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2日(星期一)
“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于10月17日传递到了爱尔兰首都都柏林,都柏林是人权圣火全球传递活动走过的第18个国家,第23个城市。这次人权圣火传递活动在爱尔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资深议员、医生、运动员等纷纷在圣火接力仪式上发表演讲。
十七大前,胡江权斗盛,江派老巢上海局势空前紧张。一方面胡温以社保案挑下陈良宇人马秦裕、祝均一等人马,另一方面,上海帮残余势力继续执行镇压路线,据称要对八百多名上海访民下抓捕令,而周正毅案核心人物,郑恩宠律师的处境也时好时坏,仿佛胡江权斗的晴雨表。在中共百般封锁下,本刊专访了郑恩宠律师,首次披露江泽民外甥吴志明迫害他的细节,包括亲自起诉他。
现在是凌晨2点多,我睡不着觉,我正在竞选济南历城区人大代表(11月10日投票,)对于一个73岁的,目前还受着警方监控的老人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我贴出的竞选资料很快被覆盖或撕掉,前天贴出 “孙文广竞选人大代表请支持”当天黑夜被覆盖,昨天我又重新把它贴到布告栏,今天将其发到海外网上。我将陆续把这次竞选中的资料发到网上,供人参考,也是一项记录。
更有甚者,来自湖南永州的通讯维权人士陈曙光和叶剑,于2007年8月23日,被移动举报敲诈而被刑事拘留至今。据了解,陈曙光和叶剑是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逮捕的,二人现关押于永州冷水滩看守所。而所谓的"涉嫌敲诈勒索罪"是指陈曙光和叶剑以收到"垃圾短信"为由,向广东、长沙的一些通讯运营商索赔。据陈曙光的妻子王燕芬告诉我们,陈曙光和叶剑的涉案金额是一万一千多元。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日,东南亚民主联盟与各古巴民主团体在迈阿密Marriott 大酒店举行了首次会晤。会议由古巴解放同盟会(Cuban Liberty Council)筹办,于上午十一时顺利召开。包括老挝、柬埔寨、中国大陆、孟加拉国、越南等国代表在内的东南亚民主联盟和古巴解放同盟会、古巴海外联合政府、古巴同盟会、古巴爱国联席议会就共同关心的世界范围内民主人权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坦诚的交流。
村民们反映,04年2月,保定热电厂以每亩18.5万元人民币征用了崔闸村54亩土地,当时双方签订了征地协议,但最近村民才了解到这份协议的内容。这份协议书上写有“村委会代表的签字”。但连村委会代表也不知道有这份协议。
时清伟妻子赵忱表示,20日早上9:50分左右,他们一家往长途汽车站方向走,走到半路,突然从一辆车里冲出5个便衣,有一人揪住她丈夫的衣服,问他是不是时清伟;其他的人就抓她和两个孩子,他们大声喊救命,路过访民跑过来声援,她和孩子才跑掉了,丈夫则被他们绑走。
他在医院门外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绝食抗议几乎是他唯一的办法,他希望透过这个行动引起香港社会的关注,关注一国两制下香港人的权益究竟能不能得到保障,但对于连日来立法会门前的抗议效果,他感到失望:“没有什么反应,谁都不反映。现在香港政府也不关心,舆论也不关心。”
他说:这次拆迁面积大,他想不通。加之开发公司态度恶劣,曾经多人围打他,使他受到伤害。昨天他曾经拿一包炸药作试验成功了,当时在场的很多人以为他开玩笑。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真这样去做了。
《争鸣》自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创刊,已经走过三十年,这个民办刊物在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和经济资助下,历经风霜,遭遇险阻却未被摧折,成为在海内外拥有最多读者的中文政论刊物,是华人世界普遍关注的新闻与文化现象。由陈奎德先生主持的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专题节目,在《争鸣》创刊三十周年之际,与居中国北京的法律人俞梅荪先生讨论海外媒体,特别是香港的中文媒体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功能等问题。我已经作好了应对派出所询问的思想准备。我想告诉他们,这个事件的实质是当局以查办经济犯罪的名义,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并且准备向他们指出:陈昭父女的作为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正是当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为他们提供了印制盗版书获利的机会。他们的实际行动,为民众提供被文化专制主义查禁了的文化精品,为社会的思想启蒙和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我这里的派出所却没有派人来找我。这反倒使我感到,我有必要把我准备应答警察提问的话公之于世,公开陈述我对这个事件的判断和态度。
这让我想起了上次游行抗议活动。起因是一个中国女子的意外死亡。这女人没有居留证,偷渡过来打工的。警察上门搜捕时,她企图从窗户上爬下逃走。结果从一楼摔下,不幸的是,头着地。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好几百人堵在道路上,抗议政府的驱逐政策。牌子上都写着标语:打击政府无人道驱逐政策...善待无证人员...保护中国民众利益等等。可是让我吃惊的是,从游行示威的群众里面,竟很难找到一张中国人的面孔!有一次,偶尔看见了,几个亚洲女孩,靠近一听,他们聊的是日语!顿时觉得挺心痛的!
韩国三退服务中心负责人朴仁采说:“以前主要是在首都地区三退的中国人比较多,最近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中国人三退。还有以前主要是用假名三退,现在用真名三退的人越来越多了。”
法轮功学员指出,和以往举行的活动一样,他们按照澳门法律的规定,预先将集会时间、地点等资料以书面告知澳门的民政总署,所以这是一个合法的集会活动。但是,下午3时半左右,澳门第一警司署的军装警员又一次违法,向参与集会的法轮功学员林小姐开罚单。林小姐诉说:“下午3时左右就有军装和便衣警员一直在集会现场监视我们的行动,并不时向学员拍照。到3时半左右,两名军装警员向我走来,其中一名军装不停叫我签名,而便装警员就不停拍照记录整个过程。”
从圣诞节到新年假日期间,神韵艺术团三大演出团之一的神韵纽约艺术团将在美东南包括佛州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佛州罗德岱堡市(Ft. Lauderdale)、北卡夏洛特(Charlotte)、北卡格林保罗(Greensboro)和乔州亚特兰大五大城市上演圣诞晚会(Holiday Wonders)和新年晚会(Chinese New Year Spectacular),对于北卡和佛州的观众来说,也将首次有机会与纽约、巴黎、东京等众多国际性大都市一样,可以直接欣赏到这一全球性的中华艺术盛典。
上届政治局常委中68岁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69岁的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和72岁的政法委书记罗干下台。常委新增四人: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现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以及现任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外界分析指出,新班子中,江派虽然已经被大大削弱,但其仍有一定势力,因此中共内斗的格局将会延续。顶替罗干掌控政法委、替江泽民维持镇压政策的周永康成为新的血债焦点。十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排名在李克强之前,显示他将继曾庆红之后,分管中共的组织与人事,如同十四大的胡锦涛,习近平俨然成为中共第五代接班人。显然,这就如香港“开放”杂志所说“江泽民干预,胡锦涛妥协”。而这种安排会不会影响今后权力运作的圆润,很值得观察。
路透社记者贝克相当有经验,他已经整理出了怎么看常委选举。依照中共党章的规定,政治局常委有七到九个人。今天正式选出来以前连会有几个常委都不知道。贝克说,只要算一算主席台上有几块铜牌就知道了。贝克早上一算九块,就知道有九名常委了。
托奥运之福,国务院发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令人惊喜地放松了在华外国记者的采访自由。新规定是从今年1月1号开始生效,但是到奥运会后,也就是2008年10月17号便“自动作废”了,这又让人丧气。因为这很滑稽,把新闻自由这么大的严肃问题,弄得好像是商店逢年过节的促销活动:在节日期间,打折优惠;节日过后,就概不认帐了。而且这个规定只对外国记者实行优惠,对国内记者概不二价。
到国内投资受害的港商在过程中所经受的心理甚至肉体上的迫害和折磨,往往让他们对生活的其他方面意志消沉,百般滋味在心头,有时候甚至得不到家人的谅解。他们被强夺资产后,更有可能的是被有关当局以黑社会手法处理:“已经掌握你的家人状况……”等,不得对外宣扬。这些受害人都掌有厚厚的法律文件、执业证等纪录,一份份的文件中埋葬了多少的青春、抱负……
陈方安生17日表示,北京对香港施加“不恰当的压力”,影响到她参加立法会补选的竞选,她呼吁商人按良心办事。她透露,她与一个妇女组织的会面被取消,因为该组织负责人已经向“大陆方面”承诺不与她会面,“不会受我的笑容和言辞迷惑,进而支持我”。陈方安生还说上周还发生了其它类似事件,但是有关组织并没有屈从大陆方面的压力。不过陈方安生没有指出有关组织的名称。
与中共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同时,美国国会举行仪式授予达赖喇嘛国会金质奖章。在国际媒体上,这件大事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被炒作了很久的中共十七大。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都充满了金质奖和达赖喇嘛的新闻,却很少关注毫无新意的中共十七大。这说明了各国人民的正义感,远远超过了贸易等等利益关系。这本身就是对中共订单外交的沉重打击。
挪威西藏之声10月22日报导:本周三17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获颁美国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当天,位于西藏拉萨哲蚌寺的僧人与企图阻止他们举行庆祝的中共军警发生冲突已经四天,中共军警持续封锁哲蚌寺,3000多名军警全天24小时包围寺院,并禁止任何人进出。
美国一位记录片的制片人达思宁曾经拍摄过好几部有关中国的记录片。他在1972年曾拍摄《误解中国》,对美国大众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说现在美国人若想要拍摄记录片,以了解中国的变化,比以前要面临更多的挑战。
在休闲度假村,也见了不少的风景点等,中午和晚上都安排了伙食,我吃了午饭就匆匆忙忙走了。这些“琐碎”不值得一提,但有几件事情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原来退休人员之间的话题,主要放在了党内腐败、社会道德没落、贫富悬殊三大主题,其他话题人们没兴致谈论。党内腐败,党内的不民主,社会道德的堕落,人们之间财富的巨大差距等,已经到了人人咬牙切齿的程度。
爱尔兰国会参议员乔·奥图尔(Joe O`Toole )发表演讲说:“这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纳粹集中营还糟糕,他们(中共)所做的最糟糕的迫害之一包括活体摘取器官。这就是中共针对法轮功精神运动所做的群体灭绝,必须被制止。法轮功是一种很好的功法,唯一特别的是它遍布中国,这使得这个政权不高兴。这个政权比世界上任何政权都糟糕。正是这个政权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所有的国际社会不能够因为商业、金钱而忽视这一迫害,来和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做生意。
“我们想让爱尔兰政府做什么呢?和欧盟合作进行无限制的独立调查,公开谴责中国的人权迫害,谴责系统的、大规模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我们不能去支持明年的奥运会,这是中国的前面的窗口,但是在后面却隐藏着大量的迫害,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让人们知道,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说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停止这一暴行。”
参议员David Norris说:“我们要感谢来自世界的正义力量给邪恶的压力,我们今天的人权圣火带来了自由、民主,带来了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这才是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法轮功的宗旨是无可辩驳的:真、善、忍是法轮功的核心。
“我倒要问一问,在中国这是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政权,对信仰真,善,忍的人进行酷刑迫害,而且法轮功学员还被中共政权列到他们的名单上不允许他们进入中国参加奥运会。
“真、善、忍来到了爱尔兰,正如我的同事乔·奥图尔所提到其它的团体,也感谢上帝,今天美国国会授予了达赖喇嘛金质勋章。我们很高兴得到了独立党等不同党派的支持,今天我们在这里点亮象征民主、自由的人权火炬,我们要用真、善、忍来唤醒所有的人们。”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爱尔兰分团成员精神科医生Declan Lyons在演讲中说:“我们要求那些中国同行告诉我们,是否如国际大赦所说,一直以来,90%器官移植所用的器官都来自于死刑犯人。我们需要一个及时而准确的考量,考量中国的医生,器官移植代理和很多其它人是如何藐视道德准则的。这类器官移植的行为和当初约瑟夫.曼德雷的行为如出 一辙,大屠杀时期,他在犹太人身上做了许多令人发指的试验。如果中国的医生想避免这样的类比,他们就应该清楚而彻底的解释他们的行为。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迅速增长。如果有人需要一个新的肝、肾或者眼角膜,他们可以从中国得到。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比十年前增长了四倍。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被用作是这类器官移植的活体供应库。这创下了践踏人权的记录,和纳粹医生同样野蛮而原始。
“如果考虑1936年奥运会,中国的现状和纳粹变得更有可比性,1936年德国被赋予奥运举办权,希特勒能通过舆论得以实现他的神话和所谓的‘德意志帝国的强 大’。2008正如1936年,中共不遗余力地显示中国正在国际舞台扮演重要角色。我相信,在这种状况下,当男人和女人都被迫成为舆论宣传的一部份,把政 治和奥运分开是天真而极端的。
“人们也许会去思考,中共想利用奥运,结果是否只会适得其反。而爱尔兰这样的国家是否能参与到这个违背奥运精神的竞技中去。过去中共披着美丽的面纱逃避他们对人权的责任,声称这些纯粹是国家内政。如果中国希望能和西方继续对话,那就必须允许人们对监狱、看守所、精神病院,器官移植中心进行不事先通知的独立调查,让西方世界了解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活体摘取器 官是践踏人权的至低点。
“我强调,国际社会的成员应该采取行动,如果我们还像1936年那样沉默,我们将把自己带入又一个黑色的时代,更加阴暗,更加邪恶。”
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外交部亚太司司长David Kilgour在演讲中说:
“人权圣火对中国政府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使得中国政府对召开奥林匹克运动会有所顾虑。参与人权圣火的民众提出三个请求.
“1) 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学员。 2) 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朋友, 支持者和律师, 例如: 高智晟和力虹,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我和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 提名高智晟,但他没有拿到, 我希望他明年能够获此荣誉,他是‘曼德拉’(Mandela)式的人物, 我认为他理当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3) 进行独立调查, 讨论开放劳教所, 监狱的细节。你们刚才听说了我和大卫.麦塔斯写了一个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独立调查报告, 对33类证据进行证明和反正。例如我们采访了一位在中国的外科医生的前妻, 她告诉我们她丈夫在两年的时间里摘取了大约2000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你能想像吗? 我们觉得她是一个可信赖的证人,她的声明收录在我们的报告里。”
“在33类证据里, 你也许不难找到这一条或那一条证据没有足够说服力, 但是33条证据矛头指向一点,我们的报告已经被翻译成了19种语言, 在我们的网站上很容易找到,任何读了报告的人都认为是可信的。
“反人类的新罪行与奥林匹克宪章和真正的奥林匹克运动是不可以并存的,他也违背了联合国人权宣言。
“如果中国政府盗取器官之事被国际奥委会知晓, 他们会把申办权给中国吗? 我情愿相信递交申办权给中国之事还没有发生,中国政府在其他问题上,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也扮演着类似角色, 包括你们知道的苏丹事件。”
在都柏林人权圣火接力仪式上参加演讲的还有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爱尔兰分团发言人前欧洲议会议员Patricia McKenna、爱尔兰青年劳动党副主席Neil Ward,到场的还有爱尔兰统一党议员Simon Coveney。
未能到场的爱尔兰欧洲议会议员Kathy Sinnott在发来的书面声明中说:“我们真的能够坐在那些在成千上万人们的家园被强制拆迁驱逐后建起的体育馆里看球赛吗?我们在享受着一个在世界各处支持杀戮和破坏的政府的慇勤款待时心里能平衡吗?现在是站在缅甸、达佛和中国人民一边的时候了,爱尔兰人手上决不能沾上缅甸、达佛和中国的血,现在是站出来抵制北京奥运的时候了!”
都柏林圣火接力仪式上,二十多名来自古典青年室内合唱团的爱尔兰青年演唱了全球人权圣火传递的主题歌。
爱尔兰的圣火传递大使是爱尔兰前国家女足队员Linda Greene女士。下午三点,爱尔兰火炬传递大使Linda Greene手持人权圣火,在数十名身着全球圣火接力T恤的华人和爱尔兰青年的护送下从举行接力仪式的圣斯蒂芬广场跑向五公里外的中共大使馆。大约三点四十分,人权圣火到达了中共使馆,参加圣火接力跑的华人和爱尔兰青年纷纷通过火炬点燃了手中的蜡烛,这个过程象征着人权圣火将照亮中国。
其中一位女士琼(Joan)发表他的看法说:“人们应该意识到,他们(中共)并没有告诉人们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我非常支持这一活动,我只是都柏林的一名普通市民,我知道到了(真相),其它人也应该知道,中国有着 巨大的经济发展,但是它对自己的人们却非常残酷,在北京,3000多人被剥夺了家园,他们用土地来建奥运厂馆。这非常让人难过,奥林匹克不应该在中国举 办,尽管我喜欢体育,但我不会做在电视前观看。”
在圣火跑向中共使馆期间,位于圣斯蒂芬广场的人权圣火接力仪式还在继续进行,有八组不同风格的摇滚乐队在仪式上演唱,他们用歌声呼吁制止在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据主办者透露还有更多的乐队要参加表演,但由于时间有限没能参加上。
来支持人权圣火接力仪式的T-Bone Tender and Fillet乐队主唱Kevin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非常高兴在这里演唱,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中国正在发生一些悲剧,中国政府在否认,特别是中国大使馆在否认,但世界终会发现事实真相。我们抵制北京奥运直到中国有表达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
大批爱尔兰民众排队呼吁爱尔兰奥委会抵制北京奥运的信,现场服务的志愿四次加印了签名信。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一千多名民众签署了至爱尔兰奥委会的呼吁信。
现场大屏幕上播放了专门为这次圣火传递活动制作的三个电视短片:全球人权圣火接力剪影、中国人权记录、和MTV《1936重现》。
17日的接力仪式由爱尔兰著名演员Olga Werhly主持。此次都柏林的人权圣火接力活动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人文音乐、和中国人权联合主办的。
人权圣火在爱尔兰之后将于10月25日到达欧洲的最后一站英国首都伦敦。
【大纪元10月22日讯】(编者注:本文发表在半个月前的《新纪元周刊》专题新闻,共分两篇文章,包括《郑恩宠的处境 影射中共权斗》和《郑恩宠让江泽民寝食难安》。)第一篇文章:
郑恩宠的处境 影射中共权斗
文 ◎ 梁珍
十七大前,胡江权斗盛,江派老巢上海局势空前紧张。一方面胡温以社保案挑下陈良宇人马秦裕、祝均一等人马,另一方面,上海帮残余势力继续执行镇压路线,据称要对八百多名上海访民下抓捕令,而周正毅案核心人物,郑恩宠律师的处境也时好时坏,仿佛胡江权斗的晴雨表。在中共百般封锁下,本刊专访了郑恩宠律师,首次披露江泽民外甥吴志明迫害他的细节,包括亲自起诉他。
九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十月一日,是近期争斗的高潮。这三天,几乎准时在下午两三点钟,都有警车飞驰到上海晋元路一所住宅楼下,随后两名公安,基本不穿制服,大模大样地来到十四楼的门口,出示一张所谓的传唤证,将住房的男主人带走,晚间再放回。
络绎不绝地前来探访的,还包括各式身份的各色人种,或领事馆官员、或中外记者、或律师朋友、更多的是被强迁住房的上海访民。有的被楼下警车或便衣栏住,绝缘于大门外,但也不时有人成功绕过封锁进入这间神秘的套房,和主人发出会心的笑声。
这套房里住的就是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因为周正毅案冤狱三年,去年六月被放回后,依然是中共严控的对象。每天不下三、四十的警力,楼下密布的警车,几乎永远打不进的电话,这里日夜上演着一场民间和当权者的角力争斗战。
沪公安下死亡威胁
有关郑恩宠的新闻,在过去几年几乎没有停过。去年开始,上海公安打压这位通晓法律的律师经常使用的手段,就是传唤。今年十一前后,郑被传唤问话的“待遇” 可以说达到顶峰,五天内被传唤三次。
郑恩宠在十月一日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闸北区公安以所谓偷税名义传唤他,其实在盘问最近发表给胡锦涛的公开信。其中公安严厉宣称:“不要以为我们只是在十一传唤你,传唤将会无限期地拖下去。”在九月二十九日的传唤中,一位史姓公安又宣称:“我们有的是人,有的是办法,看你顶不顶得住?你母亲(注:现年九十四岁)病情现在比较稳定,你准备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又禁止郑恩宠接受外界媒体采访,扬言要对郑“采访一次传唤一次”。
让上海帮震怒的公开信,是郑恩宠和二百多名上海访民在八月三十一日写给胡锦涛的公开信,信中揭露上海市委副书记韩正、刘云耕(现上海人大党组书记、副主任)和吴志明(上海市公安局长)等人的问题。公开信强烈要求胡温给予上海市民一个公道,尽快释放因抗议非法拆迁和征地被无辜关押者。
吴志明成揭露焦点
在郑恩宠揭发的名单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上海前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政治生涯已经告一段落。黄菊在今年六月因癌症死亡,陈良宇至今被关押收审,近期党羽包括秦裕、祝均一等人因社保案纷纷被收判重刑,为何陈良宇下台、黄菊死亡,郑恩宠仍然遭到迫害?
最近,九月号香港《开放杂志》(Open Magazine)一篇〈江泽民和外甥迫害郑恩宠〉,将上海帮的更高层迫害势力扯了出来,江泽民和他的姨外甥吴志明的名字进一步浮出水面。
与此同时,九月二十七日,香港媒体纷纷报导,据传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情扩大至江泽民的姨外甥、现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吴志明。据说他已被中纪委专案组带至外地接受调查。
吴志明现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武警上海市总队第一政委,由于身兼公安与武警二重身份,是镇压迫害上海拆迁居民的直接指挥者,也是过去胡温难以插手调查上海贪腐的重要关键。
吴亲手盖章起诉郑
对于吴志明在迫害郑恩宠方面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郑恩宠接受本刊访问时首次披露了一些细节。
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周正毅案,郑恩宠因代理静安区东八块居民状告富商周正毅,后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冤狱三年。当时逮捕郑恩宠,为分担责任,拖上海市委全体下水,陈良宇要所有市委常委签字同意逮捕。郑恩宠说,吴志明当时是中共市委常委,难逃干系。
另一方面,零三年七月三十日,郑恩宠被正式起诉,是吴志明亲自打的报告。郑恩宠至今还保存了这份起诉书的副本,上面除了上海市公安局的大公章外,还另外加盖了公安局局长吴志明的私人章。
吴起诉郑三个案件,其中有一个案十天后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刑事起诉书》所否定。这个被撤销的案件是郑曾经为拆迁户徐桄甫打两场行政诉讼,以公安机关不能截访当事人为由胜诉,郑恩宠被抄家后,吴志明把郑为徐写的申诉材料当作国家秘密,提出诉讼。
吴志明在《起诉意见书》中列明:“二零零二年年底,郑恩宠从原行政诉讼当事人徐桄甫处非法获取了一份由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制定的《工作物件资讯系统资料维护制度》(鉴定为秘密级)影本。郑恩宠看后认为,如果拆迁户今后遇到被控制的情况,可以让动迁户准备材料报给境外记者,指责警方的作为是违法的。为此,郑恩宠就收藏了这份‘秘密文件’”。
郑恩宠表示,在现行体制和司法大环境中,上海市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在十日内被检察院否定,这是十分罕见的,从此可以看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吴志明的办案品质。
江泽民下批示要判
吴志明提出另一个最重的案件(机密级),是关于江泽民当过总工程师的上海益民一厂罢工事件,外界披露,江泽民对此案感到震怒,亲自下批示,说“郑恩宠一定要判”。但此案又被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所否定。
起诉书中,吴志明指郑从上海公安局虹口分局警察徐伟良打听案件并向外爆光。徐伟良是郑恩宠的当事人,他的家被上海市政府领导的大动迁中强制拆迁。
法庭上郑恩宠反驳道:“人民警察家都被强迁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吴志明能站出来帮助他们解决吗?反而警察要律师站出来保护,而今天律师又被站在被告席上。”
郑恩宠指出,按照《刑法》国家公务员包括警察非故意泄露了国家秘密也要判决有罪。况且提供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突发事件的证人徐伟良警察,他是从上二级警署领导传达中得知这一事件,领导从未告诉他的秘密不能外传。他分析,案件被否决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法院担心最后查下去,泄露国家秘密的责任自然要查到吴志明们头上。
郑恩宠的微妙处境
郑恩宠没有想到,在他被上海帮严整的情况下,他也成为中共权斗的核心。在胡温打击上海帮的意图下,郑恩宠的处境非常微妙。在郑被审判当天,八月二十八日,温家宝到访上海,据说温家宝曾关注此案,并做批示“有罪就判,无罪就放”。郑恩宠最后由原定的七年改为只被判三年。
郑恩宠在关押重犯的上海提蓝桥监狱中,度过三年难熬的监狱生活,包括靠着马桶睡觉,遭犯人殴打等,但总算是活着出来了,而且没有低头认过罪。
郑恩宠出狱后曾表示,监狱有关官员两次对他谈到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对他的案子有过批示,“生活照顾,人要保护”。
零六年出狱后,郑恩宠又堕入另一个家庭监狱中,日夜被看管起来。一方面,郑恩宠女儿在香港何俊仁律师的帮助下顺利地到美国留学,上海当局称是有意放行;另一方面,在郑本人的出国问题上又左右为难,而郑三天两头被骚扰的经历从来没有停止过,至今不准出门。
和郑恩宠熟悉的香港居民沈婷说:“据看守郑恩宠的国安人员表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吴志明明确表示不让郑恩宠出门。”而一位国安也对郑恩宠表示,‘郑恩宠不要认为我对你很怕,上面对你处理有分歧。’
而郑恩宠一位朋友则转告:北京市一位局级干部、全国政协委员见到八月三十一日中国新闻社写的一篇关于郑恩宠女儿到美国读书经过给海外的反响,胡锦涛、温家宝等做了批示。大意是:一件普通的常事,为何海外反响这么大?上海处理此类事,激化矛盾,把问题搞大了。
包括这次十一传唤,公安一度气焰嚣张,宣称要日日传唤,然而在媒体曝光后的几天,至本刊截稿时,郑恩宠没有再遭到新的传唤,情形耐人寻味。
相信胡江斗在郑恩宠身上还会继续演下去,但郑恩宠表示,他希望反腐不是权利斗争,而是切实地进行下去。否则即使抓了十个陈良宇也没有作用。他在公开信中呼吁中共学习美国西方的民主制度。
沈婷则说,中共所谓反腐只是权利斗争,“因为揭露腐败的人到现在还在受迫害,那么这种腐败的揭露是毫无意义的。”
沈婷出书揭露周正毅案
郑恩宠呼吁胡温彻查周正毅案,包括移送香港司法审查,从目前周正毅案再次开审的神秘程度,郑恩宠相信这宗案件咬出的贪官比社保案还要多。‘我很清楚,秦裕接触的范围比较少,他咬到的最高层只能到陈良宇。但周正毅案行贿案的范围要大很多。’
与此同时,十七大前后,周正毅案中另一关键人物、上海拆迁户代表沈婷将在本月底在香港出书,书名暂定为《沈婷传记:挑战上海帮》,该书有十五万字左右,郑恩宠将为书作序。据知,上海当局对此书非常“关注”,在出书前,沈婷在上海的父母遭到上海市政府警告不准出书。沈婷希望该书的出版会帮助揭开周正毅案的真相,还老百姓一个公道。
第二篇文章:
郑恩宠让江泽民寝食难安
文 ◎ 张海山
十七大前,上海时局有些戏剧性。
一方面,违法挪用上海市社会保障基金的几名上海市前任官员近日陆续遭到判刑,截至九月二十八日,社保案已庭审二十案,涉及二十二人,其中十八人被判刑,此案的关键人物原上海市委书记江系嫡系陈良宇被羁押在吉林省,将由吉林省检察院查办。
另一方面,在上海帮帮主陈良宇倒台、后台黄菊病逝后,揭露上海首富周正毅与上海帮官商勾结东八块圈地黑幕,从而导致上海帮瓦解、周正毅二度入狱的人权律师郑恩宠作为胡温除掉政敌的大功臣的境况却未见好转,仍然受到打压。
十月一日前后,上海著名维权律师郑恩宠接连三次被上海闸北区公安传唤。郑恩宠说,国安以他接受外界采访和发表公开信为名,扬言要无限期传唤他,更称要置他于死地,让他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 ,郑恩宠仍然被“高度重视” ,表明陈良宇党羽并不是郑案的大冤家,而更大的债主非江泽民家族莫属了。
外界报导曾称,郑恩宠一案是江泽民定下的“钦案”。据悉,郑恩宠之所以冒犯龙颜,是由于郑恩宠曾向境外披露江泽民当过总工程师的上海益民食品厂的工人罢工,引用了一首民谣,“毛泽东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江泽民像星星,下岗工人数不清”,江泽民因此大为恼火。
分析认为,这点不足以说明江持续打压行为的动机。即使是三年前,江系势力还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时候,所谓因江氏震怒而给郑内定下的十年大牢最终也只判了三年,三条罪状也只正式推出“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一条。当年如此,更何况江氏现在十分被动的处境,就算有心等郑三年出狱后再泄余怒,也是力不从心了,所谓“钦案”也会“与时俱进” 。
但是迹象表明,江对郑并未放手,而是“与时俱进” 地成了势不两立的死对头。郑恩宠何以让江泽民寝食难安?
胡温当前忙于十七大总体部署,筹划把胡的科学观写入党章,安排团派人事接班布局,调动各大军区头目升迁效忠,这些对胡温来说都是当务之急。
而对江来说,燃眉之急恐怕就是说什么也要搞定郑恩宠了。不是郑要对江有什么企图,而是郑手中掌握的周正毅案有两把钩子,直接钩套的恰恰就是江的两个儿子。一旦周正毅案转变成为陈良宇案似的明案,江也就在劫难逃了。
郑恩宠曾代理上海五百件征地拆迁案件,因代理静安区东八块居民状告富商周正毅,牵动官商勾结腐败网,受到上海帮压制。二零零三年被上海帮以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入狱三年,郑恩宠从狱中到出狱后,一直不停举报上海的贪腐案件,因而成为社会公认的上海帮“拔不动的眼中钉”。
据说在紧邻静安区的普陀区,发现江泽民长子江绵恒和普陀区政府也以周正毅在静安区的手法圈了一大块地,性质与周一样严重,既没有付任何土地转让费,也未对原居民做出合理赔偿,并一样强迫居民迁往远郊。另外发现,江泽民小儿子江绵康在上海郊区也圈了一块地,但尚未开发。江绵康长期以来任上海市政府建设和交通管理委员会局级巡视员,负责全市土地、拆迁、规划、建筑总协调工作,被评为上海市二零零六年度十大杰作建设人才,同时任上海市建设科学谘询研究所所长,掌握全市土地、规划、金融建设资讯资源。相信江的两个儿子与当地首富周正毅在上海土地上领衔主演的致富黑幕绝不亚于陈良宇一案惊世骇俗。
当年,江为了掩人耳目,让周象征性在监狱里渡假三年。江泽民外甥吴志明具体操办。吴志明曾在安徽蚌埠铁路局当了十八年铁道扳道工,随着江泽民掌权,这位普通工人也一路高升到上海公安局长、上海市委常委。
作为具体执行迫害郑恩宠至今的吴志明,与周正毅称兄道弟。周正毅入狱后由他亲自指示,予以优待,好吃好喝,可以随便与外通电话。一度吴志明还打算让他这位哥们提前保释出狱,后此事被《南方周末》曝光而作罢。周正毅出狱后吴志明指示他要保持低调,不能见记者。而且上海市委为杜绝后患曾准备安排周正毅出国。据说周正毅提出去澳洲,谁知风声走漏被北京高层获悉,立刻下令再度逮捕周正毅。
事后中央追究周正毅狱中享特权的责任,吴志明抛出手下四人顶罪,在上海公安局内部引起强烈反弹,骂娘声不断。
目前官方公布周正毅案涉嫌行贿陈良宇情妇及虚开增值税发票等,由上海第二检察院移交给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审,但是比较陈良宇一案,周案行事极其低调,处于严格保密之中,显然江家耳目在竭力控制事态。
对于在周正毅案对外释放的尺度上掌握主动,江一直在试图营造优势心理的氛围,有几点表现。
第一,力保吴志明过关。去年夏天中纪委派出一百人的专案组进驻上海全面调查黄菊、陈良宇涉案的社保基金大案,吴志明竟公然与中央对抗,派了三千公安人马包围中纪委专案组下榻的别墅,企图逼走对方,也警告上海官场不要与中纪委合作。事后陈良宇倒台,一度传言吴志明也牵涉社保案,要出事。谁知吴犯上之举,不但没事,反而官升一级,升任上海政法委书记,让外界大跌眼镜。
第二,持续的打压郑恩宠。如此可有效地把郑恩宠隔离开来,阻止郑继续揭露上海官场黑幕,以免把江家族扯出来曝光。外界曾寄望郑在陈良宇倒台后能够翻身,但是江用吴志明保持迫害郑的势头,以此打击郑的信心而最终放弃对周正毅案的追踪,也迫使外界了断对周案扯出江族黑幕的期望。
第三,企图重新控制上海的政治生态为周案保驾。据即将出版的十月号香港《开放杂志》(Open Magazine)引述北京消息人士透露,胡锦涛的团派接班计划受到江泽民的反对,江认为,李克强可以作为十八大国务院总理人选,而目前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是中共总书记更合适人选。在胡锦涛妥协下,习近平及李克强很可能将在十七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作为双接班人选,将来两人搭档取代胡温体制。
如果这一情况属实,很明显,江把善于“拥军、尊老(元老)”的习近平推上去总比团派李克强当政要有安全感,这是后话。就目前看,江急于把胡空降上海的一把手习近平清出上海,而外界传言,江的旧部韩正将接手空缺。虽然韩已表示效忠胡温,并经过了一段考察期,但是韩正一向是郑恩宠控诉的物件之一,况且周正毅早就对上海官场上下行贿,韩自己也很可能和周有一染。韩来执鞭,周案和郑案结局自明。江当然放心。
从当前周案审理极度秘密进行来看,江试图把周案转成与胡的一笔政治交易。胡也不排除顾眼前利益接纳江的政治条件,然后把皮球踢给江,任其处置。
另一种选择就是胡温大彻大悟,以周正毅案为切入口,撕开口子,展现魄力,依法追究江族人等,一举结束持续八年多的江氏镇压路线,平民愤、聚人心,以此为谋取出路的出发点。
预计十七大后,郑恩宠与吴志明两人的命运走势,将是周正毅案归宿的风向标。
【大纪元10月22日讯】现在是凌晨2点多,我睡不着觉,我正在竞选济南历城区人大代表(11月10日投票,)对于一个73岁的,目前还受着警方监控的老人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我贴出的竞选资料很快被覆盖或撕掉,前天贴出 “孙文广竞选人大代表请支持”当天黑夜被覆盖,昨天我又重新把它贴到布告栏,今天将其发到海外网上。我将陆续把这次竞选中的资料发到网上,供人参考,也是一项记录。2007年10月22日凌晨于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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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广竞选人大代表请支持
经过反覆思想斗争,我决定参选区人大代表。希望获得支持。我要行使权利,维护权利,绝不放弃权利;我要为选民说真话,道实情,做忠实的民意代表;来自选民,代表选民,向选民负责;问责官员,监督官员,与官员面对面。
(一)我的优势:
1)已退休(退前是山大管院教授,系主任),现在有更多时间参政议政,说话、做事都不必多看上级、官方脸色;本人先学物理教物理,后转管理,文理兼晓;
2)当过十年市政协委员,有参政议政经验;1988年通过竞选,当上山大工会副主席;我经历了49年后历次选举,深知中国选举制度的弊端;
3)我曾经被评为各种“优秀”,如:市政协参政议政优秀代表(《济南日报》1989年2月)、 “山东大学优秀教师”(1988年)、“山大工会优秀干部”、“中国民主建国会优秀会员”称号,这些也算“资本”;
4)近年来关注时政、社会等,写了文章,出版了《狱中上书》《百年祸国》《呼唤自由》(可到百度、google搜索),这是我的思想、理论积累。
(二)如当选我将:
1)谋取选民的合法利益,维护选民的公民权利;特别关注选民的群体利益,如教职工住房、弱势群体、大学生的负担和就业等问题;
2)争取改进选举制度,推进乡、镇、县长的直接竞选和市、省人大代表的直选。我将把参选过程做为考查、研究、探索、改进中国选举和人大制度的契机;
3)推进政治改革,为促成民主、法治、自由的和谐社会而尽力;
4)保持与选民的联系,人大会前征求选民意见,会后向选民汇报,创建与选民联系的渠道包括见面方式,接见日等。
(三)我的缺点与不足
1)年纪大(1934生),精力、记忆力、灵敏度都不如年轻人;
2)对人缺少防备,害人之心没有,防人之心常无;
3)退休后很少参加官方组织的活动,因此对上级、对官方精神知道少,与青年人接触少。
2007年10月19日于山东大学 电话88365021,13655317356
愿意会见选民,我住新校南院,下午5点左右常在东门内树下活动,欢迎来访。
附上:投票、权利意识及不合作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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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广:投票、权利意识及不合作行动
——观察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有感
2002年12月26日各地举行了县级人民代表选举。
山东也举行了选举。在这次选举中,每人都可以拿到一张选票。选票上的候选人除了姓名,既无年龄也无性别及籍贯,当然更无事迹,同意者可以划圈。
这种选举五年举行一次,选民对候选人几乎是一无所知,不但不认识候选人,连照片也没见过,是男是女,是胖是瘦都不知道。在这样的选举中,很多人都是划了圈投入票箱。
多少年来有人曾不断向有关方面提出改进意见。要求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应该与选民见面,应该向选民们发表他们的见解。但是直到2002年12月仍然没有任何改进。
今年选举后,我问及周围的人对选举的看法,发现多数人对此都非常淡漠。他们表示现在的选举人都是上边安排的,上边中意的人最后总会当选,一两个人投反对票根本影响不了大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多数人都是跟着划圈圈。
这种现象也表示了国人现在对自己的选举权利不够珍惜,缺少权利意识。
我对这种选举很反感。让我给那些根本不认识的人投赞成票,我认为那是对我的侮辱,所以我在选票上不投赞成票,而是投反对票、投弃权票。
我所投的反对票不是反对那位候选人,而是反对那种投票的方法和制度。
我想如果多数人都珍惜自己的选举权利,不给那些自己不认识、不了解、不知道是男是女的人投赞成票,那么现在选举的组织者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尊重民意,倾听选民的呼声,改进选举办法。
在现行体制下,国人能够享受兑现的政治权利本来就极少,“投票”本来是个实实在在的权利,但是多数国人也不知道尊重这个权利,真是一种可悲的现象。
国人缺少政治权利意识,为独裁者、专制者、野心家提供可乘之机,使他们有机会蒙蔽群众,攫取权力。当然国人政治权利意识低下,也是极权主义者刻意打压、塑造的结果。
**国人为何缺少选举权利意识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国人在选举中的权利意识是怎样被打压的。
记得五十年代初,在中学、大学选举学生会的时候,是很热烈的,同学们举着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到各个年级去宣传,去拉选票,投票也很自由。
后来在肃反运动中,山东大学揭发出在人大代表的选票中,有人写了美国著名电影明星玛丽莲.梦露的名子,这件事被批判为“反革命”行为。于是在党委的领导下,逐个查对笔迹,最后找到了我的老师著名物理学家,从美国回来的束星北教授,于是大家一起批判。后来虽然落实不是他写的选票,但束教授一直对此不满,并表诸言论。在反右运动中,他被加上“攻击肃反运动”等罪名而被打成了“极右派”,被赶到水库去劳改改造。离开了他多年从事的物理教学与研究工作。
从此以后,在山东大学的选举活动中都是戒备森严,很多人挤在一个教室里写选票。写的字左右的人都能看到,谁也不敢乱写。而且选票的笔迹还可能被查对,于是大家就只知道在选票上划圈圈了。
(删两段)……
**权利意识的苏醒与不合作行动
斗转星移,我们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人们的意识也在转变,虽然从整体来看,国人的选举权利意识还很差,但是也出现了苏醒的现象。
在最近一次选举中我发现,有少数人已经开始思考问题,他们开始投反对票,投弃权票,甚至根本不理会选票上的名单,而是另写自己的意中人。
这次山东大学选举的结果出来了,当选人的票数也只是刚刚超过半数。如果不改革选举制度,下次如法炮制就可能出现全部候选人不能当选的结果。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青年报》在2002年12月30日发表了署名张雄的文章,对现行的选举制度提出质疑,他提出这样的选举“对选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连候选人是谁都不清楚。”他还转述了一个Z同学的话:“我对候选人没有丝毫的了解,也不知道这样选有什么意义,投弃权票是我最好的选择。”
我想这个同学投弃权票是很有意义的。他表示了对现行选举的不合作,这表现了该同学尊重自己的选举权利,他用弃权票表示了他对现在选举制度的否定。在中国像这样珍惜自己政治权利,采取不合作态度的人多起来,中国就有了希望。
五十年前在印度,圣雄甘地提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当时曾为激进派斥为太消极,但是正是这种不合作运动推动了印度的民主化和自由化,使得他们在上个世现四十年代,在贫穷落后的印度,争取到了自由、民主。并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
还是《中国青年报》,在1月2日报导,湖南娄底市选举出席省人代会代表时,上级安排的候选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翰屏落选了,按照惯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理应是省人大代表,而且是代表团的团长。他落选的消息不但惊动了湖南省也传遍了全国。这件事一方面说明该人不得人心,另外也说明了娄底市人大代表有了一定的政治权利意识。敢于投反对票,投弃权票,用选票表达意志。
但愿这种权利意识能够扩展到全体国民之中,扩展到更多的人民代表之中。
以上两篇报导都出现在《中国青年报》上,也是值得人们注意的,这种文章在其他报刊上很少见。但愿《中国青年报》能沿着这个方面走下去,成为民众的喉舌,国人的耳目。成为换醒人们政治权利意识的锣鼓。孙文广于山东大学2003.1.11(已在四年前发表于网上并收入“百年祸国”)@
2007年10月22日再整理于山东大学 电话0531-88365021 13655317356
【大纪元10月22日报导】(中央社记者林育立柏林二十二日专电)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闭幕,知名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时表示,为了对付上访和示威的民众,中共动员的人数超乎常人的想像,许多异议人士也受到严密的监控,行动非常不自由。胡佳表示,根据他的估算,出席十七大的两千两百一十三位代表,每名平均分配到四百九十二名警卫;北京近郊的军队也进入戒备状态;加上帮忙扫垃圾、维安的八十二万名群众,今年十七大动员的人力实在超乎常人的想像。
胡佳说,北京不是巴格达,中国没有恐怖主义,这些措施显然是针对所有上访和示威的民众及异议人士,因为中共自己有罪恶感和不安全感,害怕一小群上访的民众就会破坏“和谐社会”的形象。
十七大期间,许多异议人士受到严厉的打压。胡佳说,自从今年五月十八日以来,他就不能随意离开住家,门口也有两位配戴武器的武警监视,连陪他怀孕的太太上医院都得先通知公安局,这么严密的监控从来没有过。
【大纪元10月22日讯】(民生观察刘飞跃报导)国内众通讯维权人士遭打压 二人被刑拘针对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通讯运营商存在的种种侵犯电信用户合法权益的现象,如手机双向收费、收取月租费、强行代收费、不提供话费清单、单方面停机、收取停机保号费等等,国内涌现出了一大批通讯维权人士,他们纷纷拿起法律的武器,将各电信运营商推上被告席。2006年11月1日,在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数十名维权人士的号如下,兴起了"万人诉讼"活动,"万人诉讼"后来演变成"百城诉讼"活动,在这一系列的维权活动中,全国发生了数百起起诉通信运营商的案件。民生观察曾对此事有过报导,相关情况请见:http://www.msguancha.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77然而,近日传来消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通讯维权人士纷纷遭到打压。2006年11月,青岛耿升学在凌晨被不明身份的人冲进去殴打。2007年6月,耿升学在营业厅投诉时再次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2007年8月,黑龙江王建辉(从没有拿过移动高倍的赔偿),被当地公安局以涉嫌扰乱通信秩序罪被立案调查,公安局到处调查他,直到王建辉承诺不再投诉移动才完结;2007年7月2日,江西周梅岑被关十个小时,后以承诺不再专门投诉移动而被放出来,同年的8月29日,江西的张仁武和张仁文也被关了一晚后以同样的承诺被放出来;2007年3月,浙江吴泽西、河南王清也被公安局调查警告;2007年9月6日,广东夏楚辉家被不明身份的人用红油拔,而夏前几天刚刚投诉了移动。
作为通讯维权人士的代表人物,来自深圳的、名噪一时的《剥移动的皮》一书的作者陈书伟先生也倍受骚扰和打压。陈书伟告诉我们:"自2006年12月以来,平均公安局每月请我吃饭一次,多次要求我不要再投诉移动,也不要鼓动他人投诉移动。2007年9月4日,跟踪我的警察终于亲口承认请我吃饭等费用是深圳移动提供的""这次公安跟踪了我十二天啊""与通讯商的战斗,从警察介入为标志,已转化为一种迫害与反迫害的战斗了"。
更有甚者,来自湖南永州的通讯维权人士陈曙光和叶剑,于2007年8月23日,被移动举报敲诈而被刑事拘留至今。据了解,陈曙光和叶剑是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逮捕的,二人现关押于永州冷水滩看守所。而所谓的"涉嫌敲诈勒索罪"是指陈曙光和叶剑以收到"垃圾短信"为由,向广东、长沙的一些通讯运营商索赔。据陈曙光的妻子王燕芬告诉我们,陈曙光和叶剑的涉案金额是一万一千多元。
民生观察对这种严重打压维权人士、侵犯其基本人权的行为表示强烈遣责。
【大纪元10月22日讯】与会各方就苏联解体后各共产独裁国家的现状和民主进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提供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与会各方就如下问题达成共识,并发表联合声明:
(一)表达对世界范围内受共产独裁政权压制的人民的同情
(二)要求无条件释放各国受监禁的政治犯、宗教人士及异议人士
(三)敦促各独裁政权给予其人民最基本的世界范围公认的基本人权自由
(四)要求建立真正表达人民意志的自由民主选举机制
与会各方承诺互相之间提供实质性帮助,为结束全世界范围内共产独裁统治。促进民主人权共同努力。成立包括各方代表在内的联合协调委员会,以保证各方之间紧密联系与合作,广泛建立其它组织,扩大影响,为争取人权与民主的共同目标而努力。
大会特别邀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代表与会,详述在中国大陆中共对人权的迫害。WOIPFG代表介绍说,“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成立的使命是“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特别是去年出现的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的指控。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实存在的;上访被抓而未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是这场虐杀的主要对像;这个罪行在2003年前后为高潮,且为半公开化,现已转入秘密操作在继续进行;这是在中共司法系统等官方的合作和保护下进行的系统犯罪;军队/武警医院的器官移植机构涉嫌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要系统之一。
在长达八年的迫害中,中共已经抓捕、劳教、监禁、酷刑折磨了数百万法轮功修炼者。同时,中共还在迫害民主异议人士、穆斯林、基督教信徒和家庭教会领袖,等等。然而,《九评共产党》引发的中国大陆民众退党大潮已超过2700万,其中包括中共党政军高层内的党员。中共解体指日可待。
WOIPFG代表补充说,中共政权是世界上最大的独裁集团,相信在它灭亡之时,其它共产独裁体制也必然随之解体。
籍此,东南亚民主联盟特别褒奖WOIPFG(“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赞赏他们在法轮功团体多年来遭受迫害中坚定信仰、揭露迫害、争取信仰自由的过程中作出的不懈努力。
会议历时四个小时,许多当地媒体前来采访,会议于下午四时圆满结束。
【大纪元10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颉庄乡崔闸村村民,因土地征用补偿不合理的问题,从19日开始,连续四天在征地施工现场堵路维权。村民们表示,他们只是去讨个说法。一位女村民表示,今天是第四天,来了三、四十位村民。农民种稻子和蔬菜的田被征用了,征用后用来建商品房。征地程式村民都不知道,补偿的价格又太低,农民都不愿意。
村民们反映,04年2月,保定热电厂以每亩18.5万元人民币征用了崔闸村54亩土地,当时双方签订了征地协议,但最近村民才了解到这份协议的内容。这份协议书上写有“村委会代表的签字”。但连村委会代表也不知道有这份协议。
另一位男村民表示,开发商是谁?签的什么合同?村民们都不知道。说是征用54亩土地,但村民实际丈量的面积是84亩多。现在这边的土地和房子都在涨价,一亩地就卖到50多万元人民币。现在村民没有多少土地可以耕作,什么福利都没有,靠出外打工赚钱。
记者致电颉庄乡政府询问,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崔闸村村民的维权活动,已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这几天都有公安在附近看守,但没有过来阻止村民的活动。
【大纪元10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10月20日,黑龙江佳木斯访民时清伟一家四口在前往天安门的途中,遭到佳木斯截访官员及北京警察抓捕。在其他访民的声援下,时清伟的妻子及两个女儿及时逃脱,时清伟则被警察抓走,目前下落不明。时清伟妻子赵忱表示,20日早上9:50分左右,他们一家往长途汽车站方向走,走到半路,突然从一辆车里冲出5个便衣,有一人揪住她丈夫的衣服,问他是不是时清伟;其他的人就抓她和两个孩子,他们大声喊救命,路过访民跑过来声援,她和孩子才跑掉了,丈夫则被他们绑走。
另一位访民表示,时清伟夫妇原想带着两个女儿到天安门广场撒传单喊冤。据时清伟的妻子说,抓时清伟的人中,有一个是佳木斯市信访局的工作人员。
现在,时清伟的手机已无法打通,而他的妻子已身无分文,赵忱打电话给时清伟在老家的母亲,请她寄一百元的路费过来。有一位北京的好心人已给赵忱一些钱,暂时解决吃饭问题。
时清伟原是黑龙江省地质第六勘察院正式职工,因刑满出狱后遭单位开除。但按相关法律规定,凡是刑满释放解除劳教的人员,无论保留职工身份或除名开除的均由原单位安置就业。但原单位拒不执行上级文件。
时清伟一家四口,五年来为此一直坚持到京上访,至今问题仍无法解决。由于工作无着落,两个孩子至今失学,一家四口靠乞讨、卖血过日子。
【大纪元10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真香港报导)65岁香港商人薛宝仁,因在中国大陆投资受骗申诉无门,10月7日起在立法会前静坐抗议,13日起升级为绝食抗议,17日因身体不适送院。薛宝仁对港府的冷漠感到失望,有立法会议员指出,中共制度不改变,港商受骗个案仍会不断发生。他现在仍继续在立法会外绝食抗议。经过连日的绝食,薛宝仁自前一天晚上开始感到头晕眼花,手脚抽筋,17日中午朋友为他呼叫了救护车送院治理,警察随后也赶到现场了解情况。薛宝仁被送到玛丽医院急症室急救,后证实并无大碍,当晚出院。
他在医院门外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绝食抗议几乎是他唯一的办法,他希望透过这个行动引起香港社会的关注,关注一国两制下香港人的权益究竟能不能得到保障,但对于连日来立法会门前的抗议效果,他感到失望:“没有什么反应,谁都不反映。现在香港政府也不关心,舆论也不关心。”
拟告曾荫权 法援署拒批
除了抗议之外,薛宝仁也准备起诉特首曾荫权行政不作为,但日前接获香港法律援助署通知,称不获资助,理由是香港特区政府及香港特区法院对在内地进行的诉讼都没有管辖权。薛宝仁对此表示不满。
他说:“在诉讼进行时的案件是要求司法独立,现在我们求助的个案都是已经结了案,任何人都可以关注,舆论都可以关注它,港府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要求不是无理的,我们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薛宝仁强调,他会继续坚持下去,因为“这个社会问题关系到香港多少万人的经济损失”。
制度不变 港人权益难保障
接获薛宝仁求助的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承认,接到很多宗港商在内地被骗的个案,很多人要求港府或者立法会议员施以援手,但实际上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根本原因在于内地司法制度不健全:“整个制度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官没有足够的法律训练,裁决不够水平,甚至根本问题是法庭不独立,法庭容易受到行政政治的干预,更加不要说有官商勾结,甚至有贪污腐化的情况。”
对于薛宝仁批判港府不作为,何俊仁承认,在现有机制下,香港政府的确作用有限。因为一国两制下,港府对大陆已经作出的司法裁决,很难要求介入。
何俊仁说,薛宝仁可以争取反映意见的途径,唯一的对口渠道,是透过香港的人大代表向各级人大提出,或者通过香港政协委员向中共政协层面提出。但他承认实际作用有限:“大家都知道,在党的领导下,人大和政协的监察作用非常有限。”
何俊仁续指出,港府唯一能够保障港人的是,只能起到一个通知的作用:“我们多年来和政府的对话和讨论,香港政府承诺如果有居民在上面(国内)被拘留,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负责拘留的(国内)执法机关,要通知香港政府,香港政府就通知被拘留者的家属。以往并没有这个通知制度,变成香港人被上面的执法机构拉了,人间蒸发,坐完牢后才出来,这是非常不人道,不文明的事情。”
在内地工作生活须极小心
他提醒市民在大陆工作和生活要非常小心:“香港人上去做生意或者居住,如果需要诉诸法律的话,你发现法律保障非常不足够,司法制度非常不上轨道,不要说市民,就算律师,很多时候都受压,你看(国内)维权律师因为他们接敏感的个案,很多时候被打压,被除牌,甚至由律师变成被告。”
法庭变统治者的镇压工具
何俊仁强调,中共制度不改变,港人权益难以得到真正的保障:“如果你不彻底的制度改革,根本这些事情会不断发生,因为这个问题显现出一个结构的问题,法庭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庭,很多法官没有足够的专业训练,没有确保他们有独立专业的法制精神,令法庭成为帮助当权者伸张他的权力,而不是帮助弱势人士伸张公义,法庭成为统治者镇压的工具。”
薛宝仁数年前承包中共国企工厂,遭当局勒索,去年底在深圳市法院外展开148天静坐行动,反被法院判他赔偿12万元人民币。有人更警告他不要再去静坐,否则会拘留他,他之后转到香港维权抗议。
【大纪元10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2007年10月22 上午9点30分,在无锡万达商业广场前期拆迁工程核心地块发生自杀爆炸事件,一名警察死亡,引爆炸弹的被拆迁人一只手被炸掉。据知情者披露:万达商业广场前期拆迁工程位元于河埒口新华书店附近,引爆炸药者48岁,有精神病史,单身。因房屋即拆迁问题,多次与当地开发商交涉未果。
今天上午被拆人带上自制炸弹去拆迁公司谈判。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以至拳脚起来,警察闻讯前来阻止。这时被拆迁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装有炸药的包,扑上去引爆炸药。
惨剧发生后,一名警察被炸成重伤,引爆炸药者一只手被炸掉。二人立即被送往医院救治。下午5点传来消息,警察不治身亡。
知情者表示:被拆迁人年轻时因单位没有分配房子给他导致女朋友分手,精神受到刺激,得了精神疾病。单身至今。
他说:这次拆迁面积大,他想不通。加之开发公司态度恶劣,曾经多人围打他,使他受到伤害。昨天他曾经拿一包炸药作试验成功了,当时在场的很多人以为他开玩笑。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真这样去做了。
知情者披露:《物权法》今年十月生效后,政府仍然不尊重被拆迁人意愿和要求,强行拆迁,激化矛盾。导致出现无锡有史以来因拆迁问题引发的剧烈冲突。
请关注后续报导。
【大纪元10月22日讯】编者按:争鸣》自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创刊,已经走过三十年,这个民办刊物在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和经济资助下,历经风霜,遭遇险阻却未被摧折,成为在海内外拥有最多读者的中文政论刊物,是华人世界普遍关注的新闻与文化现象。由陈奎德先生主持的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专题节目,在《争鸣》创刊三十周年之际,与居中国北京的法律人俞梅荪先生讨论海外媒体,特别是香港的中文媒体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功能等问题。
陈奎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只要是关心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人,似乎没有不知《争鸣》的,这是在香港出刊而被北京当局在大陆封锁查禁,但却仍有许多人通过各种渠道读到并广为传播,深受大陆人喜爱的杂志。《争鸣》创刊三十年来,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和经济资助,维持至今,成为在海外拥有最多读者的中文政治刊物,其影响力究竟有多大,何以如此成功,值得关注。现先请俞梅荪谈谈感受。
与《争鸣》的渊源
陈奎德:你如何接触到《争鸣》,你与《争鸣》有哪些渊源?
俞梅荪:在一九八O年,我的一位当海员的小学同学从香港托人把《争鸣》捎来北京给我。当时大陆信息闭塞,看到这些深入揭示中国问题,痛陈时弊,所言极是的文章,很震撼,很激动,爱不释手。
陈: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报刊,其报导重点都是本地本国的新闻和评论,香港的中文政论刊物则不同,它们的主要焦点却是有边防海关之隔的中国大陆,并非香港本地。由于大陆没有新闻自由,港刊就为其打开了新闻和言论自由的一个窗口。听说你的命运和《争鸣》有关,讲讲你的故事。
俞:一九八四年我从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专修科毕业,来到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达十年,前三年是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后为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研究人员,后七年担任顾明(国务院副秘书长,后为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秘书。由于从事经济立法工作,经常要参加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研讨会,当时经济界从上到下的思想非常活跃,在一九八五年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学者送我一篇《争鸣》关于治理整顿经济的评论文复印件,说是张劲夫国务委员推荐大家读的。我仔细拜读,此文切中时弊,非常深刻,比国内报刊说得好。我复印了许多份,送给领导和同事们,大家都说好。
陈:你能经常看《争鸣》吗?
俞:能,有时向资深的经济学者和秘书同事借来看,有时到资料室看,还常到收发室里去看由副总理、国务委员订阅而新到的,我拿来连夜看完,次日早上送回去而不影响领导同志看,为此我常常住在办公室。见到好文章我就复印下来,送给领导和同事们。据悉,赵紫阳总理订阅《争鸣》且很关注,“六四”以后,国务院领导继续订阅《争鸣》,我也就一直能够看到。
《争鸣》为民鸣冤
陈:据说《争鸣》使你的冤案大白于天下,讲讲这个故事。
俞:在一九九二年九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即在,有个《十四大报告的征求意见稿》,尽管是绝密文件,但此时已发给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征求意见,《人民日报》、新华社等都有此件且都在报导各方面的讨论情况。中共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专程来北京,要看这个报告,是为把握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宣传口径。他们说,如我不给看,就去我办公室附近的朱镕基副总理(原上海市委书记,刚来北京)办公室找朱的秘书李伟去看。我推辞不下就给他们看了,是当着我的面看,只了解精神而严禁复印,结果不知他们采用什么非常手段,把报告偷偷复印了,我完全不知道。随后《文汇报》发表了三篇迎接十四大召开的社评文章,受到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朱副总理的表扬,撰稿人还获了奖。十四大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宣传部联合发文指出:“邓小平南巡以后,特别是十四大以后,新的改革开放开始了,要汲取‘六四’舆论失控的教训,中央机关要指导媒体,媒体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我感到自己做了一件大好事。在中南海十年间,常有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不少中央媒体的高级记者,为报导立法情况来找我,支持他们宣传法治是我的一项重要职责。后来,我又在文汇报的要求下,为指导其搞好政策与法治的宣传报导而给其看了一些文件。
一九九四年一月,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人找来,我把如何支持《文汇报》取得成效,作为好事来介绍,结果却被送进看守所。由于《文汇报》的栽赃陷害,说是我同意他们复印文件等等;市安全局、检察院、法院的办案人员联手,对我坑蒙拐骗,弄虚作假,还制造新的伪证,枉法加害,我被罚以泄密罪,判了三年刑。根据《国家安全法》第四条规定的泄密罪,是指向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提供国家秘密。我却是在指导党报搞好宣传而取得成效,判我此罪,驴头不对马嘴。当时,江平(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王志强(法学家张友渔的秘书)冒着酷暑多方奔走取证,还出了车祸,他俩在一审、二审都为我作无罪辩护,但却被法院判为:“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缺乏事实根据”则指江平说瞎话,“缺乏法律根据”则指江平不懂法。江平先生竟为我受辱,气得我七窍生烟,加上在看守所天天受体罚,常常被非难,生不如死,万念俱灰,只想自杀,被同室难友王均(人民日报记者)日夜看住而未果。王均说,如果死在牢里则冤沉大海,因此一定要活着出去。难怪古语曰,治狱之吏皆欲人死。
陈:当时你在哪个监狱?
俞:在北京市南郊大红门南路47号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这是专门关押外国间谍的监狱,结果间谍却没有关进来一个,均为我等似是而非的涉嫌泄密之罪的人。牢房很高级,有中央空调,但夏天却不开,到十月份入秋的半夜里才打开,我常被冻醒而无法入睡。冬天外面下大雪,飘进屋里积着小雪,劣质的被褥很薄,冻得难以入睡;夏季每天只给三杯开水,冬季两杯;顿顿都是白水煮滥菜帮,长期没有一丁点油水,还要吃发霉变质变味的窝头和玉米粥(陈化粮),我经常饿得渴得发昏;有时要被戴上那种一动就会自动收紧,致使血管无法畅通的手铐,连吃饭、解手、睡觉都成了问题。在离开这里时,我被安全局警察告知,不准把这里的一切说出去,不然随时把我抓回来(直至十年后的二00四年我才敢在被采访时略说一点)。
十一月份,我被押到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这里是被判十年以上的重刑犯监狱,三千名囚徒的一半以上被判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执行。十二月份,在我被捕一年后才见到可以来探监的爱人。她说,海外有杂志介绍我的情况,还表扬我为党和政府做了许多好事。对此我很愤怒,我的冤案是党内、是司法界的丑闻呀,怎能让海外敌对势力知道而炒作呢,这是要损害党的形象,损害咱们司法界形象的呀!她还说,海外媒体索要我的相片,要继续为我呼吁。我责令爱人拒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忍辱负重地以第二种忠诚来面壁冤狱。三年刑满回家,我看到《争鸣》杂志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号张伟国先生的《倡法治而羁法网》一文,说我倡导法治,却被羁在法网里了。
自投罗网,脱胎换骨
陈:你长期在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从事立法工作,做了不少贡献,结果却自投罗网了。
俞:自投罗网?哈哈哈!大水冲了龙王庙,倒也是吧。我作为立法工作者,司法人员都是我们的下属,回想一九九三年元旦后上班的第一天,国家安全部余放副部长为使《国家安全法(草案)》能够尽快出台而来求助,我安排顾明同志听取其汇报并积极给予大力支持,该法草案在同年二月二十二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也就是本届人大最后一次常委会上得以通过,不然的话,换届后,安全立法一拖又得几年。没想到,次年我竟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而被他们关进去了。在狱中,我对基层办案人员十分谦让和礼遇,他们却统统执法违法,无所不用其极,还要打我,虐待我,生怕我不知其究竟是如何违法犯罪的。根据《刑法》第三九九条:“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故意颠倒黑白做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真正应该判刑的正是这一系列故意颠倒黑白的办案人员,他们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职业犯罪份子。
有一回,三个狱警逼我蹲在地上,时间一长就蹲不住了,他们就踢我,被折腾完,我的双腿剧痛,难以站起,扶着墙,一拐一拐艰难地回到牢房,此时想起小时候看的电影《钢铁战士》里的那位战士被敌人严刑拷打后,就是这样拐着回到牢房的,感到自己很英勇悲壮。我的腿拐了近一个月才好而留下了老寒腿的病根。《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依法办事,不得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得侵犯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我在狱中坚贞不屈,拒不认罪,却每每因此而受到加倍惩罚,难友们说我坐错了牢,理应坐国民党的牢。在狱中,我曾要求见其上级领导余放,被拒绝。出狱后我打电话找到余放,时隔多年,他仍感谢我对安全立法的支持,使我感动。听说我从狱中出来,他说很忙而没时间见面。我说:“安全部门的实际情况并不是你上次来中南海汇报的那样啊。”他说:“你不了解情况。”我说:“什么?不了解情况?我都在你们的地狱里转了一圈,还有什么不了解的!”他却不以为然,仍说我不了解情况,我愤怒地与他争执起来,把其训斥后,他才勉强同意见面,被我拒绝了。
刑满回家发现,我十年来的全部日记和立法工作笔记本,以及不少文稿和信件,三年前被安全局警察从家中抄走,其中无一与本案有关,但却至今不还,也不知应该向谁去索要。在办公室的几个书柜的藏书和资料全部荡然无存。我历经安全局的逮捕、侦查、预审,检察院的起诉、中级法院的审判、高级法院的上诉驳回、监狱的服刑等五个阶段的整个司法过程,在每一个环节上,司法人员统统都把法律规定反其意而行之,把案子和冤情再加重一些,将错就错地铸成此案。其实,只要有一个环节稍微依法办案一些,就不会造成如此荒唐的结果。
我在监狱里因努力劳动而被评为全监狱的劳改积极份子,监狱依法要为我减刑十个月至一年,但却要以必须认罪为条件,按照法律规定,对判缓刑的必须认罪,对在服刑中表现好而减刑的不需要认罪,我依法拒绝认罪,结果不仅未被减刑还被多方惩罚。即便如此,我并不后悔为支持《文汇报》搞好政策和法治宣传而使其取得成效。炼狱使我了解到社会和法律的另一面,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受益匪浅。深感法治是社会秩序的底线,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立法工作者尚且如此,更何况是黎民百姓啊!
陈:《争鸣》的此文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俞:此文把我的案子说得非常清楚,还说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法治建设的开创时期是身居要职的“工作狂”,做了很多贡献,其评价之高,使我诚惶诚恐。还把我和鲍彤相提并论,鲍彤先生是中南海最大的秘书,我却是最小的秘书,尤其说我在参与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稿或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起草过程中,积极引进现代民主法治的思想观念,在舆论一边倒地批评“秘书帮”弄权腐败的同时,提请人们注意中南海里还有一些恪尽职责,努力帮助国家领导人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而作出特殊贡献的秘书们。面对这么高的评价,我激动不已,其实我只是协助顾明同志致力于法治建设而做了一点本职工作,尚未完全达到这一评价的高度。我经常读此文来自勉,一月三十一日是我被捕的日子,在每年的这个星期里,我都要反覆读此文,激励自己要达到这个高度。出来后,好多人问我,你坐牢是怎么回事呀,我干脆把这篇文章复印给他们,就不用我再说什么了,在逢年过节的秘书同事或同学聚会上,我就分送大家,每年要复印几十份,十年下来复印了数百份。
良师益友,精神支柱
陈:你出来后,还有渠道看《争鸣》吗?
俞:有,时常有人送给我。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我的上诉被驳回,到监狱服刑,十二月号《争鸣》刊载此文。在我最孤独寂寞的日子里,只有上帝与我同在,只有《争鸣》与我同在呀!此文已使冤案大白天下,即使我在牢里自杀身亡,也死而无憾了啊!
陈:当时此文是你的精神支柱。
俞:直到现在也是啊!我的表哥从美国带来《争鸣》;上海的一位在日本商社的老同学从单位拿回《争鸣》,这一期我就得到三本。
陈:这使我想起过去的类似经历,当然不像你那样坐牢了。
俞:二00七年要召开十七大,年初《争鸣》记者戴雨山找我重谈此案。我出狱后,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党委宋林芬副书记,是与我相处十年的老领导,她把我叫到中南海去谈心,得知我案真相后深为痛惜,要我务必去找《文汇报》党组织,要其说清楚。为此,我到上海求见文汇报张启承(已荣升兼任上海市新闻学会会长,曾获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上海市劳动模范)被拒绝,该报的一位退休职工捎来张启承的话,说是此案是由北京法院判的,与他们无关,他们只接待北京法院来人调查而不接待我;我又要求每月给五百元生活费,也不被理睬。十分傲慢无礼,气得我在狱中患上的心脏病顿时发作,瘫倒在地下。其实,他们是法人团伙作案并作伪证,是主犯,我与他们之间连主犯与从犯的关系都不成立,依法理应重判他们。我找司法部门也拒之不理,无处喊冤,求告无门呀!后来,这位号称上海新闻界的领军人物张启承退休了,我去上海找其后任石俊升仍未果,又去找其后任的后任吴振标也未果,他们都拒绝见面,拒绝接触,完全不予理睬。多次千里奔波,却大失所望,以致前程断送,妻离子散,生存无着,四面楚歌,这要比坐牢更痛苦,哀莫大于心死,常有强烈的厌世之感,有时只想能持有足够的炸弹去上海威海路755号该报社,与那高耸入云的上海第三高楼──文新大厦同归于尽。此时,《争鸣》却又来关心我,介绍我出狱至今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最低生活保障的“三无”境况。不少朋友看到报导,打来电话或来信慰问,使我感动。
陈:这又达到传播信息扩大影响的作用。在一九八四年反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争鸣》报导我的一次演讲。当时我在上海工作,一位关心我的朋友认为,这会被上级认为我向海外敌对势力提供了什么材料,会被记在我的档案里,对我很不利。他建议我发表一个声明,说明我从来没有向海外提供过什么,境外刊载我的文章与我无关,不少学者就是这么做的,从而保住其政治上的安全。他是好意,但我不能这样做。尽管我没有向《争鸣》投稿,但其报导的内容却是事实,当时国内的形势非常微妙,海外报刊关注国内知识界的动向,成了重要窗口,这很好。
俞:是呀!《争鸣》根本就不是什么敌对势力,而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案的真正法官,更是全国人民的朋友,是客观公正的中立杂志。
陈:对!因为报导的都是事实嘛,是对弱者的支持,对正义的呼唤。
联系人心,伸张正义
俞:我要讲两个故事。二○○五年一月赵紫阳逝世,我两次去他家吊唁,被警察追捕而逃跑,二十六天后刚回到家中,中国贸促会法律部八十岁的曾俊伟先生与我久违十余年却找来慰问我。原来是我的悼念文章被《争鸣》找到而及时刊出,他看到后为我着急,几经辗转找来鼓励我,使我激动不已。
二00七年春节我去上海,到医院探望《民主与法制》杂志的创始人,年近九十的郑心永先生,他刚刚做完高位截腿手术。我说,这么多年没来上海看您,也没有联系,非常歉疚。他说不用,常在《争鸣》上知道我的不少事情,说我是好样的,大加赞赏,使我热泪盈眶。两个月后,他又看到《争鸣》对我的重访文,托其家人寄来一千元。
陈:可见《争鸣》为代表的港刊,功不可没啊。他们是真正在做国内的事情,起到联系人心,凝聚舆论,凝聚正气,声张正义的作用,使大家知道哪些事情在发展,哪些人在推动。所以,有这个杂志和没有这个杂志是大不一样。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国运和《争鸣》等海外刊物的功能问题。你的几个故事充分地,戏剧性地说明他们与大陆在精神上和舆论上的互动意义。
声援民众的维权斗争
俞:再讲个事。大家都知道,广东省在汕尾市开发区的海边建电厂,非法圈地几百公顷良田,围海造堤而毁坏数百平方公里盛产鱼虾的黄金海湾“白沙湖”,严重侵害四个村庄近万农民的生存权利。其中两个村依法维权而行政诉讼民告官,结果统统败诉;一个村以肢体去抗争,阻止电厂去挖他们的山,结果却在二00五年十二月六日,警察开枪打死三位村民,十三位村民被判刑。二00七年初以来,当地政府和警方对失地农民又不断以血腥镇压,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期间的三月十一日那天上午,村民正在观看电视现场直播吴邦国委员长作报告时,汕尾电厂的二百来个黑社会暴徒,拿着棍棒,包围小村庄,见人就打,如同日本鬼子进村了。同时,他们开着大型挖土机、大卡车强行挖地施工。有个十岁的小孩怀里揣着锣,一位农妇拿着烧饭的锅,从小路偷偷跑了出去,分别到周围各村敲锣敲锅呼救,周边三千多农民闻讯,拿着锄头、棍棒、切西瓜的刀赶来,把二百余暴徒打得抱头鼠窜,还把一个暴徒打死了。第三天,我赶到那里,看到那些被农民焚烧的大型车辆的残骸,似赶上对越自卫反击战或“六四平暴”,触目惊心!当时,农民被打而报警,警察不来,暴徒被打,不少警车警察却及时赶来制止,气得农民们要揍警察、烧警车,被老人们极力摁住而制止。我在实地调查,拍了照片,写成文稿,四月十六日,这些暴徒包围另一个村,打人和施工,被周边上千农民打垮,据说又有暴徒被打死。我赶写成文。《争鸣》的截稿日是出刊之前的十日,在我投稿时只剩三、五日了,《争鸣》撤了其他稿件而抢发此文在五月号上。当地农民立即到香港买了《争鸣》,隐藏而躲过海关的检查,带回村里,将文章复印几十份,张贴在各村,使广大农民受到很大鼓舞;他们还张贴在镇里的街上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门口,使电厂的人和官方警方大为震惊,不敢轻举妄动,竟然平静了三个月,直到八月中旬才又打了起来。
陈:《争鸣》等香港杂志还起到了为百姓喊冤,张扬正气,舆论监督的巨大作用,向天下人广而揭示官商勾结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给予严正的舆论审判。这是海外杂志都承担的一个如此重大的使命。
俞:其实,我的这些文章都是按照胡温倡导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宪治国” 的精神,按照政策和法律来为民伸冤的,理应刊在《人民日报》、《法制日报》等国内报刊,过去投稿给他们却都石沉大海而延误大事。无奈之下,想到《争鸣》也是直通中南海的,就冒然投去,没想到他们反应迅速,竭尽全力来支持,其新闻意识和责任感之强,让我吃惊,这使我为求告无门的农民兄弟做了一点实事,尽了法律人的一点社会义务,甚感欣慰!
香港书刊流向大陆
陈:三十年来,《争鸣》所代表的海外中文媒体与大陆民众同呼吸共命运,息息相关,一起来争取国人的基本权利--知情权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以来,大陆逐步对香港开放,人们可以到香港旅游,过境手续放宽而不太复杂了,很多来自大陆的游客到香港除了观光购物以外,还要采购《争鸣》等报刊和书籍,带回去广泛散发给亲友们,其舆论的传播作用日益巨大。当然,大陆当局的新闻封锁仍然很严,海关还在查禁,但是由于这么多人的流量,就不可能都被查禁了。
俞:是的。二00七年二月,两位老同志拉我陪其到香港旅游,正赶上独立中文笔会召开,我去旁听,你(陈奎德)送我《刘宾雁纪念文集》,还得到《争鸣》创始人温辉先生八十诞辰而赠送的一套新书,我去《开放》和《明镜》出版社,得到不少好书。在北京西客站入境时,同行的带书者都没事,海关警方偏偏检查并要没收我的一箱书,其中还有诗人余光中送我的书,香港中文大学送的法律书。我依据当年参与制定的《海关法》,说明其职责是查禁走私物品,根本就不是查禁书刊的,这是严重违法的,拒不给他们。他们见我如此强硬,似乎逮着了公然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的要犯,五、六个警察围上来厉声喝斥并审讯我达三小时,通知其上级部门来人要把我带走。他们被我依法训斥得哑口无言而没有抓我,要我把书刊全部留下即可。当时正赶上北京寒流,气温骤降,我从南方来而衣着单薄,冻得腹痛难忍,又不能去厕所,怕节外生枝地被警方疑为腹中藏有毒品,麻烦可就大了,只好留下书刊出来了。六月份,在普林斯顿大学遇到你,你又送我《刘宾雁纪念文集》,这回我在北京入关时,没人检查而带回来了。
陈:大量的书刊流入大陆,为国人伸张正义和揭示真相起很大作用,香港与大陆的民间舆论和人文精神的互动,成了大陆的言论和民意的重要出气口。
《争鸣》的思想启蒙作用
俞:而且还是思想的启蒙,对知识份子的启蒙,对农民维权的启蒙。
陈: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大陆官方上层,有不少人注意到香港报刊对内地舆论的影响和作用,就开始利用这个窗口来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一些高官和上层人士,把自己得到的一些无法在大陆发表的信息,通过港刊的出口转内销来影响大陆上层的政治生态或政治博弈,这也是港刊的一个特殊功能。一些港刊时常披露中共上层的政治斗争或政治生态权利平衡等信息,其消息来源显然是中共上层。中共上层采取释放一些消息给香港传媒来对内地的政治生态产生微妙的影响。总的来说,我认为香港这些中文传媒所起的独特作用,是大陆传媒所不可替代的,由于大陆的传媒被官方限制的非常之死,非常之紧。香港就变成了舆论博弈的平台。我想,你在这方面的体会可能较多。
俞:是的。当年我在中南海里看《争鸣》,尤其是关注每年夏季该刊大篇幅地重点介绍中央北戴河会议情况。尽管有些报导可能不太准确,但其总体上符合事实。虽然我不参加北戴河会议,却从《争鸣》了解到我国最高当局的政治和改革开放的走向,很受启发。由于分工不同,我的首长顾明也不参加北戴河会议,我常把这些报导送给他参阅,有时还会引发他向我聊起他过去参加北戴河会议的一些情况。中南海的不少秘书和研究人员对《争鸣》报导的北戴河会议很关注,还互相传看和交流看法。
揭开军中反右黑幕
陈:请你讲一下反右的事。
俞:今年是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又是建军八十周年大庆。建军节前夕,一九五七年的海军总部舰船修造部技术员沈力成中尉老人,向我聊起当年被打成右派份子的经过,我赶写成文投给《争鸣》,离出刊只有三、五天了。《争鸣》又撤掉了其他稿子,立即刊载在八月一日建军节出刊的那期,还把沈力成夫妇的相片刊在封面右上方的显要位置,从而打开这一尘封五十年的 “军事禁区”。军内的反右斗争使许多军中的优秀骨干被打成右派份子,逐出军营,长期在农村劳动改造,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英年早逝,有的还自杀身亡。
陈:是啊!这是大家都不知道的反右的一个重要角落。
俞:此文刊出,影响很大。一时间,军内反右成了大家的热门话题。沈力成的家族和朋友几十人,纷纷上网传看《争鸣》的封面和文章,他们均不了解沈力成的冤案真相。经人提供线索,我找到山西省祁县某破产企业的退休职工七十七岁的张兆瑞(海军航空兵司令部作战处参谋右派份子),他说已经看到了此文,很兴奋。他热情地叙述自己和战友们成为右派份子的真相,我为此撰文刊在下一期《争鸣》。由于我常为右派老人撰文,有关部门不断有人找我谈话,说我被敌对势力利用而危害社会,影响二00八年奥运会的部署,甚至还威胁我。九月十四日那天下午,政法委和街道办的五人又来我家谈话,劝我不要被香港的“敌对势力利用”。十分严肃而情绪对立的谈话,突然被四川省的一位县官打来的长途电话打断了。这位县官说:“近来在《争鸣》看到你关于农民维权和反右的文章,受到启发,也致力与此,你为百姓做了好事,胡锦涛、温家宝应该感谢你……。”他的热情洋溢使我激动且不知如何是好。我无奈道,不抓我就不错啦。谈话人听了我俩的对话,顿时增进了对我的理解,改变了原先的话题,对我十分友好。九月二十四日(中秋前日),党的统战部门给我送来月饼,送来久违的慰问和关怀,我又不知如何是好了。一九七九年入党的我,盼望党应当是客观公正,有能力正视和纠正以往一些因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冤案,还历史以真相,还人民以公道。
各家争鸣的窗口
陈:《争鸣》及一批海外中文期刊在大陆的影响确实很大。大陆官方经常说,中国要和国际社会接轨。我想,说到与国际接轨,香港就是一个重要的接轨点,尤其是在舆论上、基本价值体系上,香港和国际社会是紧紧相连的。大陆和国际接轨,香港是重要的中转站。我注意到,左派人士的论着也拿到香港发表,如《邓力群自述》2006年在香港出版。(邓力群,原中宣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
俞:是的,这也是左派的窗口,各家争鸣,很好。
陈:是啊。香港的舆论市场把大陆各派的观点通过这个窗口传播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互动的舞台。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个平台将对中国大陆的影响越来越大。值此《争鸣》三十周年大庆之际,希望《争鸣》再接再厉,进一步致力于完成其历史使命,对中国大陆发挥更大的影响。
俞:对,希望《争鸣》更多的介绍国内的维权动向、理论走向、改革开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趋势,对国内的社会进步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争鸣》三十年,伴我二十七年,伴我走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如今伴我出成果,催我去战斗。
陈:是的!我们希望《争鸣》进一步发扬光荣传统,对中国大陆起更重要的作用,我们预祝它在未来更加成功。
(修订于2007年10月7日)
原载 《新世纪新闻网》
我已经作好了应对派出所询问的思想准备。我想告诉他们,这个事件的实质是当局以查办经济犯罪的名义,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并且准备向他们指出:陈昭父女的作为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正是当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为他们提供了印制盗版书获利的机会。他们的实际行动,为民众提供被文化专制主义查禁了的文化精品,为社会的思想启蒙和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我这里的派出所却没有派人来找我。这反倒使我感到,我有必要把我准备应答警察提问的话公之于世,公开陈述我对这个事件的判断和态度。
近几年来,由于文化专制主义的加剧,许多很有学术价值或有丰富历史资料的书籍无法在境内出版,不得不送到香港或国外出版,而印出来后又不能在境内发行,从境外带进来则往往被海关没收。这是某些高品位著作在文化专制主义淫威下的第一种境况。第二种境况是,有些学者自费印刷,不作为正式的出版物,只是馈赠亲友留念或同好交流,也往往遭到没收的命运。如在五十年代曾经风行一时、脍炙人口的《把一切献给党》和《革命家庭》等佳作的作者何家栋,去年10月病入膏肓时,家人和朋友为他编印了《何家栋文集》上下册,希望能在他去世前让他看到自己的文集出版,得到最后的安慰。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印刷文集的印刷厂被突击查抄,印好的《何家栋文集》全部被抄走。第二天何家栋就去世了,怀着遗憾离开人间。第三种境况是已经正式出版的书籍,发行后被中宣部组织的新闻检查官挑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于是下达禁令,不许发行,如三年前曾经畅销海内外的《往事并不如烟》,今年初曾一度被禁、网上反应沸沸扬扬的八本书。
由于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和蒙昧主义(这是文化专制主义的衍生物),我国在社会文化和思想理论领域仍然十分落后,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在这个新启蒙运动中,我们除了应该吸取古今中外的优秀文明成果外,还需要对一百多年来的近现代史、特别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梳理、反思,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指导我们前进的方向和路径,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困境。为此,需要大量展示历史真相、探讨科学真理、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和著作,以开启民智。许多有良心的学者、思想家,正是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意识,投入“两真”(真相、真理)的研究和论述,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写出很有价值的著作,却无法正式出版,或虽然出版却仍遭查禁。但这些著作既承载着真相真理的内涵,自然为广大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所需要,人们一有风闻便到处搜求,于是就有了这一类盗版书的出现,它适应了社会大众的迫切需要,推动了新启蒙运动的进展。
与那些时下流行的畅销书的盗版书不同,处于上述三种境况下的著作的盗版书是被专制主义逼出来的。广大知识份子和公务员、青年学生都需要这一类书,因为可以从中了解历史真相,开启蒙昧,探求真理,修养悟性,而文化专制主义却严加查禁,这才为这类盗版书提供了机会。它是盗版书,是非法的;但它有利于民众的开智启蒙,有益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赞赏陈昭的所作所为。他翻印销售上述三类书,违反了工商管理法规,触犯了文化专制主义,却对社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即使受到处罚,也是虽罚犹荣。就我个人来说,他为我提供了一些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我应该向他表示感谢。
一个民族的健康发展需要多元文化的滋养,把文化和理论思想定于一尊,扼杀高品位、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势必带来低品位、低级趣味的文化作品和文化现象的大肆泛滥。当年在沦陷时期的北平,日伪统治者只供应混合面,老百姓吃不到到窝头和大米白面;今天我们的文化专制主义者也是只让民众听一种声音,报刊上只能发表那些千篇一律的颂歌谀词,使广大民众严重缺乏精神营养。陈昭父女向民众输送富营养的精神食品,多少可以弥补社会的这个缺陷。这是贡献还是罪行?问题不是十分明显吗?
更值得称道的是,陈昭父女对维护宪法的尊严,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前述三种境况的著作被剥夺了出版和发行的自由,这个举措是违反宪法的。陈昭父女以印售盗版书的非法方式,维护了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这种畸形的现实,是当前畸形的法制现象的反应。执法者以非法的罪名刑拘公民,自己却犯了违反宪法的罪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新闻检查官们无论用什么藉口,都不能改变他们违反宪法的事实,只不过他们可以以权掩罪罢了。在这个事件里,违法的首先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推行者。他们违法在先,陈昭违法在后;他们违反的是国家根本大法,陈昭违反的只不过是部门法。要克服老百姓的违法行为,首先要追究执法者的违宪行为。
至于陈昭没有在工商局登记,那是事实,但登记了就可以销售这些被查禁的盗版书吗?还能为社会作出这些独特贡献吗?他们父女二人四五年来辛勤劳作,提心吊胆,才挣到20万元利润,每年不过四五万元,能说是非法暴利吗?
最后,还有一点似乎不能不说。那些被查禁的书(至于已经写出却因文化专制主义的统制而不能出版的书稿就更多了),不论就其学术价值还是社会意义来说,都是当代书中精品,体现着中国现阶段的优秀文化。借用近几年官方的常用语,可谓“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可是,偏偏是这些“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著作,却被自称为“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政党所拒绝,所查禁,这是十分滑稽、十分荒唐的。陈昭父女销售这些被查禁的书,毫无疑问是在传播先进文化,却得不到“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当局的支持,因而不得不偷偷摸摸地采用违法的方式,这就有百分滑稽、百分荒唐了。而这个传播先进文化的人,居然还被“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当局拘留抄家,大批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出版物被没收,这岂不是千分滑稽、千分荒唐吗?而这一切都成了“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自我否定,呈现出文化专制主义的真面貌,通俗一点说,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那简直就是万分滑稽、万分荒唐了。想到先进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遭遇,真是可笑!可恨!可悲!
马克思曾经说:“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我想对派出所的警察说:“查禁这一类盗版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文化专制主义。”
转自《新世纪》
【大纪元10月22日讯】地铁,bus, tranway,所有的交通运输工具,集体全罢工!我挺欣慰的,因为不必去上课,也不用去工作了。就说说这次罢工吧,起因是法国的福利政策。法国的退休年龄是60岁,惟独运输行业的工作人员,55岁强制退休。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他们的民主自由意识比较强,动不动的就闹什么罢工啊游行示威什么的。
这让我想起了上次游行抗议活动。起因是一个中国女子的意外死亡。这女人没有居留证,偷渡过来打工的。警察上门搜捕时,她企图从窗户上爬下逃走。结果从一楼摔下,不幸的是,头着地。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好几百人堵在道路上,抗议政府的驱逐政策。牌子上都写着标语:打击政府无人道驱逐政策...善待无证人员...保护中国民众利益等等。可是让我吃惊的是,从游行示威的群众里面,竟很难找到一张中国人的面孔!有一次,偶尔看见了,几个亚洲女孩,靠近一听,他们聊的是日语!顿时觉得挺心痛的!
中国的政府,只会在中国内部制造反日舆论。在我们中国,政府控制舆论的能力,是其它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政府让我们仇视日本人,结果就是,群众抵触日本,鄙视日本人的情绪高涨。而日本人呢,却在法国举着牌子游行,为中国人争取利益!我想这就是中国政府无能的一方面。其实日本人犯下的罪行,并不是当代的日本人的错误。政府不承认,也只能说政府没有人性。我们可以骂日本政府,骂首相,但不应该对所有的日本人都鄙视吧!我的观点并非因为日本人游行这事得来,很早前就这么以为了。看到网上那些破口大骂日本人怎么无耻,怎么不要脸,怎么下流的人,我只想说,你们真的很无知。爱国,不是这么爱的!每次看到网上个别人,费尽心思的去编一些诗词,嘲笑日本人,我就特反感。觉得自己很有才是吧?觉得自己特爱国是吧?我也爱国,走在街上,不乱丢垃圾,不吐痰,对人有礼貌,然后很骄傲的对别人说,我是中国人。让人知道,中国人并非没有素质,中国人有骨气。这样不好吗?有必要在网上发表那么多无聊,没有依据的东西么?!
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的整体素质能够提高呢?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少谈些没有依据,没有作用的东西,多做些实际的事呢?
我知道,中国的国情很特殊,领导并发展好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很难!有些人也说,建国以来,我们取得了怎样怎样的成绩,有了多大多大的进步!丢不丢人啊!建国都多少年了,还拿现在的状况跟建国前比较!怎么不跟人家比较呢?人家就不进步了吗?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是比人家的百分比高,可是你怎么从来就不拿人均生产值比呢?因为不敢,因为人均是倒数! 13亿人创造的财富,当然大了。这么多的财富,只是养肥了中国的少数人而已!再有,社会的进步,是历史的必然。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在快速进步着,我们的进步,也并非是共产党自己的功劳吧?我敢说,若是内战胜利的是国民党,我们的进步,未必比现在小吧!
天天说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到头了!社会主义最终将代替资本主义!人家资本主义吃着肉,喝着汤,咱自己连骨头都啃不上,喝着凉水还要天天骂:资本主义坏,社会主义好!说这些有用吗?你倒说说为什么比人家好了呀!
读小学时,就知道天天背社会主义好的文章,唱歌颂共产党的歌曲,读中学,学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读大学,依旧学共产理论,什么江泽民报告啊,三个代表啊!可是,从来就不允许我们接触资本主义理论!学了这么多年,大家还闹不明白,社会主义,它为什么好啊?我们所学的所有东西,一句话就概括了: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可是为什么好?不知道!!再说说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学经济还是学政治的学生,最先接触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理论,而是先学共产主义!知己知彼!先了解共产主义,再学资本主义。自己对比,自己比较,自己就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了!人家认为的资本主义好,是自己比较的结果,而我们认为的社会主义好,只是因为党和国家说它好,我们就被动的说它好罢了!就像两个妇人吵架,一个只会说一句,我比你勤劳,你比我肮脏!而另一个却说,看,连我的衣服洗的比你干净!对比很明显,前一个妇人说的是一个判断,而后一个说的却是依据!没有依据的判断,只是一句不可信的空话!而有了依据,不用自己判断,大家就知道孰好孰坏了!
党灌输了我们多年的判断性理论,而给了我们太少的依据!我们只知道,我们所走的路线是最正确的。先是社会主义-----然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就不说了,过去的事了。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样呢?跟其他国家比有什么特色呢??问过许多外国朋友,有关中国独特的地方有如下:
1。领导人选举制度。人家是全民选举,我们是人大代表选举!人大代表的意思是,人民的代表!可他们的观点,真的代表了我们吗?人家那么发达,依旧用最原始的投票箱,因为那是保护匿名选举的最安全方式!而我们的人民大会堂,用的是高科技,电子投票。谁都知道,我们的主席候选人,是上一任主席推举的!谁都知道,电子投票是可以追踪到座位,然后确定是哪一个人投了什么票的!换了是你,你敢乱投吗?
2。中国农民必须要交农业税!世界上农民交农业税的国家只有很少的几个。中国是其中之一。因为宪法上写的是,土地是国家财产。而不是人民的财产!矛盾的是,人民居然是国家的主人!主人用自己的土地,却要交税?
3。国家垄断。中国的经济龙脉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允许发展,但不允许你太壮大!举个简单的例子,法国的电信有france telecome, 有bouyque,有SFR,有orange...很多很多,而且各自的客户量也差不多。话费超便宜,打国际长途也不过是折合RMB两毛钱一分钟!为什么呢?因为人家靠价格竞争,靠服务竞争!而我们呢,除了联通和移动,请问您还知道其它比较厉害的电信吗?这就是垄断!国家赚足了钱,受苦的确是我们百姓!
4。党政不分!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为什么省委书记要比省长大呢?!书记不是官,只是共产党的内部职务。而省长却是政府的官职!却要受一个组织的管束!这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说出来,我都丢人,怕人家笑掉大牙!
社会主义的特色不说了。再说说未来的共产主义!根据人家的理论,共产社会是这样的:没有国家,没有军队,人人平等,按需分配。世界永远和平,人民永无矛盾,人人富裕,全家幸福!呵呵,俺实在不想评论了,您若信它您自便吧。
如果这也算是马克思多年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真没那必要。随便拿一本圣经,上面的天国理论保证跟这一模一样!蒙骗自己不要紧,还强迫我们这些小民众去信奉它。无奈。
如果能从湛江离开了罪恶的政府控制下的中国,我愿意付出一切!
【大纪元10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王内采访报导)10月20日,韩国民众在富平举行了声援2700万三退(三退、团、队)声明活动。近期韩国的三退形式有了新的变化,过去只是三退的人主要集中在首都地区,现在韩国各地都有很多中国人三退,而且真名三退的人越来越多了。金秋10月,秋风已渐凉,但三退大潮在韩国却在不断升温, 并在每周三退人数,留名方式,以及三退集中地域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
韩国三退服务中心负责人朴仁采说:“以前主要是在首都地区三退的中国人比较多,最近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中国人三退。还有以前主要是用假名三退,现在用真名三退的人越来越多了。”
数百位来自韩国各地以及多个民间团体的市民们组成声援游行队伍,发表声明后,声援游行队伍在天国乐团和具有浓郁韩国特色的“四物民乐”队伴奏下浩浩荡荡的从林鹤出发, 步行7公里,最后在到达富平站广场发表声明。沿途韩国民众在了解真相后不分男女老少纷纷指责中共,支持三退。
警卫吴炳勋说:“应该早日结束这种迫害,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应当彻底灭亡。”
美容师卢莲玉,李美实说:“共产党早日灭亡,希望善良的人们不再遭受痛苦,共产党真讨厌”
公司职员李□英说:“希望这样的事情(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不再发生,共产党快下台!”
据韩国法务部统计,现在每年访韩的中国人超过78万人次,2007现在常住人数达44万名之多,这些人中一半以上是与韩国人是同一民族的朝鲜族,他们大部份是为探亲访友或打工而来。
【大纪元10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张明龙澳门报导)10月21日下午,澳门法轮功学员如常地在澳门市中心步行街议事亭前地举行集会,向游客和澳门居民免费派发《九评共产党》等揭露共产党本质的资料和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同时将最新的退党形势展示给民众。但是,他们的活动再一次受到澳门警方阻挠,法轮功学员指警方知法犯法。法轮功学员指出,和以往举行的活动一样,他们按照澳门法律的规定,预先将集会时间、地点等资料以书面告知澳门的民政总署,所以这是一个合法的集会活动。但是,下午3时半左右,澳门第一警司署的军装警员又一次违法,向参与集会的法轮功学员林小姐开罚单。林小姐诉说:“下午3时左右就有军装和便衣警员一直在集会现场监视我们的行动,并不时向学员拍照。到3时半左右,两名军装警员向我走来,其中一名军装不停叫我签名,而便装警员就不停拍照记录整个过程。”
林小姐续称:“我们的集会是受澳门法律保护的,对于警方的违法侵权行为,我们一定不予配合。警方在我们进行和平集会的时候向我们提出票控的行为,已经构成违反‘第二/九三/M号法律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强行阻止市民行使法律赋予的集会权利。何况,《公共地方总规章》不是法律,不能代替法律、更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种既剥夺公民的合法权利,又以非法律的规章来惩罚我们的行为,完全是无理性的恶行。”
“澳门回归还不到10年,澳门市民所享有的集会自由已受到公然的践踏,澳门民众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何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令到中国公安和警察等执法人员全面流氓化、黑社会化,现在他们用迫害法轮功的手段对付上访的民众,动不动就把上访民众往死里打。我们不希望澳门的警察也知法犯法,他们今天剥夺我们的权利,明天就会剥夺所有澳门市民的合法权益。”
求晤代局长多次未获接见
澳门法轮功学员并表示,其实澳门人是很善良的,澳门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地方,他们相信警员只是受到上级的压力,才会做出这种违法的行为。故此,他们要求约见治安警察局代局长李小平已有十多次,但是一直未获接见。即使澳门立法会议员区锦新代表他们提出约见,李小平亦在前一天取消有关的会面。
学员说:“我们不会放弃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和广传‘九评’,这是我们的使命,即使面对任何困难,我们绝不放弃。但是,我们真心希望所有人仕包括警员及民政总署职员不要协同中共及澳门的一些坏人迫害法轮功,因为善恶必报,迫害法轮功不只自己会遭恶报,同时会连累家人。人在做,天在看,希望所有民众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九评共产党》是大纪元于2004年11月发表的系列社论,社论发表后不久,即引发了退党潮。到目前为止,通过大纪元网站退出中共组织(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超过2千7百万。
【大纪元10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鲁源德报导) 神韵艺术团2008年的全球巡演,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跨洲界、跨种族的巡演——几个月的时间内在全球50多个城市密集上演120多场演出。根据神韵艺术团的行程,神韵艺术团将在美东南地区有重头戏。从圣诞节到新年假日期间,神韵艺术团三大演出团之一的神韵纽约艺术团将在美东南包括佛州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佛州罗德岱堡市(Ft.
Lauderdale)、北卡夏洛特(Charlotte)、北卡格林保罗(Greensboro)和乔州亚特兰大五大城市上演圣诞晚会(Holiday
Wonders)和新年晚会(Chinese New Year
Spectacular),对于北卡和佛州的观众来说,也将首次有机会与纽约、巴黎、东京等众多国际性大都市一样,可以直接欣赏到这一全球性的中华艺术盛典。
神韵艺术团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回归人类的正传文化。艺术团将以中国古典表演艺术形式为主,来呈现没有中国大陆共产党文化影响的、真正传统中国的纯正、纯善、纯美表演艺术。自成立以来其所展现的纯净与高雅的艺术风范,果然让世界惊艳,并受到举世艺术界的高度赞誉。这不但是华人的荣耀,也证明了中国传统艺术在世界艺术中所应在的地位。
很多观众盛赞,看“神韵”演出,仿佛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精神旅行,品味一回非同凡响的视觉盛宴;在体验高贵、高雅的中华神传艺术同时,思想与道德亦随之升华。神韵艺术团的全球巡演,致力于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艺术断层与废墟之中,重建中华传统艺术的辉煌,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复兴中华传统文化。
神韵纽约艺术团这次在美东南的演出,分为“圣诞晚会”和“新年晚会”两个主题。圣诞晚会将是唯一融贯东、西方经典艺术精髓之丰盈飨宴,新年晚会则更加侧重浓郁的中国传统的新年节日氛围。
“神韵”节目可谓精彩纷呈,意蕴高远:蕴涵传统忠、孝价值观之历史故事的中国古典舞,体现各族风情或刚或柔的纯正舞韵。古老传说,天上人间,仙姿婀娜,曲韵飘渺,襟袖纷飞……荟萃了原创中西音乐与古典舞蹈,融合现代舞台背景,展现出中华文化中敬天知命,天人合一的神圣境界。纯善纯美的艺术将洗涤疲惫的心灵并感受来自神秘古中国的震撼艺术魅力,令人回味无穷。
在2007年神韵全球巡演中,有超过三分之一观众从头到尾感动得热泪盈眶;晚会收到超过近千名各国各界社会名流、文艺泰斗的赞誉。去年“神韵”的演出,被美国公告牌(Billboard)列为全美最受欢迎演出之一。
神韵演出团现在正在成为海外华人们引以为豪的艺术团的同时,其影响力逐年扩大,2004年,神韵在全球五大城市开演;07年,在全球32大城市进行了82场巡回演出,观众达到20余万;08年,神韵将在全球50多个大中城市上演,现场观众将达50余万人。
在2007年1月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神韵新年晚会上,渥太华大学教授、诗人、作家、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评委席瑞尔.戴彼第(Cyril
Dabydeen)表示:“尽管我研究中国历史多年,在看到演出后,我还是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好的理解。中华文化是这样的非凡。这台晚会的主题告诉我,所有的加拿大人,不仅是华人,都应该来感受这种艺术的薰陶。因为你会因此更好的尊重和理解华裔加拿大人。当你领略了这样的晚会,你就会理解这些伟大的传统。这些人同你们一样不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拥有如此珍贵的遗产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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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分析指出,新班子中,江派虽然已经被大大削弱,但其仍有一定势力,因此中共内斗的格局将会延续。顶替罗干掌控政法委、替江泽民维持镇压政策的周永康成为新的血债焦点。
民众不满
虽然新政治局常委名单在网上早有流传。但是,民众对此似乎还是大呼失望,难以接受。
“苦难的中国”首先发贴:上海帮没有倒!得票率包尾的贾庆林挤进了政治局!江泽民家族的周永康也挤入了政治局!
有网络评论,中共十七大是一次“失败的大会”,“分裂的大会”。
江胡势力此消彼长
针对目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格局,中国问题专家张杰连认为,江系核心人物曾庆红退休,对江系权力构架是个严重打击。使江原来的曾庆红与周永康双保险计划落空。
据媒体报导,早前胡温已更换国安部部长,实际有架空周永康之意。现在看来,虽然江系嫡系贾庆林、李长春还予留任,但是都在十七大前被放出不少负面新闻加以警告,属于自顾不暇的状态,难有作为。而贺国强,虽是江系旧部,投靠新主的可能性很大。
至于吴邦国,曾庆红曾谋划过其委员长的位子,双方已结下粱子。而另两位新贵习近平与李克强,以接班人的姿态,被认为是胡派人马。张杰连认为,总体来说,江系人马力量已经大大削弱。
内斗格局将延续
张杰连还表示,江派仍有一定势力,因此中共内斗的格局将会延续。中共十七大前权争的硝烟并不会尘埃落定。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曾表示,江泽民发动对镇压法轮功,所犯下的大罪,使他害怕遭到清算而紧抓权力不放,是中共高层权力内斗的主要原因。
张杰连认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社会危机,特别是动用的巨大财力带来的经济负担,国家无法继续承负下去,这个问题是胡温政权所必需面对的。这个难以调和的矛盾使得内斗仍将是中共高层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主旋律。
周永康成为血债新焦点
有分析认为,中共新班子中最牵动中国未来局势走向的焦点之一是代替原政法委书记、“黑社会头子”罗干的、民众称为“大流氓”的周永康。
中国事务主编伍凡指出,周永康进入政治局常委是江泽民强烈要求的,留他在政法委的位置上,为的是帮自己在法轮功问题上作抵挡,不至于偿还血债,还有经济贪污问题上不被清算。在江派江河日下的今天,周永康成了江泽民的几乎唯一救命稻草。
新班面临抉择
胡平指出,十七大后,中共决策层内可能出现更多对法轮功没有血债的官员,他们将面临中共对镇压法轮功这个包袱还能承负多长时间的抉择。新班子可以选择及时纠正错误,也可以继续维持迫害信心,为江泽民犯下的罪行背上黑锅。
伍凡也认为,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胡锦涛是总书记,时间长了,人们不会接受他的托词, 背这个黑锅也跑不掉的。
新政治局常委个人简介
根据中共十七届政治局常委名单,中共头一、二、三、四号人物位置不变,原本排名第八的李长春挪前到第五。新进常委的四人是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以及周永康。
65岁的周永康是现任中共政法委副书记,接替21日退休的政法委书记罗干。64岁的贺国强当天当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被选为中纪委书记。
另外两个新人是习近平和李克强,年龄分别为54岁和52岁。
习近平,法学博士,是中国前副总理、改革派人物习仲勋之子。文革期间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1982年,习近平下基层从河北省正定县县委副书记一路升上厦门市副市长、宁德地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浙江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
李克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在职研究生毕业,法学学士、经济学博士。1982年,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常委、学校部部长兼全国学联秘书长。1983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之后,当选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七届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共青团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第一书记。1998年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河南省副省长、代省长、省长、省委书记。2004年调任辽宁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并兼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是中共第十五、十六、十七届中央委员。
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退而不休”,发挥他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影响力,对现任总书记胡锦涛的人事安排进行干预,是十七大权力分配的最大特色。
在政治局常委会的层次,深受各界瞩目的两位新人:五十四岁的习近平和五十二岁的李克强,被视为中共第五代接班人“双核心”,外传是江泽民插手的结果。
有报导说,在陈良宇案发后,习近平从浙江省委书记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即出于江泽民大力推荐。而在胡锦涛打算让共青团出身的李克强,先在十七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十八大接任总书记,也遭到江泽民的异议,江泽民建议李克强未来接国务院总理,由习近平接总书记。
十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排名在李克强之前,显示他将继曾庆红之后,分管中共的组织与人事,如同十四大的胡锦涛,习近平俨然成为中共第五代接班人。显然,这就如香港“开放”杂志所说“江泽民干预,胡锦涛妥协”。而这种安排会不会影响今后权力运作的圆润,很值得观察。
除了习近平之外,本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中,至少还有吴邦国、贾庆林、贺国强与江泽民关系匪浅,显示江泽民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未能建立制度化的权力移转机制,是这次中共高层人事安排的第二个特点。
十七大的一个要点就是看中共如何预为安排五年后十八大的权力移转,究竟是建立年轻一代领导人先进政治局磨练,届时再经由选举决定谁出线,还是延续以往人治做法,由上一代领导人指定接班人。
如今习近平和李克强以五十多岁的年龄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摆明了是未来新一代的领导核心,虽然解决了中共日后权力移转的难题,但是同时也反映,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还是没有办法摆脱旧习,仍然要由老一辈领导人指定接班人。
本届中共人事安排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派系色彩浓厚,“共青团”、“太子党”相持不下。
如众所知,胡锦涛的用人哲学就是拉拔一批“共青团”成员,李克强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是胡锦涛的最爱。新一届政治局委员中,王兆国、刘延东、李源潮、汪洋也是共青团出身,“团派”已成中共权力组合中独领风骚的一大派。
与“团派”并驾齐驱的是“太子党”,例如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王岐山是中共元老姚依林女婿,李源潮的父亲李干成是前上海市副市长,俞正声的父亲是前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俞启威,张德江的父亲张志毅曾任济南军区炮兵副司令员,薄熙来的父亲则是中共元老薄一波,刘延东的父亲是前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
暂且不论“团派”或“太子党”成员的能力,仅看中共决策层有这么多具有明显背景的成员,而非政绩有多么突出,本身就不是一件什么好事。文化大革命时强调“血统论”,有一句名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充份说明了这种观念的封建性。讲究出身或造成讲究出身的用人氛围,会对应有的“五湖四海”气度造成长远伤害。
当然,这次中共新的人事安排也不能说毫无是处,以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而言,多人具有硕士或博士的高学历,以及在地方担任党委书记的经历,有助于他们能更深入、更全面的制定政策。
尤其习近平今年五十四岁,李克强五十二岁,李源潮五十七岁,汪洋五十二岁,再加上五十一岁和五十二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令计划及王沪宁,使得中共的领导层在新血注入之下,能平稳过度,走向未来。
综合上述,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的人事安排的确充满权力平衡和妥协的痕迹,尽管年轻化或专业化略有新意,但在太过强调“革命化”:把红色江山交给信得过人的思路下,却无法接受民主洗礼。长此以往,一旦流弊滋生,势必阻碍和平发展的前景。
【大纪元10月22日讯】(据中广新闻报导)中共政治局常委是选出来的。正确一点的说,是互相推选出来的。中共的选举,没有公开的竞选活动,不用发表政见,不用跟选民握手,当然更不用抱起个孩子逗弄一番表现亲民形象。路透社记者贝克相当有经验,他已经整理出了怎么看常委选举。依照中共党章的规定,政治局常委有七到九个人。今天正式选出来以前连会有几个常委都不知道。贝克说,只要算一算主席台上有几块铜牌就知道了。贝克早上一算九块,就知道有九名常委了。
新当选的常委要见记者,方式也挺特别的。九个中年男子,不从上场门上台,而是从屏风后面出来。想想看,九个大男人一个接着一个的从屏风后面,一面拍手一面走出来的场景。
贝克还观察到,这九个人跟以往的中共领导人不一样的是,都不穿中山装而穿西装了。无趣的是除了贾庆林穿了件三个扣子的西装,吴邦国打了条点点领带以外,大家穿的西装看起来都是一个师傅做的。似乎缺乏了些创意。
【大纪元10月22日讯】托奥运之福,国务院发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令人惊喜地放松了在华外国记者的采访自由。新规定是从今年1月1号开始生效,但是到奥运会后,也就是2008年10月17号便“自动作废”了,这又让人丧气。因为这很滑稽,把新闻自由这么大的严肃问题,弄得好像是商店逢年过节的促销活动:在节日期间,打折优惠;节日过后,就概不认帐了。而且这个规定只对外国记者实行优惠,对国内记者概不二价。于是各国记者乘此极为难得21个月的松动之机,频频采访,好像蜜月之期的疯狂做爱,好像大减价中的拼命抢购。区区如我,至今为止,便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两次、《南华早报》电话采访两次、德国之声电话采访两次、自由亚洲电台电话采访两次、台湾中央电台电话一次、《亚洲周刊》电话采访一次、英国BBC到我家来电视采访一次,此外还婉拒了北欧和澳洲两家媒体的电话采访。有些采访早已刊之于纸媒或播之于电台,国内的读者和听众大多并不知晓。
这些采访全都是突然袭击,我几乎毫无准备,可又要有问必答,我只得脱口而出,且无遮拦,职是之故,就难免有所讹错,需要更改。以前的采访内容已经不省记忆,最近的几次采访还记忆犹新。长假无事,整理出来,做些修正,以免传讹;并稍作增删,综合一起,摘要公布,以飨读者。
问:沙先生,您好,我是台北中央广播电台的,比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两个字,“人民”。
沙:少了好。大陆“人民”太多了。人民政府、人民政协、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银行、人民医院、人民旅社、人民饭店,连钞票也叫“人民”——“人民币”!台湾一些机构少有以“人民”为幌子,但很多路名多以“民”字打头,比如民众路、民智路,民国路。台北我去过三次,有民权路、民生路,民族路,独独没有民主路。以前台湾就是没有民主,这倒也诚实,没有就是没有。不像大陆,明明不是人民的,非要说是人民的。台湾的政党也多以“民”为招揽,如国民党、亲民党、新民党、民进党,无一不“民”,但这些政党是否真的为民,还很难说。中国的政党提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句句有“民”,极为动听,我相信也很诚恳,可惜这还只是为民作主,并非真正的民主。
问:最近我在香港的《动向》杂志上看到你的文章《三个女人向我推荐,我向全国男人推荐》,评论的是德国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影片奖的《窃听风暴》,据说这部影片在大陆禁演了,是吗?
沙:什么叫禁演?公开放映了,突然下令了,不准放了,这叫禁演。或者影片发行部门想购买这部片子,但没批准,不让进口,这叫禁演。可这部影片从来没在大陆公开放映,发行部门也从没打算进口,所禁何来?目前这部影片在中国大陆只有盗版的DVD,我看的就是我那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三个女人”送我的盗版光碟。中国大陆虽然一直在打击盗版的音像制品,但据我所知,并没对《窃听风暴》专门打击,因此此片能够在大陆思想文化界广泛流传,几乎朋友见面第一句话就问:“看过《窃听风暴》了吗?”就好像问“吃过饭了吗?”可见流布之广,喜爱之甚。
问:这部片子台湾的知识界反响平平,在大陆为什么这样的风靡?
沙:一是因为这部影片在台湾公开放映的,在大陆是看盗版的。这和雪夜闭门读禁书一样,禁止吃的苹果总是甜的,越禁越要看。其实被禁的东西不一定十分完美,因为你禁止了,就反而立即变得十全十美,这种逆反心理势必造成禁品的广泛流行。这是禁止者始料不及的,极为头痛。二是影片中所反应的人权、法制、民主等问题在台湾已逐步解决,而在大陆这个问题依然具有现实的尖锐性,所以极易引起共鸣。如果此片在30年前的台湾放映,让柏杨和李敖等等曾经坐过国民党牢狱的那一代知识份子来看,反响一定和当今的大陆观众一样强烈。
问:影片中的主人公是东德国安部“斯塔西”的秘密警察魏斯乐,他负责窃听剧作家德瑞曼,但后来不但没有逮捕和伤害他的这个窃听物件,反而帮助了他逃脱厄运。影片放映后,东德的前档案馆的负责人说像魏斯乐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在东德没有一个。你怎么看?
沙:任何群体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哪怕“斯塔西”控制再严酷,我也相信一定会有魏斯乐这样的警察;不但前东德有,如今“后极权”也有,并且越来越多。因为“后极权”的“柏林墙”比当年前东德“柏林墙”越来越松垮、越来越动摇。觉悟的人也因此越来越多,暗中转向正义。同时,害怕日后遭到清算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人不会不明白世上既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不受惩罚的罪恶。以色列对纳粹逃逸凶犯数十年如一日的追捕、柬埔寨现政府对红色高棉恶魔领袖们以反人类罪的控告,以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些秘密警察头目的被问罪,无一不说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观念在中国民众中尤其根深蒂固。杭州岳坟前秦桧夫妻的石头跪像,是中国所有大奸大恶者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噩梦,半夜都能被惊吓得一身冷汗。我常说,真正恐惧的不是善良、正直的人们,而是那些各式各样的作恶者。但我非常希望能够化解仇恨,不希望以暴易暴;前提是:在正义裁判之前,必需要放下屠刀;正义裁判之后,必需要真诚悔悟。我已得知一些在那方面工作的朋友看了《窃听风暴》之后,也很震惊,心有所动,反思自己工作的意义究竟何在。这是好事,我很高兴。我非常感谢《窃听风暴》的编导贺克?唐纳斯马克先生,他真了不起!
问:您对他评价很高?
沙:当然。尤其和中国的编导相比,他更加了不起。贺克?唐纳斯马克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家的良心,他才会选取这样一个严肃的发人深思的题材,才会以五年的时间孜孜不倦地编写剧本,投入拍摄。他考虑的是责任和意义,而不是得奖和获利。中国的编导们呢?像苍蝇似叮着奥斯卡奖,不惜工本,大肆炒作,而且又有权利部门的全力支援。但他们拿什么影片来争夺奥斯卡奖呢?拿的是“满城黄金”,拿的是“倾国丰乳”,拿的是“英雄”的“无聊之极”,拿的是“夜宴”的“满汉全席”!如此低劣的影片就能“甲天下”了?就能冲进奥斯卡了?做梦!我们的一部影片竟然花了四亿人民币,而贺克?唐纳斯马克呢?他是小制作,却花了五年时间!我们花的是民脂民膏的大把金钱,人家花的是呕心沥血的漫长时间!中国的艺术家怎么会堕落如此!奥斯卡最佳外国影片奖,没给这些中国影片,而给了《窃听风暴》,我想全世界的电影观众都应该给最佳外国语影片奖的评委颁发一个评委奖,感谢他们的独具慧眼,奖励他们的艺术正义!
问:我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您是什么时候感到你也像《窃听风暴》里的剧作家德瑞曼一样遭到窃听?把你当作了异议作家?
沙:随便把我当作什么,我都不介意。1985年,我刚入党,因为有胡耀邦对我专门批示,全国都发了新华社对我的报导,报导称我为“党的作家党的人”。20年后,我从“党的作家”变成了“异议作家”,与时俱进了。当初称我“党的作家”,我没感到什么特别光荣,反而觉得有点肉麻。如今称我“异议作家”,我也不感到什么特别耻辱,反而觉得有点快意。但对我的监控,我很不高兴,他们滥用权利,侵犯我个人自由。我知道监控范围很广,凡是被他们怀疑的人,都在监控中,这已是公开的秘密。监控范围越大,只能越说明他们的失控范围越大;他们树敌越多,越说明他们丧失人心。他们不想想,如今为什么要建立和谐社会?就是执政者知道数十年来树敌太多呀!每次政治运动都树敌,先是假想敌,后是真正敌,树了多少敌,杀了多少人,结了多少仇,蒙了多少冤,留了多少恨呀!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断树敌史。总说人家反党,其实总是党在反人。今后要和谐,不要再树敌了!我经常想的事情和做的事情,倒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他们。我总感到,我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比他们更负责任
问:除了监控你,还有什么手段?
沙:当然他们也希望和我对话,我说我的话你们都窃听了,还有什么话好对?上一世纪80年代初,他们的副局长曾经请我吃过饭,向我介绍过“隐蔽战线”的传统和纪律,曾说:“不搞暗杀,不利用女色,党内也不允许搞窃听”,我现在还在党内呀,为何窃听我?你窃听我,还和我对什么话?撤销窃听,我们才能平等对话。人,都得有尊严。
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像开除王若水、吴祖光等人一样,开除了你的党籍?
沙:一是那样做效果不好,反而使人同情被开除者。二是如今党已不那么神圣,开除党籍已不具有惩罚性。三是像我这样相对纯洁的人在党内为数不少,统统开除了,剩下都是贪官污吏呀,行吗?
问:我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能接受我采访吗?
沙:可以。
问:几年前我采访过你,你拒绝了,是不是那时不方便?
沙:几年前,没有今年的采访新规定,我是良民,要奉公守法。今年有了,而且外交部新闻司长刘建超说:“中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中国政府不会阻止任何人依法享有言论自由。”为了印证他的话,我同意接受你的采访。
问:前不久我看到你在一封关于奥运会的公开信上签了名,你一向低调,从来不参加这样的政治活动,你这次签名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沙:是为了更好的开好奥运会,这是我签名的最主要目的。我不认为我的签名是政治活动。公开信上明确的说明不要把奥运会政治化,我们要求在中国政府承办奥运会的过程中,也应该去政治化,让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包括异议人士,海外流亡人士,都能回国参加奥运会,做出各自应有的贡献;即使回国观摩,为运动员加油鼓掌,也是对奥运会的贡献。这是符合奥运会宗旨的。对运动员不允许政治歧视,对观众也不允许政治歧视。只要不是恐怖分子,都可以参加。
问:但是你们的签名在国外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沙:我是一介书生,我关心政治,但从不参与政治运动,从不从事政治活动。我关心政治所造成的政治影响,是正常的。如果这种政治影响是正面的、是积极的,那我很高兴。
问:你认为你是异议作家吗?
沙:我不在乎这个名称,异议只是说明一个作家的思想倾向。而且异议是相对的。右派作家可以说左派作家是异议作家,左派作家也可以说右派作家是异议作家。我个人喜欢异议。有异禀的人,才会有异议;有异议的人,往往有异禀。异有什么不好?异花奇卉,异宝奇珍,异彩纷呈,异趣盎然,异军突起,异想天开,这样的世界才能日新月异。尤其是对固步自封且又落后腐朽的政治说教更应该持有异议,更应该鼓吹“异端邪说”,这样才能解放思想,促使社会进步。但我本人不论怎么异议,我都不是政治作家。
问:那你怎么看待你那些引起巨大影响文章,如《“腐败”文化》、《“宣传”文化》,没一个小说家,剧作家写过你这些政治批判文章。
沙:那毕竟是文章,而不是政治活动,不是政治运动。我的这些政治文化系列文章,不是哪个政治党派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收买我写的,也不是哪个政治组织为了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指示我写的。这些文章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作家的独立写作,是表达自己对政治文化方面的思考,仅此而已。这类文章,中国的鲁迅以杂文的方式写过,外国的左拉以政论的方式写过。但我和他们一样,都不是政治家。
问:你的这些文章确实影响很大,国外对你期望也很大。都希望你成为一个……
沙:千万不要对我希望什么,虽然你们是好意,那是会让你们失望的。我希望我自己是个自然的、本色的人。我只是一个有点正义、有点勇敢、有点善良、有点爱心、有点理性、有点幽默的人;但我也是一个有时软弱、有时动摇、有时浮躁、有时浅薄、有时俗气、有时丑陋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不断忏悔、不断改过,不断追寻、不断前进的人。
2007年10月5日于上海善作剧楼
《动向》杂志2007年10月号
【大纪元10月22日讯】(编者注:本文将发表在即将出版的42期《新纪元周刊》焦点新闻栏目。)港商投资中国 哥嫂被关 人财两空
文 ◎ 吴雪儿、梁珍 图 ◎ 吴雪儿
徐敏芬是香港人,在一次招商引资会中,决定投资国内。五百万美元的投资,换来的是哥嫂被非法关押两年至今,资产被强迫清算,还有无尽的泪水、担忧和痛心。
到国内投资受害的港商在过程中所经受的心理甚至肉体上的迫害和折磨,往往让他们对生活的其他方面意志消沉,百般滋味在心头,有时候甚至得不到家人的谅解。他们被强夺资产后,更有可能的是被有关当局以黑社会手法处理:“已经掌握你的家人状况……”等,不得对外宣扬。这些受害人都掌有厚厚的法律文件、执业证等纪录,一份份的文件中埋葬了多少的青春、抱负……
中共近十几年间推行经济改革,在世界的眼里,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分一杯羹。香港作为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港人回中国大陆投资是很普遍的事,不过,随着时间的推进,很多港商发现原先很有作为的商业项目,可以在短时间内化为乌有,百万、千万甚至过亿的投资以法律的名义被强抢豪夺。
往往这些案子都是在当地政府、当地中共政法委、司法系统和执法人员的互相勾结下完成,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指出,港府唯一能够保障港人的只是起到一个通知的作用。
他提醒市民在大陆工作和生活要非常小心:“香港人上去做生意或者居住,如果需要诉诸法律的话,你发现法律保障非常不足够,司法制度非常不上轨道,不要说市民,就算律师,很多时候都受压,你看(国内)维权律师因为他们接敏感的个案,很多时候被打压、被除牌,甚至由律师变成被告。”
何俊仁强调,中共制度不改变,港人权益难以得到真正的保障:“如果你不彻底地制度改革,根本这些事情会不断发生。”
省长出面招商引资
二零零三年八月,山东临沂市政府到香港招商引资,港资公司华药(香港)生物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简称香港华药)应临沂市政府的邀请,独家投资山东省重点建设项目——中药材高科技综合商贸物流园。翌年十一月临沂市政府再次到香港举办招商引资会,当时有山东省副省长林廷生参与的情况下,为物流园合作项目举行了一次高规格的签约仪式。
山东华药的注册资金五百万美元很快准备好,政府审批完成,验资档齐全。该园区列入全国十八家特批中药材交易市场之一。合作公司是当地经营集贸市场的山东兰田集团。
然而随着项目的进展,公司不断收到怀疑是合作方勾结当地黑社会和利益集团的恐吓,工程进度受阻。二零零五年初,香港华药写信向国务院港澳办反映,获港澳办批示山东省政府支持这一专案。临沂市政府为此成立以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为首的专项工程组,并发出“保护华药公司权益、保护外商人员的人身安全、打击不法势力”的八项指示,又成立以公安局为主的治安办公室,对外商提供保护。于是工程进度加快了。
中共临沂市政法委亲设“鸿门宴”
但过了不到半年,形势发生一百八十度的逆转。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突然发生了一次“鸿门宴”事件,中共临沂市政法委书记李洪海来函邀请公司的高层人员,到他指定的一家酒家吃饭,要求公司高层二十几个人都去。
就在宴席期间,突然来了很多公安,非常迅速地把所有公司的人员,包括公司两个股东,法人代表徐东方及其妻子肖小虹抓走。临沂市公安局立刻对他们实施“监视居住”。公司的财务总监被关了一天一夜出来,当时他跟徐东方的妹妹、香港华药的股东全权代表徐敏芬说,“他们来势很猛,但是我心里很清楚,这应该是两家公司的内部矛盾,公安扣留你哥哥和嫂子是暂时的、是恐吓的,证据抓不住,肯定要放人。”
徐敏芬说:“他是财务总监,知道我们所有的资金往来都是合法的,所以当时我的心里就比较宽慰。第一时间我就找到两个刑事律师去看徐东方,也让他知道外面已经了解他的事情。”
据徐敏芬说,这两个律师曾经见过很多第二天就要枪毙的罪犯,见到徐东方后也把他们吓得脸色发青,“我不懂你哥哥是犯了什么罪,像我这样有经验的律师,给我感觉你哥哥已经到要被枪毙的感觉!”
哥嫂被抓似‘死刑犯’
徐敏芬续说:“因为当时去见我哥的时候,我们的车不能进到他们监视居住的地方,要到一个中转站,然后用他们的车子护送两个律师去看我哥,进去时门口全站了武装警察。”律师见到她哥哥时,两旁都有五个武装警察,全部手拿着枪,律师形容要犯被枪毙也没有这种架势!
十一月二十九日,临沂公安局以“诈骗罪”的名义对徐、肖刑事拘留,十二月二十七日正式逮捕。在拘捕徐东方等人的当天,公安局搜走了山东华药的印章、档、财务资料、电脑以及他们的私人财物,公司大门贴上封条,公司被迫停止营业。
让徐敏芬感到愤怒的是,当局在其他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第二天就把公司封了:“作为股东之一,最起码我应该有知情权!”
注销公司低价转让
公司被注销后,徐敏芬多次到外商投诉中心,要求她的知情权:“注销我们公司的唯一依据,是山东省临沂市在二零零六年发给我的四百二十九号文件,但这个文件从来我们都没有拿到过,包括山东省政府官员到临沂市政府去要这个文件,都说文件没了,找不到了!”
徐敏芬找到了据称发那个文件的具体人员,他告诉徐敏芬说,这个文件是依据临沂市公安局发出的徐东方涉嫌诈骗罪来注销这个公司,徐敏芬说:“如果是刑事就是刑事,民事就是民事,现在是以刑事的名义来注销我们的公司,而我作为一个股东我没有任何知情权,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违法行为……”
兰山区外经贸局牵头组织山东华药清算委员会,在徐敏芬不知情的情况下,委任了她为副主任。徐敏芬从国外赶到临沂:“我告诉他们,我今天不是来参加清算小组的,我是要求知道你们清算小组是依据什么东西来清算我的公司的,他们就把很多文件交给我,说已经把我的土地转让给谁了,而且是低于市场价很多,全部成了文件!我就拒绝签字。”
香港华药多次通知政府部门,这种“特别清算”是不合法的。有关部门拒绝出示和提供清算的法定依据和临沂市政府的有关文件,而凡是发给港商的清算通知,均未加盖公章。
二零零六年三月,清算委员会以低于市场价格数倍的超低价,未经任何法定程序∕式,便将整个专案的土地五十五万三千平方米以二亿八千万转让给新成立的当地民营企业“临沂瑞兴市场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股东是华药原来的合作方兰田集团)。
轮番轰炸家常便饭
在临沂市检察院驳回逮捕令后,仍然对徐东方夫妇非法关押达二年多,徐敏芬说:“他们故意拖延时间,总是证据不足,再给你加个证明,时间到了,他又给你补充一个证据,反覆拖延到开庭的时候。”
徐东方两年多来被关在临沂市郊区的看守所,与肖小红被关押的看守所距离是一百公里。关押期间两人遭严刑对待,徐敏芬透过律师得知徐东方在看守所里面,遭受连续五天的轮番审讯,每天累积的睡眠时间差不多是四个小时。
徐敏芬从拿到一份当时审讯她哥嫂的审讯表上看到,当局曾经试过夜晚两点钟叫人出来审,睡进去三十分钟又叫受审人起来:“从时间表上看出,他们对我哥嫂的逼供审讯几乎是同步的,当时要他们签一些东西,否则没有办法抢你的钱,所以就同时逼他们签字。”
酷刑对待设老虎凳
徐敏芬说:“最厉害的一次,也就是重要文件要我哥哥签署的那几个时间段上,他们用布把我哥哥的眼睛蒙得很厉害,紧到他连咽口水时耳朵都痛,然后他被押到一个地方,就拿那个强大的灯光给他(照)射住,射完以后就要我哥哥签字,然后还行使老虎凳,我当时对老虎凳没有概念……”
两年来,徐敏芬只是在三次开庭时见过他,在庭上可以见不能说话,“我看到我哥最大的变化是人不成样子了,他原是很精神的一个人,开庭时看到他,一边的耳朵基本上听不出来,我哥哥进去不能扎皮带,开庭的时候,法官叫我哥哥起来,一起来那个裤子都是往下掉,人已经很瘦!”
律师责抢钱造伪证
在法院开庭时,检察院的起诉书已经没有了“诈骗罪”。即使设定“抽逃注册资金罪”,也由于检方出具的“证据”被律师识破,被司法鉴定为伪证,更在被告律师和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原来认定的犯罪事实均被否定。
徐敏芬说:“我哥关了两年,最后没有办法开庭,法院拿了一个伪证,说是徐东方签的,当时我律师就说,‘徐东方被你们关了两年,他签了无数的字,你们都看不出来这个不是徐签的吗?外面人一眼就看出来了’,后来他们又去送司法鉴定这一拖又是多少时间,法院告诉我,司法鉴定没有时间,可是他们要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最后出来一个提供伪证,这笔迹不是我哥哥的,所以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案件审讯经过了三次开庭,最后一次是今年的九月二十七日,徐敏芬说:“最后一次开庭的时候,公诉方(就是政府),在论证我们这个公司是无效的,那我们接下来的行政和民事诉讼就没有用了,当时我们的律师非常强势地在庭上说,‘你们前两次遮遮盖盖,面纱还未揭开,今天你们终于揭开了面纱,你们就是纯粹的抢钱’!”
救兄心切反被扣留
两年来为案件奔走的徐敏芬也曾经被当地公安无理扣留查问了六个小时。零五年徐敏芬接获员工打电话通知兄嫂被抓后,第一时间回国去找到主管公安局的临沂市委政法委书记李洪海。
李洪海称不知道这件事情,但答应了解情况,还马上当面打电话给公安局说:“现在东方的妹妹来了,你们要好好接待。”但徐敏芬一到公安局就被扣留了,电话也被扣了,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
公安还把徐敏芬的家庭状况都了解:“他们一开口就说,你原来是怎样的,你爸爸是怎样的,给你感觉他们已经早就调查得一清二楚。”
至于政法委书记李洪海,徐敏芬回想说:“当时觉得他就像我爹一样,很热情,但后来有传话出来说,就是这个人设的鸿门宴,他真是一个笑面虎。”
在采访过程中,徐敏芬讲到国内哥哥徐东方的情况,数度哽咽。最后徐敏芬说:“我想为我哥嫂申冤,他们已经被关押了两年多,尽快还我哥哥清白,不能再拖,如果有罪,那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如果没罪就尽快放人。我现在是和时间赛跑,时刻想到我哥哥在里面,每天的日子不好过,哥哥憔悴的脸始终在我脑子里……所以有时候我收到恐吓也不怕,现在只有我们为我哥哥来申诉。”
外资被骗祸源中共
对中国大陆情况很了解的前中共官员贾甲指出,现在国内的党员干部都是抓(捞)钱,为自己留路:“因为大家都看到共产党的前途是黑暗的。”而如果要抓钱,不可能抢百姓的工资,一年也没有很多钱,中共干部当然就会向有钱的人下手,包括当官和搞企业的大老板。
他续说:“同样两个老板,一个是国内的老板,一个是外资老板,要选择哪一个?当然他要选择外资企业,这些外国商人被骗后,外国人就会回到自己的地方,就要离开中国。”
所以在大陆的外资受到欺骗、上当、敲诈等,有了问题法院判了、不管,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大:“不是不讨公道,你叫法院去裁判,凭什么为了一个判决而得罪某一方,因为法庭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公权,或者是社会给的,法官的权力就来自于巴结领导,社会的制度就是这样!”
贾甲认为,外商当初投资大陆从客观上帮助了共产党,如果没有外资的支持,共产党维持不到今天。外资遭受到一些不好的现象,贾甲认为,“这都是回报机制,它如果帮助了共产党,现在就要付出……而且这种回报机制会越来越利害。”
对于外资投资中国的建议,贾甲说:“应该赶紧撤资,赶紧重新选择投资的地方,赶紧离开共产党。”
【大纪元10月22日讯】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今日报名参选立法会港岛区补选。昨日她到西环一家酒楼派发资料,很多茶客见到她都站起来与她握手和接过资料,并要求与她合照。每天朝七晚九的出席多场落区拉票活动,67岁的陈方安生说:“不辛苦。”她并说有信心当选。至于明年新一届立法会选举还会否再参选,她仍然是这一句:“我现在做好我参选的工作。”
上周六,陈方安生在一电台节目中强调,对中共中央没有敌意只有善意,虽然北京在她成立核心小组后停止与她接触,但她宣布出选港岛区前,北京再次接触她。她又说,与港府沟通没有问题,有需要会约见官员。
陈方安生17日表示,北京对香港施加“不恰当的压力”,影响到她参加立法会补选的竞选,她呼吁商人按良心办事。她透露,她与一个妇女组织的会面被取消,因为该组织负责人已经向“大陆方面”承诺不与她会面,“不会受我的笑容和言辞迷惑,进而支持我”。陈方安生还说上周还发生了其它类似事件,但是有关组织并没有屈从大陆方面的压力。不过陈方安生没有指出有关组织的名称。
另外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导,一位消息人士说,受政府资助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已经撤回本来许诺给陈方安生的提名,该负责人担心公开支持陈方安生会使该组织同政府的关系恶化。
陈方安生说,一位向她许诺支持的商人说,支持她只能在私下进行,以避免“激怒”某些人。陈方安生说,虽然她预料到她宣布参选后人们会同她保持距离,但是香港社会和世界领袖人物如此屈从压力,令她深感意外。
陈方安生呼吁商界人士按照自己良心办事。她说:“如果有几个人能够这么做,就能形成力量,抵御不当的压力,人们就不必放弃自己个人的立场。”
【大纪元10月22日讯】与中共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同时,美国国会举行仪式授予达赖喇嘛国会金质奖章。在国际媒体上,这件大事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被炒作了很久的中共十七大。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都充满了金质奖和达赖喇嘛的新闻,却很少关注毫无新意的中共十七大。这说明了各国人民的正义感,远远超过了贸易等等利益关系。这本身就是对中共订单外交的沉重打击。达赖喇嘛获得美国国会的金质奖章,之所以会如此轰动,首先当然是因为这个奖项本身非同寻常的重要。包括美国的创建者乔治.华盛顿在内的一百四十多位得奖者,都是美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都是公认的对人类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同样对人类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达赖喇嘛获得这项荣誉,可以说是名至实归。是大家期望已久的一件事,是满足了公众的一个期望。所以获得了一致的鼓掌认同。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达赖喇嘛是国际人权事务的标志性人物。美国国会的这次活动以达赖喇嘛为中心,说明了美国社会对人权事务的关注,再一次处于上升的趋势。自从911 反恐之后,美国对人权事务的关注有所下降。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人权事务的关注下降,造成了全球人权政治的大退潮。这种形势让关心人权民主的西方各国人民难以接受,大家都强烈希望纠正这个偏差。所以这一次授奖活动的规格超过了过去。不仅由议长波洛希女士主持和陪同,而且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先生也一反常态的全程参加了授奖仪式。这说明了全球民主社会对人权和自由的持续关注不是一种临时的外交政策,而是基本原则。
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件好事,每一件让大多数人高兴的好事,总会遭到一小部份人的反对。这次达赖喇嘛的获奖,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鼓掌欢迎,但是却遭到了来自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在抗议遭到了美国议会和政府的严词拒绝后,中国外交部把美国驻华大使召去训斥了一顿。这些反常而又可笑的做法,一方面反映了中共政权一贯的反人权、反民主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还反映出胡锦涛集团西藏政策的失败。正是这种玩弄小聪明的政策失败,造成了现在外交上的失败。
众所周知,美国和欧盟国家一再要求中国政府和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谈判。而中国政府一再用一些毫无道理的理由拒绝谈判。因此就造成了国际社会长期的不满和讥笑,成为中共长期背负的国际压力之一。胡锦涛掌权后采取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做法。表面上答应美国的要求,同意和达赖谈判,以此来搪塞美国。而另一方面却和过去几十年来一样,把对话的级别限制得很低。而且事后不承认是谈判,仅仅是在某个旅游地点和几位藏族人聊天儿。这种乡村土秀才式的异想天开的小把戏,激怒了全体藏人和关注西藏的各国人民。这种形势给美国政府带来了压力,也堵了那帮替中国政府辩护的政客的嘴。从外交的角度看,对中国政府极为不利。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现在的形势非常明显。前两年的小花招没有真正减轻中共的国际压力,反倒促成了西藏问题的新一轮的巨大压力的开始。中共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它自己宣称要和达赖喇嘛谈判。现在不得不将计就计,开始认真地谈判。否则,新一轮西藏问题的高潮到来后再谈判的话,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条件了。与其牛不喝水强按头,不如知趣一点儿,主动一点儿。免得将来吃后悔药。@
(写于2007年10月19日。在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魏京生基金会供稿
【大纪元10月22日讯】挪威西藏之声10月22日报导:本周三17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获颁美国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当天,位于西藏拉萨哲蚌寺的僧人与企图阻止他们举行庆祝的中共军警发生冲突已经四天,中共军警持续封锁哲蚌寺,3000多名军警全天24小时包围寺院,并禁止任何人进出。据香港“明报”来自拉萨的消息,西藏拉萨最大寺庙哲蚌寺的僧人,和中共公安爆发冲突已经四天,寺庙仍被封锁,任何人不得进入或离开,被封锁在寺院内的有1,100多名僧人以及数10名朝拜的藏人。
其中一位被封锁在寺庙内的人表示,大约有超过3,000名身穿军装人员,分两道防线24小时包围寺庙,每名军警间隔3公尺左右,周边防线的军警荷枪实弹,全副武装。
消息指出,事情起因是10月17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获颁美国国会金质勋章,寺内僧人16日准备在寺内的一座建筑物“甘丹颇章”的外墙上泼白粉浆[嘎惹],以示庆祝,但是遭到官方制止。
在达赖喇嘛获奖日17日清晨,哲蚌寺僧人在[措钦]大经堂主殿诵经完毕后,再次意图泼白粉浆庆祝达赖喇嘛获奖,但遭到武警的暴力制止,一名僧人头部遭棒击,最后双方爆发冲突,参与的僧人在900人左右,当时军警大概有300到400人,寺庙周边有近千名军警。
据报导,为了防止僧人进入市区示威,当局增派大批军警包围寺庙,不准任何人出入,同时封锁拉萨西部通往市区的主要道路,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人员伤亡。
另外,哲蚌寺山下的护法神殿“乃琼寺”,据指出也爆发警民冲突,拉萨街头流传有警察开枪,但寺庙内的人表示没有听过枪声。
哲蚌寺位于西藏拉萨西郊,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最大的寺院。寺内“甘丹颇章”是三世、四世、五世达赖喇嘛驻地,后来五世达赖建立政权移居布达拉宫,这个政权一直到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前一直治理西藏政教事务。
——转载自《西藏之声》
【大纪元10月22日讯】(美国之音记者:容易2007年10月22日洛杉矶报导)美国一位记录片的制片人达思宁曾经拍摄过好几部有关中国的记录片。他在1972年曾拍摄《误解中国》,对美国大众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说现在美国人若想要拍摄记录片,以了解中国的变化,比以前要面临更多的挑战。*拍《误解中国》时去不了中国*
1972年达思宁( Irv Drasnin )摄制了记录片《误解中国》,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夕在CBS电视台播出。
片中大量引述历史上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例如中餐馆点菜的侍者、漫画书里的苦力、好莱坞影片中邪恶的魔鬼傅满洲、百科全书中描述中国人都是冷酷、狡猾、不可信任的,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单独禁止中国人移民,语言中甚至出现“连支那人的机会也没有”( not even chinaman's chances )的成语,意思是绝无可能。
当年达思宁曾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前往中国拍摄,但是没有获准。他只好花大半年时间在暗房中看影片、翻遍杂志、漫画、文献,发现西方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 历来都受到扭曲,而这些刻板印象或是误解,后来又形成美国的外交政策。达思宁说:
“人们对世界的印象和对国际问题的态度,形成外交政策,有些地方过于夸张,有些地方有误解,误判和错误估算。我们对中国的看法也是如此。”
*在监管的夹缝中*
1973年以后,他开始到中国实地拍摄,遇到更多的难题。除了要先获得批准之外,还要设法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找寻访问的对象,在镜头前面谈一些不能公开谈论的题材。
例如1982年文革刚过后他拍摄《寻找毛泽东》,民主墙拆除变成了溜冰场,他借北大学生用英文朗诵马丁路德金博士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点出文革后的改变---出身成分“不好”的学生也有参加高考的平等机会。
1992年他拍摄记录片《1989年之后》,就更加困难,北大也对他关上门,他只好找北京四中,从中学生崇拜NBA篮球明星飞人乔丹,来探讨年轻人改变的趋势---理想主义已经在各地退潮。
达思宁还拍摄了地下教会、流动劳力市场、广州现代舞舞蹈团这些官方告诉他并不存在的题材。他说,总是要趁陪同者眼看其他地方、或是打瞌睡、或是以为他在打瞌睡的时候,去做想做的事。他可以拍了就跑,甚至引起中国当地媒体不满,因为他们还受严密的控制。达思宁说:
“在中国拍摄记录片要先写好稿本批准再拍,但是我们这种记录片像新闻报导一样,要到当地找人访谈才决定内容。我们对记录片的定义与中国不一样,是最大的问题。 ”
*申请批准+地点费*
达思宁说,现在要去中国拍摄记录片挑战更大,不只是要获得批准,还要付一大笔地点费( location fee )。另外如何诠释事实,可能是更大的问题。 达思宁说:
“形象和真实之间,永远是巨大的挑战。中国就要举办2008年奥运,中国是新兴的世界强国,但同时也有污染、环保、资源竞争、贸易赤字、不公平竞争、人权、贪污腐败等问题。拍摄之前必须要对中国和我们自己都有了解。 ”
他认为中国在奥运前将对外国媒体开放,就是因为发现太多负面的消息严重影响了形象。
*用于教学 比学术著作更有影响*
南加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骆思典曾在课堂上放映《误解中国》,他认为非常有助于教学。骆思典说:
“让我们知道对亚洲的了解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现在美国人对中国已没有那种误解,不过又产生了新的错误的印象。”
南加大人类学教授顾尤勤( Eugene Cooper )说:
“(达思宁的)记录片很重要,在改变美国人心理方面,比我们学术著作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冷战年代的说法现在已经无人相信。 ”
顾尤勤也发现,透过交流和发展,中国人对美国的误解也在减少,现在中国人已不像十年前那么热衷移民来美国。
【大纪元10月22日讯】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九日,单位来电话,通知我参加活动。原来是区税务局组织退休人员欢度重阳节。我本来不想去,觉得共产党控制了的区税务局组织这样的活动没多大意思。但又从另一侧面思索,去去也好,作为作家的我,权且当成自己体验生活的一次机会。昨天的天气还比较晴朗,虽然不是万里晴空,但也秋光明媚,阳光推开沉闷的灰黑色云彩,露出甜蜜的微笑,给我们这些弱势“退休人员”群体一丝温暖。
十点左右,我们数名退休人员乘坐所里派的车子,驱车经过重庆南泉风景区,再进入纵深一个休闲度假村,其他税务所的退休人员几乎早到那里。
在休闲度假村,也见了不少的风景点等,中午和晚上都安排了伙食,我吃了午饭就匆匆忙忙走了。这些“琐碎”不值得一提,但有几件事情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原来退休人员之间的话题,主要放在了党内腐败、社会道德没落、贫富悬殊三大主题,其他话题人们没兴致谈论。党内腐败,党内的不民主,社会道德的堕落,人们之间财富的巨大差距等,已经到了人人咬牙切齿的程度。
巴南区木洞税务所退休人员刘大权,退休工资仅一千余元。但他比我家的人均工资高,我家三口人,我女儿还在上大学,我太太被胁迫下工失业还倒给钱给国家(缴纳社保和医保费),这是令我不能原谅的政策。只有我的退休工资两千多元,家人均收入七百多元,在生活比较高的重庆,物价飞涨的今日重庆(重庆的物价跟着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的步伐涨),七百多元的收入是什么概念?我不说大家也明白,是贫困线以下再以下的生活。我凭自己的一些能力,本来可以多挣些收入:比如,给《给自由圣火》网站当专栏作家,每月写稿可以挣得三五千元稿费,但国保人员暗示我,自由圣火网站在共产党的黑名单里,定性自由圣火网站是敌对势力,收取他们的所谓稿费就是接受反动的活动经费,如果继续写,只要寄来稿费,我们要收缴。所以,他们把我的电脑抄走了,故我最近很少有时间和条件写稿件;我是未来中国网路大学的主讲教授(参加全球海聘被聘用的),主讲诗歌课程,每月可以挣三至五千元,但是,国保人员将我的手写书稿收缴了,我几乎没法讲课,不讲课我又怎么挣钱?我先五十岁左右,正是干工作的时机,却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利。中央六七十的人都还在工作(拼命维护和巩固共产党的专制制度),难道我比他们年轻十几二十岁,就该被剥夺工作的权利?如果有了公正的平台,我不比他们差,他们的水准我丝毫看不起,他们中的部分人唯一比我强的方面,就是他们精通权术,会玩弄权术,其他一无是处。诗歌是什么?诗歌仅人们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一种文字载体,有什么大的罪过?这些工作我都可以同时进行,但几乎被共产党的国保人员断了我的发财路子。我若出国,更是发财的好路子,我出国是落实好的工作加经商,月均收入将远远高出我在税务机关年总收入的十倍以上,但被共产党禁止我出国。我现在彻底领教了江泽民搞的对异议人士群体,实行经济上搞跨的法西斯罪恶政策。
话又回到刘大全在现场大发“牢骚”,他当场大呼,要区局领导下台,当时将标语撕烂,但那标语是塑胶的,他没撕烂,一个年老体弱的退休人员可能没那个力气。于是,他就反对人教科的人打出标语,他将标语狠狠地掷在地上,他的脸气得直青直白的。我去服务台谘询了一个私事,转眼间,我回到开会的“广场” ,我的那位退休同事刘大全就“失踪”了,中午吃饭时我也没见到他。他对局里面的领导很有意见,对社会不公很有意见,他大声说,你们一点也不如国民党。但他找不到申诉的地方,有苦没地方诉,有冤没地方伸。说实话,在重庆,税务局的领导们,在完成年度税收任务后,都分别被所在地的区政府或市政府奖励至少五万至十万元人民币不等。再加上领导们暗中收授的各种红包,那是富得流油,退休人员只能过贫穷日子,税务系统的现实情况就是这样。
重庆巴南区李家沱国税一所的专业军人,退休老人事科长杨炯森,更是特别反感现在的共产党,他认为现在的共产党已经变得太不象样子了,简直无法容忍,他在自己的所在单位,于今年六月初的党支部会议让公开宣布了退党,他说,他再也不与这个滥党为伍了。昨天他坐在车里不说,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实际我们税务系统的现实情况,许多共产党员早名存实亡,他们早就不履行共产党的所谓“权利”(基本没什么真正的权利)和“义务”(昧着良心做事,有了党性,必然失去人性和良知)。只不过不像我与杨迥森这样公开地退党。共产党真的没什么意思,退了比不退好,晚退不如早退。如果共产党不存在了,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出国了。我也相信别人的结论:其他任何一个华人政党来领导中国,都比共产党执政得好。没有共产党,才能见曙光。
七十几岁的退休税务科长肖仿信平时不上网,他根本不懂电脑,也不了解海外的任何资讯和真实情况,但他下的结论:共产党集古今中外的一切专制手段和职能来统治中国,才使中国变成今天这个糟糕样子。我佩服他,他能说出现实中国各种问题的总根源。
退休老所长罗鸣对共产党,说起话更是含血愤天,大肆数落我们税务局领导们的过失,昨天弄得局里的领导们十分尴尬,几乎无言对答罗鸣提出的很多问题。难怪领导们昨天藉故工作很忙,不愿也不敢早到会场。领导总是千方百计制造不让发言或发牢骚或提建议的机会与条件。今天早上我碰着罗鸣,他还骂骂咧咧的,那话虽然不文明,但话丑理端。他那原汁原味的话是四川人的特色,不知读者看了有何感想?他说道:龟儿子,狗日的,共产党的官没几个是好东西。
哈哈,我现在几乎不说这些粗鲁话语或脏话。
2007年10月20日于万久菩提树
──转自《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