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7日(星期六)
11月16日周五傍晚,数百观众聚集墨尔本市中心联邦广场,观看人权圣火抵达欢迎仪式。嘉宾们的精彩发言和歌手们演唱之后,9点20分许,在人们夹道欢迎中,身着代表希腊正义女神装束的女子,手举圣火抵达现场,她神情庄重的缓缓走向主席台。观众无不惊叹“正义女神”的美丽、高贵、庄严和出神入画。她与八名手持火炬,翩翩起舞的希腊社区少女在舞台上汇合,点燃墨尔本的火炬,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
2007年11月16日,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nalists,简称CPJ)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宣布,来自中国、俄罗斯、墨西哥和巴基斯坦的四位勇敢的新闻工作者荣获该委员会颁发的2007年度“国际新闻自由奖”。除中国获奖记者高勤荣外,其余三位获奖者都出席了新闻发布会。颁奖典礼将于星期二(11月20日)晚在纽约举行。
中国维权律师浦志强今天说,在奥运因素下,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权已经开放很多,但中国境内记者却仍然被管制;中国记者应争取自由表达的权利,至少不会配合上意写不该写的东西。
2007年11月13日清晨,天下着濛濛细雨,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近60名成员在主席王军的指挥下,乘坐一台旅游大巴车,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DC举行抗议活动。早晨6: 30从纽约法拉盛出发,于中午12时抵达华盛顿DC。先后在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前、白宫前、国会大厦前举行强烈抗议中共抓捕维权人士李国宏,坚决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的游行与集会。
中共十七大之后,各地访民陆续返回北京上访,但他们的大本营上访村及附近廉价旅馆正被清拆,此外,十七大前万名访民上书的组织者之一王桂兰又返回北京打算为被公安劳教的刘杰讨公道。而各地公安试图封杀天网负责人黄琦与访民的联系。
郭泉16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他的公开信的核心思想就是取消一党独裁统治,倡导民众投票自主选择执政党,并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对于如何实现这一步,身为基督徒的郭泉表示,需要借助信仰的力量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他认为,人内心有对神的信仰,信念就会强。
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10月底透过大纪元发表致胡温公开信,四万言的文字针对目前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议题提出了广泛建言,无疑的对十七大会议后的中共掷下一颗震撼弹。这封信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回响,目前定居美国的两位华人经济学家谢欣玲以及俞伟雄也分别的就个体及总体经济层面发表他们对汪兆钧公开信的看法。
本人大陆留学生。 06年赴美留学。之前来自广东外企。 07年11月10日由经广东返东北方老家探望年迈父母。 此前在香港一家书店买了一本六四诗集,10日回到老家吉林时在飞机场被安检查获并没收,原以为事情就此完结,谁知道两天后,即11月12日,本人被当地派出所就此传讯,几位警察要本人去派出所讲清楚该书来龙去脉,由于本人据理力争,同警察发生激烈争执,拒不承认所强加于本人的所谓危害社会安定的因素。问讯持续近十小时,最终定性为携带并传播反政府民运书籍, 以违反制安条例加以处罚。
赴美控告雅虎泄漏个人资料导致亲人遭中国政府逮捕的高琴声与俞陵,今天分别离开华府返回中国。她们在机场向媒体表示,整个事件尚未完全解决,希望雅虎创办人杨致远进一步营救亲人出狱,她们并担心回中国后,可能遭到北京当局的压力与各类麻烦。
不少人在问:每天大纪元退党网站上三、四万人声明退出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这些三退名单哪来的?了解大陆情况的人知道,他们中很多都是法轮功学员冒着危险一个个劝三退的。每天法轮功的海外网站明慧网上都刊登了不少这样的劝退故事。下面是河北省沽源县一位农村妇女如何劝了1300人三退的故事。
美国驻华大使雷德(Clark Randt)11月16日继续逗留母校耶鲁并讲演“中国的耶鲁人看美中关系”。会后他聆听一些与会者对中国问题的意见 ,在接到一盘《九评共产党》的DVD后他两次表示“我一定会看”。
陈永生:“当天有二十几个手拿凶器的人将我们房子强行拆除,我和我的兄弟及我儿子上前阻拦,结果对方就殴打我们,我的兄弟肋骨都被打坏了,现在省人民医院住院抢救,有生命危险。我们去找镇政府,镇政府说他不晓得,找村政府,他们也说不知道,又说他们现在抓不到人,抓到人之后再通知我们。我们现在欠下许多医药费,我们拿不出钱,正等政府拿钱来医。”
魏绍恩:“为这个房子拆迁的事情他们叫了几个人8点多先把我家里的门踢了,当天11点多左右,他们又来了一帮人,拆迁办的人说是他们工作人员,但其实就是一帮小混混,就吵起来,然后就打我们四个,我爸爸、外甥、妻子。他们十多个人就这样把我们打了。”
11月15日,北京新华社授权发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 , 长达1万6千多字。这是一件新鲜事,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共心血来潮,急急忙忙发表这篇长文,值得探讨。胡锦涛在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着重宣传推销他的《科学发展观》,在 "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章节中只字不提《中国的政党制度》。我们先来分析新华社发布《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的政治背景,再进而分析发布《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的目的和效果。
这位庄先生最大的理论创新是这样说的:“中国的民主党派不是以夺取政权为目标而是与中共团结合作,是因为民主党派与中共的政治目标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中共十七大报告作为党代会报告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保障人民的表达权,有不少评论认为这体现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那中国人民的表达权现实究竟如何?星期四,就此问题撰文探讨的李大同先生对本台记者表示---
北京奥组委安全保卫官员星期五对媒体表示,2008年奥运会期间,抗议示威活动绝对不允许。人权活动人士分析,届时中国会加紧打压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访民。
中共总理温家宝月初突然煞停“港股直通车”后,中国大陆继续采取措施限制国内民众炒卖港股。深圳的银行限制市民每日只准提取3万元人民币;中共官方报章报导指,目的是要打击内地资金非法到港炒股。居于深圳的独立作家赵达功相信有关政策是为了打击大陆民众透过深圳地下钱庄流到香港去买股票。不过他指深圳银行限制提款的政策是违法的。北京资深媒体工作者高瑜认为有关措施乃由北京当局主导,中共害怕国内资金大量撤走,会导致港股及中国股市大挫,经济崩溃,危及其统治。
中国股市在短短2年时间内已上涨了近5倍,前不久还一再创历史新高。很多股民们都怀有一种普遍的心态,中国将在2008年8月8号晚上8点准时举办奥运开幕式。中国积弱百年,曾经被称作东亚病夫,这次举办所谓“百年奥运“,事关大国崛起以及党和政府的形象,中国政府绝对不可能在举办2008年奥运会之前,让股市崩盘。
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十个奖项受奖人将于2007年12月评出并公布。特决定,于2008年4月9日至13日,在台湾大学等三所大学举办《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颁奖典礼暨“中国苦难文学”国际研讨会》。
11月15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以头版大篇幅报导主要由法轮功修炼者为反迫害、突破中共封堵而开办的海外媒体公司的情况,包括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平面媒体及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网等,显示出西方主流社会对于法轮功议题的持续关注。包括台湾中央社在内等数家中文媒体都即时的作出了相应转载报导。
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近日在一篇标题为“美国吸血鬼”(American vampire)的报导中,揭露了在印度和中国高利润器官买卖移植旅游帘幕下暗藏的黑幕:急欲摆脱贫困的印度海啸难民在美丽谎言的诱惑下,遭到欺蒙贱卖器官;中国生意正隆的器官移植手术中遭人诟病的来源不明之器官。
于是,瓦尔特将目光转向了国外,他开始在互联网上寻找到国外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机会,直到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了一家名叫“德中医疗公司”的网页(http://www.germany-medical.com)。这家公司宣称自己与中国、哥伦比亚和菲律宾的专科医院合作,能够为全球各地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在最快的时间内提供供体。瓦尔特马上和这家公司取得了联系。三个星期后,一个陌生人的心脏开始在他的胸腔里跳动起来。
德国记者追查“德中医疗公司”的股东资料到香港后,却几次断了线索。因为这些股东包括数家登记地为香港的投资公司,都已相继注销。这种不正常的频繁转换股东以及注销公司的做法,明显在掩盖幕后操纵者。但德国记者锲而不舍,最终在香港一座名叫“鹿角大厦”的写字楼里找到了这家“德中医疗公司”。但是这家公司的办公室竟是只有一张办公桌的小房间。可是这个小办公室的背后却是一个从事非法器官交易的巨大网络。
里芬施塔尔于1902年出生在柏林的一个商人家庭,从小酷爱体育运动,还在国际性的滑雪比赛中得过奖。她特别喜欢舞蹈,21岁即开始担任独舞表演,在各大城市演出时备受欢迎,并为柏林的媒体所追捧。无论美貌、体格、精神气质,都是符合纳粹关于优秀的雅利安妇女的标准的。可是,里芬施塔尔并没有为德意志生儿育女,她生产的是电影,一种新型的艺术。她执导的两部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以独创的、咄咄逼人、霸气十足的风格,为她赢得了世界性声誉。
记者采访现场的中西观众,他们对此项活动持肯定和支持态度,有参与者评价说,人权圣火点燃的场面热烈感人、气氛凝聚人心,使人感到非常神圣、震撼。
除墨尔本当地电视台及新唐人电视台全程拍摄活动外,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还将现场盛况向中国大陆民众做直播报导。
关注人权 台上台下良好互动
联邦广场位于墨尔本市中心,对面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中心火车站,一个现代前卫,一个古老典雅,是墨尔本的象征。
10月末,墨尔本已改为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此期间气候益人,温度一般在摄氏20多度。暖融融的天气,到露天咖啡馆度过周五晚上时间是喜欢户外活动的澳洲人的首选。
16日晚上七点半,欢迎仪式开始。前来参加的各界民众约300人,不少人身着人权圣火字样T恤衫。舞台上“全球人权圣火传递”及“奥运与反人类罪不能在中国同时进行”的横幅清晰醒目,提醒着世人人权圣火发起的背景和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主持欢迎仪式的是维省前议员、民主中国论坛联合主席、维省CIPFG成员维克多.伯顿(Victor Perton)律师。维省“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团长、澳洲公民委员会主席彼得.韦斯莫(Peter Westmore)先生第一个发言。仪式上演讲和演出穿插进行。苏丹歌星埃加克.克瓦依及青年偶像歌手布鲁克.阿达姆等在台上献唱,表达心意。
本次仪式上,发言的还有澳洲绿党议员候选人理查德.纳塔勒、澳大利亚民主党候选人蒂姆.赖特及多团体代表。有几位发言者均以“没有人权就没有奥运”结尾。观众对每一位发言者和表演者都报以热烈掌声。
中西观众谴责中共迫害 支持中国人权
Barry和Ann是一对50多岁的西人夫妇,他们坐在舞台对面的台阶上观看活动。他们表示,抵制中共办奥运,因此特地赶来现场支持人权圣火,他们还一致谴责中共以极恐怖手段迫害人权。
Barry说:“我们在80年代去过中国,对那里老百姓的贫穷有所了解;对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也听说过,我们夫妇都感到这种罪恶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们相信这是真的,所以特地赶来支持这个人权圣火活动。”
Barry还对记者表示,他是一位从事环境学研究的专家,通过一些资料了解到中国的环境问题非常严重,因此他对此也很担心。
Ann女士则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重复多次“这太可怕了”,她还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来提醒澳洲政府和民众应正视中共的邪恶暴行。”
一名从中国南方移民墨尔本八年的女士,路过联邦广场时,巧遇欢迎仪式,她接到一些资料因此了解何为人权圣火,她表示很吃惊中国正在发生的严重人权灾难。她说:“迫害法轮功、异议人士、维权民众手段真残忍啊,我很多年没回国了,在国内看不到这些消息,在澳洲看到这个仪式,相信中国是有问题的,否则不会发生全球抵制中共办奥运。”
希腊女神举火炬入场 反响热烈
随着仪式进行,越来越多的人被活动吸引。到临近圣火抵达时刻,仪式已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约晚9点20分,来自希腊社团身着希腊女神服装、头戴绿色橄榄枝花环的八名少女走上主席台,翩翩起舞。她们一身洁白的衣裙,形象纯洁高雅。表达和平、美好的舞姿,令现场观众陶醉,同时人们意识到圣火将来临,现场气氛随之高涨起来。
5分钟后,一身希腊正义女神装束的女子手举圣火抵达。人们立即夹道欢迎,她从正对主席台的左侧,款款的走向主席台。此时现场所有观众从广场周围聚集到主席台正前方,屏气注目,目光追随着她移动。观众表示,她庄重的神情出神入画;美丽高贵凝重的气质使人感到人权圣火是那么神圣庄严,人在那一瞬间仿佛想起古希腊神传奥运的遥远记忆。有观众当时被感动的流泪。
当手持火炬的希腊女神登上主席台时,澳洲墨尔本市议员弗雷泽.布林德拉(Fraser Brindley)代表墨尔本在主席台上欢迎人权圣火的到来。布林德拉和前奥运游泳选手、澳洲人权圣火传递大使简.贝克女士手中的火炬由这位女神点燃。之后女神与希腊少女及议员手举燃烧的火炬与澳洲同颂合唱团同台演唱人权圣火传递主题歌《人权圣火之歌》。
此时台下观众欢声雷动,人们除鼓掌喝采外,还一起拍手和着演员演唱的节拍同唱《人权圣火之歌》,此时会场气氛达到最高潮。
热烈隆重的圣火欢迎仪式结束,但人们余兴未尽,仍然没有马上离开,舞台上继续有12名乐手合奏欢快的澳洲民谣,台下有观众跳舞助兴。很多人还在原地互相谈论刚刚发生的一切。
一位关注中国前途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华裔移民对记者表示,“我看这个人权圣火的点燃场面,感到很振奋,当然是支持的。我认为这是共产党解体的一个信号,你们媒体应该多想办法,让大陆的老百姓都知道在全球有这个反对中共办奥运的人权圣火传递活动。”
这位人士还认为,人权圣火的传递对推动中共被历史所淘汰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位中年华人女观众对记者表示,她之所以到现场支持人权圣火,是要见证这一伟大历史场面,她的亲人文革时受到非人迫害,她相信中共一直在迫害中国人民,所以她希望更多的人能理性的认清中共是否合适办奥运。
人权圣火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在全球传递。8月9日在希腊雅典点燃后,途经瑞典,英国,荷兰,德国,捷克等二十个欧洲国家,于10月27日抵达澳大利亚。经过澳大利亚的纽省和昆省的3周火炬接力之后,于11月16日,传到了以人文之都著称的美丽城市──维省首府墨尔本。
人权圣火从17日开始在维省的50多个城镇中传递,历时两个星期。随着圣火的传递,更多的世人将了解发生在中国的人权灾难,谴责中共的暴行。
【大纪元11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丽莎、古清儿华盛顿DC报导)2007年11月16日,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nalists,简称CPJ)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宣布,来自中国、俄罗斯、墨西哥和巴基斯坦的四位勇敢的新闻工作者荣获该委员会颁发的2007年度“国际新闻自由奖”。除中国获奖记者高勤荣外,其余三位获奖者都出席了新闻发布会。颁奖典礼将于星期二(11月20日)晚在纽约举行。“保护记者委员会 ”称赞四位获奖者为了如实报导新闻不惜付出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委员会执行主任乔·赛门(Joel Simon)说,“这些记者被授予荣誉,不仅是因为他们写出的特别报导,而且还因为他们为新闻自由而勇敢奋战。”
赛门说,俄罗斯记者德密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巴基斯坦的阿巴斯(Abbas)、墨西哥的纳瓦卢(Navarro)都代表他们被谋杀的同事捍卫正义。而中国获奖记者高勤荣没有被八年的铁窗生涯吓倒。
高勤荣领奖受阻 透过大纪元向朋友问好
中国记者高勤荣是唯一一位没有出现在美国记者俱乐部新闻发布会现场的获奖者。不过他在新闻发布会前一天接受大纪元驻香港记者采访时说,不能到美国领奖,他感到很遗憾。他说,“政府不给发护照,也没有说什么理由,反正就不让我去。”
高勤荣表示,获此殊荣,他的心情很激动。他通过大纪元报纸,向全世界的新闻工作者和关心他的朋友问好。
他说,“我认为我做得还不够,做的很差,过去只为老百姓干了点实事,说了一些真话,下一步我还要这样做,对于腐败的问题各国都存在,不同程度存在这个问题,我也坚持下去,在这个问题上,我会一直高举反腐大旗,我认为对的事情,我会积极去做。要是损害人民利益的腐败,我会坚决的去揭露,这是我下一步的打算。”
中国获奖记者高勤荣原为中国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1998年因为报导山西省官员腐败行为而得罪当局,高勤荣被判十二年徒刑,2006年提前获释。高勤荣仍然不服对他的判决继续上诉。
“国际新闻自由奖”等待高勤容的到来
“保护记者委员会 ”的执行主任乔·赛门(Executive director of CPJ, Joel Simon)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高勤荣是一位杰出的新闻记者,他由于做了真实的报导而坐牢八年,获释后,他没有怨恨,只是希望能够恢复他的本职工作和名誉。尽管他非常希望能来这里领奖,可是,中国当局不给他签发护照,尽管他已刑满出狱。我们知道他受到特别的管制,因为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拿到了护照。”
赛门表示, “不论一年,两年或任何时候,我们会一直等到他能来的那天为止。”
中国政府对记者态度未变
乔·赛门对大纪元记者说:“我们非常清楚中国记者的境况,报导符合政府口味的文章,就会得到好处,报导不合政府口味的文章,就会受到惩处。”
“保护记者委员会 ”的亚洲项目负责人,罗伯特·迪亚兹(Asia Program Coordinator, Robert Diez)最近刚从中国回来,见到了高勤荣,并和他谈了很长时间。迪亚兹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说:“高勤荣曾向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写信上诉,请求重新审查他的案件,可是石沉大海,至今无法恢复他记者的本职工作。他说中国根本没有怎么改变他们对媒体的政策,在高勤容这个事件上就充分反映出中国政府对记者的态度,他们根本没有改变。”
迪亚兹说,“我们除了继续为中国记者的言论自由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外,还要求国际奥委会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我们已经和奥委会有过两次的会谈,因为当初他们把奥运会主办权给中国时,很多人就问过有关新闻自由,记者言论自由等这样的问题,奥委会说会处理这些问题,中国方面也做了保证,不管当初是怎样的保证,现在情况没有改变。还有一点,自从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的出现丑闻后,每一个举办奥运会的城市都会公开他们所签定的条约,以示公众没有出现不良的行为。我们认为北京也应该公开他们当初所签定的条约,并让人们了解他们在未来的这一年中将如何改善新闻报导自由,实行他们当初的承诺。”
颁奖典礼即将在纽约举行
除中国记者高勤荣之外,其他三位获奖者分别为俄罗斯独立媒体《新报》(Novaya Gazeta)报纸创建者兼主编德密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巴基斯坦首家用双语(乌尔都语和印地语)24小时播出滚动新闻的电视台“一个世界电视台”(
ARY)主任阿巴斯(Abbas)以及墨西哥新闻周刊《泽塔》(Zeta)的主编纳瓦卢(Navarro)。
“保护记者委员会”还宣布授予前NBC晚间新闻主播和编辑汤姆·布罗卡夫(Tom Brokaw) “本杰明纪念奖”(Burton Benjamin Memorial
Award),这是授予新闻媒体工作者的终身成就奖。
“保护记者委员会”将于11月20日在纽约第五大道的阿道尔夫酒店举行颁奖典礼。该委员会总部位于纽约,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国际机构,长期致力于维护全球新闻自由的工作。
【大纪元11月17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张铭坤北京十七日电)中国维权律师浦志强今天说,在奥运因素下,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权已经开放很多,但中国境内记者却仍然被管制;中国记者应争取自由表达的权利,至少不会配合上意写不该写的东西。四十二岁的浦志强是中国维权律师代表人物之一,代理过很多维权案件,近期他的维权焦点集中在争取中国媒体表达的空间,特别的是他用控告中共官方媒体记者侵犯维权人士名誉的方式来凸显新闻自由的问题。
尽管这起案件发生于二零零三年,被两名官方媒体记者写的当事人维权律师郑恩宠已经出狱,但浦志强仍然不断向两名记者寄出律师函。
浦志强在律师函中表示,“官媒记者如果是迫于上命差遣,即使不能不做这件脏活儿,也不是非得把丑事做到如此之丑”。中国新闻工作者应对外争取自己的权利,对内约束自己的行为。
浦志强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时表示,新闻自由是中国的一个结,媒体采访权是天赋人权,不是政府该管的领域,但是共产党还是不希望大家想什么就说什么,要有舆论导向。
他表示,今年一月一日后,中国对外国记者实施奥运采访规定,外国记者采访变开放了,比原来好多了,但境内媒体却继续被管制。
他说,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作出申办奥运的承诺,和中共十七大宣示的改革大帽子,在这些大环境下对外国记者来中国采访原则必须要开放,限制成为例外,而且他相信开放以后要再收回去就困难了。
对于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不时还是会遭到公安等安保人员阻拦,他说,各部门自己的利益和地方各自的利益,和最高当局未必一致,对外国记者就会出现严防死守的情况。
不过,他认为,时下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突发事件,包括抗议活动,即使没有记者在现场,老百姓都可以透过数位相机、手机、网路传讯息,已不是政府想限制就能限制得了。
他说,他目前的工作就是想集中精力,帮助中国境内记者争取新闻自由,帮助他们确立新闻行业伦理自律,向新闻行业从业人员灌输观念,希望中国记者能勇于争取表达意见的自由。
【大纪元11月17日讯】2007年11月13日清晨,天下着濛濛细雨,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近60名成员在主席王军的指挥下,乘坐一台旅游大巴车,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DC举行抗议活动。早晨6: 30从纽约法拉盛出发,于中午12时抵达华盛顿DC。先后在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前、白宫前、国会大厦前举行强烈抗议中共抓捕维权人士李国宏,坚决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的游行与集会。2007年10月30日,中共政府抓捕了维权人士李国宏;今天,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成员在中国大使馆前集会抗议;强烈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李国宏。
中共一党专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最大障碍。只有走向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我们的民族才有生机,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不结束中共一党专制,我们只有注定落后。今天的中国,不管GDP是多少,都不能改变整个社会性质的落后。
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的主张是“在中国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中国”。我们的目的是要改变目前中国社会性质的落后;依赖我们争取民主的斗争。有了民主,我们就能按照人民的意愿改变中国社会的一切不良现状。把中共从人民手中错误篡夺的权力还给人民;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让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来管理国家。
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形式、民主制度,让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呢?那就是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一贯倡导的在中国实行多党制。现在应该看得很清楚,一党执政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必然要走向一党专制。中共一党执政,已经发展到了一党专制。只有在中国实现多党制,才能打破中共一党独大、独尊的专制制度。多党制的所有党派都是劳动人民的党,每一个政党平起平坐,互相制衡,互相监督。这是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成员来到中国大使馆前集会的主要目的。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中共大肆抓捕、关押中国民主党人、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宗教人士;近期又抓捕和判刑中国民主党人朱虞夫、陈树庆、池建伟、吕耿松等人,抓捕和判刑异议人士、维权人士郭飞雄、高智晟、陈光诚、李国宏等人;在今天的集会上,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要求中国政府履行关于在2008年奥运会前改善人权的承诺,强烈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中国民主党人、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宗教人士。
参加今天游行与集会的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成员,一边高举手臂,一边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热烈;他们的行为受到了美国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与热烈欢迎。游行队伍到达国会大厦前,党员与民众的互动场面更加感人。
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
2007年11月14日
据本台了解,十七大之后,各地被抓回当地的访民纷纷返回北京上访,但是,他们的栖息地北京南站的上访村目前正在清拆。星期五下午,正在上访村附近的一位姓张的访民对本台表示,几千名访民面临无处容身的境地,很多人在夜晚就睡在长途客车站门外。他说---
张姓访民:“此时此刻村里正在拆迁,派出所、保安带着一大批人马挨家挨户去赶,说要拆,有些人拿着行李就往出走。”
记者:“还有多少访民受影响的?”
张姓访民:“加起来,各个小旅店住的也得几千人,现在他要拆的一般都是小旅店。天特别冷,晚上大概是在一点多我看到在南站附近的长途汽车站门口躺着有十来个人。”
有些访民虽然也在北京郊区找到容身处,但是,他们表示十分不安全,随时会被公安发现而被抓。如在十七大组织万人签名上书的组织者之一刘杰已被公安处以劳教,目前关押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劳教所里。
而其余的三位组织者目前都在北京,河北的程英才星期五对本台表示,“我有可靠的消息,好些人跟我说,官方正在抓捕我,打听我的消息。”程英才还表示,他们河北的访民近日有几人因到东交民巷温家宝的驻地上访被拘留。
万人上书另一名组织者刚从湖北来到北京的王桂兰她对本台表示---
王桂兰:“希望媒体站在公正的立场帮我们呼吁呼吁,你看我们都是走的正常的上访渠道,像刘杰都给抓去劳教,我们的心里都挺沉重的,我们的力量太弱小了,但是我们尽量把事情办得更好,我们一块儿想办法为刘杰呼吁吧。”
据了解,自刘杰被抓捕以来,在海外影响很大,无论是媒体和个人都纷纷写文章对当局抓捕劳教刘杰加以谴责,并认为,有关当局应该立刻无条件释放刘杰还其公正,地方公安避过司法程序把她送进劳教所一年半,是严重侵犯人权,违宪违法的行为。
此外,据本台了解,一直以来积极为百姓维权的天网负责人黄琦也受到全国各地政府部门包括地方公安的关注。
就在10月28号,天网报导了湖北神农架政法书记周永福为抢占贾宏兵家的土地而把他劳教一年半的消息后,星期三,贾红兵的母亲及哥哥都被公安带走问话,逼他们说出黄琦的联络方式之后释放了他们,公安并表示要把与黄琦有联系的人都抓起来。星期五,黄琦对本台表示---
黄琦:“我们的联系地址天网上面到处都有,我想警方这样做是想给访民增加心理的压力,都在与访民打招呼不准与黄琦往来。应该是个好事,说明我们维权过程中包括在海外朋友的共同支持下我们成长壮大了,他们才如此胆战心惊。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央保护人权,保护访民的一些政策与我们天网没有本质的区别。”
【大纪元11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继安徽政协常委汪兆钧和企业家郑存柱发表公开信后,本周三(11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亦发表致胡锦涛、吴邦国的公开信,呼吁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郭泉16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他的公开信的核心思想就是取消一党独裁统治,倡导民众投票自主选择执政党,并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对于如何实现这一步,身为基督徒的郭泉表示,需要借助信仰的力量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他认为,人内心有对神的信仰,信念就会强。
对于近日公开信连续出台,郭泉认为,标志着中国民众的普遍觉醒,大家共同发声是历史的必然 。郭泉以“蝴蝶效应”为喻,呼吁各个阶层人士齐发声,像蝴蝶产生共振效应一样,形成敢说敢写的环境。
作为一位长期研究国学的学者,郭泉认为,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是全人类最优秀的文化精华。现在使用的只有200年不到的德国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和人类的危害都很大。批判国学、推崇马克思主义是荒谬的。
郭泉曾经担任过5年的刑事法官。他指出,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打压,完全不符合法律程序,违反中国法律,“是某个人自己做出的决定,不是国民的意思”。
敬佩汪兆钧 共同发声
当提及汪兆钧的公开信时,郭泉表示,汪先生在他那个年龄和地位,能为老百姓思考,这是很不容易的,他很了不起。他提出的观点我很赞同。只要是为老百姓思考,能够让老百姓获得更大利益的,都是我赞同的。
至于自己的公开信与汪兆钧公开信之间的关系,郭泉表示,我们对老百姓、对国家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不存在互相影响、互相启发。郭泉提及,自己撰写该公开信酝酿已久,动笔始于今年7月。他共写了71篇文章,这封公开信取自其中的18篇。
对于公开信连续出台,郭泉分析说,“现在,中国人民有了一种普遍的觉醒的认识,即对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与不公平的日益觉醒的认识。所有爱国人士都已经到了能够主动思考民族问题的时候了。在这个时间不约而同的发出共同的声音,是历史的必然。我觉得大家也都在反思历史、分析现实、展望未来,都在思考中国的未来该往哪里去,如何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这些想法都是不约而同的。这是一个大的气候。”
取消一党独裁 由老百姓选择
对于此封公开信的核心思想,郭泉表示,主要是倡导取消一党独裁统治,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并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他说,“作为纳税人,老百姓应该自己选择公仆人员,就像购物一样自主。所有的行政官员都是老百姓花钱买来的仆人、保姆,如果行政官员不好,老百姓应该有权换掉。”
对于中共宣称的和其它各民主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身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郭泉认为,现实并非如此,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可能“肝胆相照”。大家的想法不同,摆放在一起会造成混乱、扯皮和内耗。
他说,“民主党派只是一个陪衬,虽然在各行业中都有聪明能干的优秀人才,但人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事实证明,‘中共执政,其它民主党派参政’的这种模式不可行,并没有使国家走得更好,相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继续走这种方式,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
郭泉表示,如果取消一党独裁统治,把这种参政方式改为多党竞选方式,让老百姓自由选举,这样的政权才会负责任,才会真正考虑百姓的福祉和根本利益,才会以促进国家发展、提升人民幸福为己任。
没有共产党 中国不会乱
对于有人提出的“没有共产党,中国会大乱”之类的说法,郭泉肯定的说,绝对不会乱的。投票选举也是一种很稳妥的方式。中国自古多少朝代,也不会因为政权更替,中国就乱了。
郭泉由此提到,多党选举的前提和基础条件是军队国家化,军队不能参与到政党竞选当中,否则容易发生内战。应该由老百姓说了算,得民心者得天下,“得道多票,失道少票”。
中国问题症结在于体制
对于中共当局曾经宣称的,中国老百姓不具备实行民主制度的文化素质。郭泉指出,这是谬论,是把人民当白痴。
他说,“只要让他选,老百姓一定会选择最好的。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人来为自己服务,这是生活常识,并不需要多少文化素质。就像不识字的人到农贸市场,也会买回好的东西。中国老百姓的素质怎么会比陈希同更差呢?怎么会比陈良宇更差呢?”
郭泉强调说,人民是决定国家发展和未来的根本动力。目前的关键不是老百姓如何选的问题,而是老百姓能不能选的问题。现在限制中国发展的就是体制。
郭泉说,“这个政权宣称的和实际做的不一样。现在出这么多贪官污吏,怎么可能是‘为人民服务’呢?!这样的政权单方面掩耳盗铃式的宣称的‘和谐社会’,不仅是令人绝望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在其它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一个执政党出现这么多贪官污吏,很显然就要重新选择了。”
郭泉表示,中国的社会问题的一切症结就在于体制,在现有体制下中国的社会问题根本无法得到根治。他说,目前中国,极少数的先富权贵控制着全社会90%以上的财富。同时,人民还无权与共产党共同竞选执政党地位。权贵者为了获得更大量的货币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奢侈需求,不惜牺牲国人的健康和民族的未来。
他说,“他们的这种短视态度,其实是一种蔑视民族未来的可怕思想。他们只关注他们的当前利益,并用这一当前利益来劫持了民族的未来。人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没有民主体制进行反对。”
各阶层公开发声 产生“蝴蝶效应”
郭泉表示,中国人聪明善良、勤劳勇敢。如果中国的政体发生变化,中国人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会输给其它国家的。
对于如何实现老百姓真正当家做主,自主选择行政官员,郭泉表示,这要靠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大家都来发声、宣传,让更多的老百姓用各种可行的方式公开发声,让社会各个阶层的各界人士用各种可能的方式站出来说,想到了就写,集沙成塔,集腋成裘,形成一个敢说敢写的环境。
他说,“声音其实就是一种选票。在中国,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发表意见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街头’可以不是指马路、广场等,而是指传媒、网络等渠道。大家都来发声,发自内心的说出心里话,人越多越好。”
郭泉在此谈及西方“蝴蝶效应”的理论,他说,就像一只蝴蝶稍稍摆动几下翅膀,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通过空气的振动可以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也许刚开始只是一个低幅的增长趋势,但是在一个过程后,会发生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呈现巨大的增长幅度。
对神的信仰产生内在力量和抗争精神
对于中国各阶层人士不能出来发声的原因、老百姓如何能够走出公开发声这一步,郭泉分析说,这可能是因为观念的影响和缺乏牺牲精神。他说,“有的老百姓可能觉得出来说话没有用,所以就不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一个人、两个人也许力量有限,但是大家的合力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另外就是,缺乏牺牲精神。这主要是因为没有对神的信仰。”
他说,“干坏事的人为什么敢干坏事?就是因为他觉得做了坏事没人知道。其实天上的神都在看着,没有人监督,但是神在监督。有的人为什么怕死?因为他看不到彼岸世界。其实为了人间的名利而贪生怕死的人,是没有彼岸世界的美好的;而为了真理和正义而死的人,他在彼岸世界是荣耀的。”
郭泉表示,由于中共半个多世纪对中国百姓在信仰方面的打压和阻止,使中国民众逆来顺受、缺少抗争精神。在西方,由于人们心中有信仰,相信天理天法,因此从内心要求改变社会的力度和信念就要大。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救苦救难,通过救助贫困者,扩大信仰者,实现自己对神的承诺或获得心灵的提升。
镇压法轮功违反中国法律
在此处,郭泉提到,中共当局目前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打压,完全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是违反中国法律的。对法轮功的定性和打击,是某个人自己做出的决定,不是国民的意思。
郭泉曾经在94年-99年期间,担任过5年的刑事法官。他说,“整个打压过程,至少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我们到目前为止,只能看到镇压者及其宣传口径的单方面观点,却不能公开看到被打压者的辩护意见,这根本不符合法律的基本要求。目前还缺乏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这个事情。没有人民参与的任何一个个人决定的东西,都是经不住历史考验的。”
对于法轮功学员这些年反迫害的抗争,郭泉表示赞赏。他说,人内心有对神的信仰,信念就会强。身为基督徒的郭泉说,“所有有正的信仰的人,我都视为兄弟姐妹,包括法轮功学员。”
外来马列危害大 中国应传承传统文化
对于中国的出路,郭泉认为,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去找。他说,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国各族人民祖祖辈辈在共同的地域、语言、心理等基础上所形成的民族精神,也是全人类最优秀的文化精华。其倡导的伦理道德观都是自古至今对人们有益的精髓。
他说,“每个人生下来并不是完全空白的,都有一种承继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千百年来形成的东方文化深入中国人的骨子里。这是一种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最宝贵的文化财富。”
郭泉表示,“一个民族要有自己民族的文化。现在使用的只有200年不到的德国马克思主义,很显然没有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一来就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打倒,对中国和人类的危害都很大。马克思主义不可以取代中国文化。把国学当作封建糟粕加以批判和排斥,让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人的一切思维,这是荒谬的。”
作为一位长期研究国学的学者,郭泉呼吁胡锦涛,尽快研究构建以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国民教育文化体制。
他说,“中国人当以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国学,不可以用西方新思想来限制、打击或消灭中国传统文化”,“研习国学,推进民主,正是当代知识份子应当敢于正视和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在,过分强调和依靠一个生长在异域的德国思想已经无法光大中国这个已经不容乐观的民族了”。
前苏联解体起借鉴 台湾民主是中国最佳选择
对于中国走向民主的可能方式,郭泉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政路线”是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有效道路。而同根、同文、同种的台湾的民主宪政体制是中国的必然道路。前苏联的解体模式对中国有借鉴作用。
郭泉说,前苏联和中国之所以发生这么大这么多的灾难,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有效的民主制衡机制。前苏共领导人在没有任何反对党的情况下,自动的退出了历史舞台,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伟大的选择。前苏联解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人类社会走向民主的一个环节,对当今中国是有启迪作用的。
郭泉同时表示,当今中国和前苏联的实际国情有不同,完全照搬前苏共解体的模式也不太可能。他认为台湾的民主政体的进程模式是中国最可行的道路。
郭泉表示,国民党流亡台湾后,重新走了一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政路线”。台湾的民主模式是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延续。因此自己的理想就是在中国完成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他说,“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建成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梦想,也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
郭泉先生简介
郭泉,男,1968年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国企干部、南京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法院干部。
199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99年至2001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2001年博士后出站之后,留校任教。担任文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任文学院研究生班主任、成人教育办公室主任,院长助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等职务。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大纪元11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龙淑蕙采访报导)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10月底透过大纪元发表致胡温公开信,四万言的文字针对目前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议题提出了广泛建言,无疑的对十七大会议后的中共掷下一颗震撼弹。这封信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回响,目前定居美国的两位华人经济学家谢欣玲以及俞伟雄也分别的就个体及总体经济层面发表他们对汪兆钧公开信的看法。劳动经济学家谢欣玲:中国终于有人敢说出真话!
北密西根大学经济学教授谢欣玲认为汪兆钧敢于公开针砭中国经济的陈痾,其勇气值得喝采。她认为经济政策就是需要将有限的资源做最有效率的分配,中国社会上的各种资源本应拿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及就业,但是中共自执政以来在历次的运动中利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迫害善良老百姓,这就造成资源严重的扭曲以及不当的运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汪信中所提的经济问题就是长期中共对资源扭曲所造成的苦果。
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所得分配不均
主攻劳动经济的谢教授,也针对汪信中所言中国现今社会不公的现象提出她的看法,她认为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所得分配不均。
衡量一国所得分配的状况可以从一国的吉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看出,越高社会分配不均就越严重,指数0.4是一社会稳定的临界值。
谢教授指出,中国在1978年吃大锅饭时代其吉尼指数是0.15,90年时是0.23,94年时0.37,到2000年时已高达0.458,可看出中国所得分配不均不断恶化。根据中国官方资料,农村的吉尼系数是比城镇更大。中国人民大学所进行的调查得出的吉尼系数比官方还高。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吉尼系数始终超过临界值0.4。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在2005年发表的报告,中国吉尼系数高达0.45,中共因此被警告一定需要对社会不公现象改正。谢教授指出,中国民间自己进行调查所得出的吉尼系数是高达0.59,由此可想像问题的严重程度。
吉尼系数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可以对照台湾的发展历史加以观察。台湾在1978年的吉尼系数为0.287,随着经济的起飞,整个1980年代一直维持在0.28~0.29间,1990年时是0.312,在历经亚洲金融风暴、股市崩盘等考验后,1994年是0.318,到2000年时成为0.326,进入21世纪后始终维持相对稳定的水准。日本在21世纪同一时期为0.284,韩国为0.358,显示亚洲地区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并不会造成社会不公、贫富不均的极端现象。
香港在97年回归后贫穷率攀升至18%
谢教授表示,根据“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分析,香港在1997回归之前贫穷率(poverty rate)一直维持在15%以下,但在中共接管后,自1998年起贫穷率跃升至18%,并居高不下。相较于美国在2001年的11.7%,香港贫穷人口的比率现在仍是较高的。即使是四小龙之一的香港,在中共势力进入后,也同样加重其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
失业是中国存在的第二个严重问题
“失业和下岗的职工是中国大陆的一颗不定时炸弹。”谢教授如此表示。中共在面对高达2亿的过剩农村劳动力所施行的办法,是以“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来限制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这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使问题更严重,把农民工置于更痛苦的境地。
谢教授认为,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要像台湾的政策,朝向促进就业的方向努力,把资源投入改善农村的教育、健康,或提供职业训练,而不是铁腕的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人民有权利选择迁移、选择居住的地点、选择职业,目前中共的政策和自由市场里的自由选择背道而驰。农村资源的缺乏也和中共长期扭曲整个国家的资源分配有关。
另一方面,谢教授指出,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服务业发展缓慢,其实现在中国不只是农村人口失业,大城市也存在失业问题。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后所带动的服务业的发展,会因此带动对高学历就业人口的需求,如财务、金融、法律等行业的发展,如果两者不能配合,第三产业的发展就会受阻,这个结果就会反过来影响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速度。另外,中国法治系统的不健全,也影响了商业活动的进行,阻滞服务业的发展。
计量经济学家:百分之百赞同汪信所言中国经济问题
专研总体计量及财务等领域的经济学家、目前在维诺那大学任教的俞伟雄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非常赞同汪兆钧信中对中国经济分析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经济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中国经济过热的问题是中共的汇率政策造成
俞教授认为,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过热(overheating),总体的需求面超过其生产的产能。只要看一个指标就可知道中国经济过热的现象,如八月份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通货膨胀比前一年度增加了6.3%,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第二个问题是资产的泡沫,如最明显的是股市及房市。在过去一年上海股市涨了百分之三百,上海股市的本益比是69,而美国一般都是低于20。
“这两个问题都和中国的汇率政策有关。”俞教授认为,现在人民币的币值从一个均衡价格的角度看应该是要升值的,但中共为了让其出口物保持价格便宜的竞争力,刻意压抑汇率的升值,让人民币缓慢的升值,这就造成了一个预期的心理。国际投资者想要利用这一投机套利的空间,因此他们不断的把钱汇到中国境内。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延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就必须不断的发行人民币买进美元,造成他们无法控制人民币的货币供给。
俞教授解释,在经济学的模型下,一国政府很难同时控制国内的货币供给和汇率。中共为了要控制汇率,因此牺牲了货币供给,而货币供给的不断增加导致了总体经济过热及股市、房市的泡沫化。
他强调,只要有泡沫,就一定有破灭的一天,只是时间的早晚,快的话现在就开始,慢的话一两年就会破灭。他认为,与其破灭的晚,不如破灭的早。因为泡沫越大,牵连的资金及参与者越多,破灭时所牵涉的整个经济、社会、金融体系冲击越大、越严重。
美国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很有名的泡沫,一次在1920年代,泡沫破灭后产生经济大萧条,第二次即发生在90年代的网路公司泡沫;日本在80年代有资产的泡沫。美国从第一次泡沫破灭处理不好产生10年的大萧条中学到教训,因此第二次泡沫就积极的介入处理。他认为中共的体制不同,经验不同,应变的结果也会不同。他建议中国目前要面对的,是如何使泡沫破灭时不要那么痛苦。最关键的,就是改变中共的汇率干预,因为这是一切过热的根源所在,应该立即让市场自由决定其价位,才是根本之道。
在中国的投资者是非理性投资
俞教授同时指出,其实现今在中国股市、房市的这些国内和海外资金都是非理性投资。即使这些投资者明白泡沫现象的道理,他们仍是非理性、一窝蜂的心理进入中国的市场,破灭时就要承担这样投机的后果。
而泡沫破灭后的影响程度端看中共处理的能力,如果处理不好,将达到如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程度,可以预期中国到时经济成长下降、失业率上升、公司倒闭、金融体系缩减、信用扩张减少。而他也预期,这一经济层面的冲击,一定会影响中国的政治、社会层面,造成改变。
他也举出日本的例子,在90年代泡沫破灭后,造成日本长达10年的经济萧条期,和其政府政策不当及金融体系的问题有关。
经济学家看中国的经济成长:如果不是共产主义,中国早该发展了
俞教授指出,经济学的梭罗模型(Solow Model) 可以解释,只要一个国家有不错的储蓄率,相当程度的投资率,以及自由开放的贸易,就能够持续累积资本,而能从低度发展开始持续高度经济成长,如战后的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中国、印度,都是如此。当到达一个均衡点后,成长就会减缓。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成长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其勤奋、廉价的中国劳动人口,而非归因于中共政策的成功。他并强调,如果不是共产党及毛泽东当初发起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在50、60年代就会像四小龙一样经济起飞了,不用等到80、90年代才开始。
汪信所提的自由、民主化对经济发展有好处
俞教授非常赞同汪兆钧信中所提中国应尽快朝自由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他表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要长远良好发展的国家需要有民主体制来运作。“制度”(institution)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否长期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最根本因素,人治而非法治或许会让国家短期内兴盛,但无法保证能持续多久,衰败终究难以避免,因此造成一个国家发展不稳定。相较而言,民主法制是一个最稳定的制度,政府的重要政策会面对制衡的力量,可在公开而全面的讨论下凝聚多数人的价值与共识,从而创造长期健全的投资环境,国家经济因此能永续稳定发展。
【大纪元11月17日讯】蒋品超今天收到一封求救信, 是一位叫吴强的回国人士发来的。因为他回国从香港买了一本“六四诗集”, 不幸在东北被发现, 公安将他抓捕。以下是发来的求救信内容:
当事人吴先生:
本人大陆留学生。06年赴美留学。之前来自广东外企。07年11月10日由经广东返东北方老家探望年迈父母。 此前在香港一家书店买了一本六四诗集,10日回到老家吉林时在飞机场被安检查获并没收,原以为事情就此完结,谁知道两天后,即11月12日,本人被当地派出所就此传讯,几位警察要本人去派出所讲清楚该书来龙去脉,由于本人据理力争,同警察发生激烈争执,拒不承认所强加于本人的所谓危害社会安定的因素。问讯持续近十小时,最终定性为携带并传播反政府民运书籍, 以违反制安条例加以处罚。
大陆近年经济奇迹般爆发, 中共政府也向地方腐败势力频频宣战。 但这些都无法从根本上消除 也要同时促进民众到民主意识, 而不是刻意 对敏感话题实行打压。近年在海外常常听到读到大陆异己人士被迫害被打压时有所闻,总认为是个案,是针对特定对象的, 不会发生在普通大众身上。若非这次亲身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还不会相信会发生在你我身上。
中共对民间中滋生民主政治倾向一向严厉打压,豪不手软, 但另方面,对另一个禁忌--娼妓--放任纵容, 在各城市(南方尤其),酒店旅社,娼妓十分猖獗, 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长治才能久安,但长治不是压制, 而应该是“明”治,文革年间赵紫阳入主四川, 采用“无为而治”, 极力摆脱左倾思想束缚,放任当地民众“包产到户”,让四川这个中国最大的省份免于成为中国最大的负担省。
在海外学习生活一年多,感触最大的不是物质上的满足,而是宽松的政治环境及个人自由,更多的是看到西方国家高度法制化。
本人生长于大陆,受中共教育多年,经历中共政府从极端共产主义逐步蜕变到现在这种可变通的资本社会形态,不能不说也是一种进化,但凡涉及到有关政治,民主选举, 政党组织方面议题, 中共政府一概施以高压政策。本人愿以亲身经历提醒大家中共仍然是个极权政府,大家要共同努力来改变这种状况,同时要唤醒民众不要只寄希望于中共内部改革,民主思想理念复苏是要靠海内外广大民众共同推进,呼吁中共开放党禁, 报禁。 只有这样, 下一波的民主 国人才能享受真正的“三民”思想, 即“民权”,“民治”及“民享”。 也只有这样,更多的海外学子可以真正地享受“来去自由”,中国大陆才会迎来另一个改革开放的春天!
──转自《六四与维权网》
【大纪元11月17日报导】(中央社记者林芥佑华盛顿十六日专电)赴美控告雅虎泄漏个人资料导致亲人遭中国政府逮捕的高琴声与俞陵,今天分别离开华府返回中国。她们在机场向媒体表示,整个事件尚未完全解决,希望雅虎创办人杨致远进一步营救亲人出狱,她们并担心回中国后,可能遭到北京当局的压力与各类麻烦。正在服刑中国记者师涛的母亲高琴声上午搭机前向媒体直言,整件事还没有结束,雅虎在压力下答应和解,这只是一个开端,还达不到完满。她盼望雅虎优先把人营救出来,并直接向中国政府反映,讲出来“当初政府这样做是错误的”,雅虎已经承诺愿意帮助,现在就看雅虎下一步怎么做了。
高琴声在机场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说,要求救人一事,她向杨致远描述指出,“你妈妈把你从台湾带到美国这个自由大国,给你创造这么好的条件,使你能飞黄腾达。我的儿子师涛也很优秀,但是你却配合恶法,把他送进监狱。如果这十年牢狱之灾给他带来生命上的危险,你的金钱能换回我的儿子吗?”
高琴声不敢预料师涛在明年北京奥运之前能获得释放,但她感到杨致远的道歉是真诚的。她了解直接向中国政府要人的难度,但希望看到杨致远的具体作为。
至于同样是入狱十年,用雅虎的集体电邮发放网络文章的王小宁的妻子俞陵,今天清晨在机场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时表示,雅虎方面对于和解的细节都没有讲到。但她希望,其他被雅虎出卖身陷牢狱中国异议人士的家属都获得帮助,无辜被关的人能重获自由,她也呼吁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都能站出来,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进行抗争。
俞陵说,她丈夫的个案比师涛要早,当时就是害怕,被警方恐吓,但在电台听到雅虎被告的新闻,才使她走出来,她对于国际媒体以及美国各界的协助数度表达感激。她形容自己抱着惶恐的心情出国到华府,完全无法用英文沟通,仿佛在茫茫大海中。在美国见到师涛的母亲高琴声,才有相互扶持的感觉。
她强调,现在事情还不能算得到解决,“它虽做了承诺,但现在更关心承诺的兑现。而我更关心的则是,我丈夫能够获得自由。要看到雅虎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再重犯错误,不再做同类的事情。我更盼望的是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丈夫获得释放之后,不会再被出卖”。
俞陵说,除了美国,国内还要热心人士寻找雅虎泄露个人资料的受害人,但基于安全理由不能够透露。她自己也担心,此行回家,儿子会受到牵连。不过她说,自己和高琴声的个案已经曝光,会有美国驻中国使馆的关切,安全将比其他异议人士的家属要好。
【大纪元11月17日讯】(大纪元综合报导)不少人在问:每天大纪元退党网站上三、四万人声明退出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这些三退名单哪来的?了解大陆情况的人知道,他们中很多都是法轮功学员冒着危险一个个劝三退的。每天法轮功的海外网站明慧网上都刊登了不少这样的劝退故事。下面是河北省沽源县一位农村妇女如何劝了1300人三退的故事。在她口述给明慧网的稿件“用慈悲救度有缘人”(2007年1月19日)中,这位中老年农村妇女写到:“我没念过书,不识字。我过去是一个很不好的女人,整天和人家赌博,说话不饶人,造了好多业,闹了一身病。是师父慈悲救了我,现在村里人都说:法轮功就是神奇,把×××都变好了。
我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大法(法轮功),后来几次被抓,但谁也动不了我坚修大法的心。在恩师的加持下,我现在能通读《转法轮》。我每天学二、三讲《转法轮》,约七八十页,每天出去劝人三退。到2007年初的二年多来,通过我讲真相,已经有一千三百多人退出了邪党组织。
一次我给我们村一名五十多岁的村民讲“三退”。他小时候念过几天书,戴过红领巾。他说:“共产党给我钱,你也不给我钱。”我说:“我们师父来救你的命,比给你钱更珍贵,你没了命钱再多有什么用?相信大法好,退出党团 队,保你平安,你会有一个美好幸福的未来。”我就给他背师父《洪吟(二)》中的〈真言〉:“神佛来世间 句句吐真言 天地人神事 真机为法传”。一次说不 行,两次,三次……给他讲了好几个月,去了无数次,最后他终于明白了真相,退出了少先队。
二零零二年八月,我被恶人举报后被绑架到洗脑班。我们生产大队派了一名“帮教”名叫小刘的跟着我。她二十多岁,别看她岁数小,受邪党的毒害很深,诽谤大法,对大法弟子也不近人情,她管给我们打饭。她不给我们打菜,只给一个小馒头,不让我们吃饱。我被非法关在那儿三个半月。后来小刘外出打工。零六年夏天一天早晨,我刚做熟饭,听说她回来了,我想:不管她以前对我多不好,我是法轮功学员,我不怨恨她,我也要救她。我顾不得吃饭就到了她家。我给她讲真相,劝“三退”,她不但明白了大法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还感激的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二零零一年五月我上北京证实法,遭到共产邪党的迫害。他们把我绑 架到县看守所,村里配合邪恶,将我家三头大奶牛拉走(价值三万多元)拍卖。我们村的刘X为了占便宜,用了八千元钱买了我的两头奶牛,他把牛拉回家七天就遭 了报应:春天拉草,拖拉机翻车将脖子砸成重伤,成了植物人,长期卧床不起。我不怨恨他,去他家给他讲大法真相,劝三退,从心里想要救他,让他真心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他明白了真相,全家都退出了邪党组织,现在他身体逐渐好转,大脑逐渐清醒,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他还要准备修大法呢!
在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有时我被骂出来,被赶出来,有一个人还踢了我两脚,有的不让我进家门,但我不气馁,还去讲真相劝“三退”,我就用慈悲心感化他 们,他们最终都被感化了,并退了邪党组织,得救了。有一个老头儿甚至用色魔来干扰我,我心不动,正念一出,邪恶就解体了。
我不识字,更不会写字。有一次我自己出去劝退了十四名党团队,可我不会写他们的小名和化名,我就求师父帮助我记住。等我回到家,竟然一个个都把他们的名字说出来了。大法真是神奇!”
【大纪元11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徐竹思康州报导) 美国驻华大使雷德(Clark Randt)11月16日继续逗留母校耶鲁并讲演“中国的耶鲁人看美中关系”。会后他聆听一些与会者对中国问题的意见 ,在接到一盘《九评共产党》的DVD后他两次表示“我一定会看”。“你们知道胡锦涛每天早晨起来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雷德在讲到他想谈的美中关系的第一个问题-人权与宗教自由时问道。“不是中东战争,也不是国内的经济建设,他最担心的是中国崩溃。”
雷德说,“稳定,是中共最关心的一件事。”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要控制宗教,“它从俄国人那里得到一个错误信息,即宗教是西方势力想搞垮它的手段。”
雷德说,“虽然我们多方努力,中国的人权仍在恶化,这使美国很难亲近中国,虽然我们希望与中国有更密切的关系。”
雷德认为中国目前很不稳定,像“随时会掉下来的车轱辘。”“最大的社会问题是贫富悬殊的加剧,贪官们又侵占民众的士地等情况非常普遍。”
雷德还在演讲与回答问题时谈到了中国经济贸易、环境污染、传染病等许多问题。
会后雷德又和与会者畅谈,耐心倾听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意见,一位听众递给他一盘《九评共产党》的DVD并说明了《九评》引发的中国人退出中共潮。雷德扬了扬手中的DVD说,“我会看。”
另一位听众进一步说,“《九评》中解释了为什么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破坏是造成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 雷德再次表示他回去一定会看这盘DVD。
【大纪元11月1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报导)四川成都市郫县郫筒镇双柏村有村民的房屋在尚未签同意书的情况下被数十名不明身份的人士强拆,家人并受到暴力殴打,至今尚住在医院。四川维权人士黄晓敏星期五向本台记者透露,他星期四中午到街上办事时,发现有一辆车子上面写着:“还我人权,半夜非法强拆房”,于是便向该名驾驶者了解情况,结果发现,成都市郫县郫筒镇双柏村有村民的房屋在尚未签拆迁协议的情况下,在凌晨被清拆。
村民陈永生表示,11月3日凌晨1点30分,他的房屋被一群不明身份人士,手持棍棒,并在挖掘机、装载机的配合下被强拆。该房屋之前已经从4月份开始被断水、断电、断路,无法居住及营业。想不到3日凌晨,房子被拆了大半,家人其后还被殴打重伤住院---
陈永生:“当天有二十几个手拿凶器的人将我们房子强行拆除,我和我的兄弟及我儿子上前阻拦,结果对方就殴打我们,我的兄弟肋骨都被打坏了,现在省人民医院住院抢救,有生命危险。我们去找镇政府,镇政府说他不晓得,找村政府,他们也说不知道,又说他们现在抓不到人,抓到人之后再通知我们。我们现在欠下许多医药费,我们拿不出钱,正等政府拿钱来医。”
陈永生表示,警方称施行强拆的挖掘机装载机司机电话打不通,家里去找也找不到人,等找到人才能进一步调查。找不到人就只有无限期等待。本台记者于是致电当地公安局查询---
记者:“有郫县郫筒镇双柏村村民说他们的房屋被强拆。”
公安:“我不晓得,房屋被拆不关公安的事。”
记者:“但他们被暴打,而且现在还住在医院,你们知道这事情吗?”
公安:“不清楚。”
该名接听人员迳自挂断记者的电话。陈永生的妻子向本台记者表示,他们镇上大约有一百多户人家,有30户左右都遭到强拆,却只有他们家因为阻挡强拆而被打成重伤住院---
陈永生之妻:“我们现在还有两个重伤住在医院,我们昨天才到县委门前,请他们帮忙,请社会关注。因为我们那个是非法拆迁,而且当局又不对我们人员进行安置,就在半夜将我们房子拆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人权受到侵犯,合法权益也没有得到保障。”(
【大纪元11月1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武汉市花楼街再次出现不愿搬迁的户主遭殴打的情况,而当地的居民在经受种种暴力逼迁后,向居委会提出申请成立民间自卫组织“护房队”,但维权代表反遭公安问话。魏绍恩:“为这个房子拆迁的事情他们叫了几个人8点多先把我家里的门踢了,当天11点多左右,他们又来了一帮人,拆迁办的人说是他们工作人员,但其实就是一帮小混混,就吵起来,然后就打我们四个,我爸爸、外甥、妻子。他们十多个人就这样把我们打了。”
事件发生时,群众多次报警求救,警察事后才到现场做笔录,并扣留一名拆迁工作人员。然而魏绍恩对警方是否会依法处理表示怀疑。记者星期五致电花楼街派出所,电话一直是忙线状态。
据当地居民反映这些所谓的拆迁工作人员半夜私闯民宅暴力逼迁的事情并非首次。更有甚者,一些不在当地居住的户主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现自己的房子被夷为平地。上个月花楼街发生了十多起纵火事件,被烧毁的有空置的房屋,也有仍有人居住的房子。而警察最终以乞丐纵火为由结案。
居民认为警方和居委会在拆迁中不但不保护居民的财产权和人身安全,反而充当拆迁方的保护伞,近期他们经过讨论后决定成立“护房队”,并在星期三将申请成立这个民间自卫组织的材料送交街道办审批。然而不但不获批准,居民代表还受到了公安的问话和恐吓。
这位要求匿名报导的居民星期五对记者说,“成立护房队这事,派出所找我谈话,他马上就要来了。”
当问到为什么会有护房队这个想法时,他说---
居民:“我们遭到拆迁办、开发商聘请外面黑道混混来殴打我们,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自发组成的。要审批,他不批,说我们有安保、有联防、有公安。实际上没有作用,凡是被拆迁户打电话,他不马上到。老百姓感到没有希望了,没有一个人援助我们,只能自救。这是一种派出所的拆迁,我当着公安局的杨局长也是这样说,如果没有公安介入,我们花楼街拆迁是动不了一砖一瓦的。他说你这话也是实话。”
位于江汉区繁华地带的花楼街是历史悠久的老街,至今一期拆迁千多户只剩下四十多户苦苦坚持,二期工程的4千户感到唇亡齿寒。居民指政府在没有挂牌拍卖的情况下将土地卖给了有官方背景的发展商,而且给原住户赔偿款低于标准,连买同区小面积的二手楼都不够。
在过去的一年,居民们用各种方法维权,包括到市政府集体情愿,街区游行、以及举办普法维权论坛等等,并把视频发上网。因此除了发展商暴力逼迁、居民还要面对当局不断打压。维权居民被拘留的案例中有70高龄的婆婆,而维权代表陈顺喜不久前更被判刑2年缓刑3年。
【大纪元11月17日讯】11月15日,北京新华社授权发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 , 长达1万6千多字。这是一件新鲜事,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共心血来潮,急急忙忙发表这篇长文,值得探讨。胡锦涛在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着重宣传推销他的《科学发展观》,在 "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章节中只字不提《中国的政党制度》。我们先来分析新华社发布《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的政治背景,再进而分析发布《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的目的和效果。这件新鲜事可以说是中共十七大后中国政局新发展的一个侧面,是中国社会各派势力较量的一个反应。人们普遍对中共十七大的结果不满,社会各阶层要求改变社会现状。在不到1个月之内,有安徽省政协常委、企业家汪兆钧( 10月22日)、安徽企业家郑存柱(11月1 日)发表致胡锦涛、温家宝要求政治改革的长篇公开信发表后,又有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先生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长信11月14 日在互联网上发表。
中国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发表了致胡锦涛、温家宝公开信,在简述了中国社会状况后,提出了对策:政治改革,势在必行!(一)为了使中国社会公平、公正,使改革在和谐的环境中推进,需要构建一个全社会的对话机制,为此很多人作出了牺牲," 六四"的青年即是如此。(二)信仰自由,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共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我国宪法均有规定。把"法轮功" 一个群众炼功组织作为目标,杀鸡儆猴。人家不服,要"说清楚",更是大不敬,施以种种迫害。这显然不是针对" 法轮功",而是对全国人民的镇压!所以应当立即对"法轮功"停止镇压。对受害人给予国家赔偿。(三)释放所有政治犯,欢迎海外民运人士回国,共建民主中国。(四)按照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开放言论自由。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安徽企业家郑存柱在公开信中写道:‘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死结:(1) 六四事件,(2) 中国民主党事件,(3) 法轮功事件。因为以上三个死结的阻碍,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不能像否定文革那样,利用林彪、四人帮作为替罪的羔羊,十七大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也难以启动国家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有太多的理由,尽管时机已经非常成熟。’
郑存柱在公开信中提出立即启动县市级别的政治体制改革。(1) 县市级政府官员和人民代表直接选举,(2) 开放新闻自由,施行舆论监督,(3) 共产党没有下台的风险, (4) 为省级政府的改革提供基础,(5) 中共参加选举有几个重大意义:首先,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基础。其次,使共产党在竞争中完善壮大。在地方进行民主改革,可以避开" 六四"等高层改革的政治难题。等到基层民主化成熟以后,在中国共产党主观上恢复"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客观上经过选举机制 完善壮大,在大部份地区可以获得胜利,真正取得了民心,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再逐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使高层的改革成为可能。
11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博士致胡锦涛、吴邦国的探讨《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公开信在网络上传播,他并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张敏女士的专访。他的公开信有 18个专题,综合所述其中心思想如下:‘中国的社会问题的一切症结就在于体制,我想,很多国人一定和我有一样的想法。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现有体制下中国的社会问题根本无法得到根治。于是,我提出这样一个政治模式。其目的在于,在确保人民的福利不受侵犯并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人民能够根据各自对幸福手段的思考而组织成各自的政党,然后,公开各党的施政纲领,在更大规模的范围内,让全体人民进行选择。所有各党必须是以促进国家发展、提升人民幸福为己任的。各党的宗旨只能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服务手段却可以多样。至于哪种服务手段好,最终的裁决权在人民的选票。’
中共十七大之后,有企业家、学者、政协常委和民盟成员出来公开建议和要求中共推行政治改革,解决中国社会现存的岩重问题。看看中共是如何反应呢?
汪兆钓、郑存柱和郭泉公开信发表后,人们在等待胡锦涛的回应,可是胡锦涛迟迟不开腔。15日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可以被看作为一种简接的回应。他们3 人要求在中国实行多党政治和民主宪政,胡锦涛通过白皮书告诉他们和世人,中国共产党己经实行由中共领导的,有8个民主党派协商参政议政制度,巳有数十年的历史。中共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世人,中国现在不需要建立民选的政府,不需要民主宪政,只需要逐步自我改善就足够了。这也就是否定了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强烈要求,这就是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的目的。
现在我们对《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作些分析。白皮书写道:‘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努力,反对 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行径;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内战、独裁政策。’
这是中共数十年来的标准宣传说法。事实上,8年抗日战争是全国军民在国民政府蒋介石委员长领导下获得抗战胜利,战后成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相对应的,中共执行毛泽东的" 一分抗日、二分周旋、七分扩大力量"的政策,中共根本没有为抗日战争付出其应付出的力量,只想保存和壮大力量,甚至和日本人、汪精卫政权勾结,双方协定维持不战的局面。毛泽东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抗日战争壮大力量夺取全国政权。在日本人面前亲口说,没有日本侵华就不会有中共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不是典型的卖国贼的嘴脸吗?
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期,有一批政治家、学者、教授组成第三派政治势力,他们不喜欢蒋介右专制独裁,但也不信任中共的共产主义专制独裁,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理念而更接近欧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当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这批第三势力不愿追随蒋介后去台湾,并且台湾当时很穷很落后,美国也不支持蒋介石,他们无奈不得不留在大陆。也将信将疑的接受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到要 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说法。这种心态是建立在不喜欢蒋介石的基础上,也试图在新的中国中贡献自已的理念和才干,报效国家,但是无可奈何的和中共合作。
《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在宣传中共历史时,有意的把1949年9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回避不写,也把 50年前的反右运动隐蔽不写,这是中共与第三势力相合作与较量中最重要的历史事实。
《共同纲领》的序言写道:‘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 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 央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 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共同纲领》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请注意,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共与各党派等组织是共同组成统一战线,并没有规定中共领导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出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出任国务院交通部长、林业部长、水利部长和卫生部长。这多少还有点联合政府味道。但几年之后全变了。
1957年夏天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毛泽东的目的就是要沏底打垮和消灭第三势力,建立完全的中共一党独裁专政,毛泽东把8 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一大批第三势力的领袖打成右派份子,折磨他们,劳改、自杀,是他们人生的结局,其中有的人至今也没有平反。从此,在中国没有了第三势力,中共消灭了竞争者。现在的8 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都是由中共统战部刻意挑选和培养的另类中共党员,或者是公开名义不加入中共,但绝对服从中共命令的文人,其中相当一部份领导人是8个民主党派创始领导人的子孙后代。他们的生活来源,以及在民主党派的职务完全掌控在中共统战部手中,没有任何不服从命令或反抗的余地,根本没有他们父辈们所具有的第三势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础和经济来源,因此只有做中共应声虫一途。
在经历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现在所谓的8个民主党派己没有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和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现在这些民主党派的政治纲领是中共政治网的改写版,或缩写版。各民主党派不准在全国范围跨行业地自由吸收新成员,仅是有限额定量在本行业内招募新成员。各民主党派的活动经费均来自中共统战部, 8个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各级工作人员统一划归国家干部规定的职位级别,统一吃皇粮。8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席和秘书长一律由中央统战部委派任命,一定是共产党员,实际掌控民主党派日常事务。中共就是用这些手段来严格控制 8个民主党派。由此可见,各民主党派是十足供欣赏的"花瓶党",是供给组成政治协商会议的摆设,是由中共统战部挥指的啦啦队而巳。
尽管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鉴于现在的8个民主党派的上述状况,这十六个字方针是毫无意义,是个高级骗术而巳 。从白皮书的内容来看,中共仍是采用欺骗、歪曲和隐瞒历史事实的手段,向世人们宣传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政治。现在,8个民主党派是被当作炮灰推到最前线,抵挡要求政治改革的浪潮,可见中共不敢公开出面反对政治改革,实在是黔驴技穷,无能为力,走到绝路了。白皮书欺骗世人的最终的目的是拒绝政治改革。
这位庄先生最大的理论创新是这样说的:“中国的民主党派不是以夺取政权为目标而是与中共团结合作,是因为民主党派与中共的政治目标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首先,相信稍有常识的人就应该知道,政党之所以存在于现实社会,其基本政治追求就是合法夺取政权,利用行政行为来实现其政治理想。如果不想或者不能夺取政权,那这个政党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不想或者不能取得执政权的政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是现代政党制度的核心问题。
其次,我不否认各个不同的政党在某一时期会有“利益一致”的时候。但是58年时间,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之后,“利益始终保持一致”就不敢苟同了。如果拥有这么惊人的相似的理念,为什么不联合或者合并呢?如果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真的一直与共产党保持这么多年的价值取向一致,那真的就应该合并成一个党,完全没有占用这么多政党资源的必要。因为在正常的政治环境里,如果发生中国这58年的事情,恐怕就是一个党也早就要分裂成若干派别了,既然它们比一个党都团结,那为什么不变直接成一家呢?
有一种哲学理论认为:世界上的东西只要存在就是合理的。显然,这几个“民主党派”虽然除了浪费纳税人的钱以外没有做过什么正经事情(中国老百姓不但要养国家,还要养党,而且不是一个党,要养9个党)。但它们能够一直保持到今天并在继续“快乐地存在着”是有政治价值的。那就是粉饰民主,共产党可以很“理直气壮”地对全世界说:“谁说我们是独裁?古代的皇帝一个人说了算,而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说了算。我们没有封杀其他政党,你美国也就只有两个党,我中国有9个。难道我还不民主吗?它们自己‘不想’执政我总不能逼人家执政吧?”而且共产党在回答打击其他民间成立的反对党的时候还会说:“中国已经有很多民主党派了,我们不能无休止地发展下去,这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政治组织是不创造财富的是寄生于生产社会上的,所以不能因民主而无休止地发展这样,既不产生社会财富又增加社会负担的机构(他们也知道自己不生产财富是社会的负担,属于明知顾犯型的)。另外这些民间成立的政党没有经过合法的设立程序,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只有是通过合法程序设立,并且政治上积极向上的‘健康政党’我们还是欢迎的,事实上我们中国有很多这样的‘民主党派’。。。”
如果一个政党的成立要让另一个政党批准,那么这个政党可能是反对党吗?如果什么都不反对这个党还有成立的必要吗?只有“合法”的在野党才是真正浪费社会财富的机构。其实这样的谎言大家都清楚,只不过现在所有的话语权都在中共手里,所以大家只能任其表演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
这位发言人的另一个理论创新是这样说的:“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也是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议政和发挥监督作用的重要机构。但这与西方国家议会中的议会党团不同。依照《宪法》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等的规定,人大代表中的民主党派成员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而不是以民主党派的名义进行活动和提出议案。”
让我们再来简要的分析一下这段自相矛盾的论述。首先,从这段文字本身就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矛盾。这些民主党派的人是占用党派分配比例进入的“人大”(中共多次公开表示过,其人代会的席位分配是考虑了各个地方、党政军机关、各个行业以及各个少数民族的比例的),但在“人大”行使“权力”的时候却不能代表所在政党?不知道如果有记者问到这里他们会如何解释?我想不出来,相信他们也想不出来,因为这问题是无解的,是他们天下老子第一硬要这么做的。
另外,中国的宪法并没有精确到这么细致的地步,《宪法》的确有类似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这样的阐述。但代表所在政党和代表人民并没有冲突,法律的原则是没有规定不可以的就可以做。既然《宪法》原文没有明确的各个民主党派成员无权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自己所在的政党,那么凭什么不允许他们以政党的名义进行活动呢?根据是什么?
其实这样简单正当的问题问了也是白问。因为宪法的解释权在中共,而且实在不行中共可以很容易“修正宪法”,容易到可能比女人生个孩子的时间都快就可以搞定。美国一部宪法可以用200多年,日本和台湾的宪法虽然对当地人来讲缺陷很多,但也是用了60年以上。在这些真正民主的社会里,几乎没有比改动或者废除宪法更难的事了。因为这是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底线,如果三天两头总换玩法,那就不是玩游戏而是在玩人了。美国人登上过月球,但是他们没有换过宪法。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美国人也会登上火星,而且我预计肯定是在现行宪法没有被废止之前。中国执政党58年没换,但是宪法却换了4部(不是修正而是彻底换新的)。很明显中国是在被一个非常没有水平的,如小孩子过家家一样的独裁政党统治着。
通过这次《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的发布,我们再一次清楚地得到这样的结论:在中国没有游戏规则,所以在中国的游戏是很不开心的。在那里没有赢家,历史证明没有谁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永保青春”。普通百姓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统治阶级的命运其实也不能自己把握,看看当年的刘少奇、林彪、彭德怀,再看看后来的胡耀邦、赵紫阳,最后再看看今天的陈希同、陈良宇。其实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都是受害者,就包括如今中国的绝对“老大”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自己都清楚只要稍有不甚都有杀身之祸。所以,目前中国实行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包括共产党高官在内所有中国人的公敌。就好比环境污染要危害全球一样。我想看清楚这一点的人肯定是大有人在的,为什么我们不去试图改变这一切呢?
在文章的最后,我仅以我个人的名义再一次呼吁中国现在的当政者。目前中国的政治属于“公害”,它会伤害包括你们在内的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作为政治领导人,你们一定会有这个素质的。请不要贪图眼前的荣华,多为子孙后代着想,特别是为你们自己的子孙后代着想。改变中国的“公害政治”是历史的选择,你们因目前所处的地位,成为了很容易改变历史角色。“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虽然民主制度依然有着各种各样的缺陷,也许中国的人民和社会的民主素养未必有很高的基础,甚至可能在改变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之后中国还处于可能比今天还“乱”的地步。但不可否认,那种乱是真实的,今天的和谐是虚假的,真的永远会比假的好。所以你们不必担心你们的历史责任,因为无论怎么样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肯定都需要一番周折。而这还只是最坏的打算。不管你们是否能够看到这篇拙作,我还是很真诚地希望你们能够在其位而谋其政,能够为中国的未来做出尽可能对的选择。
【大纪元11月1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采访报导)十七大报告作为中共党代会报告首次出现“表达权”的提法。不过,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总编李大同表示,十七大报告里有了,不等于人民就有了这项和有权吃饭没有什么两样的权利。李大同:“真正的表达权应该是媒体对老百姓评论国家事务的这种意见做充分的报导,这样才是真正的表达。你坐在家里自言自语那不叫表达,和几个亲朋好友一块儿发牢骚也不叫表达。
汪先生这样一种表达当然是种表达,但是这种表达因为被严厉地封锁,中国老百姓是很难知道的。当我们说人民的表达权的时候主要是公开发表的权利,甚至也可以说是公开批评的权利。我认为表达权应该是指这个。”
李大同提到汪先生是指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汪兆俊近来发表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中,汪兆钧就中国股市、物价、房地产、社会不公、政府不作为、政治改革、平反六四和新闻自由等重大敏感问题一一直言表述。公开信发表已经三个星期,行使自己“表达权”的汪先生是否因言获罪呢?汪先生就此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
汪兆钧:“我本身也是一个表达权,最终落实得怎么样呢?我还没有受到其他方面的伤害。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个人感觉,从我目前发表这个公开信到现在没有受到干扰、没有受到损害,我感觉到应该可能是进步了,我只能说是可能。”
汪先生就迄今自己的亲身体会认为,中共在对人民表达权的保障方面可能有进步。那究竟有没有进步?中国监督网负责人王金祥表示---
王金祥:“表达权应该在宪法里面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没有实现就有问题了。中央的规定当然是很好的,但到了底下地方政府部门就好像就成了理论性的东西了,底下是不买帐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王金祥认为,中共中央对人民表达权的承诺用意是好的,但各级政府的“实际”没有与中央的“理论”一致,结果是言论自由也好,表达权也好在中国就像有的评论家所说的“还只是一个花头巾,一个套在牲口头上的笼头”。不过,李大同表示,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出现了“表达权”,这说明还是有进步---
李大同:“这也好,因为这也就证明了这些秀才们还是了解国际上一些基本的普世价值的。他们了解比不了解好,因为这是联合国人权公约里早就确定的人权的基本权利之一,而且都用的是‘表达’这样一个概念。他们知道这个,写入了正式的宣言里还是不错的。”
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中国官方媒体开办了“给总书记捎句心里话”专栏,十七大后开设的十七大精神宣传栏目变成了让百姓“说句心里话”。如果总书记胡锦涛会前听到老百姓的心里话才将“表达权”纳入报告,那现在像汪兆钧和李大同这样的老百姓说出了要给人们“货真价实表达权”的心理话,这心里话何时在中国才能变成现实?
【大纪元11月1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报导)北京奥组委安全保卫官员星期五对媒体表示,2008年奥运会期间,抗议示威活动绝对不允许。人权活动人士分析,届时中国会加紧打压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访民。北京奥组委安全保卫部部长,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绍武星期五透露,奥运会召开期间,场馆内外禁止任何形式的示威活动,中国绝对不允许那些侵犯主权领土完整,鼓励分裂和恐怖主义的活动,此类活动会按照中国法律处理。
这位官员透露,会有8万人参加奥运会的安全保卫工作,防范恐怖活动是重点。在中国民间组织《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先生看来,外界对中国通过举办奥运会改善人权状况的希望恐怕会落空---
刘飞跃:“2008年奥运会,中国人和国际社会都非常关注。一方面不仅在于奥运会的竞技体育魅力,还在于奥运会是一个全球的盛事。人们对奥运会如此的关注,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单纯的体育范畴。人们把奥运会看成是一个全球大联欢,是全球普世价值观得以体现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平台,当然包括对人权的尊重、对环保的重视。
也就是因为这样,北京在申办奥运会的时候,也提出要办人文奥运、绿色奥运。中国的普通民众很希望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的一个同样的人权。但是,北京奥组委会对人们希望借助奥运来表达人权和自由的追求却严阵以待。”
刘飞跃先生担心,明年奥运会期间,中国一些敏感人士可能会被限制人身自由---
刘飞跃:“据说他们划分了多少类人不能参与北京奥运,要重点防范、控制和打压。当然这里面包括像异议分子、藏独、台独、国际人权团体、访民。国际大赦记者在2008年要召开的时候已经发出这样一个信号:访民、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藏独、台独可能会被严格控制。很多朋友担心,2008年想到北京看奥运会可能根本去不了,会被软禁在家里。”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海外藏人团体,台独团体,法轮功以及中国民运团体反对北京奥运会的声浪也越来越高。旅居美国的法轮功发言人张而平先生表示---
张而平:“北京奥运中心上礼拜发表了这样一个讲话,说除了法轮功以外,其他民间团体,包括宗教团体都可以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项就奥林匹克宪章第5条、第6条,就已经违背了中国对奥林匹克的承诺,因为第5条规定任何国家和个人不应该有政治、宗教信仰以及宗族和性别的歧视。如果有这样的歧视,就不能举办奥林匹克运动。
第6条说得非常清楚,而且第4条说奥林匹克运动倾向人权操作,如果北京在当时说:给我们北京一个机会,我们会给世界一个惊喜。那么,现在确实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奥林匹克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违背了奥林匹克宪章。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如果你违背宪章,就不配参与奥林匹克运动,更不配主办奥林匹克运动。”
法新社报导说,一些海外人权活动人士已经表示会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前往北京,以表达对西藏,台湾等问题的关注。张而平先生说---
张而平:“我们从法律上看中国宪法第35条有一个规定,中国的公民享有集会、结社、表达新闻的自由。第36条规定,中国公民享有宗教和信仰的自由。如果中国真的号称是依法治国的话,那它现在所作的这些规定既违背了它自己的宪法,又违背了国际奥林匹克宪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自己在做违法的事情。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除了纳粹德国、前苏联以外,没有其他的奥林匹克运动是违背奥林匹克宪章、把奥林匹克作为一个政治手段来迫害宗教人士、信仰人士、异议人士,包括法轮功学员。”
今年8月初,离北京召开奥运会正好还有一年的时候,海外民间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几名成员前往北京,在长城上进行抗议示威,遭到短暂拘押。
【大纪元11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真综述报导)中共总理温家宝月初突然煞停“港股直通车”后,中国大陆继续采取措施限制国内民众炒卖港股。深圳的银行限制市民每日只准提取3万元人民币;中共官方报章报导指,目的是要打击内地资金非法到港炒股。居于深圳的独立作家赵达功相信有关政策是为了打击大陆民众透过深圳地下钱庄流到香港去买股票。不过他指深圳银行限制提款的政策是违法的。北京资深媒体工作者高瑜认为有关措施乃由北京当局主导,中共害怕国内资金大量撤走,会导致港股及中国股市大挫,经济崩溃,危及其统治。日限提三万 柜员机无钱
据香港媒体报导,深圳大部份银行自上周开始限制个人及公司的提款金额,持存摺到银行柜位及透过自动柜员机提款均受到限制,个人每日提款最多3万元人民币,个别银行提款上限更减至1万元人民币。而且深圳现在差不多所有银行的自动柜员机跨行提款业务已经暂停。银行还透过每周只装钞一次,每次上限10万元人民币,控制市民提款额。因担心没有钱用,不少市民涌往柜员机提款,令到部份柜员机被提空应。
对于提款设限的目的,中共官方新华社旗下《中国证券报》15日引述深圳银行业人士称,或许能打击境内资金非法流入香港炒股。现时不少境内居民透过地下款到香港炒股。
自今年8月20日北京当局公布将推出“港股直通车”以来,深圳近3个月大额提款的密度显著上升。据指,国内其它地区炒港股的人士,先将钱转到深圳再提取,然后亲自携带或透过地下钱庄将巨款汇到香港。
携巨款过关炒港股日炽
深圳《证券时报》引述深圳海关证实,从关口检查发现,近数月带现金到香港的大陆人急升,大部份人身怀20至30万元人民币到香港开户炒股。
正在内地访问的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15日表示,不排除有国内资金非法流入港股,因香港是自由经济体系,资金可以自由进出。他强调香港银行体系管理系统完善,有清晰指引了解客户资金来源,不太担心资金经地下渠道流进流出。
深圳独立作家赵达功相信深圳银行的有关政策,是为了打击大陆民众透过深圳地下钱庄到香港去炒股。他表示,这类地下钱庄在深圳非常普遍,在深圳的大街小巷、公共汽车站都可以看到这类非法的贷款或者转款广告,上面留了电话号码,可以帮助你贷款或者转账到香港。
银行限制提款属违法
不过,他指出,深圳银行目前实施的限制提款政策是违法的,因为1992年颁布的《储蓄管理条例》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商业银行应当保证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不得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赵达功说,毫无疑问,深圳的银行限制取款功能,已经侵犯了储蓄客户的取款自由。
对于国有银行公然违反大陆法律,赵达功笑言:“现在中国现实情况矛盾越来越多,各种情况都会出现。”
北京资深媒体工作者高瑜则表示,中国共产党骗人的话多了,宪法还写明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违反法律的都是中共,不是老百姓。
阻股市大泻 防经济崩溃
她认为,这个决定是中共中央的决定,主要是限制钱流出去。“这个钱一撤走,香港和国内股市都大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保,中国经济就更麻烦,股市崩溃,中国一下子就完了。”
高瑜并表示,对深圳银行限制提款的消息,虽然香港和广东传媒都有报导,但北京官方这类的消息还是很少,老百姓普遍知道的不多,只知道物价高涨。
港股影响微 中资股受压
据香港媒体引述独立股评人陈永陆称,深圳银行的措施只会对港股造成短期影响,“大户买港股亿亿声,(提款)机得几多?顶多一千几百万,点睇都唔系大户所为,纯粹个别散客投机活动,心理影响实有少少,但长远影响轻微。”
欧资瑞信证券中国研究部主管陈昌华则表示,消息对中资股不利,包括只3国内保险股。过去数月憧憬大量大陆资金流入而急升的国内资源股亦将受压。
【大纪元11月17日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2007年11月16日华盛顿报导)今天的对比新闻,我们要对比介绍中国股市和美国1920年代的股市。首先看看中国的股市。据中国大陆的网络媒体说,中国股市“火”的程度,从一句问候语的改变可以看出来。 现在,很多中国人互相打招呼的时候,不再说那句有名的‘吃了没有?’而是问‘你今天买股票了吗?今天买基金了吗?’ 在朋友聚会的场合,股票是饭桌上谈论最多的话题。
中国媒体不断报导因为炒股而一夜暴富的故事,为全民炒股的热潮推波助澜。中国一家著名的论坛网站这样介绍中国的炒股热潮,“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买房子的钱、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孩子出国留学的费用......全都可以轻轻松松地从股市上获取。”
中国股市在短短2年时间内已上涨了近5倍,前不久还一再创历史新高。很多股民们都怀有一种普遍的心态,中国将在2008年8月8号晚上8点准时举办奥运开幕式。中国积弱百年,曾经被称作东亚病夫,这次举办所谓“百年奥运“,事关大国崛起以及党和政府的形象,中国政府绝对不可能在举办2008年奥运会之前,让股市崩盘。
很多中国股民都知道,中国的股票市场,不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这个特色就是“稳定高于一切”。他们相信,国家决不会让中国股市在北京奥运之前崩盘。国家在必要的时候为了政治需要一定会干预股市。鉴于这一信念,很多中国小股民不顾中外专家的一再警告,把房子卖掉,把存款提出来,前仆后继,争先恐后,唯恐入市晚了,错过了这个百年不遇的赚钱良机,从而使中国的股市成为世界上散户最多的股票市场。
据华尔街日报估计,现在中国有5000万股民,到2008年前,中国股民账户数字可能突破1.5亿,股民数可望达到6000万左右。中国股市上的散户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炒股大军。
中国的狂热的股市存在泡沫吗?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中国股民、经济专家、外国的金融分析师,似乎观点都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有泡沫的存在。那么,如果存在,泡沫会不会破裂?答案是:会。什么时候破裂?
世界上最权威的金融专家之一、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预测最富有哲理。格老说,股市泡沫将会在人们最预想不到的时候破裂。股市的泡沫是否会使投资者血本无归?对于这个最关键的问题,绝大多数股民的回答是:会让其他人血本无归,但是不包括自己。
据记者了解,不少在中国股市中沉浮已久的大多数老股民都已经确定了自己的投资战略,那就是不等明年奥运召开,到明年6、7月间,就清仓出净手中全部股票,然后静观股市舞台上演早已预料要发生的,令无数人痛心疾首的大结局。
一些专家预言说,世界上所有的伟大的经济,都是从大萧条,大动荡,大悲剧之后崛起和重生,中国的市场经济将也不例外。有分析家认为,中国股市需经过一番大动荡的整合之后,才能步入一个健康发展的和比较成熟的市场。
美国30年代股市崩盘的经验,也许可以作为中国股市的前车之鉴。下面,我们就来对比介绍美国30年代股票市场崩溃和大萧条的情况。
美国经济学家对造成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原因至今仍有争论。不过,有两条最主要的因素是经济学家们一致同意的,那就是整个20年代美国财富分配不公以及股市的泡沫导致股市的崩盘。
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和今天的中国经济一样,一片欣欣向荣。作为美国股市标志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从1921年的75点飙升到1929年顶峰时期的363点,平均年增长率高达33%。美国股票市场的泡沫掩盖了社会中涌动的种种暗流,例如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社会信用受到破坏、上市公司行为扭曲等等。
美国经济学家加斯莫雷诺在一篇分析大萧条原因的文章中说,美国20年代的经济,被称为腾飞的20年代。美国的国家财富迅速增长,然而,国家的财富并没有被公平的分配,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
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结果,1929年美国股市泡沫破裂的时候,0.1%的美国人手中的财富相当于收入低的42%的美国人的总和。如果拿存款来看,美国0.1%的美国人在1929的时候,控制着全美国34%的存款,而其他80%的美国人根本就没有存款。
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博士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比当年的美国还要严重。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中产阶级,中国财富分配是一个倒T型的结构,处在底层的是大量低收入的普通老百姓,而中国的富人仅仅是一条细细的直线。
美国政府的政策对美国贫富分化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加斯莫雷诺的分析,1926年担任美国第30任总统的约翰.卡尔文.柯立芝是一个保守派的总统,偏爱企业界和投资家。他实行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界的政策,削减大企业和富人的税收。其结果造成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经济和社会出现不稳定。
美国经济学家加斯莫雷诺分析说,拿亨利.福特和美国普通中产阶级的收入作比较,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当年申报所得税的个人收入是1400万美元,而同年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为7505美元。
美国经济学家加斯莫雷诺分析说,一个健康的经济应该是供求平衡的经济。然而,在当时的美国,由于贫富分配不公,造成大量商品生产过剩,而产品过剩是由于普通美国家庭买不起,而美国的富豪已经买足了。
就像中国很多城市的电器商店都堆满了DVD和大屏幕液晶电视,富人家里早就有了,而穷人买不起。中国海滨的一些城市在海边盖满了价格和美国接轨的渡假别墅群,而售楼中心门可罗雀,中国普通人根本买不起。
根据有关历史资料,就在美国股市崩溃的前夕,美国股市已经有一些预兆,例如1929年3月的美股指数略低于2月水平,但是和今天中国股民对股市充满信心一样,当时没有人相信美国股市会下跌。
1929年10月24号,这是一个在美国近代经济史上令人难忘的日子。长达10年之久的美国大牛市终于崩溃了。有人说,在股票市场中,只有两种情感,一种是希望,一种是恐惧。而且这两种情感到来的时候,完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该恐惧的时候,股民却满怀希望;而该满怀希望的时候,却又十分恐惧。
1929年10月24号美国股市发生股灾的当天,正像格林斯潘讲的那样,是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发生的。当天开盘时,没有出现任何特别的迹象,一切都很正常,而且上午有一段时间股指还非常坚挺,但交易量非常大。
突然,股价开始下跌。到了上午11点,股市陷入了疯狂,人们竞相抛盘。
到了11:30分,股市已经完全失控,听凭盲目无情的恐慌摆布,狂跌不止。短短一个小时,很多人就从百万富翁变成一文不明的穷人。自杀风从11点半中开始蔓延,一个小时内,就有11个知名的投机者自杀身亡。大量股票转手,许多股票售价之低,导致其持有人的所有希望和美梦瞬间破灭。
随后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迎来了自成立112年来最为艰难的一个时期,大崩盘从10月24号发生,跌跌不休,持续的时间也超过以往经历的任何一次,尘埃一直到1932年夏天才最后落定,美国道琼斯30种主要工业股票的价格从最高点,1929年9月顶峰时期的平均每股381点跌落到谷底的36点,缩水90%。
股市崩盘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美国随后发生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疯狂挤兑导致几千家银行倒闭、数以万计的企业关门导致25%的美国工人失业。
1932年,美国退伍老兵由于退伍金问题和政府发生冲突,他们联合起来发动了有组织的“向华盛顿进军”的请愿上访活动,并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扎营抗议,最后美国政府出动国民警卫队清场。
虽然股市崩盘对美国富人打击最大,但是随后而来的大萧条给美国带来深刻的影响却遍及社会的各个层面。每4个美国人就有1个人失业,离婚率上升,结婚率下降,儿童缺乏营养和医疗护理,几百万学生辍学;大量无家可归者栖身在铁道边的简易棚底,许多人忍受不了痛苦而自杀。
股市过热给美国的教训是深刻的。然而,今天的中国股市幸运的是,很多海内外的经济学家都在警告中国的股市过热问题。而当年诸如凯恩斯在内的顶尖的美国经济学家,都没有对1929年的美国股市的过热做出警告和预测。
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前的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也在今天的中国发生。中国贫富差距从最近的两条新闻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来。一条新闻是,据11月11日华西都市报报导,重庆一家商店因为市民为了购买便宜10块钱人民币的菜籽油而发生践踏事故,导致3人死亡。
据中国媒体报导,重庆一家超市庆祝10周年店庆,原价每桶51.4元的5升装菜籽油只卖39.9元。10日凌晨4点刚过,就有大量市民前往排队等候。上午8:20超市一开门,大量市民涌进抢购,因此发生3人死亡,31人受伤的踩踏事故。
有中国民众在网上发表看法说,一桶油反应了民生。为了购买一桶便宜11.5元钱的食用油,争相拥挤,酿成了3死31伤的惨剧。如果用人命关天的标尺来衡量,无疑是对社会利益分配制度的严厉拷问。
与重庆老百姓为了省10块钱买菜籽油而发生死伤事故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另外一条新闻。南京扬子晚报报导,因编制《百富榜》而闻名的英国人胡润11月8日在南京办了一场“奢华百富私人晚宴”,近50位中国富豪参加,上百道菜肴,食材无不昂贵、稀少。英式烤火鸡用鲜果汁、葡萄酒和其他调味料腌制而成,高达上千元一只。而桌上的佐餐酒竟高达一万多元一瓶。
中国的富豪财富的来源和美国不一样。 美国20年代的经济腾飞主要是由于汽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带领,当时的美国富豪由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为代表。今天的美国富豪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
而在中国,迅速积累起财富的人大多数是通过开发房地产致富。南京扬子晚报在关于奢华百富私人晚宴的新闻中说,中国内地约有千万富豪80万人,其中一半以上的富豪为房地产开发商。
据2006年胡润百富榜的统计,最能催生富豪的行业在中国以房地产排在首位。最新数据显示,在全中国最富的人中,接近一半在做房地产。也就是说,中国的大部份富人并不是在创造财富中诞生,而是在炒卖房地产中崛起。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双泡“相辅相成,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交相辉映着五彩缤纷的泡沫之光。
一方面,广大消费者在排队买房子,另一方面,开发商在排队等候上市。中国凯迪网上有网友写文章认为,两个泡沫破灭的最大受害者都是穷人,而熟谙资本运作的地产商们则享受着炒卖地皮和股市上涨的双重好处。事实就是这样,在人们为一桶食用油放弃道德尊严乃至性命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奢侈品展却举办得如火如荼。
2007郑州“国际顶级奢华物品展”隆重开幕,展品除了众所周知的豪车钻表等,还有湾流私人飞机和公务机以及英国公主游艇,而开展第一天就有多件展品卖出。
一些有识之士警告说,除了财富分配不公之外,今天的中国股市过热的现象比当年的美国股市更加危险。华尔街日报指出,“多达5000万的散户投资者是中国股市的主体,他们进行的交易约占股市总交易量的70%。这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后者是大公司在股市上说了算。”
中国开迪网络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如今中国的股市已经绑架了中国社会,并把投机思维灌输给了数亿民众,社会风气正在因此改变,否则,便难以解释那句著名的标语: “抢劫不如去炒股”。
中国政府已经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一些媒体也在呼吁政府有责任引导股民认清风险并逐步退出市场;然而,在“抢劫不如去炒股”的口号中,人们听到的都是身边炒股的成功故事,不但没有人退场,每天仍然有人争先恐后的进场。对那些数量庞大但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散户来说,如果泡沫真的破裂,极可能在中国引发重大的社会问题。
美国30年代的教训也许会给让一些人清醒。 中国股市到底是不是泡沫,谁也说不定。正像格林斯潘所说的那样,在泡沫破裂之前人们无法断定那不是泡沫。
【大纪元11月17日讯】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十个奖项受奖人将于2007年12月评出并公布。特决定,于2008年4月9日至13日,在台湾大学等三所大学举办《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颁奖典礼暨“中国苦难文学”国际研讨会》。现已组成会议筹备组,学者曾建元教授任总干事、贝岭先生任副总干事。
已撰或正在撰写论文参加会议者,应在2007年12月15日前,把以“中国苦难文学”及“戒严和后戒严时代的台湾文学”为主题的论文或详细纲要,发至 penchinese@hotmail.com。会议筹备组将根据论文纲要确定与会人员名单。论文的纲要请通过email同时发至fireofliberty.hx@gmail.com。会议筹备组会在恰当的时候,把会议的具体程式和其他有关会议的事宜,通知受邀参加会议的人士。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澳洲国际学者基金会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大纪元11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任百鸣综合报导)正值中国国内知识份子及精英阶层以打破常规的沟通方式,掀起“公开信时代”,公开表达对现有体制的不满,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尤其呼吁全社会关注法轮功遭受迫害现象之时,11月15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以头版大篇幅报导主要由法轮功修炼者为反迫害、突破中共封堵而开办的海外媒体公司的情况,包括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平面媒体及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网等,显示出西方主流社会对于法轮功议题的持续关注。包括台湾中央社在内等数家中文媒体都即时的作出了相应转载报导。新唐人、神韵晚会、大纪元
《华尔街日报》报导主标题:不同的波长-----中国异议人士通过媒体王国反迫害,其副标题:在中国被镇压的法轮功通过卫星电视发出大声音。报导以新唐人经济节目的主持人向东先生的生活故事为切入,介绍了新唐人电视台的运作、大纪元等媒体的情况,包括媒体的规模,报导的内容,资金的来源及与法轮功的关系等。
报导称,新唐人电视台对美国、欧洲、亚洲,包括中国播出,是主要由法轮功修炼者办的媒体机构中的一个,这样的媒体机构数量一直在增加,还包括一家电台和一份用10种语言出版的报纸。 还有一家电影制片公司,一所表演艺术学校,十几个网站,还有关于中国文化演出,已经在世界各地巡演,其中包括纽约的无线电音乐城和华盛顿特区的肯尼迪中心。
挑战中共 大陆人可收看新唐人
《华尔街日报》的报导称,这个群体的目标越来越大,新唐人电视台总裁李琮在曼哈顿中城新唐人狭小的总部说:“一开始,主要是作为法轮功的声音说话。但是媒体也可以扮演重要角色,推动中国的民主。”
文章称,法轮功1992年开始传播,是一个精神运动,其中一个目的是增进修炼者的身体健康。尽管政府的镇压大大遏制了在中国的法轮功,但是这个群体由受过很好教育的修炼者推动在海外兴旺蓬勃。他们贡献时间、金钱、专业技术来推动他们这个事业。
《华尔街日报》介绍新唐人说,新唐人电视台的中文和英文节目所涉及的问题,在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来看还是禁忌的话题,从政治腐败到2003年在中国传播的传染病SARS。在美国和台湾总统大选期间,新唐人作了电视直播,来展现民主的实际画面,并准备对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作同样的直播。这家公司还播出电影、烹饪节目、体育和其他娱乐节目。
文章提及去年新唐人电视台与大纪元在西方媒体与人权组织尚未确信之时,就率先报导了在中国发生的系统摘取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的恶性事件。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观众可以通过卫星或在网站上观看新唐人的节目。在中国,政府禁止私人拥有卫星接受天线,并封锁与法轮功有关的网站和其他政治上敏感的网站。但是私自安装卫星接受天线很普遍,一些互联网用户找到办法绕过政府的防火墙,包括使用法轮功追随者开发的软件工具。
《华尔街日报》记者在文章中还采访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何清涟表示,新唐人电视及相关机构“代表反对的声音存在,这是他们最大的价值。”
《华尔街日报》说,新唐人电视台协助建立数十年来挑战中共最重要的海外异议运动,除了向美国、欧洲及亚洲播送节目外,在中国也能看到。
文章报导法轮功学员办媒体初衷
《华尔街日报》的报导谈到了法轮功学员办媒体的初衷,1999年7月,中国当局发动了镇压,向先生及其他法轮功学员每天早晨5点在(海外)公园炼功,他们讨论决定需要向公众讲清法轮功是什么。他们与美国各地的法轮功追随者一起,在华府中国大使馆前集会。有的去见使馆官员,有的派发资料。1999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没有约束力的决议,呼吁中国停止迫害法轮功追随者。向先生和其他人认为,北京向媒体灌输了很多法轮功的负面消息,他们要寻找到更有效的方式澄清,所以就开始建立自己的媒体。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一群追随者建立了一个新闻网站。加州的追随者学会了制作电视节目。在华府,一些人开始办电台,其他人办报纸。
《华尔街日报》记者在文章也谈到法轮功学员开办的媒体影响力越来越大,正面临着专业化的挑战。为了提高专业程度,新唐人请有经验的记者做培训,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吴葆璋先生就曾给予了帮助。报导说涉及法轮功学员的个人捐助是当前的新唐人媒体运作的主要来源,而中共谣传的台湾政府后台出资经营并不存在。
《华尔街日报》、大陆精英公开论法轮功 中共尴尬
针对《华尔街日报》和中国大陆精英公开讨论法轮功话题的现象,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指出:“中共铲除法轮功的镇压行动受到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抵制和谴责,迫害被迫转入地下,中共正试图将法轮功事件边缘化,回避这个问题,并控制国内媒体少见报端,十七大会议也在回避这个敏感的话题。”
他说:“一直以来,中共都试图通过遮掩、淡化等手段,使得法轮功议题在西方边缘化,但始终未能得逞。”
石藏山表示:“中国著名律师高智晟等人因揭露对法轮功的迫害而遭打压。但是,十七大以后,继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安徽企业家郑存柱及近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先后向胡温等高层要求政改,并直接呼吁停止镇压法轮功或关注中共违法镇压法轮功的问题,法轮功议题被摆上桌面。现在,《华尔街日报》作为美国主流大媒体高调报导法轮功及相关媒体,令中共十分尴尬。”
“永远都不会被中共收买的媒体”
针对《华尔街日报》谈及法轮功学员开办的国际媒体的专业化发展,记者特别采访了大纪元总编郭军女士,她表示:“法轮功学员开办的社会媒体,以大纪元为例,经过几年的发展已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中文媒体集团,现在正在全面专业化,大纪元记者、编辑都要经过专业培训。办好大纪元,因为她是世界上永远都不会被中共收买的媒体,所以也称得上是这个世界的道德守护神。”
郭军表示:“中国大陆民众通过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在大纪元网站退党、了解没有被过滤的国际新闻和中国消息,大纪元不仅承担社会责任,也成为包括大陆在内的各界民众和机构对中共发出真实声音的平台。”
国际媒体业艰难 大纪元蒸蒸日上
据大纪元资料显示,在平面媒体面临电子媒体冲击出现亏损、经营艰难的时代,国际上不少报业倒闭、萎缩和拍买,而《大纪元时报》在海外的发展持续扩充,获得海外各国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在国际媒体业市场立住脚跟。
《大纪元时报》继美国、加拿大、台湾、香港、澳洲出版日报之后,还出版了英文、法文、德国、日本、韩文、俄文、希伯来文等多语种《大纪元时报》,成为全球发行覆盖面最广、语种最多的报纸,报纸广告收入一直增长,成为国际媒体业的奇迹。
【大纪元11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安琪报导) 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近日在一篇标题为“美国吸血鬼”(American
vampire)的报导中,揭露了在印度和中国高利润器官买卖移植旅游帘幕下暗藏的黑幕:急欲摆脱贫困的印度海啸难民在美丽谎言的诱惑下,遭到欺蒙贱卖器官;中国生意正隆的器官移植手术中遭人诟病的来源不明之器官。
在美国每年有超过6500人死于等待合适的移植器官。举肾脏为例,一个富人极可能愿意付出四万美元高昂的价码以取得难求的器官。
印度卖器官大多为了摆脱贫困
器官掮客告诉印度海啸难民马拉卡(Malaka)卖肾脏可获得3500美元的酬劳,然而在手术之后,
掮客却只支付她700美元。不幸的是,尔后马拉卡儿子的肾脏功能失效,她却无力帮助自己的亲生骨肉。
该报导引述国家地理频道所挖掘到的报导,该掮客辩称道,马拉卡得到了她应当得到的费用。然而在记者凌莉莎(Lisa
Ling,音译)造访印度二个村庄的器官捐赠者后,骇人听闻的是,实质上大多数的人并未获得掮客口头承诺的款项。
报导同时援引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亚特·卡普蓝(Art
Caplan)的话说,有些人还心安理得地认为,这些穷人除了减少一个肾脏外,自己至少帮助他们口袋里塞了一些钱,可以脱离赤贫。这样的谬论无疑等同于暴徒强夺行径:你欠我钱,而我看中你的两颗肾脏来抵债。
中国黑心器官来源
印度的器官捐赠者马拉卡至少还活着。中国的器官捐赠者就没有如此幸运了。
中国官员承认,他们贩卖死刑囚犯的器官给外国人。在今年五月全世界五千多名医生参加的美国器官移植大会上,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比金斯(Scott
Biggins)等医生公布器官移植伦理道德研究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肝脏器官来源有95%以上是从被处死的犯人身上摘去,这种做法违反国际医疗协会的准则,包括赫尔辛基条约、温哥华肝脏捐献条例、和UNOS政策条款等。
中 国死刑囚犯不仅为暴力犯罪、公款盗用者,根据独立调查员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所作的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独立调查
指出,中国有一个活体供应库,移植器官来源大多数来自法轮功追随者。中国政府对此一再否认,但拒绝调查员到劳教所、监狱等处调查的入境申请要求。
德里昂(Eric De
Leon)去年在博客中叙述到中国移植器官的亲身经历。他经诊断得了晚期肝癌,在美国并不适合进行移植,然而去年他在中国购得一个肝脏并在那儿进行移植手术。据他描述,当他告诉他的美国医生他将到中国去移植肝脏后,美国医生说愿意在他返国后担负起他往后的治疗。
卡普蓝表示他很难相信这种说词。事实上,如果医生未曾参与移植手术,他们是不愿意负责手术后的后续治疗。部份原因是除了器官移植旅游背后让人垢病的道德层面问题外,它通常还会牵扯到不健康的器官供体和劣等的手术品质问题,美国国内医生一般不愿去承担这些责任。
德里昂曾告诉斯坦福大学教授、同时也是白宫谘询委员会成员贺伯特(Bill
Hurlbut),如果需要一个健康的肝脏,你无法想像,在中国就可以快速地获得。贺教授表示,如此短暂迅速地就能找到匹配的器官,这样的等待时间非常不近常理。他甚且怀疑在中国人体器官买卖已形成商品化的行为。因此表示,在任何层面,医生都不应当鼓励具有可疑来源的任何器官交易行为。
凌莉莎记者在报导最后总结指出,在美国仅管每年有超过6500人在等待合适的移植器官中死亡,然而如果我们都愿意成为捐赠者,这样的悲剧便可以避免。器官捐赠确实能救命,但绝不能因为这些等待的美国人需要器官就让那些中国犯人因此而失去生命。
卡普蓝也严正表示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说,这样的行径是不道德的。
跨国运作的器官移植服务公司
于是,瓦尔特将目光转向了国外,他开始在互联网上寻找到国外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机会,直到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了一家名叫“德中医疗公司”的网页(http://www.germany-medical.com)。这家公司宣称自己与中国、哥伦比亚和菲律宾的专科医院合作,能够为全球各地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在最快的时间内提供供体。瓦尔特马上和这家公司取得了联系。三个星期后,一个陌生人的心脏开始在他的胸腔里跳动起来。
和瓦尔特一样,奥尔伽(Olga)和约翰(Yohan),这两位患者也是“德中医疗公司”的客户,他们两人都在“德中医疗公司”的安排下,在中国接受了肝脏移植的手术。
“德中医疗公司”自称“与很多专业医院有独家经营的合同关系。曾经成功组织过几百次器官移植”,而其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患者找到合适的脏器,“例如,等待肾的时间短则几天,最长两周” 。
网页上的自我介绍称:“德中医疗公司”的“业务重点是活体移植肾脏 ,……肾移植手术是在中国著名的医疗中心进行。这些医疗中心都有曾经完成过1000到2000例肾脏移植手术的经验”。而“这些机构“与中国各地医院关系密切,拥有庞大的关系网,可以获得每个潜在脑死亡者的最新信息,因此大大缩短了患者等待器官供体的时间。”
巨大的器官交易网
这家业务活跃的“德中医疗公司”目前已经自行关闭了上述网站,电话也不再有人接听,原因是德国法兰克福检察院于本周二(11月13日)对该公司设于当地的服务接待处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并没收了部份文件资料。负责本案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该公司涉嫌在国际范围内从事非法器官交易,法兰克福检察院将集中调查该公司在德国的业务状况。根据德国法律规定,人体器官不得买卖。所有参与器官交易的行为均属违法,即使是接受这类器官的患者也要面临最高5年的有期徒刑。德国法兰克福检察院对“德中医疗公司”进行搜查的起因是德国电视二台制作了一个有关该公司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器官交易的节目,并于本周二在“九点直击”(Frontal 21)节目中播出。该节目制作组在经历4周的实地拍摄和调查中发现,国际上确实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器官交易网,而这个所谓的“德中医疗公司”正是这个网络的一个中间环节。该公司的德国分部实际上是一个“皮包公司”,真正的幕后交易者在香港。
德国记者跟踪到香港后,经过调查发现,曾有几家投资公司担任过该公司的股东,而这几家投资公司却已相继注销。这种频繁转换所有人的方式有明显的企图掩饰幕后操纵者的迹象。记者最终在香港一座名叫“鹿角大厦”的办公楼里找到了“德中医疗公司”,公司的办公室不过是一个只有一个办公桌的小房间,而谁又能想到这个小办公室的背后却是一个利益丰厚、庞大、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器官交易网。这个网络的特点是覆盖面大、隐蔽性强、专业化程度高、一条龙式运作。
为了了解器官交易的价格,德国电视二台的记者安排了一名谎称自己是患者的调查员与“德中医疗公司”进行接触。这名调查员最后被该公司以9万5千欧元的价格,安排到哥伦比亚去接受肝脏移植手术。“德中医疗公司”还介绍一名以色列医生为其做具体安排。这名以色列医生在节目中说,他在过去的几年中安排过110次海外器官移植手术。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鲁克·诺尔(Luc Noel)在接受德国电视二台采访时说,目前世界上存在着不少像“德中医疗公司”的中介公司。
揭秘器官移植产业链
“德中医疗公司”的神秘网络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今年1月,一位因为安全原因无法公布姓名的沈阳老军医在写给本报编辑部信件中所提供的消息。他在信中写道:“寻找器官移植的有力证据不要忽略海外器官移植代理中介机构,他们是进入中国器官移植市场的桥头堡”。
老军医透露:“这些境外的器官移植代理中介许多是以旅行社,贸易公司,中资机构海外分支机构,服务公司等形式广泛的在海外出现,按照中国的有关档案显示,在中国的巨大的对外特种医疗服务市场(即所谓的器官移植)中,海外中介就达到超过半成,可以说境外机构已经与境内机构形成了巨大的产业链,最顶端的就是各国的器官需要者,中间是海内外的中介,医院,军队,劳教所,监狱,底端就是各种重刑及死刑犯,各种受打压的无政治保障的宗教人员。”
为了应付国际上要求调查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被关押人员是否被非法摘取器官、用作交易的压力,中共当局从去年7月到今年7月的一年之中,连续出台了几项有关人体器官移植的规定和条例,更加严密地控制器官供体的供应渠道。“德中医疗公司”的香港女雇员告诉德国记者说:“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和菲律宾人合作,或是到世界其它地方去”。然而,沈阳老军医警告说:经过国内外机构和媒体的不断曝光,大陆公开性的器官移植可以说趋向隐蔽,但是并没有停止,而是在宣传方面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他认为:“器官移植是一个巨大的利润来源,因此,中国政府不会轻易放弃。”
【大纪元11月17日讯】2007年11月13日德国法兰克福检察院对一家名为“德中医疗公司”设于法兰克福的接待处进行了彻底的搜索并查扣了文件证据。负责该案的一位检方人员向《大纪元时报》记者表示,该公司涉嫌进行跨国的非法器官交易。根据德国法律规定,人体器官不得买卖。所有参与器官交易的行为均属违法,即使是接受这类器官的患者也要面临最高5年的有期徒刑。这个公司在德国登记的营业项目表面上是一家“皮包公司”,但背后真正的操控者却隐身在香港。德国电视二台制作花了四个星期的时间追查了这家公司在全世界进行器官交易的内幕,并于11月13日在“九点直击”(Frontal 21)节目中播出。当天德国检方就采取了行动。
德国记者追查“德中医疗公司”的股东资料到香港后,却几次断了线索。因为这些股东包括数家登记地为香港的投资公司,都已相继注销。这种不正常的频繁转换股东以及注销公司的做法,明显在掩盖幕后操纵者。但德国记者锲而不舍,最终在香港一座名叫“鹿角大厦”的写字楼里找到了这家“德中医疗公司”。但是这家公司的办公室竟是只有一张办公桌的小房间。可是这个小办公室的背后却是一个从事非法器官交易的巨大网络。
香港与台湾的检警也该行动了
香港法例第465章《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4条订明禁止将人体器官作为商业交易。凡是意图在香港或在外地,从已死或还生存的人身上切除器官移植于另一人体内,而在香港从事“器官的提供要约”、“接受付款”、“谋合、商议、安排”、“刊登广告”、“安排刊登广告”等等,包括在互联网发布消息,以及通过医生转介到中国大陆换器官,只要涉及金钱交易都属于违法,可处第6级罚款及监禁1年。
德国电视二台追查到的证据都已经在全世界曝光了,香港的检警还能让这条早在2001年就订立的法令继续酣睡吗?
相同的,2007年10月24日《自由时报》揭发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主任医师朱志军,违反台湾《医师法》与《器官移植法》来台仲介器官移植,并在饭店房间内对病人直接做器官移植型配的前置检查与准备工作,在场还有台湾高雄长庚医院的医师作陪。
记者采访了到中国进行手术的台湾病患,每个病患或其家属都承认,赴中国进行器官移植除了手术费用之外,还要支出十几万人民币以上金额不等的费用才能取得型配符合的器官,另外还要支付主刀医师额外的红包。那些超出手术费用数倍的高额代价,证明了这样的行为是不被容许的器官买卖。
台湾的检警以及卫生署慢了媒体一步知悉这种犯行没有关系,但至少应该向德国法兰克福的检方看齐,开始循着媒体调查的结果追究相关人的责任,严格执法以制止这样的犯行继续进行。
“不知情”无法成为脱罪理由
纽伦堡大审的罪犯包括一群纳粹医师在内。这些被告涉入谋杀,无法以纳粹时期的法律或命令,把谋害人命这个重罪变成是“合法行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教训,人们不应该遗忘。不论中共现在如何藉口说这些器官来源都是“死刑犯”,究竟是“死刑犯”还是“被害者”?最终有证人与证据为凭。终有一天,追究在中国那些知情却仍执行活摘无辜人们身体器官手术的“医师”罪责的日子,必会到来。
不只是中国的医师,那些参与仲介器官买卖,甚至到中国亲自操刀的外国医师,以及接受器官移植的病患,都逃避不了应负的民刑事责任,最严重将使这些医师与病患一起变成杀人罪的共犯。因为在种种疑点的面前,所有牵涉在活摘无辜民众器官的罪行里的人,都负担了一个追问真相的义务,蒙上眼睛或闭上嘴巴,都不能使其脱罪。
不论是明知或不知此一暴行,沉默本身也可以使参与者成为知情者的共犯。
不合常理的过程 就说明了一切
现在全世界有相当多的年轻人喜欢进行网路交易,却经常因些踩到“收受赃物罪”的地雷,家长直到警方上门来了,才知道自己“乖乖待在家里”的孩子也能触犯刑法!
通常判断行为人是否该当收受赃物罪,是以交易地点、交易方式、交易价格来判断行为人是否“知情”──比如从网路上买一台不到市价二分之一的新款手提电脑,却没有要求卖方出具原厂证明文件与最初的交易资料。因为卖方不是正常的商店、交易文件不齐、交易价格不合理,所以不论行为人如何蒙着眼不看不听不问──“真的不知道那是赃物”,还是要负担收赃罪。
在刑事法庭上,忽视种种疑点而未究明真相的外国医师与病患,或许还有脱免刑责的一丝可能,但民事责任却极难卸除。因为“不做任何询问与调查”的这个消极不作为本身,就会产生过失责任。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就得负赔偿之责。美国知名的辛普森杀妻案,辛普森虽因严格的证据主义而脱免刑责,但却在民事赔偿上面赔尽了积蓄然后宣告破产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赔钱或被吊销医师执照甚至刑事惩罚之外,将来如果证实了植入体内的器官是来自于一位无辜被害死的、一位有血有肉的、有至亲家属的善良人,所有涉入这种罪行的人哪,良心能安否?夜晚能安睡否?这恐怕才是比民刑事责任更严重的惩罚。
【大纪元11月17日讯】【按:为什么人们会把罪恶意识形态的宣传品称为“艺术品”?艺术只和形式有关,而和传达的内容毫无关系吗?】“带罪的玫瑰”:有争议的女性
从女性的生存状态看社会的建制或时代的风气,不失为一个独特的视角。在民主社会,就说女权主义者,有激进的,也有温和的;有“铁娘子”,也有执意保持女性特质的,总之无改于参差多态。倘若是军管性质的社会,极权主义国家,不爱红装而爱武装是受到鼓励的,广大女性明显的单一化、雄性化、武士化。从古代的斯巴达,到现代的纳粹德国,似乎都如此。
在纳粹德国,“希特勒青年团”至少有一半是女性,从身体到日常生活,女性的原有的东西遭到挤压,替换为含有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内容,被驱逐或被诱惑为极权统治服务。莱妮。里芬施塔尔(LeniRiefenstahl),就是在这种单调、压抑而又狂热的时代气氛中,惊现在艺术舞台上的一位典型的德国女性。
里芬施塔尔于1902年出生在柏林的一个商人家庭,从小酷爱体育运动,还在国际性的滑雪比赛中得过奖。她特别喜欢舞蹈,21岁即开始担任独舞表演,在各大城市演出时备受欢迎,并为柏林的媒体所追捧。无论美貌、体格、精神气质,都是符合纳粹关于优秀的雅利安妇女的标准的。可是,里芬施塔尔并没有为德意志生儿育女,她生产的是电影,一种新型的艺术。她执导的两部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以独创的、咄咄逼人、霸气十足的风格,为她赢得了世界性声誉。
二战结束后,里芬施塔尔被定名为纳粹同情人而遭到逮捕,经过四年的囚禁生活,于1949年出狱。由于同纳粹的关系,她受到世人,包括好友和亲人的冷遇,美国和法国占领军当局禁止放映她的电影。
她的电影导演生涯,至此宣告结束。然而,这个不寻常的女人,又在摄影方面重新开始她的艺术道路。她数次深入苏丹,拍摄土著居民努巴人的生活风习,随后出版摄影集,并举办展览。72岁时,谎报20岁年龄,参加深海潜水训练班,成为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深海潜水员。她在水下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片和数千小时的录像资料,后来又将摄影结集出版。
“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七个月而否定我的一生!”里芬施塔尔说。
2003年,101岁的里芬施塔尔去世。全球的媒体报导了这个消息,并再度引发争议。这时,确实有许多人站出来为她说话,试图颠覆战后的结论,把美和艺术从她的作品中分割出去,并加以赞美。但是,持否定态度的人仍然不在少数。作为人类的精神创造物,艺术美意味着什么?它在多大程度上是独立存在的?艺术家难道真的可以全然抛弃政治道德立场的吗?
里芬施塔尔的存在本身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电影:从大众的戏子到权力的宠儿
电影俘获的观众之多,是任何艺术所不能比拟的。19世纪90年代中期,电影还是维多利亚时代娱乐圈里的一件新鲜的玩艺;到了20世纪初,便以其机械复制的优越性,引起了政治家和宣传家的关注。于是,在苏联、德国和意大利,电影业先后迅速发展起来。
阿伦特经研究指出:极权主义首先注意掌握两样东西,一是群众,二是宣传。在纳粹党掌权之后,尤其在战争期间,宣传变成了灌输。著名的谎言家、宣传部长戈培尔公开说:“我想开拓电影,使它成为一种宣传工具”;又说:“电影是最有影响的获得广大观众的一种手段。”这样,电影从大众的戏子变做了权力的宠儿。在纳粹的管治下,固然它逃不掉政府权力的操控,相反,乐于充当服务生的角色,为极权主义政治服务。这些影片,表面上可以分为两类,除了赤裸裸的宣传片,如宣传反犹主义、美妙的农村生活、英雄战争等等之外,便是大量的五花八门的娱乐片。所谓娱乐片,在人权遭到肆意蹂躏的恐怖的现实生活中,源源不断地提供一种虚幻的、无忧无虑的、完美无缺的图景,提供笑料、鸦片,实际上在讴歌现政权,仍然脱不掉宣传,只不过手段隐匿一点罢了。“纪录电影”一词,第一次出现于 1926年2月。最早的纪录片,是“纪行电影”,异国情调的风光片,观赏效果大概跟娱乐片子差不多,而纳粹居然也有本领把它制作成宣传片。电影理论家格里尔逊说,电影可以成为“雄辩术”,因为任何叙述形式,都比不上能够仰角拍摄的摄影机和经过剪辑的片段那样简单明快的“观察”。他肯定说,纪录片“能够决定舆论方向”。其实,政治的触角比艺术更灵敏。纳粹的电影实践,早就跑到这个英国佬理论的前面去了。
希特勒一眼便看中了里芬施塔尔。世间传说里芬施塔尔是希特勒的情人,可是并无实据。其实这倒小觑了希特勒,这位“伟大的”德国元首是经受过艺术训练的,他欣赏里芬施塔尔的并非只是美貌和才华,还有她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为他所需要的“时代风格”。希特勒和戈培尔都是出色的心理学家,他们从里芬施塔尔早期的高山电影中发现了偶像崇拜,本质是男性崇拜、权力崇拜,是对于宏伟的生命力和征服的内在要求。
这种带有集中与极端倾向的生命气质与极权政治的契合,使里芬施塔尔成为纳粹从事电影盅惑宣传的最佳人选。极权主义政权可能在其他政策和策略上错误百出,但是在组织上,也即在人事问题上是绝对不会出错的;就是说,它所选用的人才可以确保绝对忠诚。事实上,在从事电影宣传方面,里芬施塔尔也还不是完全被动的,被选择的。即使她在回忆录中一再声称不问政治,不懂政治,至少,她同希特勒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出于她的主动求见。当希特勒在地堡死去多年以后,她回忆起当年的元首,仍然流露着欣赏和感激之情。她不会不知道,只要与这样一个政权沾上边,所有的工作,是没有不带政治性的。
《意志的胜利》:纳粹党的颂歌
当里芬施塔尔初次见到希特勒的时候,希特勒就已经表示了“合作”的愿望。不久,当希特勒当上总理以后,即邀请她为纳粹上台后第一次党代会拍一部新闻影片。这部片子的全部费用当然由党承担,至于片名,则由她本人把党代会的名目完全搬用过来,叫《信念的胜利》。
这不过是一个序曲而已。过了一年,即1934年8月,希特勒再度邀请里芬施塔尔为纳粹党即将在纽伦堡举行的规模更大的党代会拍摄纪录片。在大会召开前4个月,里芬施塔尔即率领摄制组170人来到纽伦堡会场。行政专员为他们配备了所需的一切,而党所提供的经费是无限制的。里芬施塔尔指挥三十多台摄影机同时开工,摄影师一直穿着纳粹德国冲锋队制服工作,各种车辆和无数聚光灯随时听从她的调遣。整个电影的制作,是被当做政治任务去完成的。连大会安排的进程,也被连接到影片开场的工作中来:仪式的展开、游行、阅兵、群众的移动、纪念碑和体育场的建筑,所有这些都根据电影的需要而决定。党的领导人在讲坛上的某些镜头受到损坏之后,希特勒即下令重拍,他们甚至在希特勒不在场的情况下进入斯佩尔搭建的摄影棚,演戏似的重新宣誓,效忠于元首。桑塔格在揭露该片是一部宣传片而非单纯的纪录片时,嘲讽说是“历史变成了戏剧”。
纳粹的美学原则是行动的,即赋予权力意志以形式。在现场摄影期间,为了使影片富于动感,里芬施塔尔让人在演讲台四周装上运行滑轨,还在38米高的旗杆上安上电梯,以使摄影师可以确保在适当的距离中围绕希特勒进行拍摄。她还运用这种创新的技术,动态地展示行军队列的全景流动,制服的变换,军旗的行进等等,给观众制造参与其中的幻觉。里芬施塔尔的摄影镜头不断对准宏伟壮观的“胜利的党代会”会场。在给纳粹的“伟大”仪式的场面作调度时,她使用的是一种绝对的视觉,总体的视觉,以突出希特勒的众望所归的领袖形象。影片一开始,希特勒的专机突破茫茫的迷雾出现,然后便是一连串的集会、游行、呐喊、森林般的举手礼,在群众和旗帜的海洋中,希特勒始终被放置于中心位置,“希特勒万岁”的口号声频频响起;他的形象高大,背影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三分之二,而他掌握中的群众,看上去只是一群灰蚂蚁而已。电影结束在瓦格纳的史诗音乐之中,赫斯带头振臂高呼:“党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
整部影片的产生离不开希特勒,最后连片名也是希特勒根据党代会的主题给取的,那就是:《意志的胜利》。
为了确保新片完美无瑕,她在总共13万米的胶片中选出3000米左右进行剪辑,因为有关国防军的镜头质量不好,被她删除了。本来她应当知道,希特勒兼任总统和总理,还是三军总司令,把党、国家和民族的意志集中于一身,是须臾不能失去军队的支持的。果然,不但将军们普遍不满,希特勒也为此动怒了。一向高傲的里芬施塔尔赶紧为国防军补拍了一个影片,这就是:《自由之日:我们的军队》。
《意志的胜利》在德国及西方国家放映时引起轰动。狂热的巴黎影迷把里芬施塔尔抬到肩上,拥抱、亲吻,甚至把裙子也撕坏了。影片获得“国家电影奖”、威尼斯影展的金奖和巴黎世博会的最佳电影奖。
希特勒多次向里芬施塔尔献花,发出贺信和贺电,还有亲笔信。在《意志的胜利》首映结束后,他还向这位御用导演亲自赠送了宝石项链。
《奥林匹亚》:身体政治
1936年,里芬施塔尔以同样的叙事风格,为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拍了一部更为宏伟的纪录片,叫《奥林匹亚》。
她多次自我辩护“政治上的无知”,却把政治意义恰到好处地加之于远离政治的体育盛会之中,以至用纳粹精神置换奥运精神。希特勒对《奥林匹亚》赞赏有加,首先就在于它的政治性,说:“她赋予了这部影片以我们时代的使命和命运。这部作品赞美了我们党的强壮和优美,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比拟的。”
在政治国家中,体育场的身体是国家身体的具像化,国际间的竞赛,往往使身体服从国家理性实践的逻辑,通过与他者对峙或对决,体现国家的意志。极权主义国家尤其重视体育的这种意识形态性,纳粹了解到,像奥运会这样大型的国际赛事,正是培养民族主义的最佳手段;而且恰好可以藉机展示德国战后和平崛起的形象,以掩盖其藐视、挑战、征服文明世界的野心。
希特勒很早就出面介入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在了解到奥运会主会场的情况以后,当即决定建设一个就当时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场。宣传部门及广告公司为豪华的体育场馆宣传造势,并组织举办从古代奥林匹亚到柏林的火炬传递活动,还浇铸了一座巨大的奥林匹克钟,题词道:“我邀请全世界的青年来这里!”奥运村被称为“和平村”,也以极快的速度建成,其效率举世瞩目。当时,世界各地陆续展开抗议活动,反对在德国这样一个践踏人权的专制的国家举办奥运会。内务部相应出台系列计划,制造假像,坚持在履行奥运会规则的同时对帝国大力宣传。希特勒命令通知奥委会成员、美国报业大亨舍里尔:“德国将始终不渝地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纳粹还派出代表团到处游说、承诺、贿赂,甚至对一些国家进行胁迫和恫吓。在筹备计划中,禁止演唱纳粹党的歌曲,清除所有关于反犹及其他不适当的标语口号,以免丧失其他国家对德国的信任。在首都柏林还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对国内的政治目标,以及前来与会的外国记者、运动员、客人进行监视和跟踪,以掩饰其继续推行的扼杀民主自由的政策。
德国法西斯主义者通过各种渠道,显示自己种族理论的正确性,宣扬纳粹德国的成就,把奥运办成浅黄色头发的“超人”的凯旋仪式。在这届奥运会上,德国确实是获得奖牌总数最多的国家。当德国选手获奖时,观众当即离席起身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表现出一种宗教徒式的狂欢。德国作家格拉斯在《我的世纪》中描述了集中营里收听赛事的情景,说是其中包括反对希特勒的犯人也在同声欢呼德国运动员的胜利。纳粹意识形态宣传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国家和政权合而为一,将“希特勒德国”等同于“德意志祖国”。祖国等于希特勒,最荒谬的逻辑成了现实。
里芬施塔尔用她的电影记录下所有这一切。她把众多竞技的镜头组接到一起的艺术意图,正是国家的意图,一般的说法,该片是由国际奥委会委托她拍摄的,事实上,最先向她提出拍片要求的是纳粹德国的体育官员,第11届奥运会组委会秘书长迪姆;至于资金,很大部分来自德国政府。而且,在摄制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希特勒,还有宣传部的倾力支持。
很难设想,里芬施塔尔会拍出一部如她所说的“非政治性电影”,虽然从奥林匹克精神出发看,体育竞赛是“非政治”的,但是纳粹政府对于这届奥运会的组织是突出政治的,何况里芬施塔尔也不无迎合的成分。她动用了比拍摄《意志的胜利》更庞大的摄影队伍,更先进的设备,如高速摄影机、水下摄影机等,加上更疯狂的干劲和更大胆的技术创新,竭力渲染运动场上的力与速度,显示德国选手的征服性和优越性;虽然也点缀般地出现黑人选手的镜头,而从整体上对其他竞争族裔的贬抑是明显的。《奥林匹亚》由《民族的节日》与《美的节日》两部影片构成,解说词却反覆出现“斗争”、“征服”的字眼,有意打破节庆的、和平欢娱的气氛,而把体育处理成一种仪式化的英雄伟业。
在电影的最初版本里,希特勒出现的时间很短,仅15分钟,但是,里芬施塔尔显然要让他成为给整个运动会定下基调的人,为了使元首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变得更加清晰感人,她甚至不惜为放置一台录音机的事同宣传部长发生冲突。她对希特勒是崇拜的,在接受一家报纸的采访时说:“对我来说,希特勒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他非常朴素,而又充满男性的力量,真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运动员的拚搏与群众的欢呼,都被置于这个伟大而仁慈的最高观众的凝视之下;他的阴影覆盖了整部电影,正如一位德国导演在战后指出的那样,“即使将希特勒与纳粹领导人的镜头从里芬施塔尔的奥林匹克电影中翦除,做成一个非纳粹化的版本,它仍然充满了法西斯主义的精神”。
经里芬施塔尔提议,《奥林匹亚》于1938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时举行首映式。这对于喜好艺术的希特勒来说,无疑是世上最珍贵的生日礼物。首映式结束后,希特勒接见了全体摄制组成员,肯定他们为影片作出的贡献,他对里芬施塔尔说:“您完成了一部杰作,世界人民将会感谢您的。”
同《意志的胜利》相比,《奥林匹亚》的声名更噪,先后获得1938年度德国电影奖和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欧洲各国巡回放映,受到空前的欢迎,连希特勒出现的镜头也赢来了一阵阵掌声。斯大林也给里芬施塔尔写了亲笔信,对电影表示赞赏。从上流社会到普通大众的这种毫无政治意识的观赏态度,不禁让人想起二战前期整个西方世界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与狼共舞,结果给人类自身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毁灭性的打击。
世纪选择:光荣与良心
霍布斯鲍姆称20世纪为“极端的年代”,而阿伦特详加论说的极权主义就产生在这个年代。对于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极端势力,是反抗呢,还是顺从、响应的拥护呢?与里芬施塔尔同时代的著名导演朗格,全然不理睬戈培尔请他出任“帝国电影总监”的提议,宁愿流亡国外,也有不少的作家艺术家选择“内心的流亡”。里芬施塔尔走的恰恰是相反的道路,追随权力的道路、“光荣”的道路。
在给纳粹拍完几部纪录片之后,1940年代初,里芬施塔尔还拍了一部故事片《低地》,据说,她在影片中使用了一群来自集中营的吉卜赛人,并因此构成罪证。当然,她在回忆录中否认了这一指控。但是在美学观念方面,无论是《低地》,还是摄影集《努巴》,她都无法掩饰,实际上,也无须掩饰与《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等影片的一致性。所以,桑塔格把她称为“第三帝国的宣传家”,把她的作品称为“迷人的法西斯主义”。
这位同为女性的美国评论家毫不客气地指出:里芬施塔尔四部受委托而制作的纳粹电影——无论是关于党代会、国防军,还是关于运动员——都是对身体和团体的再生礼赞,这一再生的获得,均有赖于对一个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的领袖的崇拜。纳粹有一个著名的公式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其中领袖是代表性的。对于法西斯主义美学,桑塔格的定义非常清楚:它产生于对控制、屈服的行为、非凡努力以及忍受痛苦的着迷,并为之辩护。两种看似对立的状态,即狂妄和屈从都是它所宣传的。在它那里,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常常以典型的盛大庆典的形式表现出来:群众大量聚集;人变成物,可以随意倍增或复制;人群/物群集中在强权与傀儡之间的狂欢交易,等等。总之,法西斯艺术无一例外地歌颂服从,赞扬盲目,毁灭自由、个性、创造和美化死亡。
然而,里芬施塔尔直到1987年出版回忆录及1993年由德国和比利时合拍的传记影片中,都没有对她追随法西斯主义的艺术进行过反省,相反,极力加以拒绝,设法回避和掩饰。她振振有词地说:“我有什么错?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也从来没有害人的意图,如果我必须后悔的话,我后悔拍了《意志的胜利》这部纳粹片,但我不能后悔我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从来没有发表过反犹太人的言论,我也没有加入纳粹党。”她以没有入党以及未曾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作为自我开脱的根据,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体制外的人,而避开她的艺术的成因、思想倾向和内含的毒素,无视这些因素对众多观众的盅惑和损害。她要彻底撇清同政治的关系,姑不论同国家元首及宣传部的往来交易,在极权统治下,根本就没有所谓体制内外的绝对的区别,因为没有一个空间可以避免政治的干预。更不用说,她的电影本来就是与官方共谋的产物。里芬施塔尔大言不惭地说她是“独行者”、“彻底自由”的人,“关注美好的事物总是多于丑陋和疾病”等等,无非证明她至死仍然陷于英雄主义的“超人”的幻梦里,她没有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勇气。
一个艺术家以出卖良知换取的光荣,最后得到的只能是耻辱。美国人称里芬施塔尔为“堕落的电影女神”,桑塔格则称她为“惟一的一位完全吻合于纳粹时代、其作品不仅仅与第三帝国时期,而且在其垮台30年后依然一直系统地阐明法西斯主义美学的诸多主题的重要艺术家”。她的电影,前后的价值确实已经变得大不相同。而今,光环已经褪尽,它们只是作为一种舆论学标本而存在,徒然保存着一个疯狂变性的时代的面影而已。
--原载:《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