计局局长。因工作中坚持原则,得罪了某些官员遭打击报复。他的房产被违法强拆,全家族住房权受侵犯。他表示,维权14年“上天无门,入地无路”。近期因当地武警公安强制捣毁他预备建房的水泥立柱,纵容别人在他的合法住房用地上建房,他决不退让,有演变成流血事件或被抓捕的可能,他强烈呼吁媒体关注。
王桂兰表示,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最后逼得在法院自焚,发生事情后,当地政府不是积极解决问题,而是欺上瞒下,对她进行打击报复;在中国,不要说人权,连最基本人道主义都没有了,为了子孙后代,为了老百姓的明天会更好,她愿意在推动法律和人权进步的路上献出自己的力量。
湖北省黄岗市英山县沙湾河村村民因该村水源上游的城南垃圾场造成严重环境污染,不断上访不果,近一个月以来每天日夜看守在垃圾场外,打起横幅抗议,阻止倾倒垃圾。政府采取强硬措施,继9月底对维权代表陈正美进行拘留15天的处罚外,10月4号警察暴力驱赶抗议的老人,一名七十多岁的妇女住院,另一位受伤老人的儿子段小平被捕。
许先生悲愤的说,“我发资料到媒体与国家职能部门,如石沉大海。除了自己,还能信任什么,连自己脚下踩着的这块土地也是不真实的。 家园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失去的,要饭的还知道到哪里都拿着一个破碗,因为那是吃饭的工具,而我们作为国家的主人,居然连拿自己碗的权利也没有。这是一种卖血般的无奈,卖命般的可悲可怜。我作为这里面失去土地的农民之一,除了泣血,就是抗争地方政府强加给我的命运。”
据总部设在美国德州的基督教团体对华援助协会消息,今年7月中在湖北恩施州家庭教会聚会时被捕后失去下落的9名来自湖北、安徽、河南和山西的基督徒,家属近日收到消息,9人全被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处以一年或一年半的劳教。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把这一天定为国庆日。从此,每年的这一天,中国的老百姓都有假期,为的是庆祝这个‘国庆日’。然而,笔者发现不同人士,对这一天的定义也不同,尤其是近几年,把这一天叫做‘国殇日’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笔者走访了一些知名华人看看他们是如何诠释这个日子的真实意义的。
前不久大陆学者吴菊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党,并推荐他与同仁合作撰写的旨在揭露推翻共产邪党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术著作《揭开画皮》。他表示:希望借助大纪元的力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和谬误,从组织上消灭共产党。彻底揭开马克思主义的画皮,从而也就揭开了中共的画皮。
我对“喝狼奶大长”一说法较为认同。感到自己近几年才开始用自己眼睛看东西,用自己脑子思索想问题。20多年“读书”惨痛的教训告诉我,这次再不能象中学生那样停留“罪人”一词上,而停止对该作家阅读。我必须搞清楚什么样的人属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人”。然而,在我阅读数位这类“罪人”的作品之后,并没使我释惑,倒使我产生更多的不解。更使我不敢想的是:难道自己也是一位走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人?原因我感到,这些“罪人们”所表达的思想,正我是所思所想──而只是没有行成文字而已。
文革后期,张春桥的胞姐突然要动手术,据说原本只是一个妇科手术,但因为她是张春桥的姐姐,按照共产党的习惯逻辑,这件事就变成了政治任务, 不可小觑。上海卫生局的那班马屁虫,从全市各大医院,精心挑选“出身根红苗正,政治思想过硬”的医生班子,不用说,这套班子清一色的都是共产党员。孰料天 公偏偏与张家过不去,这位尊贵的病人一上手术台上就呜呼哀哉,咽了气。这可不是小事,一时在上海医务系统引起了不小风波,北京派了专案组内查外调,弄得凡是与此事有牵连的人员都胆战心惊,直到四人帮完蛋,张春桥垮台,此事才不了了之。
台湾选手刘佑辰勇夺“世界街头赛车3”中第三名,手持国旗(中华民国国旗)领奖后,台湾选手们准备离开会场,返回选手村休息时,引来十多名大陆选手以“干X娘”、“你是狗生的”等不雅言论来攻击台湾选手,并以“你们那是什么烂旗”来批评台湾选手所拿的国旗,大陆选手中有人更脱口而出说,“你们这样会害我们被禁赛”。现场情势一度火爆。
几次重读《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内容提要》。(见附录)宋庆龄是个正直、勇敢,一心想救中国的政治活动家,本可大有作为;可惜后期误上贼船,成了毛记封建专制王朝的政治饰品。她无法解脱,悔恨不已,临终前说:“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她痛感作了错误选择,愧对中山先生。
湾立法院在10月2日通过跨党派113名立委连署提案,就港府于今年7月1日胡锦涛访港前夕,执行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之命令,大规模防堵及暴力遣返近千名台湾法轮功学员,严重侵害台湾人民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酿成港台最大群体非法遣返事件,提出强烈谴责。要求港府道歉、赔偿,并责成情治及国安单位对于台湾民众之个人资料外流成为中共黑名单迫害之目标人物,采取更有效之防制措施,以维权益。
据明慧网十月九日报导,老人的儿子徐田保二零零一年被深圳劳教所劳教三年释放后,始终有家不能回。儿媳李惠敏被先后非法劳教两次,二零零六年下半年释放后,又直接被单位——国防部直属507研究所软禁至今,一直没有任何音信。小女儿徐云田夫妇也多次被非法劳教、拘留,现一直处于流离失所中。大女儿徐田荣曾于二零零一年被恶警非法判劳教两年。
天国乐团的小号手基格拉提 (Steven Gigliotti)表示,非常兴奋,第一次身穿和以前完全不同的前后身印有“乐”的(注:音乐的乐)包括上衣、裤子、帽子和靴子的传统宫廷乐团服饰,和罗德岛民众一起来庆祝“秋之节”。中号手李先生表示,新的服饰色彩很明亮,和其他乐团完全不同,有文官衣和武官衣,再配上乐曲,更能很好的展示中国传统的文化。
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指出,南韩首尔行政法院行政第十二部于今天表示,为中国民主化运动而成立的某团体南韩支部的某干部二人,日前提出的有关要求取消南韩法务祁不接受难民认定申请的决定。法庭今天宣判原告胜诉。
美国前总统里根1987年访问西柏林时,在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前作了一篇演说,其中“拆毁柏林墙”这句颇有煽动性的话与1990年柏林墙的倒塌不无关联。然而在此之前,为是否在演说稿中写上这句话,美国政府的要员们一直存在争议。本文的作者彼得-罗宾逊时任里根总统发言稿撰写人,他在文中披露了当时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
来自该联盟的两个成员公司极景网络公司和动态网络技术公司的数据指出,最近他们收到的来自缅甸的访问量,与八月份的数据相比,有大幅度的增长。每天来自缅甸的平均服务器点击量从不到4万增加到超过12万。
左右党派齐表支持
前来对人权圣火表示支持的有来自所有党派的国会议员及政治家,其中包括温和党国会议员兼企业管理委员会理事汉斯.如森博伊(Hans Rothenberg),人民党国会议员兼外交委员会主任西西莉娅.维格斯顿(Cecilia Wigstrom),中央党国会议员兼工商委员会主任艾娃-瑟琳.林德格伦(Eva Selin Lindberg),基督教民主党国会议员兼劳工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纳特.萨克蒂尤斯(Lennart Sacredeus),绿党国会议员彼得.罗德柏伊(Peter Radberg)和卡拉.罗佩兹(Karla Lopez),社会民主党省议员罗伯特.汗马斯特朗(Robert.Hammarstrand)以及左派党国会议员汉斯.林德(Hans Linde)。
他们纷纷谴责了中共独裁政府对中国人民的种种迫害,同时也对国际奥委会将下届奥运的举办权交给中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国会议员西西莉娅.维格斯顿说,奥运不应该在中国举行,因为那里还在发生着大面积的迫害:如对和平的信仰者的迫害,对敢言律师和记者的迫害,盗摘人体器官及劳改等等。我们在这里表达我们对中国政府的厌恶。瑞典和欧盟以及其他民主国家应该利用奥运的机会,共同对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改善人权状况。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全世界都在看他们。
国会议员汉斯.如森博伊说:“既然中国政府想要举办奥运,那也必须采纳奥运的精神。13亿的中国人民在独裁统治下实际没有言论和思想自由。瑞典政府要利用每次与中国官方及私下交往的机会,向他们表明我们尊重中国人民,但不接受中国政府对待人民的手段。我希望瑞典运动员能够帮助中国人民在人权方面来一个三级跳。”
两项国会动议提案 向中共施压
日前,由国会议员卡拉.罗佩兹起草并获多党议员签署的动议案提案“奥运前,支持中国人权”已经提交给瑞典国会。提案要求瑞典政府应对盗摘人体器官,对敢言记者及人权律师高智晟等的迫害给与关注。提案还要求瑞典政府应积极联合欧盟其他国家,利用奥运向中国政府施压,支持中国人权。
“我支持中国的人权,我与其他哥德堡政治家们提出了有关奥运与中国人权的动议案提案,向政府表明我们不接受人权的犯罪。”出生于萨尔瓦多的卡拉.罗佩兹接着对本报记者说“我小时候就是在独裁统治下长大的。人们没有言论自由,不敢相信彼此。我在极权主义社会长大,我知道其背后的真相。独裁是社会疾病之源,要得到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从根处取缔独裁制度。
另一份题为“瑞典政府何时才能打破对中国的沉默?”动议案提案由国会议员彼得.罗德柏伊及其绿党同僚日前向国会提交。其中他们要求瑞典政府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停止死刑、停止对有不同信仰和不同政见人士的酷刑迫害、释放所有良心犯。他们要求瑞典政府立即采取行动。
彼得.罗德柏伊对本报记者说:“我们所提出的动议案提案将在议会大会上讨论,最晚不会超过半年。这个人权圣火集会很好。瑞典政府和人民必须站出来,必须更加关注中国人权这件事情。”
多方人士前来支持人权圣火
哥德堡市人权圣火的大使是曾两次获得奥运奖牌的65岁的佩雷·彼得森(Pelle Petterson)。他从一位身着瑞典民主盛装女士手中接过人权火炬。他说:“我非常高兴能参加这个人权圣火的活动。以前我对政治不太关心。然而,得知在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的情况后,我愿意通过这个机会来影响中国政府,帮助中国人民,让他们也能享受民主及人权。所以我非常愿意参与和支持这个人权圣火的活动。”
佩雷曾在1964年获得奥运帆船赛的铜牌,并与参赛伙伴斯代蓝.维斯特道尔(Stellan Westerdahl)于1972年获得帆船比赛的银牌。
前来参加本次活动的还有很多艺术家。从事绘画艺术的安妮卡.隆德柏伊(Annika Lundberg)和从事雕刻艺术的安.卡尔森-科耶夫(Ann Carlsson Korneev)为了配合人权圣火的活动,正在联合举办这一个艺术作品义展,题为“美-善-古之圈”,献给那些在中国为人权及言论自由付出的艺术家与音乐家们。
“我认为中国必须尊重人权才能有资格举办奥运。很多中国的艺术家和作家为了发表自己的想法而被迫害。我的艺术描述很多精神界的东西。这在中国是很敏感的东西。我们的展览突出言论自由及信仰自由。”
旱冰球青少年女队队员参加了人权圣火接力跑。15岁的海林娜.洛格(Helena Lager)表示:我们很高兴能够参与这个活动,以便能够对中国的人权有所帮助。得知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实例后,我感到很严重,也很可怕。中国政府那样对待自己的人民是错的。
哥德堡联合国协会的一位代表说:我认为中国的人权迫害很严重。在奥运前,让大家了解这个真相很重要。我们也在奥运前开始了一个项目,举办一些中国问题的研讨会,了解更多的真相。
人权圣火将于13日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14日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大纪元10月9日讯】(大纪元记者本明瑞典报导)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 (CIPFG) 发起的人权圣火全球传递的火炬,于2007年10月7日抵达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 ,这是人权圣火到达瑞典的第一站。马尔默西港海岸以城市设计规划而闻名,这里风景如画,来观光的游人络绎不绝。与西港海岸遥遥相对的就是连接瑞典与丹麦的厄勒海峡大桥,人权圣火就是通过这座宏伟的跨海之桥从丹麦传到瑞典的。
下午1点,参加过1996年奥运会的瑞典女足运动员琳娜·维德库鲁及划船运动员汤姆·克朗兹,做为瑞典圣火传递大使正式将圣火迎接进入瑞典。
在捍卫人权方面赢得全球敬重的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西港海岸面对瑞典电视台( SVT-Sydnytt)等媒体与民众发表演讲。他提到,对人权的追求,不是执著政治,而是对基本理念的追求。 中共现在的所作所为和奥林匹克运动是不相容的,中国如果要办奥运,在中国发生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必须停止,而且必须停止对法轮功学员一切形式的迫害,必须释放人权律师高智晟。
之后,迎接圣火的队伍,在两位著名运动员的带领下向市中心广场跑去。队伍前面有警车开道,沿路的行人好奇的看着跑过的人群,仔细阅读人权圣火的传单,有的年轻人不住的叫好、鼓掌。
经过约三公里,人权圣火队伍到达市中心广场,这时"为你而来"欧洲合唱团唱起了人权圣火之歌,"停止迫害,还我人权,怎能让手铐取代奥运花环,人权圣火,世界点燃,怎能让圣洁奥运被血沾染,把血腥和污浊清出世界大家园,祈愿神圣的奥运之旗永远高高飘扬在蓝天"
来自上海的鲍学珍女士讲述了她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邪党在监狱迫害了三年半的遭遇。她自己承受了善良的人们难以想像的邪恶迫害,也亲眼目睹了周围人们的苦难,她用亲身经历告诉人们,中国没有人权。
多位瑞典政治家及著名艺术家到场,对奥运人权圣火的活动给与支持。国会议员玛丽安妮.柏伊发表演讲说,难以置信的而且可悲的是,很多人了解了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酷刑等迫害人权的罪行,他们却选择了装作没看见。 现在很多人在谈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少谈及那里发生的迫害人权的罪行,是利益导致了他们的沉默。
国会议员海洛薇.拉森在演讲中说,奥运人权圣火不会熄灭。
盘古乐队段信军先生演唱了专为人权圣火创作的歌曲,一向关注西藏人权的著名歌手 Peter Elmberg 也来参加演出表达他的支持。
最后,在场的民众将火炬一个接一个的传递给周围的人。下午4点,权圣火传递仪式在马尔默圆满结束。
人权圣火将于10月8日传到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市。
【大纪元10月9日讯】一,北京没有资格举办奥运会,其理由如下:(1) 中国人权状况是臭名昭著的,特别是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2) 中共政权保护和支持苏丹和缅甸军政府屠杀苏丹和缅甸人民。二,现在世界上许多人民正在抵制北京奥运会,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抵制北京奥运会花车参加2008年帕莎迪纳市的花车游行。
三,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向帕莎迪纳市市长建议:(1) 邀请达赖喇嘛作为2008花车游行的共同大检阅官。(2) 增加法轮功天国乐团参加2008年花车游行。(3) 邀请中国著名的人权律师高智晟和他的家庭参加2008年花车游行。
《未来中国论坛》 发言人 伍凡
【大纪元10月9日讯】我们是中国的执业律师以及关心中国法治建设的知识份子和维权人士。我们惊悉:2007 年9 月29 日下午5 点30 分,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和平律师下班后回家,在办公楼停车场里,被一群不明身份者用布套住头,塞进一辆无牌轿车里,随后被带到郊外一处地下室中,遭受十几个人轮番毒打,暴徒们对李律师打耳光、矿泉水瓶子砸头、脚踹,甚至使用高压电棍的电击,将李律师打得满地乱滚,这种疯狂地丧失人性的殴打连续进行了四五个小时。 9 月30 日凌晨1 时,暴徒们又将李律师蒙头,开两辆无牌车将其扔在小汤山附近的一处野林子里。李律师回家查点随身物品,发现被暴徒们抢走了当事人曹东一案申诉材料、手机卡、电脑移动硬盘、律师证、名片夹、纸质笔记本,笔记本电脑被彻底格式化,连驱动程序也没幸免。
我们还了解到,李律师曾经因为承办某些敏感案件多次受到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和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监听、跟踪甚至骚扰和威胁。就在李律师被绑架的现场,也有国保的工作人员跟踪监控。
我们认为,依据暴徒们的如下作案特征:1、在国保的监控之下将人绑架,两辆无牌照的轿车横行北京城几十公里;2、扬言李律师涉嫌某案,使用电警棍殴打,十几人毫不掩饰自己的身份特征,明言让律师“滚出北京”;3、不要钱财,只取或毁坏对律师执业有用的证件、资料、手机卡和电脑硬盘;这些暴徒绝不是那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江湖土匪,而是拥有无上权力、具有某种政治背景的特殊职业者。因此,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对作案者负有进行调查、做出解释的义务。
依据宪法和法律,检察机关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案件负有侦查、追诉的义务,为此,我们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案立案侦查。
李和平律师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业务精湛、文采斐然,是个具有国际影响的知名律师。他理性温和、崇尚法治,为人低调、不事张扬,多年来他凭着自己的勇毅、坚定,不屈的良知为弱势群体做了大量维权案件,赢得了社会广泛的尊重和赞誉。就是这样一名律师,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在国庆前夕、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的时候,在光天化日下被绑架,在私设的刑房被十几个人审讯、围殴,剥光衣服、让高压电流通过警棍并在打手的调笑中翻滚。只是李和平律师的屈辱,但不是李律师的耻辱,这是我们这个正在迎接奥运会的城市之耻辱,是我们正在建设的和谐社会的耻辱,也是我们党和政府的耻辱!
律师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国家,如何能让人民对国家的法治进程抱有信心?如何能让人民相信党和政府依法治国的庄严承诺?
2005年以来,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多起律师、记者、学者、人大代表和维权人士遭受来自公权力的暴力侵犯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就有太石村事件中艾晓明教授、唐荆陵律师、郭艳律师、人大代表吕邦列先生被袭击、陈光诚案件中李劲松律师、李方平律师、滕彪律师、李苏滨律师、程海律师被殴打;石家庄王博案件中滕彪律师被殴打;北京高智晟律师、广东杨茂东(郭飞雄)先生已经数不清多少次被绑架、殴打。某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完全抛弃了法治的理念,公然以违法手段打压民间维权。以至于国际舆论惊呼,我们这个发誓搞和谐社会的国家正在沦为黑社会的天下!
我们国家的宪法已经载明保障人权、依法治国,政府正在带领全国人民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迎接奥运,世界各国新闻记者纷纷来华,国际舆论的焦点正在对准中国,在这个当口,我们的某些国家机关却实行特务统治,大搞恐怖活动,这是为什么?究竟要给国家带来什么?
为了国家的名誉,为了洗刷这种耻辱,我们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对李和平律师被绑架殴打事件予以高度重视,并责成相关政法部门限期破案,给李和平律师和全国12万执业律师一个安全的执业环境。同时,严厉禁止一切非法绑架、非法拘禁、暴力殴打律师、学者、记者和一切维权人士的行径,遏制国家机关的黑社会趋势。这是我们对党和政府的最低要求。
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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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中共中央办公厅
联系电话:86-13501091828 86—15964249241
签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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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鉴康,律师
王建波,律师
龙永生,律师
庄道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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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元真,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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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静:“10月4号我要求过一次,我说牙疼,不能吃饭,要去看医生,看我的人其实都知道,我在我妈那边看牙医他们也都跟着我。向他们的领导请示,他们不批准。带班的人说你可以等两天。我想可能是因为国庆节,没有办法。今天,我想应该是正常的上班时间,我又向他们提出要看牙,因为实在疼得受不了了,但他们还是不让我去,说上面不让去,你就走不了。我问他们有什么原因?他们说没有,我说你们领导是谁?谁在下这个指示?他说你不用问了。”
袁伟静分析说,有关方面这样严密监控她、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就是因为她是陈光诚的妻子,同时也与17大即将 召开不无关系。袁伟静说---
袁伟静:“他们24小时看着我,他们明确告诉我买菜可以,但是像9月29号因为天突然变凉,我没有衣服穿,我需要去县城买衣服,这样他们就不可以了,但就不让我去,到现在也不让我买衣服,买菜他们也跟踪我,我在村子里走,我带孩子也是这样,就离我1、2米远。不能让我用心地去看孩子。没有任何理由地看着我。我就是因为是光诚的妻子,别的任何原因,都没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十七大,开十七大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把我困在家里?我也不明白。他们随时可以找理由,明年还有奥运。要这样把我看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
袁伟静对记者表示,有关方面这样监视她并阻挠她去看病,是对她个人的一种有意识的挑衅,以达到他们想激怒她的目的---
袁伟静:“前一段时间把我从北京绑架回来之后,他们也曾恐吓过我说他们现在这样紧跟我,因为有时候他们是有意识地挑衅性的行为,他们几个人就在前后把我包围起来,这样我走路真的很难。说老实话都不会走路了。他们说这样是有意挑衅来激怒我。如果我真的被他们激怒,我就要问他们一个理由,就像今天为什么不让我去?如果这样就中他们的计了,他们就要把我往死里打。”
对于有关方面对袁伟静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中国大陆民间维权律师浦志强评论说,有关方面的这种作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同时也非法限制了人身自由---
浦志强:“不管怎么样,袁伟静本人并没有被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这样的法庭强制措施。也没有对她的犯罪行为进行任何立案程序,侦查程序都没有。不管陈光诚怎么样,总不应该限制她,没有任何依据。因为限制她的自由总要看是为什么?比如是法院的裁定,公安机关说需要监视居住,或者需要报告,或者是要管制。可是什么都不是。”
袁伟静现在和陈光诚70多岁的老母亲住在一起,既要照顾老人,又要照顾两岁多的女儿。袁伟静说,由于牙痛得厉害又无法就医,她现在只能每天靠喝稀饭度日,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她呼吁说---
袁伟静:“按照目前的状况,像我这样的人真的很多,不是我一个,但是虽然很多,这也是违法的。没有任何理由,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行动的自由,连基本的买衣服、看病这样的基本生活都不能让我去做。我觉得不仅是违法,就从基本的人性上也是一点人性都没有。”
袁伟静最后表示,中国政府在申办奥运会之前曾承诺要改善人权,胡温也一直在倡导和谐社会和稳定,但真正对社会有责任感、想为国家作点事的人却遭到无情打压。袁伟静批评说,这些打压别人的人才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她希望政府能够把这两种人分清楚。
【大纪元10月9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子法采访报导)10月9日,在中共举行十六届七中全会之日,北京高等法院一带集结了上百辆来自全国各地的警车,警车之多为高法有史以来之最。当局为15日举行的十七大正密锣紧鼓的清除外地上访民众,访民表示,昨晚,北京警察一晚抓走了几百人,白天外地警车抓,晚间北京警察搜。老百姓不但没有说理的地方,连躲的地方都没有了,访民存身艰难。9日,在大批外地截访警察入住的高法附近的侨园饭店,停满了各省来的警车;在高法信访办的唯一通路、幸福路小胡同的五国城招待所也住满了截访警察,停在该招待所前的两辆警车还摘去了车牌。
有北京市民说:“外地截访警车把车牌都摘啦,做坏事情后好不让人指认。”
高法信访办附近的马路上停有大量挂着全国各地车牌、标有“法院”字样的警车,外地截访便衣警察盘查到高法上访的访民,并将当地访民抓走。昨天(8日),一名不愿被抓回的女访民被截访人员打得满面流血。
据观察,9日上午,进到高法大厅的访民累计约有数百名,相比往年日访千人或数千人大幅度减少。有访民说:“北京警察抓了一晚上,抓走了二、三车,几百人都被抓走了。”
9日,高法首次截访的比上访的人多,在高法接待站周围,来自全国法院系统的车上百辆。有北京居民说:“这快成警察停车场,我们无处下脚啦。”
北京一位维权人士说:“这是高法有史以来,截访警车最多的一天。全国29个省市的警车快到齐了。黑龙江、吉林、辽宁东北3省的警车最多,还有河南、河北、陕北的,连福建‘闽’牌警车也来了,从福建到北京要开上数千公里,这么远都来了。”
“全国的法院车一起汇集北京,这说明截访命令来自中共中央。十七大前,要把访民都截回当地,所以现在访民都四处躲藏。”十七大逼在眼前,当局加紧了对访民的打压步伐。在北京的外地老访民说:“现在抓回去不是拘留,就是送精神病院、劳教或者判刑等。”
据悉,十六大七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可能会开3天或4天,闭幕后,十七大就会召开;9日包括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等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会场外,公安、武警、便衣人员高度戒备。
【大纪元10月9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 湖南邵东县何顺清,现年67岁,已退休。他先在部队当兵20年,复原后曾任邵东县统计局局长。因工作中坚持原则,得罪了某些官员遭打击报复。他的房产被违法强拆,全家族住房权受侵犯。他表示,维权14年“上天无门,入地无路”。近期因当地武警公安强制捣毁他预备建房的水泥立柱,纵容别人在他的合法住房用地上建房,他决不退让,有演变成流血事件或被抓捕的可能,他强烈呼吁媒体关注。“尚方宝剑”无效 维权面临危险
何顺清以详实的资料表明,他全家的一套住房,拥有合法土地使用权,却被邵东县政府两次非法强拆。因未得到拆迁补偿和安置而进行了14年的艰苦维权,境况未见一丝好转。他的家人认为,他为人耿直,坚持原则,在担任县统计局局长时,得罪了某些官员,而遭到变相打击报复。
何顺清近日对记者表示,14年来,他申请、报告、上访、听证、复议、诉讼等各种求助达数百次。中央委员雷鸣球、原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夫生、原邵阳市委书记现省政法委书记孙戴夫、原邵阳市委书记现省委宣传部长蒋建国都分别做过批示:按政策妥善解决。身为同事幕僚,应“近水楼台先得月”,又有上级“尚方宝剑”,当妥善解决,然而邵东县政府有关官员,执意阻挠,将案件拖了14年之久不做任何处理,症结何在?
何先生表示:邵东县政府最近将我预备建房屋的立柱捣毁,又强迫他人在我的合法住房用地上建房,我誓死维权坚决不同意,双方的冲突很可能会导致发生流血事件。政府欺压我,纵容他人建房,如果我们去阻拦,政府会指使公安机关抓我们。
(以下图片是9月21日邵东县政府令城管执法局、公安、武警出动100多人,用挖土机将何顺清预备建房屋用的水泥立柱彻底捣毁的部份画面(何顺清提供))。
何顺清:坚持原则 得罪某些官员
据何顺清讲述,他性格耿直。从1959至1998年在部队当兵,期间屡获模范称号,退伍之前还学过律师专业知识。转业后在地方工作期间,广州军区战士报、湖南日报都登过他的先进事迹。
何顺清表示,他担任邵东县统计局长后,坚持原则,大胆泼辣,成绩突出,年年不是立功受奖就是先进工作者,获得诸多荣誉,在干部群众中很有威信,但同时也得罪了部份官员,由于和他们发生了矛盾,故自己遭到当地权势官员的打击报复。从房屋遭到非法强拆后,作为受害者他多次上访而被政府称为刁民。
房屋纠纷始于14年前
何顺清介绍,他在邵东县城边两市镇衡宝路122号原有房屋一栋,分前排3间楼房,后排6间平房,中间为封闭式天井,占地面积298m2。89年10月他与3名子女分家立户,将前排3间楼房分别给何顺清、长女何志芳、儿子何志鹏三户。后排平房分给次女何志萍一户,天井公用。
何顺清披露,92年7月,县工商局要建工业品市场,房屋拆迁办与他协商,达成协议:征用他的前排3间楼房,占地面积172m2,就地以同等面积安置——在后排平房(不征用)的后方和左方空地建房。
何顺清揭露,92年3间楼房被拆后,他未得到拆迁补偿和安置。从1993年起,他按拆迁办安置协议,多次申请在原安置地办理相关建房手续时,县国土局以政府规划变更为由不予批准。该地规划给谁使用,当时一直隐瞒,后来才得知规划给了县交通局车队使用。99年县交通局车队和开发商借“修消防通道和垃圾中转站”之名,实为建商品房出售。当地政府不走法律程序,于99年4月29日动用警力200多人,几十车辆,用挖土机边挖边强行铲除他的6间平房和左右邻居的房屋。将工商局安置给他们的建房用地一并无偿占有。
法院判赢无效 房屋所有权、使用权均被剥夺
何顺清表示,他为此提起诉讼,政府进行干预,迫使一审在邵阳市中级法院进行,因受到市人大个别领导人的“关照”,判决结果他败诉。再上诉到湖南省高级法院,于2000年8月23日判决,改判胜诉。然而邵东县政府拒不执行省高院的判决,对交通车队建商品房违法他的安置用地迟迟不做处理。
何顺清:“2000年县房屋拆迁办竟将上述6间平房用地安置给与他属同一类型的拆迁户王秀莲、谢东良,用于建房,并为其办理了土地使用手续,挑起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而且彻底剥夺了何家族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
何先生投诉:政府和开发商的枉法行为,造成他无地建房。政府既不批准他在合法的土地上建房,又没有新的拆迁单位为他另行安置建房用地,在无处居住的情况下,他自行联系到其他地区拆迁户不要的地方建房,政府又百般刁难,他被迫按每平方米45元交钱,才解决3户家人的建房。次女何志萍这户至今无地建房。
何顺清:“从2000年至今,我们不断的申请补办建房手续,而被县政府有关领导操纵的相关部门拒绝给我颁证,致使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
被迫施工维权 武警公安捣毁
何顺清表示,为了保护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免受政府支持的他人侵犯,2007年5月,他被迫在被政府违法拆除的6间平房地复建立柱施工,准备复建住房。他认为这既不违反城市建设用地规划,没有改变城市规划用地性质,也不违反城市建设工程设计要求,没有危害公共安全和污染。但受邵东政府操纵的县城管执法局,责令他“停止施工,限期拆除”房屋立柱。
何顺清说:县政府7月9日召开常务会议研究,计划动用武警、公安、城管、民工100多人,用推土机和挖土机彻底捣毁他的房屋立柱。大难临头。7月10日,县城管执法局再次张贴告示,并声称对何捍卫土地使用权不被侵占“要奉陪到底”。
2007年9月21日,县政府令城管执法局、公安、武警出动100多人,全副武装,用挖土机将他预备建房屋的水泥立柱彻底捣毁。
记者曾致电邵东县政府办公室及城管执法局,但无人接听。
【大纪元10月9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48岁的湖北恩施下岗职工王桂兰,因当地法院执法不公,被逼得自焚抗议而毁容。近日,她和中国万名访民上书十七大,要求中国倡导宪政民主。王桂兰表示,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最后逼得在法院自焚,发生事情后,当地政府不是积极解决问题,而是欺上瞒下,对她进行打击报复;在中国,不要说人权,连最基本人道主义都没有了,为了子孙后代,为了老百姓的明天会更好,她愿意在推动法律和人权进步的路上献出自己的力量。
王桂兰原是湖北十大商场之一的午阳商场的医药柜柜长,93年起承包了该商场的医药柜台。由于商场经营管理不善,午阳商场于2001年进行改制出售,造成她的药品柜商品损失达10几万,领导却让王自行背上债务。
王桂兰不服气,一状告上法院,最后法院判她胜诉,要求商场在规定时间内,支付赔偿金五万元人民币给王,但商场以各种藉口,拖欠余款约3万元人民币,并和公安多次阻挠她追讨余款。
01年11月,王桂兰多次催要余款未果的情况下,向法院提出了强制执行的申请,法院受理并收取了相关费用。因法院执法不公,包庇商场,王多次到法院要求解决问题,却遭到法院的羞辱。
01年11月22日,王桂兰在恩施市法院门口要求见院长,遭到执法人员的言语污辱,王被逼点燃了泼在自己身上的汽油自焚。虽被救回,但她的脸部和手部均严重烧伤。
王桂兰说:“当天要求法院强制执行,但他们不去执行商场,把我从楼上拖到楼下,把我甩到大门外。当时我很气愤,就告诉那个法警,要求见院长,再不开门我就自焚了。后来门卫出来说:‘院长说要死就去跳河……’我就在法院门口自焚了。”
事发后,当局的调查结果是法院没有任何责任。但在02年1月,法院却将商场拖欠的余款执行给了王桂兰,并且退还了强制执行的执行费用。
03年王桂兰开始到北京上访, 04年4月,有关部门给她答覆,内容是她在北京304医院治疗期间,费用全部由单位支出,商品补偿6万元,并给她办理退休。但她在治疗眼睛后,就拿不到治疗费,而补偿款也只拿到4万元,递交的退休申请书,也没人办理。
王桂兰表示,多年来一直上访,控诉当地官员执法犯法和追讨赔偿。05年,她在北京医院疗伤时,在医院被强行抓回当地,被判劳教1年3个月。
王桂兰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她不言悔。她表示,在权大于法的社会,老百姓没有申冤的机会,弱势的百姓只能以非常手段来对付强权。
王桂兰的女儿因母亲上访受牵连也下岗了,现在外面打工。而王桂兰孤身一人,靠70多岁父母的退休金维持生活,生活状况非常艰难。
【大纪元10月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湖北黄岗市英山县村民抗议垃圾场污染环境,一个月来日夜看守阻止倾倒垃圾。政府采取铁腕打压,多位七十多岁老人被警察打伤,两村民被捕后,星期天发生数百人的群体性事件。湖北省黄岗市英山县沙湾河村村民因该村水源上游的城南垃圾场造成严重环境污染,不断上访不果,近一个月以来每天日夜看守在垃圾场外,打起横幅抗议,阻止倾倒垃圾。政府采取强硬措施,继9月底对维权代表陈正美进行拘留15天的处罚外,10月4号警察暴力驱赶抗议的老人,一名七十多岁的妇女住院,另一位受伤老人的儿子段小平被捕。
村民刘先生说:“守在垃圾场路那里,不让他们进垃圾,其他的没有办法。前些日子抓了一个--陈正美在洗澡的时候被抓了,像绑架一样,因为他写了那个横幅挂在垃圾场外面‘垃圾不搬走,百姓不回家’;第二次4号的时候,他们铲车开路,当时都是一些年纪大的在那里,警察4个抬1个往岸下扔,2个老人受伤,其中一个的儿子拉他母亲的时候被他们抓了。2个人都没放,第一个说15天,还要交4百块生活费,第二个说8天。”
然而严厉的打压引起更多村民反抗,星期天晚2百多村民阻止铲车进入垃圾场。
刘先生说:“ 刚开始扬言要铲人,昨晚拉土机又来了。好像是要把垃圾场盖上,因为我们有人上访了,他们好像毁灭证据的样子。昨晚出动了两百多村民把他给拦回去了。”
该03年建成的垃圾场地势高,下游人口密集,受影响最严重的沙湾河村就有3百多户人家,约1,600人;垃圾厂4百米外就是1千多亩农田。据村民反映,这个没有经过防污除害处理的垃圾场,造成严重的水源、空气等污染。人畜吃不上水,空气恶臭、蝇虫成堆令很多村民患上了皮肤病。
记者致电该县环保局询问,工作人员称现由政府直接插手处理,详情则拒绝透露。
环保局职工:“这个事情直接由政府插手处理。”
记者:“这不是环保部门的范畴么?”
环保局职工:“不是,政府组织很多于这个垃圾场有关部门在处理。”
记者:“你们环保局没有参与么?”
环保局职工:“这个不清楚。”
一名吴姓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回应本台查询时否认有群体性事件称只是接到投诉,政府经调查后发现该垃圾场并无造成环境污染。
县府职工:“什么时候出过群体性事件呢?群众反映这个情况,我们及时和他们已经解释过了。而且我们派专家去检验过了,这个东西都没对他们有污染,他有什么群体性事件呢?”
然而村民的说法是,政府方面的化验结果是水源无法饮用,并口头承诺三个月内解决食水问题。但村民认为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长远来说会造成各方面更严重的环境污染,他们的要求政府搬迁垃圾场,并对周围进行彻底灭虫消毒。然而政府似乎至今立场强硬。村里一位妇女说:
村民:“政府就是......从我们镇长、村干部说意见就是已经被污染了,我们村的一千六百多人牺牲了就牺牲一块,不能污染别处了。”
除了沙湾河村,附近的山溪坳和甘塘坳村同样受到垃圾场的污染的一位甘塘坳村的村民对本台说:“好多苍蝇,有一两年了,向环保部门投诉过没用的,他们非要倒垃圾。”
围堵垃圾场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当地村民称如果政府不解决这一问题的话,将酿成更严重的事件。
【大纪元10月9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这个曾经美丽而纯净的小山城已渐渐离我而去,铲土机还在运转,我眼里积满了泪水,绝望得如同寒冰里被困住的鱼,在暖阳到来之前就失去了呼吸。以我一家,就可以看到整个被圈地农民的命运。以我一家,就可以看出整个公民群的生存权利。一叶落而知秋呀,‘公仆’是没有良心的。”这是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村民许先生的呐喊。许先生8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此次征地范围很广,涉及到1600百余人。罗田县政府以“工业用地”的名义,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强制占有3000多亩土地。农、林、牧、副、渔这五个项目在近几年的开发中一个个的相继消亡,余下的良田在这次的开发中也将走向尽头。
许先生悲愤的说,“我发资料到媒体与国家职能部门,如石沉大海。除了自己,还能信任什么,连自己脚下踩着的这块土地也是不真实的。 家园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失去的,要饭的还知道到哪里都拿着一个破碗,因为那是吃饭的工具,而我们作为国家的主人,居然连拿自己碗的权利也没有。这是一种卖血般的无奈,卖命般的可悲可怜。我作为这里面失去土地的农民之一,除了泣血,就是抗争地方政府强加给我的命运。”
许先生家被圈地的遭遇
在9月份的最后一期征地中,罗田县政府强行购得一百多亩,村民共拿到现金108万元。镇里因工程款拿走6万,村里提留20%,卖完这次土地后,许先生家所在的小队只有少数几户人家留有一点自留山,其它便一无所有。
9月底,当地政府又要强行占用几户村民的最后一点自留山。在正式动工之前,许先生的妈妈与其他的妇女老人去阻拦铲车挖土。一整天,许妈妈滴水未进,一直在那里看着。铲车差点从她身上铲过去,被人手快给拉了过来。事后,当许妈妈责问铲车司机为何要这样做时,那司机竟然笑着谎称,他没有看到。
许妈妈随即被当地政府警告,如果次日再有阻拦,归途就是监狱。次日,铲车呼啸而过,许先生的婶婶花了一整天整理好的农作物被埋在地底下,平时豪爽能干的她竟然瘫在自家地里嚎啕大哭。
许先生说,“妈妈在电话里问我次日要怎么做,她都做了死的准备。作为儿子,我哽咽着不知如何作答,我总不能让她付出生命的代价来维护这本该属于我们的权利。远在它乡谋生的我最终无奈的说:顶不住就算了,身体要紧。”
许先生说,“今晚7点,我在电话中进一步确认,我家连一块耕地也没有了,连菜园也在昨天被埋了。我家还有一块山,已经挖了三分之二,我爸爸在明天想去阻拦,因为这是我家最后的一块地,他知道政府会在明天强制执行,会动用一切手段,在电话里,他问我怎么办?他以为他儿子是可以拿主意的,但是我该问谁,在这样的空间里,他该怎么做,拼了命去阻拦?任人宰割?他是我爸爸,在这里,失去生命的可能都会有。”
许先生说,在圈地之前,地方政府就曾动用黑势力与公安警察对当地居民进行恐吓。“谁敢阻拦用地,就抓谁去监狱”这是地方政府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号。
罗田县3000多亩土地被毁
据村民徐女士介绍,罗田县是一个小小山城,不具备工业的基础,以农业经济为主,离省会武汉大约4小时的车程,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大部份人穷到病了都不愿意吃药,没有外地企业家会把钱投到这个收不回成本的地方。
罗田县前些年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后因县委书记需要“政绩”而主动摘掉贫困级的帽子之后,赋税便压得商业活动奄奄一息,而该县委书记却因此扶摇直上到市里去了。罗田县以前有几大国有企业,无端的就垮掉了,或者低价落入私人手上。
自2004年开始,当地政府开始征占农民的土地。2007年之前被占用的土地包括,罗田水产繁殖场水塘面积150亩,直接经济损失120万;公路段绿化基地50亩,直接经济损失50万,外贸繁殖场150亩,规模化育猪栏9栋,共72000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300万;原师范学院现改为理工中专的实险基地180亩,这180亩基地在开发前已成规模,形成了大棚、花卉、水产、养育等系统化的工程。设施完整开发后,被夷为平地,直接经济损失210万人民币。至于村民,大部份基本耕地面积都埋在了黄土之中。
2007年开始,被征地面积2000多亩,属工业用地。这其中包括在2004年投入200万建设的罗田县种子繁殖场的1200亩国家示范粮食基地,几公里长的灌溉与泄洪系统科学而规范,在此次的工业用地开发中也被过早的埋葬。
徐女士说,“以我家小队为例,征地之前未曾开会,未经村民小组同意,强制砍毁村民的自留山, 地方政府以良田18000元每亩,自留山8000元每亩,自留地9000元每亩的价格强行购得。我们小队在98年修建公路以来,土地面积越来越少。地方政府连续征地,以工业用地的名义强行占有,已经让我们这些准农民一无所有。”
徐女士说,“成片的森林被砍倒在地,满是松树尸体的山头上,只余下土地在哭泣,横七竖八躺着的枝桠让人看了心寒,再远处的几座山头也逃离不了同样的命运,环保在此处显然闻所未闻,山下面的良田被从山头运过来的沙土大片片的吞噬着……那些现代化的机器吞嗜着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连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可以被随意践踏!环境保护只是天方夜谭。”
以“工业用地”作幌子 政府攫取巨额土地利润
许先生表示,这3200亩除去商业用地492亩外,余下的全部被政府以“工业用地”的名义圈用。罗田县政府成立了工业园区,有管理处,口号是“招商引资”,这对地方政府来讲是“政绩”,但这些年引来的结果显然不令人满意,无厂商进来,有些地被莫名其妙的围墙围着,进来的工厂却并不生产。
他说,“以我家旁边的亿元科技为例,这个厂房 2003开始动工修建,到现在那个被风吹走的破厂顶还盖不起来,里面的荒草长到一人多深。这片地有一部份前几年是理工中专的实验基地,里面枝繁叶茂的种满了果树与菜蔬,还有实验大棚,如今被围墙围起,长的只是野草。有厂房的工厂却没有工厂与工人。”
许先生表示,“土地的买入价格是地方政府定的,买哪一块地?多少钱一亩,要买多大面积?全是他们说了算!而且在工业园动工之前,都要请来大批执法人员压阵,与其同行的还有黑势力圈地。”
他说,“每当地方政府强制买走某一块地,不久之后,那块地方就会用围墙围起来,村民便进去不得。完成后,地方政府可以把这块地出卖或者转让给某私营企业或者有钱的私人,这时候价格可就再没有当初买农民土地那么便宜了,这里就形成了价格差。至于当初打着‘工业用地’的旗号,实至名归的成了‘羊头’,私营企业买了地之后,他也可以不生产,比如上面的亿元科技,他可以等到土地涨到足够高时再把它卖出去……这一买一卖巨额利润便产生了。”
泣血呼唤:为什么我们的生存权利都被人漠视
许先生表示,“在这次3200亩的征地事件中,如此多的良田被毁坏,几十年长成的森林被砍伐后夷为平地,刚修建好的设施破坏,为什么地方政府有这么大的土地审批批权,它们是合法的吗?如果只是为了政绩,为了人民有更好的生活,为什么我们的最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为什么我们的生存权利都被人漠视?为什么我们的命运如此脆弱?为什么‘和谐社会’的曙光却照不到我的家园?”
他说,“在农村,洗衣服与吃水都是河里与井里的,是不要钱的;吃饭生火是到山上捡的柴,是不要钱的;吃的粮食与菜是自己地里种的,是不要钱的;连过年吃的肉也是在家里养的鸡与猪,都是不要钱的……这一切都来自己农民自家的土地,平时农民要花钱,大多是去城里做工,最辛苦最累的那种,大多是体力活,来换取一些日常开支及子女读书的费用。”
“当他们失去土地之后,花掉分在每个人头上的8000多元人民币之后,而他们的生活着落将会在哪里?地方政府圈地带走了水源、粮食、柴火……所有生存最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将都要用钱去买了。地方政府不为他们买单,剥夺土地后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圈地盖工厂带来经济效应的地方政府口号连我们那里的老人都哄不到,因为他们亲眼看到盖了四年的厂房连个房顶都补不上,还能相信什么?被圈起来的将来会升值,地方政府与当地居民都相信,但是那块地仅仅只属于地方政府,它被永久性的圈给了地方政府,从此农民再无安宁之日。”
许先生说,“一个农民没有家园,没有土地,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吗?在如今的‘和谐社会’里,为什么政府不关注一下每一件足以影响这个国家生存体系里最基础的劳动者呢?!”(
【大纪元10月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湖北公安冲击家庭教会活动,对9名来自各地的家庭教会领袖判处劳动教养,过程中更对病人实施虐打。据总部设在美国德州的基督教团体对华援助协会消息,今年7月中在湖北恩施州家庭教会聚会时被捕后失去下落的9名来自湖北、安徽、河南和山西的基督徒,家属近日收到消息,9人全被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处以一年或一年半的劳教。
其中两名妇女李梅和秦道敏分别因重病以及家有幼儿暂时获释,在押的仍有4男3女,杨思团、杜东亮、马超、王彩章、秦道芳、胡荣和任现学。来自安徽家庭教会,因病获释的李梅星期一告诉记者---
李梅:“说我们传邪教,我们要请律师他不给,我们就给自己辩护。那个什么聆讯,就是走形式,他也不管你有理还是他有理,就给你判了,然后让我们签了字。”
记者当天致电三名女教徒被关押的武汉市省女子劳教所二大队电话,工作人员承认秦道芳等人被关押,当被问到相关罪名和罪行时她则称不便透露。
7月15号当9人在秦道敏家聚会时,遭警察抓捕。而秦道敏并非信徒的父亲秦宏军遭警察殴打后被判10天行政拘留,他星期一告诉记者当时的情况---
秦宏军:“当时就是聚会、祷告、唱歌,都是普通的形式。我没有参与,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抓人,我是出于公道劝他们不要违法,他们把我揪到沟里,就打我。”
李梅在被羁押期间血崩,看守人员在她大量流血不止两周后才送院,一直用手铐将她扣在病床架上,其后在未痊愈时就强令出院,更实施虐打。羁押近一个月后放她回乡看病,最终因延误治疗,被迫切除子宫。李梅说---
李梅:“我一直要求去医院,看守所那个女医生还一直说我没事,直至30号,我快不行了才送院,我现在想起来都很难过。31号和4号作了两个手术,警察6号就接我出院让我签字同意,我说医生让我再住院治疗我就不签。他们就上来打我。还说我把看守的两个女警弄病了,我辩解说我一直被铐在病床上,去厕所也不自由、水也不给喝,怎么是我把她们弄病了呢?”
据了解这次9名家庭教会领袖的旅行布道小组从7月11日起到达湖北恩施少数民族地区,活动包括到烈士纪念碑和电视塔集体唱歌、祷告及举行简单宗教仪式表达信仰;走访农户家传教以及到福利院用表演的形式向六十多名老人讲道。对华援助协会的新闻稿批评湖北当局不该将福音派教会的正当行为视为邪教活动。
【大纪元10月9日讯】我们时常会碰到这样的人,当你跟他讲完共产党怎样不好后,他们的反应却是:“共产党给我钱,所以我不反对共产党,也不退党。”这种想法成了他们了解真象、走出邪党的强大障碍。要破除这一障碍,就必须弄清楚我们的钱究竟是谁给的?
一
首先,老百姓的钱(指正当收入)从来就不是共产党恩赐的,而是靠我们自己的辛勤劳动挣得的。
不论在任何朝代、任何社会,当政者都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创造财富的只能是劳动者。当然,什么样的人当政,实行怎样的社会制度,用何种方式统治和管理社会,会直接影响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具体而言,好人当政,实行先进的社会制度,用顺应民心的方式统治和管理社会,就能够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增加国民的收入;反之,坏人当政,社会制度不合理,暴政横行,则会妨碍社会财富的创造,减少国民的收入。统治者甚至会为了中饱私囊,非法侵占或剥夺劳动者的收入。但不管是好人当政还是坏人当政,当政者本身从来都不创造财富,这一点却是没有例外的。既然不创造财富,老百姓的钱当然不可能是他们给的。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政的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但美国老百姓从来没有人说自己的钱是民主党或共和党给的。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跟执政的自民党有很大关系,日本老百姓也没人说他们的钱是自民党给的。同样,中共也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它的专业以前是“武装夺取政权”,现在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它自己都要靠老百姓养活,怎么可能给老百姓钱呢?
也许有人会说,工人、农民、商人、企业家等劳动者的钱固然不是共产党给的,是自己的劳动所得,那么国家工职人员的工资应该说是共产党给的了吧?其实也不是!为什么?从表面上看,工职人员的工资确实是共产党发的,但它发给工职人员的工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它创造的财富中来的吗?不是。那么是它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的吗?也不是。归根到底,它们其实来自于纳税人即工人、农民、商人、企业家等劳动者上交的税收。共产党把他们的钱收上来进行再分配(财政预算、支出),其中一部份用于支付国家工职人员的工资。所以,工职人员的钱同样也不是共产党给的。
可见,“共产党给我钱”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二
共产党非但从来就没有恩赐给老百姓钱,而且长期以来非法侵吞了大量劳动者创造的应该属于他们用的财富,肆无忌惮的挥霍纳税人的钱,是一个典型的贪婪无度的吸血鬼。
众所周知,在正常社会,比如西方民主社会,国家根本不负担政党的活动经费,政党的活动经费完全靠自筹(党员党费和社会募捐),即使是执政党也不例外。唯独共产党,强行附着在政府机构上,任意调用国家的财政资源,大肆挥霍劳动者的血汗。换句话说,中国老百姓不仅要养活共产党的超过正常国家的数倍之多的政府官员,还要养活同样数量的共产党的党务官员;不仅要养活这样一个机构臃肿的庞大的官僚集团,还要供应无官不贪无恶不做的中共官员的种种腐败所需。这些官僚既不参加社会劳动,也不参与社会管理,却享受着很高的待遇,常年一张报纸一杯茶,一天工资拿到家。正因为如此,大陆人民的收入一直以来才是那么的微薄,生活水平才是那么的低下。
共产党当政的半个多世纪,虽然从不创造财富,却侵吞、强占了大陆老百姓辛勤创造的绝大多数社会财富,使它们成了自己一党的私产。所以,事实上不是共产党养活了我们,而是我们给养活了共产党;不是“共产党给我钱”,而是“共产党抢走了我腰包里的钱”。对于这样一个吸血鬼和强盗,还要感恩戴德,岂不是认贼作父,善恶不分吗?!
三
仔细体会,“共产党给我钱”这种说法的背后其实还隐含着一层意思,那就是“要是共产党倒台了,就没人给我钱了。”这种担忧其实既无必要,也没根据。
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老百姓的钱是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挣来的,不是当政者恩赐的。共产党虽然现在统治着大陆,但它跟任何国家的当政者一样,从来都不创造财富,所以共产党倒台了,大陆人民根本就不存在“没人给我钱”的问题,他们照样能靠自己的劳动挣钱养活自己。试想,五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曾有共产党,老百姓不是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正常生活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也都不是共产党当政,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没有共产党给老百姓钱,但老百姓的收入是不是反倒比我们要高得多啊?更有说服力的是,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倒台后,那里的老百姓是不是就没钱了呢?事实表明,他们照样生活的很好。
其实,共产党倒台后,非但不存在“没人给我钱”的问题,而且老百姓挣的钱肯定要比共产党当政时多,甚至可能多的多。别的不说,只就共产党本身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不种一棵庄稼,不生产一粒粮食,不纺一两棉花,却一直附着在中国民众身上大量吸取着他们的劳动血汗而言,一旦这个吸血鬼被从他们身上彻底剥离出去,五十多年来压在大陆老百姓身上的负担一下该会减轻多少啊!至少共产党的活动经费不会再由老百姓承担了,也绝不会再有那么多的贪官污吏,那么大数字的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和公车消费,即使社会财富的总量没有增加,仅仅靠节省下来的这些财富,老百姓的收入也会有相当大的提高!何况还不止是这些,共产党倒台后,那些由它建立的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势必也将随之瓦解,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和小环境无疑将变得更加宽松,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显然将会增加得更快,人民的腰包当然也一定会比共产党当政时更鼓!
所以,不是“共产党给我钱”,而是“没有共产党我们会有更多的钱”。
【大纪元10月9日讯】(大纪元记者安心采访报导)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把这一天定为国庆日。从此,每年的这一天,中国的老百姓都有假期,为的是庆祝这个‘国庆日’。然而,笔者发现不同人士,对这一天的定义也不同,尤其是近几年,把这一天叫做‘国殇日’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笔者走访了一些知名华人看看他们是如何诠释这个日子的真实意义的。王军涛: 1949年10月1日:中国政治史上的灾难性转折点
首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了10月1日中共建政对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
‘政治学者一致认为,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民族政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那一天,中国共产党通过持续二十多年伏尸百万的战争,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中国公民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数千万国人死于各种政治运动和迫害。
政治学者更看重的是那个新政体扭转了中华民族政治进步的方向。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前逐步开发出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这一体制和整个文明在19世纪中叶通过一系列对西方的战败暴露出严重问题
,此后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辛亥革命、民国初年两次复辟与反覆辟的较量和新文化运动,国人逐步认识到,中国必须彻底和全面地变革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建立与人类主流政治文明一致的宪政民主政体,才是正确的政治进步方向。此后,中华民国沿着这一方向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努力。然而,利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造成的内忧外患的机会,藉助苏联共产党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后的政治实践,即使按照当年打天下的资深领导人看,也是灾难深重的失败,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起点。然而,邓小平并没有真正接受政治教训,而是维护中共一党之私,拒不对中共危害中国最大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而是仅仅改革经济体制。这就酿成了后来的1989年对民主运动的镇压、1999年镇压法轮功修炼者和21世纪大规模镇压不满的民众等政治灾难。今天,为维护腐败、社会不公、道德败坏等条件下的政治稳定,这个政权越来越滥用暴力侵害公民的安全和利益。’
因此,王军涛认为,从政治学角度看,1949年建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大的灾难是,扭转了中华民族融入人类主流政治进步的潮流的宪政民主实践,建立了一个滥用暴力侵害公民安全和权益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专制政体。
草虾:10月1日那一天,中共制造了‘两个中国’
著名网络作家草虾先生则从中国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他‘中共制造了两个中国’的理论。
‘那一日,制造了政治上的‘两个中国’,制造了中华民族的骨肉分离。我们知道,中华民国是由汉人十八省通过辛亥革命,摆脱了满清殖民统治而建立的,进而接受了满清皇朝的禅让,取得汉人十八省以外满蒙藏维等地区的主权。虽有军阀混战,但未改变一个中国的政治格局。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开罗宣言》、《联合国宪章》、《日本天皇终战诏书》等等国际法来源文件中,中华民国的历史地位都是难以篡改的。但是,苏联共产党干涉中国内政而扶持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10月1日,把原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它又没有力量征服台湾,甚至没有力量征服金门那样一个小岛,这就形成了‘两个中国’的格局。所谓‘台独’问题的实质,是1949年10月1日制造的‘陆独’。
那一日,华人精神面貌变为一明一暗的两个中国,国家恐怖主义势力笼罩了整个中华大地。共产党在有了一小块根据地之后,就奉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恐怖哲学,从江西到陕北,一直内斗不断;但在国统区呢,还扮演温文尔雅的统战面目,唱些自由民主的高调。建国以后则无所顾忌了,把他们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开始是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等运动,消灭中华民国遗留下来的军政财经行业人员,这是国共战争的余音。1957年反右,则标志着在这个政权在战争结束以后,在自己的统治地区内部发动大规模的杀人游戏。经过1966年文革、1979年镇压民主运动、1989年镇压民主运动、1999镇压民主运动和法轮功,直至现在镇压国内的维权运动和迫害海外民主运动,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摆脱国家恐怖主义的阴影。其实最为凄惨的呢,要算共产党内的高官。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那样的共产党领袖,一旦弃暗投明,还可善终。但像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江青、陈希同、陈良宇这样的共产党的佼佼者,最终的命运都是死无葬身之地。中国人在表面上似乎亢奋,但灵魂的深处则是扭曲分裂的。
那一日,中国大陆民众要以血汗养活两个中国。除了养活一套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僚系统,还要养活共产党的党官及其七姑八姨。最为沉重的,还要供养军火工业体系、负担共产党的国际援助。从枪毙林昭的五分钱一粒的子弹,到核能炸弹,以至核能潜艇航天飞机,整个军火工业都是用大陆民众的血汗向苏联购买技术建立起来的。特别是1958-1960三年大饥荒,是人为地搜刮国内的农产品,低价贱卖给苏联东欧国家,换取军火工业技术,不惜让中国人活活饿死。共产党的国际空间的开拓,很成功的一步是给非洲国家的无偿援助,换取他们在联合国的投票。这些无偿援助的实质,都是出卖了民族利益,都是中国大陆人民的忍饥挨饿换来的。
那一日,华人的身份出现了两个中国。1949年以前的海外华人,通常称为‘老侨’,他们是中国现代文明的拓荒者,哺育了现代中国的文明进步。但是共产党建国之后,为了以假乱真,争夺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对邻近国家采用了贿买手段换取国际承认,主要手段是:割让国土,诸如苏俄、朝鲜、缅甸、印度等等;出卖华侨利益,剥夺华侨的中国国籍,诸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国,这些国家每有政治风暴就要对华人烧抢奸杀。由于这些亚非拉国家得到贿买,加上美欧国家需要牵制苏俄,迁到台北的中华民国被剥夺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也就无力保护海外华人。那么海外华人若想持有中国国籍就要牺牲侨居的便利,或者为了侨居的便利而放弃中国国籍。
那一日,制造了文化上的两个中国。原先的华文是统一的,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日本、韩国、越南、泰国、缅甸...等等国家,书写的华文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华人世界包括电脑网络,都分成‘繁体字’‘简体字’两个部落,文化上的两个中国。我们知道华文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每个文字都蕴含着文明的密码。但是,自从汉字简化以来,中华文化也被简化了,中华文化承载的传统道德也被简化了,以致被彻底摧毁。’
因此,草虾先生认为,1949年10月1日,是共产党的建国日。因为,‘国’字在华文中的意思是‘围域’,围城之中的地域,建国日,就是建立围城之日。虽然,以后每年都有国庆日活动,而它其实是个国殇日。
王军涛博士和草虾先生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深入分析,并得出结论,1949年的10月1日是国殇日,而不应该是‘国庆日’。
而后,笔者采访的几位人士则从自己的亲身感受,来表述为什么他们无法把10月1日这一天,当作一个庆祝的日子。
任畹町:谁的国庆节??
中国大陆民运领袖、前中国人权同盟领导任畹町说:‘10月1日究竟是国庆还是国殇?我们可以从自己的感受中的出结论。每到这个一天,在这个日子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对要求自由民主的异议人士严加控制。我举我自己经历的一个故事为例。
2006年的10月,我正在家中软禁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举国同庆的日子,使我回想起每年的国庆和夜晚,我和同学们在长安街的游行和广场的集体舞联欢,我愤怒不已持续向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在10月1日晚上,奋力挣脱看守,乘车奔向天安门广场,取得了抗议非法软禁的成功.
大陆国庆,剥夺公民权,软禁人权人士,是对国庆节的极大讽刺.国庆乎!国殇乎!! 至少,这是争取自由民主的志士仁人的国殇日。‘
贾甲:国庆节是中共彻头彻尾的骗局
前山西省科技学家协会秘书长贾甲认为,共产党说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日子,说推翻了三座大山。因此人们载歌载舞地庆祝所谓的国庆节。但是,后来的灾难般现实,让中国人民意识到,这是中共彻头彻尾的骗局。
他说:‘10月1日不是什么国庆节,而是国殇日、国难日!今天我们这代人已经普遍认识到,58年前,中国共产党喊着“人民当家作主、分田地’的口号骗取了中国人民的信任,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获得了政权。共产党从取得政权的那天起,实行的就是一人独裁或小圈子独裁的专制制度。共产党曾经对中国人民承诺的关于民主的诺言到今天也没有实现。共产党采用暴力镇压的手段来统治中国人民,无情的剥夺了中国人民应有的一切公民权力和自由,就连人们的思想都要被牢牢的禁锢起来。在共产党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成千上万无辜的中国人被迫害致死,就连中共党员干部也都要成为受害者,包括像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这样的老共产党员都不能幸免。然而残酷的政治斗争只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少数几个独裁分子的绝对权力和绝对利益。残酷的政治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一直持续到十七大。
共产党的建国不但没有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反而让中国人民陷入了无边无际的灾难之中。因此,共产党的建国日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悲惨的国难日,是中华民族的国殇日。’
专家、学者和民主人士,都亲历过中共的暴政统治,认清了中共的本质。而年轻一代,对于国庆还是国殇,是怎样认识的呢?
贾阔: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是共产独裁专制
中国留学生贾阔是贾甲的儿子,在贾甲先在台湾出走,后公开发表退出中共的言论以来,孤身在海外的他就一直面临失去生父的危险,自己的生命也时时受到中共特务的威胁。然而,他自始至终都支持父亲的义举。他对笔者解释说,这和他父亲从小教育他,不要忘记真实历史,学会独立思考,有很大关系。
贾阔说:‘我们这一代是在毛泽东破产后开始成长的。虽然我们对于中共的国庆节从没有那么深的感情,但是我最初也没有痛恨这个节日;即使共产党的全部宣传都是错的,我们仍然觉得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节日。后来,通过阅读和思考,我认识到,10月1日,决不能作为一个节日,这个中共的国庆节是中国人民的国殇日。
不论共产党如何粉饰繁荣都无法掩盖全面的衰败和没落,我们必须要面对当今中国残酷的现状,这是不由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儿童遭受非人虐待、学生交不起学费、青年找不到工作、工人得不到工资、农民失去土地、居民被迫拆迁、病人看不起病、老人无人照顾、妇女被迫卖淫、商贩给官员上贡、顾客消费伪劣商品、股民血本无归、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器官、民主人士被投进大牢、自由人士被迫流亡、网络信息被全面封锁、上访的群众遭到血腥镇压、自然环境被完全破坏等等。然而种种严峻的社会问题共产党却视而不见,一味高调宣传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共产党自成立那天起就从来不管人民的死活,只是强调权力斗争和阶级斗争。共产党建国后伴随中国人民的只有饥饿、谎言、恐惧、灾难和斗争。’
贾阔最后得出结论说,中国一切问题的制造者是共产党,一切问题的根源是共产独裁专制。所以,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人民的国难日,是中华民族的国殇日。
【大纪元10月9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前不久大陆学者吴菊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党,并推荐他与同仁合作撰写的旨在揭露推翻共产邪党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术著作《揭开画皮》。他表示:希望借助大纪元的力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和谬误,从组织上消灭共产党。彻底揭开马克思主义的画皮,从而也就揭开了中共的画皮。推动退党、促进中国人在思想意识上的觉醒
关于《揭开画皮》写作背景和用意他告诉记者:1995年成文的《揭开画皮》不是一般的评论文章,它应当更是一篇严谨认真的学术论文,它的行文目的就是从理论上彻底推翻马克思主义。而这点,他自认为是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虽然中国现在的情况与当时相比发生了不少变化,但总的说来,中共专制的立场一点都没有改变,就是中共即将召开的十七大,也注定了只是换汤不换药。
他说:“我是中共拉入党内的中共学员,我已经发表了退党声明。正如我在退党声明中所阐述的那样,只要从理论上推翻马克思主义,并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和谬误,那么,从组织上消灭共产党就为期不远了。用这种方式消灭中共,要比用战争方法要可行和现实得多,比靠中共自行革命要可期待的多。最近看到轰轰烈烈的退党大潮,希望此文能有助于促进中国人在思想意识上的觉醒,马克思主义早该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迷惑心灵的谎言:身处地狱还以为是在天堂之中
他认为:自从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取得对中国大陆的统治权以后,马克思主义便在中国大陆正式付诸实践。经过中共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灌输,在许多人的心灵深处,还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罪恶深重,社会主义社会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而资本主义社会又不可逾越,中共正带领人们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于是,人们忍耐着,期盼着理想的社会主义早日到来。再加上中共对舆论的严格控制,使人们身处地狱还以为是在天堂之中。由此看出:共产邪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谎言在于迷惑人们的心灵。
“哪里有压迫,哪里应有反抗”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革命口号。而今天,我们遭受重重压迫却依然陶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作祟。要人们从迷梦中醒来,首先要彻底揭开马克思主义的画皮,从而也就揭开了中共的画皮。
曾经被我们歌颂的往事,却原来是一场恶梦
吴菊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强权政治的典范,其弊端便不断以或“左”或“右”的面目出现。继之以真枪实炮的战争结束不久,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路线斗争又纷纷登场。虽然人民精神上恐惧,生活上艰难,但人民仍然天真地相信,这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的必要,并虔诚地做到“XXX挥手我们向前”。
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使我们有机会向外看。通过纵向横向的对比,却令我们羞愧无比,痛苦万端。曾经被我们歌颂的往事,却原来是一场恶梦,“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实实在在地带给了我们一场劫难:长期以来,在精神上我们确实谈不上心情舒畅,因为我们必须处处小心,以免稍有不慎而被上纲上线;在经济上,同是在战争废墟上建立的国家,我们比日本、德国相去甚远,与韩国、台湾也难以比肩。从此,什么“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个个大大的问号在我们头脑中回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人以其特有的思维定式,以为明主又君临人间。后几年我国经济建设确实取得较快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政治腐败几乎随之而生,政治剥削呈恶性漫延。随着裙带关系、世袭制度、衙门作风、密室政治等封建主义政治倾向竟相登场,经济发展也开始举步艰难。面对于斯,人民痛苦,人民迷茫。怀着满腔热血,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莘莘学子两度走上街头,以死苦谏,希望中共迷途知返。但到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终于撕下了伪善的假面具,露出了丑恶狰狞的嘴脸,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人民下了毒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
六四学生运动失败了,人们对中共的幻想也破灭了,人心归于沉寂。但六四的精神不会死,她敲响了马克思主义的丧钟,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她成为世界历史上高高耸立着的一块不朽的丰碑。同时,她也促使国内有识之士以严肃、认真、冷静的态度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政权。
大骗局:马克思主义──中共实施专制的思想武器
作者指出:《揭开画皮》成文是结合了国内外政治、经济的理论学说和实践,并依次思考了如下几个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不是中国各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
第二、剩余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经济剥削是否存在?
第三、资本主义是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是否必然胜利?
第四、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煞有介事,是否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他说:毋庸置疑,这在中共自己的教条中都能找肯定的证据或答案。但我们首先发现第一条是不能成立的,它所谓“是”的答案不过是中共的自许。不仅如此,标榜以消灭剥削消灭压迫为己任的共产党自己已经堕落成一个剥削压迫他人的阶级。以此为突破口,我们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发现这一切都是错误的,是一个大大的骗局。曾经天真地相信“至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正确的”我们,最后只能宣布:必须象反掉“坚持两个凡是”和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一样,坚决反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
作者分析指出: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土崩瓦解和苏联帝国的分崩离析绝非偶然,它昭示着马克思主义的穷途末路。我们相信中共肯定深明其中的道理,但中共却抱残守缺,背道而驰,顽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也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造就了“无私无畏”“救苦救难”的活“神”──共产党,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正可以以这个活“神”自居,欺世盗名,达到自己丑恶的目的,特别是用作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专制的思想武器。四项基本原则既是中共专制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共坚持专制的旦旦誓词。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专制指南,马克思主义则证明共产党专制有理。社会主义制度是实施专制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是实施专制的工具。四者相辅相承,浑然一体。
禁锢言论、禁锢思想的伎俩──几十年坚持不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灌输
他强调:通过对中共政权运作方式的考察,我们十分惊叹中共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和绝对排斥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侵蚀的努力是十分成功的。尽管马克思主义漏洞百出,谎话连篇,但我们却曾真的把它奉为真理而不敢稍加怀疑,直至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论”、“剩余价值论”、“生产力决定论”等观点还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那样的根深蒂固,视为不须论证的公理。由此,我们也认识到,禁锢言论、禁锢思想的伎俩是多么的可怕,真真是民主制度最凶恶的敌人。
破除迷信,专制已到穷途末路,民主乃是大势所趋
吴菊认为:本文不仅在于破除马克思主义的迷信,我们还力求对被中共搞得神秘兮兮的“政治”的本质进行正本清源。我们认为,政治的本源是民主,民主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必然,它超越历史,超越时代,是民心所向,是大势所趋。它是发现真理克服谬误的法宝,也是实现团结走向胜利的凝结剂。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我国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提纲挈领的分析。专制已到穷途未路,民主乃是大势所趋。
最后他表示:坚冰即将被打破,枷锁即将被砸碎。虽然黎明前的黑暗总会更加凝重,但黎明已到,天亮还会远吗?!我们劝勉民主战士不屈不挠,继续努力;我们敦促专制分子审时度势,认清形势。愿我们大家都能以真诚的态度团结一致,携手共进,去迎接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灿烂明天!
【大纪元10月9日讯】总有写诗的朋友问我,怎么突然对“自由思想”和“自由文化”这块感兴趣了。我自己一时也很难说清楚,但感到自己是随着阅读走过来的。我认为这是心灵的需要,是心灵的饥渴迫使我走到这条路上来的。而且,现在我越来越相信,渴望而追求心灵自由是人的天性。随着我对一些自由作家作品的深入学习和阅读,有一个词不时地跳出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因我在网上读东西(这类东西也只能在网上看到)有个习惯,相关主题总是搜索一批,然后来读。但就在扩大某一作家的作品阅读而了解到作家的生平时,发现这位作家是位“罪人”,有的现在还在狱中服刑。
我对“喝狼奶大长”一说法较为认同。感到自己近几年才开始用自己眼睛看东西,用自己脑子思索想问题。20多年“读书”惨痛的教训告诉我,这次再不能象中学生那样停留“罪人”一词上,而停止对该作家阅读。我必须搞清楚什么样的人属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人”。然而,在我阅读数位这类“罪人”的作品之后,并没使我释惑,倒使我产生更多的不解。更使我不敢想的是:难道自己也是一位走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人?原因我感到,这些“罪人们”所表达的思想,正我是所思所想──而只是没有行成文字而已。
我注意到这些“罪人”的文章基本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向人们表述自己的遭遇,诉说自己受到的不公,如一些上访和维权的经历。二类是对社会现象的批评,揭露官员腐败,政府的不作为。三类,从思想学术高度论述,民主宪政优越性,呼吁当局结束“一党制”。我感到这些人除了个别言语激烈外,他们与罪和恶是联系不上的,然而这些人却因此获罪并入狱。这不由的使我把相关法律条款找出来,细细研读一番: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法第105条第二款),是指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所谓造谣,是指为了达到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而无中生有。捏造虚假事实,迷惑群众;所谓诽谤,是指为了达到颠覆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而散布有损于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以损害国家政权的形象。”
了解以上条款后,我又重新对照一些“罪人”的文章,发现那些向人们诉说自己受到不公和冤情的,总是被认定是无中生有的“造谣”。而对社会现象批评,揭露官员腐败,政府不作为的,被认为对领导人的“诽谤”。从思想学术高度论述民主宪政的,属于“散布有损于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
通过文字或是某种方式向人们表达自己冤情,我看这种现象自古有之。把这种自古有之行为认定有罪,很显然是错误的。一个人在一个国家没申诉自己冤情的自由和利权,这样的国家,怕是现代人类社会找不到一个。再说这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作法,只能造成人民建言无路,泻怨无门──社会和谐,国家安定,也只能成为是一句空话。批评社会现象,揭露官员腐败,反映政府不作为──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公民有权利批评和监督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学者和作家从思想学术高度去论述国家制度,探求人类的文明的发展方向,归属于“散布有损于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这更是荒诞。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政治学”早就做为一种学问而存在。研究它,思索它是一些学者和思想家分内的事,是天经地仪的事。这也是国家和民族,乃至整人类世界需要的事。而且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人最基本的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早就规定: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资讯和思想的自由。”
在我国早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里面也规定:“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
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之所以列为普世的文明法则,写入人类共守的文明法规中──是惨痛的人类历史,是人类血的教训──要求我们人类必须共同遵守!
我们知道,中国历来是一个没言论和思想自由的国家。这种不让表达和不让思想一直使我们传统文化在畸形中发展和存在。数千年的文化专制,对人们的思想钳制,造成的中国人不会思想──而失去思索和创造的能力。历史早证明,一个不让思想,不让表达思想的国家必将走向落后和衰败。
人类社会有史记载才数千年,按地球生命来说,人类还将可能存在无数个“数千年”。既然在过去数千年里诞生那么多思想家,产生了象马克思那样伟大思想家。那么在未来人类社会里,我们民族也不排除会出现牛克思或驴克思之类的思想大家。而且就国家制度而言,我们知道,人类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的,随着人类发展有些在这个时代可能属于进步的,先进的制度,可能也不适应后世之人类社会的需要。在中国国土上建立一个供自由生命,自由地思想,自由表达自由文化空间,则可以随时诞生新思想,并表达出来,让后世之人类更好地修正适合他们自己生存的发展方向。这种思想行为是必须的,而现在把这种必须的思想和言论行为认为是一种罪恶,那才是真正一种罪恶。
罪必是恶。人类社会为了惩罚恶人制定相关法规,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煽动颠覆罪”和“颠覆罪”既已成“罪”──想必也一定是恶人所犯。然而,通过对犯有“煽动颠覆罪”一些人物了解,我们知道,他们只是触犯了“说了不该说的,想了不该想的──罪”。我们看不到其恶行从哪里体现出来。犯“颠覆罪”的人好象比犯“煽动颠覆罪”罪状具体了一些,有的好象有了组织和自己思想的主张。我注意到他们主张基本是相同的,就是结束“一党制”,而实现“民主宪政”。
“一党制”是什么?我想稍有点现代文明政治常识知道,这不是什么值得褒扬的好词,基本上等同于“专制”。而从整个人类史来看,人类的专制制度是世界上一切国家动乱的总根源。而“民主宪政”是吃人老虎?它会把中国带到人间地狱,还是水深火热?我们可从当今世界施行民主宪政国家来看,而且这样例子很好找的,不仅这些国家占有世界三分之二以上,而且都富强的超级的大国。李慎之先生当年问邓小平,为什么要向美国(这个民主宪政国家)学习?邓问答:跟着他们走的国家都富了。现在我们国家把结束“一党制”──这样的恶制,主张向民主国家学习,希望我们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更自由,更富有,更幸福──我们宪法中赋予给他们的政治权利,行使他们政治理想的人宣布为“罪人”,这难道不是天大的错误?在我看来,在目前中国存在着这样一部把不是恶人的人宣布成“罪人”的恶法,这是对我们民族的犯罪!
我们上面说了,在未来人类社会里,我们国家也有可能产生象有马克思那样的思想大家。同样,既然我们这片伟大国土上,产生“伟大、正确、光荣的红色共产党”,想必未来也会产生一样“伟大、正确、光荣的绿党共产党或黑党共产党”。然而,现在中国人没有参与政治的自由权利,更没组党结社的自由利权。好象中国自有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政治家后,再也不会有其他的思想党,再不会出现别姓的政治家。其实,政治理想也是一种人常情的理想。相信人类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类人,他们爱管国家大事,有着参政议政心理欲望。否则现代人类社会不会规定每个人都有着相同的政治权利──这种人正当的自由权利,是人都会产生的一种思想行为。把现代人正常的、合理合法的思想行为而认定为有罪,这才真正的犯罪。现代民主政治国家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再把这类人物定为“罪人”,只视为“政见不同者”。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会坐牢,也不会遭到打击和迫害。就“颠覆”本身而论,民主国家的《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政权和平有序地转移方式。所以他们国家的政权总是数年被“颠覆”一次,也没从出现国家大乱,人间未日之征兆。这里实想不明白的是,做为中国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那些与他们有同样行为活动的人定为罪人呢?难道我们就不能不象民主政治国家那样,把那些热心参与政治活动的人视为“政见不同者”而不是“罪人”吗?我们一直在说,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富有智慧的民族。然而,长久以来,我们一直糊涂到把一些本无罪的人送进监狱,甚至杀掉。总之,从民族进步来看,“颠覆罪”──是一条阻碍民族发展,吞噬民族精英的大蛇,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耻辱!
我们必须清楚,民主政治是人类进步的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它不可阻挡的事实已在世界众多的国家验证。我们希望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然而不顺应这一不可逆转世界潮流,我们将面临只有民族灾难──那只是时间的长短。历史早就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政权是永固的,现代民主政治思想之所以成为世界潮流,原因它不仅给每一个人的具体政治权利,而且解决了政权可以和平更替,不会让更多人流血丢命。共产党人担心失权后“千万人头落地”,那就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在中国大动荡来临之前,积极主动地推行自由民主制度,否则那不是千万人,而有可能是更多中国人的生命遭到涂碳。
转自《民主论坛》
【大纪元10月9日讯】共产党的教条既害人又害己,实在既愚蠢,又可笑,这里我讲一个真实的笑话,让茶楼酒肆里的老饕们开胃解颐。文革后期,张春桥的胞姐突然要动手术,据说原本只是一个妇科手术,但因为她是张春桥的姐姐,按照共产党的习惯逻辑,这件事就变成了政治任务, 不可小觑。上海卫生局的那班马屁虫,从全市各大医院,精心挑选“出身根红苗正,政治思想过硬”的医生班子,不用说,这套班子清一色的都是共产党员。孰料天 公偏偏与张家过不去,这位尊贵的病人一上手术台上就呜呼哀哉,咽了气。这可不是小事,一时在上海医务系统引起了不小风波,北京派了专案组内查外调,弄得凡是与此事有牵连的人员都胆战心惊,直到四人帮完蛋,张春桥垮台,此事才不了了之。
要知道,在共产党集权制度的统治下,业务过硬的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白钻分子”,只有那些在业务上没有出息,头脑中了毛泽东思想邪毒的家伙,才入党搞政治,上海卫生局整的这一套 “政治挂帅”的医疗班子,不把张春桥的姐姐弄死才叫奇怪。
从我们正常人的逻辑想,治病和搞政治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搞政治可以纠集一批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子弟喊口号,或唆使他们充当打手和炮灰;治病则 需要技术过硬的医生,我们的“伟光正”由于被马列主义邪 教冲昏了头脑,连这点起码的常识也忘记了,演出了这场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淹了自己人的惨剧。
不过话得说回来,中共巨头得了病是决不会请这批“根红苗正”的家伙治疗的,君不见,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重要医疗班子,哪一个不是请美国、英国、德国的洋专家们,这说明共产党搞的这套糊弄人民的玩意儿,高层的心目中清楚得很。
由此及彼,联想起文革中,中共把东北一个卖菜的营业员——劳动模范吴桂贤调到北 京当副总理,掌管与她本行风牛马不相及的文教。这个大字不识几斗的妇女,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接待一位瑞典的科学家,这位科学家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崇敬,说: “你们中国真伟大,出了一位李时珍,他对植物学的研究,比我们的林奈(瑞典植物分类学家)要早好多年。”这位原本卖菜的朴实妇女,根本不知李时珍为何人, 心中发虚,回答不出,却摆出共党官僚的架势,对秘书说:“你去把李时珍叫来,说外国朋友要会见他。”
这个千古笑话,在文革中流传很广,叫干校中的不少知识份子听了欲笑还哭。荒唐啊荒唐,泱泱中华五千年的伟大文化,被中共这群草寇糟蹋得灰头土面,屈辱难言。
文革过去三十多年了,可是那些喝毛泽东思想狼奶长大的狼崽子们正值当年,他们掌握着老子遗留的权力,把持各级岗位,盗窃国库,贪污成性,你去 网上查查那些贪污份子的履历吧,哪几个不是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期间入党的, 如果说文革前和文革后的共产党是一个“伟光正”的党,那么,文革期间这个党是什么东西, 这期间入党的家伙们是些什么东西?
毛泽东生前屁话满口,有句话我们还是可以借鉴的:“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
真是“一句顶一万句”呀,“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
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一日
台湾选手刘佑辰勇夺“世界街头赛车3”中第三名,手持国旗(中华民国国旗)领奖后,台湾选手们准备离开会场,返回选手村休息时,引来十多名大陆选手以“干X娘”、“你是狗生的”等不雅言论来攻击台湾选手,并以“你们那是什么烂旗”来批评台湾选手所拿的国旗,大陆选手中有人更脱口而出说,“你们这样会害我们被禁赛”。现场情势一度火爆。
据央广报导,对台湾选手口出恶言的是以“星海争霸”拿下第二名的沙俊春,以及“魔兽争霸3”16强赛就被淘汰的陆维梁,不但先口头恐吓,甚至对台湾选手动粗,随后被会场保全架开。
当台湾选手准备上车返回选手村,大陆选手又跑了出来,试图阻挡台湾选手上车,险些发生二次冲突,西雅图警方到达现场时,沙俊春马上否认有踢人的攻击动作,台湾方面则紧急找来外交部驻西雅图办事处代表甄国清处理。世界电玩大赛主办单位为保护台湾选手安全,更是指派专车接送回选手村。
选手们返回选手村时,却发现大陆选手正等在台湾选手准备进房的门口,打算继续闹事,台湾选手因此改从其他门口回到房间,并要求饭店人员转告大陆领队约束自己队员,并请保安人员加强巡房。
2001年台湾好手曾政承夺下“世纪帝国2”冠军时,在台上挥舞着国旗,同样也遭到中国媒体的抗议,台湾这次循例向主办单位提出严正抗议。
台湾朝野愤慨
台湾选手又一次在国际舞台上遭到大陆代表辱骂打压。台湾朝野阵营同声谴责,认为大陆选手不该出言污辱,这样全台湾的人都无法忍受。
国民党立委郭素春表示,在国际的舞台上,大家比的应该是实力,不是拳头。
民进党立委王幸男则强调,用这重污辱的方式,台湾人就能心悦诚服的接受吗?
民进党立委王拓更批,中国一再说二岸是兄弟,现在中国代表却骂台湾人是狗生的,那中国人呢?
台湾外交部亦表示,中共打压台湾已到疯狂和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中国选手以不雅言词辱骂与粗暴举动对待台湾选手,已引起国际愤慨,未来台湾选手参加任何国际活动,可先和台湾驻馆联系,取得安全协助。
另外,台湾驻西雅图办事处人员在事件发生后十五分钟内赶到现场,除向主办单位抗议外,并通知美国警方协助处理,以维护台湾团员安全。
【大纪元10月9日讯】几次重读《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内容提要》。(见附录)宋庆龄是个正直、勇敢,一心想救中国的政治活动家,本可大有作为;可惜后期误上贼船,成了毛记封建专制王朝的政治饰品。她无法解脱,悔恨不已,临终前说:“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她痛感作了错误选择,愧对中山先生。其实,她不必如此自责。她从未违背自己的政治良心。是中共利用她的理想主义和政治责任感,使之充当了助毛反蒋的政治工具;后来又因为她不肯违背政治良心“跟党走”,毛对她越来越不耐烦。夺得政权,逐步丢弃伪装,露出比秦始皇更加狰狞的面目以前,民主大旗一直是中共迷惑世人的主要道具。当时许多不满国民党一党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主义者,很难不上当受骗。中共善于假戏真做。许多知名人士看了真做的假戏,便误把假戏当真,大为感动,自投罗网。我不由大胆设想:如果中山先生不死,可能也会上当的。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专辟一章,论证在共产极权制度下“为什么最坏者当政?”。我以为另外还有个简单的道理:一般说来,“君子”斗不过“小人”。“小人”所使用的手段常为“君子”所不屑用、不能用;而且,“君子”往往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小人”的种种翻复无信、卑鄙阴毒,常在“君子”意料之外,使得他们防不胜防。百万右派,谁曾估计到毛泽东会有“阳谋”暗藏?此非智力问题,而是品格问题。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派邓颖超去上海把宋庆龄请到北京,毛亲自去火车站迎接,对宋何等尊敬,态度何等虔诚。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变成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以后,宋的政治利用价值便大打折扣;而且,对于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社会主义方针路线”,宋一再表示不解、时有非议,毛便有话:“(她)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这时,毛已俨然把宋看成了“阶级异己分子”。“文革”时毛又说:“她不愿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这就明明白白要她滚蛋了。根据章怡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的记述,章伯钧被划为“右派”以后,毛泽东也曾令人向章伯钧传达过这种暗藏杀机的话。幸亏宋、章都没有再上这种“火力侦察”的当。倘若不知深浅,略示去意,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吧。
况且,即使中共真的开门让宋庆龄走,她又能走到哪里去呢?当初,为了政治理想,宋毅然背叛国民党,投向共产党。后来逐渐醒悟到自己作了错误选择;同样的政治理想又使她要“背叛”共产党。但是,投向哪里去呢?能去台湾吗?即使台湾能够容纳,她也无颜面对“故人”。可以去美国吗?那也羞于去当个“自作自受”的政治难民。她首先面对的将是无法避免的自我批判。对于宋庆龄这样的角色来说,那可决非易事。需要何等勇气啊!所以,宋庆龄很难公然作出第二次背叛。她真正是有苦说不出,完全陷于无路可走的境地。难怪她会三现“厌世”之意。
想当初,宋庆龄连同救国会“七君子”与国民党作斗争时,何等英勇豪迈。到了共产党治下,为什么都变得“老老实实”,任人摆布了?原因很简单,共产党的镇压要比国民党残酷、厉害一万倍,使你一点动弹不得。首先,毛时代严格的户口油粮制度便是无形的枷锁,它把境内所有的人都像农奴一样束缚在固定地方,使人离开附属点就不能存活;从而不怕你逃跑。另外,四海之内,只有一个能发声的器官---“党的喉舌”。任凭你有多少道理,又有谁能听到你的声音。在这样的基本条件下,他们就可以随意整治你了。流氓政权不但摧残你的肉体,而且毁坏你的名誉,折磨你的灵魂。他们首先烂泼污水,把你“搞臭”。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使得人人自危,争相与你“划清界限”,以图自保,使你感到“众叛亲离”。他们调动起人类灵魂底层最卑鄙的东西,使人不顾良心,出卖朋友,对你“揭发”、“批判”、“反戈一击”,使你有口难辩。他们从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肉体上全面收拾你;而且株连亲友,殃及家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倘若不顾一切,坚持真理,那便是“与人民为敌到底”,更有张志新、林昭等等鲜血淋漓、惨不忍闻的例子在。若非碍于孙中山的历史影响,宋庆龄的结局不会比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好多少。
中国人民误信天字第一号大骗子的美好言辞,作出巨大牺牲,在“红太阳”指挥下,被驱赶着往“共产主义天堂”狂奔,直到筋疲力尽,瘫倒在地,方才发觉已被关在十八层地狱。人物有大小,地位有高低,境遇有不同,但在中共罪恶统治下的感受都差不多。
宋庆龄的悲剧不过是中国民众大悲剧的一部份。《材料提要》记述了宋庆龄五八年起就“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不肯出席“人大”等各种会议,“三次产生厌世思想”,明白表示“对共产党极度失望”。中共夺得政权之初,伪装尚未剥去,宋庆龄仍沉浸在催眠状态之中,五0年曾经要求入党。三十一年之后,宋庆龄躺在医院病床上,弥留之际,中共才想赐给她正式入伙的“荣耀”。可是,虽然觉醒太晚,宋庆龄毕竟已经把中共看清二十余年,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那种令人恶心的“封赐”。宋去世以后,中共依然煞有介事地在讣告中宣布“接受”她为“正式共产党员”。这是中共对宋庆龄的最后一次政治利用,也是对宋庆龄的莫大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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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
(1994年11月,书记处审查通过了党支部委员会整理的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
邓小平批示:还是要去伪存真,敢于修正不实之处。
陈云批示:宋庆龄的品质高贵,在于信仰始终如一,爱国、爱民、爱和平。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要尊重她这一点。
材料内容提要:
宋1950年3月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入党,52年10月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求。毛对宋说:“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55年11月,宋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57年宋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份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58年起,宋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宋只得继续参加。
59年4月,宋在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
宋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3人反对,反对者是:毛、林彪、康生。
当时毛发言:“宋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67年8月、69年11月、76年6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七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70年3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80年11月,宋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
胡、李问宋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10月1日参与提案的立委并在立院召开记者会,除了被遣返的被害人代表出席外,政府发言人、陆委会、外交部及国安局亦派官员代表到场发言,严词谴责中共黑手操控港府迫害法轮功,并支持法轮功学员争取人权。
“七一”遣返事件,经过国际媒体的披露,且在美国国会及德国等人权组织的声援下,确已成为一国际人权事件,它不仅攸关港台法轮功团体的人权、香港“一国两制”尚存与否问题,一叶知秋,中共的人权迫害确已透过港府的屈从行事,延伸到海外的合法信仰团体及个人身上。曾庆红强制要求港府打压“法轮功”的遣返事件,也直接迫害到非法轮功学员的台湾人民身上。
中共在中国8年多来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残杀、活摘器官、酷刑还不够,还进一步用特务流氓在香港打压当地法轮功团体的活动,再下令强制遣返台湾法轮功学员,我们看见港警在香港机场荷长枪实弹暴力对付持合法入境许可的台湾人民,从6岁的孩儿,到80多岁的老人,从律师、记者到家庭主妇各个阶层,竟无一幸免,与法轮功学员姓名英文拼音相同的台湾人照样羁留,不准入境。
“宁可错杀一百,不愿放过一个”的作法,当然不是训练有素的港警发自内心的作为,而是港府特首、高级官员向中共拱手让出了“一国两制”,这对于国际社会、对台湾人,尤其对于热爱自由和法治的香港人民,做出了最耻辱和恶劣的人权示范。
包括我个人在内的台湾被害人,固然不耻港府不公、不义、不法的利用“法轮功黑名单”剥夺台湾人民人权、强迫航空公司在敏感时期配合防堵法轮功学员入境及配合遣返。然而,在台湾的土地上,罔顾国家安全及国人人权,对于中共极权步步鲸吞港人的自由及人权视而不见的政客,还有一些台湾媒体继续为中共喉舌,为中共恶行涂脂抹粉,才是更值得台湾人民忧心的。
立法院为“七一”事件通过跨党派的提案,谴责港府及中共黑手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接下来政府会不会对香港、对中共采取更强硬务实的举措,以彰显“人权立国”,捍卫国人人权的决心呢?法轮功团体目前不仅已向香港高等法院控告香港入境处非法遣返和利用黑名单对原告信仰歧视、在美国国会参加了人权工作小组的法轮功专题听证,还准备往联合国提出申诉。
世界正看着法轮功学员无畏、和平的坚持反对迫害,也同时在看着标榜人权和民主进步的台湾怎么做,希望台湾政府不要比法轮功学员的脚步慢,我们且拭目以待!
【大纪元10月9日讯】(大纪元记者沈周综合报导) 中秋是举家团圆之日,可北京朝阳区有一对近七旬的老人,中秋节日却只能对以泪洗面,思念被非法劳教及被迫离家的三个子女。原本幸福的一个大家庭,因为中共恶党对法轮功的迫害而支离破碎。据明慧网十月九日报导,老人的儿子徐田保二零零一年被深圳劳教所劳教三年释放后,始终有家不能回。儿媳李惠敏被先后非法劳教两次,二零零六年下半年释放后,又直接被单位——国防部直属507研究所软禁至今,一直没有任何音信。小女儿徐云田夫妇也多次被非法劳教、拘留,现一直处于流离失所中。大女儿徐田荣曾于二零零一年被恶警非法判劳教两年。
九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
二零零一年恶警绑架徐田荣时,动用了十几辆警车,门口所有的路被警察和围观的人堵满。因徐田荣拒绝上警车,并给围观的群众讲真相,恶警便用高压电棍电击她,从屋里到屋外,再到街上,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当时她女儿才九岁,看见那么多的警察打她妈妈,便哭着去拉她妈妈,恶警刘延亭一下将电棍电到小女孩的腿上,裤子立即被电棍烧了两个拳头大小的洞。孩子当时就被吓呆了,也不敢哭了。
丈夫父母都遭非法抓捕
徐田荣未修炼的丈夫一看这帮恶徒电孩子,拿起铁锹就要和警察拚命。因警察太多,还没等动手就被围上暴打了一顿。恶警把他也推上了警车拉走,非法拘留了十五天。恶警当天还把徐田荣的父母抓走,关到昌平县沙河看守所,又劫持回济南看守所折磨了两个多月,勒索了钱后才放回。
这期间,徐田荣家里就只剩下她的女儿。等她爸爸被释放后,单位也被吞并了,每月只给发一百元生活费。徐田荣的丈夫每天只能给女儿三角钱买个糖三角吃。两个多月后,等她姥姥、姥爷回来后,孩子已经没人样了,干黄,瘦的皮包骨。而就这样,邪恶之徒还不放过孩子,因孩子以前也和大人一起炼功,就天天去找她谈话,逼写不炼功保证,恐吓她说若不写就不让她上学了,就得退学。还威胁她不要和妈妈联系。从此,她姥姥便没日没夜的捡废品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
直到二零零三年下半年,徐田荣被放回,她丈夫找了份交通协管的工作。而不法之徒为了控制徐田荣,给她换了份又累又忙的工作,月工资仅几百元。可就这样还不放心,经常被上门骚扰,电话监控。
再遭非法抓捕
今年中秋节前,八月十二日,徐田荣在自己家中读法轮功书籍时,突然闯入几个恶警,将她绑架并非法抄家。九月十二日徐田荣被非法判两年半劳教,被劫持到新安女子劳教所。
恶警这次绑架徐田荣时,将她父母和女儿也一同被带走,直至深夜才被放回。两位老人因长期承受巨大压力,更加衰老,心力憔悴。中秋是举家团圆之日,两位老人却只能以泪洗面。
徐田荣的女儿还在上职高,家里的生活支出只能靠丈夫每月七百多元的工资维持。徐田荣的母亲每天出去捡废品,帮补一点;女儿在母亲被非法劳教后,一边上学一边找了份兼职的工作。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孩子就一个人偷偷的流泪,怕她姥姥,姥爷伤心,表面还强带笑容。
【大纪元10月9日讯】(大纪元记者金迪、徐明罗德岛报导 摄影/戴兵)十月六、七、八日,美国东北部罗德岛州温莎基市(Woonsocket) 举行第二十九届秋季庆祝(Autumfest) 活动,三天的活动中,不仅有食物、音乐、手工艺术品、各种表演剧、焰火,还有重头戏──第三天的盛大游行,整个三天的庆祝活动吸引了近八万五千名民众前往,罗德岛州内的数家电台、电视台也进行了现场实况直播。
10月8日,在哥伦布日(Columbus Day)的大游行中,法轮大法的天国乐团、舞龙队和仙女舞蹈队首次被主办单位邀请参加,并作为游行最精彩的方队压阵亮相。其中,天国乐团的百余位成员首次以全新服饰参加游行,其演奏曲“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美丽的美利坚”和“法正乾坤”,震撼数万观众的心。天国乐团的小号手基格拉提 (Steven Gigliotti)表示,非常兴奋,第一次身穿和以前完全不同的前后身印有“乐”的(注:音乐的乐)包括上衣、裤子、帽子和靴子的传统宫廷乐团服饰,和罗德岛民众一起来庆祝“秋之节”。中号手李先生表示,新的服饰色彩很明亮,和其他乐团完全不同,有文官衣和武官衣,再配上乐曲,更能很好的展示中国传统的文化。
乐团指挥说:“这是个配套的整体,从天国乐团的名字,加上震撼的乐曲,还有今天穿的这个新的服饰,达到一个有机的整体,服装和风貌缺一不可。把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风貌,纯美、纯真和那个向上的精神展现给世人。”
沿途热情的观众不断赞叹、鼓掌,称法轮大法的天国乐团、舞龙队和仙女舞蹈队才是有水准的游行。主办单位已表示希望天国乐团明年还能再来参加。
【大纪元10月9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姜远珍首尔九日专电)在南韩境内从事中国民主化运动的两名中国籍人士,今天被南韩法院认定为政治难民,这是南韩首度对境内中国民运人士采取这种待遇。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指出,南韩首尔行政法院行政第十二部于今天表示,为中国民主化运动而成立的某团体南韩支部的某干部二人,日前提出的有关要求取消南韩法务祁不接受难民认定申请的决定。法庭今天宣判原告胜诉。
这两名中国人曾于二零零五年向南韩当局提出难民身分的申请,但遭到回绝。
据报导,这两名人士于二零零二年一月,为了将含有反对中国共产党独裁为内容的信件交给青瓦台而来到南韩,但他们的计划被制止。随后他们在南韩国加入敦促中国民主化的民运团体后,展开抗议天安门事件的集会等民主化运动。
【大纪元10月9日讯】美国前总统里根1987年访问西柏林时,在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前作了一篇演说,其中“拆毁柏林墙”这句颇有煽动性的话与1990年柏林墙的倒塌不无关联。然而在此之前,为是否在演说稿中写上这句话,美国政府的要员们一直存在争议。本文的作者彼得-罗宾逊时任里根总统发言稿撰写人,他在文中披露了当时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西柏林人的情感
我于1983年成了罗纳德·里根总统演说稿撰写人之一,当时我26岁,是写作班子中最年轻的成员,我的任务是将总统的风格和意图融入到演说中。我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里根在柏林墙边的那次演说。1987年,里根因参加柏林市建城750周年庆典而造访西柏林,我当时只是被告知总统要在柏林墙边进行一次演说,大约有一万人到场,而演说中心内容可能涉及到外交政策。
1987年4月底的一天,我在西柏林见到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这位外交官建议,由于西柏林人具有高度的智力和政治敏感性,总统必须注意讲话的分寸,不能太直率,也不能对柏林墙发表过激的言论。这位官员声称,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早就习惯了包围他们的这个建筑物。
在见过这位官员之后,有一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由迪特尔·埃尔兹和英姬波格·埃尔兹夫妇主持的晚宴。迪特尔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不久前才从“世界银行”退休回到西伯林。在晚宴上,我见到了各界人士:商人、学者、家庭主妇……我们的话题涉及到气候、德国啤酒。随后,我提到那位外交官告诉我的话,“你们是否对这堵柏林墙已经习以为常了?”
埃尔兹夫妇和客人们听到此话后不由地面面相觑。我的心凉了下来,难道我的话不得体?冒犯了什么?过了好一阵子,一个男子抬起胳膊,比划着,“我的姐姐住在那个方向,离这里20英里”,他说,“我已经20多年没有见到她了。你认为我能无动于衷吗?”另一个男子也大声说道:“他每天上午上班,要经过柏林墙,东柏林的一个岗亭上总有一个卫兵拿着望远镜监视着他。那个卫兵和我说同一种语言。”接着他解释道,“我们有着共同的历史。然而我们中的一个成了动物园的看守人,一个成了动物,我不能确定谁是谁。”
宴会的女主人此刻忿忿不平地插话道:“如果戈尔巴乔夫所谈的开放和改革是认真的,他就应该证明这一点。他能够推倒这堵墙。”
拆毁柏林墙
回到华盛顿,在一份草稿中,我写道:“Herr Gorbachev(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柏林墙吧。”使用“Herr”(先生,德语)一词是为了取悦于德国民众,而“推倒”是我所能想到的唯一动词。我又用“拆毁”一词代替了“推倒”,似乎觉得词义上显得更有力一些。
到了周末,我只写出了自己也颇感平庸的第一稿。负责审查总统演说稿的托尼在办公室审阅了之后,来到我这里。他把草稿往我的书桌上一扔,说道:“不行。”“你认为哪里有问题?”我问道。“我告诉你,不行。”“那几段不行,托尼?”“整篇都通不过。”
第二个星期,我又写出了第二稿。在这一稿中,我以较强硬的语言向苏联领导人提出了挑战,劝告戈尔巴乔夫“拆毁柏林墙”。5月15日,星期五,里根总统到罗马、威尼斯和西柏林访问的演说稿递交给了他本人。5月18日,星期一,几名撰稿人都被召到椭圆形办公室(即总统办公室)。我写的稿子是最后一篇被讨论的。当联络主任汤姆·格利斯考姆向里根询问他对稿子的看法时,总统只是简单地表示他颇为欣赏。
“总统先生,”我对里根说道,“据我所知,你的演说不仅西柏林人能够听到,而且整个东德都能听到。”无线电波的覆盖范围或许能向东延伸到莫斯科。“您有什么话要对柏林墙另一边的人们说吗?”我问。
“演说中已有了拆毁柏林墙这段话,”他答道,“这堵墙必须倒掉。这就是我想对他们说的话。”
反对的意见
演讲稿被传到国务院和NSC(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审阅。这两个部门都试图否定这篇稿件。他们认为,内容过于天真,不但文字臃肿,而且具有挑衅意味。国务院和NSC各自提交了他们自己的文稿——全文不到7分钟,两篇稿件都删去了“拆毁柏林墙”的句子。
在里根总统前往欧洲的几天前,汤姆·格利斯考姆接到白宫办公室主任霍华德·贝克的电话,要他去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贝克和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格利斯考姆回忆道:“舒尔茨不同意我提交的这篇演说稿,他说‘拆毁柏林墙’这句话会冒犯戈尔巴乔夫先生。可是我解释说,‘国务卿先生,总统已对这句话作了评论,他没有异议。”
当美国代表团到达意大利后,舒尔茨又一次就我写的演说稿向白宫办公室副主任肯·杜伯斯坦提出反对意见。因此杜伯斯坦在6月5日向里根报告了舒尔茨的看法,请总统再斟酌一下这一关键的词语。里根又通读了一遍稿件,并询问了杜伯斯坦的看法。杜伯斯坦表示他赞成用这句话。总统的脸上露出了会意的微笑,并对杜伯斯坦说,“就把它放在里面。”
当里根到达柏林时,国务院和NSC仍把他们的演说稿交给了总统。可是里根最终决定采用有争议的那段话。“国务院的那帮家伙真快把我折磨死了……”里根笑着对杜伯斯坦说。
最终说了出来
1987年6月12日,里根总统面对一大群集会的西柏林市民,站在紧靠着柏林墙的勃兰登堡门前发表了演说。几分钟后,人们就听到了他的那句关键之词:“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毁这堵墙吧。”它直接而明确无误地表达了里根的真实想法。
在1989—1990年发生的苏联和东欧事变中,柏林墙最终被拆除了。
作者:Peter Robinson 翻译:宇帆
--原载:《知识窗》,2005年第12期
【大纪元10月9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日前指出,越来越多的缅甸人正在使用该联盟的突破互联网封锁和检查的全球网络,从而能够在最近军政府的镇压后绕过互联网的封锁,继续和外界保持联系。来自该联盟的两个成员公司极景网络公司和动态网络技术公司的数据指出,最近他们收到的来自缅甸的访问量,与八月份的数据相比,有大幅度的增长。每天来自缅甸的平均服务器点击量从不到4万增加到超过12万。
动态网络技术公司总裁Bill Xia表示,观察显示,一些博客上面来自缅甸的关于民众抗议及政府镇压的文字及图片,是通过动态网突破了封锁而发表的。他说,“很高兴能够帮助缅甸人民绕过网络封锁的监控和跟踪,通过与外界传递真实讯息以对抗暴力的独裁政权。”
极景网络公司总裁黄先生表示,突破网络封锁的技术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都是可以用的。由于中国大陆网民最多,且封锁最为严重,因此我们目前在技术开发上主要针对中国大陆的封锁,但我们的工具开发出来以后是全球性的影响。
他说,“由于缅甸近日的事情使其成为关注焦点,使用破网工具的缅甸用户显著增长。伊朗、越南等国家的用户也很多。这说明我们的工具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随着网络扩展,各个国家地区对网络自由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也凸显突破网络工具的使用价值,很多网民大力支持破网软件。”
Bill Xia表示,我们长期致力于开发突破网络封锁的技术,使得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用户能够自由访问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海外网站,同时更加安全的访问未被封锁的网站。中共是最大的独裁政权,不仅惯用暴力高压手段,而且谎言欺骗用得更是炉火纯青,越来越精致化,因此能够把中共暴力统治的信息传递出来尤为重要。”
他说,“随着别的国家对我们工具的使用,也看到全球信息一体化的过程。随着自由信息更大范围的流动,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也会越来越多。而随着中共信息封锁的失败以及中共解体的过程,别的专制国家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该联盟的成员公司花园网总裁Jack
He表示,集中大家的智慧和能力,彼此分享技术和服务,我们已经建成了一条可以自由穿越网络封锁的“地下铁路”。我们的突破封锁的工具在世界范围内为推进民主和民众反抗专制与暴力起着重要作用,尤其在暴行在被封闭的环境进行时,对于帮助沟通信息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联盟的另一成员公司世界之门副总裁Alex
Wang说,“由于我们的持续推广和良好的信誉,我们的系列产品已经成了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的知名产品。现在看到其它国家的用户也搭乘我们的这个地下列车,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成立于2006年,是由在开发和部署突破网络封锁的产品及服务方面世界领先的几个公司组成的一个团体。联盟的成员公司为推动中国的信息自由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涵盖突破网络封锁的各个方面。来自成员公司的“无界浏览”,“自由门”,“花园网”,“世界通”,“火凤凰”等产品及服务,在中国大陆的用户中广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