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7日(星期六)

夏寒: 人权圣火抵澳 前奥运选手抵制北京奥运

澳洲前奥运会游泳银牌得主简。贝克高举着火炬,在人权圣火颂歌中,缓慢跑进毗邻悉尼歌剧院的环形码头,这位曾经代表着澳洲游泳队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获得奖牌的奥运选手,此刻手举着的并不是一个代表着五环的奥运的火炬,而是象征的民主,人权和自由的人权火炬。

大伦敦议会副主席在伦敦人权圣火传递仪式上的演讲

全世界将聚焦于2008年的中国,我们的眼睛不仅仅要看到灯火通明的北京,也要看到一个不受欢迎的政权里那些黑暗和隐蔽的角落,我相信,这个政权会试着向世界展现出一张干净的脸,而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人们知道这两者有多么的不同。

欧洲议会议员沃森在伦敦人权圣火传递仪式上的发言

很明显的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把是否能够成功举办奥运会看作是提高中国国际声望和合法性的最重要途径。我们千万不能允许他们在不尊重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的情况下,获得这些荣誉。到时候了,荣格应该参加人权圣火活动,向北京施压,让它尊重奥运精神,否则,它将失去所有的一切。

英剧作家天慈·敏特:这火炬是一道金光

这火炬是一道金光
向全世界传递着信息
燃烧着正义的火焰
迸射着真理的光芒
带着尊敬和理解的力量
与邪恶的势力搏斗

日媒报导人权圣火伦敦传递活动

新闻中说,在人权圣火传递到英国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表示,“在中国,3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杀害,这就是‘大屠杀’。全球社会应该利用奥运会这个机会就中国镇压人权和信仰而向中国施压。… 北京奥运会不应该成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政策的认可的象征。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比2001年中国获得奥运主办权时更糟。中国政府镇压异教徒和使环境恶化,这是侵害人权的行为,与奥运精神相违背”。

南海七维权村民二审获罪 陈宁标病危

据村民告知佛山法院二审判决结果:刘德伙4年(一审3年)、崔永华2.5年(一审3.5年)、陈志标4年(一审4年)、郭建华3年(一审3.5年)、邵细虾3年(一审3.5年)、邵笑冰2.5年(一审2.5年)、陈宁标4年(一审4年)。而维权村民陈宁标的家属被告知陈宁标病危,让家属办理保外就医。

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致胡温公开信(2)

为了省去这些人的调查时间,我在这里对自己的出身经历主动公示!而且我可以声明:除了因为篇幅所限,本人尽量减少文字,我在这里的笔墨完全真实,均有人证物证,经得起所有查证!我之所以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公示于众,因为这实在是一部现代版中国人的《一个人的遭遇》!但它不是文学作品,而是生活的真实!

就高智晟律师被非法抓捕一事致胡温的公开信

胡温二公能审时度势,没有参与这一迫害,实乃是明智之举,因为二者的睿智定然早已知晓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但希望二位能顺应天意与民意,更迈进一步,成就天下甚至将万古流芳的好事,为法轮功的冤屈平反,释放包括高律师在内所有无辜人士。为大家都赢得一个光明的前程,岂不是天下第一的好事?

广东知名网络作家陈启棠遭公安带走

天理实名陈启棠,广东省佛山人,是高产政论作家、时事评论员和维权志愿者。长期主持维权联盟论坛,目前关注的重大案件是广东佛山南海三山农民维权案件。陈启棠的家人告诉我们:我们怀疑陈启棠因为负责三山地区农民土地案件而被当局带走的。

昝爱宗:网络维权人徐祥被政法委书记陷害

10月23日,中国徐祥名记在线网主、中国反腐周刊(香港注册)主编徐祥和中国舆论监督网站网主李新德一起,手拿一份标题为《长沙政法委书记插手判决陷害记者——二奶告原配"借"款70万案一枉再枉》的打印材料来到了湖南省长沙市政法委,该文中援引当事人说法称该政法委书记谢树林为"了难书记"(长沙话,即擅长收受他人钱财替人消灾)。为了更客观公正,李新德和徐祥把写好的稿件呈送给了长沙市政法委书记谢树林,并征求他的意见。谢树林在看了稿件之后大发雷霆说,我正找你们呢,你们还敢送上门来,并声称稿件中称他为"了难书记"是对他的诬陷,已经构成了犯罪。

洞头渔民维权新况 当地阻止代表北京上访

林炳长:10月22日把我软禁,双规啊,关在县人武部里面有一个地方是双规犯错误的干部。这一次双规比前一次还好一点,前一次太苦了。这次活动场地大一点,生活照顾的还好一点。这一次关我没有理由,藉口说“监护”。怕我十七大到北京去,十七大之后才把我放出来。

现代集中营 北京仪化宾馆真面目

杭州市大井巷拆迁户朱锳娣,于10月16日进京上访,18日下午被抓,关在仪化宾馆七楼,一进去,就被6、7个彪形大汉将她二只手架住,左右开弓打她耳光,抓她的头往墙上撞,用膝盖踢她胸部和下身,晚上不让关门睡觉,还安排二个赤膊着上身的男子睡在同一房间。

顺德千警镇压黄涌村民 数百人镇政府请愿

据本台消息,广东顺德北jiao镇黄涌村村民连续一个多月围堵村委会,要求将土地所有权及相关收益还给村民集体股份社。星期四上千警察出动,抓捕四名带头村民,其间打伤三名老人,当晚和周五数百村民到镇政府请愿。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导。

辽宁省军区荷枪实弹围困住户 媒体噤声

今天(26日)凌晨,辽宁省军区派出200多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突然将该军区的96户居民的入口堵住,强行将小区的绿化地带夷为平地。小区住户们表示,趁大家熟睡的时候,他们出动大量的兵力,把所有单元的出入口,派六、七个战士死死堵住,将居民围困在屋里长达四个多小时,这景观够吓人,从没见过。居民打电话求助当地媒体,没记者敢来。

维护农民工权益 中国第一家民间机构成立

《北京晚报》星期四的有关报导说,“北京义联劳动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中心是由北京的一些劳动维权专业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自发创办,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的。该中心将为困难职工和农民工提供专业化劳动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国联律师事务所黄乐平律师给义联中心的定位是“政府援助机构的有益补充”。

分析:十七大推出以人为本的意义

分析人士指出,“以人为本”具有两个层面,较低的层面关系到人的生存权,也就是衣食住行以及医疗保健等民生的基本需求;较高的层面则涉及人权、民主选举、言论自由等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中共高层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低层方面,尽管没有否认人权等更高层次的理念,但并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因此也不会落实为执政过程中的政策安排。

杨宽兴: 本周中国没有新闻

当然,采访十七大的中国国内记者只占新闻从业者的极少比例,中国记者中的绝大多数在十七大召开期间仍要坚守岗位,并未放假回家睡觉,可是,这一周却似乎成了他们的冬眠期,打开国内的报纸、电视,我们会发现在这段时间内,记者们集体放弃了采写新闻,为了十七大的顺利召开,宣传系统早就通过文件和电话通知的方式,要记者们闭上嘴巴,于是,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煤矿爆炸、车祸、环境污染、群体上访、发表公开信、贪污腐败、违法拆迁、非法拘禁乃至于夫妻吵架这样有违“和谐”的事情,统统不能进入新闻的视野,与此同时,充斥我们眼前的大量讲话文件、代表发言、专家观点、理论阐释等等更是与新闻无干的东西。

港立会补选再接四份提名

立法会香港岛地方选区补选的选举主任26日又接四份港人递交的立法会港岛区补选的提名表格,获提名人士是董事蒋志伟、工人柳玉成、律师萧思江,及公司董事凌尉云,由10月17日补选的提名期开始至今,共接获七份提名,令有意参加今次补选人士增加至九人。

费良勇:民阵代表在半岛电视台直播节目中谴责中共专制

2007年10月22日德国时间14点30分至15点, 总部在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Al-Jazeera)主持了关于中共17大的电视采访直播节目。该节目的名称是Inside Story。主持人同时采访了3个人:在慕尼克的民主中国阵线外交委员会欧洲部主任邹海霞女士,在北京的中国国际关系学院的沈先生,在伦敦的中国问题分析家梁先生。

赖锦东:中共腐败不除,GDP越高执政寿命越短

所以,中国的GDP越增长,专制腐败者得益就越大,我们的社会不公也就越大,社会资源浪费同步扩大,生态失衡就越严重,社会矛盾就愈激烈, ------连年来社会群体抗争事件不断高涨就是明证,公安部透露,2003年全国各地共发生58,000起抗议事件,2004年共发生74,000起抗议事件,2005年又比上年多了16%。 危机到了什么程度?

李柱铭:有势力逼他但他不会认错

李柱铭表示,香港有很大势力向他施压,逼迫他认错,但是他不会认错,他也对自己被批评为汉奸,感到莫名其妙。李柱铭表示,如果为中国大陆争取人权,也被批评为汉奸,他宁愿永远做汉奸。李柱铭日前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内容提及希望美国总统布什透过北京主办奥运的机会,要求中国改善人权。

不畏中共抗议 达赖喇嘛访加将公开化

达赖喇嘛将于二十八日抵达渥太华,随即将在市内发表演讲。二十九日清晨,达赖将赴位于魁北克省境内的联邦办公室,会见多元文化国务秘书肯尼。之后,达赖赴渥太华国会山庄总理办公室与哈珀会晤,再接受全体国会议员的欢迎。二十九日下午,达赖还将会晤加拿大总督江米凯及加拿大反对党领袖。

三妹:分析美国之音的采访

误导一:说中国有中产阶级是对中产阶级一词的曲解。中产阶级的源词是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中产阶级是指社会阶级中的中间大部份,指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中国的富裕人口只占人口的5% 到10%,而绝大部份人口是趴在底层的贫困人口。所以只占人口的5% 到10%的富裕人口的真正定义是利益阶级,他们是专制经济改革的受益者,是利益阶级。这个中国的利益阶级确实在日益强大,但是它的强大不是人数的扩大,而是倚仗极权政府对人民压制的强大。这也是中共为强化它的专制统治的初衷和目的。

1949之后:中共土改何以要杀人?

1956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份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

铁流 :“三年跃进”河山泪 “天府之国”人食人

新近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还这样说的:【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此,我不得不把眼看目睹的一些历史事实写出来以警世人。毛泽东到底是不是报告中所讲的那样光辉、伟大?事实胜于雄辩,正如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水菅里流出的是水一样。

古今:识破中共的妖魔本性

人类词汇里有妖魔之条目,就有它的定义,不加入任何复杂的解释、不引用任何神鬼故事传说,它就是邪恶之极的形容和定义。把“妖”和“魔”分开理解,“魔”就是大量吃人的恶鬼,“妖”就是它的狡猾多变的骗人手法及其迷惑人心的种种假象。识别中共的妖魔本质,只要依据事实和常识就足也。可惜恰恰不少人被中共妖魔搞得神魂颠倒,自觉不自觉地让中共的妖魔逻辑取代了人们判断事物的常识。

专家:美国市场的中国玩具来自血汗工厂

举行这一听证会的是美国参议院下属的一个负责商业,科学和交通事务的委员会。参加听证会的美国民间组织“国家劳工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克拉翰先生表示,中国深圳一家工厂为美国沃尔玛等公司制造玩具,这家工厂的厂房过分闷热,工人每周被迫工作6天,每天工作十四个半小时,上班时还被限制在木头栅栏里,连站着也不允许。克拉翰先生说---

北京空污恐延奥运户外项目

2008年北京奥运进入最后倒数,但北京严重的空气污染仍不见改善,国际奥委会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5日分别提出警告,北京的空气品质不但没有改善、甚至还在恶化,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部分室外竞赛项目可能被迫延期。

德国之声: 世纪工程危害千秋万代

1993年以来,中国政府为建造三峡工程拆除了13座城市和数百个村庄,移民一百四十万人,耗资1800亿元人民币。但就在这一官方称之为“世纪伟大工程”的最后几台涡轮发电机组即将投入运转前,三峡传来了当地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消息。

“停止迫害 还我人权”香港支持人权圣火集会

“停止迫害 还我人权”支持人权圣火大集会,10月27日在香港岛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简称CIPFG)亚洲分团副团长司徒华、CIPFG亚洲分团香港成员梁国雄立法会议员、CIPFG亚洲分团香港成员兼关心香港前途小组召集人林子健、CIPFG亚洲分团澳门成员利建润、中国人权论坛(香港)召集人甄燊港、前立法会议员冯智活牧师、神州青年服务社社长梁汉华、在中国大陆投资受害港商薛宝仁等先后发言,共同呼吁制止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所有人权侵害,包括对维权人士、民运人士、法轮功学员、自由信仰者、维吾尔族及藏族人民等的迫害。

天国乐团全运会领队 龙的传人际遇不同

整齐的队伍,划一的步伐,嘹亮的乐音,磅礴的气势,一支由250人组成的乐团缓缓迈向司令台前,引领台湾各县市的选手进场。继20日这天晚上台湾全国运动会(简称“全运会”)开幕之后,25日午后一点半的闭幕游街,这支队伍再度前导,随后有台南市长的吉普车与运动员的座车。在开幕典礼上,司仪是如此介绍这支队伍:“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来自社会各阶层行业,是由一群修炼真善忍的伙伴所组成。他们希望透过吹奏出来的乐音,为世界带来光明美好,祝大会圆满成功!”当时他们演奏着《法轮大法好》的乐曲。

风雨相思(三十七)营救之旅

在东伟被抓的随后几个月,我一直试图在国内寻求帮助,不管是法律的、非法律的、正规的、不正规的,但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那时每和国内联系一次,过后我都要大哭一场。国内公安系统的轻贱法律、蛮不讲理、对别人家庭痛苦的漠视甚至幸灾乐祸,常常让我气愤而绝望。后来我终于发现,原来我的行为就像去求把家人掳走的狼,告诉狼自己的家人是多么善良,求它网开一面,别吃了他。而在狼的逻辑里吃哪个人可不是以这个人的好坏为标准的,是以狼的需要为标准的。

曹维录:谁渴望日本侵略中国?

2007年是中日全面开战70周年,当我们再一次忍着剧痛翻开这一页历史,我们隐隐约约地发现,似乎有一个巨大的手在导演着中国发生的这场悲剧。中国,有着五千年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时刻,作了别人的牺牲品,成了工具,演出了一场旷古未有的凄惨壮烈的民族悲剧。在这场悲剧中,有两个外国人起了很重要作用:一个混血的德国人佐尔格,另一个是日本人尾崎秀实。这两个人在40年代初差不多同时在日本被捕,两三年后被日本处死,谈到中国近代的悲惨遭遇,就不能不提到这两个人,这是两个值得中国人永远记住的外国人。


夏寒: 人权圣火抵澳 前奥运选手抵制北京奥运

【大纪元10月27日讯】澳洲前奥运会游泳银牌得主简。贝克高举着火炬,在人权圣火颂歌中,缓慢跑进毗邻悉尼歌剧院的环形码头,这位曾经代表着澳洲游泳队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获得奖牌的奥运选手,此刻手举着的并不是一个代表着五环的奥运的火炬,而是象征的民主,人权和自由的人权火炬。

简很自豪地站在舞台上,向世界表达她真诚的心愿。她说,奥运会用接力跑的方式传递圣火,目的在于传播奥林匹克精神,使和平和友谊的种子在更多的国家扎根、生长、开花和结果,有助于实现一个更美好、更安宁的世界。

今年62岁的简曾在2002年3月7日与大约10位澳洲西人法轮功学员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中国迫害法轮功的关注,简在天安门高举着自制的横幅她的横幅上有一个法轮图形、奥运会会标和中文的“真善忍”三字。她说,她这样做是因为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有悖奥林匹克精神;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和平的请愿方式换来的是中共当局的拳打脚踢和非法拘禁。

简说,北京将承办2008年奥运会,一个有着严重人权问题的国度利用奥运的机会来粉饰太平,这便是对奥运精神背叛,因此我们应该站起来,抵制没有人权的国家借奥运更加掩盖他们严重的人权状况。

简-贝克提到:“澳大利亚奥会曾经给运动员们一封正式信函,要求他们不要提及法轮功,否则将被从北京奥运参赛队伍中剔除。这个要求来自于中国当局,而国际奥会应该知道这件事。这些事情没有被公开,应该让媒体曝光,让公众知道这件事,给中共当局和国际奥会施加压力”。 她的最大忧虑之一,就是“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时,他们将如何对待来参赛的外国法轮功学员?”,“感谢我们在澳洲拥有着对生命的珍贵与做人的尊严,对于没有人权的国度,我们应该站起来,今天我邀请大家与我站在一起,向中共说:人权迫害应该结束。”(

大伦敦议会副主席在伦敦人权圣火传递仪式上的演讲

【大纪元10月27日讯】布赖恩.科尔曼(Brian Coleman)是伦敦大议会副主席,下面是他在10月25日伦敦人权圣火传递仪式上的演讲。

我想像不出比自由圣火更相称和适当的象征去引导为中国争取人权的呼声,朴素的火焰代表着那件有时略显暗淡,但却永远不会熄灭的东西。

同样很合时宜的是,圣火的传递来到了这里,一个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来要求另一个奥运会的主办城市结束那里的人权迫害和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

全世界将聚焦于2008年的中国,我们的眼睛不仅仅要看到灯火通明的北京,也要看到一个不受欢迎的政权里那些黑暗和隐蔽的角落,我相信,这个政权会试着向世界展现出一张干净的脸,而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人们知道这两者有多么的不同。

如果中国真的想在文明世界里找到一席之地,他们就必须诚恳而又无条件的采取这一步,停止对法轮功的无情镇压。

如果要想使他们的名字被加入到奥运宪章这件事有任何意义的话,他们就必须停止对法轮功的镇压。

如果奥运宪章还有任何意义的话,中国对改变的顽抗态度应该受到的是人们的抵制而不是欢迎。

2008年的北京面临着比1936年的柏林更甚的情况,可能会成为历史上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新低点。

作为伦敦的代表发言,代表一座欢迎所有人,不拒绝任何人的城市,我能保证,你再也找不到对你们中国人权的运动来说更好,更能接受的观众了,我呼吁国际奥委会和国际社会立即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欧洲议会议员沃森在伦敦人权圣火传递仪式上的发言

【大纪元10月27日讯】格雷厄姆.沃森(Graham Watson)是代表西南英格兰的欧洲议会议员,也是欧洲议会里自由党和民主党联盟的领袖。以下是他在伦敦人权圣火传递仪式上的发言:

中国的宪法声明“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

但是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不到一年的时间,很明显,奥运宪章里的人道主义价值并没有得到实践。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在2008年到来之前的几年中,对抗议者,请愿者和人权活动家的越来越残暴的镇压使得北京的形象受损。

为了兴建奥运场馆,人们的住房被夷为平地,里面的居民被迫迁往别处。

有些报告披露,修建奥运会建筑的那些工人的处境与契约奴没有太大的区别。

同时,所有中国内部对政府高压手段不满情绪的迹象都遭到镇压,给国际观察人员一个平静的表面现象。

这种情况不只局限在北京。

它更是反映出了全中国范围内,从乌鲁木齐到重庆,从广州到山东,侵犯人权的情况不断出现。

这种高压手段与人们所期待的奥运会东道主的行为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而且与中国想树立的国际形象也大相迳庭。

因为中国总是向世界吹嘘,要实现“和平崛起”成为超级大国。

这种情况与向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方向无法阻止的发展趋势也背道而驰。

时至今日,(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取得进步的迹象少之又少。

国际社会满足于称北京的行为是国内事务,是内部问题,与他们无关。

然而,当我们把奥运主办权交给北京时,所有这些都改变了。

确保奥运价值受到维护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国际奥委会的责任。

同样,很明显的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把是否能够成功举办奥运会看作是提高中国国际声望和合法性的最重要途径。

我们千万不能允许他们在不尊重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的情况下,获得这些荣誉。

到时候了,荣格应该参加人权圣火活动,向北京施压,让它尊重奥运精神,否则,它将失去所有的一切。

最终,我知道,你们所有的人也都知道,北京永远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如果中国要想获得国际声誉,它需要付出一些小的代价:释放良心犯,结束新闻审查,修改镇压人民的法律。

如果国际奥委会有心认真对待奥运价值,并且愿意要求中国也这么做。

全世界都会用一颗敞开的心对待北京奥运会。

如果它没能做到,那么,2008年奥运会将成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之后最大的丑闻。

英剧作家天慈·敏特:这火炬是一道金光

【大纪元10月27日讯】以下是英国剧作家天慈·敏特(Tinch Minter)为英国伦敦人权圣火传递仪式写的一首诗《这火炬是一道金光》。

这火炬是一道金光

这火炬是一道金光
向全世界传递着信息
燃烧着正义的火焰
迸射着真理的光芒
带着尊敬和理解的力量
与邪恶的势力搏斗

这火焰诉説着真理
乌云难蔽日
邪不能压正
善恶终有报
施暴者必须偿还
恶势力终将败亡

这火炬散发着温暖
照亮黑暗中的灵魂
抚慰酷刑后的伤痕
选择了真、善、忍的人们
从中汲取着坚持的力量

这火焰代表着我们的爱
穿过暗夜传到阴冷的牢房
给痛苦的人以勇气
给衰弱的人以力量
给哀伤的人以安慰
以光亮对抗最后的黑暗

这火焰警示着世人
那些否定人类正义的人
那些压制自由权利的人
那些以酷刑残害他人的人
那些杀害善良生命的人
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火炬是我们的武器
对抗那些压制言论的打手
那些躲避真理的懦夫
那些崇尚强权的小人
那些挥舞警棍的暴徒
还有那些盗取器官的屠夫

当我们点燃这熊熊的圣火
我们知道真理必将胜利
正义必将伸张
当我们传递这光明的圣火
我们知道这星火将燃遍世界
为了人类的自由与尊严

This Torch is a light to throw

This torch is a light to throw
Its message throughout the world
Blazing with the fire of justice,
Burning with the glow of truth
Bright with the might of mutual respect,
In this fight against the forces of evil.

This flame is a statement of fact
That we all judged by each act
That the truth can not be dimmed,
That the wicked shall never win
That torture shall not be rewarded
And that force shall finally fail.

This torch is a flame to reach out
To those who have chosen truth,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To those who are kept in the dark
To those who are under the lash
To those who are being thrashed.

This flame is a message of our love
In the darkness of the torture cells.
It sends courage to those who suffer
It sends strength to those who are weakened
It sends comfort to those who mourn
It sends light to defy the darkness.

Through this flame we send knowledge
That those who deny human justice
That those who defy rights of freedom
That those who maim and torture
That those who snuff out honest lives
Shall not win the race of honour.

And this torch is our weapon
Against those who gag others
Against those who hide from the truth
Against those who think might is right
Against those who wield batons
And against those who steal organs.

As we light this symbol of truth
Knowing that truth will conquer,
Knowing justice will be done
We send forth this torch of power
This power to set the world alight
In the fight for human rights.

Tinch Minter

日媒报导人权圣火伦敦传递活动

【大纪元10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周成英国报导)10月26日,日本独立网络新闻(Nikkan Berita)报导了25日下午在英国伦敦举办的全球人权圣火传递活动。(http://www.nikkanberita.com/print.cgi?id=200710260449305)

这篇名为“人权圣火:抗议在镇压人权的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到达伦敦”的新闻介绍,人权圣火传递的目的是反对在中国进行的对人权的镇压,呼吁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

新闻中说,在人权圣火传递到英国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表示,“在中国,3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杀害,这就是‘大屠杀’。全球社会应该利用奥运会这个机会就中国镇压人权和信仰而向中国施压。… 北京奥运会不应该成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政策的认可的象征。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比2001年中国获得奥运主办权时更糟。中国政府镇压异教徒和使环境恶化,这是侵害人权的行为,与奥运精神相违背”。

欧洲议会议员罗伯特.埃文斯则呼吁,“我们应该立即停止(中共)从异教徒和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的行为。让我们利用北京奥运的机会呼吁中国政府改善人权记录。”

这篇新闻还披露,伦敦将在北京之后的2012年举办奥运会,有许多英国政治家希望能够参加北京奥运会,因此伦敦大议会副主席布赖恩.科尔曼呼吁,“如果中国没有出现期待中的改革,英国的政治家,包括伦敦市长,就不应该访问北京”。

新闻发布会的最后,曾经在中国被非法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杨峰女士介绍她本人的经历。2005年5月,因为修炼法轮功,杨峰突然被捕,并被投入监狱关押了一年半的时间。

至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她仍感到非常痛苦,她每顿饭只得到一点馒头,一天只能喝500毫升水,曾经被强迫坐在塑料椅子上24个小时,“屁股贴在椅子边上,后背挺直”,由于饥饿和酷刑,她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而且“有人因为不被允许睡觉而被折磨致死”。做任何事都需要申请,包括拿起瓶子喝水和把瓶子放回去。

中国的警方还要求杨峰成为特务,为他们服务,这样她可以立即被释放,但是遭到杨峰的拒绝。

杨峰和许多其它法轮功学员还被迫生产玩具,就是麦当劳餐厅里送给儿童的那种免费玩具。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了人权圣火交接仪式,随后在中国大使馆门前举办烛光守夜,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奥运精神。

南海七维权村民二审获罪 陈宁标病危

【大纪元10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2007年10月26日南海三山失地村民传来消息告知:南海三山七位被刑事指控的维权村民上诉判决今天下达。判决结果7人获刑2-4年。其中陈宁标癌症末期正在广东省武警医院治疗。

据村民告知佛山法院二审判决结果:刘德伙4年(一审3年)、崔永华2.5年(一审3.5年)、陈志标4年(一审4年)、郭建华3年(一审3.5年)、邵细虾3年(一审3.5年)、邵笑冰2.5年(一审2.5年)、陈宁标4年(一审4年)。而维权村民陈宁标的家属被告知陈宁标病危,让家属办理保外就医。

陈宁标儿子表示:到目前他家里还有收到法院的二审判决通知书。他父亲目前肝癌末期,正在武警医院接受治疗。佛山中院一直要求他们家属办理保外就医手续。但是家人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要这样做。

他说:陈宁标是去年6月被抓走的。走的时候身体没有人和毛病。看守所还给他们检查身体。可是到今年6月,他开始感到肝部腹部不适加重。最后发展到难以忍受。看守所说他是肠胃病,由于痛到无法入睡,看守所才带他到广东省武警医院检察,结果已经是肝癌晚期。

陈宁标之子告诉记者:我们第一次在医院见到他的时候,发现离别一年多的时闲,他头发全白了,皮包骨,身体十分虚弱。带着手铐脚镣。。。他根本没有力气行走。当时我们要求警察把他的手铐和脚镣取下,警察没有说话。第二次去,手铐摘了,可是还带脚镣。本月24号第三次去看他,他已经座轮椅。他每况愈下。

医生说:他肝区肿瘤很大很硬,他的身体太弱根本不能手术,现在就是给他打针维持和控制,但是效果不明显,药物已经不起什么作用。陈宁标说:父亲只有45岁,可是头发全白了,十分苍老消瘦,肚子鼓鼓的,一根管子从他腹腔内不停的抽出血水,腹水很严重。警察说他痛到经常大叫。。。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们家人都很难过。很多村民要去看望他,都被警察拦住不让去。

就是他已经这样,我们要去看他,都要由派出所跟着,而且他们同意才可以去,每次只让去两个人。每次只能看5分钟。24号竟然有20多个警察在医院里。佛山中院说要我们把他接回家去,要我们保外就医。可是我们没有钱,癌症这样厉害的病症,我们真的没有钱给他看病。再说:他是在看守所得的这个病,理应由他们负责。

父亲的病一定有缘由。今年4月开庭,他在庭上大喊,不服判决。当时7个人只有他大喊。我们看到法警一直踢他肝部,腹部,几个人上来毒打他。后来他就开始腹部不适,吃不了东西,最后看守所给他吃已经发霉的面包,他就一直吐,吃什么吐什么。今年6月他就彻底不行了。

南海三山镇村民维权因地方政府私卖他们集体拥有的一万八千多亩土地而起。

据悉三山在1992年3月21日,由当时的乡领导及八条自然村的村领导与当时的南海县国土局签定了一份《凤鸣镇三山管理区划为城区预征土地原则协定》村民认为这份协定是违规、违法的。一无南海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书; 二没有法律的鉴证; 三没有生效日期; 没有开村民大会,剥夺了村民的知情权,这份协议书没有将细节、文本告知村民,就是这样一份违规的三无协议书愚弄了三山村民十多年之久。

过去两年来,村民通过各种途径进行申诉,抗争都不获受理。2005年4月,地方政府试图强行收地进行填土工程,引发村民展开守护土地行动,期间与警察发生多次大规模冲突。2006年7名村民代表被抓,当地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名判处7人有期徒刑两年半至四年不等,7人不服,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今年10月26日佛山中院向七名村民家属下达二审判决书。

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致胡温公开信(2)

【大纪元10月26日讯】八、《一个人的遭遇》

胡、温两位领袖,我这封信就中国当前的重大问题拿出了自己的意见,而且直接跟两位最高领袖对话。这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简直是大不敬!何况我提出的根本性的改革措施,将得罪一大批还在朦昧中的高官显贵。按照搞政治的人的习惯,对我将会“查三辈”,我身上的任何一块斑疤都会放大,被涂鸦丑化,被妖魔化,以备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最后消灭!这在中国屡见不鲜!

为了省去这些人的调查时间,我在这里对自己的出身经历主动公示!而且我可以声明:除了因为篇幅所限,本人尽量减少文字,我在这里的笔墨完全真实,均有人证物证,经得起所有查证!我之所以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公示于众,因为这实在是一部现代版中国人的《一个人的遭遇》!但它不是文学作品,而是生活的真实!

我出身在一个普通知识家庭,但父母早故。5岁即来到北京,寄人篱下。童年的我生性活泼,懂事理,但有点野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少年立志,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已融化在血液中。

(一)、文革:

16岁我在北京上一所技术学校,因为有学校里13元人民币的生活费,我感到经济上、身体上、精神上都空前地解放,但是没有赶上好时候,那是在文化革命前,1964年,我就算是走“白专”道路了!所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这“白专”学生立刻响应革命号召,成了“红专”的尖兵,走在了这场运动的前列。但时间并不长,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风靡北京,把我这个老子不是英雄的“尖兵”挤出了时髦的革命队伍,于是我天天在北大、清华看大字报。没过几天,大街上就出现了剪女人的头发,敲女人的高跟鞋,接着,商店的牌匾被捅下,庙宇的神像被砸烂,言曰:“破四旧”!我尽管很革命,也看傻了眼!更看到一批批穿军装的学生,冲进居民的家里,主人被强迫跪倒在地,屋里院里,翻箱倒柜,言曰:“打倒地富反坏右!再踏上一只脚!”北京城里,乌烟瘴气。

我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我到了通州,通州也不安静!踯躅在运河边上的我,回想起刚才在通州城里的画面:几个穿军装的女学生用皮带抽打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老太太跪在地上往前爬行……

我仰望天空,无声地呼唤:“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前辈们,你们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会这样?这个国家没有了法律!”

我想起一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马丁教授》,当时希特勒纳粹掀起迫害犹太人的群众性狂潮,我百思不得其解:这群众怎么会这么愚?怎么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阻止这愚蠢、野蛮、反人性的狂潮?而今天这一切就在我的眼前出现了!

我躺在运河边上,泪水沾湿了衣襟……

三十年后,我在我当初躺着的运河对面买了一栋别墅,这是后话。

就在运河边上,我鼓励自己:不能光看阴暗面,还有光明面,大鸣,大放,大民主,……我不能当逍遥派,我要投身这场运动,锻练自己,也要看看,这路将怎么走?!我生命的特点是:进取,搏斗,不甘寂寞,何况这是世界革命,我还憧憬着伟大革命的理想呢!

这样,很多青年,在海绵吸水一样易于吸收知识的年月,我们学会了革命和斗争。近三年的光阴,北京轰轰烈烈的革命已经过去,伟大领袖说:“你们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国要学习解放军!”

(二)觉醒:

我的幸运是,作为一名技术学校的学生被分配到一个国营大企业。而且我立刻进入了状态:我要提高这个企业的生产力!

然而我很快就发现:这一切一切都不可能!因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批判的一切,恰恰是我现在要追求的先进生产力和保证这一生产力的管理制度!显然,我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我必须离开这个想有所作为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是非之地!

我还是幸运的,我很快参加了解放军。我参军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我要了解解放军!既然我们从“革命小将”变成了“再教育”对象,现在最时髦的是解放军,我倒要看看解放军是怎么回事!

像我这样一个青年学生加入军队,确实像一颗新星,还在新兵连,师长就能叫出我的名字,让老兵们大吃一惊!

但一条杠杠:我不是“红五类”,我无法入党!

不久,一份材料从北京转到了部队,又转到了我所在的连队,也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当时所称颂的革命行动,现在都已成了我们“反革命”的罪状!

开始,我还很纳闷:“不会吧,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捍卫毛主席,而毛主席现在还高高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明白了!

这时,我安静下来,我要把自己青春所付出的一切,认真地进行思考。三年文化大革命,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场面,这时在我的脑海里一幕幕地过电影。我向自己提出了几十个,上百个问题,强迫自己思考,强迫自己回答。

这些问题,有的很快回答了,有的反复思考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

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答:“他要打倒他的政治对手刘少奇和邓小平。那吸引众多年轻人的‘世界革命’都是神话!五十年代,毛主席充满激情地领导着中国社会的各项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但是他的经济路线遭到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失败的顶点就是‘大跃进’导致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上千万人!刘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补救了中国的经济,挽救了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对于刘邓,毛是不高兴的,他认为是“大权旁落”,于是主动退居二线,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次斗争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已经锁定!”

问:“那为什么要如此轰轰烈烈,非把全国人民都卷进去呢?凭毛主席在中共党内的威信,他比肃反初期斯大林在苏共党内的威信要高得多!他完全可以用斯大林的方式清除异己么!”

答:“这就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当时毛主席面对着众多的危机。政治危机:刘邓在党内威信日隆;经济危机:人民要吃饭,要就业!社会危机:仅已被压抑的人性来说,十六、七年的时间里,从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到反右派,反右倾,及‘四清’与‘四不清’继续反,全社会被共产党一连串的‘反’压得透不过气来,要爆裂,要找出气口!所以毛主席把所有这些危机,经过梳理,然后顺序一揽子解决!这样就有了‘文化大革命’!——把所有的‘气’都释放出来!从一开始刘邓习惯性地站在党的立场上‘领导运动’,本能地压制群众,在学生中抓‘右派’,这一最不得人心的举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一反常态,180度站在群众一边,因而群众多年郁积的愤恨在伟大领袖的支持下很快冲垮了各级共产党组织,各类群众朝着自己的目标,互相竞争着把所有的党魁和权威统统打倒。而群众的盲目性、天生的政治幼稚病,非常容易被挑动而互斗。接着,所有力量在相互攻击、内斗中元气大伤,就像一场战争,消耗掉战场上所有的能量,这时解放军来‘支左’了。造神的林彪因此实实在在地壮大了实力,然而他必然也必须垮台,这样才能使所造的神实实在在地耸立在神州大地上!

问:“那么文化大革命,难道就靠毛主席的伟大吗?”

答:“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和进行,一靠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公有制,大家只能靠共产党吃饭,吃谁的饭,听谁的话;二靠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共产党封锁了舆论,人民大众只能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跳舞、唱歌、斗争。于是革命小将在所指引的方向上不断用错误批判正确,直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造反派打倒刘邓,并用毛式的‘四大’民主,瞪大眼睛盯准走资派不准翻案!乃至邓小平重新复出以后,不仅不翻案,还提出‘四个坚持’!但邓小平心里是清楚的,所以他在第二次复出后,在八十年代,他对非洲国家的来访者说:‘你们不要搞社会主义,西方那种制度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

问:“那么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应当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答:“文化大革命鼓动全国人民:‘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号召人民参政,但却并不是还政于民的真正民主,而是对真正民主的亵渎!它在共产党一贯的舆论封锁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封锁,乃至共产党内其他声音既发不出也听不到,因此刘邓和所有共产党老干部都受到了冤屈却无处申辩。广大青年和群众被煽动的激情把人类的基本道德踩在脚下,释放自己人性中的恶,抑制自己人性中的善,所以才造成了对文化的浩劫,社会的灾难,民族的耻辱!它的成因和基础就是共产党在中国所创建的制度!尽管中共的各级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正是毛主席利用了人民对民主的渴求去打击中共的软肋所致,所以这场浩劫中共难推其咎!

“文化大革命没能解决任何中国的经济问题,除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震天价响,拿不出任何积极的经济措施,却天天‘割资本主义尾巴’,一直割到毛主席生命结束,全国人民在等待中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感谢大自然能结束人的生命!一个民族之所以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地朝着死亡等待下去,就是因为毛主席的打手四人帮‘阶级斗争天天讲’。他们‘文攻’——不仅舆论封锁,而且天天口诛笔伐;‘武卫’——天天斗争走资派,即斗争我们那17位和170位,以及与他们相同的共产党老干部,除非这些老干部像马天水一样卖身投靠四人帮!四人帮是毛主席的伟大创造!正如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但她是一条‘天狗’!四人帮通过共产党惯用的舆论封锁,愚化全国人民,使年青人的奋斗力变成打击力,创造力变成政治权斗的魔力,这大自然的新生力量经过四人帮的加工,就变成不断绞杀这个民族智力、创造力和生命力的神奇的伟力,这伟力能将毛主席的错误永远定性为正确,而且‘永不翻案’!直到4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懵懵懂懂,谁都看清了那是鹿,但谁都不说那是鹿,执政者装糊涂,继续念经:‘马就是马’,只有自以为聪明的傻瓜,还指着鹿颤痿痿地呼叫:‘那是真的马唉!’一个社会的是非被完全颠倒了!”……

尽管当时我的思考并不深入,但我已悟出了一个道理:“都是这个党,这个制度,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个悲剧!所以,我应当加入共产党,努力争取爬上去,无论掌握多少权力,都要想办法改变这个党!改变这个制度!”——我可以肯定:当时产生这一思想的中国青年为数不少!

但是我已入不了党,爬不上去了,我想我今后就留点儿文字吧,避免历史再重演这类悲剧!

我强烈地要求离开部队!但是,珍宝岛事件,部队在备战,我们南京军区27军奉命北上。我们部队在河北省就停驻下来。两个师在张家口、宣化,一个师在邯郸,军部在石家庄。

听年轻的军官们激动地议论:“我们可能要打到北方去!”我认为这是无知,我们即使冲出蒙古草原,也会困在西伯利亚,比拿破仑还惨!因为我们中国没有机械化部队!

果然,我们的部队驻下不走了。我终于在那年冬天过后退伍了。半年以后,我在地方上听传达林彪事件,我恍然大悟:“噢,原来我们的部队是去参加夺权斗争的!”

我在地方上做中学教师,我学生时代学的是俄语,我所在的合肥那所中学,因为当时大学不办了,教授们下放到中学,所以英语师资力量非常雄厚,我很懊悔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学习英语,我的业余时间是研修文学,我想等春天来了,我将贡献解冻文学。所以我在1975年春,将一部反映东北义和团抗击老沙皇的电影剧本《刘永和》寄给了江青。

1975年暑假,我应同学之约回北京。当时北京因邓小平复出,各行各业的“整顿”热火朝天。我摸索着想通过某些途径给邓小平递个话:“邓不久还将会被打倒,我愿用生命为邓扫清道路!”

但是,我所接触到的中共高干子弟太令我失望,我灰心丧气回到了合肥,准备度过漫长的黑暗岁月。果然,冬天,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全国人民似乎又卷入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是不久,传来了毛主席的死讯,四人帮垮台,全国人民都在观望:邓小平何时复出?

1977年3月,我在合肥市中心贴出了一首长诗《祖国的忠臣邓小平》,当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第二天即被拍照,撕下。第三天,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宋佩璋就在省直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点名我那首长诗:“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又隔一天,我被中共合肥市委实施“隔离审查”。然而几个月以后,邓小平复出了!省委第一书记宋佩璋被党中央定性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被打倒,万里来到了安徽。这时我被中共合肥市委看管得更紧了!当然,我很清楚,我已成了合肥市委一块烫手的山芋,他们又不能甩掉。

在对我“审查”期间,待遇较好,但看管严密,我也乐得一段自修学习的时间。但是人失去自由终归不舒服,一天,当我暴怒时,终于一位看管“领导”向我严厉交底:市委对你的审查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对你负责,1975年你给江青的电影剧本,江青有批示!听着——“庆棠,浩亮:兹转汪兆钧的电影剧本《刘永和》,要支持,要拍电影。江青1975年×月×日”

我听了真忍俊不禁,原来如此!

好吧,我顾全大局,我安静下来。

他们以为我会去找万里,或者去找最高当局,告他们一状,讨个一官半职。我嗤之以鼻!我向有关人员和领导反复说明:“现在四人帮倒台了,我连补课学习都来不及,根本不会去搞政治。我的性格不适合在中国的体制下从政,所以我对做官,没有任何兴趣!我不会对任何人产生威胁!”

尽管如此,我还是被“审查”了四年的时间。直到1980年万里离开安徽。

1981年,审查人员宣布对我“审查结束”。结论:“经过四年审查,没有发现汪兆钧有任何问题。所有对汪兆钧的外调资料、材料,全部销毁!”而这一文件宣读完毕,也不给我留下备份,声称:“这是执行市委指示!”……

(三)、创业:

1983年,我开了一个小面包店,当时新上任的合肥市委书记钟咏三到我店里问我:“你是否愿意去领导一个国营大厂?”

我告诉他:“我为今天在中国能有干个体户的权利而非常高兴!”是的,干个体户很辛苦,但是它能给人一个发挥创造力的广阔空间。

我从做面包开始积累资本,以此开发别的产品。三年后开发了一个饮料“兆钧可乐”,它荣获1988年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金奖。它之所以获得金奖很有意思:我在每一位评审专家面前,备好3杯兆钧可乐和3杯可口可乐,请专家们品尝并加以区别。品尝鉴别的结果,多数认为是兆钧可乐的恰恰是可口可乐,而多数认为是可口可乐的恰恰是兆钧可乐!我们自己的配方,自己的知识产权,符合卫生标准,没话说,获金奖!

这时,开发新产品成了我的兴趣,甚至自己亲自钻到技术里去。不久,推出一个“万能塑料吹瓶机”,它很快占领了国内和国际市场,改变了我们中国一直进口国外塑料吹瓶机的历史,并且一度使我自己的企业成为世界上出口塑料吹瓶机台数最多的企业。

这样,我手里积累了几千万元自有资金,这在上世纪90年代初是难能可贵的,我考虑资金的用途和企业的发展方向。我探索过发展房地产,为此我在公司里专设了一个房地产开发部。但是在实践中我发现,这个行业的寻租现象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开发商要讲究最低成本,如果能降低成本,你不降,你就是笨蛋!而你的谈判对象是政府,你跟“老共”的代表谈判,你会不钻营?同样获取贷款,银行也是“老共”!所以,扭曲人格,挫败自尊,行贿受贿,这是这个行业,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的特色!实在与本人的性格格格不入,于是本人撤退!

这样,我便全副精力投入到高风险,高回报的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之中……

伴随着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管道业以塑代钢的革命,我开发了钢塑复合管生产线,这是一个大项目。按照人们的常识:塑料管是软的,压在城市高层建筑下面,有钢支撑的钢塑复合管比单纯的塑料管要使人放心得多!只要技术成熟,价格合理,市场是不会有问题的。尤其在北方城市,生活小区内的二级供热管温度在100℃以上,如果以塑代钢,就必然要用钢塑复合管。但是我在开发过程中,遇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既有本人开发经验的不足,资本运作的缺陷,更有我国金融改革滞后,及体制上存在的根本性问题,真是困难重重,危机多多。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项目在技术上欧洲人做败了,日本人也没做出来,因此鼓舞我,我早都想把这个项目扔掉了!结果“抗战”八年,我总算把重大技术问题一一解决(获三项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已授权,另两项2008年授权;近10项实用新型专利,均已授权)。当一系列重大技术问题全部解决,我已经倾家荡产了!

我把自己企业的土地、厂房抵债;把免费借给亲戚、朋友的住房五、六处抵债;把自家居住的别墅,这栋合肥市地理位置最好,10年后将仍然能保持最好地理位置的民居抵债!

这时我已不愿意再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了!不仅因为还需要大笔资金的投入我无能为力,更因为经过这八年的煎熬,我付出近3,000万元的学费,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因此我悟出了如何驾驭高新技术,既对其有力地推动实现社会效益,又稳稳地挣到钱,这技术和商业知识,一般企业家是不具备的!如何经营高新技术使其产业化这是我国经济领域最薄弱的环节,但对于我已经是长项,这是我一笔巨大的商业财富!我应当到更大更深的商海中去做更大的事业!

我看中了环保这个行业,并于2005年来到北京,准备立足北京,生意全国,放眼世界。

我必须面对一个现实:与资本嫁接,因为我没有资金。

但现实是:时下的中国人只认为投资股票和房地产能淘金,不少人连对开发资源的兴趣都已失落,别的一概是沙漠!投资环保?那不是学雷锋?去捐款?

我所能接触到的企业家、金融家,十分十分的少,只有五六个人,但实在不能恭维,也许他们之所以能荣冠“资本家”,口袋里有钱,就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当然,也可能是我的表达能力太差,我认为并不复杂的将他们的资金用于某些高新技术的经营,如污水治理,是可以挣到钱的,他们却感到云里雾里,捕捉不定。即使原来对高新技术有兴趣的金融家,竟然又调转船头去经营房地产,而且还很自豪地面对我:“你看!那多稳当,看得见,利润还那么大!”我哑口无言,“无力”反驳。而我很清楚:这一切,正是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极不正常的,病态的体现!

(四)省悟

于是我只好祈求于政府。我造访国家环保总局,拜见当前被相当多民众寄予厚望、口碑颇佳的一位副局长,由秘书接待。我将信和资料递上。信函原文如下:

××局长:您好!

我之所以写此信找您,因为您对我国环保事业的责任心和敢言,媒体对此的报导,使您超过一般局长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故我找您请求帮助和支持,就可以理解了!

本人汪兆钧,是安徽省政协常委。两年前到北京即从事环保事业,特别是对污水治理领域的探索和研究。

众所周知:我国污水(不论城市污水,还是工业污水)治理的情况不乐观。不仅有很多该治理的没有治理,尤其是已治理的很多效果并不好!很难创建优质达标的放心工程!

为了有力推动我国的污水治理事业,特别是把在实践中验证较成熟的、可靠的先进技术,迅速推广,创建一个个高质量的污水处理工程,本人根据自己从事二十多年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实际经验,创造一个商业运作模式,简称:“高新技术+资本运作”用之于我国污水治理事业。其核心内容是:用资金支持,将成熟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免费安装到治污现场,在实际运行一段时间后,经当地环保部门检测达标并认可,方才付款给供应商。——这样,就使每一个污水处理工程均成为优质达标的放心工程!而投资商在这一商业过程中,不仅资金运行安全,又挣到钱!——这样,他们才乐于投资,乐于推进这项事业!

我请求您提供帮助和支持的是:根据您所掌握的信息,目前在从事或想从事我国环保产业投资的机构、企业和个人,将他们介绍给我(请注意:是介绍,而非指令!指令——就勉为您所难了!!)。

搞经济,就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我国的环保事业固然需要政府大力支持,但最终还要通过经济手段去落实,去实现。

我只需要您提供以上信息,并有可能把我介绍给这些投资商,——这作为政府,尽了职责:将社会资源嫁接!接下来如何落实,实现,这一切就是我们经济工作者的事了!

我请您帮助的事对于我来说很难,故才劳您大驾!您的支持将会使我这两年的辛苦得以结果,为祖国的青山绿水贡献一份力量!

为了使您适当了解情况,这里我将我要给投资商的演讲提纲(幻灯)给您附上。虽然概括,但反映了本人一个经济学的观点:投资商投资于高新技术用于我国污水治理,投资风险是极小的,而且是挣钱的!

我希望我所要做的事能获得您的理解和支持!

您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本人随时听候指示。本人的联系方式和身份证明均附在演讲提纲之后。

敬礼!

汪兆钧

2007年5月21 日

我知道局长很忙,故过了一个月后才打电话询问。秘书说:“局长可能在研究吧!”我说,那你把局长的电子邮箱给我,我给他发一封电子邮件。秘书说这不便。于是我只能要来秘书的邮箱。

这样,我又给局长第二封信,电邮原文如下:

××局长:您好!

我是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我在5月21日给您的信和有关资料,秘书告诉我您已收阅。我将随时听候尊旨。

这里再补充一下我的商业运行模式的意义:不久前,太湖绿藻污染,轰动全国。乃至温总理亲自视察,到居民家中饮用自来水,深令人感动。可见,解决问题的紧迫性!

我的商业运行模式,将会使我国有关这方面的去污技术脱颖而出!因为这一商业运行模式能充分体现:社会的需求,比十所大学还能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即科技的进步!

另外,您比我更清楚:我国的水污染程度已经是世界第一!
但是我所看到的是:我国的污水处理技术将会是世界第一!

我相信:我们经过努力能出口我国的污水处理技术并对外承包工程!

其实我所需要的起步资金并不多,1亿元即可。当运作起来后,各投资商们看到:既造福社会,又挣到钱,甚至比当前的股市还挣钱,他们自然会纷纷入股!

我是一个实干派,工作节奏很快。故不啰嗦。

敬礼!

2007年7月5日

我决定这是我给局长的最后一封信,再也不打电话去骚扰局长大人了!

7月24日下午,正当我在忙碌中,手机响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电话号码:01066556222,在手机里向我介绍,她是国家环保总局科技司的张小姐,并告诉我:“××局长已经把您的信转给了我们,您有什么好的技术我们可以帮您发布信息。”

我说:“我不需要发布信息,我只希望你们提供对我国环保事业感兴趣的投资商!”“不好意思,我们没有这个窗口!”

“什么?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问。

“我们国家环保总局没有这一项业务,因此我们也不知道对我国环保感兴趣的投资商,所以也无法给您提供这样的投资商。”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只好强调:“我只是叫你们介绍,人家是否愿意投资,这是我的事,做生意都是自愿的,我相信我能说服他们!”

张小姐非常客气地又重复了一遍:“因为我们没有设这一窗口,因此不知道。无能为力。”

我当时激情涌起,本想对她一连串反问,但一想,她又不是局长,无论年龄、身份、知识,我跟她都不对称。“那就算了吧!”我说。

挂上电话,我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如果是局长,我将反问他:“如果国家环保总局连谁有钱要投资我国环保都不知道,你只能发布信息,那你就改成中国环保信息发布中心吧!我们中国没有国家环保局!”

我还要告诉他:“有些技术你已经发布10多年了!现在需要的是做!不需要你没完没了的说!”

当我的心绪平静下来,便深深地叹一口气:“我们的滇池污染了,巢湖污染了,太湖的水也臭了!我们13亿人口,就这样糊里糊涂的过日子!”

此时我胸口发闷,一样东西堵在喉头,我的大脑像台打字机,啪啪啪啪的文字闪在大脑中:“体制,制度,这完全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存在的问题!——我一定要公开的说!”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想把“体制”,“制度”这两个名词放在自己的头脑里,因为这会使我烦闷不堪,我总是用埋头做事驱赶它!然而如今已不能回避,它使我,使几乎全国人民都感到没有出路,这个社会制度几十年来一直捆住建设者们的思维和手脚,即使当今执政者鼓励“经商,挣钱,积累财富”,现实是障碍重重,正路难寻!而在当前改革止步不前的时候,还有人要退回到祸国殃民的老路死路上去,因此我该讲讲话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公民的责任和权利!而且要直吐胸臆,不要遮遮掩掩,要明确:“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而改革的目标——必须走民主宪政之路!”

人类的所有精神财富,任何主义、思想、理论,都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为生活得更美好而最充分发展生产力,以科学发展观,保护和鼓励人们的创造力,以使繁荣的今天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明天。没有任何道理说:我们的生活及实践就是为了要证明某个主义、思想、理论是正确的!所以当前,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摸着石头过河”,去探索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要了!如此的“摸”下去,代价太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倒是一条真正的真理!

世界上已被实践证明的富民强国的样板有的是!被实践证明不用很长时间,只用30年就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样板也有的是!远的不说,日本、我国台湾就是榜样!虽然国情不同,环境不同,但一个相同点:都走的是民主立宪之路!所以东欧各国、俄罗斯都抛弃了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

由于长期的新闻言论封锁,没有自由活跃的思想空间,我国很多人知识受限,思想走偏。所以才有那17位和170位,以及更多的老人,处于不能总结历史经验的悲哀!他们也因此无法理解,俄罗斯人民对已故的叶利辛总统的高度评价和热爱。即使用唯物辩证历史观,也已经可以给叶利辛盖棺定论了:“叶利辛,他是继彼得大帝之后,俄罗斯民族最伟大的改革家和统治者!”俄罗斯人民缅怀他,纪念他!

我们希望出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出现中国的叶利辛!

胡、温二位领袖:尽管我们当前的制度,谁都不喜欢,就是您们二位也不一定喜欢,因为它使您们在国际上受到批评,甚至屈辱。比如:今年春天,当胡主席在莫斯科似乎很风光地在庆祝中俄友好年的时候,就在您的眼皮底下,我国有百万同胞正受着俄罗斯当局的驱赶,俄国主人都不给您留一个面子!我在自己的斗室里面对着电视荧光屏在替您难受。他们对您和对我们国家的不尊重,这是因为俄罗斯领导人非常了解我国的软肋!非常了解您作为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软肋!他们不仅了解,而且能捏住您和我们国家的软肋!——当前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政权是不代表中国人民的!在这个制度和政权下产生的领导人如果还能够生存,却不带领他的人民进行制度改革,那是这个国家太大的不幸,却是领导人偶然的幸运!

所以我应当对您们直陈主见,哪怕某些卫道士们拿我开刀!

我给您们写这封信我是做好各种准备的。

再过几个月,我就是周60岁的人了。如果把我送上法庭,阿弥陀佛!我对把我送上法庭的人充满感激!只要他们依法行事,执行公布于众的国家法律,说明他们有人性和理性,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在法庭上,我将自我辩护,就像半个多世纪前古巴的卡斯特罗在法庭上发表的演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但是遗憾,卡氏建立的独裁政权比给他提供法庭的巴蒂斯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演讲题目是:《历史将证明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子》!

而我们中国的情况更可能的是:把我像对待林昭,张志新,刘少奇,彭德怀那样,临处死都不让你发出声音!这种执政者还配在这个地球上享有球籍吗?!

当然,如果我这个人莫名其妙地消失了,那么因为我写了这封信,人们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愿与您们二位对话,把话说透!

九、对策中国政治改革

胡温二位领袖,上天赐给了您们二位创建伟大历史功勋,为中华民族建功立业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如果您们二位审时度势,为民请命,扭转乾坤,那么毫无疑问,您们将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孙中山之后最伟大的革命家,是人民所公推的真心拥戴的领袖、统治者!

分析如下:

(一)、您们领导改革

1、时机已经成熟:

如今,不仅基层的民众要求“变”,党内的干部、老同志要求“变”,表达出来的还只是很小一部份,更大更广泛的求变意识还被压抑着,隐蔽着,包括共产党内高层,大家都意识到“要变”,只是在观望着,等待着,乃至于您们不变都不行!……

这时,您们只需稍稍启动舆论,民众就会“觉醒”,当您们朝着民主改革的方向“启蒙”时,党内任何派别都不敢跳出来公然反对,因为民众很快就会把他拉下马!

事实上,中国当前的宪政改革,除了极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和弱智的思想顽固分子外,会获得几乎全社会的拥护,包括中共党内的高级干部,包括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并非毛主席的“阶级斗争”,更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所谓“革命”!宪政的建设是完善中国的法制,使人人都有安全感,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近期安全和远期安全,特别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安全!否则他们即使恩宠有加,也在“双规”阴影的笼罩下,幸福随时伴随着灾祸!以生命和身败名裂为代价的“幸福”谁都不喜欢!宪政建立的公平竞争,它不同于体育竞赛,必须在同一起跑线上。事实是:公平的竞争规则,而每一个人却都在不同的起跑点上。显然,这对“既得利益集团”成员更为有利!

“杰出者出”是历代所有社会制度追求稳定的通则,而言论自由,开放党禁的宪政民主社会是超越历代所有社会制度的繁星灿烂的天空!

对于中国当前的“权贵阶级”,如果你想成为合法的令人敬慕的高级白领?如果你想成为令人尊敬的清官?令人崇拜仰慕的政治家?那么只有通过当前中国的宪政改革来替你正名。看看当今中国国内的互联网,人们对贪官的痛恨,你即使两袖清风都会被喷入贪官的粪桶。可见,当前我们的制度已经到了非改革它,非改变它,非甩掉它,才能为众多政府官员、众多国企CEO恢复名誉,摘帽正名的地步!

2、 军队国家化:

如果十七大之前您们还强调“党指挥枪”,那是为了应付政治对手。那么从现在开始,您们就应当强调“军队国家化”!这在解放军里目前已具有相当基础。这样,您们就牢牢地抓住了国家的“神器”,在您们改革的全过程中,任何人都不敢发动政变!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发动政变,其结果比苏联政治局发动8.19政变的结果还要惨!即使有人有这个念头,都会被他亲密的战友和同志所抑制,甚至揭发检举。

3、治理和建设:

当前中国要求民主的能量十分巨大,但是民主的基础却十分薄弱。所以一个稳定的改革环境十分重要。您们二位正起到这一伟大的历史性作用。起到中国社会由两千多年专制到现代民主社会过渡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中国的客观情势将决定您们二位在五年任期后的下一个选举年,仍然会高票当选,而为中国的民主改革保驾护航。这是人民的愿望,也是历史的选择。这样,您们牢牢地把握住了国家前进的方向,同时又将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攥紧在自己的手心!这真是上天独给予您们二位的恩宠啊!

因为民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才智迸发了,很多中国的问题、难题应当由人民群众和他们当中的精英去解决。您们二位就不用像现在天天疲劳,天天紧张了!因为民主了,您们的神经放松了,智力游戏增加了,日子反而轻松了,愉快了!也因此中国改革的成本降低了!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智慧、素质和国际地位都大大地提高了!

(二)、您们之外的人领导改革

但是,如果您们二位不动,如您们第一个任期一样,让各方对您们都雾里看花,实际上却走着继续“坚持”的老路。那真是您们二位的不幸,是中国的不幸!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不幸!

为什么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不幸?

因为它一贯的过于专制和保守,造成的“精英淘汰制”,使它的接班人,不是贪官就是庸人,无法应对变化的形势,客观上使自己被压挤,甚至失去今后在中国政治舞台的生存空间!而且,庸人处于高位,很可能就变成了罪人!最起码,您们作为这个保守的、不思进取的党的“大总管”,去为那些贪官污吏们买单,值得吗?!

辩证的唯物历史观告诉我们:历史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代表历史的方向,代表人民大众的意志,因而发挥自己特定的社会作用,谁就是英雄!如果您们二位拒绝领导这场中国的民主变革,那么您们就把这一变革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别人,只是变革的成本和代价增大而已,却无法阻止这场变革的到来!

历史在浓缩,人类在进步。二次大战以后,人类社会的伟大变革,已经不需要通过暴动,不需要通过战争,甚至都不需要通过街头殴斗来进行。特别是伟大的东欧巨变和俄罗斯民主化革命,她们展示的多幅历史画面告诉人们:任何一批人,哪怕只是几个人,只要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意志证明是多数人的意志表达出来,仅仅只要表达出他们是多数人!那么伟大的革命就已经爆发,并已取得了成功!——这一切,她们均可以在现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迫使政权改变性质,或者推翻这个政权。

而这一切只需要几个月,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就可以完成!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当今人类社会智慧的提升和现代通讯工具的发达,才能创造这伟大的社会奇迹!这是最使独裁者感到心惊肉跳,专制政权处于风雨飘摇的致命武器!

比如,在中国,一旦人们对最高当局失去信心,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既得利益的保护者,是特权的享用者,是腐朽政权的维护者,那么很快所有中国国内的维权人士、民主人士、自由信仰人士,或者哪怕只是愿意以政治为职业的青年和社会工作者,几个人,几十个人就可以发动起来。以及,来自共产党内的认清形势的革命者,大家因为认知的相同,诉求的相同,任何发动,都会得到响应,现代通讯工具立刻会把这共同的认知和诉求汇成洪流,这就是时代的潮流!

分析如下:

1、地方产生叶利辛:

如果说,苏联的叶利辛产生在莫斯科,那么中国的叶利辛可以产生在中国的任何一个省份,乃至偏远的省份。也就是说在中国产生叶利辛的几率要比前苏联多几十倍!这是因为:当前中国普遍具备产生叶利辛的土壤和空气。

比如,某个省,最好来自于共产党内的一把手,二把手,如果是第三把手也可以。他只要表态同情或支持民众的某个诉求,如某项维权,村庄被集体强迫征地,或工厂下岗职工或在岗职工的集体维权,都可以!媒体报导他对维权者的同情和支持,并发表一些他关于民主的言论。这显然与党中央没有“保持一致”。这时,省内的一、二把手,他的政治对手,出于权斗的艺术,他们都会保持缄默。他们警惕,观望,观察,他们能做的是向党中央打报告,汇报事态的发展……

我们可以想像:想成为叶利辛的政治家,一定具备对民主的强烈认同和坚强的性格,同时应具备一定的政治谋略。因此,他一定会对他省内的情况和人脉有所了解和掌握。最好他能跟地方的军队有交往。假设最坏的情况,他与地方军队没有任何联系,地方军队就只执行上级的命令,那也没有关系!

他所同情和支持的维权团体是他民主大军的基本队伍,他的秘书班子可以到该省省委党校或省社科院随时找到,因为当前我国所有的共产党党校和社科院都具有改革求变的种子!

该省的媒体会非常热心地对他“特殊”的、有新闻价值的言论和行为进行报导。

这时,该省的一、二把手对这位“叶利辛”进行的提醒,谈话,暗示,警告都没有意义了,只有等待党中央指示,然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对“叶利辛”进行:“批评”、“批判”,及“免职”、“调离”,等等。

而群众听到消息,聚汇省委大门:质问,抗议,游行,甚至冲击。

这时“叶利辛”走出省委大门,来到群众中,向群众挥手致意,并向群众表示:要冷静,要守法,“你们的维权是正义的,是合法的,全国人民是同情的,是支持的。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么!我们要相信党中央,要相信……”他的行为和言论通过媒体,传遍全国。

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怎么办?

A、坚持免职、调离?可能无法平息事态。
B、抓捕?或诱捕?将会激发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甚至暴乱。何况“叶利辛”不是傻瓜,群众已将他保护起来。
C、发指示,请他到北京汇报工作!
D、中纪委出动,调查收集“叶利辛”个人资料,即使够不上“双规”,也要在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上把“叶利辛”搞臭,让他失去在群众中的号召力!

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最后决定采纳C、D两方案,并且同时进行。

“叶利辛”向群众告别。在广场上他发表了关于民主的演说。广场上有人向他提问:“如果你到了北京,被扣押,被判刑怎么办?甚至可能被处死!”“叶利辛”慷慨陈词:“他们处死我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中国像我这样的人还很多,在后面排队!我死了,他们的画皮就撕开了,他们就把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大家都知道,妖魔鬼怪是最怕暴露在阳光下的!(台下掌声)如果扣押我,把我关起来,那么塑造一个昂山素姬,甚至塑造一个曼德拉又有什么不好呢!”

在震天价响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他的声音和画面传遍了全世界……

“叶利辛”来到北京,无论中纪委,政治局常委怎样找他“谈话”,全国的维权和民主运动的火已经点燃,各地的民主化运动已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对“叶利辛”的慰问信和支持信每天都有成百上千封像雪片一样飞来,他已是全国和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

不用很长时间,几个月就可以了,伟大的、真正的、中国的叶利辛诞生了!

2、中央产生叶利辛:

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国家副主席等,都可以成为中国的叶利辛。乃至,他的社会声誉不好,他在上层的政敌很多,口碑又不好,都无关紧要。因为人民需要叶利辛,时代需要叶利辛,历史宽容应运而生的时代英雄,并洗涤他身上的污点。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都可以成为中国的叶利辛。只要他们愿意,只要他们有决心和善于操作,当前的中国社会都为他们提供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机遇!

假设中国共产党上层都是胆小鬼,都不愿意扮演叶利辛,怎么办?

3、群众创造叶利辛: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和中国当前的国情所决定!

当前我国的维权人士和民主活动人士有数百万人,加上各类宗教等自由信仰人士,最少有数千万人,包括这些人的家庭成员,保守估计也有近一亿人,如果把他们的亲戚朋友和所能影响到的人都算上,即使不到10亿人,也有好几亿人!在这些人中有各类团体和组织上万个,哪怕这些团体很小,组织很松散,都无关紧要!目前这些团体、组织和个人,有的在用生命维权,但是,他们很快就会懂得: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把最多的人的意志,用合法的、合情合理的、轻松的、甚至很愉快的方式表达出来,用所有的人都愿意参与的,甚至可以作为乐趣参与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注意:一定要表达出来!这是维护自己权利,回应自己诉求,见效最快,力量最大,最根本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因为这上万个团体和组织中只要有几个团体,矢志不渝、持之以恒地做好他们完全可以做好的几件事,一个伟大的时代就到来了!

比如,他们可以用手机群发短信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同时叫亲朋好友接力群发。短信的内容是:告诉对方如果想获取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登录海外中文网站,如《动态网》及下载它突破网络封锁的“自由门”新版软件等。

因为这些短信分散发自全国各地,且不要说它不违法,即使在技术上也无法对它封锁!所以这些短信可以发送全国,覆盖全国!

同时群发类似这样的短信:

“你想生活更美好?
请把衣服装饰上蓝色。
你希望更多的朋友和友谊?
请把汽车、房屋装饰上蓝色。
请群发这一短信,
让你的亲朋好友,
都装饰上蓝色!”

“物价上涨了,
你有压力了?
不公平,不公正,
你受伤害了?
把衣服、房屋装饰上蓝色,
把这一短信群发给你的亲朋好友,
一切都会改变,
将有一个美好的世界!

“朋友,
对现实不满?
要求改革?
就把衣服、房屋、车辆,
装饰上蓝色。
用短信发给你所有亲朋好友,
大家都装饰上蓝色,
力量无比强大!”

“电流把我们联结,
我们的心筑起新的长城,
我们要人权,我们要选择!
用蓝色装饰衣服、房屋和汽车,
我们是绝对的多数!绝对!
蓝色,蓝色,蓝色!”

可以想像,这手机接力群发的速度是多么快!它与原子核爆炸的递级形式相类似!核爆炸的递级速率是: 1∶3∶9∶27∶81……;而手机短信的递级速率是:1∶10∶100∶1000∶10000……;甚至更可能是:1∶100∶10000∶1000000……!

只要及时接力群发,这传播速度是令所有人都不可想像的吃惊的快!这种短信的内容法律上不应封锁,技术上也无法封锁!

可以想像,中国只要有一个城市,人们开始用蓝色装饰自己的衣服、汽车、房子,那么不会很长的时间,中国的其他城市,信息会传播开来和纷纷效法。陆续,一个个城市和乡镇,人们都会在自己的衣服、汽车、房子,乃至饭店、商店、街道、马路装饰上蓝色。那时可以想像,中国将是什么样子!

中国人本来就有穿蓝色衣服的习惯,禁止穿蓝色衣服是不太可能的。那么怎样区别颜色革命的着衣者和普通穿蓝衣公民的区别呢?非常简单!只要对穿蓝衣的公民拍拍他的手,一个微笑就可以了!最多再吐出几个字:“民主,自由,选举,宪政!”更可以了!因为在中国,人们本来就对共产党一党专政普遍反感,到了这时,蓝色即表达反专制的潜意识,所以用语言一点即明,人们一点就通,不到几分钟的沟通,蓝衣公民即懂得他所穿蓝色衣服的政治含义,他会给予回应:一个微笑,回对方一个击掌。这种手对手的击掌反而成了反专制的人们互相沟通,互相交流,互相鼓舞,互相激励的最简单最有效最默契的方式!

是人们突破人际陌生,近距离传递信息,密切思想感情,增进团结,提供支持,共同行动的最佳表达!而且可以反复传递,频频表达,不断激励,这大大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

如果说台湾的倒扁红杉军未能倒扁成功,那正说明台湾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必须按照更多人所公认的法律程序有序进行!那么这在既没有法律程序,又没有公认合法选举产生的中共政权,如果面临类似台湾红杉军的挑战,就只能用坦克镇压,如“六四”天安门事件,否则政权即土崩瓦解!

所以“吃一堑,长一智”,中国人民不会再用肉体去与枪炮对阵了!

当蓝色标志已经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在马路和街道,在人们的家里和衣服上显示时,中国人民这时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意识:人民是可以主宰这个国家的!

那普遍蓝色标志所造成的环境氛围,已经可以使所有的人都能畅所欲言,使所有精英们的思想和思维都空前解放。社会性的解冻,社会性的温暖人心的气温提升,春天到了,空气和土壤都充满了生机,执政者已经抓不住媒体了!众多的小“叶利辛”们从各方面涌现,聚会、演说,开始宣传,组织社团,要求参选!而此时共产党内的大“叶利辛”们,已不仅仅是蠢蠢欲动,他们不满足于串联组织社团,而是在策划另组政党了!

人民创建的短信接力群发网络,和颜色表达的群体意志,具有无比强大的力量!

如果说,蜘蛛网可以杀灭苍蝇和蟑螂,那么这个短信接力群发网络可以覆盖整个专制政权,使它按照颜色表达的人民意志去动作!

为了避免与当局正面冲突,避免流血,使民主力量不间断地、可持续地、不疲倦地、无法被压倒地壮大,人民完全可以使用“意志大比拚”的方式,逼迫当局改变路线方针,接受民主宪政:因为颜色已经在所有公开场合传递表达了人民的群体意志,所以,行政当局召开的每一个会议、集会等,会场上只要有一个人带头鼓掌,他的周围及很快全场就会响起有节奏的掌声,那掌声喷吐出全场的心声:“民主!——自由!——选举!——宪政!”

这时会议主持者如果公开赞同并说出全场的心声,会场会对他报以热烈响应的掌声,他会受到喝采、拥护,而且名声大振!否则主持者就会很尴尬,在台下的掌声和众目睽睽的目光中,使他孤立、无奈,丑态百出。

此时,任何统治者都不敢说:中国人民不懂民主,不会民主!

此时,任何军人都不敢对富有理性,意志坚强的群众、民众、人民开枪!军人的手会发抖,在强大的社会声势下,面对民众坚定的目光,他们会气愤地把枪扔下,甚至调转枪口!

根据本人的体验和体察:这种群体意志的表达完全可以在中国的“两会”,即政协会议和人大会议上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因为全国没有哪一个政协委员愿意自己永远做政治花瓶!

没有哪一个人大代表愿意自己永远做橡皮图章!本人参加了近十年的政协会议,每次开会在会上委员们都对此愤愤不平,但最后都吞到肚子里。如果有了蓝色标志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全国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完全可以将这种潜意识的群体表达方式,运用得出神入化,精灵剔透!那么毫无疑义,那富有节奏感和表现力的掌声是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多年郁闷心底呼之欲出的心声!

如果全国有一个省或两个省的政协会议或人大会议出现了如此壮观的场面,那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执政者就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处境和人民的意志了!

中国社会的舆论、空气,开始出现了一边倒!

当然,执政者可以事先下发红头文件,或秘密地层层传达“指示”(命令):“在开‘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准穿蓝色衣服,不准在衣服上佩戴蓝色的标志”等等。

然而,这一切已经宣告了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政权是如此的脆弱,已经丧尽民心,这是不打自招,昭然若揭!这类“红头文件”和“指示”此时反而成了鼓舞人民反专制的勇气!人民已经看见了胜利的曙光!准备迎接喷薄欲出的朝霞!

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只能用和平的方式,用提高人民大众民主的意识去实现!任何暴力都是对民主的反动,对人民的反动!

如果有阴谋家想挑起事端,为镇压寻找藉口,人民都要及时给以揭穿,并公布于众!
如果阴谋家一味要镇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事实上这时一旦动用军队,阴谋家的败局已经定了!
他等于赐给了解放军年轻的军官们以施展抱负和才能的机会,赐给了他们为国立功的机会!
因为中国已经不是20年前的中国了,军队也已经不是20年前的军队了!

今天,互联网信息时代,解放军的年轻军官们都大体了解世界的大势和人民的需求,“军队国家化”已经潜移默化,只是处于没有浮出水面的潮流,基层官兵们都知道:军队国家化,比党指挥枪对国家和对他们自己更有利!

你要镇压吗?那么群发如下短信,传入军人的每一部手机:

“警察,军人,放下武器!
你们有父母、姐妹和兄弟,
不要让他们哭泣!
指挥你们的人很孤立,
调转枪口!
人民和你在一起!”

“人民养育军队,
军队属于国家,
不属于任何集团和个人!
军队以保卫国家为荣,
以镇压人民为耻!
为国建功立业吧,
不亏英雄一世!”

颜色作为信号会使军人们的意识、意志迅速互通。甚至还没有等阴谋家调动军队,当形势动荡的时候,解放军里只要有一个师,武警部队里只要有一个支队,率先公开表态:“支持军队国家化!”

那么电波和电流将会传遍全国,掌声和欢呼声一片!他们会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这时陆续会有一批批解放军部队跟进表态,响应和支持。此时,如果有哪个集团军的将领敢于公然跳出来压制,强调“党指挥枪”!那么正好,他为其部下,年轻的解放军军官们解除他的兵权以藉口,这个集团军反而成为中国民主改革更坚强的推动力!——因为当前,“军队国家化”已经在解放军中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潜流,震撼在解放军基层官兵的心中!

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已如秋天,苹果熟了的时候!
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已是蓄时待发,喷薄欲出的不可阻挡的洪流!
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处处是火星,只待一个传递沟通方式,星星之火,迅速燎原!

(三)、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据我所知,胡锦涛主席很欣赏四个字:“高瞻远瞩”。我相信胡主席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这是一个创造伟大人物的历史时刻,这是一个人民期盼着伟大人物出现的历史时刻!胡主席,温总理,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站出来,高举宪政的旗帜,都会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都会成为继孙中山之后,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而您们联手站出来,那更是中国的大幸!中共的大幸!全世界都会为之感动,为中国欢呼!此时,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会像1988年汉城奥运会一样,掀开一个伟大民族新的历史篇章!那奥运五环旗将更加鲜艳!

最后,我以一首诗作为结束:

“喷薄的朝霞
火红,火红,
两只凤凰的翅膀
吧嗒,吧嗒:
‘圣雄甘地
马丁·路德·金
曼德拉!’
这声音涤荡九州,
盖过一切嘈杂。
非暴力不是懦怯,
理性和意志展示光华!
用电流把心声传递,
用颜色把意志表达:
‘公平、公正,
自由,民主和宪政!’
用简单的语汇,
用整齐的步伐,
啊!
共振!共振!
瞬时迸发,
力量无比强大!
真理、正义把一切暴力摧垮!
专制集权的所有构件,
如多米诺骨牌
哗啦,哗啦 ……
让我们用智慧和开阔的胸怀,
建设自由民主的大厦,
我们交给儿孙们的中国
光明,伟大!”


敬礼!

汪兆钧

2007 年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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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后面:

我写这封公开信的个人目的十分明朗,我可以向全社会公开。即:把我自己推销出去!让有眼力的投资家了解我,认识我,因此与我联袂合作。我们用国际领先的技术和运营方式,不仅治理中国的污水,而且治理世界的污水,我们可以因此跨出国门,成为世界级的企业家!——

如果中共党内的左派们批评我私心杂念太重,应当“斗私批修”!我也无奈。而且让他们从我这公开的个人目的里去深入挖掘“阶级根源”吧!

向一切人敞开胸怀的:汪兆钧

有意投资于中国环保,污水治理事业的国内外金融家、企业家可以直接跟我联系。手机:13141323089;电话:010-85766007;010-85782674 ;Email:wzj320@126.com

就高智晟律师被非法抓捕一事致胡温的公开信

【大纪元10月27日讯】胡先生、温先生,二位好:

我是中国大陆一名普通的民众,惊闻高智晟律师发表又一次的公开信而遭当局带走至今已十余天,心中有感要对二位述说。

高智晟律师被称作为“中国的良心”,乃是一位侠骨仁心的维权律师,他为法轮功遭受无端迫害而秉笔直言,不顾自身安危,此种舍生取义的行为是可以撼天地,泣鬼神的。诚如法轮功遭受迫害已成当下中国无法回避的隐痛,当初江某人定下要以“莫须有”罪名来加害时,早已将参与此事的一切恶人恶行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必将永世遭人唾弃,古时的秦桧因为陷害忠良而遭万古唾骂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此等恶人恶行打击的是天下最根本的人的善良与道德,是必将以惨败而告终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只等真相大白天下的一天,而这一切终将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变为现实。个人愚蠢的行为怎可以破坏人类根本的道德和阻挡历史滚滚的洪流?那一切惨无人道的恶行哪天一旦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便是恶人恶行将要灭绝的一天。

胡温二公能审时度势,没有参与这一迫害,实乃是明智之举,因为二者的睿智定然早已知晓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但希望二位能顺应天意与民意,更迈进一步,成就天下甚至将万古流芳的好事,为法轮功的冤屈平反,释放包括高律师在内所有无辜人士。为大家都赢得一个光明的前程,岂不是天下第一的好事?

当此光明来临之前的黑暗,在邪恶仍在横行之时,高智晟律师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参与到这一反迫害的维权行动中来,此公的大公无私,为了维护正义与真理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大仁大义已感动了海内外无数的正义之士,大家都有感于他的这一义行而自发声援,并将汇聚成一股洪大的声援之势,在海内外的反响也会愈演愈烈,直到高律师能够平安的再回到众人的期盼与注视中来为止。望胡温二公能感天意,知民意,顺应历史的潮流,不要再让善良无辜的人流血流泪,为大家都赢得一个光明的未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此致

祝一切顺利!

一位中国普通公民 林清

2007年10月27日

注:林清非未来中国大学人士,报名参加未来中国大学“接力声援信 营救高智晟”活动
(http://bbs.futurechinaforum.org/viewforum.php?f=193)为高律师呼吁。

【附】未来中国大学接力写信营救高智晟律师活动简介

未来中国大学是在网上创建的一所民办大学,站点是“未来中国论坛”,由“未来中国基金会”出资。她是目前唯一一所主要向大陆招生却丝毫不受中共控制的中国大学,承担着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同时结合发展现代教育的使命,正在为几千所中国高校在没有中共的未来尽速清除其几十年毒化洗脑的残留党文化树立示范样板。她的师生人人都退出了中共,占绝大多数的大陆师生通过突破网络封锁来校讲学上课、参与社会实践。未来中国大学属于全球华人。

未来中国大学的社会实践之一就是向全球写信,发出中国大陆民间知识份子的声音。启动这次营救活动时,我们响应了真相调查团的倡议,采用了题图所示的黄丝带作为标志。从《高智晟致美国国会公开信全文》完全可以看出,高律师不愧为“中国的良心”。“改变中国似乎如此之难……改变中国又如此之易,那就是每个人内心道德良知的复苏。”我们与高律师同此感受;不仅同感,更愿同行:提前为未来中国而学习、作准备,当然乐得跟公众拥戴、不久将“高票”大赢的人类杰出者并肩奋斗。

在每一封信的后面,都附着我们学校师生的左手签名,为什么要左手签名呢?因为中共的特务遍布全球,如果我们用平时习惯的右手来签名,那么共特就可能会通过辨认笔迹来搜查我们的师生,进而威胁其人身安全。

广东知名网络作家陈启棠遭公安带走

【大纪元10月27日讯】(天网义工黄琦报导2007-10-27)10月27日凌晨1点40分,中国大陆知名网络作家、维权人士陈启棠的亲属致电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陈启棠在昨晚零点【26日凌晨】左右回家的时候被便衣警察带走了,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我们家里的车子也在26日被开走了。

天理实名陈启棠,广东省佛山人,是高产政论作家、时事评论员和维权志愿者。长期主持维权联盟论坛,目前关注的重大案件是广东佛山南海三山农民维权案件。

采访结束时,陈启棠的家人告诉我们:我们怀疑陈启棠因为负责三山地区农民土地案件而被当局带走的。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希望广东佛山当局立即释放陈启棠先生,保障其自由写作和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基本权利。

来源:六四天网

昝爱宗:网络维权人徐祥被政法委书记陷害

【大纪元10月27日讯】2007年10月27日,礼拜六中午,我致电湖南长沙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党委书记谢树林,其手机电话为 13786126677,办公室固定电话为0731—8667366,请求采访他与徐祥之间的纠纷和矛盾。不料,他的手机是彩铃过后没有人接——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接电话,于是我又给他发短信,问他能否接受我的电话采访,可是这个长沙市政法委书记很忙,似乎无暇回复。无奈,我只得在过一会后,再给他发短信一次。

10月23日,中国徐祥名记在线网主、中国反腐周刊(香港注册)主编徐祥和中国舆论监督网站网主李新德一起,手拿一份标题为《长沙政法委书记插手判决陷害记者——二奶告原配"借"款70万案一枉再枉》的打印材料来到了湖南省长沙市政法委,该文中援引当事人说法称该政法委书记谢树林为"了难书记"(长沙话,即擅长收受他人钱财替人消灾)。为了更客观公正,李新德和徐祥把写好的稿件呈送给了长沙市政法委书记谢树林,并征求他的意见。谢树林在看了稿件之后大发雷霆说,我正找你们呢,你们还敢送上门来,并声称稿件中称他为"了难书记"是对他的诬陷,已经构成了犯罪。李新德告诉谢树林,征求意见稿没有在公开的场合扩散够不成诬陷。谢树林拿出了一些材料辩解说,我们市政法委是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进行协调这个案件的,并没有干预法院判。事后,徐祥却被该书记以持过期假作家证招摇撞骗为名给予拘留十天。报导中的当事人曹某也被公安局叫走了,以报假案为名同样拘留十天。

10月26日,我通过湖南的新华社湖南频道和红网看到有关徐祥的"正面报导",称徐祥冒充"中国名记"招摇撞骗被依法处理(2007-10 -2616:20:54稿件来源:湖南星辰在线)。报导没有署名作者名字,内容大致是:近日,有网站上出现《出师未捷身陷囹圄"中国名记"被拘留》的消息,称"中国名记"徐祥在长沙"采访"遭遇"悲剧",文章严重失实。据了解,徐祥并不是新闻记者,而是冒充"中国名记"和全国多家媒体记者身份招摇撞骗,利用部份人的无知骗取钱财,已触犯国家法律。

该文称据公安机关查实,徐祥系江苏泰州人,高中文化,多年来一直自居"中国名记"。其实,徐祥系打着"记者"的幌子,通过网络接触有利益诉求的网民,然后替其撰写不实文章在网上发表,制造舆论压力,据此索要钱财。据进一步查实,徐祥并非新闻记者,没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新闻记者证,其在采访时出示的"沈阳市作家协会会员证"早已过期,沈阳市作家协会明确表示已不承认其会员资格,且由其本人承担法律后果。徐祥还持有"今日中国论坛调研部主任特派员"、"中国反腐周刊知名记者"等虚假证件。据查,徐祥此次来长沙采访,是受一起民事案件当事人曹某和刘某(系夫妻)的委托进行所谓"案件调查",事先收取了3800元"调查费用",并得到承诺根据"办事效果"事后再收取3至4万元现金或更多钱财。据此,徐祥以上述身份,以所谓"中国名记"的名义,采取到机关、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以调查案情为由,多次要求"采访"有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扰乱国家机关正常办案和工作秩序。据徐祥自己声称,他从事这一非法活动的目的"一是做点自己的事;二是钻国家法律的空子;三是赚点钱过点好日子"。鉴于徐祥的行为已触犯国家法律,其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希望广大人民群众不要上当受骗(编辑李兰香)。

10月26日晚上10时许,湖南红网也转发了这个稿子,不同的是红网加了一个记者的名字"洪湾"。到底谁是记者"洪湾"呢?中国舆论监督网站主持人李新德表示他感到惊讶的是,该文最原始的稿子竟然一无作者名字,二没有采访和徐祥一起约见谢树林书记采访的李新德本人,通篇都是来源不明的文革语言。李新德由此展开调查,发现长沙市政法委书记操控本地媒体为其撒谎助阵的丑闻——星辰在线的记者在电话里透露说,10月26日,相关部门急匆匆弄来一份材料,说上头指示必须要上。这个材料啥都没有,竟然也敢想以新闻稿的名义发表,记者们谁也不愿做这样的蠢事情,结果这个材料只好赤膊上阵,"裤头没穿也顾不上了,给书记帮忙要紧"。星辰在线上稿以后,有长沙官员沟通新华网湖南频道转用了这个文章,盗用新华社权威媒体的力量帮政法委书记助一臂之力,书记以后好说"新华社都是支持我们的"。而湖南红网的人在电话里发牢骚说媒体又被强权强暴了一次,他们又失去尊严一次。两个月前,湘西州长杜崇烟通过关系要求红网帮助撒谎说他没有强奸北大女学生。红网不得不捏着鼻子为他揩屁股,因为怕被人家骂,记者都不敢署真名,最后用了"洪湾"这个笔名,结果杜崇烟被胡锦涛总书记批示双规,杜成了一个倒霉孩子。这次,又有一个正厅级高级官员谢树林要红网来帮忙,并且还要他们写上记者的名字,因为有网友对星辰在线责问"文章为什么没有作者的姓名?"红网的记者们这次决定还是用"洪湾"那个意味深长的笔名。用他们解释说,洪湾的长沙读音就是"横完",延伸一下就是"横竖都得完"。

我看到新华社湖南频道发布的这个报导,就联想起刚刚从网上看到的一个报导,称温家宝的老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杨遵仪过百岁生日,温家宝向其师发来贺信,称"47年前您是我的老师,今天您仍是我的老师。"这个消息不是新华社报导的,而是10月27日湖北《长江商报》报导的。按照中宣部内部规定,与政治局常委有关的新闻报导必须由新华社报导,而长江商报报导不但违规,而且有"造假"之嫌,如果这个报导让长沙的政法委谢树林书记处理,一定先把报导的作者(记者汪志通讯员 曹南燕) 先抓起来不可,至少可以像对待徐祥一样被称报导不实而被拘留十天,因为他手里有大权,也有宣传部的内部依据——其实党管新闻就是这样,不管有没有事实,只要他认为不实,就是造假,就是招摇撞骗,而不认真调查事实真相如何,就可以直接给予记者或撰稿人拘留处罚。

这样的荒唐事,在中国比比皆是,我碰到过因为报案情况不准确而被公安机关以"报假案"而拘留的,有农业大学学生在网上转发藏头诗讽刺某市市委书记某某某是个腐败分子而被拘留的,也是举标语喊口号而被拘留的,也有更多因写文章得罪权贵而拘留的,徐祥正是其中之一,由此可见政法委及公安权力大无边,只要看不顺眼就可以拘留人,不管他是否符合治安处罚法具体处罚的法定标准,反正权力膨胀,谁能监督呢?弄不好,那些胆敢对公安下手的监督者也会像徐祥一样得到被拘留的结果。

按照曾任南风窗记者的郭宇宽先生所言,中国有成堆这样的主流媒体和大牌记者,举着替天行道的金字招牌收保护费,甚至打着新闻监督的名义待价而沽,吃两头。他深以与这类拿着正规记者证的假记者比肩为耻。其实,新华社记者不都是这样替权贵揩屎吗?新华社广东记者徐清扬替铁道部的武广铁路使用假煤粉灰"背书",新华社上海记者在新华时评中批评陈良宇秘书秦裕与老板称兄道弟搞钱权交易却不点名,为尊者讳,现在又轮到新华社湖南频道为谢树林"背书" 了,假如谢树林日后就像郴州纪委书记曾锦春、湖南湘西州长杜崇烟等腐败分子因"事发"而双轨,新华社的脸面还搁在哪儿?徐祥以维权为职业,他不是职业记者,而是撰稿人,他只要公开与当事人谈妥有关调查维权费用,就不应当称为招摇撞骗,所以他在网上公开明码标价为维权收费,也不是违法新闻,假如他不履约,自然有当事人依照合同追究其违约责任,也不必动辄由公安出面介入私人经济纠纷吧。"

徐祥将专职民间维权并收取合理费用的通知"是这样写道:"你好,朋友!如果你有天大的冤屈,如果你义愤填膺,如果你走投无路,那请和我联系!本人将不会收取你漫天的费用,但你要先预付本人来回路费和误工费,到达贵地以后一切开支皆由贵方承担。同时本人也欢迎有经济能力的朋友捐助本人,本人将专款专用,对确实有很大冤情的但又一贫如洗的,请到乡级以上民政部门开具贫困证明(自己的上访对像即为本地政府的,则必须由四名以上邻居出具书面证明并附其电话以备本人抽查),则本人将提供全程免费服务!另外本人具备10年老调查记者的新闻调查功底,曾经暗访出了诸多全国轰动的案例,并具备一定的法律常识,亦是一个具有最起码良心和道德的普通人!也就是说本人绝不会和对方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而对于一些路途遥远又没有太大价值的或你只想通过本人的呼吁而引起更多记者关注的投诉,本人将以"人民来信"的形式,免费给你刊发,不过你在来信中要注明你的固定电话、家庭地址等联系方式和相关证据以及身份证号码。如果你说对方杀了人,那么你要告诉我谁被杀了,如果你告诉我对方贪污了很多钱,那么也请你告诉我,他贪污了多少,行贿的人是谁,也就是本人不接受道听途说和捕风捉影式的举报。我不管对方是位高权重,我同样不怕对方是黑白两道,我只怕你的举报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如果你什么都不怕,能为你所说的话和你的举报承担法律责任,那么请和我联系!"

这就是徐祥帮当事人维权的做事风格,尤其在中国司法公信力不高的情况下,这一"赤脚律师"群体的出现,使报纸等媒体在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他们通过网络传播和舆论施压,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弥补和救济的效果。郭宇宽也认为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记者不需要抢新闻,而是新闻抢记者。比如他作为记者就对拆迁和医疗纠纷作过比较有影响力的报导,后来成百上千的人都找到他,高峰时一天信箱里就能收到几十封信,一个比一个苦,一个比一个冤,专门办几份"拆迁纠纷报","征地纠纷报","医疗纠纷报"都写不完。更让人痛心的是,则会发现这些事在中国压根就不是新闻了,少数被媒体关注的只是祖坟冒青烟的幸运儿而已,面对他们的无助和自己的无能也是一种折磨。既然你自己拿着体制内的工资,却见义而无勇,袖手旁观,应该照着镜子抽自己的耳光,一些体制外的人顺应社会需要搞有偿服务,你有什么理由说酸溜溜的话。所以郭宇宽认为中国其实最需要的现在不是那么几个大牌记者、大牌律师,而是成百上千的赤脚记者,赤脚律师。他们其实不需要了不起的才华,给他们什么头衔都不重要,而只需要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收取合理的费用也是无可厚非,维权不见得一定要道德化,它完全可以是一项有经济效益的服务性业务。这种服务没有理由羞羞答答,藏着掖着,在见不得光的地方好事也会变得肮脏。有一些记者收取当事人的好处,最后得罪了实权部门,受到报复,以诈骗罪被捕入狱;还有兰成长这样的倒霉蛋,因为不是"主流媒体",没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垄断的记者证被活活打死;还有一些体制内拿着工资的记者,则纯粹是厚颜无耻,吃里扒外……可徐祥恰恰他在公开收费上开了一个好头,以后他公开地赚钱,公开地利用新闻调查的手段为他的当事人服务,既像状师,又像私家侦探,也像广告策划师。他这么做的好处在于,可以净化规范这个事实存在的灰色市场,把新闻的归于新闻,把维权的归于维权,免得有一些人,打著名记者的头衔,利用自己的话语影响力,一边收取好处,一边还装作公允,这种虚伪对社会风气的危害极大。

现在,徐祥还有几天时间才能恢复自由,期待他出来后第一时间到法院状告长沙市公安局滥权,打一起行政官司——为权利而斗争是光荣的,到时且看谢树林等人如何应对?

──转自《六四天网》

洞头渔民维权新况 当地阻止代表北京上访

【大纪元10月2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报导)浙江温州洞头县渔民维权活动出现新情况。当地有关部门为了阻止渔民代表十七大期间上访北京,监控追捕代表,并软禁维权领袖林炳长直到会议结束。而浙江省高院判决洞头政府违法、要求官民协商解决,至今已超过半年仍未有成果。

浙江最南端的海岛县温州洞头县的渔民傍海而居,或捕捞、或养殖,世世代代依靠浅海滩涂谋生。该县小三盘村等的村集体自1984年起,持有政府发放的《浅海滩使用权证》。

然而,县政府为了在浅海滩涂进行“围垦”工程,于2003年8月通告村收回使用权,废止渔民在该区域的承包合同。由于县政府以行政手段强行切断渔民的生活来源,渔民多年来通过各种途径试图解决问题,但没有结果,维权代表林炳长等还遭到打压。

代表小三盘村291户渔民的林炳长是一名离休干部,曾被“莫须有”地指控涉嫌经济犯罪。海外博讯新闻网的消息称,十七大期间,他又被软禁。林炳长星期五对本台表示:

林炳长:10月22日把我软禁,双规啊,关在县人武部里面有一个地方是双规犯错误的干部。这一次双规比前一次还好一点,前一次太苦了。这次活动场地大一点,生活照顾的还好一点。这一次关我没有理由,藉口说“监护”。怕我十七大到北京去,十七大之后才把我放出来。

另一位维权代表杨玉秀表示:

杨玉秀:“中央开会的时候,那天陈清玉坐船逃走了抓不到了,要来抓我们6个人,结果抓了(林)炳长。我老公去看病也不让,怕他去北京。”

至于渔民起诉温州、洞头两级政府无权收回使用权一案,浙江省高院今年2月判决地方政府违法,要求官民协商解决。林炳长表示至今还没有结果:

林炳长:“他们叫我们互相谈,谈嘛又不正式拿出来兑现。我们要求有饭吃就行了,长远利益把我们照顾好就行了。我提出你把海围起来,既然已经搞掉(围垦)了,留30%给老百姓以后长期生活,老百姓生存还是要靠土地的,我们以后还是打算要靠土地。”

记者星期五致电洞头县政府办公室了解情况:

记者:“4千多亩滩涂的补偿问题,请问县政府的态度是什么?”

官员:“这个是我们法制办在处理。”

不过,县政府法制办的电话没有人接听。

洞头县是中国12个海岛县之一,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滩涂水产是该县的支柱产业。小三盘村渔民当年被告知废止承包合同时,已经在附近的海上种下8,600多担蛏子,价值205万元,政府未给予任何赔偿,事后仅提出一次性补偿每亩滩涂350元,这还是围垦工程涉及的4千多亩浅海滩涂补偿中最高的标准,最低标准为一次性只补偿每30、50元。

现代集中营 北京仪化宾馆真面目

【大纪元10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十七大期间,浙江有上千访民被截访送进北京海淀区仪化宾馆,遭到非法关押和殴打。这里被浙江访民称为“黑牢”、“阎罗殿”、“人间地狱”,现代“渣滓洞、集中营”。

仪化宾馆原名为京浙宾馆,它其实是浙江省政府驻京办事处的办公机构,由浙江省信访局信访处处长戴永林亲自督阵。

每年前往北京上访的民众数以万计,特别是召开重大会议期间,访民更是不约而同地涌向北京,这时各地的“维稳办”(维护社会稳定办公室)的截访队伍,比访民先到北京,他们布署在车站、码头、旅馆及南站上访村,对上访者严厉抓捕。

据悉,仪化宾馆的黑帮打手由负责人老郭带领,年龄约40岁,背微驼,戴着治安巡逻的臂套,打手是他招聘进来,他是浙驻京办长期聘用的职员,也是唯一的北京人。

据访民透露,老郭自己不动手打人,扮演红脸,劝被打的上访者要老实听话、配合,给钱就免打、免关地下室。

杭州市大井巷拆迁户朱锳娣,于10月16日进京上访,18日下午被抓,关在仪化宾馆七楼,一进去,就被6、7个彪形大汉将她二只手架住,左右开弓打她耳光,抓她的头往墙上撞,用膝盖踢她胸部和下身,晚上不让关门睡觉,还安排二个赤膊着上身的男子睡在同一房间。

朱锳娣表示,这是第三次关在那里,第二次遭殴打,这次比上次更恐吓,一进去就开始打,手机要交出来,她们很害怕,不敢吭声。回杭州后,医生诊断为脑震荡、多处软组织挫伤。这次浙江很多人关在这里,她的来访转送告知单是4636号。

仪化宾馆有一个打手头目叫阿伟,是山东威海人,身才高大壮硕;另一个打手叫孟亮是陕西人,中等个子,常拿着刀子。被其他打手称为伟哥、亮哥,两人曾因刑事犯罪被判刑、劳教过,年龄在20岁左右;还有一个安徽王姓打手。其他打手都是他们叫来的老乡。

浙驻京办雇来的打手中有五个人领固定工资,每月薪资1500元人民币,其他人没有固定工资,以每天抓多少上访人员计算工资或敲诈访民的钱财。

这些打手还公开讨论打人心得,说他今天打了29个女访民,另一个说他打了23个,手都打酸了,还兴致勃勃谈论打这些女访民是什么样滋味。问被打的上访人打的好不好?打的服不服?如被打人喊叫,打得更凶。还说:“上面说了,只要不出人命,怎么打都可以。”

杭州上访老人钟正相关押在地下室,看到其中一个房间关着十多个年轻的女上访者。

另一位访民表示,这些打手打了你之后,就拖在地下室,就告诉你楼上还有房间,要不要住,如要,一天要收160元人民币。

据访民说,仪化宾馆有四道门,由浙江驻京办收买来的黑社会分子把守:第一道是宾馆大门,第二道门是电梯,第三道门是走廊,第四道门是访民住的房间,每道门都由四、五个彪形大汉把守着。

该宾馆还有一间18 平方米的地下室,没有窗,只有一扇铁门,还装了钢管保安门。里面没有床,没有被子,只有几张钢管椅。

驻京办认为不听话的访民都被关在地下室,不分男女都关在一起,晚上男男女女都挤在一起,睡在水泥地板上。他们的行李都被检查,手机被收缴。他们一抓进来就遭到黑社会分子毒打,要写下“下一次不再来北京上访”的保证书,否则别想出去。

浙江访民李秀女表示,她多次被关在地下室,有一次被关了16天,被打得很惨,打手一巴掌打过来,牙齿被打落,耳朵被打聋,她们想呼救也没人救,后来她逃跑出来,那里面还有很多老乡关在里面。

据访民们转述,仪化宾馆关了很多人,有些是关在地下室,打手还耍流氓,调戏女性,摸胸部,有的被打受不了,就敲诈你的钱,真是太黑暗了。

近几年来,仪化宾馆关押过的访民数以千计。访民们表示,国家信访局已被各省的信访办买通,凡是浙江上访的,国家信访局的接待人员就喊“ 408 ”,叫你到楼上“ 408 ”房间,里面接待的就是浙江省信访办的人,他们直接就让各地的截访人员带走。(仪化宾馆总机为 01082001166,服务台分机为 2900、 2901)。

就如浙江作家吕耿松的文章所描述,在一个自称“人民当家作主”国家,在一个正在宣导“和谐”的社会,在一个堂堂的国家首都,竟会出现仪化宾馆这样的专门用来关押冤民的地下黑牢,岂只是冤民的悲剧?渣滓洞,人们过去只在小说中读到,而现在却是真真实实地出现在生活中了。

顺德千警镇压黄涌村民 数百人镇政府请愿

【大纪元10月2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导)据本台消息,广东顺德北jiao镇黄涌村村民连续一个多月围堵村委会,要求将土地所有权及相关收益还给村民集体股份社。星期四上千警察出动,抓捕四名带头村民,其间打伤三名老人,当晚和周五数百村民到镇政府请愿。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导。

佛山顺德区北jiao镇黄涌村村民向本台反映,星期四下午由区里派来约七十辆警车,上千警察以村民非法聚众闹事为由,冲击正在村委会外聚会的三十多名村民,驱逐期间用电棍打伤三位六十至八十岁的老人,抓走带头维权的四名青壮年村民,村民阿忠说:“来了七十多辆警车,一千多警察,有防暴警。当时那里就三十多个村民,三个老人被用电棍打伤了。他们抓走了四个村民,都是青壮年。没有冲突,村民都是很平和的。”

本台星期五致电管区的林港派出所询问时间,工作人员称不知情。

据邻村村民说,大量警察突然来袭是因为黄涌村民有扣留村委书记的情况,然而该村村民却称没有这么严重,他们只是在那里要求书记交待租卖地收入问题,以及签字承认村民集体的股份社才是土地和这些钱的主人。

被警棍击打头部受伤住院的63岁妇女钟大好星期五在医院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说:“现在头还很疼,警察打的。当时我在书记旁边,几个人抓脖子拉手拉脚想把我拖上警车,然后就用电棍打我的头,我就昏过去不知道了。我没有做什么,只是想拿回我的土地,现在真的饭都吃不上了。”

星期四晚及星期五都有数百村民到北jiao镇政府请愿要求释放维权代表。其中一人周四晚获释,村民周五被官方告知剩下的一男两女被处以十天拘留。另一位村民阿芳说:“现在我们也不清楚以什么原因,说拘留就拘留了。反正是官字两个口。昨晚和今天村民都有几百村民去镇政府请愿,也没有人来管。最多的时候有八百人,除了我们村的也有别的村的,因为到处都有土地的问题。”

据了解,掀起这次风波的主要原因是多年来黄涌村五百多亩土地被租给工厂,有的租约长达36年,然而每亩一万多的租金,到村民股份社的只有两千块钱,其余的村民指被村委会干部侵吞了。九月中开始,一千五百名村民联名要求村委会交待这些收入以及将土地所有权还给村民经济组织股份社,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村民围堵村委会。

广东顺德征地卖地情况严重,很多村庄都兴起村民集体维权。十七大过后接连发生数起警方冲击维权活动的事件,在本台曾报导的顺德荣桂镇村民大规模示威行动中也有约十人本周被抓。

辽宁省军区荷枪实弹围困住户 媒体噤声

【大纪元10月26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今天(26日)凌晨,辽宁省军区派出200多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突然将该军区的96户居民的入口堵住,强行将小区的绿化地带夷为平地。小区住户们表示,趁大家熟睡的时候,他们出动大量的兵力,把所有单元的出入口,派六、七个战士死死堵住,将居民围困在屋里长达四个多小时,这景观够吓人,从没见过。居民打电话求助当地媒体,没记者敢来。

据住户们透露,今天凌晨来了200多人,每个士兵都荷枪实弹,将小区前后楼层团团围住,有的拆东西,有的堵门,有的警戒,开来挖掘机等,趁夜里将小区居民的绿地、栅栏、树木,全部拔掉、锯掉,将绿地夷为平地。

今天白天仍有大量兵力驻守在现场,拉开了警戒线,不准抗议的住户进入,继续强行铺马路。

一位女住户表示,现在大家很无奈,他们出动了解放军战士、公安、还有部队的特勤,每三步一岗,限制居民的活动,这行为让百姓太讶异了,昨天夜里很多老人和孩子都没睡觉,被吓住了,现在都很紧张和害怕。

记者致电辽宁省军区司令部电话(024-23071149),一位男工作人员表示,省政府把大门堵了,现开路是为了方便老百姓,只是有一些住户不同意。至于为什么要派出这么多士兵执行任务,他说:“这些他不清楚。”

据悉,这些住户在2000年至2003年间,购买了辽宁省军区对外公开销售的商品房,住户们拥有房产证、地契状等合法证件。买房的时候有正常的绿地配置,整块绿地都是住户共有的公共财产。

省军区曾贴过告示要用这块绿地,遭到所有业主强烈反对,因此双方曾两次谈判,省军区承诺在现有栅栏之内的绿地不动,之外只修单行道,给住户装隔音板和防盗版,然后栽树。

但省军区无视自己的承诺,突然采取强制行动,让所有住户很气愤。据内部消息,军区高层曾放话,十七大期间不动,十七大后就动,这次命令据说是军区司令下令的。

住户们表示,当初购房就包括这块绿地,他们花了很高的价钱买房,也要缴交很高的物业管理费,现在省军区要开道,强行霸占居民绿地三米多,野蛮地开路,把住户享有的正常绿地全铲除。

今天有些住户去阻止施工,被驻守的士兵扯胳膊、扯腿,把他们全扔出来,有住户被当兵的摁在地上,还要把住户关到锅炉房。

今天凌晨发生事情后,住户曾求助110,但110表示不方便出警;白天居民去找军区和各部门反映,但都互相推诿;居民求助于当地媒体,没记者敢来。找省军区的上级单位沈阳军区,他们建议住户走法律途径。

现在所有业主开始集体签名抗议省军区的野蛮行为,也找律师咨询,准备走法律途径维权。

住在小区的一位官员表示,他们要根据“物权法”来维护权益,然后去各部门上访。如果行不通,就集体到天安门打横幅抗议。但具体怎么去做?还要集体商量后,再做决定。

据悉,小区原有一个省政府和省军区开的大门,因省军区的大车辆常年经过,造成路面受损和环境污染,因此双方发生不愉快,省政府就在附近挖了一个大坑,省军区就把大门堵上。因周围群众意见很大,之后省政府妥协了,要求军区把门打开,但省军区就坚持不打开,就强行动住户的绿地,开这条路。

这场省军区和省政府的一场恩怨,却让小区住户成了牺牲品。记者截稿前,省军区的兵力还驻守在那里,挖掘机的施工,造成居民楼房都会震动,屋里物品叮当响。

维护农民工权益 中国第一家民间机构成立

【大纪元10月2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采访报导)中国第一家以维护农民工权益为主的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北京义联劳动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日前正式成立。

《北京晚报》星期四的有关报导说,“北京义联劳动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中心是由北京的一些劳动维权专业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自发创办,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的。该中心将为困难职工和农民工提供专业化劳动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国联律师事务所黄乐平律师给义联中心的定位是“政府援助机构的有益补充”。

他介绍说,国家法律援助的项目很多,并指派律师提供援助,而义联中心是专门提供劳动维权援助的机构,中心的律师和工作人员专门研究劳动法律法规,为受援者提供更专业化的法律援助服务。

义联中心将为困难职工和农民工提供全程免费法律援助。对此,旅居法国的劳工活动人士蔡崇国先生认为,中国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有类似的维权机构出现,但中部和西北部地区的劳工维权还很落后---

蔡崇国:“现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帮助农民工,在北京、广州还有浙江一带发展得比较好一些。但是,有几个问题是要面对的:第一、中国社会的不平等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的不平等,沿海地区的要比内地发达,而且在权力上也不平等。在北京、广东、上海,农民工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要好得多,和内地的比起来,特别是和山西、内蒙、湖南、贵州比起来要好得多。”

义联中心由北京国联律师事务所黄乐平律师发起,国联律师事务所主办。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一半是国联的专职律师。据国联所主任许涛律师介绍,由于义联中心是援助机构,除了社会资助和研究专著稿费外很少有其他收入,因此中心不仅不会为援助律师设立业绩收入指标,反而会为他们提供资金和人力支持。

黄律师表示,立法不足、执法不严、劳动者维权意识差,以及用工单位违法成本低是目前造成劳动者维权难的四大症结。因此,中心的另一工作是总结劳动维权经验,并研究推广,提高更多劳动者的维权意识。

美国一工人权益组织“工业工会理事”的主任鲍勃.波先生,就中国劳工的现状表示:“我认为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面临一个公共关系方面的灾难。不仅在工人的安全和健康问题上,而且在环境污染方面。想一想,这些工人在条件极差,充满有害物质的环境里做工,这不仅导致工人身体遭到伤害,而且他们造出来的产品也有有害物质,而且这些工厂还排放有害物质,污染环境。”

在义联中心的揭牌仪式上,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和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分别向中心捐款5万元和20万元,设立了“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项基金”。

中心的发起人黄乐平也曾经因工受伤,奔波两年多,才争回权益。成为律师后,他开始为劳工提供法律维权服务。自2004年9月以来,以黄律师为代表的国联律师维权团队已经累计为超过2万1千人次的职工,特别是农民工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法律援助,还开设了国内第一条工伤维权热线,代理了182件维权案件,为劳动者讨回2千余万元赔偿。

分析:十七大推出以人为本的意义

【大纪元10月27日讯】(美国之音记者:萧敬2007年10月26日华盛顿报导) 中共十七大确定了“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并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强调的只是“以人为本”的低层面,而如果不保障民主选举、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

中共在17大期间阐述并确定了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同时把“以人为本”视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提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20字方略,作为落实“以人为本”政策的具体内容。中国官方媒体说,“以人为本”政策使执政党对全体人民的承诺更明确、更具体,将全面引导社会建设朝着更公平、更合理、更为民所喜所享的方向发展。

分析人士指出,“以人为本”具有两个层面,较低的层面关系到人的生存权,也就是衣食住行以及医疗保健等民生的基本需求;较高的层面则涉及人权、民主选举、言论自由等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中共高层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低层方面,尽管没有否认人权等更高层次的理念,但并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因此也不会落实为执政过程中的政策安排。

观察人士普遍认为,民主选举、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内容之所以成为中共“以人为本”执政理念中的明显盲点,并非无意之失,而是有意回避。香港政治评论人士何亮亮说,中共高层最强调的是社会稳定,实际上最关注的是自身执政地位的稳定,因此对基本人权等观念存有某种天然的戒备。

*主要还是生存权*

何亮亮说:“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北京不愿意有类似西方那样的多党民主、选举政治,这些完全不在中国领导人的考虑之列。所以,他们所说的“以人为本”,主要还是生存权,就是比较基本的“本”,而不是更高层次的“本”。我相信,到了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更高的“本”还是会出现,但不是在现在。”

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表明,在回避基本人权的情况下,中共所强调的低层次“以人为本”是难以实现的。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得以连年以10%左右的速度迅猛发展,其根本就原因就在于中国民众缺乏基本人权。由于缺乏基本人权,劳工阶层就没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手段,在与权势拥有者和资本拥有者的对话中就处于极度的弱势地位,从而成为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来源,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劳动者则不能从中获得应有的利益。

香港的政治评论人士何亮亮认为,如果没有基本人权作为保障,中共提出的“以民为本”就必然流于空谈,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良好的理念而已:“以人为本”在实际贯彻当中会受到太多因素的阻挠,无论是政府、既得利益集团,还是外资、民营资本,都不愿意有基本人权,比如说独立的工会,因为独立工会就会提出提高工会、保护工人权益等等要求。所以,这就形成了一种很怪异的局面。”

何亮亮指出,缺乏基本人权的保障,就会造成社会的极度不公,而“以民为本”的落空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对执政党的地位构成威胁,这就是中共当局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杨宽兴: 本周中国没有新闻

【大纪元10月27日讯】与被称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会议相比,五年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才是分配中国最高权力的场合,除“大政方针”的确立之外,党魁的新老更替或者政治新星的窜升更需要借助于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得以完成,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等级社会中,每一届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自然会引起广泛关注,每到这个时候,新闻记者都会云集北京,据不完全统计,采访十七大的中外记者达到两千人,如果将他们的助手、摄像、编辑以及勤杂人员也计算在内的话,围绕十七大“跑新闻”的新闻从业人员可能上万,他们有充分的资金保障和现代化的通讯手段,七天的会议期间,完全可以向全世界发出海量的新闻报导。

但是,自10月15日开始的这一周之内,中国却罕见地没有新闻。

新闻,就其定义而言,在传媒空前活跃的今天仍然存有分歧。按照官方的非正式定义,新闻应是“喉舌”吐出的声音信息;《现代汉语词典》对新闻的定义则是: 1,报纸、广播电台等报导的国内外消息;2,泛指社会上最近发生的新事情。《现代汉语词典》的两种定义同样是粗疏而不科学的,前者就像“桌子是木匠制作的一种家具”一样,没有指出新闻的特性,后者混淆了客观发生的“新事情”与作为文本而存在的“新闻”的关系,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社会上最近发生的新事情”都会成为新闻,比如说,正当十七大召开之际,北京访民华惠棋被殴打和软禁的“新事情”就不能成为报纸、广播电台等报导的消息,再比如说,《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一书的作者姚立法和另一位前地方人大代表吕邦列的失踪事件,也无法占据国内任何一家报纸的最小版面。因此,如果想较为准确地定义“新闻”,必须涉及新闻构成的基本要素。

新闻之所以有别于其它文字形态,按照传统观点,应具备几个必然构成要素,亦即五个W:When(何时)、Where(何地)、Who(何人)、What (何事)、Why(何因),但是,具备这五个要素并不必然成为新闻,“事情”之所以能够成为新闻,还应具备“具体性、真实性、时效性、新奇性、重要性、公开性”等特征,否则两条狗在街上打架也有可以是新闻了。

十七大会议期间,有关中国新闻的关注焦点当然首先集中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但在这个富丽堂皇的建筑内,并没有任何“新奇性”的事情发生,不需要任何新闻报导,我们也能预知自2007年10月15日上午开始的会议之流程,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都是程式化的,毫无悬念和意外,同样,会议当天和次日于出版的国内报纸几乎是用一个模子刻版出来的,没有任何悬念和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万众瞩目的十七大本身没有新闻,古板的会议讲话和千篇一律的新闻报导只具宣传意义,真正的新闻要等到十七届一中全会召开后的常委亮相时才会产生。

当然,采访十七大的中国国内记者只占新闻从业者的极少比例,中国记者中的绝大多数在十七大召开期间仍要坚守岗位,并未放假回家睡觉,可是,这一周却似乎成了他们的冬眠期,打开国内的报纸、电视,我们会发现在这段时间内,记者们集体放弃了采写新闻,为了十七大的顺利召开,宣传系统早就通过文件和电话通知的方式,要记者们闭上嘴巴,于是,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煤矿爆炸、车祸、环境污染、群体上访、发表公开信、贪污腐败、违法拆迁、非法拘禁乃至于夫妻吵架这样有违“和谐”的事情,统统不能进入新闻的视野,与此同时,充斥我们眼前的大量讲话文件、代表发言、专家观点、理论阐释等等更是与新闻无干的东西。

境外记者的报导虽然不受中宣部的控制,但是他们同样无法给我们提供新闻。首先,会议的保密程度仅次于建国前的历次党代会和文革时期的九大,参加会议的两千多名代表连上网都属于违法会议纪律的行为,这种情况下,境外记者们只能欣赏人民大会堂里毫无悬念的公开表演而无从进去“会议背后的会议”,而在那里才会发生真正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其次,即使境外记者发出具有“真实性、时效性、新奇性”的报导,也无法满足新闻的“公开性”要求,我们既不被允许订阅境外报纸、收看境外电视节目,更要在十七大召开之际承受封网加剧的现实,就连通过互联网获得歌功颂德之外的信息都变得异常艰难,此时,新闻确实显得过于奢侈,对中国民众来说,如果不想忍受各电视台没完没了的主旋律聒噪,就只能关掉电视。

也就是说,对那些习惯于通过新闻了解天下事的人们来说,十七大召开以来的这几天成了一段时间上的空白,无法确认的小道消息满天飞,真正的新闻却看不到。作为受现代文明熏陶的新闻受众之一,我希望十七大赶紧过去,让我们的生活从敏感期回归正常。“正常情况”下,虽然我们也要忍受中宣部的新闻过滤,但利益分化、众声喧哗的时代中,除了最高权力者的最高会议,没有什么藉口能让所有媒体噤声,于是,我们便可以或多或少地读到或听到一些新闻,聊胜于无。尤其是,作为一个偶尔书写时评的三流写作者,这种全面的新闻缺失状况会堵塞我了解社会的信息渠道,加之同一时间内国内各大网站纷纷收紧发贴和审贴的标准,令人深感郁闷。

好在会议即将过去,无论如何,新一届常委的亮相对中国人来说是件不小的新闻。虽然“何时”、“何地”、“何事”都是程式化的,但“何人”却充满了悬念,而不被公开报导的“何故”,更会给人们以广阔的想像空间和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我更大的期望是: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能给中国新闻界以宽松的生存环境,让民众知晓一些真正的新闻。

2007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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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25期

港立会补选再接四份提名

【大纪元10月27日讯】(大纪元综合报导)立法会香港岛地方选区补选的选举主任26日又接四份港人递交的立法会港岛区补选的提名表格,获提名人士是董事蒋志伟、工人柳玉成、律师萧思江,及公司董事凌尉云,由10月17日补选的提名期开始至今,共接获七份提名,令有意参加今次补选人士增加至九人。

中港运输行业蒋志伟

26日早上,从事中港运输行业的蒋志伟,以独立人士身份递交立法会港岛区补选的提名表格。他指自己无政党背景,会努力实干。他的政纲包括要求政府关注油价高企,取消柴油税,及效法新加坡就石油行业订立公平竞争法,并会约见政府官员商讨。

港人民权民生主席萧思江

26日下午,港人民权民生主席萧思江报名参加立法会港岛区补选。

律师萧思江表示,自己与其他候选人想法不同,不一定要2012年普选,普选亦不一定要有时间表,最重要是不可以影响香港的繁荣稳定。

工人柳玉成

26日下午,上届曾参选立法会的柳玉成,也报名参加立法会港岛区补选。

柳玉成表示,参选是因为不满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及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任职政府期间,没有为市民争取民主,现在提出民主口号,只是贵族民主和假民主。

他也不满泛民主派参与小圈子选举,认为毋须等到2012年才实现双普选,提出要与中央抗衡,在2008年就实现立法会普选。在民生方面,柳玉成批评,现行的强积金只有利于富商,建议取消,并以养老金取代。

巴士阿叔陈乙东

“巴士阿叔”陈乙东说,参选是为了延续前民建联主席马力的“爱国爱港”精神,若他成功当选,会积极争取2012年竞选行政长官,以及改善扶贫政策。

51岁的巴士阿叔为香港网路名人,在元朗独居,靠每月1800元的港府综援生活。他成名于一个长约六分钟的偷拍短片,短片中一名青年因不满坐在前排的阿叔电话交谈声音过大,提醒他小声点反遭谩骂。阿叔除情绪激动外,还多次粗言相向,“未解决,未解决,你有压力我有压力,你点解要挑衅我”成为流行一时的经典。为海外传媒广为报导后,一跃而成为香港茶余饭后之人物。

蒋志伟表示有信心当选:“我有很多基层支持,我们所有前线司机,香港有二十万前线司机。”另外两名参选人,萧思江和柳玉成就表示不计较胜负,希望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早前已表明有兴趣参选的“巴士阿叔”陈乙东和保育人士何来,其中何来表示尚欠三十份提名。

立法会港岛区补选提名期由10月17至31日,候选人需最少获100名港岛区选民提名,选举在12月2日举行,这次补选是为了填补在8月8日因癌症病逝的民建联主席马力遗下的议席。

费良勇:民阵代表在半岛电视台直播节目中谴责中共专制

【大纪元10月27日讯】2007年10月22日德国时间14点30分至15点, 总部在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Al-Jazeera)主持了关于中共17大的电视采访直播节目。该节目的名称是Inside Story。主持人同时采访了3个人:在慕尼克的民主中国阵线外交委员会欧洲部主任邹海霞女士,在北京的中国国际关系学院的沈先生,在伦敦的中国问题分析家梁先生。

沈先生完全是站在中共专制的立场上,恬不知耻地竭力美化中共17大,吹捧中共专制统治,不值一谈。

梁先生曾经是香港驻英国代表,生活在自由世界,长期研究中国问题,不可能看不透中共言行不一,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特征”,不可能看不出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他对中共的评价赞赏有加,而对中共恶劣的人权纪录闭口不提。梁先生的做法令人费解。

邹海霞女士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中共关于17大的官方宣传。她指出,胡锦涛的17大报告没有什么新意,其核心是维护一党专制。只要坚持一党专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改革。贫富悬殊的原因在于中共特权阶级的滥权腐败,而腐败的根源在于一党专制。她引用了一位人权律师的话说,一个人权律师,可以起到一百个甚至一千个反腐官员起不到的作用,但是,中共把人权律师关进了监狱。这说明中共根本就没有反腐的诚意。因为彻底的反腐败必然威胁到中共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

沈先生说,中共新的领导班子都有高等学历和专业背景,能够更好地治理中国。邹女士驳斥说,没有人否认,胡锦涛、温家宝受过高等教育,可是过去几年来他们并没有对中国发展作出什么贡献。中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领导人的学历高低,而在于一党专制制度本身。

邹女士说,北京在争取2008年奥运举办权时曾向国际社会承诺,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权改善的迹象。相反,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了。人权律师高智晟先生为法轮功学员和弱视群体辩护,竟然遭受中共残酷迫害。在17大前夕,他又被中共拘留了。数千蒙冤上访的民众被中共驱赶出北京,强制遣送回老家。等待他们的必然是中共贪官污吏变本加厉的报复。这说明中共根本就没有任何意愿真正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邹女士还指出,在奥运期间,关掉几个工厂以改善一下北京的空气品质,这只不过是做秀和欺骗。

在采访邹女士时,电视画面重现了1989年六四大屠杀的实况纪录。凸显国际社会包括阿拉伯世界的自由媒体没有忘记18年前中共犯下的反人类滔天罪行。

沈、梁二位先生都在发言中赞扬了中共的集体领导和所谓的党内民主。在笔者看来,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寡头专制到目前的所谓集体领导,虽然形式上有所改变,但专制本质并没有改变。胡锦涛不是不想搞寡头专制,但是他远远没有毛、邓打江山坐江山那种背景、威望、资历、能力和手段等,而且寡头专制的大势已去,因为中共高层也曾深受其害。胡锦涛一上台就拜访西北坡,号召向当今世界最流氓、最残暴、治国最无方的封建专制寡头金正日学习,还大肆吹捧害死八千万人的混世魔王毛泽东,说明他向往极权专制,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民主的基础是制衡机制。没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分权制衡、没有反对党的监督、没有新闻媒体的监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沈、梁二先生都夸胡锦涛在17大报告中60次以上提到民主。笔者认为,虚谈百次民主,不如一次普选。根据史实,在60年前,中共打江山之际谈民主的调子就远远高于胡锦涛。攫取政权以后,毛泽东高谈民主远远不止60次。在中共统治下,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民主。试问,哪一位17大的中共代表是真正通过民主程序选举的?中共的所谓选举都是由上层指定候选人。如今搞了一点所谓差额选举,那也无非是由上层多指定几个候选人而已。这就叫党内民主吗?如果不废除一党专制,胡锦涛高叫6万次民主,也是废话。

民主就是民主,民主有基本定义和内涵,具有普世价值,不存在什么中国式民主和西方式民主。不是真民主,就是假民主。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不民主,是权贵“为民做主”。只要中国还在依言治罪,还关押着政治犯,中国就谈不上有民主。

半岛电视台是一家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阿拉伯电视媒体,设有英语频道。10月22日关于中共17大的电视采访是英语实况直播。半岛电视台如今是阿拉伯世界最重要、也是全球收视率最高的新闻电视台之一。它目前在全球范围已拥有6500多万观众。

民主中国阵线主席 费良勇
2007年10月25日
于 纽伦堡

赖锦东:中共腐败不除,GDP越高执政寿命越短

【大纪元10月27日讯】时至现在,共产党还没能革除造成历历灾祸的专制人治制度。共产党虽然有所反思,也平反了所谓的冤假错案。要命的是,共产党从来不认错,从来都把一切责任都推卸到别人身上。结果是,20多年来,尽管律法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民主法治往往当玩具来玩,实际运行起来是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最为显然的是,媒体上充斥的领导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云云代替了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谁敢说,这些大大小小的领导们个个是神仙?个个没有错?有哪个老百姓能在公开的媒体上自由地向这些公仆们说不?宪法35、41条之规定几本上形同玩具,不能实际运用,好像外表漂亮的玩具汽车一样,不能载人。

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吧,别的我不说了,我只说我所闻所历。一位在反贪局工作的同学在2007年春节聚会时对我说的,几乎无官不贪,不贪根本呆不下去!!刑法上规定,贪污10万元者可处极刑。真依法究办,该有多少人要被处决?又说,案子发生,是否查处,如何处理,要请示上头。还有一位同学在某中级法院上班,同学20周年聚会时(2007年9月23日)对我感叹地说,可以说每一个案子背后都有人插手,大多情况下是权大于法!如下耳闻目睹事实又可印证上面说法。1999年,深圳天俊公司坪山肉鸡场场长黄某大肆贪污饲料款,市纪委查实,然案犯当年仍大摇大摆地参与评选先进党员,贪污仿佛成了共产党的正常生活、革命事业!黑龙岗省鹤岗市工商行原职员雪野贪污挪用公款,按律当处重刑。然,其家人在公检法三衙门活动活动,花去三十多万后,雪野就被无罪释放了,这是雪峰2003年亲口跟我说的她哥多年前的事,说她当时还陪着她妈送钱。这样,宪法规定的独立检察,独立审判原则又如玩具般无足轻重,好像哄小孩道具一样。

2005年12月12日《南方都市报》邓聿文撰文指出:“各种腐败和社会不正之风变本加厉,这已是社会有目共睹的事实”、“尽管20年来法制建设成果累累,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徇私枉法的情况屡见不鲜”、“社会被弥漫于各层面的普遍腐败和不负责任所蚀。。。”

简而言之,这就是中共国的光景。这不是和谐的光景,这是极端败坏的光景。这种光景下,经济上来说,要么国空民绝;要么权力掠夺---专制腐败下GDP的运行动力。这种光景没有实质性的改变,GDP越高,坏事也势必越多越大。

结果是什么样呢?鲜有法治,缺乏公平公正公开下的经济繁荣注定是强盗般的掠夺!当权者甚至连民众的养命钱也不放过,从社保案披露出的严重情况可见一斑。多年来,在所谓繁荣之时,国有商业银行那么多的烂账损失到哪里去了?无数国有资产流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那么多的农民被迫改行去自杀去卖血?冰山一角黑窑奴工诠释了了什么?为什么中国的贫富悬殊愈演愈烈?为什么连年来社会矛盾不断恶化?为什么各种犯罪居高不下?为什么北京访民与日俱增?这就是社会和谐吗?这是社会主义吗?

又什么是代表了最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呢?请问共产党有那个官职员因贫穷去自杀去卖血?请问有权有势号称人民公仆的官爷们人均占有的财富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多少十倍? 咱国家主人工人农民有谁能用公款挥霍过国家一分钱?连年来,咱们媒体上可看到这样的资料,仅公款吃喝、公车浪费挥霍掉的钱就达5000亿元以上!5000亿元,等于五亿中国农民每人每年被吸食剥夺1000元!这是公开的所谓违法而不犯罪的资料。暗地里数不清的贪腐者掠夺鲸吞的财富又有多少呢?永远无法统计。这是什么样的繁荣?不然的话,中国农民还为养老揪心吗?我们的劳动者付出了很多,创造了很多的财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公仆们也贪窃了人民太多的财富。社会确实很繁荣,但繁荣下几家欢乐万家愁!

所以,政治上专制威权,经济上放纵破坏下的中共国,其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一种畸形变态的怪胎,仿如是个癫狂病者。癫狂病者手舞足蹈动作越多越快,只能表明病得越历害,也注定结束得越快。又仿如一辆设计构造、用料制作都问题百出的汽车,这种汽车跑得越快岂不是越危险吗?- ---谁敢保证这辆高速狂奔的专制老爷车平安无事???所以,中国的GDP越增长,专制腐败者得益就越大,我们的社会不公也就越大,社会资源浪费同步扩大,生态失衡就越严重,社会矛盾就愈激烈, ------连年来社会群体抗争事件不断高涨就是明证,公安部透露,2003年全国各地共发生58,000起抗议事件,2004年共发生74,000起抗议事件,2005年又比上年多了16%。 危机到了什么程度?公民几篇讲真话的文章就让当局吓得屁滚尿流,六神无主!当局荒唐地认为,几篇文章就可以颠覆这个国家政权----因而连年来因言入狱者众,据“公开”事实,近年来,因忧思国是,秉公直言,发表思想言论而被逮捕甚至判刑入狱的人有:10年刑的师涛、 5年刑的黄琦、12 年刑的清水君、不锈钢老鼠小孩子刘荻、吴一然、李毅斌、罗长福、蔡陆军、罗永忠、杜导斌、孔佑平、5年刑的张林、12年刑的杨天水、10年刑的任自元、2年刑的李元龙、4年期的陈光诚、力虹等等。这些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人权恶剧,令专制腐败集团高枕无忧、幸灾乐祸---这难道是胡温新政倡导的民主法治?这难道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和谐社会?

对比一向被我们贬称为腐朽落后的美帝国主义官员们,他们想从广大人民群众中捞取一分钱都难,就连总统莫不如此!甚至总统退位后穷困清贫者不乏其人,如 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农场主出身,卸任总统后,他债台高筑,不得不卖掉土地和自己心爱的藏书还债,当杰弗逊经济极其困难的消息传开之后,美国各地为他捐款16000美元,但这并不足以偿还他的债务和医疗费用。第五任总统詹姆斯· 门罗也出身农场主家庭,离任总统后也像杰弗逊总统一样,卖地还债,最后连居身之地都没有了,只得搬到纽约的女儿女婿家居住,依赖女儿生活。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是个庄园主,离任总统后无法还清自己的债务,在他的遗嘱要求把他剩余的所有财产出售用以偿还债务及利息,只留给后人3柄剑,要求他的子孙们在必要时用剑保卫合众国宪法。第十一任总统詹姆斯·波尔克也是出身家境殷实的庄园主,在任总统期间积劳成疾,离任不久就去世了,妻子只得变卖庄园的土地生活,后来国会给她一笔救济金,使她勉强维持生计。第十三任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由于总统任期内入不敷出,离任时已经债台高筑,无力偿还,所幸他1858年2月获得一位富有的寡妇卡罗琳的爱情,婚后,卡罗琳替他还清了债务。克林顿总统到了后期竟连打官司支付律师的费用都没有,靠朋友捐款给他请律师。现任总统小布什也不富裕,妻子经常因为经济拮据而和他吵架。

美帝国主义的官员们并非不知道钱为何物,也并非美帝国主义官员们弱智不会捞,而是因为他们不敢捞。为什么不敢捞?重要、根本的原因之一在于,美帝国主义公民依法充分享有言论自由,新闻独立,公众有强大监督力。如此情形下,谁敢捞?只要智商稍稍比黑猩猩高点的官员都知道行为的后果。美帝国主义虽然被我们骂为腐污落后,但他们的国家政权绝不会因为言论自由而被颠覆掉。相反,美帝的社会真正和谐繁荣,国民幸福安康,这也怪不得中共国人民总是想方设法移民出去的原因之一吧。

十七大快要召开了,共产党的许多口号,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等莫不深入人心。然而,口号归口号,怎么做是另一回事。像上述光景,中共国的GDP越高,滋养权力腐败越严重,社会危机就会越大,执政寿命必将越短。

本人完全不认为,包括胡温在内的党国高层领导人,甘愿这个国家腐败堕落下去;甘愿替无数腐败者背上黑锅,成为历史罪人为千夫所指,万民唾骂;甘愿日后在地狱里遭受硫黄火煎永刑。

怎么办?共产党真要铲除腐败吗?共产党真的要为老百姓服务吗?共产党真的要我们这个社会长治久安吗?那么,很简单,重拾信仰,以爱为本,抛却一党私利,切实以法治国,而不是以党窃国。以法治国从哪里做起?很简单,首先开放言论自由,让人民充分表达心声,彰显人民的高贵,荣耀国法的尊严。腐朽没落的美帝国主义尚且不怕开放言论自由,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又何惧之有?胡锦涛主席告诉我们,共产党是利为民而非为专制腐败所谋嘛!!!

言论自由一开放,凡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违法乱纪、渎职枉为者必无地自容,因为黑暗见不得光明。这样,腐败发案率定当急剧下降。腐败发案降低80%,共产党的威信必升高8倍以上,以民主法治为理念、以人民利益为依归的的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只会因言论自由而愈加巩固。否则,民主法治的国家政权最终被专制腐败所颠覆吞食掉,胡温上任之初所宣称的“新三民主义”皆成假话空话屁话。

最后,借用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只有共产党才能打倒共产党”。内因是变化的根据,量变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质变,也只有发生质变中国才有救----因为专制腐败不是共产党的立党本意,更不是人民所愿意。颠覆民主法治国家政权者是专制腐败,绝不是敢以讲出真相,为国为民担忧者。扼杀公民言论自由就是为专制腐败保驾护航,为专制腐败大开方便之门;扼杀公民言论自由就是公然向国法挑衅,对人民宣战,给胡温领导人沫黑!再借用老百姓的话:“扼杀公民言论自由者实质上可怜地沦为专制腐败的看门狗!”

李柱铭:有势力逼他但他不会认错

【大纪元10月27日讯】香港民主党前任主席李柱铭27日表示,他不会收回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也不会道歉。李柱铭强调,他所做的都是为了香港好。

李柱铭表示,香港有很大势力向他施压,逼迫他认错,但是他不会认错,他也对自己被批评为汉奸,感到莫名其妙。

李柱铭表示,如果为中国大陆争取人权,也被批评为汉奸,他宁愿永远做汉奸。

李柱铭日前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内容提及希望美国总统布什透过北京主办奥运的机会,要求中国改善人权。

这篇文章遭到香港部份人士的严厉批评,甚至指责李柱铭是汉奸、卖国贼,质疑李柱铭请外国人干预中国事务。

香港民主党27日在多份报章上刊登声明指出,民主党支持中国申办奥运,期望2008年北京奥运顺利成功,反对国外组织以人权等理由杯葛奥运;但北京在申办奥运时曾经承诺改善人权、推动民主和社会发展,民主党期盼国际社会在支持北京奥运的同时,也和中国保持人权对话。

香港民主党强调,民主党期望国际社会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保持对话,促进中国落实申办奥运的庄严承诺,这才是李柱铭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的意思

不畏中共抗议 达赖喇嘛访加将公开化

【大纪元10月27日报导】(中央社记者章君宇多伦多二十六日专电)据“加拿大通讯社”报导,加拿大总理哈珀二十九日在渥太华接见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仪式将十分公开,并不畏惧中共的抗议。

达赖喇嘛将于二十八日抵达渥太华,随即将在市内发表演讲。二十九日清晨,达赖将赴位于魁北克省境内的联邦办公室,会见多元文化国务秘书肯尼。之后,达赖赴渥太华国会山庄总理办公室与哈珀会晤,再接受全体国会议员的欢迎。

二十九日下午,达赖还将会晤加拿大总督江米凯及加拿大反对党领袖。

美国总统布什上星期曾公开会见达赖并颁授象征美国国会最高荣誉的金质奖章,造成不小的风波。之前的几个月,德国总理梅克尔及澳洲总理霍华德均有类似的举动。

以往,世界领袖会见达赖时均尽量避免公开化。二零零四年,加拿大总理马丁第一个打破这种传统,但他选择在一间教堂公开欢迎达赖,强调宗教意味。

加拿大西藏委员会行政总监特拉维斯表示,西方国家接见达赖喇嘛方式的改变,象征着他们对中国民主改革及改善人权的速度不满。这些都是中国行政当局曾经保证过的事情。

加拿大保守党自二零零六年执政以来,在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及民主改革等方面从来不假辞色,双方并为此事冲突过好几次。哈珀政府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肯尼等,都是西藏自治的长期支持者。

保守党政府在二零零六年亦在国会中通过一项动议,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公民身份。

这次达赖喇嘛访问加拿大,保守党参议员迪尼诺起了很大的作用。迪尼诺是加拿大国会西藏之友会的副主席。

三妹:分析美国之音的采访

【大纪元10月27日讯】此处附上美国之音的采访,美国之音竟找到这样的糊涂蛋出来说话,令人失望。找这样的糊涂蛋只能衬托美国之音的糊涂。自己糊涂还误导读者,可悲可怜不过如此。 由于本人太忙,只能简单做如下评论。

误导一:说中国有中产阶级是对中产阶级一词的曲解。中产阶级的源词是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中产阶级是指社会阶级中的中间大部份,指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中国的富裕人口只占人口的5% 到10%,而绝大部份人口是趴在底层的贫困人口。所以只占人口的5% 到10%的富裕人口的真正定义是利益阶级,他们是专制经济改革的受益者,是利益阶级。这个中国的利益阶级确实在日益强大,但是它的强大不是人数的扩大,而是倚仗极权政府对人民压制的强大。这也是中共为强化它的专制统治的初衷和目的。

知识份子为主的利益阶级已经成为中共政府的附庸,美国之音采访的芮效俭所说的话正说明芮效俭对中国现状狗屁不通。

误导二:用民间组织、民间公司与国家政府机构,民主政治相比又是一个狗屁不通的误导读者听众的谬误。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盖保德认为“今天的中国领导层更像一个代表各方面股东利益的公司董事会。”所以他得出结论说“今天的中国并不是一个个人独裁的国家。今天的中国,更像一个由技术官僚组成的公司董事会。共产党代表了雇主和7000万成员。中央委员会就像公司董事会,而新增加的董事是那些能够应付挑战的新阶层的人选。管理这个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世界上其他大公司一样,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国家,不是一个世界级的共产主义国家,也不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而是一个世界级的国家。”

这段话明显表明这位先生完全没有公民意识,不懂民间独立于、有别于国家,人民独立于、有别于政府。这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盖保德混为一谈,瞎做结论。把政府比做民间的理事会,人民还如何参政监督政府,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权力制衡的政府。因为民间的、或私营公司的理事会是不需要雇员监督的。这就是民间有别于国家。

另外,国家、政府不能干涉人民言论、信仰等等自由,这就是民间独立于国家,人民独立于政府的道理。

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国家不是极权独裁国家是什么?中共的独裁是建立在暴力和谎言的独裁,其残酷和欺骗性是这些左派美国糊涂蛋不能看到和理解的。

二00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讨论中共十七大人事变更对中国有何影响?

记者:东方


中共十七大刚刚闭幕,美国的政策研究机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就于星期三举行了一场研讨会,讨论中共十七大高层人事变更对中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外交关系等领域的影响。与会的一些专家特别对吴仪的离职是否会影响美中关系表示关注。

*新常委代表中产阶级利益?*

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首先在讨论会上发言。他表示,这次中共的十七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他认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已经发生的改变上面,而不是拘泥于尚未发生的改变。芮效俭分析说,今天的中共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新上任的3名政治局常委代表中国日益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 

芮效俭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兴趣的改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向中产阶级转变。我为什么用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呢?因为这3位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根本性质的改变。中国共产党今天代表着企业家,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他们还代表着今天中国受教育的阶级,他们是先进的文化力量。他们同时不再代表工农兵和无产阶级,而代表整个中国民众。今天的中共崛起于新中产阶级的脊背,这反映出新的领导阶层的性质。”

*中国领导层更像一个公司董事会?*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盖保德分析说,从这次政治局常委人员的组成方面看,今天的中国领导层更像一个代表各方面股东利益的公司董事会。

盖保德说:“新闻媒体在报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肯定会感到失望,显然在政治改革方面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突破。不过,这可能是一个在中国民主化的长期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的失望。假设今天在中国全国举行普选,选出的国家元首是否能够领导这个国家走向长远的民主和健康发展?我对这一点提出疑问。有一种观点认为,没有民意和普选的制衡,官员会滥用权力。

“不过我个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并不是一个个人独裁的国家。今天的中国,更像一个由技术官僚组成的公司董事会。共产党代表了雇主和7000万成员。中央委员会就像公司董事会,而新增加的董事是那些能够应付挑战的新阶层的人选。管理这个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世界上其他大公司一样,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国家,不是一个世界级的共产主义国家,也不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而是一个世界级的国家。”

*专家认为习李谁将接班尚未确定*

在军事方面,与会的专家注意到这次十七大没有选出一位文职官员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专家分析说,这是因为这个职务的重要程度相当于确定了下一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当年胡锦涛和江泽民都曾经担任过中央军委副主席。虽然在新政治局常委亮相的时候,习近平走在李克强前面,但是由于十七大上由文职官员担任的中央军委副主席空缺,专家认为这说明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谁将成为中共下一任最高领导人尚未最后确定。

*对吴仪离职表示关注*

来自美国首都华盛顿政界、学术界、媒体以及华府外交人士近200人出席了美国著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对十七大的讨论会。不少与会专家对吴仪的离职感到惋惜,并对吴仪离职是否会影响美中关系表示关注。

吴仪在和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以及美中之间的重大双边问题进行的一系列复杂而微妙的谈判中,获得了美方的尊敬和高度评价。一些与会专家担心由张德江代替吴仪会给敏感而重要的美中关系带来了不确定的变数。

另外,还有与会中国问题专家提出了中共政治局中唯一的女性因为刚满68岁的年龄线而被替换,从而引发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国际上不得因年龄和性别在担任公职方面歧视的讨论。

□ 美国之音

1949之后:中共土改何以要杀人?

【大纪元10月27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李肃2007年10月26日华盛顿报导)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在全国发动的第一场运动就是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准备进行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国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从1950年冬季土改运动开始,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粮食。

*“均贫富”运动?*

因此,表面看来,这场土改运动似乎就是要把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少数人--即地主的手中转到多数农民--即贫下中农的手中。这是一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均贫富”运动。

在中共已经控制了政权的1950年,通过国家立法和执法,完全可以达到上述“均贫富”的目的。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政协第一届大会二次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通过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另有目的*

和平手段本来可以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但是中共弃而不用,其原因只能是中共希望藉助土改达到另外的目的。

1956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份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

可以看到,在刘少奇的这段话里,土改的成就并不是分田地和均贫富,而是农民跟党走和打击地主富农。正如一位当年在四川参加过土改运动的土改队员引述当年上级中共官员的话说:“土改是一场阶级斗争。”

当年参加过土改的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左派保守人物喻权域解释说:“‘和平土改’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人们把土地改革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赐’、‘救济’,打不掉几千年形成的地主阶级的威风,农民不能真正地翻身站起来,成为农村的主人和国家的主人。几年、十几年后,地主阶级又会骑在农民头上,控制农村。因为地主们的文化水平高于农民,还有境外、国外的反动势力支持他们。”

不管喻权域的解释是否站得住脚,至少他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共产党担心农民轻轻松松地拿到土地,就不会仇恨地主,也不会积极地控制农村。

*流血的土改*

于是,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中国共产党先为农民设定了阶级敌人的数量。在1948年,中共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口10%”。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中共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00万个阶级敌人。

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喻权域回忆说:“......召开诉苦会、批斗会。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坐镇会场,起两个作用:一是为农民撑腰壮胆,二是维持会场秩序。农民诉苦诉到愤激处,打地主一两巴掌或一两拳头,我们坐视不管。当农民义愤填膺,蜂拥而上,拿起锄头、扁担或端起板凳要砸向地主,可能把地主打残打死时,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立即冲上去,夺下农民手中的锄头、扁担、板凳,并用自己的身躯把地主围起来。……我们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既支持了农民的正义斗争,又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使地主被打残、打死。”

喻权域的这番话起码可以说明,当年的土改干部没有严厉制止打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农民打人。

广东海洋大学一位教师对苏南土改的调查发现,苏南2742个乡中,有200多个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

*干部鼓励农民打人*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更严重的是,土改时有大量的人死亡。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导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

在广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

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做法。结果,广东土改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51年11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毛泽东将陶铸和赵紫阳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并且调集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参加土改工作。195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面批评方方犯了“土改右倾”的错误。他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

陶铸则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据估计,杀人达几十万。而这些被杀的人,没有一个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人。

*土改按比例杀地主*

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在土改中杀地主几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完成任务,完全不问青红皂白。”

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就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就认为通过暴力的群众运动是中共起家的一个好办法。所以后来毛泽东在中共居于主导地位之后,他就积极地推广在湖南农村掀起的这种暴力的农民运动,这种流血的农民运动。他对这一点很欣赏。所以这一点,毛泽东个人对于中共的这种土改有非常大的影响。中共通过这种发动群众,夺回土地的办法,它主要是为了通过这种形式把农民吸引过来,武装起来,让农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对立起来。

农民呢,走投无路,只能够就跟着共产党走。这种分土地的方式也让农民最初有一种感恩的感觉,然后觉得共产党是‘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说话,为农民办事的。另外呢,毛泽东他亲自指示说:‘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所以他这个制造恐惧是有目的的。他是为了巩固基层政权,让基层老百姓在恐惧和紧张之中不得不跟共产党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对立面,他就可能会成为镇压和专政的对象。所以他通过杀地主,通过夺取土地,既制造血腥和高压,又巩固和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一个意思就是‘杀人立威’,他们很相信这一点。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他要造成一种翻过来的形式,使原来处于下层的一些人倒过来,处于上层;使原来处于上层的人,他要把他压到下层。他就在农村有了更强的政治基础。我想这个也是他巩固政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还有一个事实也可以说明中共土改的目的并不是它公开声称的“均贫富”目的。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农业合作化*

也就是说,毛泽东早已计划进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而且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土改运动结束之前就开始了。为什么中共一定要走一个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过场呢?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我想它有出于政治权谋的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从意识形态的因素来讲,他们还是认为革命得是有阶段的,得一个阶段完了才能进行第二个阶段。所以他们当时在分土地的时候,尽管共产党领导人和共产党的干部们心中都有数,那将来是要走集体化道路的,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当时我们分了,当时我们是在骗你们。他们觉得是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嘛。那目前是要先走第一步。所以他们主观上他们并不认为我们是成心在欺骗大家。这就是那么多党的干部当时并没有一种他们在哄人、骗人的犯罪感,他们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这么做下去的原因。他们就是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

另外从实际的政治权谋上考虑,那当然它也知道,在最初如果你说分土地,这个对农民,特别对贫苦农民多少有些号召力。你如果一下子变成了收归国有,变成了国家的财产,那恐怕对于农民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共产党,像毛泽东提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嘛。这个口号就和过去包括历史上一些农民希望平分土地,‘均田地’的这种诉求就有相当的吻合之处。所以对于当时来说,它觉得对于它的阶级队伍是有它的好处的。”

*划分阶级成份*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份,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中共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对象。从此,中国农村阶级阵线分明,出现了永远的下等阶级,即地主和富农。中国当代文化批评人叶匡政说:“细究起来,土改的头等大事倒不是‘土地还家’,因为‘还家’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阶级成份’,这划定的阶级成份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下半辈子,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

令这些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感到无奈的是,他们被压制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是因为他们拥有超过一定数量的土地,不论这些土地是如何获得的,而且是根据“解放”前3年的政治经济地位确定的。

中共当时说,地主富农3年后改变成份,使农村中3年后只有“农民”,不再有剥削阶级。然而这些人的地主富农帽子一戴就是30年,家属和子女也被压迫、迫害了30年。尽管土改中有几百万地主被杀,30年中也一定有一些人被迫害至死或者病故,到1979年中共给所有地富分子“摘帽”时,竟然还有4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其受迫害者的数量相当可观。

*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

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因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讲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或者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因此在它的理论中没有平等的观念,只有敌对的观念。他们表面上讲要把地主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他却让这些人成为二等公民,成为人下人。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统治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它就可以永远地教育老百姓或者说服老百姓:就因为我们把他们打倒了,把你们解放了,把他们踩到了脚下了,所以说你们要支持我们。”

不仅如此,地主富农当年被没收的财产和土地至今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补偿,也从来没有为地主富农平反,似乎当年对他们的压迫仍然是合理的。山东等地的一些大地主的子孙曾经写信给中国的人大常委会,要求否定当年的土改运动,把土地退还给他们。

左派保守人物喻权域的观点也许反映了中国官方的一些观点。他说:“我坚决反对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我国宪法,我主张只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农民的土地是根据《土地改革法》分得的,这是‘合法的财产’,国家要予以保护,不许老地主的后代来索要。”

*农民土地梦不到两年*

然而,当今的中国农民并没有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土改时,中国农民在欢天喜地地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之后,中共随即又将土地收走。在土改运动尚未结束的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集体”。中国贫穷农民的土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

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土改对中共来说,好处是无穷的,而且一直到今天,由于产权不清,产权不明,到(19)78年改革的时候说了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将土地租给农民,而且土地还是属于国家的。而在中共的字典里面,国家等同于政府。所以呢,这个就是政府的。那么一直到今天,政府的各级官员对土地都有极大的支配权。所以他们可以随便地征地、拆迁,随便地制定土地的价格和补偿的标准,继续让农民或者土地使用者蒙受损失。

农民呢,也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土地是国家的。当政府需要的时候,它欲取欲夺,农民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一直对于中共,它是有好处的。对于中共各级官员都有好处,因为它把土地收归国有之后,收归了中共党有,对他们的统治,对他们任意占用和使用资源、调动资源、组织资源,都是十分便利的。”

*陈破空:双重欺骗*

时至今日,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接收农民土地的组织都不存在了,但是农村的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民仍然与土地所有权无缘。

陈破空说:“先分后收。土地从地主手上夺过来,分给农民,给农民制造感恩的感觉。然后呢,它要再把它收回来。而它收回来呢是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但是空洞的理想主义的召唤,说建立公有制啊,建立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农民因此受了双重的欺骗。第一次是被分地;第二次是被收地;最后变得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一个中国人在互联网上写道:“我出生就是雇农。我一直认为中国农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因为胜利后可以分田地。后来土改了,愿望实现了。但没过多久,又给收回去了,一直没想通,特别是后来发生了大饥荒,更想不通了。我总觉得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

铁流 :“三年跃进”河山泪 “天府之国”人食人

【大纪元10月27日讯】自古“人相食”要上书的,我们上书了吗?没有!新近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还这样说的:【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此,我不得不把眼看目睹的一些历史事实写出来以警世人。毛泽东到底是不是报告中所讲的那样光辉、伟大?事实胜于雄辩,正如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水菅里流出的是水一样。

田家英回四川调查

我是新繁县崇义桥(现叫大丰镇,已划归新都县)高家巷村人,老邻居都叫我小名润芝。崇义桥距成都市约二十华里,由一条成(都)彭(县)公路相连,那时是黄泥土,现是百油路。新繁县属于川西平原腹心地带,自盘古开天劈地以来,从未有过饥荒和饿死人的事。这里土地肥沃,一年两熟。阳春三月菜花千里,黄灿灿胜似锦绣;秋天沉甸甸的稻穗叮当作响过,像乐队在演奏丰收舞曲。因为土地全是黑黝黝的油沙土,用手一捏油就会指间溢出来。再加上两千多年前蜀太守李冰父子凿开玉垒山,使泯江之水流入内河,万顷田畴再无干旱之虑,纵是老天爷三年不下雨,庄户人家只需在堰坎上放几块木板,不一会儿清清甘冽的流水便窜入阡陌,潺潺汨汨奔流不息,清汪汪地映日沉月,美得像幅图画。那时家家有存粮,户户养肥猪,花丛飞蝴蝶,鸡鸭满院落,牛啃路边草,狗吠陌生人,故有“天府之国”的称誉。可是,1959年至1961年这短短三年时间,竟锇死数千人之多,你相信吗?

“大跃进”浮夸之风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大炼钢铁”迫使丁壮有家难回。春不播,夏不耘,秋不收,冬不藏,外加高征购,自然酿成大祸。从1958年末,全国不少城乡相继出现饿死人的事情,高坐北京紫禁城龙椅上的毛泽东时有耳闻。 1959年2月,为了弄清情况,他派出得力秘书田家英带领工作组来四川作社会调查。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生于四川成都,从1948年起任毛泽东秘书。他博闻强记,熟读经史,擅长诗词,是有名的才子,深受毛泽东尝识。此时,他已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为了解到“大跃进”后农村的真实情况,他把点选在新繁县崇义桥。三年前我和他女儿曾志,还谈起这段往事。祟义桥是他外公的老家,何况舅母娘当时仍健在。人熟地熟,工作起来自然方便。他在这里结识了大队支部书记林功谦,记下了他与林的问答:

【你们每亩能产多少斤哪?】

【去年大春,我们的卫星田亩产两万四千斤】

【真有那么多吗?】

【四川省广播电台广播了的,那还假的了?】

【那么,一般的呢?】

【大概两三千斤吧,少说点,总也有一两千斤吧。】

【产量既然这么高,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饭涝清,还要吃这麸面呢?】

【丰收不忘节约嘛。】

田家英与林功谦这一问一答,是崇义公社对付上级调查人员的标准答案。田家英又问了许多群众,都是这么说的。隔了几天,林功谦了解到田家英的真实身份,为他急于了解真实情况的诚恳态度所感动,才悄悄告诉他:【田主任,说老实话,充其量每亩只有六百五十斤。】

田家英又找到一个小队长马世才,问道:【你们队仓里还有多少粮食?】

【还有三万斤。】按照虚报的产量,完成上级征购任务后,理应还剩这么多。马世才硬着头皮回答。

【你打开仓门,我要看看。】

马世才打开了仓门。果见一堆稻谷,像座小山。田家英跨过仓板,走进仓里,踩上黄谷堆,只觉松泡泡有弹性,用竹竿一捅,稻谷纷分下落,原来是一个稻草堆,上面撒了一层稻谷。马世才惭愧地低下了头。田家英知道基层干部弄虚作假是处于无奈,没有责备这位队长,只是幽默地说:【这些稻谷恍壳太多了。】恍壳是当地土语,指无实的空谷。

每到开饭的时间,田家英就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食堂观察;大家打完了饭,他和工作组的同志也在这里喝一碗粥。一天,一位陈大娘来打饭,颤颤巍巍地走出食堂,腿一软跌倒在台阶上,全家的稀饭撒了一地。这位老人大哭起来。田家英上前搀扶老人,安慰说:【不要紧,另外再打一盆就是了。】陈大娘抽噎着说:【另外打?咋个能够另外打嘛!】田家英掏出自己的五斤粮票,要陈大娘去食堂秤米。陈大娘感激不尽,接过粮票,为了多活几天,他秤回的是麦麸面。

田家英,这位正直的共产党员,叉着手,面对墙上【公共食堂万岁!】的标语愤愤地说:【公共食堂万岁,嘿,我看恐怕是公共食堂半岁!】把旁边的群众吓了一大跳。这就是田家英调查公共食堂的结论。田家英在崇义公社先后呆了六个月,把了解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如实的汇报。可是毛不以为然,反认为他思想右倾,渐次不给予重用,致使田家英后来走上自杀的绝路。

亲眼目睹家乡的饥饿

1960年夏,我们“415”劳教筑路支队从云南盐津县转战西昌喜德修筑成昆铁路,因等车我们在成都呆了三天。那时我是中队墙报编辑,伪装成一付接受改造的样子,因而获得一天一夜的探亲假。在这短短二十四小时的探亲中,我深深看到了故乡成都饥饿中的惨状。那天我吃罢早餐,寻着熟悉的街市往回家的路上走。昔日锦城繁荣的景像已不复再见,大街小巷关门闭户,冷冷清清无欢无笑。商店里虽然摆有少许的商品,但全是凭票供应的“聋子耳朵—摆设”,餐厅饭舘也是如此。行人面带困倦的菜色,走路双脚不稳,且两目不停向四面收寻,看能否有进嘴的东西?上斑的人都带着食具,只要一见有人排斑站队马上跟进。一次排了很久的长队,待商店开门一看却是卖棺材的,这个笑话在流传了很久。在一条小巷的拐角处,忽见有个妇女追赶着一个男人,一边追赶一边叫喊:“逮住他,逮住他,他抢了我的包子。”

我举目望去,一个衣衫缕烂饥饿不堪的男人,气喘吁吁一边拚命跑,一边不停地将抢来的包子往嘴里塞,路边人没有出手去抓,只是不停地摇头叹气。当我来到童年的大科甲巷街时,却被儿时结拜兄弟的妈妈周母母叫住。她头发全白,拐着一双小脚,满脸笑容,惊喜地问:“润芝(我的小名),你回来了?快进来坐坐。”

她一把拽住拖我到家里,忙送来热腾腾的茶水,抱歉似地说:“现在不像过去,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糖啦、饼啦、油啦、肉啦、连花椒、海椒都要票,粮食吗就那一点点,真拿不出什么招待,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吧?报上说你的那些事,我从来不信,看着你长大的还会有假么?!”她谈起往事没过完,对1957年报上刊上所戴批判我的那些文章全持否定态度,应了“伟人”的英明论断:“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坐在椅上喝着热茶,环顾四周,突然关切地问:“周伯伯呢?”周伯伯是她老伴,是结拜弟兄周道炎的父亲。他是个画罩帘子的画师,一生勤奋,靠笔头挣銭,养着三个儿子和両个女儿,反右前我常来看望他,也顺便打听下结拜兄长的下落。本来这是些孩趣之事,在1956他申请入党还向组织作了交待。他们单位十分认真,曾派人来外调问起这挡事。我当时是记者,听后好笑地说:“这是娃儿办姑姑宴(小孩们的一种游戏)的事,难道是历史问题么?”来人不好意思地一笑道:“这是对他的负责。”

周母母经我一问,眼圈一下红了,咽硬地说:“死了,上个月初八死的。” 朋友父亲去逝甚感悲痛,即忙问:“什么病?”周母母警惕地掩上门,耳语地道:“人老,身体不好,粮食不够吃,饿死的。”

我“哦”了声,嘴巴张得大大的。

“你们每月的定量是多少?能吃得饱吗?我看你比在报社瘦多了”周母母强忍悲痛,关心起我来。我道:“四十八斤,勉强能活吧。”她放心了,显很高兴说:“这样多呀,比我们多三十八斤。”

“你们才十八斤?”我听着惊了。“你以为还是你走前的二十二斤么,从今年一月就下降了,说是国家遭了灾,为了支援灾区人民,不饿死人,所以要节约四斤出来。”周母母越说越激动,最后竟气咻咻地道:“现在灾区饿不死人了,我们却饿死了。十八斤还是大人,不满十二岁的娃娃才十四斤。你知道不,现在各家各户吃饭都分着吃,各人有各人的定量。你不知道呀润芝,为一颗粮食亲亲伪父子、弟兄,闹得快打破头啊!唉,我毎月要拿出両斤来帮补孙儿,他们是吃长饭的人,不能饿着了。”

“那你呢,够吗?”我为她牺牲自已保全儿孙的精神大为感动。“我六十多岁的人了,死了死了万事了,不能让他们年轻人去饿死哟!”周母母长长吁口气,说到这里突然语调一转,神秘兮兮地道:“遭什么灾啊,听说毛主席把粮食拿到苏联换枪炮去了,你知道不?作孽啊!饿死老百姓也不管?”

由于身份关系,我不敢啰嗦,慌忙告辞快步往家里走去。家,冷冷的家,没有活力,没有快乐,死死沉沉像个地穴。继母告欣道,妻听说我要回来,一早到幼儿园接孩子去了,家里只有她一人。近三年不见她老了一头,眼睛不再明亮,双颊灰黯少色,身板佝偻,一说话就咳。,她伤心向说:“润芝(我的小名),你知道不,你乡下二伯去年底就饿死了?崇义桥高家巷死了不少人,有些家绝户绝种。城里也饿死不少人,前天早晨出门,没有走上两条街就踩到三个死人,唉,我不知死在哪天啊(她老人家第二年就锇死了)?就这点吊命粮你爱人硬要叫我拿两斤出来给琦琦,我还活不活啊?现在农村里什么吃的也没有,胡豆叶、芭蕉头、草根根,有的人还吃观音土。那东西吃下去肚皮胀得像面鼓,不几天就会死去。唉,这日子怎么过啊!老百姓私下骂死了,说共产党比国民党毒十倍,整人害人饿死老百姓,到它垮台时,我要拿起叉头扫帚打它狗日的,害得我们一家好惨,鸣鸣……!” 我无言以对,劝不是,顺不是,只能沉默。  
廖伯康的惨痛回忆

整个大跃进期间,全国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我们四川饿死了一千二百五十万人,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原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在接记者采访时作了如下的回顾:

“一九六0年十一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廖伯康当时是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与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一九六0年饿死人数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动力丧失,只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看,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缛,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杆扎起来的,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椅子。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四川省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一九六一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隆到二百三十一亿斤,比一九五八年的四百四十九亿斤下降了二百一十八个亿斤,甚至比一九四九年还少收三十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跨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就往外调一百五十七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可他们还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可在这个时候,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一九六二年六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许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送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同志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单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帮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宝,还由胡克宝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我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室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以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门,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一千万】。

【一千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说:【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的注释表明,一九六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一九五七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来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一九六0年的数字,从一九六0年到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一九六一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二百多万;一九六二年三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去就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到营经县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份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二百五十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一千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摺叠式本子,翻开看了一下,又说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引者按:由此可见,中央书记处有一本反映饿死人数真实情况的底账。后来被毛泽东认为中央办公厅要搞他的黑材料)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

瘳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偏】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一九五九年六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瘳伯康接着说: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谁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一九五八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六百三十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一九六一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三百七十三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如此严峻,他不是继续欺上瞒下是什么?,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镇居民每月的口粮食是二十一斤,干部只有十九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十六两为一斤)的四至五两原粮(即代壳的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二到三两,折合新秤只有一到二两,城里居民每月供应二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的指标没有粮食。一九六0年七月一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四千八百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修宝成铁路、成渝铁路时边远地区运不出来的死角粮食,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么搞怎么可能不死人?!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给他寄了一百元钱去。】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一九六二年的七月二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志、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中。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瘳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派出的十七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十七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天有不测风云。一九六二年八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八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九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径看到了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

泽宽(重庆市委党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和瘳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瘳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打。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听林也准备把瘳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从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到厂长。重庆原市委的五个副书记被撤了四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重庆水上运输公司去了个副经理。(以上引文见《文摘周报》二 00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向中央讲实情》)

这个冤案 直到二十年后的1982年才得到真正的“平反”。

四川饿死了一千多万人,主要是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按照毛泽东旨意在行事。1962年在清查他的罪行时,他气粗腰硬一点也不承识错误。还有,他为什么敢和中央书记处对着干?中央书记处为什么连瘳伯康等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都保护不了?眼睁睁地看着李井泉将他们打成【反党集团】?其原因在于有一双比李井泉更大的黑手在捂盖子,这就是毛泽东!远在庐山会议上批斗彭德怀时,李井泉是西南区的大组长,他为虎作伥,助纠为虐,故为毛泽东引为知已。就在四川省饿死人最多时候的1960年9月,毛泽东任命李井泉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员,掌管云、贵、川三省,后又荣升为中共中央政活局委员,成为书记处惹不起的“红人”。

几椿人吃人的案例

毛泽东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谋略,贯穿于我国各项工作的始终,各地党政部门都牢牢抓住这一主线。当年我在成都市郊作“万金油”干部,只要政治运动一来就开赴前线,每月都得向区委写一份有关“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情资报告。这一“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华主席”下台。原四川温江地区管辖七个县,计有郫县、祟庆县、新津县、灌县(今都江埝市)双流县、新都县等,都是肥得流油的县,人吃人的事就在这里发生。一九六0年三月二十六日,四川灌县县委办公室以“阶级斗争新动向”为题,给温江地委办公室送去两份“情资”报告,是作为县委“抓阶级斗争”的“政绩”,所以才留存至今。这是份很贵重的资料,得感谢执笔人。

报告说: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性,四十一岁,地主成份。五一年丈夫病死,为逃避改造,五二年便与贫农唐前武结婚。三月十六日晚,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管理区用具棺材将其埋葬。当晚其妻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兜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背回家中煮熟自食……为及时有力地打击敌人,已将潘素华依法逮捕。

另一份报告说: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裕中农周玉光,女,现年三十九岁。周对现实极为不满,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直至公社化后才入社。三月十六日下午竟将社员杜之田已死两了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

至于贫农吃贫农,父母吃孩子的案例,不属阶级斗争范围,报了不利于乌纱帽,便压了下来。原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回顾说:“那是一个政治高压的恐怖时代,饿,不能说;饿死,更不能说。最好别看、别听、别想,否则会惹出大祸。”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那时尽管有成千上成万的人饿死,处在一定位置的领导干部都是很难亲眼目睹的,他们当时知道的情况是相当多的。一方面他们不想去、不敢去看,为什么要去看?居心何在?想搜集阴暗面向党进攻吗?一方面下边使出浑身解数不让他们看;另方面报喜不报忧,总是成续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永远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互为因果,上下隐瞒,天知地知,谁个不知?虽然人相食的事情不断发生,但谁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地方政府手中没有粮食,粮食全掌握在毛泽东手里。他决心以牺牲农民利益去换取世界领袖的地位,怎的不锇死人嘛?

崇庆县(今成都崇庆市)离休老干部郑大军回顾这段惨痛的史时,说出了一些触目惊心的事情:

一九五八年我二十六岁,是县委农村工作组的副组长,在放卫星的高潮中我在东阳公社二大队蹲点,检验大跃进的成果。我蹲点的地方属丘陵地带,田地肥沃,风调雨顺,盛产水稻、小麦和玉米,兼产豆类、红苕,本来算传统富庶之乡,可共产风一刮,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直到两年后,我率领整风整社工作组一行四人,几个方面进驻同一地方,落实《十二条》(即一九六0年十一月三日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文件的核心是要求全党以最大的努力纠正一九五八年以来在农村刮起的共产风,彻底清理【一平二调】),才发觉其后果的严重性。

曾经风光一时的公共食堂一派破败,靠厨房的隔墙已经打掉,以增加伙食的透明度。上百号社员排着长队,捧着碗,有气无力地绕着砌在地上的大灶台绕圉,领取一勺照得见人影子的午饭。这是将政府救济的陈谷子连壳带米槌细,再下锅狠熬出来的糠米粥。后来了解到,是因为工作组大驾光临,大伙方能领到如此【见米】的上等货色,若在平时,一日三餐清水煮红苕,一人两小砣;或者清水野菜,撒几把珍贵的米糠进去搅匀,如果再撒一把老玉米或干碗豆,那就进乎奢侈了。

我们四个人躲在门外,观察了好一阵,组员老王示意大队支书不要声张。桌子、板凳都失踪了,人们领了饭,迫不及待往嘴里倒,却没有一个人被滚烫的粥伤着。队伍继续移动,除了勺碰碗的声音,一切都显得空荡荡的。终于,所有的人都坐了下来,围成几个圈子,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舔碗,非常专心,仿佛要把已经透亮的碗舔的穿。没舔碗的直喘气,似乎开饭是体力活儿。我们呆了,不禁面面相视,作为党的干部,我们深为自己没有被饿垮的身子骨羞愧!

趁我们发楞,大队支书却按捺不住提步进门大吼一声:【欢迎工作组同志!】

于是全体起立鼓掌。我们只得露面,招呼大伙。不料社员们却有节奏地边鼓掌边背诵:【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饱,感谢毛主席,感谢党领导!】

一连背诵三遍,就有五、六个人因元气消耗过度,倒地昏厥过去。我忙叫救人,老王掏出临出发前带的一封压缩饼干,泡在开水碗里捣散,依次灌了。

当晚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传达《十二条》,并当众宣布将【一平二调】中擅自调拨的私人财产归还原主,许多社员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老贫民牛东山说:【终于可以死在自己屋顶下了】。而大队、生产两级干部都阴着脸,没一个吱声。散会后,大队支书埋怨说:【现在才来纠正共产风,意义已经不大,因为这两年大伙偷的偷,拿的拿,集体财产都搞光了,连米糠缸子也给砸了。大河断流小河干,住在自家屋顶下有啥用,瓦又不能吃。】我批评了这种悲观情绪,大队支书顶撞说:

【凭共产党的良心,我这个书记没有亏待社员,除了上面领导视察时陪点吃喝,我没有搞明显的等级。饿死的社员一年比一年多,我不难受么?可后山的五大队咋样?都吃人了……】

我们大吃一惊,打断他的话:【不要乱讲,要负责任哟。】大队支书把胸脯擂得崩崩响:【百分之百负责任!我闺女前天逃回娘家来,说她们生产队几岁的女娃儿快叫吃光了。】

事关重大,当机立断,我派老王连夜赶回县委汇报,我则立即去后山五大队,把最新【敌情】通报派住那儿的工作组刘、聂、姜三同志,他们还被蒙在鼓里!

通过细致而艰难的调查,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人吃人的内幕终于揭开:全队共八十二户四百九十一口,仅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0年十一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七岁以下的女童四十八名,占全队同一年龄线出生女童人数的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三的家庭有吃人史。最早发现吃人的是生产队会计王解放,据他供述,一九五九年底,公共食堂无粮下锅,经常【变相断炊】。所谓【变相断炊】,即灶房只敞开供应白开水,而把从社员的牙缝里强制节余的渡春荒救命粮扣下来,供党员干部们夜半三更时享用。因为【群众垮了干部不能垮,否则就失去革命的主心骨】。

按当时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开伙属违法行为,所以干部们半夜填肚子,还肩负着巡逻的重任,要保证家家房顶不冒烟,户户屋里不见火。如此【坚持清野】持续了一年余,而唯一的熟食来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实亡,广大群众只好满山风转,捞着啥吃啥。树叶、树枝、草根、野菜、地菌,后来连整张草皮也争先恐后地铲回家。觅食中毒的青壮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带土色,有的咽气时还发出【哞哞】牛叫。连蚯蚓和地蚁也成了稀罕美味。四川乡村四、五十岁以上的社员,普遍吃过观音土(有的地方叫白鳝泥,一种有光泽的白色粘土),饿风了的人们在生死关头用它充饥,一撮泥一口水,两眼翻白地仰脖数次,肚皮就沉甸甸的,并且越来越沉,终于饿转化成痛。当人们抱着肚子,倒地打滚、痉挛,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灌服超量泻药:生菜油、桐油、,最厉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时也化胃肠粘膜,令你最终走向胀死的反面——泻死。

尽管如此,观音土仍是实物,它带腥甜味,进口感觉似乎比锯齿草还要好些。

所以人们掏泥把山都掏空了。王解放说,人吃人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开始的。

那晚轮到我和出纳、保管巡逻,已是半夜,我们沿着村子转了一大圈,肚皮又扁了。出纳说:这餐加的,拉泡尿就不行了。我说:你吃了四个玉米窝头,咋不行了?出纳说:没油荤,吃多少都不顶事。保管说:你等着吧,到了共产主义,让你一天吃一头猪。出纳说:你现在就变成猪,让我啃一口。我说:莫开这种没觉悟的玩笑,想想普通社员咋过的?

于是三人都不吭气了。那晚下了入冬的头一场雪,月亮钻出云层,照着雪地?格外晃眼睛。保管突然说:我看见冒烟了。我和出纳正揣着手,准备回家呢。保管说:他妈吃了豹子胆!我们一下来了精神,就趴在一堵山墙后面仔细观察,果然有几缕烟儿顺风斜飘。队里的情况我了如指掌,可此刻却不敢相信这烟是从莫二娃屋顶冒出来的,人家是老实巴交的贫农,家里八口人饿死了两口,也从来没有违犯过政策!况且这年月有啥可煮的?

二娃家房后是块敞地,我们就迂回包抄,还匍匐前进了一会儿。我望见二娃婆娘蹲在屋檐下屙尿放风,大冷天也不怕冻掉屁股。没看出来呀,叮当响的穷棒棒也打粮食埋伏,阶级斗争太复杂了。

我们从前门撞入灶房,手电一打亮,莫二娃那一窝耗子就乱穿开了。我喊:不准动!保管举起鸟枪,朝天轰一炮,把房顶冲开个窟窿。惊慌之中,不晓得谁踩翻了地下正咕咕冒泡的盆子,烫得我们直跳脚。汤泼进灶坑,激起一片水气,把屋里全弄雾了。点灯!我揪住莫二娃命令,这狗日的仆地瘫了。出纳摸出火柴,点燃马灯就地一照,顿时傻了。在去年被掀掉的灶台原地,胆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起了口地灶,平时用石板扣着,要偷煮东西时挪开,可他这次煮的是自己的亲生么女,三岁的树才妹。难怪这么大的油荤,嗅两下都穿鼻。当锅用的脸盆四周,到外是小拳头大的肉砣砣,出纳埋下腰,用筷子夹起一砣,热腾腾地举到灯前查看,差不多快熟了,人肉皮薄,一煮就蜷里成诱人的一团,把个保管看得眼发禄,直吞口水。我急忙扯他衣角,叫寻根绳来捆莫二娃。话音没落,莫二娃嗷的一声,倒在地门板上,这畜牲抓了一砣好肉就塞进口中。我估计是小腿肉,因为我们卡脖子挠开他的嘴时,那牙缝还嵌着条瘦肉筋。当然做老子的开了口,这一窝野种就疯迷了,当着我们的面,一人抢一砣肉啃。唉,我们三个人六支手,揪住这个溜了那个,莫二娃的老四,九岁的狗剩,边躲我们边撕肉吃,还把耗子一样尖的嘴壳戳进去,滋滋吮骨油。保管惹火了,就出屋借月光装了满枪管火药和铁砂子回来,抵住莫二娃,我按住将他捆了。待把这男女老幼五口绑成一串,押到大队时,天已大亮。

作为证据的碎骨头装了半背兜,头也在屋旁土坎挖了出来,空空的骨器,外无面皮,内无脑髓,作案手段真是残忍之极!大队支书怒不可遏,权充法官升堂。莫二娃一家却在阶沿下呜呜咽咽,叫起冤来。他说:才树妹生下来就缺奶,连米汤都没喝饱,好不易熬到三岁,连路都走不稳,命里只该活这么大。支书大吼:晓不晓得随便杀人,国法难容?莫二娃回答:与其饿死,不如让她提前咽气救全家。二娃婆娘磕头哭诉:我们全家都吞了观音土,没油荤过不去嘛,妈心疼的树才妹哟,下辈子投胎莫变人了。莫二娃一家被扣押一天就释放了,大队干部们再三研究和权衡,决定为了官帽而压下这起吃人案。

有权力就有食物保障,当然不必吃人;可普通社员家,吃人风泛滥成灾了。莫二娃一放,大伙私底下奔走相告,以为政府默许这样做。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非劳动力的小女娃就遭殃了,心狠的,就操家伙在自己家里下手;不忍心的,就抹把泪与邻居约定交换着下手,可这华竟不是长远之计。那时的小孩都骨瘦如柴,连皮带肉,带碾碎的骨渣骨粉,也不够一门饿鬼吃几天,于是稍有远见的社员,就上远处绑邻队的娃娃,还到处挖陷阱,设兽夹。有种外表涂过油的【糖果】叫【欢喜豆】,过去用于炸狼,现在没狼,就成了小孩克星,嗅着喷香,不禁送嘴里咬,崩地就炸个面目全非。待家长们闻听赶来,原地就只剩下一滩血浆了。

吃人生产队的案件是如何处理的?进入司法程序,该杀的杀,该判的判,毫不含糊。不过《判决书》上,都略去了背景和原因,也略去了种种吃人的情节,因为是公开审理,要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形象。莫二娃虐杀亲女,又制造【欢喜豆】炸死邻队两个男孩,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听说枪毙时他还吼了几声【无罪】,把执行民兵骇呆了,结果换上正规法警,连发三枪才栽进坑中。

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夏天,国民经济才有所好转。而我们工作组除了处理恶性案件,解决问题干部,其主要任务就是【纠偏】,发动群众自救。公共食堂解散了,社员可以领回属于自己的财产,至少锅碗瓢盆又有了,打掉的灶台重新砌,开伙合法了。我们向地区行署、县委紧急汇报,调拨救命粮,至少保证每个社员每天半斤粮。以前吃大锅饭,半斤粮经过大队、生产队两级克扣,到个人嘴里不足二两,几把苞谷面撒进一大锅清水,或者连糠带米加些红苕、野菜、一人一勺。今天,有我们工作组守在分粮现场,半斤就是半斤,谁也不敢捣鬼。群众可以拿粮回家,自己计划着吃。当时国家的救济能力有限,一时调不了粮,就运来些苞谷杆、稻禾、麦杆,把它们碾碎了,掺水熬,大半天,或者一整夜,能够熬出些淀粉来,分给社员们烙饼子,很香。还派人搜集了小便,倒入一个大缸里,再投放些垃圾,隔一星期左右,由于尿和垃圾的化合作用,缸面会发酵出一层绿营营的【苔藓】叫【小球藻】。这就是食物,薄薄地刮上来,兑些清水,可能的话,放点糖精,喝下去口感很爽。

【日日夜夜,满脑子都是吃】,不瞒你说,当年我还没满三十,都白头了。可绞尽脑汁,饿死的人还是有增无减。一九六一年春荒过去,地里依然颗粒无收,别提社员,连我的腿都浮肿了,挤就出黄水,走路摇摇晃晃。工作组其他三人,都因吃糠咽菜便秘,躺床上,翘着光屁股,互相用挖耳勺掏。有时堵得深,勺构不着,就将勺把绑在竹竿上,再深度疏通。鲜血长流,被掏的人一声高一声低地呻唤,惨啊。

不过那时年轻,能打熬,实在撑不住,就借汇报工作赶回县里,休整两天,在食堂大吃一番。县城各机关单位都在政府的号召下,向农村捐粮票,但是杯水车薪,乡下又流行吃人了。还好,没吃活人,而是把死人身上肉厚处割下煮。

这新一轮的案件,是司法空白,没法处理。撇开道德伦理,人肉毕竟比观音土容易消化、吸收,虽然吃人(应该叫吃尸体)会染上多种疾病。社员们没力气,家里死了人,就草草覆一层土,有时在掩埋之前,好肉就已经被自家人割了,所以你就是当场捉住【盗墓贼】,也难以准确、定罪。只好睁一支眼闭一支眼。铁的事实是,吃人比吃土的成活率高。我曾经在某农家大院,目睹过如此景象:六个食土过量的社员头朝下躺在门板上,叉开腿,由他们的亲属把桐油灌进肛门。看见我出现,那些濒死者都突然睁大眼睛叫:政府啊,我们没吃人,死也不吃人啊!

我吩咐放平门板,社员们解释说:桐油味道大,从嘴里灌要反胃,浸不进肚肠,还是倒灌来得快。我说桐油有毒,用生菜油吧。社员们说:一两年没嗅过菜油味了,只要能下掉泥巴沤烂肠子也甘心。我说不行,大家说行,烂肠子总比泥巴胀破肚皮强。我能再说啥呢?死马当活马医吧。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农民真纯善啊,死到临头还没造反的念头。不过,党有枪杆子,不怕人造反,而我们工作组是枪杆子之外的政策消防队,哪里有起火的情况就赶往哪里。

监狱里罪犯的印证

四川人吃人不是什么秘密,更不是什么新鲜事,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随处可闻。1961年宜宾市中山街一个小贩为了牟利,将五六岁的小孩骗至家中,先用被盖捂死,然后砍头去脚,开肠破肚,放在锅里熬煮,后碎成小块伴以作料,谎称是兔肉拿到街上去卖,生意好得不得了。后东窗事发,公安人员在他家里挖出一大堆儿童尸骨。他虽以故人杀人罪被枪毙,但留下的恐怖几十年也叫人难忘。那时老百姓长月不见肉,缺油晕,想吃肉快想疯了,有兔肉还不去买。

1964年我因“马盟”一案,关押在四川省第四监狱(老地名叫沪州长庚宫,今为四川省警察学院)第九中队。这个中队是清一色的死缓和无期犯,其中大部份是“历反”和“现反”,有小半人是杀人犯。犯罪时间均在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间,说来也许令人不相信,事由多是为一斤粮票杀人,一筒苞谷杀人,一碗米饭杀人,其中有五、六人饿不可耐而杀人吃的。监狱每年终要搞评审,犯人都要写认罪检查交待材料。他们中好些人写不起,便求我代写。有个姓康的犯人,过去是叫花子,带着徒儿打“莲花闹”(北方叫数来宝)沿街乞食。他个子不高,长得蛮蛮的,出口成章,一溜四言八句。在1960年那个饥锇年代,家家断炊,户户没粮,向谁讨去?他和八岁智障徒儿呆在一座破庙子里过冬,整三天没粘颗粮食,肚皮哇哇叫,头昏眼花走路打偏偏。为了活命,他竟用药药死徒儿,然后煮来美美地吃了几天。自此,心里不安,睡不着觉,老做恶梦,一闭眼就见徒儿来讨命。他怕,经常大叫大喊,最后主动去公安局投案自首,判了个死缓。我问他,难道不知道吃人是犯法事么?他说,怎么不知,太饿呀!饿起来难受死了,恨不得饱饱吃一顿死了都划算,就这样把徒儿杀来吃了。说着,他悄悄唱起一段“莲花落”:“走千家,串万家,家家熄火不冒花(指锅里没有煮的东西);,,鸡不叫,狗不咬,跑断双腿没处讨?肚子饿,身没力,三天没有米饭吃。杀徒吃儿不应该,而今坐牢应该的,应该的。”

“你还挺认罪嘛!”我苦苦地笑了。

另一个,是判处无期徒刑姓曾的女犯。她关在女监,我在狱里办墙报,狱吏指定我为她写改造总结。她是贫农,住在山里,1958年丈夫响应号召,被公社派去炼钢采矿,不幸死于工伤,丢下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一个八岁,一个五岁。八岁女儿不听话,五岁女儿长得乖。1961年公社没粮供应食堂,清如水的稀粥只有野菜,一连吃了半个月,全家大小叫饿。她饿得白鹤伸颈,患有腰痛症,叫大女儿去山上找里野果、野菌什么的,可老是空手回家。她骂她打,仍如此。在那个年代为了话命,谁家不去找。她气了,一气之下用斧头活活将大女儿砍死,然后放在煮猪食的大锅里煮来吃了。小女儿每一看见妈吃这东西便跪着说:“妈,你吃了姐姐你可别再吃我呀!我听话,我去找果找菌……”她一边说,我一边写;她说说哭哭,我听听写写,不足一千字的评审材料写了大半天也没写完。作为共和国第一代工农记者,我能说什儿呢?我仰天叹息一声,自言自语道:“其罪难铙,其情可恤。苍天啊苍天,你睁开眼看一看吧?”

1976年因“四五”天安门事件,四川地方国营新华磺厂(一个地地道道的劳改厂)以“传播政治谣言罪”,将我加判八年有期徒刑,送到素有“奴隶黑狱”之称的雷马平劳改农场马家湾中队服刑。在这个队里有位刘姓老犯人,眼晴里布满血丝,长长个子高人一头,从不认罪,只要每天一出工就高喊:“毛主席,共产党,我刘长年(长年即雇工,他过去是穷人,以帮地主为生)犯的什么罪嘛?人家不要的,供销社不收的,拣来煮起吃了,就叫犯罪?填肚子,建设社会主义嘛!”接着,疯疯颠颠大声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人民吃不饱,饿肚子,又坐牢,粮粮饼饼买不到……”原来,在 1962年冬,他饿昏了头,在坟山里把一个才埋进土里两天的死娃娃拣回家,煮来吃了。后被人检举,法院以“伤风败俗罪”,判他十六年有期徒刑。由于他出身成分好,“犯罪”又特殊,狱吏也不好说什么,每次都装着没有听见。

人吃人,毁了家庭的亲和力,毁了社会的道德良知,毁了国家的庄严形象,有什么办法,锇呀!这到底是谁之罪啊?是他(她)们吗?请回答!请回答!谁能回答?执政的“伟、光、正”共产党你们敢说这不是事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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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25期

古今:识破中共的妖魔本性

【大纪元10月27日讯】有人说,不应该把中共妖魔化,中共也在做好事,学文明……但是且慢!

人类词汇里有妖魔之条目,就有它的定义,不加入任何复杂的解释、不引用任何神鬼故事传说,它就是邪恶之极的形容和定义。把“妖”和“魔”分开理解,“魔”就是大量吃人的恶鬼,“妖”就是它的狡猾多变的骗人手法及其迷惑人心的种种假象。识别中共的妖魔本质,只要依据事实和常识就足也。可惜恰恰不少人被中共妖魔搞得神魂颠倒,自觉不自觉地让中共的妖魔逻辑取代了人们判断事物的常识。

中共之“魔”

“魔”是指大量吃人的巨大恶鬼。它不同于才狼虎豹的直接的常规可见的吃人,除了大量吃人,还有残忍不择手段并且不断花样翻新地吃人;再者,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焚尸灭迹,赖得干干净净。

中共的大量吃人,在短短半个多世纪,在基本没有战争的环境中,以“革命”、“专政”、“改造”等名目吃掉中国人和平生命8000万。这不是巨大的恶魔是什么?

中共吃人,除了简单的一刀一枪夺人之命以外,更是复活和发明了种种野蛮残忍的手段,尤其对于和平不抵抗及根本没有反抗力的文人,老人,妇女,病弱,孩子都能施加暴打,冷冻,挨饿,不让睡觉,打击性器官,老虎凳,五马分尸,苦役重罚,细菌毒品,以致活剜器官,活割脑骨……等等不耻于人类的野蛮兽行。

中共的大量吃人,野蛮吃人,同时可以作倒若无其事或死不认帐。因为它的“全面专制”控制了所有的信息渠道,了解和调查真相本身就成了极端困难乃至极具风险的事情。

中共之“妖”

照理,只要了解以上事实,不难判别中共的“魔”性,但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中共在掩盖其魔性上施尽妖法,久而久之,有不少人被由于被其妖法控制了大脑神经,使其按照常识和人性判断问题的能力降到白痴般的程度甚至难以自拔。

九评的问世,系统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及其来笼去脉,但是清除中共妖法在人们头脑力的余毒还有大量事情要做。我们还要从多重角度揭露中共的妖法,还原其魔鬼真相,振救人心。

中共的妖法很多,其中一条,它无赖却又蛮横的宣布它是无条件的永远的执政党,而且无论干了什么,都无耻无羞地自淫自赞“伟大”“光荣”“正确”。你开始觉得可笑,别扭吧,可是它就是这样日夜重复, 你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地认同了这是一个不变的“常数”,无可奈何的巨大事实。反过来考虑变成了:如何适应这个事实和常数,适者生存,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既然无力改变它,那就利用它以后再说吧。但是不久就可能慢慢上了它的贼船,你利用了它,它就抓你越来越紧,渐渐的你就会发现挣脱它的控制从不容易滑向了不可能,你就会进而变得“今日有酒今日醉,管它对错和犯罪”的失魂境地,也许你就成了它的帮凶而且难以回头了。

到了这个地步,你再听到有人控诉揭露中共的暴行,你的脑子里可能条件反射般地跳出这种结论:共产党就是那样的,惹不起还躲得起,干嘛要去闹事呢?瞧,共产党怎么没来整我呢?在这里是非的判断已经完全让位给了功利的判断。共党的妖法得逞了。

人们判断事物通常有“是非判断”和“利害判断”二把尺度。是非判断的依据是自己认同的理念,道德,公理来决定取舍;而利害判断是依据自己的利益得失,尽可能地“趋利避害”。在很多情况下二者是交替共存,互相协调的。

由于中共的全面专政掌控了基本的社会资源分配权,在它面前,所有的利益追求都必须得到这个政权的认可与容纳。否则则相反。人们追求利益发展本来并不要求必须放弃道义坚守,但是在中共势力影响范围内,你必须二者择一,在中共的片面的经济发展及发财竞赛的洪流中,坚守道义等同与放弃经济竞争力,不但如此,中共政权还会不择手段地在经济生活上至道德坚守者与困境,再接下来就是人身迫害了。

迫使人们放弃是非判断,只追求利害判断的结果,使不少人丧失了道义判断能力,甚至人的起码良知及其憎恶的正常源头。不少忙于发财的人听到有人反迫害,第一反应不是去判别是非,而是担心“搅了自己升官发财的好心情”,而对反迫害的人视为异己,轻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重者反而心生厌烦,恶语相加,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

中共为何要人们忘记文革,忘记六四,忘记九九……它知道这种事情的提起本身,只能激活人们判断是非的道义细胞,复活人们想了解真相的基本欲望。因为它没有道义,不敢面对事实,它能做的就是掩盖事实,不提道义,鼓动人们单腿在发财路上狂奔不停,它也就可以继续兴妖作怪。

“得失”的极端是“生死”,“是非”的极端是“正邪”。正因为法轮功的信仰超越得失生死,完全不受其掌控,中共终于凶相毕露。而高智晟大律师正是在调查了解了大量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彻底看到了是是非非后面的正义和邪恶,把道义上的是非判断升华到了信仰层面的正邪判断,使中共妖魔惊恐万状,对高智晟大律师也露除了魔鬼凶恶的獠牙、伸出了肮脏的魔爪……!

由于新一代中共在继承老中共的妖魔衣钵的同时,更多的具有了同文明接轨的欺骗性伪装。他们平时不但是“文明社会”,而且还是“上流社会”,在把人们包括一些本来清醒的人但却难舍名利的人同他们搞得难舍难分之中,又增加了中共妖魔的伪装和欺骗性。我们说,无论口号有什么文明内容,无论平时多么道貌岸然,无论在什么文明条约上签字画押,只要不放弃阴暗残暴无耻的独裁统治,就是老妖魔穿新装。原本善良的,不甘堕落的人们,识破中共的妖魔本性,勇敢的与其彻底决裂吧!!@(

专家:美国市场的中国玩具来自血汗工厂

【大纪元10月2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方雷克报导)美国参议院下属的一个委员会前两天就中国制造的玩具举行听证会。在会上作证的专家指出,美国市场上销售的中国玩具来自于那些生产条件极为恶劣的血汗工厂,这些工厂的工人常常被迫加班,却得不到应有的报酬。

举行这一听证会的是美国参议院下属的一个负责商业,科学和交通事务的委员会。参加听证会的美国民间组织“国家劳工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克拉翰先生表示,中国深圳一家工厂为美国沃尔玛等公司制造玩具,这家工厂的厂房过分闷热,工人每周被迫工作6天,每天工作十四个半小时,上班时还被限制在木头栅栏里,连站着也不允许。克拉翰先生说---

克拉翰:“深圳这家工厂的工人说,每天都可以看到厂里的女工哭,因为老板总是冲着工人大喊大叫,让他们干快点。起来为工人说话或者跟老板说这些事情的工人立即被辞退。”

据克拉翰先生介绍,深圳这家玩具厂的工人表示,厂里每星期至少克扣他们加班费的20%,这20%相当于他们两天的工资。在广州的另一家水上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员工被迫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4-17个小时。

克拉翰:“尽管广州这家工厂的工人得不到加班费,如果工人有一次不能加班,他们就会被罚款,失去将近两个星期的工资。”

克拉翰先生了解到,广州这家企业老板也经常冲工人大喊大叫,把他们称为傻瓜和垃圾,一个试图还嘴的工人被殴打和辞退。一天下来,疲敝不堪的工人们回到宿舍,瘫在床上就睡,连工作服和鞋子都不脱。

广州这家企业为美国一家体育用品公司提供产品,而美国这个体育用品公司还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在克拉翰先生看来,中国这些血汗工厂的工人每天被迫忍受的这种工作条件,没有一个奥林匹克运动员能够忍受,不管他怎样坚韧不拔。

美国民间组织“国际劳工权利论坛”执行主任巴马.阿西瑞亚女士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大概有8千家玩具制造厂家,多数分布在珠江三角洲一带,这些工厂的安全生产条件十分恶劣---

阿西瑞亚:“我们和我们在中国合作伙伴所调查的这些玩具厂,普遍没有为工人提供如何在工作岗位上处理化学物质的信息,也没有这方面的培训。我们合作伙伴在中国调查的几百名工人表示,他们可能受到有害化学物质的侵害。”

阿西瑞亚女士提到,接受他们调查的是被广东佛山的利达玩具公司辞退的工人,该企业为美国美泰玩具公司提供的玩具最近因含铅被召回,该企业现已关闭。这些工人没有一个人了解产品的生产材料,也不知道生产过程中用到了铅。他们没有被告知工厂关门的原因,不知道含铅玩具的整个事件,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工作时健康可能受侵害的任何信息。

阿西瑞亚女士注意到,由于中国整体经济状况不佳,这些工人被迫做这样的工作,应该有世界性的法规禁止商家把自己的利润建立在他人的不幸之上。

美国民间组织“劳改基金会”执行主任吴宏达先生在会上指出,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应该看看他们来自中国的产品是怎样生产的---

吴宏达:“当美国人星期天去教堂祈祷的时候,他们真地应该想想是什么人在什么工作条件下制造了这些产品。”

美国参议院下属这个商业科学交通事务委员会成员,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拜伦.多根先生在会上对作证专家的观点表示认同---

多根:“我们不应该让血汗工厂的产品进入我们这个国家,这是从他人的不幸困境中牟利,美国不应该同意做这样的事情。”

据这位参议员透露,美国参议院已经起草一个名为“体面工作环境和公平竞争”的法案,这个法案会禁止美国进口血汗工厂生产的产品。来自美国共和和民主两党的14名参议员支持这个法案。美国众议院也有116名众议员支持一个类似内容的法案。

北京空污恐延奥运户外项目

【大纪元10月27日讯】〔自由时报编译胡立宗、魏国金/综合北京26日外电报导〕2008年北京奥运进入最后倒数,但北京严重的空气污染仍不见改善,国际奥委会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5日分别提出警告,北京的空气品质不但没有改善、甚至还在恶化,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部分室外竞赛项目可能被迫延期。

国际奥运委员会主席罗格指出,虽然北京努力改善空气品质,恐怕还是无法让运动员享有干净的空气,“为此我们或有必要重新排定部分奥运竞赛的举办时间,以确保运动员的健康受到周全保护”。

在评估北京当地环境后,国际奥委会监督小组负责人费尔柏根表示,空气品质是关键问题,污染将影响选手的表现,但“空气品质还有很大问题”。费尔柏根说,他们认为交管等措施应能收效,但“万一没有,部分项目势必延后”。

UN报告 对北京奥运前改善没信心

鉴于北京空气品质改善有限,除了奥运项目可能延后,部分国家也决定延后抵达北京的时间,避免恶劣环境对选手身体造成伤害。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1日公布的报告,虽对北京自○一年赢得奥运举办权以来推展斥资一百二十亿美元的环境整顿计划之成果大表赞扬,但报告结论说,鉴于北京的空污太严重,其空气品质恐无法在奥运开锣前获得显著改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指出,使气喘恶化、影响肺功能与引发支气管炎的空气微粒的浓度,有时超出世卫的标准两倍。

报告中指出,北京的悬浮微粒量在2006年时是世卫组织建议量的八倍;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污染物在2006年时不但没有下降,甚至增加。

26日雾锁北京 能见度仅50米

〔编译魏国金/综合北京26日外电报导〕浓雾深锁北京,北京气象台26日发布级别第二高的大雾橙色警戒,能见度仅五十米至两百米内。卫生当局呼吁老人、小孩避免外出,以免感染呼吸道疾病,民众外出需戴口罩。

浓雾除了使空气中的污染物聚积于低空外,也使北京的交通陷入混乱。新华社报导,由于北京部分地区的能见度降低到五十米,通往北京的主要干道被迫关闭。此外,许多航班因跑道能见度不佳,无法起降,数千旅客被困在北京国际机场。三百万辆汽车被指为北京空污的祸首之一,北京每日增加一千两百辆汽车。8月间北京实施为期四天的减少汽车上路测试,一百三十万辆车禁止上路,明年奥运举办期间也将实施类似计划。其他为奥运祭出改善空污的计划包括关闭建筑工地、关闭或缩减北京市与周边的污染工厂。

德国之声: 世纪工程危害千秋万代

【大纪元10月27日讯】1993年以来,中国政府为建造三峡工程拆除了13座城市和数百个村庄,移民一百四十万人,耗资1800亿元人民币。但就在这一官方称之为“世纪伟大工程”的最后几台涡轮发电机组即将投入运转前,三峡传来了当地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消息。每日镜报写道:

“现在,为这一庞大工程付出的真实社会和生态代价正在显示出来。中国政府虽然为移民建造了新房子和新城市,但原来形成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了。因土地沉入库底,农民没有足够的耕地,其他人也因搬迁失去了生存基础。同时,环境问题层出不穷。一名官员说,库区两岸有91处共36公里已发生塌方。由于城市、工业区、甚至坟地都被淹没,这一地段的长江就像一条巨大的臭水沟。政府只能把沿岸居民再次连根拔起、移往其它地区,据说2020年之前将有四百万人迁往重庆周边地区。

八十年代以来,科学家和环保人士一直对工程将带来的巨大社会和生态后果提出警告,但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无视这些警告,尤其前总理、莫斯科培养的水利工程师李鹏把三峡大坝视为个人的形象工程。在正在举行的党代会上,现任党和国家首脑胡锦涛宣布,今后中国的发展要具有更大的可持续性、更注重生态。但对于长江沿岸因大坝而失去家园的五百多万人来说,这样的认识来得太晚了。”

法兰克福汇报认为,中国官方宣布再次移民四百万人等于承认这一面子工程有巨大失误,这是对中国政府的巨大挑战:

“国家向当地居民提供了巨额补偿,仅2004年和2005年为移民计划支出的金额就折合九亿六千万欧元。但因地方干部腐败渎职,补偿一开始就没有到位。官方消息说,有三千万欧元被贪污,真正的数额可能要高得多。没有数字表明,有多少金钱消失在干部的腰包中。

当地居民十分不满,怒火冲天,所有地方向移民所支付的补偿数额都与规定数额有差距,三峡库区所在的重庆市和邻省湖北的地方干部试图隐瞒这些群众的抗议,有时甚至采用镇压手段对付抗争的农民和其它移民。

如果在已移民一百四十万的基础上又有四百万人不得不离开自己住地的话,将再次引发当地居民的动乱。民权人士在互联网上警告说,由于一期移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能期望大规模的二期移民能够顺利进行。”

--原载:《德国之声》,2007-10-20

“停止迫害 还我人权”香港支持人权圣火集会

【大纪元10月27日讯】“停止迫害 还我人权”支持人权圣火大集会,10月27日在香港岛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简称CIPFG)亚洲分团副团长司徒华、CIPFG亚洲分团香港成员梁国雄立法会议员、CIPFG亚洲分团香港成员兼关心香港前途小组召集人林子健、CIPFG亚洲分团澳门成员利建润、中国人权论坛(香港)召集人甄燊港、前立法会议员冯智活牧师、神州青年服务社社长梁汉华、在中国大陆投资受害港商薛宝仁等先后发言,共同呼吁制止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所有人权侵害,包括对维权人士、民运人士、法轮功学员、自由信仰者、维吾尔族及藏族人民等的迫害。

而在香港今次举行人权圣火活动前一天,香港大纪元时报收到来自上海、由700多名上海访民联署的公开信,访民在信中对人权圣火传递到香港表示祝贺,不过,正确的讯息是人权圣火刚走完了欧洲超过20个国家,下一站(10月27日)会到澳洲。人权圣火预计将会在明年8月北京奥运开始前,将会横跨全球五大洲超过130个城市,香港是人权圣火传递的最后一站。

以下是700多名上海访民联署的公开信的全文:

上海民众为迎接人权圣火全球传递
进入中国香港致欢迎词

自8月9日人权圣火全球接力传递活动从希腊雅典点燃至今,已传递了2个半月,约20个城市。所到之处燃起了海外各界善良人的心,同时燃起的是上海冤民对人权尊严的渴望和期盼。籍此极富想象和创意的活动,也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上海法西斯暴政下恶劣的人权状况,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国际正义力量对我们苦难的关注和同情,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和帮助!特别是对今年6月上海冤民联署向海内外发出公开呼吁:“要人权不要奥运!!!”的最有力的支持和最好的回音!

现在,收听、收看人权圣火全球接力传递活动的进程和相关内容已成为我们每日关注的重点,并向其他熟悉的亲朋好友互相传达。在具体收看和收听过程中我们深受感动并常常热泪盈眶。不断成为我们艰难生活下去直至各自冤情早日获得解决的持续的动力。

10月24日星期三,一部分访民获得了自由——被解除了非法监控,但仍有约5个区的访民们还被非法关押着,当我们获悉人权圣火全球接力传递将到达香港,我们感到既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香港毕竟离我们的距离近了,感觉上就似人权圣火即将到了家的亲近感;但另一方面,由于近阶段众所周知的来自于内外部的各种复杂原因,当然也包括大部分冤民长期恶劣的处境(详情可见博讯上海维权:控诉法西斯暴政!!http://boxun.com/hero/shpzw1),如近两年来长期的长时间的野蛮截访、非法监控、软禁、关押、刑讯逼供等,耗尽了大多数冤民的时间、精力、体力,摧残了访民的身心,使我们难以如愿不能出现在此次香港传递活动的现场,令我们深感遗憾。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希望通过这封公开信向2个多月来参加人权圣火全球接力传递活动的海外各界人士,向所有参加此次人权圣火全球接力传递活动进入香港的各界人士,向所有长期致力于帮助促进推动中国人权状况获得切实改善的各界人士,包括所有积极参与报导这个活动的海外媒体,致以衷心感谢!特别向人权圣火主办单位和各协办单位致以衷心感谢!我们将永远铭记素不相识的您们长期以来对我们冤民的关注和帮助!为我们发出的呼吁和呐喊!您们在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历史上必将留下功德无量的丰碑!

衷心希望您们坚持下去!坚持下去,才能形成强大的穿透力,让人权圣火进入家家户户上海民众的心里;坚持下去,上海陈小明、段惠民、杜荣林、戴荣等被毒打致死,以及长期以来遭受迫害至死的冤案才有希望昭雪;制造针对近800上海访民的奥运冤案才有希望停止;被非法关押的田宝成和张翠萍夫妇、杜阳明老人、毛恩凤、许正清、张耀龙和顾凤芳夫妇、杨新民、张锡祺、刘新娟、洪玲玲、卢俊等其他上访冤民才有希望获得无条件释放;针对上海拆迁律师郑恩宠先生和全体上访人员的非法软禁才有希望彻底解除、我们的冤才有希望获得解决。

鉴于此次联署的具体情况特殊,根据上述内容及多数访民们的要求现决定,以下签名单按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公开签名联署信名单定。但附补充说明:1)等此次所有非法关押人员释放后,如有人对名单中自己的名字提出异议,上海维权将集中作一次申明。如无异议,不再另作申明。2)考虑到今年6月上海冤民联署向海内外发出公开呼吁:要人权不要奥运!!!上网后,得知消息的访民们十分高兴互相转告,有许多没有签名的访民特别是新动(拆)迁的访民通过熟人介绍要求补签,当时鉴于访民内外情况复杂,没有进行补签工作,造成此次联署还是把你们划出,希望你们理解并予谅解。特此说明。

让人权圣火照亮中国人心!
要人权不要奥运!
奥运与血腥不能并存!
人权圣火活动万岁!

2007年10月24日

上海民众联署:
胡小妹、段春芳、段洛飞、段波平、许金凤、龚浩明、张桂兰、龚巧英、龚秀芳、龚文英、董春华、陶裕凤、陶品之、陶玉珍、陶玉凤、陶建元、梁发香、姚克勤、周敏文、姚玉平、王梅丽、姚闻婷、万秀玲、周莉、周敏珠、周丽华、唐伍妹、毛照凤、王枫、王黎庄、毛海秀,谈兰英、刘志明、刘红、(以上人员家庭中至少有一条人命案)、许永道、张翠香、王翠娣、朱东兵、艾福荣、陈修琴、萧又青、吴根秀、傅鸿炜、傅国忠、裘美丽、郑蓓蓓、沈咏妹、沈佩兰、冯宝英、李菊兰、姚荣林、颜芬兰、颜兆兴、颜兆成、颜兆亮、张师君、周又兰、卓承英、顾金海、韩忠明、童莉雅、宋阿杜、华玉桂、全伟达、王巧娟、陈黛丽、董阿仙、朱黎斌、何声钦、张兆林、仇玉桂、戴冠豪、韦青、张俊根、秦启泰、高善来、李东生、华曦、朱卫华、李纯、金建明、张善芝、郑治洪、何溪溪、杨绛绯、孟卫、陈宝良、曹穆霖、戴国平、鲁俊、秦荣美、金秀英、范瑞娟、陆建新、陆英、高雪坤、马国强、周金妹、张铁林、李杏仙、杨春华、孙翠英、顾月芳、于桂标、周福妹、季勤娣、丁文超、王忠保、高信翠、赵迪迪、刘平英、杨宝香、张英、曹义宝、王翠弟、陈万凤、陆善明、王雅芬、周和英、艾金英、姚一平、李俊、张士华、孙秋生、薛莉君、吴晓忠、周永华、王明清、王明兰、王明兴、王莹、詹荣妹、张忠平、徐秀芳、赵济江、叶敏之、张六星、张燕萍、顾奇文、孙雅虎、丁菊英、包金龙、吴秀兰、杜永铭、计永丰、姚唐枫、张莉萍、王建成、丁珠、周建兰、虞长海、吴珍芳、汪霞、赵玉英、陆凤珍、韩敏、周志鸣、蔡晓虹、蔡家宝、崔福芳、刘顺利、邵国英、赵惠琴、曹妹宝、吴党英、承英、魏勤、陈宗来、吉秀英、卫玉华、张月珍、王秀芳、李康、金祥娟、高巧珍、陈雪娟、钱庆余、沈余珍、严锦泉、徐兵、徐明、高华妹、竹剑平、史海敏、张雄民、张淑妹、陆春华、吴秀兰、诸伟华、张毅、邵桂荣、成玉珍、徐小铃、赵建新、朱佐麒、耿国荣、朱棣和、沈德宝、周建国、陈步强、陈步顺、龚爱红、黄凤妹、任培芬、谭秀英、吴凤霞、徐莫芳、薛家奇、叶秋根、周建兰、郭汶波、葛秀丽、王文正、顾怀娣、许东海、朱仁忠、朱仁华、俞有才、周美琴、刘娣芳、林根娣、曹茄宝、肖香兰、孙雅虎、黄永亮、赖根堂、杨翠芳、于美芳、张翠珠、郁巧玲、方文斌、许宏、詹佩华、奚仁娣、奚荷娣、徐洁琴、潘金宝、陈月华、张建华、刘志强、付小英、刘红娣、许国柱、沈美珍、胡苹琪、唐霞珍、张秀丽、吕龙珍、金兰英、王惠珍、朱亚莉、匡宏、高华妹、李亚凤、孙华荣、梁慈慧、刘芬珍、陆志成、钱祺芳、汤嘉纹、魏海珍、徐小玲、葛蓉、李淑杰、林国梁、林国伟、江霞、钱晓霖、浦爱珍、张善良、黄磊、王惠芬、张敬良、孙梅芳、王惠军、赵关珍、王永华、陈瑞明、周金生、韩夜琴、邹红英、周惟馨、梁玉龄、袁红英、徐桂银、周宗兰、葛秀珍、王智兴、施福留、成彩根、孙以贞、潘曼丽、姚祥发、孙健、沈定高、朱金荣、张阿海、汪桂菊、林霞兰、徐关福、刘虎根、陆玉成、丁莲珍、蔡燕萍、项蕙兰、朱炳心、王路平、刘春芳、赵明华、邓维秀、徐亚罗、宋斌、李文华、王文华、王学义、余家明、张玉胜、张玉梅、何国光、石建美、陆宝宏、诸济雅、谢玉香、周智平、周阿根、程桃、成玉珍、吴玉芬、何美君、杭菊英、徐韵园、费爱众、耿梅蓉、丁宏泉、徐洁琴、刘淑珍、朱音、陈昌宝、朱巧英、范桂娟、周美琴、张瑞芬、尹巧珍、张秀丽、王琳珍、蔡晓红、徐兆兰、端木昀、杨伟明、童国菁、尹月仙、金月花、刘新娟、潘荣彪、何静、黄顺忠、黄雅君、徐忠林、杨仁花、孙敏、钱晓霖、陈美华、黄美湘、杨耀其、李淑杰、李彩娣、朱维春、张玉环、乐学忠、朱美娟、顾丽明、张元旦、张民飞、徐卫星、丁素娟、郭益贵、邵国英、金祥娟、高巧珍、任云兰、高华妹、薛小妹、徐金妹、赵志清、翟桂荣、王鸿、蔡光耀、黄章伟、黄金葆、包志建、罗发森、罗贵宝、宋杏鸽、许金冈、虞春香、景惠娟、石长贵,刘文荣、沈德宝、荀连保、荀建国、许银妹、金龙妹、乔玲娣、胡佩琴、刘训、杜小凤、李萍(杨浦)、王霞琴、项文寅、谢玉香、黄文水、肖海文、谢妙凤、许毓敏、张秀丽、吴根强、王忠保、王永华、陈瑞明、周金生、张如身、忻菊珍、陈粉女、王儒云、陈穗好、金黎菁、严文彬、宋家明、朱平方、马志森、宣雅芳、范涛铭、施宝兰、刘仁娣、蔡燕华、吴慧辉、王文正、童国庆、孙美珍、李康、林淑娟、孙建敏、叶爱娟、黄丹妹、沈美珍、周水、龚根英、杨冬民、吴斐伟、凌敏华、王琳、彭蓉琴、王飞跃、钱青春、蔡明芳、顾金妹、李宣龙、凌宗淮、曹仁荣、陆志鹏、倪金官、张秋龙、朱银莲、孙福宝、王山淼、吴玉芬、吴月琴、张海龙、夏伟民、王红梅、张悦静、胡凤娟、单世海、温凤梅、包志建、乐娇定、朱根娣、杨林发、王志展、丁宏泉、孙小萍、施明、朱健、刘苗荣、李艳英、张茵、张凤妹、沈领、杨元英、张素珍、毕旭、章全法、黄杰、吴菊、吴芳、陆秀美、金建华、薛凤桐、虞永兴、彭敬虹、谢怀钊、杨沪英、王印平、顾欣渝、薛海泉、马金鑫、马长发、韦存彬、王林英、徐雪芬、薛建国、苏永华、刘志强、潘金宝、张淑妹、张新珍、戴伟康、李福娟、沈惠峰、沈梅英、陈龙妹、张建华、陆丰华、陈明萍、吕国英、严春娣、张云凤、张振玉、赵加林、张加强、邬玉萍、金长涛、吴慧群、桂丽萍、赵玲娣、李彩娣、周美琴、季勤珍、李粉娣、陆燕萍、邬逸萍、张燕萍、凌粉喜、朱姚关、高建国、顾紫芳、戴国鸣、徐义宽、赵月娥、苏永珍、陈幼鹤、胡承东、陈炯、夏新来、杭菊妹、叶根生、高正太、丁慧华、陈俊、黄亚琴、李建勇、管世锋、胡伟星、蔡金华、金婉珍、谈良琴、吴小平、吴珍芳、章如华、游宇虹、徐双英、汤伯年、王彩凤、周坤、朱承娥、陈香玲、朱锳、孔令珍、穆云莺、徐佩玲、陈玉娣、陈娜、王春伦、秦仕振、蒋来娣、杨龙美、刘芬珍、曹少兰、韩忠翔、蔡正芳、孙红筝、何美君、邬月明、孙耀春、冯梅铭、王美莉、滕裕宗、钱国华、杨春兰、张宝虎、张民飞、张莉萍、张忠平、赵传玲、徐玉法、华志芬、施凤元、丁佩芬、周锁贵、杨崇新、戴鸣、周为民、徐学义、冯基孝、曾建华章芝霞、吴新隆、许瑾、孙玉兰、王巧华、徐秀凤、张月珍、薛永琴、徐洁琴、费文菊、徐伟芳、梁珍永、沈泽民、钟扣龙、丁立明、邱林、张阿海、顾鸿根、顾燕芳、顾国平、胡颖南、钱国银、吴丽明、凌振家、章海萍、孙东明、魏德华、商兰花、吴根娇、蔡萍、章献华、姚独超、曲棉刚、周智平、陈启勇、谢襄鋆、顾美放、李兰贞、周继根、徐志强、何一沁、胡美琪、孟和、彭喜芝、谢振庭、刘红娣、邰锁女、方兴礼、朱美英、王美玲、陈翠玉、丁文超、姚风英、赵静娟、郑忠和、孟美娣、周泉根、许定邦、曹致建、陆妙寿、朱长妹、施淼容、唐龙余、吴东妹、邱剑辉、周建辉、周国仙、孙爱珍、郑益红、朱桂珍、金佰、林王权、刘国忠、徐金凤、周丽娟、徐定秀、孙洪琴、殷万芳、江小龙、江竹明、张柄明、常雄发、林永祥、张志余、张雄明、陆苗龙、孙成玉、陈秋玲、马八弟、沈玉莲、朱桂和、张雪英、黄惠林、徐惠娟、朱美娟、周贵祥、彭大羿、王水珍、孙喜成、陈美娟、林继良、承森、朱金娣、冯玉珍、徐丽娟、蔡文君、朱东辉、华神清、吴雪伟、张君令、傅玉霞、李萍、王丽卿、陈恩娟

天国乐团全运会领队 龙的传人际遇不同

【大纪元10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岳芸采访综合报导)整齐的队伍,划一的步伐,嘹亮的乐音,磅礴的气势,一支由250人组成的乐团缓缓迈向司令台前,引领台湾各县市的选手进场。继20日这天晚上台湾全国运动会(简称“全运会”)开幕之后,25日午后一点半的闭幕游街,这支队伍再度前导,随后有台南市长的吉普车与运动员的座车。

在开幕典礼上,司仪是如此介绍这支队伍:“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来自社会各阶层行业,是由一群修炼真善忍的伙伴所组成。他们希望透过吹奏出来的乐音,为世界带来光明美好,祝大会圆满成功!”当时他们演奏着《法轮大法好》的乐曲。

这个全运会是两年一度台湾最盛大的综合运动赛事,开幕当天,除与会选手、啦啦队、表演团体之外,也涌入了上万名观众。现场各大媒体记者群集,电视实况转播,台湾总统陈水扁和行政院长张俊雄也亲临会场致词。

当天这支令现场观众印象深刻的队伍,从进场一直到开幕仪式结束的演奏,历时两个钟头,始终精神抖擞,面带祥和,整齐端正的站在场内。有现场观众说:“他们一动也不动的立在那儿,站了那么挺直,原来是有炼功的。”

重要场合有天国乐团身影

在开幕仪式画上句点之前,天国乐团轮流演奏着《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送宝》《佛恩圣乐》《法正乾坤》这几首乐曲欢送现场来宾离去,团员吴小姐表示:“观众纷纷停下来拍手鼓掌,与我们的互动很好。”

为期六天的竞赛之后,25日下午由台南市长许添财率领亚、奥运选训优秀选手车队游行,游行路线从市立体育场大厅前广场出发,终点到达台南市立文化中心,随后举行闭幕典礼。引领整个全运会游行队伍的也是这支天国乐团。

同为中华文化传人的两个世界

这支台湾的天国乐团与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天国乐团,都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据明慧网的介绍,法轮大法又叫法轮功,自1992年从中国传出,至今已洪传世界80多国家,其“真、善、忍”的法理让学炼者迅速累计至一亿之多。而在发源地中国大陆,自1999年起,却遭中共无理迫害打压,目前逾3,101受迫害致死。

另据法轮大法亚太讯息中心报导,法轮功从中国传到台湾,袪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和使人心向善的传奇故事,不断的吸引着人们加入修炼,尤其在1999年江氏集团下令禁止修炼、利用媒体不断打压以后,法轮功反而在台湾知名度大增,很多人好奇一探究竟,发现如此美好功法,纷纷口耳相传,法轮功在台湾遍地开花。

记者上网查看,发现在台湾、金门、马祖、澎湖有946个炼功点,并有110个法轮功初入门的九天研习班(通常每月或隔月开班)。

同样是中华文化的传人,海峡两岸对待法轮功的态度最鲜明对比显现在监狱里。台湾法轮功学员把“真、善、忍”的信仰带进各地监狱与看守所,启迪受刑人的善良本性,获得看守所的肯定与褒奖。台湾彰化青年监狱、宜兰三星监狱、台南监狱、嘉义监狱、屏东监狱、绿岛监狱等,都陆续把法轮功纳入监狱的教化课程。

反观在彼岸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修炼,惨遭江氏集团非法抓捕关押、强制洗脑、酷刑折磨,中共甚至为赚取黑金暴利,活体剖取法轮功学员的心、肝、肾、眼睛等器官,进而焚尸灭迹。

台湾监狱受刑人研习法轮功

台湾宜兰法轮功学员自2000年12月起,固定到县内的三星监狱洪法。教化科主任说:“对这些戒治人员(受强制戒毒治疗的人),平常我每天要写惩处单。上了法轮功的九天班,奇迹在第六天发生,后四天我都没开惩处单,冲突竟然没有了。”

教化科主任拟定一项计划:把法轮功列入生活技艺的课程中,每位受刑人出狱前,希望能先上完三节共九小时的法轮功课程再出狱。另外在戒治工厂开办每星期固定的一个半小时的课程。

台南监狱由于法轮功受欢迎,2004年狱方又开放爱滋病犯人,每周一个半小时接受法轮功的洗礼;2005年的课程安排更多的时段和受刑人听课,接受法轮功的薰陶,狱方希望他们能洗心革面,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台湾彰化青年监狱自2002年起,定期展开法轮功研习,典狱长说:“你们每次都是这么多人来,让我很感动,相信背后一定有伟大的力量支持着。因此,除了鼓励受刑人学炼之外,我也跟着炼了。”负责推动教化工作的王恩先科长表示,学生学了法轮功之后,变得比较有精神,口角、打架、送违规房的事情也减少许多。

一位出狱的受刑人感慨的说,若他能早一点接触法轮大法,了解人生的目的,就不会在社会上与人争争斗斗,在监狱里来来去去。他很热心陆续的去买《转法轮》送给亲朋好友,希望他们也能来修炼。

两大政党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有共识

其次,海峡两岸对待法轮功很大的差别待遇展现在政治领导人物上,台湾的蓝绿两大政党时常吵翻天,但是他们参加法轮功的7月20日悼念受迫害致死学员,则是难得的有了共识,都一致谴责中共镇压法轮功太无理。

台湾的朝野政治领导人也都公开表达过对法轮功的支持,譬如:2007年7月12日,台湾总统陈水扁亲自接见7月1日遭港府大规模遣返案的请愿代表。陈水扁认为,中共之所以惧怕法轮功,不是因为法轮功有问题,而是中共领导人本身缺乏信心,法轮功学员坚持争取人权和自由,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2006年4月27日,陈水扁在其电子报回覆读者来信时,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再火化毁尸灭迹的行径,呼吁应主动、深入调查,把涉案人员绳之以法。他说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只会让人对共产党政权专制暴政更加深恶痛绝。

马英九在2002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致词,批评中共迫害,肯定法轮功促进身体健康,可以省了很多健保费,呼吁大陆宽容对待。他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大陆被迫害、被杀害,心中非常不忍。马英九说:“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是自由社会普世价值,也是基本自由和人权。”

法轮功教师研习营与创办人来台小故事

除了受到在上位者的支持,从2001年元月底至2002年元月,台湾21个县市都开始举办“法轮功中小学教师研习营”,由各县市政府主办,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协办。在初办的第一年计有30几梯次,三四千名教师受惠,随后每年也都有学校持续在办法轮功研习营。

法轮大法创办人李洪志先生曾经在1997年11月来过台湾一周,当时他曾题诗〈游日月潭〉一首:“一潭明湖水,烟霞映几辉,身在乱世中,难得独自美。”

台北法轮功学员洪先生提到当时法轮功创办人来台的小故事:“到饭店办理住宿登记时,因为一路上停车、吃饭都是由师父付的帐,所以学员很自然的拿出信用卡要帮师父付住宿费。没想到才把信用卡拿给柜台,后面一个高大的身影越过学员,师父已把信用卡拿在手上,他笑着说,这先保管在我这儿,明天再还给你。”

台北洪先生说:“师父来的时候没人知道,走的时候也没让学员知道,所展现的处处为人着想的一面,是给我们最好的身教。”

风雨相思(三十七)营救之旅

【大纪元10月27日讯】(三十七)营救之旅

经过一年苦读,当我终于从剑桥毕业时,却不能回家与我日思夜想的亲人团聚。因为那时东伟因为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第二次被投入了劳教所。

在东伟被抓的随后几个月,我一直试图在国内寻求帮助,不管是法律的、非法律的、正规的、不正规的,但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那时每和国内联系一次,过后我都要大哭一场。国内公安系统的轻贱法律、蛮不讲理、对别人家庭痛苦的漠视甚至幸灾乐祸,常常让我气愤而绝望。后来我终于发现,原来我的行为就像去求把家人掳走的狼,告诉狼自己的家人是多么善良,求它网开一面,别吃了他。而在狼的逻辑里吃哪个人可不是以这个人的好坏为标准的,是以狼的需要为标准的。

这一过程让我彻底丧失了对中共的任何幻想。其实经历了那么多,倒不是我对中共仍抱有幻想,而是我对那些政府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仍抱有幻想。因为我原来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接触的也都是这些人,所以我知道这些人都有善良的一面,他们很多人甚至还有改良共产党的愿望。我想,那都是我的好同学,好朋友,怎么会不帮忙呢?何况我们又没做错什么。然而我终于明白,再好的人,在这个体制下也很难自主,即使有的人心里明辨是非,也很难在关键问题上做出正确的选择。连当年的总书记胡燿邦、赵紫阳都没能改变了中共,普通的工作人员纵使再有良好愿望,又能如何呢?反而会被它拉下水。

就信仰而言,是人的精神世界,是人对于生命、时空、宇宙的体验与内心思考,完全不是一个政党应该管理和能够管辖的范畴,共产党这么痛恨有信仰的人真的只是为了所谓的维护自己的统治吗?看了《九评共产党》后,我才恍然大悟,共产党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党,它是邪灵。所以有些人当你劝他退党时,他的反应会出奇的激烈,就是那个邪灵在起作用。一个朋友劝她丈夫退团,她丈夫平时对共产党也没什么好印象,结果那天差点把她从床上揣下来。过后问他为啥生气,他也说不出来啥。一个平时一直尊称我为嫂子的东伟的好朋友,在我劝他退党时,竟然几乎对我破口大骂。这些反常的现象应该使人更清醒了。只有去除了共产邪灵的影响,在没有任何威胁、高压的环境中,人的真本性才能显露出来。

我和东伟第一次被抓时,我们周围几乎所有的人都很气愤,觉的这么好的人被关进监狱,简直太不像话了。但这次东伟第二次被抓,虽然大多数友人还在帮我们,竟也听到了一些很出乎我意料的说法。一个朋友对我说:“我再也不相信你们平时老说的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类的话了。卜东伟可是大好人吧?他得什么好报了?这不又被抓进去了,我看是好人没好报!”

这使我意识到,这场对善良人的迫害不仅仅破坏了我的幸福家庭,而且在摧毁人心中的道德底线。如果人不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岂不是什么事都做的出来?那对人来说不危险吗?

连东伟的父母也都觉得自己的孩子第二次被关进劳教所,简直丢死人了,谁也不敢告诉。我告诉已经八十岁的老公公:您的儿子因为修真、善、忍被劳教,不丢人!丢人的是抓好人的人!然而一向很喜欢我这个儿媳的公公竟然冲我大发雷霆:“你们觉的真善忍好,那就等我死了以后再炼!没死之前让我过两年安生日子吧!”高压恐怖改变着人性,让人对正邪、善恶、是非的选择漠不关心,只求能安全的活着。东伟被抓后,可怜的老人耳朵已经基本聋了,靠助听器才能听见一点声音,一只眼睛也失明了。

这一切使我意识到,这一次我决不能就这样任善良被邪恶欺压,我要尽我所有的力量去营救东伟,我一定要让天理在他这件事上显露出来,要使人们对正的力量充满信心。

七月初,剑桥耶苏学院有一个聚餐会。尽管美景如画,但我根本没一点心思,可已经答应和朋友一起去,所以就勉强去了。没想到那天有几位英国政府的官员参加,因为英国的首相大多出自牛津,而部长及以下的官员大多出自剑桥,所以经常有政府官员的校友回学校参加活动。经主持人介绍,知道其中有一位看起来典型英国绅士样子的人,是一位外交部的官员。我当时就想,能否请他帮忙营救东伟?可怎么去和他说呢?他会不会认为被抓起来的肯定都是坏人而不肯帮我?

聚会进行中,这位外交部的官员突然朝我这个方向走过来。当经过我的时候,我用尽全身力量叫了一声他的名字,某某先生,但声音听起来还是很小。他却听见了,停下来,关切的看着我。我说:“I need your help.(我需要你的帮助)”他笑了,十分优雅的答道:“My pleasure.(乐意效劳)”我开门见山:“我丈夫在北京被抓了!”他吓了一跳:“为什么?”“因为法轮功……”听到法轮功这三个字,他立刻恍然大悟的点点头。我想进一步解释,他却安慰的拍了拍我的肩头,告诉我:“我全明白,你不用多说了。”从他的表情,我知道了他完全明白法轮功在中国是如何被迫害的。

从这天开始,我开始了对东伟的海外营救之旅,开始在国外讲他的故事,寻求善良人的帮助,正义力量的支持。七月底,我离开英国,来到了东伟工作单位总部所在的城市旧金山,与亚洲基金会的负责人见了面,请求帮助。在这里,我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开始在媒体上呼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并在旧金山中国城征集签名,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东伟的安危。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已经记不清我走过多少地方,发过多少邮件,向多少国家的官员和议员求助过了。从他们同情、关切的反应中,我越来越坚信:东伟因为坚信真、善、忍而坐牢,不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丢脸的是抓好人的坏人!

国际大赦组织在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发布的新闻公告中,将东伟列为了良心犯,并提出全球营救。九月七日,欧洲议会全体通过了对《欧洲与中国》报告的修正案,其中也提出要求中国当局释放东伟。联合国也将东伟列为了紧急营救案例。德国外交部、瑞士外交部给我写信表示过支持,其他各个国家的议员、非政府组织也有很多对我表示过支持和帮助。美国国会的那三座大楼里,很多议员的办公室都留下过我的足迹。今年,已经有多位美国议员写信要求释放东伟。我目前居住的美国加州已经有一些城市通过了决议案,谴责迫害,要求释放东伟,还有更多的城市正在考虑通过这样的决议案。

在这一营救的过程中,我也常常落泪,却不再是悲伤而绝望的泪水了,而是欣慰和感动的泪水。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You husband is a lucky guy. (你丈夫是一个幸运的人)”我想他们是在鼓励我继续做一个坚韧的好妻子。我常常回答:“Yes, he is very lucky.(是的,他很幸运)”因为他得到了这么多素不相识人的帮助,让我一次次感动于人性的光芒。

就算是一个普通的朋友遭此不幸,我也不能袖手旁观,何况是自己生死与共的丈夫。只要他一天不获自由,我就一天不会放弃营救的努力。我会向所有我能接触到的人讲东伟的故事,直到他堂堂正正回来的那一天。我知道还有很多和我一样也在经受同样不幸的人,所以我在营救东伟的同时会让更多的人了解这场迫害的真相,尽早结束这场迫害。

就像《九评》中所说:“虽然中共表面上拥有国家一切资源和暴力机器,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相信真理的力量,坚守我们的道德,中共邪灵将失去存身之处,一切资源都将有可能瞬间回到正义的手中,那也就是我们民族重生的时刻。”

(今年三十八岁的卜东伟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从家中抓捕。后被非法判处 劳动教养两年半,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整一年。卜东伟的妻子娄宏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丈夫被抓后,娄宏伟多方呼吁营救,现已得到欧盟、国际大 赦等机构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议员的声援和帮助。)

(待续)

曹维录:谁渴望日本侵略中国?

【大纪元10月27日讯】
一、

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国和日本进行了一次长达14年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中国以伤亡3500多万人(一说2000多万人),经济损失达6000亿美元的代价,非常艰难地保住了中国没有沦亡,但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经济陷于崩溃,国力空前衰弱,共产主义红祸藉机兴起,在中国泛滥成灾,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国人沦为奴隶已近60年。

2007年是中日全面开战70周年,当我们再一次忍着剧痛翻开这一页历史,我们隐隐约约地发现,似乎有一个巨大的手在导演着中国发生的这场悲剧。中国,有着五千年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时刻,作了别人的牺牲品,成了工具,演出了一场旷古未有的凄惨壮烈的民族悲剧。在这场悲剧中,有两个外国人起了很重要作用:一个混血的德国人佐尔格,另一个是日本人尾崎秀实。这两个人在40年代初差不多同时在日本被捕,两三年后被日本处死,谈到中国近代的悲惨遭遇,就不能不提到这两个人,这是两个值得中国人永远记住的外国人。

佐尔格,混血的德国人,后被招募为俄国间谍。在克格勃的间谍中,里哈德.佐尔格说得上是最出类拔萃的。他最初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在上海从事间谍活动,身份暴露后,他受命前往日本,潜入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由于他的精心运作,在整个30年代对苏联和中国命运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4年,也就是他死后二十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追授佐尔格为“苏联英雄”,以表彰他“立下的卓越功勋和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与英雄气概”。在他的忌日,苏联官方炮制了一系列传记来纪念他,更为不平常的是,对一个外籍间谍,还为他专门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苏联如此高调地纪念这样一个外国籍间谍,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佐尔格最根本的功绩,就是由于他避免了日本对苏联直接作战。

尾崎秀实,出身富裕家庭,与日本政界人士联系密切。从1928年11月到 1932年2月,他任《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以记者身份从事间谍活动。夏衍说,尾崎秀实“表面上看来是绅士式的记者”,实际上却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尾崎秀实比佐尔格早两年来到中国,同美国的间谍女记者史沫特莱一起从事坑害中国的活动,史沫特莱称赞尾崎秀实,说他“对中国的解放事业既有深刻理解又有坚定信仰”。其实她也一样,他们在中共看来都是国际上的进步人士,同情中国的解放事业,支援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主张为共产国际的利益牺牲中国利益,藉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消灭中国的资产阶级,实现由共产主义掌权的目标。史沫特莱是有名的婊子、“骚货”(贺子珍的评价)曾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告诉她,她应该留在党外,以便为中共在党外和国外做更多的工作。

二、

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一直到40年代初,苏联一直担心会同日本之间发生战争,所有倾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间谍工作者,其实都是围绕着共产国际在工作。这个工作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牺牲了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第一步。”这个工作的重点就是让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的资产阶级之间发生战争,保护好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中国的延安,这个指导思想都是一致的。佐尔格领导着一个有一百多人的间谍组织,尾崎秀实所带领的基本由日本人组成的间谍队伍,工作得也很出色。最为可怕的是,尾崎秀实的势力直接渗透到了日本的决策层,直接参与对外政策制定,甚至可以说,他极有可能就是日本对华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

1931年4月,也就是“9.18”发生前半年,苏方截获并破译了日本驻莫斯科武官、中校笠原幸雄发给日本总参谋部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将要进攻苏联的资讯。电文中说:

“日苏交战已无法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日苏战争开始愈早愈对我们有利。我们应当明白,形势一天天变得有利于苏联。简而言之,我希望当局下定决心同苏联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并着手制定相应的政策”(《克格勃全史》196页)。

引起苏俄更大恐慌的是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同到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将军进行的谈话。广田弘毅是甲级战犯中被绞死的唯一文官,是从始至终都对日本对外政策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日本官员。他的谈话表明,日本同中国的战争非常偶然,日本压根儿就没打算同中国展开全面战争,日本也是被人带入“历史漩涡”之中,越转越深。广田弘毅在谈话中说:

“暂且把日本是否值得同苏联交战这一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可以说,有必要推行旨在与苏联在任何时候开战的对苏强硬政策。但目的应当不是抵制共产主义,而是占领东西伯利亚”。(《克格勃全史》196页)

这些资讯使苏俄大为震惊。莫斯科经历了与日本战前的恐怖冲击,共产国际秘书处大为光火,严厉批评了一些外国间谍组织,说他们不善于捕捉“日本进攻满洲里同备战反苏战争之间的联系”。

1932年,共产国际秘书处要求各兄弟党立即行动,煽动民众的反日、仇日情绪,破坏日本军队经资本主义国家铁路和资本主义国家港口运输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对日本施加影响,以避免日本和苏联之间发生战争。共产国际的这些思想,由于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作用,在中国得到强有力的实施。因为这些间谍组织也都十分清楚苏俄对德、对日的政策一直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之上,他们的主要任务就要尽量避免苏联与日本直接作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想办法把战祸转嫁给别的国家。

三、

1930年,通过《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美国间谍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介绍,佐尔格结识了尾崎秀实。由于二人思想观点一致,很快成为至交。佐尔格后来谈起尾崎秀时即说:“尾崎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助手……我们的关系,无论是私交还是工作交往都非常融洽。他从日本人士那里为我搞到了许多准确、全面而又有价值的资讯。我们相识不久便成了好朋友。”

他们差不多一个月见一次面,交流资讯和对时政的看法,会面的地点有时在史沫特莱的住所,有时在某个饭馆。佐尔格就是通过尾崎秀实和他的日本同伙了解日本的动向,并对日本对外政策施加影响。

在“9.18”事变前后,佐尔格主要工作就是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的发展,并及时跟踪蒋介石围剿“苏区”的情况,以情报工作配合中共作战。佐尔格想尽各种办法设法接近蒋介石,蒋介石喜欢赛车,正好佐尔格也是个赛车迷。在一次比赛中,佐尔格发挥出色,始终以半个车身的优势领先蒋介石,只是快到终点时,才让蒋介石率先通过终点。赛后,蒋介石迳直走到佐尔格面前,主动伸出手,请教佐尔格尊姓大名,并邀请他到自己的官邸作客。佐尔格也就藉此机会深入到蒋介石内部,蒋身边的将军们都爱跟佐尔格套近乎,见到他无不客客气气,为佐尔格获取情报提供了方便。左尔格还成功地打入了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德国顾问团。一名叫斯多兹勒(ErichStolzner)的顾问的太太满腹牢骚,左尔格就利用她偷出了国民党的密码,包括行营与作战部队联系的密码。后来中共反围剿的胜利,主要是缘于佐尔格的情报。

“9.18”事变后,莫斯科非常小心地处理同日本方面的关系,生怕不慎引起日苏之间的战争。对于日本发动侵犯中国东北之后会有什么行动,莫斯科要求佐尔格必须尽快找到答案。到了年底,佐尔格找到答案了,由于日本以尾崎秀实为首的左翼势力对日本政策的影响,日本暂时将进攻的目标从苏联转移到中国,这使莫斯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四、

根据佐尔格提供的情报,苏俄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免同日直接作战。

首先,让中国用战争缠住日本,使其无力北顾同苏联作战。在第一次日中淞泸战争爆发后,由苏俄控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中共乘日中开战的机会在全国各大城市起事。“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电》1932年2月)

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同中共的想法非常一致。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公开发布了对日作战宣言。这一宣言的目的非常清楚,并不是要同日本作战,而是以内乱的方式将战争吸引在中国国土上。他们号召民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同日本一道夹击国民政府。因为它坚信:“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是顺利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档选集》第八册,第639--640页)

第二,对日本入侵中国采取中立政策。由于佐尔格的情报显示:1931年的10月下旬,日本关东军急速向苏联边境推进;美英等西方国家对“9.18”事变后的远东局势没有采取强硬态度,他们甚至希望日本关东军向北进攻苏联,用苏联来填充日本侵略者的胃口,保住他们在华利益。苏联的因应对策就是向日本表示他们的中立立场。1931年10月29日,加拉罕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声明:苏联政府对满洲事件采取严正的不干涉政策。11月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演讲中,重申苏联对满洲事件采取不干涉主义立场。

对一切有关中日冲突的活动,苏联都一概回避。1931年底,国联要求苏联参加李顿调查团,李维诺夫马上回绝。他说,苏联不准备参加这个调查团,首先是因为苏联不想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苏联政府对日本的许多行动都采取放纵态度,1932年初,日军沿中东铁路运送军队,管理该路的苏方代表竟然不加拦阻,为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极大方便。此外,苏联政府还多次向日本一方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企图以条约的方式对日本北韩政策加以限制,但都遭到日本的回绝。

第三,出售中东铁路和承认伪“满洲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为了讨好日本,缓和与日本的关系,保持远东的平静,不顾中国方面的抗议,于1933年5月2日公开向日本提议让售中东铁路,并于6月22日在东京开始与满洲国的代表就此开始进行正式会谈,此举等于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合法性。苏联的态度起到了纵容日本侵略者的作用,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

第四,加强边境的看管,不让中国人在中苏边境抗日。“9.18”事变后,苏联对远东边界看管加强了,主要防控中国人进出,以利用苏联抗日。日本全面侵占中国,史达林更不客气了,对几十万华侨、华工的迫害与希特勒当年迫害犹太人毫无二致。大规模迫害居住苏联远东的华侨华工,逮捕、关押并处决、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短短几年时间,受迫害华人不下三十余万。

第五,苏俄后来发展为积极支持蒋介石抗战行动,也主要是出于考虑到本国利益,史达林很清楚地看到,没有蒋介石领导中国抗日,苏联就要付出无法想像的代价来对付日本。所以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史达林对中共中央,发出最为严厉的指令,务必全力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史达林随后还释放了在西伯利亚被劳改多年的蒋介石的独子蒋经国。在史达林的严厉指令下,中共不得不派遣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与张学良进行善后的接触,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是由于中共深明民族大义,而是不得不照莫斯科上司指令行事。

总之,苏俄当时的一切政策行动,都和佐尔格的情报有着直接关系,正是由于佐尔格及时的情报和日本间谍尾崎秀实上下其手的操作,使苏俄成功躲过了苏俄同日本的直接冲突,从而把中国推入战争的血海。

五、

尾崎秀实也有一个实力很强的间谍组织,主要是由日本的一些倾向共产主义的左翼人士组成,中西功、西里龙夫等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及时帮了苏俄间谍佐尔格的忙。1932年新年前夕,尾崎秀实告诉佐尔格:日本将于近期加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扩张与渗透,很可能将进攻上海。有关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尾崎秀实说,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他大国和中国政府满足日本的要求,允许满洲和内蒙实现自治,从而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对该地区的控制。此外,日本计划夺取中国的商业动脉。进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权。日本需要一个首先维护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这些,其实都是尾崎秀实说服日本侵略者同中国作战的一部份理由。理由的另一部份就是苏联过于强大,日本不可能将其击败。佐尔格将尾崎秀实所提供的情报及时向莫斯科作了汇报。1932年1月,日军南下进攻上海,事态的发展验证了佐尔格的情报。

1937年6月4日,一位被国民认为具有新鲜的魅力从而对其寄予极大希望的青年宰相近卫文縻,适应了国内各界的愿望,风头十足当上了日本首相。日本的间谍尾崎秀实成为他的顾问兼私人秘书,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参加首相的智囊团会议。他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有关中国的情况,提出对中国事务的处理意见。这使他不但对日本政府的决策非常熟悉,而且能施加一定的影响。在此期间,他把自己掌握的许多有关日本对华战争的情报,通过在上海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人士中西功发往延安,和中共高层人士相互配合地左右中国命运。

如果说以前尾崎秀实只是对日本对外国策施加影响,而在近卫文縻当上首相后,他其实差不多已经有了对外政策的决策权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东京军政界消息灵通人士开始传播:“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日本人所说的“柳条沟事件”即“九一八”事变。

已经有很多迹象都表明,“七、七”事变并不是日本想发生的。据今井武夫的回忆,由于有“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的传闻,日本政界要员大谷光瑞和军界的高级课员冈本清福先后来到北京,看在日本军中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如果有,就及时加以制止,以防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他们都认为:“现在日本想在华北挑起事端是不适宜的,必须设法加以防止,制止爆发意外的战争”。考查的结果让他们很放心:“在华北的日本军中,虽然也有一部份人忧虑着会爆发什么事件,但为数极少,整个来讲,没有特别担心的必要。”(见林治波:《不可思议的预告--“七夕之夜”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以往,我们对尾崎秀实有过很多宣传,这个在日本决策层中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人物一直被宣传为中国人的忠实朋友,但在中日关系发展的这些关键时刻,这个日本友人在干什么呢?他作了一些什么对中国有利的事?有一个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是:“七、七”事变,就发生在近卫文縻当上首相后一个月的时间,那时尾崎秀实已经成为首相的顾问兼私人秘书,在对外决策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历史中没有关于他制止日本进攻中国的记载。有资料说他把自己掌握的许多有关日本对华战争的情报,通过在上海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人士中西功发往延安,其本人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期间有哪些相互配合的活动,直到现在也还是个谜。“七、七”事变是不是里应外合制造的事件(编按:担任过日本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曾准备在东京国际法庭上作证说,芦沟桥的第一枪是共产党放的,事变是共产党在芦沟桥两边放枪挑起的,而且是共产党和前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勾结和操纵的。但是,东京国际法庭开庭时,他却在巨大的压力下,不敢当庭作证。相信有一天,这个天大的秘密终会得已公开……)

六、

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肯定是多种因素凑成的,佐尔格、尾崎秀实、中共,中国国内的各军阀土匪、还有史达林,他们好像都在往一个目标上努力。“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如果处理得当,也不会爆发全面的中日之战。事变之初,蒋介石没有对日宣战,他还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但由于当时希望中日火拚的各方势力太多,日本和中国国民政府几乎丧失了控制战争的主动权。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就兴高采烈地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全国人民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短短十来天的时间里,中共上蹿下跳,全心全意的要把中国带入战争的血海。7 月8日,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收复失地,坚决抗战,并请缨杀敌。7月9日,彭德怀等九名红军将领暨全体红军指战员再次通电全国:“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说:“中国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的自由解放。”

这些都表明中共希望中国的合法政府能够同日军大打,持久的打,全面地打。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在整个抗战史上,中共从来没有真心实意地同日军要过仗,他在看着国军“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无论是“反蒋抗日”还是“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目的都是要把中国拖入战争,用战争消耗国民政府实力,达到借乱夺权的目的。

据旅居英国的华裔女作家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披露,卢沟桥事变后,由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的红色代理人张治中引发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把中国推入无边的战祸之中。该书称:“八月九日,经张治中一手挑选的派驻上海虹桥机场的部队,打死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各一人,然后给一个中国死囚犯穿上中方制服,把他打死在机场大门口,以造成日本人先开火的假象。日本人的表现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张治中以“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为理由,率大批军队在十二日清晨占领上海,定于十三日拂晓向上海日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两次去电叫他“不得进攻”要张“再研讨”攻击计划,“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张十四日电蒋:“本军决于本日午后五时,对敌开始攻击。”但张治中午后三时就提前下达了总攻击命令。四时,炮兵、步兵一齐进攻。”

在以后几天里,张治中不断传播虚假资讯,制造混乱,并不听蒋介石命令,擅自向日军进攻,加速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维琪百科评述说:“蒋中正在淞沪会战几乎投入所有的精锐部队,造成极大伤亡。中国军队一败涂地,幸好日本当时尚未做好侵略中国的准备,兵力有限,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之后,中央政府的兵力已无法对全国各地的军阀造成威胁,这时中国共产党、各地军阀都各据一方,拥兵自重。……淞沪会战后大量的游勇散兵,中国国民政府无力加以收编,往往造成后方百姓的困扰,或者被中国共产党加以吸收,造成八路军或新四军的急速扩充,至1940年7月7 日,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五十万人。”(编按:中共中央1939年的文件已一再称“我党已有五十万大军活跃在敌后”。)

七、

现在看当时苏联间谍和日本左翼势力的间谍在中国工作的重点,就是避免苏联同日军的直接作战,并把这场战争的祸水引到中国来。现在看来,他们的目的是完完全全达到了,国家不幸,生有逆贼,断送了中国的前途。崔可夫曾说:“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38页)

上个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看到战争在中国实实在在打起来了,他就借这个机会,向日军发动了两起大规模武装冲突,夺取了中国大片土地。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张鼓峰事件和诺门槛事件。在这两次事件中,苏俄轻而易举地从日本手里夺走了中国大片土地。1939年后,苏日签订协定,停止军事冲突。日本陆军从此可以专心打中国。当时全国都认为被苏联出卖了,可是共产党却叫好,毛泽东为苏联辩护说:

“没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苏联,是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者。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但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向南洋侵略,加紧向中国进攻”(《毛泽东选集.团结到底》)

其实直到上个世纪40年代初,苏联一直不放心,生怕日本进攻苏联,也正因为如此,苏联间谍佐尔格和日本亲共间谍尾崎秀实一直在为将战争控制在中国的范围内作着努力。1941年10月中旬,佐尔格的真实身份败露,他和尾崎秀实等30多人先后被日本军部逮捕。日本恨透了这些间谍,正是他们将日本引入了中日战争不能自拔,日本没能从战争中得到任何利益。于是在1944年特意选择10月革命2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将尾崎秀实和佐尔格两人施行了绞刑。这两个人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但即使在他们被捕后,他们所控制的间谍组织也没有放松对日本的监视,生怕日本将战争转到苏联方向去。有一篇名为《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的网文,发在《西西河》网站,里边有如下一段儿描写:

1942年的到来。吴纪光高兴地告诉中西功,延安发来专电,表扬上海情报科的工作。吴纪光表示,莫斯科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美英对日宣战,中国抗日战争由此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是中西功显得忧心种种,并不怎么高兴。吴纪光觉得,可能是左尔格和尾崎秀实的被捕对中西功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于是问他:“你跟尾崎很熟悉吗?”

中西功说:“无话不谈。”

“他会把你供出来吗?”

“不会。”

“其他人呢?”

“也不会。”中西功显得很自信。

吴纪光疑虑地看着中西功。

程和生看到这个场面,赶紧捅捅中西功。中西功明白程和生的意思,但没有理他,按自己的思路谈下去。他说,战争的前途无疑正向着有利于反法西斯阵营的方向发展,但是对于日本的战争潜力不能掉以轻心。“9.18”以来,日本海军基本没有使用,陆军在中国和其他战场没有受到过重创(编按:在日军曾屡屡受国民党军队重创)。日军突袭珍珠港取得重大胜利,迅速占领了东南亚大片领土,短期看其战争实力是增强了而不是削弱了。

中西功沉默了一阵说:“我总是在担心。”

“担心什么?”吴纪光问。

“日本陆军会就此甘休吗?”

“你指什么?”

“当日本海军取得这么大的胜利,耀武扬威的时候,陆军会怎么样?他们忍受得了吗?会不会乘远东苏军大量西调之机,在春季化冻之前来个突然北进呢?别忘了,他们是军国主义,战争狂人,不能用对常人的眼光分析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

吴纪光点着头说:“对!延安来电也要我们特别注意盯住日军在北方的行动!”

以上的描述表明,起码在1942年,延安和苏日间谍的工作重点都还是在想法将战争限制在中国土地上。佐尔格被捕了,但他的组织并没有受到多大破坏,尾崎秀实也是一样,中西功、西里龙夫都是他忠实的助手,他们将战争死死地拖在中国,直到二战结束。

如此写这篇文章或许会被一些人骂为汉奸,民族败类,但我想问一下,把四亿五千万人推向战争的血海,付出3000万生命代价,给国家造成 6000亿美元的战争损失,这一切都只是为一个和中国公民毫不相干的共产国际作牺牲,这同逃避战争甚至作一些必要的妥协比哪个更爱国?某些人或组织为了一己私利,竟为了别国利益,将中华民族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确实,我们现在还缺乏某些直接证据来证实我文章里所写内容,但我们现在能得到直接证据吗?佐尔格1933年暴露身份后去了日本,苏联解体后,一些秘密档案解密,却没有佐尔格在中国活动的档案,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尾崎秀实也是一样,人们找不到他在中国活动的重要资料,但我相信,一个人,只要你做了坏事,你就别想着别人会永远不知道。@

首发《黄花岗》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