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维权通讯(2007/03/10-16)

由希腊首都点燃的奥运人权圣火，在欧洲大陆二十二个城市传递了六十八天后，于十月十六日来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芬兰人民以强大的正义感和热情，粉碎了中共对本次活动的干扰，对人权圣火活动给予支持。世界著名体坛滑雪冠军代表芬兰人民，将人权圣火在首都纳林卡广场点燃。

2007年10月14日，奥运人权圣火于欧洲中部时间下午13 点30分到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以中国古老神话命名的著名摇滚乐队 “盘古”演唱了《人权圣火》等歌曲，把会场气氛推向了高潮。盘古乐队曾先后在巴黎、哥本哈根、哥德堡等城市的人权圣火仪式上演唱，支持全球人权圣火接力。盘古乐队在采访中表示，现在国内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反共的，只是反共的方式不一样。特别是和共产党走的越近的人越反共。

据知情人士透露，著名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在9月22日再次被中共当局秘密拘捕后，他的妻子和孩子被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生活再度陷于恐吓与高压之下，“情形跟上一次高律师被捕时一样糟。”

目前被依“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在浙江西湖区公安分局的浙江异议人士吕耿松，16日疑因重感冒，高血压被押送医院治疗。他的妻子汪雪娥女士要求见吕被拒，西湖国保大队称吕案涉国家秘密而不让见，律师莫少平与国保交涉后亦无结果。

自失踪之日起，如今已经到了第16天。每一次做任何努力尝试的时候，总是有愚公移山般的无奈。可以想像每一个公权力机关办事人员的托词，因为这种托词应对的也是我的托词，一个秘密使一名公民失去消息的国家公权力机关，和一个明知国家公权力机关非法让一名公民失踪的法律学人——当双方都在法律之内找不到合法性的时候，又都开始了法律制度下的游戏，然后让一台机器来考量一个个体的耐心。

华惠棋上星期四被崇文区警察殴打致伤后，一直待在天坛医院，由于得不到任何治疗和用药，决定星期二下午2 点办理出院手续。但是警方不让华惠棋离开医院，他和其家人被困医院大厅。所有探望他的人包括外国媒体的记者都被赶到医院外面。

晚上十一点多，从临沂开往北京的长途卧铺巴士驶入山东泰安服务区刚停下，大家都睡得迷迷糊糊。一批人冲上车，抓住袁伟静的手和脚往外拖拽。被惊醒的袁伟静拼命挣扎，绑架者居然拉着袁伟静的双腿，强硬地把她从巴士拖到绑架者的车上。十几个绑架者中有五六名女性，其中袁伟静能认出的有当地双堠镇政府工作人员杨建理（音）、张声和（音）、高新建（音）及双堠镇胡副书记，一辆绑架者的车车牌号是“鲁０００５８”。到了东师古村村口，袁伟静又一次被赶下车，行李和鞋子还在去北京的长途巴士上，下过雨的地面湿冷，袁伟静只能赤脚回家，背上满是伤痕。

孙玉昆：“我们现就在马家铺派出所，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半夜睡觉就被带过来了。星期六那天，我刚从上海回来，听说华惠棋被打了，还挺重的，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兄弟姐妹，就去看了他一下。我就不知道当局是怎么想的，也许在这看点上他们有想法吧，昨天半夜突然闯进来把我们带走了，反覆问我华惠棋怎么怎么的，问我你们要搞什么？我说我们没搞什么，昨天一天就看十七大报告。”

目前正被监禁在武汉市桥口区610的王炎森(拆迁户代表)通过手机对记者表示，他们12人在17大前就到北京了。15日17开幕当晚８点半钟，他们一起到党代表的住地京西宾馆，准备递上访材料。还未进入，就被警察喝令不许靠近宾馆并斥责道：“这里不是上访的地方”。警察把他们扭到一旁，半小时后警车带他们到附近的派出所。

然而希望谏言者却发现当局依然是选择性视听。原中国海洋报记者现为网络撰稿人的昝爱宗告诉本台，他近日一篇文章《打通“柏林墙”----十七大能否成为中共民主转型的关键》，在新浪博客上一发表就马上遭到了删贴，他说---

曾任赵紫阳智囊团成员，参与起草中共十三大报告有关政治改革部分的著名学者吴国光先生近日指出，不搞政治的人可能意识不到政法委的重要性。中共政法委的存在实质就是中共干预司法独立的具体体现。中共政治法律委员会是专门管理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这四大法制系统的归口党务部门，是和平时期管理国家和民众最直接的专政工具。无论公安部部长，最高检察院院长还是最高法院院长。司法部部长，都归中共政法委书记管理。与此同时，各级政法委书记也掌管着各级各地区的公检法司法部门。理论上看，政法委是推行法制建设，监督执行法律事项的主管部门，国家法制进程如何，直接体现在政法委的工作上。

对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关于民生和腐败问题的讲话。廖祖笙表示，仍是纸上谈兵，它们永远还是左手监督右手，右手监督左手，老子监督小子，没有民众的监督，永远都不可能解决腐败的问题，如果是一个民主国家，人民有罢免贪官污吏的权利，让人民有投票选举官员的权利。

孙文广首先指出：“胡锦涛的报告对六四和法轮功等许多历史问题都回避了，不敢正面面对；而民众盼望的是，对这些历史问题有个好的解决，看来目前还没有解决的意向。但他提出的基层民主建设、重视民生，比江的16大报告有所改进。”

1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社论，题目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这是一篇最动听却是最空洞的文章，我试图搜索了一下，发现其中有25处"党"字，6处"伟大"：伟大复兴、伟大道路、伟大历史进程、伟大工程（两处）、伟大事业。既然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既然"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景是更加美好"，那为什么这个社会还有那么多的不和谐声音和处处不科学不发展的地方？

然而，近些年，中共每次开会，无论党的代表大会，还是人大、政协两会，都声称把民生列为“重点”。但民生问题，依然如故，依然无解。实际上，谈经济或民生，只是中共高层的障眼法。谈经济，是为了回避政治，进而回避外界关切的政治改革；谈民生，是为了回避民主，进而回避民间持续的民主呼声。

退休前任山东威海纺织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威海纺织工程学会理事长的姜振南，是威海纺织行业的奠基者，是他给威海的纺织工业开辟的新路。今年九月十九日，这位七旬的老人突然被公安抄家，从那以后老人失踪了，至今音讯全无。

无国界记者组织16号的新闻稿说：“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中国在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仍旧接近末位。现在离2008年北京奥运还有不到一年时间，然而中国当局经常所作关于推行改革和释放被囚禁记者的承诺，看起来只是一个空洞的希望。”

在中共十七大开幕之际，近来一路上涨的中国股市又攀上新高。中国股市监管机构告戒股民，股市目前存在巨大的风险。也有专家警告说，中国股市目前的局面有点像美国上个世纪20年代末大萧条之前的状况。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中，实践占据首要的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概括说来就是：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我们认为，在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中，实践确实在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无论如何，实践的哲学地位不能高于认识，而应是相反。

荷兰选手汤志敏表示，很多海外的华人艺术家思想上仍然受共产党限制，这次声乐大赛，荷兰当地有的华人艺术家觉得很好，但是没敢报名参赛，怕自己上共产党的黑名单回不去了。她说，“我觉得他们不能自由追求自己的艺术生命，虽身在自由的世界里，但思想仍在坐牢。这些艺术家们还没找到自己的路，还没有摆正自己在西方社会的位置，他们的才华被埋没，我感到很痛心，很遗憾。”

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中美声组的选手演唱了“声声慢”、“卜算子---我住长江头”等艺术歌曲，博得观众赞赏。入围决赛的选手林健吉和汤发凯表示，中文歌曲有内炼的意境，不同于西方歌曲。这次大赛是首次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中国传统文化艺术。

受瞩目的由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圣诞节晚会，将于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六日，在纽约百老汇彼康剧院（Beacon Theater）登台。稍后则在著名的无线电城的音乐厅举行多场新年晚会，预计今年的圣诞晚会和新年晚会，纽约一地的现场观众将超过十五万人次。

从事作曲指挥工作超过40年的蒋自康先生是从上海戏剧学院退休的音乐资深人士。他看过今天的复赛后表示，在纽约举办这个活动，把华人声乐推上国际舞台，对华人来说非常重要。他说：“据我所知，在纽约从事艺术的人非常多。我知道我的学生、同行在纽约的少说有一百人。”他说，他从报纸上得知声乐大赛的消息后，默默地前来观看，想看看华人这个大赛搞得怎么样。他表示，他的同行也知道，并在关注这次大赛，如果有时闲，也会来观看。

他说：“在某些方面比手机的例子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思考发展问题的整个方式。我们考虑贫困人口、非洲或是亚洲的整个方式现在完全不同了。我们不认为发展问题是一个人们没有棉花种植地或是他们没有足够多的钢铁厂或是水库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机制，即如何建立法治、获得土地拥有权等，使人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权和创业精神，从而实现我们都希望得到的结果。所以，整个讨论已经转变到考虑如何设计出合适的机制来提供合适的激励方法。”

芬兰座落在北欧，被誉为“美丽的千湖之国”，亦被称作圣诞老人的故乡。其拥有520万人口，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雄厚的森林水力资源，为芬兰带来了大量的经济财富。

芬兰国会议员、芬兰著名滑雪运动员，奥运滑雪金牌得主尤哈.米耶托先生（Juha Mieto）与另一位奥运滑雪金牌获得者玛丽雅-丽莎.葛乐韦斯聂米女士（Marja-Liisa Kirvesniemi）应邀担任了芬兰人权圣火的传递使者。

尤哈.米耶托先生在1976年奥地利茵斯布鲁克举行的奥运会的4x10公里的滑雪接力比赛中，他在第二棒滑出好成绩，使芬兰队最终获得了金牌。他还在以后的奥运会及世锦赛中，获得四块银牌和四块铜牌。

玛丽雅-丽莎.葛乐韦斯聂米女士曾是3项冬奥会滑雪项目的金牌获得者。在奥运会和世锦赛的滑雪项目比赛中，玛丽雅共获得6块金牌、5块银牌和4块铜牌。此外，她还分别在1984、1985年和1991年获得最佳运动员和最佳女运动员的称号。

这两位前奥运滑雪冠军表示：今天聚集在一起参加人权活动，是希望中国人权状况可以得到改善。

点火仪式完成后，他们高举人权圣火，带头走上了赫尔辛基的大街。沿途得到芬兰人民的支持。很多人主动地加入到人权火炬的游行队伍中。

本次活动由“芬兰支持中国人权协会”组织筹办，并得到芬兰国会议员、历史哲学教授、著名歌手及关心中国人权的民众的支持。

国会议员兼议会人权委员会理事议艾拉.巴隆聂米(Aila Palonniemi)到场发言。她表示：今天的这个集会非常重要，很多国家都在讲民主，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民众无法发出真正的声音。人权委员会的工作就是付诸于行动，公开作一些事情，那可能世界就会变得美好，让大家行动起来。希望圣火传递成功举行。通过这个活动能帮助中国改善人权状况。

芬兰尤瓦斯库拉大学（Jyvaskyla University）历史哲学教授尤哈.希沃拉（Juha Sihvola）在发言讲述了人权的概念和价值。他提到：我正在领导一个有关人权的学术项目。其实，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人权的价值都应是一样的。北京得到奥运主办权是因为人们希望中国的人权状况能得到改善。现在看来，情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这违背了奥运和平自由的价值。

受欢迎的年轻女歌手卡塔琳娜.汉尼讷（Katarina Hanninen）和著名摇滚歌手顿比.瓦楼讷（Tumppi Varonen）在迎接人权圣火仪式上献歌。卡塔琳娜强调:‘能够为改善中国人权歌唱感觉很好，很有意义。”

早在三十年代末期，芬兰曾经得到过做奥运会东道主的机会，但因苏共入侵芬兰，苏芬战争爆发，芬兰不得不痛心地放弃了奥运主办权。1940年的奥运会由于日本1937年入侵中国，奥委会将举办地点改到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一周前，就在芬兰民众积极准备迎接人权圣火时，该活动却受到中共人马之黑社会手段的干扰。芬兰首都日报（HUFVUDSTADSBLADET）于十月十一日发表了“抗议参加者受到恐吓而退出”的文章，对此事件作了整版报导。报导中提到：“一个支持中国人权的火炬将于下周二到达赫尔辛基。这项国际性活动是为了聚焦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者、记者、不同信仰和民主人士的人权侵犯。同时，他们将要求中国政府在明年奥运之前改善人权。这项活动的协助人员上周四受到电话威胁。被威胁的妇女是个志愿者，根据组织方说她想举办一个大型的活动。她和很多芬兰著名的艺术家有联系并已经成功地邀请到了他们参加这次活动。非政府组织‘芬兰支持中国人权协会’（SHRIC）的成员Sinikka告诉我们：他们在电话中威胁她，如果她继续这个活动，他们就要破坏她的事业和家庭。打威胁电话的是个女人，说着流利的芬兰语。”

与其说第12届赫尔辛基奥运会由于苏共的入侵而流产，那么今年的奥运人权圣火却在中共的破坏未遂情况下越烧越旺。芬兰媒体对此事的曝光，使更多的芬兰人民众前来参加人权圣的活动。

采访中盘古表示了其反共的立场，盘古表示，反对现今在中国的这种无人性的统治，因此抵制血腥奥运。人权圣火活动正好是一个契机，我们在海外的中国人只要团结起来，就能早日解体中共，合作加速成功。

他们指出，和共产党没啥历史上的深仇大恨，就是在生活中看到了太多的不平事，从小就想当绿林好汉，在生活中这种状态保持下来了。

被问到离开中国之前，反共音乐在国内能唱吗? 盘古表示，能啊，有些警察还特欢迎我们，甚至还跳上台来和我们一起唱，有个公安局的副局长有次还嚷，你反共，我和你一起反共。当然那次他是喝了些酒。

盘古表示，中国那个社会的人，人人生活都很压抑。老白姓受警察欺压，感到很压抑。而警察呢，为了钱得去欺压别人，他也受他的上司的欺压。每个人都需要发泄，所以我们的演唱很受欢迎的。共产党也虚弱得很，镇压法轮功都忙得焦头脑烂额的，对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

对于中共的前景，盘古指出，现在国内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反共的，只是反共的方式不一样。特别是和共产党走的越近的人越反共。盘古说：“我的一个开舞厅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比我反共100倍，他对他表面上称兄道弟的一个处长，恨之入骨，为了维持他的舞厅，不知进贡了多少钱给他。”

盘古还提到《九评共产党》共产党的影响，盘古说：“一位朋友的父亲是个中共的局级干部一次出差到香港，得到了一本《九评共产党》，他觉得《九评》讲得非常对。其实人们只需要像《九评》这样去点醒以下就会明白。很多人都是为了点名利在那咋呼，没谁还真的信中共那一套。”

对于音乐创作，盘古表示，我们的音乐粗糙但大气，这是盘古的特点。其他的一些音乐家可能很注意细小的东西，反而没有了灵魂。

盘古已创作出几百首歌，出版20多盘CD ，大多免费下载。只要搜索简体 " 盘古乐队"，或繁体 "盘古乐队" 就可得到很多信息。

盘古今年可能还会出 2张新专辑，歌曲的创作方向依然会以反共及人权为主。盘古表示，我们在海外的中国人就是有力出力，重要在于去做。

大陆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于9月22日再次被中共当局秘密拘捕，此前，他公开发表了一封致美国参众议员的公开信，呼吁美国国会关注正在中国持续发生并日趋恶化的人权灾难，并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的反人类暴行。

关心高智晟的人士担心中共当局正再一次酷刑折磨高律师及其家人以强迫高律师低头。

2006年高律师被捕后，他和他的家人受到残酷的迫害。其中高律师被拷住双手的时间是600小时；被固定在特制的铁椅上动弹不得的时间是590多小时；被强光灯照射的时间为590多小时。被强制盘腿坐在地板上反思罪过的时间是800小时左右；被强制擦铺板的次数为385次。

声援高智晟联合会发言人张雪容表示：更令人发指的是，当高律师以绝食绝水抗议中共对他的酷刑迫害时，警察威胁他说不管他绝食绝水多少小时，他的家人也会多少小时没吃没喝。因为担心家人的安全，高律师在 72小时后停止了绝食绝水。高律师回家后了解到在那72小时里，他的妻子、13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小天予也同样在挨饥受渴，小天予因为没水喝难受得哇哇大哭。

张雪容说：“只有毫无人性的中共政权才能对妇女儿童干出这样丧心病狂的事情。”

张雪容呼吁大家密切关注高律师及其家人的情况，并在全世界揭露中共暴行。

自今年8月24日被西湖国保大队逮捕后，关押在西湖区公安分局，汪雪娥女士于8月26日曾见吕一次面，之后国保大队就不让汪雪娥与律师见吕。吕耿松案承办律师莫少平多次打电话联系西湖国保大队，但西湖国保大队拒绝接听律师电话。

16日早上汪雪娥到西湖区公安分局要求见吕一面被拒，公安局也不列入记录，下午她再度来到公安局要求让她到医院见吕，国保不答应。由于莫少平律师打电话过去，他们都不接，或是说经办不在。

16日下午，汪雪娥不信就去一探究竟，结果所有的人都在，她当场打了电话给莫少平，并要求国保接听。莫少平在与国保交涉的过程中，国保表示这事不让律师介入。

莫少平说：“国保说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涉及国家秘密，当然，我是不同意他们的说法，煽动本身是一种公开行为，既然是公开就不涉及国家秘密，除非他们有鉴定结论等文件。”国保表示：“我们握有这些文件，你们可以过来看”。

莫少平表示：“我说有必要时会过去看，同时提醒他们必须按程序办案，关于要求见吕的文件必须给律师一个回覆，否则是违反法律程序。”

16日下午，汪雪娥到公安局，国保大队长说吕已经看过医生了，只是过去的病复发了，但实际成况如何谁也不知道。

据悉，最近当局经常派人监控跟踪吕耿松妻子汪雪娥和女儿吕飘旗。

8月24日，杭州当局以所谓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将吕耿松刑拘。当天早上8点多，杭州西湖区翠苑派出所传唤吕耿松后，现被拘押在西湖区公安分局看守所。

面对一个公民在被警方便衣带走后突然失去联系的荒唐局面，我向公安机关报了案，然后公安机关也详细记录了报案过程，同时还表示已经开始了相应的法律程序，走访调查，背景资料收集。早如诸多朋友所言，恶搞的真正人才从来不在体制外。但是，在亲人音信全无的时刻，我是没有心情去消受这样的黑色幽默的。

抛开一切纸面上的法律，按照国内失踪软禁的一般规律按图索骥，这次我父亲失踪的原因可能有三，十七大，6千民办教师罢免案，其他地区正在举行的人大选举。其中的第一项和第三项都曾经造成他短暂的失踪，尤其是今年尤为隆重的大会和尤为严肃的选举。但是，同样的规律也说明，对于每一次失踪都不能掉以轻心，任何缺乏透明的时刻，都是一切恶皆有可能的时刻。

因此，无论多少人分析这只是和十七大相关，作为亲人而言，是不得不考虑更多更坏的可能。如同政府对公众缺乏足够信心，需要数十万之师加重点照顾这样点面结合的保卫十七大一样，我对政府也缺乏足够信心，我无法轻信十七大之后就能获得自由的推论。

在全国的记者们都绞尽脑汁从现实中挖掘积极因素来描绘中国又如何前进一步的时候，据说关系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腐败问题轮不到我去捧场，我只关心一名守法的五十岁的亲人是如何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毫无音讯而且可能遭受到怎样的待遇。

姚遥的邮件：mjmedia.yao@gmail.com，
座机（美国）:（001）212-280-7636，
手机:（001）917-294-5020。
2007年10月16日，姚立法失踪第十六天
yaolifa.blog.com

中国家庭教会成员华惠棋在被打伤后，虽然被送进了医院，但是警方不让医生给华惠棋用药，实质上停止了对华惠棋的治疗。华惠棋和亲友们认为无法在天坛医院继续医治，决定星期二下午办理出院手续。

本台当天下午1:50 致电华惠棋，他告诉记者，从当天早上开始，警察都化装成医生，都穿上白大褂，有30、40 个警察围在医院里面，来医院的人都被强行搜查，也想要把来看望华惠棋的房东董志学拉出去---

华惠棋：“刚才他们分局的警察问我什么时候出去，我说现在你们都穿这个，你们现在已经从黑衣裳变成白衣天使了，我现在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是大夫，哪个是警察，给药都不敢吃了，现在很恐怖。”

在记者与华惠棋交谈期间，背后不断听到有人被拒绝进入华惠棋的病房---

华惠棋：“来了很多人，连房东也来了，也受到警察的威胁，穿白衣裳的里面都是穿着警务的汗衫，我一会准备出院，因为有欧洲的报社记者陪着我出院，而且也有街坊邻居，和上访的有好几十人打算陪着我回去。”

华惠棋和他的亲友们从当天 2 点开始就期待着外国记者的到来，但是，当天上午已经有日本的记者被警察赶离现场，根本见不到华惠棋，当天下午陆续有来自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记者被拒绝探访。

下午3点左右，华惠棋和亲友们决定办理出院手续，但是被警察多番阻挠，4:50 记者电话联络了华惠棋的姐姐华亚平---

华亚平：“有穿白大褂，有穿便服的，有穿警服的，什么样都有，现在有50、60 人。”

华亚平：“就是不让走，只要把华惠棋带走，华惠棋不敢跟他们走，华惠棋说跟他们走太不安全了。
”
记者：“那现在怎么办呢？”

华亚平告诉记者，之前在医院大厅等候华惠棋出院的人，都被警察轰走，只剩下他们6、7 个人被20、30 警察包围住。

当天下午6:30 记者致电维权人士孙小弟，他与华惠棋都是住在崇文区沙土山街21号的小院里的，他当天上午去看华惠棋，但也被警察赶了出来---

孙小弟：“我的门前现在有开发商新世界房地产公司的郑裕彤的手下，有5 个人在门口把着，我现在回去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给我自由，他们说了，看华惠棋这些人如果不合适，可以揍他们，往死里打，只要不要打死，上面的人顶着呢？”

截稿前本台再致电华惠棋，他告诉记者，这个医院大厅里只剩下他和妻子、房东董志学夫妇和另外两位亲人和朋友。所有的门都被警察封死了，还有一大帮在看守着他们，困局也无法短时间解决，他们也只有继续留在这个地方---

华惠棋：“ 我也不敢跟他们走，在医院里头你们警察控制了医院，一会拿我病历，一会给我看病，我现在不知道哪是大夫哪个是警察在给我看病，所以我得赶紧出来，回家他又不让回。他们领导跟我谈了，他说我们也是奉上级的命令，我们也是给胡锦涛干的，说你应当理解我们。”

七月四日清晨，一直被山东当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袁伟静从自家的村庄里翻越三道围墙逃到北京。但她只享受了两天的行动自由。袁伟静和两岁的女儿住在北京朋友胡佳ＢＯＢＯ自由城的家中，楼下是十几名山东省公安厅派来的绑架者，她等于又被非法软禁着。

直到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在多名外国记者和英国使馆官员的目睹、护卫下，才得以离开自由城赶往机场。

八月二十四日中午，在北京首都机场办理完登机手续后，袁伟静走到机场边防安检处，准备赴菲律宾替尚在狱中服刑的丈夫盲人赤脚律师陈光诚，领取他新近获得的荣誉麦格塞塞奖基金会颁发的“新兴领袖奖”（编按：麦格塞塞奖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于一九五七年创立，以纪念前菲律宾总统麦格塞塞。本届有三位华人获此奖，除陈光诚，尚有中国环保工作者唐锡阳和香港救助爱滋病患者的活动家杜聪）。机场边防安检扣留了袁伟静的护照，声称该护照已经于二○○六年挂失作废。事实上，袁伟静从未挂失作废过自己的护照。她曾经用这本护照去美国，现在又顺利地获得菲律宾的签证。

接下来的事情谁也没有料想到：机场边防的一名工作人员以找人解释说明为什么扣留护照的名义，把袁伟静骗到机场布满管道的地下室；地下室静候的数十名山东省公安厅工作人员和袁伟静家乡山东临沂双堠镇男女政府工作人员杨建理（音）等，马上扑上来，抢走袁伟静的提包，把袁伟静强行押上车，一路狂奔回山东。约中午十二点多，袁伟静和外界失去联系。下午三点十五分，袁伟静在高速公路旁服务区的厕所，伺机给北京的朋友胡佳打电话求助被掐断。晚上九点十五分，绑架者已经押着袁伟静回到山东沂南县东师古村。袁伟静要求绑架者归还自己的随身行李和财物，遭到多名沂南县政府人员的殴打。

麦格塞塞奖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和平奖，麦格塞塞奖颁奖仪式在菲律宾是重要事件。八月三十一日麦格塞塞奖颁奖仪式在马尼拉隆重举行。在山东被监视的袁伟静，几经考量，最后决定在来山东办案的律师陪同保护下赴北京。一是上班养家（袁伟静已经签署劳动合同，获得一律师事务所的文员职位），二是继续与律师和支持者沟通，营救光诚，同时为自己护照被非法扣留和长期被非法拘禁打官司。

袁伟静现在被非法拘禁在东师古村的家中，家四周和村庄各个路口都有人把守，监视更加严密。尽管以前经历过多次来自政府工作人员的绑架和殴打，这两次绑架，还是给她带来不可想像的冲击与伤害，肉体的疼痛更不用提。她说：“那些人干坏事，似乎一点都不怕遭报应。他们对我比对动物还残忍，就这样拖着我的腿走。”

在山东，我们可以说是地方政府土皇帝无法无天，可是在北京，没有中央的指示和配合，怎么可能在保安措施完备的首都机场安检处发生绑架案！

二○○五年盲人赤脚律师陈光诚为山东暴力计划生育的事情来北京，被当地政府用黑车暴力绑架回山东；二○○六年陈光诚七十多岁的母亲和四岁的幼儿来北京为光诚求救，被当地政府用黑车暴力绑架回山东；二○○七年陈光诚的妻子来北京准备赴菲律宾代夫领奖，又被当地政府用黑车暴力绑架回山东。律师和支持者到山东为陈光诚提供法律援助，一次又一次被殴打、诬陷、死亡威胁、拘留 ...... 为了阻止袁伟静与外界接触，除了把她非法软禁在家，又多少次非法绑架或“传唤”袁伟静，最后把她扔在东师古村村口。

合法公民在理应自由的环境里尚被如此对待，更不用说被陷害入狱失去自由的陈光诚。陈光诚在狱中被禁止读书、禁止写字、禁止收听广播，同监狱的人被禁止与其交谈，因不愿剃光头在监管人员的默许下被服刑犯殴打，后又被监管人员禁止供给早餐而挨饿。

盲人赤脚律师陈光诚一家的遭遇，高度浓缩了中国司法黑暗的现状。一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惯于使用暴力来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执法者粗暴践踏法律尊严，随意用暴力控制公民，尤其伤害弱势群体，如盲人、妇女、儿童、老人。这是“和谐社会”抑或“喝血社会”？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保局指挥，北京和山东的国保警方合谋，绑架的实施者全部是政府人员，但没有人表明身份，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违背法律程式。绑架的手段粗暴野蛮，制造非常严重的身心伤害。实施者事后又否认绑架事实，并把被绑架者袁伟静置于严密的监视控制下。实施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绑架的这些政府工作人员，犯了“非法拘禁罪”。谁来控告他们？制止他们？

（曾金燕：北京维权人士。今年五月被美国时代周刊选入影响世界的一百人名单）

中共十七大星期一揭幕，北京当局加强力度打压上访者。当局连日来严格掌控访民动向，不少准备上访的民众，中途就被警方截住。内蒙鄂尔多斯退休中学教师、维权人士孙玉昆女士上星期三到上海上访，却在一家酒店内被当局强行带走之后，上星期五回到北京。

据六四天网星期二的消息，几位来自不同省份的访民们齐聚到孙玉昆家中，却在星期二凌晨被北京警察带到马家铺派出所，孙玉昆发病送医院。本台记者星期二上午致电其中一位被带走的山东烟台莱山区访民于珍，她表示---

于珍：“凌晨一两点，到现在我们还没吃饭呢。我们刚刚由地下室转到了一楼，现在电话有讯号了，原来没讯号的。”

于珍：“没有，现在还等着呢。我们一共6个人，旁边还有两个警察。”

而因为发病被送医院的孙玉昆，也在到医院治疗之后，又被送到了马家铺派出所，她对记者说，派出所人员反覆问她去见华惠棋的情况---

记者：“有6位访民，于珍、孙玉昆、房树梅等等，他们说今天凌晨被你们带到派出所？”

该名接听人员迳自挂断记者的电话，之后再过两个多小时，访民于珍告诉记者，她刚被山东当局的人接走，刚坐进车子里。她估计，他们是想把她带回山东。
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向本台表示---

黄琦：“到北京的访民，大部份都是要去上访的，包括于珍、房树梅等等，他们要上访的意图也比较明显，加上他们自身也有访民的前科，当局对于他们现在在北京的情况是非常紧张的。毕竟现在召开十七大，哪个地方的访民在哪个位子出了事，当地的地方官就要被追究责任，所以现在各个地方的官员对于由上访倾向的人也抓得非常非常严。”

王炎森说：“派出所的通知武汉的驻京办，他们来车把我们都拉回武汉，16日回到武汉，当地政府直接把我们关进当地的610洗脑班，官员说我们不能在敏感的日子去北京。至于关我们多少天都没有讲，家里人很担心我们的处境，希望海外媒体曝光。”

王炎森还表示，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进当地610转化班了，第一次是去年年底，也是因为在北京上访，被截回后就直接送到这个高墙上有铁丝网、铁门、铁窗、没有挂任何牌子的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当时被大纪元曝光后，他们即被施放，官员曾对他们表示，被境外媒体知道了……

记者17日一早两次致电武汉桥口区政府办公室和政法委办公室，均无人接听。

王炎森指出，几乎全武汉的人都知道，武汉市有个610洗脑班，而且各区都有610。

王炎森是桥口区汉正街的拆迁户之一，几年前政府伙同开发商，宣布对汉正街门市房和住房改造。拆迁户看到政府公布的所谓补偿数额极低，连当地的旧房子都买不起，不同意搬迁。于是政府雇凶暴力殴打拆迁户，强行把他们的门面房和住房推毁。他们数十次的进京上访、找三级政府都无济于事，才在17大前揣着证明政府违法行政的重大证据进京，欲面见党代表。

据拆迁户投诉，桥口区汉正街是武汉市最繁华的闹市商业街，也称“天下第一街”。近年来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和武汉市市长李某、市政法委书记程康彦(音)等省、市、区党官，以行政暴力手段，藉旧城改造之机，大量侵吞国有资产，违法违规建工程、剥夺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权。

饱受强拆之苦的其他湖北拆迁户此前也指出，在俞正声的淫威下，湖北对老百姓房地产的掠夺比全国其他城市更严重。

昝爱宗：“没有用的，他们都是过滤过的消息，哪些能发表哪些不能。”

除了鼓励民众发贴之外，十七大代表现身博客与群众互动也再度成为卖点，除了各地政府的门户网站上也开辟了本地代表的博客专区，已有20个十七大代表在人民网的强国博客上开博，更被大陆媒体广为褒奖。

张耀杰：“是好多人开了，开了也没见得说出什么真话来。”

张耀杰日前写的《十七大代表罗有成的真话与假话》一文在大陆天涯、凯迪两大网络论坛上发表后都遭到删贴。这位学者说贴贴子难，贴上了也是被删，他这两天索性不上网了。

不但十七大代表的博客容不下质疑和讨论，对于十七大相关新闻的报导的评论跟贴也有被隐藏或删除的情况。海外博讯新闻网记者对两家大陆著名门户网站的统计发现，十七大相关新闻的评论跟贴中有一半至7成是无法显示的，由此引发这样的疑问：不显示的跟贴是些什么？

本台记者在大陆各大网站浏览，最终能够看见十七大相关的网民评论主要是对领导人发言的赞赏、表达对执政党热烈拥护、甚至是祝领导人长寿的话语。至于一些提出意见的帖子也多是很笼统的，如改善医疗教育、提高生活水平等等，几乎看不见尖锐的批评和建议。

稍微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人民网强国博客上出现了要求国家主席胡锦涛网上与群众互动的帖子。其中网民小火龙写的《总书记，请来强坛和网民说说心里话》一贴的点击数十几天内达到二十几万；其后，网民我心向翔引诸葛亮“隆中对”，以及毛泽东的“延安对”两段佳话，邀请总书记胡锦涛“网上对”，并希望他解答党的利益是否应该服从人民利益以及何时出台民主法制建设两个问题。

昝爱宗认为这种敏感贴子得以存在是党内不同派系争夺舆论阵地的反映---

昝爱宗：“这个我想是有内部的批示，否则怎能放出来呢？有的网有这个贴子，有的没有。现在就是在争舆论，看谁的资源多。”

也有意见指出在制度没有完善、舆论没有开放、代表既无实权也无代表性的情况下，民众意见不足以影响执政党决策，所谓的网上纳言流于作姿态。大陆网络团体泛蓝联盟的成员张起说---

张起：“一些可以开放的东西都没有保证时，在网络上作姿态，我觉得是没有多大诚意的做法。”

上届政法委书记罗干的所作所为和他下台所牵扯出的矛盾交锋，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成为17大权斗的关键点。

曾任赵紫阳智囊团成员，参与起草中共十三大报告有关政治改革部分的著名学者吴国光先生近日指出，不搞政治的人可能意识不到政法委的重要性。中共政法委的存在实质就是中共干预司法独立的具体体现。

中共政治法律委员会是专门管理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这四大法制系统的归口党务部门，是和平时期管理国家和民众最直接的专政工具。无论公安部部长，最高检察院院长还是最高法院院长。司法部部长，都归中共政法委书记管理。与此同时，各级政法委书记也掌管着各级各地区的公检法司法部门。理论上看，政法委是推行法制建设，监督执行法律事项的主管部门，国家法制进程如何，直接体现在政法委的工作上。

吴国光回忆说，当年赵紫阳提出要建立“民主政治”就必然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具体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司法独立”。民主制度讲究法治，法治就不该任由一党专政的干涉。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摆脱党的控制、搞“司法独立”，必然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于是赵紫阳提出了个变通的说法，即取消政法委。

赵紫阳说：“党”是个虚的东西嘛，“党干涉”它怎么干涉呢？通过什么干涉呢？法院的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公安部的部长、司法部的部长全都是政法委员会的委员，那么党派一个“政法委”书记来管理各委员，这不就是天天干涉你的司法了吗？

吴国光指出，“六四”惨案赵紫阳被打下台后，被保守派批得最凶的就是这条取消政法委，由此可见政法委的存在对维持中共一党专政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海外媒体评论说，对政法委的重视或否定程度，体现了改革派与保守派、进步与落后、先进与反动势力的正邪较量。江泽民执政以后，不但彻底废除了赵在政改方面的尝试，而且变本加厉的开倒车，他加强党委的领导，提升政法委的地位，迅速恶化了各类社会矛盾，使政法委成了中共内部最黑暗的部门。

由于掌控了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司法局这四大法制体系，各级政法委书记的权限可谓权大势重，一手遮天。在实际操作中，本应推进法制建设的政法委，却往往成为了执法犯法、破坏法治的罪魁祸首。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政法委在反贪污腐败中的作用。在17大报告中，胡锦涛告诫中共党员，大面积的腐败已威胁到中共的生死存亡，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腐败分子呢？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为什么在早期就不能阻止其犯罪呢？原因在于各级政法委本身就不干净了。所以中共不得不再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用中纪委的权力来制衡约束政法委。

目前社会上流行的“黄赌毒”，这些非法经营能够进行，很多都有政法委系统作背后的保护伞，警匪一家已成了民间的公害。各级上访群众的冤屈无法申诉，绝大多数也是由于政法委从中作梗造成的。早在2005年平均每七分钟爆发一次的大规模群众性示威抗议活动，这也表明司法系统没有起到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责。许多老百姓评价说，目前的政法委是中共最黑的衙门，是欺压百姓最厉害的黑窝，是中共最需要首先治理的部门。

然而，上届政法委书记罗干的所作所为，还不只是上述这些“细小”的失职。据“国际追查迫害法轮功真相调查委员会”调查取证，罗干亲自设计参与了谋害诬陷法轮功学员的1999年4月25日的“围攻中南海”事件、2001年春节的天安门自焚惨案、以及“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兽行。

罗干利用政法委这个特殊的机构，将中共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盗用国家资源，发动持续八年之久的镇压法轮功运动。将中共陷入进退两难的泥沼之中，导致目前党内严重分裂并面临解体的局面。

自从1992年李洪志先生在长春开办第一期学习班以后，法轮功以其神奇的治病疗效和对“真善忍”的实践，短短几年里迅速在中国民间流传开来。1998年据当时管理气功的中国体育总局调查，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97.9%，人大常委会部份老干部经过详细调查后，也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到1998年底，公安部统计至少有7000万人自发学练法轮功。

由于当时法轮功学员的人数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而法轮功追求的真善忍理念和修佛修道的信仰与中共奉行的无神论及暴力专政格格不入，于是中共党内少数顽固势力开始把法轮功视为眼中钉，欲除之后快。其中主要人物就是江泽民和罗干。

从1994年起，罗干就派公安到法轮功中卧底，但未发现任何问题，甚至许多卧底人员也炼起了法轮功。1997年初和1998年7月，罗干先后两次授意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进行“卧底调查”、搜集证据，意在罗织罪名取缔法轮功，（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公政[1998]第555号档），但结论都是“尚未发现任何问题”。

1998年5月，罗干让其连襟（即罗干妻子的妹夫）何祚庥，在北京电视台诬衊法轮功有害于人，后被电视台更正。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又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博览》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法轮功会“亡党亡国”。

为澄清真相，一些法轮功学员前往教育学院反映实情。学校领导原准备赔礼道歉，但4月23日情形突变。天津公安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法轮功学员，并抓捕了45人。群众要求放人，天津公安称是执行中央命令，“有问题到北京去反映。”

从4月24日晚开始，法轮功学员出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纷纷自发前往位于中南海西侧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据现场执勤的警察回忆，4月25日早上，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从四面八方涌向市中心。起初警察在通往天安门的各个路口拦截他们，后来由警察带路，把人流导向天安门，最后形成了所谓“围攻中南海”。

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曾在中南海会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表示政府不干涉群众性体育活动。朱还询问，他曾就法轮功问题做过批示，让民政部下发，难道你们没收到吗？原来罗干扣押了朱镕基的批示。

在完成他的“包围计”后，罗干让江泽民坐着防弹车前往观看。只见上万人或站或坐在人行道上，没有标语，没有口号，静静的，来往交通一切正常。当天晚上，在得知朱镕基的批示后，法轮功学员迅速离去，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张废纸都没有。

然而江泽民的妒忌之心受不了了。当晚他给有关领导写了一封信，凭空指控 4.25上访事件有“幕后”高手在“策划指挥”（源于中办发电[1999]14号绝密文件）。6月7日，江泽民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泛泛的声称，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际背景，“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绝密，中办发电[1999]30号）。于是，江不顾政治局其余七人的全部反对，一意孤行的确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决策。

6月10日中共成立了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对外称为“610办公室”，“610”名义上在国务院挂牌，实际是游离于国家和政府体制之外的党务组织，类似于“文革领导小组”和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政法委作为610的主要成员，其在法轮功问题上欠下的血债可谓斑斑在册，罄竹难书。

江泽民原计划“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出乎他的意料，尽管他动用了整部国家机器来镇压法轮功，如调动军队、武警直接抓捕法轮功学员，媒体铺天盖地的诬陷诽谤法轮功，人大司法为其镇压披上“合法”外衣，外交上诱惑收买一些外国政要和媒体；尽管江提出对法轮功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三大方针，但法轮功学员依旧虔诚的坚守维护着对真善忍的信仰。

据北京市公安局根据每天消耗的馒头增量估计，2000年在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上百万。而全国上下对这场镇压也持消极态度。面对如此“被动”的局面，罗干及其河南手下的公安接着炮制了“法轮功自焚”事件。

2001年1月23日，五人在天安门自焚。新华社在事发两小时就向全球发布了英文稿新闻，(一般是24小时后)并一口咬定这五人是法轮功学员。由此掀起的群众仇恨心理让迫害政策得以维持继续。

然而也有明眼人看出了破绽：去过天安门的人，谁看见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的？为什么自焚不到一分钟，四名警察就拿出灭火器扑灭了火焰，烧死一位母亲（刘春玲），烧伤一位花季女儿（刘思影），并留下“活口”讲述他们“自杀为了升天”的“法轮功目的”呢？

把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以慢速播放时会发现，刘春玲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旁边一位穿军大衣的人用重物击中后脑致死的。而刘思影刚做完气管切开手术后就能唱歌，这完全违背医学常识。

事后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证实，在夜总会工作的刘春玲从未练过法轮功，类似的疑点还有七八条。半年多后，联合国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其调查报告中正式宣布：“我们得到的自焚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而这场世纪谎言的幕后导演正是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

从1999年720以来的八年里，江派人马在迫害法轮功上欠下了累累血债。据海外人权组织调查，至今已有3098名经核实的迫害致死案例。数十万人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和精神病院，数百万人被拘留，单位开除，数千万人被剥夺了信仰的基本权利，数亿人被株连。法轮功问题毫无疑问的成为了中国第一大社会问题。

据中共内部了解罗干的人介绍，罗干不懂法律，却掌管着中国的法律大权。

一位法院院长公开讲，罗干的那点法律知识还不如在他上大学时法学二年级的水准。罗干还有个特点就是极其凶残无情。据悉一次罗干到河北省视察看守所时，遇到一个人大声的哭嚎，哭声之悲惨令在场人都心有余悸，而罗干却面无表情，可见他是个心狠手辣的人。

为什么罗干能青云直上并保住他的“法律大王”的地位呢？原来罗干极会投机钻营，善于迎合江泽民的喜好，当他面对江泽民时，那是张充满笑容和阳光的脸，可江一转身，那个脸马上就显出心事重重、极其阴沉的样子，连他的秘书们都觉得阴森可怕。

特别是在法轮功问题上，作为江政策最得力执行者，法轮功问题把两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如今法轮功在海内外公开审判江泽民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共党内呼吁法办江泽民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特别是在明白了财政部长金人庆私自动用数千亿国库来维持江的镇压政策后，党内有识之士都在想办法停止这场毫无理由也极端荒谬的迫害。

下台了的江泽民无疑就得随时面对丧失权力后被人清算的问题。为防止清算，江必定会竭力维持他的迫害政策，最有效的一招就是让他的亲信守住政法委这个国家镇压机器的掌控权。这就是为什么江特别“喜欢”罗的原因。

然而罗干早已到退休年龄，17大的政法委书记有谁来当呢？怎样能把他安插进政治局常委呢？这位继任者就是目前的65岁的公安部部长周永康。

外界盛传周永康是江泽民夫人的侄女婿，是江多年扶持的亲信。周1998年突然进入朱镕基的内阁，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其后扶摇直上，担任公安部部长，成为政法委里仅次于罗干的二号人物。

在石油界工作逾30年的周永康，被外界归类为太子党，其父周一萍曾出任国防科委副政委。在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周下令关闭《蜀报》和《商务早报》等，压制新闻自由。周还协助江竭力打压法轮功。据调查，除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山东外，四川是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死人数第六高的省份。

廖祖笙是闽籍作家，定居广东6年，做过编辑、记者，有多部散文随笔集和长篇小说出版,在多家报刊开设过专栏。近几年来，他在网上连续发表多篇批评时政，社会乱象的文章。

廖祖笙因撰写文章揭露学校乱收费等严重违纪问题，他就读于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906班的儿子廖梦君，在06年7月16日，廖梦君突然接到其班主任的通知，回学校领取毕业证书后失踪，后发现他被人乱刀捅死,惨死在校园。

事后学校方面竟称廖梦君是小偷，偷东西时被老师抓住后跳楼自杀，还没立案就宣布说“没凶手”，事后国内各大媒体被噤声。惨案发生后，当局拒绝向家属出示尸检报告，不让律师调看“破案”卷宗，不让家属、律师、记者对孩子的遗体拍照。

廖梦君被老师打死之后，廖祖笙开始在新浪、搜狐等国内开通博客，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此事引起了全国网友的强烈关注。

廖祖笙自认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觉得自己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优秀的儿子和贤慧的老婆。但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和千千万万的访民一样，从此踏上了上访不归路。

廖祖笙表示，这个独裁专制制度，把这个政权的丑陋完全勾化出来，没有任何牵制的力量，它才这样为所欲为，一个学生就这样被杀害了，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写特快专递几百封，没有一个官员答覆，告到两级法院不受理，律师无法介入，全国媒体噤若寒蝉，这是什么世道，根本就是人间地狱。

廖祖笙认为，在这个专制体制下，怎么讲都没有用?换汤不换药，首先百姓人权都没有保障，谈其他都是空的，在朗朗乾坤下，不断迫害人，最近中国发生多少迫害事件。这还谈什么和谐，跟这个现实形成这么大的反差。

这个体制给下层民众带来什么的不幸呢? 廖祖笙说:“百姓生不如死，在北京看到那么多访民的惨状，我看不到百姓的希望在哪里?国家的希望在哪里? 这体制必须改变，现在中国的各种矛盾非常突出，这样下去，迟早会发生一次暴力革命。”

这次十七大，外界似乎把更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其人事变动上。老百姓是否在意谁执政?

廖祖笙谈到，中国的百姓是单纯、善良和务实的，只想安安稳稳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草原。老百姓不在意谁执政、谁当什么，跟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百姓没有发言权，又不是投票出来的，不过是一群官僚排排坐、分果果，对权力进行一次再分配。据他所知，很多老百姓对十七大的反应很冷淡。

“我以为自己很惨，在北京，受苦受难的人太多了，有的一家死好几个人，不断上访，七、八十岁的老人还在上访，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办法保障。在北京街头，有多少人的家园被掠夺了，暗无天日，靠捡垃圾、烂菜、要饭度日，这些访民在北京苦苦的哀号，被抓捕和殴打。”

据悉，这次中共十七大有2237名代表参加会议，北京为此投入82.4万人防卫。

廖祖笙表示，如果它真的亲民，它就不应该出动这么大的保安力量，把人民和这些代表隔离，它应该广泛的倾听人民的心声，哪有一个国家?搞的如此神乎其神，用这么庞大队伍对付百姓。作为老百姓来说，无非就是反映一下苦难情况，对待老百姓像敌人一样，如果真的是人民政府，怎么可以这样!

廖祖笙认为，如果不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一直这样下去，必然亡党，人民的忍耐有限，到了极限的时候，就会催生暴力革命，这个体制必须改变，一党独霸，腐败泛滥，应让百姓来监督官僚，这些贪官就不敢这么嚣张，光喊口号没有用。

廖祖笙表示，本身去一趟北京很不容易，上一次被他们绑架回来之后，就加强对他们的监视、跟踪，当局又没有实质性解决问题，除了到北京去上访，他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廖祖笙本月6日早上开始出门，为摆脱跟踪，他和夫人一直在小巷、商场及地铁里，跟跟踪的人玩“躲猫猫”游戏，终于在当天下午才摆脱跟踪。

在车站和他夫人撒泪分别后，他乘车到东莞、惠州，11日傍晚才到北京，但从朋友口中获知广东驻京办的人已到处找他。这期间，他写文章和帮几个访民写了上访材料，14日，在北京街道和其他访民被绑架了。

廖祖笙表示，有六个人冲上来，其中两个人强行架他上车，把他手机抢走，不让他和外界联络；在飞机上，他被夹在中间坐着；下了飞机，押他的人换了另外八个人。车朝陌生的方向开，当时有一种被杀人灭口的感觉，他以死抗争，车才停下来。

现在廖祖笙夫妇失去人身自由，每天有七、八人监视他们，出门前后左右都有人近距离跟踪。在上访期间，他们先后被绑架过四次。

如不是经历过切肤之痛，廖祖笙还认为自己生活在幸福的世界里。

“我是一位作家，如没有这个经历，你根本不敢相信，这样一个政党把一个人逼成这样，把一个人推向政府的对立面，这完全是蠢人治国，中国人的忍耐力是世界一流的，你苦苦哀号也没用，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廖祖笙说。

为了替儿子讨回公道，廖祖笙夫妇扛着中共党旗在佛山乞讨了两个月，在佛山市政府门口苦苦哀求了20天，反被抓进派出所。至今当局连最起码的善后工作都没做。

廖祖笙说:“我没有办法了，在媒体或互联网上，已经没有我说话的地方，封了我三个博客、21个网站，我要用笔为老百姓说说话，要关、要抓都由它，我会抗争到底。”

廖祖笙耗费了所有积蓄，已经负债累累。廖祖笙表示，“以前我都谢绝海外媒体采访，现在快要被迫害致死，顾不了这么多，这是人类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如果继续迫害下去，他将向国际社会申请避难，将会发表公开声明，跟这个政党决裂；这种非人的折磨，已经忍无可忍，把我们困在家里，只有逼死我们。”

“另一方面，整个大会看起来还是继承原来的路线指导思想，如在会场最高地方挂的横幅：‘伟大、光荣……’。16大时挂这一横幅，我就提出不能挂。怎么能这样讲呢？党一贯正确这个如何理解？是以前一贯正确？还是以后一贯正确？这个是应该取消的。17大还多了另一个横幅：‘坚持三个代表……’。”

孙文广表示，从这些来看，胡锦涛在政治上至少是继承过去。这有两种解读，一种是：他就是想沿着过去的一党专制路线继续往下走。另一种是：到召开17大为止，中共高层常委中的江派人物还占压倒的优势，因为常委还没换。

“所以关键在于大会结束以后怎么走法——搞基层民主？或是继续过去那种高压政策，镇压不同信仰者，对六四事件捂住不放。如果这样的话，中共明年会碰到很多逾越不过去的困难。”

关于胡锦涛在15日揭幕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报告，孙文广说他只听了一部分，还没有看全文，那么长谁能听完？他也提到看到会场上，江泽民的表情很阴沉，出来的时候，胡走在前面，和江之间拉开一个相当的距离。

“从表面上看不出太多内在的东西，但现在共产党面临一个历史关头，它若不改变一些做法，如一党专政，这个党早晚会被历史淘汰的。”

孙文广表示，在山东大学知识份子成堆，人们关心17大的几个看点，第一个就是政治局常委到底有几个人，还一个就是一些政策、一些提法是否有变化。

他认为17大的主要看点是高层人事变动，江派人马是否都下来，或者下来多少；因为这些人下来后，新上来的人是否沿着江派的路线走就很难说了。也可能做些调整或改变，山东大学的知识份子关注着这个事情。

“人们希望中共内部改革，加快民主进程的进度。关键在大陆的广大民众觉醒，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去争取将来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的社会。”

孙文广强调，必须先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否则问题都压在那里，无法向前走。

“中共七千万党员内部是有层次的，有想要革新的；有些人就相当保守，那个会场上的标语就体现其保守的思维，那就是一党专政。”孙文广提出他的观察。

“17大之后怎么走？如果抱着一党专政不放，那么会不会走上苏共解体的道路就很难说，因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一套是逆历史潮流的。它必须结束一党专政，改变路线，改成民主的、法治的、尊重信仰自由的制度，中国才有出路。”

孙文广认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应该从宪法中删除，他的这个呼吁文章曾在不久前登载在海外网站。他的看法是：

“宪法主要是两项内容，一是公民的基本权力和义务，另一项是国家的结构和纲领。‘三个代表’是讲共产党代表谁，不应该让全国人来接受这个东西，所以不应该放在宪法里。现在中国有八个民主党派，如果每个党派都弄一条放到宪法里去，那宪法不成了各政党纲领的综合了吗？”

孙文广表示，宪法里写着公民有言论自由，公民结社、出版、集会、信仰自由。把“三个代表”加在里边实在是很荒唐，也很荒谬，没有哪个国家规定，某一个政党可以把它代表什么写在宪法里，连前苏联都没有。

孙文广还向大纪元表示，17大开幕当天，他早晨起来，就发现住家的院子楼下有一些很陌生的便衣和车辆，但没有直接阻拦他出行。想上海外网站经常上不去，一篇稿件发了七次，试用了各种方法，最后一次才发出去。网路非常不稳定，信箱根本打不开，朋友发的邮件收不到。

孙文广最后提到，他所了解的普通老百姓看来对17大漠不关心——愿意怎么开就怎么开去吧。

10月8日，浙江金温铁路温州鹿城段突然塌方，列车出轨乘客惊魂。号称"党和人民喉舌"的《人民日报》却没有报导。这是一列温州开往安徽亳州的N402次列车，因受台风影响突遇塌方滑出轨道，火车翻了撞断电线杆，所幸无人员伤亡。后经过7个半小时的抢险，金温铁路全线恢复通车。

10月13日，江西省丰城矿务局建新煤矿当夜十一时三十分许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二十一人被困。截至14日记者发稿时，已有1名矿工死亡，2人获救，仍有18人被困，生死未卜，目前正全力抢救。此前的山东华源矿难172人死难的新闻也因为十七大要召开而"不了了之"了。

还有：在房价高涨、房奴喊苦的时候，官商勾结而产生的富豪，多半是房地产发家的，被称为新时代的"大地主"。最新公布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和胡润中国富豪榜都发出一个信息称，最抢镜头的大富豪以房地产开发商居多。民间舆论与网民认为，这一纸写得满满的房地产商富豪名单可说是房地产暴利的照妖镜，它再次暴露房地产行业涉及圈地囤地、抬升房价的现象。另外，技术含量较低的房地业大量造就巨富，也带出中国经济存在深层次的隐患。有网友嗤之以鼻："中国首富是搞房地产的，美国首富是搞高科技的"；有的口诛笔伐："外国的首富靠卖自己脑力致富，中国首富靠卖他人土地和体力致富。"

中国很多"先富起来"的人，多是有权人和商人，他们并不是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而是靠手中权力交易和各种歪门邪道发了财，再加上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司法腐败现象，使不少民众产生了"仇富"、"仇官"情绪。社会分层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这些情绪的蔓延，导致近年来中国社会官员与民众的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目前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7，处于比较危险的状态，全国大约有一亿低收入者和贫困者，还有一亿多文盲，还有更多的下岗、失业者，以及众多刚毕业就不能如此就业的大学毕业生。

10月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截至2007年6月，中共党员总数已高达7336万3000名，比五年前中共十六大召开时增加了642万2000名。中共党员已占全国人口的5.4%。自从2001年7月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宣布允许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入党后，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党员数量迅猛增长。据中组部7月发布的数据，截至2006年底，全国非公有制企业中共党员达286万3000人，还有81万名中共党员来自个体工商户。中组部最新统计，2002年至2007年6月，中共共发展党员1316万7000名，平均每年发展党员239万4000名。可是，这样党员都是执政党员，理应向全国人民公布其合法财产和合法收入，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和财产却是保密的，高层的党员财产和收入都是保密——国家秘密。

一个境外独立机构认为，贪污腐败使中国经济一年蒙受最高达860亿美元（约6000多亿人民币）的损失，贪污问题严重威胁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稳定。

在全民拜金主义的熏陶下，贫富差距拉开，两极分化，人们的社会道德观、价值观、自尊心的沦落，羞耻心的缺失，富人可以任意使用暴力而免于法律追究，而弱势群体则相互不惜用欺诈、拐卖、操控的手段虐待同伴，以达不劳而获、掠夺他人财产的目的。

由于以贫富差距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分层也在不断加剧。社会分层加剧不仅严重冲击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传统观念，使中共宣扬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共同富裕"的理念难以自圆其说，也使曾经被宣传成"国家主人"的工农劳动阶层倍感失落和怨愤，直接威胁中共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可这样的不幸和这样的真相，以及相当的反思，《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这样党媒体却不会报导，更不能如实评论。幸亏有网络，不然，大众还不知道台风和煤矿偏偏这个时候给十七大添乱，还不知道有那么多的真相被蒙蔽。

虽然一党专制的时代仍在，但人定胜天和“媒体说什么人们就相信什么”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舆论一律，歌舞升平，形势大好，都是因为十七大于15日即周一召开，中共官方媒体只能在明知读者不相信而故意做出歌舞升平的样子，只能傻忽忽地刊登类似社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一样的空洞调子。

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要求，媒体可以歌功颂德，不能添乱，不能出现杂音。
因为媒体是党的媒体，是国家的媒体，是政府的媒体，偏偏不是独立、自由的媒体。

在十七大召开前，据说内部就已经有通知说，国内媒体不得擅自报导负面消息，而且会后也要维持一阵子，不能出现反弹。

这样的中宣部等机关的通知，不能上网公布，也不能记录，只能口头传达？

为什么？难道党的宣传部也心虚了？害怕留下证据以后造清算？

看看《人民日报》及其网络版、新浪、新华社等网络的"红"字大标题，真是中国有了特大喜事，连网络都不能自由使用比较常用的黑色标题。

新华社是红色通讯社，人民日报是红色的报纸，奥运会也是红色的奥运会，就连一场演出的钢琴也是红色的，领导人的领带也是红色的，地毯也是红色的，社论和口号也是红色的……总之，中国的成就都是红色的，红色就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六届七中全会公报称：一致认为，十六大以来的这5年是不平凡的5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并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推动党和国家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步，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社会建设全面展开，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香港、澳门保持繁荣稳定，对台工作进一步加强，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扎实推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下面接着召开的十七大，"将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树起的又一座里程碑。"人民日报社论还坚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定越走越宽广"。

新华社的报导还提到了未来五十年的方向方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历史坐标上，我们看到了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是建党一百年，二是建国一百年。

这样的语调，使我想起四十多年前的另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匈牙利的舆论导向《向着更美好的社会主义建设前景迈进 ——匈牙利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开幕》：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七次代表大会，1959年11月30日上午九时在布达佩斯建筑工会大厦隆重开幕。代表大会会场的主席台上装饰着庄严的红旗和艳丽的鲜花，竖立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大型雕像。在巨大的横幅上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整个会场上充满着庄严、热烈的气氛……当以卡达尔为首的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和各国兄弟党代表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向他们致敬。执行主席明尼赫在致开幕词时说，这次代表大会在匈牙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意义。三年前，反革命暴乱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是，我们在阶级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加强了党，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目前，党是坚强的、团结的。广大群众热烈拥护和支持党的政策。同时，我们也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三年来，由于全党全民的努力和朋友们的帮助，我们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景是更加美好了。

大会通过议程如下（几乎和48年后的中共十七大议程一模一样）：
(一)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总结和党的任务的报告；
(二)解决经济任务和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方针；
(三)修改党章；
(四)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五)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六)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

大会接着进行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由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达尔作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总结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卡达尔在报告中谈到了匈牙利外交政策和国际形势，匈牙利的国内政治形势，经济情况和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任务，关于文化、教育问题，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党、党的领导作用和党群关系等问题。卡达尔的报告不断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假如把卡达尔的名字换成江泽民，读者肯定以为这是中共的新闻；假如我们把今天新闻的主角换成卡达尔，新华社记者完全可以直接套用这则具有"共产主义通用模式"的消息，完全可以"天下报导一大抄"了。

问题是，这样的新闻很能体现歌舞升平，能够欺骗一时，却不能永远掩盖真相，因为我们的读者已经不习惯类似的"大餐"并开始警醒了：今后谁还相信这样的党媒体、党宣传？谁还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景是更加美好了"？

东欧那些原先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现在都已经抛弃了共产党一党专制，如相信"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景是更加美好"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社工党）早已经分裂。该党集权时期，国家经济状况仍无好转，人民生活下降，社会动荡不安，党的威信降低，党内矛盾越来越尖锐。总书记卡达尔认为：国内经济遇到很大困难，但尚未到危机程度，政治体制改革不宜急于进行，强调"加强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有马克思主义政党发挥领导作用 "，不允许党内成立派别组织。总理格罗斯则认为：经济已陷入危机，"现在不仅是匈牙利的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社会主义的形象都成问题"，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同反对派组织进行对话，并要求卡达尔辞职。斗争结果，格罗斯占上风。会议提出了加速政治、经济改革的方针，实行社会主义多元化，党制。格罗斯表示"不仅支持、接受多党制，而且还全力提倡多党制"。1989年10月6日，社工党举行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为了在多党制后的大选中获胜，表示与"斯大林主义"及匈党过去的"罪恶和错误"决裂，大会决定将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建为社会党，明确宣布社会党的目标是"民主社会主义"。截至 1989年底，登记加入社会党的只有5.5万人，参加社工党的也只有6.5万人，原有72万党员的社工党分裂为不足10万人的两个小党。党的分裂导致政权丢失，在1990年3月25日至4月18日的竞选中，原来的反对派民主论坛获胜，并取得组阁权。社会党沦为在野党。社工党未能进入国会。原总书记卡达尔死后也不得安宁，其被推倒的墓碑上涂写了"1956年镇压群众和平示威事件凶手"字样，另一座"工人运动纪念碑"上也涂写了"杀人犯和叛国者不能在圣地安息 "的字样。

这里的"1956年"如果改为"1989年"，中国也同样有类似卡达尔这样镇压民主运动的凶手……不过要等到"剧变"以后才能追究。

那时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即使公开承诺不再说假话，恐怕也没有人相信了。

在经济和民生话题的背后，是尔虞我诈的权力分赃，是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在中共内部，各派系围绕自身利益，争权夺利。“上海帮”、“团派”、“太子党”，这些名词，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名词。最近几年，中共权力斗争，仍主要集中在“江系”和“胡系”之间。在“十七大”召开前，两造人马的权力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各自不断对外泄密、放风，试图利用海外舆论，来为自己造势。于是，海外风闻，一会儿是胡系占上风，一会儿是江系占上风；有关高层权力重组，则是一天一个版本，几乎罗列了所有的可能性，莫衷一是。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依然被关闭在“密室政治”之中，与世界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明枪暗箭，死缠烂打，讨价还价，各方精疲力尽。既斗争又妥协之后，终于“摆平”，达成种种交易，“十七大”这才粉墨登场。“庄严，隆重，盛大，”面子功夫十足。

已经退休、身份仅为普通党员的江泽民等老人，竟然又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的身份，堂而皇之地登上主席台，沐猴而冠。这一场景，表面上看来，这轮权力斗争的结果，是江胡平局；但江以退休之身，竟能取得如此战绩，实际上是江压倒胡；况且，江泽民权威远不如邓小平，竟也能如此，胡锦涛几乎被废为半个华国锋。江泽民试图效法邓小平，将“垂帘听政”进行到底。江泽民持续干政，即便按照中共的“党章”与“宪法”，也属违章违宪，于法不容。

对有些人来说，尤其对那些长期被中共愚弄而奴性深重的人来说，民主就是“乱象”，专制就是“秩序”。因此，他们宁当奴隶而不当主人，宁要专制而不要民主，宁愿数钞票而放弃发言权。于是，当2213名“党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整齐入座并齐刷刷举起手臂的时候，股市冲破6000点大关，胸怀“拜金主义”的广大股民，以最大的泡沫化激情，力挺那个最大的泡沫化政权。

然而，尽管有广大股民的盲目“拥戴”，这个政权的不安全感，仍然是如此深重，以至于，竟然要动用人数高达百万的警察、军人、城管等，强化“安全保卫工作”；以至于，“滴水不漏”、“连一只鸟都飞不进去”。这等情形，在当今世界，可谓一大奇观。

保卫谁？自然不是保卫人民，而是保卫那群正在开会的人，保卫那个政权。大会开幕前，当局就大举和反复出动，查封媒体，关闭网站；逮捕、软禁大批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驱逐上访民众，捣毁上访村。大会开幕后，场外，不准请愿，不准上访，甚至不准开口提问。

开会的头一天，在戒备森严的天安门广场，却仍然有人请愿，被捕者多达24人，多数是控诉贪官、陈述冤情的孤寡老人。原来，这个貌似强大的政权，面对手无缚鸡之力的苍苍老者，竟然都恐惧莫名！草木皆兵。中共的举止，等于变相承认，离开警察和军队，他们的政权，一天也撑不下去。虚弱，恐惧，如惊弓之鸟，这，就是当今最大专制政权----中共的真实面目。

对照之下，美国国会开会和辩论，不仅电视直播，还开放由外人、包括外国游客参观和旁听；作为中国近邻，日本国会和台湾立法院，也是如此；甚至越南，那个同样由共产党把持的邻国，还能在党代会前，把政治报告提交全民讨论，在党代会上，公开辩论政府政策，在党代会后，实质推进政治改革。中国之落后，令人扼腕。

大规模的“保卫工作”，意味着大规模财力、物力、人力的耗费。仅仅是这笔庞大开支，就足以解救聚集京城、饥寒交迫的20万访民。但，自私自利而嗜权如命的中共集团，断然不会改弦易辙，动这样的恻隐之心。

“保卫工作”是如此的巨大和严密，但中共高层，仍不放心，又生怕在内部出事，在那2213名“代表”中，万一有人“不听招呼”，节外生枝，导致“人事安排”出现“变数”，发生“意外”，让这世界第一大党的“代表大会”，又如何下得了台？故而，中共高层，又一再对“代表”们“耐心细致”地做“说服教育工作”，要求他们“与中央保持一致”。换言之，被严密保卫的“党代表”们，实际也沦为被防范、被监视的物件。中南海诸公，活得太累。

权力斗争，利益分赃，才是“十七大”的幕后大戏；虚弱，恐惧，惶惶不安，才是“十七大”导演们的心理要害。中共“十七大”：休拿民生来遮掩。

据明慧网报导，提起姜振南，老威海人没有不知道的。六十年代初，他大学毕业来到威海，先是在地毯厂发明了地毯图案小样点头设计法，不仅挽救了整个厂子，并且不图名利的把他的技术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后来他又设计了艺术挂毯，开发了毛毯新项目，逐渐的使得纺织业从无到有，不断创新发展，最终成为威海的一个支柱产业。他本人在《中国工程师名人大全》上有记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等多家报纸都曾报导过他的事迹，他本人也先后获得威海市先进生产者、工业战线的标兵、劳动模范、优秀科技工作者等称号，并当选市政协委员。

在创业的过程中姜振南由于过度的劳累，在年轻时就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中年得了坐骨神经痛、腰椎盘突出，每天打针吃药，是个出了名的药罐子。人一直瘦瘦的，大家都风趣的叫他“排骨队长”。祸不单行，九七年下半年又患了萎缩性胃炎，由于在威海治疗效果不佳，就到济南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请名专家亲自检查，结果又查出食道肿瘤。

姜振南服用医学院研制的抗癌药，几个月下来毫无效果。身体却越来越瘦，米饭、馒头都不能吃，食量减少到一顿饭只能吃一块小蛋糕，还要小口小口的吃。胃酸也没有了，每顿饭都要喝醋。胃的蠕动功能也不行，吃胃动力药也无用，饭后都由老伴陪着慢慢走两个小时助消化，作用也不大。姜振南感到生不如死。大家背后也议论纷纷：“江经理不知道还能活多长时间？”

九八年新年之前，老伴、女儿陪着他前往上海的三家大医院求治，请名专家诊治，结果唯一的办法是做大手术，就是把胸腔掀开，把食道从胃的连接处（贲门）到胸腔中上部的部份全部切除，把胃提到胸腔内接上。可是这种手术成功率太低，即使成功，后遗症也很大，所以最终没有做手术。三个月后他去检查，专家告知实情：你这两种病（萎缩性胃炎和食道肿瘤）目前医学上解决不了，你的胃整个都萎缩了，就像是树的根枯萎了，没办法恢复；肿瘤已经长成这样了，医学上解决不了。专家的结论等于给姜振南判了死刑。

回到威海的第二天，姜振南到公司去，听一个同事说，法轮功不错，二毛的某某某就是炼这个功把病都炼好了。他迫不及待的请同事帮助他联系一下，结果第二天，他就如愿的看到了法轮大法最主要的经书《转法轮》，开始参加每天的集体炼功学法。

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有个思想顾虑，原来每天饭后由老伴陪着转悠两个小时都不消化，现在看到大家都坐在地上学法不动弹，那胃不更难受吗？可是马上走，好像说不过去，不管怎样先坚持一晚上吧。这样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学，学了两个小时后，他突然想起他的胃，病痛没有像他想像的加重，反而减轻了。就这样，他每天坚持晚上学法、早上炼功，风雨无阻，全身病痛随着学法炼功一天比一天轻。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姜振南全身的病症全部消失了，不但萎缩性胃炎、食道肿瘤没了，早年的神经衰弱、坐骨神经痛、腰椎盘突出等等也都一扫而光。吃饭也不被阻了，米饭、馒头都能吃了，饭量也越来越大，人也慢慢胖了起来。他全身感到一身轻，第一次体会到没有病是什么滋味。法轮大法使姜振南绝处逢生，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并且给了他一个比原来更好的身体。

修炼一段时间，他发现脸上的皱纹没了，头发乌黑，脸色白里透红，额头发光。年近七旬的老人看上去就像是五十多岁的人，多年没见过面的熟人遇到他都感到很惊讶，怎么这个人不见老，反而越来越年轻。大家对此都感到很神奇。

法轮大法不仅是炼功，更注重修心，按照“真、善、忍”做一个道德更加高尚的人。姜振南学法后，时时处处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为别人考虑。按“真、善、忍”做、为他人着想，使他在一场重大的车祸中不伤不痛、安然无恙是更令人感到神奇的一件事。

那一天，他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去接刚上一年级的外孙。走到光明路与新威路交叉的地方，一辆大头车为了躲避对面过来的另一辆车，猛打方向盘，等把姜振南撞出去五、六米之后才紧急刹住车。旁边的一个女士把他搀起来，司机也连忙下车来问，怎么样，是不是送医院？姜振南想到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不能怨恨人家，再说他也不是故意撞人。姜振南对司机没有任何的怪罪，迳直让他走了。司机很感动，周围的人也都说遇到好人了。姜振南感觉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自己浑身上下也没有任何的疼痛和不适，他把撞坏的自行车往旁边一放，就直接去接外孙了，那个自行车车轮子整个被撞成了麻花。

姜振南回到家，一下子跪在法轮功创始人的照片面前，哭的像个孩子似的，那一刻，彻底的打破了他头脑中被灌输的无神论，他的内心深处感到《转法轮》一书中讲的句句是真理。

早在九四年的时候，姜振南曾经遭遇过一场类似的车祸。可是那一次，与他同时遭遇车祸的其他几个人都在事故中丧生，他的伤势太重，以至于医院瞒着他老伴悄悄的告诉纺织集团准备后事，最后他虽然被抢救下来，但是右眼却完全失明。对比前后两次车祸，不能不让人感到法轮大法的神奇。

一个落水的人被人救起，此人正当知恩图报。当两次救命的法轮大法遭到江泽民流氓政治集团和中共邪党的谎言诬陷与栽赃，对于像姜振南这样一个向来正直的人、多次蒙受大法救命之恩的人，他怎么可能放弃。他在迫害中依然告诉别人他亲身受益的事实，是希望更多的人看清谎言，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

二零零零年六月，姜振南去北京，向政府陈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结果被天安门派出所非法抓捕关押三天，押回威海看守所关押四天。

二零零二年，姜振南去无锡老家探亲，因被怀疑讲述真相，回威后被非法关押在威海看守所一个月。最后，姜振南绝食抗议对自己的非法迫害，五天后，他被释放。

二零零五年九月以来，威海“六一零”雇佣了一社会闲散青年到姜振南家门口蹲坑、监视、跟梢。恶党敏感日期间，当地派出所、居委会更是打电话或派人登门骚扰。

二零零七年六月，威海北沟派出所在姜振南家所在那栋居民楼的两侧安装了两个摄像头，同时还安装了一部类似天线的装置，以此对姜振南进行全面监控，给姜振南及其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和生活不便。

今年九月十九日下午三点多，山东威海市“六一零”恶警七人非法查抄了姜振南的家。姜振南从那天起突然失踪。

当天，恶警在门外叫姜振南的老伴开门，被拒绝。恶警于是打电话逼迫姜振南的子女回家开门，扬言如其子女也不配合，就叫开锁公司强行开锁。最后姜振南的儿子被迫开门。恶警抄走打印机一台、讲述法轮功真相的资料若干，并把其外甥学习用的笔记本电脑也抄走。恶警对其家人说：姜振南是他们重点监控对象。目前，姜振南已经失踪近一个月，没有任何消息。

无国界记者组织研究部主任朱利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就2007年各国新闻自由指数排列标准作了说明---

朱利亚：“我们所依据的标准有：一个国家遭到杀害的记者的人数，遭到囚禁、逮捕、恐吓和殴打的记者的人数，官方审查以及自我检查的程度，对网络自由的箝制程度，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媒体在经济上承受的压力。”

朱利亚对在中国严重存在的记者的自我检查下了一个清楚的定义---

朱利亚：“如果记者感到有些问题一旦报导出去就会遭到不测，比如被捕，因此就不敢报导，那就是自我检查了。中国许多记者都有自我检查的经历。”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表示，中国的确缺乏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孙文广：“现在大陆缺少言论自由，缺少新闻自由，主要表现在有些人在网络上写文章就被抓起来判刑，判刑的依据主要就是单单因为发表了文章。新闻记者也有因为报导受到迫害的也不少。另外，他们封杀杂志，把主编撤掉或者叫刊物停刊。”

孙教授表示，当局限制新闻自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为了粉饰太平---

孙文广：“一方面它要维持它的政权。比如说有些人要纪念六四，要纪念57年的反右，这些事情它是要掩盖的，它是极力禁止你报导的。它怕引起大家都回忆这些事情，对当局不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它要粉饰太平，要把它做过的所有好事，一些光荣的事，一些有成绩的事报导出来。

比如有一个人大庭广众之下跑到烟囱上，要跳下来自杀，然后下面公安就来了，弄起了网，想办法把他救下来，这个整个过程拚命报导。结果这个人从上面跳下来跌死了，它就不报导了。”

孙教授表示，随着2008北京奥运的日益临近，当局在开放新闻自由方面可能会作出一些姿态，但是不会有大的开放。无国界记者组织研究部主任朱利亚说，现在全世界都看着北京，如果中国政府想要改善新闻自由，为什么要等呢？何不现在就采取措施呢？

中国的基准股票指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综合指数星期一首次冲破6000点大关，以6030点作收，涨幅高达2.15%。星期二上证综合股指再接再励，再次创下新高，以6092点收盘，涨幅也达到1.03%。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股市已经上涨了五倍，跃居全球第三。

股价疯涨引起中国股市监管机构的担忧。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人表示，中国的资本市场存在巨大的风险。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七大上表示，证监会必须保护投资者，防止市场出现风险。而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则表示，中国投资者应当更加理性，因为股价越高，风险越大。

经济学家也对中国股市目前的状况感到担忧。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陈志武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中国股市如果继续疯涨，将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构成很大的威胁。

陈志武说：“实际上，我一直认为，今天中国的股市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局面跟美国1920年代末的情况有非常多的类似的地方。中国现在人们的社会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险等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好。换句话说，中国社会整体的应对经济波动的能力非常弱，跟美国20年代末期的情况非常类似。如果这个时候股市泡沫被推得太大，一旦崩盘，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可能的冲击就像1929年美国股灾给整个美国社会、整个西方世界带来的冲击会有非常多的类似的地方。”

那么，如何防止股市泡沫破裂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呢？陈志武教授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可以继续提高利率。今年以来，中国当局为了限制股市的投机活动已经5次提高利率。但是，陈志武教授表示，基准利率应当再提3到4个百分点。

陈志武说：“因为现在通货膨胀率可能在7%左右，但是中国的银行储蓄利率在3.5%，还不到4%。所以实际的利率、利息是负的，负3%左右。所以为了增加银行储蓄的吸引力，中国的利息必须往上调，至少还可以往上调3%到4%，使得真实利率大于或等于零。”

陈志武说，当然不能一下子把利率提高三到四个百分点，而是应当加快利率上调的频率，每次上调的幅度则不必过大。

陈志武认为，另一个可以防止股市崩溃的措施是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

陈志武说：“现在一方面实际上有很多热钱、外资想要进入中国参与人民币资产的市场交易，不管是股市也好，还是房地产也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都知道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会继续，按照每年5%左右的速度往上升。这种对于人民币的预期让更多的个人的外资和企业的外资想进入中国的吸引力继续很大。”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陈志武教授说，另一方面，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也使中国的老百姓和法人投资者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和港币到境外投资的愿望被降低了，因此，疏通股市泡沫压力的一个办法是让人民币加快升值的速度，这样中国国内的储蓄和财富可以分投到香港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上，减轻A股市场的上涨压力。

中国股市监管机构最近在这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证监会向更多的中国金融公司发放了许可证，允许它们作为合格的境内投资者向海外投资。证监会星期二表示，将把境外机构向A股市场投资的限额提高两倍，允许它们作为合格的境外投资者向中国股市投资300亿美元。

对于仍在热衷股市投资的中国股民，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说，现在是减少持股量的时候了，因为在中共十七大之前，由于十七大的原因，中国股市监管机构没有出台影响股市的政策和评论；现在十七大正在进行之中，相关政府部门对于出台政策和评论的忧虑减少了。陈志武预测在十七大之后到明年3月的两会之前，中国股市将会进行一些调整。

所谓人改造世界，更严格地说应当是人对世界有目的地施加影响。人改造世界的过程，是人智力和体力的支出过程，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作实践。

外在世界的存在状态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形成人的存在特性认识，存在特性认识和自在意识进行比较，存在状态不能满足自在意识的差距，在人心理上产生不满意情绪，并促使人力图缩短以致消除这种差距。克服差距的有效途径就是人实施的实践活动。人们实践的目的是使事物当前的存在状态发生变化，并成为人们所预期的那么一种存在状态。在实践中必然要应用到人关于事物的联系特性认识，并根据联系特性认识优选实践方案，确定实践参数，最终形成人的实践方案。这一在人脑中的实践方案（它属于认识的一种形式）一旦付诸实施，就是将这些认识或者说是信息通过神经传输到人的运动器官，运动器官直接或通过工具对外界事物发生物质性作用，从而实现对外在世界的改造。

前边，我们把世界区分为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两种类型，由于两类世界的内容不同，因此，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这两类世界的方式方法上就必然有所不同。

一般说来，客体世界中的各事物，其存在变化的特性是稳定的，它不以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人们关于客体世界的正确认识也具有稳定性。人们按照自己的认识所实施的实践活动，在这个时间和空间上能够取得成功，在另一个时间空间上也能取得成功。当然，一个实践活动的成功，有赖于人的多方面的正确认识，一个实践活动的失败，决不意味着相关的所有认识都存在错误。实际上，导致一个实践活动失败的原因，往往并不是因为对事物的联系特性认识上的错误，而是在于对事物的存在特性认识上的失误。比如对材料、元件的可靠性把握不准等等。

另外，人对客体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是人到客体世界单方向施行的，不会遭到客体世界的反认识或反实践。尽管人对客体世界的认识和实践都可能遭受失败，但都属于人的失误，不是客体世界有意识的“反抗”。

无视主体世界的哲学地位，或者将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混为一谭的倾向都是严重错误的。人除与客体世界发生联系外，更经常地与主体世界发生联系。只与客体世界发生联系而不与主体世界发生联系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人与主体世界发生联系的中心内容是为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权利。

主体世界的构成是人。认识人比认识物要来得困难。其一，认识人的关键不在于认识这个人的相貌，而在于认识这个人的思想；其二，人的思想和人的相貌并不一致。人的思想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不是他人的感觉所能容易企及的；其三，人的思想经常发生没有固定规律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特性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

另外，人对主体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是双向的。别人是自己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同时自己也是别人认识和实践的对象。

把握人与主体世界联系的特点，最主要地用于对主体世界实践方式的启示上。其根本含义是，人对客体世界可采用“改造”这一实践形式，而对主体世界则不成。因为你改造别人的行为，会引起别人改造你的正反馈效应，以致人们在相互改造过程中不仅没有所得，反而大有所失。人在主体世界中的实践活动应采用“协同”这一形式。

人与主体世界的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对主体世界实践的目的，应旨在调整修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减少摩擦，增进团结，增强人们改造客体世界的能力，使整个世界的存在更加符合人的自在意识。

在人与人之间某个具体的关系体系中，最好能达到双方都能满意。但令人遗憾的是，结果常常是不是这方不满意就是那方不满意，甚至双方都不满意。这就引起不满意的一方调整双方关系的动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调整应该保持在使双方的认识进一步协调的领域内，在认识领域寻找尽可能令双方都能满意的平衡点，而不是直接进行相互的人身攻击，或以武装暴力相威胁。

寻找平衡点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自行达成协议，这是主动型的；二是双方当事人不能自行达成协议，这就必须依靠一种外在的、人们普遍认可的行为规则来指导、规范和裁判。这是被动型的。

一般地，我们把这些行为规则称为“理”，当理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时，它便上升为法。理的操作对象是权利，理能服人的原因是公平，处理纠纷的原则是对事不对人。理不是客观存在，它是人思想活动的成果，并有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

理应当具有普遍性和明确性的特点。所谓普遍性，即理的内容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所谓明确性，即理的内容要求条文化、具体化。人协同主体世界的活动内容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制定理，二是遵守理。

理不是少数人自命的，未得到多数人认可的理不成为理。理确定后，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合理也不是自命的，必须由超脱是非之争的第三者据理作出裁判。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中，实践占据首要的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概括说来就是：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我们认为，在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中，实践确实在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无论如何，实践的哲学地位不能高于认识，而应是相反。

在这里，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作为动词性的认识和实践分属于形成认识（名词）和应用认识的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认识是实践的基础和主导，没有正确的认识，就没有有效的实践，不仅不能达到人们的目的，反而会与之相去甚远。

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人特有的能力，其根本原因是人具有认识能力。人没有认识能力就与其他物质无异。认识能力是实践能力的基础，正确、全面的认识是决定实践成败的关键。

认识和实践的动力共同来自于人的自在意识，同时,满足人的自在意识也是人认识和实践的最终目的。认识是思想手段，实践是物质手段。但实践的目的以及对实践结果的评价都是主观的，加之实践的依据是认识，因此，实践又可谓从认识到认识的一个环节。

分属于两个阶段的认识和实践，认识的直接目的就是认识，实践的直接目的就是实践。我们特别把科学实验归结为认识的范畴，并把实验看作是丰富、发展和检验人们认识的物质手段。科学实验不应像马克思主义者所划分的那样，把它视为实践的一种形式，它显然与应用认识的实践过程有着本质的区别。另外，观察、学习、思考都是认识的过程。不可否认，实践是认识的又一来源，但与在认识过程中所达到的形成认识的作用比较来看是十分次要的。把实践作为认识的重要甚至首要的来源是完全错误的。人的认识的来源以及检验、发展认识的手段都主要存在于人的认识过程内部，否认这一点，等于直接否认了人的认识能力。

实践要坚持“认识在先，实践在后”的原则。认识上不成熟，不能急着实践。多年来，我们受“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的教条的毒化，搞边实践边认识，拿实践当儿戏，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交了太多的“学费”。其间教训，要求我们把学与用区分开来，把实验和实践区分开来。

认识在先，意味着认识不一定基于实践上的迫切需要。特别在基础学科领域，认识的发展往往远远超前于实践的要求。而人在基础学科领域的认识兴趣不减，其动力何在？显然是“好奇心”、“求知欲”发挥了作用。当然，在应用学科领域，认识和实践关系十分密切，实践的要求极大地促进了应用学科的发展。

认识的类型有两种，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发现就是在世界中探寻事物的存在状态以及事物从一种存在状态到另一种存在状态发展变化的现象，并探讨其发展变化的机理。由于人的生物适应性比较小，任何事物的变化倾向对人都具有两面性：有利或有害。许多事物的变化是自然的属性，它本身无“心”对人有利或者有害。有利或有害是人的主观评判。如果说哪种变化只会给人带来好处或只会给人带来害处，那是不切实际的谎话。事物变化的两种倾向，不因人的好恶而存在或消亡。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消亡的也不一定是没落的。所谓合理、没落毕竟不是客观上的反映，而是主观上的判断，是以主观的好恶为标准和尺度作出的。实践就是在发现某种变化倾向并掌握其机理后，创造条件重复这种变化，控制变化的趋势和幅度，促使其向有利于人的方向转化。发明就是根据从发现中获得的认识，促成事物向有利于人的方向转化的思想方法和物质手段的集合。

正如我们不能指望实践成为认识的重要源泉那样，认识正确与否也不能过多地指望用实践去检验。首先，在自然世界中发现的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变化的现象一旦得到确认，那么在同等条件下重复这种变化的可能性是不必再有怀疑的，因此，有关这方面的认识不必再行检验。其次，在实践中如何保持同等条件往往是一个重大问题。有时尽管条件变化不大，但已足以引起实践结果发生质的变化。这常常是由于人们关于事物的存在特性认识不够准确所致。但人无论怎样谨慎，在对事物的存在特性的把握上都可能存在失误。若以实践去检验人的存在特性认识，则完全背离了人的目的，也不会对人的认识产生多大贡献。除此之外，实践还有个效益和效率问题。实践从目的到结果用什么方式方法，必须进行方案优选。实践方案往往并不涉及新的理论知识，而是对原有知识的综合运用，但其技术性相当强。对于多个实践方案，孰优孰劣，必须进行理论分析。在理论分析难以决断时，可以进行科学实验。不可否认，实践本身也具有实验的性质，实践活动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对实践方案的优劣也作出了不折不扣的评判。这种情况属于实践对认识的检验，但实践的目的绝不可沉醉于这一方面。

把实践奉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科学意义，它不过是重物质轻意识症的又一次发作。实践成功并不意味着相关的认识全优，实践失败也不意味着相关所有的认识均告失败，特别是在一项实践失败后便匆忙宣布此路不能，不肯重新进行一次新的尝试，把实践对认识的检验作用绝对化，甚至把在存在特性认识上发生的问题无端归结到联系特性认识的失误上。这是非常有害非常错误的。

实践成功的意义几乎根本不表现在认识方面，一般也不对认识带来发展。实践失败倒是往往会引起人们对实践失败原因的探讨，以便吃一堑长一智。但这种情况下的“长智”我们当尽量避免。

实践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种类型：一是对事物联系特性认识上的失误，特别是事物在某一具体条件下本不具有某个联系特性却强以为有，盲目蛮干，幻想在实践中出现奇迹。二是对事物存在特性认识上失误。三是在主体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无视主体世界内部的联系特性与客体世界内部的联系特性在性质上的差别。物与物之间的作用，它们的联系特性是稳定的，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特性是不稳定的，带有较大的偶然性。所谓战争、专政都是幻想以物与物之间稳定的联系特性代替人与人之间不稳定的联系特性，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争端。这实际上是非常幼稚的。强权不能代替真理，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四是人们实践能力比如在能量上的不及。即使认识正确，能力不及也惘然。

我们坚持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存在于人们的认识过程内部，并不断由新认识补充、发展、完善旧认识。在认识问题上，要解放思想，尊重实际，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敢于进行自我否定，而不可抱残废守缺，更不能以自己的一套压制别人认识的行为。谁这样做，谁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必将被历史的车轮辗得粉碎。

几位选手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大赛为弘扬没有党文化的正统艺术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平台，他们并呼吁更多的海内外华人艺术家同行走出心中的惧怕，一起参与进来。

关贵敏表示，中共党文化毒害人的心灵，败坏人的道德。对于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生活过几十年的人来说，党文化的毒素被灌输到细胞深处，有时候表面上都看不出来，由此也限制了自己在艺术道路上的提升和发展。

关贵敏举例说，很多用于歌咏生活、抒发情感的民歌，几十年来被共产党改头换面成“党文化”的一部份，作为“洗脑”的手段。比如大家都熟悉的“东方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歌“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是想迷惑人们以为中共抗日，其实那都是谎言。

关贵敏表示，希望更多的大陆艺术家也能够有机会参与声乐大赛，一起为弘扬正统艺术而尽力。

荷兰选手汤志敏表示，很多海外的华人艺术家思想上仍然受共产党限制，这次声乐大赛，荷兰当地有的华人艺术家觉得很好，但是没敢报名参赛，怕自己上共产党的黑名单回不去了。

她说，“我觉得他们不能自由追求自己的艺术生命，虽身在自由的世界里，但思想仍在坐牢。这些艺术家们还没找到自己的路，还没有摆正自己在西方社会的位置，他们的才华被埋没，我感到很痛心，很遗憾。”

汤志敏表示，“追求正统艺术没有什么可怕的。你越怕它，它就越起作用，你不怕它，它就怕你。”

她说，“幸福和痛苦就是一线之隔，只要敢于选择，敢于走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幸福的光芒。最大的惧怕就是惧怕本身。”

汤志敏表示，这次声乐大赛给海外华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走出党文化禁锢的自由平台，使得艺术家们能够不受束缚的追求真正的艺术。这个路走对了，以后的路会越走越宽广。

澳洲选手张丽晨表示，由于共产党的操控和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国内没有多少发展的空间，真正的艺术家们举步维艰。由于共产党的黑手全球到处都是，因此海外的华人艺术家们也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但我总相信邪不压正，我希望海外艺术家们能够摆脱共产党的控制，摆脱党文化的束缚，走出恐惧，为真正的艺术而活。

她说，“在中共目前所谓红火的时候，没有任何一家其它的电视台敢于举办这个声乐大赛，只有新唐人敢这么做，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

美国选手齐国胜表示，自从中共建政以来，就破坏和割裂中国传统文化，向人们灌输它们那套党文化的东西。二、三十年代有一些很优秀的歌曲，现在的人都陌生了。中共就是靠改造和强迫遗忘，破坏传统文化。

他说，“这次大赛就是一个清理党文化的很好的开始。但愿大陆的艺术家们也能早日冲破专制铁幕的牢笼，有机会和我们一起参赛，共同参与真正正统文化的传播。”

台湾选手汤发凯表示，这次大赛同时把美声和民族唱法汇聚在一起，让不同的人欣赏到不同的唱法，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大赛强调必须演唱至少一首中文歌曲，这有助于推动中文歌曲走向世界舞台，而且是首创，对华人艺术界一定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可以推动大家一起将华人声乐艺术推向世界舞台。”

他说，“只要我们有舞台，就会让别人看见，我们和西方人一样会诠释艺术，而且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还可以结合自己和西方优秀的东西。”

汤发凯对民族组的演唱赞不绝口，他说，“民族唱法富有中国传统韵味，这是我们在西方很难听到的旋律线条。”

此次大赛美声组选手演唱了“声声慢”、“卜算子---我住长江头”等艺术歌曲，汤发凯说，“这些歌曲是很好的尝试，用美声唱法诠释中国古代的诗词，表现力更强了。但是，有些中国歌曲，尤其是民族风味的歌曲，如果用美声唱法，就会显得不伦不类的。”

美国选手郭莹表示，“这些古诗词歌曲都是中国二、三十年代，从西方留学回来的、既具备中国民族文化修养又具有西方艺术技巧的艺术家们再创作的，更突出的表现中国古典音乐内在的力量。”

郭莹说，“美声唱法更强调后天的训练技巧，技巧性更强，更体现音乐戏剧性的变化。民族唱法更表现人的生活状态和感受，更容易打动人心。”

台湾选手林健吉表示，西方人在情感上的表达是直接的，而中国人是比较含蓄、内敛的，中国歌曲有内炼的意境，很有韵味。艺术是累积很深的东西，有内涵，才会长久。

他说，“歌唱家的人生历练很重要，不是只靠声音，如果演唱时把修为和处世态度都放进去，有一个良善的心态，唱歌才会有意义，不然就只是一个发声的机器。”

10月16日，售票和相关的宣导活动正式起跑。新唐人电视台圣诞节晚会组织者，圣诞老人，与身着唐装的仕女，和舞狮舞龙队青年团员来到麦迪森花园剧场门前，为晚会做暖身造势。热闹的场面，鲜艳雅致的服装，吸引了大批过往的行人。

二OO六年十二月的首届新唐人圣诞节晚会，用展现天庭的独特视角，恢宏震撼人心的舞台天幕设计，阵容强大、国际一流的演出队伍，及生动优美的舞蹈，纯净优美的古典音乐，鲜艳雅致的服装，让观众在追溯古老之神传文化中, 见证纯善纯美新文化之复兴，并为之倾倒。

去年很多观众在散场后找到工作人员，表达他们发自心底的赞叹：“我喜欢每一个节目”，“这一切太棒了，今晚我来到了神话世界”，“音乐，舞蹈，天幕，服装，一切都太美了” ……。

时隔近一年，余音依旧绕耳，著名慈善家兼外科器械公司总裁克汉先生最近表示：晚会的内涵令人十分感动，使他这位经常出入百老汇和林肯中心剧院的人，不得不感叹，这样的节目才应该多演，因为“这是人类的瑰宝”。他预祝新唐人的今年演出更上一层楼。

薛勇洙先生是韩国“南北韩青少年交流和平联队”理事长，在看过神韵艺术团首尔演出后，他表示：“我等神韵延续已经很久了，非常高兴能看到这么好的演出。

五千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并成为了东方的文化核心。然而其间这一脉相承的文明因中共而中断了。现在的中国，虽然还留有一些古文化，但也都因为受中共党文化的影响而变异、不再纯粹了。艺术也因此没能衔接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变异的中国。

此次神韵的演出，重新延续了断脉了的真正的中国文化。今天有幸得以观看这场演出，我非常高兴，也觉得这一天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一天。”

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戏剧系教授、系主任简·塞尔曼（JAN SELMAN）：晚会是一个巨大的庆典。“很多的享受，很多的感动，很多的收获”，塞尔曼教授表示：“总体上，感觉这场晚会是一个巨大的庆典，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喜悦，场面宏大，技术水平高。”
　　
塞尔曼表示，她观看过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的表演，从专业的角度上来看，这台节目的编排、衔接的技巧极高，导演的水平极其高超，音乐、灯光、服装、空间的利用、演员出场的方式、节目整合等非常出色。
　　
斯坦福大学古典文艺系讲师帕特里克．亨特博士在看过演出后表示，演出中的音乐，其旋律宛如来自天堂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渊远流长。中华文化为世界提供了许多宝贵的遗产，然而西方社会几乎是望尘莫及，很难有真正的了解。”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今晚(神韵)的节目综合编舞、音乐、灯光及策略，真是太完美了，在所有高职业水准的经典节目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是一种用语言都无法形容的。”

“这真是来自天堂的音乐，太美妙了。晚会的音乐是最高级的水准，相当专业。舞蹈水平也与纽约和旧金山最顶级的芭蕾舞并驾齐驱。”

亨特表示，节目的音乐创作者用一种高境界的想像力、配合着舞者的每一步、每一个动作，表现的那么完美、那么的恰当，这是他从来没有看过的一种高水准的节目，他说：

“真是太完美了！节目中的音乐就像射出的箭一样，直接触动着灵魂的深处；那种旋律宛如来自天堂，让我感动的眼中充满着泪水。”

多名文艺专业人员评论说，新唐人各种艺术比赛和圣诞晚会，华人新年晚会的成功，展现了中国正统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古老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新唐人在此中的推动，功不可没。

美国MSNBC电视台著名女主播瑞塔·考斯比（Rita Cosby）说：新唐人电视台难以置信的精彩晚会已经成为纽约家庭庆祝新年的第一选择。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公共图书馆工作的Maureen May 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Alex May和Becky May一起来看演出。她说：“整个晚会充满人性， Kind ( 和善)、Truthful( 真诚)、respectful (尊重)及grateful( 感激)，而这些正是每个人所期望能得到的。”

Maureen对舞蹈“创世”印象深刻，她说：“神从天上来到人间，给与世间一切的美好。我感到是一种善，他不是针对某一种信仰，对每个人都很有意义。”

Maureen的大女儿Alex 在卡尔加里读书，她曾经选修东亚文化课程。她说：“以前只是在书本上读到一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今天的晚会让我身临其境，帮助我更好的了解了这个民族。”

成立于2002年的新唐人电视台，近年来可谓异军突起，备受瞩目。其新闻报导，现场直播，实事评论不但以敢言和客观公正为著称，其连续几年在无线电城上演的纽约“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更在美国音乐表演艺术专业杂志Billboard 单月排名第七，首创无线电城华裔节目入围前十名。

美国著名的朱丽叶音乐学院的声乐艺术主任泽戈上周五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则表示，“我们向新唐人电视台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因为你们做的一切是真正的帮助音乐界和艺术界向广大观众和听众传递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讯息。非常好。”

为庆祝新唐人首届声乐大赛成功举行，神韵艺术团将在明天晚上八时(十月十七日，星期三)为参赛选手及家属进行一场专场演出，演出地点是位于34街八大道的曼哈顿中心剧院，目前入场票热卖已达尾声，详情请查网站 http://www.bestchineseshow.com

新唐人圣诞晚会将在彼康剧院这个久负盛名的剧场进行。位于百老汇大道2124号的彼康剧院位于74和75街之间，是由芝加哥建筑大师Walter W. Ahlschlager在20年代做的设计，并于1928年开始对外开放的剧场。该剧院现属于国家保护的文物建筑。

剧院内部装饰十分精美，其中舞台拱顶两侧的30英尺高的希腊女神塑像被视为艺术装饰的瑰宝。

彼康剧院内有三层观众席，共2,800个席位，其舞台高度、宽度及前后深度都让人感到恢弘气派。其无可挑剔的音响效果，更使观众感到无论坐在哪，都与演出者和舞台近在咫尺。出来剧场，则是其别具特色的露天休息室，青铜制的前门，华丽的雕塑，白色大理石地板，和饰有大象、骆驼、商人的走廊壁画。

声乐大赛引同行关注
　　
从事作曲指挥工作超过40年的蒋自康先生是从上海戏剧学院退休的音乐资深人士。他看过今天的复赛后表示，在纽约举办这个活动，把华人声乐推上国际舞台，对华人来说非常重要。
　　
他说：“据我所知，在纽约从事艺术的人非常多。我知道我的学生、同行在纽约的少说有一百人。”他说，他从报纸上得知声乐大赛的消息后，默默地前来观看，想看看华人这个大赛搞得怎么样。他表示，他的同行也知道，并在关注这次大赛，如果有时闲，也会来观看。
　　
谈到对大赛的观感，他说：“总的印象是满意。布局讲究，觉得不错，对得起全球华人人才。把大家集中起来，不容易。特别是在纽约，让人们更加了解中国民族音乐。”

71岁高龄的著名男高音儸伯特·怀特（Robert White）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有比纽约市这个美国古典音乐之都更好的开始音乐新尝试、新潮流的地方了。他在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Juilliard School of Music）任教15年，并多次应邀到白宫为美国总统演唱。从1936年肯尼迪总统开始，他共为5位总统演唱。他多次担任国际声乐大赛评委。
　　
怀特认为，新唐人在纽约举行首届全世界声乐大赛，是辉煌的尝试。“纽约聚集所有的目光和耳朵。”，怀特表示他会从本周繁忙的日程挤出时间去观看17日的决赛和晚上的神韵演出。
　　
怀特先生表示，希望东方声乐人才配合西方准绳的趋势能够回流，希望东方表演艺术家们回到自己的文化的根源。这样，他们的表演会非常美妙。

“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也吸引了纽约钢琴家阿尔波特·札克（Albert Zak）。他在观看了16日上午的美声女子组复赛后，表示整体水平很高。他谈到，自己在纽约周末的独奏音乐会也感到压力，这次声乐大赛水准这么高，自己也不能落后。
　　
他说：“我对每位选手都印象深刻。他们的声音很好。评委要选择会很困难。每个人都很不错，不过我也有自己的个人喜好。”他多次强调选手们“非常训练有素”（so well-trained）。他热情地祝贺几位选手，并由衷地为她们高兴。
　　
阿尔波特·札克在波兰学习8年，4岁开始学习钢琴，并在纽约大学获得钢琴博士学位。他说肖邦是他的强项。他表示，星期二下午有工作需要离开，但星期三会返回观看决赛。
　　
展示中文歌曲难度与深度
　　
复赛当天，评委和专家观众普遍认为，由于大赛要求复赛选手必须选至少一首中文歌曲，原本表现很接近的选手们开始拉开层次。从这方面来看，中文歌曲对演唱者的要求很高，甚至高于西洋歌曲。
　　
蒋自康老先生举例说，一位男高音选手复赛中第一首歌曲是西洋歌曲，第二首是一首民歌。他用唱第一首歌的同样运气方法去演绎第二首歌，就泄气了，唱不出该民歌的风格。
　　
他说，西洋歌曲技术硬性指标占多数，懂得了一加一等于二，就差不多可以了，至少在台上不会露怯。当然高层次也可以经自己演绎，唱出二加二等于五的个人风格。但是基本的硬性指标达到，就有起码的保证。然而，唱民族歌曲时，即便做到了硬性指标一加一等于二，也可能表演很糟糕。为什么？因为民族特点没有掌握。

著名指挥家美国国家交响乐队（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指挥伦纳德·史拉特金（Leonard Slatkin）也认为，他非常同意对于正统音乐的未来在东方这个观点，。他表示，从创作素材和技巧两方面，西方都接近尾声。
　　
杨建生表示，西方就是那么几十出歌剧，一改动就丧失了原来的魅力。然而，中华5千年文化中一代代民族精英，故事写不完，这里面随便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歌剧创作素材。中华5千年文化源远流长，肯定有它奥妙精深的地方，它会为未来声乐创作与表演提供更高更广的平台。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5号在斯德哥尔摩宣布，明尼苏达大学的赫维茨、普林斯顿大学的马斯金以及芝加哥大学的迈尔森因为给机制设计奠定了基础而共同获得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说，机制设计理论在当代经济学和政治学中都发挥了中心作用。这一理论最初是由赫维茨教授在60年代初提出来的，后来这一理论分别得到迈尔森教授以及马斯金教授的进一步发展。

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奖委员会的成员埃林森教授在谈到机制设计理论的应用时表示：“这个理论得到大量运用的一个领域就是监管理论。我们现在看到，基于这方面的研究，监管理论被重新改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施。像在英国这样的国家，我们看到，机制设计理论不仅被用来为放松监管的工业设立交易机制，而且也被用来监管剩下的垄断者。所以，我们在现实世界看到机构受到这些概念影响的证明。”

赫维茨教授的同事、明尼苏达大学的经济学教授V.P.查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对赫维茨终于获奖感到特别高兴。

谈到赫维茨教授对经济学的贡献时，查里教授说：“他给经济学术语引进了两个概念，而且从根本上帮助改变了我们对经济政策以及经济改革的思维方式。这两个概念就是‘机制设计’和‘激励相容性’。”

查里教授说，赫维茨的工作改变了人们对很多经济问题的看法，从传统的谁应该获得什么资源以及多少资源的问题转变到如何设计出最好的规则，让人们相互作用并且根据他们不同的行为表现方式而得到不同奖励；现在，人们意识到，告诉人们该如何表现是没有用的，除非你给他们提供可以达到你的目的的激励机制。

同时也是美联储地区银行顾问的查里教授说，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三位经济学家并不是通过直接与决策者进行对话来改变政策，而是通过改变其他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而改变了世界。他说，他们的研究带来的政策改变的一个例子就是全球范围内都采纳的光谱拍卖，即通过拍卖的方式让最有效的手机运营商来经营有关的业务。

普林斯顿大学的马斯金教授在得知获奖的消息后接受诺贝尔基金网站采访时表示，机制理论最为显著的运用是在拍卖上。

他说：“可能最近几年最为明显的例子是用于减少中央集权的各种各样的拍卖。在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国家，以前掌握在政府手里的资产被出售给私营部门，希望导致这些资产会被更有效地利用。这些资产被出售的方式就是通过拍卖。他们希望，拍卖机制会导致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有助于它们得到更好的利用。”

明尼苏达大学的查里教授说，机制理论更为重要的应用是在福利经济学上。

他说：“在某些方面比手机的例子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思考发展问题的整个方式。我们考虑贫困人口、非洲或是亚洲的整个方式现在完全不同了。我们不认为发展问题是一个人们没有棉花种植地或是他们没有足够多的钢铁厂或是水库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机制，即如何建立法治、获得土地拥有权等，使人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权和创业精神，从而实现我们都希望得到的结果。所以，整个讨论已经转变到考虑如何设计出合适的机制来提供合适的激励方法。”

赫维茨教授在获奖后接受诺贝尔基金网站的电话采访被问及他的理论的哪一个应用最让他感到高兴时也表示：“我特别高兴的是在福利经济学上的应用。”

谈到赫维茨教授的为人，25年前就认识他的查里教授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说：“我第一次认识(赫维茨教授)是在25年前左右的一个晚会上。我是从印度来的，而且我的本国语言是泰米尔语，这是印度南方人所讲的一种语言。

“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他给我上了一堂45分钟的课，讲述泰米尔语在书面上和口头上的微妙差别。这个来自波兰的犹太人给我解释泰米尔语的种种细节的知识，真让我钦佩不已！我从来没有在45分钟的时间里学到这么多有关我自己语言的知识。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赫维茨教授)是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式的学者！你可以跟他谈论天底下任何东西而且他总是有非常有意思和非常智性的东西可以说。”

查里教授说，赫维茨教授的一个突出品质就是，他把任何一个他所碰到的人，不管是大学新生还是诺贝尔奖得主，都当作是他智力上的同等人来对待。

这三位经济学家将分享一千万瑞典克朗，相当于140万美元的奖金。诺贝尔当初设立的奖项中并没有经济学奖。瑞典中央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设立了经济学纪念奖并且于次年第一次颁发。

现年90岁、在莫斯科出生的赫维茨教授是年龄最大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据报导，赫维玆一九一七年出生在俄罗斯，一次大战全家逃到波兰，二次大战他在瑞士留学，就没再返回波兰，之后移民美国。他曾当过美国经济学家萨缪森的助理，萨缪森一九七零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赫维玆说，虽然他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从未拿到过经济学学位，他的经济学知识都是靠自修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