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4日(星期三)

大陆知名维权人士郭飞雄被判刑五年

据张青转诉,法官宣判完了,问郭飞雄:“你对判决有什么意见?”郭飞雄说:“我就一句话,你们这种取得‘证据’的方式,对中国民主事业做了一次宣传广告,我在这民主事业中充当了一个角色,我感到很荣幸。”

中国人权强烈谴责对郭飞雄的定罪

中国人权获悉,大陆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本名杨茂东)11月14日(北京时间)上午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徒刑,罚金4万元。郭飞雄已经被当局羁押一年多,在被羁押期间曾多次遭受酷刑。中国人权强烈谴责当局对郭飞雄的定罪,尤其是对他的审判在法律程序上存在着严重缺陷。

强烈谴责中共对郭飞雄(杨茂东)先生的无耻判决

郭飞雄先生曾于2005年参与太石村维权活动和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等活动,于2006年9月14日被当局拘捕。在被关押的一年零两个月时间里,郭飞雄先生惨遭刑讯逼供,受尽凌辱------在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对郭飞雄先生肉体迫害的同时:我们强烈谴责中共司法当局对郭飞雄先生的这一无耻判决!我们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假借“经济罪”之名构陷郭飞雄先生,实为政治迫害郭飞雄先生!

十七大前联名万人上书 刘杰遭判劳教

维权网获知,访民代表刘杰女士在中共十七大前联名1.2万名中国各地访民上书,已被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以“聚众闹事”与“扰乱社会秩序”为名正式处以一年零六个月的劳教。维权网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人大代表选三日未揭晓 孙文广批暗箱操作

山东大学离休教授孙文广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人大代表,学校不仅恐吓学生选举孙文广会带来严重后果,还在选举时黑箱作业,选举结束已三天,仍没有揭晓结果,孙文广已写信向全国人大反映要求重选。而帮助孙文广助选的贵州异见人士陈西被警察审讯并带返贵州。

孙文广等四人致全国人大要求重新选举

选举法第36条规定,"代表人的产生一律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也就是要保证投票的秘密性,而现在山东大学的投票方式是,将学生集中到一个空旷地,密密麻麻的站在一起,前后左右都是人,辅导员和书记就在附近,学生站着写选票,他的选票周围都能看到,这还是什么无记名投票?又如何保证投票的秘密性?有的学院工作人员竟在投票箱旁接过选票,查看内容,扣下部份选票。

反核污染环保人士孙小弟户籍被当局注销

因揭露核污染问题而一直受到当局打压的甘肃维权人士孙小弟,虽然今年年初到北京治病之后,但他自己及其家人受到的打压仍然不断。据海外网站博讯网星期二的消息,孙小弟妻子近日被甘肃省迭部县电尕派出所告知,自己和孙小弟的户籍已经被注销了,之前没有接到过任何通知。

雅虎案庭外和解 兰托斯:问题没有结束

2007年11月13日,中国两记者师涛和王小宁的律师在美国旧金山宣布,雅虎公司就师涛和王小宁被捕案达成庭外和解。美国国会议员随后发表声明。兰托斯议员说,早该达成和解,但问题并没有结束。

王艾:谢谢你,流亡

我突然意识到,我非常幸运。多年的流亡生活使我犹如被冰封住一般,完整地保持住了青年时期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理想。我没有经历过“六四”后那一场场把人心折磨得痛苦绝望的检查过关,没有体验过夜深人静时警车在楼下飞驰而过的恐惧,没有亲眼目睹希望怎样在当局的坦克下被碾得粉碎,同时,没有在政府的指挥棒下,突然对金钱产生无比的兴趣,将家中所有存款拿去经商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灵魂和思想一起投入其中。我既没有在洗劫人心的全民的尔虞我诈中变得世故,也没有在种种失败打击后无奈地慢慢熄火。

保护记者协会吁中国勿藉取缔假记者拑制新闻

纽约国际保护记者协会要求中国政府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放弃取缔所谓“假”记者的作法。保记协会警告,中国假借这项计划阻止勇于批评的记者报导奥运比赛,并汇编媒体与记者的相关资料。

瑞士电视台前往成都采访农民维权

13日上午9点,瑞士电视台三名记者如约前往位于成都武侯区沙堰西一街23号康华医院宿舍楼的天网人权中心,而温江农民维权代表叶秀平、郭梦茹等已先期抵达黄琦先生办公室。

访民龚浩明被诬泄密刑拘 母愤而退党

龚文英讲述了哥哥当晚被抓捕的经过。当晚10点多,突然有人敲龚浩明家的门,自称是送快递邮件的。当龚浩明的妻子李萍打开门后,10多个人冲进来将她推倒在地。这些人二话不说,将龚浩明铐上手铐,不等他穿上外衣和鞋子,就将他带走。李萍要求来人出示法律手续和相关证件,只有其中一人出示了警官证。该人名叫陆兴龙,是黄浦公安分局警察。

济南拆迁狂潮迭起 百姓心寒

他说:几个月前,拆迁办曾与评估师与他通了一次电话,此后再没有联系过,也没见过面。而11月13日下午3点,天桥区拆迁办在没有与他本人见面、没签任何协定的情况下,竟公然将其私房擅自拆毁,家什散尽。

中国山西开发商暴力拆迁二十多户民宅

当时他正在家里睡觉,听见屋外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正纳闷之际,有三、四十人破门而入打砸。郭红钢被人揪着衣领带出房间,双腿、右臂被打伤。前后不到三十分钟,四百多平方公尺共二十多间房屋即被两台推土机夷为平地。

四川中行逼辞三千员工“华为”效应扩大

四川中行的员工普遍认为,四川省中国银行这样做,明显是在效仿前不久将七千多员工辞退后又聘用的华为公司,目的是为了想把这些为中国银行服务十几、二十几年的代办员赶在新《劳动合同法》生效前与中行断绝关系,因为2008年实行的新《劳动合同法》有这样的规定:凡是在一个单位上班十年以上或与单位签订过两次以上劳动合同的员工都将与该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即成为该单位的永久性员工。

“和谐”叫得越响 百姓越遭殃

今年在山东济南发生多起应政府拆迁工程引发的民众抗议活动。11月5日和12日济南市长清区在“旧城改造”名义下,对邮政局家属院等多处住户实行暴力强制拆迁,其间多人被打伤,一人被逼疯,拒迁人田路生被暴力带上警车后,关押至今。

重庆超市踩踏伤亡事件原因何在?

中国重庆市日前发生超市抢购降价商品踩踏伤亡事件之后,有关部门要求严格执行安全规定,并且规范各地超市和商店开展的促销活动。批评人士指出,商场发生伤亡事件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促销活动本身,真正可怕的是社会的普遍冷漠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大陆右派香港讲述当年遭遇 掀索偿潮

由美国旧金山亚太政治法律学人学者联合会举办、香港民促会及中华民会协办的“纪念反右50周年暨环保生态及维权研讨会”12月8日突破重重阻力在香港召开。旧金山亚太政治法律学人学者联合会主席林牧晨说,会议不仅要再次讲明历史真相,而且要对50年来中国民众所受到的历史性迫害提出历史性的诉讼。

研讨会:反思历史退出中共(之三)

右派索赔最早提出的是一位巾帼英雄,是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北大一个学生姓宣,她被打成右派时才19岁,当时正在北大读书,是学生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右派。她给中共的一条意见,在今天看来是一个很中肯的意见,正常的意见,被打成右派,她在96年时给北大去信要求给予赔偿,当时北大没有回覆,一年之后,她去北大质问为什么没有回覆,这时北大的统战部门给了她这样的回答:在没有新的精神和政策规定之前,北大无法个案处理。一个不了了之的回答。

中国秘密展开基督教“专项治理”

对华援助协会说,由中国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委办公室在今年7月24号转发、被列为机密的文件要求各级政府部门贯彻落实由统战部、民族宗教事务局、公安分局制定的《基督教专项治理工作方案》。虽然这份文件由地方政府签发,但文件内容却显示这个专项治理行动是全国性的。

中共建奥运外国记者数据库意图何在

该组织亚太事务负责人Bob Dietz先生13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国官方的说法显然是前后矛盾的,仅仅一天时间就变调了,两个部门是两套不同的说辞,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希望中国当局对此正式作出澄清和表态。

中共外交部否认设奥运外国记者数据库

随后,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有关报导是不准确的,又说,没有这样的数据库,他也没听说有数据库安排和计划。刘建超还说,他已经证实,这是记者的一个错误。他说,记者误解了官员的说话。

中国通胀扩大肉价涨 专家称前景不乐观

著名社会经济学家程晓农和何清涟13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实际情况比官方报导的更严重,中国经济前景不乐观。猪肉价格未来只会涨不会跌,通货膨胀是必然的,因为它是中国政府长期采取的金融政策造成的后果。

陈破空:中共“第五代”高学历是真是假?

十一月初,新华社旗下的《了望》周刊,刊登报导,揭露中共官场“假学历”泛滥,随后,又刊登署名“郑根岭”的文章,抨击“权学勾结”现象,讽刺许多高官通过可疑手段,获取“假的真文凭”或“真的假文凭”。文章尤其写道“一些官员通过媒体发布的个人简历里堂而皇之地写明硕士或是博士,再对照其经历,就很容易明白那些文凭是如何得来的。”

300亿吨垃圾排第一河 长江变超级污水池

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流,也是中国第一大河。根据中共科学院南京地理和湖泊研究所、世界自然基金会以及长江水利委员会等机构于今年4月14日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被称为中国“母亲河”的长江面临灾害加剧、水环境恶化、生态退化、资源破坏等一系列问题,有些河段水质的恶化已经不可逆转。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致胡锦涛、吴邦国公开信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中共的十七大会议确立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本人就“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两个主要的方面,写此信与两位领袖探讨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可能性。

吴雪儿: 中共在香港蒙面渗透媒体大揭秘

于九二年创办的《香港之窗》前后不足三年已经把第一次贷款的八百万花得七七八八,于是罗德丞着其助手高继标去函李鹏总理,要求再次拨款支持。覆函两个月后下达,中国银行再次贷款六百万美元,但声明这是最后一次贷款。

优昙婆罗花 大陆各处不断(二)

由于形状近似虫卵,也被一些昆虫学者指为普通的虫卵,近期大陆的一位记者特地请一位昆虫学者前往一同拍摄采访,证实了这个小花的神奇之花。报导说,任由搓拈捏小花,但这个神奇的小花,却像吹气球一样神奇的恢复了原状。记者指出,如果是虫卵早就被这位昆虫学者挤破掐断。

中共监狱草菅人命 魏世均生命垂危

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摄像师、法轮功学员魏世均,遭中共警察蹲坑绑架,在未经任何过程下,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单方下达审判书,冠以“散发真像传单”和“预备插播罪名”的所谓罪名,于2003年非法判刑11年半。目前,魏世均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前进监狱遭受迫害,致使他肝肾功能出现严重病态,生命垂危。魏世均家人据理力争保外就医,但前进监狱拒不按规定办理保外就医。

童文薰:生也难,死也难

2007年10月《自由时报》惊爆“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肝移植主任医师朱志军,竟到台湾亲自招揽器官移植生意,违反台湾的医师法,无照在饭店里对病患看诊并进行肝移植术前评估与型配准备。当人体器官都可以公然活摘贩卖,在中国还有什么不能卖?

精神分裂症施脑部手术 外国医师震惊

一位贫穷的中国青年米占涛(Mi Zhantao,音译)自几年前一次高烧后,变得忧郁且喜怒无常。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对他施行脑部手术。全家耗费毕生积蓄的手术却没有为他带来任何改善,只留下右臂瘫痪和说话含糊不清的症状,母亲极为懊悔。华尔街日报报导称,中国对精神病人施行脑部手术十分普遍,使外国医生极为震惊。


大陆知名维权人士郭飞雄被判刑五年

【大纪元11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今天(14日)上午八点半,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所谓“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被广州当局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人民币四万元。该案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开庭宣判。

郭飞雄的妻子张青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这个结果在我意料之中,我知道他们会这样做的。今天旁听有13人,除了我,其他人我都不认识,估计这些人都是公安系统的人。”

张青说:“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人民币四万元。罚金从判决生效后第二日起,十日之内一次性缴纳。”

据张青转诉,法官宣判完了,问郭飞雄:“你对判决有什么意见?”郭飞雄说:“我就一句话,你们这种取得‘证据’的方式,对中国民主事业做了一次宣传广告,我在这民主事业中充当了一个角色,我感到很荣幸。”

对于该案是否上诉? 张青表示,要等见过律师后再说。

郭飞雄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表示,“第一、对郭飞雄做出有罪判决,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我仍然坚持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我不会因为法院一审判决他有罪,就改变我的辩护观点,我坚持他无罪的辩护观点。”

“第二,他被判决五年,是从刑法的量刑原则来看,以所谓“涉嫌非法经营罪”,一般是判五年以下徒刑,严重的才在五年以上到十五年有期徒刑,按照检查机关指控他的数额,是在五年以上那个槛,他是卡在这个槛上判的。”

“第三,他有10天的上诉期,我们会在10天之内去广州见他,我的观点是希望他上诉。从法律这个角度看,因为你不上诉,你就认可它的一审判决,他(郭)本身不承认自己有罪的,所以上诉就是表明你自己态度的一种方式,从律师角度上,我都建议他上诉。”

郭飞雄(本名杨茂东)现年40岁,著名民间维权人士。1988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分配到武汉市职工医学院工作。91年辞职南下广东,从事过多种职业,93年至01年主营民间出版,后从事自由写作和维权工作。

05年因参与太石村维权事件被警方关押3个多月,绝食绝水59天。06年9月14日,郭飞雄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9月30日,以同样涉嫌罪名被逮捕。涉案经营的出版物是揭露沈阳官场腐败的《沈阳政坛地震》。

郭飞雄案送交检察院后,曾因证据不足两度“退查”。他在被关押期间,多次遭到警察的酷刑逼供和暴力对待,并遭到电警棍电击男性生殖器的酷刑逼供。

今年7月9日郭飞雄案开庭后,检方要求补充证据。8月底,该案又送法院,10月12日,法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审理一个月。他现在被羁押在广州市第三看守所。

中国人权强烈谴责对郭飞雄的定罪

【大纪元11月14日讯】(中国人权消息)中国人权获悉,大陆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本名杨茂东)11月14日(北京时间)上午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徒刑,罚金4万元。郭飞雄已经被当局羁押一年多,在被羁押期间曾多次遭受酷刑。中国人权强烈谴责当局对郭飞雄的定罪,尤其是对他的审判在法律程序上存在着严重缺陷。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说:“对郭飞雄的从重处罚完全是一场以政治原因为主导的诉讼,旨在对其维权人士产生恐惧效应,并破坏中国政府为法治建设所做的努力。”谭竞嫦强调指出:“这一经由存在序性缺陷的审理、对郭飞雄一年多的关押,以及据报对他施行的种种酷刑后做出的这一判决,体现在郭飞雄案上显得尤为讽刺,因为他本人一直追求通过法律途径来伸张正义。”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9日开始以“非法经营罪”审理郭飞雄案。这一指控起因于郭飞雄于2001 年在辽宁参与编辑出版了揭露沈阳市政治丑闻为内容的《沈阳政坛地震》一书。2007年7月26日,郭飞雄的妻子张青从天河区人民法院法官处得知,在法院审理此案休庭后,检察院已将案件退回公安局,要求补充侦查。8月底,在郭飞雄案侦察期结束时,此案被再次送交法院。2007年10月12日,张青获悉天河区法院要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将此案再延期审理一个月。

郭飞雄曾为多起维权案例提供过法律援助。他于2006年9月14日被当局刑事拘留,9月30日被正式逮捕。广州市公安局在案件侦查终结后,将此案送交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于2007年1月19日将案件退回要求补充侦查。1月20日,此案被转往辽宁省警方处理。2月17日,此案又从辽宁转回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但检察院于3月1日又再次将案件退回广州市公安局,要求做进一步补充侦查。郭飞雄于5月15日被正式起诉,按照中国刑事诉讼法,这是检方在规定期限内对其提起诉讼的最后一天。

郭飞雄曾向其律师反映,在被羁押期间,警方曾采取各种方式对他进行摧残折磨,包括使用电棍持续电击其生殖器和不分昼夜的疲劳审讯。为此,郭飞雄曾进行了长达40天的绝食抗议,并在7月9日的开庭审理中,向法院提出控诉。

强烈谴责中共对郭飞雄(杨茂东)先生的无耻判决

【大纪元11月14日讯】今天上午,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对维权斗士郭飞雄先生一案做出判决:以所谓的“非法经营罪”判处郭飞雄先生有期徒刑五年,罚款四万元。

众所周知:郭飞雄先生曾于2005年参与太石村维权活动和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等活动,于2006年9月14日被当局拘捕。在被关押的一年零两个月时间里,郭飞雄先生惨遭刑讯逼供,受尽凌辱------在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对郭飞雄先生肉体迫害的同时:我们强烈谴责中共司法当局对郭飞雄先生的这一无耻判决!我们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假借“经济罪”之名构陷郭飞雄先生,实为政治迫害郭飞雄先生!

最后,我们要求中共司法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郭飞雄先生!

同时我们正告沈阳市公安局看守所、广州第三看守所的曾经对郭飞雄先生进行法外施暴的警员们,你们对郭飞雄先生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将被我们记录在案,留做未来民主中国对你们进行审判之证据!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2007年11月14日(于澳大利亚悉尼)

十七大前联名万人上书 刘杰遭判劳教

【大纪元11月14日讯】维权网获知,访民代表刘杰女士在中共十七大前联名1.2万名中国各地访民上书,已被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以“聚众闹事”与“扰乱社会秩序”为名正式处以一年零六个月的劳教。维权网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刘杰今年10月12日被北京南站当地派出所扣押,随后被押回黑龙江,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关押在黑龙江农垦北安分局长达一个月。现在又被地方当局非法处以劳教。

刘杰女士原系黑龙江省逊克农场二分场26队农工,因投资上百万元承包开发土地,建起畜牧养殖场,自1997年12月始,被农场单方撕毁合同后,又被农场法院、公安一再抢劫,并且还被农场操控法院将她推上被告。为维护自身的权利,刘杰被迫通过黑龙江农垦与地方的一级级法院、人大、政府、党委的上诉、上访,走完了现社会法律、政策所提供给公民追讨正义的一切途径,虽然期间法院也给出过胜诉的判决,然而最终获得的结果却是一次次更深的迫害,一场场更猛烈而彻底的抢劫。

不得已,刘杰于2001年、2004年、2005年先后控告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与国务院,并从2003年始,每年发起几百人到几千人 联名,向中国人大、政协两会、中共党代会上书,要求保护信访人权利、废除信访制度、设立宪政审查机制与成立宪法法院。

今年10月8日刘杰联名一万两千全国各地访民在中共17大前上书,申诉因中国的司法制度的不公和黑暗,对人权的肆意践踏,提出废除劳教制度、清理扣押访民的黑监狱,真正落实依法治国,赋予访民基本的公民权利等要求。

维权网认为,刘杰女士不外乎是行使了宪法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普通公民所具有的基本权利,上书中共17大也完全属于正常的言论表达。刘杰被如此迫害,实属对人的尊严和权利、对国际公认的人权准则、对法律的公然践踏。对这样一个长期遭受各种非人道的迫害,依然秉持对正义的信念,坚守和平理性,依据法律法规,不断地追求正义的普通公民处以这样毫无任何道理的刑罚,国家和法律的权威必将荡然无存,而且也将摧残在中国社会中以一种和平理性的方式协商、解决矛盾的可能,为激烈的社会冲突打开潘多拉的魔盒。

有关当局应该立刻无条件释放刘杰女士,赔偿其受到的损失,还其公正,为达成真正的社会和谐树立一个正面的例证。地方公安局得以行使不受司法约束的权力,一个决定就把刘杰送进劳教所18个月,在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的前提下任意剥夺她的人身自由,这再次表明,一个急于跻身全球现代化文明国度的国家应该尽快废除劳教这种中世纪式的、严重违宪违法、侵犯人权的任意羁押制度。

维权网

2007年11月13日

人大代表选三日未揭晓 孙文广批暗箱操作

【大纪元11月14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采访报导)山东大学离休教授孙文广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人大代表,学校不仅恐吓学生选举孙文广会带来严重后果,还在选举时黑箱作业,选举结束已三天,仍没有揭晓结果,孙文广已写信向全国人大反映要求重选。而帮助孙文广助选的贵州异见人士陈西被警察审讯并带返贵州。

星期六是山东大学的人大代表选举的日子,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的退休教授孙文广之前虽然被当地政府及学校打压,仍然坚持拉票竞选。但是,星期六当天,选举情况非常混乱,当局暗箱操作,表格上只有四个学校提名的候选人,让参选者选择三人,而孙文广却不在之列。

而学校有关领导早已向学生表示谁要是选孙文广就会被处罚,因此,孙文广表示,这个选举是不公正,透明的。星期二,他向本台表示:目前选举结果还没有公布,他已向全国人大寄出了要求重新选举的信件。

孙文广:“按照惯例,一般当天就要公布了,但是他现在就把票箱从单位收集到学校里面,怎么保存也不知道。我及三位法学院的学生联名要求重新选举,提出了六点理由,今天刚刚用特快专递的方式把信发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信的名称是,要求重新选举的联名信,副标题就是对山东大学07年人大代表选举的意见,选举是不公开不公正不透明不依法的选举。”

信中主要有六点,很多学生及退休老师没有参加提名和过程,选民的知情权被剥夺,选民不了解四位候选人,打电话代人投票的情况普遍,把官方不想当选的人排斥在外,有些年满十八岁的学生的选举权被剥夺,再有就是打破选举无记名秘密投票方式,基本是半公开投票。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本台记者打电话给一位学生,他表示:“了解程度不够,以前从来没有了解过,后来老师打印了一份候选人名单,他们才稍微了解了一下。”

另一位与孙文广一起签署联名信件的法学院学生郭天旭表示:“我发现大部分学生对他们选举权利不尊重,我对此不满,因为学校的四名候选人,我们大部分学生都不认识,他就是在选举前,给我们发了一张纸写了那个人获得什么奖,什么地位,他这是选举吗?”

而另一位联合签署信件的高根也表示:“简直就是一出闹剧,很明显的政治秀,像是拍电影,演员都选好了,导演叫你怎么来,怎么弄,然后照着演就算了。”

此外,贵州的异见人士陈西到山东看望孙文广并助选,但却被当地公安以黑社会方式截走,扣押了七个小时并审讯。星期二,已被贵州公安带回家的陈西对本台表示---

陈西:“他们问我帮助孙文广作了哪些事情,我问你们为什么把我抓到这里来,他们说有人举报说我在山东大学散发传单,我说我在散发选举资料,我们在阳光下作业,你们为什么不调查就这样粗野地执法?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传单有攻击性,有煽动性,有反动的。我说你们可以了解,我们是公开的,阳光下操作。”

陈西表示,孙文广的拉票活动都深得人心,这也是官方惧怕的。陈西说:“一个门卫给我们透露消息说,山东大学保卫处的副处长夸奖孙文广教授说,咱们中国就需要这种说实话的人,我们就要投孙文广一票,这位处长还对手下说不要对孙文广有什么阻拦,这些都引起当地政府的震动。”

孙文广等四人致全国人大要求重新选举

【大纪元11月14日讯】全国人大常委会;

山东大学在2007年区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有违法律规定的问题,包括:

1)很多学生和退休教师没有参加一榜提名过程,他们的候选人提名权被剥夺了。

2)在这次选举中,很多选民的知情权不被尊重。对四位"正式候选人"很多选民既不认识也不了解。多数选民对选举过程不知情,直到选举前两天,很多选民还不知道何日投票,如何投法,

3)选举法第三十八条规定:"选民外出,经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但山大很多人,不经选举委员会同意,没有书面委托书就代别人投票,这是违背选举法的行为。

4)选举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候选人提名可有三种形式,一为党派,二为团体(包括学生会,工会等),三为十人以上联名,但是山大选举不尊重选民这三个方面的提名权。山大一榜 167名候选人,包括由此产生的四位"正式候选人",没有一人是从这三种法律规定的途径中产生的。山大采取的选民小组提名办法,并没有被选举法认可。

5)有的班级已满18岁的学生多数未上选民榜,未得选票,没有参加选举。

6)选举法第36条规定,"代表人的产生一律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也就是要保证投票的秘密性,而现在山东大学的投票方式是,将学生集中到一个空旷地,密密麻麻的站在一起,前后左右都是人,辅导员和书记就在附近,学生站着写选票,他的选票周围都能看到,这还是什么无记名投票?又如何保证投票的秘密性?有的学院工作人员竟在投票箱旁接过选票,查看内容,扣下部份选票。

我们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调查这次山大的选举。不公开、不公正、不透明、不依法的选举,应该被否定。

以上详细情况我们将随后以附件形式呈上。

以下是联名人:

姓名 电话 手机 学院

孙文广 88365021 13655317356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退休教授

郭天旭 88376329 15054136795 山东大学法学院学生

贾昊 13791124769 山东大学法学院学生

高根 15964006607 山东大学法学院学生

2007年11月 13日星期二于山东大学

反核污染环保人士孙小弟户籍被当局注销

【大纪元11月14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报导)反核污染环保人士孙小弟不断受到当局的打压,他和妻子的户籍被注销,身份证也被扣留,家中也一再受到骚扰。

因揭露核污染问题而一直受到当局打压的甘肃维权人士孙小弟,虽然今年年初到北京治病之后,但他自己及其家人受到的打压仍然不断。据海外网站博讯网星期二的消息,孙小弟妻子近日被甘肃省迭部县电尕派出所告知,自己和孙小弟的户籍已经被注销了,之前没有接到过任何通知。

孙小弟星期二向本台表示:“他们就是这样耍流氓的,我太太上星期还找过他们,因为现在北京到处都发了一份雇用流动人口的一封信,还有北京警方说没有有效证件都要驱赶,为了2008年,后来我就让我太太去找他们,把身份证赶快办一下,结果她去了之后,他们告诉她户籍已经被注销了,她问他们何时被注销的,他们说这个要去问上面,我说他们是管户籍的,怎会不知道户籍被注销呢?”

本台记者于是致电迭部县电尕派出所查询,对方表示---

记者:我想问一下,你们那边有位居民叫孙小弟,还有他的妻子户籍被注销了,我想知道为什么?

派出所:好像没这回事,派出所不可能把他的户口给注销,除非他本人把户口迁走了。

记者:是不是要居民他们自己迁走或者是死亡才能注销?

派出所:对,我们是不可能随便注销他户口的。

该名接听人员一再坚持并没有注销孙小弟及其家人的户籍,记者于是再打电话给在甘肃的孙小弟妻子,她表示非但户籍被注销,就连身份证现在也在当局手上---

孙小弟妻:“现在身份证是办不成了,就是不方便,我们现在连身份证也没有了,他们是故意整我们的,比如说我这电话经常打不通,有时凌晨就忽然响起,他们就是这样不停地给我们找麻烦,比如说我的楼上就不停给我叮咚叮咚地。”

记者和孙小弟妻子对话时,忽然传来一阵敲打声。孙小弟表示,当局经常想方设法对他及家人做出各种各样的骚扰,但又对外否认,不敢承认是自己所为。孙小弟在去年12月获颁国际反核的“无核未来奖” ,因为坚持维权,受到各方的压力,生活贫困,家里被有关当局断水断电,女儿到北京近一年还找不到工作。

雅虎案庭外和解 兰托斯:问题没有结束

【大纪元11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亦平华盛顿DC报导)2007年11月13日,中国两记者师涛和王小宁的律师在美国旧金山宣布,雅虎公司就师涛和王小宁被捕案达成庭外和解。美国国会议员随后发表声明。兰托斯议员说,早该达成和解,但问题并没有结束。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人权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雅虎决定达成庭外和解。但是和解条件仍然保密,不过雅虎承担诉讼费用。

师涛于2005年被中共当局以“非法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十年徒刑,王小宁则于2003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同样被判十年徒刑。

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和王小宁的妻子余陵在美国旧金山控告雅虎公司,指控雅虎违反客户的隐私,导致他们在狱中遭受折磨。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11月6日就此案再次举行听证会。雅虎执行副总裁麦克.卡拉汉和雅虎创办人杨致远受到二十多位国会两党议员轮番斥责。

13日,在雅虎公司就师涛和王小宁被捕案达成庭外和解之后,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议员和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都发表了声明。

兰托斯议员:早该和解 问题没有结束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议员在声明中说,“在这些高科技巨人做出正确的事,为因雅虎的协同而被关押的记者的家人提供一些具体帮助之前,他们受到来自国会的斥责。这是件多么耻辱的事。21个月前当我向雅虎公司的官员询问公司是否已经与受害者家人取得联系并为他们提供帮助,他们的回答令我感到惊骇。上星期听说雅虎公司还没有联络,我感到愤怒。在我看来,今天的和解早该发生。”

兰托斯说,“这不是问题的结束,雅虎公司及其它美国互联网公司需要更加努力,以确保他们抵制独裁政权迫使他们串通一气压制言论自由的一切企图。否则,他们就不应该在那些市场做生意。”

史密斯议员:希望师涛和王小宁的家人获得一些安慰

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在声明中说,“每当美国公司协同把人权活动人士投入监狱时,国会就会召开听证,这不应该是他们确保公正的唯一手段。正因如此,今天的和解进一步强调了为什么让像师涛这样的受害者的家人站在美国法庭内如此重要。‘全球网络自由法案’确保这一权利。”

史密斯说,“正如我在听证会上所说,以慷慨对待受害者家人的方式和解此案将是雅虎公司的积极姿态,希望这能给师涛和王小宁的家人带来一些安慰,因为雅虎的参与,他们的亲人被关进监狱。”

史密斯在声明中说,“然而,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有责任继续推动使这些人权领袖获得释放,让“全球网络自由法案”获得通过,以防止这类惊人的人权迫害事件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与‘外国腐败操作法案’非常相像,我提出的这项立法将确保美国公司在外国市场运作的时候,不被迫使遵从当地秘密警察或是其它非法政策。”

史密斯还说,“在听证会上,雅虎执行副总裁卡拉翰说,公司将考虑和解这起诉讼案。他坚持了自己的承诺,他们做到了,我称赞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这一步。”

王艾:谢谢你,流亡

【大纪元11月14日讯】五月初,我得到政府许可,终于在十三年后又一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我被允许停留三星期,不能会见亲友外任何敏感人物。

天气酷热,旅行还没有怎么开始,我已被晒得黝黑、疲乏;但为了让美国出生的女儿了解中国,仍不辞辛劳,天天带她穿梭在故宫、长城、颐和园当中。后来,看她在小学历史课堂上必须知道的部分已基本掌握,我便带她参观了北大。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我们进到了如今门户深锁的北大党委礼堂。二十七年前,我先生在这儿举行了一次次竞选活动。他那些慷慨激昂、深刻有力的话语,也正是从这里,如狂风一般吹遍全国,并燃烧、照亮了一颗颗年轻的心。那时候,我是北师大一年级学生,曾顶着漫天大雪,汗流夹背地挤进人潮如涌的会场走道上,听过他的演讲。后来在海外,我听过很多次他的演说,但都觉得似乎不像二十七年前的那样印象深刻。这会儿,轻轻推开两扇深色紧紧关闭的门,往黑洞洞的里面小心窥探时,才蓦然发现这座记忆中人声鼎沸、气派宏伟的礼堂竟是那样陈旧、黢黑、狭小。

“怎么那个礼堂显得那么小啊?”回美国后,我这样问过先生。

“是啊,是不大呀。”先生一边写作,一边漫不经意地回答说。

在纽约时,我已经了解,国内这些年变化很大,城市、商店,人们的思想、感情都不再似当年。

街道变得十分漂亮,一座座高楼,一道道玫瑰盛开的街心花园;餐厅、饭店修建得古典、雅致;饭菜更是难以想像的地道、精美、考究。

人也非常亲切。一阵欢天喜地的尖叫声使时光霎时回转,驱散走了心中所有的疑虑和生疏;只是开始交谈,才感到相隔万水千山。

一天,刚回宾馆,一位老朋友来看我。她现在相当成功,除了教书,更身兼一个官职,眉宇间不觉流露出一种满足和自信。我邀她共餐。在灯火通明,布置得豪华、讲究,鋥光发亮的餐厅里,我们聊着年轻时的故事。当然,话题最后落到了我们如今不同的处境。她豪爽地笑着说:年龄大了,心情也变了,什么都不想了;现在,只想把自己的身体弄好,一家人日子过好,活得高兴、快乐,就行了;从前的那些追求、理想,已经完全不理会了。末了,她还善意地奉劝我:

“不要想太多的事儿!人生这么短;对酒当歌,得过且过!怎么还不也就是这一辈子,管那么多别人的事儿干吗呢,让自己那么辛苦!我们一家人天天就这么高高兴兴地过,挺好的!”

我凝视着她,震惊得一时说不出话。

沉默了片刻,我才镇定住自己,然后,望着前方,嘴唇颤抖着,一个字一个字地缓缓说道:“正因为短,人生才应该严肃。….而且,使我们不能那样过的,…….不过是…….良心!”

我断断续续,艰难、干涩地说完这些话后,一直不敢看她的脸。我知道自己太冲动,刚下飞机就说出这样伤人的话。然而我又无名地不想收回这些话。隐隐地,我不想让她感到,她是对的。

朋友自然非常尴尬,但到底已经这个年龄,于是,对我嘿然一笑,默默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我的大哥专程赶来见我。1964年,在还是一个高中生时,他就因书写文章抨击时政遭批斗,并被家里匆匆忙忙地送到了偏僻农村。他在那儿安家落户、结婚生子。我们很少见面。因此,当我穿过鱼池假山,上下楼梯,看见一个穿一件劣质廉价黑色西装,又瘦又小,弯腰坐在一张明亮光洁的小圆桌前的老头时,不禁吃了一惊。

“哥!”我犹豫一下,叫他道。

他显然也十分吃惊,迟疑、困惑地看看我,好一会儿,才笑了出来。

“哦,你怎么,怎么变了!”他说。

我和大哥相处得并不愉快。几天里,他一再沉默着,心事重重,唉声叹气,不时还用一种悲伤、痛心的目光瞟我一眼。

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

“哎,我说!”刚吃过午饭,我们正在休息,大哥把头仰靠在椅子上,突然语气激愤地对我大声说,“你也看看你自己,怎么在海外把日子过成这样子了!你怎么苍老憔悴成了这般模样,简直不像你了!”

我连忙迅速回忆了一下这些年在海外的日子,真的都是在风风雨雨、忙忙碌碌、孤独寂寞中过去的。

看看大哥,我无奈地地笑了笑,回答说:

“你最后一次见我,我是二十几岁。你怎么能指望,我还会像当年的样子?”

“但是你也老得太过分了!”

“啊,是吗?这我可没办法。”

“什么没办法?我看别的人从海外回来也还都精精神神的!”

“哥!”我顿时火了,提高嗓音向他嚷嚷道。“你知道的,我不是在海外享福,我是在跟先生流亡!”

“对!我就是在说你的这个流亡!你究竟值不值得嘛!”

话到这儿,俩人都忽然打住。我们彼此沉默、生气地看对方一眼,明白不能再说下去了。

我还见到了一位昔日的“仰慕者”。他曾是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很喜欢我写的东西;现在,已经是一个微微发胖,额角光亮,颇为镇定、稳重的中年人。我们彼此询问了家庭、孩子的情况,话题一转,他问起我的写作。我告诉他自己已经多年辍笔,忙于生存、家务了。

“海外生活还是蛮难的。不过也许什么时候,我会再拿起笔,”我试图安慰他。

不料他却潇洒、轻淡地一甩头发,微笑着说:“无所谓呵!现在都变了,不是那些年头了!你可能还不大了解,现在人都不怎么读书了。那些发表的东西,几乎没什么人看的!”

“那人们都整天忙什么呢?”

“嗨,瞎穷过日子呗!”

我发现,在餐桌上,几乎每一个人,十几岁的、几十岁的,都会怀着满腔热情和无限憧憬谈论作生意赚钱;言语中显示的坚定不移、勇敢顽强、不惧挫折、屡败屡战精神,令我时常惊疑不解、望而生畏。或者,侃侃而谈藉各种机会,去一些稀奇古怪、闻所未闻的地方旅游,走遍新疆、云南、西藏,高山、森林、沙漠。一些从前木讷老实的人,讲起就餐礼仪、主宾位置、敬酒姿势、赏罚量刑精明嘹亮、如数家珍。还有人一副踌躇志满、高瞻远瞩的神气,对自己的官位前程精打细算、铢锱计较;一分不让,一分也不多取,世故圆滑、融汇贯通得让我瞠目结舌、大开眼界。然而,无论何时,只要我提起读书,提起理想、人生这类八十年代的话题;或是我先生、他的事业、一些事件的真相等,这些正神采飞扬的人一定都突然陷入一阵沉默,嘴唇紧闭、默然不响,犹如受过最好的军事训练一般动作整齐。

“怎么,是不想听,还是不敢听啊?”有一次,我故意大声问。

年轻些的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抱歉而惶恐地瞥我一眼,赶紧又再低下脸。年龄大点的依然正襟危坐,一脸漠然,仿佛不曾听见我刚才的话;只在不期遇上我两道疑惑不解、期待回答的目光后,才勉强、尴尬地笑一笑,意义不明地耸耸肩膀,算是做了回答。

一天,我们顶着烈日参观西安兵马俑,看到环境优美的展览馆旁一个小广场上,高高耸立着一座威风凛凛、气势雄伟的石雕像。我记得,从前这里没有这样一座雕像。

“这时谁的雕像?”我问说。

“秦始皇!”人们几乎异口同声、高高兴兴回答我,微笑中带着宽容,仿佛原谅我久未归国的陌生。

“为什么?”

人们又一齐笑了:“这不是秦俑馆嘛!”

“这我当然知道!可是!…….”

我怀着异常的惊讶,默默注视着刺目阳光下,这座高大、粗糙,被刻意赋予了一种恢宏气势的石像,心里突然泛起一股强烈而无法遏制的震惊和愤怒。秦始皇,是谁胆敢把这个臭名昭著、惨酷暴虐的暴君这样高高耸起?一个在阳光下这样巍然屹立的秦始皇的形象,又该会在普通民众的心中引起怎样的恐惧和梦魇?而一个罔顾孟姜女那悲哀、凄惨的哭声,高声赞颂醉心权力和丰功伟业的暴君的民族,又是一个怎样畸形、懦弱、卑下的民族?!

然而,四下望望,发现身旁一个个亲友都正浑然不觉、快快活活地笑着聊着。我禁不住倒抽了一口气,觉得一股血直往头上喷涌,心却冰寒发凉、瑟瑟颤抖。

游峨眉山的时候,我们被满山遍野盛开的杜鹃花深深吸引,不断发出一阵阵欢呼。但好容易上到山顶,却看到原以为苍翠险峻的山顶,竟被铲得平平整整。在一大片光秃秃青灰色水泥地上,矗立着一座高耸入云、俗不可耐、金光亮甲、造型平庸的巨形佛像。我顿时觉得一阵头晕,正要掉头下山,迎面遇着几个肤色黝黑、满脸灰土、衣服破旧,背驼着一只大背篓的青年人。一时兴起,我问他们这是在背什么。

“石头,”青年人回答。

接着,他们告诉我,一篓一百斤,从山下背到山顶,两元钱。

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了一遍;一样的回答。

“姐姐!”我心情慌乱地叫过陪我上山的大姐,轻声问她,我可不可以给这几个青年一点钱。

“他们也太可怜了!”我说。

“不要!”大姐突然生气了,一把拽过我,拉着我就往另一边走去。

“你不要这样不知深浅!”远远站在佛像背后了,大姐小声警告我。“这都是些非常穷的人。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有钱,说不定会上来把我们全杀了!”

看看那正渐渐西沉的太阳,我的脸变得煞白,没再言声。

第二天,在一桌丰盛无比的宴请桌上,我心怀愧疚地提到山上遇见的那几个背石头的青年,语气中难免流露出一丝不平:

“两块人民币!他们怎么维生啊!”

话音刚落,一桌人登时面露窘色,像一圈遭了霜打了的庄稼,蔫哑无声、集体沉默。

我也很尴尬,觉得自己有意无意破坏了大家的好心境。

正这时候,一位朋友站了起来,手中端着一杯斟得满满的红葡萄酒,在桌上晃了一圈,大声说道:

“咳,不提了,不提那些!咱现在就只管吃喝玩乐!吃到哪里是哪里!喝到哪天是哪天!到时候,眼睛一闭,两腿一伸,管他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吹倒了东风!人打死了马,或是马打死了牛!对不对,诸位?来!干杯!”

这号令一出,那些原先一直垂头丧气,沉默不语的“庄稼”们,顿时枯木逢春、久旱遇甘霖,一个个变得欣欣向荣,满脸喜色,眼睛重又放射出光采,笑着叫嚷道:

“对!干杯,干杯!”

场面过于惨不忍睹的时候,我会把眼睛转向玻璃窗外一座座时髦、崭新的大楼,楼下灰尘扑扑的街心花园。那儿,一辆辆小汽车疾驰而过,一个又黑又瘦、衣衫不整的老年妇女正在路边左右观望。

中国,我亲爱的祖国,如今真的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摇曳、闪烁着千万盏杯光酒影的黑洞;一个脚下踩着满地鲜血却浑然不觉,视而不见,只昏天黑地纵情享乐、不顾明天的忘忧国;一个把痛苦、悲伤、失望、眼泪都死死扼住,笑容满面、放声高歌的极乐园。八十年代我出国前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对知识、正义、良知、理性的敬仰,都在这无边无际的杯盘狼藉下沉默、消失了。

也还有例外。

一个匆忙、燠热的夜晚,我来到二姐的家。二姐是个画家,身材矮小,精力充沛,一头蓬乱不整的头发,一双明亮、漆黑的大眼睛,目光桀骜不驯、咄咄逼人。她抱出一大卷最近的新作让我看。我们一边品着茶,一边将画一张张铺在地上。那是些大张幅水墨无头人体,笔墨淋漓酣畅、充满激情。我惊喜地看着,告诉二姐我喜欢这些作品。

“是吧?”她向我扫了一眼,眸子中闪耀着一种奇异的光。

“我就是要表现一种悲愤,”二姐说;突然眼圈红了,神色蓦地变得森冷而庄严:“我要把我心中的不甘受压迫,不甘受蹂躏、受践踏画出来!我们,……你不知道,我们在这儿也活得太不像人了!”

这几乎是回国后唯一听到的另一种声音。

放下画,我们坐下聊天。我向二姐讲了讲海外的生活。二姐羡慕地听着,不时发出一声惊异的赞叹。待我停下了,二姐沉默着,半晌,轻轻地,痛心疾首地自言自语道:“可我们呢?我们被逼得必须变成一头猪。政府就是要我们像猪一样地活着!你不想变都还不行!我们怎么……..,我这一辈子!……..”
她猛地泣不成声。

我突然意识到,我非常幸运。

多年的流亡生活使我犹如被冰封住一般,完整地保持住了青年时期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理想。我没有经历过“六四”后那一场场把人心折磨得痛苦绝望的检查过关,没有体验过夜深人静时警车在楼下飞驰而过的恐惧,没有亲眼目睹希望怎样在当局的坦克下被碾得粉碎,同时,没有在政府的指挥棒下,突然对金钱产生无比的兴趣,将家中所有存款拿去经商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灵魂和思想一起投入其中。我既没有在洗劫人心的全民的尔虞我诈中变得世故,也没有在种种失败打击后无奈地慢慢熄火。换言之,我没有经过那一整套被搓洗、漂白、染色、浆直、裁剪的制作过程,没有像站在一条激淌而过的溪水旁,只能听任流水将自己的身影拉扯得狭长变形,弯弯扭扭。不,在我心中,善战胜恶,光明取代黑暗,生活应当美好而严肃,依然像一道黄金定律那样不容置疑、坚不可摧。

一位与我非常接近的朋友看出了这一点。有一次,她忽然长长叹息一声,对我说:“你倒是好啊,还保持着一份我们上学时候的热情和理想。”

我问她为什么没有。

“太奢侈啦!”朋友应声回答说。“这是在中国!现在,你不挣钱发财、捞他个一官半职,你就是大傻瓜!你就什么社会地位都没有,什么也得不到,就只能任人欺负、踩踏!”

朋友一面这样愤世嫉俗地说着,一面又看看我,眼睛中倏地闪现过一缕难以形容的狡黠。她把头凑近我,在我耳畔悄声说:“你瞧瞧,你光拿自己的例子瞧瞧,没有钱,没有特权,你这趟旅行能过得这么舒服吗?啊?是不是呵?!”

说完话,她仰头哈哈大笑了。

我极其难堪。除了朋友那一阵纵声大笑中带着某种令我厌恶的中年女人的无所顾忌,她的话也使我产生了一种合谋共犯的疑虑。我骤然感到十分压抑,甚至觉得莫名地受到侮辱,但又不便对她说什么,只好吸一口气,把眼睛望向了别处。

三个星期过去,我又回到了嘈杂、喧闹的纽约家中。我的手也立即打开清洁剂,戴上手套,用力地刷洗起了马桶、地板。

转自《开放》2007十一月号

保护记者协会吁中国勿藉取缔假记者拑制新闻

【大纪元11月14日报导】(中央社记者黄兆平纽约十三日专电)纽约国际保护记者协会要求中国政府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放弃取缔所谓“假”记者的作法。保记协会警告,中国假借这项计划阻止勇于批评的记者报导奥运比赛,并汇编媒体与记者的相关资料。

保护记者协会执行长西蒙表示,“奥运不能一直被中国用作限制新闻自由的藉口,‘假’报导的说法是中国政府合理化其严格限制新闻报导的说词,违反中国之前的所有承诺。”保护记者协会再次呼吁中国政府履行其取得奥运主办权时,保证绝对新闻自由的承诺。  

大陆官方的“中国日报”十一日引述新闻出版总署长柳斌杰的谈话报导,中国政府正在汇编奥运会期间所有获得记者证记者的资料库。报导指出,中国有关单位已将八千获准进入奥运会会场的记者名单键入资料库,还会纳入其他数千名获准在奥运会期间在中国工作的记者。

人权团体“中国援助协会”也透露,中国公安部已训令各级地方单位,限制可能的麻烦份子进入,其中包括媒体人员;但中国政府从未公开承认这项指令的存在。

保护记者协会指出,中国今年三月开始扫荡境内所谓的假记者,现在更进一步扩大范围到外籍记者。迄今已查缉一百五十位所谓的假记者,三百家未注册登记的媒体,同时还提供热线供民众检举。

瑞士电视台前往成都采访农民维权

【大纪元11月14日讯】(六四天网义工温霞报导)11月13日上午,瑞士电视台记者继今年8月前往成都专访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以后,再次从北京飞抵成都采访农民维权。

13日上午9点,瑞士电视台三名记者如约前往位于成都武侯区沙堰西一街23号康华医院宿舍楼的天网人权中心,而温江农民维权代表叶秀平、郭梦茹等已先期抵达黄琦先生办公室。

9点10分,瑞士电视台采访了天网负责人黄琦先生:

记者:你在上世纪曾经因开展维权入狱5年,出狱后为什么继续从事这个工作?你怎么帮助那些农民?

黄琦:我没有什么远大理想和政治抱负,就喜欢打抱不平,帮助弱者对抗强者,就像中国历史上的梁山好汉、英国历史上的罗宾汉。我们不会自命高雅地冒充农民的启蒙者、领导者,我们始终坚持“与无权、无势、无名的弱者同行”,就是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充当他们的打工仔。

记者:你能帮助这些农民吗?

黄琦:能,上世纪天网就操作了上千维权案件,帮助200多人团圆,也帮助20多万农民维权,成就了那时最大的民间维权案件(《见证中国最大的民间维权案件》),被中国官方媒体、国际人权组织赞誉为中国第一家人权网站。9年历史证明,天网底气十足,不是依附他人充当买办而被暴炒起来的、而是仰赖大量成功案件积累起来的独立自主的人权团体。现在,我们在全国同时开展2000多个维权项目,今年取得成功的就不少。

记者:你不担心什么吗?

黄琦:还在上世纪,我接收记者采访时就说“我要去的地方就是地狱与班房”,政府只满足了我坐班房的愿望。我在监狱被打得头破血流,在地上睡了三年都挺过来了,没有出卖3000多天网义工中任何一人,今天会怕什么吗?我认为,主张保护人权的胡锦涛、温家宝和中共中央,在一定程度上与弱势群体、维权者是同盟军,共同对付侵犯人权的贪官污吏。

上午11时,在天网义工的陪同下,三记者随即赶赴温江实地采访。途中,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杨宪宏先生电话采访了温江农民维权代表叶秀平、郭梦茹。其后,瑞士记者前往温江前进村“成都农民夺回土地做主人 ”现场采访近2小时。

下午13点,我们在温江柳城饭店吃饭的时候,警察来到吃饭的地方说根据市公安局的的命令核查外国记者身份。瑞士记者拨通了相关电话,接电话者随即向成都警察发话,警察马上向瑞士记者道歉。

下午13点30分,记者前往温江医院看望被警察打伤的农民,随后前往农民家中了解失地农民的生活情况。16点左右,前往关押村民(《400警察镇压温江农民续:尚有7人在押》)的温江看守所。

13日晚23时,成都太平村农民维权代表陈艳萍女士(《成都太平村上百村民擒获打手》)致电黄琦先生:今晚22点,杨书记和和警察前往我家称“你挺能干啊,把外国电视台都叫来了。你在接受采访时,不要说侮辱国家的话”,我告诉他们“我会实话实说”。

随后,记者与黄琦先生进行了电话交谈。

访民龚浩明被诬泄密刑拘 母愤而退党

【大纪元11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真香港报导)上海访民龚浩明于11月8日被上海公安局黄浦分局从家中抓走,12日当局以龚浩明涉嫌“故意泄漏国家秘密” 将其刑事拘留。目前龚浩明的妻子和家人等都焦虑不安,84岁的母亲气结这么野蛮凶残的政府,声明要退党。

记者13日致电龚浩明太太李萍,但电话没有办法接通。后致电龚浩明三妹龚文英,龚文英告知自从哥哥被抓捕后,嫂嫂即接连接到骚扰电话,令家中通讯被中断。目前全家都非常担心哥哥的情况,四处奔走,她也几天都没有休息。

同时搜龚浩明母子家

龚文英讲述了哥哥当晚被抓捕的经过。当晚10点多,突然有人敲龚浩明家的门,自称是送快递邮件的。当龚浩明的妻子李萍打开门后,10多个人冲进来将她推倒在地。这些人二话不说,将龚浩明铐上手铐,不等他穿上外衣和鞋子,就将他带走。李萍要求来人出示法律手续和相关证件,只有其中一人出示了警官证。该人名叫陆兴龙,是黄浦公安分局警察。

随后,警方对龚浩明家进行了3个小时的搜查,抄走了一台电脑和许多上访材料。警察出示了一份只有搜查对像姓名、其他内容空白的搜查证。搜查完后,警察只让李萍在搜查证上签字,没有交给李萍搜查证,当时没有证人在场。

当晚10点多,家住上海中山北二路777弄的龚浩明母亲家也被搜查。警方没有向龚母出示任何法律手续,抄走了两台电脑、四台扫瞄器及许多上访材料。

龚浩明的妻子李萍在当晚即到上海黄浦公安分局半淞园路派出所询问丈夫的下落。派出所要她到黄浦公安分局去问。11月12日上午,她又去该派出所询问。该所警官叶金水交给她一个刑事拘留通知书,称龚浩明因涉嫌“故意泄漏国家秘密”被刑事拘留,落款日期是11月9日凌晨3时14分。

疑和多封上海签名信有关

龚文英指出,警方这次搜查和以往不同,明显是有计划和有组织的进行。她质疑,如果警方是要抓哥哥,为什么同时要搜查母亲家,而且连证件都没有出示,而且家人十多年的上访原始材料,都一锅端走,给人感觉是要毁灭所有的证据,不让他们继续告下去。

对于哥哥为何被抓,龚文英指警方一直拒绝透露任何原因,外界则传,有可能是因为上海访民最近连发几封公开信,因为龚浩明的名字排在第一位,怀疑警方把他作为重点对像,要给他任意安插罪名。另一个可能,是有部份访民近期要被释放,警方为填人数,就肆意抓人。

龚文英气愤地说:“我们老百姓怎么可能泄露国家机密,有什么机密可以泄露,我们家里十一年上访的材料这么多,他们想怎么栽赃,就这么栽赃,他完全是捏造的罪名。”

她续说:“我父亲龚宜富已经给他们逼死了,现在家庭也散了,家人这么多年上访抓的抓,打的打,都搞得身体不好。现在我哥哥是家庭支柱,他们又要抓走他,这还让不让人活?陈良宇已经下台了,希望当局不要这样对待老百姓了,要给我们一个生存的机会,

母亲气结要退党

而龚浩明的84岁老母亲张桂兰,在儿子被抓后,也非常焦虑。03年龚浩明被抓时,老人家不顾八十高龄到北京上访,要求释放儿子,但04年3月在北京惨遭十几名截访人员打,当场昏了过去。她在公开信中气愤的说:“我活了八十多岁,都没有见过这么野蛮凶残的政府。”

这次龚浩明再次被抓,家人都非常担心母亲的身体状况,据龚文英讲述,母亲在得知儿子被刑事拘留的消息后,当场对她表示要退党,“她说,日本人也看到过,国民党也见过,都没有这样的,我带头退。”

龚文英则气愤的说:“不管你是什么党,你对老百姓绝对不能够镇压。” 她呼吁外界关注他们一家的遭遇。

2003年12月,龚浩明曾被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判处两年半劳动教养。

附件一:上海市黄浦区居民张桂兰2007年三月北京两会期间,发出了公开信,内容如下:
  
我是上海市黄浦区居民张桂兰,今年83岁。在1996年因遭政府出动200余军警无过渡房、强盗式强迁,家被劫,前店后厂被毁,子女无业,举债为生。 11 年政府不还一砖一碗(十年中无过渡房、过渡费、无生活费)无家可归无以为生。全家被逼依法上访,却遭报复陷害。逢节点会点敏感吋期,我家多人几个家庭必被 政府派来的便衣及社会闲杂人员24小吋人贴人式的监控。平吋家中电话手机被恶意监听、骚扰、停机,信件、电报无一不受到影响,甚至在我借住地的门口安装监 视器及简易房屋,以方便其非法监控。迫害的触角在我们的政治、经济、教育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己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十年中上访信件数千计,上访电报数百 计,京、沪上访不计其数。(我们依法每月、每年不间断地向区、市,北京的各个职能部门的信访办去信或走访反映,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 政法委、全国人大、公安部、民政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机构去信或走访反映,久拖不决后也向历任党和政府的各个领导人来信反映,向北京每年的两会及党代会秘书处和主席团去信或直接发电报上访反映,向新华门的党中央总书记求救,2003年后也多次向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国妇女报社、中 国政协报社等各大媒体反映,向北京市公安机关、国务院法制办申请静坐或游行(未获批准))。然而事情得不到介决,动辄却被非法遣送、非法关押、私闯民宅野 蛮搜查。特别是:

  2003年11月4日,前店后厂老板即我儿子龚浩明被非法刑拘、劳教贰年陆个月。罪名扰乱社会秩序:据审讯期间获知,1、被政府内定为上海2003年“9.30”事件”的嫌疑领袖。2、因我们家在每逢会点、节点不断向北京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领导发送申诉、控告电报。3、审讯期间多次被问及龚浩明与静安 区东八块的沈婷及陈恩宠律师的关系。4、他们明确告诉龚浩明:“是陈良宇说要抓你的。”据体制内人士说:为了给龚浩明定罪,他们天天晚上要学习《上海市信 访条例》,要研究怎么用此条例来给龚浩明套罪定罪。且还要剥夺龚浩明复议的权利。劳教期间龚浩明被圈禁、殴打、虐待、体罚落下一身病伤。至今不给医治。

  2001年10月、上海召开APEC国际会议期间,老伴龚宜富因受到几十个特警深夜私闯民宅野蛮搜查的严重惊吓,患上帕金森氏综合症瘫痪在床。为儿子遭非法关押、劳教及不堪忍受长期迫害老伴积郁成疾,在2005年9月1日始,不断送医院抢救,然市、区、街道政府却麻木不仁,坚持不放我遭无辜关押的儿子。直到2006年1月3日,龚宜富带着最后的凄凉绝望、和对上海市法西斯暴政的愤恨含冤去世,至死没有看到拿到自己的房子!而所谓的政府仅借出杯水车薪 的人民币五千元整。这笔钱等同于街道政法委从每次非法监控我们一个“上访物件”中最少可捞取的“稳定费”。

  十余年来,为上访我80多岁在北京府佑街派出所、在上海市公安局正门、在自己临时住处,都遭到过上海政府及派出的多名警察的殴打。2004年3月20日我在北京府佑街派出所,被约十名截访人员打进车内时,头撞上了车,当场昏过去,他们也不管我死活,只顾朝北京站送。我和老伴活了80多岁,以前也没有碰到过这样野蛮凶残的政府。

  二女儿龚秀芳,因上访在1996年失去内退机会,长期无经济收入。体弱多病,十多年不能看病。现年55岁,工龄约35年。不给依法办理退休,补偿经济损失。

  三女儿龚文英,长期无经济收入,有单位不能回。夫妇同厂,工龄累计48年,未分到一套住房。女儿16岁。自2002年6月开始至今,三口之家靠两份低保维持生计。

  ……株连九族,罄竹难书。

  盼追究上海市委市府反宪法、反人民、反灭绝人性地迫害我全家的法律责任;要求温家宝总理给予我们难民救助;要求上海政府在诚信的基础上,依法解决我们 一家的住房、前店后厂的动迁问题,包括由此产生的其他相关问题。给十多年中受尽折磨和摧残的全家老少一个公道,也使我老伴的亡灵真正获得安宁,使其善后事 宜得以进行。

        此致
  敬意!

  上海市黄浦区张桂兰 龚浩明
  2007年3月8日  于北京

附件二:上海黄浦区张桂兰女儿龚秀芳致中共十七大公开信

  2007年10月18日

  尊敬的中共十七大全体代表:
  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
  尊敬的温家宝总理:
  我走投无路,求救于您们。

  一. 简述:
  我是上海市黄浦区龚秀芳,上海市黄浦区强迁居民张桂兰的二女儿。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思开印刷厂职工。年龄54周岁。1969年上海知识青年"一片红",我16周岁上山下乡来到黑龙江。1979年9月回沪进入该厂工作。 1989年7月因厂里机制转换,造成厂里有一部份人当时一时无法安排,故叫我暂时待岗在家,至今已有18余年。在这期间,厂长先发我待岗工资,两年后单方面无故强制停发至今。

  期间,我也多次要求工作,厂长都未同意。其中一次在1996年3月,当我通过自学拿着考取的会计上岗证及上海立信中专证书来找厂长要求上岗时,厂长为了让我死了上岗的心,以向我许诺适时为我办理退休为诱饵,骗我为今 后操作方便,要我写了由厂长口授的所谓 " 停薪留职申请书" 。由此之后,厂里内退办了2批,比我年龄小的也给办了,就是没有给我办。上访多年来,厂长既不得不承认我是本厂的职工。却又长期不发给我待岗工资,企图赖我是停薪留职,但又苦于拿 不出相关协议的证据;不得不承认我是本厂职工,却坚持不依法安排我工作,18余年来,使我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且期间我患病不能按规定看病因不给报销,也造成了无法估计的精神损失。在上海市副市长冯国勤,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包信 宝,局党委书记钟修身等许多领导的关心下,至 2001年3月5日前,我的问题协调到:他们同意给付我十余年的 " 四金 "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280元/月。其他问题仍待协调。但是2001年3月6日,自印刷公司下的保卫科人员缪国胜出面协调后,由于他缺乏必须知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基本知识,在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学习理解和把握上,发生 了严重的偏离,而且还影响了局领导陈宏华和具体经办人付勇。自此,他们坚持将所谓的 "停薪留职申请书 " 简单的等同于协议书,致使我问题的协调倒退同时陷入僵局。 2001年3月23日,局领导陈玉涛和缪国胜公然对我说出: "上海市总工会算什么东西,还不是些退休人员混饭吃的?能解决什么问题?!"这些所谓的领导还对我扬言:"你就是告到联合国去,也不会给你解决的!"

  二. 不服的理由
  
1. 经常的话题:谁之错
  
局领导陈玉涛、公司领导缪国胜认为,我写所谓的 "停薪留职申请书" 有错,故逼我承担责任。我认为:我千错万错,错在自己是一个弱者,因为在这样的年代包括现在,我只有一个弱者的无奈;而厂长千正万确却有一错,即他是以言 代法,骗我写了这张没有法律效力的同时也明显违反了厂纪厂规的所谓的 " 停薪留职申请书" 。因为由于我厂并没有办理停薪留职的法定程式及手续,故他是无法将我划入他后来梦想的停薪留职一档,导致今日无论从形式上还是本质上都不能认定我是停薪留 职。而众所周知,法律只能承认经过法定程式及随之产生之结果的。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相关法律,都不能确定我的 " 停薪留职 "是成立的。我一直举例劝告他们:"即使单位里有共产党的组织,假如我也写过入党申请书,如果没有经过党组织的考察和批准,那么,任何人都应该知道,我, 是不能被认定为' 已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然而长期来,为了利益,所有接触我的问题的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领导们就是偏看不透这是一个简单而无疑义的道理。

2 .我不申请仲裁的原因 (仲裁机构或法院)
  
其一,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在解决具体相关问题时法院仲裁部门可以采用,工会、行政、党委等部 门为啥不能用?律师可以用,老百姓为啥不能用?其二,一个事实简单清楚证据确凿的问题也要到法院去仲裁,这在根本上是对法律的蔑视,对上海法院的贬低和讽 刺,更是 "以法治国 " 的盲区和误解。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厂长坚持要我去上法院(我在此申明,我不反对厂长到法院起诉我不交四金)不得不令我怀疑,难道只有到了法院,厂长才可 以找到他所需要的新的保护伞,然后再施以什么 "妙计" 重新可以制造出不利于我的"指鹿为马的续集"了吗?其三.上海市总工会法律部孙律师的所谓法律援助,违背事实偏离法律的宗旨,如此错位的 "法律援助",至今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2001年2月3日,我突然接到上海市总工会法律部寄来的信,我按信的要求按时按地点前往,见到了自称是孙律师者,年约 40岁,且不说他态度有多傲慢,冰冷和恶劣,他对我说:"当时的情况我不要听你说了,我到你们厂去调查过了,你写了一张申请书是有法律效力的,故你的停薪 留职也是成立的。"接着,面对我努力的反映事实,他则不耐烦地拒绝听。我只好对他说: " 今天你既然是以市总工会法律部的名义把我约来,说明你的身份是可以代表市总工会法律部的,我只要你以该名义把你刚才说的两点写下来给我,我马上就走。 " 听了这些话,孙律师却莫名其妙地改变了态度,低调地说: "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你们厂长说的。 " 自从受到我母亲即上海市黄浦区强迁居民张桂兰遭违法野蛮强迁,又被逼上访长期没有解决的经历的影响,可以说,虽然我从不敢去请一个律师来帮助我,但上海市 总工会法律部的孙律师违背了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的基本原则的告白,每每想起,令人寒心。!这难道就是上海市总工会法律部为一个普通老职工所能做的法律援助吗?!以上就是我从不奢望靠律师,靠仲裁或法院 来还我公道的原因。宁上北京找党中央上访,也不会去仲裁。

  三.我的要求:
  
根据厂长的几次公开表态,即只要是法律法规及政策允许的,他即使需要卖厂卖设备,他也愿意赔(给龚秀芳)。鉴于企业的现状从来也没有到如此地步,根据我的实际情况,现具体要求帮助解决如下:
  1.18年的工资补发(以上海市平均工资计算)。
  2.补交" 四金 " 。
  3 .自解决日起,享受18年劳保医疗,以补偿我18年来没钱看病的损失。
  4.一次性解决住房补贴7万元(参考对应的 2001年房价)。
  5.今年本人年龄54周岁,早已过了退休年龄。要求及早办理退休事宜。
  6. 对 " 迟到的公正" 给与一次性抚慰五万元(参考对应的 2001 年的精神赔偿价)。

  谢谢您们百忙中抽出时间过问此事。盼给以帮助。

          此致
  敬礼
  上海市黄浦区  龚秀芳
  2007年10月17日  于北京
  联系电话: 13817233732

济南拆迁狂潮迭起 百姓心寒

【大纪元11月14日讯】(大纪元冯长乐采访报导)进入2007年以来山东济南市强制拆迁达到高潮。当地政府不受任何法律制约,打砸拆抢层出不穷。无辜百姓表示:共产党说与做背道而驰,拆迁办无法无天。

11月13日居住在济南市天桥区馆铎街的吴建山先生68平米的两层小楼在拆迁办铲车的轰鸣中倒塌。而他本人却在事后方才得到消息。

他告诉记者:被当地拆迁办擅自拆毁的房子坐落于天桥区太平商场19号,面积68平米,作为私人商业用房十余年。13号拆迁发生之时,他正在外地出差。

他说:几个月前,拆迁办曾与评估师与他通了一次电话,此后再没有联系过,也没见过面。而11月13日下午3点,天桥区拆迁办在没有与他本人见面、没签任何协定的情况下,竟公然将其私房擅自拆毁,家什散尽。

当他得知消息后赶到现场为时已晚。他愤怒指责拆迁人违法行为,而其中一负责人却説:“我不识字,也不懂什么文件不文件的,签不签协定都要拆,我只管拆,别説你的房子,我连你都可以给铲了。”

吴先生表示:房子是我私有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为什么天桥区政府拆迁办这样野蛮无法无天?他们哪来的这样大的权利?

他说:我当时报警,110作为公安执法部门,明确表示:拆迁问题他们不管。联系报社媒体,省里市里,没有敢报道。媒体负责人披露‘上面’有规定,负面新闻不能报道。

万般无奈的吴先生表示:难道百姓就这样任人宰割而没有説理的地方?以前我看到一些地区拆迁户、钉子户,以为是他们提出的条件太高,现在我明白不是这样。

据当地网友告知:馆铎街拆迁始于今年8月,其中有协议规定3个月内拆迁完毕。一些不愿意搬迁的人受到当地政府雇用的流氓打手袭击和骚扰。他们深夜出没于拆迁地区,把拒迁户的玻璃砸碎,房门砸毁,汽车砸坏,无所不用其极。遭遇野蛮拆迁后的民众表示:政府这样对待百姓合法财产,蔑视法律、法规和宪法的行为,让他们感到心寒和无助。

知情人告诉记者: 目前济南地区拆迁政府采取高压手段强制进行,而且还威胁宣传部门、政法部门不能参与,甚至威胁律师不能代理打官司。目的就是堵死百姓説理的渠道而任由这些贪官污吏为所欲为横行霸道。

中国山西开发商暴力拆迁二十多户民宅

【大纪元11月14日报导】(中央社台北十四日电)中国山西省一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日前强行拆除二十多间民宅,造成三人受伤。目前拆迁户在太原市一处马路中央搭起临时帐篷,并拉起横幅阻断交通,引起有关部门关注。

香港“大公报”今天报导,被强拆后的原建筑物已成一片破砖烂瓦,五十七岁的李宝山等人在不远处的马路上临时搭建帐篷,帐篷后面挂上一条“严惩打人凶手”字样的白布横幅。

李宝山表示,六日上午他正与儿子在屋内看电视时,忽然有四、五十人手持镐头、棍棒涌进屋内,肆意打砸,李宝山双臂双腿和头部遭棒击,妻子王云秀被打到左臂骨折,夫妻两人又被绑起来推至坑内。

邻居郭红钢说,当时他正在家里睡觉,听见屋外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正纳闷之际,有三、四十人破门而入打砸。郭红钢被人揪着衣领带出房间,双腿、右臂被打伤。前后不到三十分钟,四百多平方公尺共二十多间房屋即被两台推土机夷为平地。

目击者说,当时围观者众多,有人打电话报警,但当民警到场时,肇事者早已逃逸。事后李宝山向派出所报案,但至今仍未抓到人。

李宝山表示,二零零三年山西省广源房地产开发公司曾与他协调搬迁事宜,但没有进展。由于四年间该公司三易董事长,以至拆迁事宜一再搁浅,如今的董事长上任后双方从未有任何接触。

报导说,十二日上午,警方要求李宝山等拆迁户配合搬离,但未获拆迁户同意,事件至今仍未解决。

附近居民对李宝山等人多表示同情,但也认为阻断交通会对他人造成不便,希望拆迁户透过法律途径表达诉求。

四川中行逼辞三千员工“华为”效应扩大

【大纪元11月14日讯】(民生观察工作室消息)近日,民生观察收到四川省中国银行三千多名员工(代办员)的投诉,反应他(她)们被逼辞退的情况。

据了解,2007年11月6日晚7时,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的所有代办员到达中行,由四川省分行行长和中层干部及上级行派来的工作组人员主持会议,行长简单宣讲了中国银行所谓的改革方案22条。该方案规定,四川省中行所有的代办员必须与四川省中行解除尚未到期的劳动合同,要么按工龄长短领一点辞退金回家,要么与成都市联众劳务公司等社会上的劳务公司签署劳动合同,由劳务公司再将这些职工派遣到中国银行上班成为劳务用工。不服从上述安排的,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不予任何补偿。

对这项"改革",中行的职工们非常不满,他(她)们认为,大家到劳务公司去后,即使能回到中行重新上班,其身份也完全不是中行的员工了。中行职工们认为,中国银行四川分行单方面无正当理由解除劳动合同而不给补偿金是违反劳动法的行为。

据了解,这次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解除劳动合同的代办员的人数占全体职工的50%以上,总人数达到三千多人。所谓代办员,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即开始实行,为中国银行正式员工外的临时工作人员。虽然和正式员工一样工作,但二者即使在相同的岗位上的报酬相差达5倍左右。现在,这些被解除劳动合同的代办员在中行工作都已达十几年。

四川中行的员工普遍认为,四川省中国银行这样做,明显是在效仿前不久将七千多员工辞退后又聘用的华为公司,目的是为了想把这些为中国银行服务十几、二十几年的代办员赶在新《劳动合同法》生效前与中行断绝关系,因为2008年实行的新《劳动合同法》有这样的规定:凡是在一个单位上班十年以上或与单位签订过两次以上劳动合同的员工都将与该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即成为该单位的永久性员工。

据一位四川中行的员工在电话中向我们透露,由于迫于中国银行的压力,一些职工已签署了"主动解除原劳动协议"(原劳动合同有效期至2008年9月30日),但许多人签这个协议时是含着眼泪的。

随后我们致电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人力资源部,一位值班女士告诉我们,解除中国银行代办员是由总行统一要求的,据四川中行的员工向我们介绍说,辽宁等省中行也有员工被强制解聘。

民生观察对这种肆意规避法律、严重侵犯劳工合法权益的行为表示严厉遣责,我们呼吁中国银行当局纠正这一错误的做法。

“和谐”叫得越响 百姓越遭殃

【大纪元11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今年在山东济南发生多起应政府拆迁工程引发的民众抗议活动。11月5日和12日济南市长清区在“旧城改造”名义下,对邮政局家属院等多处住户实行暴力强制拆迁,其间多人被打伤,一人被逼疯,拒迁人田路生被暴力带上警车后,关押至今。

今天忍无可忍的被拆迁户致电大纪元记者,要求社会各界关注目前发生在济南市的暴力拆迁事件中被迫流离失所的民众。他们表示,17大刚开完,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唱的正响,怎么老百姓就遭到如此大灾大难?

拆迁户表示:“我们没有想到政府居然出动如此庞大的人力、物力来对付我们这些守卫家园的百姓。”

关于事情的经过他说,这次拆迁可以说是突然袭击,先前政府没有任何通知。本月5号上午9点多,在拆迁地区出现两、三百由便衣、执法局人员、公安、法警等人组成拆迁大军,同时警车、铲车、货车、消防车把邮政局家属院团团围住。当地区委常委、副区长徐宾、执法局长赵富林、旧城改造总指挥指挥部负责人亲临现场指挥。

“老百姓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警察、公安都是抓坏人的,是执法的,怎么威胁起老百姓来啦?!何况我们是在自己的家园,在自己的房子中,又不是罪犯,兴师动众的干嘛?” 他说。

他们来后,开始用高分贝喇叭喊话,要还在家里的人马上下楼。其中有两户人家拒绝拆迁,结果这两家人被人强制从楼上架下来。田路生等5人,由于反抗,被警察揪住头发、连拉带踹塞入路边的警车。看到这个情况,一些被拆迁户惧怕了,当时签字同意拆迁。

临近中午,野蛮拆迁开始,上百人蜂拥而上,他们砸玻璃,撬门板,铲车把邮政局家属院等宿舍楼夷为平地。

12号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在同一地区的区燃料公司、区物资集团及土产公司家属院。200多名公安干警和执法人员、几十部车辆开入该地区。拆迁人暴力驱赶尚在家中的百姓。他们用铁锤砸开门锁和大门,闯入民宅,砸烂屋门,强行搬迁拆除。汽改厂职工林承武抗议被多人殴打,头部缝了25针,他的女朋友由于惊吓,精神受到刺激,后被医院诊断为精神病。

被拆迁人表示:政府急于商业开发,以旧城改造名义,要将长清地区三分之一的地区改造为商业用地。为此他们从去年9月开始,使出各种手段逼迫他们就范,当局甚至威胁他们的子女,不让他们上班,而是让他们回家作父母的思想工作。做通就上班(签字同意拆迁),做不通不让上班。

他表示:政府用欺骗手段强抢百姓合法财产,给百姓造成生存危机。政府没有为被拆迁人提供安置房和周转房,也没有落实补偿款。可是他们就公然用政府手段强行捣毁百姓房屋,造成数百人无家可归。这是什么世道? “‘和谐’叫得越响 百姓越遭殃”。

最后他们表示:强烈要求政府归还他们的财产,释放非法关押的田路生,为被打伤、致疯的无辜百姓之病疗伤。

重庆超市踩踏伤亡事件原因何在?

【大纪元11月14日讯】(美国之音记者:叶兵2007年11月13日华盛顿报导)中国重庆市日前发生超市抢购降价商品踩踏伤亡事件之后,有关部门要求严格执行安全规定,并且规范各地超市和商店开展的促销活动。批评人士指出,商场发生伤亡事件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促销活动本身,真正可怕的是社会的普遍冷漠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事发后政府要求规范促销活动*

重庆家乐福超市的食用油低价促销导致3人死亡和至少31人受伤的严重事故以后,重庆市政府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执行安全规定,严防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事故。

中国商务部也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规范促销活动,完善管理机制,打造诚信、安全的消费环境。

*媒体对事故原因众说纷纭*

踩踏伤亡事件发生后,对事故原因的分析纷纷见诸一些中国的新闻媒体,有人认为这次事故跟中国近来物价飞涨引起的购物恐慌心理有关,也有人说,跟出事的商场管理不善有关,甚至有人把事故的结果跟中国人不喜欢排队扯上关系。

南方都市报的一篇评论说,“从中国现有超市的格局来看,入口小、场地小,入口数量少,这都带来了安全隐患,而一些促销活动的场所在几乎封闭的空间里,更是加大了踩踏的危险。”

*分析:大陆民众缺乏信任与安全感*

除了从商家和顾客的安全意识薄弱和相关单位的防范措施不力等方面来分析事故原因之外,还有人从社会和文化心理的宏观角度来解读这一悲剧性的事件。

旅居美国的中国作家郑义认为,中国大陆的民众由于他们参与社会和国家大事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对许多事情容易产生不确定感,缺乏信任和安全感。他表示,这次商场由于抢购食用油而引起的踩踏伤亡事件看起来是偶然的,但明天后天也可能发生在另一个场合。

郑义说:“这样一种社会情绪常常是有传染性的。所以,也许那个油没有重要到那种程度,但是由于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就把这个问题严重化了。”

*分析:主要还是群体性的社会恐慌*

他说,中国这些年来,在基本生活等许多方面比过去还是有明显提高,重庆或者其他地方的老百姓不会因为图便宜就必然会发生这种悲剧。 

郑义说:“物价虽然在涨,但是也还没到大家都不能承受的程度。尤其在城市里头,城市里的收入一般都还有保障。我觉得这主要的还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恐慌。”

*分析:当代中国人性冷漠*

有报导说,这家外资超市的员工在人群拥挤十分危险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从高处向抢购者抛下促销的商品,进一步造成了险情。此外,还有目击者说,死伤事故发生后,人们还在继续抢购降价商品。

作家郑义认为,在1990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中这种情况很少见,人们比较愿意互相扶助和见义勇为。他说,这次事件则反映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人性冷漠到了一种危险的地步。

大陆右派香港讲述当年遭遇 掀索偿潮

【大纪元12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真、吴雪儿香港报导)由美国旧金山亚太政治法律学人学者联合会举办、香港民促会及中华民会协办的“纪念反右50周年暨环保生态及维权研讨会”12月8日突破重重阻力在香港召开。旧金山亚太政治法律学人学者联合会主席林牧晨说,会议不仅要再次讲明历史真相,而且要对50年来中国民众所受到的历史性迫害提出历史性的诉讼。

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虽然已经事隔50年,但记忆却没有被时间冲洗,反而因时间越长而更感到有必要面对这样一段民族的过去,抚平伤口,面对未来。

林牧晨说,中国有8千万生灵在中共政权统治下死于非命,几亿人被投入恐怖笼罩的悲惨生活,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罪恶,绝不可能按照犯罪者的意图因时光的流逝而不了了之,对反右恶果和之前之后的国家犯罪的索赔,是每一个中国人理所当然的权利,是每一个正直人士义不容辞的责任。

林牧晨又说,旧的罪恶得不到判决,新的罪恶就无法避免。魔鬼的嚣张不被制止,人民的幸福就只能是幻想。

他说:“索赔运动、维权运动维护权利、维护生命的斗争,再一次把严峻的问题,摆在13亿中国人面前,是生存还是死亡。”他指出,生命是天赋的权利,但维护生命的权利和丰富生命的历史也同样是抵制死亡和抵制罪恶的历史。

林牧晨续指出,回顾50年的历史,就是为了今后不要重复这个历史的悲剧。遗憾的是,悲剧仍然在神州大地继续上演,人对人的掠夺,甚至对自然环境的蹧蹋,不只让中国百姓处于危难之中,更殃及全国。

港民主发展要和大陆结合

当日有不少香港民主人士参加研讨会。香港民主党中常委林子健认为,纪念反右运动就是维权运动,每一段沉痛的历史,中共屠杀的罪行都造成百姓痛苦,唤醒更多人寻求公道,再次证明中共统治的失败。

他认为香港民主派以后应该多与中国民主人士、维权运动人士结合在一起:“我们的眼光不能只放在香港选举上,应该把眼光放在内地同胞上。香港政党如果只是关注香港事务,忽略中国百姓和中国民主发展,会变成唇亡齿寒。”

他说:“我们看到03年以后,中共对香港的统战、对香港民主的打压是越来越厉害。中共最怕我们直接和它们对抗。香港民主派整体上比较保守,不敢碰大陆的事情,如果不碰的时候,就给中共一个机会去打压和渗透,逼你到墙角。”

林子健强调,民主派应该更鲜明的表明反共立场,香港民主发展才有希望:“我不是法轮功(修炼者),但我发现中共最怕的不是国民党、民进党,而是法轮功。法轮功有一个特点,他们敢于直接和中共表示他们的不满。但我们香港民主人士、中国大陆维权运动、民运人士敢说结束一党专政的人不多,变成给中共统战和打压的机会,这变成你认同他们的意识形态。”

他说:“我反对用激进的方法去争取民主,但我们在表达方面,要很清楚的表达,不只是对香港的民主诉求,还有对中国的民主诉求。如果中国没有民主,我相信在香港所谓争取2012年民主(普选)也是假象。”

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在会上提到在台湾曾经被严格禁止讨论的“228事件”,现在已经可以很公开的谈论,甚至有一个历史博物馆,把当时遗留下的文物展出,和中共现时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

他说,现在右派分子所剩不多,如果再等10年可能就没有几个人可以出来讲述这段历史。作为一个中国人,也是挺悲伤的,几乎每一年都有纪念,文革也有搞40周年纪念,今年是反右50周年纪念,下一年可能是“三年灾害”。梁国雄反问:“我们还有没有能力去解决中国近代历史的伤疤?”

梁国雄说,反右的源头是苏共在二十大把史达林在过去做的坏事,发表了一个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是不能公开的。中共与苏共是兄弟,所以也有一本报告,但也不是一般人能随便看到。被称做最大的右派分子之一的林希翎,当年曾经是胡耀邦秘书的女朋友,因为这种关系,有机会看到该份文件,她也是中共一个先进的党员,看了以后觉得真是不像话,开始要响应毛泽东当时搞的大鸣大放运动,毛泽东就借机用来对付反对派。

梁国雄指出,每一次在中共统治下,冤案要平反都有一定的阻力,现在右派分子要把50年前自己身受的迫害说清楚也不行,他说:“我们在香港有一定的言论自由,我们也没有把反右50周年的工作做好,香港的民主派几乎是对反右运动完全没有反应,这真是一个很大的悲哀,在中国民主运动中,我做的实在是太少,我曾经打电话到中文大学一位教授,说在香港想搞一个反右运动纪念会,他完全没有答覆。”

最后他说:“很多老前辈出来面对媒体,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不方便,不出来还平反什么?不出来,我们的声音不尖锐,在大陆是管得很严,但是我脑里还是一个问题:就是反右运动右派分子不能公开讲话,只凭其中几个人写书,而写书在大陆里面也是不能印刷的,那什么办?我希望大家可以这个会开完以后思考可以什么做。”

民主派向中共妥协选举一定输

香港社会民主连线主席黄毓民则认为,香港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失利,并不是中共资源比民主派多,因为中共一直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想控制香港,这是一直存在的事实。所以选举本身就不是一个平等的选战。他强调,如果民主派不是坚定的站在民主立场上,而是幻想和共产党妥协,那你一定会输。

道德良知泯灭是中国最大问题

来自上海的刘文忠,是文革中被杀第一人刘文辉的弟弟。1957年刘文辉在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作时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被指控为有 “蓄谋叛国投敌”等“现行反革命罪行”,被押送回上海“监督改造”。文革初,刘文辉着万言书驳文革十六条,向全国14个最高学府里面投了这封信,最后被中共全国通辑。67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庆功大会上,刘文辉成为第一个文革中被杀的人。

刘文忠则因为66年参予哥哥刘文辉书写反文革十六条,以反革命罪被关押进上海第一看守所被迫害13年,并落得下身体残疾。04年,刘文忠以他和哥哥等人的遭遇写成《风雨人生路》一书在澳门出版。

对于这次能够成功从上海来香港参加会议并讲述哥哥的亲身遭遇,刘文忠感到非常激动。他说,听到很多老右派讲述自己的经历,也让想起自己的哥哥,他感概地说:“共产党打右派都把中国精英都打掉了。”

他续说,“我感觉到57年反右对中国是个巨大的灾难,把中国知识分子脊梁骨打掉了,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无言”。

他指出,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道德良知的泯灭:“经过反右运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有正义感的人都变得沉默无声。这导致中国目前人类道德底线到了边缘,很多人都满足于虚假的经济繁荣,没有看到一个基本问题,中国人基本上就在谎言中生活,中国传统的道德底线,真诚博爱公义品质都没有了。”

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只有走民主发展的道路才有希望,中国的政治改革落后于世界,这才是中国问题所在。

独立中文笔会作家凌文秀多年来从事收集右派名单的工作,他认为最关键是要向中共提出索偿的问题,追究责任,有冤伸冤,有钱赔钱!

他说:“共产党干了这么多坏事,一直在干,却没有人追讨赔偿的问题,干了坏事没有后果,结果就一直干下去,所以一定要把索偿的事搞好,一定要追究责任,一定要控诉它(中共)。”

凌文秀谈到自己以前在美国曾经看到华盛顿韩战的纪念碑,觉得很感动,非常庄严,可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死难者那么多,到底谁死了也不知道,他觉得有责任收集反右运动的受害者的资料,有朝一日也刻到纪念碑上,现在还做不到,但也写到网上去,现在所收集到的资料都放到美国一个自由人的网站,他希望大家看到网上的资料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立即反馈。

凌文秀现在已经收集有内容的,包括名字、年龄、性别、因何事被打为右派、受到什么处罚,大概有2,500个人:“我希望可以再活10年能做到5万人,我还希望有人能接我这个班,支持我,帮我出版。”

在收集名单过程中,凌文秀发现很多故事,其中一位右派人士叫高元宁(音)是在云南省东方农场工作,是复旦大学毕业的,父亲是商人被中共派到台湾当特务,中共不让他父亲带老婆儿子,因为要留在大陆当人质。

最后中共也没有跟进他父亲的事,从此,高就变成了反动机关的家族,有苦说不出,因为成分不好,就分到云南省的广播电台去,后来因为是反动机关的后代,被打成右派,送到农场去改造,到文化大革命时又被斗。现在高已经死了。至于他的父亲在台湾,因为被发现是中共特务,被判8年徒刑,现在也死了。

凌文秀说:“从这个故事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希望为中共卖命的人,先想一想这些老前辈,是没有好下场,所以当我看到曾荫权和曾德成两兄弟,(曾德成)在立法会攻击陈方安生时,我想到你是好运气,没有回大陆去,你不当右派也是反革命分子,回到大陆你就倒霉!”

他认为,很多回去大陆的人士都是精英,千万不要听共产党的话:“我在这里忠告如果在座有海外在帮中共干活的人士,请你留一个后路,也不要以为你很聪明、有本事、老资格等,迫害轮不到你,很快就轮到你!当刘少奇在搞别人的时候,他想到有一天自己被搞吗?共产党是革命的搅肉机,一开动,每个人都会被搅进去。”

席文汉:索赔平反一天肯定来到

来自新疆的席文汉,原上海交大1960年被发配到新疆的右派学生,有机会在研讨会上诉说自己的当年被打成右派的遭遇,感触良多。他认为,每一个被打成右派的人逆境中生存的历史都是一部血泪史,而这些人绝大部份都是社会精英。他目前也参与国内右派人士联名要求平反索赔活动,他相信索赔和平反的一天肯定会到来。

原天津工程师,现居香港的陈诗总结历次政治运动后,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党的话绝对不能相信。

研讨会:反思历史退出中共(之三)

【大纪元11月14日讯】(大纪元澳洲悉尼记者站)“五十年前,一场“反右”,令至少150万人“戴帽”,400多万人从此开始人生恶梦。你了解多少?你经历了什么?这场运动如何影响了后来的政治运动,以至今天的中国?“悉尼退党服务中心10月28日举办了“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反思研讨会。据组织者介绍这是个系列还原历史、反思历史的研讨会,以后的内容还将包括对文革、六四、法轮功迫害的反思,通过反思了解中共的本质、了解人性的弱点、结束暴政,不让历史重演。讨论从“反右”开始,本报将会陆续刊登研讨会发言整理,及相关投稿。

李元华:右派索赔的意义

首先感谢您们的发言,您们的发言是对中共的一种控诉与声讨。而刚才这位先生所谈到的关于右派索赔的问题已经付诸实施了。或正在付诸实施。这种付诸实施的意义在于要把这种声讨落实在行动上。

那么,最早是个人的无意识的,今天发展到群体和有意识的了,右派索赔最早提出的是一位巾帼英雄,是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北大一个学生姓宣,她被打成右派时才19岁,当时正在北大读书,是学生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右派。她给中共的一条意见,在今天看来是一个很中肯的意见,正常的意见,被打成右派,她在96年时给北大去信要求给予赔偿,当时北大没有回覆,一年之后,她去北大质问为什么没有回覆,这时北大的统战部门给了她这样的回答:在没有新的精神和政策规定之前,北大无法个案处理。一个不了了之的回答。

那么,十年了,就是去年,她再度写信。依然没有消息。就是说,11年前,宣女士提出了向当年给她定右派的单位北大索赔,从那以后,有很多人集体签名联系索赔的事。05年9月,博讯发表了重庆改正右派呼吁书里面,几十人提出向政府索赔的意愿。同年9月山东大学史若平先生执笔写了一个反右受害者亲属及子女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及精神损失--- 致中共中央、人大、国务院的签名信。

这封信发出3个月,马上有1500个右派去签名要求索赔。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这时,全国各地有许多当年被打成右派和其子女联合写信并要求索赔。(但不是这一项诉求,我只讲索赔)2月份,上海右派及亲属的申诉信,3月份北京61名著名右派写了为纪念反右50周年致中共中央、人大、国务院的公开信,还有3月11日,重庆116名右派写的公开信,3月15日重庆几十名右派及家属致信中共中央。4月份,几个人直接写信给胡锦涛,到10月份,又有人代表2000在网上直接签名(有具体的名字)的人致信给中共中央。

这一系列的公开信表明了什么呢,表明右派群体及家庭在向政府索赔。更可喜的是,大纪元刊登了中国右派申诉公告,明确了他们的宗旨,在海外国家起诉中国政府及相关的机构,成立集体索赔诉讼委员会,寻求中国政府及相关组织对中共打成右派及其家属的经济赔偿,目标明确,任务清楚,联系人,怎样去参加,网址都有。觉得自己有权利申诉的和家属,参加到申诉当中,实际上,是控诉罪恶中去,走到实际行动中去,这是我讲的右派索赔的提出和发展,是否可行? 有人提出,向中共提出索赔可行吗?不是与虎谋皮吗?

今天,中共仍然坚持当年对右派的精神,(78年有个定调,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还坚持这个,对右派的认识还是这样。你向它索赔可能吗? 说这样话的人可能对中共的邪恶本质已经认识很清楚了,但是,因为它邪恶你就不控诉它,向它索赔吗?国际上,向这种犯反人类罪索赔的先例也是有的。

比如20世纪90年代,纳粹受害者犹太人代表向美国起诉, 2000年7月27日美国法院判决后成功地获得了瑞士等机构的12.5亿美元的赔偿。德国的记忆责任未来基金会07年6月12日在柏林总统府举行仪式,宣布历时7年的对二战的纳粹强制劳工的赔偿正式结束, 基金会共向98个国家的前纳粹强制劳工或他们的合法继承人支付了43.7亿欧元的赔偿金。这是国际上的先例。我们说是可行的。我们看这些先例,我们是否要付诸行动。

那么,索赔的意义在于何处呢,从刘先生和林先生开始提出。他讲,右派索赔是权利意识的觉醒,是中国人权意识的觉醒,那么跟他去年二月份在新世纪上发表认可、实际是我们的一个阻力,我们对他一味的承认等于是不向它声讨。那么好,我回答我发言的主题就是说,右派索赔的意义何在,今天是从个人自发的维权,走向群体的一个自觉维权。右派索赔是右派及家属声讨中国暴政的正义之举,我呼吁更多的右派及其家属尽早的加入到自觉的维权中来,海内外一切有良知的人士都支持声讨中共暴行的正义之举,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

中国秘密展开基督教“专项治理”

【大纪元11月14日讯】(美国之音记者:张蓉湘2007年11月14日华盛顿报导)总部设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对华援助协会表示,中国官方的机密文件显示,中国政府正在秘密展开对基督教的专项治理,而家庭教会成为首要的打击目标。不过,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官员表示对此毫无所悉,并说宗教聚会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在指定地方进行。

对华援助协会说,由中国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委办公室在今年7月24号转发、被列为机密的文件要求各级政府部门贯彻落实由统战部、民族宗教事务局、公安分局制定的《基督教专项治理工作方案》。虽然这份文件由地方政府签发,但文件内容却显示这个专项治理行动是全国性的。

*遏制家庭教会发展*

对华援助协会指出,机密文件显示中国在过去5个半月以来秘密进行对基督教的专项治理行动,目的是通过建立全国基层监控管理体系,遏制家庭教会的发展。

机密文件称,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以依法治理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为突破口,制止基督教活动混乱,发展不正常现象,打击“打着基督教旗号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进行的渗透活动”。基督教私设聚会点指的是家庭教会。

*中国官员称对此毫无所悉*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一位不具名的发言人对路透社说,她对此毫无所悉,也不知道有过这种会议。她说,中国处理教会议题的态度是一致的,中国并非直接禁止宗教活动,而是宗教聚会必须在指定地方进行,并且必须符合其他条件。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德林表示,中国各地官员处理宗教聚会的态度不同,有时候会出现非理性、误解的一面,有些官员甚至以为,越强硬扫荡宗教聚会,越会获得上级的赏识。德林说:“从许多个案可以看到地方官员过度反应、过度强硬的做法,有些官员自己指定一些实行准则,自以为改善这个问题,其实是让宗教信仰的问题更加恶化。”

德林不久前曾经访问过大陆。他表示,一些已经受洗为基督徒的中国朋友说,在中国很难公开信仰基督教。德林以历史上太平天国事件为例指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过程并非完全是美好的。他说:“在中国,很多人普遍对基督教抱怀疑的态度,认为这是外来的文化,认为教会自成一个社区,不属于家庭、党或者国家的一部份,因此在概念上很难理解。”

*中国担心宗教挑战政权*

德林说,他的一些中国工作伙伴大体上是很理智的人,但一谈到基督教或者宗教,就出现令人难以理解的态度,因此只能从这些人的受教育过程、可能被洗脑来解释。

路透社报导说,中国政府担忧宗教或者其他团体可能挑战政权,但近年来只要基督教向官方登记并且接受官员监督,对其控制就会有所放松。

中国官员说,中国有2千万新教徒。不过根据专家以及海外团体的估计,中国的新教徒超过6千万,其中许多并未登记。

中共建奥运外国记者数据库意图何在

【大纪元11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中共官方媒体周一(12日)称,中国准备在明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建立数据库,储存近三万名在奥运期间赴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的信息。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称,建立这个资料库的目的是为了有助于取缔那些假记者和无证出版物。

《中国日报》等中共官方媒体昨天对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说法作了正式报导,但今天外交部即对此予以公开否认。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一个记者会上称,有关报导是不准确的,又说,没有这样的数据库,他也没听说有数据库安排和计划。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记者权益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12日发出声明表示,中国建立如此庞大的记者档案,目的是阻止对中国政府有负面报导的记者。

该组织亚太事务负责人Bob Dietz先生13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国官方的说法显然是前后矛盾的,仅仅一天时间就变调了,两个部门是两套不同的说辞,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希望中国当局对此正式作出澄清和表态。

Bob Dietz同时呼吁国际奥委会关注此事,监督和督促中国政府履行它对奥运开放媒体采访作出的承诺,制止中国当局用奥运的名义限制中国的媒体自由。

中国建立外国记者数据库的消息昨天传开后,外界质疑中共当局此举意在控制媒体和防止记者追查对中共当局不利的消息。这场所谓的打击“假记者”的行动是出于政治需要,是中国新闻自由的继续倒退。

原《中国海洋报》记者昝爱宗13日对大纪元表示,不在官方注册范围内的记者,到中国采访,难道就没有自由了吗?是否是‘假新闻’、‘假记者’,应该由社会来监督的。新闻出版署以记者没有登记为由说人家是‘假记者’,会闹国际笑话的。

他说,“当局这么做,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为了管理和监督媒体,防止那些外国记者以及外国的通讯社和网站聘用的中国国内的记者,在奥运期间采访报导中国的‘负面’新闻和敏感事件,是为了在明年两会及奥运前营造一个有利于官方的舆论氛围。”

中共当局曾许诺在奥运会期间保证记者的采访自由,但其一系列做法使外界对此承诺深感怀疑。昝爱宗强调说,“这次新闻出版总署的说法,说明官方打压和监控媒体的行动已经从国内延伸至国外。官方这次打击的重点应该是海外的中文网站,害怕中国的真实消息通过外国记者传到海外,但更怕这些消息通过海外中文网站‘出口转内销’,又传回国内,这样就打破了它的愚民政策。”

柳斌杰公开接受中共官方媒体采访时表示,八千名有权进入奥运场馆内采访的外国记者的资料已经输入数据库。目前当局正在输入另外两万名奥运期间被获准在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的资料。假冒记者,特别是冒充境外新闻机构的假记者给社会造成危害,应该受到严惩。

对于此举是否能达到预期目的,昝爱宗认为,这种方式是控制不住的。就算建立了数据库,记者采访时,又没有规定说要有专人陪同,除非这将近3万的记者,新闻出版署也派人陪着,或者发动记者身边的群众举报。如果这样,那就是非法的行为了。监督和举报记者,那势必要动用跟踪、窃听,打小报告等不正当的手段了。

他说,“这位署长柳斌杰曾经当过共青团的干部,就会搞一种不切实际的群众运动。宪法规定公民有出版和新闻自由。新闻出版署搞这种突击的群众运动、严打运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没有可操作性,也没有处罚权,那等于是无效的,是落实不下去的。”

以新闻出版总署为首的中国多个部门近日加紧行动打击“假记者”,新闻出版总署还在自己主办的报纸对此大加吹捧。柳斌杰兼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

刘建超13日在记者会上同时称,在北京奥运期间,负责外国记者事宜的是中国外交部,不是中国新闻出版总署。

昝爱宗对此表示,“国务院对境外记者的管理权有明确分工,新闻出版总署只是管理报纸的审批、出版和发行事务,外交部才主管境外记者的采访事宜,或许是柳斌杰刚刚接任龙新民出任署长不久,还不熟悉工作,出现如此大的纰漏,给采访奥运会的中外记者添了笑料,实在是有损国务院所属政府部门的形象。”

中共外交部否认设奥运外国记者数据库

【大纪元11月14日讯】在中共新闻出版总署官员表示将把近3万名在奥运期间赴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数据输入数据库的第二天,外交部则表示,有关的报导是不正确的。

据BBC报导,星期一(12日)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表示,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要设立数据库,把近3万名在奥运期间赴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数据输入数据库。据悉,设立这个资料库的目的是为收到外国记者采访请求的采访对像提供信息。

作此报导的包括了中国官方英文《中国日报》。

消息传出之后,有新闻自由组织指责此举的用意在于控制媒体。

*予以否认

随后,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有关报导是不准确的,又说,没有这样的数据库,他也没听说有数据库安排和计划。

刘建超还说,他已经证实,这是记者的一个错误。他说,记者误解了官员的说话。

刘建超声称,官员所谈及的是中国的假冒记者的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假扮外国记者的问题。他说,曾经发生过有人受骗的情况。

刘建超说,这根本与外国记者无关。

*黑名单?

与此同时,外电报导称,刘建超也解释说,在北京奥运期间,负责外国记者事宜的是中国外交部,不是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在一般情况下,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所负责的事书籍、报章和杂志的出版事宜。

除了外交部以外,北京奥运新闻中心主任李湛军也表示,中国对待外国记者的政策是公开的,而且,不存在记者受监控或者记者黑名单的事情。

此前有报导说,所谓的外国记者资料库就好像记者黑名单一样。

但李湛军承认,奥运新闻中心正搜集有关记者的“简单资料”,主要是了解记者的主要关注点是体育、经济,还是政治。

李湛军说,这样做可以让他的部门的工作人员为记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有关中国成立记者资料库的消息传出之后,一些维护权益组织已经批评说,中国对付假记者的行动是为了防止记者追查对官员不利的消息。

此外,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也呼吁中国当局放弃对付假记者的做法。(

中国通胀扩大肉价涨 专家称前景不乐观

【大纪元11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13日)公布,今年10月份的通胀率达到6.5%,而猪肉价格更上涨54.9%。与此同时,大陆传出因抢购桶装油而引发踩踏伤亡事故及开枪抢夺猪肉的流血事件。

著名社会经济学家程晓农和何清涟13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实际情况比官方报导的更严重,中国经济前景不乐观。猪肉价格未来只会涨不会跌,通货膨胀是必然的,因为它是中国政府长期采取的金融政策造成的后果。

他们同时表示,价格暴涨严重威胁老百姓的生计,经济因素影响社会稳定,直接挑战中共政权。中共这些年来高压政治,把一切坏事都做尽了,为什么还能够维持表面上的稳定呢?就是因为它在经济上保持了增长,所以能够收买一部份人,如果一旦经济增长潜力挖掘殆尽而下滑时,中央政府用来安抚人心、维系经济集团的财力没有了,那社会动荡就会很大。

通货膨胀是必然的 官媒掩盖政府责任

程晓农表示,这次通货膨胀对大部份中国人来讲,来得很突然,但是对比较深入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人而言,结果应该是在预料中的,特别是对中国政府而言应该是预料中的。

程晓农认为,这次通货膨胀的爆发可能是偶然因素,但其产生的原因及今后一段时间的存在是必然的。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的外汇政策、盲目扩大出口、盲目吸引外资等系列政策,是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对于新华社等官方媒体高调报导此数据,程晓农表示,官方媒体通常不报导这种所谓的负面新闻,但是当实际情况非常严重时,他们不得不做报导,与其瞒着不报、遭老百姓的骂,还不如做些适当的报导,以缓解舆论压力、稳定民心,并且在报导时也是有目的性和误导性的,比如强调偶然的因素、国际石油的上涨、猪肉短缺等,而掩盖政府的政策责任。

他说,“比如这次对于涨价的报导,官方媒体用财经术语报导通货膨胀,会给老百姓一种感觉:不是政策失误,而只是客观的经济原因,这样老百姓也许可以把怨气发泄到抽像的通货膨胀上去了,而不去追究是谁造成通货膨胀了。”

实际情况更严重 统计局是宣传工具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统计,10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6.5%,比9月份上升0.3%.1月到10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同比上涨4.4%。

程晓农认为,实际情况比官方报导的、比老百姓知道的更严重。他说,“国家统计局没有独立性,像其它的宣传部门一样也是共产党的工具,所谓的客观公正是不存在的,通常在统计时做一些手脚,比如,在样本取样方面,偏重于中产阶级,故意忽略民工等。在收入和物价的指数方面也进行有目的性的偏差。国家统计局不仅为官方提供数据参数,而且为官方提供经济宣传资料,突出所谓的成就,掩盖弊端,制造供宣传用的伪材料。”

只会涨不会跌 对经济前景不乐观

对于猪肉价格未来的走势,程晓农认为,只会涨不会跌,因为它是中国政府长期采取的金融政策造成的后果。他说,“对中国的精英阶层而言,这个通货膨胀不算什么,他们根本不在乎,但是尝苦果的是中国的大多数普通民众。”

何清涟表示,看中国经济主要是两个指标。对外主要是看外汇储备,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太过庞大,流动性过热,中国正在想办法向海外投资,以减轻压力。同时,中国最近出台政策,让外资集中到中国去吸纳人民币储蓄,把资金从股市和房市转移出来。对此我不抱乐观态度。

她说,“另一方面,对内看房地产市场。中央政府一再说要控制房地产,但一直不起作用,这跟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房地产依赖太重直接相关。要地方政府不开发房地产、不卖土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直接牵涉到养活地方官员。中央政府调控这个不行,再加上,资源、能源等各方面压力,因此中国经济前景不乐观。”

价格暴涨影响社会稳定 挑战中共政权

由于大陆猪肉价格狂涨,不少地方出现了抢夺猪肉的流血事件。11月11日,广州天河生猪交易市场竟传出“为了猪肉都动用军火了!”的恶性袭击事件。在此之前,重庆家乐福沙坪坝店在10周年店庆促销活动中,推出了一个限时抢购桶装油的活动,由于抢购人众多引发踩踏安全事故,截至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30人受伤。

何清涟对此表示,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悲剧,主要原因是穷人太多,对物价上涨,尤其是基本生活物品的涨价,承受不起。中国各种产品一直在不断涨价,老百姓一直叫苦不迭,这次又突然涨价,老百姓难以承受。

她说,“老百姓出于对自己消费能力没有信心,也对经济前景没有信心,因此对物价上涨很恐慌,希望通过囤积物品减少支出,以增强消费能力。”

由踩踏和流血事件是否可以看出经济因素影响社会稳定?何清涟表示,这是肯定的。因为中共这些年来高压政治,把一切坏事都做尽了,为什么还能够维持表面上的稳定呢?就是因为它在经济上保持了增长,所以能够收买一部份人,如果一旦经济增长潜力挖掘殆尽而下滑时,中央政府用来安抚人心、维系经济集团的财力没有了,那社会动荡就会很大。

她说,“政府的财力能够供养的人群不正在逐渐缩小吗?!不是各地抗议的人群中增加了很多干部吗?!都是政府财政无法安抚的人,包括退伍军人、乡村干部、提前下岗的基层官员等,这就是政府财力不够的表现。”

程晓农表示,“价格暴涨直接对老百姓的生计构成严重威胁。老百姓怨声载道,民心不稳,那对中共政权就是最直接的一个挑战。”

陈破空:中共“第五代”高学历是真是假?

【大纪元11月14日讯】十一月初,新华社旗下的《了望》周刊,刊登报导,揭露中共官场“假学历”泛滥,随后,又刊登署名“郑根岭”的文章,抨击“权学勾结”现象,讽刺许多高官通过可疑手段,获取“假的真文凭”或“真的假文凭”。文章尤其写道“一些官员通过媒体发布的个人简历里堂而皇之地写明硕士或是博士,再对照其经历,就很容易明白那些文凭是如何得来的。”

此话一出,让人联想到中共“十七大”安排的“领导班子”,所谓“第五代”,大多冠有“博士”或“硕士”头衔,但细究他们获得这些文凭的方式和时间,却令人生疑。

比如习近平,1998至2002年,在职攻读并获得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但与此同时,却先后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又比如李克强,1988至1994年,在职攻读并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但与此同时,却先后担任团中央书记兼全国青联副主席、团中央第一书记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

期间,习、李二人担任的任何一个职务,都应该说极度繁忙,不可能专心向学;反之,如果专心向学,就不可能干出“突出政绩”,并因此获得高升。尤其习近平,人在福建,实难想像,4年时间里,他如何“攻读”并“获得”远在首都的清华大学“博士学位”?

“第五代”中的其他人,诸如刘延东、李源潮、博熙来等人的“博士”或“硕士”头衔,都充满类似嫌疑,经不起仔细推敲。一句话:中共“第五代”,文凭真假成谜。《了望》周刊的文章,呼吁高官站出来,公开承认和废除自己“假的真文凭”,似乎意有所指。

在中国,不仅假货泛滥,而且假文凭成灾,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其中,又以官员造假为甚。正如《了望》周刊的披露:从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甚至镇长、乡长、派出所所长,名片上大多印有“经济学硕士”、“法学硕士”等名头。“一般情况下,报名、考试、结业时,官员们会亲自出面,平时上课基本上就由秘书代替,甚至有时会出现秘书坐满一教室的滑稽场面。”

自从多年前,中共高层提出干部队伍“知识化”,“文凭”就成了升官的必备手段。各级官员掀起“文凭热”。于是,当官的,除了捞钱,还要捞文凭。前者引发大规模的经济腐败,后者导致大规模的教育腐败。可见,在没有民主选举和公众监督的机制下,当局出台任何干部任用政策,都会走向扭曲和变形。

官场盛行假文凭,荒腔走板的故事,比比皆是。原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广州日报》社社长黎元江,因贪污落马,被判刑12年。落马之时(2002年),即爆出:黎某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所谓“在职研究生”,完全靠行贿导师,甚至由导师代笔,他本人很少出现在人大的课室里。

然而,到了2007年,中国媒体却报导“黎元江服刑期间,继续攻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写出20余万字论文,获得博士结业证书。”黎某在监狱里继续攻读和写出论文,应该说,不是没有可能。但却引出另一个问题:中国监狱,都是劳改场所,通常,犯人每天劳动时间达12小时以上,且异常繁重。黎某如何获得攻读时间?如果他只是轻度劳动甚至不劳动,又是谁给了他那样的特权?几乎可以肯定:黎某创造的狱中“奇迹”,又伴随着新的腐败大案:高墙下的行贿与受贿。而这一现象,不过又是中国监狱中的普遍情形,就如上海首富周正毅在狱中受到照顾而牵出的监狱官员受贿案一样。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此君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以及军事科学院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号称“历史学博士”。但当此君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却立即露馅,竟然就在历史问题上大开黄腔,说什么:二战爆发的原因,是英法等国不与苏联合作对抗法西斯;又说:对“二战”胜利贡献最大的是苏联和中国,并称,那时,中国是在“我爷爷的领导下”;还说:“我爷爷领导下”的共产党军队,“总共消灭日军150万”……毛新宇的“海阔天空”,害得主持人都“不好意思”,不得不连连将他打断。

作为一个造假大国,到处是假冒伪劣,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反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还有什么事情,会值得人拍案惊奇呢?

反观民主国家,造假,却往往被视为严重问题。波兰实现民主后,第二任民选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因在个人简历中,对其研究生文凭交待不清,受到民间质疑,差点失去总统宝座。

在民主国家,候选人的学历固然重要,但选民投票,更注重其真才实学。现任韩国总统卢武铉,仅有初中文凭,仍然得以登上大位,未见选民因此抛弃他,也未见卢某在此之前,设法捞个“在职攻读”的“硕士或博士”头衔,以求胜选。

中共高官混文凭,甚至捞取假文凭,不仅折射人格和道德问题,还泄露其缺乏信心的虚弱本质。文凭能造假,政绩更能造假,这样的高官,如何值得信任?又如何能担当国家大任?@

(11/13/07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300亿吨垃圾排第一河 长江变超级污水池

【大纪元11月14日讯】(大纪元综合报导)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正承受历来最严重的垃圾污染。中共官方媒体报导,去年排放到长江的工业、农业和生活垃圾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美国之音引述中共官方新华社报导,去年有305亿吨工业弃物、农业废料和生活垃圾被排放入长江。这个惊人的数字比20年前增加了整整1倍,同时比前一年增加了9亿吨,增长幅度为3.1%。

亚洲发展银行10月向中共当局提出,快速的工业发展和迅速的城市化现象促使中国的水源污染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水平。

污染未受妥善控制

绿色和平组织中国办事处的发言人杨艾伦女士说,中国面临着水污染的挑战。她说:“中国的水污染问题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一方面有居民排污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企业、农业等生产过程中的污染。这些都是属于污染的源头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工农业和民用生活垃圾大量泄入长江,导致中国这条最长河流的严重污染。一些生态学家警告说,长江中的垃圾会因为三峡大坝的阻隔而使上游形成一个超级的污水池。

中下游垃圾将泛滥

杨艾伦说,上游的垃圾并不会妨碍三峡大坝的发电能力。她说:“水电站有过滤的设施,会把垃圾在没到发电的这个地方就截下来了,而杂物等问题可能在中下游,在大坝以下的流域相对更多一点。”

美国之音报导指,尽管相对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的生活垃圾平均数量仍不算很大,但是在处理方法上和对环境的保护方面,中国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瑞士和中国11月初共同做出的调查报告显示,常见的污染问题非常严重,但是报告也表示,只要中共当局采取积极主动的步骤,生态的破坏还是可以出现逆转的。

长江能不能恢复清洁要看中共政权的能力。不过在目前的状态下,长江内许多稀有生物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其中包括珍贵的白鳍豚和中华鲟。

母亲河生态濒崩溃

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流,也是中国第一大河。根据中共科学院南京地理和湖泊研究所、世界自然基金会以及长江水利委员会等机构于今年4月14日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被称为中国“母亲河”的长江面临灾害加剧、水环境恶化、生态退化、资源破坏等一系列问题,有些河段水质的恶化已经不可逆转。

这份被视为是迄今为止观点最权威、数据最翔实的“体检”报告指出,长江干流污染长达6百多公里,湘江、岷江、沱江和黄浦江等支流30%被严重污染。中国民间研究机构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章琦在对其家乡江苏长江下游的一次考察中,看到60公里江岸上钢铁厂、化工厂、造纸厂、造船厂、拆船厂等重污染企业一字排开,工业废水大多直排长江。

该报告还指出,三峡工程建成后的长江防洪形势依然严峻。由于长江中下游河道安全泄量与长江洪水峰高量大矛盾十分突出,而三峡工程的防洪库容相对仍显不足,三峡工程建成又将引起中下游河道冲淤变动、蓄泄关系、江湖关系及河势发生新的变化,长江防洪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长江流经中国18个省、市、自治区,养育着相当于中国三分之一人口的4亿民众。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致胡锦涛、吴邦国公开信

【大纪元11月14日讯】尊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二位领袖,您们好!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中共的十七大会议确立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本人就“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两个主要的方面,写此信与两位领袖探讨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可能性。

1949年以后,中共的历届领袖和各级领导,尽管犯过各种大大小小的错误,延误了中国各方面的发展,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中共的一切政令的初衷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的,对此我不持疑义。

但是,在一党是否能治理好中国的问题上,我与贵党持不同政见。虽然,贵党和我盟以及其他各民主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但是“参政”和“执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两者的区别不只是位置的问题,而是一种源自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历史使命感,和源于对人民手中的选票的畏惧。这种对选票的畏惧和历史使命感,才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正保证。

以下就十八个方面,与两位领袖探讨“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

一、什么才是社会主义?

全民福利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整个人类社会,在经济上就是一个从剩余价值垄断到剩余价值共享的一个过程。

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剩余价值被其中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垄断,在当今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剩余价值正在从垄断的一端走向均衡。北欧一些国家的这种趋向均衡的迹象特别明显。

彻底的、完全的均衡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大多数的剩余价值作为全民福利分给人民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以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全民福利。

马克思根据社会财富的所有制和剩余价值的分配情况,认为在经历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的两大特征,就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性极大发挥。

资本主义结束后,由于人们在物质生活和人性认知两个方面,都还没有完全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要求,于是必须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也应该是在物质和人性方面具有很明显的超越资本主义的特征。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分配方式是在兼顾公平的原则下的按劳分配,至少要达到“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

目前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按照马克思设想的路线逐步走向社会主义。他们在接受了多次经济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对反抗人民的镇压)之后,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开始把剩余价值的一部份以国家福利和“股份”的方式分配给了国民,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社会福利方面,要比目前的中国优越很多。另外,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财富上实行了相对公平的分配和保障,他们还把执政权利拿出来供社会各界群众进行竞选获得。尽管各党都有各自的利益追求,但是从他们的竞选中,获利的是人民。

这一切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性得到了发挥,其具体表现,就是在社会财富的获取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分配公平,在政治实施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竞选公平。

很显然,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财产私有、高福利和多党竞选。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三点上的全面完善和改进,使财产所有权更明晰、剩余价值更多地分配给人民、人民能组织人民的政党进行多党竞选。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才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目前,很多人无论是政治专业的,还是非政治专业的,一提到政治,他们立即联想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只是社会财富的管理方式而已,是经济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

而政治制度是指代表各人民群体的社会不同思想及其党派的“准入制度”。准许允许不同思想及其党派进入的政治制度才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下,人民有权选择不同的思想及其党派在一定期限内成为执政党。而专制政治,却只允许本党是执政党,其余一切政党只是参政议政党。

经济制度,分为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制度和专制制度下的经济制度。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制度,有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两种。专制制度下的经济制度,有奴隶主义经济和封建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就是在产权明晰和剩余价值更多地分配给人民的经济前提下,允许代表各阶层的人民组建各自的政党进行多党竞选而获得执政地位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民主无论目的还是方式,都是最最简单的人类行为——“选择”而已。“选择”是人类生活中最简单、最平常的事情。例如,我们为了生存下去,必须解决每日的饮食。我们在菜场购买食物,手里拿着钞票,眼里看着多种多样的蔬菜或肉品。经过一番比较之后,作出购买行为。这种“持币选择”的过程,难道不是民主的持票选择执政党的生活影像吗?

再例如,我们为了种族和家族的繁衍,我们必须谈婚论嫁。娶哪位姑娘,嫁哪位郎,这都是一种选择行为。还有我们考学,无论是入托、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考博、进博士后流动站,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选择。“选择”是我们每日最大量的行为方式。只要是人,那么我们就时刻在进行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任何人、任何群体的选择都是“趋利避祸”的。

执政党的优劣,将影响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人民对执政党的选择必然也是最慎重的。所以,民主除了政治范畴的意义外,其实也是我们最日常的一种生活方式。

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就像一个引擎,它用人民手里的选票产生出一个必须为民众服务的执政党。民主有一只看得见的手,一只最强有力的手,这就是“选票”。

选票,动态地均衡着各个阶层、政党、群体、道德、利益集团的关系,甚至约束着政治领袖的行事规范。

三、两党政治(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民主理论不是西方的专利。

执政党和在野党竞选轮替的民主理论不是西方的专利,其理论基础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说。现在有一种说法,两党理论是西方的东西,而中国一直是有中国国情的,不适用西方的两党政治。其言下之意,就是集权专制才符合中国国情,才是应该受到中国人民顶礼膜拜的唯一统治制度。

就统治而言,一党只沟通一部份公众,除了枪炮外,又没有其余足够的渠道,这样最终的结果是,执政党沟通不了全部的公众,其他民主党派又由于是友党或投票举手党而没有实际存在意义,这样就造成了公众和执政党的诸多对立,中间许多公权沟通不起来,没有足够繁荣的利益沟通机制。

如果有执政党(规定年限执政),同时还有一个或多个等待被选举执政的在野党,就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两党轮流执政,最大程度提高了在野党的监督能力,最低限度降低了社会动荡,杜绝了以战争形式进行政权更迭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

虽然,这个美丽的计划是由西方人最先实施起来的,但是,这个美丽的计划却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理论奠基的。有阳有阴、“阴阳交相胜”、阴阳才能达到均衡。所以,一切只有执政党(阳)而没有在野党(阴)的情况,就是只有“阳”的国度、就是不合“阴阳”之道的国家。

可惜的是,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伟大的思想,立即被强大的专制集权界定为异端思想。历朝历代,中国只有执政党,没有在野党。从此,政权更迭只有靠武装颠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现在,我们不能因为“千百年来秦政而已”,就认为两党(阴阳)思想是外来的、西方的思想。我们更不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理论在西方生根发芽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就拒绝认为两党民主思想奠基于我们中国。

因此,两党理论不仅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它属于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遗产。

四、两党政治是社会和谐的最有效途径

社会和谐的根本标志就是社会各阶级的意见能充分交流,最后以投票的方式决定谁向谁妥协。如落败的一方有意见,那么就必须重新调整方案,争取新一轮的多数票。

研究社会和谐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的条件,必须把重点放在分岐和共识的根源上。必须认识到,冲突与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而且必须保持平衡的。但是这种平衡,不是靠单方面的宣布,或一方对另一方在言论和身体上的杀戮来实现的。

一个国家社会里,无论执政者怎么努力,都是无法消除一切的不公正现象的。各种分歧每日都在产生,其最终形态其实就是人民的满意程度与执政者施政能力之间的矛盾。

于是,就有一些在野的知识份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民声音的代言人。专制国家,是不允许他们出现的,于是就有杀戮,于是就叫专制主义。民主国家里,他们组成的集团就是在野党。在野党和执政党,从一开始的任务就是力争代言大多数的民众,这样就能在下一轮竞选中获得多数票,其年限是连选连任不得超过8年。

稳定的社会要求冲突或分岐的具体化,以致出现围绕统治地位的斗争、对执政党的挑战和执政党的更替,但是,如果没有共识,即没有一种允许对政权进行和平“博弈”,允许“在野党”批评“执政党”的决策,允许“执政党”承认“在野党”的权利的政治系统,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

威权主义国家由于只有一个权力中心——执政党,而没有其他的团体足以与之抗衡;由于限制民众组党、限制民众办报,所以民众的利益就无法避免遭受来自单方面的损害。

这样的政治单方面掩耳盗铃式的宣称的社会和谐,不仅是令人绝望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

五、只有当人民手里真正握有选票的时候,执政党才可能是真正的公仆

公仆意识的获得不是因为政客们的思想觉悟高。古罗马的人民都知道一个道理,其实政客们争相为人民服务的原因,不是他们的良心发现,而是政客们想要人民手里的选票。

古罗马是一个共和国,他们在中国的孔子时代就发明出了民主的政治体制了。共和国国民每人手上都有选票。人民有选票,就会有想参政的富人来求你将选票投与他,他就得为穷人办事,办实事,办得穷人心花都怒放了,选票就给你了,你就可以拿着穷人选票,做执政官,施展你的政治抱负。人民有选票,那些还想继续做政客的政客们就必须在任期间认真做公仆。否则,人民的选票就不会继续投给他。这就是古罗马的伟大!

什么人愿意为人民办事情,做人民的公仆?人类历史上只有两类人在为穷人办事,甘心做人民的公仆:
一是宗教教徒,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救苦救难,通过救助贫困者,扩大信仰者,实现自己对神的承诺或获得心灵的提升。例如:佛教的普度众生,基督教的荣神益人。

二是需要选票的政治家和他们的政党以及以他们的政党为执政党的政府,他们通过为广大穷人办事,获得选民们的支持,以赢取选票,为自己参政和行政开道。

来自宗教的福祉并不能彻底解决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事务,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是行政组织。

但是,这些行政组织为什么会为人民服务?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仅仅依赖伟大的思想觉悟是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的。

公仆意识到底与谁有关?公仆意识到底与什么有关?答案只有一个,公仆意识与人民手里的选票有关。如果人民手里没有选票,或选票无能,那么执政官就不会是一个公仆,而一定是一个皇帝或一方诸侯。
没有民主体制,人民手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票,无论行政的优劣都始终是唯一的执政党,这就是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六、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改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

我多年研究1949年后的中国政体,发现不只是我一个人对这个政体不满意,在我之前的,以及在我身边的许多人也都不满意。如果仅仅是不满意,还不算什么,更严重的是,这个政体的很多创建者,后来既是这个政体的守护者和责任者,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

每当我看到这个政体下的受害者的史实,其受害范围从黎民百姓到国家主席,我就在想,我们国家的政体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和法制。而这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

解决的方法其实是存在的,只是执政党怕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保而不愿意采用罢了。这个办法就是向美国宪法学习。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也得靠这个东西。

向美国学习,应该理直气壮。比美国差,就应该承认我们的不足,特别是在民主宪政方面。回顾一百年来,对中国欺负最少的大国就是美国了。退回庚子赔款,让中国人到美国留学不说,八年抗战,美国的援助比苏联援助多得多!抗美援朝与美国打仗,是金日成和斯大林加给中国的。美国是第一强国,中国的发展和统一都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与发展也离不开美国。

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向美国的宪政学习,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建成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梦想,也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

七、中国的领导人还是得靠人民来选,不能再靠枪杆子和小圈子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制国家,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战争来实现朝代的更迭的,这是所有封建王朝的本质特点。任何一个王朝,哪怕再不会治理国家,都不愿意把江山拱手让人。于是代表新思想的力量只能通过武装力量来获取政权,实现朝代的更迭。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的家天下。孙中山在革命成功后,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走的三政革命路线。

北阀战争后,结束军政统治,百废待兴,国民党按部就班地实行“训政”。然而,就在一切欣欣向荣的时候,日本入侵中国,打掉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国民党被迫重新实行“军政”,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二战结束后,国民党立即从“军政”转向“训政”。而此时的共产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民主党,纷纷要求国民党实现“宪政”,即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先是同意“宪政”,后又认为 “宪政”条件并不成熟。于是中日战争后,开始了内战。最后,共产党取得胜利。

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没有人提到“宪政”的问题。1957年,民盟中央的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等领袖曾在共产党“党政”八年之际要求实行“宪政”,结果却被共产党打成“右派”,更多的民主人士被送入牢狱,迫害致死。从此,民主党派噤若寒蝉,“宪政”无人敢提。

当然,枪杆子和小圈子,有其历史的原因,但是,21世纪的中国,显然不能再继续这种家天下和党天下的专制制度了。今后,中国再也不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了,也不能靠枪杆子维持政权。执政党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维持生活的,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得代表民意和服从民意。

古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应该靠实事求是的本领,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接受人民的选择,来维持和完善政权。

八、民主制,作为人类最文明的科学管理体制才真正是三个代表

当前,困扰中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提到民主制度,马上人们就把她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其实,民主制是人类最文明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无论对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来说,民主制度都是人类生活的最好的管理体系。

首先,我们来看看生产力方面,民主制会选择最有效的生产方式,使用最有效的生产工具,促进最环保的生态环境。任何专制在生产力面前都无法实行如此美妙的技术控制。没有民主和法制做保证的市场经济是根本无法维持下去的,只会是黑幕与腐败的温床。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

其次,在文化方面,民主制必然选择人民最喜爱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一切反人类的文化,都会遭到唾弃。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先进的文化。

第三,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民主制可以在多党里实行筛选,选择能让人民的利益最大化的政党来为人民执政。如果不合适,人民也有权罢免执政党的执政权力,重新选择更好的政党来为人民执政。

民主制还可以消除人民对执政者的情绪化思维。目前在中国到处弥漫着一种人民对执政党不满而无法改变的情绪化思维。国家领导人和议员,如不代表人民说话,人民就不选你。人民手里的选票一定是投给那些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及其领袖的。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

民主制,不是革命口号,而是人类社会的最伟大的实践活动。民主制,代表着最优秀生产力,民主制也代表着最先进文化,民主制更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九、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我认为应是“改革开放加民主政体”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目前只实现了一个半。实现的一个是“民族”,实现了半个的是“民生”,还有一个还没有实现的是“民权”。民生问题,其实就是经济问题,而民权问题,其实就是政治问题。

孙先生时代的“民族”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靠的是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诸多针对满清的武装革命。当前中国,解决“民生”问题,靠的是改革开放。虽然民生问题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毕竟我们现在的人民生活要比以前好了,路上也没有随处可见的饿死冻死的黎民百姓了。说“民生”只解决了一半,是因为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巨大的,例如,贫富分化过于悬殊。一部份利用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先富起来的人,根本不想带动人民共同富裕。人民的生活本该更好些的,但是,由于大量的财富被先富者攫取和霸占,随着厂房、医院、学校、银行被大量出售,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不再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了。但是,人民的民主意识提高了。

现在,中国人民有了一种普遍的觉醒的认识,即对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与不公平、对理想变成荒唐、幸福变成痛苦的日益觉醒的认识,这种觉醒的认识,标志着“民权”时代即将到来。

经济和政治,是社会的两大最基本元素。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这种服务不只是促进经济的发展,也还行使了控制经济发展的道德方向的权力。在经济和政治的两者关系上,当代中国,存在着三种思维的差别。

一是以“经政皆左”思想,他们提出经济上使用“鸟笼”经济,反对改革开放,政治上他们主张回到高压专制时代。

二是以“经右政左”思想,他们认为经济上应该坚持改革开放,但是政治上主张“温和的专制”,即不打击民主思想,但是捍卫一党专政。

在这里,我要提出我的“改革开放加民主政体”的思想。我认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中国能快速追上世界发展潮流的基本前提。同时,在政治上,我主张人民有权根据各自的管理思想组建政党,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并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第一种思想无视当代世界的民主潮流。第二种思想无视“大跃进”、“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们还忽视了在单一政治的高压下,最自由的经济体制都是难有所作为的基本事实。

而我的看法是,凡是既搞市场经济又搞民主政治的国家都会繁荣富强、社会稳定,例如英美法德意日。凡是既实行市场经济又搞专制的国家,都走向失败,成为腐败的市场经济,引发社会矛盾动荡不安,拉美、印尼、中国均如此。

所以,必须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加民主政体”的思想。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与改制的赛跑,不改成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革命就会爆发。清朝末年,革命骤起,虽然有戊戌变法,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被革命一举摧毁。如今中国在政治上并没有进行任何导向多党竞选民主政治的改革,革命是在所难免的。

十、权力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多党竞选才能保证这样的制衡

如果严格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行事,人民将比现在幸福很多。但是,看看中国法律的实际执行情况,恐怕我们无法乐观。其实,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缺乏权力制衡。一党执政,恰恰就是取消了权力制衡。

“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权力必须要制衡,否则就不存在民主。任何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异化成人民的敌人。政党也是如此,一党执政,而没有在野党,这个执政党就不会受到制约的。两个以上的政党进行竞选才能互相监督、相互制衡。

制衡才能遏制权力的滥用。在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时代,政党的利益驱动就是为了获得执政权,执政党必须认真履行自己的竞选承诺,一心为民服务,争取连选连任,在野党千方百计地寻找执政党的错误和漏洞,在公开攻辩执政党的同时,修整自己的竞选纲领,寻求在下一轮竞选中胜出。制衡就这样产生了。任何一个政党执政时间久了,都会犯错,多党竞选、政党轮替才是人民的福祉。人民总是要选择对人民最有利的政党来执政。那些认为人民还没有素质搞民主的人,其实是把人民当白痴了。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人来为自己服务,这是生活常识,并不需要多少文化素质。

一党专政即使是天使也会走向邪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执政时代,由于他不受到任何制衡,发动了一系列的整人运动,这些运动造成了中国史上最大的伤亡,从“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到“文革”,在其掌权的几十年中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和质疑。结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由此可见,没有制衡的权力是多么的可怕,而且没有制衡的权力除了开始的三、四年,其后的时期一定是破坏性的,这样的例证不仅在中国,在世界的任何国家都会发生,如前苏联、北韩、古巴、前伊拉克等。

制衡除了强化立法、司法对执政者的权力外,还必须要建立舆论的监督权,历史上很多残害人民的暴君都是被舆论打倒的,可见舆论的独立作用是多么重要。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了言论自由,中国人民应该可以援引这一原则成立民办的报纸、电台、电视台。

十一、兑现半个世纪前的民主承诺,建立多党竞选的民主中国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其终极目标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性极大发挥。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这两个目标里,前者是经济,后者是民主。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两个目标不是一般指标性的目标,而是“两个极大”。从极限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说某目标是极大,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永远在路上。

例如,《大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其中的“至善”,就是一个极限,于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就在一条不断向善的路上。

如何才能使得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的人性在通向“两个极大”的路上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这是我们任何一个对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有使命感的人要充分思考的大课题。

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到当代欧美的多党民主竞选,在人类的这些千百年来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追求中,我们看到了不同执政观念的人民组党,然后进行多党民主竞选,是人类历史的主流。只有实施多党民主竞选的国家,人民才能在多党民主竞选中,获得最大的物质和人性收获。

人类的生活,也就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这“两个极大”在此三方面的运用为:

经济上实行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让人人都有生活保障,这样才能使得大家都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在政治上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让各类对国家对民族自认为是最大效力的政治观点能得到人民的选择,这样才能使得人民从各类观点的竞选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在文化上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民主政策,使得各种文化都能进行充分的辩论和展示,这样才能使得人民在各种文化中得到思想上的休息、训练和前进。

全民福利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民主制的政治制度建立起来,多样化的文化建立起来,这样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不是在追求社会的财富和政治的特权,而是追求人自身的发展,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恰恰是共产主义最根本的含义。

那种认为,经济上我们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而政治、文化上我们搞一党专制、独裁统治的思想是极其反动的。我们的确需要发展生产力,但把我们的生存目的仅仅解释成是发展生产力,把人作为发展生产力的一种资源去加以配置,变成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手段,就已经彻底的背离了人的本质,而把人变成了经济霸权和专制统治的奴隶。

所以,除了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多党民主竞选制度。当今中国的所有社会矛盾已经聚焦到当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回答黄炎培的那个主题——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上了。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民主。”

这个问题在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思考过,但是,他们最后却更多地担心他们的执政地位被其他民主党竞选掉,而在1957年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反右运动”,把要求多党民主竞选的民主党人打成“右派”,无数民主人士被迫害致死。

现在到了共产党人兑现共产党人对黄炎培的承诺的时候了,这个兑现虽然迟了半个世纪,但是这个兑现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拥护的。这个兑现,就是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中国。

十二、国民党已经还权于国民了,共产党人也应该与人民共选

一般人都知道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在社会发展中实际运用的顺序是民族、民生和民权),也知道孙先生还有一个走向民主的“三政路线”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但是,很少有人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思考。

我认为,孙中山的这两个思维是根本不可分开的,其实质是认为解决民族的问题(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必须依靠军政,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靠的是训政(一党专政),而让百姓拥有民权,靠的是宪政(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

国民党是靠暴力革命驱除鞑虏的,后又用国民革命军平定了军阀混战,所以,这段时间应该属于军政。暴力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暴力,是没有办法而为之的革命行为。

但是,暴力由于其手段与革命对像实施的手段完全一致,且暴力极易产生新的独裁专制而历来受到人民的高度警惕,所以孙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暴力。

孙先生认为,未来社会的前进,靠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宪政,即多党竞选。但是,军政之后,必然需要恢复因为战争而遭受破坏的社会建设,这个时期直接进入宪政,无论经济条件还是民智条件都是不够的,于是,在军政和宪政之间,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孙先生安排了一个训政步骤。

训政时期的特点是发展教育、开发民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其实是民生的内容了。但是,历史和中国开了一个残酷的大玩笑,国民政府的训政受到来自日本的严重破坏。日本人的枪炮打碎了中国人的强国梦。

等到1945年战争结束,中国的战争资源已经完全耗尽。此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民主党派一起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宪政。而国民政府认为战争刚刚结束,还不够宪政的时机。与此同时,前线因为受降问题发生国共冲突,最终爆发内战。

1949年,共产党颠覆了国民政府,并把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执政党)驱逐到了台湾。

国民党流亡台湾后,重新走了一遍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政路线”。首先,于1949午5月l9日颁布了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况,实行军事管制。显然,这就是军政。其次,是封锁大陆消息,严禁一切违禁的言论、出版和罢工、游行等活动。1950年7月,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案》、将一些党政元老、军事将领、派系首领排挤出决策圈;全面更换旧有的党政系统;整肃党内旧有的派系。黄埔、中统、CC、政学系等皆被清除。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整顿各级组织,进行党员登记,发展新党员,培植起一批拥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新实力派,建立了蒋氏父子对国民党的绝对控制权;经济上进行了财政整顿,改革币制,稳定物价,同时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这就是训政和民生。

在 1986年 3月国民党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调整“中央民意机构”、进行“总统”集体接班的部署等等。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随之李登辉执掌党政大权。李登辉在 1990年5月宣布开始“宪政改革”,对旧“法统”进行改造。从1990年至2000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六次“修宪”,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总统”由台湾地区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此举就是台湾的宪政。

国民党最后还权于国民了,共产党也应该尽早与人民共选。目前的情况是,极少数的先富权贵控制着全社会90%以上的财富。同时,人民还无权与共产党人共同竞选执政党地位。

事实证明,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政路线是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有效道路。

十三、前苏联解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对中国有借鉴作用

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不断地有人在反思前苏联解体的教训。其实,前苏联的解体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人类社会走向民主的一个环节而已。

前苏联是苏联共产党在沙皇俄罗斯时代使用暴力革命建立的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坚持认为共产主义可以在一国先建成,而马克思却一直认为共产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整体地达到最高级阶段以后,再经过暴力或非暴力,全世界一体进入共产主义。

马克思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建立在大量的社会调查、精确计算和革命实践的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两个特征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性极大发挥。而这两个特征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才可以实现。

但是列宁却错误地认为击败俄罗斯沙皇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而根本没有考虑物质是否极大丰富和人性是否极大发挥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也犯了完全相同的错误。毛泽东也根本没有考虑物质和人性的问题,而错误地认为只要把国民党政府推翻,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在这一点上,前苏共和中共犯了同样的错误。

列宁最严重的错误,就在于他认为只要建立了共产党政权,就可以发展共产主义经济,而完全忽略了共产主义经济是人类历史全部经济的积累。毛泽东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列宁在苏联搞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毛泽东在中国搞了大跃进。结果是,苏联人民造反(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和士兵叛乱),而中国人民饿死。

出现问题之后,列宁立即用新经济政策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这就是列宁的伟大之处。他意识到自己错了,错在走的太快了,而忘掉了建设共产主义需要物质积累。所以,新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列宁的一本书名说出了他对他的错误的认识,这本书叫《进一步、退两步》。

可惜毛泽东并没有认为大跃进是错误的,相反,中国在饿死4000万人之后,没隔几年毛泽东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结果更多的人死于非命。

前苏联和中国之所以发生这么大这么多的灾难,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有效的制衡机制,即在野党的缺位。事实上,作为在野党,其神圣职责,就是对执政党的批评和言说。

列宁死后,斯大林成为一党专制的主人。他立即废除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使苏联再次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随后的几十年,苏联和中国分别都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人民的生活一落千丈。

与此同时,腐败官员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却越来越多。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在一党专政的开创时期就普遍存在的,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人民的积怨越来越来深,直到人民想要让这个伟大国家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1991年1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七十余年之久的苏联国旗落下了。

目前,俄罗斯国家在民主体制下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俄罗斯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 前苏联发生的事情,对21世纪的中国是有启迪作用的。

十四、 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区别

中国自古以来就发展出一套很成熟的帝王学问,这就是民本思想。这是维持君王统治的法宝,也是封建专制主义有效对抗民主思想的法宝。

近现代乃至当代,封建专制者为了反对民主体制,而有意误导人民,称“民本思想”就是民主思想,而中国人民错误听信了统治者的洗脑,这种状况使得中国一直处在专制主义统治下。

民本思想,说白了就是封建君王把自己的极权统治当成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大事,从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封建帝王权术。帝王们认为,人民温饱了,于是就不造反。

早期人类生活资源极其匮乏,人民随时处在饥谨边缘,封建帝王的这一用粮食换执政地位稳定的办法无疑是让人民吃上饭的好政策,受到人民的爱戴。《尚书五子歌》记载:“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段文字一方面强调了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重要,体现了对民众价值的深刻认识,一方面也设定了国家治理的终极目标——“邦宁”,对我国的封建政治产生了千古如斯的影响。

战国思想家荀子亦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论述。孟子也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提倡“王道”政治,目的是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君与民同忧,同乐。

夯实“民本”这个基础,政治统治就会稳固,社会就会安定。由于“民本”与政治休戚相关,千百年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思想一直为政治家所笃信、所力行。

隋末唐初,连年征战,人烟断绝,鸡犬不闻。唐太宗深知,如果不顾民众死活,横征暴敛,最终必如隋炀帝那样自食恶果。他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百姓)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务农》)他还曾经在《贞观政要君道》中形象地阐述过这一观点:“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这些话都明确地表明了唐太宗民本思想的本质:如不能“存百姓”,“则兆庶非国家所有”,就不能达到维护正常的统治秩序的目的。

很显然,民本思想,其本质只是封建帝王的权术而已,其目的在于用粮食维持统治。维持统治古往今来有两种方式,一是军事镇压,一是经济诱惑。民本思想,属于后者。当然,所有的封建帝王都不会放弃军事镇压的方式来维持统治,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镇压。但是封建帝王也发现,中国人民的反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粮食问题。在粮食问题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的时候,先吃上饭比“持不同政见”要来得实在些。

与其等到人民因为缺衣少食而造反的时候,帝国再派兵镇压,还不如先让人民吃上饭呢。毕竟吃上了饭还造反的人是少数的。于是,聪明的封建帝王,就开始落实这一思想,并美其名曰:“民本思想”。其实所有的帝王很清楚,这个“本”永远都是帝国统治的稳定。

帝王的民本思想,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生问题,但是其目的还是为了维持其专制统治。中国已经进入了21世纪了。人民再也不是只为了吃饱饭的“民生动物”。人之所谓被成为人,是因为其有思想和精神。国家有养活人民的责任。但是,不可以认为国家的责任只是喂饱人民。

其实,当代中国的问题早就不是古代的那个是否能吃上饭的问题了,而是是否能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问题了。也就是说,现在人民已经把“民主”当成是维持民生的最重要手段了,而不是靠“明君”的名“民本”而实“帝王”的统治权术了。

“民生”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必须解决的中国实际问题,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绝不能成为我们不推进民主的理由。

十五、取消工人罢工权力的执政党绝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上几周,中国又发生多起罢工事件。罢工是劳资对抗的一种形式。这里的劳资双方是指劳动者和投资方。最近的工人反对资方的这些罢工主要针对的是资方的克扣工人工资、侵吞工资财产、没有劳动保护或其他侵犯工人权益的行为。例如,湖南江永国有有色矿因矿长每年从股份制企业公款中私吞260万人民币,工人不满开始上访,并在一个多月前罢工,10月3日,8名罢工工人被捕。10月10日,吉林长春市100多名出租车司机罢工,并到区政府请愿。反对把个体司机纳入私人公司统一管理,以免额外缴纳大笔管理费。10月14日,江苏省昆山市一家外资电子器材公司发生大规模抗议事件,员工因长期接触有害物质,有数百人的健康受影响,还有人因此患癌症死亡。员工要求厂方补偿医药费被拒绝后,全厂近2000员工集体罢工,并发起示威活动,多人被捕。

关于工人是否可以用罢工的形式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的问题,我查阅了中国宪法。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78年宪法都有关于罢工自由的规定,但是很遗憾的是,罢工自由被现行宪法(1982年)删除了。
工人,就是做工的人。不到工厂工作就没有工资,就无法生存。而为什么工人不愿意到工厂做工呢?不到工厂工作有几种情况,一是“跳槽”,指工人找到了新的更好的工作而不到原单位工作,例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和人际关系;二是“罢工”,指工人还继续要求在本工厂上班,但是却要求提高工资或改善工作环境、劳动保护等。

中国人是最善良的人民,不到逼不得已是不会“罢工”的。更何况人民反对的还是做了坏事的资本家,我就想不通,人民和资本家的斗争,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为什么要制止呢?“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到底是要帮工人呢,还是要帮资本家呢?

现在,有很多根本不想和人民共产的“共产党员”,自认为几十年前利用工人的“罢工”得了天下,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他们把持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不帮工人与资本家做斗争,相反却与资本家穿一条裤子,或自己就充当资本家欺压人民,骂群众,压群众,而且人民想选择执政党他们也不让选,那么,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愤怒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十六、必须构建以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国民教育文化体制

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管理技术极大丰富了管理学的知识宝库。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可以取代中国文化。让马克思主义这一只有200年不到的德国思想来指导具有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也是荒谬的。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绵延不绝,是中国各族人民祖祖辈辈在共同的地域、语言、心理等基础上所形成的民族精神。

中国人亲切把有关中国文化的学问称为“国学”。 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尔今普及国学知识、推广国学思想乃势之必期而理之最明者也。国学的宗旨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

国学是一个国家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知识体系,其目的当然是为人民服务的。至于所谓的国学糟粕,其实来源于被专制统治者利用之后发布的伪国学。这个伪国学,才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说的字里行间流露着的两个字“吃人”。

所以,鲁迅等一大批五四文化青年反对的根本不是“国学”,而是封建专制统治者的“伪国学”。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批孔”,其实都搞错了对象。在这点上,鲁迅和毛泽东是犯了同样错误的。

现在,全世界各国都意识到国家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标识,是一种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最宝贵的文化财富。可惜的是,大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宪法规定了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新思想来指导中国人的一切思维,以至于国学在中国成为一种“异在”,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越来越少。

目前,学国学的人却越来越少,而且错误地把国学当作封建糟粕加以批判和排斥,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作为一位长期研究国学的学者,我上书两位领袖,必须尽快研究构建以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国民教育文化体制。

中国人当以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国学,至于西方的新思想,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不可以用西方新思想来限制、打击或消灭中国传统文化。

研习国学,推进民主,正是当代知识份子应当敢于正视和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在,过分强调和依靠一个生长在异域的德国思想已经无法光大中国这个已经不容乐观的民族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华文教学体制。

十七、台湾问题只靠一国两制是不够的,恐怕还得走联邦宪政道路

香港、澳门问题解决之后,中国最大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了。

其实,香港和澳门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香港和澳门是租界地,香港的期限是99年,而澳门的期限是永远。1997年,香港在到期后,英国把香港还回了中国,随后葡萄牙放弃了永远租用澳门的权利,也把澳门还给了中国。

台湾问题,才真正算个问题。台湾问题是内战造成的。海峡两岸都是中华民族。

台湾问题的所在是现在政体上差距太大。大陆是党政专制体制,而台湾是民主宪政体制。我认为,台湾问题上有三个问题要把握好:

一是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动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二是大陆的经济要奋起直追,大陆一直穷下去就永无希望。
三是在政体上大概一国两制还不够,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联邦制宪政之路。
大陆经济上强大了,政治上又是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宪政体制,台湾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十八、民主体制可以警惕并阻止权贵者用眼前利益劫持我们民族的未来

没有监督的体制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它关注眼前利益而无视民族的未来。对此人民看在眼里却由于没有民主体制而一筹莫展。

例如,一些发达国家的人民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反对本国政府在本国生产有毒的化学工业产品,而充分运用民主体制赋予人民的权力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对行动。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在人民的压力下,撤消或销售掉这些有毒的化学装置。

这些发达国家的有毒装置的巨大利润空间,被中国的权贵者看中,于是这些装置纷纷进入中国。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会像中国一样,主动要求接纳并消化这些有毒的化学工业。例如,一时间中国的多个地区(厦门、南京、海南等)竞相上马了PX项目。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100公里外开发,而中国根本不考虑其装置的危险性,把这些项目纷纷建立在交通方便的大城市里。

中国的权贵者为了获得更大量的货币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奢侈需求,他们不惜牺牲国人的健康和民族的未来。

PX全称“对二甲苯” (Dimethylbenzene),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而且遇氧只需27摄氏度就会爆炸。受到对二甲苯蒸气的慢性中毒能够引起神经错乱、头痛、嗜睡、作呕、血液组成起变化。人吸入71.4g/m3短时致死。当然,南京的人民群众一再被告知“国家有关部门会确保不发生爆炸和泄露事故”,但是,谁能保证没有意外呢?

厦门的PX项目离市中心只有6公里,厦门人民由于没有民主体制无法对政府进行有效的控制而不得不用全体市民到市政府门口“集体散步”的方式表达人民的意愿,最后迫使该装置“缓建”。

南京px项目的位置在离南京市中心大约20公里的栖霞山附近(南京炼油厂的厂区),距离长江不到1公里。一旦发生问题,南京及下游的居民饮水就发生问题。离此装置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是南京市民每年金秋最喜欢去的栖霞山,此装置离仙林大学城不到3公里,大学城里有10所全国重点大学。炼油厂的生活区里还有幼儿园、小学、中学、职工培训中心和范围很大的家属区,附近有栖霞镇、尧化镇等等,国家经济开发区——新港也就2公里左右。

和厦门比起来,南京的px项目更可怕,这种剧毒化工装置一运行,南京意味着放了一个原子弹。

其实,关于这类工程的选址,当地政府完全可以按照国际标准(人群居住地以外100公里以外),但是权贵者根本不考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也不管后代的身体健康,更不管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只考虑便捷和成本低廉。

他们的这种短视态度,其实是一种蔑视民族未来的可怕思想。他们只关注他们的当前利益,并用这一当前利益来劫持了本民族的未来。

人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没有民主体制进行反对。
 

以上是我关于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全部思考。

综上所述,中国的社会问题的一切症结就在于体制,我想,很多国人一定和我有一样的想法。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现有体制下中国的社会问题根本无法得到根治。

于是,我提出这样一个政治模式。其目的在于,在确保人民的福利不受侵犯并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人民能够根据各自对幸福手段的思考而组织成各自的政党,然后,公开各党的施政纲领,在更大规模的范围内,让全体人民进行选择。所有各党必须是以促进国家发展、提升人民幸福为己任的。各党的宗旨只能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服务手段却可以多样。至于哪种服务手段好,最终的裁决权在人民的选票。

也许,我的思考和我的设计,实施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但是,上书是任何一个爱国小民的责任,也请两位领袖衡量中国的实际情况,客观地分析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作出贵党神圣的抉择。

历史会对两位领袖及贵党的抉择作出公允的评价的。

(转自郭泉教授的个人博客)

郭泉,男,1968年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国企干部、南京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法院干部。
199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99年至2001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2001年博士后出站之后,留校任教。担任文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任文学院研究生班主任、成人教育办公室主任,院长助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等职务。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联系办法: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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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http://guoquan.vip.bokee.com email:duidui6390@sina.com

吴雪儿: 中共在香港蒙面渗透媒体大揭秘

【大纪元11月14日讯】中共在海外通常通过当地知名人士帮助中共收购媒体,这样既可隐瞒中共的身份又可将中共的舆论宣传和控制延续到海外。

罗德丞接受中共资金出面办媒体

本来没有兴趣办杂志的罗德丞,为了要在九七前几年有所表现,想在那几年“找一份不招惹是非,又能独善其身、尽显所长的工作”,加上本身是从新闻界晋身仕途、当时为港澳办主任的鲁平,曾经问罗有没有兴趣搞媒体工作,最后才兴起搞杂志的念头。

于九二年创办的《香港之窗》前后不足三年已经把第一次贷款的八百万花得七七八八,于是罗德丞着其助手高继标去函李鹏总理,要求再次拨款支持。覆函两个月后下达,中国银行再次贷款六百万美元,但声明这是最后一次贷款。

在要求第二次拨款前,罗德丞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香港之窗》成立三周年庆祝酒会,邀请的主要是中宣部和港澳办的官员及国内新闻界的朋友。李鹏没有在酒会上露面,据北京政圈传闻,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对李鹏第二次批款给罗德丞有意见,认为在香港特首人选未定之前,中共不宜采取和制造有误导性质的举动和讯息。高继标接着写:“后来,江泽民属意的果然不是罗德丞,可以反映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如何诡谲。”

罗少爷触怒了鲁平

中共直接资助的媒体,一切言论的导向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不过,罗德丞的少爷脾气所养成的口没遮拦的习惯,曾经有一次在其专栏《香港日记》中批评港澳办在某事情上未尽全力,因此触怒了鲁平。随后当鲁平见到罗德丞时当面质问他说:“你为什么骂我?”场面非常尴尬,从此,鲁平与罗德丞的关系就大不如前,高继标分析:“大概鲁平收到风声,江泽民属意的行政长官是董建华而不是他(罗)。

高继标指杂志少了鲁平的关照,内容欠缺深度,更谈不上什么一手大陆内幕消息,除了罗德丞偶尔动笔的《香港日记》较有瞄头之外,其余的评论和专题大都老生常谈,乏善足陈。《香港之窗》最终在弹尽粮绝的困境下,于九六年十一月(在董建华当选特区行政长官前一个月)仓猝停刊。

《香港之窗》仓猝停刊 中共再蒙面办《紫荆》

《香港之窗》是办成像一个中立的英文媒体,而且是由企业家办的,较《香港之窗》晚一点发行的《紫荆》对外来讲较神秘,其实也是中共直接资助的。《紫荆》当时是新华社办的月刊,港人也不认识当时的编辑,有媒体人称之为:“完全是一本伪装的香港杂志”,是新华社的官方杂志,只是增加了一点与香港有关系的内容。

中共办《紫荆》的原意是希望在香港成为一本主流杂志来影响香港市民的观感,早期还有印刷发行,但因为内容全是官腔,其主要论调是要香港稳定,至于政治发展就要慢慢来,而国内官僚的世界观与港人的完全不一样,最后没有起到如期的影响,现在已经没有在市面发行,只维持网站。

除了《紫荆》外,现时属于中共直接资助的杂志还有《中国评论》。

中共在港蒙面办媒体耗资庞大

八一年之前,香港有四本左派杂志:《争鸣》、《七十年代》、《镜报》和《广角镜》,当时台湾方面将这四本杂志定性为“中共的外围杂志”。意即非中共直接办的,而是中共支持、赞助,由亲共人士办的,资金不一定是中共给的。当时左派的广告公司帮这些杂志提供很多广告,实际上是用这种方式变相资助。其中《广角镜》有军方总参背景。《广角镜》最早期是由全国政协委员翟暖晖创办。翟暖晖退下后,在发生六四屠城后,观点有所改变,他于二零零三年更出来参与反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大游行。当华国峰和邓小平进行权斗时,这四本左派杂志起到了作用,帮邓斗走了华国峰而立了功!

这些杂志虽然亲共,但偶尔会表现一下自己有一点点的独立性,中间有揭露中共官员的丑行,后来《七十年代》和《争呜》批评四个坚持,得罪了邓小平。一开始是四本杂志一起被禁止进入大陆。

《争呜》的温辉和《七十年代》的李怡都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政协委员,所以两本杂志被禁后,一直都没有再在大陆发行。

中共后来有区别地对待《镜报》和《广角镜》,是因为《镜报》的徐四民是全国政协委员,《广角镜》的翟暖晖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他们好沟通,因为是政协委员,知道自律,所以八零年底禁止这四本杂志进口,到八一年底解禁了那两本《镜报》和《广角镜》。

对于中共在香港直资办媒体,据资深媒体人的保守估计,《文汇报》、《大公报》及《商报》每年亏损约三亿;还有一些叫“尾巴报”如《星岛日报》,中共会透过广告或其他形式资助,每年可能有五千万;电视台方面有凤凰台,一年可能要用上二亿。

杂志方面,《紫荆》由于是网站,一年可能是五百万港币的开支,而《中国评论》加上其他的杂志如《镜报》、《广角镜》最少也要约七百万。

当然,上述是基本上公开曝光的中共在香港媒体方面的活动,还有相当部分中共在香港媒体业更加诡秘的渗透和收购鲜为人知。

渗透和施压港媒

中共直接办的媒体对社会的影响不大,有资深媒体人估计中共办的媒体包括以上提到的杂志及三家报纸:《文汇报》、《大公报》及《商报》加在一起的影响力约有三成,反而是以渗透方式影响主流媒体所起的作用更大,而中共透过收买和渗透成本要比直接办媒体便宜。

《明报》貌似中立,不过,据消息人士指,早些年《明报》就曾三次派出工作人员到中央党校参加由中宣部举办的培训班,其中一次更多至五名人员,当中包括《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明报》总编辑张健波。会参加该种培训的人员包括香港左派传媒《文汇报》、《大公报》等重要员工。培训班的作用包括拉好关系,也会有一些报导指引供“参考”,还有组团请媒体界去旅游、访问、请饮请食。

香港的左派传媒于九六年就成立了一个叫“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现任的联会主席为香港《文汇报》董事长兼社长张国良。《广角镜》董事、督印人及总编辑鲁薇为该会的副秘书长,身在海外的查良镛是该会的荣誉主席。该会的理事中包括自由撰文员刘锐绍及《信报》月刊总编辑文灼非,因此,消息人士认为,除了《明报》之外,其他的港媒也很有可能曾经派员参加过类似的培训班。

去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于二十八日晚设宴款待了香港媒体高层访京团,这是香港回归以来,内地与香港媒体最高规格的交流。

经常和香港媒体打交道的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李冰等也出席了当天的晚宴。

中宣部港媒高层座谈会名单方面:
内地主要官员  

吉炳轩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王 晨 人民日报社长
南振中 新华社总编辑
龙新民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李东生 中宣部副部长
李 冰 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
张晓明 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
田 进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
杨 波 中央电台台长
赵化勇 中央电视台台长
翟惠生 中国记协副主席、党组书记
郭招金 中新社总编辑

港媒高层成员

团 长:
陈永棋 亚洲电视行政总裁、全国政协常委  
顾 问:
李 刚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
副团长:
李祖泽 香港报业公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张国良 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席、文汇报社长、全国政协委员
关 伟 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主席、亚洲电视高级副总裁

团 员:  

卢永雄 星岛新闻集团行政总裁
叶启荣 新报社长兼总编辑
叶德辉 成报社长
张健波 明报总编辑
陈景祥 信报总编辑
周 庆 大公报总编辑
陈锡添 香港商报总编辑
汤锦标 虎报总编辑
刘志权 南华早报执行总编辑
苏伟雄 经济日报副总编辑
邹汉儒 中国日报香港版副总编辑
陈卫中 都市日报总编辑
卢觉麟 am730总编辑
崔 强 凤凰卫视常务副行政总裁
赵应春 有线电视执行董事
余统浩 亚洲电视营运总裁
袁志伟 无线电视助理新闻总监
罗 灿 NOW宽带电视首席副总裁
陈淑薇 商业电台新闻及公共事务总监
赵国安 新城电台总编辑
冯玉莲 香港电台新闻总监
刘伟忠 紫荆杂志社长兼总编辑
刘大庆 经济导报社长
林 文 镜报副社长兼总编辑
鲁 薇 广角镜总编辑
潘耀明 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
文灼非 信报月刊总编辑
许 平 资本杂志副社长
李孝谆 香港中国通讯社总编辑

今年的三月廿七日,由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和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协办的河北.香港媒体高层访谈会,在香港君悦酒店特首厅举行。

原香港新华社就是特务机构

九七之前,英国政府不允许中国有任何政治机构在香港,但允诺中共设立官方的通讯机构新华社在香港,因此,中共就把办公室一起挂到新华社,所以当时的新华社内部是有两个部份,一个是党委,与新闻部无关的,另一个就是通讯社。回归后中共就设立了中联办,新华社就继续做其通讯的工作。

有资深媒体人说,新华社本身就是特务机构!香港、纽约新华社肯定有国安部的人。基本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派驻海外的记者起码有超过一半都有类似的身份,不是真正的记者:“间碟较常混在两种身份中,一个是外交部、大使馆,做参赞,第二个身份就是新闻记者,因为这些身份比较容易掩护。”

“如不改变方向,采访机会越来越少”

除了香港外,中共对世界舆论也一直进行渗透和影响。《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在《开放》九月刊撰文的《来》中就提到在日本五大报当中:四家不同程度的‘赤化’,反美亲倍,甚至有毛派在报馆掌权。对旅人统战,更是不言而喻,知情者下二十种大小华文刊物,除《大纪报》外,都先后变成了爱国的侨刊日本媒体《产经新闻》一位驻北京女记者,去年就曾因为披露中共青藏公路对环境及古代建筑文化破坏,以及在宗教方面,中国地下宗被打压,当局逮捕了两千名教徒等消息,遭中共外交部点名批评,要求她应该正面报导中共消息。

在该记者的博客网中提到了中共外交部说明,指《产经新闻》总是报导负面新闻,所以人家不接受采访。如果不改变方向,采访机会越来越少。她说,也许这就是国际社会所说的“权力带给采访压力”。她质疑《产经新闻》记者的中国签证总是需要很多时间或与此有关。

中共的舆论渗透也远伸到东南亚,印尼中国领事馆去年就邀请了七十位印尼记者到中国采访。中领馆还对外表示,今年要请更多的记者到中国。当地印尼媒体的中国消息通常都是一个来源就是新华社,因为那是免费提供的。

华文媒体将出现新局面

随着中共面对国内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贪腐问题、党内斗争激烈、宏观调控失效等连串问题,中共在舆论控制方面未必能够继续投入大量资源去维持,到时候世界的华文传媒生态将会出现新的局面。 @*

(本文转载自第43期《新纪元周刊》焦点新闻)

优昙婆罗花 大陆各处不断(二)

【大纪元11月14日讯】盛传三千年开花一次的优昙婆罗花的神奇小白花,在大陆各地不断涌现。

自1997年,韩国媒体首次报导京畿道仪旺市清溪寺开出“优昙婆罗”以来,优昙婆罗在包括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地处处盛开。这个名为优昙婆罗花的神奇之处,是她大多数在世间植物根本无法生存的地方及不显眼地方,如佛像、钢管、玻璃等上生存开花。佛经中说优昙婆罗花是天花,是吉兆,预示转轮圣王下世。而且说能看到此花的人有福。

由于形状近似虫卵,也被一些昆虫学者指为普通的虫卵,近期大陆的一位记者特地请一位昆虫学者前往一同拍摄采访,证实了这个小花的神奇之花。报导说,任由搓拈捏小花,但这个神奇的小花,却像吹气球一样神奇的恢复了原状。记者指出,如果是虫卵早就被这位昆虫学者挤破掐断。

唐山市发现优昙婆罗花

11月10日,唐山市一居民在自家铝合金窗户上发现了两族优昙婆罗花,这是继8月31日,优昙婆罗花在唐山某县首次被发现以来,再次出现。

优昙婆罗花长在高校宿舍阳台玻璃上 可再生

据大纪元读者11月14日投稿,四川成都市某高校学生宿舍阳台门玻璃上出现优昙婆罗花,并且一个月前就发现有该花出现,并长在透明玻璃上朝向屋内(见图片),但不知是何物?最近在网上无意看到优昙婆罗花的报道及其网络照片,才知道是传说中的奇花,分别于2007年10月28和11月11日拍照,并在光学显微镜下利用偏光和反光照得花朵和花茎的形态。并发现该花具再生现象,曾一度擦过玻璃,后又长出,开始一共有39朵。约40多天后仍有23朵。该花引来无数师生前来观看,无不称奇,青年学生纷纷上网查询该花来历、特点和佛教中的含义和预兆。

北京居民塑料壳上长出优昙婆罗花

据正见网11月7日报导,北京市大兴区一居民家门口楼道间房顶的烟感器的塑料外包装壳上长出了优昙婆罗花。

陕西大荔开在门上的优昙婆罗花

2007年10月21日,陕西大荔一民居门上开出了一串优昙婆罗花。

户主表示:2007年10月21日下午六时,我偶然发现。只因为太小了,所以不注意是很难发现的。我数了一下,一共有31棵。大约有两厘米高。根犹如发丝一般,用手摸上去,感觉还挺结实的!花朵只有就像针尖或者顶多只有鸡冠花籽那么大。太奇妙了!我用鼻子闻了一下,没有闻出什么味!(我的鼻子也不灵敏)

对了是一小蔟儿!大约长势是立的长方状。颜色透白。非常可爱!就是网上所说的三千年才开一次的优昙婆萝花。与网照所拍的一模一样!

延吉市菜园里西红柿上开出的“优昙婆罗”

自7月10日,延吉市交通文艺广播电台首次报导了延吉市一辆面包车后面档风玻璃上长出一种“奇花”后,延吉市又有多处开放此神奇的小白花。

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大量报导,报导了大陆多处涌现的优昙婆罗花的情况,如:
6月17日上午,沈阳皇姑区一居民家菜园的的主人丁大爷在钢管上也长出白色小花的“优昙婆罗花”。

山东烟台某幼儿园内的月季花丛中发现的“优昙婆罗花”。

家住青岛洞庭湖路5号的王先生意外发现,其家里的玻璃上竟开出60多朵白色小花。

羊城一住户9月上旬发现在女儿上学用的自行车上及车棚多处发现“优昙婆罗花”。

10月26日,辽宁省兴城古城外一民宅的铁门上长出了19株奇特的优昙婆罗花。铁门上的19个眼,长出19株花。

10月20日一位深圳市民灾莲塘的一个小区的儿童游乐场的滑梯扶手上,发现了37朵优昙婆罗花

最近吉林省农安县多处发现三千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一处开在园子里的黄瓜上,有几十朵;一处开在小苹果树叶子上。

10月24日安徽合肥市望江西路朝阳工业区内的安徽远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一位工作人员突然在办公室走廊的窗户上发现几十颗细小的“优昙婆罗花”。

10月27日北京市民李先生于北京朝阳区东八里庄附近一处电话亭上,不经意发现了一簇米粒大小的洁白小花,在金属电话线上盛开的“优昙婆罗花”。

10月23日,武汉一户人家发现自家花钵侧面长出优昙婆罗花

中共监狱草菅人命 魏世均生命垂危

【大纪元11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陈净娴综合报导)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摄像师、法轮功学员魏世均,遭中共警察蹲坑绑架,在未经任何过程下,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单方下达审判书,冠以“散发真像传单”和“预备插播罪名”的所谓罪名,于2003年非法判刑11年半。目前,魏世均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前进监狱遭受迫害,致使他肝肾功能出现严重病态,生命垂危。魏世均家人据理力争保外就医,但前进监狱拒不按规定办理保外就医。

原本身体康健的魏世均,在非法关押期间遭受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迫害,致使身体虚弱,后来查出患有乙型肝炎,且处于传染期,于2004年2月被移送金钟监狱非法关押。在金钟监狱,魏世均被查出同时患有肾炎,尿检中有红血球,尿蛋白一个“+”号。可是,狱医在监狱官员及狱警的唆使下,违背医生的职业道德,以“金钟监狱只有针对肝炎进行治疗的条件,而没有针对肾炎进行治疗的条件”为由搪塞,不给魏世均进行针对性治疗。

2004年4月经体检,魏世均的肝功能、肾功能指标还没有恢复正常,只有“转氨酶”一项血液指标有下降,在此种情况下,金钟监狱却把身患乙型肝炎传染期的魏世均,又送回到北京市前进监狱继续迫害,而且并不把魏世均与健康人隔离。

2006年3月体检时,发现魏世均尿检中的尿蛋白三个“+”号,红细胞三个“+”号,在异常的尿检指标下,所有专科医生都会判断出,魏世均可能有生命之忧,医学专家对这种严重症状的建议通常是要绝对卧床休息,但前进监狱仍让魏世均参加强制奴役劳工和摧残人精神信仰的洗脑灌输。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中共监狱的警察不得不停止强制奴工魏世均。可是,魏世均的家人为了让他身体早日康复,向前进监狱申请保外就医时,前进监狱却在两项指标三个“+”号的体检报告上批复说魏世均“无明显病容”,不许保外就医。

事隔一年半,现在魏世均因肝、肾综合病症,尿蛋白、红细胞指标异常,血压低压高达一百,头顶的头发和槽牙几乎掉光。前进监狱作为国家政府部门,不但公然表示不能提供治疗,还拒收家属送去的保肾药品,并再次拒绝家人要求保外就医的申请。前进监狱明知魏世均生命垂危,见死不救,他们这种企图谋害魏世均生命的做法,令魏世均家人愤慨。

魏世均是家中独子,家里的顶梁柱,仅有一妹,父母年近七十,身体虚弱,妻子许焱丽原北京地质大学英语教师,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被地质大学开除,失去了生活来源。身有残疾,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艰苦度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不仅仅是对法轮功学员这个群体的迫害,每一个法轮功学员背后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迫害往往摧毁的不仅是一个生命,也许整个家庭都因此而面临解体。通过魏世均的事例看出中共监狱这种无视生命、残虐迫害、无辜的杀人残酷本质。

据明慧网报导,魏世均,男,41岁,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1992年开始修炼大法,2002年7月被北京市石景山区警察蹲坑绑架。从那时开始,魏世均与黄健、马晋、李开等共六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迫害长达一年之久,2002年的冬季寒冷非常,但是看守所却无理阻拦家属送冬衣,致使魏世均在看守所被迫穿着夏季衣服度过寒冬,不仅如此,还要承受非人的电棍电击酷刑,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被非法超期羁押一年,受尽酷刑迫害之后,北京第二中级法院(石景山区)2003年6月13日秘密开庭,以“散发真像传单”和“预备插播罪名”的所谓罪名,非法审判了法轮功学员魏世均,并非法判刑11年半。当时还有黄健、马晋、李开等六名法轮功学员也被非法审判,他们在庭上说“法轮大法好”,公诉人结巴失语,而审判长当庭迁怒于公诉人的无能,为掩盖其非法行刑、虚张声势,宣布休庭。但魏世均等六名法轮功学员却在未经任何过程,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单方下达了对他们的所谓审判书,魏世均等学员被非法判刑11年半,黄健被判12年。他们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前进监狱九分监区。

原北京大法研究会成员王治文、纪烈武、李昌也被非法关押在九分监区。(

童文薰:生也难,死也难

【大纪元11月14日讯】来自大连的“人体展”

就在2007年中秋节前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又向《希望之声》记者证实,该院皮肤移植手术可以提供异体植皮,也就是从他人身上剥取皮肤作为移植手术之用。而且该科医生保证可经由隶属于官方控制的活人皮库,获得年轻、配型合适的皮肤,从摘取到植皮,“绝不超过24小时。”

2007年10月《自由时报》惊爆“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肝移植主任医师朱志军,竟到台湾亲自招揽器官移植生意,违反台湾的医师法,无照在饭店里对病患看诊并进行肝移植术前评估与型配准备。当人体器官都可以公然活摘贩卖,在中国还有什么不能卖?

这几年有一批塑化人体标本在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这些尸体是由一名德国纳粹医师的后裔哈根斯(Gunther von Hagens)从中共官方买来并在中国大连设立工厂加工塑化。据英国《卫报》(Guardian)2004年报导,这家工厂附近有三所劳改营,关押着政治犯和法轮功学员。根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东北三省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高达1000多名,此外还有很多失踪和没有收集到的案例。

这批人体标本曾经到过亚洲各国,目前则由一家Premier Exhibitions公司代为安排在美国巡回展出。究竟哈根斯手上有多少来自大连的中国人体标本,无从得知。但从Premier Exhibitions的网站(http://www.bodiestheexhibition.com/)资料可知,哈根斯交给展示公司的人体标本正在纽约市South Street Sea Port的Fulton Market及其它10个城市同步展出,总计至少有300具尸体与上千件的人体器官。

当2006年3月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曝光后,人们惊觉这批人体标本的来源不明,意味着极大的罪行。那时这批人体标本正在美国费城展出。费城是美国《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的诞生地。费城的“自由钟”象征着美国与世界上自由与人权的发展历史。费城没有丧失其讲究人权的光荣传统,主流媒体从伦理道德角度谴责这项展览,并要求展出单位交代人体标本的来源。哈根斯声称他所展出的人体标本来自大连,都得到死者本人生前同意,但哈根斯却拿不出任何书面证明──即使是伪造的同意书也拿不出来。

哈根斯的人体标本中不仅有成人,还有儿童。未成年人岂能在生前自愿签字捐献自己的身体?最令人不忍睹的是一位母亲和她腹中8个月大的胎儿,这个母亲竟被全身剥皮、打开腹腔与她已近足月的胎儿一起被做成标本展示!展示间里没有这个母亲的姓名与年籍介绍,但从中国的丧葬习俗与民间信仰里,我们找不到任何相信哈根斯的理由,因为一尸两命是人间惨剧,死者若不能符合天理入土为安,在习俗上认为是“大凶”,恐遗祸亲人与后代。这个母亲或其家人都没有可能签下哈根斯所宣称的同意书!

巡回全世界的“人体展”展出的不是人体,而是中国人的共同耻辱,也是现今中国人空前的悲哀。

慎终追远──他日葬侬知是谁?

人活着讲究如何“养生”,人死后则讲如何“送死”,“生事以礼,死葬以礼。”这是中国人认同的基本尊严。中共已禁止土葬多年,但近日据闻许多地区火葬时不允许家属当日取回亲人的骨灰,必须等到第二天再来取回。理由何在?现代火葬的火化速度极快,新式的炉具可以在一小时完成。在台湾,棺木推入炉内之前,亲人还要喊着死者的名字,让他的魂魄快跑躲火。大火焚化完毕之后,即由亲属自行捡取骨灰。中国的火葬场没有理由做不到这一点。

以哈根斯付钱给中共官方就能整批买受中国人尸体的实证来看,在中国,等到次日抱回一坛火化之后的灰烬,既然不是亲手捡取,谁能确知那真是自己亲人的骨灰?完不完整?亲人刚死之时尸身是否曾被侵害(眼角膜可于死后6~12小时摘除)?或许被混入了他人的骨灰?或许根本不是人的骨灰?此后慎终追远,清明时对着骨灰坛祭拜着谁?又或许自己的亲人遗体其实已经成为商品被贩卖?甚至流落海外展览?死者已矣,生者难道不必思量自己也会有这一天?

黑窑里的孩子

死人可以卖,活人当然是另一项可以买卖的商品。

山西黑窑集中营,全靠失踪孩童们的父母千里寻子坚持不懈才曝光。不论是儿童户籍地的警方还是童工被虐地的警方,都没有尽过力。不仅没有尽过力,当这些父母自己从网路上的线索找到这些失踪儿童时,“在晋城地区高平市、临汾地区洪洞县等地的公安局,羊爱枝蹲在局长办公室门口,声泪俱下,终于拿到了当地公安部门出具的协查公函。”

救人如救火,可怜天下父母心,竟得在局长办公室门口声泪俱下苦苦哀求,才能拿得到一份协查公函!想像那心急如焚却无助痛哭的母亲,不禁令人咽喉紧缩,为之鼻酸。高智晟律师说:“山西的黑砖窑事件中,媒体惊呼说政府的权力已近乎失效。如仅止于失效,在中国甚至一个完全不做事的政府也都可能对得起上苍对得起今日中国百姓的恩泽。而可怕的是政府权力并未止于失效,而是彻底的堕落成了一种最为残暴的法西斯势力,堕落后的国家黑社会权力已完全普及化及日常化。”

但在中国,被拐卖的并不只这些从山西黑窑场里被救出的孩子,那些孩子们仍活在这个黑社会的压迫里,谁来救援?还在焦急寻找子女的父母,看到山西黑窑案曝光,还来不及为已经找回孩子的父母高兴,却立即想到:自己的孩子将被藏的更隐密、更难被救回!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对此事件提出评论,认为中共和中共所掌控的媒体虽然指责地方政府腐败,任凭奴工之风滋长,但问题的症结是被党操控,成为贪腐帮凶的司法系统。这个系统非但不能解人民于倒悬,反而使贪腐更加恶化。

正如同中国各地的矿难并非全是不可逆的天灾,许多都是人祸所造成一样,整个中共体系黑手党化,除了解体中共,谁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待续)

精神分裂症施脑部手术 外国医师震惊

【大纪元11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静报导)一位贫穷的中国青年米占涛(Mi Zhantao,音译)自几年前一次高烧后,变得忧郁且喜怒无常。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对他施行脑部手术。全家耗费毕生积蓄的手术却没有为他带来任何改善,只留下右臂瘫痪和说话含糊不清的症状,母亲极为懊悔。华尔街日报报导称,中国对精神病人施行脑部手术十分普遍,使外国医生极为震惊。西方一向对手术治疗精神病存有争议,并把它列在精神病治疗方法的“黑名单”上,一旦使用,需要由一个精神病医生、神经学家、伦理学家、外科医生和一名外行人组成的委员会批准和监视下执行,而在中国仅凭医生诊断就可以对患者进行精神病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精神病

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导,在中国东部一个省会的郊外,25岁的贫穷青年米占涛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一直在努力克服忧郁和社交困难的毛病。医生说他患有精神分裂症,建议他进行脑部手术。

在南京解放军第454医院进行的这个手术,耗费米先生家大约4800美元,相当于他们四年的收入,超过一家人的毕生积蓄。可是米先生的父母说,手术并未改善儿子的任何状况,却给他留下右臂部份瘫痪和发音不清楚的后遗症。米先生的母亲、50岁的孔玲霞(Kong Lingxia,音译)说,她有生之年都会后悔她的决定。她说:“我感到很愤怒”。“但我真正气恨自己,如何能让这种事发生?”

负责手术的外科王医生告诉米先生,自从2004年医院开始提供这项服务,他进行了将近1000例这样的手术,主要是精神分裂症,还有包括从忧郁症到癫痫症的其它疾病。

米先生的父母在2004年夏天第一次注意到21岁的儿子有问题。他在发了几天高烧后,睡眠不好经常感到恶心。他的母亲说,他变得忧郁且喜怒无常,之后儿子辞去工作。一些医生说,这个年轻人精神有点问题,但不明显。

一年后,孔在得知解放军第454医院提供的新脑部手术能治愈精神病后,于2005年10月全家来到南京。10月10日医生第一次为米先生看病,即要求付款。一位医生递给她诊断报告,她儿子的症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要求她签字。米先生的父母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病。报告还提到他们的儿子“殴打和诅咒”家庭成员,“毁坏东西”,并有幻觉。

孔女士表示她当时甚至没有读报告,但应医生的要求签了“情况属实”。孔女士现在说,起草报告的医生草率完成这个手续,实际她或她的丈夫都未抱怨过儿子曾殴打他们或打破家里的东西。

在孔女士签署文件后不久,护士把她的儿子放在推车上并捆住他。她说,她以为护士带他做一些测试。孔女士抱怨说:“在任何操作之前,至少他们应该让他住几天医院。我们尚未准备好让孩子做脑部手术”。

米先生在手术后呕吐,两个耳朵流血,五天内他不断失去知觉,当完全恢复知觉后,他的右臂瘫痪,讲话含糊不清。

孔女士说,在手术后几个月,2006年2月的中国新年期间,她发现儿子站在他们六层楼的公寓阳台上俯视下面的街道。她说米先生脖子上绕着电缆绳,之后儿子告诉她,他想自杀。这位母亲说:“他以前不像这样”,“以前他不爱说话。可现在他说话没人能理解。”

精神病脑部手术在国际医学界尚存争议

当一些外国医生得知治疗米先生的王医生所做的脑部手术的次数及设法治疗的病症时,都十分震惊。美国立体定向和功能性神经外科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Stereotactic and Functional Neurosurgery)主席迈克尔·休尔德(Michael Schulder)表示:“这完全不可想像。即便完成10例,都会引起高度争议,[更不用说1000例了]”。这样的手术涉及定位及在大脑中针对具体目标的手术,目前在全球都还存在争议。

至少从30年代起,当医生开始施行脑叶手术、切除或改变部份大脑,对精神错乱的病人施行脑部手术就一直存在着争议。这种做法最后被列入“值得怀疑的精神病手术”的黑名单上。今天不同的是,对提倡这项手术的人称,目前脑部区域能够得到更精确的定位,是的该手术在技术上有所突破。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外科脑部手术可解决的问题包括从肿瘤到动作紊乱的病症,但在主流医学中,譬如对米先生的手术,被称为分离手术(ablative surgery),是治疗精神病最后的办法,需要谨慎又谨慎,在美国任何地方都不为精神分裂症做手术。目前尚不知世界上已经执行的心理外科手术的总数,但据麻省综合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立体定向和功能神经外科主任艾斯堪达(Emad N. Eskandar)估计,美国和英国每年只有不到25名患者做这样的手术。

艾斯堪达医生表示,该医院的医生每年为精神病执行6到12例分离手术,但只在严格的扫瞄放映之后进行的。手术旨在缓和通常难以处理的忧郁或强迫性神经紊乱症状,而且患者必须在符合手术要求并明确同意下进行手术的,通常需要至少一年的批准时间,必须由一个包括精神病医生、神经学家、伦理学家、外科医生和一名外行人组成的委员会的监视下执行手术的。

分离手术在中国普遍存在

报导说,这个在第454医院进行的不可挽回的脑部手术在中国比比皆是,而这些手术在发达国家是被列入精神病治疗方法“黑名单”中的。位于长沙的湖南脑科医院和广州空军医院的职员们说,他们每年为精神病做100例或更多的脑部手术。

中国有许多其它医院也在做类似的脑部手术治疗精神病。根据宝鸡市第三解放军医院的一位医生说,这样的手术他们做了800多例。在沈阳的第463解放军医院说,自从2001年以来,他们做了2000多例这样的手术。

王医生的另一位病人邓建(Deng Jian,音译)在20岁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04年进行了手术。42岁的邓女士在手术期间经历了脑出血,现在她的右腿安了支架,右臂僵硬残废。她无法控制地流口水,不时的需要吐到桶里。王说,她的问题是手术期间“并发症”的结果,极少发生。

她的父亲邓军(Deng Jun,音译)回忆邓女士曾经独自骑自行车到在南京家附近的中山陵。她的母亲说,手术前“她的大脑有问题,但能照顾自己。可是手术后,她无法做任何事情,不能扭毛巾或穿衣服。”

邓家到南京白下区法院起诉了这个医院,索求约7.6万美元的赔偿,包括手术费、护理费及对邓女士的伤害。根据家庭提供的法院文件拷贝,今年5月,法院裁决支持邓的家庭,授予他们约4.9万美元的赔偿。

中国医疗系统弊端多多

报导指出,这是由于中国的医疗系统弊端太多所致,其中包括中国医疗产业化后,医生为了追逐利益而做出散失医德的事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克丹(Henk Bekedam)的报告,医生收入的几乎90%是来自他们自己招徕生意的奖金。

44岁的王医生1987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之后加入空军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他告诉华尔街日报记者说,他在解放军医院的薪金大约每月670美元,他称在解放军医院他没有依赖招徕生意得到奖金,也没有做更多手术得到更多的报酬。不过王医生说,他为了赚得更多,频繁地旅行到附近省份的其它医院做手术。

王说,第454医院大约有600名雇员,一年收入差不多1200万美元,大约有100万美元来自手术。医院积极宣传,打印小册子炫耀成功的故事,并设立热线以便人们得到信息。

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孙伯民(Sun Bomin,音译)说:“中国现在的一些军事医院,他们只是以利润为中心”。大多数中国医院由卫生部负责管理,但一些是由解放军监督,它们是军队的遗留物,那些医院现在对公众开放。

过去,政府为医院提供全部基本运作资金,但北京80年代开始医疗保健私有化后,医院系统的这个经济安全网络被逐渐取消,许多个体和数千所境况不佳的国立医院必须自己酬金。

中国国防部办公室的一位女发言人说,解放军卫生部门同意做“彻底的调查”,以回应华尔街日报有关手术的书面问题,但称调查进行中拒绝评论。北京卫生部也没有对手术的书面问题做出反应。

王医生说,政府调查员10月中旬来到他的医院,询问他做的手术。在10月26日,孔女士在华尔街日报的电话采访中说,地方官员拜访她,并问她为什么允许外国记者进入她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