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4日(星期日)
金钟按:本刊九○年在加州召开的六四座谈会上,杨建利还是一个身影单薄的留学生,九月八日,在纽约法拉盛欢迎杨建利回到美国的大会上看到他时,已是一位阅历丰富,具有魅力形象的中年人。座无虚席的会上,各界发言者都强调杨建利是中国民运难得的人才,年轻有朝气,柏克莱、哈佛的双博士,海外多年的奉献。在大陆五年的铁窗经历,补足了作为一位反对运动领袖的条件。访问着重他在中国的遭遇和所见所闻。以他这样的背景来看中国,是特别值得留意的。
如果这一事件不是发生在一位普通律师身上,而是发生在一级党的机关或一位一定级别的官员身上,那些负责调查的职能部门会如此麻木不仁吗?这说明在当今中国社会,党本位思想和官本位思想严重,这个社会还没有做到人人平等。
据北京天网义工刘先生发来的消息:今晚又要开始最后一次抓捕访民的行动,阵势森严,除北京警方和保安外倾巢出动外,地方截访人员也一反常态大量进驻上访村。除北京警车外,地方派到北京的车占了很大比例,我在现场,随时关注报导。
据常女士介绍,6年前自己一家在东城区西羊管胡同300多平米的祖产被东开公司以改造危改房的名义,在没有任何手续的状况下明抢明夺,强拆时父母被扔到马路上,母亲被摔成脑溢血,父亲后来脑出血,哥哥一年后也被逼死,家破人亡。自己6年来上访没有任何结果,曾因去信访处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拘留10天,至今生活没有着落,靠捡废品度日,早不保夕。
很多来北京上访的人都没有一个安身之处。他们睡在永定门火车站附近的绿地上或者立交桥的下面。他们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手里的上访信复印件了。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就是所谓的“上访村”了。这里的房子有一半被拆掉了。在废墟当中,一些上访者用木棍和塑料布搭起了临时住房。一位自称曹源明的中年人将西方记者请到他所谓的“房间”里。房间里仅摆了几张床。他塞给记者一张纸条,轻声说道:“这儿到处都是特务。我要上访,因为我哥被他们打死了。都写在这里了。这儿还有我的电话,完了通过电话联系。”
宗:我已想好了,只要对传播紫阳思想有益,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打算近年内出这本书。现在的问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时间点出这本书。紫阳去世周年忌日(2006年1月17日)是赶不上了,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下面还有这样一些时间点:一是“六·四”(2006年6月4日);二是紫阳生日(2006年10月17日);三是紫阳去世二周年忌日(2007年1月17日),要等一年多时间,有点晚了;四是在这期间突发某个相关事件时,具体时间就不好说了。
大纪元记者10月9日采访了加拿大著名法律专家克莱夫-安士力(Clive Ansley)。安力士是第一位在中国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外国律师,对中国法制系统的看法权威。在加拿大和中国,作为中国法律教授,安士力的中加关系经验超过40年,他曾应包括加拿大、美国、几个欧洲国家等各国的邀请,检验中国的法制系统。
这些民主人士给我的传达的信息是:到处都有他们的人,很高层也都有,各行各业也有,遍布各地,现在正在考虑组党,这些事中共政治局也知道,而且在讨论怎么应付,可是中共现在是力不从心,要是在早些年,这些民主人士不会如此舒服的,真是不死也要蜕层皮,可是现在他们反而成为中共内部很多官员巴结的对象,很多官员还真的不想得罪这些民主人士。看来真是天要变了。“天灭中共”越来越显明是一个事实了。
尖山区立新派出所史村、马超等四、五名警察,二十八日扛著录像机到法轮大法学员闫喜华家进行骚扰,还要无理的给法轮大法学员录像,抢走两本大法书、五张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法像,并强行将闫喜华绑架到派出所,直到晚上七点才放回。整个过程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直到人被带到派出所,才补办搜查证,后强迫家人签字,写保证才放人。
10月13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唐人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参赛选手和随行人员陆续抵达纽约。在注册处,选手们详细询问比赛的细节,大家兴致勃勃,互相畅谈。选手们对大赛充满期待,都表示会尽力去做。
甄珠有一副甜美的歌喉,被选入女声小合唱组,简称“女声小组”。痴情的表弟宁可寒假不回家过年,用火车票钱买了一把小提琴,抓紧晚饭后、晚自习前那段时间练琴,为的是给“女声小组”伴奏,以便一睹芳容。我是“女声小组”的负责人,倒是很愿意给他这样的机会,可惜,这种“速成”式小提琴很难达到伴奏的水平。架不住表弟一往情深,天天勤学苦练。从此,运动场上少了一位优秀的中长跑健将——表弟是全校八百米冠军——宿舍楼前多了一位蹩脚提琴手。
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12日在香港电台节目第三台英语节目《Chief Executive Phone-in》上用英语表示,如果民主去到极端,将会变成文化大革命,人民掌握一切权力,就不能管治:“如果民主发展去到极端,当人民去到极端,我们(香港)就会出现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人民自己掌握所有东西时,你就不能再管治那个地方。”(“ If we go to the extreme, people go to the extreme, and you have a cultural revolution, for instance, in China. When people take everything into their hands, then you cannot govern the place.)
八月二十八日,美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二零零六年美国收入、贫穷和健康保险调查报告》,这令穷人问题再度成为共和党与民主党竞选策略的争夺焦点。在中国,随着贫富两级分化的加剧,政府如何承担义务照顾好穷人,社会如何在保证效率的同时实现道义公正,这已成为很多华人思考的重点。美国穷人的生活状态也许能从一个侧面启发中国的变革。
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预计15日到19日访问美国,期间将接受美国国会颁发最高荣誉的“国会金质奖章”,这是美国国会授予平民的最高奖,美国总统布什不但将出席颁奖典礼,前一天还将私下与达赖会面,高规格的接待,让中共官方很不爽。
向一台公共汽车走去。该图片下面的说明是“郑市长准备亲自上车!”第二张是市长已经作好准备跨入公交车的车门,图片下的说明则是“郑市长亲自上车了!!”第三张是市长背立车门,屁股对着车下一大群包括记者在内的追捧者,记者的长枪短炮好像全部瞄准着市长的大屁股似的,颇为有趣!照片下的说明是“郑市长真的亲自上车了!!!”接下来的几张图片依次是“郑市长亲自进去了!不,亲自进车里了!!”、“工作人员也争着上车了,榜样的力量就是大啊!”
金钟按:本刊九○年在加州召开的六四座谈会上,杨建利还是一个身影单薄的留学生,九月八日,在纽约法拉盛欢迎杨建利回到美国的大会上看到他时,已是一位阅历丰富,具有魅力形象的中年人。座无虚席的会上,各界发言者都强调杨建利是中国民运难得的人才,年轻有朝气,柏克莱、哈佛的双博士,海外多年的奉献。在大陆五年的铁窗经历,补足了作为一位反对运动领袖的条件。访问着重他在中国的遭遇和所见所闻。以他这样的背景来看中国,是特别值得留意的。
杨建利小档案
1963年出生,祖籍山东。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1986年留学美国,1991年加州柏克莱大学数学博士,2001年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员。曾任民联阵副主席,1998年任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创办网站《议报》,长期探索中国民主宪政理论,着有《非暴力抗争和宪政改革》。六四后被中共列入黑名单,2002年4月以他人护照进入中国,十天后在昆明被捕,判五年徒刑,2007年4月刑满释放,8月返回美国。
专访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主席杨建利博士
金钟
入狱和出狱的体验
二○○七年九月廿二日
纽约/波士顿 根据电话记录整理
狱中经历
问:香港传媒一直关注您的消息和返美后的状况。谢谢您抽时间接受本刊访问。首先,请谈谈您被捕的情况。据说您是在昆明被捕的,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被发现?
杨建利:我是二○○二年四月十八日乘飞机进入北京的,用他人护照,没有被发现。十天内我去了东北三省,见了上百名失业工人,跟他们作调查笔录,也在失业工人家住过。但是二十六日在昆明机场,准备去西双版纳,从泰国回美,被海关发现护照有问题。因为昆明机场经常查毒品贩子,对证件的识别能力很强,他们训练有素,工作比较专业。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谁。经过对我的调查笔记作全面检查分析,发现此人不一般。市公安局专调两批人研究我的材料,终于查明了我的真实身份。
问:然后怎样审讯您?都问些什么?
杨建利:从昆明到北京秦城监狱,国安部门审讯我一百二十多次。海外民运面上的一般情况,他们很了解。只问一些活跃人士情况,似乎在核对他们掌握的情况是否准确。他们很想知道我回国的策划人是谁?回国后联络什么人?他们不知道我调查的人都是我不认识的。见了很多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我回国,很少人知道,哪有什么策划人。
问:那么,他们给您定什么罪,判五年?
杨建利:两条:非法入境、间谍罪。前者我无话可说。间谍罪就很可笑,瞎说。我入哈佛大学政治学院,他们说是CIA、FBI送我进去的。我不得不向他们讲解美国的教育系统,政府与学校的关系。私立大学拒绝政府的渗透,是基本准则。哈佛是私立的。我对他们说,哈佛不是北大。他们既无知又执著。但不敢公然指我是美国间谍,因中美有外交关系,乱指会引起外交风波。于是,就在台湾方面作文章。指我和台湾“三民主义大同盟”联系多。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后来台湾不支持海外民运,完全没有联系。我的律师也驳他们“取证不合法”。台湾党政早已分开,大同盟那些人是老国民党,而且,不少后来已亲共。间谍是政府行为,和我根本扯不上。但他们判案,一旦定了,就不可能推翻,便给我判了间谍罪的最轻刑期。
问:您的辩护律师是谁?
杨建利:莫昭平律师。其实,我们宪政民主运动秘密支持大陆民间组党和工人运动,都没有入罪。
问:现在中共的狱治情况如何?
杨建利:开始在昆明看守所待了十二天,对我还算客气,没什么。押送秦城后,就很苦了。密集的提审,心理压力大。很不适应,想到身体能否坚持?很焦虑。每天四小时“坐板”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要呆呆地坐着,不准动。不放风,不准见人,不给看书写字。这是要驯服你,给你一个下马威。长达八个月。因为不见太阳,我关节发炎,至今还有后遗症,怕冷,下楼、打球不行。后来关押北京国家安全局,表面上,这地方很“高级”,实际上很坏。殴打、克扣我们的物品。我要律师转告家人,在美国的姐姐着急,想不开,要自杀。我宣布绝食,逼着狱方答覆改善,三天后停止。二○○四年七月,我发现脑血栓,他们紧张了,不敢再折腾,放松购物限制。在我一再要求下,他们不得不取消“坐板”规定。
问:精神上的压力如何承受?
杨建利:我在狱中很害怕脑力的衰退,人生质素的下降。我发现有些单词记不住了,便自我训练记忆力,训练抗饥饿能力,试过五天每天只吃一个苹果。用“写诗”的方法增加大脑的活动量。不是一般的写,是在脑中写,记在脑中,默记。这样写了几十首。后来起诉了,可以写辩护材料,才将诗偷偷记下来。二○○四年冬季,又转到“遣送处”,名叫“天堂河”。那里最残酷,有如人间地狱。随时打骂,强迫劳动,你抬头看警察一眼,都要挨打,只能低着头,看警察的鞋。他们打人用高压电棒,我看到有人被打到在地上滚。洗脸、上厕所都排成一圈,时间极短,就像和毛主席遗体告别一样。他们对我好一点,是特别关押,可以让我读官方出版的书。
问:你们牢房,关几个人?还是单人?
杨建利:不会单人,都是两个、三五个人。可以互相监视,有利看管。我最后一个月关在北京第二监狱,和重刑犯、死缓、无期徒刑、政治犯关在一起,至到四月二十七日释放。我每次关一个地方,他们都有派不同的人陪我,随时汇报我的情况。但是,这些人有的成了我的朋友,还帮点小忙,为我受罚。有的开始对我很坏,后来变好了。我们互称“服刑人员”互相不知道罪名。他们不少人叫我“老师”,互相尊重,我还给他们开过课,当过篮球教练。出狱后,我们设法互相联系,他们始终以师傅传统礼貌待我……其中故事不少。
观察中国
问:听说你可以提前释放,被你拒绝。是怎么回事?
杨建利:我有过四次提前出狱的机会,包括保外就医,但都要押送机场,遣送出国,我拒绝接受。我一定要去山东老家拜祭父亲,为父亲扫墓。我争取的是自由的回国权,宁可坐牢坐完。所以出狱的第一天,我先在北京落户,不让落。就回山东落户……当局不得不答应签发中国护照。让我在中国自由地旅行近四个月,见了各界许多朋友。我梦寐以求的就是要打破(流亡者)这个模式:回国就入监狱,出狱就要离开中国。我做到了。这意义很大。我们回国的路我走通了一半。
问:你在国内旅游,有没有被监视?
杨建利:我不知道,也看不到。但没有人骚扰我。哥哥天天陪我。大陆的家人,为了我几乎到崩溃的边缘,都受不了那种折磨。他们为我祈祷。八月十八日,我登上飞机返美时,心里十分难过。我用五年时间,换来回国的自由。很多人还没有这种自由。
问:透过这五年监狱和四个月旅行,您可说是深入大陆作了考察,你看到中国的民主化,希望在哪里?前途如何?
杨建利:我的观感,好的方面是,我接触到的朝野人士,体制内外,包括一些监狱干部都认为中国非民主化不可,民主虽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最后一定要实现。对此,大陆各地有相当强的共识。但是另一方面,问题确实很多。普遍觉得“中国民主太难了,有生之年看不到。”权贵阶层阻力大,不容置疑。他们说,“民主好,我死了再搞吧!”也有一些党内外干部不是很抵触的,但也害怕民主变成“洪水猛兽”,来了社会失控,对实现民主的中间过程没有信心。他们有权,也不敢启动。那些贪官就很坏,不管民主与否,影响我的利益,他就要打压,要镇压。当然,也有一部份人,认为民主之路再艰难,也要开始走。每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是贡献。
问:您怎样看中国的变化?
杨建利: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是有了不少的变化。老百姓有了更多的自由,如迁徙、财产权。主要在经济权利方面。这是不争的事实。也说明中国民间包括海外的几十年抗争是有功的,迫使他们废了一些恶法。当年是反对派提倡,今天当局做了,我们在逻辑上要承认。但是,进步是有限的,个人自由尚未制度化,只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空间。专制政府的任何法律都有随意性,可以随时或局部收回,因为不是真正的法治,还是人治。当局对政治权利的控制严厉,言论自由,选举的游戏规则比个人自由差距更大,就不用说了。我相信,个人自由将会扩大到政治层面,这是政府必将面临的挑战。现在,民间维权、自由知识份子、草根阶层、记者……各方面,此起彼伏,给政府的压力不可低估,是促进政治改革的动力。
展望未来
问:我们为您出版《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五年后,大陆归来,是否有新的思路?
杨建利:我在大陆考察的笔记,至今没有退还给我。我在狱中不断地思考过中国的民主之路。我想到“纳税人革命”五个字,应是宪政民主的开始。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每个人,应该更清楚自己作为纳税人的权利。纳税人的概念是提倡超越左派右派的中庸之道,这也是西方民主的本质所在。可以把我们的工作和老百姓每天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我也思考海外民运的立足点要与国内的民运相结合,以国内为主导,纳税人的思路将更扎实。海外民运如何评估今日中国的历史地位,是个重要课题。
问:您回来美国,很多人对您在海外民运中的角色抱有期待,您怎样看待?
杨建利:我刚回来,对海外民运的状况了解不多。知道处境相当困难,实质活动少。外国的主流活动进不去,中国又回不了,资源贫乏,症结在哪里?是我很关注的问题。我感觉到,在中共的巨大压力下,大陆民运维持他们的组织,意义很大。但在海外,精力如果过于放在维持组织上,有没有意义?我投身民运二十年,深知民运的问题,是中共长期专制统治这个背景上产生的。不怨任何人,我也不指责任何个人,他们很多都是我的前辈。民运有天生的弱点,只能部份的补足。我们二十一世纪基金会的工作应该适当扩大一点。我个人的职业,希望不要限制太多,以便我有更多一点空间从事民运方面的工作。
问:工作方面的可能性如何?
杨建利:首先,当然很想回到哈佛去。哈佛大学仍然是今天支持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研究枢纽,思想资源丰富。民运方面,既已走上这条路,应该潜心致志,走向未来。必要时,可以放弃民运外的一切积累。
问:您的家庭,您太太这些年为你付出艰辛,孩子也大了,回来后是不是有点疏离感?
杨建利:是的。重新回到温暖的家庭,我要花更多的时间,调整和孩子们的关系,消除陌生感。过去我在家严厉,孩子有点怕我。这也是一个挑战:做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一个政治流亡者的家庭,要比别人更多压力。傅湘很坚强,她理解我,支持我。她有固定收入,我们可以维持一个小康之家。我现在靠演讲,也有一份收入。西方社会对演讲很尊重,报酬不错。
问:您的英语能力恢复得如何?
杨建利:刚回来有些别扭,一个月下来已恢复得很快,给了我信心。我愿借此机会向开放出版社表示感谢。我那本书,印刷精美,反应很好。也向众多的香港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们在我困难的时候,大力支持、声援,我永不会忘记。我有护照可以去香港,希望有机会在香港当面向他们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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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开放杂志》
问题1:是否存在党权和官权高于人权的现象?
如果这一事件不是发生在一位普通律师身上,而是发生在一级党的机关或一位一定级别的官员身上,那些负责调查的职能部门会如此麻木不仁吗?这说明在当今中国社会,党本位思想和官本位思想严重,这个社会还没有做到人人平等。
问题2:如果公安部门侵犯人权,谁来约束公安部门?
“李和平事件”发生以后,李和平律师于9月 30日晚上9点向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派出所报了案,据了解,派出所的破案工作没有明显的进展,相反却继续派出两部汽车、两组人员继续跟踪监控李和平律师,其中一组为穿制服的警察,另一组为穿便服的国保。由此可见,公安部门对李和平是关注的,可为什么公安部门不努力破案,却把警力用来做监控?既然李和平律师处于监控状态中,那国保就对“李和平事件”负有某种责任,如果国保部门涉嫌参与“李和平事件”,什么机构能有效监督公安部门,保证“李和平事件”能得到公正的调查处理?
问题3:宣传部门是不是在掩护政治腐败分子?
“李和平事件”已经发生了两个星期,在国际上反映如此恶劣的事件,在国内没有一家新闻单位进行公开报导,难道我们的新闻从业人员对公民的疾苦如此冷漠?
难道我们的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如此低劣?如果代表整个国家舆论公器的新闻界真是这样,谁还能对中国的未来抱有信心呢?中国的新闻界不可能是这样!问题是中国的新闻界受到了宣传主管部门的压制,我们要问,宣传部门为什么要压制对此类事件的报导?宣传部门与策划“李和平事件”的政治腐败分子到底有什么关系?难道宣传部门不知道“有恶不改便是大恶”的道理吗?
问题4:在公安部门是不是存在政治奴工现象?
在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存在数以百计的奴工,在 “李和平事件”中,受害者除了李和平律师以外,我们不能忽视另外的受害者——那十几个绑架殴打李和平律师的政治打手,在精神的层面上,他们是更严重的受害者。他们与李和平律师无冤无仇,如果不是受到策划者的威慑利诱,谁愿意去干这样的“脏活”?难道他们的父母不希望他们做一个好人?难道他们在侮辱、殴打一个没有反抗的李和平律师时就那样心安理得?难道他们的良心就真的那么平静?难道他们这样做就不觉得对不起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列祖列宗?难道他们真的不怕遭到报应吗?我不相信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们的判断力会如此低下,他们肯定受到了政治腐败分子巨大的压力,他们被迫做了政治腐败分子的政治打手,做了政治腐败分子的政治奴工。公安部门除了控制国保干警以外,还控制了多少共和国的公民作为他们的政治打手,作为他们的政治奴工?我为政治奴工的命运担忧。心胸宽广的李和平律师不记恨他们,但我希望他们忏悔自己的过失,在保护好他们自己的前提下勇敢地出来披露真相,我想如果他们能这样,我们伟大的李和平律师是会请求免于给他们处罚的。
问题5:现在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度吗?
任何文明的国家都不能保证不出现恶性案件,关键是恶性案件出现以后能不能得到及时公开的处理。发生在李和平律师身上的封建法西斯暴行在我国不是第一例,2006年8月至今,已经有发生针对高智晟律师及其家人身上的极其野蛮残忍的封建法西斯暴行,已经有发生针对杨茂东先生的极其野蛮残忍的封建法西斯暴行,已经有发生针对香港立法会议员兼维权律师关注组成员何俊仁先生的暴行,已经有发生在黑监狱里针对许多上访冤民的暴行,已经有发生针对许多自由信仰者的惨无人道的暴行……,难道我们伟大的祖国应该被这样治理吗?难道这样的事情能够长期掩盖吗?只要这类事情被人为的掩盖,我们的祖国就不能称得上是一个文明的国度。
爱因斯坦说,发现问题相当于解决问题的一半。不管发现问题是不是相当于解决问题的一半,但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只有发现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问题。“李和平事件”发生不是偶然的,暴露的问题还有很多,产生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探讨。请大家一起来努力,查找原因,发现问题,防止此类中国人整中国人的事件一再在中国发生。
【大纪元10月14日讯】(六四天网义工报导)10月14日21点36分,北京天网电告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今晚开始最后一次抓捕访民的行动。据北京天网义工刘先生发来的消息:今晚又要开始最后一次抓捕访民的行动,阵势森严,除北京警方和保安外倾巢出动外,地方截访人员也一反常态大量进驻上访村。除北京警车外,地方派到北京的车占了很大比例,我在现场,随时关注报导。
9点45分,刘先生来电:行动开始。
而另一北京天网义工赵先生则在21点47分来电:南站上访村17大前夜,北京及各省警方将出重兵抓捕,现场恐怖!
【大纪元10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赵莫迦报导)十七大开幕式召开前的北京风声鹤唳,本周末大量访民和维权人士被拘捕监控。14日,北京市访民常城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说,自昨晚派出所命令不许离开家门一步,至今被警察24小时监控。另一名维权人士关增理对记者说,已接到警察通知,下午将被带走。北京市东城区访民常城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昨晚7点被叫到东城区,一位韩姓警察威胁她说,不许离开家门一步,否则将被严厉对待。现在认识的其他访民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常城女士告诉记者,警察就在自己身后。“现在警察24小时监控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妇女。但是只要我有一个机会,我都会坚定自己的信念,继续会去上访。”
据常女士介绍,6年前自己一家在东城区西羊管胡同300多平米的祖产被东开公司以改造危改房的名义,在没有任何手续的状况下明抢明夺,强拆时父母被扔到马路上,母亲被摔成脑溢血,父亲后来脑出血,哥哥一年后也被逼死,家破人亡。自己6年来上访没有任何结果,曾因去信访处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拘留10天,至今生活没有着落,靠捡废品度日,早不保夕。
对于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所可能带来的危险,常女士提高声音回答说,今天能接受采访,明天说不定就被关在哪里了。“我现在连活都活不下去,顾虑生命的危险又有什么意义呢?共产党说是奔小康,我们家却是从小康到吃糠。我出生在三年灾害的时期,小时候在饥饿中都活的健健康康的,现在却受着肉体和精神双方面的摧残,满头白发一身病痛。祖产被抢,家破人亡,一件衣服穿了3个季节,肚子都填不饱。父母的病根本看不起。我们一家实在是太无奈了。”
另一位北京维权人士关增理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已经接到片警的电话通知,下午要来带他走。“说是要带我出去玩两天。不是马上十七大开幕式了吗,他们用这种方式让你离开北京。”对于是否会听从警察的安排,关增理表示不和他们走是不可能的,要不他们就是24小时监控。
对于十七大期间是否会上访,关表示自己不相信上访会带来任何变化,因为独裁国家没有说话的权利,召开任何会议对于百姓都是不利的。“我和你说什么呢?他们对上访人士只会采用镇压的手段。他们说的和谐社会,就是说我说和谐才是和谐,你上访就是不和谐,我就得逼着你要和我和谐”。
对于境外媒体采访是否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关增理表示自己曾因向访民介绍法律知识帮助访民上访而被以煽动罪名监禁,但是只有继续发声来自我保护。“怕又有什么用?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伸着脖子也是一刀,缩着脖子也是一刀。”
【大纪元10月14日讯】10天之后,中国共产党要召开第17届代表大会。像以往一样,当这五年一届的代表大会召开时,北京都要进行一次人员大清理。今年遭殃的是上访村。三个星期以来,政府派人来拆除上访村的房屋。记者走访了上访村,从北京给德国之声发来现场报导。很多来北京上访的人都没有一个安身之处。他们睡在永定门火车站附近的绿地上或者立交桥的下面。他们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手里的上访信复印件了。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就是所谓的“上访村”了。这里的房子有一半被拆掉了。在废墟当中,一些上访者用木棍和塑料布搭起了临时住房。一位自称曹源明的中年人将西方记者请到他所谓的“房间”里。房间里仅摆了几张床。他塞给记者一张纸条,轻声说道:“这儿到处都是特务。我要上访,因为我哥被他们打死了。都写在这里了。这儿还有我的电话,完了通过电话联系。”
上访村里都是小平房,只有几条小街。而政府的信访局及最高人民法院就座落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来这里上访的人来自全中国各地。很多人报着能够洗刷自己冤屈的希望来到这里。而他们带的钱很快就花光了,只能靠捡垃圾或者打零工维持生活。上访村里一张床每天的租金是五元钱。曹源明脱掉上衣,他的身上和胳膊上到处是被打的伤痕:“这是他们残害的。我们两家都是。别人家有钱就不判刑了。我哥没钱就被判刑。我哥还有伤害鉴定。他们都不管。我那材料是综合材料。他们马上要抓我。”
西方记者对曹源明的暂短造访并没有逃过警察的眼睛。在上访村的入口处已经停着五辆警车。曹源明第二天告诉记者:“晚上搜捕了两次。地方上来人,还有北京警察。把我们往外拽,到马家楼子,然后哪来哪去,有的给你办学习班,不让出来了。”
他手里拿着有关他哥哥的材料。他哥哥曾经在一家国营企业做工。但经理却无故扣发他的工资。为此他哥哥在省里跟那个经理打了几场官司,但都输掉了。无可奈何之下他决定来北京告御状。但5年下来一无所获。
如果人们的冤屈在本地得不到申诉,他们最后的一招就是来北京上访。因为他们坚信中央政府会比地方政府公正。因此最近几年来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而地方政府的官员担心上访的人会在中央给他们造成坏影响。曹源明给记者描述了地方政府让上访人员保持沉默所使用的方法:“在国家信访局,两会期间车排得老些了。哪儿来的?是他那个省的,就把你拽下来。你是吉林的吧,他是南方的,我的人你打,他的人我打,不认识呀。四、五十个人中踹他一个人还不踹死了么?打完呢,25 分钟没能喘过气来。”
他哥哥被当场打得不省人事。当警察赶到现场时,已经太迟了。在昏迷了3个星期之后,他哥哥撒手人寰。曹源明有一张他哥哥入殓时的照片:“去年就给我两千、三千五百块钱,不让我告了。打人的人还没有惩处,还没有来。两家都有协议吧,有协议给我钱我也认可了。没有协议,就给我两千五百块,三千块钱不让我告了。这是什么社会啊?这不是地方公安局跟北京公安局串通啊?”
直到今天曹源明还没有得到有关他哥哥死因的法医鉴定。他没有对能够伸冤报多大希望。但他仍坚持在北京上访,希望信访局能够给个说法:“我们应该做反腐败的急先锋,应该上北京城,我们要告,把这个案子打清楚,说清楚,引起外界、内界人的同情。不能让这帮腐败分子猖獗到底。”(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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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德国之声》
【2005年12月23日(星期五)15:30-17:30访谈宗凤鸣先生】
一、谈《赵紫阳在软禁中谈话》书稿若干问题
(2006年12月13日、12月15日、2007年1月5日、6月13日—7月5日核)
单少杰:宗先生,您老那部书稿(《赵紫阳在软禁中谈话——宗凤鸣记述》)送出去征求意见的结果怎么样?
宗凤鸣:李锐看了三个月,看得很仔细,连标点符号都改了不少。杜润生看了,安志文看了,紫阳家属也看了。另外,还请蔡德诚(原科技导报副主编)从编辑的角度为稿子把把文字关。蔡德诚说看了三遍。
单:您又对稿子作了修改吧?
宗:10月后,我将他们提出的意见作了一些协调,又对稿子作了一次修订,现在已修订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修订了,算是定稿了。我不想再动它了。
单:关于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问题,老先生们的意见一致了吗?
宗:李锐的意见是一定要出,要早出。XX的意见是缓一缓出,过五年后再出。
单:XX的意见呢?
宗:开始不同意出,后来态度有点变化,说缓一缓再出。
单:您本人打算怎么办?
宗:我已想好了,只要对传播紫阳思想有益,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打算近年内出这本书。现在的问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时间点出这本书。紫阳去世周年忌日(2006年1月17日)是赶不上了,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下面还有这样一些时间点:一是“六·四”(2006年6月4日);二是紫阳生日(2006年10月17日);三是紫阳去世二周年忌日(2007年1月17日),要等一年多时间,有点晚了;四是在这期间突发某个相关事件时,具体时间就不好说了。
小单,以前我已说过,现在我还要再说一下:这本书的稿费,我分文不要,都捐出去。至于捐出去的用途,我想,一是捐给紫阳,看能不能为他立个像;二是捐给六·四流亡学生,看能不能帮他们一点。不知这稿费能有多少,能不能办这些事?
原先我还想用这本书稿费中的一部分钱,来补偿我家的阿姨(付梅竹)。她为这本书出了不少力,一是帮我打印稿子,二是帮我跑腿送信 [1] 。不过,我已想其他办法补偿她,就不用这稿费了。
单:您不给自己儿女留一点稿费吗?
宗:不留。他们都已成年,都已进入社会,是社会上的人了,完全可以靠自己劳动生活。
单:晚辈明白宗先生的意思,就是要把这捐献同中国民主事业联系起来,同“六·四”联系起来。赵紫阳和那些学生都赞成中国要走民主的路。他们都是“六·四”受害者:那些学生流亡海外,有家不能回。赵紫阳则成了“第二个张学良”。
宗:事实上,赵紫阳的处境还赶不上张学良的处境。张学良在软禁期间还可以会见许多老朋友,更重要的是,张学良最终获得了自由,没有被软禁至死。
单:宗老,我有一个建议:您将稿费与其捐给“六·四”流亡学生,不如捐给“六·四”死难者家属。因为,“六·四”流亡学生在海外打拚已有十六、七年了,大都站住脚了;“六·四”死难者家属则一直生活在失去亲人的阴影中,大都处境不好。听丁子霖老师说,她们现在日子过得很艰难。另外,国内生活水平与国外生活水平的差距很大,有限的稿费用在国内比用在国外更起作用些。
宗:那好,就这么说了,这本书的稿费一是捐给紫阳立像,二是捐给“六·四”死难者家属。
……
宗:小单,告诉你一个情况,有人在《明报月刊》杂志上登了几篇有关赵紫阳在软禁中谈话的文章。
单:这几篇文章与您那本书稿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从您那本书稿中截下来的?
宗:《明报月刊》的人还打电话来,向我介绍了这几篇文章中的一些内容,要我确认真伪。我听了后就觉得这些内容是从我那本书稿中摘录下来的。我就对打电话的人说,“这些内容是剽窃的,是从我的书稿中剽窃的!”
宗:他们告诉我,发文章的人还要和他们谈出版《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事宜,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又说暂时不出版这本书了。
单:这件事有点严重,说明您的那部书稿已经被人偷出去了,已经被他们拿出去招摇撞骗了。不过,这件事也有点奇怪:您允许看这部书稿的人也就是那么几个人,都是您比较信得过的人,不会去做这种不讲信义的事;何况他们大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去做这种盗卖文章的事。
宗:这些老人我都很了解,都不可能做这种事。
单:那么,会是谁呢?
……
宗:小单,你看过紫阳的那些谈话,知道紫阳的最可贵之处,就是他的思想,就是他的精神。
紫阳把这个党、这个国家看得很透。他曾说过,我们现在搞的这套体制从本质上看,就是一党专政,就是集权统治,带有很多封建专制主义的色彩。
紫阳认为,中国如果要真正改革,就必须在国家生活中限制这个党的权力,真正做到党政分开:工矿、企业、学校等基层机构不设党的专职队伍,国务院各部委不设党组,党委不设对口部门;同时还要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不设总书记以防止走上个人专政的道路,保障人民所应享有的公民权利,给人民以言论自由。
紫阳还说,邓小平改革路线的最大失误,就是只搞经济改革而不搞政治改革,从而导致愈演愈烈的体制性腐败:越来越多的执政官员大搞权钱交易,大肆侵吞人民用血汗积累起来的公共财产,结果是经济越发展,腐败越猖獗,如今这个党已基本上烂了。
另外,紫阳在“六·四”问题上,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硬是不做违心的检讨。小单,我告诉你,当时紫阳已做好了要坐牢的准备的。就这一点而言,耀邦不及紫阳。
非常不容易的是,紫阳在这十几年被软禁期间,能够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我在这些年里,与他有过上百次接触,看不到他对自己所受到的冤屈有什么激愤的反应。谈到那些待他不公的人和事,他都很理智,很冷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使用那些情绪化的过激言辞。
宗:小单,我从广播里听到,一本书可以同时由五、六家出版社出版。你看《赵紫阳在软禁中谈话》这本书能不能以这种方式出版?如果能以这种方式出版,就有可能将紫阳思想传播得更快更广。这也是我出版这本书的最大愿望。你觉得这种方式行吗?
单:我也不太清楚出版方面的事。不过,我觉得一本书同时由五、六家出版社出版是不是多了点?这样做有一个很难操作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五、六家出版社之间进行协调。如果协调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引起法律纠纷,把事情弄糟。
宗:有这种可能。
单:我想,如果这本书一定要由多家出版社出版的话,那么,这多家出版社最好不要超过两家;并且,这两家出版社最好不要集中一地,比如,一家在香港,一家在台湾。在香港的出版社可以在本地卖书,但不能到台湾去卖书。同理,在台湾的出版社可以在本地卖书,但不能到香港去卖书。至于香港和台湾以外的市场,都向两家开放,由它们去竞争去打拚。当然,我这个想法也是一相情愿,不知能不能行得通。
宗:我们都不大了解出版方面的事。小单,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顺顺当当地出版这本书,能最大限度地传播紫阳的思想,让更多的人理解紫阳。
……
二、谈有关部门为赵谈话书稿事找宗先生谈话
(2006年1月27日、12月13日、2007年1月17日、6月13日—7月5日核)
单少杰:宗先生,向您老核实一件事。听李锐先生说,因为您写书的事,有关部门除了找您谈话外,还找您的家属谈话。有这回事吗?
宗凤鸣:不错,他们在找了我谈话后,又找了我的老伴和我的孩子谈话。
……
单:他们是怎么谈的?
宗:他们威胁我的家属。他们对我的孩子说:你父亲写的书,是同中央关于“六·四”问题的决定对着干。这件事如果搁在“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当然啰,我们现在不会这么做。你父亲毕竟是老干部。我们希望你们家属能劝劝他,劝他不要那么做。如果他硬是要那么做的话,就会对他不利,对你们家属也不利。
[2] 他们这是在搞威胁,威胁我的家属,也威胁我本人,警告我如果不听劝告就会连累家属。
单:您老的态度呢?
宗:我不怕,不怕他们搞这一套!我早在六十多年前参加革命时,就过了家庭关、亲情关,就做了有可能会连累家庭的心理准备。
我父亲当时就说过:“没有杀父之心,就不能干八路军、干共产党!”我父亲这样说,虽说是气话,但还是有一些根据的。当时我们家乡有一个人参加了“八路”。敌人抓不着他,就把他父亲给杀了 [3]。
再说紫阳为了中国民主事业,长期失去自由,被软禁至死,付出很大代价。与他相比,我已经很好了。想到这一点,我就更不在乎什么了。
我曾与李锐谈过这件事。他说,株连家属确实是个问题,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考虑一下的。我说,紫阳已经为中国民主事业失去了自由,被软禁至死,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顾虑什么?李锐又说:你就尽量保护家属吧。
我想李锐是深受株连家属之害的,被整得妻离子散,所以有这个体验。我比他幸运,我的家庭还是完整的。我没有他那个经历,也就没有他那个体验了。
宗(以下为2006年12月13日、2007年1月17日、23日核补、再核补内容):后来我对找我谈话的人说,上次X书记对我的家属谈的那些话,是“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是“极左”的语言:只要是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敌我矛盾”。他这样说话,就是在威胁我的家属,也是在威胁我本人。我很不满意,我也不怕!
我还对他们说:我的心脏病很严重,一旦给搞“爆发”了,我就会出名了,他X书记也会出名了。我是一个已死过好几次的人,无所谓了。他和我不同,他还年轻。
三、赵紫阳谈邓小平性格
(2006年1月27日、12月13日、2007年6月13日—7月5日覆核)
单少杰:宗先生,上次我在电话里问您:赵紫阳对邓小平的为人有什么评价?您谈了几点。今天我还想请您老谈一下,好吗?
宗凤鸣:紫阳说过,邓这个人是很注意自己的形象的。八四年,北大学生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他看到后很高兴。可以看出来,不是一般高兴,而是非常高兴。八九年,示威学生又说他是“老朽”,是“慈禧太后”,搞“垂帘听政”。他听到后又很恼火,非常恼火。
紫阳还说过,邓这个人固执得很。他自己决定下来的问题是不会改的,即使错了也不会改。他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五七年“反右”,百分之九十九反错了。他还说“反右”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话怎么能说得过去?百分之九十九搞错了还不算错?不像话。(他为什么要这么讲,还不是因为他本人就与这场运动有很大关系?他是搞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说这场运动搞错了,也就等于说他搞错了。这是他不能容忍的。 [4])
又比如说,像“六·四”军队朝学生开枪这件事,怎么说也说不过去。事后有人希望小平同志能够自己转弯子,自己给这个事件平反,不要把这个问题留到身后去解决。社会上也有这方面的传言。这个想法是善意的,但只是一相情愿的。这个想法实际上是要邓小平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搞错了。这怎么可能呢?这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他邓小平只要活着,“六·四”就不可能平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据宗凤鸣先生回忆,付梅竹曾为他送信去过杜润生家两、三次,去过安志文家一、两次,去过朱厚泽家一、两次,去过鲍彤家四、五次,去过赵紫阳家六、七次。
[2]
2007年1月17日,宗先生告诉访谈者,说上述话的人是时任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分管老干部处的校党委书记X某某,只记得姓,不记得名。2007年1月23日,宗先生又告诉访谈者,此人全名叫XXX。
[3] 参见宗凤鸣:《理想。信念。追求》,香港:新风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67页。
[4] 2005年12月23日,笔者记下此括号中的话,2006年12月13日笔者向宗先生覆核时,宗先生说他记不清讲过这几句话了。
──原载《民主中国》
【大纪元10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梁耀编译报导)大纪元记者10月9日采访了加拿大著名法律专家克莱夫-安士力(Clive Ansley)。安力士是第一位在中国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外国律师,对中国法制系统的看法权威。在加拿大和中国,作为中国法律教授,安士力的中加关系经验超过40年,他曾应包括加拿大、美国、几个欧洲国家等各国的邀请,检验中国的法制系统。作为一位坦率的中国人权侵害评论家, 安士力是 “加拿大律师权利观察” 中国律师权利的监督者。“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出现以后,安力士作为美国-加拿大的联合主席之一,加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
在接受大纪元时报记者刘凯茜采访时,安士力对中国法制系统、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的旨在迫使中国结束践踏人权,尤其是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奥运人权圣火接力”作出评论。
大纪元记者:2001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授权北京举办2008奥林匹克运动会以期望中共改进人权记录,它遵守诺言了吗?
安士力:非常明显,他们不仅没遵守任何一个诺言,改进人权,如今,那里践踏人权的状况比以往更糟。我的立场是,如果人们没有言论自由,就谈不上人权的问题。如果您没有言论自由,如果您无法反对当今的政府的某些政策,如果你没有集会自由,如果您没有宗教信仰自由,那么,真的就没有任何根本人权可谈。
谈到器官交易,我的观点是,如果有这样野蛮兽行和不人道的事情发生,怎么能谈到人权在改善? 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在他们的报告中认为这是“一新型罪恶。” 即使德国纳粹也没有干过这种事。
安士力:只要这个(中共)政府的统治存在,您就根本没有对人权的任一种真正的尊重,那是一个应当意识到的重要的事实。但是,通过使他们困窘,通过威胁取消奥运会,将来通过贸易措施施压,我们也许至少能迫使他们摒弃那种最狠毒、最魔性、最兽性的做法,例如,为窃取器官,而杀害无辜的人。如果我们揭露它,并在世界范围内,让足够多的与我们一样神志清楚的人在这种恐怖中惊醒,我们也许能施加足够的压力给中国政府,让他们说“我们无法再那样做”。
这并不是说,他们会走出去、普遍改进人权。这个政府是反对适当的法律程序,根本上反法律原则,根本上反对法律实施,反对认可所有人权的系统。就像在纳粹德国犹太人的灭绝,例如,我们不会想把希特勒变成民主人士,我们不会想把阿道夫-希特勒变成一位维护人权的志士。但如果我们当初做出正确和道义的事,并知道当时发生着什么,我们却可以阻止希特勒杀害六百万个犹太人。
大纪元记者:当人们更加充分地意识到中国在发生什么,他们必须在良心和金钱之间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安士力:我是乐观的, 我倾向于认为人的本性是好的,是向善的。今天的问题是信息;西方的多数普通人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普通的加拿大人从未听说这些事,他们对北京政府的印象非常正面,因为自由党政府、在加拿大最大的公司的利益、和主流媒介一边倒的充满溢美之词的对北京政府形象的描述,让他们形成了中国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的印象。他们甚而认为中国人权被改进了。我不认为真正的原因是普通人很难在良心和金钱之间做出选择。他们从未有过选择,因为他们从未获得这方面的信息。
大纪元记者:CIPFG的一个请求是释放为法轮功辩护的律师。如果律师因为选择他自己的客户而被检控,如果律师无法决定代谁辩护,这样的法制系统是什么样的?
安士力:这根本不是法制系统。这样的法律只意味着,共产党政府哪一天说了什么。当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所谓的“司法系统”,和律师无法为他们选择的客户作辩护,或当客户选择他们时,律师无法承担这个案件,这都说明中国人权绝对没有改善。我在“加拿大律师人权观察”做中国律师权利的督察者,据我们计算,目前有100 位到200 位中国律师被监禁,因为他们的讲话违反了政府的意志,或接受了不适当的案子。
大纪元记者:抵制2008年奥运会有何意义?
安士力:总之,最关键的事是信息。全世界的人都必须知道,他们必须了解这些信息,并在行动之前,理解这些信息。任何可能暴露中共在做着什么的方式都是可行的。关于奥运会的问题,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参与的有些事特别卑鄙和可恶。
与纳粹德国1936 的行为类似,如今发生在中国的事是相当令人毛骨悚然的。1936年,纳粹毫无疑问是这个星球上最坏的违背人权者。即使这样,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936年授予了他们在柏林比赛的权利。
后来人们说,我们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希特勒说了很多犹太人的坏话,我们知道他在德国压制言论自由,但我们不知道他打算将所有这些犹太人投入焚尸炉和火葬场等。
现在知道了在中国发生着什么,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并传播真相。我们允许奥运会举办的时候,外部世界基本上无法谈论今天的北京, 我们不知道他们做着什么,我们不知道发生着什么,我们不知道关于活摘器官的事。信息已经在那里,我认为,即使这个阶段有些晚,但是我们可做的唯一的道义的事实让奥委会改变奥运会地点。
大纪元记者:请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全球人权圣火接力的情况。
安士力:人权圣火是抗议在北京举办2008年“血腥活摘的奥运会” 而起的名字。与奥运火炬接力平行进行是一个伟大的方式,让人们开始比较这两件事不应该同时发生。我们不应该让常规的奥运会与为窃取器官而杀人同时发生。
【大纪元10月14日讯】最近与民主人士谈话了解到:中国民主人士与各种力量正在积极准备一旦中共倒了怎么接管政府的事。我过去认识不少民主人士,也曾被认为是他们之中的一员。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对政治不再执著了,与他们的交往也就基本断绝了。最近,也许是缘份吧,我又遇到他们,并与其中一些人士做了比较深入的交谈。
他们给我的最明显的印象就是:他们现在对中共不再像以前那样惧怕了,他们已经有了很大的信心,相信自己是能够战胜中共的。他们说:这么多年,中共能使的招儿都见过了,也就是那些招儿,那些招儿整不倒我们了。
我对他们讲了法轮大法和平理性的反迫害的经历,他们都受到很大的鼓舞。确实,法轮大法给民主人士、给中国人反迫害、争取正义带了头,给了中国人、也给了世界上所有的人以极大的鼓舞。
民主人士说:现在的中共秘密警察对他们也不像以前那么凶了,对他们都是客客气气的,就像对待一个有可能会掌权的政治家一样客气,都想为自己留点后路,都想给这些未来的政治家留下一个好印象,因为秘密警察掌管中共的最核心机密,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中共是必亡的了,而且是很快就要灭亡的了。
民主人士们都认为:中共行将灭亡已经是事实了。这些民主人士与中共内部的许多高层官员很有交往。一方面,中共高层一直有思想开明者,早就看透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与不可救要,早就与民主人士是一条心的了;另一方面,更多的官员现在都看到中共的灭亡就在眼前,所以急于找出路,于是通过同学、同乡、同事关系找到这些民主人士,与他们建立一种浅层次的关系,目地是留一条后路。所以民主人士得以清楚的知道中共的真实困境。
一个民主人士说:十年之内,中共不亡,中华民族就要亡了。
——中国经济已经是“空心萝卜”了,银行不良资产达到50%以上,股市泡沫达到真实价值的几倍甚至数十倍,财政赤字大的惊人,目前中共主要依靠外资的输血,一旦外国停止输血,中共经济马上就要倒了。
——十年之内,与台湾如果必有一战,则中共连一个星期都坚持不下去,就拿石油来说,做参谋的军官告诉我们,中国的石油支持不了一个星期的大规模战争。
——新疆、西藏等地闹独立,中共又是如此衰弱,如果不出现一个良好的政府,不用说台湾收不回来,中国恐怕还要四分五裂,到那时候中国的政治家真是最大的悲哀,那时候政治家都没有活动的舞台了。
所以这些民主人士对中国未来充满了忧虑,都担心中共的推迟灭亡会使中华民族陷入不可挽回的亡国命运。
民主人士给我的另一个明显印象是,现在大家都很积极了,都在准备一个没有中共的中国社会的来临。一个民主人士说:中共有几百万军队又怎样?瞬间就可能灰飞烟灭。据这些民主人士说,现在,中国各种力量都在抓紧做准备,准备一个没有中共的社会出现时如何维持社会的稳定,如何更好的治理国家。
我跟他们转达了法轮大法创始人对民主人士的希望:要有德有才才能成器,不要把利益的得失看的超出个人政治上的抱负,那样,神是不会把一个民族的大任交托给这样的人的。他们听了都觉的很受启发,随后也总结说过去很多民主人士在资金管理上、在利益争斗上、在生活上确实很不像样。看来,中国的民主人士也在走向成熟。
我跟这些民主人士说明了法轮大法不参与政治的原则。我说:我们是修炼的人,对世间的事,对世间的权力是不感兴趣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修炼,我们的目地是修炼,我们的目地不是跟中共斗,有中共,我们要修炼,没有中共,我们同样修炼,中共迫害我们,那么我们就排除这种迫害和干扰,继续修炼。我们不会组党参选参政。至于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个人,都是常人社会中的一员,各有各的职业,那么有人可能是总统、也可能是官员,也可能是选民,不同的学员个人,既可以投这个党的票,也可以投那个党的票,也就是说,法轮大法没有政治纲领、不参与政治。但是我们为什么坚决的解体中共恶党呢?其实修炼与恶党本来没有关系的,修炼不是为了解体恶党而修炼的,将来没有恶党了,修炼也还是修炼。本来法轮大法并没有说中共的任何不是,尽管对它的恶行是非常清楚的。可是中共邪恶到要迫害一个有上亿人正信的修炼团体,迫害一个信奉真善忍、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修炼群体,而且用千万人的生命与失去自由为代价、用几年时间的苦劝还不能劝止这场迫害,中共仍然要残酷的镇压,到了不解体它就制止不了这场残酷镇压的地步了,法轮大法才把中共邪恶的老底给揭露出来,才要把它彻底解体。
这些民主人士对法轮大法都是由衷的佩服,也非常理解法轮大法的做法。他们更容易理解法轮功不参与政治的修炼理念。因为他们是对“政治”有真正理解的人。
这些民主人士给我的传达的信息是:到处都有他们的人,很高层也都有,各行各业也有,遍布各地,现在正在考虑组党,这些事中共政治局也知道,而且在讨论怎么应付,可是中共现在是力不从心,要是在早些年,这些民主人士不会如此舒服的,真是不死也要蜕层皮,可是现在他们反而成为中共内部很多官员巴结的对象,很多官员还真的不想得罪这些民主人士。看来真是天要变了。“天灭中共”越来越显明是一个事实了。
中共党内,各种派别都在积极准备中共的“后事”——有的在琢磨着怎样脱身,不当这个罪行累累的恶党的替罪羊;有的在盲目的麻木的在支撑,撑一天算一天,反正也没有法子好想了;有的思想开明,在想方设法与“敌对势力”联系,争取和平的过渡到一个没有中共的社会……党、政、军、警、民都有这样的人。大家都感到时间紧迫,所以非常积极。据说有个民主人士,只要认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不管路途多远花费多大,都马上要去见面共同探讨……
这些都是明白人,当我告诉他们“三退”的重要性时,他们基本上都能认同,很多都想声明三退。
谈话后,我就觉的,最可怜的是那些至今蒙在鼓里的中国人,他们还不知道中共的败亡近在眼前,他们还不知道受中共毒害之深和如何才能摆脱中共的毒害。
希望与灭亡——两种前途摆在中国、摆在中华民族、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就看如何选择了。
以上算是写在中共恶党十七大前夕的一点“献礼”——但愿这是恶党最后一次大会!不要再继续害人了。如果说恶党真想为人们做一点好事的话,那就是快快灭亡。
【大纪元10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谢正华综合报道)现在新鲜事真多,吊车出动用于半夜绑架!黑龙江双鸭山市各县、区“六一零”、公安局于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八日统一行动,在全市范围骚扰、绑架法轮大法学员。绑架过程中,他们甚至半夜出动吊车,破窗而入。九月二十八日凌晨四点三十分,双鸭山警察在市区内绑架了十多名法轮大法学员,其中有尖山区李凤兰、闫喜华、孙女士;宝山区吴月霞、张国义;宝清县邵桂兰、贾桂兰、韩常贵、宋德财;集贤县齐国英、张春艳、杜柏阳。
尖山区立新派出所史村、马超等四、五名警察,二十八日扛著录像机到法轮大法学员闫喜华家进行骚扰,还要无理的给法轮大法学员录像,抢走两本大法书、五张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法像,并强行将闫喜华绑架到派出所,直到晚上七点才放回。整个过程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直到人被带到派出所,才补办搜查证,后强迫家人签字,写保证才放人。
尖山区卧虹桥派出所多名警察二十八日闯入法轮大法学员李凤兰家,拿走五本大法书,强行将人带到派出所。闯入六十多岁老人孙女士家,拿走一本法轮大法书、一张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法像。俩人直到第二天才放回。
集贤县警察在凌晨五点用吊车从五楼破窗而入,绑架法轮大法学员张春艳,还有一名法轮大法学员也住楼上(可能是六楼),被警察用同样方法非法闯入、绑架。
友谊县警察也到多名法轮大法学员家中进行骚扰。宝清县公安和七星泡镇派出所副所长李勇和两名警察,先在八点多到泰和村绑架了法轮大法学员宋德才,又于十二点到永安村绑架法轮大法学员贾桂兰。
据悉,双鸭山警察这一轮绑架行动,是双鸭山市各县、区“六一零”、公安局于九月二十七日在友谊县秘密开会时策划的。
目前,法轮大法学员李凤兰、闫喜华、孙女士三人已被放回;吴月霞已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关押在双鸭山看守所的法轮大法学员有:友谊县田国民、谷玉芬、林哲华、宋吉秀,集贤县齐国英、张春艳、杜柏阳及宝山区张国义。
【大纪元10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新纽约报导)10月13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唐人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参赛选手和随行人员陆续抵达纽约。在注册处,选手们详细询问比赛的细节,大家兴致勃勃,互相畅谈。选手们对大赛充满期待,都表示会尽力去做。来自马来西亚的陈欣沁是一位声乐老师。她说自己是第一次来纽约,很开心,她与来自阿根廷的林雯郁很快成了一对好朋友。欣沁说,“我们两个很投缘,我们以平常心期待这次比赛。”
来自日本的伊贺美奈子在姐姐的陪同下来到纽约参赛。她将在本次声乐大赛中演唱莫扎特歌剧《唐璜》(Don Giovanni,又译《唐·乔望尼》)的片段《Batti Baffi O Bel Masetto》(剧情:崔琳娜(Zerlina)由于和花心贵族唐璜调情,请求其未婚夫马赛多(Masetto)原谅)。
参赛选手董明在日本跟随一位声乐名家学习声乐,他表示在本次大赛中,他将用德语演唱莫扎特歌剧《魔笛》选曲。董明说:“这首歌旋律美,难度高,所以我选它出来参加比赛。”董明说,“我用德语演唱,比较原汁原味。”
来自台湾的林健吉是美声唱法男高音,台湾东海大学音乐研究所声乐系硕士毕业。他目前在德国歌剧院担任歌唱演员。曾在维也纳的一次声乐比赛中获评审特别奖,2005年曾在日本的比赛中获亚洲区奖项。林健吉说,“这次比赛会尽力去做,积累经验。”
谈到是否期待获奖,台湾选手石易巧说,“拿奖是大家都想要的。可以当作一次经验和不一样的经历。”
大赛将于10月15日至17日在美国纽约考夫曼音乐厅(Kaufmann Concert Hall)举行。10月17日,在颁奖仪式后,神韵纽约艺术团将于晚间有专场演出。
【大纪元10月14日讯】徐时利(法国)
鼠标轻轻一滑,不经意地落到了一家网站的“历史上的今天”上面,显现出“7月17日”的字样。
和一些重大事件相比,“7月17日”只有两条知名度不算高的事件:
“1909年7月17日,霍元甲创办精武体操会。”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身亡。”
但是,“7月17日”——这个日子怎么越看越眼熟呢?
哦,想起来了,“7月17日”,原来是那位西施故里的清纯秀丽的女儿的忌日,她香消玉陨,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岁月不居,逝者如斯。时间长河的水流无情地冲刷一切,我竟然连她的忌日都忘了,而且是三十年的整忌。如果不是鼠标碰巧滑到“历史上的今天”上面,这个日子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过去了……
我想起了她。
芭蕾舞《天鹅之死》中的那只受了重伤、濒临死亡的天鹅,在月光皎洁的湖畔,死得优雅从容,给人们留下了忧郁儁永的绝世之美;而她,却像一只瘦骨嶙峋的柴鸡,同样受了重伤,却在那里扯开喉咙,做垂死前的嘶叫,那声音,像钢针一样刺痛人的心:
“别看那——滚圆的麻包赛大象,
立在地上比我壮!
咱有那——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千斤的麻包当针扛!”
什么叫“言犹在耳”,这就是!
人们常说“时光隧道”只是幻想,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有的时候,人真的能够瞬息之间回到遥远的年代。看!这不就是吗?!我的鼠标还落在“7月17日”上面,可是“时光隧道”一瞬间把我带回到五十五年前,而且那根本不是狭窄的“隧道”,而是一片辽阔的、有声有色的活动场域:
金秋九月,古老的学府B大学的一间大教室里。清爽明净的秋阳透过玻璃窗,照耀着一张张青春的面庞,B大学学生合唱团举行开学后的第一次活动。
教室的门轻轻地、慢慢地开了一道缝,露出半边脸,看到教室里几乎坐满了人,她似乎很犹豫,最后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硬着头皮进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有点像老鼠钻洞一般,急忙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下来,低下了头。
“表姐,”我的表弟邵青璁凑过来坐到我的旁边,小声对我说,“呆会儿问问刚才进来的那个女生的名字,好吗?” 我瞪了他一眼,没理他。
迟到的女孩确实漂亮,注意到她的不只是我的表弟。等到分声部排练的时候,我乘机问她:“你叫什么名字?以前没见过你。”
“我叫甄珠,化学系新生。” 她说着,友善地一笑,明眸皓齿,笑容灿烂——真是一颗名副其实的“珍珠”!
甄珠有一副甜美的歌喉,被选入女声小合唱组,简称“女声小组”。痴情的表弟宁可寒假不回家过年,用火车票钱买了一把小提琴,抓紧晚饭后、晚自习前那段时间练琴,为的是给“女声小组”伴奏,以便一睹芳容。我是“女声小组”的负责人,倒是很愿意给他这样的机会,可惜,这种“速成”式小提琴很难达到伴奏的水平。架不住表弟一往情深,天天勤学苦练。从此,运动场上少了一位优秀的中长跑健将——表弟是全校八百米冠军——宿舍楼前多了一位蹩脚提琴手。为此,他的那邦中文系的同窗们诌了一首打油诗《新小夜曲》赠给他:
“日暮黄昏,
倦鸟归林。
为了心爱的人,
他拉起了琴。
那琴声啊,
——像狗挠门!
不畏风吹,
不惧雨淋,
日复一日,
天天挠门……”
然而,皇天不负苦心人,表弟的琴声居然粗成曲调,被选去给“女声小组”伴奏。头一次伴奏,那简直是表弟的盛大节日,他特地理了发,穿上新衣服、新裤子、新鞋,脸由于兴奋而泛着油亮的红光……
表弟的恋情并没有引起甄珠的注意,这使表弟遗憾万分。这倒不是由于甄珠高傲,恰恰相反,甄珠一点也不高傲,她很愿意亲近人。我去她宿舍通知她“女声小组”排练、演出的事情,她总是留我多坐一会儿,还拿出一只印着“花好月圆”字样的金属盒子,“嘭”的一声掀开盒盖,用话梅、脆枣、榆皮花生一类的小零食招待我,像一个亲切的“邻家女孩”。
在交谈中我知道了,甄珠是浙江人,老家是诸暨县,从小在杭州上学。
我惊叫起来:“诸暨县——那不是西施的家乡吗?你和西施是同乡啊!怪不得这么漂亮!”——说真的,假如拍摄电影或电视剧,选拔扮演西施的演员,甄珠的当年形象肯定是可以入围的。
甄珠的脸庞一下子绯红起来,很不好意思:“我可算不上漂亮,我们家乡水土好,比我漂亮的女孩子多的很!”接着,她用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给我介绍她老家的西施遗迹苎萝山、浣纱石,还热情地邀请我假期到诸暨去玩,“我陪你去,我的外公外婆,还有两个姑妈,全都住在诸暨,我们住在谁家都行……”
表弟没有我的好运,竟然找不到任何接近甄珠的机会。他为人憨直,每次“女声小组”排练的时候,就会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甄珠,不会做其它事情博取欢心,也没有主动约会的胆量。甄珠也是个本分女孩儿,规规矩矩地排练,没有任何其它的交往。伴奏了挺长时间,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竟然没有拉近一步。
在还有一年就要毕业的时候,表弟决心不再傻等,大着胆子给甄珠写了一封求爱信。三天后,甄珠找到我,把一个封好了的信封交给我——里面装的当然是被退回的情书——红着脸对我说:“请你转告邵青璁同学,真对不起,两个月前,一位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是我们系的一位研究生,学有机化学的,我们已经见了三四次面了……”于是,我的表弟只能怀着一腔惆怅,结束了他那场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的初恋,毕业后被分配到外地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教书。
我毕业留校后,与数力系的一位助教结了婚。丈夫守寡的母亲和我们同住,我们幸运地分到了三居室单元房中的两间,另外一间空房锁着,准备分给另外一家。
一年以后,空房有主,甄珠和她的朋友吴树仁搬进他们简单的行李,准备结婚。那时候婚礼简单,买一些花生、瓜子、糖果、点心,买几包香烟,沏几壶茶,就是很丰盛的婚礼。婚礼那天,我们家的两间屋子成了甄珠、吴树仁夫妇的临时仓库,装花生、瓜子的口袋放在地上,糖果垫着报纸,堆在床上,一盘盘点心被摆成金字塔的形状,放在桌子上。那时候没有塑料垃圾袋,剥下的花生皮、瓜子皮、糖纸,由我丈夫端着“土簸箕”,一趟一趟地跑下楼,倒在垃圾堆上。
吴树仁是个瘦高个子,长着瘦削的脸,宽阔的额头,那眉眼,略有几分像现在的“田径飞人”刘翔。他活泼开朗,非常贪玩,用现在的词汇,是一个十足的“阳光男孩”。人们开玩笑说他什么球都玩,什么棋都下,所以朋友多,有球友、棋友,还有琴友。但唯独琴,只会拉小提琴,不会别的乐器。人们来参加婚礼,主要是冲着他来的。由于客人们知道新郎会拉琴,新娘会唱歌,所以婚礼成了音乐会。新婚夫妇不停地拉琴,不停地唱歌。每唱完一曲,必博得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接着还有“啦啦队” 的鼓动和来宾的响应:
“好不好啊?”—— “好!”
“妙不妙啊?”—— “妙!”
“再来一个要不要啊?”—— “要!”
于是,新婚夫妇接着拉,接着唱。
不知是谁,心血来潮,犯起了二百五,也不看看场合,点了意大利作曲家托赛里的《小夜曲》。关于这首《小夜曲》,传说是作曲家为自己的一段不幸夭亡的爱情而作,旋律柔缓凄美,饱含着深深的哀伤。说来也真的不可思议,在婚礼上,对这首歌曲,甄珠唱得特别动情,吴树仁的伴奏也格外投入,成为婚礼上的一首绝唱:
往日的爱情,
已经永远消失。
幸福的回忆,
像梦一样留在我心里。
但是幸福不长久,
欢乐变成忧愁。
那甜蜜的爱情从此就永远离开我,
在我心里,只留下痛苦…
悲凉的旋律很打动人,一曲终了,无人鼓掌,无人喝彩,所有的人都沉默了。足足有三分钟,全场寂然无声,似是为甄珠和吴树仁不幸的爱情——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预致默哀!
这就叫作“一曲成谶”——新婚典礼上唱起爱情的挽歌,日后能不倒霉吗?连我那不识字的、裹着小的脚老婆婆都听出了歌曲中的悲伤,用她的老家河北滦县的家乡话问我:“这是啥曲子耶?咋听起来这么悲耶?”
虽然婚礼上唱了这样一首悲凉的《小夜曲》,可是并没有影响这对夫妻婚后的幸福生活。他们都是学化学的,外人听起来像打哑谜似的话,他们相互全懂。有一天,吴树仁正系着围裙,在厨房的煤炉上,用新买的铁锅炒菜。甄珠从外边跑进来,直奔厨房,一句话没说,先笑弯了腰。
吴树仁看她一眼,迳自炒菜,任凭甄珠笑个够,还故意绉起眉头,咧着嘴,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但是看得出来,他非常喜欢这个单纯活泼的妻子,喜欢她的娇憨。
甄珠笑够了,对吴树仁说:“我今天到唐先生家去,唐师母也在家。见我来了,唐师母对着里屋说:‘酮——’,出来一个,‘给客人沏茶。’ 一会又对里屋说:‘醇——’,又出来一个,‘把花生端出来!’ 过了一会又对屋里说:‘醛——’ ,出来第三个,‘给茶壶里续点水!’” 说着,甄珠又笑弯了腰。
吴树仁十分机警,马上停下手里的活计,问甄珠:“你一听,当场就笑得前仰后合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哪好意思啊?”甄珠说着,从崭新的竹编的筷子笼里拿出一副闪着亮光的崭新漆筷,从吴树仁刚炒好的菜里夹出一片肉,放到自己的嘴里,一边嚼着,一边问吴树仁:
“唐先生的三个儿子都用有机化合物命名,你知道吗?”
“早就知道。谁像你,少见多怪!”
甄珠对吴树仁说:
“其实,用有机物命名,要是女孩,叫‘芳环’挺好听的,你说是不是?”【注:芳环,有机芳香化合物芳香环的简称。】
吴树仁立刻回答:“我说是!”然后边刷锅边说:“还有一个好名字,要是‘芳环’有个妹妹,姐妹两个还可以排行呢!”
“是什么?” 甄珠见吴树仁光刷锅不说话,问道。
吴树仁不慌不忙,刷完锅,用抹布擦擦手,然后一本正经地对甄珠说:“杂环。”【注:当芳环中有非碳元素的时候,芳环就变为杂环】
甄珠被吴树仁逗笑了,也作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对着吴树仁频频点头,说:“嗯,嗯,我终于相信了,吴树仁先生的嘴里确实是吐不出象牙来的!”
像我们和吴树仁、甄珠这样,两家合住一套房子,合用厨房、卫生间,日久天长,是很容易发生摩擦的,但是我们没有。相反,正是这套房子,使我们共有过那么一段快乐的青春岁月!
我的丈夫本来就贪玩,是一员“玩将”,吴树仁“进驻”之后,今天约他去下棋,明天拉他去赛球,家快成了旅馆了。好不容易有一天两个人都没有出去,丈夫在备课,隔壁的吴树仁在拉琴。吴树仁拉的是一首小步舞曲,那轻松欢快的琴声实在撩人,撩拨得丈夫无心备课,他欣赏着隔壁的琴声,对我说:“这小子,拉得真好,几乎是专业水平!”说着,索性扔下手中的笔,抱起我,随着舞曲翩翩起舞,越跳越起劲,也不敲门,一把推开吴树仁家的房门,在他家狭小的空间里接着跳。这可乐坏了吴树仁,他顿时神采飞扬,两眼放光,在继续起劲地拉琴的同时,抬起脚来,把一只小板凳踢得老远,嫌小板凳碍事,妨碍我们两个跳舞……
很快,吴树仁、甄珠在婚礼上唱的那首托赛里的《小夜曲》中的歌词—— “但是幸福不长久,欢乐变成忧愁” ——像巫婆的咒语一样显现出灵验来了……
──原载《民主中国》
【大纪元10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怡香港报导)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星期五(12日)在接受一电台访问时,将香港人争取民主与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此言论引起社会舆论哗然,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批评其无知,有意恐吓港人。多位民主派议员表示对其言论感到荒谬和震惊。特首发声明道歉 收回言论
在舆论压力下,曾荫权13日有关言论发表声明,指:“昨日我在电台访问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言论是不恰当的。对此,我深感抱歉,并收回有关言论。”
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12日在香港电台节目第三台英语节目《Chief Executive Phone-in》上用英语表示,如果民主去到极端,将会变成文化大革命,人民掌握一切权力,就不能管治:“如果民主发展去到极端,当人民去到极端,我们(香港)就会出现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人民自己掌握所有东西时,你就不能再管治那个地方。”(“ If we go to the extreme, people go to the extreme, and you have a cultural revolution, for instance, in China. When people take everything into their hands, then you cannot govern the place.)
拒主持人纠正 坚持己见
这时主持人打断他的说话,更正指“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个极端民主的例子”,曾荫权却坚持自己没有说错,说:“(如果不是)那是什么?人民自己掌握权力!那就是民主的定义,如果你将民主推到极端的话。”(What is it? People taking power into their hands! Now, this is what it means by democracy, if you take it to the full swing.”)
曾荫权又以美国加州常为政策公投为例子,认为民主会破坏政府效率,“只要可以为政策公投,人民就能推翻政府的政策,那并不会带来有效率的政府。
对文革史无知 对民主不解
对于曾荫权这番言论,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批评曾对历史及政治都是无知的:“第一,他不知道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第二,他不知道民主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他就将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悲剧,用来吓香港人,要香港人不要争取普选。其实文化大革命所以发生的,刚刚好证明了就是因为没有民主,权力绝对化,受不到任何制衡(才爆发的)。”
司徒华又说:“(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说过,(50年代末)这场大饥荒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的,这个人祸即是指毛泽东。他(毛泽东)就非常不高兴,所以他处心积虑要去报复,先利用林彪掌握军队,与及将造神运动升温,搞《毛语录》、搞红小册子,到最后,这样去煽动学生(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实这些被他欺骗了的学生,最后都是被清算的,遭殃的。那怎么可以将民化大革命同香港发展民主来看呢?!他(曾荫权)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香港现在有很多新移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很害怕的,这些人亦都对普选可能不是太了解,就用这些东西来吓这些人。”
文革乃对独裁疯狂 非民主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张文光指出文革是独裁非民主,他批评曾荫权的言论非常荒谬,不伦不类:“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教训就是独裁,而非民主。毛泽东以一人管治中国,去欺凌百姓,这是中国人最痛苦的10年,怎么可以将文化大革命比喻成民主的极端。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独裁,而且是真正的个人崇拜的颠峰,是独裁的疯狂。”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则对曾荫权的言论表示震惊和担忧,他要求曾荫权尽快澄清对民主普选的态度。汤家骅说:“(曾荫权)他说他不希望见到民主发展会阻碍良好管治,其实民主发展正是良好管治的基础,而不是良好管治的绊脚石,如果他真的以这样的心态看民主发展,我不相信他会为香港人争取民主。”
前政务司长、立法会港岛区补选候选人陈方安生则认为那是非常不恰当的比喻,同时侮辱香港人的智慧。她说:“大家知道香港人是非常的务实的和理性的,在香港绝对不会出现文革的情况,事实上目前政制的框架本身是很不妥当的。”
特首办涉干预电视台新闻
据了解,特首办公室对传媒处理曾荫权的报导相当紧张,据《苹果日报》报导,特首办更直接致电亲共的亚洲电视新闻部,批评其报导手法“偏颇”。亚视高级副总裁关伟否认新闻部接过有关电话及受到干预,“但特首办有没有找过个别同事就要再了解。”
亚视12日傍晚6时新闻,以头条报导曾荫权的“民主如文革”言论,主播在导言提及学者批评曾荫权对文革历史认识不深;其中一段报导,访问了学者蔡子强,蔡指曾的言论跟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当年指希特拉也是由民主选出来的言论,同样有灾难性效果。到夜间11时的新闻,亚视已删掉蔡子强的评论以及文革历史的内容
【大纪元10月14日讯】 (编者按:本文是半个月前新纪元周刊上的一篇焦点新闻。新纪元周刊每期约有七十多页图文并茂的文章,大纪元网站只是刊出了极少一部份,而且没有了美工的排版。杂志查阅请见:http://mag.epochtimes.com/)八月二十八日,美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二零零六年美国收入、贫穷和健康保险调查报告》,这令穷人问题再度成为共和党与民主党竞选策略的争夺焦点。在中国,随着贫富两级分化的加剧,政府如何承担义务照顾好穷人,社会如何在保证效率的同时实现道义公正,这已成为很多华人思考的重点。美国穷人的生活状态也许能从一个侧面启发中国的变革。
“纽约市机会”
九月下旬,美国纽约市的“一美元”市长彭博(Michael Bloomberg)提出了一项新的扶贫措施:“纽约市机会”(Opportunity NYC)。只要贫困家庭的父母能关心孩子的健康、敦促孩子学习,家长将获得市政府的金钱奖励。据初步估算,合格的家长一年可得到五千美元的奖赏,这与福利金收入相当。
比如,为子女申请图书证可得五十美元;带子女年年体检得两百美元;带子女半年一次验牙得一百美元;子女高中毕业(子女和家长对分奖金)得四百美元;参加家长会一次可得二十五美元;下载子女测验成绩(一年可申领五次)一次二十五美元;子女一个月上学出席率达95%可得五十美元;子女在全州考试及格(钱归学生)六百美元;全职工作一个月得一百五十美元等。
据说富豪市长彭博是到墨西哥取经后开始试行该扶贫试验的,旨在鼓励贫民家长改变生活习惯,搞好下一代身心,打破跨代贫穷的恶性循环。试验计划耗资五千三百万美元,部份由彭博自掏腰包支付,其余由私人捐助试行两年,若效果理想,会改成动用市政府公帑全面推行。
美国八分之一是穷人
最新统计报告指出美国,二零零六年美国贫困人口约有三千六百零五万,穷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二零零五年的12.6%降到12.3%。(二零零四年12.7%,二零零三年12.5%)。中国政府曾在一份批评美国人权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几乎每八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是穷人,美国的人权状况怎么能比中国好哪去呢?
然而了解美国的人都知道,中共的说法是在玩弄概念、混淆事实。按美国国家统计局的定义,贫困是指家庭的年收入低于政府设定的某一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穷人的生活水平没有保证,其实在美国,贫困线下的穷人绝大多数过着富足的生活。
美国目前的贫困标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制定的。当时,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平均每年需要花费一千零三十三美元购买食品,占家庭收入的大约三分之一,于是就把一千零三十三美元的三倍,也就是三千一百美元,作为当年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美国的贫困线根据物价的变化在不断调整,以二零零五年美国贫困线标准为例:单身者年收入低于九千五百七十美元;两口之家低于一万二千八百三十美元(约每年十万元人民币收入);三口之家低于一万六千零九十美元;四口之家少于一万九千三百五十美元;目前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两万零六百一十四美元。凡是年收入低于这些数字的家庭就称为穷人。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最穷的这三千五百万人,在中国也算得上中上家庭的“小康幸福”水准了。
市场经济带来的贫富分化是全球性问题,作为非法移民最多的国家,八十年代美国曾将两百七十万非法移民大赦成为合法国民。二十年后美国非法移民从零起步,猛增到了现在的一千两百万。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数量巨大的非法移民,给美国解决贫困问题增加了负荷。
富足的美国穷人
然而美国的穷人只是相对收入的贫穷,而不是绝对生活质量上的贫穷。以二零零二年的统计显示,美国穷人中,46%已购买并拥有自己的房子,73%拥有小汽车或卡车,其中30%有两台以上的汽车;99%有冰箱;65%有洗衣机,56%有烘干机,33%有洗碗机,73%有电烤箱,97%有彩色电视,其中55%有两台以上彩电,装有线电视或卫星电视的占63%,其中25%有大银幕彩色电视,有录像机或DVD的占78%,59%有立体音响,25%的家庭有个人电脑,27%使用手提电话。
二零零二年美国平均每人住房面积七百二十一平方英尺,穷人平均每人住房面积四百三十九平方英尺,这是印度和中国的城市家庭住房面积的七倍。比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积的三百七十六平方英尺还多了六十三平方米。
89%的美国穷人说,他们的家庭有足够的食物,只有2%的家庭说经常食物不足。穷人家的孩子平均获得的蛋白质,超过营养学家建议的一倍。美国穷人的肥胖症,男子高于普通人2%,女子高于普通人15%,越穷越胖的现象在美国随处可见。
在美国,年满六十五岁的人就可得到一张“老人证明”,医疗费用可报销80%左右;而持有“穷人证明”者,医疗费用可全部报销。二零零三年,美国国民医疗总费用达一万六千七百九十亿美元,是年度美国国防费用的四倍。由于没有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美国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很难从中受益,主要是照顾老弱病残穷。据统计,社会福利支出已占到联邦政府将近一半的非利息支出,相当于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9%。
政府的义务 社会的善心专家指出,解决贫困问题,要从个体、政府和社会三方面入手。在美国,靠吃别人的劳动成果而吃出肥胖症的穷人们,反而是对政府抱怨最多、最不乐观、对现实最不满足的群体,那些勤奋工作,靠汗水一点一滴创造财富的人,对美国的制度更充满感激,对生活更持乐观态度。于是有人总结说,靠给穷人撒钱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幸福,不劳而获是种道德耻辱。
正常社会中,国民财富的分配大致有三个层次:第一次分配通过市场自由竞争实现。第二次分配主要是政府以税收为基础实现财富转移,让自由竞争的弱者能从政府支助中获益,维持基本生存。第三次分配则是社会慈善机构实现的民间救助。
第一次分配主要是实现效率,第二、第三次分配则实现社会公正。目前全球文明水准愈高的国家,第二、三次分配所占比例越大。除了政府的巨额投入之外,美国拥有世界上最活跃最发达的慈善机构。三亿人口中各类非营利组织就有一百六十万个,平均不足两百人就有一个。其所支配的国民财富更是天文数字——年度总费用占美国GDP的9%,几与联邦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持平。
种族平等是美国的基本国策。无论白人黑人、富人穷人,都享有相同的权利。图为二零零二年迈阿米举行的纪念马丁路德金的大游行。
美国每年福利开支超五千亿
美国有着大量扶助贫困人口的福利项目,确保穷人也能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住得上房。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每年的福利开支都超过五千亿美元,用于各种各样的贫困人口资助项目。
比如食品券,设立于一九三九年的食品券项目的是防止穷人由于没钱购买食品而挨饿,此后不断更新扩展,目前的运转机制是政府给零售店预付货款,穷人凭卡购买食品。现在,食品券项目覆盖一千多万个家庭,二千五百九十九万人口,其中大约一半是儿童。
再比如住房补贴项目和儿童补贴项目。针对低收入家庭的房租补贴项目是一九六一年正式设立的,美国联邦政府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从申请补助的贫困家庭中选出一部份,代表他们和房东签约,并为他们支付大约70%的房租。
一九六五年,美国政府设立了帮助贫困家庭未成年子女的项目,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千多万学龄前儿童接受资助。儿童补贴项目有二十一万名员工,而志愿人员则有一百二十多万。
此外,美国联邦政府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项目,包括针对贫困家庭儿童的学校免费午餐项目、专门为贫困大学生提供帮助的联邦培尔助学金项目、公共住房项目、医疗救助项目、贫困家庭临时资助项目等。
中美穷人对比
有网友对比中国的穷人和美国的穷人发现,美国穷人少,中国穷人多:美国人拥有财富的结构是纺锤型,即‘穷人’和‘富人’都是两头的少数,而中产阶层却是社会的主体;而中国财富结构呈宝塔型,即‘富人’是塔尖自然是少数,而‘穷人’是塔底则是多数人。
美国穷人生活有政府保障,而中国穷人的生活没有保障,中国穷人因无医疗保障而穷,美国穷人却由政府保障其医疗;美国穷人大多素质低,中国穷人却是什么阶层都有;美国穷人是不想改变贫穷,而中国穷人却是无法改变贫穷;美国是生活观念产生穷人,中国是因为制度而创造穷人。
【大纪元10月14日讯】(大纪元综合报导) 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预计15日到19日访问美国,期间将接受美国国会颁发最高荣誉的“国会金质奖章”,这是美国国会授予平民的最高奖,美国总统布什不但将出席颁奖典礼,前一天还将私下与达赖会面,高规格的接待,让中共官方很不爽。北京政府强烈抨击美国国会将在17日颁发金质奖章给达赖喇嘛,认为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之举。
华府外交圈表示,虽然二人过去曾私下晤面多次,但国会山庄的典礼,将是现任美国总统,首次公开和达赖喇嘛一起出席的场合,布什还发表演说。
达赖喇嘛的驻美国特使罗迪坚赞嘉里认为,这是美国国会准备向中共传达强烈讯息。他指出,布什将不理中共的抗议出席颁奖典礼,对西藏运动是一项很大的鼓励。他称,中共企图孤立达赖喇嘛的伎俩将会失败。
达赖喇嘛12日透过特使表示,他将利用下周颁奖的机会,向中共领导人喊话,解决西藏争端。特使表示,对我们来说,达赖也把这场即将来临的访问,视为他向中共领导人喊话的另一次机会,也是他重申地位的机会,去解决西藏与中国的争端。他表明,达赖不会谈及西藏独立,只会触及藏人的宗教及文化自由。
这次美国国会颁发达赖喇嘛国会金质奖章,是为了表彰达赖对和平、人权和宗教间相互理解所做的贡献。过去曾经获得这项殊荣的,还有已故的泰瑞莎修女、教宗洛望保禄二世、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前美国总统雷根(里根)及雷根遗孀南西,这回达赖获奖,对于长期追求自治的西藏人民来说,更是一大激励。
【大纪元10月14日讯】看最近的新闻报导称,福州市市长郑松岩今年9月22日上午,亲自坐了一次公交!有报导这样赞颂曰:“22日,是福州市首届”无车日“。为前往五一广场参加”无车日“活动启动仪式,市长郑松岩来到五四路上的华侨大厦站搭乘公交车,亲身体验‘无车日’……”很快,这一秀举就像患流行感冒一样传染给一个又一个城市的市长们了。一时间,中国各城市的市长们纷纷不亦乐乎地上演起“公交秀”来。网上的报导对此新闻还配发了几张与主题相关的图片,照片拍得很好!第一张是肥头大耳的郑市长左右一边一个女记者,身后还跟着一大帮前呼后拥的随从,正大踏步向一台公共汽车走去。该图片下面的说明是“郑市长准备亲自上车!”第二张是市长已经作好准备跨入公交车的车门,图片下的说明则是“郑市长亲自上车了!!”第三张是市长背立车门,屁股对着车下一大群包括记者在内的追捧者,记者的长枪短炮好像全部瞄准着市长的大屁股似的,颇为有趣!照片下的说明是“郑市长真的亲自上车了!!!”接下来的几张图片依次是“郑市长亲自进去了!不,亲自进车里了!!”、“工作人员也争着上车了,榜样的力量就是大啊!”
市长坐了一路公交,媒体也紧跟了一路。有位叫“sun2005”的网民对此事的评论只用了一句话:“底线一旦降低,赞美形同反讽。”
当然,记者们对市长的围追堵截,在中国当可理解。毕竟官方的许多新闻从来都是围着领导转的。其实,这样明显的作秀表演无论对于市长本人,还是对于围观他的人群来说,都实在是一种嘲弄。网民们对此事是怎么看的呢?看看以下某大网站的网民跟贴便足以了解中国老百姓的所感所叹了。
◆My god!人咬狗了!
◆今天,我感动得哭了!郑松岩市长啊!那么大的官儿,居然,居然,居然亲自坐了一次公交!我太感动了!试想一想,如果不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如果不是在D (注:网民常用一些英文字母来绕过“敏感词”过滤)的英明领导下,如果是在万恶的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可能吗?可能吗??可能吗???
◆坚持坐一年试试!“
以下的一个比一个更精彩:
◆我也哭了,而且是心疼地嚎啕大哭,怎么能让我们的老爷亲自去坐我们下人坐的交通工具呢?奴才来晚了,让老爷您受苦了,奴才有罪,奴才该死。“
◆将来,以后,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市长亲自吃饭,亲自小便,亲自大便,亲自洗澡,亲自写稿,亲自走路,亲自放屁,亲自睡觉!
◆市长睡自己的老婆,我感动的哭了!
◆市长亲自包二奶。
◆无车日最后变成除市长坐的车以外的无车日。
◆引自新闻报导原文:
“平时经常坐公交车吗?”郑松岩市长问道。
“常坐。一家人出门都坐公交车。”市民万应陆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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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呸!市民万应陆不坐公交车难道还能像某市长一样坐公款车?!
◆好感动!这个市长竟然有鼻子,还会笑?好感动!我终于在人民中间看到大人了……
风含情,水含笑,公交今天真热闹,迎来市长大人坐公交,……若那公交车有生命他必也会感动得热泪不止。那市长大人坐过的座位啊,就永远不洗了吧?这真是个和谐盛世啊!
◆查一查这位……郑市长上车亲自买票了吗?
◆司机一边擦着泪水 一边开着车~~
◆一般市长是不能坐公共汽车的,他和我们老百姓不同,他的脸皮比我们的厚,他的屁股比我们的白,他睡的女人比我们的多,他的那个……比我们大……他身上的一切和我们身上的一切都大不同,所以他坐公共汽车是最大的新闻!
◆太震撼了!建议把那台公交车收入福州最最革命的历史博物馆收藏,让它永远永远地教育福州的主人们,福州天字第一号公仆创造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作秀大事!
◆强烈推荐福州市市长为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
◆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市长,嫖娼的时候通知一下,现场直播互相交流啊。
看着上面这些跟贴,你只会觉得身为中国人而丢人现眼,中国官员的素质与文明世界相差还有多远?在西方国家里,政府不过是一个服务机构,而政府官员不过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高官出行坐公交车极为平常。美国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身为亿万富翁,每天乘地铁上下班,英国伦敦市长利文斯通也是每天坐地铁上下班,韩国首尔市政府只有4辆“官车”,所有公务员都是乘坐公交出行。为什么中国一个市长坐一次公交,就该兴师动众?前些年,有记者随访新西兰,归国后大发感慨,说克拉克总理就像一个普通主妇一样走在惠灵顿的大街上。那个记者兴奋异常,最后还冒失地问了一句如果我国的总理走在大街上会怎样。当然一定会成为新闻,还不时被冠以“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之类。平时我们的政府官员,上班秘书伺候,出门公车接送,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而市长自身也将此情此景作为他的生活常态。
再看看美国各地的政府机构吧,与中国各地哪怕一个小小的穷乡辟壤的乡镇政府大楼都无法比肩。我看过网上曾有有心人贴出的中美两国各级政府大楼规模的图片对比,美国的相形之下确实显得十分寒酸。所以在中国,人们说,混上了一个官员,也就无异于中了“六合彩”。手中有了不受约束不受监督的权利,自然也就有了权利寻租的无形市场。当官的无一不通晓应该怎样最大限度地“合理”开发和利用在手的权利,抓紧一切机会为自己也为其三亲六戚捞到“最大价值”。为什么中国的公务员是近年来全国各大高等院校毕业生的“香饽饽”呢?奥妙即在这里!大学生也不是傻瓜。因为中国的官场现有的体制和机制可以使有志于进入官场的人走上用“潜规则”铺就的升官发财之路,然后沿着这条致富之路自觉形成并维护一种“为我所用”的、生生不息的特权官场生态。而这,早已不是中国个别政府机关或个别官员的所作所为或所思所想。
在这次的中国市长们一个接一个令人恶心的作秀演出中,市长大人已浑然不觉自己的做秀在老百姓心目中如何演绎成了令人反感的“人咬狗”新闻。市长大人为什么不想一想,作为一市之长他不坐公交车上班,他还会有作为市民之一的良心吗?他还配作人民的公仆吗?市长是什么?难道是特权的标志吗?市长只不过是一个职务,回到他的纳税人——市民中间,就应只是普通人一个。他为市民办事本来就是他的义务所在,他如果以前没有做好工作,就是愧对市民,理所当然要为此赎罪,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炫耀。而媒体一哄而上大力吹捧之,便进一步促使舆论导向偏离了应有的公正坐标。正常的社会,应该反到是市长不坐或不敢坐公交车才是新闻,媒体才应该对此进行猛烈抨击。可是,哪家媒体敢去报导这样的新闻?那些已经沦为党官吹鼓手的记者和媒体难道不该扪心自问反思一下吗?
要改变中国目前的现状,就应当要求所有政府官员取消那些从“八九六四”直到至今仍然存在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特权享受,建立起一个人人地位平等的公民社会。而且,放下妄自尊大的身段,虚心吸取美欧民主国家的廉政经验,使立法保护人民有权要求政府官员公布他们的财产、个人收入及其来源,以便广大民众可以随时监督。这样才能逐渐形成并培育一种让政府官员敬畏舆论、敬畏人民的自律意识和正常空气。
现在电视里、电影里经常称政府官员为“父母官”,简直是愚昧落后之至。谁都应该明白这样的常识:政府官员吃的、花的都是人民劳动交的税钱,正是人民花钱雇佣公务员为人民服务,人民才会把权利和信任交给政府官员。人民,才是政府公务员们的衣食父母。现在中国的官员们似乎干什么都可以成为新闻。从央视的新闻联播到地方新闻大都是政府官员们指点江山的身影。即使是人祸天灾的时刻,也只能看到官员们在指手划脚地作指示,而谁也看不到死难者家属伤心欲绝的眼泪。
今天的中国,市长坐公交车居然已成为新闻!这不仅只能说明中国的绝大多数权贵已与平民的现实生活根本无关,而且也凸显出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思想造就了我们国人思维深处顽冥不化的奴性意识!
由是观之,中国社会的和谐有赖真正的民主转型!而民主的背后需要真正的公民平等、社会公平以及文明进步来支撑。
而这一天,虽然依旧漫长但终将会翩然来到我们中国人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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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