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1日(星期日)

天津维权女士郑明芳被拘留

在中共十七大会议后期的10月19日晚间,天津维权女士郑明芳被当局拘留,当地的蓟县公安局向家人表示拘留原因是郑明芳“无证驾驶”,但郑明芳的丈夫黄兆元反驳驾驶残疾车不需要证明,指当局捏造罪证抓人。

万人上书代表刘杰被刑事拘留

据家人表示,万人上书十七大的代表,黑龙江省维权女士刘杰于11日在北京被拘押后,现被拘留在黑龙江省北安农垦公安局,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治安”罪。刘杰的丈夫付景江从16日到至今,一直被软禁在北安市农场招待所里。

十七大期间 访民天安门集体跳桥

中共十七大期间,北京市出动80多万警民,以确保会议的安全。据香港明报引述北京消息人士透露,近日北京发生两起突发事件。一宗是4名上访者在天安门前集体跳金水桥自杀、其中1人落水;另一宗也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一些残疾人士驾驶自制电单车冲击人民大会堂。

17大进京上访者一律送法轮功“帮教班”

谈到为什么要送入法轮功“帮教班”,他回答:“只有这个班可以残忍的对待人,这样的班全国各地都有。政府从各地公检法、街道、社区调来很多帮教人员。这些帮教人员比被帮教的人还多,他们都是几个人帮教一个上访的,都是封闭式的。日夜轮流洗脑,每天被强迫写检讨,非常苦闷的,没有人身自由。”

七上八下 中共民主开放纸上谈兵

今天在北京有两种人“七上八下”,第一种人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六十七岁以下继续当“上”中央委员,六十八岁以上就得“下”;第二种人是采访中共十七大的几百名记者,在会场外空等两个多小时,完全不知内情,心里“七上八下”。

昝爱宗: 中共宗教局长叶小文出洋相

10月17日,叶小文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在记者看来似乎有备而来,一般问题根本难不倒他。18日明报记者报导称:正当他口沫四溅之际,1名外国记者突然提问:“有宗教信仰的人能不能入共产党?”叶小文回覆:“共产党人不信教,信教的人不入党。”另1名记者存心让他难堪提问说,“有宗教信仰的藏民有人入党吗?”叶小文顿时语塞,会场引起一片笑声。

刘晓波:爆发户中国仍然一无所有

中共央视曾邀请了中美两国高中毕业生参加二频道的《对话》节目。中国学生都是北大、清华等顶尖学府录取的优秀毕业生,美国学生都是本年度美国总统奖的获得者。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给出五个选项:“智慧、权力、真理、金钱、美”。美国学生几乎是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中国学生则相反,只有一人选择“美”,其他人的选择或 “权力”或“金钱”,而竟无一人选择“真理”或“智慧”。

北京截堵好评如潮的《激流中国》

今年四月,日本NHK电视台推出24集的《激流中国》纪录片,要以一年的时间至2008年奥运前播放完,刚好中共改革开放30周年。本片详细刻划出中国大陆社会底层在经济发展下所遭受的不平等对待,强调了中国大陆在“和谐社会”大旗下隐藏的社会逆流。但《激流中国》真实细腻的视觉冲击力,剥开北京当局宣传的“和谐社会”假象,北京全面封锁《激流中国》在中国的任何相关讯息。

十七大党代表遭监控 一人配发一手机

据大陆消息人士披露,17大期间,国安单位发给两千多名与会代表每人一只手机,用于对外对内联络用。很明显这是从内部控制党代表的手段之一,目的就是担心重大人事变动消息外泄,二是便于当局监控资讯。

网络封锁加剧 党代表禁用手机

据东方日报报道,三十八个代表团入驻的酒店及乘坐的车辆已实行无线通讯讯号屏蔽,因此,被严密保护的代表无法用自己的手机与外界联系。同时,大会方面也明确要求代表近日不要同家人电话联络。代表们亦不能上网。种种戒律,组织者解释是出于保密和会议安全之考虑。但深谙中国政治人士就指出,更重要的目的是防止代表之间的沟通串联,影响到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

拉萨逾千僧警冲突 武警封锁哲蚌寺

西藏拉萨最大寺庙哲蚌寺僧人和中共公安爆发冲突已经4日,寺庙仍被封锁,寺庙内有僧人1千100多人及数10名朝拜藏人。保守估计大概有超过3千名身穿军装人员分两道防线24小时包围寺庙,每名军警间隔3公尺左右,周边防线的军警荷枪实弹,全副武装。

方觉:为民服务的政治家产生于民主机制

中国著名的政治民主活动人士方觉,在解析中共十七大胡锦涛的政治报告时表示,所谓的政治报告完全没有任何民主改革色彩和政治改革措施。他指出,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不可能发生在以胡为首的第四代领导层,而真正为民服务的政治家只能在民主的机制中产生。

李柱铭:北京应兑现香港民主承诺

以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李柱铭为首的香港民主派访问团结束在华盛顿的访问。在访问期间,他们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以及一些同中国与香港事务有关的政界人士会晤,向他们介绍了香港民众争取在2012年普选下届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全部成员的最新进展。

民众评17大:自说自话 共产党无可救要

中共17大在超级警力的保护中正接近尾声,民众对于17大的感受,是否真如中共喉舌新华网铺天盖地的宣传所说的那样,所谓“党心就是民心”呢?记者采访了不少大陆民众,他们认为,共产党与邪恶等同,已无可救要;17大所谓“应中外媒体要求”安排的几次记者招待会,中共官员们上演的实际上是冠冕堂皇的说谎秀。

王丹访问新西兰 谈中国政治改革

10月21日下午,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新西兰奥克兰市Mt. Alert战争纪念馆发表了关于中国未来的演讲。来自新西兰各地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士二百多人参加了演讲会。演讲会期间,王丹还就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回答,整个演讲历时2个小时。另一位参与六四学运的著名人士、哥大政治学博士王军涛也应邀出现演讲会,并简短发言。

浦惜秋:奥运对中国新闻控制的新挑战

从“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到“崇洋媚外”,这已经成为中国的“传统”,到了中共统治这半个多世纪,加上“内外有别”和森严的等级制度,便构成了这个“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同样是新闻记者,在北京当局的内部规定里,首先是分成海外记者和国内记者两大部分,海外记者还要分港、台媒体与外国媒体,外国媒体还要根据媒体的影响程度和对中共当权者的亲疏关系,分出不同的高低。同样是采访报道,海外记者就有许多国内记者所没有的特权,即便外国记者其特权也不尽相同的。

魏紫丹:半世纪后的回答

的确是这样。如果他要反你右,并不总是因为你右了他才反你。而是因为他要反你,才把你说成右。丁玲提供了极其鲜明的例证,她左得很,即便当了20多年右派之后,依然故左,左性不改。当时是周扬按毛泽东给他的名单,划她右派的。周扬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

魏紫丹:论反右派与反右倾

该《实录》中,对反右倾与反右派相提并论的地方,达三、四十处之多。如在该书的第2页上就指出:“他(毛泽东)还认为反冒进使右派钻了空子”。而毛在庐山的每次讲话,几乎都要挂上一笔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作为陪绑,一则用以说明过去反右派的必要性,再则是用过去杀死的右派之“鸡”,儆今日仍存活的右倾之“猴”。我们从中就可以察觉到两个运动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天津维权女士郑明芳被拘留

【大纪元10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子法采访报导】在中共十七大会议后期的10月19日晚间,天津维权女士郑明芳被当局拘留,当地的蓟县公安局向家人表示拘留原因是郑明芳“无证驾驶”,但郑明芳的丈夫黄兆元反驳驾驶残疾车不需要证明,指当局捏造罪证抓人。

黄兆元表示,“19日,他们把我调到政府部门文化站里说事不放我,邻居说人被他们抓走了。来了警车和警察。”

他还表示:事情起因是半年前的二月份,郑明芳陪同丈夫黄兆元又买了一辆残疾车后,驾驶过残疾车回家。对当局以“无证驾驶”为名的拘留,黄兆元说:开残疾车不需要证明,连残疾人都可以开的车,正常人开就更没有问题了。

2004年,向北京市公安申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万人游行后,郑明芳和北京维权人士叶国柱被当局判刑。郑明芳在两年刑满释放后,长期承受酷刑的身体极度衰弱,视力降到0.1。

19日,黄兆元再度表示:郑明芳的视力已经降到0.01,视神经已经完全坏死,猫着走,身体很不好。

“我是下肢瘫痪的残疾人,65岁了,孩子都不在身边。”妻子突然背抓走,黄兆元对今后生活更加担心。

据蓟县访民透露,中共在十七大会议期间大量拘押蓟县访民,他们说:从北京弄回来的都关到兵营里去了。

万人上书代表刘杰被刑事拘留

【大纪元10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子法采访报导】据家人表示,万人上书十七大的代表,黑龙江省维权女士刘杰于11日在北京被拘押后,现被拘留在黑龙江省北安农垦公安局,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治安”罪。刘杰的丈夫付景江从16日到至今,一直被软禁在北安市农场招待所里。

10月19日,刘杰的儿子说,他在向北京公安打电话寻找母亲下落时,公安表示已经对刘杰处以刑事拘留,罪名和当局后来交给他亲戚的拘留证上一样,是 聚众扰乱社会治安”罪。

对母亲会不会遭到警察的殴打,接电话的北京公安表示:现在都是人性化执法,不会殴打。

黑龙江维权人士说,刘杰因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维持生计的牛场,到北京上访,她的家人此后为生活四处奔波,一家五口四分五裂,家中空无一人。三十多岁的儿子至今独身,不得不为温饱打工。

刘杰在北京打工的儿子也向记者表示,我们都劝妈妈忍下来,母亲也是咽不下这口气上访。后来她说上访人都那么苦,不能不站出来为大伙说话。

对担不担心发表万人上书后会遭到当局迫害的问题,刘杰的儿子表示:妈也不怕了。

对父亲到哈尔滨找人后失踪一事,刘杰儿子证实已经得到确切消息,父亲一直被软禁在北安的农场招待所里。

黑龙江维权人士透露了付景江失踪过程的一些情况:刘杰的丈夫56岁,老实善良,一直在外打工。他得知刘杰失踪以后,四处查问无果,16日星期二去黑龙江省农恳总局查找时,被农恳的人用车接走。农恳的人告诉他刘杰已回家,有人问他:你和刘杰通电话了吗?他答:没有,他们不能糊弄我。

当在北京的刘杰儿子为妈妈的下落打电话给公安时,还有便衣上来问他是北安的吗,他不理睬快步离开才得以脱身。他说:北京大街上全都是截访的,到处都是公安便衣。

十七大期间 访民天安门集体跳桥

【大纪元10月21日讯】中共十七大期间,北京市出动80多万警民,以确保会议的安全。据香港明报引述北京消息人士透露,近日北京发生两起突发事件。一宗是4名上访者在天安门前集体跳金水桥自杀、其中1人落水;另一宗也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一些残疾人士驾驶自制电单车冲击人民大会堂。

北京警方声称,十七大期间动警察力及各界群众82.4万人,是十六大以来保卫工作人数最多的一次,其中东城区、西城区各6万人,海淀区12万人。警方除防范各类破坏活动外,今次重点针对各地上访者,位于南城的上访村几乎被警方铲平。

据了解,上访者跳金水桥及残疾人士驾车冲击大会堂均发生于十七大期间,北京公安事先未收到任何线报,以致事发时广场的公安、武警及便衣相当狼狈。他们多是外地上访者,目前已被警方拘捕。

17大进京上访者一律送法轮功“帮教班”

【大纪元10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近日大陆一位基层民警透过网路披露,他所工作的某派出所接到通知:“凡17大期间进京上访者,一律送入各地法轮功‘帮教班’(洗脑班)关起来。”但实际操作上,凡是政府认为要打压的人,都被弄到那里面去了,主要目的是确保十七大的“所谓稳定”。

他告诉记者,从9月中开始,凡是各地区重点人物都被严密看守,上访都被压制了。放跑了上访者,当官的就地免职。为执行这个死命令,他每天参与24小时排班守候,盯梢该地区几位上访的人。

“由于分片包干(分地区管理)责任到人,长期疲劳战术感到体力吃不消,”他表示:“精神压力太大,同时家庭生活也受到影响。”

“每天除了要去家访外,还要随时给这些人打电话,看看是否在家里。遇到有人生病有事情外出都要跟着,当心他们跑了。重点人物24小时居住监控。很累人。”

记者问:“该文件是哪里出台的?”他说,这样的事情是没有文件,都是口头传达。“老百姓上访是迫不得已的事,当然是为了解决问题啦,不过希望是渺茫的,无奈之举罢了。”

谈到为什么要送入法轮功“帮教班”,他回答:“只有这个班可以残忍的对待人,这样的班全国各地都有。政府从各地公检法、街道、社区调来很多帮教人员。这些帮教人员比被帮教的人还多,他们都是几个人帮教一个上访的,都是封闭式的。日夜轮流洗脑,每天被强迫写检讨,非常苦闷的,没有人身自由。”

他表示,在“学习班”很苦的,没有热水洗,没有自由,不能和外界联系;不承认上访有错误,就不能放出去回家。那里边吃得很差,使你一天都不想在里面待,只有承认自己有错,并表示永不上访才能放回家。

各地区都怕承担责任,想方设法把一些维权上访人士和政府认为要打压的人,在17大前送到那里。“那里有专人管理,不用担心是否会跑出来,即使跑出去,也不是我们的责任啦。”

“17大政府草木皆兵,被关押的人都是冤枉的,都是老百姓。可是不这样做,我们的饭碗就没有了。很无奈。”

据了解,目前以法轮功名义遭到关押、拘捕的人很多。不久前,烟台军转干部的维权骨干乔延兵被当局以法轮功为由拘捕,目前下落不明。

其他军转干部维权人士也遭24小时监控。其中一位有12人监视,公安指责他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勾结境外法轮功,公安曾多次试图用暴力手段将其押送到法轮功“帮教班”,在他的强烈反抗下,当局没有得逞。

另据中石油中石化(中原油田)维权专案第四号简报报导,近日中原石油勘探局及中原油田分公司,召开了针对中原油田协解(协议解散)人员维权的专题会议。其中有项行动是要制造舆论,对外宣称中原油田协解人员的维权骨干,是曾经修炼过法轮功的人员。

七上八下 中共民主开放纸上谈兵

【大纪元10月21日报导】 (中央社记者张铭坤北京特稿)今天在北京有两种人“七上八下”,第一种人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六十七岁以下继续当“上”中央委员,六十八岁以上就得“下”;第二种人是采访中共十七大的几百名记者,在会场外空等两个多小时,完全不知内情,心里“七上八下”。

中共十七大的重头戏在于人事,早自一年多前,各种中共中央政治局改组的版本就不时出现,九名政治局常委除了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外,其余的吴邦国、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常委都不停的被传说要去职。

黄菊今年六月去世,自然去职。其他的常委到底还有那些人要退,直至今日终于有较明确的答案,中共还是遵循十六大以来的原则,“七上八下”,六十八岁的曾庆红、七十二岁的罗干和六十九岁的吴官正都不再担任新一届中央委员,自然不可能再当政治局常委。

其中最特殊的是曾庆红,几天前日本媒体还报导,曾庆红将留任政治局常委,说他是新任人大委员长的有力人选,但最后曾庆红仍得“七上八下”,年纪大了就得下。

北京一名政治观察家说,十六大定下“七上八下”的规矩,十七大就得按这规矩办事,曾庆红很难说出一个不走的理由。

虽然曾庆红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仍然是中国国家副主席,还能延续政治生命到明年政府换届为止。同时曾庆红把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职位交给谁,将决定谁主管党务,甚至谁能在十八大接到总书记大位,胡锦涛和曾庆红间的权力互动依然很有看头。

中共的权力折冲,外人难以窥见,完全在密室进行,即使是多达两百零四个名额的中央委员投票,同样神秘。

上午九点,十七大党代表在会场内开始投票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据官方后来发布的消息,大概上午十点半就有当选名单。

但在现场采访的数百名记者,从九点多就一直在排队,先在人民大会堂南大门外排,然后移到一楼长廊排队,然后再上到二楼继续排队,等到十一点四十分快中午了,才被放行进入会场观众席。

待大批记者进入会场,大会早已通过中央委员的选举结果,正进行第二项以后的议程,根本看不出刚刚有投票选举的迹象。

记者只能等到晚间七点,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电视画面里,听着轻快的配乐,见着胡锦涛等人依序排队,一个接一个,笑眯眯的把票投进票匦。看完新闻,也不知谁得到多少票,反正官方媒体拿出一份名单,就说这些人当选了。

明天新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将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为了明天新任常委集体露面,官方早早就要求媒体记者“只能听、不能问”,可见明天对记者来说又是另一个“七上八下”的一天。

从曾庆红等人“七上八下”,从媒体记者被搞的“七上八下”,不但嗅不出胡锦涛在十七大开幕第一天报告高举的“坚定不移开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看不到中共的大会有更开放,反而让人觉得中国的民主化、自由开放的进程,可能会像记者排长队一样,要等久好久。

昝爱宗: 中共宗教局长叶小文出洋相

【大纪元10月21日讯】正当团派出身的国家宗教局长叶小文刚刚对中外记者承诺,在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在宗教方面的服务不会低于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不一会,就碰上记者刁钻提问,一时语塞,出了一个洋相——中共十七大代表兼法盲的洋相。
  
10月17日,叶小文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在记者看来似乎有备而来,一般问题根本难不倒他。18日明报记者报导称:正当他口沫四溅之际,1名外国 记者突然提问:“有宗教信仰的人能不能入共产党?”叶小文回覆:“共产党人不信教,信教的人不入党。”另1名记者存心让他难堪提问说,“有宗教信仰的藏民有人入党吗?”叶小文顿时语塞,会场引起一片笑声。
  
现在著名的十七大代表、共青团出身的叶小文居然连宪法都不放在眼里了,难怪人们说党及其党员可以超越法律。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宪法第三十六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既然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难道中国共产党员都不是中国公民了?
  
我认为,中国身份的自然人,首先是公民,然后再分人群,比如共产党员,不能当了共产党员,就可以不让信教了,就可以任意超越宪法了。这样的逻辑,只能说是强盗逻辑,或者强权逻辑。

刘晓波:爆发户中国仍然一无所有

【大纪元10月21日讯】中共央视曾邀请了中美两国高中毕业生参加二频道的《对话》节目。中国学生都是北大、清华等顶尖学府录取的优秀毕业生,美国学生都是本年度美国总统奖的获得者。

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给出五个选项:“智慧、权力、真理、金钱、美”。美国学生几乎是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中国学生则相反,只有一人选择“美”,其他人的选择或 “权力”或“金钱”,而竟无一人选择“真理”或“智慧”。

有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美国人是功利主义的,中国人是重义轻利的。然而,从中美高中毕业生价值取向的对比中,凸显的却是相反的倾向,美国年轻人更倾向于超越性价值,而中国年轻人更注重功利性价值,深受“官本位”和“一切向钱看”的毒化。

不知为什么,中国高中毕业生对权力与金钱的迷恋,让我想起崔健的《一无所有》,这首歌曾经风靡八十年代的中国。

的确,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刚刚从愚昧的癫狂中醒来,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曾几何时,中国人投身过一次次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带来的不过是全盘党有化盘剥下的极端贫苦;中国人高举“大公无私”、“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旗帜,不过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旧道德翻版;中国人曾经引以为豪的共产主义理想,到头来仅仅是破碎的乌托邦泡沫;即便是毛时代的大锅饭式经济平等,也不过是强权下的平均主义分配和阶级的身份的极端歧视。而这一切狂热的献身,满足的恰恰不是最广大民众的利益,而仅仅是极少数特权阶层乃至极权者本人的权力贪婪。

共产理想破灭之后,发展经济和发家致富变成主流。尽管,相对于斗争为纲、大公无私和苦行僧的毛时代而言,改革以来的经济优先、自利意识和大众消费的回归是一种进步,起码满足了民众的温饱需要和物质享受。但由于独裁体制没有实质的变化,体制内外争自由、要民主的诉求喋血于六四大屠杀之中,政治改革之路被中共当局彻底封死,跛足改革将中国引入双重误区。一方面,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导致普遍腐败、两极分化和公正奇缺。另一方面,效率优先的经济改革导致畸形的GDP崇拜、拜金主义和消费膨胀。

所以,代替毛时代禁欲主义的,不是取之有道的发财致富,而是没心没肺的一夜暴富;不是自由与责任的平衡,而是既无自由也无责任的纵欲主义。这种纵欲主义并非大众欲望的自然表达,而是独裁强制下的刻意引导、甚至极端纵容的结果,是统治者极力塑造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把中国人变成物质性的单面人,变成权力、金钱、消费的奴隶,也变成现行秩序的同谋。发号施令的政权、执行命令的官员和被统治的平民,三者的行为方式皆建立在利益至上对人性良知和社会规则的践踏之上,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到精英阶层的犬儒主义再到大众中流行的厚黑学,从上到下的中国人全部堕入机会主义的深渊。也就是说,当垄断权力的全面操控无法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和政治恐怖实现之时,经济利益的收买或要挟就变成主要的操控手段。

当下中国人大都生存在个人的责任和良知之外,人们的交易行为在社会法律规则之外进行,无所不在的双重人格和对尊严的自戕自贱,可以用经济人理性来加以合理化--“理性人追求以最小成本换取个人利益最大化”,也就是俗话所言:个人为了饭碗的最大化,就可以不择手段。用那些“狼图腾”崇拜者的话说就是:“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我发要活着就必须有什么东西去死。当所有的牛羊沐浴在阳光里自由自在地吃喝时,那就意味着我死了。”(见《狼》,地质出版社2004年8月版)

对于这样一匹不择手段的恶狼,除了惟利是图的驱动之外,任何力量也不能再引导它规范它,它通行无阻地左右着每一个人,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尊严、诚信、良心和理想统统吞噬。甚至,利益操控的威权面目与黑白分明的极权暴政相比,还常常散发着一种柔软的或温和的人情味,不能不令人感慨今日独裁统治的精细。但在骨子里,它是一种不断膨胀的权贵资本主义,它的发动机是无限的贪婪,它的工具是无所不在的权力。它如同一头无名的怪兽,进行着匿名性的全面统治和技术操控。无人能够真正拥有它,而它却无所不在地占有了每个人的灵魂。

经过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中国,像个暴发户一样傲慢,但鼓胀的钱袋掩盖不住内在的干瘪,权力、金钱和谎言所包裹的仍然是一无所有的灵魂。正如崔健在六四后所创作的《红旗下的蛋》唱到的那样:“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像红旗下的蛋。”

曾经一无所有的灵魂,如今变成了“红旗下的蛋”!

──转自《BBC学者点评》

北京截堵好评如潮的《激流中国》

【大纪元10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万平报导) 今年四月,日本NHK电视台推出24集的《激流中国》纪录片,要以一年的时间至2008年奥运前播放完,刚好中共改革开放30周年。本片详细刻划出中国大陆社会底层在经济发展下所遭受的不平等对待,强调了中国大陆在“和谐社会”大旗下隐藏的社会逆流。但《激流中国》真实细腻的视觉冲击力,剥开北京当局宣传的“和谐社会”假象,北京全面封锁《激流中国》在中国的任何相关讯息。

《激流中国》每集以“夙愿的北京奥林匹克还有一年,试图从经济优先转向真正大国的中国。如今种种矛盾,汇集成激流汹涌而至。”为开场白。由于NHK《激流中国》的一系列纪录片所揭示的中国社会真实现状,显现社会矛盾所带来的警示和震撼,激起中国网民大量回响,引发中共的强烈关注;随后至今《激流中国》在中国任何一搜索引擎中都查询不到任何相关讯息。

NHK为了保证今后各集的采访拍摄及顺利播出,《激流中国》专题部婉拒了外界媒体的各种询问及采访,甚至包括月前专程从北京飞赴东京的《中国青年报》副总编的采访要求。

据中共内部“秘密”文件所述,日本NHK拍摄《激流中国》是得到中共审计署的批准,拍摄内容包括中国教育现状、十七大、青藏铁路、物权法、医保制度、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等。但影片播出后,中共外交部新闻司及中共驻日使馆为此曾向NHK提出交涉,认为其“不客观、误导观众、损害中国形象”。NHK在七、八两个月间曾停播了原定每月播出一集的计划,并表示后续的《激流中国》将更多地反映“中国政府的立场”。但从九、十月恢复播出的《民告官—围绕土地的攻防》和《向西藏圣地求富》两集来看,日本NHK求真务实的基本风格仍未改变。

《激流中国》播出后,激起了中日两国的热烈反应,日本各主要网站有近百万条跟贴介绍或感想评论;中国网民更对《激流中国》所揭示的中国社会日益深刻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深有共鸣,感触万千:“很心酸也很无奈。”《南方周末》于2007年8月30日刊登了中国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的文章,对《激流中国》首集当中的中国城市富人奢华、农民工的贫穷艰辛的问题,他回答“没有人能够否认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了,中国相当多数的富豪或富翁致富的手段太过权力化”。

虽然在中国网民中造成广大回响后,中共急封锁,但在新浪博客中,一篇“激流中国之受害者”的文章却被保留自今,该留言者自称金波,指责NHK的“移花接木”、“阴谋”等。网友回覆:你的文章写很没说服力,避重就轻,明显做贼心虚的表现;抱歉,我宁愿相信NHK而不是你这篇文章;所言的情况在中国确实是大量存在的,这一点NHK的描述确实是正确的,广大中国人民其实都知道,您只是当了回典型而已;这片儿哪震撼了??你现在看到这些才感觉震撼这本身才有那么点震撼;大鸣大放之前拜托做点功课好不好,人家NHK是公共媒体,不收日本政府一分钱,也不收商业机构一分钱,全靠日本人缴的收视费维持运营。哪像我们那伟大光荣永远正确的和谐的CCTV呀!

另外,以宣扬中国民族情绪而发的帖子《从一部记录片看日本的亡华之心不死》只要有影片联结帖子均被删除,只留纯文字帖;而在中国引发的议论的下载网站“VeryCD分享互联网”,将“NHK纪录片同好会”完全更改至内部论坛,关闭了对外访问权限,在其讨论区中也明确标示“请勿发《激流中国》相内内容之帖”。

目前《激流中国》己播出的内容为:“富人与农民工”、“某编辑部的六十天攻防”又名《喉舌和责任》、“青岛老人院的故事”、“确保北京水资源—迫近的水危机”、“民告官—围绕土地的攻防”、“向西藏圣地求富”和即将播出的“共产党干部的斗争”(暂定)。

十七大党代表遭监控 一人配发一手机

【大纪元10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为期一周的中共17大,今天(21日)上午即将结束。连日来,会议内外不仅百万保镖护卫着两千多名的党代表,同时这些党代表也被当局监控。为防止重大人事变动消息外泄,保密部门专门为与会的党代表配发了指定用手机。

据大陆消息人士披露,17大期间,国安单位发给两千多名与会代表每人一只手机,用于对外对内联络用。很明显这是从内部控制党代表的手段之一,目的就是担心重大人事变动消息外泄,二是便于当局监控资讯。

另据台湾《中国时报》援引香港媒体报导,为避免个别党代表“政治觉悟不高”,把名单内容和资料外泄,17大负责保安的部门,采取空前的措施,加强对党代表的“保安”,向所有代表配发手机,并告知与外界收发联络都使用这部指定手机。

报导中也说:“这样可以提高党代表的警惕性,对党代表的安全也有保障。一旦发生特殊情况,也利于追查。”

网络封锁加剧 党代表禁用手机

【大纪元10月21日讯】为期七天的中共十七大将于今天闭幕,今日将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据香港媒体报道,大陆主要的搜索网站,如百度及搜狗等,近日全面封锁有关习近平、李克强加“接班人”等关键词的搜索。

据苹果日报引述英国《泰晤士报》的消息称,内地网络内容供应商已接获通知,拒绝在博客上刊载有关李、习两人上调中央的文章及评论。过去几日,网民无法在内地博客上找到习近平或李克强的名字。

在十七大召开前夕和会议期间,海内外盛传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及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可能成为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接班人的消息。

选举前夕党代表禁用手机、网络

由于十七大会议事涉高层人事整体布局、政治人物的前途与命运,在悬念揭晓之前,会议气氛紧张,代表们限制与外界联络,手机和上网都不可以,个个如履薄冰。

据东方日报报道,三十八个代表团入驻的酒店及乘坐的车辆已实行无线通讯讯号屏蔽,因此,被严密保护的代表无法用自己的手机与外界联系。同时,大会方面也明确要求代表近日不要同家人电话联络。代表们亦不能上网。种种戒律,组织者解释是出于保密和会议安全之考虑。但深谙中国政治人士就指出,更重要的目的是防止代表之间的沟通串联,影响到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

拉萨逾千僧警冲突 武警封锁哲蚌寺

【大纪元10月21日报导】(大纪元综合报导)西藏拉萨最大寺庙哲蚌寺僧人和中共公安爆发冲突已经4日,寺庙仍被封锁,寺庙内有僧人1千100多人及数10名朝拜藏人。保守估计大概有超过3千名身穿军装人员分两道防线24小时包围寺庙,每名军警间隔3公尺左右,周边防线的军警荷枪实弹,全副武装。

中共阻庆祝达赖获奖

据中央社引述《明报》来自拉萨的消息,事情起因是,16日寺庙内僧人准备在寺庙内的一座建筑物“甘丹颇章”的外墙上泼白粉浆(噶惹),以示庆祝美国总统布什17日颁给达赖喇嘛国会金质奖章,但遭到官方制止。

17日清晨,僧人在“措钦”主殿诵经完毕后再次准备泼白粉浆,又被武警武力制止,一僧人头部遭棒击,最终双方爆发冲突,参与的僧人在900人左右,当时寺庙内的军警大概有300到400人,寺庙周边有近千军警。不准出入,同时封锁拉萨西部通往市区的主要道路,防止僧人进入市区示威。

另外,哲蚌寺山下的护法神殿“乃琼寺”据说也爆发警民冲突,拉萨街头流传警察开枪,但寺庙内的人表示未听见过枪声。

拉萨进入戒严

报导说,拉萨进入戒严状态,通往市区的道路设立有多个检查站,在大昭寺对面的房顶上架起了大型录影机,全天候监控大昭寺附近和广场的情况,大量警车在广场附近待命,相信戒严将持续到中共十七大结束。

哲蚌寺位于拉萨西郊,是西藏最大的寺庙,曾经有僧人逾万。寺内的“甘丹颇章”是三世、四世、五世达赖喇嘛的驻地,后来五世达赖喇嘛建立政权移居布达拉宫,但是政权的名字仍沿用“甘丹颇章政权”,此政权一直到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前一直统治西藏。

达赖喇嘛拟11月访日

共同社20日报导,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11月14日至23日,将应宗教团体邀请访问日本。达赖喇嘛的这项访问政治时机敏感,因为中共才因他最近访问美国受到礼遇而大为愤怒。

据外电报导,18日大陆用户使用谷歌、雅虎、微软等美国三大网路搜索引擎时,都被导向大陆本土的搜索引擎“百度”。“搜寻引擎圆桌会议”网站的分析家认为,这起事件跟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获得金质奖章有关。分析家说,虽然有人指控是百度做的,但我们认为,可能是中共当局不满美国的做法,因此对美国搜寻引擎展开报复。

方觉:为民服务的政治家产生于民主机制

【大纪元10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李佳采访报导)中国著名的政治民主活动人士方觉,在解析中共十七大胡锦涛的政治报告时表示,所谓的政治报告完全没有任何民主改革色彩和政治改革措施。他指出,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不可能发生在以胡为首的第四代领导层,而真正为民服务的政治家只能在民主的机制中产生。

胡锦涛的民主

虽然胡锦涛在他十七大的政治报告里多次提到民主。方觉认为:“和国际社会所讲的民主是两回事。胡锦涛所提的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既然存在着中共一党专政,那还谈什么民主了?”

他说,民主最基本的要求是,政党必须通过民主选举执政,中共坚持自己的当然执政、永远执政,要由它来领导人民民主,这是对民主本身的否定。所以中共所说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抗拒政治改革

中国近十几年来的政治改革,完全没有任何进步。方觉认为这是导致现今严重社会矛盾,贫富差距,腐败,尤其是中共高层内部严重派系争斗的根本原因。

他说,2004年以前,所谓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一直拒绝走邓的改革道路,拒绝走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国家的民主变革道路,坚持中共的一党专制。

到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人执政,不但没有纠正江泽民的忽视政治改革、拒绝民主变革这个错误的政治方向,反而进一步抗拒了中国的政治改革。

狭隘的团派政治利益

为什么会回避民主变革这样的错误趋势。方觉分析,首先从胡的成长背景看,他是毛泽东时期的大学生,一个正统毛时期的三好学生,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做政工的工作, 思想一直停留在毛时代,这些背景使他根本就不具备任何民主、自由的理念。

第二点,胡锦涛来自团派,共青团就是中共的助手,它必须依附和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才能保持它的存在性,如通过民主改革变成多党制,就会有竞争,首先就会取消共青团。胡维护的是他所代表的这个狭隘的团派政治利益,也就是中共内的一个派别利益。

为民的政治家产生民主机制

“真正能为国家,人民着想的政治家必须产生在民主的机制上,”方觉认为:“只有通过民主选举,让百姓自己去选择为他们谋利的国家领导人才行。”

他说:“ 不能抽像的去想为什么政治家不想为人民服务,政治家们不是圣徒,都是很自私的, 必须由人民和一种机制去推动他们为百姓谋利,而这种机制就是民主选举,产生多党的竞争。”

回避民主政治改革原因

方觉认为, 在中共内部虽有少数上层官员仍然保持着内心深处的政治改革愿望,接受民主理念的思想基础。但是他们在胡和江这两代领导人的错误领导下,不可能表达他们的愿望和思想。

所以他们是处在一种不得不跟着江和胡继续走拒绝民主改革,回避政治改革这样的错误道路。方觉感到这是一种非常遗憾的政治现象。

民主不是泛泛而谈

至于说中国今后有没有可能开辟民主,改善人权的状况,这关系到中共最高领导人和中共的最高领导层。中国是某种意义上的集体领导,目前还不存在个人独裁的条件。

这个所谓领导层呢,就是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有没有有超过半数的成员愿意启动政治改革,并且能够接受最低限度的民主竞争。

第二取决于国际社会,能不能在促进中国民主改革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方觉强调, 要施加具体压力,不是泛泛而谈要改善人权的问题,近30年了,中国人权状况还在恶化中,共产党不当回事,这种话都是外交辞令,所以说这是一个教训。

方觉说:“国际社会必须把这压力具体到中国要实行民主选举,具体到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制。”

方觉相信,通过中国民众对民主要求的推动,国际社会的压力,还有像他这样了解中共高层,曾经和中共高层官员有密切政治友谊的这些人的积极促进,会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让人们重新认识中国的民主化道路。

方觉简介

方觉1955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80年在北大参加和组织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学生运动,向中共和人大送交有关在中国制定出版法,实行新闻出版自由的建议。

1982年至1994先后在中国的水利电力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福州市政府系统等部门担任公职。

1998年,在美国法国台湾公开发表《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民主派的纲领意见》,要求中共领导层启动政治改革,调整外交政策和修改台湾政策。同年在香港公开发表《扩大中国的政权基础》,再次要求政治改革。

1998年被中共秘密拘捕,非法监禁4年。出狱后再次被捕。2003年经美国政府同中国政府交涉,中共被迫同意以治病的名义允许方觉由中国监狱前往美国。

现居住美国,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问学者,并继续参加促进中国民主改革的活动。

李柱铭:北京应兑现香港民主承诺

【大纪元10月21日讯】(美国之音记者:任敬扬2007年10月21日华盛顿报导)以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李柱铭为首的香港民主派访问团结束在华盛顿的访问。在访问期间,他们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以及一些同中国与香港事务有关的政界人士会晤,向他们介绍了香港民众争取在2012年普选下届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全部成员的最新进展。

李柱铭星期六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他要求北京政府兑现过去给予香港民主的承诺。对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的开幕讲话时曾经说“不容许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李柱铭表示不以为然。

李柱铭说,美国政府与其它国家政府均可以明确地反驳中国政府这种言论。因为《中英联合声明》颁布之前,中英两国政府曾经努力游说世界各国支持《中英联合声明》,也包括游说美国政府。美国与其它国家也曾高调宣布支持这项声明,因此成功地遏制了香港当时出现的移民潮。

李柱铭警告说,如果北京不允许香港2012年实行双普选,就等于对国际社会宣告中国不能在过去的15年里落实“一国两制”。李柱铭说,香港民主派不相信香港特首曾荫权会向北京要求香港在2012年实行双普选,因为北京当局不愿意看到香港特首推崇民主。但是北京对此予以否认。

民众评17大:自说自话 共产党无可救要

【大纪元10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 中共17大在超级警力的保护中正接近尾声,民众对于17大的感受,是否真如中共喉舌新华网铺天盖地的宣传所说的那样,所谓“党心就是民心”呢?记者采访了不少大陆民众,他们认为,共产党与邪恶等同,已无可救要;17大所谓“应中外媒体要求”安排的几次记者招待会,中共官员们上演的实际上是冠冕堂皇的说谎秀。

让我们将镜头转向这些大陆民众,也许他们才代表了中国十几亿低层民众的真实的民意。

共产党已无药可治

记者从采访的众多大陆民众中了解到,他们从现今中共的腐败、堕落和大陆的各种尖锐社会矛盾、社会乱象中感到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已经无可救药,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办法能改变中国的现状。

一位辽宁锦州的失业中年男子对记者表示,共产党把大的国营企业变成私人企业,很多上万人的大企业一夜之间宣布倒闭。职工被迫下岗,只给两年低保,以后什么也不管了,说是下岗再就业,有几个人再上岗了?

他说:“老职工把自己一生都献给了企业,可到老了,落个老无所依,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共产党当官的却视而不见,只顾自己玩命的塞、玩命的嫖猖玩女人,这样的党用什么代表人民的利益?我们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了?这个社会现在是没治了,谁也改变不了了。”

他还表示:“不管共产党开多少大,怎么对所谓中外媒体胡说,反正现在没人再相信它了,老百姓都说,那帮党代表、人大代表都是贪官,他们穿上这身衣服像个人,脱了衣服都是鬼……”

黑龙江佳木斯市原纺织厂下岗女工说:“共产党也太邪恶了,当官的吃喝嫖赌、和黑社会称兄道弟,整治他们看着不顺眼的人、欺压掠夺老百姓就是他们的工作。好人在这个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我们都看出来了,现在这个社会是无可救要了,无药可治了。开17大又糟蹋纳税人的钱又欺骗外国人,中国人它是欺骗不住了。”

山西的一位农民工悲哀的告诉记者:“我们老百姓苦啊,我们的工钱被扣两年多都不发,干活累死累活的还养不活家。共产党说旧社会如何如何,我们也不知道旧社会到底什么样,现在共产党这个社会就是穷人的地狱,贪官的天堂。毫无公正、公平,更无正义可言,这个社会还有出路吗?17大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不关心它。”

共产党不让老百姓说话更不让讲真相

很多冤案常年得不到解决的访民表示,对中共17大的几场记者招待会上官员西装革履、冠冕堂皇的吹嘘、撒谎感到恶心,他们认为官员们自己都未必相信自己所说的。

一位河南访民对记者表示,她近年来都不愿意看电视,特别是当前17大的新闻。最近她的女儿打开电视,各频道都是17大的报导,想看别的都没有,看了一会,越看很生气,干脆关了电视。

她说:“都是说共产党怎么怎么好的,老百姓的冤案多少年都不给解决不说,还不让你说话,老百姓连说说自己冤案的权力都被剥夺了,只要你说,就抓你、诬陷你,给你安个罪名就劳教你。对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大言不惭的说慌感到恶心,他们自己都未必相信他们所说的。”

“共产党不允许老百姓说话,可当官的天天在电视上人模狗样的吹嘘党怎么伟光正,其实它背地里什么人们想像不出的坏事都干,比如迫害法轮功,诬蔑人家是邪教,人家讲真相都不行,人还活着就抛腹取器官,这么残忍的野兽行为它怎么不在电视上说说?!”

南京一位退休教师对记者说,“我们都没怎么看17大的电视转播,早看出来共产党不可能改了,倒退10年,人们还对它抱有希望,期待它像自己鼓吹的那样伟光正,现在终于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了。人们说句真话都可能有风险,也只能私下骂它了。”

记者采访的兰州出租车司机辛先生则表示,不但老百姓说话的权力被共产党剥夺,法轮功的讲真相更令共产党恐惧,所以它疯狂的抓法轮功学员。

辛先生:“我有一次拉的乘客就是两名法轮功学员,他们大大方方的给我讲真相,我真佩服他们的勇气,对他们印象很好,改变了政府过去强加于人的反面看法。现在老百姓心里都明白法轮功是好的,共产党邪恶,惧怕法轮大法的真善忍揭穿它的假恶暴本质。”

看见当官滔滔不绝说假话就反感

一名祖籍湖南的退伍军人表示, 17大的权力分配与老百姓无关,这是它们内部的暗箱操作。老百姓都在观望,不管谁上谁下,就看他能不能兑现胡锦涛的政治报告中说的解决民生、民怨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共产党哪次开会不这么说,但最终事实证明都是骗局。

“老百姓觉的17大离我们很远,都不怎么关心,只是偶尔看了一段电视,我们关心的是17大以后中共是否把上访的冤案都解决了。”

湖北退休工人张先生对记者表示,共产党的17大讲的又是天花乱坠的,当官的说的一套一套的官话,实际上在干什么它们心里有数,老百姓现在看见电视上当官的油头光面、滔滔不绝的说大话假话就反感。

“不管它说的多好,老百姓关心的就是实际的吃饭、上学、看病、养老问题。现在中国的社会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就要全面爆发了,共产党不再激化矛盾就不错了,老百姓就观望它如何化解社会矛盾。”

王丹访问新西兰 谈中国政治改革

【大纪元10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陶意采访报导)10月21日下午,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新西兰奥克兰市Mt. Alert战争纪念馆发表了关于中国未来的演讲。来自新西兰各地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士二百多人参加了演讲会。演讲会期间,王丹还就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回答,整个演讲历时2个小时。另一位参与六四学运的著名人士、哥大政治学博士王军涛也应邀出现演讲会,并简短发言。

王军涛:“阳光”男孩

王军涛在演讲会上首先向观众简短介绍了他对王丹的印象。他向观众简短介绍了王丹的思想历程,从“根正苗红” 的中学生,到接触前苏联有关社会主义不同描述的思想,到创办“民主沙龙” ,成为89学运中的重要力量。

他回忆六四期间首次见到王丹的情况,以及事后对是否出国的探讨,以及在1998年王丹到达美国后,如何开始学业的情况。他形容王丹是时下可称之为“阳光” 的男孩,以其平和、友善的性格在海外民运中被广泛接受。


王丹谈西方社会的认识误区

王丹首先以西方目前广泛存在的对中国的认识误区谈起。他认为目前所有的观察家都是以一个角度,即经济角度来看待中国当前的发展。他举例说外国人是不可能也没有机会看到北京周围40里以外的情况。他表示,《纽约时报》曾经刊登一个故事,四川一位18岁的学生因为交不起每年80美元的学费而自杀,西方社会对此感到困惑。

王丹认为这反应了中国的另一面。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发展存在两个问题,即30年的不均衡发展,总是经济一条腿走路,其它方面的改革并没有跟上。另一点就是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他举例说纳粹德国也曾经高速发展,但都是以此换来的。有些问题是只有政治改革才能解决的。

王丹:中共不实行民主是愚民政策

在谈到目前中国的腐败状况,王丹表示,腐败的政党是不能纠正它自己的。在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权力仍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减少腐败依赖政治改革。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政府要受到监督。

他认为目前中国不是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即使稳定也不能持久。

对于社会上存在的诸如“中国太大了” 、“中国人素质太低了” 等不实行民主的理由。王丹举例说明中共最初在延安也实行过初级的民主形式。今天在台湾和美国,民主制度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他认为民主只是一种政治制度,一种基本方式。实行民主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民主的问题,而是实行民主的人士的问题。王丹表示以民主过程中的失误为由而不实行民主是愚民政策。

王丹:不能依靠中国私有化过程中的中产阶级

针对中国近年将人权条款写入宪法,王丹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而是被动地进行的。他认为目前所有的经济改革,包括土地、股票等,都是在“圈钱、圈地”,是单边的经济改革,是中国的私有化过程。但方向却是为极少数人服务的。这样的私有化过程,如果没有监督,就没有社会公正。他以前苏联为例,说明虽然政治上存在一些问题,但私有化过程还是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

他批评有关“中产阶级”会要求更多权力的看法。王丹认为在西方社会,中产阶级是由商贩、知识份子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人士组成。而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 则是旧的政府官员等既得利益团体的一部份,指望他们要求进行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

他认为目前中国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以北京为例,几年前一位大学生仅因为进行政治讨论就被判处10年徒刑,显示所有的事情仍由政府控制,没有真正的政治改革。没有包括干部任用制度、军队、司法等的改革,经济发展很难说会使所有人受惠。一、二战前德国的高速发展即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未来需要发展“繁荣、稳定、自由、公正”

王丹认为,中国历次“革命” 都不是发生在贫穷、落后的时期,如“三年自然灾害” 时期,而是发生在发展中阶段。他认为中国目前就出于这样一个时期。人们看到社会不公,不满程度升高,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目前权贵、商业、政治精英集团等,是邓理论的既得利益者。但这种发展是不可续发展,依赖大量资源的发展。而资源是有限的,一旦资源耗尽,就不再是铁板一块了。

王丹认为中国在未来必须在“繁荣、稳定、自由、公正”四个方面都进行发展,而中共目前只强调繁荣与稳定。

在演讲的最后,王丹表示根据他在海外近10年的经历,对于学生当年的诉求,对于89学运的支持,是“民心所在” 。


演讲后,观众提出了各种问题,王丹给予了精彩回答。

问题:希特勒也取得高速经济发展,为什么不结束中共统治?

王丹:结束中共一党专政。中共存在太多问题,应当退出历史。中共58年执政,8千万人受牵连(死亡) ,应当谢罪下台。希望在民主方式下进行,需要过程。

问题:为何学运后期被排除在中心?

王丹:大规模运动后期激进化,软化态度遭淘汰。学运是整体,99%的人不会留下1%的人不管。但自己没有感到处于中心之外。

问:中国会否出现哥尔巴乔夫?

王丹:胡、赵比较开放。但中共是整个利益集团,层层检查,只有没有棱角的人才会上来。中共系统不变,没有可能。只有外界压力足够大,才有可能。但不可能主动地出现哥尔巴乔夫。

问:如何看待西方与中国的利益关系?

王丹:美国存在国家利益与民主关怀的外交基石,两方面此消彼长。中国的民主依靠中国人自己,不能太多依赖外界。

问:中国和平发展前景?

王丹:对中产阶级、和89后资讯受阻的“我-一代” 人失望。希望于社会另一种中产阶级(由律师、教师等组成) 与弱势团体的结合,如“维权运动”等上下层结合点的发展。

问:六四确切死亡人数?

王丹:根据红十字总会当年统计数字,2千至3千人是可信的。根据丁子霖等人统计,应当有千数量级的人数。

问:中共相信马克思,海外民运应当相信什么?

王丹:相信自己,树立公民观点。

问:人权圣火活动正在进行,海外人士如何做?

王丹:从自我做起,当权益受到侵犯勇于站起来。奥运会不是中共的奥运会,是全中国人的奥运会。希望回国看到奥运会。

另外,针对有观众对于民主的防腐败功能,王丹亦给予精彩回答。不过,他也强调,不要将太多希望放在一个人身上。

浦惜秋:奥运对中国新闻控制的新挑战

【大纪元10月21日讯】从“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到“崇洋媚外”,这已经成为中国的“传统”,到了中共统治这半个多世纪,加上“内外有别”和森严的等级制度,便构成了这个“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同样是新闻记者,在北京当局的内部规定里,首先是分成海外记者和国内记者两大部分,海外记者还要分港、台媒体与外国媒体,外国媒体还要根据媒体的影响程度和对中共当权者的亲疏关系,分出不同的高低。同样是采访报道,海外记者就有许多国内记者所没有的特权,即便外国记者其特权也不尽相同的。

国务院颁布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今年一月一日正式实施,根据这个规定,外国驻华记者在中国境内可以自由采访,而且范围不仅仅限于对北京奥运会,也包括政治、技术、文化和经济等领域的报道活动。当然,国内记者是绝对没有这些权利的。

但外国记者并不领情。八月一日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公布了一项调查报告,接受调查的一百六十多位驻华记者当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认为中国的报道环境没有达到国际普遍接受的标准;百分之六十七的记者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履行其今年年初做出的给予外国记者更多报道自由的承诺。另外,参加这项调查的外国记者当中还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反馈说,他们从今年一月以来在报道工作中受到了中国政府部门的某种干预和限制,其中包括跟踪监视、恐吓骚扰、非法拘禁、和对记者本人以及消息来源的暴力侵犯。部分外国驻华记者认为,尽管国务院的新规定已经实施半年多,但是他们在公共场所采访诸如抗议等敏感事件的时候还是会被官方禁止。他们在深入报道少数民族等敏感问题的时候,还是会遇到很多来自行政部门的阻碍。

八月六日记者无国界在北京奥运组委会的总部对面举行记者会,要求释放近百名中国记者和网上异议人士,随后举行了示威抗议。八月七日保护记者协会也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指责中国政府没有信守承诺。十月十日,中国信息科技领域的一名网络专家与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和中国维权网合作,发表了一份题为《进入网络审查中心》的研究报告,详细披露了中国当局如何对网络信息进行审查和监督。

有人不解:为何北京政府做出的“庄严承诺”不能兑现?其实北京对外国记者的所谓“承诺”,是一种惯用策略,打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敷衍国际压力,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开放新闻自由的意思。控制新闻的整个机制还是在照旧运转,虽然个别敏感人物接受了外国记者采访,但是国家机器的主体保持着制度惯性,这也解释了地方或者部门更敢于肆无忌惮的对付外国记者。

中国人经过半个多世纪一党专制的煎熬,对其“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统战伎俩是有所体认的,不会再一厢情愿的把中共的说辞当真,因此当他们面对外籍记者采访的时候,依然是顾左右而言他,……这种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惧心态,恰恰是中国社会没有言论自由的写照,更不要说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监狱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肇始于党文化的全社会造假风气,现在要期待中共改变行为方式--按照国际标准信守承诺,本身就是异想天开。

就像自由是不能分割的一样,当中国国内记者不能享有同等权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给外国记者的所有承诺都是虚假的。相信在北京采访十七大的外国记者对此会有新的体认。所以,外国记者需要的不是“特权”,他们帮助中国同行争取同等的权利,其实也就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

转自《动向》2007年10月号

魏紫丹:半世纪后的回答

  我的朋友 张先痴先生,在普林斯顿纪念反右50周年大会上说 ,当初他并不反党,即不是右派,却划了他右派;如今党“教育”得他真反党了,即真成了右派,却又给他改正了。当然,有此体会的不止他一人。人们的直感是“荒唐”;深思之则会发现,其来有自、一点也“不”荒唐。这就使我产生了事后的一孔之明、一得之见,对1957年6月8日中共发出反右号令、由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自鸣得意地提出“这是为什么?”这一问题,要提供一个新思路指导下的、迟到的答案。  

  毛问:“这是为什么?”   

  我答:“因为你要反右。”   

  的确是这样。如果他要反你右,并不总是因为你右了他才反你。而是因为他要反你,才把你说成右。丁玲提供了极其鲜明的例证,她左得很,即便当了20多年右派之后,依然故左,左性不改。当时是周扬按毛泽东给他的名单,划她右派的。周扬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1]   

  的确是这样。只要他想反你,你就是在劫难逃。后来的事态就更彰明昭著了,他反你右,但你不但不右,而且比丁玲还左,左得出奇,左得登峰造极、堪称天下第一人;他反不反你 “右”了?照反不误。如,我们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学得最活、最活、最活、最活的林副统帅,按共产党的定义,应该叫做“极左”。眼皮儿最活的国家总理周恩来就是提出反他 “极左” 的,结果触犯了龙颜!上疏支持总理意见的哲学家王若水,也碰了一鼻子灰、在文革中倒了台!天知道,毛泽东要批的、是林彪的“极右”!!!这就是说,他要反右,而你是极左,也可把你说成极右。陈沂、陈涌、姚雪垠不都是划了右派的极左份子吗?   

  毛泽东是只管“予取予求” ,不管“事实”的。他不管历史上你曾经如何树立他(林彪、刘少奇)、支持他(张闻天、陆定一)、爱过他(杨开慧、贺子珍)、保卫他(彭德怀、罗瑞卿)、追随他(陈伯达、关王戚……他要反你、厌弃你,马上就是翻脸不认。若果他想利用你呢,即便他明知你是汉奸(陈永贵)、叛徒(张春桥)、走资派(邓小平),也是照用不误。   

  总之,就像狼吃小羊的理由是它需要吃那样;他需要“马”,或需要反“马”,可你不是 “马”而是“鹿”,那也无妨,他可以“指鹿为马”。   

  这是我回答“这是为什么”的又一补充答案;顺藤摸瓜,再深一层的问题是:毛“予取予求”,又是想在反右中“取、求”个什么呢?

  我在拙着《还原1957》的第一篇《反右探源篇》里,已从远因、近因、内因、外因、制度原因和个人原因,作了说明。这里旧话就不重提了,再说些新话作为旧话的补充。   

  话说曹操,因为军粮不足,为安军心,遂令发粮官按小斗发。结果造成军心哗乱。又是为安军心,就又把发粮官杀了。发粮官和曹操谁都心知肚明,是他下令要用小斗发的。这出“借头”戏,是丞相为解一时之需而设的“阳谋”!

  毛泽东要“取、求”的,也是右派的头,所以说,反右也是一出“借头”戏。中国第一号大右派章伯钧一眼就看穿了:“老毛是要借我的头,来解国家的困难了。”[2]   

  国家当时面临的是什么困难呢?国际上,反苏反共之势风吹树、风满楼、风起云涌!连美国著名作家法斯特都宣布退了党。国内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知识份子闻听苏联“解冻”之声,声声入耳;“中国的蚂蚁”蠢蠢欲动。毛泽东以退为进,提出党内整风,消除“三害”[3]。怪(!)就怪在毛一向口口声声要依靠工人、农民,而这次却不让(!)他们来帮助党整风,反而厚爱这般他往日深恶痛绝的知识份子,诚恳(!)地请他们来帮助党整风。有幸听到毛讲话录音的著名文学家傅雷,对毛的谈笑风生、甜言蜜语,感到如沐春风、如醉如痴,给儿子写信说:“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真是艺术高手。”[4]   

   干脆让我把傅先生受骗的事说到底:翻着<<傅雷家书>>往下看,再一封信,就是说:“真兴奋。……踊跃争鸣,……都纷纷写文章响应,在座谈会上大胆谈矛盾、谈缺点,大多数都是从热爱党的观点出发,希望大力改进、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扬眉吐气,精神百倍。”[5]

   再往下的信,就是妻子写的了:“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讨,最后一次说是进步了,是否算结束,还不知道。爸爸经过这次考 验……活到五十岁了,才知道看人不是那么简单,老朋友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会出卖朋友,提意见可以乱提,甚至造谣,还要反咬一口,……”[6]这信说的是,傅先生当上了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后,在作家协会上接受“帮助”的情形。

   然后的信……直到没有了“然后”,——文革中,夫妻双双自杀,同归于尽。盖棺论定,被说成是花岗岩脑袋,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   

  傅雷的经历就是浓缩了的一部反右史,也是毛反右的借头史。真正在反右当中第一批被砍下鲜血淋漓的头颅的,是所谓章罗联盟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中的三名“主犯”: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民盟盟员、县文化图书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民盟发展对像、汉阳县一中副校长王建国;语文教研组组长、初三毕业班班主任钟毓文。牵涉此案者约70人,其中13人判刑或劳教,很多人死于狱中。现在真相已明,纯属胡编乱造;只用举出钟毓文被枪毙是因为他好“眨眼睛”一例,足矣。然而当年《人民日报》等报刊对事件大加宣扬,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把事件摄成新闻片《铁证》,在全国放映。其内容,大事渲染“反革命分子血腥暴乱”。很可能那位御用文人就是看了此类报导,才抱着政府大腿、“有根有据”地大事叫嚣反右必要论的。

  小匈牙利事件虽然改正,但“借头”的效应,已彪史册。利用反右“借头”,这一招真灵,毛泽东取得了远比曹操还大得多的胜利;吾等过来人都知道,当时所有的“不安定”因素,全于瞬息间被镇压下去了;收效如神。
  

  注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郭罗基《周扬桉名单抓右派》《动向》2003年11月号

  [2]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时报出版第352页。

  [3] 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4]《傅雷家书》第158页

  [5]同上, 第163页

  [6] 同上第167页

魏紫丹:论反右派与反右倾

  如果说整个大跃进,是毛泽东在浸透着百万右派血泪的中华大地上,用以农民为主体的全民的赤血白骨,堆起来的一座标志着个人野心的“丰碑”。反右倾则是毛泽东不承认大跃进的失败,在庐山举起屠刀,从彭、黄、张、周开刀,杀向那些要说穿“皇帝新衣”的30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杀威棒”。然后自欺欺人地宣称大跃进取得了举世罕见的“伟大成绩”;接着又是一意孤行,“反右倾,鼓干劲,继续跃进”,使中国人民承受累累的恶果。当时留下的民谣有证:“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说假话”;“夺高产,放‘卫星’,饿死的社员填满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总路线成了肿路线,全民皆浮肿,“连红太阳都浮肿了”……“打肿脸,充胖子”,便成了大跃进惟妙惟肖的象征。

  李锐的书《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就是对庐山这场腥风血雨的见证,就是对这段历史的“实录”(后面,我将以《实录》简称此书,并对该书的引述也只标明页数)。

  该《实录》中,对反右倾与反右派相提并论的地方,达三、四十处之多。如在该书的第2页上就指出:“他(毛泽东)还认为反冒进使右派钻了空子”。而毛在庐山的每次讲话,几乎都要挂上一笔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作为陪绑,一则用以说明过去反右派的必要性,再则是用过去杀死的右派之“鸡”,儆今日仍存活的右倾之“猴”。我们从中就可以察觉到两个运动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的论述,将以《实录》作为论纲,侧重于谈反右倾,并在此基础上与反右派做比较,以期呈现其相关性与相似性,进而洞察历史事件的本质联系,即规律性。   

   一、两个运动起因的同质性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哪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43)   

  “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套在反右倾运动上就是:   

  第一条,大跃进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彭德怀、张闻天等说的“有失有得,得不偿失”,还是毛泽东说的“得多于失,失少得大”(页216)?   

  毛泽东对《李云仲的意见书》批示说:他“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 ‘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 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有些地方简直是 ‘有失无得’论”。(页63)

   林彪批彭德怀说:他还说“有失有得”,哪里是有失有得呢?他说的其实主要是失。我们说主要是得,部份损失。所以他这样倒过来说,是有文章的。(页279)   

  毛泽东说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书的批语说:“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表现。”(页272)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说:“他们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看不见党领导下的一切人民事业,成绩是主要的,而错误缺点则是第二位的,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已。”(页353)   

  不少工程师说:“炼钢损失了23亿,这笔钱可以建设几个鞍钢。”“如果拿这笔钱向外国买钢,能把全世界年产钢都买来。”一机部的工程师说:“去年接近了精神第一性,有人说产量可以翻一番,两番,甚至七番,八番,只要群众说行,群众是多数,你说不行也不行,走群众路线的结果走错了。去年发生的错误,没有经验是一半,另一半是思想问题,有些人不懂装懂。”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说:“不说真话,怕说真话,都是怕戴帽子。”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发表了许多尖锐的、讽刺的意见,即许多“右派反动言论”。章伯钧说,58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罗隆基说,物质供应紧张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加。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史达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党的政策或冷或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页59-60)   

  广州军区据42军政治部报告,“少数团营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问题,中央要负责任。”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有位排长听战士唱《社会主义好》这支歌(是颂扬“反右派”的歌)时,不耐烦地说:“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歌非改不可。”海南军区一个指导员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有位排长讲怪话:“在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干活,给地主干活有饭吃,还给钱。”讲这些话的人,都有名有姓有职称。汇报材料中说,这些人“政治上一贯落后”,“有一人是反右派斗争时的重点批判对像”(页57__58)   

  长沙一个郊区公社的调查报告说:“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说主要是一些新、老上中农,对“拉平”意见多,要算帐;没钱用,嫌工资少;怀疑大跃进成绩,真正反对我们的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毛8月6日的批语说:“这同目前在庐山讲闲话较多的人们是有联系的。”(页269)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7、23”和“7、26”讲话中说:“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份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页165)   

  就在张闻天将要发言的早晨,得悉风声已紧的胡乔木打电话关照,要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可是,张闻天还是冒险犯难,完全支持已遭非难的《议定记录》稿和彭德怀的信,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发言。后来批斗他时,说他的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小组会的发言,《简报》一般只刊要点。这个“副帅”的《发言》,记录稿就全文印发下来。批判时,有人让秘书作了统计:全文8千多字,而讲成绩只有270余字。用了39个“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的文章”),13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或损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页157)《发言》指出:比例失调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共产风”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两个问题;浮夸风和强迫命令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否则就扣“怀疑派”,“观潮派”等帽子。将计就计缺点还应讲具体后果,这样才能取得经验,针对后果提出纠正办法。如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造成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基建战线太长,“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做法,浪费太大,工程质量也太差;新增工人太多,招两千多万,人浮于事;企业产品不成套,任务朝令夕改,不能实现价值;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等等。从而造成大量资金和物质浪费,积压,市场供应紧张,物质储备减少,财政节余用光,外贸出口不能完成等等恶果。“全民炼钢”不单赔了50个亿,最大问题还在9000万人盲目上山,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丰产也不能丰收。去年什么事都提倡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页158)“主席常说,要敢于提意见,要舍得一身刮,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页162)   

  问题在于,这些话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真知灼见?和57年的右派言论一样,这些59年的右倾言论,也都是济世良言。可惜他们都遭受了灭顶之灾!你可以不怕杀头,或怕杀头而缄口不言——这就是毛泽东给你的自由。但你可不能妨碍他“杀头”的自由。从个性上说,他是铁石心肠,嗜杀有癖;从政治上说,“肉体消灭”是他对待异己,对待异议的得力手段。这就是他总是亲自下达杀人批量,杀人数字,杀人指标的根由。古今中外,杀人之多,无如毛泽东者。周恩来了解这一点非常透彻,他深知毛是个食肉动物,所以他在毛面前就像是老鼠见了猫,总是颤抖着忍忍忍:对,也忍;错,也忍;忍至“忍无可忍”时,平平气重新再忍。即便是这样,他也仍未能逃脱毛利用癌细胞置他于死地的最终命运。(参看《晚年周恩来》)   

  毛泽东不仅大会批、小会斗了张闻天,还给他写了一封尖刻嘲讽、耍尽无赖的信;之所以称他“无赖”,兹举一例以明之:他不用他“倡导”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指明人家哪里说得对,哪里说得错,而是胡搅蛮缠什么:“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了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页267)说这样下三烂都羞于启齿的话,一般人都会感到有失身份,更何况是领袖对自己的高级干部呢?

  毛泽东对大会还说了如下的话:他们还不是右派……他们重复了56年下半年、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页171-172)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页173)我们不怕右派倡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页197)   

  我划右派后,下放农村(包括在农场劳动教养)20多年,似乎是证实了一句谚语:“要知朝纲事,乡下问农民”。农民把毛“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比喻,用来戏说毛本人:“毛主席的十个心眼九个好,只有盖在上面的一个心眼孬,所以,每逢一遇事,上前总是用上面的那一个,盖在下面的九个总也用不到。”至于对毛说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基本的。农民的戏谑,简直是“谑而虐”,庸俗之至了:“成绩是鸡巴(基本)上的,蛋(但)有缺点,是逼染(必然)的。”

  第二条,“走哪个方向?”右派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右倾也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说:“他们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份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页357)   

   毛泽东说:“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倡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倡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页196)

  林彪说:“无论从他(彭德怀)的思想意识上,思想方法上,还是政治纲领上,都有另外的一套,而这一套是隐藏着的,没有暴露的。他的世界观就是一种经验主义的世界观,狭隘的经验论的世界观。经验主义表现的另外的一种形态,就是实用主义。少奇也讲他有另一套纲领,另一套作法。社会主义他是干的,革命也是干的,但是他有另外一套。共产党他也是要搞的,但他是家长式的党。他要用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党。他自己的面貌是资产阶级体系的反映,是要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来改造我们的党,改造党的路线,改造党的作风。”(页281-282)   

  第三条,“谁人来领导?”在8月16日通过全会公报和两个决议的会上,毛作了长篇讲话,其中说道:“在王明毛泽东之间,彭大约会投我的票;如果彭德怀跟毛泽东较量呢,就会觉得与其是你,不如是我了。”(页350)

  《决议》指出:“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胜利,虽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地利用他们认为‘有利’ 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页358)   

  毛泽东指斥彭德怀:“讲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锋芒是攻击中央。你不承认,也可能承认。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页236)“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页237)“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份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你要打无产阶级的旗帜。”(页240)“而且(说我)‘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页272)   

  康生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他们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换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或改换主席之意呢?令人怀疑。”(页295)   

  以上三条是按着毛泽东反右派的思路,分析综合出来的与反右倾在起因上具有同质性的几个焦点。另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就是表现在反对个人崇拜上。这一点和反右派所涉及的国际背景是相同的。主要是苏共20大所带来的政治风潮:   

   “周小舟和我(作者李锐)一样,比较激动。他怀疑主席的这篇(7、23)讲话,是否经过常委会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史达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我们都同意这种看法。周惠也感到主席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谈到斯特朗的谈话,当面称赞主席超过马恩列斯,而主席没有答话。感觉多年来的顺境,毛主席骄傲起来了。我认为主席确是喜欢高指标的,只喜欢柯庆施那样一些吹牛说大话、奉承迎合的人(柯是个手拿大棒,随时准备整人的人)。”(页178)  

  彭德怀说:“第一书记说的算,别人说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不对的,是不正常的现象。”还说:“什么都是第一书记挂帅。”(页203)   

  彭德怀在一次中央常委会和赴庐山的火车上,都谈过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在火车上他还随意跟人讲过这样的话: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的。(页126)

  彭真批评他“这次在火车上讲匈牙利事变。”毛泽东马上插话说:“思想之混乱可观,我们怎能同匈牙利比?”(页253)周恩来等也这样说过。但是,“在主席处召开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德怀就是纳吉。”(页204)既然不能同匈牙利比,那么,说“彭德怀就是纳吉”,这又是同哪个国家相比?这又说明,是谁的“思想之混乱可观”?   

  在8月1日的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彭:“从打击史达林后,佩服赫鲁雪夫。”   

  林彪说:“抛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很远,不要打这个主意……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页252)   

  刘少奇接着说:“两个歌子,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对个人崇拜。党章中毛泽东思想领导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原起草时,就不赞成写毛泽东思想领导那一条。八大决定不要,又反对。”   

  彭真说:“反对个人崇拜,有无此想法?你有大功劳。但一切功劳离不开党和群众。否则,顶多当个唐生智,程潜。毛泽东的路线已经得到证明,基本上已证明路线的正确,也应服从。”刘少奇、彭真一唱一和:“彭的功劳也是来自这条路线。”。”(页253)   

  毛泽东说:“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史达林晚年’,又是 ‘专横独裁’,不给你们 ‘自由’和 ‘民主’,又是 ‘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 ‘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页272)   

  在全会闭幕的第二天,还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作了主要发言:“我们中国党,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  

  刘说:在苏共20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什么“史达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20大以后,他就一贯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刘少奇引用了恩格斯《论权威》的文章,恩格斯说了“革命无疑问就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而反对权威的,“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刘少奇说:反对史达林“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雪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20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页359-360)   

  刘少奇顺从毛泽东的意图,极力颂扬个人崇拜,使毛反右倾的阴谋得逞,这就铸成了一个自掘坟墓的历史上的大错。使得个人崇拜,从延安整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直至文化大革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达到登峰造极。而这个“自掘”和“他掘”的坟墓,埋葬了从国家主席到平头百姓们成千万甚至上亿的生命财产,和惨不忍睹的良知废墟。   

   二、两个运动过程和手法的相似性   

  过程与手法是什么关系呢?前者就是后者的展开式。反右派所施的阴谋诡计,毛泽东的流氓语言叫做“阳谋”,就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反右倾竟然与之相似到惊人的程度:神仙会相当于大鸣大放;彭德怀的信作为运动的“引信”,相当于那封给卢郁文的匿名信;对于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与章罗联盟右派集团的划定与栽赃,也是如出一辙,都是千古奇冤,都是绝对的凭空捏造。那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郭罗基也说:“想来罗隆基也找不到箭了,只好以手杖作代用品;折杖为誓,决不同章伯钧联盟。硬是拉郎配,把这两个冤家结成‘同盟’,完全是毛泽东一手操办的。这是毛泽东的军事原则在政治上的运用,他总是将他所要反对的政敌赶到一起,‘聚而歼之’。在党内亦然。1959年整 ‘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1966年抓 ‘彭、陆、罗、杨反党集团’,都是这种策略的运用。”(《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同时,他不仅都要强迫人家认“罪”,而且要承认四个“有”:“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决议》)。而后来的历史又都被确凿无疑地证实那所谓的“罪”和四个“有”,乃是毛泽东违背了自己亲口吐出的“实事求是”和“不许放屁!”的准则,而作出的血口喷人。至于会上会下呈现的“一犬吠声,十犬吠影”,“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政治景观,那是群众运动与运动群众中既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结果,无论在反右派还是在反右倾中,往前推,肃反,反胡风……次次皆然。在庐山会议上毛的故伎重演,使我们看到了“似曾相识雁归来”!著名报人右派份子徐铸成 在《“阳谋”亲历记》中说:“斗争的方法,也非常讲究‘技巧’。当集中斗争章、罗的时候,除积极份子外,已点过名的,也用种种方法威胁鼓励他们参加批判、揭发,予他们以‘立功赎罪’。这种一步步深入的方法,后来就成为 ‘文革’时 ‘揪出、火烧、油煎’直到‘彻底打倒’的蓝本。所以,我和巴金同志回忆文革的遭遇时,在好友叶以群被迫害致死后,他也不得不随众举手,高喊‘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自绝于人民的叶以群。’到后来,他自己也被揪出来了。这个滋味,我在1957年反右派中已尝够并深有体会的,经常有一把刀架在脖子上,逼你说出‘供词’,以便他们扩大斗争面。”
  
  我在国内,几乎听到的是众口一词:“庐山会议,毛主席本意是要反左的,可彭老总的一封信……”这和整风转向反右,人们的归因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首先我要据理力争,我把神仙会比作大鸣大放,绝非牵强附会,因为毛泽东本人就是这样做和这样说的:“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份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页165-166)   

  这里再明白不过地把“江西党校的反应”,“广东军区的材料”和罗隆基,陈铭枢的言论,统统一锅煮,曰:“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下面,还有几个悬念:为什么还想“把他们都请来”?来干什么?我想除了是大鸣大放,不会是别的。再则,为什么“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趁你(毛)的心?难道要是不一蹋糊涂,你还会大失所望吗?在反右之前,你在党的会议上也是这样说的。“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得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55)“我们还要让他们倡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倡狂,对我们越有利益。”(同上,页425)“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同上,页427)“凡是放得彻底的地方,鬼叫一个时候,事情就更好办了”(同上,页4860)“1957年,毛泽东谈大鸣大放,说鸣放就是放屁,越臭越好。刘少奇后来发挥说,大家都闻到臭味,自然清醒。毛说,反右就是引蛇出洞,不是阴谋是阳谋,有些人三天不打屁股,就翘起尾巴了。刘加以发挥说:‘贱嘛!’刘少奇并说,他本来是反对大鸣大放的,认为鸣放的后果不可收拾。后来也觉得放屁放得好。”(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页557。)“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人这个地方叫头,头上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覆,说得对的就接受,说的不对的加以批评。”这时候毛泽东说的“加以批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篇在上海干部会上讲话的题目:“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换成在庐山的语境,就是:“打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现在再来看看,毛要他的狂热派们“硬着头皮顶住”,即:“打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实录》在“神仙会”一节中写道:“研究党史的人,一般以7月23日毛主席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将庐山会议分成前后两期,前期是神仙会,后期为反右倾,也有将会议分成三个段落的(各半个月):7月2日到16日彭德怀信印发,为真正的神仙会;16日到8月1日,从纠‘左’与反右的对立交锋,突然转到大反右倾;8月1日前为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到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大批彭、黄、张、周,最后通过保卫党的总路线和反党集团的错误两个全会决议。为反右倾主义而奋斗。”(页19)这里最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是:作者所说的“真正的神仙会”,是否“真正的神仙会”?

   且听毛泽东说:“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20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页172)读者:你现在可以从梦中猛醒了吧!毛泽东“硬着头皮顶了”几天?——“顶了20天”。那就是说,从一开始就“顶”的。并不像许多人(包括李锐)讲的那样,7月16日彭德怀的一封信,使毛泽东由反左转变为反右。如果不看假象看实质,那么,在庐山,一天也没有过过那个欺世盗名的“真正的神仙会”的生活,有的只是你美丽的梦幻和毛泽东心里的“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神仙会只是、也正是相当于反右前的大鸣大放。至于随后的发展,详见拙文《毛泽东“引蛇出洞”考》。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三、两个运动恶果的递增性

  所谓“恶果的递增性”,是指社会政治经济,世道人心,每况愈下,一步比一步坏,坏坏相因,愈演愈烈。其表现,除了发表在上期的前文《反右派与大跃进”》中已表述过的“经济上大跃退,赤地千里,饿莩遍野”外,还有如下三个方面的表现:思想上,个人崇拜的恶性发展;政治上,阶级斗争的恶性膨胀;道德上,党性兽性化的恶性发作。   

  1、思想上,个人崇拜的恶性发展   

  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和邓小平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都表明了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的态度,甚至毛泽东也还假惺惺地说过:“赫鲁雪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视力。他终于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也要进行改革。”(见《 赫鲁雪夫谈毛泽东》)   

  右派在鸣放中,反对史达林的个人崇拜是一致的,分歧在于一部份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并且矛头直指中国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种种恶果;另一部份则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尚不严重。但是,只要你反对个人崇拜,就触动了毛泽东担心秘密报告会在中国重现这根神经,最轻微的条件反射也是,认为你是在指桑骂槐,是同着和尚骂秃驴。所以,凡是有反对个人崇拜言论的,不划右派就很难了。反右派之后,毛就正面地提出,肯定个人崇拜的必要性,不过这时候对个人崇拜的最高发展,也只是要维护:从名义上讲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提倡的个人崇拜,表面上还不是无限制的,而是前面有个限定词:“正确的”。至于“三忠于,四无限”,那是反右倾之后,60年代才行时的口号。   

  在庐山会议开始时,大家都本着对事不对人的公正态度,但求弄清事情的是非曲直,总结经验教训,不是跟谁过不去。但毛出于要打击和打倒“人”的目的,就提出了“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页196)  

  “党内右派在倡狂进攻。”毛主席一声令下,“要划清界限!”于是不管过去有没有表过态,或讲得重讲得轻的,都起而踊跃发言,大家直接对着彭德怀,张闻天等开火。(页202)所有这些“开火”,40多年后的现在,都已经大白于天下:对事的,全是是非颠倒;对人的,全是人妖颠倒。

——百团大战是无组织无纪律。还有人提到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问题。
  
——彭德怀,张闻天,李云仲等共同特点,都是说党内不能讲话。

——彭德怀说,他批评的具体对象是冶金部,农村工作部和宣传部。这三个部恰恰是主席抓得最多的。张闻天说“好大喜功”,这指的是谁?还不是毛主席。

——倡狂进攻已经到来,不仅是立场问题,动机不是为了党的利益,而是别有用心,是要在党内掀起一场斗争,反对总路线,攻击毛主席。彭、张等看到气候已经适合,认为抓住了辫子。要向毛主席和中央算帐。

——而且还有个组织问题:此次彭德怀是元帅,张闻天是副帅。一封信,一个发言,都带有反党纲领性质。锋芒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向党的挑战书。

——“第一书记说的算,别人说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不对的,是不正常的现象。还有 ?font color="#FF0000">‘什么都是第一书记挂帅’。彭德怀这些话是讲毛主席的,他对毛主席攻得厉害。他在小组会上还讲过‘脱裤子’,‘要脱大家都脱。’”

——周小舟,周惠的思想与彭德怀是一根红线串起来的。有的人还质问周惠:你是拥护总路线,毛主席,还是拥护周小舟?因为这时人们对周小舟的检讨很不满意。周惠还为之说了公道话。

——“是否同国际朋友的影响有关系?”“是否到国外取了什么经回来?”这一类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也开始有人提了出来。   

  最为严重的是小组会外的种种议论和传言,“湖南集团”和“军事俱乐部”的说法传开了。总之,空气越来越紧张,人人都在磨拳擦掌,投入战斗。(页202-204)  

  所谓的两个“颠倒”,一个是“是非颠倒”:明明彭德怀作为政治局委员,所提的意见从内容到上书党主席的方式,全然是正确的;大跃进是错误的,确实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仅是得不偿失,而且是一场大灾难。但结果呢,不但没能纠正错误,反而是“错误的打击正确的”。让巨大的错误,酿成全民的灾难。   

   “错误的打击正确的”(页346),这句话乃是出自毛泽东之口,如果他是在说他自己,那就不存在“是非颠倒”了。问题在于,他反而说彭德怀是“错误的打击正确的”。以此一斑,便可窥见“是非颠倒”之全豹。如果仅仅说庐山会议“把正确的说成是错误的”,那还不行,必须再补充一句话:“把错误的反而被说是成正确的”。这样才能表明其“颠倒”得非常彻底;同样的两句话应该这样说:“把被打击的说成了是打击者,打击者反被说成是被打击的。”只有如此,才能把庐山会议“是非颠倒”的性质说明白讲透彻。

  另一个“颠倒”,是“人妖颠倒”。林彪,康生,柯庆施,彭真,甚至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妖魔化彭德怀,向他身上泼脏水,说他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投机分子等等。闲话少说,让林彪一类哈巴狗靠边站,由其主子毛泽东亲自出马,来与彭德怀作一比较。试请读者诸君来做一道选择题:彭德怀和毛泽东,谁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投机分子?   

  所有对彭德怀的批判,都没有指出他说的哪句话与事实相违,哪句话与道理相背,大致都是像彭真这类意见:“信是个纲领,一条路线,重点在后部份,目标是主席。”(页253)林彪说:“他有很清楚的句子:‘计委虽然有安排,但由于各种原因,难于决断。’这个话就有伏笔。计委之上还有谁呢?领导经济建设的当然是毛主席,所以他在这里很显然是影射毛主席。”(页279)影射毛主席怎么啦?问题的关键在于,他说的对不对?如果说的不对,不管影射不影射谁,都不对;如果说的对,影射谁也就无所谓了;别说是“影射”,就是“明说”又有何妨?毛不是说:“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页196)吗?可见,事态又有了新的更加恶劣的发展,只要把问题归结到“目标是主席。”往下就万事大吉了,再也不用分青红皂白了;事态的恶劣在于,对个人崇拜的发展已到“对人,不对事”的高度。只要对毛的个人崇拜有丝毫不利,你的意见即便是对国家,对人民,甚至对共产党有百利而无一害,那也是错误的,甚或是罪恶的;更有甚者定你为‘十恶不赦”。这不是抽像的思辩,而是发表了正确意见的彭德怀的具体遭遇。至此,“对人不对事”就在全国蔚然成风;风吹树,风满楼,风起云涌;直至举国上下蛮不讲理,只认定:“谁反对某个人,就砸烂他的狗头!”   

  2、政治上,阶级斗争的恶性膨胀   

   中国经过镇反,土改对国民党留下的党政军警人员的血腥镇压和对地主富农的图财害命;经过三反五反,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巧取豪夺,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丧失了经济手段和独立人格,只有服服贴贴,别无出路。再加上接受史达林的“社会主义越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的教训,党的八大决议宣布:现在“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页341)就是说,不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对此耿耿,颇为不满。“八大”刚散会两三天,“国庆日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说: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说:‘哟,《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当时毛主席只是提了一下,没有说要改变或者采取什么措施,所以中央将八大《决议》等档照常发出了,事实上也没办法改了,来不及了,而且刚刚通过就改也不合适。”(《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http://book..cn)   

   但是,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甚至直到五一节前夕,在天安门城楼邀集党外人士座谈,邀请他们帮助整风。他还执意骗人地宣称:过去做的是阶级斗争,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如此,是人与人开战,人打人,花了几十年的精力……从共产党成立起,已有36年,精力都轧在这上面。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要懂得自然科学。不懂怎么办,要老老实实学。可能要同过去学习阶级斗争一样,需要花几十年的时间。

  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对主要矛盾认识发生逆向转变的重要关节点。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毛泽东在1957年7月提出,“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32-425。)

  1957年10月,在反右斗争取得胜利的形势下,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32-425)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的方针。   

  在1958年3 月成都会议上,毛说:“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及右派份子;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一部份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富裕中农。”这种说法,即便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也是胡说八道。就以我这个教书匠来说吧,难道我的剥削行为就是在课堂教学时吞吸了国家的粉笔灰吗?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他们的反动思想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虽然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受到清算,但他们并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通过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他们时刻在制造舆论,准备复辟;他们必然要在党内寻找其代理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从大跃进运动一发动,毛泽东就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逐渐移向党内。在运动中开展的“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斗争,把社会上的种种对党不满同党内不同意见联系起来(当时在几十个省的省级干部中,揪出了“反党集团”和“右派集团”)(页368)。   

   庐山会议的严重政治后果,首先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毛泽东发动了对彭、黄、张、周等的批判,并对这场错误的批判进行了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页366)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在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还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自1957年之后,把对敌的斗争,用于“朋友”,用于人民内部,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均以“阶级斗争为纲”。庐山会议以后,斗争的范围逐渐以党内为主,指向“战友”。“四清运动”中提“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而且踢开党委搞扎根串联;“四清运动”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便马头接着马尾,脱缰狂奔而来。

  3、道德上,党性兽性化的恶性发作   

   毛泽东言而无信,自食其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累累重重,比比皆是。就以他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来说,是他信誓旦旦,一再强调“言者无罪”,经过千呼万唤,“党外朋友”才出来的。可他一翻脸,上百万人就成了向党倡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而他却厚颜无耻地强词夺理,说:“资产阶级右派”“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38)先不说他说的“行者”,也只是男盗女娼式的欲加之罪的说词;权且“硬着头皮”接着往下读:“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同上)我要责问后来发表过名诗句“不许放屁”的毛大诗人:怎么“无行动”,不是“行者”,“言者无罪”按说该对他们完全适用,他们也成“另有一种右派”了呢?这不是自打嘴巴吗?同时也证实,我刚刚说的你“厚颜无耻地强词夺理”,是实实在在的情况。在反右倾中,这种厚颜无耻,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跟随刘少奇参加过庐山会议的王光美回忆说:“后来会议上就开始批判彭老总了,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小集团。因为黄克诚同志(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张闻天同志(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周小舟同志(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支援彭总的意见,所以他们也在被批判之列,说他们是反党集团的成员。张闻天等同志曾来找少奇同志,说:这些情况我们上山后都给毛主席谈过,毛主席还称赞我们谈的好,现在怎么又批我们呢?少奇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你们好好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吧!’事实情况是,许多发言并不是讨论他们发表的意见,而是算起历史旧账来了。”(《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http://book.sina.com.cn)可见,以“修养”而闻名于世的“少奇”,也是个没有正义感的伪君子。但主要地讲,从这里你就看出了毛泽东是在搞什么卑鄙龌龊的鬼名堂!他就是如此地对人对事施展跪计,坑蒙拐骗,阴狠毒辣,无所不用其极。他根本不把人之所以为人的起码的道德准则放在眼里!。“林彪,陈伯达,柯庆施,康生这类“风马牛(看 ‘风’驶舵,拍 ‘马’屁,吹 ‘牛’皮)干部”(参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037)小人得势,飞扬跋扈,覆盖全党,使毛泽东思想无往不胜。

  他们把反右派的手法,变本加厉地用在反右倾上,是非颠倒,人妖颠倒,凭空捏造,落井下石,这便是对会议的写照。这不禁使参加会议的《实录》的作者,喟然浩叹:“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页319)   

   我对这一句话作如下解读:   

  “怎么竟 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不出来讲半句公道话,是由于不敢。为什么不“敢”?是由于上层领导不讲公道话,也不让下面讲。为什么“我们党最高领导层”也不敢?这就要归咎于“我们党最高领导层”之上的那个最最高领导了。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党,大家都昧着良心,不讲公道话的严重的后果,就造成全国在反右派后出现的道德沉沦,世风日下,见死不救,落井下石的党风,民风,雪上加霜,每况愈下。可是,会场上的实况,并非都如林彪,康生等的血口喷人,张牙舞爪地落井下石,而是还有另一种,是出于“关心”的落井下石:   

   为了促动彭作检讨,主席让聂荣臻、叶剑英去进行劝说。7月30日上午,两位元帅来到彭的住处,在彭德怀后来写的笔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和他自己当时沉痛的心情:“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为什么对不合事实的批评不能进行反批评,而使它首先起码要合乎事实呢?——紫丹注,下同),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为什么不合事实就会对党和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呢?如果为了维护这样一个党和人民的利益,就需要歪曲事实,或让彭元帅把不是事实的东西硬要承认是事实,那么,这个党和人民又是什么玩艺儿呢?),就不要管那些细节(恐怕这要算是邓小平实用主义的“宜粗不宜细”的先声!真是居心叵测。)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有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加深 ‘左’倾危险,比例失调会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是我的罪恶。”   

   8月3日在小组会上,聂荣臻谈到这次劝说时的情况:“我们都提到他的桀傲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时,都激动得掉泪了。”(页205─206)“说时”,叶元帅“掉泪了”,自然这不会是“恶鬼的眼泪”;但不知,在文革中当“毛泽东同志健在时”,把彭元帅迫害得悲惨致死时,叶元帅是否也“掉泪了”?

  可别大意了这位元帅,仅仅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毛就不止一次表扬他:“那时靠剑英,不要忘记(剑英大功劳)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页256)   

  关于“剑英大功劳”,司马璐是这样写的:“9月9日,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说是截获一则电报是张国焘给徐向前和陈昌浩的,电文中说:‘望劝毛、周……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刻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决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这份电报的真实性,我当面问过张国焘,他说绝无其事,徐向前晚年答覆廖盖隆也说,他绝未见过这份电报。   

  “真实的历史情况是,当时徐向前,陈昌浩率部进击松潘以北,打开了北进的通路。毛派认为这是一个摆脱张派控制的最好机会,决定逃跑,要逃跑就得有个藉口,否则毛派要承担分裂红军的责任,因此叶剑英编造了上述的故事。   

  “毛派逃跑前,毛泽东故意去看了陈昌浩,说了些张国焘的好话,叶剑英也对陈昌浩说:‘我们同意南下,但在开拔前部队需要收割粮食。’以此为藉口,使张派放松警惕。   

  “9月10日黎明3时,毛派以收割粮食为名逃跑了……。后来张国焘说:‘毛泽东玩的是 ‘金蝉脱壳’之计……   

  “毛派逃跑时,彭德怀临危受命,担任陕甘支队司令员。毛泽东曾有诗赞彭:‘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中共历史的见证》页509-510)

  如果说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玩阴谋诡计是一贯的,那么,时隔24年,这位一贯昧心以邀功的元帅,在这次掉眼泪中,“剑英大功劳”立得又是何其屙脓尿血啊!   

  你既然当了共产党人,又想向上爬,干这类屙脓尿血的勾当以立功,就成为中共党员党性的体现和晋升的必由之路了。   

  再看陶铸是怎样劝黄克诚去揭发彭德怀的。

  陶铸8月5日写给黄克诚的信,劝说他站出来揭发批斗彭德怀。信中写道:“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断然站出来与之划清界线,帮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接着,《实录》作者李锐先生评说道:“这种要有封建道德所要求于妇女贞节般的政治操守,当时确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心态!为保卫毛泽东主席、党中央,什么事不能做呢?”(页300)可惜这位“旧社会”的“女人”,“‘贞节’之妇”——陶铸小姐(当然非一人也,乃比比皆是也),“嫁了”一位“移情别恋”的负心汉,毛郎君。她虽然“讲求操守”,可她的命运仍“是很可悲的”。在文革中,作为中共的第四号人物的陶铸,和作为被“落井下石”的“错误已明若观火”的“德怀同志”,却是殊途同归于被残酷迫害而死。我劝读者:暂且别说“活该”。因为说“活该”只是谴责了受害者同时也是迫害者的一面,说他罪有应得,就放跑了罪魁祸首的罪大恶极。罪魁祸首就可以逃之夭夭了;是别人“罪有应得”嘛,关我屁事!

  陶铸(实际是党文化)把“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的包办婚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的一套封建伦理也拿来了。足见他们欺世盗名,喊破天的“共产主义道德”:毛泽东在会上说什么“社会主义同志式友爱”(页331);叶剑英的挤眼泪;统统是什么货色,什么鬼名堂了,也无怪乎文革后出现信仰危机,现在无论共产党内外,还是上下,都干脆把它弃之如敝屣了。还有谁会信这套鬼话连篇?   

  刘宾雁把共产党总的特点归结为虚伪,残酷,无耻三点。从道德层面,我把它归结为伪善和真恶两点。伪善集中表现为谎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共产主义精神;真恶集中表现为实际行动是“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页235)。这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即道德的两面。因为道德就是要解决利己与利人的关系的。我还记得幼年上私塾时老先生的教导:“我不知:孰为君子?但见与人相处肯于吃亏者便是;我不知:孰为小人?但见与人相处总要沾光者便是。”   

  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道德信条时说:“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在同一阶级朋友之间适用,对立集团不适用。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互相消灭,军阀混战一场,有什么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资本集团与那一资本集团之间,也是你我要互相整垮,这一公司与那一公司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无不如此。同蒋介石抗日联合,是暂时的,同国民党两次合作(第一次是同孙中山)是暂时的,互相利用,暂时同盟。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求生存,扩大,这是己之所欲,难道要资产阶级也扩大?恰恰相反,……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页235)这里我要提醒泛蓝诸君:“同国民党两次合作(第一次是同孙中山)”,就打着“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的主意;现在你们热衷于搞所谓 的“第三次国共合作”,是否要帮着共产党消灭你们“国民党反动残余”呢?或者是,你们得到了说话算话的保证:“保证你们偏安台湾,永远‘残余’下去”呢?这对本题是题外话,但对“泛蓝”却不是多余的话。   

  言归正传。这个问题就是毛泽东的基本道德观,我们分作两方面来说。他的道德主张的头一方面是:“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在同一阶级朋友之间适用。”而其道德主张的另一方面是:“对立集团不适用”,“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首先我要说明,这个“头一方面”和毛泽东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样,是一贯骗人的假话,可划入“伪善”的范围。彭德怀直到受到处分后,仍是政治局委员,而且他的家庭出身又是贫农(就不提你毛泽东是富农了),与他这个“同一阶级朋友之间”,应该是适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了吧!我们来试加论证。

  要想公道,打个颠倒:假如你毛泽东是彭德怀,他是你毛主席。你向他提出合乎实际,并且是很中肯的批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如果他不但不承认你是正确的(当然,他后来出于布置陷阱的祸心,才说:“也许真理在你一边”),反而席卷偻罗,对你大兴问罪之师。这是你之所欲吗?当然不是。但你现在做的,正是“适用”于对付敌人的原则:你所不欲,要施于他。大会对他的批判也都是昧良心之言,大的原则性的诬蔑,已如前述。现举一细微末节,如指责他:“你看风使舵”(页249)。我不知道,在指责他的中央大员中能否找到一个比他更不“看风使舵”的人?哪怕仅仅是一个!自己一身白毛尾(读音:YI),反说别人是妖精。即小见大:你们对朋友也来“己所不欲,要施于人”这一套,实属伪善其外,真恶其内,丧尽天良,不识人伦的猪狗之所为。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对敌人就可以来这一套。这就涉及到这一问题的“另一方面”了。   

  这里有一个正义标准,游戏规则,公德和公法不容抹杀的问题。例如在抗美援朝(实际是援朝侵韩)的战争中,你不愿敌人对你搞细菌战,那么,你之不欲,是否就应该“要施于人”呢?这是其一。其二,前苏联的档案解密,已证明诬蔑美国搞细菌战是彻头彻尾的无耻造谣。不仅此例,所有作为共产党毛泽东起家,发家法宝的造谣,都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具体实践。对内骗内,对外骗外,多少人受骗和继续受骗啊!就算反右派与反右倾,如从道德层面说,还不都是一场骗局?  

  如果,按毛泽东的论证:“对立集团不适用。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互相消灭,军阀混战一场,有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资本集团与那一资本集团之间,也是你我要互相整垮,这一公司与那一公司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无不如此。”那么,这一原则将再也无任何存在的空间了。所谓“在同一阶级朋友之间适用。”也成一句骗人的空话。而“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将要独霸一切空间。例如,两位两队赛球,甚至两男争爱一女也是这样:你想赢不想输,必然要对方不要赢要输。问题是还有没有游戏规则?甚至在“兵不厌诈”的战场,你也不能搞细菌战,或施放毒气弹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吧!本来用毛如上举例来论证孔子这个命题,已属荒谬可笑,但对毛来说,事实早已如此,早已司空见惯;这里只是再指出他荒谬的逻辑和他荒谬绝伦的行为的一致性而已。   

  1975年8月的一个晚上,毛在住所看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电影故事是:某员外小姐,失足跌进后花园的枯井,井下又黑又潮,空气稀薄,小姐生命危在旦夕。员外贴出布告,谁能搭救,就将小姐许配为妻。两个青年同时应征,商量好合作,一个下井,另一个在上面接应;救上来后,由小姐选择一个结婚。下井的青年把气息奄奄的小姐放入筐内,井上的青年拉绳,把小姐救上来了。井上的青年当即用一块大石头将井口盖上,抱着小姐去见员外,声称小姐是自己一个人救上来,于是得以和小姐成婚。谁知小姐上来时把一只绣鞋落在井里了,一日做梦,梦见天上落下她那只失落的绣鞋。以后果然是井下的那位青年死里逃生,以拾到的绣鞋作为搭救小姐的证物使真相大白,和小姐完婚,而那个邪恶的青年则被赶走。陪毛主席看这部电影的有张玉凤,孟锦云,李师玲。毛看后问他们:你们说说看,两个救小姐的青年,哪个好些?几个女青年异口同声地说,那个陷害别人,欺骗小姐的井上青年太坏了。然而毛泽东的看法确是惊世骇俗的,他觉得井上那个青年更好些。“那个井下青年,对问题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他太愚蠢了,还是井上的青年更聪明噢。”张玉凤反对说,他太狡猾了,不老实。毛争辩说:“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这是鲁迅先生的见解,我很同意。”小孟说:“那他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害别人呀!”毛坚持说:“就有一个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吗?看来,他是太爱这个小姐了。这叫爱之心切,恨之心狠噢。相反相成。”——这是我从王若水书里读到的,这位哲学家曾与毛直接接触过,并受到过毛的表扬和批评。他就此评论道:“那些虔诚学过《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的人读到这里,一定会感到震惊:毛泽东曾谆谆教导别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做老实人;可毛泽东的真实思想原来是这样!”(《新发现的毛泽东》,上卷,页25-27)

  对于毛泽东来说,“权”就是这位“小姐”,彭德怀就是那位“井下青年”,只是“井上青年”毛泽东太“勿毒不丈夫”了,他不是把石头盖在井口,而是“落井下石”!所以彭德怀再也没有机会“死里逃生”,以绣鞋为证了。当然刘少奇,林彪,陶铸,贺龙……田家英,无一不是如此。如此之多的沉重的事实,确证了我的两点论:毛泽东在道德上的“伪善”与“真恶”,两点并存。   

  上面王若水提到《老三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语,出自《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是为了纪念“死重于泰山”的张思德。可是,史料证明张思德是死于炼鸦片烟中。抗日期间,毛泽东和共产党不搞抗日战争,却对国民党、实际是对中华民族进行亡国灭种的鸦片战争。他们必将以“民族的败类,社会的蟊贼”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非但此也,且在庐山会上对彭的抗日义举,累次大加挞伐。毛泽东竟如此振振有词,寡廉鲜耻地用卖国主义统一全党思想:“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页223)这可是毛泽东不打自招,暴露了自己的卖国嘴脸。江泽民、胡锦涛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让俄国多占地才爱国”,一家伙把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眼眨也不眨地割给了俄国。当然这丝毫也无妨他们厚着脸皮大喊大叫“爱国主义”以行骗于国内外华人世界。卖国贼喊爱国,喊得自己血脉喷胀,这和贪污犯讲廉政,讲得听众掌声雷鸣一样,都是共产党特有的政治景观。

  若就事论事,也就是就毛在婚姻爱情问题上贯彻落实“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原则,那么,杨开慧这位“员外小姐”,就必须沦为恰似彭德怀式的“井下青年”的命运,而死于1930年;1928年的贺子珍小姐,1938年又沦为“井下青年”,虽得以“死里逃生”,却得了精神分裂症。至于江青,虽然她曾狐假虎威,权噪一时,但在夫妻关系上过的却是“共产共夫”的生活。说到这里,还得提起彭德怀对毛荒淫无度的反对。黄克诚这个旧社会嫁给毛泽东的“弃妇”,揭发彭德怀“对各地修房子不满;反对唱《东方红》歌;对喊毛主席万岁不满;调文工团,他骂萧华和罗瑞卿同志,说是‘选妃子’,实际是骂毛泽东同志。”(页342)这就说明,根据党性原则,为了捍卫“毛泽东同志”“选妃子”的战略需要,就必须对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置之死地而后快。  

  具有良知的老共产党员学者李慎之先生的“结论是:古今中外几千年,除了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暴君,谁能够这样干?   

  “他年年、月月、日日地只想着 ‘其乐无穷’地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毫无仁善之心,这只有从‘土匪-军阀-暴君’这个梯阶爬上来的人才会这么干!这种人,不管对国家对人民犯下了何等的滔天大罪,他们也决不会下 ‘罪己诏’。

  “慎之兄问我:你听说过毛主席下过 ‘罪己诏 ’么?“我冥想了好一会,只得摇摇头。

   “‘是的,他从来也没有认真地检讨过自己。’慎之兄说。”接着,他用马克思的话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极其痛心的现象。马克思的这几句话是:‘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戴 煌:《以李慎之为榜样,无鞭奋蹄至瞑赴!》)实在地说,党性本来就是兽性,其所以说它“恶性发作”,是因为发展至今已经兽性“化”了。毛泽东给出定义:“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

  总之:一个思想上,个人崇拜的恶性发展;一个政治上,阶级斗争的恶性膨胀;一个道德上,党性兽性化的恶性发作。只要具备了这三条,别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即便是发动一场世界大战,也会在全党、全军裹挟下,全国人民闻风而动,高呼:万岁,万万岁!高唱:“世界革命就是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呼号着“为了世界领袖毛主席,冲啊!”前仆后继,勇当炮灰;争先恐后,去“重于泰山”!   

  中共官方修史,谓“反右派”与“反右倾”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有少数右派份子发动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倡狂进攻,所以“反击右派进攻”是有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后者,是彭德怀等同志指出大跃进中发生的问题,意见是正确的,所以反右倾是错误的。此中荒谬不经之处,不值一驳。我要着重指出的是,二者的本质不同在于:前者是以民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反对一党专政(共产极权主义);后者是以极权民主主义反对一人专权。“极权民主主义”是个什么概念呢?表面价值是,领袖集体领导,实行党内分赃。实质是:在中共的词典上叫做“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犹如法西斯指导下的民主,说白了就是:水指导下的火。它的运行机制如下:“意见完全相同的时候,我完全服从你;意见不相同的时候,你完全服从我,并且接受我的兴师伐异”。我们见到的,自杀或被杀者,临死前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和苏共布哈林死前喊:“史达林万岁!”这就是极权民主主义者的典型示范。因为。“极权民主主义”导致“一人专权”是必然的逻辑。你承认“一”,就要接受“二”。这对目前的改良主义者有示警的意义。   

  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还存在一个共识,这就是,反右派和反右倾之后,党内党外都不敢讲话了。这个话对是对,但不够彻底,因为它忽略了一个现存的逻辑:不说话就是消极抵抗。说明你并没有不讲话的自由。所以人们,特别是共产党员,更特别是干部,更更特别的是左派干部,都得变成毛泽东肚里的蛔虫,摸清他想说什么,就更加“甚焉”地投其所好!文革的思想,戴帽子的逻辑,批判的话语,斗人的手法,再加上上述的“三条”;文革不来才怪哩!

  毛泽东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页1375。)反右前,为本文的“文前时期”,我不去说它。从反右开始到大跃进,毛泽东经历了“捣乱,失败”的过程;从大跃进到反右倾,毛泽东又经历了“再捣乱,再失败”的过程;…… 直至文革,人民在“四五”运动中喊出“打倒当代的秦始皇!”毛泽东身败名裂,人虽死,却死不瞑目……这就是毛泽东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