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2日(星期五)
为了维护中国普通民众自由生活的权利,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和一切信仰团体的镇压的人权圣火,即将在公布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隔日10月13日,抵达和平奖的颁奖地挪威首都奥斯陆。藉此唤醒地球村的人民,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国,那里正发生着血腥的镇压,世界和平尚未真正的来到。
胡佳表示: 由于杨春林不肯违心认罪写悔过书,在看守所受到虐待,被“钉笼子”——四肢捆绑在铁床上6天之久。并且国保警察以无赖方式阻挠北京维权律师的介入。2007年10月8日,杨春林案件已移送检察院,准备正式起诉。在此之前,黑龙江政法部门取消了杨春林同案王桂林和于长武的取保候审,现在把所有的压力集中在杨春林身上。他能否会见到自己的律师仍然是未知数。
2007年7月6日,黑龙江佳木斯维权志士、自由撰稿人杨春林(笔名魏厚仁)先生被中共黑龙江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抓捕,引起了海内外华人以及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和反响,海外的中文网站《大纪元》等做出了详细的报导,美联社、法新社、德通社等世界大通讯社也都纷纷从北京发出了这个消息。之所以杨春林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和反响,是因为杨春林先生不仅是共产党这个法西斯土匪集团自颠覆中华民国政府以来一直制造的文字监狱正在迫害的又一个可敬、可佩、无私无畏、拥有正义和良知的公民,而且杨春林先生是大陆明确反对北京政府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和第一个与一万余失地农民联名向国际社会发出了"要人权,不要奥会"呼声的英勇志士。
关于李和平律师被绑架殴打致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的公开信
我们是中国的执业律师以及关心中国法治建设的知识份子和维权人士。我们认为,依据暴徒们的如下作案特征:1、在国保的监控之下将人绑架,两辆无牌照的轿车横行北京城几十公里;2、扬言李律师涉嫌某案,使用电警棍殴打,十几人毫不掩饰自己的身份特征,明言让律师"滚出北京";3、不要钱财,只取或毁坏对律师执业有用的证件、资料、手机卡和电脑硬盘;这些暴徒绝不是那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江湖土匪,而是拥有无上权力、具有某种政治背景的特殊职业者。因此,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对作案者负有进行调查、做出解释的义务。
2004年10月27日,有过警官经历的李国柱受驻京外国媒体的委托,冲破当局重重封锁,进到河南省中牟县回族与汉族农民冲突现场采访,使当局投入上万警力封锁的真相以文字、录像、照片的形式被报导曝光。11月11日,一篇以“贝悟春”名字发表的文章《目击者:河南中牟回汉冲突的根源》中具体提到了李国柱也曾经去过的村庄名字,第二天的12日,李国柱在北京被八名警察带走。
一名王姓女教师表示:“公司的一个矿露天矿破产,办理40-50岁职工退休退养,公司把我们也划归为破产单位的职工,并瞒着我们把教师职名改为工人,原本可以领二千多元退休金的,现在按工人工资核算只能领六、七百元。”
北京南站上访村上个月正式开始强拆,首当其冲被拆的是花园村74号户主韩志强。如今他也成了无家可归的“访民 ”,因补偿条件不合理,韩没有在所有协议书签字,住了近30年房屋就这样被强拆了。
私有权益网湖南负责人王季勇对于当局的轰网相当气愤,他说:“轰网跟10日当天的网站的成员集体上访是不是有关并不清楚,但跟我们维权很有关系。全国十个城市还有北京的到建设部维权,把网站也牵连进来才关了。”后又迫于压力才又重新开通。
这些人认真地听着义工讲解天要灭中共和三退保平安。当问他们谁愿意当场三退时,“我退! 我退!我也退!还有我……。”一时间,真把在场的法轮功学员给忙坏了,为了不落下任何一位主动报名三退的人,法轮功学员赶紧拿出随身携带的记事本记录下每一位要三退的人的化名,一数一共19人。中共召开十七大前夕,万名访民联名上书,提出“宪政民主是消解社会冤情的基础”的建议书。9日,一位在北京参与连署的访民,向大纪元退党中心发来一份49人的三退名单。这49位访民都是多次上访的民众,遭到中共地方政府的严酷迫害,曾被打、被关、被拘留、被判刑,他们对这个专制机构的暴政,早已深恶痛绝,从对北京的希望到如今的彻底绝望。
王玉环,一个善良平和、不识几个字的普通六旬老人,因坚持法轮功信仰,八年来被长春警方非法关押十多次。她曾在老虎凳上被撕裂折磨了三天两宿,脚踝露出了白骨,手臂筋骨也被警察反覆劈折而断;她曾被用电棍电击面部至焦糊,她曾被几个警察抬起来往树上死命的撞,她曾被警察用烟头烤眼球,用竹棍扎破两耳,她曾被狱医割开静脉,差点被狱医打针弄死……。她和其他女学员还被扒光身子,一丝不挂成大字型绑在硬木板上二十六天,受尽男警察和男犯的侮辱。
随着17大的临近,官方媒体加强了宣传力度。电视里的配合性报导和节目大幅增加,街头巷尾也挂起了大标语。走进北京大学,“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的横幅映入眼帘。但是学生们关心17大吗?在著名的“北大三角地”,记者遇到了一名大三女学生。
一位朋友来信谈到,中国政府一个代表团在日本宣传说,奥运不需要中国政府投一分钱。许多听众虽然不相信,却无法反驳。因为这谎言无异于将听众当白痴,我担心这位朋友可能听错,于是上网查询。果然,2007年9月20日下午,在中国大使馆本馆电影厅举办了“2008年北京奥运推介会”。在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于再清介绍了北京奥运的筹备和进展情况,并声称“北京奥运将不用政府投一分钱。”
据新快报报道,对于当下大学的办学方式,陈平原指出,中国大学行政主导倾向太突出,使得大学越来越像官场。陈平原认为:”按教育部规定来办学,很可能把一千所大学办成一所大学。”“现在很多教育部、行政部门的退休官员,都去高校做院长、做领导,尽管这带来了资源和人脉,‘办事’方便多了,但是大学里行政力量越来越强,这就干预了大学的发展,造成大学关系带的扭曲。”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份,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三者可谓三位一体。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论证工具,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政治结论。
母亲逝去十一年了,这是一段必要的距离,使我得以比较理性、冷静、客观、公正地对她作一个全面的评价,而不至于因激愤而把她的死因统统归咎于社会弊病。自然,社会病态是导致这个悲惨事件的主因,但毕竟,并不是在这个病态社会中深受其害的人都走上了这条路。社会应负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另外的百分之十,应由我们全家(包括母亲自己)来分担。
成功进入学校的4名朝鲜人躲在卫生间里,后来被赶到现场的中国公安发现。与此同时接到校方电话的韩国驻华大使馆的4位领事到场后,试图用身体阻挡公安带走4人,但最终未能阻止。韩国媒体报导,一名公安人员说:“ 这里是中国的领土,并不是韩国领土。”公安更加把其中两名韩国领事的手反扣在背后。一位韩国领事表示:“中国公安无视韩国领事,不惜闯进韩国国际学校抓北韩逃亡者,对此非常意外。”美国国会计划授予流亡的西藏佛教领袖达赖喇嘛金质奖章,这是美国国会授予平民的最高奖。对此中共政权大为光火,尤令中共感到恼火的是,白宫证实美国总统布什夫妇将参加下周三在国会山举行的颁奖仪式。
达瓦次仁:“他跟我谈到,刚开始工作时他相信是为人民服务,为劳苦大众服务,后来官做得比较大了,今年到省了,他才发现共产党对我们藏人一概都不信任,以及共产党那些为人民服务什么的都是假的,都是把我们西藏人当成是被统治的民族。”
十月十日上午,在即将举行的欧盟和中国的人权对话以及中共十七大前夕,欧洲议会举行了一个关于中国人权和信仰自由的记者招待会,由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Edward McMillan-Scott)主持,人权无疆界组织主任威利·福泰先生(Willy Fautre),欧议会资深议员、跨党派西藏团主席托马斯·曼先生(Thomas Mann),以及欧议会议员森提万尼先生(Istvan Szent-Ivanyi)等特邀参加。
2007年10月11日,瑞典在野党之一的人民党在议会举办《北京奥运有助中国人权否》研讨会。瑞典议员、人权组织和中国专家等参加了本次会议。著名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David Matas)、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曼扬先生、中国独立作家协会创始人陈迈平先生及瑞典国际大赦代表艾玛.慧斯顿女士(Emma Sjostrom)作为嘉宾,就此议题发表了演说。
新唐人是独立客观的媒体,却因关注大陆民生及人权现状,如实报导中共的谎言与暴行,特别是对法轮功团体的残酷迫害,而被中共不遗余力地诋毁、打压和干扰。中共至今保持着毛时代“敌人支持的我们 就反对”的僵化可笑的思维定式,无论新唐人做什么,中共都全力破坏。尽管新唐人从未以中共为敌,中共却出于对一个良心媒体的仇恨,和对中华文化复兴的恐惧 而以新唐人为敌。
由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即将于下周举行,继辽宁省抚顺市三位大陆选手遭中共抄家、搜捕外,再有一位上海选手黄璇佳被中共阻挠而未能及时办理赴美签证。黄璇佳的母亲傅玉霞昨日特意来到香港,替女儿领回今次参加声乐大赛的邀请信,同时诉说被中共阻挠的经过,她说:“也让世界知道在上海(中共)是怎么镇压百姓的!”
邹莫里斯·金赞赏新唐人电视台在举办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所作出的努力: “这表明中国音乐以及新唐人电视台在国际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电视台以及表演者,大赛都将是激动人心的。” “对于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学生而言,我认为这是他们通过家庭的血统找回自己文化根系的机会。 ”
在中国大陆,一个古迹或景观一旦标记了“世界遗产”的称号,随着必然要进行的大力宣传,就意味着带来了一个摇钱树,财源滚滚。可悲的是,“世界遗产”的称号非但没有给其带来保护,反而因为超负荷的承受能力,使其遭到严重破坏,九寨沟,丽江古城,山西平遥古城,清西陵,山东曲阜孔庙...无一例外。
中共高层内斗激烈,十七大前的数轮人事变动后,江派势力进一步萎缩。担心彻底失去权力后遭到清算的江泽民极力推举充满劣迹的周永康进入决策层,藉以控制公安、司法系统继续维持迫害政策。因此对政法系统的控制权以及周的去留成为江胡角力的焦点。
为了鼓励“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并为废除或裁减常备军以及为举行和促进和平会议作出最多或最好贡献的人。”诺贝尔创了和平奖。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荣耀不亚于奥林匹克运动奖,都证明人类对和平的追求与向往。有别于其他四个在瑞典颁发的诺贝尔奖项,和平奖选择挪威首都奥斯陆当作颁奖地。
和平有时是需要用鲜血和生命去争取的。挪威人民热爱自由,他们的先辈抗击共产主义苏联,捍卫欧洲的自由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苏联大肃反 二千万冤魂
上世纪30年代,正当中共的苏维埃政府在湘赣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屠杀中国人民的同时,在地球的另一边,史达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也在大量的屠杀着苏联人民。
从1930年持续到1941年,被称为“肃反”大清洗几乎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党的高官、军队精英、知识精英、宗教人士、青年团骨干、农村的富农、流浪儿童,甚至包括参与清洗的秘密警察……无一幸免。
在大清洗高潮的1937-1938年,莫斯科市曾在一天内就处决上千人,在内务部 的路比扬卡监狱,平均每天登记的执行枪决的数字就有200多起。史达林时期的恐怖暴政所杀害的人数,据1956年克格勃在回答政治局的秘密质询时的通报: 从1935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有大约1,900万人被捕,其中至少有700万人被枪决或在劳改营中死去,实际受害人数远远超出克格勃的统计。即便根据最保守的历史学家们估计,至少也有2,000万人。
前两届政治局委员全部被史达林处死或自杀;苏共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83人被枪毙;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代表1,966人中,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捕;他们绝大多数悲惨地死于集中营和监狱中。
各部部长(人民委员)、副部长多数被史达林枪毙;1941年在明斯克附近一次就枪毙10万人,为节约子弹,苏共当局令两人背靠背、脑袋对脑袋,从而一颗子弹打死2人。为消灭大清洗的知情者,仅1937年史达林就枪决了3,000名执行肃反任务的内务部人员,各州内务部份局的全部领导人被枪毙;1937年,史达林、叶若夫还下令将全国所有的父母被枪决的青少年全部枪毙。
与“大清洗”相伴而行的是大饥荒, 集体化导致饿孚遍野的大饥荒,有欧洲大粮仓之称的乌克兰,某些村庄连一粒种子都没有,人们饿得普遍浮肿,整村整村的人全死光了,饿死700万人。
共产党恐怖统治及其大规模屠杀,使欧州人认清了,共产主义才是全人类真正的敌人。苏联共产党当时已把共产主义瘟疫传染给中国,但侵略成性的它并不知足,它想把共产主义瘟疫传染给全世界。
1939年11月30日,也就是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三个月,苏联红军入侵芬兰。苏联的入侵受到国际社会一致谴责,并于同年12月14日被联合国的前身“国联”开除。芬兰英勇的抵抗,同时国际社会给予大力支持,送来物资和药品援助芬兰。
895位挪威志愿者参加了抵抗苏联红军的战斗,同时还有有8,700位瑞典志愿者、1,010名丹麦志愿者、372名英国志 愿者和210名来自其他国家志愿者参加了战斗。
战争进行到1940年3月才签署停战协定,芬兰将10%的国土划给苏联。战争中苏联红军损失惨重,48,000人阵亡,27万人失踪。此外苏联还丧失了2千辆坦克。红军的将军说在这次战争中“我们仅仅获得了足够埋葬阵亡将士们的土地”。
欧洲反共大合唱
1941年6月21日拂晓,德国联合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意大利、匈牙利等国向共产苏联发动进攻。许多欧洲人认为这是消灭威胁欧洲文明和自由的共产主义的最好契机,许多欧洲热血青年纷纷志愿加入德军,参加对苏联作战。
超过25个德国作战师是由来自挪威、丹麦、瑞典、芬兰、比利时、荷兰、法国、克罗地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英国、瑞士、西班牙的志愿者组成。甚至苏联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各组成了2个德国作战师,另外还有苏联的哥萨克人。非德国籍士兵超过20万人。
1941年初294名挪威志愿者加入德军“诺德兰”团,被编入SS第五“维京”师。“维京”师基本构成是一个主要以非德国籍的志愿兵组成。包含216名丹麦志愿者的“维斯特兰”团,另外还有一个由荷兰、 芬兰志愿兵组成的“诺德斯特”营。
1941年7月至8月,另外一些挪威志愿者组成“SS挪威义勇军”。1943年5月,这支部队与从SS第5“维京装甲掷弹兵师”抽调的也是由挪威志愿者组成的SS“诺德兰装甲掷弹团”以及丹麦自由兵团合编成德军SS第11“北欧”志愿装甲掷弹兵师(又称“诺德兰师”),兵力为11393人。
“北欧”师的欧洲志愿兵们凭着他们超人般的牺牲精神和钢铁般意志同数倍于自己的苏军红军进行了许多激战。往往一场战斗下来有的连队仅剩几人,但仍死守阵地,一步也不后退。有31名“北欧”师的欧洲志愿兵因作战英勇获得骑士勋章或更高级勋章。
1945年4月在苏联红军包围柏林后,“北欧”师奉命保卫柏林。白热化的战斗一直在该师的阵地上持续。战斗到4月26日,“北欧”师被逼退到了政府区,27日撤至国会大厦(Reichstag)一带。从27日至30日守军们就在这最后的几公里德国心脏范围内做最后的抵抗。曾经2000多公里的苏德战线如今只有几公里长了,再也无路可退了,于是有的“北欧”师的志愿兵们就将自己用铁链锁死在据点的机枪座上。
4月29日大部 分德国守军开始投降,防御柏林市中心的只剩下法国志愿兵和“北欧”师的挪威和丹麦志愿兵了。5月1日,“北欧”师命令士兵一步也不准后撤,死守哈林泽车站,当 时装甲兵力为5辆虎王坦克、6辆4号坦克和突击炮以及少量“追猎者”型驱逐坦克。
5月2日后半夜,最后的防线崩溃了,“北欧” 师的剩余战斗人员仍不愿向苏联红军投降,于是以2辆虎王坦克为先导试图突围出柏林,结果所有坦克皆被苏联红军包围击毁,只有少量士兵渡过易北河向 美军投降,其余大部分都战死在柏林。
世界和平尚未到 火炬取代武器
共产主义带给人类的是浩劫,人类的先辈也曾经同共产主义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战斗,如今人权圣火传递到挪威,也是在提醒我们人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能让共产主义的浩劫再重演。中国人民如今还象当年的苏联人民一样被共产党迫害,人类同共产主义的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
欧洲多国人民以当年保卫欧洲自由同共产主义战斗的意志,手持人权圣火跑过了德国、捷克、罗马尼亚、奥地利、斯洛伐克、瑞士、法国、立陶宛、拉脱维亚、比利时、荷兰、瑞典,今天代替他们当年手中的武器的是燃烧着神圣火焰的一把火炬。
【大纪元10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倍受关注的杨春林案已经被移交检察院,在羁压期间,杨春林受到酷刑迫害。杨春林的支持者强烈抗议当局的恶行,关注他的命运并呼吁国际社会营救。北京著名维权人士胡佳认为杨春林的命运直接反应中共是否履行改善人权承诺,胡佳还指出,中共政法系统想要用压制迫害杨春林来恐吓住所有对奥运人权抱有揭露态度的中国公众,为中共奥运血腥“清场”。西安著名异议人士邓永亮认为迫害杨春林是中共邪恶本性的必然选择。
黑龙江富锦失地农民、鸡西市失业矿工、失地农民、受杨春林帮助过的人士等谴责中共迫害杨春林是无人性、无道德的恶行,指出应该进监狱的是中共不法份子。
胡佳:杨春林的命运反应中国是否改善人权
北京著名维权人士胡佳指出,杨春林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维权者,为民请命、不辞劳苦、宁折不弯。他率先喊出的“要人权不要奥运”,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中国政府以奥运的名义对公民施加的暴行。因此杨春林成为政法委的眼中钉,遭到了当局最直接的迫害。他的维权直接涉及奥运的言论自由,作为奥运囚徒,他的命运直接反应了中国政府有没有履行改善人权承诺。
杨春林被佳木斯警方抓捕后,遭到酷刑虐待,当局并百般阻挠辩护律师会见杨春林,目前当局拟对他提起司法起诉。胡佳谴责中共对杨春林的种种非法迫害。
胡佳表示:
由于杨春林不肯违心认罪写悔过书,在看守所受到虐待,被“钉笼子”——四肢捆绑在铁床上6天之久。并且国保警察以无赖方式阻挠北京维权律师的介入。2007年10月8日,杨春林案件已移送检察院,准备正式起诉。在此之前,黑龙江政法部门取消了杨春林同案王桂林和于长武的取保候审,现在把所有的压力集中在杨春林身上。他能否会见到自己的律师仍然是未知数。
胡佳指出,中共在国内已经把维权群体当作头号对手。专制统治下的国家机器,信奉的不是法治而是权力,采取的手段无外乎谎言、恐吓、暴力。政法系统想要用压制迫害杨春林来恐吓住所有对奥运人权抱有揭露态度的中国公众,为中共奥运血腥“清场”。
邓永亮:迫害杨春林是邪恶中共的必然选择
西安异议人士邓永亮告诉记者,在网上发表文章声援杨春林(邓永亮的文章《维权志士杨春林与北京奥运会》于9月份发表在自由圣火网站)是导致他在9月27日被西安国保抄家的原因之一。当局惧怕他17大期间再写文章,便强行遣送他回四川老家,因不愿给老父亲添麻烦,他目前不得不到处流浪。
邓永亮对记者说:“我只不过写文章为杨春林呼吁,西安国保就说我乱说、乱讲,说我替杨春林这样的人写文章。我总共写了3篇文章为杨春林和另外的朋友说了几句话,他们说我引起了麻烦,怕我17大期间再写,就把我赶出西安,搞的我现在到处流浪。”
对当局起诉迫害杨春林,邓永亮表示,杨春林案是典型的政治人权案件,有很大的标志性意义,应该关注这个案件。杨春林坚守自己的人权、民主理念,中共邪恶政权绝对不能容他,迫害是邪恶中共的必然选择。
邓永亮指出,允许律师会见杨春林是最基本的法律程序,中共邪恶政权连基本的表面的程序合法都不讲了,设置重重阻碍。国际媒体应该多为杨春林呼吁,引起国际社会、人权组织、民主国家的元首强烈关注这个案件,发挥他们的作用,至少应该保证杨春林不受虐待。
邓永亮认为,杨春林发出的正义呼声、以笔名魏厚仁所撰写的大量文章、支持2006年维权绝食抗暴运动、为失地农民维权,都是中共所不容的。中共自己说不搞刑讯逼供,却对杨春林严酷迫害,国际社会应首先保证他所受的政治迫害减轻到最低。邓永亮还表示,为自己无法给予杨春林实际的帮助感到遗憾。
律师:检方表示15天后会见
记者联系了杨春林的辩护律师李方平,他表示,已经与佳木斯市检察院取得联系,沟通中检方表示可以会见杨春林。律师征询对方意见何时可以安排会见,检方称15天以后。
李律师:“我们觉的也不在这几天,再过一星期与他们确定一个具体的时间再过去。”
记者问李律师如何从律师角度看待杨春林在看守所受到的酷刑虐待,他表示,从杨春林家人杨春平那里得到这个信息,“这不是空穴来风,我们还会过去确认,如果是存在这样的酷刑对待,我们对这样的事件表示谴责。”
该进监狱的是中共不法份子
杨春林所帮助的富锦失地农民对当局残害杨春林表示愤慨,维权代表王桂林和于长武均表示强烈抗议当局的邪恶行径。他们认为杨春林的号召力,以及他所宣讲的维权理念正被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认同都是中共所惧怕的。他们会时刻关注杨春林的命运。
一位失地农民妇女对记者表示:“上刑多疼呀,如果是我就受不了。杨春林是帮俺们要土地,他是为了别人,现在到哪去找这样的好人?政府就是太缺德了……”。
黑龙江鸡西市失业矿工、失地农民等谴责中共迫害杨春林,无人性、无道德,应该进监狱的是中共的公安、国保的不法份子。
鸡西市失地农民维权代表李志全对记者表示,“杨春林和我是上访时认识的,他是个主持正义的人,很说理的人,就是为中国的民主人权维权的,不是因为政府公然侵害了老百姓的人权,杨春林才维权的吗?而且他是帮别人维权,政府不但不给老百姓做主,还抓人、关人、虐待人,这不是公然违法吗?!那些抓人的公安、国保的不法份子才应该进监狱待着!”
鸡西市失业矿工维权代表于先生悲愤的说:“简直太让人揪心了,太不道德了,怎么能那样呢?没罪的人进了监狱,要民主人权有什么罪?还用刑,不更侵犯人权了吗?!哎呀,简直是没人性呀!我接触过杨春林,他是个很正义、耿直的人。请媒体多多为杨春林呼吁,争取促成他早日释放,别让他在里边再受罪啦。”
鸡西维权人士袁显臣的妻子张女士闻听杨春林受到酷刑迫害时表示,“更侵犯人权了,本来就没罪,把人家抓起来,还用刑,太没人性了……”。
黑龙江佳木斯市民王桂芝,孙子被佳木斯大学附属医院假药治死,5名家人遭到医院黑社会的暴打。今年3月她的冤案发生后,杨春林写了大篇幅文章揭露医院的黑暗。
王桂芝表示他们全家人都声援杨春林,“杨春林是被政府逼出来的维权,他是主持正义的人,替老百姓说话。他现在受难了,我们就要为他说话。”
王桂芝:“我的案子现在还拖着,前两天我到向阳分局去问,国保们都知道杨春林。我跟他们说,公安局抓人、关人、给人上刑,不讲法律,更不讲道理,是胡来!国保说:你不知道情况,别瞎参合。我说你们才是知法犯法的,杨春林维权不犯法,犯罪的是你们!”
【大纪元10月12日讯】2007年7月6日,黑龙江佳木斯维权志士、自由撰稿人杨春林(笔名魏厚仁)先生被中共黑龙江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抓捕,引起了海内外华人以及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和反响,海外的中文网站《大纪元》等做出了详细的报导,美联社、法新社、德通社等世界大通讯社也都纷纷从北京发出了这个消息。之所以杨春林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和反响,是因为杨春林先生不仅是共产党这个法西斯土匪集团自颠覆中华民国政府以来一直制造的文字监狱正在迫害的又一个可敬、可佩、无私无畏、拥有正义和良知的公民,而且杨春林先生是大陆明确反对北京政府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和第一个与一万余失地农民联名向国际社会发出了"要人权,不要奥会"呼声的英勇志士。《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先生以题目《中国逮捕反奥运活动人士杨春林》报导了杨春林的有些情况。东方先生的这个报导容易给人是似而非的感觉,根本没有把杨春林遭受迫害的本质以及杨春林的正义行动予以彰显,也没有把杨春林是反对中共当局举办北京奥运会的具体诉求讲清楚。东方先生的这个报导容易给人不好的分析和联想:不是中共逮捕了杨春林,而是代表中共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的黑社会化的北京当局逮捕了杨春林,中共虽然自己口口声声说他们代表中国,只是婊子立牌坊而已。杨春林在2006年的绝食抗暴斗争中就提出了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呼吁,今年又联名一万余失地农民向国际社会发出了"要人权,不要奥会"的呼声,但是,我们不能够认为他是反奥运活动人士,他反对的是2008年中共举办的这个具体的奥运会,因为这次奥运会是罪恶和反动的,是侵犯老百姓权益的奥运会,他和我们许多人一样,他并不反对奥运会本身。
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是一个反人类文明、侵犯基本人权、与奥运会的宗旨和主题相违背、侵犯北京人民以及中国人民权益的大合唱。中共当局举办的北京奥运会的情形,基本是1936年在德国柏林举办的奥运会的翻版。这两次举办奥运会之前,这两个国家的人权活动分子、异议份子、基督教教徒、天主教教徒等一切信仰人士都惨遭当局的残酷镇压,其中,在德国迫害最烈的是犹太人,在中国则是法轮功;这两个独裁政府都在企图借奥运会增加自己的合法性。北京政府在举办北京奥运会的手法除了与柏林举奥运会的所谓全名动员、全名参与之外,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北京奥运会是个铺张和腐败到了极端、北京人民的权益被侵犯到了极端的奥运会。"北京奥运村的霓虹灯下有血泪,北京奥运村高楼下有白骨"。
杨春林先生是位下岗失业工人,是位自由写作者,是2006年绝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以魏厚仁的笔名在《自由圣火》等网站发表了许多支持法轮功信仰群体、民主运动、维权运动的文章,写下大量批判专制统治残暴行径的文章,像《中国政府黑社会化是共产邪教的必然归宿》、《声援泛蓝联盟就是声援我们自己和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国人我们还是人吗?》等等,并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大无畏精神,勇敢地站在2007年维权抗暴的第一线,并身体力行的表率了自己发出了把2007年做为入监狱年的号召,可谓求仁得仁。此等言行一致,敢做敢为的英雄,为中国人的民主事业树立了伟大的榜样。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刺刀、坦克的威逼下,在共产党把利益作为唯一导向的精心宣传下,中国人成为了只顾嘴的猪和听共产党话的狗。但是,杨春林先生不会做狗,也不愿意当猪,他要当人,要争取人的权利。他毫不留情的指出北京奥运的罪恶本性。共产党当局所以要迫害他。现在,杨春林先生正在为自己的誓言和伟大的理想、行动付出代价。我做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确实拿不出一点实际的行动来帮助这位头脑清醒、大智大勇的英雄,我感到很无奈。
由于当局已经把奥会当成了最大的政治,任何有对奥会不同看法的人,共产党都非常敏感,无论谁公开反对中共当局的奥会,必遭打击。杨春林先生被抓捕的直接原因就是他组织失地农民联名发出了"要人权,不要奥会"呼声。杨春林这种行为,使共产党非常恼怒,欲除之而后快。非常遗憾的是,与杨春林先生被抓捕原因相关的国际奥委会要么无动于衷,要么假装不知道,任由北京政府颠覆奥运精神迫害杨春林。国际奥委会有义务关注杨春林先生被抓捕的事件,有义务要求北京政府无罪、无任何条件释放杨春林。从杨春林先生被抓捕开始到现在发生的有关于他的情况来看,国际奥委会这些国际组织如果不强有力的伸出援手的话,杨春林先生遭受的迫害程度将非常严重。
2007年7月,杨春林先生开始被抓捕的时候,特务就说是共产党高层指示下的行为,这应该基本是真实的,反映了北京政府的一贯政策和敏感心态。更为严重的是,抓他的特务还说"他勾结海外反华势力并且接受海外特务经费,企图颠覆国家政权,他的案子,黑龙江省和佳木斯市都有专案组,是涉嫌国家性质的重大案件"。这都是非常吓人的说法,要是共产党的诬陷一旦成立,杨春林的被迫害程度将非常严重。杨春林先生被抓捕后,中共当局给他的家人和同案另一维权代表王桂林以巨大的压力,也是为了迫害的方便和加重迫害的目的。在国际社会和国内友人的呼吁和帮助下,杨春林的家人为他聘请了律师,但是,律师现在根本就见不上他本人,特务们摆乌龙。律师会见杨春林的过程让人哭笑不得。特务们声称,"杨春林案件,黑龙江省和佳木斯市都有专案组,是涉嫌国家性质的重大案件,要向专案组反映,再给律师结果。"9月4日,黑龙江省杨春林案件专案组和佳木斯市杨春林案件专案组居然想把杨春林的辩护人李方平律师和张建国律师带到佳木斯市司法局分开讯问。最后,特务们祭出了翻天印——此案涉及国家秘密。反正,就给你制造麻烦,让辩护律师白跑。黑龙江的特务应该是跟许万平案和高律师案的特务学习了不少,学习到了对付人权律师的本领——就不让人权律师进入,由特务自己"请律师"。我现在甚至认为,如果国际社会不努力的施加压力的话,李方平律师和张建国律师会像高和许的家人请的人权律师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的可能性都没有。
维权英雄杨春林是今年共产党当局迫害的典型之一。他被迫害的程度非常可能是严重的。我呼求海内外的正义人士,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中国人的英雄和民主斗士、2007年维权抗暴的航标——杨春林先生。
关于李和平律师被绑架殴打致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的公开信
【大纪元10月12日讯】联系电话:86-13501091828 86—15964249241
签名人:
滕彪,学者,律师
李建强,律师
孙光全,律师,
张鉴康,律师
王建波,律师
龙永生,律师
庄道鹤,律师
艾晓明,教授
叶孝刚,退休教授
苏元真,退休教授
胡佳,维权志愿者
刘荻,网络作家
赵达功,作家
东海一枭,作家
李元龙,新闻记者
刘逸明,网络作家
何俊仁,律师,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香港)
司徒华 ,支联会主席(香港)
冯爱玲,文员(香港)
潘嘉伟,非政府组织工作者(香港)
武宜三,自由撰稿人(香港)
郑义,作家(美国)
陈奎德,博士(美国)
徐文立,教授(美国)
童屹,律师(美国)
胡平,政论家(美国)
王军涛 ,学者(新西兰)
巫一毛,作家 (美国)
潘晴,亚太人权理事会理事(新西兰)
陈维健,亚太人权理事会理事(新西兰)
陈维明,亚太人权理事会理事(新西兰)
王宁,亚太人权理事会理事(新西兰)
李冬,亚太人权理事会理事(新西兰)
达尔,亚太人权理事会理事(新西兰)
草虾,亚太人权理事会理事(新西兰)
秦越,新闻记者(加拿大)
刘京生,网络作家
李剑虹,网络作家
曾仁全,作家
温克坚,网络作家
秦耕,作家
野渡,网络编辑
陈 西,自由撰稿人.
李 伟,自由职业者.
朱正元,自由职业者
刘树蓉,自由职业者.
张明珍,失业者
杜和平、民间自由思想者.
张新佩、自由职业者,
廖双元、自由撰稿人,
杜导斌,作家
李国宏,自由撰稿人
吴玉琴,自由撰稿人,
任伟仁,维权志愿者
李任科、自由职业者,
申有连、退休工人,
邓永亮,失业者
吴 郁、 单位职工,
全林志、中学退休教师,
陈德富、自由职业者,
张重发,自由职业者,
马桂荣,自由职业者,
邓浩阳,自由职业者,
曾 宁,自由撰稿人,
王荣清,维权志愿者
王东海,网络作家
王富华,网络作家
高海宾,网络作家
邱更耀,维权人士
范子良,退休工人
吴高兴 ,网络作家
万征 , 中学教师
邹巍,维权志愿者
毛庆祥,维权志愿者
吴晓玲,维权志愿者
徐光,网络作家
叶晓光,维权志愿者
来金彪,维权志愿者
叶建,维权志愿者
蒋彦民,维权志愿者
刘进成,维权志愿者
陈映映,维权志愿者
陈龙德,维权志愿者
昝爱宗,新闻记者
胡俊雄,维权志愿者
魏政凛,维权志愿者
张政宗,维权志愿者
杨建鸣,维权志愿者
徐国庆、自由职业者,
王德邦,维权志愿者
陈雷 ,建筑工程师
徐江姣,维权志愿者
叶金娣 ,维权志愿者
叶金娥,维权志愿者
朱锳娣,工人
赵立,中学教师
沈利虎,退休工人
陈渭湘,退休工人
张义才 ,退休工人
杨松年,退休工人
陈韧建 ,退休工人
王柏松 ,退休工人
张美金,退休工人
刘淼,作家
李永清,退休工人
李宪彪,退休干部
王荣耀 ,商人
野火,网络作家
黄晓敏,维权志愿者
刘飞跃,维权志愿者
冯岩,维权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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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永德,民间维权者
王莉英 ,退休工人
唐荆陵,法律顾问(广州)
刘慧卿,立法会议员(香港)
So Lai Fong, 社工(香港)
陈仕强,教育工作者(香港)
余杰,作家(北京)
王有才,UIUC 博士候选人
万延海,公共卫生专家(北京)
关尚义(John Clancey),香港律师
古清儿,新闻记者(台湾)
庄耀洸,律师
张祖桦(北京 宪政学者)
伍凡,学者(美国)
王光泽,自由撰稿人(北京)
李国柱今年51岁,儿子五岁,李国柱的妻子因交通车祸而残疾。李国柱曾是黑龙江监狱管理局的警官,因举报司法干部腐败,遭到黑龙江省司法厅和哈达岗监狱官员的打击报复,被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关进劳教所八个月,上访四年无果。
2004年间,他在北京和著名维权人士叶国柱等人挺身带头维护访民权益,参与了很多访民在公安部、高法等地的抗议活动,有力的促进了国内维权活动的高涨,国内访民的悲惨处境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媒体以及民众的关注。
2004年10月27日,有过警官经历的李国柱受驻京外国媒体的委托,冲破当局重重封锁,进到河南省中牟县回族与汉族农民冲突现场采访,使当局投入上万警力封锁的真相以文字、录像、照片的形式被报导曝光。11月11日,一篇以“贝悟春”名字发表的文章《目击者:河南中牟回汉冲突的根源》中具体提到了李国柱也曾经去过的村庄名字,第二天的12日,李国柱在北京被八名警察带走。
此后,贝悟春向记者表示:肯定是当局查到了李国柱他留给村民的名字和电话,才抓到他的。
李国柱被抓后,从2004年11月以后,相关人员和众多老访民都失去了李国柱的下落,偶然有人传说李国柱被劳教三年,但详情不知。今年的9月27日,李国柱设法联系到大纪元记者,告知自己被劳教三年,于2007年8月20日释放。
李国柱回顾了被劳教的原因:“就是为了回民报导的事情。他们抓到我之后,不审不问,只有北京安全部的人问过我,你去河南干什么了?大家都心照不宣。他们当天连夜从北京专车把我押回黑龙江。”
他还揭示了当局劳教他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当时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栗战书开会指示,李国柱维权,对黑龙江省危害最大,一定要稳控在当地。”
2004年,中共当局连续对多名维权领军人物判刑,其他被判刑的还有:申请天安门广场万人大游行的新疆李小成获刑一年六个月,申请918万人大游行的北京叶国柱获刑四年,北京刘安军两年,天津郑明芳也是两年。
李小成、刘安军、郑明芳、李国柱业已出狱,他们都没有放弃维权活动。李小成向记者表示“我绝不会接受流氓政府的判决”,要坚持上诉;刘安军也持续关注北京及全国访民维权活动,是北京当局严控对像之一,十七大前已经开始了对他的监控,警察对他表示监控将持续到11月末;郑明芳出狱后,忍受着当局长期监控、骚扰和殴打迫害,仍不时的为其他访民呼吁;李国柱也表示:好多老上访的(案件)一个都没有解决,我被逼的不得不再背水一战。”
10月初,为了给儿子看病,李国柱带着妻儿进京。12日,得知李国柱被抓消息后,记者电话采访了李国柱的妻子王福香,她说:李国柱是前天(10日)走在阳桥附近被他们抓走的,已经被他们带回鸡西,现在被关在鸡西两西看守所里。
十七大前的12日,据多名观察人士表示,北京从天安门到上访村布满了警车和警察,外地警察已经公开穿着警服截访抓人。李国柱的妻子带着孩子不敢出街,很是仿徨。
【大纪元10月1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采访报导)《中国经济时报》刊登记者庞皎明采写调查报导揭露武广铁路工程偷工减料,使用假粉煤灰。由于铁道部的反弹,中宣部认定报导为假新闻,对报社和记者进行通报批评。今年2007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刊登记者庞皎明采写的两篇调查报导,揭露湖南广州“武广高速铁路”工程施工弄虚作假,偷工减料,使用假煤粉灰。7月26号,《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在网站上披露,确认7月22号《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庞皎明遭遇死亡威胁。报导后,铁道部认为该报导为虚假新闻,要求不能再继续报导,并通报给中共中央宣传部。
后来该报继续发表跟踪报导,掀起轩然大波,铁道部和中宣部联合向《中国经济时报》施压。9月底,中国记协的官方网站公布了“关于中国经济时报严重失实报导的通报”。本台记者打电话给庞皎明本人了解情况,庞皎明说,他在报社得到一些同事的支持---
庞皎明:“因为大家对我的工作作风,对我的各种调查的做法都比较了解。不可能是我莫名其妙就制造了一个假新闻,调查不属实什么的,因为同事们都比较了解我。”
记者:“你觉得是不是在中国做调查报告的记者如果揭露一些有关经济利益和工程的话,压力会比较大?”
庞皎明:“这个得具体事情具体分析,不过,这种调查会有各方面的压力,这肯定是有的。”
2007年9月20号,《中国经济时报》决定向上级主管部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通报,按照中宣部的要求,认定庞皎明的有关报导为假新闻。庞皎明对此表示---
庞皎明:“按我个人的看法,我不可能接受他们说的我的报导失实的说法。这是他们一方的说法。至少我报导出来的事实都是经过认真的核实查证了的,至少我会对我的新闻负责。”
记者:“那为什么中宣部说你的报导失实?”
庞皎明:“他们可能有他们的角度,各方面的立场或者是各方面的角度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记者:“《中国经济时报》是不是已经不聘任你了?”
庞皎明:“这个问题还在进行当中。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结果,所以现在不好说。”
原《中国海洋报》记者昝爱宗说,庞皎明曾在《中国经济时报》做了关于厦门“甲苯工程项目”的深度报导,引起了广泛关注。他认为,中国记者做有关工程项目的调查报导困难重重---
昝爱宗:“因为这样的报导涉及到国家的重点工程,所以他们根本不让你报导负面的东西。前不久,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一个包工头说有质量问题,然后全国的媒体,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转载,所以他们非常紧张。他们防媒体防得非常紧。
前不久,我看香港《明报》报导宁波9月份的一次污染事故,国内报纸没有一家报导的。他们防得非常紧,突发事件也好,对政府腐败或者是工程质量丑闻,他们都是封锁新闻,一般都是封掉了。记者也不能进入现场。”
昝爱宗说,中国的记者如果触及官商勾结等敏感问题,往往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打击报复---
昝爱宗:“做调查记者不但要受到工作的危险,还有可能挨打,很多记者都是在采访的时候被打了。今年就发生了好几起了,湖南的凤凰大桥倒塌事件死了64个人,《人民日报》的几个记者就在那里被打了。所以,这样一系列事情的出现,使中国好多记者都要做老实的记者了,也不调查了,也不报导了,就做宣传。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昝爱宗还就这一事件在“六四天网”发表文章,批评中宣部偏袒铁路部门,打压揭露弊端的记者的作法。呼吁受害记者以法律为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大纪元10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熙采访报导)十三名40-50岁的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扎赉诺尔煤业公司职工培训中心教师,本月份在网络上投诉,今年一月分被煤业公司划归为破产单位的职工,并把教师职名改为工人,强迫他们写退休申请。这批教师是在八十年代,相继被分配到培训中心的职工中专、技工学校担任教学工作,为矿山培养了一批批的技术人才。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着。
扎赉诺尔煤业公司前身为扎费诺尔矿务局,属国有独资公司。1998年下放到内蒙古自治区所辖,2003年又下放到呼伦贝尔市所辖,企业类型为大型国有企业。
旗下职工培训中心拥有一百多名的教师,分派到各所属各个学校,专门培训技术工人,在职进修、参加高考等各项教学。今年有十三名教师被煤业公司强迫写了退休申请。
一名王姓女教师表示:“公司的一个矿露天矿破产,办理40-50岁职工退休退养,公司把我们也划归为破产单位的职工,并瞒着我们把教师职名改为工人,原本可以领二千多元退休金的,现在按工人工资核算只能领六、七百元。”
李姓教师则说:“我们哪个单位也反应不了,没人听你诉说的,退了就回不去。把我们退了以后有些又被反聘回去教,但只能是当代课老师,有课才有工资,这是变相裁员。”
周姓教师表示:“当局不是讲政策上谈和谐吗?我们只希望错了就改正,或是按教师标准办理退休。”
据知,现在培训中心的各个学校都外聘了一定数量的教师,而中心为了保证正常的教学也不得不反聘这些退休、退养的教师。虽然这些教师的心里委屈,极度的不平衡,但为了生存,为了吃饭,也不得不继续工作。
【大纪元10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 北京南站上访村上个月正式开始强拆,首当其冲被拆的是花园村74号户主韩志强。如今他也成了无家可归的“访民 ”,因补偿条件不合理,韩没有在所有协议书签字,住了近30年房屋就这样被强拆了。整个上访村共有37户北京居民,韩志强的房屋建于1980年,总面积是142.8平方米。他和太太下岗八年,至今连低保都没有。
韩志强表示,他什么协议都没有签,它给的条件太不合理,补偿款在北京连一个两居室的套房都买不到。房屋被拆了,他现在废墟上搭了一个棚子居住,跟访民没有两样。
9月26日下午,当局派出警察、城管、消防及民工100多人,出动20多辆车子,开始强拆花园村74号,用铲车、推土机挖掘,瞬间就把房屋拆毁,而房东和访民的东西都被埋在瓦砾之中。
韩志强披露,他们为什么要征上访村这块地呢?其实就是看重北京南站未来的商机,政府和开发商想大捞一笔,现在周边土地价格一直在涨。当地法院的裁决程式是违法的。
他指出,这块地 05年12月开始拆迁,当时以建绿化地为由征地,现在快两年了,连一棵树都没看到。不但没有绿化,反而抢在北京南站动工前六个月,把这块地提前征了,其实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属于抢征国家重点工程土地。
因北京南站还未建好,当地政府把这些土地征完后,盖了好几栋违章建筑,租给外地人,专做收废品的生意。
韩志强租房给访民十几年了,以前他不能理解上访人的举动。现当局强拆的场面,让他看清楚政府真面目,能真正体会访民的酸甜苦辣。
租住74号的访民表示,当天房东大骂共产党是土匪、强盗,没有手续就强拆,像土匪一样,门被砸成像烂铁,拆完了也没有给房东任何手续。
韩志强表示,他下一步还是走法律途径,确认丰台区政府和法院违法执行征地行为。
据悉,05年年底动工的新北京南站建设工程总投资约63亿元人民币,建筑面积为2.6万多平方米,建筑规模仅次于北京西站。这里将做为众多铁路线路的始发站,未来将带来巨大的往来人流,商机无限。
【大纪元10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熙采访报导)中国私有权益网,为一由全国各地经租房主所组织的房产维权网站。10月10日中午,北京公安局以十七大言论的稳定为由,强令北京负责人梁景禄将网站关闭,11日居于压力于关闭一天后重新开通。梁景禄表示:“私有权益网主要是提供经租房、文革房以及拆迁等相关资料查询,网站关闭后对经租房主的维权活动,势必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不便,除非当局将房子还给他们,否则抗争行动绝不会停止。”
私有权益网湖南负责人王季勇对于当局的轰网相当气愤,他说:“轰网跟10日当天的网站的成员集体上访是不是有关并不清楚,但跟我们维权很有关系。全国十个城市还有北京的到建设部维权,把网站也牵连进来才关了。”后又迫于压力才又重新开通。
王季勇还说:“马进是北京经租房负责人之一,是被打得最严重的一个,中国政府五十年了不还老百姓房子又打人。轰网站也很不应该,不给我们讲话机会,我们只是要我们的房子,唯一的财产,我们要求的很不高,基本上能维持生活就好。”
中国经租房主按照中国宪法要求依法维权,但在中国维权却显得相当艰难,维权人士都感叹中国政府不按宪法、法律行事,有人维权几十年了,到死还要不回他的房子。
梁景禄告诉记者,在9月分曾被公安跟监了一天,十一之前警告他不准参加维权活动,所有行动必须回报,造成他日常生活上很大的不便,10月11日公安通知他去谈话并告诉他下周起要限制他的行动范围。
中国各地的维权人士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和监控,北京如此,武汉如此,浙江温州也是这个情况。据悉,武汉负责人萧沧海目前已经无法联系上,这是当局打压异己下又一个受害者。
【大纪元10月12日讯】[三退精彩小故事] “我退! 我退! 我也退! 还有我 ……”近年来,国外著名旅游景点最别致的景观就是法轮功的真相展览。
一个旅游团在观看法轮功真相展时告诉三退义工,他们从北京来,九评共产党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他们都看过了,都已经存在计算机里了,贵州境内“中国共产党亡”的大石头也都知道。
其中一位男士对法轮功学员说:“我真佩服你们!到处都能看到你们的人。你们要坚持跟他们(中共)斗到底。”
义工对他们说:“我们不是在跟谁斗,我们不为名、不为利,我们是在救人!你们难得有机会出国,赶快抓紧三退了吧。不是让你们到单位去退,我可以帮你们在海外的大纪元网站上退……。”
这些人认真地听着义工讲解天要灭中共和三退保平安。当问他们谁愿意当场三退时,“我退! 我退!我也退!还有我……。”
一时间,真把在场的法轮功学员给忙坏了,为了不落下任何一位主动报名三退的人,法轮功学员赶紧拿出随身携带的记事本记录下每一位要三退的人的化名,一数一共19人。
这位义工事后表示,像他们这样争先恐后的喊着、争着要三退的情况,以前曾经听说过,但她本人还是第一次遇到,她为他们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而感到高兴。
(*注:退党服务中心声明:用真名、小名、笔名、化名三退都一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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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精彩小故事] 女儿请义工为父母三退
在“中国共产党亡”藏字石的巨幅照片前,站着看似一家的四口人。在场的退党义工上前跟他们打声招呼,他们也亲切的回应着,谈话间得知这对年轻夫妇的父母刚刚从中国大陆来探亲。
这位退党义工指着照片向他们解释:“这是贵州境内的一块大石头上面的六个大字,这块巨石是2700万年前天然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害死了太多的人,现在又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是你要灭它、也不是我要灭它,是老天要灭它,这六个天然形成的大字就是天意。赶快抓紧机会三退吧,别在天灭中共时当陪葬。”
年轻的女士悄悄地告诉在场的义工,她和她的先生住在国外,早已经退了。还说:“在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像你们一样的人。”她又说:“因为父母刚来加拿大,还没敢跟他们讲这件事,怕他们不理解,你给他们讲讲吧……。”
退党义工认真地讲着,这对老人认真地听着。当问他们是否同意给他们起个化名帮他们三退时,他们欣然地答应了,并向义工道谢。这两位老人的女儿也笑了,连声说“谢谢!”当他们结束参观、准备乘车离开前,再次走到这位义工身边又说了声“谢谢”!
在场的退党义工说,像他们这样一家一家集体三退的情况不在少数,经常发生。
(*注:退党服务中心声明:用真名、小名、笔名、化名三退都一样有效。)
【大纪元10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玲采访报导)中共召开十七大前夕,万名访民联名上书,提出“宪政民主是消解社会冤情的基础”的建议书。9日,一位在北京参与连署的访民,向大纪元退党中心发来一份49人的三退名单。这些访民因征地、拆迁、改制、转业、枉法导致他们上访。访民们表示,中共疯狂的截访,用软禁、关押,劳教等残酷手段迫害访民,很多人多年上访没结果,他们已经认清共产党的邪恶,声明退党的人越来越多。
一位女访民表示,前一段时间,她用一个声明表发出去,一共有49个访民要退,当局通过电话监听,把她那几个朋友抓起来打。
一些已声明退党的民众,现在都自发的传播退党消息,在当地成立退党中心,当大纪元退党义工提醒他们要注意安全时,他说在大陆生命早已没有了保障。
另一位退党访民表示,“我们镇上还有一个点是办退党报名的,现在我们做哪一样事是安全的,在街上摆摊也不安全,做什么都不安全,谁愿意这样苟且偷生。”
一位广东退党访民说:“上访就被投入黑监狱迫害,太没人道了,他描述了在黑监狱的亲身遭遇,并决定退出邪党。”
这49位访民都是多次上访的民众,遭到中共地方政府的严酷迫害,曾被打、被关、被拘留、被判刑,他们对这个专制机构的暴政,早已深恶痛绝,从对北京的希望到如今的彻底绝望。
一位访民表示,抓进去里面要关多长时间也不知道,黑监狱的人也不知道,里面老弱病残的访民很多,其中有一个小孩才四岁多,父母关进去,他也关在里面,那么长时间,连卫生纸什么都没有。
一位北京维权人士表示,上访者维权带动了很多民众的觉醒,不再屈服于共产党的暴政。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2700万人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及其一切邪恶组织。
【大纪元10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华综合报导)被高智晟律师称为“从老虎凳上走下来的圣贤”的长春法轮功学员王玉环老人,在经历九次死里逃生后,今年五月九日再度遭警察绑架,九月二十四日被秘密折磨死后,直到十月九日家属才得到死亡通知。王玉环,一个善良平和、不识几个字的普通六旬老人,因坚持法轮功信仰,八年来被长春警方非法关押十多次。她曾在老虎凳上被撕裂折磨了三天两宿,脚踝露出了白骨,手臂筋骨也被警察反覆劈折而断;她曾被用电棍电击面部至焦糊,她曾被几个警察抬起来往树上死命的撞,她曾被警察用烟头烤眼球,用竹棍扎破两耳,她曾被狱医割开静脉,差点被狱医打针弄死……。她和其他女学员还被扒光身子,一丝不挂成大字型绑在硬木板上二十六天,受尽男警察和男犯的侮辱。
她曾被看守所折磨出乳腺癌,她还被诊断活不了几天,然而,凭藉超常的意志,老人在九死一生中,活着闯出了魔窟。然而今年五月九日,老人再度被非法抓捕,这次她再也没走出魔窟了。据悉,这次大规模抓捕是由吉林省公安厅、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共同参与的,王玉环、冯立平等近七十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据五月中旬长春第三看守所传出的消息,王玉环他们被关在那里,冯立平的一只手臂被打成了残疾。
从那以后,王玉环音讯全无,直到十月九日晚,警察打电话通知家属: “王玉环吐血,抢救无效,已经死亡。”其实,王玉环在半个月前的九月二十四日已在长春市中心医院去世。家属问遗体在哪,警察没说,具体怎么死的也不得而知。
大纪元曾报导过老人的遭遇:“王玉环 九次从魔窟闯出来的女人”,2005年老人曾讲述了她被警察用老虎凳酷刑折磨的惨状,高律师听后,不禁尊称她为“从老虎凳上走下的圣贤”。下面是老人的一段回忆:
“警察开始每隔五分钟给我上一次大刑。每次把我反绑的胳膊往前摇再往后摇,只听到骨头‘卡嚓’脱臼的响声。撕心裂肺的疼痛使我几乎昏厥,顿时汗水、泪 水涌出。紧接着他们再狠命地按着我的头往胯处,因胸和腹部被铁棍固定在老虎凳上,这样来自警察的力量使我的脖子欲断裂的感觉,胸部和腹部被铁棍顶的异常痛苦和疼痛,每一秒钟我都感到我即将窒息。他们还用绳子将脚腕绑在固定的铁环上,然后猛力往后拉铁环,使脚腕被拉扯得钻心的痛,同时另外的警察用力按住我的头部往胯处,痛苦和疼痛使我全身不停地颤抖。
在每五分钟一次重复这样的大刑中,汗水、泪水和从伤口里流出来的鲜血浸透了我的头发和衣裤,后来难以承受的疼痛和痛苦使我一次次的昏死过去,他们一次次的用凉水和滚烫的热水把我浇醒,热水把我本已受伤的皮肤烫得更破了,我真的不想承受这难熬的痛苦,我希望他们能用枪子打死我。”
老人所有的“罪过”只是因为她坚信“真善忍”。有读者投书说,如果说几年前胡温不知道各地610所干的罪恶勾当,如今在高律师公开信后,王玉环老人还被折磨死了,这说明什么?听由罪恶的继续,不也是在犯罪吗?人的忍耐和神的等待都是有极限的。若不尽快停止这场反人性的迫害,正如高律师所说,我们中华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大纪元10月12日讯】(美国之音记者:张楠2007年10月11日北京报导)中共17大即将召开,北京市居民对这次大会反应不一,有关注民生的,有期待政治改革的,也有漠不关心,甚至毫无所知的。随着17大的临近,官方媒体加强了宣传力度。电视里的配合性报导和节目大幅增加,街头巷尾也挂起了大标语。走进北京大学,“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的横幅映入眼帘。但是学生们关心17大吗?在著名的“北大三角地”,记者遇到了一名大三女学生。
记者:我是媒体的,我想问一下你对17大有什么想法。
学生:什么?
记者:17大。知道什么是17大吗?
学生:不太清楚。
记者:17大是什么?
学生:17届人民代表大会。
记者:不是。
学生:那是什么呀?
记者: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学生:那不是差不多吗?”
还是在三角地附近,一名学法律的大一学生正在为一项奥运活动做宣传。
记者:你对奥运很关心,对17大也关心吗?
学生:还好吧。
记者:有没有对某一个问题特别关注?
学生:目前还没有。我都没有具体考虑过。
在1989年的那场学生民主运动中,三角地曾经是学生领袖发表演讲和各种信息流传的地方。李海是当年北大学自联的外联部长。
李海说:“那个时候,三角地主要是一个发布的地方,有各种各样有意思的消息。看板被贴满了,还有墙上。在胡耀邦刚去世的时候,有很多有意思的对联、各种诗歌、各种说法,非常吸引人。”
而今,物是人非。三角地周围看版上张帖的不再是跟政治有关的信息,而是“豪华单间”、“考研公寓”之类的租房小广告,演出海报,或者是外语辅导通知。
不过,也有北大学生从民主的视角观察17大。一名心理学专业的同学告诉记者,他关心的是17大召开的形式。
他说:“大家是不是都写好自己的意见,然后读一下这种形式呢,还是展开激烈的讨论?大家都很统一口径,还是会有一些争论?”
他说,现在北大的学生干部很多是通过竞选投票产生的。候选人要进行自我宣传,介绍工作规划,还可以贴海报为自己拉票。
其实,不仅学生对17大不太关注,就连俗称“鸟巢”的国家体育场的副总经理张恒利听到记者的提问都愣了一下。
他说:“嘿,您提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建设还是比较忙,我对这个关心的也比较少,体会不是特别深。但是我觉得,我们干好本职工作就是对17大最大的支持。”
有学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不能指望每个人多去关心17大,这既不现实,也未必是好事。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中,毛泽东一句话,“关心国家大事, 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全国人民投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内乱当中,人人关心政治,个个参与政治,结果是天下大乱。
李海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他说:“随着经济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空间不限于政治了。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它可以看作是一个进步。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我们是在一个民主国家的话,人们对政治的关心度要大一些。他们连十七大和人民代表大会都分不清楚,这说明我们国家在政治体制方面存在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政治已经完全被垄断了,已经完全和我们这些老百姓没有关系了。”
谈到他本人对17大的期望,李海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到了“不变实在代价太大的时候了”。他认为,中共越早开启政治改革的进程越好。不过他说,这种想法很可能是幻想,他准备迎接幻想破灭后的失望。
【大纪元10月12日讯】一位朋友来信谈到,中国政府一个代表团在日本宣传说,奥运不需要中国政府投一分钱。许多听众虽然不相信,却无法反驳。因为这谎言无异于将听众当白痴,我担心这位朋友可能听错,于是上网查询。果然,2007年9月20日下午,在中国大使馆本馆电影厅举办了“2008年北京奥运推介会”。在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于再清介绍了北京奥运的筹备和进展情况,并声称“北京奥运将不用政府投一分钱。”这里且不再讨论于副局长说的“经济学家经过计算,奥运可以拉动GDP的3-4个百分点”等没影的事情,因为前些年也有经济学家论证教育产业化可以拉动GDP多少个百分点,后来又不愿认帐的事情发生,只讨论“不用政府投一分钱”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于副局长计算“奥运成本”的方法颇为奇特,他如数家珍般历数“比赛时间共18天,不算场馆和基础建设,这次奥运会的举办经费需要24亿美元,而买走了奥运会转播权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将付16.7亿美元,其中国际奥会分成51%;中国的奥运组委会将分得49%,加上奥运会市场开发,如奥运商品、邮票、赞助等,完全能支付24亿美元的运营费用,不用中国政府投资一分钱,而且还会有两三千万美元的剩余,剩余的钱将建立一个运动员基金会”──如此巧妙地将比“举办经费”昂贵数倍乃至十几倍的奥运场馆与基础设施费用撇开,仅剩下那18天的花费,不知道于副局长的成本核算出自哪位高手指教?
顾名思义,奥运会的举办经费就是举办奥运所花费的一切相关费用,其中可分为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所有的间接成本,如宣传费用、培养运动员等巨额费用可以不计入“举办费用”,因为反正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器本来就养在那里,不宣传奥运也照样花钱;花钜款培养的运动员,中国不举办奥运也得参赛,不会让他们闲着。但与举办奥运有关的直接成本无论如何不能从奥运成本中剔除出去。
首先,奥运场馆与基础设施的兴建所花钜资不能从成本中剔除。中国从获得举办资格之后,为了建设奥运场馆而大兴土木。在“一切为了奥运”这个政治前提之下,奥运工程均被列入国家工程,均由政府拨出专款投入,而原定投入的170亿美元远远不敷需要。早在2004年就有陆续有消息传出,奥运场馆普遍超出预算,据北京市奥组委执行委员魏纪中透露,仅2008奥运会主会场国家体育场(俗称鸟巢)的实际支出就超出预算50~70%。更有专家上书,指出由求大、求新、求洋而带来的安全与浪费问题,正成为2008北京奥运会场馆建设中的“硬伤”。
其次,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国家体委组织10万官员出国培训“如何办奥运”(不包括2004年蜂拥至雅典奥运会取经的大批官员在内),因为这些官员考察的目的就是“如何办奥运”,这一笔笔专项“考察费用”毫无疑问应该列入举办奥运的直接成本。
第三,“奥运猪”、“奥运水果”和“奥运蔬菜”等的养殖,都是为了让国际社会放心而不计生产成本的产品。根据已经透露的养殖及种植方式,其投放成本均远远超出同类产品。按照中国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维持国际形像的惯例,这种高成本投入的农产品不可能向参赛者与“国际友人”按成本销售。可以推断,养殖者与种植者获得的高额补贴只可能来自于政府。这些费用当然也不能剔除在成本之外。
最后,还有一种中国当局讳莫如深的“成本”,那就是上百万失去住房的北京居民与失去土地的市郊农民所丧失的生存权。据日内瓦居住权与反迫迁中心的调查,因举办北京2008年奥运会而被迫搬迁的北京居民已达100多万,到奥运会开始前,这一数字将会增至150万。正是这100多万北京居民对自己生存权的被迫“让渡”,才使得奥运场馆用地价格极其低廉,大大降低了中国政府举办奥运的成本。从少部分反抗者如叶国柱一家所遭受的残酷打击中,可以推测出因举办奥运的拆迁发生了多少人权悲剧,而这些人权悲剧是无法用金钱直接测度其损失的。
上述“奥运成本”举世皆知,面对铁的事实,中国官员撒谎如此从容不迫,让每一个希望中国保持稳定的人深感绝望。
──转自《华夏电子报》第213期
“行政力量干预大学发展”
据新快报报道,对于当下大学的办学方式,陈平原指出,中国大学行政主导倾向太突出,使得大学越来越像官场。陈平原认为:”按教育部规定来办学,很可能把一千所大学办成一所大学。”“现在很多教育部、行政部门的退休官员,都去高校做院长、做领导,尽管这带来了资源和人脉,‘办事’方便多了,但是大学里行政力量越来越强,这就干预了大学的发展,造成大学关系带的扭曲。”
陈平原认为,大学发展的脚步乱了,“百年办学”的思路被压缩了,大学涌现一种大跃进的思潮——都希望快速发展。“当今许多校长都希望在几年任期内,使大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几年下来,唯一发生变化的只有建筑。当今中国大学的好处就是房子盖得漂亮。”
为此,他提出,办大学需要给教授、学生自由表达、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我反对一流学者当院长”
谈完大学发展,陈平原开始质疑学校聘请一流学者当校长的行为。他直言,大学里不同的学院、学科都有各自的发展,要做到协调不同的学科利益,就必须“由二流的学者当领导”。
他解释:“一个人的专业到达顶尖状态,就会有一个盲点。这种人当校长,很容易刚愎自用。过于强烈的学术背景和突出的学术成绩,很容易使人产生偏见。第一流的学者当了校长,很难对其他学科做出支持。有些人当了领导还要做学问,乱套了!”
“极少教授仍能心如止水”
大学需要围墙吗?陈平原直抒己见:“中国的大学都有围墙,但是围不住。教授已经很难再心如止水了。过于世俗化,已成为大学的又一大问题。”
陈平原认为,一次性建设而成的大学城,硬件很好,但缺乏历史感。此外,目前很多老师不住在大学城,一放学就走人,大学里只剩下朝气蓬勃的脸孔,也不适宜发展校园文化。
【大纪元10月12日讯】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份,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三者可谓三位一体。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论证工具,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政治结论。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从不讳言他的政治经济学是所谓“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这就决定了他的学说绝不可能属于全人类,也不可能适用于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时期,它必然具有不可避免的狭隘性和盲目性。他在这部份论述中,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以“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并据此断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
然而,谬论永远经不起思辩和现实的检验。
一、“剩余价值”学说的经济学缺陷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最引以为自豪的“两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一切政治观点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所谓剩余价值就是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以上的那部份价值。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归宿,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源泉。
为了揭露剩余价值的“秘密”,马克思搞了一大堆的概念,诸如具体劳动和抽像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使用价值和价值、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等等,不一而足。对剩余价值最具有直接意义的概念便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马克思认为,所谓不变资本,即资本家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份资本。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的,在生产过程中,它只是转换了存在的物质形式,而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所以马克思把它叫作不变资本。所谓可变资本,即资本家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份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再生产了自己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的余额,这部份资本从不变量变为可变量,所以马克思把它叫作可变资本。马克思由此推断,不变资本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只有可变资本才能带来剩余价值,只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才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或者干脆说,剩余价值本来应该归工人所有,却被资本家无端强占了。
对于马克思的无稽之谈,也许早就有人不服气了,也许早就有人争辩道,所谓的剩余价值应当是由不变资本或全部资本带来的。但究竟是哪部份资本带来了剩余价值,似乎是一个永远纠缠不清的问题。这正是马克思自以为得计的地方,对此,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有所流露。
毫无疑问,仅在这个层面上,的确说不清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后各取所需。但稍微前进一步,就会立即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破绽。因为马克思压根没有考虑剩余价值可能出现负值的情况以及对负的剩余价值应作如何处理。
勿庸置疑,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常会出现企业亏损甚至倒闭的现象,与此紧密相关的剩余价值,其出现负值的情况也应是经常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不会总是表现为 “剩余的价值”或“扩大的价值”。也就是说,尽管按照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但具体的劳动并不一定总是创造了足够大的价值,甚至适得其反,劳动直接生产了一个负的价值。
我们不能借口在宏观上剩余价值经常表现为正值而回避微观上剩余价值出现负值的情况。实际上,宏观上所表现的剩余价值为正值也不是必然的。马克思讽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对剩余价值的来源作过认真的回答,而他本人却从来没有正视过剩余价值为负值的情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致命弱点。
关于负的剩余价值的处理,我们还得演绎马克思的思路。按照他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理论,剩余价值为正值时应当为工人所有,那么,剩余价值为负值时也应该由工人来负担。因为马克思曾力证资本家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没发挥过任何作用,他既没参加劳动,也没参加管理,就连监视工人劳动一类的事情也由他的工头和经理去承担了,资本家是地地道道的寄生虫。
“让工人承担亏损”的结论大概是马克思所始料不及的,当然也是自称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革命领袖”所不能给予首肯的。但这个问题谁也绕不开,而只要提出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头上就立刻罩上了乌云。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剩余价值为负值时由谁承担作出回答,但不等于马克思真的没有发现剩余价值为负的现象。更不等于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没有明确的态度。事实上,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企业倒闭、资本家破产甚至跳楼自杀也像工人失业一样司空见惯。他的合作伙伴恩格斯自己也曾数次破产。然而,马克思并未根据他的理论得出资本家在企业倒闭时应当免责、资本额应当保全的结论,相反,他却在资本家破产跳楼时在一旁手舞足蹈、幸灾乐祸去了。他显然认为企业亏损乃至破产的责任理所当然地应当由资本家承担。这就是马克思无赖气十足的剩余价值正负责任观。
也可以这样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可怕的东西并不是他显在的“剩余价值论”,而是他潜在的经济后果“正负责任观”。正是他患了庸俗的“红眼病”,他才编造出所谓“经济剥削”的谎言。
二、经济模式论
1、经济模式的概念
众所周知,马克思所谓剩余价值的概念是与经济学上利润的的概念紧密联系的,但由于马克思认定剩余价值只是由产业工人创造的,因此,从剩余价值到利润,马克思转了好大一个圈,并且,正如他对剩余价值的考察那样,马克思仅考虑了利润和利润平均化等问题,却仍然没有正视与利润相对应的亏损的存在。
为更通俗地说明问题,我们抛弃马克思剩余价值的概念而从一般企业(而非单纯的生产企业)的角度来考察利润。如果用利润代指经营后果的话,那么我们根据利润的正负将其区分为盈利和亏损两种情况。
下面我们就引入经济模式的概念,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错误,并定义:所谓经济模式就是在经济过程中,扣除对经济要素的合理补偿后,经济要素对经济后果的分配体制。在这里,经济要素有两种,即资本和劳动,其主体为资方和劳方;经济后果也有两种,即盈利和亏损。
我们无须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直接考察盈利或亏损究竟应该归劳方还是应该归资方。不难算出,根据这两两相对的四个因素,只能排列出四种不同的经济模式。第一种是盈利和亏损都归资方,我们称之为自然经济模式;第二种是盈利和亏损都归劳方,我们称之为影子经济模式;第三种是盈利归劳方,亏损归资方,我们称之为马氏经济模式;第四种是盈利归资方,亏损归劳方,我们称之为无名经济模式。
2、各种经济模式的特点
之所以称第三种经济模式为马氏经济模式,是因为它是马克思潜意识里所认同的一种经济模式,这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说明。但它的错误却出人意料地直白浅显。虽然它与无名经济模式迥然不同,但它们的性质却是相同的。这两种经济模式都是把经营风险和经营收益的归属割裂开来,因而违反了人的本性,这也决定了它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不可能存在。同样,建立在该两种经济模式基础上的任何理论也必然是荒谬的,不仅没有丝毫价值,而且只能成为人类社会的精神垃圾。
影子经济模式虽然使收益和风险的归属得到统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存在,但无法正常运行,只能成为一场恶作剧。该模式的特点是否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将其置于似无还有似有还无的地位,于是一切弊端皆由此而生。第一,该模式不可能自发产生。因为在该模式下,投资就意味着所有权的完全丧失。投资者虽然不会为投资承担任何风险,但也不能占有投资收益。投资没有利益驱动,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投资的动力。这种模式的建立,只能像马克思所勾画的那样依赖于通过“革命”对现存资本实施的强制没收。第二,它不鼓励资本积累和再投资。该模式强调企业的收益全部归工人所有,任何形式的截流都是对工人的“剥削”。而积累就意味着工人分配的减少,最可怕的是一旦积累转化为投资,它所形成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样必然地与它一切形式的所有人相分离。第三,企业的亏损必须由企业工人承担,并必须以工人个人财产予以弥补,以保持企业资产额的完整,这是该模式下的企业不致日趋萎缩从而走向灭亡的根本保证。但该条绝难执行,因为由劳动者承担风险,从根本上违背权利规则。第四,企业内部不存在资本保值增值的自发机制,而必须依赖于企业外部的约束力。但由谁来实施监督,他的监督是否可靠有效?这是不得而知的。因此,该模式处处弥漫着一股死气。
自然经济模式是现实经济社会中的通行模式,它以尊重所有权和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念为存在条件,并以此促进权利和自由的发展。它克服了其他模式的所有弱点,成为唯一完美可行的经济模式。它不仅使收益和风险的归属得到统一,而且还昂扬着无限的政治经济生机。第一,“谁投资谁受益”促进了投资和再投资;第二,“谁投资谁担风险”明确了责任,优化了管理;第三,自由的雇佣和被雇佣,使机会成本降到最低,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劳方和资方的利益,而不是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此消彼长,相互对立;第四,由资方承担亏损,解决了影子经济模式下负盈不负亏的问题。
【大纪元10月12日讯】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自杀前一天的情景。这个流血的创口是永远不会完痊愈合的,我早就想对这个使我创巨痛深的悲惨事件作一个分析,既用以警诫世人,也用以聊作救治我内心伤痛的一副安慰剂。可是始终没有时间。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那么多的事情。还因为没有适当的心境。母亲逝去十一年了,这是一段必要的距离,使我得以比较理性、冷静、客观、公正地对她作一个全面的评价,而不至于因激愤而把她的死因统统归咎于社会弊病。自然,社会病态是导致这个悲惨事件的主因,但毕竟,并不是在这个病态社会中深受其害的人都走上了这条路。社会应负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另外的百分之十,应由我们全家(包括母亲自己)来分担。
坦率地说,我从来不曾料想过母亲会走上自杀这条路。她从来是那样刚强、自信、生气勃勃,好像是根本与自杀无缘的。如果我早有机会读到《自杀论》这部著作,我一定不会这样轻信。利他型自杀的人正是具备母亲这类素质的那些人。但母亲的死,却并不是纯粹利他型自杀,那要复杂得多。
母亲算不上出身名门,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我的外婆杨惠敏曾是同盟会会员,据说相当能干。外公杨定华也是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当过小小的县官和别的什么不大的官,因为同情共产党,放走过共产党嫌疑犯(他说:学生娃娃懂得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所以没能升官。四九年以后,也许是因为与毛泽东的表兄兼老师王季范的交情,外公当了一阵国务院参事,六二年病逝于长沙。
不管怎样,像母亲出身的这种封建家庭,礼教很严,“忠、孝、节、义”等等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在母亲幼年时就深深扎了根。母亲很孝顺,但并不怎么听话。母亲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产党,娶了姨太太之后,外婆就与他不和,所以四九年时带着大姨妈随舅舅撤退到台湾,舅舅当时在国民党军队的空军里边。大姨妈杨端淑及舅舅杨长庚四九年随外婆去台湾后,从此杳无音信。贞淑姨妈一家八口——她、姨父罗泽荣及五女一男—— 五O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写信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公正廉明、为民拥戴,催他们回大陆。
姨妈一家听了外公的话,回了大陆。万没想到,没过多久,姨父就被指为“潜伏特务”——也是活该倒霉,他原在国民党空军里管电台,还是个上校——抓起来判了二十年徒刑,送到北大荒,直到六九年刑满,释放后不久就病逝于东北。姨妈每当说起姨父,都极为伤心。她说姨父是她一辈子遇见过的最宽厚善良的人,我相信她的判断。安邦表弟就很像他父亲,真可以说是“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姨妈一个人带着六个子女,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一岁,自己原本没有工作,只能由政府救济性地安排个职业,后来才慢慢得到中学教员的职位,月薪只有三、四十元,要养活一家七口,其苦况可想而知。我清楚记得,小时侯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会收到姨妈的来信,母亲边看边叹气,然后照例是寄钱过去。
相形之下,我们一家就幸运得多了。母亲从小要强,读书时永远考第一,她和贞淑姨妈两人被称为“姊妹花”——聪明,功课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毕业以后,外公外婆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么大学?但母亲闹着非要上,结果在南京女子师范读了两年,家里无论如何不给学费了。她一气之下,报考了“华侨师资训练班”,三九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马来亚,日寇入侵后到了印度,先后在加尔各答、孟买、噶伦堡办华侨子弟学校,成绩斐然,在当时的侨界很有点名气。看过她那时照片的很多人都说她像电影明星。总之,那时的母亲是男士们争相追求的目标。而这也就种下了婚后不和的恶果。
我父亲周达夫,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奇特的一位。他那时也在印度,先是在泰戈尔的国际大学读书,后来得了孟买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当过记者、编辑,后来教书。他为了追求母亲,几次大发神经,还闹了一两回自杀。母亲被追得没有办法,心想此人至少将来不会亏待她。再说,父亲当时年轻英俊,前程无量,母亲便嫁给他了。结了婚可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似乎也是人之常情。
父亲心地很不错,古道热肠,但身上的缺点实在太明显了。第一,他是个医学书上叫作“循环性格”类型的人,兴奋时口若悬河,如脱缰之野马,什么话也存不住;抑郁时又心灰意懒,悲观厌世。第二,完全不谙人情世故。世间一切人与事,在他眼中都大大变了型,其真面目他从来似乎没有想到费心去研究一番,只是凭他的脑子一转,只听三言两语,就可遽下断语,而且一经决定就很难改变。别人心里想的,和他眼中所看到的,经常相去极远。他对你的热心和好意,有时颇令人感动,但对你说的话没有一句能进入你的心坎。第三,自视极高,自以为聪明盖世——那也非虚,他的老师、准老师如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黄侃、钱玄同等似乎都夸他很聪明。他的毛病是极浮躁,母亲说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而且,我看他是根本无心治学,对玩政治那一套倒兴趣极浓——还是母亲看得准,说他不像个教授,倒像个“失意政客”。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母亲从小再三告诫我们“远离政治”。第四,脾气时好时坏,坏时什么人都敢骂。据母亲说是几乎骂遍了他所认识的一切人。把朋友、同事、上级得罪一个遍。骂人还很刻毒,专揭别人的疮疤。第五,生活习惯不良。极懒极懒,家务事从来是一根指头都不想伸一伸,他以为大教授就得别人侍候,却不想想母亲也得上班,家里还并不是总有佣人。又邋遢,年轻时西服革履倒还颇神气,到了“学雷锋”的年代,可就每下愈况了。这种生活习惯与母亲真是水火不相容,母亲是个极爱整洁的人。但我发现象父亲这样不爱整洁的人常有个大优点,就是生活上很淡泊,无可无不可,从不挑剔,好侍候。
总之,父亲的这种种毛病,没有一样不招母亲反感。母亲原是个极能干、极好强、人缘好、性子急,爱整洁爱漂亮的女人,一向也是自视甚高,于是结婚不久就开始后悔。但是很快,生下了我,母亲稍觉安慰。我生在印度噶伦堡,那是个极美丽的山城,在喜马拉雅山南坡,背后就是雄伟的大雪山。主演“乱世佳人”的费雯丽就生在那里。据她的传记作者说,费雯丽的母亲怀孕时,医生请她每天看看大雪山,说是这样生下的孩子一定美丽,因此之故,鄙人我大概也多少沾了点大雪山的灵气。我出生不久,有父亲的朋友顾铁鈇见了,非说是“抱错了”,抱了一个外国娃娃回来。
我生下不久,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许了个大学校长的职位给父亲,于是一家三口回国来了。那时,国民党溃败在即,大学校长连教员的薪水都没处去弄,于是父亲到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当了个穷教授。说是穷教授,可比现在体面多了,一家住一幢小洋房,后来是两家合住一幢大洋楼,我家住楼下,楼上是中大化学系一位姓李的教授。我永远忘不了楼前的大花园,绿草如茵,各种花木浓荫蔽日,那棵大英雄树(木棉树)下,不知留过我们小时玩“过家家”烧灶时的多少烟痕。那是一种典型中产阶级的生活,或者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生活,乃是等到共产党一旦腾出手来之后就要大加修理的,一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能容忍的丑恶生活。
我两岁时,母亲又生下了妹妹。妹妹是奶奶(父亲的伯母)带大的。小弟出世是在北京了,他是一位安徽籍奶妈(叫王木英)带大的。那年安徽发大水,奶妈一家活不下去,只好撇下刚生下的儿子出来作奶妈,她的儿子后来到底饿死了。父亲说起这事,总是很伤感,又好像有点内疚。其实这根本不关他的事。
广州气候很热,蚊子又多,所以我从小就闹打摆子(疟疾),发高烧时那些恐怖的梦境我现在还能记起。加上先天不足(我出生时才五磅一),从小没有什么病是我不曾得过的。母亲为我真是操碎了心。那些母亲在我病床前守候的情景,我永世不能忘。但是很遗憾,这可不是一副“慈母”景象。母亲脾气急躁,又从来不会讲一句温言软语。我记得的,就是她一边照料我这一年到头生病的倒霉鬼,一边抱怨着、责骂着,好像生病全是我的错。其实我敢说世上像我小时候那么乖的孩子着实不多。我是那种胆小怯懦得出门时总要紧抓住母亲的裙边不放的小孩。我现在还记得母亲穿着高跟鞋和丝绸旗袍,打着阳伞带我出门的情景。一直到我进了幼儿园,能带着妹妹上学下学时,母亲才考虑找个工作。
像她这种“资产阶级教授太太”,找个革命工作可不那么容易。中小学校长一类的事决不会请她做,而那是她最得意的事业。那时,适逢与苏联老大哥打得火热,全国上下都学俄语,母亲也就自学起俄语来。凭着她的聪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学得不错。不久,全国“院系调整”——按照老大哥的教育体系,把中国的英美式教育制度来个大清算,中大中文系并到北大(北京大学),于是乎一家人举家北上。记得临上火车时,王力先生把白兰地当葡萄酒喝,喝得酩酊大醉,还是父亲把他扶上了火车。
这时,“旧”知识份子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五七年“反右”,不知怎么搞的,父亲居然成了漏网之鱼(母亲说是多亏她从旁提醒)。父亲的说法是,他一贯拥护共产党。他说解放前夕,为了参加进步活动,国民党政府要抓他,还害得我们一家跑到香港去躲了半年多。
但他老人家是不安分的人,好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不当,硬是跑去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情报研究室翻译资料。没干几年,又不干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学术上,父亲简直就心不在焉。原先还发表了几篇像模像样的研究成果,后来简直就不知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级别也从来长不上去,母亲越发瞧他不起,“离婚”的话头总是挂在嘴边。但看在三个儿女分上,又于心不忍。
从我懂事起,父母间的战火似乎从未止熄过。吵架不必说了,动手也是家常便饭。那真是一个恐怖世界,我愿奉劝天下一切忍不住要动手打架的父母们千万不要有小孩。来北京后,母亲先是在北京第十九中学教俄语,颇觉失意,终于费了老大的劲,设法调到了北大俄语系,当一名四处跑腿的小小资料员。这对于婚姻不如意,从来又是事业心极强的母亲来说,那是再晦气不过了。别的教授太太当然也好不到哪儿去,母亲偏又越来越“革命”了起来,发誓要彻底洗净身上的“资产阶级淤泥”,所以和教授太太们越来越合不来。
我不清楚这种思想观念、情感、立场的巨变是怎么发生的,总之母亲对毛泽东那一套渐渐走火入魔了。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入党”、“入党”,对家务和子女越来越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党联系人无止无休地汇报思想。母亲这时一切从简,尽力“向劳动人民、向工农兵看齐”。又来了个什么“三年困难时期”,物价暴涨、百物匮乏。偏偏我又得上了“富贵病”急性传染性肝炎。少许存款,连同母亲年轻时积攒下的一点金银首饰,陆续被通贷膨胀的血盆大口吞吃了个干净。那时一两黄金的国家收购价仅只九十余元人民币,简直是掠夺性的。母亲卖时一边肉疼,一边自我安慰,说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党却不是那么好入的。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有些人穷毕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门而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这一门“入党学”,我建议立这样一门学问,俾为有志者指点迷津。
我还没有见过比母亲更信党、更爱党胜过一切的人。入党,这是她后半生的全部生命意义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什么价值。丈夫不必说了,需要的话,家庭、子女、亲友乃至她的生命,什么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献给党。生命算得了什么?她根本不怕死。当年乘轮船从新加坡逃往印度,天上的日本飞机又轰炸又扫射,别人吓得要死,她却若无其事。
党的大门却对她紧闭着——不是彻底关闭,留着一丝丝缝隙,透出一线线光明,让她永远不至彻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一大帮亲戚朋友在海外、在台湾;在党的困难时候,她没有过丝毫贡献——尽管她说她年轻时就向往进步,结交共产党朋友,并且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她过去的生活方式可疑——完全是一位资产阶级阔太太的模式,尽管她说她不过是个知识份子,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但她不敢否认那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圈子;更要命的是,她还加入过国民党——虽说她检讨过一百次以上,说那是生计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个该死的“侨资训练班”,拿不到饭碗,而且一上了开往海外的轮船,她就把国民党的党员证撕碎扔进了大海,可是毕竟,谁又看见了这回事?再说,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加入国民党,而他们也要吃饭。只有拚命地工作,拚命地检讨、忏悔、拚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拚命地汇报思想情况。她若是大有名气,有些社会影响,出于统战需要,倒还有可能得到格外关照,可她偏偏并无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党学的天赋,不那么粗直坦率,不那么缺乏分寸感,不那么显得过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绝对没有。但这些终究是“也许”。于是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除去六二年前后那一段“修正主义大泛滥”的短暂时期外,我从不记得有“家庭温暖”一说。小弟还小,可爱又顽皮,胆子又大,母亲把对他的教养之责简直就交给了我。父亲是采取了逃跑主义,索性搬到单位去住,周末才回家。母亲常常夜深才踏进家门,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入党,又累,心情又怀,经常拿我们子女出气。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对我们除了责骂,就是大上政治课,和学校里天天教的、报纸上天天讲的一模一样,实在没有再重复的必要。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风声是越来越紧了,人际关系恶化,家庭内部也充满了紧张、烦躁、火爆的气息。如果是一个和睦团结的家庭,家长又比较明智,没有像我父母那样走火入魔(父亲政治上的癫狂程度不亚于母亲,只是更缺乏马克思主义味道,一听就知道他全然不入流,他自己却还自我感觉良好),那就多少还能制造一个人工小气候,减轻些外来疯魔病毒侵袭造成的危害。我们家却正相反,谁也不和谁说人话,说的一概是报纸上那套疯话,内忧比外患还要严重。父亲又改不了他那套洋洋自得、跃跃欲试的劲头,实在是一脑子浆糊,却又自以为得计,时不时发点人所不敢发(别人是不敢说,他却以为只有他慧眼独具)的惊人之语,骂骂斯大林,骂骂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他实在是一片好意,却不知对斯大林情有独钟的大有人在,大大地有人在。已经是“文革”前夕了,那是什么年代!别人割舌尚恐不及,他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回他很快地干出点名堂来了,原教育部大学部悄悄地把他列入了“反革命分子”的名单。
我对毛的那一套要用“精神原子弹”把人类改造成无私无欲的人间神的宏伟构思本能地从骨子里厌恶和怀疑,但年纪小,什么“反面”的书也没读过,实在弄不懂到底是“神”并不神,还是自己天性不良,永远望神莫及。那时就已经有同学批判我,说我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缺乏敬意——还算好,清华附中是个有点水准,比较有人味的学校,还不至于一上来就说我是“白专典型”、“修正主义苗子”。确实,我从来对智商低下的小儿科那一套,对愚昧盲从缺乏感情,缺乏敬意;《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使我感动,而《欧阳海之歌》、《雷锋的故事》永远叫我倒胃口。我心知雷锋、欧阳海都是大好人,但我不能去尊敬智能上永远长不大的儿童。所以,红卫兵一造反,我就紧跟“修正主义”的校党委大造红卫兵的反,写了许多大字报挖苦他们,是个“铁杆保皇派”。我的逻辑倒也高明不到哪儿去,只不过内心的良知告诉我,这种革命狂热、造反疯癫未免太过分了。“文革”前又是“四清”,又是大抓阶级斗争为纲、“贯彻阶级路线”,又是学雷锋、彻底革命化,已经把人的神经崩得不能再紧了,如果这还叫作“修正主义”,那你到底还让不让人活了?那时候,因为我功课拔尖,班里的团组织把我当作重点发展的对象,额外地派了团支书本人及另一名团员亲自大力培养我,但我仍不识趣,坚持说我上高中就是为了要上大学,从没想过去做工种田,坚持认为科学家比农民贡献大……凡此种种,团当然没入成,若不是人缘好,“文革”中一定得当上“反动学生”——上高中以后,班里有一位出身好的女同学功课十分吃力,那时我是学习委员,就主动要求班主任把她的座位调到我的旁边,天天在上晚自习时给她补课,文革中她成了红卫兵核心小组的成员,处处庇护我,遂使我幸免于难。这倒是好人得好报的一例。别人说“文革”是大浩劫,暗无天日,我却觉得最恐怖的是“文革”前大搞思想革命化、大学雷锋的那两年。
在这段红色恐怖的时期里,母亲的日子肯定比我们更不好过。我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多少还保险一点,像我的父母这样浑身不对劲的“资产阶级旧知识份子”,一步不慎,一句话说错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父亲是浑然不觉,永远自我感觉良好,但母亲并不傻,理智健全,她想必是整天里战战兢兢,内心深怀恐惧。我想这大概是驱策着她拚命向党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应当归因于她的理想主义、事业心、争强好胜。她是个不甘碌碌无为的人,业务上无所成,总得另找发泄通道。其三,她毕竟不是个真正聪明的人,心理构造粗糙得很,从来就简单化,和那套意识形态愚妄教义有相合之处。其四,虽没有父亲那样严重,但母亲待人处事的本领并不高明,人情世故从未超出常识水平之上,而毛的极左教育则把这点常识也剥夺得干干净净了,于是入党成了寻求归属感的唯一通道。从天性说,母亲其实是个相当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简单、任性,这些都是她的致命伤。若论人情世故、处理人际关系,母亲比起贞淑姨妈来,真是一个小学生而已。
从根本上说,我的父母都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动乱的牺牲品。父亲出身于败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和母亲比较起来父亲更不幸,八岁丧母,二十岁丧父,自己一个人走南闯北,少失怙恃、教养不良。俩人一生所受的教育,归根结底四个字,叫做“不伦不类”——既不是稳定兴旺的传统书香世家的,又不是纯粹洋派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更不是洗心革面的“革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什么都有点,什么都不地道。半瓶子醋是最可怕的。
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风夹着山呼“万岁”的巨雷滚滚而至的时候,母亲大概还算是坦然的。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按说无论如何斗不到她的头上。她却无论如何不会懂得,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真个是“水火无情”,并不管你那么多。“铁扫帚”锋芒所至,可有碎玉,不可有完瓦。更不该的是,父亲一看大浪潮来了,恨不能立显身手,四处抄看大字报,开动他那架妙思无穷的政治思维机器,伏案疾书,给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写了许许多多的研究心得,如陈伯达狼子野心,“五毒俱全”,要反掉周总理,等等等等。陈伯达关你个臭老九的什么事?你偏去跟他作对!他好也罢,坏也罢,对也罢,错也罢,是你配插嘴、插手的吗?母亲苦苦劝他,他只是个不听,还大怒道:“毛主席说要关心国家大事”!
“关心”的结果很快露了端倪。六七年的九月,一群中央民族学院的造反派夜半敲门,二话不说,把父亲从床上叫起,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里当然是翻了个底朝天,我这个中学生的日记、信件也都统统抄走(信件里有几句对“样板戏”不大恭敬的评论,被这帮家伙送到我的学校,让他们整我,还牵扯上了写信的人。幸亏那时学校里的人全部跑光了,没有整得成,算是我侥天之悻)。这已是抄第二遍了,在这之前,父亲早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游街示众多次,腰被扭伤,满身满脸洒上红蓝墨水,抄家当然不能幸免。
父亲很快被送到了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我们去“造反派”总部打听多少次,才打听到确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们交涉的时候,许多学生那种幸灾乐祸的样子。给父亲送去一床鸭绒被和一干衣物,从此就杳无音信了。直到七四年,托了多少关系(包括找当时的大红人王海容。她是王季范的孙女,她当年想进北大中文系还托我父亲说过情),才知道他后来一直关在半步桥看守所,罪名是“特务嫌疑”(印度特务)。
六七年十二月,又是一个深夜。这回敲门的不是造反派,是七、八个穿一身蓝警服的公安人员。他们向母亲出示了逮捕证,母亲愤怒抗议,当然无用。然后又是一番彻底搜查。有一位警察甚至坐上窗台,探出半身去上下张望——大概是在找电台之类。我安了几个电线插座,他们也要问是干什么用的,好像不问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心里暗自好笑:像我父母这样的大傻瓜若是也能当特务,这公安工作也就太容易干了。说良心话,警察比造反派到底文明得多,临走给我留下400元存款,告诉我“划清界线”;看我不以为然的样子,又说我父母不是一般问题,叫我不要满不在乎。母亲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医”。
父母这五、六年坐监的情况,他们从不细说,想必是早有交代,不得乱讲。只知道父亲被关进单间,监房很潮湿,他在里面两、三年后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郁型精神病(这还是我们后来帮助诊断的,原来一直认定他是精神分裂症),在里面大喊大骂,手铐脚镣全不济事,弄得监狱当局好不头痛。母亲也关在半步桥,父母两人相互却不知道;父亲甚至根本不知道母亲也被捕了,他放出来以前一直以为母亲好好呆在家里。
事有凑巧,有一位朋友受人牵连,也被关在半步桥几个月,而且恰好与母亲同监。从她那里,我们才知道一些母亲的情况。
刚进去时,她绝食抗议,三天之后,被带出去,从鼻子里插进橡皮管,硬往胃里灌稀粥。慢慢地,她的“思想觉悟”彻底提高,成了监里的超级模范犯人。不仅生活上处处照顾别人,还现身说法,宣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路线,讲述旧社会的黑暗。她有慢性腹泻,却拒绝吃药,说是已经给党和国家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她说她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给她这样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说到动情处,还流下泪来。
我和弟妹三人这几年的日子就不必说了。先是在家苦熬,400元钱很快花光,就变卖家产——实际上,新中国的教授穷得比叫花子强不了多少,“家产”也者,不过就是几件破家具而已。父母亲双方的单位——中央民族学院和北大——把父母的工资全部扣发,一分钱都不让我们领走,好像“反革命”家属的生理结构是植物性的,只要有阳光、水分和土壤就能茁壮成长。再后来,简直就不知道是怎么混过来的了(期间多亏高中同学谭甫成的帮助)。直到一九六八年底,才安排我和妹妹去插队落户,小弟那时才11岁,也只得带在身边。幸亏,中国的劳动人民毕竟大多数是善良、淳朴的,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些城里的学生赶下乡来受罪。他们并不幸灾乐祸,并没有想:“好啊,这回也该你们这些城里的上等人尝尝苦滋味了!”相反,他们同情我们,尊敬我们的知识和人格,尽力帮助我们度过难关。反倒是我们自己,受了那么多年的扭曲教育,把农民们朴素、自然、毫不掩饰的天性流露,特别是他们在“性”上的毫无顾忌,以及对社会不平等、当官的等级特权的不满,看作是“落后”,认为该接受“再教育”的是农民,而不是我们。我很快就发现,村里最糟糕的少数人,恰恰是那些上过几年学,多少有点文化,学会了满脑子“革命思想”,整天大谈革命理论的人。这些人,除了整人害人,就是争权夺势,奸猾、恶毒、偏狭、嫉妒、虚伪、自私、好逸恶劳……等等人类的恶劣天性,都集中在这些人身上。当时最得势的、最出头露面的,也是革命性最强的,全是这一类人。但即便是这些人,总的来说还是比城里人好些,不像城市里那些“革命家”、阶级斗争专家们那样丧尽天良。
好不容易捱到了一九七三年。妹妹带着小弟长留北京,我坚持“扎根农村干革命”,在村里当民办教师。五月里的一天,忽然接妹妹一封电报,告我母亲已出狱,让我速返。听村里老乡讲,甲鱼大补,我急忙让学生帮我买了两大铁桶,赶回北京。下了火车,回家听妹妹讲了情况,说母亲身体全垮了,住在北大校医院。我马上赶到那儿去,已是傍晚,晚饭刚开过。听同室的病友说母亲去洗漱间,马上就回来,我坐在床边等着,一会儿,就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墙,一步一步地往病房里蹭。病友告诉我母亲来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亲才56岁,被捕前还是满头黑发,健步如飞,眼前这畸型的老妇人怎会是我的母亲!直到听母亲叫我:“舵儿,是你来了!”我才确信,这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边坐下,只说了一句:“妈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就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声。——自从我长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双双被捕,自己扒火车、蹲监狱,在内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只;在白洋淀独自一人划船进县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芦苇荡里转来转去出不来……我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入了艺术之境时例外,如看电影、听音乐、读小说……——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备。母亲自己倒很平静,直到听我恨恨地说“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账!”立刻大声喝斥我不许胡说!接着就是一堂政治课,说监狱里那些公安同志们对她多么多么好,她从内心里感激党给了她一个最好的受教育机会,使她能够彻底改造思想;说她这几年受益如何之大,说她临出狱时对看守的公安人员如何依依不舍……听着听着,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无边的冰冷黑暗中去了,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从那以后,我们天天炖了甲鱼和鸡汤给她送到病房,四处寻医求药。她在监狱里五年半,由于长期晒不到太阳,又正逢更年期特别需要钙质,本来又有慢性腹泻的病,又是整天里坐着,因缺钙导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导致脊椎侧弯畸形,身高比原来矮了将近二十厘米。外形变化还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难忍。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大腿麻木,最终使她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母亲的体质一天天好起来,头发也由全白慢慢变黑。与此同时,她与我们思想和感情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五年多的监狱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母亲已被彻底洗脑,成了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最坚决、最顽固、最偏执的虔诚信徒。我和妹妹自从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后,就彻底醒悟了,对极左的那一套岂止是怀疑、不信,简直就已经恨之入骨。这一左一右,观念、情感的差距该是多么巨大!这以后的三年(七六年毛死、“四人帮”倒台),完全演变成了我们兄妹三人与母亲的一部斗争史。
这年(七三年)年底,十二月二十九日,我接到中央民院保卫组的通知,去接父亲出狱。保卫组的人事先已给我打了预防针,告我父亲精神上有点问题,所以情感震动比较小一点。也许倒是拜这疯病之赐,父亲虽与长期坐牢的人一样,全身骨节僵硬、肌肉萎缩,走路也是步履蹒跚,但精神亢奋,元气倒是十足,大冬天只穿单衣裤,我带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从他一露面,嘴就没闭过一分钟以上,反反覆覆说什么“耕者有其机,回去学农机”——照他看,我这辈子是农民当定了不算,而且无上光荣。原来的家是不能回了,母亲对他深恶痛绝,反复说她这辈子全是被他害了,坚决拒绝再见他的面。这中央民院也真有绝招,先是想把父亲安置在黄寺(班禅驻京办事处)里头,大概觉得还是不放心,便把我们送到青龙桥北边一个叫“黑山沪”的地方,那里半山坡上有民族学院的一个传染病人短期疗养的休养所。那个年头高等院校穷得揭不开锅,美其名曰“休养所”,其实不过是几排破败不堪的平房,连门窗都朽烂了的。先是把我和父亲安排在一间足有四十平方米的大空屋子里,借给我们两张床、一张桌子、一座蜂窝煤炉,山风呼啸着,冷得像地狱一般。父亲亢奋不止,根本不睡觉,连吃饭时嘴都不停,我被疲劳轰炸了几天,就觉支撑不住,坚决要求民院再拨给一间屋子,父子两人得分开住,不然我活不过一星期去了。于是把我们暂时转移到电话间里,把那间大屋子加一堵墙隔成两间。
那电话间只能勉强放下一床、一桌、一炉而已,我是绝对住不下的,只好每天乘车数小时,往返于“休养所”与北大之间,如上下班状。等到隔墙砌好,要了点“预支工资”(父母的工资都冻结着),买了些最简单的生活用具,父子两人总算初步安顿下来。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牛马棚般的破屋子里一住又是五年。父亲的病经多方诊治,渐渐有所好转,从天天闹,变成隔半月、二十余天发作约一周;从单纯的躁狂,变成躁狂-抑郁交替。身体是越来越好起来,每天拿把锄头,有用没用地四处锄草。下边是个大桃园,看园子的张师傅是个好人,很同情父亲,尽量给他安排点事情做。
母亲的结论迟迟没下来,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语系总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亲立刻信心百倍起来了,拖着一个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归,比谁都积极。有一天,她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看着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入党!我们是唯有苦笑。
妹妹因为多方奔走后从民院总算争取到每月40元(先是20元)生活费,得以长期带着小弟在北京,没去乡下插队,母亲对她大为不满,坚持让她下乡去。这时知识青年们都已开始回城,哪还有往乡下跑的!这还不算,小弟高中快毕业了,母亲同样坚决要他去插队,我们则坚决反对。当时的什么黄丽啦,张铁生之流,我们是骂不绝口,母亲则赞不绝口。总之,没有一件事我们能跟她谈得拢,一见面必是吵架。事情后来闹到她要把弟弟妹妹从她那里全部赶走,我骂她“不配作个母亲”,她打我耳光,我则一怒之下把个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门发誓再也不想见她的面。
七五年,邓大人出山了,大家脸上露出点喜色,稍稍松一口气。母亲则对邓小平大为不满,怀疑他是反对毛主席。七六年,周恩来逝世,邓下台,“四·五”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下去,一片白色恐怖。社会上传闻四起,都是对着江青一伙的。于是“四人帮”大抓“谣言”传播者。我因为听一位朋友及邻居说北大有人画诬蔑周恩来的漫画,告诉了母亲,母亲则对周并无敬意,她坚信只有四人帮才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母亲这个毫无心术的大儿童,在俄语系的一次政治学习会上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说了出来。这下可好,系里的人对她群起而攻之,那些迟谢爪牙们是想藉此立功,一般人则对母亲的极左早不耐烦,母亲天天拚死拚活地工作,人际关系却一天比一天坏。人们早就厌恶透了江青等人,“四·五”事件更使人们头脑清楚了一层,谁不同情周、邓,谁不恨江青一伙?哪还能容得身边来一位大左派,天天给同事大上政治课?那个年头,教育全是扯淡,谁会有什么积极性?像母亲这样自己玩命,又要逼同事们积极工作,谁消极她就批评,人际关系怎么好得了?
先是,母亲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她那里。早有两个北大保卫科的人等着,要“追查谣言”。我一口咬定是乘公共汽车听人讲的。隔几天,母亲又来电话,说这事还得谈。我火了,说“不去!他们爱怎样就怎样,我就是那几句话!”母亲声音都颤抖了,几乎是哀求我再去一趟。我心软了,又跑了去。还是那一套。最后我实在不耐烦起来,就说:“你们如果不信我说的话,那就算是我造的谣好了!”说罢拂袖而去。
又隔了两天,我有事进城,回休养所时,父亲神色慌张,告我上午来了辆吉普车和几个公安人员来找我,问是什么事,他们不讲,只让父亲转告我,尽快去一趟海淀派出所。我一听直发毛,以为是为我一位同学周忠钰哥哥的事。这位仁兄(名叫周忠铉)“四·五”时去天安门贴诗,被便衣盯上,还没到家就被抓走了。我一听这事,立刻赶到他家,安慰他的夫人戴珊,嘱咐她千万挺住别乱供,害人又害己,一辈子也别想再抬头做人。还说了一堆“江青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之类的话。其实这根本不关我的事,她爱供谁供谁,再也供不到我头上。我以为是她被隔离审查以后把我这番话供了出来,本来没事倒成了天大的祸事。我赶快把日记、信件、唱片等等都送到一位可靠的朋友张小军处保存,第二天揣上一本书去了派出所。到了那里,问我什么事,我说我怎么知道?是你们叫我来。管片的民警出来,问我:前两天北大保卫科找你谈过话吧?你把情况说说清楚。我一听,心里石头落了地,就把那番鬼话重述一遍。民警当然不信,让我好好想想,扭头进去,把我扔在外边板凳上。我心想:想个鬼!便把书包里的书掏出来看。好一会儿,这位民警出来,见状一愣,想了想,就把我叫进里间屋,只剩下我们两人。他把语气放缓,说了一番“实事求是,没有的事我们也不会逼着你说”等一类的话,叫我回去再跟北大保卫科谈一次,说清楚就算了。最后问我还有没有什么话说。我说只有一条,你们以后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保证随传随到,千万别弄一帮人开车去找我,吓得我父亲够呛,影响也不好!他笑了,表示理解。北大保卫科我当然不会去找——让他们见鬼去吧!
这次事情,让母亲始终内疚不已。“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懵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时,华国锋上台,大搞“两个凡是”,对“反革命分子”毫不手软,只是迫于无奈把“四·五”事件翻了案。北大、清华这有名的“两校”仍然是左派们的天下。母亲在系里更形孤立,终于,系里叫她退休。这是致命的一击,母亲的全部希望彻底破灭了。家里系里,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精神折磨,人世间沧桑的巨变,偶像的倒台,加上众叛亲离——这一切一切,使母亲这样绝对刚强的人也终于精神崩溃了。她开始疑神疑鬼,说是有人跟踪她;半夜里她时不时爬起来,伏在窗台上往外张望,说有人用电台对着她,骂她。我听妹妹说起这些情况后,脑子“轰”的一声,急得冒火,可又无法可想。妹妹求我陪她住几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疯子父亲,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疯子母亲房间里,叫她放心,安慰她没事,有我在,坏人不敢来。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亲从小偏爱我,总是满怀信心地认定我将来会成为“大科学家”,会做出大成绩。我的生活习惯与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爱整洁的遗传。我虽然怕她、疏远她,可又很可怜、很可怜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经常给她煮个荷苞蛋,让她回来吃;她爱吃绿豆(那个年头,绿豆可是影子也见不到),我只要下乡劳动,总要千方百计买些回来。出去大串联,我千里迢迢从四川给她买回她爱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亲是深爱我的——尽管她拙于表达。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试过,不成。我酷爱西洋古典音乐,她却合着“四人帮”的调门,说那是资产阶级趣味。别的还好说,不让我听音乐却无论如何也不成。读书、与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极严,让我无法接受。妹妹后来出嫁了,小弟却跟她怎么也合不来。小弟是奶妈带大的,从没吃过她的奶——我坚信这对于母子感情至关重要。她被捕时,小弟才十岁,等她出狱,小弟已长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记得她出狱后初次见到小弟时那付惊诧、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个出奇脏、乱、差的典型,与她格格不入。总之,生活中已经没有一件可令她快慰之事。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伤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妈退休后从长沙赶来,陪她住了一阵。姨妈是个极富同情心、快活开朗、心胸开阔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来。她总是样样要依着她,总是指责姨妈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搞得姨妈好不伤心。“文革”期间,姨妈虽不在我们身边,待我们却如亲生母亲,关怀备至,不断给我们来信、寄钱。我和姨妈可以无话不谈,觉得非常亲近。这显然深深刺痛了母亲。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妈在房里说话,我说了些母亲的缺点,说她“缺少母爱”。这话说得太苛刻了,话一出口我就自觉失言,可是,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恰恰被她从外面回来后听了去,登时勃然大怒,并指责姨妈挑拨我们母子的关系。我后来虽然一再解释,但肯定抹不掉这句评论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伤痛。
七六——七八那两年,邓小平的作用开始显露,国家开始显现出新气象。但是,极左派还在左,百废待兴,“文革”的阴影仍然浓重地笼罩在人们头上。我家的情况不能说更坏,但也未见得好转。我假造病历,“病退”回京,就业无门,街道上分配我去酱油厂,据说共四个车间,分别造酱油、造醋、腌酱莱和做豆制品。我当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学,为父母的问题经常被同学欺负,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门去,要揍那小子。他毕业后似乎除了插队,也别无出路。妹妹更惨,办病退都还没办成。父亲定期发疯,母亲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压断骆驼的脊背,只差最后的两根稻草。
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当然不能错过机会。考得不理想,但比录取线高出四十多分,可是,连师范学院都没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处打听,招生办只说我是“身体不合格”,因肾炎病退,这病好不了,我又不能直说那是假造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此人大模大样惯了,进得门来往沙发上一坐,就开始审我,几句话不合,便被我骂了出去,这在那个文革的恐怖年代,也算是绝无仅有——那个北大家属委员会又左得厉害,两下里合谋给我档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状。
为高考录取的事,前前后后跑了好几个月,直到七八年三月,这天,我去家属委员会询问原委,只告我别再跑了,没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懒,到母亲那里吃午饭,母亲很关切地问情况,我只说没希望了。母亲半晌没说话,最后,她认定是因为父母的问题影响了我,我担保说不是,她不信。
母亲这时精神状况已经大有起色,那时我常去她那里,长时间地跟她谈心,对她剖析她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说得她泪流满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后情况都会好起来,劝她别太难过。我又托人给她找个代英语课的工作,她很高兴。但是,这不是容易办到的,我自己找代课的职位尚且难上难,更何况她一个身体畸形的半残废老人?她怯生生地问了我几次,我说还得等等,她后来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为自己的身体畸形痛苦万分。
我误以为母亲的精神状况大体已经康复,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亲,对她很难照顾周到,只能有时抽空去匆匆坐上一会儿,无暇与她长谈。我每次去,临走她都依依不舍,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这天的午饭,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母亲已经下了决心。这顿饭她完全是在拚命强咽,像是在嚼蜡,面色灰白,我问她要不要我骑车带她去医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摇头拒绝。饭后,大家无情无绪,我说要走,母亲才如梦方醒,送我出门。她站在楼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颤抖,声音凄楚地照例问我什么时候再来,我说就在这两天吧。她站了一会儿,看我下楼,然后猛地回身,进屋去了。而我这个粗心的傻瓜,竟然一丝一毫预感都没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科学院中关村糕点部买了几样比较精致的西式糕点去看她。一进屋门,出来的是邻居,北大物理系教师唐健正。我问:我妈呢?他看我平静的样子,很惊讶,问我:“你没接到小弟的电话?”我说没有啊,什么事?然后给他看手里的糕点,告诉他我去了一趟中关村福利楼西点部。他这才告诉我:“你妈出事了。”我一听大惊,忙问怎么回事?她人在哪儿?及至听说母亲已自缢,我一下靠到柜子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小弟回来后,告诉我大概情况;是他把母亲的遗体解下来,放在床上的。一会儿妹妹也来了,三个人相对无语,我是全然麻木了。一会儿,公安局来了人,忙前忙后,问话。他们走后,过了总有一个小时,我站起来,说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赶忙阻挠,说太可怕了,叫我别去看。我猛地用力推开他们,冲进母亲的卧室,跪倒在她床前,掀开她脸上盖的毛巾,看到母亲脸面上一块块青紫,嘴角还有瘀血。我紧握住母亲已经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直到系里来了人,把我拉开,把母亲的遗体抬走。她的指甲缝里留有一些血迹,我从未问过别人,但我相信那是她临终挣扎时,用手抠绳子造成的。
在母亲的书桌上,发现了她用颤抖不止的手写下的几句遗言,是留给小弟的。很平静,很简单,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只说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它都是身外之物,让小弟“紧跟华主席,永远干革命”;嘱咐把她的退还工资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国家。我写不下去了。眼泪尽在眼眶里打转。@
——1989.12.17-18
案例已陈述完毕。下面依据杜尔凯姆的理论(因我手边没有任何其它参考资料和书籍)作一个分析。
我所用的研究方法,与杜尔凯姆恰好相反。他是依据统计资料作总体分析。我这里却是一个比较详尽的个案研究,这两者应当是相辅相成的,不应当构成矛盾冲突。
让我先简述一下杜氏理论有关的梗概。他的研究结论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精神失常是导致自杀的原因之一,但不是重要原因。
(2)种族、遗传、气候、气温、模仿等都不是导致自杀的原因。
(3)利己型自杀,是由于极端的个性化,即把个人的独立、权利、自由、个性抬高到无以伦比的地位;由于知识与反思力的高度发展而与此同时个人与社会间的关系纽带大为松弛;由于个人没有同社会融为一体(不管是通过宗教、家庭关系或政治性团体)而将个人限制在自我的小天地中;由于人们在生活中找不到寄托所导致的自杀。
(4)利他型自杀,是由于个性化程度太低(“个性的极端退化”),社会把剥夺个人权利的残暴道德强加在个人身上,把个人严格地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由于文化落后、传统势力太强大;由于贬低个体生命的价值,过度崇尚自我牺牲、宗教信仰或政治忠诚,蔑视贪生怕死的人;由于强调服从纪律、盲从和视死如归的军人气质;总之,由于极端的利他主义使人们觉得生命的寄托在现实生活之外而导致的自杀。
(5)动乱型自杀,是由于个人的习惯秩序、原有的规范、规则受到巨大扰乱(不管是意外的灾难或骤降的好运);由于工业化社会高度的流动性(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刺激了人们的无尽欲望和野心;由于人类行动缺乏规范和稳定的约束;由于精神需求比生理需求更难满足,而社会未能加以约束和引导所导致的自杀。
(6)宿命型自杀,是由于社会或由于命运对人的摧残严酷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而又看不到丝毫改善的可能性时所导致的自杀。──这种类型的自杀,杜尔凯姆认为意义不大,没有必要详解,因此全书中只有寥寥数行文字论及。其实,精神疾患应归入宿命型自杀之中。据我十几年对家父躁狂症的观察,我认为迄今为止的精神病学理论过高估计了外界心理、精神性因素对患者的影响。实际上,很多精神病就像上好发条的钟表一样,按固有的节律发作,任何一点微不足道的外界刺激都可能成为所谓的“诱因”。实际上大脑的生化物质异常分泌可能起主导作用。这当然是一种“宿命”。
(7)混合型自杀,是上述三种(3)、(4)、(5)自杀类型的不同组合形式。
(8)社会自杀律通常是稳定的,其原因既不在于贫病、家庭不和、人生苦难等外部环境的不幸,也不在于人的生物结构和身体状况等个人的本质,而只能从社会学角度加以解释,即源于自杀所属社会阶层中所流行的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动荡混乱等社会潮流、社会道德等社会阶层共性,或说客观存在的某种社会动力集合体、某种社会精神结构、某种个人所不具有的社会共性(“整体大于部份之和”)
(9)说到底,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和某种动乱性,这三种社会思潮通过个人的天性、社会组织的性质以及暂时性事件(如政治与经济危机等)诱发自杀。
(10)一定限度之内的自杀律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既非病态,亦非犯罪或不道德,亦非不正常;只有迅猛发展的自杀风潮(异常自杀增长)才确切地反映出社会病态,是病态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在现代社会里,这主要体现在利己型和动乱型自杀中。
(11)预防自杀的办法,不能靠过分严厉的惩罚,也不能靠教育,或政治团体、宗教团体及家庭团体的作用。只有通过发展具有团结友爱气氛的各类职业团体,来改变国家─个人这种粗笨不灵的两级社会组织结构,才是预防自杀之道。
以上归纳,多少有点把杜氏的理论合理化了。他的立论容易给人以这种印象,过分强调客观社会结构的作用,而过分贬低个体特质的作用。但这毕竟只是侧重点的不同,而不是完全偏于一端,所以,适当地把他合理化并不违反他的原意。
那么,他的这套理论能否恰当地应用于我母亲这个案例的研究呢?如果能,这个案例属于哪种类型?原因何在?如何预防?
很显然,我母亲的案例是个高度综合性的典型,杜氏所肯定的一切导致自杀的动因无一不备。个人天性及经历,身心状况(生理-心理结构),某种程度的精神失常,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及社会动乱的影响,社会组织结构的弊病,以及暂时性事件(“文化大革命”)。主因,则是过分的利他主义社会思潮和社会动乱,以及宿命。
母亲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从小出人头地惯了。这就是说,她的生活目标,不是建立在与身边的亲友的感情联系上,而是建立在她个人的某种理想、抱负、追求的实现上。当然,这种理想和抱负,是社会的承认,或某种更抽像的当时社会思潮所崇尚的社会价值,并不是狭隘的纯个人性的东西。这就成为一种很常见的利己-利他结合型价值观,即个人抱负-社会贡献结合型价值观。就好像一个人忽略掉身边一切具体的活生生的存在,从个人的自我直接乔迁到社会整体(甚至是超社会整体)。这种情况在那些雄心勃勃、才华出众、理性占据心理构成优势的知识份子身上很普遍。他们可以对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对身边直接交往的活生生的人不怎么感兴趣,既不特别欣赏也不特别依赖他们,只是全身心地投入职业和事业活动中去,通过社会奉献去实现其个人价值,通过社会的承认、肯定、赞许来获得自身需求的满足。他们的情感已经理念化、抽像化了,能激动他们心灵的,是中国、人民、党、主义……等等这些大字眼。他们苛责自己,也苛责别人,在自己和周围的亲友、同事之间隔上一层可能是软软的,但却实在是冷漠、粗糙、难以彻底沟通的屏幕,使人对他们不敢或不愿亲近。
对于利己-利他结合型自杀,杜氏有很精到的论述:“……既然他们对现实中的一切都不满足,那就只有凭空造出理想化的东西来满足自己了,他们在思想中造出一种幻影,自己则成为幻影的奴仆,从而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幻影,于是,与外界更加隔绝,甚至把自我也抛弃一旁。在他们看来(现实中的)一切都毫无价值,他们把生存的意义完全寄托在幻影之上。这样,他们的生活是双重的、矛盾的。在现实世界中,他们是个人中心论者;可一涉及到那理想的幻影,他们又是大公无私的了。这两种倾向会导致自杀。”
并不是所有的全身心投入事业的人都人际关系不良。良好的人际关系,像大多数社会现象一样,既受后天教养,又受先天秉赋影响。不能不承认,许多人是天生地讨人喜欢漂亮、温柔、热情、大方、情感丰富、富于审美趣味……等等。讨人喜欢的天性,引起他人的善意回报,然后又加强他们的美与善,于是形成良性循环。有些人则可能恰好相反,陷入恶性循环。这就是所谓“马太效应”(“越富有的越要加给他,越贫穷的越要从他那里夺去”)。多数的人则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其美善或丑恶的程度,视天赋及后来教养的种种不同配比而定。
就人际关系的天赋而言,母亲属于中等。她的粗、硬、刚、直,缺少女性温柔,是她的致命伤。造成她的人际关系恶化到低于常人水平的,不是天赋,而是:第一,她过分的出人头地的愿望;第二,当时走火入魔的极端利他主义社会思潮;第三,“文革”大动乱及五年多的监狱生活。
对于人生幸福来说,良好的人际关系真是太重要了,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长期以来不懂得的,尤其是其中那些书呆子气十足,满脑子理想主义“高尚情操”的知识份子,更是人际关系盲。人道主义的基本信条应当是:人活着就是为了追求幸福,而幸福就是人的全部需求(从最低级的生理需求到最高级的自我实现)最大限度的满足及其无止境的发展。政党也好,国家也好,社会也好,“主义”也好,人们之所以肯定它们,无非是因为把它们看作是能够满足每一社会个体成员需求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已,它们自身绝不应当成为任何目的。而“文革”中发展到癫狂地步的“主义”崇拜,则把个人完全视同工具,认为人应当为某个遥遥不可期的“理想社会”、某种完美社会制度的建造无代价、无保留地奉献一切,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无论是个人自由、生活享受、基本人权的限制和剥夺,还是血汗泪水、痛苦折磨乃至残害无辜、草菅人命。似乎这座理想大厦的蓝图早已画成,各种建筑材料、机器设备、施工方法都已齐备无遗,只需要驱策人们像奴隶、像活机器一样,最大限度地劳动,同时最小限度享受,去运用这些材料、机器,按照已然经过完美规划的方法去按图建造──这就是人生全部意义之所在!于是,以这座理想大厦的建成日期为分界点,在此之前是一代一代人绝对的自我牺牲,在此之后则是万年至福之境。说穿了,这是用前人(分界点之前的人)的白骨去铺设后人(分界点之后的人)享乐的地基。这是古往今来世界上曾出现过的无数宗教中最恶劣、最荒谬的一种。任何宗教都是反人道主义的,即都是否定人的现世幸福、今生享乐的,但总还虚构了每个人身后的某种希望作为补偿。这种“文革”式主义崇拜则不然,在那个分界点之前,人除了劳作和牺牲之外便一无所有,而且根本不应当希冀任何补偿,否则就是有违“大公无私”的社会道德准则,就是罪恶,就要受到种种以“思想改造”为名的折磨和迫害,这真是一种打着空前漂亮堂皇的 “科学”及“道德”旗号的空前的荒唐、空前的残忍。其必然失败是题中应有之义。
太可悲的是,“文革”或绝对利他主义的乌托邦大实验是彻底失败了,中国人民却为此付出了难以估量的惨痛代价。企图建造人间天堂的乌托邦主义大实验造出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文革”是臭名昭著了,可怕的是,支配着这场空前绝后(我相信会是“绝后”的!)人间大浩劫、大悲剧的一整套思维逻辑和虚幻理论并没有受到彻底清算。那些“文革”功臣、同道及信徒们,稍有风吹草动,就又要上来“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中国人的苦难还远没有到头,“阶级斗争为纲”是不讲了,但仍然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一时一刻也不能松懈对和平演变的警惕性”);“走资派还在走”不好听,火药味嫌浓了一点,而且伤及上层,换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狠斗私字一闪念”太走极端,改成“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等等等等。药方要完整保存,用药一味不能少,只是剂量尽可能缓和一点,从“乱下虎狼药”,改成“胡萝卜加大棒,灵活运用”──总之要大力保持和发扬杜尔凯姆在剖析利他型自杀时所指出的那种原始野蛮的落后社会和社会下层以及军队式盲从的道德规范。请看他的描述──在古代印度的婆罗门中间“有一种疯狂而残忍的人,他们把这种人叫做圣人,他们认为期望死亡是无上光荣的,当病痛或老年向他们袭来时,他们就把自己活活烧死。对他们来说,消极地等死最不光彩,因为老死的尸体得不到任何荣誉,如果烈火不能接受还在呼吸的自杀者,那么火本身也会被玷污了。”斐济、新赫布里底群岛、曼加等地的风俗也大致一样。类似的风俗也在穴居人和塞里士中出现。他们都因这种美德而闻名于世。
在这些民族中,除了老人自杀以外,妇女在她们的丈夫死后必须自尽,这种残忍的行为已成为印度土著居民的固定风俗。尽管英国人想阻止他们,但却徒劳无用。更有甚者,王子或酋长死的时候,他们的随从都被迫自杀。高卢的情况也如此,酋长的葬礼实际上是血腥大屠杀。
以上各类的自杀是一种义务。如果不履行这种义务,就会身败名裂,在通常的情况下会受到宗教的制裁。个人……仅仅是集团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并没有个人价值。个人价值太低,别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个人大加攻击。这样他自然就不能为了保全自己而违背集体的利益。社会甚至可能为了一个小小的原因而勒令他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社会并不看重他的生命价值,自我不属于自己,而与非我揉合在一起;行为的目的与自己毫无关系,而只与自己所属的群体有关。
在波利尼西亚,人们往往略经挑拨就自杀身亡,北美印地安人也一样,夫妻拌嘴或妒忌猜疑都足以使男方或女方自绝于人世。达科塔人和古代希腊人也常常因为稍有失意便轻生。日本人为鸡毛蒜皮小事而剖腹自尽更是举世闻名,在日本甚至有一种奇特的决斗方式:决斗双方并不互相斯杀,而是比赛谁能灵巧地剖开自己肚子。……虽然公众舆论没有正式要求他们去死,但是当他们采取上述行动时,公众显然持赞许态度。既然不贪恋生命是一种美德,甚至是最高美德,那么一个因为一件小事或虚荣心受损而自尽的人就应该得到称赞。…… 人们从孩提时代起就习惯于贬低生命的价值,蔑视那些贪生怕死的人,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找各种藉口,哪怕是最轻微的藉口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此廉价的牺牲自然很容易作出。……和那些受到社会明确强制的自杀一样,这种自杀是从贬低个人开始产生的,或说是从利他主义出发的。我们不妨把这看成是原始民族的一种道德特性。
还有一种自杀,个人争取自尽行动仅仅是为了牺牲的乐趣,因为无缘无故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也被认为是值得赞美的。印度就是这种自杀的温床,在婆罗门教的影响下,印度教徒已习惯于自我摧残。在印度教中,投恒河或其它圣水自尽的风俗已经广为流行。记录资料表明国王和大臣们也采用投河这个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印度中部的比尔山区中有一块大岩石,人们出于宗教目的从上面跳崖自尽,为七日丧期(shiva)献身。有些宗教狂甚至在人群中让他们的偶像毗瑟拿的车轮将自己碾死。这些宗教狂的故事已被编成了经典故事。
在上述的各种情况中,个人扼杀自己的个性,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淹没在自认为是真正本质的那种东西之中,他们给这种东西一个什么名称并不重要,他们觉得自己只存在于这种本质之中,并且拚命想与之融成一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有生命力。因此,他们必须认为生命不归自己所有,这样非人格化就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利他主义倾向异常强烈。……他们厌倦生活,是因为他们有目标,但目标不是为今生今世的,因而生命对他们说成了累赘。……(利他型自杀)与剥夺个人权利的残暴道德有关。
即使现在,还将长期存在利他型自杀的环境,如军队等。众所周知,欧洲国家的士兵自杀倾向比同龄的居民人口的自杀倾向严重得多,其间差距达 25%到900%不等。……自杀现象频繁的部队其成员往往非常热爱本行,他们最能适应部队的要求,对部队的短处以及不方便之处最不在乎。这个职业的自杀严重系数因而不是由于军营生活引起的厌恶情绪所致。恰恰相反,正是由各种精神状态,各种习惯和天生性情的总和组成的军人风格导致。……即使不是在危急关头,而是在和平时期,以及在正规的职业训练中,军队也要求他无条件服从命令,不管他想得通还是想不通。为了达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求士兵有一种与个人主义相反的盲从精神,他与他的个性只能有轻微的藕断丝连。士兵的准则是别人强加给他的,这正是利他主义的一个特点。在构成现代社会的所有因素中,军队的确与低级社会的结构最为相似。军队与这些低级社会一样由庞大而严密的团体组成,并为个人创造出一个僵化的环境,以防止越轨行为的出现。
──看吧,这番描写与“文革”期间以及“文革”预备期间的社会风气是多么维妙维肖地一致!我和妹妹就曾当母亲的面举出上述宗教狂让毗瑟拿偶像的车轮将自己碾死的例子来规劝她,她当时的反应是大怒。
杜尔凯姆指出,传统主义能够有效地防止利己型自杀,但是,只有当传统势力保持适度的情况下才有这种效果,超过一定的限度,传统主义本身也就成为自杀的原因。而中国的情况,最糟糕的还不是传统主义过于强大,从而促成大量利他型自杀。最糟糕的是这种自上而下强制推行传统主义的失败,确切地说,由于现代化进程不可遏止的强劲影响,传统主义不仅越来越不能成为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的凝聚因素,恰恰相反,正是它使得当代中国社会陷于四分五裂、动荡不宁!
在原始性的落后社会,或现代社会的特殊职业群体,以及特殊危急时期,传统的极端利他主义被社会普遍接受,成为约束、规范人们行为的公认道德准则。这时,利他型自杀不能视为病态,也谈不上有害,那些实行利他型自杀的人自己为此深感光荣快慰,死得毫不痛苦至少是从自杀中得到的精神享乐永远大于肉体痛苦。而他们的亲友,虽然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悲哀,但是同样分享了他们的光荣快慰,远胜于为死去亲人感到的哀伤。
在当今中国,情况却不是这样,这种传统主义的压力是被一小撮人强加在整个社会头上的,人们对此如果服从,也仅仅是因为恐惧,人们从利他型自杀中得到的,多半只是痛苦、迷惘、不平与愤怒。更为丑恶的是,这种极端利他主义的传统说教又与阶级斗争理论结合在一起,与阶级斗争式的社会等级划分,与阶级歧视结合在一起,使得那些包括知识份子在内的被认为是异己阶级中的社会成员甚至连利他自杀的权利也没有!在这种阶级斗争狂的社会中,对某些人(异己阶级成员)甚至不承认他们也配作利他型自杀,他们如果自杀,一定是“抗拒思想改造”,一定是心怀不满,一定是出于“反动阶级本性”。不用说,这部份人根本是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社会冷酷无情地把他们关在门外,人为地使他们仍处于孤苦无依的绝望境地,他们唯一有资格做的事情就是永无止境地“彻底改造思想”──因为改造得“彻底”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改造必然是他们一生中永远完不成的一生唯一的任务──如同吴刚之伐木,如同西西福斯之推巨石上山。
显而易见,对于他们来说,一旦出现自杀事例,一定是宿命型的,即由于社会或命运对他们的摧残迫害残酷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使他们丧失了最起码的生的乐趣(而别人并非如此),同时又看不到丝毫改善社会处境、改善自身命运的希望,因而不得不含恨而死。若论罪魁祸首,正是丧失理性、丧失人性的阶级斗争!
那么,在这种类型的自杀中,个人特性是否有责任,如果有,又应当负多大的责任呢?
毕竟在类似的情况下,有人自杀,有人则否。换句话说,某种自杀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这得取决于如何给“正常”下定义。
正如杜尔凯姆所说,某种限度之内的社会自杀率是不可避免的。笼统地说,这是由于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对人的影响纯然是幸福、快乐和满足,使社会成员丝毫不遭受挫折、痛苦、折磨、不幸和悲伤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人间天堂只是一个最幼稚浅薄的梦想。具体地说,首先,社会进步必然表现为个人价值日益受到重视,“人性的提高确是现代社会的目标之一”,“……人类灵魂的历史就是自由思想的进步史,任何欲使历史车轮倒转的想法都非常幼稚”,“在那些进步迅猛的民族中,限制个人发展的条条框框,一定有相当大的伸缩性”。如果这些民族保留了在那种未开化社会中所具有的强硬规范,那么其进化的过程一定会受到阻碍。当对个人的限制减少时,个人的欲望和野心在某些时候难免会膨胀,只要个人被灌输了进步就是他们的责任这种思想,再要他们服从社会的规范就很难了;因此,不满分子和骚乱分子的数量必定会增加。整个道德的完善和进步是离不开社会某种程度的反常现象的。一定限度内的利己型自杀是社会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其次,只要存在紧急情况和意外事件,某种限度内的利他型自杀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用的,有益的。例如,明知救人自己会死而毅然舍己救人,这种利他型自杀是一个健康社会不可缺少的道德行为准则。第三,社会不会永远平衡地、无波动地发展──即使整体能,也不可能做到任一局部都如此。某种干扰、动荡总是会存在的。否则,世界也就太无趣,太无生气,太缺乏色彩了。动乱型自杀也是不可能绝对避免的,唯一有希望绝对避免的,大概只有宿命型自杀──假定精神疾患的治疗技术大为改观的话,就更有这种可能(如果精神疾患导致的自杀归入宿命型自杀之中)。
如果不可避免的,一定限度内的社会自杀率是正常,不算是“病态”,那么,就只有当社会自杀超过这一正常值时,才能认为社会是病态的。超过的越多,社会病态程度越重,而宿命型自杀(除精神疾患所导致的自杀之外)都是应当可以避免的,因此,这是一种最严重的社会病态现象。
由于扣除一切原则上可以避免的自杀之后,社会自杀率应当低于任何一个实际社会自杀率,所以我们可以用(一),某一实际社会自杀率高于相应的最低实际社会自杀率的差,以及(二),宿命型自杀率,这两者来粗略地衡量一个社会的病态程度。很遗憾,我们得不到中国历年自杀率的准确统计数字,否则不难对“文革”前后的社会病态严重程度作出一个粗略的定量测度。
既然社会存在严重病态,既然这些病态是可以避免的,那么,就应当找得到消除,至少减轻这些病态的办法。
杜尔凯姆开出的唯一药方,是发展职业性团体,提倡妇女就业;在这些职业团体中培养一种家庭般的亲情气氛,构造一种团结、友善、温暖、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人际关系,用它来把社会成员融入集体和社会之中,抑制过分的个性化、过分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等于利己主义)倾向──杜氏认为这是当代西方的主要病态 ──以减轻利己型自杀和动乱型自杀对人们的有害诱惑。
杜氏的这一建议颇具先见之明,当代社会的两种重要的积极变化都符合他的这一思想:一是各类社会自治组织(中间组织)的发育;一是企业文化的研究与实践。在这两个方面,日本的经验尤其值得广泛借鉴。
正如杜尔凯姆指出的,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国家是一架粗笨不灵的机器,“国家对各种复杂的现象知之甚少,无法为每一种情况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式。国家是一台笨重的机器,只会一般性的和常规性的工作,它的行动方式一成不变,不知道怎样根据不断变化的特殊情况来调整自己的步伐。国家因而经常通过强制性行动来拉平各种距离。”“国家不得不企图起某种它不适宜起的作用,而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人们常说,国家到处插手却到处碰壁,它企图把手伸到不属于它所管辖范围之内的种种事情中去,可经常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往往费力不讨好,事倍功半。”这就是说,国家-个人这种过分简单化的二元结构,或者说,由国家包办一切的大一统社会模式、国家中心一元论的社会组织结构形式,只能采取“一刀切”式的官僚主义方法来解决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以至不是偏于过分僵硬、严厉、强求整齐划一的军事化管理,就是偏于一盘散沙,各行其是的半无政府状态。因此,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必须构造出多层次、多样化的中间组织,以沟通信息、促进对话、协调利益、达成共识,以实现“软性”的(自愿的、灵活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整合。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与这种政府-中间组织-企业-个人多层次社会组织结构模式有极大关系。正是由于这种结构模式,日本才能兼得政府有效的宏观规划引导,广泛积极的社会动员(指用某种超乎个人利益之上的社会整体目标广泛动员群众积极投入社会生活),市场机制的高效率以及比较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几方面的重大利益。这种东西合璧式的社会组织结构使日本后来居上。去年日本的平均国民收入已超过美国高居世界第二位(前五名依次是瑞士、日本、冰岛、挪威、美国)。
在企业文化、企业管理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方面,日本的“Z型”企业文化也应当说是最先进、最符合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西方早期的“X理论”把职工视同活机器:认为人们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因此主张对职工采取“胡萝卜(工资)”加“大棒(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操作程序)”政策。后来的“Y理论”注意到了在人们的职业活动中应当尽量满足人的多层次需要,特别是高层次的精神性需要,但仍然采取了工作家庭生活两不相关的分离态度来处理人的全部社会生活。“Z理论”则主张工作生活合一,强调工作场所的家庭式情感气氛,提倡职工家属介入职工的职业生活。这与杜尔凯姆的见解不谋而合。如果说日本的自杀率仍然不低,那是出于与西方迥然不同的原因,即过分强调利他主义、集体主义,过分束缚了个性及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中国的问题类似;当然,还不像中国的情况那样严重。社会中间组织及职业团体的这种健康影响能否由政党、,以及目前中国的共青团、工青妇等类政治性、半政治性团体来代行呢?看来没有什么希望。首先,党、团组织不具普遍性,它们不是群众性团体,它们强调某种严格的加入资格,对大多数社会成员实际上是排斥性的。而现有的工会、妇联、青联等是政治附属品,没有自治性,因此办得毫无生气,名存实亡,既缺乏吸引力,又无实际作用。需要构造的社会中间组织及职业团体,则必须具备普遍、自愿、自治、兴趣、实效等性质,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就目前中国的现状而言,最紧迫的问题还不在于此,而在于,第一,纠正不合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极端利他主义传统势力的影响,提倡个性化;第二,彻底埋葬阶级斗争社会-政治哲学。当马克思讲到“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时,那是有上下文垫底的,只有当旧的社会制度阻碍了新生产力、新生产关系的发展,而旧制度的统治者又不肯实行变革时,阶级斗争才有这种历史作用。阶级斗争这种伤人的凶器,只有在上述的社会剧烈变革时候,在统治阶级拒绝变革,在被统治阶级身受的剥削压迫已达忍无可忍程度,在别无其他选择时──只有在这样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阶级斗争才可能对历史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否则,轻率、随意地使用阶级斗争这个可怕的武器,不是出于判断错误(自己吓自己、反应过度),就是出于维护某些人私利的目的打着“为了多数人”的漂亮旗号,行维护个人或小集团利益之实。其结果,当然只能是灾难性的。“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阶级斗争不除,国无宁日!”
权力─思想─生活方式的大一统主义,以及阶级斗争社会政治理论必然导致的一个恶果,就是强迫性思想改造。这是丑恶的极权主义的传统遗留,没有丝毫现代气息,现代社会的主要思想基础,就是强有力地保障在法律范围内的个人自由选择,不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社会生活方式上;尤其是在思想信仰上!绝不能允许强制性信仰及迫害异端这种中世纪黑暗现象的任何遗存。没有这点起码的保障,一切主义、理想、美好社会等等漂亮理论统统是假话、大话、空话,不但一钱不值,而且极端丑恶,极端有害。是真、善、美就不需要强制人们去信仰;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只能在公民、在个人。国家、社会、政府可以宣传、教育、引导,但绝对无权在法律范围之外实行强制。强迫性思想改造,是造成中国社会紧张、分裂、不和、动荡不宁及无数家庭及个人悲剧的重要根源。这在我母亲的案例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还有两个造成社会病态的次要原因值得说一说,一是双职工制度,一是事业至上主义。
凡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做了许多“打肿脸充胖子”式的蠢事。大概是出于“对着干”的逆反式心理吧,斯大林模式是按照“敌人有的我们一定不能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一定要有”的思想逻辑构造起来的。这些幼稚的发明家们不知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什么好东西是可以不费代价就拿到手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白痴们的愿望。在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特定的社会弊病是根本无法避免的。你尽可以重新构造另一种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来消除这些弊端,但千万不能忘记,你同时很可能是在制造另一些更严重的社会弊端。在求普遍温饱尚不可得时,社会主义国家却大搞社会福利、平均主义大锅饭、充分就业及物价稳定,这样一些连当今的许多发达国家都享受不起的社会奢侈品。保障妇女的普遍就业,就是这一系列“打肿脸充胖子”式的廉价伪劣品(假解放、假福利、假幸福、假平等……)之一。说是“妇女解放”,实则不折不扣是“双重奴役”,即夫妇双方2×2=4倍的疲于奔命。当今中国双职工生活之负担沉重,了无生趣,恐怕世上少有。夫妇双方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还要加上每天上下班路途的将近两小时,这就是每天十小时,每周六十小时工作日。社会服务设施又极其落后,回家还要做超量的家务劳动、还要照料子女……这难道是“解放”?不叫作“双重奴役”还能叫作什么?如果中国是个劳动力缺乏的国家也还罢了,偏偏又是人口负担极其沉重,劳动力极其剩余!谁能解释一下,中国的双职工劳动就业制度有半点优越性没有?一部份中国人怎会不去用自杀以求逃脱这种“解放”!
只要拿出点才智和魄力来,解决的办法并不那么难以构想。例如,可以设想让双职工家庭自愿在两种方案中任选其一:方案(一)维持原状;方案(二)夫妇一人回家(由双方自由协商决定),就业的一方工资不动,回家的一方领半薪或原工资的六成、七成……,同时制订法律,规定就业的一方必须将工资的一成或两成转移给回家的一方作为回家一方的收入。如果一方回家造成工作的一方劳动强度增加,则对双方分别按劳动强度的增减,相应增减其各别收入。方案(二)看上去使夫妇双方的总收下降约10-25%,但他们享受的福利总量(休息、闲暇、假日活动、教养子女等等都是重要的福利量)增加至少二-三倍,同时夫妇双方的各自收入仍然保持平等,不发生一方依赖另一方的问题。──类似的解决方案可以设计出许多种,哪一种恐怕都强似“双重奴役制”。
双职工劳动就业制度实际上隐含着“事业至上”的价值观,即社会工作高尚、重要,家庭生活卑下、次要。这恰如其它种种目的-手段颠倒事例一样,是把手段(工作)当作目的,把目的(生活)当作手段。人活着不是为了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而是为了工作──为了那些为“社会主义”、为“国家”、为“党”、为“人民”、为……的工作;而家庭生活反倒成了保证更好地工作的工具、手段。在上述我母亲的案例中,导致她走上自杀之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孤独,其中包括与家人、亲友的隔膜、疏远,而这又是她的“事业至上主义”一手造成的。前两年读到一本美国一位成功的女企业家玛丽.凯谈管理的书,其中说到她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她的“上帝(代指真、善、美、人道主义等利他主义价值观念)第一,家庭第二,事业第三”的人生原则,使我大为震动。人类要想生活得幸福些,看来有必要把“事业”与“家庭”的优先顺序颠倒过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效率第一,过度竞争,出人头地等等社会准则有进行彻底反思的必要。这无疑是异化,即把目的和手段恰好搞颠倒了。
母亲已经去世十一年了。十一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变。这种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超出了当年任何人的大胆想像。中国人开始能够像人一样地生活了。尽管旧日的恶梦有时还会缠绕住人们,但毕竟,世界是巨变了,永远不可能倒退回去了。多么可惜,这一切,母亲都没能见到。像做往常的其它事情一样,母亲这回也是太性急了,她如果耐心等一等,她的被严重摧残和扭曲的心灵会复原,她会重新热爱起生活来的,因为在她的天性里本来就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
母亲去世后,我不断地做梦,主题永远是一个:我及时发现了她要做的事,把她救了下来。这梦不断地做了数年之久。由此,我知道了为什么说“梦是愿望的达成”,知道了她的死给我内心留下的创痛是多么深。这是一道终生流血的伤口。
母亲远不是完人──远远不是,但我还是铭心刻骨地爱她──就像我深情挚爱自己的中国和人民那样。尽管我深深厌恶中国人的肮脏、粗野、愚昧和丑陋,但我还是不能遏止这种无可理喻的爱。这也许就是生命的本质:矛盾的,被撕裂着的,悲剧性的。
我爱母亲不仅仅因为她生我养我,教我做人──教我做一个正直、诚实、不自私、对中国对人民有用的人,而且因为她对我寄予了那样的厚望。她是那样确信我必将大有作为。因此,我不敢稍有懈怠。促使我永不满足地力求超出平庸、追求卓越的无尽动力,一半来自天性,一半来自母亲的期望。
我的母亲原名杨菊淑,后改名杨静,一九一七年一月生于湖南益阳。
(完)
1989.12.21.15:55
后记
有不少友人看完本文之后表示不满:如此“创巨痛深”的题材,怎能写得这么理性、冷静、克制?
儿时看苏联影片,有一件事让我很不理解:为什么面对战友牺牲时,苏联军人表现得如此淡然,甚至冷漠,从不像中国影片里的共军战士那样歇斯底里般地大哭大叫、捶胸顿足?随着年事增长,我才渐渐明白,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军队传统──贵族骑士的传统,和农民军的传统──之间的差别。贵族骑士极其珍视荣誉、尊严和仪态,无论内心的情感在怎样剧烈翻腾,表面上必须做到镇静如常、不露声色,这是一个骑士或绅士起码的修养。
我现在已经对国产文艺作品中毫不克制、全无分寸感的煽情极度厌恶,完全失去了耐心。因此,在写作本文时,下笔之初就给自己规定了一种全然相反的格调。文章的标题和结尾,更是刻意所为,包括矫枉过正的动机在内。愿读者明察。
【大纪元10月12日讯】据BBC12日报导,对于韩国日前抗议北京公安"粗暴对待其外交官",中国外交部则指责韩领事官员妨碍中方执行公务。之前,韩国表示,其外交官在尝试协助逃入北京韩国学校的北韩人时,遭到中国公安的粗暴对待。
韩国方面表示,如果证实那批北韩人当时欲寻求政治庇护,北京应该释放他们。
韩国过去也曾多次向中国外交部表示抗议,但成效甚微。
越境抓人?
9日,7名北韩人试图闯入北京朝阳区的韩国国际学校。
其中2男2女成功进入了学校,但其它3名女性受到学校的中国保安阻拦后逃走。
成功进入学校的4名朝鲜人躲在卫生间里,后来被赶到现场的中国公安发现。
与此同时接到校方电话的韩国驻华大使馆的4位领事到场后,试图用身体阻挡公安带走4人,但最终未能阻止。
韩国媒体报导,一名公安人员说:“ 这里是中国的领土,并不是韩国领土。”
公安更加把其中两名韩国领事的手反扣在背后。
一位韩国领事表示:“中国公安无视韩国领事,不惜闯进韩国国际学校抓北韩逃亡者,对此非常意外。”
按照外交协议,甲国驻乙国的使馆等外交机构的主权属于甲国,乙国人员不得随意进入。
韩国愤慨
韩国外交通商部公报室有关人员表示:“韩国政府重视人道主义和被中共公安拘禁的北韩逃亡者的自由意愿,我们要求引渡这些北韩逃亡者。”
以黄长烨-前朝鲜劳动党书记为代表的“北韩民主化委员会”10日发表声明指责中共,“以大国自居的中共政府的此类行为是为人所不齿的野蛮国家的行径”
“ 北韩民主化委员会”实务局长孙正勋表示:“我认为,中国在朝鲜出逃者问题上,不要站在与朝鲜同是社会主义的立场上,而应从人权角度出发去对待。”
近年来经常有北韩难民闯入在中国的外国使馆,然后寻求政治庇护。
在平壤的压力下,北京对闯关者采取了更严厉的阻挡措施。
中共过去曾将近一万名北韩难民遣送回北韩,其中三分之一已被折磨致死或处决。
【大纪元10月12日讯】美国国会计划授予流亡的西藏佛教领袖达赖喇嘛金质奖章,这是美国国会授予平民的最高奖。对此中共政权大为光火,尤令中共感到恼火的是,白宫证实美国总统布什夫妇将参加下周三在国会山举行的颁奖仪式。据BBC报导,达赖喇嘛是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国会这次向他颁发国会金质奖章是为了表彰其对"和平,非暴力,人权和宗教间相互理解所做的恒久而杰出的贡献"。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11日以干涉内政为由对该计划表示反对。
金质奖章
美国国会金质奖章传统上一般授予军事领袖。 不过,近年里获得这个勋章的人物还包括上任罗马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印度的特丽莎修女和前南非总统曼德拉。 因此被誉为"平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向达赖颁发这一奖章的决定是美国国会去年九月以法案形式作出的,当时中共政权曾作出强烈反应,称此举将并伤害中美关系。
这次,布什总统和夫人下周三将出席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在国会山主持的仪式,向赖喇嘛颁发国会金质奖章。
典礼之后,美国国会还将罕见地同意让达赖喇嘛在国会山庄西草坪向他的支持者和公众演讲。
新德里抗议
周三(10日)大约30名流亡海外的西藏人冲进中共驻印度新德里大使馆,抗议中共当局上月在西藏实施的新宗教政策。
这些流亡印度的西藏人突然冲进中国驻印度使馆大门内,一些人用红色油漆在大门和建筑物墙上喷上"自由西藏"标语,另一些人则用铁链将自己锁在建筑物的旗杆上。
目击事件经过的美联社记者表示,在大约15分钟后,警察到场把冲进使馆的所有人强行带走。
印度警方发言人巴加特说,22名示威者被当局拘留,但不会对他们提出指控。
巴加特说,"这些人被带走是因为那个区域不允许举行示威活动。"
抗议新宗教政策
中共在9月1日开始实施活佛转世新法规,加强对藏传佛教的控制。西藏人普遍相信活佛圆寂后会转世,但是新规定意味着活佛转世必须得到中共当局批准。
新规定须然没有明确提及达赖喇嘛,但表明不会容忍任何境外人士或组织的"干扰",间接剥夺了达赖和跟随他流亡的僧侣挑选转世灵童的权利。
在现场示威的西藏青年大会领导人邦达普说,"这个规定旨在损害达赖喇嘛的影响力。"
今年8月,上千名流亡印度的西藏人曾在新德里举行示威,抗议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和反对奥林匹克火传递经过西藏。
近几个月来,各国多名高层人士与达赖进行会晤,令中共大为光火。他们分别是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新西兰外长彼得斯,德国总理默克尔。
【大纪元10月1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采访报导)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9月4号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中国政府质疑西藏地区藏族党员干部对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忠诚。质疑藏族党员干部的忠诚是因为这些藏族党员干部被中国政府怀疑效忠达赖喇嘛。设在印度的《西藏通讯》主编达瓦次仁表示,中国政府不相信藏族党员干部是由来已久的事---
达瓦次仁:“因为在此之前,1997年以后,西藏的很多干部,县委书记等掌握实权的人全部都被换掉了。地区级的几乎没有一个藏人担任书记,更不要说省一级的了,就是西藏自治区或者是青海省等等的。中共对藏人的不信任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以前就一直存在。而且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就像没有一个藏人担任过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一样。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这个文件当然是把这种不信任以及他们实际操作中的不信任用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国会议员格桑坚才表示,他十多年前从西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来到印度,他自己20多年与汉族干部在一起工作的经历证明了中国政府不相信藏族党员干部的确由来已久---
格桑坚才:“大家虽然在一个部门工作,但是心里面真的有一种很不好受的滋味,那种滋味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当然掌握主要职权的都是汉族干部,所以,他肯定知道你心里总是有一种情绪,有种不满。所以不会对你重用,不重用你心里又有一种情绪,所以这样共产党就肯定不敢相信在里面的很多机关干部了。”
格桑坚才离开藏区已经十多年,那现在的情况如何?达瓦次仁对记者说,几个月前他接待了一位从青海秘密来到达兰萨拉访问、从文革开始就一直在政府任职的藏族干部---
达瓦次仁:“他跟我谈到,刚开始工作时他相信是为人民服务,为劳苦大众服务,后来官做得比较大了,今年到省了,他才发现共产党对我们藏人一概都不信任,以及共产党那些为人民服务什么的都是假的,都是把我们西藏人当成是被统治的民族。”
现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内部文件曝光,中共要在藏区进行当年延安式的整风运动,那最终能否像文件所说,清除异议藏族党员干部,端正他们的“党风”?格桑坚才对此表示---
格桑坚才:“西藏最不稳定的因素是因为西藏里面的人对佛教的信仰,特别是对佛教的信仰就是对达赖喇嘛的崇敬,所以,它要杜绝这个以后发觉有很多干部,特别是新的干部都要参加佛事活动,所以他要杜绝这些就要采取一些措施,采取措施以后越发引起西藏人的不满。所以,如果共产党现在的这种政策持续下去,双方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而不会趋于缓和。”
有国际人权组织说,中国政府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加紧了对西藏地区的政治控制。
【大纪元10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孜报导)十月十日上午,在即将举行的欧盟和中国的人权对话以及中共十七大前夕,欧洲议会举行了一个关于中国人权和信仰自由的记者招待会,由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Edward McMillan-Scott)主持,人权无疆界组织主任威利·福泰先生(Willy Fautre),欧议会资深议员、跨党派西藏团主席托马斯·曼先生(Thomas Mann),以及欧议会议员森提万尼先生(Istvan Szent-Ivanyi)等特邀参加。与会欧议会议员强调,如今距离北京奥运只有十个月,而在中国许多团体还在遭受着迫害。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表示,他上周致信欧洲议会主席汉斯-戈特·帕伊特里博士(Hans-Gert Poettering),提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尤其是曹东和张莲英)以及维权律师高智晟、李和平等的持续迫害,并已将他们受迫害的情况以及1999年后三千多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报告通知了国际刑事法庭秘书处。根据国际刑事法庭建议,欧洲议会应依据关于群体灭绝的国际公约递交一份正式的文件。
欧盟和中国的人权对话将于十月十五日在北京举行。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已要求中共在对话前释放上述的法轮功学员和高智晟。这些案例欧盟将会在人权对话中提出。
会议现场拨通了大陆维权人士胡佳先生的电话,他向欧议员和媒体表达了对中国人权及2008年奥运的看法并通报了人权律师高智晟的近况。胡佳表示,“尤其从最近接连不断发生的事情,我们对老百姓的人权的状况感到非常担忧,我们是非常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不断的发出声音揭露中国发生的真相,同时希望国际社会多关注在中国表面把奥运繁荣的情况下所做的邪恶。”
他说,“国际社会和我们中国的民间是同盟军,我们永远保持着一种希望。”针对即将到来的中共十七大和欧盟与中国的人权对话,胡佳认为中国政府在准备举办奥运中进行了大量的人权侵犯。又为了十七大抓捕、遣送、软禁了数以万计的人,他认为十七大这个会议本身已经充满了罪恶和血腥,欧盟应该就此谴责中共。
会议现场还接通了中国维权人士李白光,他表示奥运应该是人类和平、友好的聚会,不应该成为迫害中国人权的机会。他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真正付出努力成为一个以宪法为本尊重人权的国家。
人权无疆界组织主任威利·福泰先生发表声明,要求所有民主选举的国家首脑和政治家都不应该参加北京奥运,因为那里的人民仍然在遭受着迫害,数以万计的人由于他们的宗教和信仰而受到酷刑和镇压。全世界应该聚焦中国的真面目。
【大纪元10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忠,石芳斯德哥尔摩报导)2007年10月11日,瑞典在野党之一的人民党在议会举办《北京奥运有助中国人权否》研讨会。瑞典议员、人权组织和中国专家等参加了本次会议。著名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David Matas)、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曼扬先生、中国独立作家协会创始人陈迈平先生及瑞典国际大赦代表艾玛.慧斯顿女士(Emma Sjostrom)作为嘉宾,就此议题发表了演说。大赦代表的担心
国际大赦代表艾玛在发言中指出:中国获得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我们不能只考虑到经济,也应考虑到整体社会人权状况的改善。中国政府代表在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时,曾答应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世界各国也期望通过奥运来敦促北京当局改善人权。六年多过去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明显的好转,如:劳改,死刑,剥夺律师主持正义的权力,对敢言的作家和记者的关押、对不同信仰团体的迫害、封锁互联网等等。如果奥运不能对中国的人权起到促进作用,那么2008年的奥运则是一个失败。
中国作家的提醒
中国独立作家协会创始人陈迈平演讲中指出:奥运未开,独裁者和争取自由者之间的较量已经开始。今年八月,中共在北京点燃了火炬,其的目的是宣扬其强大并煽动中国的民族主义。人权组织在雅典也点燃了称之为人权圣火的火炬,其目的是反对中共举办奥运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共把奥运作为宣传工具,鼓吹比赛中获得金牌则是民族的胜利。中共的国旗就是党这个大星星控制各民族人民这些个小星星。血旗在体育场上升起侧被中共独裁政府认作是胜利。市场专家的分析
具有20多年中国市场经验的市场专家兼国际人权协会理事曼杨发言说:共产党展开所谓的经济改革,使人民在经历文革浩劫后为了挣钱而工作,这不是改正错误,而是他们为了夺取绝的权力与更多的权力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另一种手段。前三十年里,该党透过国家化的过程以及无数次大型的政治运动,系统化的接收了过去企业与文化团体所掌握的的经济与文化主导权。到了1978年,该党基本上已将所有的经济与文化控制权移转到他们手上;现在,中国人民努力工作所创造的多数财富,最终将落入党领导人或是他们的亲人及支持者的口袋里。
中共是国家恐怖主义者,其常用的手段是暴力、迫害、酷刑及传播仇恨。过去是传播对地主资本家的仇恨,现在传播对法轮功的仇恨。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零年代即已恐怖主义起家,以暴力及谎言取得统治权力。自一九四九年统治中国后,亦是以暴力及谎言作为统治手段,全然忽视人类的尊严及人权。中共迫害地主、藏族、基督徒、知识份子及民主运动人士、以及持续到现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已清楚彰显其仍然没有改变邪恶本质。2001年答应个国际奥委会改善人权,但师涛案和抓高智晟说明中国没有自由和公正。
人权律师的论证
加拿大人权律师、《血淋淋器官摘取》一书作者大卫.麦塔斯讲道:“大卫.乔高和我做过一个调查,结论是在中国大量存在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案例。中共在未经死刑犯同意下,摘取他们的器官。”
麦塔斯列举了33条不同的证据后说:“中国政府对我们初次的调查结果做出了不具说服力的回应,特别是他们的回应都是在攻击法轮功。事实上,中国政府即使掌握了所有可供其任意运用的资源与讯息,而这些却是我们所没有的,但他们还是无法反驳我们调查报告结论的真实性。
我们在二零零六年七月公布了调查报告,并在二零零七年一月发表了第二版。我现在不断的访问各国的政要,希望世界惊醒和关注并制止这一血腥的罪恶。对奥运中共完全是像纳粹那样利用而已。”
会议主持人的乐观
瑞典人民党外交发言人碧姬塔.芜松(Birgitta Ohlson)女士主持了研讨会。她提到:一九三六年的奥运实际被希特勒利用,纳粹独裁者举办了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导致了希特勒更加肆无忌惮的搞恐怖主义和军备扩张,从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惨重的灾难,这是奥运历史上的耻辱。奥委曾于1954年对此事道歉。2001年,奥委会将举办奥运权交给了中共独裁。
一位与会者在会上介绍了几种不同的标志,希望前去参加北京奥运的人们都来免费下载。碧姬塔很赞同运动员及体育爱好者们在参加北京奥运会期间,佩戴一个白袖章。这一方面是因为白袖章在中国为对死者的哀悼,另一方面这也向中国人们表示西方人支持中国的人权。碧姬塔认为该研讨会对促进中国的人权现状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自由问答中,与会者均认为对中共的人权状况展开公开的批评很重要。对13日大赦组织举行的对中国死刑的抗议和14日多个人权组织举行的迎接人权圣火集会,大家均持积极态度,并表示拭目以待。
【大纪元10月12日讯】继成功举办“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后,“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也即将在曼哈顿举行。惊悉三名中国大陆的参赛选手正在被中共警察非法搜捕,新唐人电视台特此声明如下:
一、新唐人举办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是弘扬正统艺术,复兴中华文化的盛事,得到了海内外华人和国际友人的拥护与支持。目前报名的选手来自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是华人声乐界在海外的一次盛会,也是超越不同政治主张的一次文化盛会。
二、新唐人是独立客观的媒体,却因关注大陆民生及人权现状,如实报导中共的谎言与暴行,特别是对法轮功团体的残酷迫害,而被中共不遗余力地诋毁、打压和干扰。中共至今保持着毛时代“敌人支持的我们
就反对”的僵化可笑的思维定式,无论新唐人做什么,中共都全力破坏。尽管新唐人从未以中共为敌,中共却出于对一个良心媒体的仇恨,和对中华文化复兴的恐惧
而以新唐人为敌。
三、中共抓捕大陆的参赛选手是一次非法行动,即使按照中共的法律,参加一场音乐比赛也并未触犯任何刑律。这除了再次反映出中共践踏法制、肆意妄为之外,更反映出中共虚弱到连一场音乐比赛都害怕的程度。
四、新唐人将密切关注大陆参赛选手的安危,也呼吁美国政府和其它国际正义力量对这些选手予以援助。
五、新唐人电视台重申,我们将不断致力于中华正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并将继续揭露中共的邪恶,破解中共的谎言,为使中国尽早成为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而努力。
新唐人电视台
2007年10月11日
对于女儿不能参加今次的声乐大赛,傅玉霞感到很遗憾,不过,她仍祝愿声乐大赛能圆满成功。而且还通过长途电话,在香港录下女儿用美声唱法演唱的《红豆词》,希望一了女儿隔洋为大赛献唱的心愿。
邮寄电邮均被堵截
原来,母女俩得悉新唐人电视台将在纽约举办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后,都希望能前赴盛会。傅玉霞为女儿顺利报名,待女儿拿到护照后,9月28日通过在上海的姑妈分两天寄出女儿唱歌的录像、歌词、歌谱和个人参赛资料给日本亲戚,然后再转寄给美国。本以为很安全,但没想到第三天,傅玉霞姑妈所在地的居委会就找上门,叫她的姑妈去办公室一次,去了以后问她是否最近有寄过东西,又质问她为何不直接寄,要兜兜转转的。姑妈就说,只是寄小孩参加比赛的歌词、歌谱而已。干部跟她说以后不要寄。
东西没有寄出去,傅玉霞直接打电话到新唐人电视去问,对方让她通过电邮寄出。于是傅玉霞以电邮将资料发出去,电脑的屏幕上也打出了看来已成功发出去的讯息,到了第二天,傅玉霞不放心,于是再次打电话到新唐人办公室问,对方说没有收到。最后,傅玉霞几经辛苦终于以传真把资料送出。但是剩下来的时间已经不够申请签证。
盼参加真正国际大赛
现年19岁的黄璇佳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声乐专业,曾获得上海第一届外国语歌唱大赛特等奖。傅玉霞知道有声乐大赛的消息后,觉得是一次机会,可以让女儿参加真正正统艺术的比赛,增广见识。她坦言:“国内的比赛都是假的,我女儿是唱美声的,有这么一个机会,而且是一个国际大赛,肯定没有什么造假的,我就叫我的女儿去参加比赛,看看女儿唱到什么层次。”
知道女儿赶不及参加今次的声乐大赛,傅玉霞在香港通过长途电话传递女儿的歌声,让她用美声唱法演唱了一首《红豆词》。
在旅馆的小房间内,手提电话中传出了黄璇佳的歌声:“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 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瞧不尽镜里花容瘦……”歌声让人觉得伤感,本来在文明社会里参加一场声乐比赛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就像呼吸一样的自然,对大陆的民众却是如此遥远!
拆迁户11年非人生活
从1997年到现在,傅玉霞过了11年的非人生活。她是上海第一批上访人士,房子被强拆后,傅玉霞一直上访,在本区上访得不到回应,就到北京去上访,去一次回来就被关押一次,前后总共被关了8次,有时是24小时,有时是48小时。
现在是中共十七大召开的前夕,傅玉霞也是被监视的访民之一,这次她半夜逃出来,才能来到香港。
在多年的上访中,傅玉霞多次挨打,而女儿黄璇佳也不例外。2002年,当时黄璇佳14岁,由于中共十六大快开幕,傅玉霞于9月底已经被当局24小时监控。十六大开幕当天,她向跟着她的公安说要到南京去,傅玉霞和她的妹妹及女儿到了车站,当傅玉霞脚要踏上电动电梯时,公安就从后面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拖到出口处,然后打她。黄璇佳见到妈妈被打,她就喊:“为什么打我妈妈?为什么打我妈妈?”
恶警毒打母女两人
公安就把傅玉霞摔在地上,当时围观的人很多,铁路警察就把她们带到接待室。派出所来了7、8个警察,把傅玉霞三人带到派出所,关到一个房间里。其后来了一批警员,他们来到房间后大喊:“不得了打人了!打人了!”说是傅玉霞打他们。黄璇佳就说:“阿叔,不是我妈妈打他们,是他们打我妈妈!”当中有一个警号021251的警员向黄璇佳说:“小孩不许讲话!”嘴还在说这句话,一手抓住黄璇佳的左肩使她整个人腾空,傅玉霞见状便和妹妹两人把黄璇佳弄到她们的身后,那警员就一手伸过去抽住黄璇佳的一把头发,然后对她拳打脚踢,过程中傅玉霞的妹妹头顶挨了几拳。打完黄璇佳后,又再打傅玉霞两记耳光,并对傅说:“我的警号记住了,是我打你的,记住了!”
之后,警察把三人分隔关起来,到了半夜3点多,打人的警员对傅玉霞说:“待会见到你的女儿不要难过。”傅玉霞见到黄璇佳整个脸都肿起来,该位警员对傅玉霞说:“对不起,我看她坐着还以为她(黄璇佳)很大了。”傅玉霞指警员的话前后不对口径,他打之前还说“小孩不许讲话”,现在又说“不知道她那么小!”
傅玉霞就向警员说:“你说句对不起,我们母女两人就要受你的皮肉之苦!你记住。”他们被释放后,傅玉霞到公安局报案,但不获受理,告去法院也没有任何答覆。
在港公开退出少先队
在采访的过程中,傅玉霞决定要退出曾经参加过的中共少先队,以下是她的退队声明:
“我叫傅玉霞,女,48岁,通过我女儿这次报名参加全球华人声乐大赛被阻挠一事、我们家的房子被抢光、11年过着非人生活等一系列事情,现委托大纪元退出少先队。”
傅玉霞很快就会回去上海,问她回去会不会有危险,她说:“不知道,但既然走了出来,就不怕!我说的都是事实。”
【大纪元10月12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刘青云采访报导) 随着新唐人电视台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的临近,中国正统音乐也引起了西方音乐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加拿大莱尔逊大学哲学和音乐系的教授邹莫里斯·金日前向记者表述了她对中国正统音乐的向往以及她对音乐表演至高境界的理解。邹莫里斯·金是华人在海外的第三代移民,她的外祖父来自中国广东。从她的外形上一点也看不出她是华人的后裔,可是她对传统乐器的钟爱和精通可以让人感受到她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眷念。
找回文化根系的机会
邹莫里斯·金赞赏新唐人电视台在举办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所作出的努力: “这表明中国音乐以及新唐人电视台在国际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电视台以及表演者,大赛都将是激动人心的。” “对于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学生而言,我认为这是他们通过家庭的血统找回自己文化根系的机会。 ”
邹莫里斯·金认为中国的音乐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对黄帝的记载。由于中国的音乐带有很强的区域性,不同的区域带有截然不同的音乐风格,这对于非华裔参赛者则是很好的文化交流和促进了解不同的音乐表达方式的良好机会。
表演中放弃自我
邹莫里斯·金指出一个好的音乐家在掌握了相关的音乐技巧后,很重要的是要学会在表演中放弃自我。 “我最崇拜那些音乐表演者,他们表达的方式能够让我远离这个空间。我感觉我不在这个时空当中。我忘记了他们在舞台上是什么样子,我忘记了我自己身体的感受。”
“在那个不论多长的时间当中唯一存在的就是音乐。当最后一个音符落地,通常伴随的是沉没。在掌声响起、在记忆起他们以前,观众已经被带领穿越时空跟随表演到那样一个境界。 ”
人类与社会的融合
邹莫里斯·金认为音乐的功能之一就是将人类与社会更广泛的融合在一起,并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身心和情感方面对个体和社会起到治愈的功效。
“我向新唐人的观众致以问候,并对他们参与比赛致以最良好的祝福。” “我希望在新唐人的首届声乐大赛后,明年、后年,我们能看到将来的比赛规模更大,参赛者更多。”
邹莫里斯·金也是约克大学华人管弦乐队的创办人和总监,她在当地和世界各地多次表演包括笛子和萧在内的中国传统乐器的合奏和独奏。
【大纪元10月12日讯】在中国大陆,一个古迹或景观一旦标记了“世界遗产”的称号,随着必然要进行的大力宣传,就意味着带来了一个摇钱树,财源滚滚。可悲的是,“世界遗产”的称号非但没有给其带来保护,反而因为超负荷的承受能力,使其遭到严重破坏,九寨沟,丽江古城,山西平遥古城,清西陵,山东曲阜孔庙...无一例外。世界遗产大会(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已有30余年历史,签约国有180多个,其宗旨是确认那些具有重要价值、应被视为全人类共同遗产的人造及天然景观,并对其加以保护。不幸的是,由于需要取得国际间共识,世界遗产大会的崇高目标不得不在现实面前做出退让。这种情况在中国尤其明显。
目前全球各地共有851处世界遗产,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在这个名单上再添一个也不会激发什么反响。不过这在中国可不一样,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认意味着这个景点就成了摇钱树。为此,旅游业官员们都在为挤进《世界遗产名录》而绞尽脑汁,他们并不是想保护中国的古老文明,而是为加速中国的新旧更替。
1987年,北京的故宫和长城在中国率先获得世界遗产称号。后来,四川九寨沟也加入了进来。该地区1991年的游客人数仅有17万人,尽管如此,1992年评估顾问组织仍认为游人过多是个令人担心的问题。当时的顾问班子预计九寨沟在获得世界遗产称号后游客数量将激增至每年50万人,他们担心这会远远超出九寨沟的承受能力,从而给其带来严重破坏。
但九寨沟还是于当年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当地官员开始对此大肆宣传。六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调查团指出,九寨沟已人满为患。2001年的游客人数达到了120万。但当地官员并没有放过这处世界遗产宝藏,当地政府在2002年的一份自我评估报告中自豪地表示,计划将游客人数控制在每天1.2万人,这就意味着年游客人数将达到430万人,和当时已严重膨胀的游客规模相比高出近三倍。
在云南的丽江古城也上演着相似的一幕。丽江古城四周群山环绕,石板铺就的街道及纳西族建筑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景观,1997年成功获得“世界遗产”提名。但结果怎样呢?1996年丽江的游客人数只有3,000-5,000人,但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就激增到430万人。
更糟糕的是,丽江古城在加入《世界遗产名录》前曾发生了一场地震,严重毁坏了当地建筑。在这种情况下,丽江政府没有重建受损房屋,而是用一些更符合中国主流建筑风格的建筑“升级”了少数民族房屋。用水泥改建了传统的砖砌人字型屋顶,而不是用原来的材质进行修补。为了搭建一座全新的宫殿,有的少数民族居民还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
类似的事情在一幕又一幕地重演。山西平遥古城在1997年加入《世界遗产名录》前是个默默无闻的地方。由于受到丽江的经验启发,平遥允许向游人出租自行车,以便他们在明朝建成的古城墙上观光。后来,汽车也开了上去。2004年,平遥古城墙的某一段发生坍塌,当地官员开始害怕平遥的世界遗产资格被取消,把坍塌事故归咎于城墙年久失修。但当地居民却称,若不是加入《世界遗产名录》,城墙到今天可能会完好无损。
1998年北京西南面的清西陵进行翻修时,先用水泥覆盖在破损的砖结构外,再在外层刻上条纹做成用砖砌成的样子,而且到处都涂上了扎眼的现代油漆。中国殡葬协会(China Funeral Association)获准在陵区内的一个地方经营商业性的现代殡葬,入葬地点越是靠近后来重新安葬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墓位,收费就越高。
同时,游客人数剧增的结果促使管理部门毁掉陵区内的绿地,修了一条新路,并开始建造更多的旧建筑复制品,门票价格也相应提高。去年西陵进行翻修时,工作人员为缩短材料搬运距离,就在一组墓群的围墙上凿开一个大洞。陵区内的好几座建筑现在被作为办公和居住场所,而使用者正是那些负责保护这些建筑物的人。
在1994年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山东曲阜孔庙,清洁工们正在清洗壁画和雕像,这样的操作,恐怕其破坏作用要大于修复。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自称是孔子后人,但据报导称,让当地人不满的并非是这些遗产受到破坏,而是会威胁到他们的旅游收入。
奇怪的是,世界遗产委员会(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在确保这些遗产得到妥善保护方面似乎束手无策。它主要的处罚手段就是取消其世界遗产称号,但是这遭到中国政府的抵制。
7月26日,在世界遗产委员会召开会议期间,中国有6处世界遗产可能要被列入濒危遗产名单。但最终的结果是,中国不但逃过了公众的指责,而且又有两项世界遗产入选名录,使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增至35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暗示,中国积极向联合国其他组织施加影响,以避免在此问题上有失体面。
中国每处遗产都受到危害,作为世界遗产制度基础的合作精神已不复存在。现有机制似乎无法阻止更多中国景点加入世界遗产名录,而每一处因为加入名录而受到破坏的遗产又无法被取消称号(因为中国在这方面不会合作)。那么解决的办法在哪里?世界遗产委员会官员仍然在寻找答案。
来源:远东经济评论/华尔街日报
【大纪元10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佳综合报导)中共高层内斗激烈,十七大前的数轮人事变动后,江派势力进一步萎缩。担心彻底失去权力后遭到清算的江泽民极力推举充满劣迹的周永康进入决策层,藉以控制公安、司法系统继续维持迫害政策。因此对政法系统的控制权以及周的去留成为江胡角力的焦点。
据悉,尽管中共高层进行了多次讨论,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仍悬而未决,网上可见多种版本流传。其中主要的争议焦点之一是周永康。周永康是江的侄女婿,现任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国务院的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武警第一政委,为中共政法系统的第二号人物,也被民众称为“大流氓”。
虽然周永康在他历届官职任期内劣迹斑斑,遭到中共党内外的排斥,不断被人检举揭发,甚至曾几度被迫提出辞职公安部长一职。但由于江泽民的强力干预,周得以留任。
有外界分析,在江的另一个随从罗干即将退下之后,掌管中共政法系统的周永康,成为在中共内斗中处于劣势的江泽民试图维持迫害法轮功的唯一“救命稻草”。因此江极力促使周永康继续留在17大。不过外界认为,周的政治生涯并不会长久。
在公安部长任内的劣迹
据争鸣报导,几年前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曾明确反对周永康任公安部长一职,指出,公安工作有其特殊性,周永康是难以胜任。但江泽民却力挺周永康,说周永康在大企业 ,中央部委工作过,担任公安部长不会有压力,可以放开工作,带进新思维。
周永康上任公安部部长时,曾下军令状:1年遏止刑事案上升,2年使刑事案下降15%,3至4年基本扭转公安整体面貌。但2003年以来,社会治安状况持续恶化,刑事案件每年以17%至22%的幅度上升。社会对公安的评价是“警黑当道”、“警匪勾结”。
中纪委调查组在广东、辽宁、重庆、河南、江苏等省市考察,掌握到:刑事发案率比各省和公安部上报中央的案发率要高出150%至200%。
公安系统 自订了不列入刑事案的规定,如:抢劫财物不超五千元者;被抢劫者未受身体伤害,都不列为刑事案;入室盗窃财物不超过1万元,主人及居住人士未受身体伤害, 也不列为刑事案;持械斗殴造成人命伤害,被伤害方接受赔偿,列为民事纠纷案处理。
压制新闻媒体 迫害记者
《成都商报》于2001年元旦次日报导了一宗县委书记撞死人不顾而逃走事件,竟然触怒了周永康,认为此报导抹黑政府,周永康为此亲自写信给四川省委宣传部,要当局“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结果《成都商报》被迫公开检讨,记者陈清则被报社开除。
据悉周永康上调北京后,果然与前任贾春旺工作作风不一样,而是筹建一套“治安防控体系”,坚决以铁腕手段无情镇压一切“敌对势力”的挑战。
因此才有公安严禁民众在天安门广场自杀抗议,未遂者一律逮捕,以及在上海拘捕骚扰受周正毅经济丑闻之害的拆迁户,将揭露上海官商勾结的律师郑恩笼投进黑牢这样荒谬而黑暗的事迹发生。
480平方米别墅福利房
周永康任职国土资源部部长期间,在青岛崂山“买”了一幢480多平方米的别墅,由国土资源部支付6万元,别墅变成周永康私有财产。
周永康后来在四川省委常委会议上“三讲”时称:崂山别墅是国家按级别分配的福利房,超出面积是自己付款补上的。按规定,正部级福利房的面积是220平方米,允许有20平方米的超标。
周永康还被举报,1998年3月至99年12月,他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兼党组书记期间,扣压地方纪委、监察部门向中央上报《关于国土被侵占、贱卖、贪污严重》的报告。
事发后,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曾责成周永康就事件作出检查,并调离国土资源部到四川任省委副书记,后任书记。
在四川搞“周家店”班底
争鸣消息,周永康还被举报,在四川省任省委书记3年期间,拉帮结派,搞“周家店”班底,从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山东(他曾任山东省东营市委书记)调来80多名干部到四川任要职。
到2002年10月,他调赴北京时,在四川省党政、人大、政法、公安系统的正厅、副省级干部中,安插了清一色的“周家店”人马。周在四川省3年任期内,动用了530多亿元搞了120多项“首长工程”。2002年10月到京后,四川省机关、部门、社会团体,不断地向中央举报周永康的劣行。
公开召妓 与江泽民外甥女联姻
据悉,周永康一直和前妻的关系不好,他时常在太太面前表现自己“忘我工作”,实际上在实业宾馆多次奸污内部女工作人员,省人代会期间,周永康在酒店公开召妓。
几年前周永康的前妻在一场车祸中死亡,外传这是一场周永康一手精心安排的车祸。前妻身亡不久,周永康立刻娶了江泽民的侄女。
四川人都称他是个大流氓,他常常自我吹嘘是江泽民的亲戚,“中央派我来的”、“我是江主席身边 的人”。
紧跟江迫害法轮功 铺平升官
追查国际资料显示,周永康在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期间,他授权、监督和批准使用诸如谋杀、酷刑和失踪等手段恐吓和消除在他管辖范围内的法轮功修炼者,叫嚣实行残酷的株连政策:“父母修炼的,子女下岗;子女修炼的,父母下岗,停发退休工资,断绝经济来源。”
从2003年5月到2004年2月间的七个月中,周永康以公安部长身份在十二次各种场合、会议的讲话中污蔑诽谤法轮功和强调防范、镇压法轮功。
周永康被川人私下叫“人权杀手”。他在四川的几年中,使得四川这个拥有近亿人口的省,成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他凭着迫害法轮功,用鲜血为自己铺平了升官之路。
2003年12月刚刚兼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在中国公安部部属各局级单位主要负责人会议上,继续推行镇压法轮功政策,说“严厉打击法轮功仍是中国公安工作的重点”。
作为公安部长的周永康在具体推行和实施江泽民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上可谓尽心竭力。这也是他能一跃成为公安部部长的重要原因。
迫害一切抵制中共暴政民众
周永康的手下警察们不但专门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共需要的时候也毫不犹豫的迫害着一切敢于抵制中共暴政的普通社会民众,比如失地农民,房屋被强拆民众,比如维权人士等等。
周永康因为犯下的种种罪行,被中国大陆著名律师高智晟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直接点名怒斥。
而高智晟也正因为这一正义举动,招致了周永康对他的刻骨仇恨。在中共对高智晟的迫害升级过程中,周永康已经亲自介入策划对高智晟的迫害方案。
迫害法轮功被起诉
2001年8月27日,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四川省省委书记周永康被以反人类罪等罪名起诉。人权律师泰丽玛甚说,36岁的波士顿居民,法轮功学员何海鹰将一份起诉书交到周的手里。提交美国伊利诺州地区法院的该起诉书中列出的罪名有酷刑折磨、其它残忍的、非人道的和侮辱性的虐待或惩罚、反人类罪和非法监禁。周被控告违反《酷刑受害者保护法》和《外国民事侵权赔偿法》。
2006年7月21日,到访法国的周永康再被三名法轮功学员起诉,被控告其对他们因修炼法轮功而在中国所遭受的酷刑等迫害负有罪责。
江的救命稻草 周永康仕途不看好
据外界人士分析, 在中共内斗中已处于完全劣势的江氏政治集团,将周永康视为手中的唯一“救命稻草”,极力促使周永康能够在17大继续留任,并进入政治局常委。两个人都因为沾满了迫害的鲜血而互相利用。
也正是这个原因,周永康在中共十七大前的这一段时间,再次动用全国的公安力量掀起又一轮对法轮功的迫害高潮,到处绑架和迫害法轮功学员,藉此制造混乱,抹黑政敌。
但外界认为,周永康已六十五,超过政治局委员的年限,不可能成为第五代接班人。虽然江已经自身难保,但为了免遭法办拼命把他往上拱。关于周去留的这场人事斗争暂时还在继续,但周只不过是江利用的一个棋子。以他在迫害民众中的斑斑劣迹和在官场的极差口碑,周永康仕途不被看好,和江一样面临着被法办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