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0日(星期六)
在跟日本公众界对话时, 青年一代的人最关心的题目是:中国如果实行民主化,会不会乱。他们担心邻国的不稳定会影响自己的安危。对他们而言,俄罗斯的例子足以为戒。周勍表达了他的看法说,俄罗斯一段时期的混乱不是因为民主化造成的,恰恰相反,混乱是专制制度残留下来的恶果。他还指出东欧嬗变的两种模式:东德、匈牙利和波兰、捷克。这些国家民主化都和平地完成,动荡是免不了的,但这跟动乱不同。
前往北京上访的各地访民,在中共十七大开幕四天就被抓走了将近70%的访民。而出席中共17大的一个地方信访部门官员,在接受外媒采访时称在国家举行重大活动前整顿秩序是必要的,来解释当局最近在北京抓捕访民的行动进行辩解。
北京中宣部近日处罚了一名因揭露“铁路丑闻”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目前该名记者已被停职,但拒绝道歉;该报社也被中宣部公开点名批评。这名记表示,不后悔自己报导事实,又说此事件将会有重大发展。
CPJ (全称: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本周三通过决议,指出中共当局在申办奥运会时,曾许诺允许新闻工作者自由地工作。但是,它们没有履行此承诺。该委员会强烈要求北京现在就释放29位为他们工作的新闻工作者。
“政府是否全面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在日前“羊城青年学堂”的主题辩论中,正反方代表对此进行了激烈地辩论。其实这是一场涉及全国百姓切身利益,并为社会普遍关切的民生问题。此问题早就在网上引发了中国如何进行“医疗改革”的争论——是政府没有钱,还是背离“执政为民”承诺的根本问题?这为中共“十七大”的召开,聚焦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民生议题。
中共官员正式讲话喜欢念稿,一旦脱稿就怕会犯错误。据报导,大陆市井小民很喜欢开“领导”的玩笑。话说某领导正念着稿发表“重要讲话”,领导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但翻过隔页,领导一愣,又大声念说:“吗?” 有学者指,中国官场的这一大积习,其背后有着体制等诸多因素造成的。
向来不喜媒体、特别是境外媒体的中共,今次十七大却大幅度对中外媒体开放。各国记者只要申请就可采访省部级高官,记者会上可自由提问,设在梅地亚饭店的新闻中心免费提供茶点和网路等服务,这出乎寻常的开放,令人觉得诡异。中时报指,看着各国记者奔波于大小会议室,赫然发现,记者们全被绑在梅地亚,根本没人在外头挖掘负面新闻。
在中国官方媒体大张旗鼓报导中国国内各族人民欢欣鼓舞迎接十七大胜利召开的同时,人民日报最近还刊登了该报驻外记者和新华社驻外记者联合采写的《海外媒体高度关注中共十七大》的综合报导。
在十七大间,中共高层在高墙内为人事布局和权力分配争斗激烈,与此同时,高墙外面的退党大潮也在以每天几万人的速度成为中共解体的步伐,构成十七大两个最主要看点。在中共走向解体的大背景下,这次中共党大会成为历届中最为特殊的一次。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对于前者,马克思主义并未明确指出物质究竟决定意识的产生还是决定意识的内容。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似应理解为二者兼而有之。对于后者,其含义包括意识能动地反映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并且,前者是唯物主义的核心,后者有点向唯心主义渗透,是对唯物主义的“辩证”。
在我看来,中国的金融危机已经发生,只是不同于欧美历史上任何经典的危机而已,比如,除物价指数高涨之外,第三产业已经守不住微利底线,就不用说股市与楼市的风险了。只不过这种危机“具有中国特色”而已,而且它进入“经典状态”后,肯定会出现一个长达十年的“长波衰退”。即便如此,我的这些技术性判断仍然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金融危机首先是一场金融道德危机,并且金融道德危机在近两三年内已经进入峰值状态。
曹洪彦是在吉林监狱被迫害致不省人事后,才于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被送到吉林铁路医院,即公安医院。当家人赶到医院时,看到曹洪彦正在被输氧、输液,曹洪彦的身体一动不动,左眼闭着,右眼半睁,眼皮一动不动,嘴张着,于十月九日早五点五十分去世。家人在给曹洪彦换衣服时,曹洪彦嘴角部位流出血,擦完还出,腿根部位有一大块紫黑瘀痕,右胸部位有一个一角硬币大小圆印。曹洪彦的家属追问死因,警察说是脑出血,家属问医生,医生则说:我们可没说是脑出血,也没有做脑部检查。十月九日,曹洪彦的遗体被匆匆火化。
韦固问:“那么您管什么事啊?”老头说:“天下所有人的婚姻大事。”韦固心中暗喜,说:“我从小失去父母,想早一点结婚,以便多生儿女,传宗接代,这十多年来,我多方求亲,竟不能如愿。今天有人到这里来给我提潘司马的女儿,这件婚事能够成功吗?”老头回答:“不能成功,你的媳妇刚刚三岁,等到十七岁才能进你们家的门。”
据资料介绍,三峡水库淹没陆地面积632平方公里,淹没城市2座、县城11座、集镇116个,涉及到湖北省夷陵区、秭归县、兴山县、巴东县和重庆市主城区及所辖的巫山县、巫溪县、奉节县、云阳县、万州区、石柱县、忠县、开县、丰都区、涪陵区、武隆县、长寿县、渝北区、巴南区、江津市等。其中秭归、兴山、巴东、巫山、 奉节等9座县城和55个集镇全部淹没或基本淹没。
笔者研究的结果是∶整个三峡工程的决策程序和组织结构决定了这样一个结果∶三峡工程如果成功,则为个别领导人和科学家立碑树传,流芳千古;三峡工程如果失败,则无人要为这个错误决策承担责任。
我们在前几次节目中介绍了中国文革在新加坡左派中的影响。当时除了参加本地的运动,很多新加坡和东南亚邻近地区的青年还抱着各种动机回到中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中,既为了满足浪漫主义的革命热情,也想在他们心目中的祖国解决个人就业问题。但他们当中很多人在运动中受尽磨难,在幻灭中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中国,回到香港或是寄居国。
胡俊忠:几百号人,枪毙的枪毙,劳改的劳改。我祖父是“暴动骨干”,解放前两年就埋在老挝境内的枪支被挖出来,拍了照。他老人家是在万人公审大会后遭毙掉的,此前戴了大半年的重镣,被整得恍恍惚惚,就剩几根骨头了。接下来,我们家的财产、房屋也被没收。
但是,将《青春之歌》与《母亲杨沫》放在一起来读,则是另外一回事。老鬼坦诚到极致的叙述,既满足了读者对《青春之歌》写作背景的好奇心,又如奇丽的探秘小说,将历史、人性、文学的未尽之言一一揭示。曾经深受党文化影响进而信仰共产主义、屡屡递交入党申请书,最终却成为一个政治异议者——由于这样的思想经历,《母亲杨沫》激发了我重新阅读《青春之歌》的兴趣。
胡锦涛在十七大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句没有实际行动的空话。面对纷乱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少人质疑胡没有政改的勇气和胆识。这不禁让人回想起20年前因倡导政改而被非法囚禁致死的前中共党魁赵紫阳。有人称,中共用六四惨案堵死了自身的政改之路,变革中共,惟有靠民间精神觉醒了。
有分析认为,中共一向严紧控制网络,尤其现在正在召开五年一度的十七大,过滤筛除与异议人士有关的搜索,无所不用其极。也有分析家说,中共来这一招,可能是报复美国国会和总统布什颁发奖章给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不过,媒体19日在北京使用这三大网站,并无异状,反倒是被Google收购的 YouTube连不上。
在10月1日由出版社出面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有50多家媒体参加。日本最大的传媒如朝日新闻、产经新闻有连日的专访报导,读卖新闻甚至发了6页的专门文章,介绍周勍其人其书。樱花电视台、读卖大阪新闻电视台也都进行了电视采访。
周勍并应邀到东京青山大学院、东洋研究会、外国记者驻东京记者协会演讲。《读卖周刊》在报导中引述作者在书中的话:“中国腐败的官僚和企业经营者,是危害世界健康的根源。” 《朝日新闻》也同样地报导说:“中国大陆的食品污染,是道德的污染,而食品污染的最大隐患则是食品添加剂生产商的不道德和中国的制度缺陷。”周勍认为中日两国毕竟有共同的文化和语言背景,日本人对中国问题极为关心,他们一旦了解了你,就非常尊重。他在日本的两周,感到日本人的认真敬业的精神,这点与中国不同。
在跟日本公众界对话时, 青年一代的人最关心的题目是:中国如果实行民主化,会不会乱。他们担心邻国的不稳定会影响自己的安危。对他们而言,俄罗斯的例子足以为戒。周勍表达了他的看法说,俄罗斯一段时期的混乱不是因为民主化造成的,恰恰相反,混乱是专制制度残留下来的恶果。他还指出东欧嬗变的两种模式:东德、匈牙利和波兰、捷克。这些国家民主化都和平地完成,动荡是免不了的,但这跟动乱不同。
日本民众对中国的环境污染和食品污染很关心,也很担心,怕会殃及鱼池。他们总体地对中国食品有戒心,周勍说,食品本身问题并不严重,可怕的是那些添加剂,那才是毒药。
由于两周来,媒体的焦距报导, 有一个大书店一天之内就卖掉159本《中国食品污染》。
周勍在日本出访极为成功,但是心中阴影挥之不去,不知回国后会否被当局刁难。日本新闻界的朋友更是觉得对他的安全负有道义的责任,当他回家后没有能及时联系上时,共同社就于10月17日发出告急消息,说周勍被当局关押了,结果虚惊一场。周勍知道后发了一条报平安的消息:
本人去日本出版拙着《民以何食为天》(日文版名《中国的危险食品》)一书,纯属正常出版活动,10月14日归国,因在日本过于劳累(口腔溃疡、感冒和上火等),回家后关闭手机休息两天,今日惊闻日本共同社(10月月17日)报导我已经被当局关押,此事实属误传。感谢关心我的所有朋友,同时希望日本共同社立即予以更正为盼!
周勍2007年10月18日20时30分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10月2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湖北省郧西县为了兴建文体中心而不惜廉价占用一百余家农户承包的耕地;为了维护农户的合法权益,一位农民代表正在北京上访。据六四天网报导,郧西县2003年和2007年先后两次将城关镇校场坡社区一组一百多家农户的承包地全部征用,最高补偿费为每亩1万9千元,什么安置措施都没有,农民所得连两年的生活都难以维系。
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郧西县城关镇校场坡农民的维权代表此刻正在北京上访,郧西县政府廉价占用农户耕地一案将如何了结,尚不得而知---
黄琦:“现在,农民维权代表现在正在北京上访,在上访的过程中东躲西藏,电话也很不好打通。我估计这个情况,通过抗争,会有两种情况,一是郧西可能不排除采取严厉打压的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是如果从好的方面来想,或许当局会调高农民的补偿款。”
这位权益活跃人士表示,长期以来,廉价占用农户耕地现象普遍存在,农民出让土地获得的补偿往往只是土地售价的一个小小的零头---
黄琦:“郧西县这种情况严格说来在全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且由来已久。造成的原因除了现行体制和官员贪得无厌等等,还有历史性的原因,以前在征用土地的时候,往往采取的是农转非,那个时候对农民的补偿是非常低的,甚至几乎没有什么补偿,就是把农民的房子再见了以后,把农民安置到城市的一个工厂里面工作。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土地历来就没有实现真正的价值。
从来就是把农民的土地当成国家的土地。国家的土地就由国家官员来行政施政,农民始终没有把他们的土地真正走向市场。温江那些地方我去了几十次,和上千个农民交谈过,很多是100多万一亩的土地,不少都是50万一亩,但是政府大不了一亩地给个2、3万块钱,这是个普遍现象。”
成都维权律师徐女士表示,廉价征地发展成为强迫占地的情况屡见不鲜---
徐女士:“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个全国普遍现象,像成都这边那些田都让你空在那儿,不让你种,你去种就会让警察和社会闲散人员去给你拔了,或者你种了庄稼,马上要成熟了,也要给你推了,结果那些地就荒了。如果农民去找他,他就用暴力镇压,闹得太厉害了,就抓你去坐牢,什么都有。我们这里因为土地被强占去稍微反抗,结果被抓坐牢的很多。我们在这儿也抗争了很多年了。”
记者:“你说的这种情况中央政府知道不知道?”
徐女士:“肯定知道。每天在北京上访的,反映这些情况的人占的比例还比较大。”
徐女士表示,非法征地案有时会因为某高官的切身利益受到妨碍而不予追究---
徐女士:“我们温江也有人过问了,但因为牵涉到地方官员的利益,就推到省里,让省里解决,一解决就涉及到某个官员,如果他是省委常委什么的,要解决,他肯定首先就要丢官,那他肯定就说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说,也有人在权益受到侵犯后起而抗争而获得应有补偿---
黄琦:“当然,在农民经过抗争后最终在一段时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举个例,我们天网人权主页上有一个很著名的报导,你可以在‘官方网事’这一栏看到‘温江农民维权代表严小蓉拆迁获赔’的报导,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当地政府最先只愿意给30万钱,后来经过抗争变成45万,最终拿到了52万,外加200个平方米的房屋付款,还有一系列的补助措施,初步估计应该得到80万到100万。这就是近期维权抗争的一个成果。”
【大纪元10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前往北京上访的各地访民,在中共十七大开幕四天就被抓走了将近70%的访民。而出席中共17大的一个地方信访部门官员,在接受外媒采访时称在国家举行重大活动前整顿秩序是必要的,来解释当局最近在北京抓捕访民的行动进行辩解。维权人士则指出,开十七大会议,抓捕访民,对访民、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打压,这显然是侵犯人权,践踏法律。
信访局长不愿说明截访是否合法
中共十七大代表的江苏省泰州市信访局长张云泉,接受美国之音和华盛顿邮报的联合采访称,“民众到北京上访,这是他们的民主权利,很正常。”
但外媒问当局在十七大前夕抓捕在北京上访的民众,他称“这些记者报导的资料来源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任何一个国家有重大活动的时候,要整顿一个好的秩序和氛围,依法进行一些必要的保卫措施,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的。”
对于张云泉的说法,《民生观察工作室》的负责人刘飞跃并不同意,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召开什么重要会议,维持秩序是正常的,但不能违反法律,开十七大会议,抓捕访民,对访民、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打压,这显然是侵犯人权,践踏法律。
刘飞跃表示,十七大发生这么多侵犯人权的案件,恰恰发生在这个“氛围”下面,他的说法违背宪法精神。
对于截访是否合法,张云泉没有直接回答外媒“是”或者“不是”。
北京上访村已无访民
因越来越多访民在十七大期间涌入京城,17日晚北京当局下令,不许北京市民租房子给上访民众,如不执行,将对房东拘留15日的处罚。
由于当局的“紧急”措施,昨天(18日)北京最低气温在摄氏4℃,许多被迫搬家的访民,因租不到房子,旅馆不敢住也住不起,很多访民被逼流浪街头,也有许多访民被晚上巡逻警察带到马家楼。
而许多刚下火车的访民,还没踏进北京城就被抓走。
一位女访民表示,如果房东租房给访民就受处罚,如访民发生事情,将追究房东责任。今天她去高法上访,截访的公安和北京围满周围,截访趁她不注意,把她推倒在地。截访的看了你的登记表才让你进去,不给看的就不让进,有访民的表都被撕了。
另一位男访民表示,中共召开十七大,比对真正犯罪的刑事犯打击还严厉,对访民是拘留、劳教、判刑、进学习班、精神病院。
上海访民几乎失去联系
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的母亲,本月12日病逝。因中共十七大召开,上海当局对郑家监控更加严密,电话被切断,全家人没有得到警方的允许不得外出,让他无法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郑恩宠的亲属表示,逝世前,他哥哥打电话给他,他家里电话都打不进去,院方也无法联络到他。
郑恩宠去医院看他母亲最后遗容,也有4辆警车和10多名警察跟在后面尾随。
上海访民朱黎斌表示,他家门口有5、6人看着,不让他出门,接送小孩上学也只能由他妻子负责,很多访民被关在青埔社区(音同)。
上海访民张先生告诉记者,访民施福留及他的母亲、儿子,还有访民吴晓惠夫妇及儿子都被关在上海京久(音)旅馆一个多星期了。
虹口区访民邬玉萍因上访,曾被刑事拘留5次,她从9月份被关到现在;访民王儒云早已下落不明;访民马亚莲、华神清、谈兰英等被软禁在家;访民裘美丽15日在北京街上被抓,17日遭到上海当局刑事拘留。
上海访民表示,周三在上海信访办,熟面孔的访民几乎看不到,很多访民都联络不上,有的被软禁在家,有的抓到宾馆,有的躲起来了,有的被刑拘。
私有权益网被关 经租房代表王季勇被抓走
十七大之前,大陆民间“私有权益网”被北京警方强行关闭,经租房代表王季勇被当地公安抓走。
湖南维权人士谢福林表示,“今天凌晨,从我家被强行押走,公安和联防大约有15、16人,来了四辆车。王被押时,他不肯上车,说你们这是违法的。但王所在区的警察和看护人员强行将他抬上车。现在他的手机被国保控制了,无法接听。”
王季勇自上次在北京被抓回湖南后,他一直被软禁在家,家门口24小时有人站岗。较早前,他告诉记者,“看管他的人都是下岗人员和单位的人,天气又冷,我不忍心,把他们叫进家里,搞得我和家人无法正常生活。”
谢福林表示,据内部消息,王现在可能被关在郊外很远的地方,怕他们上访,湖南很多拆迁户和访民都被控制。
湖南访民刘国华表示,现在有20多位访民被关押在湖南省信访局驻京办内,都是在北京上访被抓。
湖北:十七大是访民的大灾难
据刘飞跃介绍,湖北有好多访民被打压,这次可谓是访民的大灾难。
武汉访民彭永胜表示,十七大召开期间,武汉所有有上访倾向的人员,都受到警方24小时严密监控,警察每天到访民家里巡查,并警告他们不许进京上访,否则会面临严厉的惩罚。
随州市民师代表王世勇和江老师被关押在随州市第二看守所。
荆州市的访民周远莉等人被抓回荆州,被关押在荆州市西门看守所。
湖南访民陈寿田的妻子王春贞,因上访,被强制关在精神病院一年多,至今不让其回家。据悉,在武汉只要上访达五年者就送学习班,五年以上者就送精神病院。
刘飞跃:上访现象越演越烈 此起彼伏
张云泉称“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5000年的文明古国,人民非常讲究传统美德,和善友好,不是什么事情都要到法庭上对薄公堂的。能把他调解一下,做做工作解决了,何必要那样对薄公堂呢?…… ”
刘飞跃表示,这位官员谈到信访和法院的关系,老百姓发生矛盾最好通过信访调解,如果都找法院,法院忙不过来。这个说法更可笑了。实际中国上访现象越演越烈,此起彼伏。
刘飞跃指出,这可以说是中国法律的失败,法院的司法不独立,它受控于权利、政府,权比法大。老百姓在法院得不到救济和帮助下,讨不到说法,没有办法才上访,这恰恰说明中国法律不健全,他对这位官员的说法不赞同。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的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要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近日,北京中宣部与由政府主管的全国记者联合会发布通告,公开指责一则《中国经济时报》新闻报导错误。该新闻报导讲述的是不合格粉煤灰被作为混凝土成分,而该混凝土是用于建设武广铁路这一事件。
据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日前报导,中宣部勒令报社解雇与这篇报导有关的人员并处罚了报社负责人。同时,通告还命令该记者及其报社向铁道部和建筑公司做出正式道歉,理由是该报导造成了“武广铁路项目在国内及国外的形象受到损害,并给国家造成大规模经济损失。”
本台记者星期五致电该名目前已被停职的记者庞胶明,他表示---
庞胶明:“他们要我将向我透露消息的那些人提供给他们知道,但一个记者是有责任保护线人的,所以我不能暴露出去。”
记者:“您从7月4号第一篇有关于此的报导发表之后,铁道部就一直施压力给您吗?”
庞胶明:“对,应该说是向单位施压吧!例如说不要再做后续报导了,所有的报导从网上删除。”
记者:“您们报社的立场呢?”
庞胶明:“因为这事我们已经搞到很扎实的证据了,能证明他们是使用不合格的材料,所以我们觉得有责任将这事报导出来,以便提醒他们。”
记者:“你们报社负责人受到怎样的一个处罚?”
庞胶明:“公开的是被全国公开通报批评,私下的我就不清楚了。”
庞胶明表示他拒绝道歉认错,并且不后悔自己做出的报导,因为,这是事实。
前《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昝爱宗在该事件发生之后,在网上发表评论文章表示,据说中宣部还要求禁止任何新闻媒体录用庞记者。网友将“关于中国经济时报严重失实报导的通报”贴到西祠胡同“记者的家”论坛上,有网友认为他相信《中国经济时报》的报导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只是这样的报导把一些人利益打翻了,所以铁道部生气了。昝爱宗向本台表示---
昝爱宗:“因为庞胶明的报导伤害了铁道部的利益,他们有多少亿的工程,报纸报导了以后,他们有些工程就会包不成了,所以他们就会拚命地去反击。庞胶明是通过报导,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中宣部也不是铁打的,他们也需要公关的;假如铁道部收买中宣部,中宣部很快就上勾了,他们也是一个利益集团的同谋。”
庞胶明告诉记者,要记者耐心等候,他揭露的事件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将会有重大发展,只是他现在不方便透露。
【大纪元10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编译报导) 10月19日,保护记者委员会(CPJ)董事会表示,北京奥运会离预定开始时间只有10个月,他们对中国新闻自由状态表示严重关切。CPJ (全称: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本周三通过决议,指出中共当局在申办奥运会时,曾许诺允许新闻工作者自由地工作。但是,它们没有履行此承诺。该委员会强烈要求北京现在就释放29位为他们工作的新闻工作者。
CPJ并且提出了以下要求:
* 我们要求结束新闻审查,撤除控制媒体的监控系统。我们也要求那些因敏感新闻报导而动怒的地方官员和其他人,停止报复行为。
* 我们要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要求中国当局,在2008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充分地履行新闻自由的诺言。
* 我们请求比赛的赞助商使用他们可观的影响力,迫使中国政府实现在2008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实现新闻自由的承诺。
*最后,我们要求报导北京奥运会的媒体组织,敦促中国实现其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媒体自由承诺, 并且保证他们的中国同事同样享受报导自由。”
CPJ位于纽约,是一个独立的、非牟利国际机构,长期致力于维护全球新闻自由的工作。今年8月,它发表了以“未实现承诺”为题的专题报告。报告中概述了,在2008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中国如何未能实现新闻自由的诺言。CPJ主席兼华尔街时报编辑Paul .E.Steiger 去北京时公布了这个报告。
【大纪元10月20日讯】“政府是否全面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在日前“羊城青年学堂”的主题辩论中,正反方代表对此进行了激烈地辩论。其实这是一场涉及全国百姓切身利益,并为社会普遍关切的民生问题。此问题早就在网上引发了中国如何进行“医疗改革”的争论——是政府没有钱,还是背离“执政为民”承诺的根本问题?这为中共“十七大”的召开,聚焦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民生议题。据悉,现在许多地方正在开展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难有出路。因为它只是非常低标准的、互助型的合作医疗,政府补助很少,国民患了重大病,依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即使已经开展多年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尤其退休职工患了大病,个人收入远不能支付自费部分的医疗费用。如今,很多人只有养老保险的户头(企业交纳了很少时间,职工就失业了),没有继续交纳养老保险。即使已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的城镇职工,其保险额度也少的可怜,由于国企职工收入普遍不高,特别是退休职工中的绝大部分人员的退休金都在400多元,按着4%的规定计算,每人每月可用于买药的零用钱也就是10多元,而且去医院门诊看病,还须全部由个人先掏腰包。因为国企退休人员的工资普遍很低,规定的可用于个人买药的比例又很小,一旦需要去医院门诊看病的时候,医疗保险卡里又因平时买药所剩无几,甚至根本没钱,所以连门诊看病的挂号费用都必须由自己掏腰包,就更无法应付名目繁多的检查和打针用药费用了。仅就国家卫生部统计公认的数字证明:现今中国大陆,有近50%的人应就诊而无钱就诊;30%的人应住院而住不起院;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因病而返贫;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因治不起病而丧生!现在老百姓自费花的钱多了,能得到有效治疗的病人却少了,看不起病或治不起病的人多了,因无钱治病而病死的人也多了。2000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曾在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出量化评估后,对这些国家的卫生绩效进行了排名,该组织得出的一个令中国政府耻辱不堪的结论是: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位居尼泊尔、越南之后,排名188位,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这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多么巨大的一种嘲讽。中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 ,而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有资料显示,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卫生总费用的80%~90%,美国政府负担45.6% ,连泰国政府还负担56.3% .而我国政府仅负担了卫生总费用的16.4%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税收大幅度提高,不能说政府手里没有钱。但各级政府除了把钱用于大建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政治工程”,甚至贪污腐败,挥霍浪费,以至于忽视百姓“生老病死”的现实疾苦。如今城市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楼堂馆所林立,各地政府机关大楼修得比欧美等发达国家还要豪华气派。各级官员不仅暗地权力寻租,而且工资一调再调。他们穿名牌、戴名表,吃喝玩乐、公费疗养,公费旅游,出国观光、各地考察,即使调息、养病都由国家统包,大把、大把花钱,从不受纳税人的制约。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调查报告》数据称:中国政府投入少之又少的医疗费用中,80%竟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疗养院,每年开支约为500亿元(这些人中很多都自称自己是老革命。)这笔挤占百姓医疗资源,每年供“红色贵族”们养生、享受消耗掉的巨额资金,足可挽救那些因无钱就医而死去的无数贫困者的生命。在如此社会现实面前,中国大众才会前所未有的强烈地呼吁社会公平与正义,要求政府为公共卫生和全面基本医疗买单。
此据卫生部的专家测算,政府要为公共卫生和全面基本医疗买单,大概需要2000亿元。官方认为中国目前尚未能完成全民医保,原因是经济实力不足。其实这不过是个说词而已。2000亿元对我国来说,仅相当于GDP的1.5%,国家财政收入的7% .2005年卫生总支出8659.91亿元,按年增10%,则2007年卫生总支出10479亿元,2000亿仅为卫生总支出的1/5这在经济上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众所周知,中国公款吃喝仅此一项,每年至少花掉2000亿元以上,另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中资金浪费损失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有多少全民医保还在话下?
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努力保证人民公平享有基本卫生保健》一文中指出,“ 从1980年到2004年,我国卫生总费用由143亿元增加到7590亿元。其中,居民个人负担的比重,由21%增加到53.6% ,群众感到看病越来越贵。” 这就意味着,24年来我国居民个人负担卫生费用支出增长了135倍,而同期收入增长也只有十倍左右。如果7600 亿元全部由国家财政支出,财政每年也只需增加付出居民个人负担的53.6%部分,亦即4000亿元左右。而我国2006年一年财政收入就增加7000 多亿元,如果安排公平合理,全民医疗费用国家实现“ 全包”应该不成问题。何况已有数以亿计的城镇职工及其单位在缴纳医疗保险费用。问题在于当权者究竟是不是“执政为民”。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刘福垣在其《社会保障主义宣言》一书中指出:中国应当利用特色在社会保障上一步到位。这个特色是:由于我国拥有30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积累的百万亿元以上的全民资产,这些全民资产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劳动者靠义务劳动和半义务劳动积累的,既然在改革之初全民资产没有量化到个人,那么理所当然地是全国人民的安身立命的社会保障资金。当今世界,无论哪种模式,只要是医保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由政府承担主要责任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全民医保的医改方案能否真正取得效果,能否令公众满意,最终还要取决于政府所能承担的责任。如果医疗投入不足,任何模式都无法真正付诸实施。
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如此严重,弱势者生活毫无保障。然而,中国政府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却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中国比欧美发达国家低也就罢了,如今竟然比非洲那些很贫穷的国家还低。据介绍,美国早在1935年、英国早在1945年就相继建立了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穷人利益。而中国目前的公共财力已远远超过当时的美国和英国,完全有能力建设起初级社会保障体系的。对比之下,谁真正把国民利益放在首位就一目了然了。此据专家指出:“政府只需要投入3000亿元就够了(建立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而我国财政收入已经达到3万亿,是完全有能力做到的。”中国只要少一点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少一点荒淫无度,挥霍浪费,少一点大搞马列主义研究工程和“红色记忆”宣传,少一点不惜代价封锁网络和对付异见人士,还可以少一点不合时宜的连年两位数军费增长,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根本不成问题。问题在于执政者的执政意识到底把谁的利益放在首位。由此可见,全民医保根本不是钱的问题。
就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时,本文所提出的民生问题是:在中国要不要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制度的本质问题——“执政为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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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24期
官员讲话爱念稿
据中国时报报导,中共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孙春兰18日召开一场记者会,时间安排是一个小时,但孙春兰光是看着材料念稿就念了四十五分钟,台下各国媒体记者无不摇头。
日前的中共中组部记者会,中组部副部长欧阳淞的讲稿事先发给各国媒体,然后欧阳淞念一句,座旁翻译译一句,即使欧阳淞选重点念,但他也念了三十分钟,整场记者会去掉了一半时间。
中共官员爱念稿的背后,其实有整个政治体制支持。大陆《决策》杂志称,官员在各种公开场合要么对着稿子念,要么讲一些官话、大话和套话,这已成为中国官场的一大积习。长期从事领导科学研究的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峰发现,官员念稿是由体制、机制、观念、领导方式等诸多因素造成的。
据刘峰的研究,中共在体制上鼓励念稿者的“诚实稳妥”,一些因敢言而被封为“个性官员”者,会被视为不成熟、不谨慎。在这种体制下,一些本来会说话官员,由于成年累月地念稿或重复那套标准的话语,时间长了就真不会讲话了,只能念稿而不会脱稿,一脱稿就怕会犯错误。
其次,中共选拔官员的标准,没有竞选、演讲等竞争机制 没有选举,只看政治品德、政绩及处事能力等;第三,中共旧有的官僚作业方式,以公文传递为主,领导很少有与公众及媒体面对面沟通的机会。
官员不敢讲“真”话
事实上,念稿只是中共官员公开讲话的的通病之一,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套话太多。所谓“套话”,就是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同时“放诸四海皆无用”的话。
据报导,曾经有一省领导下去视察,到了甲地就哇啦哇啦讲了一大通,而到了乙地却没两句话。乙地的负责人就不安了,问随行的秘书是不是领导有什么不满意之处。秘书悄悄说,这儿是临时安排的,没来得及准备讲稿。
有大陆专家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发现,中共官员讲话的气势有越见增强的趋势。例如“落实”先是被“贯彻落实”取代,后来又出现了“认真贯彻落实”。增强了语气,句子长度也因此增长,但内容的空泛程度相同。
对于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共官方媒体还认真研究了其中一些用词差异。例如过去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七大报告改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官媒评论说:“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
或许另一个关于“领导”的政治笑话,可以鼓励中共官员大胆说话。某领导将手放在女秘书腿上,很久没有移开。女秘书说:“看过邓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六一页第十一行吗?”领导羞愧地把手移开。回家之后,领导一查,该行写说:“领导干部嘛,胆子要大些!”
【大纪元10月20日讯】向来不喜媒体、特别是境外媒体的中共,今次十七大却大幅度对中外媒体开放。各国记者只要申请就可采访省部级高官,记者会上可自由提问,设在梅地亚饭店的新闻中心免费提供茶点和网路等服务,这出乎寻常的开放,令人觉得诡异。中时报指,看着各国记者奔波于大小会议室,赫然发现,记者们全被绑在梅地亚,根本没人在外头挖掘负面新闻。据中国时报报导,在中国平日想采访中共部长或是省委书记,走正常申请程序基本无望。但是中共在今次十七大新闻上开放度堪称空前,只要填张申请单写明采访提纲,新闻中心联络人员就帮你汇整联系,可专访省部级长、省委书记,而且官员还乐于露面接受采访。
报导说,梅地亚新闻中心从早到晚,天天有记者会,各部会官员穿梭络绎不绝,中外各媒体整日驻守新闻中心,只要有官员到场就去“插花”旁听,官员们对记者问题虽大部份“空话”依旧,但仍能笑脸相迎。此外,新闻中心还免费为记者提供上网查资料或发稿的网路,咖啡点心免费招待。
不过,有港媒报导称,梅地亚新闻中心日前规定如记者无事先申请采访十七大代表,就不可以进入会议室采访,就连附近的洗手间也不可以进入。而不少记者为防走漏新闻,留在新闻中心内“收料”,有时还会在需收费的中西餐厅吃饭,但1碟只有4块鸭肉和几条菜的碟头饭却要卖到35元。
由于大会新闻中心规定,所有记者会及应邀采访的党代表,都必须在新闻中心内进行,以致近日新闻中心内11个大小会议室均告爆满。
中时报指出,封闭是中共体制的特色,现在突然敞开心胸总觉得怪怪的,看着各国记者奔波于大小会议室,赫然发现,各国驻京记者全被绑在梅地亚,根本没人在外头挖掘负面新闻。
【大纪元10月20日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2007年10月19日华盛顿报导)今天我们要对比介绍海内外媒体对中共十七大的不同报导和分析。*中国媒体 大力报喜*
在中国官方媒体大张旗鼓报导中国国内各族人民欢欣鼓舞迎接十七大胜利召开的同时,人民日报最近还刊登了该报驻外记者和新华社驻外记者联合采写的《海外媒体高度关注中共十七大》的综合报导。
人民日报的文章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5日在北京隆重开幕,海外媒体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对胡锦涛在开幕式上所作报告进行了充份报导。”
人民日报在这篇关于海外媒体对十七大反应的特稿中,援引了亚洲,澳洲,欧洲等多家媒体的报导。
人民日报的文章说,韩国《中央日报》、《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澳大利亚人报》、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印度教徒报》、《印度快报》、蒙古国《真理报》、加拿大《现代日报》、巴西《环球报》、意大利的安莎社、《晚邮报》、《共和国报》、日本共同社和时事社、埃及第一大报《金字塔报》等海外媒体“迅速而大量地报导了有关中共十七大开幕的消息”。例如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说,中国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解决贫富差距和民生问题,值得包括印尼在内所有发展中国家学习与借鉴。
不过,
一些观察家注意到,在人民日报这篇关于海外媒体高度评价中共十七大的专稿中,美国媒体集体缺席。此外,这篇文章在介绍海外媒体对十七大的反应时基本上引述的是对十七大的正面评价,一些有深度,有独特视点的海外媒体报导和分析,并没有被引用。
接下来,美国之音对比新闻摘要地为各位介绍美国媒体和其他海外媒体对十七大的不同反应。
*美报:新一代领导人的开放和保守*
首先看看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导。华尔街日报关注的焦点是中国第五代领导人即将初露端倪。华尔街日报的报导说,本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即将出现的领导层人事变动有望向世人证实,中国正在将权力逐步移交给新一代精英──那些懂经济、懂商务、比其前任更注重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官员。
华尔街日报分析说,在中共的所谓“第五代”领导人中,有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一个是现任上海市市委书记习近平,另一位是辽宁省省委书记李克强。
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两个人都拥有法律学位,预计将在此次大会上跻身政治局常委。华尔街日报分析说,这两人中的一人或许将在2012年胡锦涛的任期结束后接替胡锦涛的位置。
关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或者李克强是否能够启动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比较谨慎。文章说,习近平和李克强同他们的前辈一样,也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不太可能推进激进的政策变革。
不过,华尔街日报注意到,新一代中共领导人在同外国人打交道方面也更有经验。同目前大多数高层领导不同的是,新一代领导中有些曾在美国或其他国家长期工作或学习过。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中国问题专家李成的话说,随着在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权力逐步向下一代人过渡,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政治精英可能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英报:共产党内的民主和对国家的专权*
英国伦敦《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分析了胡锦涛承诺在党内实行更多的民主政治改革。文章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胡锦涛誓言要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组织里面引进更多的民主,但是与此同时他告诫这个组织的成员说,他们必须和领导人经常保持高度的一致。
伦敦《金融时报》的文章说,胡锦涛在享有7千3百万党员的执政党召开的五年一次的大会发表讲话,强调实行党内民主,增强透明度以及限制个别党员干部权力的重要性。金融时报注意到胡锦涛在讲话中多次提到民主,据官方新华社的统计,胡锦涛讲话中提到民主达60多次。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党内的民主会对中国更加广泛的政治解放铺平道路。然而,党的各级干部是否会对削弱这个党对中国政治权力的垄断持欢迎态度,远不确定。
伦敦金融时报进一步指出,中国领导人关于民主的定义,和西方政府以及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完全不同。胡锦涛在讲话中同时强调中国需要“安定和团结”,从而小心翼翼对他承诺在党内政治中更广泛的参与加以平衡。伦敦金融时报援引胡锦涛的讲话说,共产党员都应该坚定实行民主集中制,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金融时报评论说,胡锦涛强调维持领导权威凸现出他强化党作为权力机构的愿望,而不是允许让这个党的命运落入广大党员的意志之中。
伦敦金融时报注意到这次中共代表大会在透明化方面做出的改进。例如一些与会代表把增加透明化作为党的民主的标志。例如采访中共十七大的记者可以在一些省级的代表发言后对他们提出问题。
不过伦敦金融时报认为,中国精英政治仍然被笼罩在神秘之中。哪些党内的重量级人物可以在新的政治局中占据一席之地之类的话题仍然是公众讨论的禁区。
*杨宽兴:百姓冷漠*
美国出版的中文电子报《议报》刊登中国问题观察员杨宽兴的文章说,中国民众实际上对哪些党内权贵能够进入政治局之类的问题,对中共政治局常委是九人还是七人的猜测,并不像海外媒体那样感兴趣。
中国问题观察者杨宽兴认为,对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十七大并无悬念。中央委员会的冗长名单,政治局常委会的人事构成,“只对当事人及其裙带关系具有意义,对普通民众来说,只不过为了满足一下好奇心罢了“。
杨宽兴的文章说:“我们对即将当选者几乎一无所知,那张名单上的姓名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我们不了解他们的人品,也不了解其政绩,更不能指望他们拿出竞争性的施政纲领。概而言之,中共仍然完全保持了政治的封闭性和神秘性。这种封闭性的政治运作的后果是广泛的政治冷漠,如今,即使是中共最高级别的会议、即使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讲话,都不可能在民众中引起普遍关注。
“这种政治冷漠是政治脱离民众的必然结果。当政治使用千篇一律的假大空语言对民众讲话,民众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不理会它。”
而中国媒体报导说,中共十七大开幕的时候,全国各地的电视观众纷纷围聚在电视机旁,观看大会的实况转播。然而,一些分析人士指出,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东西可看。
*多家报纸一个样*
一些中国媒体研究工作者还比较了中国几十家主流报纸的头版对十七大的报导,发现这些报纸在标题,照片,报导角度方面都达到惊人的一致,从而标志着中国新闻界率先进入了高度“和谐”的阶段。
*民主会增量还是减量?*
海外媒体除了对十七大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安排进行各种版本的猜测之外,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海外媒体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中国官方的中新社发表评论员文章表示,十七大之后,中国的民主将进入一个新的层次。中新社在题为《民主政治“增量”的中共十七大》的评论员文章中说,中共十七大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将沿着多条路线图向前推进,包括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基层民主“由下而上”与高层民主“由上而下”双轨并进、吸纳更多的党外人士进入核心部门领导层、“互联网政治”(“网络民主”)更加普及等等。中新社评论员的结论是:十七大后中国的民主必然要“增量”。
香港中国问题评论员张三一言对这篇中新社的文章分析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指“行政改革”,而是指党要放弃权力,还政于民,实现民主过渡。张三一言提出了五条标准,作为衡量十七大之后中共是否启动政治改革的标准。
其一,政府首脑和立法者由选民自由公开公平有竞争选出来。
其二,民众自由获得讯息、表达意见、营办传媒。
其三,民众自由结社组党.
其四,宪法不规定某一党是必然执政,所有政党在法律和执政权利面前一律平等。
其五,党不准管军队、民众团体、文化教育机构。
张三一言分析说,这些关于民主的普世标准,中共实际上连一条也做不到。他认为,如果一条也做不到,就是没有民主,如果做的正好相反,就是反民主。拿这几条民主党的标准来衡量中共十七大关于加强民主的承诺,中国的民主实际上不但不会“增量”,有的只是民主减量,连不增不减也难做到。
*外媒对会场细节观察入微*
在京报导十七大的外媒记者经常会捕捉到会场内外的一些有新闻价值的花絮,这也是海外媒体记者和中国大陆媒体记者的不同之处。
例如,香港明报记者注意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宣读的报告长达64页,共花了两个多小时宣读。其间,江泽民先后4次看手表。很多港台媒体都刊登了坐在主席台第七排的特邀代表、86岁的中共前主席华国锋打瞌睡的照片。
香港明报记者还注意到,当代表第一次为胡锦涛的报告鼓掌时,江泽民没有鼓掌,但在以后的39次掌声中,江都轻轻拍手,随即就把手放下。而坐在后排的李克强和习近平,昨日就由头至尾十分专心阅读和聆听报告。
*港报:元老亮相主席台体现和谐*
亚洲时报注意到,这次中共十七大,邀请了很多中共党内的元老出席开幕式,甚至包括华国锋等一些在中共历史中有争议的人物。
亚洲时报回顾了中共历届党代会所进行的清洗和残酷党内斗争的历史,认为这次党代会邀请诸多元老凸现出胡锦涛倡导的党内的和谐,与毛泽东提倡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斗争哲学有根本的区别。亚洲时报对比中共党代会的历史,对这次十七大有相当高的正面评价。
亚洲时报的文章说:毛泽东去世之后, 以华国锋和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同时也把华国锋推上极位,集党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于一身,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画像与毛主席画像一并悬挂于大陆所有会议室、公共办公室及百姓厅堂的墙上。
邓小平复出之后,华国锋渐渐失势,但后续的历次党代会,华国锋都有出席并当选为中央委员,直至2002年十六大,华国锋的名字才从中央委员名单中消失。如今再次现身十七大,让人感到多少有点意外,可能是要高度体现新老和谐。
亚洲时报的文章回顾中共党史说,中共早期乃至建国后的党内重大的路线斗争有十多次。每次党代会(之前)都要把一些核心人物扫地出门,他们或被赶走或遭打倒或被粉碎或受整肃,根本不可能与在位领袖同台亮相主席台。如在九大上扫除了刘少奇、邓小平,在十大上扫除了林彪、陈伯达,在十一大上扫除了“四人帮”。
而中共十六大被海外媒体评价为“中共最平稳、最文明的一次权力大交接“。很多海外观察家对中国政治朝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迈进了一大步感到欣慰。亚洲时报的文章说:“这次十七大上,众多中共元老在主席台上亮相,构筑了一道亮丽的政治风景,体现了政治和谐”。
从野蛮和专制走向文明和民主,是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亚洲时报认为:“随着历史发展,中国政治必将进一步走向文明、民主”。
【大纪元10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李佳采访报导) 在十七大间,中共高层在高墙内为人事布局和权力分配争斗激烈,与此同时,高墙外面的退党大潮也在以每天几万人的速度成为中共解体的步伐,构成十七大两个最主要看点。在中共走向解体的大背景下,这次中共党大会成为历届中最为特殊的一次。党代会隐瞒退党潮危机和重大事件
围绕十七大,海外媒体报导最多的莫过于异常激烈的内斗和史无前例的戒备。为十七大和中国政局未来走向把脉的专家表示,中共高层权斗充满着你死我活,人事布局瞬息万变。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说明中共内部走到了尽头,而高墙外战争级别的戒备正表明中共解体前的恐惧和不安全感。
评论认为,对1亿人的法轮功团体的8年镇压、包括发生活摘器官暴行,造成巨大生命损失和社会危机,成为中国目前最大的社会灾难,但是这个最大的问题在十七大上再一次被边缘化。加上镇压所导致的道德危机、财政危机等等,成为中共不敢面对的死结。但在十七大期间,中共还在对党内隐瞒大陆全面爆发退党潮和让中共泥足深陷的法轮功事件的真相。
十七大被称为一群腐败者的非法集会,这个腐败团体再无法蛊惑人心,无论采取任何办法都阻挡不了退党大潮和中共解体的步伐。正义力量呼吁各界不用对十七大抱有任何幻想,抓住机会,尽早脱离中共。
在内斗中走向解体
中国事务主编伍凡指出,中共现在是内外交困,它最突出的矛盾是党内高层的内斗,这个体制的不公平是内斗的根本原因,即使江彻底下台,中共内部也会产生另一派和胡作对,因为其团体的权力不是民选竞争出来的,相互之间的不服气,就会有争斗,争得你死我活。
外界注意到,十七大高层的人事布局因为权斗的激烈瞬息万变,各派系释放消息令人目不暇接,不再像以往一样表面上维持一个“团结的大会”,中共内部在撕开自己的铁幕。伍凡指出,无法调和的矛盾导致内斗的你死我活是中共解体前的表现。
戒备森严 解体前的恐惧
伍凡说,共产党的危机已经走到瓦解的边缘了,从内部的情况来看,它调动了3个师来保卫北京,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从9月28日到10月29日实行2级战备,从军人到武警、消防、网警24小时值班。很明显它在预防军事政变,害怕另一支军队会造反。
而外部的危机是害怕老百姓造反,包括下岗工人、失去土地的农民、退伍军人、维权人士等等。2200人开会,一百万保安人员,上到政府正式人员下到居委会,街道普通民众,相当于500个人保护1个人。他们清扫了所有的上访人士,将所有的异议人士软禁在家里。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李大勇说,中共是在面临解体的背景下召开十七大,这一切都体现出它的虚弱和解体前的恐惧心理。军队并不能让中共放心。
军中的声音
李大勇说,不要看中共有几百万的军队,一旦军人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瞬间军队的力量会回到人民的怀抱。今年8月份“军中声音”的呼吁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军人们发出了退出党卫军,入编国防军,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口号,军人要求退出中共的声音来自7大军区,四大总参等不同部门。
一位空军上校在他的三退声明中承诺,如果国内出现一支以解体中共为目标的军事力量, 将在方便时加加入。即便一时未能参与到解体中共的行列中, 也承诺绝对不向这支解体中共的力量放射一枪一炮,绝对不充当中共镇压解体中共力量的邪恶工具。
中共解体的宿命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高大维则表示,无论中共是否恐惧,在十七大采取任何亲民秀的办法,都无法改变宿命。
他说,天灭中共是神的旨意,无人可挡。古今中外的诸多预言早已明示,贵州平塘两亿多年前留下来的“中国共产党亡”藏字石更是明证。没有哪个领导人敢说,他能够解决中国的危机,使共产党回天。
他说,中共窃取政权的五十多年血雨腥风中,上到中共自己的最高官员,下到普通的民众,八千多万中国人死于非命。“中共一边开十七大,一边还在干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行,为天地不容”。
“所以,中共解体是天意,也是民意”,高大维说,但任何想挽救中共命运,让邪党苟延残喘的举动或想法,都是对中华民族犯罪。
九评退党 承天顺民
高大维说,“九评和退党大潮,是承天意、顺民心的大事。”两千七百万退党大潮中,那些党政军官员、民众,在用他们的言行,促进中国的最和平、理性、稳定的转型。他表示,退党服务中心每天都能从中国大陆收到成千上万的退党(团、队)名单,他们自己退出后,还默默地帮助身边更多的人来了解《九评》,退出中共。
《动向》主编张伟国也表示,在所有瓦解中共的力量中,九评和退党是最旗帜鲜明的一个理性行为,到目前为止也是对共产党形成的最直接、最正面压力,是中共迄今遇到的最大挑战。
退党服务中心每天都能从中国大陆收到成千上万的退党(团、队)名单,高大维说,他们自己退出后,还默默的帮助身边更多的人来了解《九评》,退出中共。
“朋友们可以去退党网站(编者注:http://tuidang.epochtimes.com/)上看一看那些含着血泪写,发自内心写出来的退党声明,他们是怎样走向精神觉醒的。那样的文章千百万份,不是哪一个人能够编写出来的。”高大维说。
他还表示,欢迎海外的政府、机构、媒体,到中国大陆去采访。“尤其是采访那些被关押,从事传《九评》、促退党的义工,这时,你可能对《九评》、退党大潮不会感到是不是真实的了。中共体系内的官员们都相信。”
不过,他指出,中共面临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危机,却在十七大中只字未提。
张而平:回避最大的矛盾 无力回天
外界注意到,中共在十七大中除了回避退党潮这个中共面临的最大危机外,对于另外一个引发中共自己垮台的最大社会问题,即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也回避了。
对此法轮功发言人张而平表示,无论当局是否有勇气面对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道危机和人权灾难,中共在过去8年多动用整个国家的资源来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造成的巨大灾难使中国面临困境,也导致人民对它永久失去幻想,因此在退出它、解体它。
他说,无论十七大是否讨论法轮功问题,都不能摆脱中共面临的危机和将来因为迫害法轮功被法办的结局。法轮功学员仍然会一如既往地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制止迫害、解体中共,整个世界人民都在向正义和良知靠拢,中共解体为期不远。
张而平指出,中共心里对于它镇压法轮功欠下的血债、退党潮造成的危机心知肚明,非常恐惧。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曾表示,中共高层内斗激烈,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犯下大罪,使他害怕遭到清算而紧抓权力不放,是高层权斗的最主要原因。
张而平说,无论十七大是否讨论法轮功问题,这些解不开的结都将把中共送到死局。
【大纪元10月20日讯】6、探讨人与世界关系的哲学意义探讨人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并不想因此探究倒底是人决定世界,还是世界决定人。“决定”二字根本不适于涵盖人与世界关系的意义,更不能把对这样一个荒唐的问题作怎样的回答作为超乎一切学术观点的根本原则问题。
事实上,自从人产生以来,世界就不断地按照人的意志改变着模样。尽管如此,人在世界面前,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绝对的自由,都要受到世界的约束。人们改造世界必须以尊重世界为前提,要驱之以道、使之以理。同样,尊重世界也不意味着人们在世界面前无能为力,相反,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都在日渐增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温存。
人认识世界和人改造世界两个方面概括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全部含义。人作为这个关系体系中的主动因素,处于更为关键的地位。人认识世界和人改造世界是人特有的能力,而人的认识能力则处于主导地位。认识是人们打开世界之门的钥匙。
研究人与世界关系的意义,就是为了总结人与世界关系的历程,突现认识的特殊地位,并解决人的认识机制问题。这也是哲学、特别是纯粹意义上的哲学的根本目的和归宿。
以往的哲学,无论是宗教哲学还是政治哲学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相反,它们在人的认识史上都不同程度地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它们的特点都是过分相信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把它奉为天条真理、金科玉律,以致迷信它们的人们根本不去想、也不允许别人去想这些观点也是人的主观认识,其正确性也具有相对性,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特别是这些哲学与宗教势力、政治势力结合在一起,他们以“正统”压制“异端”,大肆进行愚民宣传,恶毒排斥新鲜空气,疯狂打击迫害进步势力,其危害之大无与伦比。
也可以说,人们的认识道路上充满了荆棘。人们的认识固然受到人们的认识手段、实验条件等的限制──这是正常的。更可怕的障碍来自于人们的认识内部,来自于人们僵化保守的思想意识和鄙视、排斥、打击、迫害进步思想的组织体制──这是人为的、反常的,是人们必须注意克服的。
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起蓬勃向上、不断推陈出新的认识机制。它不是哲学研究的直接结论,却是哲学研究的必然结果,它是关于认识的认识。认识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认识的地位,认识的特点,丰富、发展、检验认识的途径和手段,阻碍认识发展的因素,促进认识发展的政治思想条件等。
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我们不必重复我们的观点,相信读者已从上面发现了我们对上述问题的答案。
认识具有向“正确轨道”回归的天性。错误的认识不可避免,也不见得十分可怕,在正常情况下也不一定会造成重大危害。健康的政治环境就是确保言论自由,它具有无可争议的纠偏机能。牢牢把握认识的方向,认识自然,认识人性,改善人们的物质条件,和协人们的相互关系,共同增进人类的福祉。唯此,认识无忌禁。我们呼吁:高扬认识的大旗,解放思想,广开言路,和平争鸣,自由取向,倡导科学,实行民主,事实检验,修正错误,尊重知识,大办教育。
哲学的第二层次的问题才是关于世界、关于人的具体看法,而这些看法还要经常回到认识机制中去修炼。
也可以说,认识机制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其他问题是次要和辅助的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其哲学地位超越认识机制。以其他问题压制认识机制是本末倒置,是哲学的痴迷。
二、物质──意识哲学体系的谬误
按照我们的观点,关于世界本质的看法问题是哲学的第二层次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也赞成(客体)世界的物质性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把物质定义为“客观存在”,既然能被感知,莫不是客观存在。关于世界的物质性问题上,一般不会引起其他不同看法。否认世界的物质性存在,等于直接否认人自身的存在,这是一切精神正常的人所能理解的。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十分发达的今天,再煞有介事地讨论世界是否是物质的问题显然有故弄玄虚、装腔作势之嫌。
尽管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本质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它不恰当的以物质决定论为主导的哲学观给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所带来的混乱是严重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根本无心也无能于物质的深入研究,物质的概念最终被一种主观的政治学说所玩弄。
另外,马克思主义还对意识的起源和本质作了探讨,我们认为这也是必要的。但马克思主义显然只从人身上发现了意识,又只从人以外的世界发现了物质,这才有了马克思主义物质、意识的分离和对立。
1、意识、物质
由于马克思主义指明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使得人们对物质的把握比较容易。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指明意识的“唯一特性”是什么,或者说它没有指明人们应当如何把握意识的存在或者不存在。
关于意识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有两条含义:一、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二、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可以认为这两条见解基本是可以接受的,但却过于失之简单。
我们认为,人是物质和意识的复合体。显然,物质不是人的独有特性,那么意识是不是人的独有特性呢?当然不是。意识不可能是人脑产生的什么不可名状的精灵。
构成人体的物质我们通常称之为有机物,自然界的其他蛮荒物质我们称之为无机物。如果我们把人的意识称之为“有机意识”,我们相信自然界中必然存在着那么一种简单的“无机意识”。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以多种方式和强度对周围其他事物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又会不同程度地产生效果,并固化在其他事物上,这就可以认为其他事物已经具有了记录这一事物存在的“意识”。它与人的意识相比,不仅是简单的,而且是外在的。意识的本质就是物质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所留下的物理化学印记。没有相互作用及变化,无论怎样的存在都不可能给他事物留下自己存在的意识。不理解意识的这一本质,只承认人有意识,否认意识的普遍性,与只承认自己有意识、否认他人有意识是一样的狭隘。
人的意识的产生是这样的:外在事物的影响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先在人的感觉器官直接地产生物化感应,然后感觉器官通过神经纤维把这种感应传递给人脑,并在人脑再次形成一个物化记录,这就形成了意识。当然,人关于自身的各种感受也会形成意识。人感受事物的途径有两种:一是直接接触──人身上布满了具有感觉职能的神经末梢,二是通过光、声等媒介的间接感受。尤其是藉助光通过人的视觉器官感觉到事物最多,也最准确。尽管如此,宇宙中表明事物存在的许多信息介质是人们无法直接感受的,甚至人们至今还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人的意识是高级意识,还表现在人脑能对人感觉器官感受的信息所形成的意识进行意识加工和处理,使意识的质量再上等级,使之更加符合客观存在的状况及联系的特性,直至产生一个控制身体运动的意识,使人体有意识地运动。这个过程是奇妙的,但它并不神秘。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也是物质的机能。特别有意义的是,电脑、机器人这些无机物质已经能够模拟人的意识。尽管电脑的工作原理与人脑不同,尽管机器人在许多方面无法与人相比拟,但它们的出现对于人们加深对意识本质的认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仍孤立地从人的角度看待意识,苛意强调电脑与人脑的不同,以致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的认识一直裹足不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神秘主义色彩。
我们把意识的本质解释得如此简单,可能在许多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这甚至要比当初把人体的物质本质等同于一般无机物还要令人感到震惊。人的意识的确是复杂的、不同寻常的,而人的物质本体只能说更复杂、更奇妙。人的物质本体已不再神秘,相信人的意识也不会长期神秘下去。二者统一于人体,又必然同时具有普遍意义。或者说,世界既是物质的,同时又是意识的。物质表示存在,而意识表示各存在之间发生过相互作用的信息。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不信赖于人的意识但能够被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存在,其局限性表现在:第一,它蓄意强调物质与意识的对立,并特别指明“不信赖于人的意识”,实际上却成了以人的意识为标准,一刻也绕不开人的意识。第二,“能被人的意识所反映”的立意,没有注意到人的意识的反映机会和反映能力是有区别的,而且人的认识能力又是不断进步的,这就把物质打入了主观的和历史的范畴,脱离了物质“客观实在”的本质。使用这样的物质概念,使得人们往往比较容易接受一般物质存在的事实,而对一些特异物质现象──常常只能被少数人的意识所反映──则不能正确对待,不承认它们的物质本性,甚至将它们打入“唯心主义”的冷宫。
从现代科学的经验来看,物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我们称之为实物质,如各种实体物质;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物质,我们称之为虚物质,如各种物理场。对实体物质的研究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但对虚物质的研究不过刚刚起步──尽管现在已取得不小的成就。从现在科学的研究成果看,虚物质是由实物质发出的,含有实物质存在的信息。虚物质和实物质的存在和运动特性是有重大区别的,这在宇宙天文学的观察中可见一斑。一颗星体,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宇宙中仍然以虚物质的形式保留着它以前存在的信息,人们通过某种方式还能感知它的存在。这种信息就是它的“灵魂”。它是物质性的,当它对其他事物产生某种影响时,它又是意识性的。
2、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物质和意识是截然分离的,而意识所指的要么是人的意识,要么是神的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否定了神的存在之后,意识仅指人的意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对于前者,马克思主义并未明确指出物质究竟决定意识的产生还是决定意识的内容。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似应理解为二者兼而有之。对于后者,其含义包括意识能动地反映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并且,前者是唯物主义的核心,后者有点向唯心主义渗透,是对唯物主义的“辩证”。
马克思主义显然没有正确把握意识的本质,因而过分地强调物质和意识的对立。在我们看来,物质和意识是统一的,因此,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是错误的。但相比之下,以“意识决定物质”为特征的唯心主义的错误更加明显,而以“物质决定意识”为特征的唯物主义的错误则比较隐晦。马克思主义正是以揭批唯心主义的错误来反证唯物主义的正确,其实这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和意识关系的论证无聊得要命,而且牵强附会。它将意识仅看作人或神的属性,然后问何者为第一性,即谁在先谁在后,或者说谁是谁的产物。显然,神是不存在的,而人是“后天”的,于是得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结论。它宣称坚持这一观点的就是唯物主义,相反就是唯心主义。并抓住唯心主义的纰缪,大肆进行抨击,以此树立唯物主义。
至此,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它还要继续分析谁决定谁。与“第一、第二性”相联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物质决定意识”,在此基础上再补充说“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
事实上,无论“决定”的涵义是什么,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到“物质决定意识”的理论基础都是不存在的,极其缺乏有机论证的环节。试看马克思主义为 “物质决定意识”论所找的四条证据:一、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二、意识是社会的产物,三、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四、意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前两条反映了意识的起源,后两条反映了意识的本质。
实际上,即使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思路把意识看成是人脑的机能,仍然不能得出“物质决定意识”的结论。第一,物质并不决定意识的产生。尽管人的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但有物质存在的地方却不一定有人的存在,因而更谈不上人的意识。事实上,宇宙中物质的存在是普遍的,而人的出现却是偶然的,甚至地球上人的出现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第二,社会的主体是人,意识又是人的根本特征,因此,“意识是社会的产物”只能理解为“意识同时又是社会意识的产物”,这也否定了只有物质才决定意识的主旨。第三,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像表明了意识的内容与客观存在之间不存在什么对等关系,既然如此,何敢用“决定”二字说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因此,“决定”之说本来就子虚乌有。
我们称马克思主义是把意识看作是人的根本特征或者说是人的抽像对等物是不冤枉它的,而且还帮它解了在物质──意识体系中寻找人的位置之围。既然如此,那么,作为(个体)意识对立面的内容显然不只有物质,而且还有(其他个体)意识。除非把整个人的社会作为一个意识整体去看待世界,才会有单纯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但这种极端的情况并没有多大意义,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中也流露出它并不是这样的态度。
假如我们把物质理解为客体世界,把意识理解为人,那么所谓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就如同我们所谓的客体世界和人的关系。客体世界和主体世界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因此,即使把意识理解为人,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在关系构成上也是片面的、不完备的。
既然我们把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归结到世界与人的关系中,我们就会发现被马克思主义视为带有唯心主义色彩、处于从属地位的“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论才真正应该处于物质──意识关系体系的核心,并从“反映”和“改造”两个方面完整地涵盖了物质──意识关系的全部内容。
“物质决定意识”的命题是强加的,是反自然和非客观的。
【大纪元10月20日讯】引论:所谓盛世危言对于中国的金融危机问题,由于胡锦涛关于金融安全的讲话,再次成为官方媒体的一大议题。正然是在这个议题之下,专家们大多认为危机已经逼近,比如说,如果计算固定资产涨价的CPI已经远远突破6.5%,将会比目前突破心理承受力的状况还要严重;再比如说,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中国版的“休克疗法”,建议人民币币值一步到位(在我来理解是一下子就把美元与人民币之比弄到1:6.5的价位),凡此等等。
其实,这些核心且前沿的理论问题都不重要,是伪核心,是伪前沿。在我看来,中国的金融危机已经发生,只是不同于欧美历史上任何经典的危机而已,比如,除物价指数高涨之外,第三产业已经守不住微利底线,就不用说股市与楼市的风险了。只不过这种危机“具有中国特色”而已,而且它进入“经典状态”后,肯定会出现一个长达十年的“长波衰退”。即便如此,我的这些技术性判断仍然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金融危机首先是一场金融道德危机,并且金融道德危机在近两三年内已经进入峰值状态。
第一,在官本位下,实行分级管理者“岗位工资制”本身就是“骗马”。
“骗马”这个词是我们家乡的土话。此处“骗”的本意是,向侧面跨出一条腿骑上某东西(马或自行车之类);而“骗马”一词的引申意思,就是说居于强势的一方毫无廉耻地欺负弱势一方。国有商业银行系统的人事管理就是这样的“骗马”机制,中国工商银行系统下岗员工大规模到京上访事件就是强势一方“骗马”的一个后果。
国有商业银行体系既商亦官,人事管理程序与结构是“官架子”的复制品。在管理层竞争中,谁有社会关系或者谁的政治资源更多一些,谁就可以无风险地胜出。胜出者的管理技能与学识水平基本上没有可考量的意义。通过大量的个案调查,至少可以发现总行级别以下即从省分行到市区(镇)办事处四级的竞争指标(全值为100%)是如此排列的:
1、个人的地域性政治资源,比如在某一地域内是“老家旧户”型两代以上政治经营者的家族,最为优先。这个指标值约为40%左右,误差率为正负5%。
通俗地说,你祖父如果在省里当过低级干部,你父亲又在省里作过中级职务,那么你就比另外一个人——他父亲是市级一把手的人,更具胜出优势。余者,依次类推。
2、在金融系统有家系渊源,包括自己的父母(长辈)乃至其他亲戚关系、师长关系。这个指标值约为30%,误差率同上。
通俗地说,你的父母任何一方若在银行工作过较长时间,或许你的家族在某局域的金融系统有基础性亲戚网络,那么你就比“学生分配”进来者有更好的胜算把握。河北邯郸农行金库大案负有“领导责任”的人们基本上都是靠这个模式“竞争上岗”的干部。
3、学历(位)指标值约为20%,没有误差,但是基本上没法区别软硬学历(位)。比方说系统内院校即管干院校与社会院校的学历,本身是有“含金量”区别的,即前者偏低、后者偏高,但是在教育产品粗制滥造的情况下,已经没有区分意义。
4、管理技能,指标值约为10%,没有误差,因为银行工作没有什么创造性可言,一切按上级文件办理,是“有个脑袋就办”的差事。
以上四项指标基本上勾划出国有银行系统的管理者“岗位工资制”的生产流程,换言之,国有银行体系的管理模式是比政府腐败更“骗马”的东西。并且,政府随时可会面临民众的维权压力,而银行内部的人事流程则鲜为外人所知。
第二,“口头银行”占据法律优势,导致严重的信贷人权问题。
按银行法规定,任何个人与机构无权强迫银行贷款,但按民商法类法律如《合同法》之精神,双方是平等的分利关系。之于个案,要受特殊法调节无疑,但是银行与客户之间“口头协议”导致的不履约(议)后果,往往要由资金需求方承担。比方说,银行口头说的“你(公司)先还了某笔贷款,日后我(银行)再放给你”——它大多是在银行接受宏观调控指令下而采取的“压缩信贷规模”的做法,结果呢,银行由于本身管理(特别是特殊利益关系“安排”)原因,往往是对信用程度相对好的公司采取不守诺的策略。
如果一个依靠紧运行结构的企业遭受“口头银行”的违约,它将没有任何办法,因为“口头协议”不成其为法律依据。结果是,要么你到民间去搞高息借贷,要么自甘于资金链条崩断。尤其对那些不愿付出高额寻租费用的企业,更是如此。
我受朋友委托作过一个具有国际品牌的零售商业帝国崩溃的案例分析,鉴于我与朋友间的约定,在他那里没公布前我暂时不披露细节。等他的杂志正式刊出全文后,我再向大家通报。但是,我要说的是,因资金链条崩断而产生了刑事案件,在辩护中如何取得银行责任的证据仍然是一项法律空白。
这样分析,有“替富人说话”的嫌疑,不过,我倒希望通过一个具体案例来公开银行违背口头协议时的信贷资产质量,特别是被“压缩信贷规模”的企业在所有同类企业中的信用等级排序状况以及全部贷款的风险程度。因为我们不能认可银行搞“把胖子扔下飞机”的霸王式潜规则,所以要为那些遭受信贷打击的富人和企业说话,也为那些企业员工的生存状况说话。
在以上意义上讲,这也是信贷人权的构成部分。
第三,中国保险业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内部黑洞丛生。
中共纪检部门查处过如刘金宝、王雪冰那样的银行大案,但是尚未揭出一件保险大案。这很不正常。中国保监会是一个得了“眼病”的机构,它只肩负所谓的民族道义,“抵御”外资对中国保险业的介入,却从来不想看一眼保险业黑洞丛丛的烂帐:它们保费收入的去向及投资收益的分配,它们的赔付程序是否合理——特别是人寿保险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欺诈所有投保人,保监会几乎不置一词。
我相信,人寿保险从业者99%的人不知道美国1853年的《赖特法》。《赖特法》的本质说明,一个保险业蓬勃发展的社会所需要的首先不是保险法法条本身,而是一套关于监督机制的立法。中国政府固然可以用雄厚的财政资金支撑发生崩溃时的保险业,但保险业险恶的圈(诈)钱行为已经成为中国金融道德缺失的一大标本。比如,一项花三百块钱可治好的疾病,投保者要“按程序”花上八百块钱,到理赔时扣去杂七杂八的“不合理”部分,只能拿到二百八十块钱的赔偿。结果呢,这个投保者比不投保的人多负担了二百二十块钱的治疗成本。
在一些受害者眼中,人寿保险这种条款欺诈比传销欺诈还要缺德!
这不是笔者的义愤,因为这个现象已经受到了负责任媒体的关注,如《南风窗》十月(上)号,就以《重大疾病险争议未断》为题报导了云南昆明平安保险公司欺诈投保者李光辉的案例以及中国人寿云南分公司欺诈投保者董宏思的案例。
结语:金融民主何时出现
中国需要金融民主,因为我们不仅需要中国版的《赖特法》,还更需要信贷人权,需要金融业的“吏治民主”。政治民主固然重要,缺之不可,但“民主分支”也亟待建立,比方说,如何用社会招考试(如公务员考试)的方法取代银行内部的“骗马”规则;又比方说,用什么样的立法来确认“口头银行”责任,凡此等等。
一场金融危机可能摧垮一届政府,但是一场金融道德危机却能导致社会崩溃。换言之,金融危机在更大程度上是整个社会道德危机爆炸的引信。正像没有民主就没有环境保护一样,没有民主就不会有金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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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25日(中秋节)好朋友茶话,“即席演讲”;10月2日整理成文字,6日晨定稿于绵逸书房.
──原载《民主中国》
【大纪元10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谢正华综合报道)被非法判刑八年的吉林法轮大法学员曹洪彦,十月九日被吉林监狱迫害致死,警察谎称是脑出血,相关医生则称没有为死者确诊,连脑部检查都没有做过。据知情人说:至今从吉林监狱走出来的法轮功学员能活下来的寥寥无几。消息说,曹洪彦是在吉林监狱被迫害致不省人事后,才于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被送到吉林铁路医院,即公安医院。当家人赶到医院时,看到曹洪彦正在被输氧、输液,曹洪彦的身体一动不动,左眼闭着,右眼半睁,眼皮一动不动,嘴张着,于十月九日早五点五十分去世。家人在给曹洪彦换衣服时,曹洪彦嘴角部位流出血,擦完还出,腿根部位有一大块紫黑瘀痕,右胸部位有一个一角硬币大小圆印。曹洪彦的家属追问死因,警察说是脑出血,家属问医生,医生则说:我们可没说是脑出血,也没有做脑部检查。十月九日,曹洪彦的遗体被匆匆火化。
据已掌握的资料,在曹洪彦被迫害致死之前,吉林监狱至今已迫害致死刘成军、魏修山、张建华、崔伟东、何元慧等多名法轮大法学员,法轮大法学员郝迎强、雷明等在吉林监狱饱受摧残转监或保外后不久离世,多名学员被迫害致残。至今从吉林监狱走出来的法轮功学员能活下来的寥寥无几。
以下是曹洪彦遭受迫害的经历简述:
曹洪彦,男,四十六岁,吉林市昌邑区左家镇人(原河湾子镇)。自中共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法轮功后,曹洪彦和家人多次遭到当地警察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九月,曹洪彦和妻子进京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被绑架,后被永吉县政保科严磊明等人从驻京办事处非法押回当地,非法关入永吉县拘留所四十多天,被强行勒索伙食费二千九百多元。在被非法拘留期间,警察们不给他们吃饱饭,而且吃的是生了虫子、发了霉的玉米面,白菜汤里还有虫子和泥土。
二零零零年,曹洪彦和妻子在同街坊邻居讲法轮功真相时,被王木昆举报。派出所警察马文健、高中举、马伟东、王志平等人闯入他家中,将他们夫妻二人抓到派出所逼供,后把他们劫持到吉林市昌邑区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警察王志平抢走他家的照相机一架,价值二千元左右,又逼曹洪彦交伙食费七百五十多元,警察李铁奇对他们夫妻百般刁难。回家两天后,警察又把他们劫持到洗脑班迫害。
二零零一年二月,派出所多名警察到曹洪彦家,再次将夫妻俩劫持到洗脑班,不让他们吃饱饭、睡在地上非法关押达四十多天。曹洪彦的妻子不能吃东西,呕吐多日无人管。后来夫妻俩从洗脑班逃出,被迫流离失所。家里留下他们未成年的孩子。
二零零二年,曹洪彦下班时被长春市杨家崴子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非法判刑八年,关押在吉林市监狱。在吉林监狱,曹洪彦曾绝食抗议迫害,被关小号、上抻床,致使胳膊在日后常常半夜疼醒。
二零零四年十月左右,曹洪彦曾被吉林监狱警察送到吉林铁路中心医院抢救,那次当家人赶到医院时,看见曹洪彦双腿浮肿,脸部肌肉痉挛、抽搐不止。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曹洪彦被吉林监狱迫害致死。他在狱中遭迫害的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吉林监狱电话总机0432-4881551
据外电报导,中国政府近日对“重庆市城乡总体发展规划(2007-2020)”作出批复,根据这个规划,在未来10至15年,重庆市将有渝东北和渝东南区内约400多万人“进行战略性转移”,转移到“一小时经济圈”内居住、发展,而这一人口转移数量是三峡水库百万大移民的4倍。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于2006年完工。加上前期工程15年来,大坝工程对方圆600多平方公里库区的生态环境以及长江河道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
据资料介绍,三峡水库淹没陆地面积632平方公里,淹没城市2座、县城11座、集镇116个,涉及到湖北省夷陵区、秭归县、兴山县、巴东县和重庆市主城区及所辖的巫山县、巫溪县、奉节县、云阳县、万州区、石柱县、忠县、开县、丰都区、涪陵区、武隆县、长寿县、渝北区、巴南区、江津市等。其中秭归、兴山、巴东、巫山、 奉节等9座县城和55个集镇全部淹没或基本淹没。
据中国官方报导,今年9月25日中国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在武汉召开研讨会,“共商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工作大计”。同时极为罕见的说,“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安全存在诸多新老隐患,如不及时预防治理,恐酿大祸。”
报导引述研讨会参与者的话说,三峡库区时常发生的地质灾害严重威胁库区民众生命安全,滑坡入江后会造成涌浪灾害,浪高最高可达数十米,波及数十公里范围。三峡工程蓄水后,支流水质恶化,部分出现“水华”现象,且发生范围、持续时间、发生频次明显增加。部分支流居民饮水源堪忧,特别是香溪河、 大宁河、梅溪河等情况突出。今年丰度县因支流富营养化而发生5万人饮用水污染,小江浮萍、水葫芦疯长等问题。清水下泄威胁着长江中下游最险的荆江河段堤防。近年来,荆江崩岸险情频次明显增多,崩岸长度明显增加。“据研究分析,今后长江河床将发生长距离的沿程冲刷和横向扩展,对河势控制和护岸工程带来较大影响,并引发新的崩岸。”
短短的数语中提到了三峡大坝的三个问题。地质灾害、水源污染、对下游堤坝的威胁。据今年8月29日华尔街日报的《三峡大坝之隐忧》一文中提供的消息看,三峡大坝引发的生态变化远比中国官方报导的寥寥数语严重及深远。
文中说,2007年4月,三峡大坝上游17公里处位于姊归县茅坪镇庙河村名为“野猫面滑坡体”的山坡,发生蠕动变形事件,当地居民赫然发现该滑坡出现一道长两百米、宽七十厘米的裂隙,随后该地村民搬迁避险。 “到了5月初,雨季来临使水库水位再次上升,距离庙河村不远处的地点在5天内发生了4次坍塌。村民反映说,他们可以听到房屋内木质结构由于地面移动而开裂的声音。”
有地质学家称,三峡大坝拦截水量的庞大重力已开始在好几个地点侵蚀长江陡峭的河岸。再加上水位波动频繁,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滑坡灾害,也使得像庙河这些大坝附近的地区的地质结构被破坏。7 月14日,一条长江支流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一块长、宽均在1公里左右,而厚度为18米的山体落入江中,13名农民被吞没在泥石流中,而落入江中的石块激起两层楼高的大浪,摧毁了20余艘船舶,并导致11名渔民丧生。虽然官方称此次灾害乃暴雨所致,但地质学家称,是江水水位突然变化导致了河岸岩石松动。
世界野生动物协会(World Wildlife Federation)今春公布的一份报告称,通过大坝的水流速度目前正在加快,对下游的防洪大堤造成破坏。未经处理的污水和化肥残留物被不断排入大坝水库,导致巨型水藻生长泛滥,并威胁到下游的水供应。而水库水位的波动也被认为是湖南省农民所遭遇奇特鼠灾的根源。
报告称,工业废水和化肥残留物造成三峡水体中的氮和磷含量较10年前上升了10倍。 生活污水也被排入三峡水库。长江流域的污水排放量激增,2000至2005年间增长了一倍以上。而在这一地区生活着1.6亿 人。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库区支流库湾累计发生“水华”6起,2005年累计发生19起,2006年仅2到3月份累计发生10余起,支流库湾“水华”呈现加重、扩大的趋势。“水华”主要发生在湖泊类的静态水体,在河流中出现实为罕见。
生态的变化不仅发生在上中游,同时也发生在下游。中国的科学家称,大坝阻挡了淤泥流向下游,使包括上海地区在内的长江入海口收缩,海洋的咸水正在倒灌入内陆。
三峡坝区的生态影响正在渐渐的被人们意识到。三峡大坝2006年蓄水后,原是汛期的八月,四川和重庆一带却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干旱,伏旱天数都在50天以上,历史罕见。今年仍呈蔓延之势,千百万人饮水困难,中游的武汉长江水位也降至史上第二低。各界议论纷纷,许多人更将矛头指向三峡大坝,认为是蓄水引发“木桶效应”所致,因为是三峡大坝,阻隔了四川盆地与外界的唯一连接口,长江水汽为之滞留不通。
再者,2005年7月,四川达州地区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达州市水位最高时超过街面4米多,整个街道建筑一楼全部被淹没。7市(州)21县(市、区)有722万人受灾。
对于如此众多的环境异常现象,中共政府历来都是用掩盖及说谎的手法。如2007年9月10日中新社“水利专家:三峡工程改善了长江流域总体生态环境” 一文中说,“中国水利专家表示:三峡库区的自然灾害不能完全归咎于三峡工程的影响,三峡工程的建设反而改善了长江流域总体生态环境。韩其为院士说,在发挥重大防洪效应的同时,三峡工程也造成了部分地方长江河岸崩塌,诱发了一些没有人居住地方的区域性地质灾害。但这都是一些局部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 2007年7月10日中新社报导,“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十日说,最近四川、重庆的干旱气候跟三峡蓄水没有多大关系,三峡蓄水会造成局部影响,但这个局部的蓄水不会造成大规模的灾难气侯的发生。”
然而,在今年9月10日到9月25日短短的十五天之后,中国官方的报导口径发生了重大变化。姑且不提中共之间的权利之争,三峡大坝带来的重大环境威胁已经无法掩盖。
在祸国殃民的事件中中国政府的手法一贯是欺骗和掩盖。大跃进饿死千万民众是如此,三门峡水库的结果是如此,1975年板桥水库垮坝是如此,1976年唐山地震是如此,SARS事件是如此,松花江污染事件是如此,中共建政以来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事件都是如此,今天的三峡大坝也是如此。
三峡大坝威胁着千万民众生计、生命及中国半壁江山的存亡。目前,人们流传着一句话,没有xx党,才有新中国。只有在没有xx党的环境下,三峡才能有重生的机会,中国的山河才能有重生的机会,中国人才能有重生的机会。
周同 整理
【正见网】
【大纪元10月20日讯】三峡工程的决策程序和组织结构决定了这样一个结果∶三峡工程如果成功,则为个别领导人和科学家立碑树传,流芳千古;三峡工程如果失败,则无人要为这个错误决策承担责任。一、必须面对子孙的问题
1994年三峡工程开工之后,三峡工程的问题就渐渐显示出来。原来计划在1997年完工的三峡升船机到2007年也还没有踪影;原来计划将三峡工程农村移民全部在当地安置,但是在移民安置过程中不得不将近二十万的农村移民远迁他乡异地安置。三峡总公司的新领导有意传出三峡大坝有裂缝的消息,目的是不愿意为三峡大坝工程质量问题的严重后果承担责任。2003年三峡水库开始蓄水,实践证明三峡水库并非想像中的“高峡平湖”,而是高峡出斜湖。三峡工程的淹没范围和移民人数将大大超过全国人大所批准的113万,而且新近开发的、已经安置移民的许多新城镇,将来也会被水库所淹没。三峡水库蓄水一个多月后,三峡水库库区千将坪发生严重滑坡,造成数十人死亡和失踪。虽然官方立即否认千将坪滑坡和三峡工程有关,但是事后被中国和日本的地质学家证实,三峡水库蓄水诱发了滑坡灾害的发生。三峡库区可能发生滑坡的地区从论证报告的一百四十多处,上升到四千三百多处。三峡工程的目标无法达到,已成为事实。2006年5月,三峡大坝封顶。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这应该是一个重大的庆典,而且三峡总公司也请来了几百名中外记者,准备大庆。但是从中央高层领导竟无一人出现。显然,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代领导人不想为三峡工程决策的错误背黑锅。2007年重庆市提出新的城市发展战略,要移民400万,包括重新安置三峡工程移民。重庆市委和市政府是用所谓城市发展新战略,来掩盖三峡工程移民安置整体失败的事实。2007年9月,国外媒体报导,中国当局承认三峡工程存在的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水质污染问题、库岸滑坡问题、清水冲击长江中下游大堤问题、长江口海水倒灌问题等。
著名记者戴晴认为,中国当局承认三峡工程存在的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目的有二∶一是推卸责任,二是捞取更多的投资。要中国决策层承认这个一个事实,三峡工程是错误决策,三峡工程的目标无法达到,三峡工程的效益是弊大于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作为中国人,必须面对子孙后代的问题∶谁对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负责?邓小平?王震?江泽民?李鹏?朱容基?邹家华?钱正英?林一山?李伯宁?陆佑楣?张光斗?潘家铮?
还是其他什么人?
笔者研究的结果是∶整个三峡工程的决策程序和组织结构决定了这样一个结果∶三峡工程如果成功,则为个别领导人和科学家立碑树传,流芳千古;三峡工程如果失败,则无人要为这个错误决策承担责任。
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命令全国人大审批三峡工程
1986年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86)15号文下达《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了长江三峡工程论证的程序。
——首先由水利电力部负责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
——然后由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由水利电力部提出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
——接着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
——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
从这个程序来看,三峡工程的决策者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5号文件中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布置任务了∶审议批准三峡工程。其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本没有权力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布置任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务,是由宪法所规定的。国务院总理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公开活动的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那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怎么可以凌驾宪法之上,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布置审议批准三峡工程的任务呢?
当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布置审议批准重大工程的任务,这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二次。1955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二次会议通过建设三门峡工程的决议,并催促国务院采取措施迅速上马,“国务院应采取措施迅速成立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建筑工程机构”。三门峡工程完工后就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决策。2003年,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才说,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是个错误的决策。直到今天没有一个人出来为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错误决策承担责任。那么,长江三峡工程呢?谁为长江三峡工程错误决策承担责任?
三、参加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412名专家要为此承担责任?
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自然参加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412名专家,他们应该为长江三峡工程错误决策承担责任。长江三峡工程决策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第一次在一个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基础上进行的决策。过去的决策,依靠的是领导拍脑袋,没有科学、技术、经济、生态、环境、社会可行性的基础,所以决策错误是常见的事,也就没有追究责任。长江三峡工程决策要成为中国决策历史上的一个转变,先做工程可行性论证,然后再决策。为此,水电部邀请了412名专家进行了三年多时间的工程论证。三峡工程错误决策,首先应该由这412名专家承担责任。
在这412名专家中,有9名专家不同意三峡工程论证的结论,没有在论证报告上签字,他们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反对意见,他们当然就不要为三峡工程错误决策承担责任。
其他的403名专家虽然签了字,但只是在各自的分报告上签字,没有在总报告上签字。三峡工程论证分为14个专业组,有防洪组、泥沙组、移民组、航运组、水位组等等。防洪组的专家只是在防洪组的论证报告上签了字,他们只对防洪组论证报告的结论负责,而对其他组,如泥沙组、移民组、航运组论证报告中的错误不负责,对总报告的错误也不负责。那么,三峡工程没有达到预期的防洪效益,防洪组的专家是否要承担责任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防洪组的专家在分组论证报告中说,要达到预期的防洪效益,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量应该在300亿立方米以上,最起码也要在250亿立方米以上。但是经过领导小组的综合平衡,最后上报方案中的三峡水库防洪库容量只有221亿立方米(而且还是错误计算的结果,实际的防洪库容量更小)。三峡工程的防洪库容量小于防洪组提出的最低要求,所以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没有实现,防洪组的专家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四、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要为此承担责任?
潘家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年纪最轻一位。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行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任命潘家铮院士担任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技术总负责人,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第三把手,仅位于原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后由水利部部长杨振怀接任)和原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陆佑楣之后,当时 潘家铮52岁。
从1986年开始的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于1989年结束。1990年7月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顾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各部委、各民主党派等有关方面负责人175人。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同志。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代表论证领导小组所作的《关于三峡工程论证情况的汇报》,向中央决策层建议批准建设三峡工程。
潘家铮也不会对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负责。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三峡工程的长江单向通航能力为每年5千万吨。但是三峡工程运行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通航能力根本不能达到。其实潘家铮对这一目标不能达到,早已经是一清二楚。潘家铮主持的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中关于这个通过能力的结论是∶三峡工程船闸单向通航能力达到每年5千万吨,要尽量多使用万吨船队。而邹家华和李鹏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把这句话的条件去掉了,成了∶三峡工程船闸单向通航能力达到每年5千万吨。
其实三峡工程单向通航能力每年5千万吨是上面确定的,早在1980年邓小平视察三峡地区就已经定下来的。潘家铮的任务是对领导制定的这个目标加注“科学”的内容。三峡工程论证对船闸通航能力的研究一共有三个模型,两个模型的结果是单向通航能力每年3千多万吨。只有一个模型的结果是5千万吨,模型的边界条件是通过船闸的船队全部是万吨船队!潘家铮的结论是一句变形的条件句∶三峡工程船闸单向通航能力达到每年5千万吨,要尽量多使用万吨船队。长江上运行的是不可能是单一万吨船队,5千万吨的通航能力不能达到,能让潘家铮负责吗?
潘家铮在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也采用了“承包”的手法,各个专业组的组长在汇报结束时都要回答同样一个问题,其所研究的问题是否构成决定三峡工程是否兴建的决定因素。比如,李浩钧在人防问题的回答是∶人防问题不致成为三峡工程是否兴建的决定因素。14个专业组的组长都是这样回答论证领导小组所布置的问题。什么方面出问题,哪个专业组长负责。所以,要让潘家铮负责,下面还有专业组组长垫底。另外,潘家铮上面还有审查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专家扛着。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有老同学问潘家铮长江三峡工程出现的问题,潘家铮回答说,这个问题现在不能讲。可见,潘家铮已经为将来的回答做好了准备,现在不能讲的内容,就是将来推卸责任的理由。
五、让审查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136名专家负责?
1990年8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1990)57号文下达了调整后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主任邹家华、副主任王丙干、宋健、陈俊生和委员杨振怀等25人,陆佑楣出任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邀请了136名专家来审查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
审查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136名专家应该能够发现可行性论证报告中的错误,从而避免决策的错误。如果说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就像一次高考,412名专家是考生,论证报告就是考卷,审查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专家就是批改考卷的考官。考卷上的问题回答是否正确,考官应该最清楚。为了避免高考中的舞弊现象,考生的父母不能担当考官。
但是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审查,不是考生的父母担当考官的问题,而是考生直接担当考官的问题。水利部部长杨振怀是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也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的委员;能源部副部长陆佑楣是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也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他们具体负责审查工作。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水利部,负责审查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和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中的行政班子是一个班子。参加审查可行性论证报告的136名专家中,百分之三十八的专家都直接参加了三峡工程论证。考生当考官,他给的分数当然是满分,他也不可能发现任何错误。即使发现了,他也不会指出。由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来审查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本来就是一场戏,您能让戏中的演员承担责任吗?
六、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为错误决策负责?
1986年原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出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后钱正英升至全国政协副主席,由杨振怀接任。钱正英是中国共产党内的红色“水利专家”,1997年在张光斗的鼎力支持下,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但是黄万里教授一直认为钱正英任水利部部长是外行领导内行,一言击中要害。
1992年在全国人大审批三峡工程提案之前,中央中央在2月20日至21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邀请钱正英出席,做建设三峡工程必要性的报告。可见钱正英在三峡工程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在全国人大审批三峡工程提案时,钱正英又到各个省市代表团做工作,特别是到对三峡工程持怀疑态度的四川省代表团做工作,打保票,为三峡工程决策立下汗马功劳。
但是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之后,特别是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之后,钱正英对三峡工程的态度就发生了大的变化。
1999年9月24日在水利部机关欢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钱正英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迎接21世纪对水利的挑战”的讲话。她在讲话中说∶三峡工程“人大也算是通过了,现在也开工了,但是从我个人思想上讲,我对自己主持的论证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我感觉到最后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当时论证中认为有两个问题是最担心的,一个是泥沙问题,一个是移民问题,现在我还加上一个库区污染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仍然值得非常重视。”
也正是因为在可行性研究中对这些重要问题没有得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所以导致了三峡工程决策的错误。钱正英对这些问题的严重后果认识得很清楚,您能让她为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承担责任吗?
七、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能负责任吗?
钱正英担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由她挑选参加论证的专家。钱正英邀请了她的老搭档张光斗教授,而拒绝了黄万里教授。其实三峡工程论证的真正技术负责人是张光斗。后来张光斗又担任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组组长(另一组长是钱正英),在三峡工程论证和建设中和钱正英是一唱一和。
张光斗和钱正英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最重要的工程技术和专业行政管理的支持者。可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张光斗却说,他和钱正英当时都是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在长江三峡工程上,张光斗和钱正英将来也会说,他们当年是反对者。
和钱正英一样,自从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之后,张光斗教授就多次给国务院领导写信,反映三峡工程的问题。
难怪在三峡工程上马后不久,张光斗给中央领导写信,说明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师生对三峡水库防洪库容再次进行计算,发现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是计算错误的结果,实际防洪库容要小于221.5亿立方米。张光斗还说,担任三峡工程设计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也承认这个错误。三峡库容是三峡工程的最基本数据,三峡库容计算出错,三峡工程论证也必然全部出错。李鹏、朱容基等看了张光斗的信,只做了圈阅的标志,未做任何处理。
之后张光斗又到三峡库区和重庆视察,为三峡库区的水质污染问题忧心重重,他又提笔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建议为三峡库区水污染治理拨款3000亿元人民币(笔者注∶三峡工程总造价为2000多亿元人民币)。但是中央政府治理水污染拨款远远没有达到张光斗的建议数目,张光斗会为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承担责任吗?
作为国务院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组组长张光斗和钱正英都表示,要为三峡大坝的质量出示红牌,但是最后由于三峡总公司态度好,没有拿出来。通过这个行动,他们已经把三峡大坝质量的信息通过这样的渠道告诉中央决策层了。而中央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八、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对三峡工程表态说∶“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邓小平为三峡工程开了绿灯。没有邓小平的这句话,没有邓小平开的绿灯,三峡工程到现在是否能建,还是一个问号。李锐说∶邓小平晚年办了两件错事,一是六四,一是三峡工程。可见邓小平应该为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承担主要责任。但是邓小平也不要承担责任的。因为邓小平赞成的是低坝方案,也就是水库正常蓄水位海拔150米的方案。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和现在正在建设的是中坝方案,也就是水库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的方案。邓小平赞成搞低坝方案,并不一定赞同搞175米的中坝方案。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后,邓小平的这句话被改成了“(三峡工程)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把“我赞成搞低坝方案。”一句话给删调了。在过去,篡改皇帝的圣旨是要杀头的。现在追究责任,当然不能以篡改过的话为准,而是以原话为准。在工程上来说150米方案和175米方案是不同的方案。世界银行在1988年发表过一个关于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的声明,声明指出支持蓄水位为150米至160米的方案,而不支持蓄水位在160米以上的方案,原因是经济上不可行,移民可能成为不好处理的问题。175米方案出现的问题只能找175米方案的决策者。
那么邓小平是否支持175米方案呢?李鹏在“众志汇宏图”一书中记载了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和李鹏的一次谈话,当时在场只有三人,邓小平,李鹏和李鹏的夫人朱琳。邓小平说∶“三峡是特定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好,从现在开始即可着手进行。”从李鹏的记录来看,邓小平是支持175米方案的,应该对175米方案的后果负责。但是这些话在邓小平文献中均没有收录。在追究决策责任时,李鹏个人的记录,自然不能构成证据,夫人朱琳的证词,也不构成证据。从司法判决的原则出发,将做出有利于邓小平的判决。
九、耳背的国家副主席王震能让他承担责任吗?
1990年7月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三峡工程主上派担心夜长梦多,一直催促三峡工程尽快上马建设。他们推出了中共元老、国家副主席王震。根据熟知中国内情、并和王家有特殊关系的人士提供的资料,在六四之前,李鹏和这些家族达成政治协议,他们支持李鹏出任要职,而李鹏保证在任期内将三峡工程推上马,让这些家族在三峡工程的合同中获得巨额经济利益。
1991年2月17日至18日,国家副主席王震邀请13位专家、学者及有关同志在广州举行三峡工程座谈会,听取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在场的还有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当专家介绍说,三峡工程可以使万吨船队从上海直达重庆,王震听了特别激动,说他一定会催促中央在“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中对三峡工程早作安排,早日实现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王震年纪大,耳朵背,把万吨船队听成了万吨轮船。万吨船队是由四艘三千吨的货轮捆绑在一起组成的船队,不是万吨轮船。三峡大坝建成前,三千吨轮船能从上海直达重庆。三峡大坝建成后,还是三千吨轮船能从上海直达重庆。即使其他条件全部具备,三峡工程的船闸也无法通过万吨轮船。王震耳朵背,错把万吨船队听成了万吨轮船,总不会让他对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负责吧?
十、原国务院总理李鹏说“众志汇宏图”
李鹏曾留学苏联,所学专业是水力发电。回国后在吉林小丰满水电站担任工程师。二十时机八十年代初,在其养母邓颖超的推荐下,担任电力部部长,水电部副部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1984年中共中央成立三峡工程筹备小组,李鹏任组长。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在其任内,国务院在没有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报告的情况下,通过了建设三峡工程的决定,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三峡工程之后,李鹏亲自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李鹏特别从总理基金中拿出钱来,奖励参加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专家。1994年李鹏亲自主持了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典礼。1997年李鹏陪同江泽民参加了长江截流仪式。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从1982年到现在,李鹏一共去了三峡工程/三峡库区16次,几乎是一年一次。但是最近几年李鹏也不去三峡工程了。
三峡工程决策错误,李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李鹏也不会承担错误决策的责任。李鹏说,三峡工程是大家的决定,而不应该由他一个人承担责任。李鹏写了一本关于三峡工程的书,书名是《众志汇宏图》。在书的前言中,他列举了一大串对三峡工程决策起重要作用的人的名字,他们是∶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江泽民、朱镕基、邹家华、吴邦国、钱正英、李伯宁、肖秧、郭树言、陆佑楣、甘宇平等等。什么是众志汇宏图?就是大家的决定,来建设三峡工程。李鹏在书中写道∶“众志汇宏图”,就是说三峡工程所取得的成就,靠的是人民的意志,靠的是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议案后,中国人敲锣打鼓,说明大家都支持三峡工程的。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负责呢?
十一、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是实现毛泽东的“高峡出平湖”的宏愿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江泽民登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从此,江泽民表现出对三峡工程的极大兴趣。江泽民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外出视察,是在1989年7月21日,目的地就是三峡工程坝址。江泽民在接到李伯宁等政协委员的提案后,做出指示,促成了1990年7月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的召开。江泽民亲自接见与会的专家。1991年江泽民又在李伯宁的信上做批示,要对三峡工程进行正面宣传,为1992年 全国人大审批三峡工程造势。
1992年2月20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会议批准建设三峡工程,但是担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三峡工程时,可能会出现赞成票不足半数的尴尬局面。江泽民表示,他将亲自到“两会”党员领导干部会上就三峡工程去作动员。3月18日江泽民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举行“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就三峡工程讲了两个多小时。江泽民说,兴建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立志要实现毛泽东的“高峡出平湖”的宏愿。党中央和他都对三峡工程投了赞成票,要求“两会”党员代表和委员,和党中央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支持三峡工程。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用党的意志和纪律来约束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共产党员,为三峡工程投票,从而影响三峡工程的决策,这在中国工程决策史上是第一次。全国人大最后投票的结果,投赞成票的比例,和共产党员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比例基本一致。
1997年11月8日江泽民在三峡工程长江截流仪式上对三峡工程大加称颂,称三峡工程是这一世界上规模最大、综合效益最广泛的水利水电工程,将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是一项造福今人、泽被子孙的千秋功业。但是时隔七年,这样的豪言壮语再也无人敢重复了。
三峡工程决策错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应该承担责任。可是江泽民也不会承担错误决策的责任。因为三峡工程是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三峡工程的最终决策者。
十二、全国人民代表有赦免权,他们不必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策错误承担责任!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务院的三峡工程议案进行表决∶
赞成1767票;
反对177票;
弃权664票;
未按表决器的25票。
投反对三峡工程的这177位代表当然不要为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承担责任,弃权的664位代表也不要为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承担责任。那么未按表决器的25位代表是怎么回事?
就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要对长江三峡工程进行表决时,台湾代表黄顺兴先生站了起来,要求大会发言。但是黄顺兴先生要求发言的声音,只有旁边的几位代表听到,别的代表根本听不到,原来整个会议大厅的音响系统,此时已经被全部切断,就只剩下主席面前的一个麦克风还工作。大会主席利用这个麦克风宣布投票开始。为了抗议这种不民主的作法,黄顺兴先生出会议大厅,拒绝参加投票。这25位代表都站在黄顺兴先生一边,抗议这种不民主的做法,他们不是和黄顺兴先生一起走出了会议大厅,就是拒绝按投票按钮。您能让这25名代表承担责任吗?
那么剩下的1767位代表呢?他们投了赞成票,他们应该为三峡工程决策错误承担责任了吧!其实这1767位代表也不必为三峡工程决策错误承担责任。作为全国人民代表,他们本身就具有赦免权,他们不必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策错误承担责任!
对此,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黄顺兴先生曾提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第一,三峡工程为什么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
第二,全国人民代表对三峡工程的利弊到底了解多少?他们是否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
参加三峡工程论证、但未在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中国地理所研究员郭来喜指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通过三峡工程,从体制上讲就有问题。一个水电工程为什么要拿到人大会上来讨论?三峡工程可以人大讨论,京九南昆铁路为什么不拿来讨论?那也是几百个亿的项目。这就开了一个先例,以某种手段来对付有争议的重大经济决策。人大代表就是一届,他举手同意,以后的责任谁来负?更况且代表来自各行各业,一般都不了解情况。你让他表态,他怎么表态?尤其是大会不提供另一方面的意见,也不给出其他可供参考的方案,他们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辞。
黄顺兴先生说,全国人大秘书处,连最基本的论证资料也不肯提供,还制造重重阻碍。秘书处为每个代表准备了成套的力促上马的正面材料,重几公斤,但是不同意见只是薄薄的几小册,每个省的代表团只有一份,一般代表根本看不到。他们也听不到反对者的声音。
著名作家余秋雨的爱人是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她是参加投票的全国人民代表之一,当时投了弃权票。几年之后,余秋雨撰文写这件事,说他爱人投弃权票,主要是受了海外反对三峡工程文章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后悔。可见多数人民代表没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
由于全国人民代表缺少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全国人大秘书处为代表们准备了一个气势宏大的实物模型。几年之后,这个三峡大坝的实物模型到德国汉诺威参加世界博览会,笔者有幸看到这个模型。从这个实物模型上看到的只是用水力发电,发出灯光,而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地质灾害、生态环境、移民安置等等问题,都没有得到反映。而且这个实物模型存在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在升船机部位上是完全错误的,由于升船机的存在,必须在三峡大坝中间挖出一个深槽,三峡水库的221亿立方米的水就由一道闸门控制。如果这个深槽在模型上得到反映,也许一些代表可能会看到三峡大坝人防安全的严重问题。因此可以说,许多全国人民代表是在错误信息的基础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十三、结束语
1986年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布置任务,三峡工程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是留了一条退路,为可能出现的错误决策留下了一条退路。正所谓∶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
三峡工程的决策程序和组织结构决定了这样一个结果∶三峡工程如果成功,则为个别领导人和科学家立碑树传,流芳千古;三峡工程如果失败,则无人要为这个错误决策承担责任。
──原载《民主中国》
【大纪元10月20日讯】我们在前几次节目中介绍了中国文革在新加坡左派中的影响。当时除了参加本地的运动,很多新加坡和东南亚邻近地区的青年还抱着各种动机回到中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中,既为了满足浪漫主义的革命热情,也想在他们心目中的祖国解决个人就业问题。但他们当中很多人在运动中受尽磨难,在幻灭中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中国,回到香港或是寄居国。新加坡著名作家原甸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他原来是一个文学青年,深受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学的影响,不但向往祖国,而且参加过新加坡的革命政治活动。 1964年他搭乘海轮,经过十天的航行回到广州,被安排到三元里地区的“归国华侨招待所”,在这里他遇到了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归国青年。
进入招待所的第一天,在欢迎会上,一个从印尼回国已经五、六年的青年上台表演,拉起调门高唱“唱只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他不知疲倦,唱了一遍又一遍,就像唱片上的指针老停在一个纹路上,直到新来的人都觉得不对劲,才由几个了解他的人上台把他连拉带推地拖下去。原来这个爱国青年回国后连续几年考不上大学,但革命歌曲倒学了一大堆,结果几年下来神经就不正常了。不久他就在厕所里上吊自杀。
归国华侨招待所的每日生活表是严格安排的,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没有一点空隙。操场上的大喇叭天一亮就放革命歌曲和毛泽东语录歌,接下来就是整日的政治学习,主要是毛泽东的“老三篇”,每个人都要交代自己的个人和家庭历史,改造思想。在物质生活上,“早上永远是稀粥,附几条豆腐干;午晚两餐,菜肴也几乎清一色都是大白菜,泡在清汪汪的水中,偶尔泛过一两滴油光,吃的人也有些欣喜了。”那个年头,“粮食很紧张,日用品奇缺,肉类、食油等都是奢侈品了。”而主持学习的党支部书记时刻不忘思想教育,把物质生活贫乏的根源挖到了苏联那里。他说苏修“狼心狗肺,逼我们用实物还债”,为此设定了规格,他用一根短绳围成一个小圆圈,在大家面前晃来晃去,说“比如苹果吧,每一个都不能小于或大于”这个圆圈。这种离奇古怪的情节一开始还能引起归国青年的义愤,但不久也就没有多少人信以为真了。
当时中共发起上山下乡运动,动员城市青年响应毛泽东号召,到农村安家落户。归侨由于身份不同,多少和一般青年有区别,所以没有在运动中被硬性分配下乡,但也受到动员。很多归侨在了解到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后很是恐慌,加上就业和其他生活问题,有些人为了改变处境,就想出了歪主意。华侨学校有一个积极分子,为了表现自己,把好好的衣服剪一个洞缝上补丁显示艰苦朴素。有一天别人发现他被五花大绑昏倒在厕所里,头上还有伤,当时全校轰动,说是阶级敌人报复积极分子,结果查出这是此人一手导演的苦肉计,为的是争取入党。这样一出活剧,用原甸的话来说,真是比任何所谓的阶级斗争更令人惊心动魄。
在这样一个极端畸形和把正常人的人格和心理扭曲的社会生活了不久,原甸就产生了幻灭和厌恶。后来他就离开了广州去了香港,告别了他对革命的憧憬和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梦想。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FA),2007-09-27
【大纪元10月20日讯】他老人家是在万人公审大会后遭毙掉的,此前戴了大半年的重镣,被整得恍恍惚惚,就剩几根骨头了。前 奏
2007年1月5日深夜,阴雨绵绵,我从北京赶回昆明。松弛一天,与冤案线人孙医生碰面。他刚为一个农村病人动完大手术,面露倦容,可依旧答应按原定计划南下西双版纳。
我内疚不已,本要请一顿饭,弥补少许,可席终之际,人家却瞅空子付了款。罢罢,这个谦卑到家的基督徒,有时弄得人浑身不自在。就是怕你不自在,他笑道,我的餐前祷告才免了。
接着敲定,双方于次日早晨8点半在某处汇合。可当我准时抵达,孙医生却不见踪影;半个钟头又过去了,还是不见踪影!我好生纳闷,因为孙医生的守信近乎刻板,难道……
坐过牢的人,遇事都习惯往最坏处琢磨,于是连拨几次电话,不通。正六神无主呢,孙医生却突然在对面街沿浮现!我大叫一声冲过去,却忽略了环绕他的五、六个泥腿子。稍后了解到,他7点钟就与相约登门看病的农民们打交道直至当下。
我好奇地询问诊费及药费几何?孙医生哑然失笑,指指办公桌下持续动弹的肥料口袋,定睛一认,竟装着两只土鸡。他们非要留下,最后都冲我发火了,孙医生解释道。可我没时间弄来吃,只有送人。
时光倒流啊,我感慨道,好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们就时兴给村里的赤脚医生送鸡送蛋,折抵医药费。
是啊,孙医生一本正经道,那就将这份源远流长的朴素情感,转赠威老师你吧。
我吓了一跳,旋即哈哈大笑:可惜时间不够,要不就煮熟当路上的干粮。
2007年1月7日上午9点40分,我们登上昆明至西双版纳首府景洪的大巴,估计途中要耗去10个小时以上,所以我一落座就作好打瞌睡的准备。而孙医生始终瞪着双眼。开头我还以为他在西双版纳当过知识青年,如今有故地重游的兴奋,却不知这是人家根深蒂固的毛病。
高速路缠绕在崇山峻岭之间,汽车飞驰,可感觉上的时间却枯燥而缓慢。我打了好几场瞌睡,惊醒时,孙医生总是及时应答:还早。不禁想起我的六四牢友李必丰和杨伟,还有吴嗣渝,都沿这条路线没命逃亡过。杨和吴成功了,却因是无名小卒,先后在泰国曼谷滞留好几年,躲躲闪闪,跟叫花子或蟊贼的处境差不多。杨曾投奔美国驻泰使馆,要求避难,被扫地出门;吴曾投奔联合国驻泰政治难民署,几度申请被挡回,差点叫警方递解回国。幸而两个家伙均得到民运权威刘青、徐文立等人的反复证明,方勉强落脚——而他们的先驱李必丰,越境4次均未遂,有一次,已深入缅甸边境数里之遥,却被缅共的游击队捉住送回,几乎叫边防军活活打死。
捷克前总统哈威尔多年前就高声疾呼“无权势者的权利”,可直至如今,事实证明“无权势者只有被宰割的权利”。正如我在《证词》里所写:死了的,白死;活着的,白活。我们与毛时代、邓时代,甚至蒋时代的政治犯没有质的差别;与特务、农民皇帝、《扫荡报》记者没有质的差别。我们是土壤,是为流芳百世的大树提供养分和背景的土壤,我们被践踏、玷污,泪往根上流,历史老人却听不见永恒黑暗下的哭泣。
颠簸了7个多小时,我们在一个叫普文的小镇下车。虽是冬季,高速路两边仍郁郁葱葱,微风暖洋洋的,霎时就洗尽旅途的疲惫。出了收费站,一望无际的香蕉林扑面而来,我们跟在几个傣族妇女的身后,似乎在异国风情里陶醉了几里路,方抵拢普文有些喧闹的镇口——原来有人办喜事,破破烂烂的饭馆里外,至少聚了上百群众。我是改不了凑热闹的顽童天性,可刚嘻开痞子嘴,就被孙医生拽上一辆机动三轮。时间不早了,他说。
同中国若干偏远小镇一样,这种屁股嘣嘣冒黑烟的三轮就相当于都市计程车了。我和孙医生在车棚内相对而坐,弓腰抵头如两个密谋者。街景单调乏味,清一色的两层筒子楼,旧不旧,新不新,洋不洋,土不土,而且垃圾成灾。给人的感觉如十几年没洗脸的老娼妇,还敢大模大样地当门接客。幸而街道转瞬即逝,我们又在大片浸透太阳之血的耕地之间狂奔约一刻钟,才在一岔道口嘎然而止。
继续沿左边的土路深入,就是普文农场4中队的地盘。原来,普文镇的过去就是一个容纳几万犯人的超级劳改农场,分6个大队;直到上世纪90年代,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后,才逐渐在劳改就业人员及家属的基础上,发展或蜕化成一个普通乡镇。
耕地间的几道铁丝网早已锈蚀,与之勾连、配套的兵营、岗楼早已废弃,因此我们得以长驱直入。最里的平房老化得更快,墙面起泡起壳,瓦顶在阳光的反射下,如大片嚣张的牛皮癣。可占据整面墙的标语显然是新近刷上的——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社会进步。
羚羊般跳跃着,穿越排列整齐的平房群及臭水沟,我们直趋寻访物件——胡成章、肖秀云老两口的家,正巧在“治安保卫委员会”的招牌旁边。这是和“与时俱进”的大环境严重脱节的居所,隔着水泥晒坝,一边是历史遗留的老寝室,一边是自己搭建的比老寝室还破的厨房。孙医生随意招呼了一声,一家人的脑袋就全部从几道门内探出来。
在交代采访正文之前,有必要将孙医生于途中断断续续的相关敍述拼凑呈现,以便大伙搞清楚来龙去脉。
孙医生的讲述:
98年以前我就来过,当时胡成章大爹还很健康,很健谈,成天乐哈哈的,一点不像在劳改队呆了几十年。我们一见如故,劳动之余还一起打篮球。大爹的口琴也吹得不错,把我带回在版纳做知青的年代,大爹不是知青,不晓得他跟谁学的。
自土改始,大爹全家就倒楣透顶,至于如何倒楣透顶?他没有细谈,我也不便追问。我们的话题多半是普洱茶,周围的人都说,大爹懂得完整的制茶工艺,经过他的手调配出的普洱茶,味道就是与众不同。也许有人会说,普洱茶嘛,就是年头放得越久越好,没得什么工艺不工艺,其实不然。我喝过大爹家的普洱茶,那种绵绵长长的口感难以形容,与之比较,市面上卖的那些包装精致、价格昂贵的东西简直就不叫茶。
大爹祖籍镇越县易武老街,那儿从古至今,都是普洱茶的主要产地,不大的城镇,几乎家家都制茶,而大爹家更是招牌传了几就代的老字型大小。大爹从小耳濡目染,加之头脑灵活,眼看能将家学家传发扬光大,不料解放了。接着世事沉浮,家族蒙冤,这一家三代不得已从祖籍易武迁徙到流放地普文扎根,转瞬数十年不思茶味矣。
大约前年吧,我向美国来的吴医生推荐大爹的茶,人家很感兴趣,想投资扶持,改善一下他们的贫困处境。可大爹却不行了,我和吴医生千里迢迢赶来,与之脸对脸,他也没认出我是谁。据他53岁的大儿子胡俊忠讲,莫提普洱茶,更莫提口琴、篮球,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要想好半天呢。
正 文
老威:这是孙医生,你不认得了?
胡成章:哦,哦,好像面熟嘛。
孙医生:大爹啊,我已经来过好几次。
胡成章:是么?我想想。
老威:老人家怎么成这样的?
胡俊忠:1998年的一天, 我爹正在修理机器,突然之间高血压发作,倒地上了。我们急忙赶过去,抬着送医院。我爹口鼻耳都出血,很稠很稠的血,随手就能抓起来,稍后小便也失禁,红彤彤地淌,浑身还不由自主地抽搐。
医院全力抢救,我们两人一班昼夜监护,我爹深度昏迷8天,才好歹有了动静,逃脱鬼门关!12天头上,我爹就如幼儿一样,咿咿呀呀,似乎在吃力地学着说话;13天早晨,他能自己下床了,可目光闪烁,变得很生疏,居然问我——他的儿子是谁?母亲进门,也愣愣地叫不出名字。原来他的中枢神经受损,造成绝大部分记忆力丧失。
老威:能恢复吗?
胡俊忠:又过去8年多了,身体倒是逐步好转,能吃能睡。
老威:我看举手抬脚还是显得僵硬,走路也颤巍巍的。
胡俊忠:只有靠打针吃药控制。记忆力嘛,也恢复了一点点,比如孙医生来了,他还是觉得面熟;今天这一两个小时内,做了啥子事,见了啥子人,他暂时晓得。至于明天晓不晓得,就不敢担保了……
胡成章:你们是客人,我咋个不晓得?有时候,忘了,又没忘。
老威:啥意思?
胡成章:比如我原籍易武,13岁就到过泰国;我们家解放前,制过茶,赶过马帮;我的爹很厉害,参加过地下党,打游击,镇反时却遭枪毙了,冤枉哦。我们家好象是商人?我是咋个判刑劳改的?记不得了,混乱了,脑子里如一锅稀饭在翻滚,那颗米是那颗米呢?这颗米是不是那颗米呢?我还会吹口琴,在劳改犯中算多才多艺,可现在忘了;我制的普洱茶可以吹牛啰,几辈子的家传啰,也记不得了。
老威:我采访过禄劝县马鹿塘山沟里一个老地主,80多岁了,跟你一样失忆,不,一回忆就头疼。
胡成章:我不头疼。那颗米是那颗米呢?这颗米是不是那颗米呢,搞不清。嘿,这个医生姓啥子?我又记不得了。
老威:孙医生。哦,老人家,你生于哪一年?
胡成章:有印象,可是想不起了。
肖秀云:他1933年生,我1931年生,我12岁就跟他订婚,16岁就嫁了。
胡俊忠:这位老师远道而来,不容易,就不要东一句西一句地浪费时间了。家里的血泪账明摆着,父亲失忆,还有我啰。
老威:可你临近解放才出生。
胡俊忠:十几岁开始,父母就不厌其烦地灌输“革命家史”,即使不愿意听,逐渐也烂熟于心了。如今看来,冥冥之中有一种预兆吧?
老威:弄不清。上苍的安排谁也弄不清。
胡俊忠:我们家还保留了一本家谱,从上面看,我们家源于安徽省徽州,不晓得是由于战乱还是戍边,迁移云南。先落脚建水,后转石屏县宝秀镇,直至曾祖父上一代,才扎根易武老城,靠茶叶和马帮生意发达起来,积累了相当的财富。
清朝中后期至民国,我们家在茶马古道都算有点名气,可到了祖父胡顺光手里,已家道中落。哦,不止中落,简直就衰败了。曾祖父死得较早,所以祖父小时候没钱念书,几岁就学制茶,并且替马帮赶马。当时的茶马古道,上至昆明,下至境外老挝的乌德、朗塔、打七岭,缅甸的鸣善、景洞、仰光,还有泰国的曼谷。由于祖父长年累月出入边境,加之头脑灵活,因此20来岁就会几个国家的十几种方言,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就更不在话下。有一年,仗着自己是“活地图”的祖父,拿出多年的积蓄,邀约石屏的表弟一道“自立门户”,不料拢橄榄坝时,马群染上血吸虫,全部害病死掉。有啥办法?茶叶不会自己长腿,只能眼睁睁地赔光老本,各自回家。
老威:你祖父算资格的劳动人民嘛。
胡俊忠:大约在抗战前夕,易武的几个小商人合资拼凑一个股份制马帮,他们拉上我一贫如洗的祖父,答应他用劳力换取一份干股。这样,驮茶叶出境,驮洋货入境,拼死拼活两三年,祖父他又起死回生,有了属于自己的七、八匹马。跟着大马帮走,不求多赚,只求稳赚。再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东南亚,茶马古道叫封死掉,马帮赶不成了,祖父就转行做其他生意,波折不大。
转眼到1948年,四处都闹共产党。 当时在易武最有影响的人物叫王少和,他们家跟我们家一样,也是自石屏宝秀迁到易武,后家道中落。王少和与我祖父年龄相当,经历也相似:打小没念书,去制茶、跑马帮、贩烟土,懂多种方言,做越境生意。不过人家更会走上层路线,还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被推举为“镇越县抗日民众自卫大队”大队长,稍后又当区长和土司代办,最后出任县参议会参议长兼国大代表。
老威:你祖父望尘莫及啊。
胡俊忠:易武多少年才出一个王少和哟!该人家心高气傲,连云南省主席委派的县长也不放在眼里。拿现在的话说,就叫“地方对抗中央”。所有政务及诉讼,都得经过姓王的,才行得通。县长气疯了,出动保安团,以“包庇种烟,武断乡里,任意浮摊滥派,擅理行政司法”等罪名抓捕王少和,镣铐加身,打入死牢。却不料王少和神通广大,居然在狱中与社会各界频繁往来,聚集武装,策划了一场推翻县政权的暴动,将县长和法官都砍了头。
火玩大了,王少和的暴动武装不得不改换门庭,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接受整编。成立了党领导的反蒋的“人民自卫军”,与国民党打游击,代价惨重,连自己的家眷三代6口也遭杀害了。一直到1949年9月,王少和任总队长、李衣人任副队长的“江越支队”才被正式并入“边纵”9支队;10月易武解放,王少和终成正果,任镇越县首届人民政府副县长。
老威:这跟你祖父有何直接关系呢?
胡俊忠:我祖父就是王少和手下的经济委员啊。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王少和刚率团去昆明参加云南省首届民族代表大会不久,正风光呢,不料转眼就被抓了。严刑拷打跟着上,要逼他交代“历史反革命”和“组织土匪武装”问题。
老威:我曾听说整个边纵,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都被定性为“土匪武装”,直到1984年才平反。
胡俊忠:等不到了,王少和进普洱监狱才3个多月,就莫名其妙地“病死”,终年50岁。他的部下,还有地方上与他有牵连的,好几百,全被当作土匪镇压掉。人变鬼,当然不需要平反。你看,我祖父的《平反通知》在这儿,简单几句话,就值一条人命啰。
老威:请说说你祖父的具体遭遇。
胡俊忠:1948年的劫狱暴动成功后,王少和亲自找到我祖父,拉他入了伙。当时的“江越支队”有400多人,军需是个大问题,我祖父当经济委员,说白了,就是负责筹枪、筹粮、筹款。
老威:你祖父的能耐不小嘛。
胡俊忠:他有《华侨证》,还掌握了一个马帮,经常出入法国人控制的老挝和英国人控制的缅甸,贩卖烟土、枪支,轻而易举就能逃过检查。
老威:跟现在的跨国毒枭差不多。
胡俊忠:不一样啰,如今为了干经济,过去为了干革命,个人不会私吞一分钱。我祖父出生入死,也算立下汗马功劳。直到1949年9月,经过半年改造的江越支队并入“边纵镇江整训总队”,四、五百人缩编为120人,四分之三被遣散回家,我祖父也随大流从江城回到易武。
接着云南全境解放,上面派来由南下干部组成的工作队,组织学习,大家都还摸不着头脑。有略知共产党政策的亲戚,曾偷偷劝我祖父一起弃家逃命,可当时拉家带口,哪能说走就走。况且老人家有些底气,心想:撇开革命功劳不提,我在本地也算声望较高的开明士绅嘛,大不了再贡献点财产出来。
嘿,这一念之差,脑袋就飞了。1951年镇反运动,我祖父,以及“江越支队”所有在岗和遣散的人员,都琅铛入狱。
老威:为什么?
胡俊忠:刚成立的镇越县公安局经过“调查”,并报上级核准,认定以王少和、李衣人为首的江越支队是土匪恶霸武装,正积极筹备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暴动。
老威:可有证据?
胡俊忠:镇压反革命是有任务和指标的,无处下手?哪先秘密逮捕两个江越支队的成员再说。跟着突击审讯,大刑伺候。两人熬不住,就狗咬狗,引起更多的狗被咬被抓,案子就越滚越大了。啥子“总司令、大队长、中队长”,啥子“接头时间、地点、暗号”,啥子“纲领和组织系统”,啥子“枪支弹药从哪儿取”,等等,编得活灵活现,其实屁事没有。
老威:几十年后又来平反昭雪啰。
胡俊忠:几百号人,枪毙的枪毙,劳改的劳改。我祖父是“暴动骨干”,解放前两年就埋在老挝境内的枪支被挖出来,拍了照。他老人家是在万人公审大会后遭毙掉的,此前戴了大半年的重镣,被整得恍恍惚惚,就剩几根骨头了。接下来,我们家的财产、房屋也被没收。
老威:“土匪武装”全军覆没?
胡俊忠:凡是有点家底、有点积蓄、有点声望的,都难逃法网,人财两空,亲属还要受几十年的株连;只有穷得就剩一杆枪的,才作为“受蒙蔽群众”教育释放。还是要讲究“阶级原则”啰。
老威:唉,王少和一干人以劫狱暴动起家,最终却死于反革命暴动罪,算一种因果轮回吧。真叫冤枉的是你祖父,47寿终,人还没活明白。
《人与人权》10月 - 2007年
【大纪元10月20日讯】如果不是因为老鬼的《母亲杨沫》,我不会重读《青春之歌》。曾经深深影响自己早期阅读的小说,现在读来已味同嚼蜡;不读,或许还可以保留少年时因读物匮乏而形成的美好记忆。但是,将《青春之歌》与《母亲杨沫》放在一起来读,则是另外一回事。老鬼坦诚到极致的叙述,既满足了读者对《青春之歌》写作背景的好奇心,又如奇丽的探秘小说,将历史、人性、文学的未尽之言一一揭示。曾经深受党文化影响进而信仰共产主义、屡屡递交入党申请书,最终却成为一个政治异议者——由于这样的思想经历,《母亲杨沫》激发了我重新阅读《青春之歌》的兴趣。
老鬼的叙述让我惊讶地发现,作为一个小说创作者,杨沫几乎不具备虚构的能力,《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身上,实在是太多地携带了杨沫本人的青春经历,以至于读完《母亲杨沫》再回忆《青春之歌》的故事情节,经常会将林道静与杨沫的人生轨迹混淆。
与林道静一样,杨沫的青少年时期的家庭生活是很不幸福的,在《青春之歌》中,杨沫给林道静安排了一个受欺凌而死的贫困出身的母亲,这显示了杨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创作时的“政治觉悟”,却也以另一种形式表达对父爱、母爱共同缺失的遗憾,事实上,林道静也好,杨沫也好,她们的不幸与那个战乱不止的破败的急剧转型社会有关,新思想已经注入青年人的内心,社会却仍以传统的惯性在运转。逃婚是林道静和杨沫离家的共同原因,对于已经接受五四运动思想影响,向往自由与解放的女孩子来说,做一个小军阀或官僚的小老婆,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的,但现实如此,同龄的伙伴中很多人只好接受了命运的摆布,不管怎么说,从个人生存来说,那是一个相对稳定可靠的选择。
但这不是杨沫的性格,也不是林道静的性格,她们想的,是如何继续完成学业。而当读书所需的经济支撑被切断,她们选择了出走,和无数青春期少年所幻想的那样,她们试图去寻找远方的风景。北戴河是杨沫和林道静找寻出路的第一站,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她们显然都无法独立谋生,“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同样严峻地摆在她们面前。
此时,爱情降临了,而且,除了爱情,似乎也再没有什么可以收留她们,好在她们都还年轻,爱情远没有想像中那么奢侈昂贵。
通过爱获得自由,这是多少年轻人心中的幻想!爱情不仅意味着男欢女悦,也意味着彼此生存世界的扩大,无论从现实还是心灵层面,都可以让她们躁动的心暂时安定下来。她们不畏惧生活的贫困和艰难,但每天买菜做饭的生活却又不是这些受了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可以忍受的,初恋的喜悦过后,她们发现自己无法实现经济自立因而无法融入社会生活的尴尬。
于是,比爱情更有威力的东西出现了,那就是革命。革命是颠覆旧秩序的行为,而旧秩序在杨沫而言,是已经被她抛弃却仍对她构成威胁的东西,她所追求的远方风景当时仍落在北京,她的恋人张中行是北大学生,因为张中行家中已有妻子,杨沫与她的生活便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为此,她不得不尽量疏远中学时期的好友,也就是说,她基本割断了原先的社会联系,形成一种准流民心态。这个人群无疑是最乐于投身于打破一切规则的政治革命的,所以,在共产党被屡屡逮捕杀头的日子里,她蛮不在乎地主动寻找共产党人。“从1933年到1936年,她一直希望能找到共产党。每逢徘徊在北京街头,看见一个衣着朴素、面容正派的人,就多看他几眼,心里猜想,这个人是表示共产党员呢?他要是,能够介绍我入党,那该有多好呀。”
爱和自由是杨沫终生寻找的主题。当时看来,革命似乎能将二者一起给她。她读过邓肯的传记,不是遵循三从四德的女人,所以,当她把自由的希望寄托于革命的时候,她也将爱情寄托于革命者的代表身上。通过《母亲杨沫》,我们知道卢嘉川、江华等小说人物并非完全来自虚构,而她之所以嫁给老鬼的父亲马建民,也是因为,他是她当时唯一能找到的共产党员。
小说《青春之歌》以一二·九运动作为结尾,为林道静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归宿。但通过《母亲杨沫》我们看到,这一段大致是虚构的,杨沫入党的时间,其实在一二·九运动之后,1936年底,已经失去组织联系的马建民顶不住杨沫的一再要求,私自让杨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段历史一直被马建民隐瞒,直到文革爆发,由于马建民的主动交代,杨沫才知道自己竟然是个“假党员”。
入党之后的“革命”显然没有给杨沫带来她所希望的,艰苦的生活毁掉了她的健康,更重要的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残酷,似乎都超出了她的想像,她这个充满了激情的共产党员,在革命队伍里并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位置,甚至在中共建国以后,其工作的重要性也是每况愈下,作为红军时期入党的老干部,最终却不得不从事街道妇女干部的工作,这使她感到郁闷,却无处诉说,但到了这个时候,普天之下,她已再无处可逃,只能老老实实呆在革命队伍里泡病号;而且,除了“革命”之外,与丈夫的关系也形同陌路。也就是说,革命二十年后,既无自由,也未收获爱情。
与孩子的关系紧张也不能简单归因于杨沫本人早年的生活影响,生活中,因缺少父母之爱而给予下一代更强烈呵护的人并不少,而且根据老鬼的记载我们发现,杨沫对单位同事和老战友非常友好关心,不喜欢整人斗人的那一套,这说明她并不是不懂得如何关心别人。我们只能将她对于单位同事和老战友的关心理解为对革命的感情。但在家中,她既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由于将爱与自由的期望全部寄托于革命的理想,当现实与理想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反差,而党性又每每恐吓其“小资产阶级”人性的存在(那时候,“资产阶级人性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此时的杨沫和许多革命者一样,内心世界是极度紊乱而近于崩溃的。除了对革命和领袖,她似乎什么都不敢去爱,因为,几乎所有的爱都是错误。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奇异的家庭图景:夫妻互相揭发;母亲对孩子的成长漠不关心;儿子带人抄父母的家;父亲对女儿实施经济封锁;女儿千方百计占父亲的便宜······而在家庭之外,则是无休止的相互揭发和批斗:老舍自杀了;马铁丁自杀了;周扬、蒋南翔、何其芳被打倒了;海默更是新帐旧帐一起算;浩然公开批判杨沫又在私下里给她安慰······
这就是革命的结果吗?这就是杨沫和林道静投入全部青春和热情追求的人间天国吗?不,对一个人的生活来说,这几乎就是地狱。
然而,革命的强大力量在于,对革命和领袖的任何怀疑都是罪恶,哪怕是一闪念都不行,对于人性的本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党性加以克服。
如果没有《青春之歌》的出版,杨沫这个曾经狂热的革命者会以不为人知的方式郁郁而终。《青春之歌》给了她于地狱中透一口气的自由,也为她与那个助手的暧昧关系创造了基本条件,不过,深陷在革命的意识形态迷雾中,她仍然找不到真正的爱和自由。最后,暧昧关系成了助手要挟她的武器,而《东方欲晓》的创作失败显示遵循三突出原则的她已江郎才尽。
经历过文革之后,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革命背后的复杂内涵。但促使她重新思考和调整人生态度的,应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系列事件。
首先是她的儿子老鬼小说《血色黄昏》的出版,这部曾被她称为“大毒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作品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张光年、王蒙、冯牧等都对此都表示肯定,这对创作已走入死胡同的杨沫肯定是个不小的心理冲击,而此后不久的六四事件更不可能不影响到作为一个作家而存在的杨沫,除了儿子老鬼作为“暴徒”被迫出走海外的因素,我们还要看到杨沫本人身上的一二·九运动背景,李慎之、叶君健、何家栋、李锐等一二·九时代的人物彻底转换思考的角度,也大都是从六四开始的,我注意在李锐先生在最近致十七大的《关于党本身改革的几点建议》中写到:“我相信我的这些看法,凡属年届耄耋的老党员,尤其‘一二·九’运动的一代大都会同意的,因为我们当年入党,就是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为了创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而奋斗啊!”和林道静一样,杨沫追寻共产党时并不真正了解共产党,她只了解共产党高喊的那些口号,而不了解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那些内部纪律、规章和运动。和许多一二·九时代参加共产党的人一样,她们的动机中是有理想主义成分的。虽然怀着理想加入了这一政党后,被逐渐锻造成一架党性超越人性的机器,很难再有独立的思考和声音,但这不表明理想主义的痕迹会被完全抹除。
杨沫只活到1995年,而未能像李慎之、何家栋、李锐那样活得更久,从思想能力来说,杨沫与上述一二·九参与者本来就相差甚远,但在1989年之后,我曾见她在国内刊物公开的发表文章中旁敲侧击地提及六四前那一夜的情形,尽管只是曲笔,但那也是需要勇气的。老鬼的记述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杨沫晚年的转变。“到了八十年代末,母亲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我们的共同语言大大增加,她常常来电话,关心我的处境。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她数次给我家打电话,询问我的下落,为我担心。”在别处,这样的母子之情可能颇为寻常,但由于杨沫这个家庭的历史,却显得那么可贵,是通过革命获得爱与自由的努力失败后的人性回归。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杨沫的转变还体现在另外两个方面:一,由于和科研工作者李蕴昌老人相濡以沫的黄昏恋,她成了一个精神平和、健全的人;二,开始用笔杆子为弱者代言。老鬼认为:“李叔叔对母亲的影响不可低估。他像个心理医生,治愈了母亲心理上的痼疾。”与儿子老鬼在晚年的和解与亲近,使杨沫终于成了一个正常的母亲,她不再指责老鬼,而只是把爱和关心给他,在老鬼笔下,这份迟来的母子之爱令人读来不胜唏嘘。而且老鬼认为,母亲最终“走出极左桎梏,坚持真理,主持正义,晚年为徐明清、王汉秋、胡开明等人奔走呐喊,为受压迫受侮辱的弱者拔刀相助,这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亮点。······母亲身上有很多面。既有正统马列主义的一面,又有自由化的一面;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无情的一面;既有坦率的一面,又有虚伪的一面。”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老鬼当然明白这最后一个亮点可以使杨沫恢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作为杨沫的儿子,老鬼肯定为母亲最后的亮点深感庆幸,否则,他难于面对母亲的历史。
只可惜,杨沫从来不是一个十分具有思考能力的人,加上晚年身体状况不好,而上天给她的时间也不够了,所以,我们虽然看到了这样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的积极转变,却未能看到她更进一步——通过对人性的正视与尊重,最终走向自由主义的道路。不能过于苛责杨沫,毕竟李慎之都承认:“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树叶掉下来都怕”。但作为曾经与林道静心心相通的少年读者,我坚持认为,林道静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正义感,正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所需要的性格禀赋,如果不是上世纪中国知识界近乎整体的迷失,如果不是政治本身的欺骗性太强,林道静不会被改造成一个马列主义者,她的热情和勇气本是属于自由主义的,遗憾的是,晚年的杨沫没有替林道静完成这一思考过程。杨沫未能像她的同龄人李慎之、李锐、叶君健、王元化、何家栋那样走出生命中最后也是最有价值的一步,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原载《民主中国》
【大纪元10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华综合报导)胡锦涛在十七大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句没有实际行动的空话。面对纷乱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少人质疑胡没有政改的勇气和胆识。这不禁让人回想起20年前因倡导政改而被非法囚禁致死的前中共党魁赵紫阳。有人称,中共用六四惨案堵死了自身的政改之路,变革中共,惟有靠民间精神觉醒了。差额选举的“猫腻”
10月15日,胡锦涛在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承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十七大新闻发言人明确指出,“中国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拒绝西方式民主,那中国的民主是什么样呢?有大陆网友调侃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中共的一党专制的民主,17大的选举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范例。
10月17日,十七大主席团确认了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并提交各代表团讨论,然后在19日预选。所谓预选,就是各代表团分别进行差额选举,产生正式候选人后,再由大会进行选举。16届中央委员会预选候选人208名,实选198名,差额10名,差额比例为5.1%。据悉17大的差额比例将扩大,有人估计可能从225位候选人名单中选出205名中央委员。
熟悉中共政治运作,曾辅佐赵紫阳在中共13大提交政改方案的著名学者吴国光指出,中共的“预选”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西方预选是把候选人选出来,而中共的预选是操纵选举的重要环节。上面给出候选人名单,让各代表团差额选举。如果你选出来的不是上面想要的,那中央就有人到该代表团做工作,说这是党的需要,你最好还是选张三吧,不要选李四啦。“这就是政治操作的“猫腻”(即把戏、花招)”。
吴国光评价说,这些年尽管中共一直强调“政治改革”(简称政改)“民主”这样的字眼,但一九八九年以后中国政治是“全面大倒退”。比起二十年前赵紫阳的政改来,江泽民和胡温所搞的差远去了。他们只说不做,政改成了糊弄百姓的障眼法。
首先江泽民胡锦涛都称现在的中国就是民主的,而当时赵紫阳就勇敢的承认,中国没有民主,我们要从最低做起。其次,一党专政和民主是否相容,中共现在提出要在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搞民主,这是真民主吗?当时赵紫阳明确提出,“搞民主就必须削弱共产党的权力”,所以才有了 “党政分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预言中的赵紫阳
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原名赵修业,出生在河南滑县桑村乡赵庄一个殷富人家,中学时期改名为赵紫阳。13岁加入共青团,19岁加入共产党。1975年任四川省委书记时带头搞农村改革,使农业产量逐年大幅上升。当时全国流行一句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1980年赵任国务院总理,81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86年学潮之后,赵接替胡耀邦成为中共名义上的最高权力人,胡因所谓的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被幕后主管邓小平打下台。
赵执政期间,本着“少说多做”的原则,大力推行政治改革。相对宽松的民主政治气氛使后来的学生运动成为了可能。外界评论说,赵紫阳的十三大报告是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真诚的政治改革纲领。假如当年没有六四大屠杀,赵紫阳实施的政改已经在全面改革中共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可能实现类似台湾的民主化,最终也会像苏联一样解体中共。
当时在中国已经开始逐步建立初步民主化体制,比如“差额选举”、取消党的“对口部门”、取消“政法委”、党政分开以及“基层党组织属地化”、扩大工会权力,取消“党管干部”,政府实行公务员制等,确实大大削弱了共产党的权力。
不少人高度评价赵紫阳给当代中国作出的历史贡献,称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总工程师、政治改革的总设计师,中国道德重建的历史楷模”。从一九八九年到二零零五年去世时的十六年里,赵紫阳未经审判而丧失自由,一直被软禁在家,尽管中共头目多次表示,只要他认错就可重新被启用,但赵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始终反对中共屠杀百姓。外界普遍高度赞赏他放弃高官厚禄,放弃权势诱惑,坚持良知道义的高尚人格。有学者表示,从经济发展到政治转型,再到人格重塑,赵紫阳给中国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在古代著名预言“梅花诗”的后三段,这样预言了苏联的解体、中共的苟延残喘以及赵紫阳的下台和法轮功的遭遇:“其八:如棋世事局初残,共济和衷却大难。豹死犹留皮一袭,最佳秋色在长安。其九:火龙蛰起燕门秋,原壁应难赵氏收。一院奇花春有主,连宵风雨不须愁。”其中“火龙”指中共,“燕门”指北京,这句隐喻“六四”学生与民众在天安门请愿后遭屠杀,“原壁应难赵氏收”指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应了这一难,赵紫阳因此而被打压。
1989年5月17日,中国两个特殊的家庭不约而同的召开了家庭会。在邓小平的家里,儿女们惊呼“他们冲着我们来了,想整死我们啊!” ,在赵紫阳的家里,赵询问家人,假如他继续反对镇压学生,他就面临辞职,面临被处罚,家庭也必然受株连,你们同意吗?
在家人的支持下,5月19日凌晨4时50分,赵紫阳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感情激动的谈话:“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面对学生和民众的民主呼声,赵紫阳原想“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而他的很多想法和措施都被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其背后的邓小平所否决,流血事件终于发生了。
那为什么赵紫阳的政改会失败呢?六四镇压是偶然发生的吗?中共改革的前途如何?路在何方呢?
吴国光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里,详细记载了当时赵推行政改所面临的强大阻力。从人世间具体事件来看,政改意在削弱共产党的权力,必然会触及和损伤中共体制内掌权者的利益,这些人因即得利益受损而必定会跳出来反对。阅读过《九评共产党》的人会有更深的认识。共产党把它的统治权力看成是最高利益,任何动摇其独裁地位的事,都会被附着其上的邪灵所竭力阻止。
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一个戈尔巴乔夫呢?其实不少人称赵紫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俩的很多想法都类似,然而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没有成功,因为整个中国的大环境、政治大背景、党员的总体觉悟、民众的整体认识都跟当时的苏联差别很大。
吴国光分析说,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已经经历了赫鲁晓夫时代的第一轮改革,苏共党内要求变革的力量已很大了,而赵紫阳时代是中共第一次推行政改,还有邓小平的“垂帘听政”。另外,苏联即使在“史达林主义”下,党委书记的地位也排在厂长、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之后,人称“党老五”。而在中国,中共对全社会的控制程度远远超过了苏共,而且中国知识份子缺少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了解,在知识支援上严重不足。
由于全民整体的没跟上,造成了赵紫阳的政改方案的孤立无助。吴国光总结说,不是说赵紫阳决心更大一点、更敢冒险一点就可以成功的。“他的悲剧是这个制度的悲剧,也是这个民族的悲剧。”
吴国光还预测,现在的中共是不会进行政治改革的。一则这些年不改革它也走过来了,它不会回头去走那个摔过跟头的路。二则,百姓意愿也不像当初那么强烈要求改革了,三是国际压力也小了,四是以胡温现在的资历和能力,即使他想搞政改,人家听他们的吗?另外,“八九”这个血债让中共无法再进行政改了。要政改就必须重新评价六四,共产党是不会主动揭开这个“潘多拉盒子”的。
出路在民间觉醒
在阅读了胡锦涛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后,许多人都表示失望,未来胡很可能会像过去几年一样,在政治变革上停滞不前。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共搞的所谓政改措施,实质上都是混淆视听。赵紫阳当年提出,“政治改革”就是权力的重新分配,如果百姓没有民主的权力,没有公民权,没有参与权,那就不是政改。
当初慈禧太后也搞了“洋务运动”,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她对管理体制定下了“四个不能变”,即三纲五常、祖宗之法、大清朝的统治和“慈禧太后的最高皇权”不能变。与满清统治者惊人相似的是,如今的中共也提出了“四个坚持”,这样的异曲同工不禁让人叹息。
一般认为,政治体制的改变有两种途径,一是从上而下,由现政权里的人来主导的“改革”,二是从下而上的,老百姓自发进行的“革命”。既然中共无心政治改革,中国仅有的出路只有依靠民间行动了。
当现行政治体系给社会带来巨大冲突和矛盾时,自下而上的群众反抗很可能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这种转型是会有高昂社会成本的。历史上改朝换代时的剧痛让人记忆犹新。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不少大陆有识之士已经找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既平和又有效:那就是人们从精神上从认识中远离中共。当亿万人从内心否定中共时,这种共识、这种精神力量很快就会显现为物质行动。假如那时再有一个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或瓦文萨出现,中国的变革形势也就成熟了。到那时,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在民主道路上就会轻装前行了。
【大纪元10月20日讯】据外电报导,谷歌、雅虎、微软等美国三大网路搜索引擎遭中共“绑架”,大陆用户18日使用这三大搜索引擎时,都被导向大陆本土的搜索引擎“百度”。
有分析认为,中共一向严紧控制网络,尤其现在正在召开五年一度的十七大,过滤筛除与异议人士有关的搜索,无所不用其极。也有分析家说,中共来这一招,可能是报复美国国会和总统布什颁发奖章给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不过,媒体19日在北京使用这三大网站,并无异状,反倒是被Google收购的
YouTube连不上。
十七大期间中共加紧控制网络
中国现在有超过1.6亿的网民和至少130万个网站,不过网络的言论和资讯自由却受到中共的审查和监控系统的严格控制,尤其现在正值十七大期间。
在北京举行重大会议期间,网站受到严重干扰,一直是长期存在的劣象,这一点就连中共官员都无法回避。
“搜寻引擎圆桌会议”网站专门研究网路动态,该网站的分析师表示,网民想连上Google、Yahoo和微软公司的网站时,都被导向中国的百度网站。不过到目前为止,不论网民以哪个网站搜寻,只要是与十七大有关,或曾写过十七大文章的人名,都只能见到文章标题,根本无法打开文章内容。
10月10日,记者无疆界公布了与中国维权网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信息科技领域的中国网络专家合作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详尽的揭示了中共对网络信息的审查、监控的严格和细致。
这份题目是“网络审查心脏之旅”的报告显示,中共动用庞大的人力和财力,来封锁网络的言论自由。中国的新闻网站和博客在国家和地方都受到宣传机器的编审控制。
报告以北京为例说明北京网络局如何对北京的主要新闻网站实行每日审查。报告的最后一部份提供了对中共过滤关键字控制机制的系列测试结果。这些测试清楚地显示出,虽然审查的程度不同,但中共已经成功地强制网络媒体屈服并对敏感议题严格自我审查。
记者无疆界和中国维权网表示,中共这个网络审查系统举世无双,并且是对网络自由精神的污辱和践踏。
中共报复美国为达赖喇嘛颁奖
“搜寻引擎圆桌会议”网站的分析家认为,这起事件跟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获得金质奖章有关。分析家说,虽然有人指控是百度做的,但我们认为,可能是中国政府不满美国的做法,因此对美国搜寻引擎展开报复。
谷歌是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网站,记者从美国上谷歌的中文与英文网页,发现一切正常;百度是中国境内最大的搜索引擎网站,而从美国上百度的网站搜寻有关“达赖喇嘛”的新闻,却出现“抱歉,没有找到与达赖喇嘛相关的新闻内容”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