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05日(星期一)

人权圣火全球传递 各国政要民众支持

“人权圣火周”活动横穿全球28个城市,声势浩大。主办单位“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表示,虽然中共极力阻扰,“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及“人权圣火周”活动还是获得极大成功,得到各界民众、政要广泛关注和支持,目前为止申请加入迎接“人权圣火”的城市还在不断增加。

蒋亨兰在第二十一届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上的致辞

二十二年前,也就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黄雨川先生和我一起联系了杨云、江文、梁冬、郭平、孙鲁正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里,美国加州,注册成立了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旨在组织促进中国民主法治、维护人权自由有教育意义之各种研讨活动;褒奖对促进中国民主法治、维护人权自由有杰出贡献之人士或活动,来促进中国社会繁荣进步。

北京警方阻止众人参加包遵信葬礼

莫少平是知名刑事辩护律师。这些年来,他经常奔波中国各地法庭,为卷入政治案子的被告辩护,很少有被警方限制行动的经历,但是星期六他在北京陶然亭一带被几个警察堵在了家中,限制了人身自由,目的就是不让他去参加包遵信的追悼会......

郑存柱:致谢与说明

在我行使公民的权利给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通过博讯、《大纪元》等网站发表后,在24小时之内受到了不少国内读者的来信。他们中有年逾古稀的长者,也有80年代出生的青年学子,更多的是和我有着相似经历的同龄人。他们的赞同、支持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因为自己忙于业务,无法一一回信,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严家伟:汪兆钧洗刷“政协”几十年耻辱

然而近日我在网上读了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先生的文章《对策和解社会──致胡温的公开信》后,真有晨钟暮鼓,振聋发聩之感,他说出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人人心中有,但尚未表达出、或暂时还不敢表达出的思想和意愿。因而在笔者接触到的知识阶层的许多朋友中,都对汪先生和他的文章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张三一言:汪兆钧现象

其重要意义在于前述异议言论发展基本上是体制外的;失权高官虽则还在体制内,但是,事实上或主观上他们都被现掌权者视为"异类",其言论与在体制外没有什么差别。现在汪兆钧是货真价实"体制内"的:汪兆钧有官方身份,可以在官方讲坛发出声音──标志着要求政治民主改革的异议已经由体制外发展的体制内。

李柱铭:中国的奥运机遇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邀请美国总统布殊出席○八年北京奥运,白宫发言人随之表示∶“布殊将以体育爱好者的身份观摩,亦不会作出任何政治宣称。”笔者其实也是一名体育爱好者,特别是足球盛事世界杯,但是我却认为布殊总统可以从更广阔的视野去看待今次北京奥运带来的各种可能性,也应该好好利用未来十个月的时间,促进我的祖国在人权,包括新闻、结社及宗教自由方面作出显著的改善。

刘飞跃: 河南伊川2千民师上访 当局威胁查处

今天上午,河南省伊川县民办教师代表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早上八、九点钟,伊川县各地的民师陆续来到伊川县信访局门前上访请愿,要求解决民师老有所养的问题。到上午临近十一点时,伊川县信访局门前聚集的民师人数已达近两千人,政府方面则要求老师们选出对话代表。

汕尾千民和五百黑帮对峙 村民怒烧黑车

今天下午二点多,汕尾东洲一千多位村民再次和强行施工的五百个黑社会人员发生冲突,村民因长期受黑社会的欺负,冲突过程中,愤怒的村民将黑社会装满木棍和关公刀的面包车烧毁,因见村民越来越多,一部份黑社会撤退到山上,一部份开车逃了。

1949之后 杀人如麻的镇反

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毛泽东强调说:“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

走进他们劝三退的真实故事

本文是明慧网“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一篇发言稿的部份节选,文中生动的记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退的真实经历,每个三退声明后面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或许,这些朴素的记述能帮助你了解三退真相,释去有关“三退”背后的诸多疑惑。

澳门警方再干扰派《九评》

法轮功学员陈小姐说,她当时在另外一边向市民和游客派发资料,准备回来再拿资料去派发时,就看到一张写有她的姓名、地址等资料的罚单在那里。她感到很气愤,因为澳门警察做事越来越滥用警权,警员都没有当她面说过一句话,就开了罚单,她不能接受警方如此做法。

香港大纪元六周年致读者:守护香港的生命线

今天香港大纪元6周岁了!香港大纪元从2001年11月创建周报,至2005年1月转为日报以来,我们一直秉承尊重人权、维护社会公义及正义敢言的精神服务社会。与香港经贸及生活关系日益密切,但匮乏新闻自由的中国大陆,更是常常成为我们新闻报导的焦点所在。

胡乃文:一位肝移植者手术前后记

按理讲,在“肝昏迷”病况时,是不可以做器官移植的,但朱志军等医生仍然勉强的给移植了。由此可知,这个号称累积经验多少多少的医生、移植科主任的临床和学术修养如何。难道就是为了“做手术之后,就有钱赚”?


人权圣火全球传递 各国政要民众支持

【大纪元11月5日讯】(大纪元记者李佳综合报导)旨在揭露中共暴政,制止人权迫害的“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在10月底结束了欧洲18个国家的行程,随后进入澳洲。此前的10月22日到28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在全球各大城市又展开了“人权圣火周”的声援活动,将人权圣火传递活动推向一个高潮。

“人权圣火周”活动横穿全球28个城市,声势浩大。主办单位“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表示,虽然中共极力阻扰,“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及“人权圣火周”活动还是获得极大成功,得到各界民众、政要广泛关注和支持,目前为止申请加入迎接“人权圣火”的城市还在不断增加。

“人权圣火”于2007年8月9日在奥运发源地─希腊雅典点燃,在两个半多月的传递过程中,迎接“圣火”的欧洲国家有希腊、德国、捷克、奥地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瑞士、法国、立陶宛、拉脱维亚、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爱尔兰和英国。

目前“人权圣火”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传递。在2008年8月北京奥运开始前,人权圣火将会横跨全球五大洲超过130个城市,最后一站抵达亚洲,中国境内的香港。

“人权圣火周” 各地期待迎接圣火

10月22日到28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举办了全球“人权圣火周”人权圣火传递声援活动。全球28个城市同步举行活动,包括游行、集会演讲、征签、 音乐会、 新闻发布会、马拉松跑等等。

约1万多人参与声援活动,他们来自当地政要,社会名流,普通百姓,他们同声谴责中共体制下的人权恶化,并呼吁奥委会重新考虑在其他国家举办奥运会。

巡回传递虽然还未进入北美,但已接到了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许多城市的决议,褒奖“人权圣火”,人们期待迎接“圣火”的到来。

美国纽约州参议员戴爱兹(Ruben Diaz)给“人权圣火”传递活动发布了褒奖,在褒奖中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和其他信仰团体的迫害,维持为取得2008年奥运会承办权对外界作出的改善人权的承诺。

加拿大的约翰雷顿(John Layton)是个吉他手和民歌手。“法轮功是一个中国美好的信仰。只是因为人数众多而遭受迫害。”“为什么奥运会要在一个如此对待自己人民的国家里进行?”他呼吁加拿大政府应该发出声音,对中国施加压力。“很确定,我期待人权圣火到来,会去迎接。”

6.4屠杀调查委员会主席盛雪表示,尽管许多人为明年北京将举办奥运会而欢呼,但她却感到愤怒和悲哀。

盛雪说,“我还会看到中国农民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那点土地被掠夺后,城市居民世代相传的一小间房子被掠夺后,他们仰望苍天的那种绝望。” 还有被持续残酷迫害8年的法轮功学员,特别是被活体摘取器官的人,中共办奥运必须抵制。

早些时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在国会提出610号法案提议:杯葛将在中国召开的奥运会。”

中共极力阻扰引他国反感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北美发言人杨凯文说:“随着“人权圣火”的影响越来越大,全球要求中共停止迫害和抵制中共血腥奥运的呼声也越来越强。一些国家正在就是否参与抵制而进行辩论或讨论相关议案。当然这也引起 中共的极大恐慌。”

他说,从希腊雅典开始,中共给不少国家施加外交和经济等压力,极力阻挠“人权圣火”活动的顺利进行,但都没有得逞,反而引起相关国家的极大反感,使他们更加支持“人权圣火”,真可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权圣火”越烧越旺。

世界各地广泛关注支持

杨凯文表示:“象征自由、公正与和平的‘人权圣火’,冲破中共层层阻拦,在欧洲的传递获得极大成功。得到各国民众的广泛关注和支持。目前活动已收到来自欧洲、澳洲、 北美等地上百多封各国政要的支持信和各级政府的褒奖。而申请加入迎接“人权圣火”的城市还在不断增加。”

他介绍,从前总统到现任部长、议员,从首都市长到普通民众,从奥运冠军到高中生,从影视、歌坛明星到电台主播,从国际著名非政府组织到各国宗教和族群领袖,都前来声援并担任“人权圣火”传递大使。上万人参与了传递活动,主流媒体纷纷报导,一些国家的电台或电视台对传递活动进行现场直播。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 支持人权圣火

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支持世界人权圣火的活动,他认为:“中共政府没有实现它在申办奥运时作出的改善中国人权的承诺,现在让它遵守这个承诺是非常必要的。”

前捷克内政部长,现任奥林匹克观察委员会(Olympic Watch committee)主席扬·鲁梅尔Jan Ruml向人权圣火致敬,他呼吁“全世界的人们一起来调查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中国公民的人权迫害。”

捷克著名捷克皮划艇运动员卢卡斯·波勒特(Lukas Pollert)带领了人权圣火在布拉格的路跑活动。波勒特曾获得1992和1997年奥运会激流皮划艇男子单人划冠军和亚军。

日内瓦:精选巴赫作品 万众一心推倒“柏林墙”

日内瓦市市长、前瑞士绿党主席,帕特里斯米尼Patrice Mugny表示,“我以人人都应有信仰自由权力的名义,和你们一起接过人权圣火。 谈到北京的奥运会,我们不能抹煞法轮功修炼者仍然不被中国当局认可的事实。”

瑞士著名的大提琴家克里斯蒂昂.本达先生,在日内瓦迎接人权圣火仪式上, 他精心选择了音乐大师巴赫的作品。并说 : 当年,在东柏林,大提琴大师罗特鲁波维奇(Rostropovich)在坍塌的柏林墙前演奏的就是巴赫的这首曲子。

“我希望这对你们来说也是可以预见到的(即将发生的)事情。”

瑞士:批评国际奥委 无视中国人权迫害

瑞士国会议员,奥斯卡菲杏格尔(Oskar Freysinger)以诗歌支持人权圣火:

酷刑下的声声惨叫伴随着奥运会歌响起,
有多少冤魂的尸骨被搅拌筑成奥运场地,
又用多少亡灵的骨灰铺垫成奥运的跑道,
还有多少人的鲜血灌满了胜利者的奖杯 ,
人们哪,
还要沉默多久,才能使良心不受责备?

曾在60年代和70年代获得奥运帆船比赛银牌和铜牌的佩雷·彼得森代表哥德堡人民接过人权圣火。

比利时:让正义之光 照亮世界各角落

比利时都恩市政府的布尔迈斯特(Bourmestre)、国会议员保罗·富尔兰(Paul Furlan)和市政府秘书米歇尔·杜特耶(Michelle Dutrieux)联合签名支持人权圣火全球传递声明。

声明强调:“我们签名表示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反人类罪行不能同时在中国进行。”并宣布都恩市支持 “法轮功受迫害调查团”人权圣火传递活动。支持一切为正义公正发出声音的人。为了让正义的光照亮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将和你们一起点燃人权圣火。”

丹麦:奥运作欺骗宣传工具 历史不可重复

CIPFG丹麦分团成员教区牧师莱夫·伯克·汉森 (Leif Bork Hansen) 说:不能让1936年希特勒举办奥运、把奥运作为他欺骗宣传工具的历史教训再一次重复了!

让中共政权应立即释放所有关押在秘密集中营里的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否则发动全球抵制暴政下的奥运。不用付出一滴血的代价。但是如果人们闭上眼,可耻地去参加北京奥运,那将导致更大的苦难与血腥。

为制止从中国法轮功修炼者身上强行摘取器官。人权律师大卫·麦塔在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大卫·乔高合作编纂了一份《血腥的器官摘取──有关从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指称的报告》,他们称这种罪行是一种“新的邪恶形式”。

英国: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及多名政要出席

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在伦敦和其他政要一起参加了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圣火传递仪式。多名政要及人权组织代表发言,吸引了多家媒体和很多观众。

火炬交接仪式正式开始前英国著名长笛演奏家威廉·本尼特(William Bennett)亲自到场演奏,剧作家天慈·敏特(Tinch Minter)发表演说。

大伦敦议会副主席布赖恩·科尔曼(Brian Coleman)表示,一个把众多市民投入劳改营,允许人的器官被摘取,不允许人们有信仰自由的城市举办奥运会,这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赖恩说:‘我向市长建议,明年不要到中国去。呼吁所有被邀请在明年免费到北京旅游的政要,把他们的票退还给中国大使馆,告诉他们,只有当中国成为一个民主而又自由的社会时,他们才会去”。

德国:种类灭绝与奥运绝不能同登一台

国际人权组织慕尼黑分部负责人约根·缇拉克表示:种类灭绝与奥运绝不能同登一台,国际人权组支持所有用非暴力方式为人权而奋斗的人们,以及所有为了维权而被迫害的人们。

德国圣火传递大使著名前东德田径运动员茵内斯·盖博尔教授(Ines Geipel)举着火炬,搂着襁褓之中就因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而失去父亲的陈法度,面对媒体。

爱尔兰:人权圣火 真正奥林匹克精神

爱尔兰参议员大卫·诺瑞斯(David Norris)表示,要感谢来自世界的(正义力量)给邪恶的压力,今天的人权圣火带来了自由、民主,带来了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法轮功的宗旨真、善、忍无可辩驳。

“我倒要问一问, 在中国这是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政权,对信仰真、善、忍的人进行酷刑迫害,而且法轮功学员还被中共政权列到他们的名上不允许他们进入中国参加奥运会。”

斯洛伐克:面对暴行 坐视不管是一种耻辱

奥苏斯基博士(Dr. Peter Osusky)发表演讲,“面对在中国发生的人权暴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人都不能坐视不管,坐视不管是一种耻辱!”

前斯洛伐克奥会副主席奥苏斯基博士传递人权圣火给斯洛伐克人权圣火大使,身着希腊女神装束的布拉提斯拉瓦少女。

荷兰:将中共党魁送上国际法庭
在海牙人权圣火传递现场,来自法国的著名民主人士张健表示,从联合国最初认识有必要设立国际刑事法院来起诉灭绝种族等罪行,至今已60年。相关决议认为,有史以来,灭绝种族行为殃祸人类至为惨烈;深信欲免人类再遭此类狞恶之浩劫,国际合作实所必需。

发言者呼吁停止迫害,并指出应该把屠杀中国人的中共党魁送上国际法庭。国际法庭旁边是国际和平圣火所在地,如人权圣火一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都代表着五大洲对和平自由与公正的向往。

荷兰著名的歌唱家埃米娜,为了表示对活动支持,来到人权圣火点燃现场献艺演唱。

悉尼: 这种迫害应该结束

前奥运游泳选手简·比科(Jan Becker):我们应该站出来, 而且我对我所做的感到骄傲。感谢所有支持人权圣火的人,你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家人和朋友,我们将会让这种情况得到改变,这种迫害应该结束。

前中共外交官陈用林:奥运精神是什么?我认为首先是人权、人性和自由,现在中共搞得奥运与这些精神完全没有关系,中共政权是一个反人类的政权,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发生的那些事,足以证明中共必须立即退出历史舞台。

纽省议员伊安·科恩(Ian Cohen):到2008年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做许多事情,我们可以给以更大的压力,横贯世界,人民的力量所引起的压力将会产生很大的改变,尤其是对中国国内的人民。我建议应该联系澳洲奥林匹克委员会,杯葛中国奥林匹克运动会。

澳洲纽省里斯模:勿因商业利益而出卖人权

代表民主党参议员Bartlett的Melland说,人权是普世的价值,每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有义务保护人权,但不是每个国家都肯承担这个责任。所有国家都有责任联合起来保证人权被尊重,找出办法解决人权问题。让世人知道,维护人权的立场不可退让,不应该为商业利益而出卖人权的立场。

澳土著艺术家、歌手伊顿-若万认为,中共和纳粹只是外表不同,但邪恶的本质都 一样。他将全力支持并呼吁更多的人参加人权圣火的传递,杯葛2008年北京奥运,为中国人民特别是深受迫害的和平美好的法轮功学员人权呐喊。

澳洲前奥运会游泳银牌得主简·贝克说,奥运会用接力跑的方式传递圣火,目的在于传播奥林匹克精神,使和平和友谊的种子在更多的国家扎根、生长、开花和结果,有助于实现一个更美好、更安宁的世界。

布里斯本:揭露中共阻止澳政要参加人权圣火

昆士兰省议员Ronan Lee:我今天在这里是为了让各位知道,有许多昆省议会的成员都同意你们各位的观点并支持你们的人权圣火全球传递的活动。本周,每一个省议会议员都收到来自中共驻昆省总领事的一封信,用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语气建议所有人都不应该参加人权圣火的传递活动。

“我只想非常明确的告诉总领事,从来没有一个理性的社会害怕自我批评,从来没有。如果一个政府机构、社会以及国家认定社会应该停止理性的批评、辩论,这个社会就开始走向死亡。”

澳洲参议员Andrew Bartlett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历史关头,现在中国大陆还有千百万人受到中共政权的迫害,通过人权圣火共同维护奥林匹克的精神是全球对中共发出声音的时候,必须兑现承诺,改善人权,否则国际社会将抵制奥运。

“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缘起

据CIPFG报导,中共政权在申办奥运之初,曾承诺遵守奥运宪章,改善中国人权。然而中共不但没有信守承诺,更利用举办奥运打压各界民众,使中国的人权记录更趋恶化。

鉴于此,由分布世界各地的350多名政要、宗教领袖、律师、医生、人权活动家等组成的“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简称CIPFG网站www.CIPFG.org)发起及举办“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以制止中国最严重的人权迫害──迫害法轮功及活体摘取器官事件。作为基本诉求,同时寻求结束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所有人权侵害,包括对维权人士、民主人士、自由信仰者、维族与藏族人民的迫害。

蒋亨兰在第二十一届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上的致辞

【大纪元11月5日讯】 先生们,女士们,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各位朋友们,

衷心感谢大家前来参加今天的第二十一届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奖典礼。

二十二年前,也就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黄雨川先生和我一起联系了杨云、江文、梁冬、郭平、孙鲁正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里,美国加州,注册成立了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旨在组织促进中国民主法治、维护人权自由有教育意义之各种研讨活动;褒奖对促进中国民主法治、维护人权自由有杰出贡献之人士或活动,来促进中国社会繁荣进步。第二年,即一九八六年开始基金会邀请美国和世界各地二十位著名专家学者,组成评选委员会,举办每年一届的“杰出民主人士奖”的评选,坚持到今天,我们举行第二十一届、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奖典礼。

由于各位评选委员、本基金会理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无私的投入和热情的支持,“杰出民主人士奖”的评选活动二十一年来始终没有中断,从第一届评选出魏京生、刘宾雁、王若水三位获奖者,到本届向高耀洁、章诒和两位女士颁奖。加上这中间我们还颁发了十个特别奖。前后总共有七十九位个人、五个团体、两部作品、两本杂志获奖,获奖者中既有大陆人士和港台人士,也有海外华人,还有关心中国民主的外国朋友。

本届得奖人高耀洁是中国河南省的一位退休医生,已经八十多岁。她不顾当局的阻挠和打压,揭露大量贫苦农民因卖血感染爱滋病的情况,搜集了一万个病患的来信,编了一本书,书名是《一万封信》。高医生与我们通信的电子信笺上的“落款”处有一行字:“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她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全身心投入义务救助爱滋病人的工作,并把个人的积蓄,全部用于爱滋病的宣传和防治。由于高医生的努力,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爱滋病蔓延的关注,也因而使高耀洁医生获得了国际和国人的尊重。高耀洁医生,脚踏实地“从我做起”,成为今天中国大陆维权运动的杰出代表。

本届的另一位得奖人章诒和,她的父亲章伯钧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头号右派,而且是邓小平坚持不予平反的少数几个右派之一。章诒和二零零四年出版的著作《往事并不如烟》,记述了当年几位著名右派的故事,大获读者好评,却遭中国当局查禁。今年初,中国新闻出版署再次查禁她的著作《伶人往事》,章诒和不再沉默,她发表公开信提出严正抗议,并委托律师向法院提出诉讼。她的行动在中国知识份子中获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并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把中国民间争取言论自由的“维权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章诒和对中共禁书事件的公开抗争,客观的拉开了民间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维权活动的序幕。

今年两位获奖者都是女性,这反映出近年来女性在中国推动民主化方面担当了重要角色。同时,这两位女性从她们各自的角度推进了中国大陆如火如荼的维权运动。我们认为,这种维权运动的形式就是中国民主教育新的探索和实践,今年给这两位女士颁奖,希望通过他们的示范,切实推进目前以“维权”为代表的新阶段的民主运动。

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民主教育事业近年来也有长足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持续开放,以及互联网的普及,社会各阶层的自觉意识日益成熟,一个包括多元化利益诉求的民间社会已经呼之欲出,这与中共一党专制在整体上的衰落——从强人政治转变为寡头政治的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是一种此长彼消的发展变化。

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象有些人期待的自然而然的发展出民主政治,老百姓实际享受到的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好处十分有眼,其中的绝大多数获益被转变成为中共集权专制的政治资源,他们用这些资源对内加紧镇压民主运动和各种反对力量,对外纠集、鼓励朝鲜古巴苏丹等集权专制的流氓政权,用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文明底线,来炫耀自己的“崛起”。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在为本基金会出版的《薪尽火传——当代中国民主先行者传略》撰写的序言指出:“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已经从人类文明的正流中脱轨而出,至今未能恢复。但中国民间对于回归正流的要求则一天比一天强烈,而回流的第一道关口便是民主。政治暴力也许可以阻止回流于一时,但绝无可能切断回流于永久。”今天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到底是融入现代文明,转型为民主政治,成为这个世界大家庭中负责任的一成员,让中国悠久历史积淀的优秀传统文化造福人类;还是相反,绑架十三亿人民为人质,坚守一党专制,纠集国际反动势力,顽固不化的抗拒世界文明进步?中南海的权贵和民间社会的各种进步力量正在拔河,中国发展的这种不确定性,不仅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也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潜在危险。

面对这种形势,本基金会深感责任重大。我们责无旁贷的与中国民间社会的各种民间力量携手合作,我们义无反顾的站在历史的正确一面,我们满腔热忱的希望,本基金会二十一年来所坚持的,通过每年评选杰出民主人士奖的活动,能够有益于普及中国人的现代公民意识,有效的进行民主教育,促进未来中国走上健康的征途。

其实,只要把这些民主人士的事迹串在一起,就是中国这二十多年来民主运动发展的历史的缩影。诚如余英时教授说的:“本基金会所颁发的“杰出民主人士奖”的名单……本身即可看作是二十年来中国民主运动史的简明扼要,为将来写史的人拟出了一个最可靠目录。”的确,有成功推动在三藩市中国城矗立民主女神像的记录,再把历年评选出民主人士奖的工作加以总结,这便是我们基金会二十二年所走过的路程。

这一路走来,我们虽然经历了基金会创始人黄雨川先生去世的打击,值得欣慰的是,在各位理事和评委们坚持不懈的辛勤工作下,我们克服了各种困难。我一九九九年接任会长的这八年来,对于各位同仁的齐心合力和各界朋友的解囊相助、热情支持和帮助,尤为感动。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民主是众人之事。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国民主教育事业,更需要社会各界的朋友一起来参与。今天,在我卸任会长职务之前,对各位支持帮助我和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旧语新知,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雨川当年有过一个梦想:未来有一天,我们“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奖典礼应该到大陆举行,到北京去举行。明年的下一届颁奖活动,将由我们新的会长周锋锁来主持了。我寄希望新会长和全体同仁精诚合作、继往开来,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处于蓝胜于蓝。我坚信:只要我们脚踏实地,持之以恒,滴水可以穿石,雨川的梦想总有一天会实现。

北京警方阻止众人参加包遵信葬礼

【大纪元11月5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2007年11月4日香港报导)10月底去世的北京著名学者、被中国当局定为“六四黑手”之一的包遵信先生的追悼会周末举行,但是有许多亲朋好友被限制了自由,无法前来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莫少平是知名刑事辩护律师。这些年来,他经常奔波中国各地法庭,为卷入政治案子的被告辩护,很少有被警方限制行动的经历,但是星期六他在北京陶然亭一带被几个警察堵在了家中,限制了人身自由,目的就是不让他去参加包遵信的追悼会:

他说:“ 我认识的,公安局的。大早上起来8点跑到我家,有7、8个警察,3班岗,在我家门口。我家单元是一道,楼梯一道,小区门口一道。”

*警察奉上级死命令*

莫少平说,这些警察有管片儿派出所的,也有分局和市局的。他们也没什么理由,只是说“奉上级的死命令”,禁止莫少平去参加包遵信追悼会。

莫少平当年在社科院法学所读研究生时听过包遵信讲课,因此尊包遵信为“老师”。中国和解智库说,包遵信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杰出自由主义思想家,有百万余字作品。他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影响了一代人。

北京学者刘军宁平时和莫少平律师一样非常低调,只是围绕自己的专业写写文章。但这次也被限制自由,不得前去参加包遵信追悼会。

他说:“对。一大早。好几个警察。
什么理由?他们也没讲清楚。只是说那边不适合去。他们跟着我,很长时间。”

刘军宁是北大政治学博士,曾在社科院政治学所当研究员,90年代末被安排“下岗”,现在是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员。

曾在人民大学读博士的江棋生星期六也被限制自由,不得前去参加包遵信追悼会。

他说:“去了吗?没有。他们警察把我堵在了家里。他们早就到了。7点半我们下电梯,一下来,就轰上来5,6个人,说是上头下命令,不让我去。”

*葬礼都不让参加以人为本在哪里?*

江棋生问警察是什么理由,警察无言以对。江棋生气愤地说:“你们的17大刚开完,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呢?我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你们都不让?你和谐在哪啊?以人为本在哪儿啊?“

不过,把莫少平、刘军宁、江棋生堵在家门口的警察,态度都比较好,姿态比较低,都强调是执行上级命令,没有办法。但是,家住北京航天桥一带的学者俞梅荪的遭遇就不一样了。他星期六凌晨被警察带到派出所,一直到晚上8点多才回了家。期间,他还有几次同看守他的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

他说:“外面有人进来了,开了门,我就出去了。高警官就拉着我,两个人拖拽当中,我就摔在地上,把眼镜都摔折了。”

俞梅荪曾在中国国务院秘书局工作,参与起草了一些法律,他给自己的定位是“自由法律人”。他在警察把他限制在派出所、无法参加包遵信追悼会之后放声大哭。

他说:“我也去不成了。我就大哭一场。我当着高警官面哭,我哭的不是我自己,我自己去不了,无所谓。没关系。我哭的是我们的法律,体制完蛋了。我哭的是法律,哭的是我们的国家。”

因为被警察限制了人身自由而无法前去参加包遵信追悼会,并且也因此大哭一场的,还有北京律师浦志强。

另据参加了追悼会的人士说,还有许多在北京的人士如王力雄、唯色、刘荻、李海、齐智勇、胡佳、贾建英,刘风钢、张先玲、刘京生、李和平、余世存、陈子明等,都因同样的原因和理由而无法参加追悼会。

郑存柱:致谢与说明

【大纪元11月5日讯】在我行使公民的权利给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通过博讯、《大纪元》等网站发表后,在24小时之内受到了不少国内读者的来信。他们中有年逾古稀的长者,也有80年代出生的青年学子,更多的是和我有着相似经历的同龄人。他们的赞同、支持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因为自己忙于业务,无法一一回信,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来信中有一些问题,在此一并回答如下:

有人批评我对共产党“抱有幻想”,并指出“如果中国没有共产党,是不是会更好”。我的看法是:首先,不同的人因为个人经历、教育程度等差异,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其次,“如果没有共产党”是一个虚拟的命题,我无法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而且这样的推论不具现实意义。目前的一个现实是,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起就是中国大陆的执政党。我的公开信的逻辑起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客观的存在。

我的公开信,完全从我个人的教育和参与“六四”的真实经历和情感出发,完全从我回国投资所见、所闻的真实问题出发,即使关于“法轮功”,我也是从我所熟知的朋友的遭遇出发。在国外我也看到很多关于“法轮功”揭露出来的真相,但是我没有亲身经历,所以我也不能妄加评论。

我的公开信的出发点是提出中国启动县市级别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可行性,是一种建议。我希望有同感的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可以在此基础上准备提案,在明年初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通过正式的渠道提出来,供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讨论,供国家领带人参考。

我目前居住在美国洛杉矶,但是我的所有房产和投资都在中国大陆。因为业务的原因,我经常出入中国。按照计划,我也会在明年回国召开公司的董事会。我个人认为,汪兆钧和我写了公开信之后,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是关键的指标。汪先生作为政协常委,也通过安徽省政协按照正常渠道向上呈递公开信,如果中国共产党可以容忍这样的行为,那是中国政治环境变革的第一个风向标。想当年梁蔌溟先生斗胆批评毛泽东,就连当年的毛都能让他继续留在 政协里面,我想体制内的汪先生也不至于“突然消失”吧。而我既是外商投资企业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长,也曾经参加过“六四”,并参与中国民主党、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反对党活动。如果我明年回国依然可以安然无恙,那么就是中国政治变革的又一个关键性的风向标。对此我有着非常乐观的信心。

请不要直接电话联系我在芜湖的工厂。如果想和我探讨交流,请直接写信给我,也欢迎来电话联系。联系方式如下:

EMAIL: minzhu98@yahoo.com电话:626-227-4575

严家伟:汪兆钧洗刷“政协”几十年耻辱

【大纪元11月5日讯】“政协”的全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恕我不恭,几十年来,我从来就只把它看作是一只精美漂亮的花瓶,既无什么政冶可“协商”,更与“人民”没多大关系,用我们四川方言的“歇后语”就叫:聋子的耳──摆设。因而对那些政协委员不管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除少数是中共派去掌权的而外,其余的所谓的委员,正如民间一段顺口溜说的那样:“门口挂了个大牌子,里面坐一群老头子,手头端个茶盅子,坐下来就看报纸,看完回家包饺子,到时签字领票子”(领工资)。这就是人们心中的政协及其委员的形象。

然而近日我在网上读了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先生的文章《对策和解社会──致胡温的公开信》后,真有晨钟暮鼓,振聋发聩之感,他说出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人人心中有,但尚未表达出、或暂时还不敢表达出的思想和意愿。因而在笔者接触到的知识阶层的许多朋友中,都对汪先生和他的文章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的朋友如北京大学万耀球主任、作家铁流先生都在电话中,开口就问我 “看了汪兆钧的文章没有”?大有当年“开谈不言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味道了。

我这既非溢美之词,也并非说汪先生文笔如何优美,而是被汪先生那种敢于直面严酷的现实,敢于讲真话的勇气所震撼。其实谁不知道今日中国虽然经济是在高速增长,但两极分化,却在加速度地进行,少数人富得流油,多数人穷得够呛。住房、医疗、教育这“三座大山”已压得普通民众喘不过气来。谁不知道“房改”已把房奴的腰包掏空:“教改”已把多少父母逼疯:“医改”已给多少人提前送了终?
更不用说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城市贫民、被强制拆迁者这些人的处境了。特别近来的物价如脱缰之马,公务员可以大涨工资,有钱人更可浑水摸鱼,低收入如我辈的弱势群体,除了勒紧裤带,还有什么办法?中国的问题之所以如此越积越多,积重难返,说到底还是因为只有市场经济而没有民主政治,民众无法监督官员,于是官商勾结,胡作非为,腐败公行,百弊丛生。如此政治生态下,如何以人为本?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然而打开报纸、电视,听到的只是一派颂歌如仙乐。若有半点微词,轻则被视为异端,重则“破坏稳定”,甚至“妄图颠覆政府”。某些官员动辄封刊物、封网路、禁书报、堵塞一切言路,社会如何进步?成天沉醉于盛世的幻想,自慰于大国的崛起,这与当年成天唱的“东风压倒西风,形势一片大好”其思维定式如出一辙,只是用语不同而已。

汪先生的文章,就是敢于捅破这张大家虽然都已看见了、但却不愿、或不敢去捅破的“纸”,并以公开的方式直达最高层。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世上有些事“知难行易”,比如某一科学技能,但有的事却是“知易行难”,就象那位“试新衣”的皇帝光着身子,只要不是瞎子都看得见,但是就怕人家说你是“不忠诚”或“愚蠢”,于是大家都不敢说,甚至装模作样大赞“新衣”如何庄严美丽。汪先生就是那第一个喊出了“皇上是光屁股”的“小孩子”。在我们的政协委员人民代表中,这样的“小孩子”太少了,简直比大熊猫都还要“珍稀”。如果多有几个,几十个,几百个象汪先生这样的人,这就是中国民众的福气。

所以我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汪先生的这篇文章洗刷了政协和他的委员们这几十年来留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耻辱形象!

(2007年11月2日)

转自《民主论坛》

张三一言:汪兆钧现象

【大纪元11月5日讯】我认为出现了汪兆钧现象,这个现象可能具有非比寻常的划时代意义。

[一] 、异议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状态

一个重要讯息:汪兆钧所发的言论出现是经历了一个漫长发展过程。这种言论和诉求由被贬称为刁民、暴徒、群氓者发展到民运维权等异议群,近年发展到体制内边缘 化失权高官,现在发展到可算是位高权不太,但未被体制边缘化的体制内省级高官(虽则是名誉性的省政协常委)。其重要意义在于前述异议言论发展基本上是体制外的;失权高官虽则还在体制内,但是,事实上或主观上他们都被现掌权者视为"异类",其言论与在体制外没有什么差别。现在汪兆钧是货真价实"体制内"的:汪兆钧有官方身份,可以在官方讲坛发出声音──标志着要求政治民主改革的异议已经由体制外发展的体制内。

当然要看到,这不是绝对的。因为共产党完全有能力把汪兆钧(们)边缘化。若把汪也边缘化,极可能发生如此效应:边缘与近心结合。这个结论是根据前述发展趋势 和现状得出的:因为更重要的是汪兆钧边缘化后,会出现更近中心的汪兆钧们。于是失权高官群、前汪兆钧们、后汪兆钧们联盟,这联盟必会有增无减 。而且这个联盟和社会异议者联合是理所当然的事。

当然我们不能过于乐观。汪兆钧(们)被像高智晟郭飞雄等被打压下去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即使如此,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汪兆钧必然为末来划时代事件创 造了良好条件。我为什么如此乐观地肯定呢?那就要请大家回头看看了。我们看看共产党五六十年统治中对被它视为敌人者的打压效果就可知了。共产党对根本不冒 头的、未冒头的、刚冒头的政治异类打压消减了多少!这种打压,多数颇收一时之效。最近,除了对体制外异议异意网站打压绝不手软外,对体制内媒体打压更没有 放松,例如对付有自由思想的"南方"。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旧的被打压下去了,新的又冒起;更重要的新冒者比旧失者更多、更广、更大、更强;即使汪兆钧被打压了,情况也不会例外。对专制制度来说,异议犹如恶性癌细胞,一旦进入了专制体制人就极难控制,向体制内各方面扩展是迟早的事。

[二] 、跨进了民主政治改革机熟期

近来我们很常听到"改革到了无法回避的时候了"、"改革时机成熟了"等等说法。可惜一般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据。这次出现汪兆钧现象,又有人重提"改革时机熟了"的判断。我同意这个判断,现在试提出我对此的理据。

从中国近五六十年历史看,一批知识精英软骨了、从人间蒸发了,这时人们已经身处专制独裁统治中;经一个酝酿过程一批又一批硬骨的新生精英产生了,时至今日人 们看到改变专制独裁的时机──民主政改时机到了。当体制内、外都汪兆钧化,胡皇温臣们被汪兆钧们包围的时候,就是政改日子到来之时。从这里可以看到,祈求 专制独裁者发善心自愿自觉去实行民主政改是白日梦。改革之所以出现,是人们以道德、政治正义…等意识型态软力量以及组织力量向统治集团进犯,给予强大压 力,这时才会出现统治者违背自己意愿被迫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汪兆钧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硬力量,但是却能震撼武装到了牙齿的专制治者, 靠的是什么?不就是被一些所谓"自由知识份子"鄙视的道德、政治正义…等意识型态软力量!当前正是道德公义遭到压制,丑陋和无耻大行其道之时,汪兆钧做的就是倡扬道德公义,压制丑陋和无耻的事业。大家不妨想想,人在体制内,把法轮功问题正式的又放到台面上来,这要多大的勇气啊。正如鲍彤说的,“在当今万马齐喑的中国,这位汪先生的胆识真是非常可贵的,他不仅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良心,而且将这种良心付诸于行动,这是最善意的举动,这是最难能可贵的,这也展现了中国人尚未泯灭的良知。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反思、去效仿。”

民间软力量压力的压力会伴随促进统治集团内部份化。汪兆钧现象本身就是这种分化的表现。相信这种分化扩展蔓延下去。可见,道德、政治正义确…等意识型态软力 量的压力是现实统治集团分化的可行途径之一;而这种分化又进一步增长软力量压力,产生良性(对统治者来说是恶性)互动发展。分化本身就是强大力量,由思想 意识分化到组织分化是一个必然过程,也是一个压力强化的过程,也可能是政治改革由"想"到"行"的过程。

能否看到这样一个启示?个案维权与政治维权的区别在哪里?汪兆钧现象我们可以认识到:当维权只涉及一个个独立者的利益不及他人时,这是个案维权(这是应该的 维权,也是维权者的权利,我完全支持)。当维权在维护自己个人权利同时也维护了别人权利、当维权是维护所有人的权利时,我们叫这种维权是维护公民权利。公 民权利需要每个来维护,只要你维护自己公民权利 ,同时也维护其他所有公民的权利;同理,当你维护别人的公民权利也就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我们要维护经济权利也维护社会政治权利;维护物质权利也维护精神权利,经济物质权利才有保障。大家都来进行这样的维权,才可以推动社会进步。汪兆钧做的正是"维护公民权利"、"政治维权"。汪兆钧现象宣告了反对"政治维权"的破产。

当"维护公民权利"、"政治维权"进入到体制内时,从思想角度看,可以说,民主政治改革已经开始发酵了。(注意,这只是思想角度,实质的、有形的、程式的政治改革并没有出现)但是,事理发展的逻辑是:思想发展极可能导致某些人的行动,个人行动发展极可能导致有形的组织出现。所以可以说是接近政治改革了。

因为道德、政治正义已经跨入体制内,"维护公民权利"、"政治维权"进入体制内,且在蔓延扩展中;因为体制内出现了思想分化,随着来的可能是组织分化;所以,我说"跨进了民主政治改革机熟期"。

[三] 、专制制度过度到民主是软着陆还是遇海啸?

上面我已经涉及汪兆钧现象可能的发展。汪兆钧本人认为,自己这封信只是开了个头,短期内还会有人站出来。"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在国内会越来越热,这时我应当撤兵,我不应当挡在前面,我还是要搞经济的。" " 给胡温一个契机,结束中华民族的痛苦。"

张杰连认为:汪兆钧发表公开信的社会后效应的扩展给胡温带来的震撼,可能比公开信本身还要感受强烈。

鲍彤说:“社会总是要进步,讲话的声音会越来越大。这种呼吁是不可能被抑制的,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张鉴康表示,汪兆钧先 生不仅是中共体制内的官员,而且是一个中产阶层的企业家,这就使得他发出的声音具有很大的冲击力、影响力和震撼力,层面很宽阔,余波会继续蔓延、波动,延 伸至更远、更广、更深的层面。来自体制内、民间、军队等等对公开信的巨大民意认同与共识,向胡温示出了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胡温若失去驾驭其中的机会,那 么必然就要调过来去承受它的反压。

这些朋友都是从善意和期待专制制度过度到民主是软着陆说话的。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朝拜西柏坡、政治制朝鲜的胡锦涛,遇到的是一个绝对反民主的贪污腐 败敌视民众的党。中国由专制制度过度到民主到底是软着陆还是遇海啸,有待时间给出答案。不过我认为软着陆的可能性不大。

以上说的是汪兆钧现象的的正面现象,也是汪兆钧《致胡温公开信》的正面意义。

(《自由圣火》首发)

李柱铭:中国的奥运机遇

【大纪元11月5日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邀请美国总统布殊出席○八年北京奥运,白宫发言人随之表示∶“布殊将以体育爱好者的身份观摩,亦不会作出任何政治宣称。”笔者其实也是一名体育爱好者,特别是足球盛事世界杯,但是我却认为布殊总统可以从更广阔的视野去看待今次北京奥运带来的各种可能性,也应该好好利用未来十个月的时间,促进我的祖国在人权,包括新闻、结社及宗教自由方面作出显著的改善。

事实上,这些进步绝对可能出现,因为中国国家领导人早已许下了有关承诺,而中国的各级官员向国际奥委会申办北京奥运之时,亦已对全世界表明,他们藉今次奥运会改善国内的硬件建设之余,更会带来其他的进步。

北京奥组委常务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在○一年向《华盛顿邮报》表示∶“申办奥运,我们不但要提升北京市的发展,还有社会整体的发展,包括了民主以及人权。”他更补充道∶“若大家有了像奥运这么一个目标,将有助我们建设一个更公道和谐、更民主的社会,也对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有更大的助力。”

笔者非常赞成这个看法。当下的中国政府,对人们朝夕期盼的改革承诺都似乎无力兑现,像香港便出现了几近完全瘫痪的政治发展,已被许下的全面民主进程也落实不到;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去放弃改革的机遇,相反我们却有理由去直接参与推动这些迫在眉睫的议题。

布殊总统接受邀请出席北京奥运时表明∶“这是中国领导人以更开放及包容的态度,表现信心的时机。”然而,除了是一时的机遇,中国要的是长远结构性的改革∶将中国共产党纳入法治框架之下、解除对媒体及互联网的封锁、容许信徒自由地去进行宗教活动、停止对关注爱滋病患者及环境的公民社会组织的滋扰,以及回应社会对管治问责的诉求。布殊总统和其他将会出席北京奥运的国际社会领袖,现在便要开始起动争取以上的事项,而不应该等到开幕典礼时才有所回应。

从近代奥运史看,我们可以乐观地相信举办奥运会令中国进步。南韩在八八年举办奥运时,仍然是一个军政府独裁的国家;但很大程度是由于国际社会的参与以及在全世界目光下不可以出丑人前的压力,令南韩政府在奥运前六个月展开了和平的政治演变。自此,南韩便成为了亚洲最稳定但亦为最活跃的民主国家。当然,中国和南韩的境况未必完全相同,但历史的教训肯定了奥运能打开一扇活窗,让中国政府正视就不同议题曾作出的承诺。

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都有不少人因中国政府和苏丹的贸易及支持缅甸军政府而提出要杯葛北京奥运。作为一个中国人,笔者促请他们要以正面的心态去看待奥运对中国的影响,尤其是在国际传媒注视下,这次绝对是中国领导人以建设性的取态,积极地运用他们在亚洲及非洲的影响力的时机。如此,北京既可为国际秩序负上其应份的责任,并以行动说明中国并非对国际间的问题不闻不问。

全世界的中国人都为北京举办奥运感到骄傲。中国是世界上增长得最快的经济体系,明年八月的奥运,更可能会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但是若我们只会赢得金牌,社会在民主、人权及法治上的发展仍然停滞不前,国家又实得到些什么益处呢?

笔者希望这次奥运机遇可以在中国,无论对国内发展抑或外交政策,均带来催化效应;也希望在奥运会之后,全体中国人的集体回忆,除了是中国人将赢得的奖牌,更有因为今次盛事而造就的人权及法治改革,那亦将会是今次奥运最值得欢呼喝采的事。

(英文原文于二○○七年十月十七日刊载于美国《华尔街日报》)

转自《争鸣》2007年11月号

刘飞跃: 河南伊川2千民师上访 当局威胁查处

【大纪元11月5日讯】今天上午,河南省伊川县民办教师代表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早上八、九点钟,伊川县各地的民师陆续来到伊川县信访局门前上访请愿,要求解决民师老有所养的问题。到上午临近十一点时,伊川县信访局门前聚集的民师人数已达近两千人,政府方面则要求老师们选出对话代表。

今天下午,河南省伊川县两千多民师继续在伊川县信访局门前上访请愿,伊川县副县长魏进中、刘翠香,伊川县教育局局长王社奎与老师代表进行了对话。该县主要领导仍表示,民师没有新政策,不能解决。

还有领导恐吓老师们说,今天的行动规模这么大、人这么多,肯定有人策划,公安机关要调查、要查处。

到下午较晚的时候,现场的民师逐渐散去。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7、11、5

汕尾千民和五百黑帮对峙 村民怒烧黑车

【大纪元11月5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今天下午二点多,汕尾东洲一千多位村民再次和强行施工的五百个黑社会人员发生冲突,村民因长期受黑社会的欺负,冲突过程中,愤怒的村民将黑社会装满木棍和关公刀的面包车烧毁,因见村民越来越多,一部份黑社会撤退到山上,一部份开车逃了。

为建设汕尾发电厂500KV茅湖输送电线路工程(位置正好在05年发生12.6血案的路口),现只剩A11号输送电塔尚未完工。汕尾当局因土地赔偿问题一直未给村民落实,村民愤而阻止电厂施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

最近几天,汕尾官员紧急召开会议,要求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完成A11号输送电塔工程,并强逼每个村民一次性领250元人民币;另一方面由村委继续安排当地三个黑社会帮派人员承包该段工程。

今天,A11号现场来了100多个黑社会准备强行施工,外围有400多人看守,有7辆黑社会的车辆停在派出所前面。一位村民说:“全东洲都有村干部和黑社会在开车监视,还派出40辆摩托车到处监视,还从汕尾雇用了两车黑社会人员,一人发200元人民币。”

因早上村民都去上班了,村中广播就告知村民:“黑社会又来了,下午村民自发到12.6血案现场集合。”

据一位陈姓村民透露,中午有200多个从汕尾雇用的黑帮在派出所吃饭,下午村民去了一千多人,双方发生冲突,村民一开始扔石头,后来村民越来越多,这伙人就跑到山上观望,还有两辆大车装着外地雇来的人先跑了。

还有一些黑社会人员混在人群中,监视村民的一举一动,路边停了一部黑社会的面包车,车里有15捆一米长的木棍,共有150支,还有20把关公刀。

村民说:“有人把车窗打破,黑社会的人就自己把整辆车全部搞坏,后来愤怒的村民把车烧了。车上的棍子被村民没收,刀村民不敢拿,一起烧了,今天没有一个警察到场。”

记者致电东洲派出所(0660-3421110),一位公安表示,“我不知道,我是看门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到下午四点多,因黑社会躲到山上去了,村民也自行散去。村民决定明天全东洲罢工、罢市。

07年3月28日,汕尾电厂的发电机组试点火完成,机组安装就绪,投产发电、商业运营创利在即,要完成600KV输送电线路工程迫在眉睫。

3月11日和4月16日,由汕尾电厂长期雇用的200名黑社会暴徒拿着棍棒,开着各种车辆,分别包围石古村、东四村,他们进村见人就打,同时强行挖地施工建管道和架设高压电线架,不少村民被打成重伤。

8月24日,汕尾当局再次派出近千武警和公安,用催泪弹和水枪驱散近2000位村民,冲突中,村民有3人重伤,5人轻伤,受伤的大多是老人。

村民报警,警察不来,周边数千村民闻讯赶来拚死械斗,在暴徒挨打时,不少警车警察却及时赶来制止。据悉,电厂为每架设一座高压电线架的保护费为100万元,后提高到200万元,这次又再加码,现全权委托当地以吴华锦等三个黑社会帮派承办。

03年底汕尾发电厂动工以来,“以预审代替审批、未批先占”这种国务院三令五申明令禁止的做法,非法强占二千多亩良田和五千多亩海滩,毁坏百余平方公里盛产鱼虾的黄金海湾“白沙湖”,农田和渔业生态资源破坏殆尽,却又长期拒绝依法合理补偿,对失地农民的依法维权,不断血腥镇压。

汕尾电厂是在当局武力护驾下建成,原本今年三月投产发电,现只欠A11号输送电塔尚未完工。在8月24日武力镇压中,此塔基被愤怒村民焚烧。这里曾是05年12月,武警开枪打死3位维权村民(还打死10位非本村人)和13位村民被判刑的血案现场。

今年以来,东洲频频发生大规模集体抗暴事件,已多次发生流血事件,村民多次举行讨回土地、反贪污的示威游行,但这些活动或诉求都没有得到当局善意回应和处理,还让双方矛盾越来越恶化。

最近几天,汕尾有关部门继续增加黑社会帮派强行施工,引发村民强烈不满。村民们表示,现在村民已走投无路,不知何时才能停止纷争?回到从前那种上山下海,撒网捕鱼的日子。

1949之后 杀人如麻的镇反

【大纪元11月5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李肃2007年11月4日华盛顿报导)1950年3月,几乎在土改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开始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10月8日,中国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展开直接军事对抗,开始了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这也为毛泽东大力开展“镇反运动”提供了机会。

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毛泽东强调说:“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

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在古代的更替朝代中往往是因为反抗,因为战争行为而出现杀戮。为了征服而去屠杀。为了镇压反抗而去屠杀。但是共产党这个时候的屠杀是要消灭阶级。但是它同时呢,它又感觉到这样做呢基本上是不人道的,反人性的,甚至是跟民众作对的。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强调说乘这个机会,土改的机会也好,乘老百姓热情高涨的机会,或者是乘朝鲜战争,对外战争的机会也好,乘机杀人。为什么他们会认为杀了人影响不好呢?因为杀多了之后,不仅是外部的反映是非常的负面,非常的不好,引起老百姓的忿恨,在内部也造成一些分歧。那么为了弥平内部的分歧,毛泽东也好,刘少奇也好,通过这种说法,借某种风潮,借某种战争,借某种机会来进行屠杀,也好消除内部的分歧。”

原来,“镇反”开始不久,一些地方,如山东、湖南、河南等省就出现了乱杀乱捕问题。有些中共地方大员主张收敛。如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提出,对解放后并无罪恶的湖南起义军官“不宜采取急躁处理办法,除其中个别特别反动的分子应逮捕惩治外,不宜逮捕过多”,否则将引起极大惊恐。

他发电报给中共中央,提出“拟即收缩,停止大捕杀,转入正常工作”。毛泽东批示:“即照黄电意见处理为宜。”中共中央在批示中共华东局一份报告时说:“如果一个地方已经杀得不少时,则可适时略为放松一点,即大批处决人犯的时间延长一些,缓和一下社会各界紧张的空气。”

不过,毛泽东一时收敛是因为他感到时机尚未成熟。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他们相信的是两个东西。一个东西,他们知道,必须要大规模的镇压才能确立新政权的威信、权威,以至于没有人敢于挑战。 从这一条来说,就需要大开杀戒。但另一方面,它也知道,对外来说,多杀人总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所以呢,对外总要加以掩饰。因此他们就觉得,没有一个合适的藉口,一个恰当的时机,要杀人太多总是不太好的事。那么因此,抗美援朝的事一起来,他觉得正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就可以大肆地杀人。”

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后来也承认:“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1950年10月10日,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出兵朝鲜半岛两天之后,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也被称为“双十指示”。指示说:“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至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

尽管在指示中提到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但是指示的重点在于纠偏,在于防止漏掉反革命分子,防止“宽大无边”,而不是防止冤枉好人。

1950年12月,刘少奇在给川东区党委的批示中指出:“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但是毛泽东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

到了1951年1月,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展顺利,毛泽东的底气更足了。他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还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泽东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这一年的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

毛泽东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2月17日,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亲自指挥下,北京市一个晚上逮捕了675人,第二天公开处决了58人。3月7日晚上又逮捕了1050人,在3月25日处决了199人。

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大喜,马上指示各地效法。本来并不希望多杀人的上海市委只好加大力度,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经逮捕1068人和处决100多人基础之上,再逮捕1万人,处决其中的3000人。先“杀两千后再视情况决定”。此后,上海加大“镇反”力度,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几天就处决一批人。例如4月30日处决了285人;6月15日处决了284人。到11月初,上海一共处决了大约2000人。

在毛泽东亲自策划和指挥下,这场“镇反”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滥杀倾向。例如,中共1950年3月开始“镇反运动”,但是直到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才公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直到1951年2月21日,也就是在镇反运动已经开始将近一年以后,在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已经人头落地以后,中国政务院(国务院)才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告诉民众谁是“反革命”。

条例列出12类反革命,包括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者,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的首要分子和情节重大的参与者,持械聚众叛乱的主谋者、指挥者及其他罪恶重大者,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者,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以反革命为目的抢劫、破坏公私财物者,受国内外敌人指使扰乱市场或破坏金融者,伪造公文证件者,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步谣言者,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等。

这个反革命的定义范围很宽,罪行界定没有严格的客观标准,并且规定这些反革命都可以处以死刑。这毫无疑问给过度执法、冤枉无辜打开了大门。

为了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1951年2月5日,中共西北局报告说,“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泽东却批示说:“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实际上,杀人的审批权后来更进一步下放。

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它划了比例,它是要按比例来杀人。在城市中要杀,在乡村也要杀。他把所有的,不仅是说少数有反抗的,而绝大多数哪怕是说了一句闲话的、表示一句不满的、甚至是有一点脸色的、甚至是因为跟基层干部有矛盾的,都作为屠杀的对象。而这种镇反呢,到了基层以后,是由县、乡两级说了算,甚至是由一些工作组说了算。所以最后是乱杀、错杀。甚至于中共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在镇反之后,到了53年,他自己在内部报告中都承认,他说,90%以上是错杀。他说,很多地方是夸大敌情,无中生有。”

毛泽东尽管也说过“不可捕错杀错”,但是他更重视的显然是完成杀人指标。为此,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过指标杀人。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调,争先恐后大开杀戒。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连毛泽东都感到过火了。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因此怪罪他们,更没有因为下边杀人超过千分之一的指标而处罚任何官员,而是以商量的口吻请他们少杀一些。

毛泽东和手下的官员在杀多杀少问题上“讨价还价”。无数的生命就在他们的交易之中进进出出生死簿,多少人也因此成了他们的刀下冤魂。

仅中共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统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占了30%左右。

1950年12月,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经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指示说:“如果每杀一人都要报导,在报纸上过多的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杀人过多’、‘行动过火’等。”

但是在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修改了这个指示。他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于是,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压赴刑场处死,有些人甚至就地处死。中国的媒介也予以大力报导。

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在《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一文中说:“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全国范围出现处决人犯失控的现象,显而易见还是与毛泽东的全力推动分不开的。”

对于毛泽东大规模杀人的结果,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评论说:“当然是强化了它的政权,使得那些人不要说从事任何反抗,连那个心都不敢有了。彻底摧毁一切反抗、反对者 、或者那种潜在的反对者那种反抗的意志,使你觉得根本就不可能。我想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那你所谓‘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可能就未必会那么顺从。虽然‘大饥荒’一来,你贫下中农照死不误,但是那些农民为什么他们都不敢起来反抗? 他们就是从以前的历次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所以他们并不因为当时整的是地主富农,噢,你是贫下中农,还是党的依靠力量,你就觉得被整是别人的事,你就没有恐惧感。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恐惧感。”

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基本达到了毛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泽东指示全面收缩。1951年5月10日,中国公安部长罗瑞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承认镇反运动“后期有若干地方发生了简单粗糙现象,可杀可不杀的杀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捕了一些”。毛泽东说:“镇压反革命,右倾比左倾好。右了你说纠正,明天就可以起来,容易纠正;左了以后就不好办。”、“杀人不能太多,杀得太多了,丧失社会同情,丧失了劳动力。”

此时,毛泽东把自己下放的杀人权力又收了回来。他亲自监督修改制定的这次会议的决议说:“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以内。将捕人批准的权限由县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由地、专一律收回到省、自治区一级。”、“凡是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是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毛泽东在给一些地区负责人的电报中要求他们特别注意捕人杀人失控的情况。在给华南分局的电报中他说:“从6月1日起停止捕人4个月,集中力量清理积案,总结经验,教育干部。”

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

杀人如麻的目的不仅在于杀掉潜在的敌人,而且在于让整个国家惧怕共产党。

陈破空说:“最后,经过这些‘三反五反’、镇反、土改、土改复查之后,全国可以说是鸦雀无声、人人戢声,人人都恐惧共产党。这种恐惧感一直到今天都还深植在中国老百姓的骨髓之中。这种恐惧的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认为共产党的独裁是理所当然的;当局是可以放手镇压的;民众是只能小心翼翼的。当民众说了话,做了事,受到了当局的镇压的时候,民众往往认为是自己的错,往往是自己没有跟上政府的步伐。”

胡平也指出,以后的中国人逐步习惯了共产党残酷的统治方式。
胡平说:“最大的负面就是使人慢慢地习惯这种残酷。而且可以习惯到这个地步,以至于这么多人会相信,如果没有这种残酷,社会就乱了,就不行了。他都会相信到这个程度。就像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共产党是个压迫性政权,但是说,哎呀,要是没有那么压迫性的政权,那中国就乱套了。 他都可以相信到这个程度。这种大规模不间断的镇压可以使人们对这种理性的、正常的人际关系、正常的秩序完全失去信心。”

中共当时估计反革命分子有200多万人。根据中共的说法,镇反运动一共杀、关(劳改)、管(群众管制)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左右。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份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千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了38万人。按照这个说法,中共“镇反”杀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标,大大超额完成任务了。

而实际处决的人很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字。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写道:“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更多。

“镇反运动”时住在北京的遇罗文说:“我觉得就是一场大屠杀,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大屠杀。对毛泽东来说,可能他认为有意义,他觉得这样他统治才方便。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必要性也没有。”

走进他们劝三退的真实故事

【大纪元11月5日讯】(编者按:本文是明慧网“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一篇发言稿的部份节选,文中生动的记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退的真实经历,每个三退声明后面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或许,这些朴素的记述能帮助你了解三退真相,释去有关“三退”背后的诸多疑惑。)

下面是文章节选:

不久,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因修公路而建起了几个工棚,于是,我就集中到工棚和工地上讲真相 。由于民工人员集中、心态淳朴,很容易接受真相,而且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明真相、“三退”后,很多人愿意要一套资料带回家乡传看,这样就 使真相资料及光盘通过个体传播到各地的群体角落之中。工棚时不时的批批换人,我 们就时不时的回访工棚,人换了一拨又一拨,真相也被一拨一拨的世人明白,真相资料也被一拨一拨的传到各地。明白了真相的人都说自己太幸运了,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我们经常走在工地上穿梭于民工之间讲真相,蹲下来一个一个的讲退,工地有负责人 的就先给讲退,这样他就不会干涉我们与其他民工讲真相了。我常常来到他们身边, 他们很淳朴,知道我在救人,所以从来也不干扰我,使我很自然的溶入其中,他们经常见到我还用“法轮大法好”跟我打招呼,并给我提供线索,说哪个是新来的,那边一帮人是刚到的,哪个人是党员还没退等等,使我了解信息快速讲 明真相。有时,得知他们返乡的信息,就趁晚上带上资料去询问,有需要往家乡捎资料的,及时让他们将消息带回家乡。平时在路上遇上拿着行李回家的人也及时送上一 套资料。

在工地上被劝退的一位年轻的工程负责人看过资料和光盘后受到极大的震动,再一次见到我时,他激动的说:“要不是多听多看,我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么多事。”他说 他的工程分散在各地的工地很多,他就搬上VCD机各个工地的放给他们的工人们看, 他说要让工人们都了解真相。

当了解到有一工棚内能放光盘时,我就时常有了新盘就给他们送去,民工们看光盘后激动不已,经常看到凌晨几点,他们自己都说茶余饭后、睡觉、干活没别的事了,都在谈论真相,晚上不睡觉都有精神。有个民工见到我说:“我现在什么都不信,我就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

晚上出去时,看到一民工在遛弯,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问和他在一起的有多少人,住在哪?并问他能否带我进去见他的工友 。他答应后就带我到了他们的居住地,屋内十来个人,一一明真相“三退”后,往家乡带资料的每人送一套,他们很兴奋,我还没走,就迫不及待的藉着微弱的光线看了起来。

在与一拨山区来的民工讲真相时,因当时是在工地上,所以他们极力邀请我在中午或晚上休息时间到他们工棚去坐一坐,再讲一讲。我同意了 。当我来到他们中间时,他们的欢乐就像过年一样的气氛,然后迅速整齐的分坐两边像认真的小学生一样的倾听,我被他们的淳朴感染,觉的他们都是那么的可爱喜人。 他们说:“太幸运了,要不是派我们增援这边工地,我们也听不到这么大的消息,我们的生命有保障了,过不了几天就又走了,真是幸运。”

讲真相中遇一县区老大叔,当明白真相后,非常渴望我去他们的家乡,并说他在家乡是个很有威望的人,他可以把大家召集在一起,绝对保证安全。看到那真诚的心,我被震撼了,表示等他抽时间回家时,一定帮他圆这个愿望。

经常遇到给工头讲明真相并送给他一套资料后,他马上通知正在干活的工人,下班后集体开展学习。后来回访时,真的是工头带着他们已经集体学过了,他们都集体了解了真相。

一次我正在讲着真相,从前边急着跑过来一个人,边跑边说自己是党员,到我跟前二话不说就报姓名三退,并要走了护身符。

还有一工程负责人正在工地上安排布置工作,我和同修就想等他走后,再给工人们讲,结果他走出工地后坐在轿车中总也不离开,我们就想先绕开,结果发现轿车急速调头扬长而去,于是我们又停下来开始讲真相,正集中精力讲时,从旁边冒出个人来向我要资料,并小声说:“快点 ,别让人看见。”我定睛一看,原来就是刚才那个负责人,我说:“你不是已经走了 吗?怎么又回来了?”他说他就是冲着要资料来的。我说:“你不用怕人看见不好意 思,全世界人人都需要明白真相的,先给你‘三退’了吧,你叫什么名字?”他告诉我姓名表示愿意退,拿上一套资料跑回车中去看。我走过去,他提前把玻璃摇下来,我一看:呵,两个人已经展开资料津津有味的在 看呢。后来我才明白,这个负责人为了要真相资料,怕我们走开才先故意将车开走, 等我们一开始讲他又来一个回马枪。

在正在修建的三环桥工地上,工棚就像一间一间的鸽子窝,我和同修就趁他们干活时在工地上讲,中午吃饭休息时就到工棚讲,一间一间的走,使每个房间尽量不被落下 。每走出一个房间,就会感受到喜悦的气氛充满房间。一天中午,我们看到一大片的民工在一工地桥墩下歇凉,过去给大家说明情况后,告诉大家不要乱,要退,先 一个一个退,最后需要资料光盘的再给发,他们就静静的等待着我们一个一个退,退一个,送一个护身符,退完后,开始发资料,要什么的就给什么。当我们在他们的谢声中离去时,看到的是他们人手中拿着真相资料一片白花花的景观。

当发现路边有刚建工棚时,就和同修带上资料立即去讲,因为他们工程流动性很大, 可能一、二天干完这点活就得撤,所以尽量赶到第一时间去讲。一次同修发现新建一工棚,里面有五人。我们马上赶到那里给他们讲了真相及三退。他们说,别看就五个人,还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呢,都要求带一套资料回家乡传看。他们激动的说:不知用什么方式报答我们。我们告诉他们最大的报答就是将资料广传,让人知道真相,他们点头称是。

一次一工棚遇到思想顽固的党员,当一提到三退时,便不容分说将我们撵了出来。在这一工棚内已明真相的小伙子跟出来,小伙子说:“阿姨,这件事交给我吧,我来做他的工作。”过了两天我们又见到他们时,这位党员见到我们也不凶了,只是说:“你们走后,这个孩子为了劝我 ‘退党’,给我做工作到晚上二点,非劝我退不可。”我说:“他和你不知是什么缘 份,使得他非要救你不可。等将来你发现是他救了你时,你给他磕头都来不及了。不要再等了,退了保个平安吧?”他告诉我他姓崔,有人给他提议用化名时,我半开玩 笑的说:“不行,别人可以用化名,你这么顽固,必须用真名才能表示心诚。”别人告诉了他的名字,我记下了他的真名,大家都笑了。

我们制作了一些给司机车上悬挂的真相护身符,上面用装饰坠搭配起来非常漂亮,送给司机挂上很适合。工地上忙忙碌碌的各种车上挂起了我们送的护身符,工地上有一 工人因太喜爱这个护身符,向我们要去很多,带回家乡发给车队的司机,他说:“你有机会到我家乡看一看,就会看到我们那儿的车上都挂着这个(真相)护身符,简直太漂亮了。”

一次在给小吃店吃饭的三位年轻小伙子讲真相时,他们很热情的请我和他们坐在一起边吃边说,于是我就顺意坐 下来,他们吃着我讲着,最后三个人都很高兴的三退也明白了真相。其中一个小伙子 说:“阿姨,其实早就有人跟我讲过我都不听,今天也就是遇上您,别人给我说我都不会退的。”我说看来咱们缘份真是不小啊。临走时,他们还依依不舍的挽留,并告诉我他们三个经常在这吃饭,让我什么时候走到这看到他们一定来打声招呼见见面, 我说:一定一定。

一次路上遇上两位小伙子,给他们讲真相,得知他们已在网上“三退”。言谈中了解到他们还是很有正义感的大学生,他们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并谈论对中国现状的不满。我就给他们讲:你们如果真的希望中华振兴,就应该让更多的人明真相早“三退”, 才能促进解体邪党,早日迎来新中国,这样你们才真正是为振兴中华做贡献。他们听后也在思索,主动的向我要了两套资料,表示要让更多的人传看,明真相三退保命。我真为他们而高兴。

为了让人们珍惜真相资料,我每送一套都叮嘱对方传给更多的人看,也是在做积德行善救人命的善事。对方都非常珍惜重视并保证做到。从我手中出去的资料基本上没有浪费的。

澳门警方再干扰派《九评》

【大纪元11月5日讯】(大纪元记者张明龙澳门报导)11月4日下午,澳门第一警司处的两位警员,来到议事亭玫瑰堂前地,对几位每星期日下午都在场向市民和往来游客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内地遭受迫害真相,以及派发大纪元系列社评《九评共产党》的法轮功学员,开出罚单,理由是违反《公共地方总规章》,在“公共地方摆放物品”。

法轮功学员陈小姐说,她当时在另外一边向市民和游客派发资料,准备回来再拿资料去派发时,就看到一张写有她的姓名、地址等资料的罚单在那里。她感到很气愤,因为澳门警察做事越来越滥用警权,警员都没有当她面说过一句话,就开了罚单,她不能接受警方如此做法。

据在场的法轮功学员说,他们逢星期日下午在议事亭玫瑰堂前地派发资料已有1年多的时间了,每次都根据澳门法律第二/九三/M号的规定,预先告知民政总署,而警方以民署不提供场地为由,用《公共地方总规章》来开罚单,《公共地方总规章》不是法律,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正如区锦新议员日前在立法会会议上提出的,澳门司法的独立性令人难有信心。由于澳门的集会权、示威权受《基本法》所保障,也由回归前制订的第二/九三/M号法律所规范。然而,一直以来,这些权利经常受到来自行政机关方面的无理侵犯。

不过,民政总署管理委员会主席谭伟文在10月26日的公开会议上否认上述指控,他说,澳门特区政府一直尊重澳门市民享有集会、示威和表达意见的权利,澳门特区任何一个政府部门都充分尊重这一点,完全不会考虑用任何方式去扼杀市民行使这个权利,这个是市民基本的权利,民署是要尊重的。

一名法轮功学员说:“谭伟文公开说谎,在他讲话之后已发生2次上述(无理开罚单)事件,证明民政署和治安警察狼狈为奸,共同扼杀市民行使集会、示威的权利。”

她续说:“现在国内已有很多人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最近又有安徽政协常委汪兆均致胡温公开信,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迫害法轮功的原凶江泽民大势已去,江泽民的幚凶周永康在大陆已被人告上法庭,对澳门有些政府官员在当今的形势下还如此巴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势力,实在不可理解。”

香港大纪元六周年致读者:守护香港的生命线

【大纪元11月5日讯】今天香港大纪元6周岁了!香港大纪元从2001年11月创建周报,至2005年1月转为日报以来,我们一直秉承尊重人权、维护社会公义及正义敢言的精神服务社会。与香港经贸及生活关系日益密切,但匮乏新闻自由的中国大陆,更是常常成为我们新闻报导的焦点所在。

众所周知,由于中共的舆论封锁,海外人士对中国百姓的实际生活情况无法全面了解,也很难及时听到大陆民众的心声。中共对于其政权实况更是讳莫如深。大纪元应运而起,成为了大陆民众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一个互通的重要窗口。

在香港主权移交后的10年里,港人因为反对按照《基本法》23条订立恶法,超过5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逼使23条立法无限期搁置。香港作为中共政权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港人和平抗争反对强暴管治的精神,让这颗在中共阴影下本来已经褪色的“东方之珠”再次焕发异彩,更为引人瞩目。之后,港人积极争取民主普选,公民意识日趋成熟。

在“一国两制”的历史安排下,香港人相对来讲享受着很多国内人民无法享受的人权和自由,然而在中共政权的侵蚀下,港人也越来越看到,所有的自由和权利,包括普选的权利,都没有必然的保障。

众所周知,中共坏事做绝,它建政以来造成8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还能在中国这块神州大地继续其血腥统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通过严厉的舆论控制与党文化的洗脑下,使中国的历史被隔断、分裂、篡改和掩盖的,现在大陆许多年轻人,远不知道五千年中华正统文化的辉煌,近不知道“六四”为何物、赵紫阳为何人。在缺乏正确的历史回顾下,中国百姓变得淡忘。以史为鉴可使民族延续生命力,就如二战后的欧洲社会就非常注重让年青人知道纳粹德国的历史,避免重蹈覆辙。然而,从中国人对历史的曲解与遗忘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共通过摧毁正统文化与正传历史来摧毁民族的生命力,其卑鄙恶毒的极致,世界所有政党难望项背。

共产党依靠枪杆子与笔杆子来打江山与坐江山,做什么事都是“舆论先行”,以达到绝对操控的效力,对香港也不会例外。中共接管香港十年,对媒体的控制越来越严厉,本地固有媒体的自我审查已经是公认的现象,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同时中共也不惜血本对世界媒体进行收买和渗透,给自己的劣行开创宽松的舆论环境。

港人争取普选,目的是要实现普世价值的公平公义和谐社会,打破中共的极权控制。但是,中共也在加紧渗透与收买传媒,制造虚假舆论与民意。它满以为精心构划的舆论网足以主宰民意时,民意也就为我所用,到时再给你“一人一票”的“普选”又如何,“普选”出来的也是中共的天下。就像现时在中国大陆进行的“中共特色”的乡村选举,就因为缺乏真正舆论的监督,表面上是“民主”的场面,其中却隐藏着黑色交易。中共在形式上什么都给你了,实际上什么又都没有给。中共不仅欺骗国人与港人,也在欺骗国际社会。

到了中共能够操控民意的时候,它也就不怕港人争取“民主”,事实上它就是这样去做。它利用人性中为私的弱点,通过威逼利诱等等手段使人丧失道义良知,打掉拦路的眼中钉,聚拢了一大批为它所用的钱客、政客与论客。有些媒体已经被中共完成“改造”。它以为控制了舆论,就能控制大局。

正因为如此,中共害怕真正的自由舆论。

04年立法会选举前把几位比较敢言的电台名嘴打压下去的事件,大家记忆犹新;现在香港电台备受压力也是中共舆论控制的策略之一。05年香港大纪元日报创刊后,一再遭到中共势力的封杀与流氓特务的打砸破坏,工作人员被绑架,更足以说明中共对真正独立媒体的极度恐惧。大纪元成为中共在操控舆论层面的头号眼中钉,而位处前线的香港大纪元所受的封杀打击尤甚。

05年5月份,为香港大纪元日报承印的印刷商在中共的压力下,终止了承印合约,大纪元差点被迫停刊,最后下定决心,于06年2月开办了自己的印刷厂。06年2月,中共特务雇用几名流氓进行破坏,将大纪元办公室的玻璃门砸碎,再破坏新置的一台底片冲印机。06年12月底,中共恐吓香港的发行业界,全面封杀附属大纪元的《新纪元》杂志的发行。07年年初,更揭露出香港大纪元技术人员王涟05年9月份进入珠海时被中共国安非法绑架,其后被迫充当特务,任务是“在最短时间内搞垮香港大纪元”!王涟因为不愿意继续为中共充当特务,07年1月从香港逃难到澳洲。最近,有亲共团体更在社区用一些小利益发动公公婆婆专门回收大纪元报纸。中共对大纪元的仇视,就是因为大纪元坚持不懈的为港人为国人守护着道德良知的底线。也只有这样,香港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与民主。

控制舆论的反面就是监督,所以中共最怕的就是监督。西方民主的最大特征就是有独立的不受执政党控制的媒体监督。香港要实现民主,一定要始终有一个不受共产党影响、不看中共脸色、完全独立于共产党体制和意识的民主监督,香港大纪元也在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正因为如此,香港大纪元的存在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她是中共永远也收买不了的媒体。大纪元自始至终屹立于中共的控制之外,秉承真诚慈善宽容的道德精神,以中华民族的根本福祉为依归,必然会真实的揭露中共制造的谎言,粉碎中共种种奸险邪恶的图谋,为国人与港人倡议真正美好的未来。香港大纪元志愿成为港人的良朋益友,不是靠金钱与利益维系,而是时刻不忘为港人说真话,提供真实有益的资讯。过去大纪元如实报导了中国大陆的现状,为承受着巨大不公的中国百姓提供了一个发声的平台,也为港人了解国情担当信实可靠的桥梁。特别是04年11月中旬发表全面深刻揭露中共本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随之在中国大陆触发波澜壮阔的退党大潮,成为解体中共恶党,解救国家民族的重要里程碑。

《九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中共的本质透彻地揭露出来,并明确点出中共用以操控人民的最有力武器——党文化。中共当局极力打压《九评》在中国大陆的传扬,却从来不敢对《九评》所透显的真知灼见给予正面的回应。中国民众接触到《九评》后,长期扭曲了的人性被唤醒,通过退出中共、告别中共,纷纷成为这场浩大的中华民族精神觉醒运动的真正英雄。至今通过公开“三退”与中共决裂的勇士,已经接近2,800万人。

去年3月份,大纪元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有系统的活体摘取器官的惊天暴行,其后经过国际独立调查得到进一步确证,堪称人类历史上未曾见过的邪恶。在揭露中共本质、报导中国大陆真实情况与昭示中国前景的过程中,大纪元不但赢得了中国民众的信赖,而且在从上而下的建制中也在唤醒与鼓舞着良知。如最近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就选择了大纪元作为他发布公开信和其它资讯的唯一平台。因为他放心,这里没有中共的影子,没有被出卖的危险。

高智晟、贾甲、汪兆钧等有识良心人士纷纷面世,烘托着普世在真实信仰的和平抗争中走向道德良知归正的大时代。中国在面临着巨变,香港也在面临着巨变。我们坚信,只有守护着正义与良知,才能最终取得进入光明未来的门票。香港大纪元作为一个独立、正义、敢言的媒体,也在守护着香港的民主和自由。

在万“媒”齐暗的日子,新闻自由是香港的生命线。在走向黎明前的最后黑暗时刻,大纪元守护着通向光明的新闻自由。香港大纪元需要港人的支持和珍惜,她是你真正的朋友。

香港大纪元时报
2007年11月5日

胡乃文:一位肝移植者手术前后记

【大纪元11月5日讯】“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的移植科主任,朱志军近日来台揽客赴中国换肝。

消息称,朱主任在下榻的台北某饭店大厅,为准备赴中国换肝之病友审查病历资料,进行术前评估。并且在晚餐时,还有台北某医学中心的两位台湾内、外科医师作陪。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又称“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号称是全亚洲最大的换肝中心,一年换肝数量竟达600-700例。据称,朱志军一个人就已经累积了700以上人次的手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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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看诊的时候,无意中听一位病患说,2003年初,就曾陪同自己的朋友夫妇到天津做换肝手术。那位被手术的朋友已经“肝昏迷”了,院方竟然仍执意进行移植手术。

做手术的医生就是朱志军,移植后的第四天死亡。

笔者写出这个悲剧,心情是极度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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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讲,在“肝昏迷”病况时,是不可以做器官移植的,但朱志军等医生仍然勉强的给移植了。由此可知,这个号称累积经验多少多少的医生、移植科主任的临床和学术修养如何。难道就是为了“做手术之后,就有钱赚”?

本来,如果不换的话,也只是一个人死亡,而勉强做了换的手术,却多害了一个捐肝者的生命。

笔者向肝癌移植亡者家属及他们的朋友,问明了较详细的情形。兹将这个不幸事实纪录如下:

2003年2月份,张姓肝癌病患,胆指数已经超过2(?)。三X医院某科医师,推介同医院中的某外科医生给张姓肝癌患者。外科医生很“技巧的”介绍一位“A病患”,说A病患的家属在大陆做了移植手术很成功,也许找到她会有一些帮助;A病患又“技巧的”告知自己的谁谁谁在天津某医院,手术移植非常成功,而且那里的医生都很和善。

张姓肝癌患者夫妇听了后,抱着很大的希望,张罗了赴天津的所有准备,于3月初住进“天津第一中心医院”。

当时三X医院医师一直鼓吹宣传说,(由此可见,推介外科医师、推介“A病患”,都是“技巧性的”规避了当掮客的嫌疑。当然,谁知他们是否掮客?)到中国换肝一定可以好;但换肝之前,天津的医院方面需要“骨扫描”资料,三X医院很配合的立刻替张姓病患做骨扫描。

在换肝前,被要求先缴交医疗费用和红包,是以美金支付的。而且送给医生的红包是有行情的,主任5000美金,手术团队3000-5000美金;除了红包之外,还指定必须送“大卫豆夫牌(也有叫黑豆牌?可能有黑白两种,黑的就叫作“黑豆”?)”洋烟,每人2-3条。还有,做移植手术前,先在银行开一个人民币25万元以上的户头,手术期间,有需要就从这个帐户中开支。

患者的太太在第一中心医院,听到有位医生说:“10个换肝的病人中有一个能存活。”“你们台湾的医生以为我们是神啊?你们不能治的,都推到这里来做移植手术。”

患者的太太在术前询问施行手术后的存活情况,朱志军医生说:必然可以换好,而且可以存活10年。当继续问到,10年后怎么办时,说:再换即可。

笔者问那位家属,知不知道肝捐赠者的身份,她告诉笔者:医院告知的,移植肝脏是来自乌XX齐的年轻人,一个抢劫犯。实际肝脏来源是不是抢劫犯?并不知道。“购买”一个这样所谓的“捐赠”肝脏,需要花费7-8万人民币。

当那位换肝的病人死亡时,立即要将尸体送进摄氏6度冷冻柜,家属希望按台湾对亡者的处理方式,只答应给一个小时,待尸体比较凉下来才送冰柜。医院人员和葬仪社人员并不全数帮忙搬运亡者,却要由死者家属和工作人员一起搬运尸体。

当患者死亡后,结算到大陆做手术的这一个月当中,所花费的金钱约300万台币。陪同患者家属到天津的那位朋友告诉笔者,回台请领了的健保费用,大约也刚好有300万元左右。算起来,这金钱的损失却是健保局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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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肝的病人家属也曾告诉笔者,一些在医院中的不寻常现象:

1)一位到天津换肾的病人,换后第二天又开第二次刀,之后就死了。(为什么又开第二次刀?可能是感染,显见移植手术房的条件太差。)

2)台中一位老先生,肝硬化,本来已经排到了移植手术,可是,另一位花800万元包机到天津的患者到了,(也许塞的红包较多?)机会先给了这位包机来的患者。组织配型的情形?不得而知。而台中的老先生就延后两天移植,手术后伤口生脓,又开第二次刀,但两天后死亡。(伤口会感染而生脓,再开地二次刀,显见移植手术房的卫生条件太差。)

3)肝移植手术,同时进行的有八个小组。和死者同时进行手术的,有韩国人、台湾人和本地的人,一共8组。

4)大陆的葬仪社办理亡者的后续事务,需要押金:本地人缴500元人民币,而外地来的,台湾人要5,000元人民币。后来这位家属据理力争,“中国政府不是一直说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吗?为什么处理这种事情时,台湾却又是另一国了?”才减到和本地人同样的押金。

5)有个当时还是台湾现职的年轻军官,也被同一家医院的同一位医生,推介到天津换肝。因为没钱,这个换肝的病人还资助这个军官去天津。台湾的规定是,现职军官不能到大陆去,只好离职,放弃领薪水的待遇。可是,到了天津,还没做移植手术,就在医院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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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纪元时报》10月24日转载〈自由时报〉的报导云:有人换肝两次,砸了台币1,700万元。现在“买”一个肝的行情,涨到30多万人民币,还得猛塞红包、还得排好几个月。有的人花更多的钞票,甚至于有用到300万“抢到”一个肝。那么,在红包的诱惑下,那器官的组织配型,是否就更难保证完全符合?

有泌尿科医师表示,中部某私人医院还提供带队到对岸为病人做换肾服务,由台湾医师执刀,开价达四百万。

台湾的医生,为什么提供这样的“服务”?因为技术比较好?同一个医疗组,患者将来回台时,会更有保障?

中国政府的卫生部黄洁夫曾经说,所有移植的器官都是来自被执行的死刑犯,可死刑犯的器官在那么没有人权保障的政府领导下,他们的家属有否得到“卖出”器官的“收益”?

整个中国,一年的死刑执行任务有多少?4,000左右,可是,查一查中国的医疗网站,每一年有超过12,000器官移植手术,如果用算术平均的话,每一个月就有1,000个手术,而再平均下来,一天中就有30个以上的移植手术,也就是说,每天每个省都最少有一起移植手术。

看到这个会说话的数字,中国的政府领导们,你们如何圆这个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