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2日(星期一)
请有意为魏京生基金会第四届“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提名的朋友在2007年11月16日美东时间的午夜前将被提名人的资料提供给我们,以便及时对被提名人予以最终和全面的审定与评价。同时,敬请提名人注意两个可能影响到被推荐人获奖与否的因素......
最近,山东大学年逾古稀退休老教授孙文广先生,身体力行,面对现实,践行民主权利,独立参选人大代表被阻拦,受到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在中国民主不彰的现实条件下,独立参选风险极大,而且几乎不可能成功。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已为全国各地大学校院民主竞选失败记录所证实。孙文广教授对此也很清楚,但却明知"不可能"而为之......
曾经对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法案件进行过报导的《社会新闻报》最近被当局取缔,罪名是“打着境外报纸旗号在内地从事非法经营活动”,该报记者高扬、何桂英已被公安机关逮捕。
该单位向全市各单位和家庭收取清洁费,政府财政还拨款给环卫局。但从94年始,单位实行岗位工资,职工档案工资的大部份被克扣。职工:“我们让单位出示相关文件,他们拿不出来。从94年到06年底总共克扣我们工资1700多万元,我们到富锦市财政局去找,他们说这笔钱已经给你们单位了。那这笔钱去了哪里?”
据从媒体刊登的照片来看,那个县级衙门还真够牛的,我觉得比我看到的美国白宫的造型还要气派。你不得不佩服这些地方的“土官”有着放眼国际的追求!而且,为了这种追求,为了建豪华衙门的需要,竟然把在那块地面上于1990年代建设的一所小学──高井小学校舍拆除了,以便腾出土地来让他们盖豪华衙门!那所学校的学生只好屈尊搬回到1960年代所建的破旧校舍去上课。从这也看出他们的“魄力”来了。
老师们认为,当年政府把他们辞退,是典型的"一刀切"和"简单化";老师们还说,当年辞退他们时,县里许多部门的人员和他们生育一样的胎数,时间相同,条件相同,政策相同,为什么只有老师们被辞退?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现在其它绝大部份民师已"民转公"了,可当局甚至把指标卖掉,也不给这些从教几十年的教师们任何的安排和照顾。
据互联网消息,2007年11月7日下午2点左右,四川宜宾市菜坝镇,因迎接乡镇检查,镇政府、工商、城管联合检查组到市场联合检查,与当地做了 30多年小生意的小贩梁云贵发生争执,数名城管蜂拥而上对受害者施以暴力,传菜坝镇镇长甚至叫嚣:给我往死里打,打死人有人拣底。
今年八月一日甘孜州理塘县举行大型赛马会及解放军八十周年庆典活动,五十三岁的艾达克突然走上主席台上拿过话筒发表演讲,表示支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立即被公安拘捕。其后因藏民要求释放他而爆发上千藏民与数百名公安武警的流血冲突,至少三十人被捕,这次事件被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定性为“特大政治事件”。
迪里夏提说,包括新疆地区的民族情绪等很多问题实际上都可以通过政治、而不是武力方式来解决。他说,维吾尔人目前是一个弱小的民族;相比之下,中国政府拥有庞大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维吾尔人要反抗的话,受伤害的还是维吾尔人。他主张通过和平投票的方式,由维吾尔人自己来决定本地区的前途。
2007年10月27日,日本举办了中国人权状态和奥林匹克研讨会。东京都议员土屋敬之和吉田康一郎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联席会议日本代表林飞和关西负责人鸣霞也在会上发了言。法轮功学员高峰一围绕中国环保问题做了发言。著名人权活动家安东干在会上作了基调演讲。
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告诉本台,尽管现在离奥运会还有九个多月,但是中国政府至少对宗教人士的打压已经开始加强。他提到澳大利亚籍的香港基督徒吴魁在广州开办的企业“以诺集团”最近被官方关闭、中方高级管理人员被抓、三千万资产被冻结。另外,傅希秋还说,自从这个文件发布后,他们已经得知有100多名海外宗教人士被中国大陆政府驱逐出境......
中共十六大结束后,新一届中共寡头还让外界有所期待,于是有“胡温新政”的舆论泡沫鼓起,但很快破灭。现在的十七大,虽然举世瞩目,但除了最高决策层换几张新面孔之外,在改革方向和具体路线上,并没有什么新意,甚至连“新政”的舆论泡沫都没有。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十七大凸现了中共党魁的权威进一步衰落。
哲儿一直在许多朋友的视界之外。方哲车祸遇难后,刘刚来电话问:“方哲是你们的孩子吗?”1987年初,北大选举人民代表活动高潮时,刘刚几乎天天来我们家,居然没有注意到一个1.87米的大孩子。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国内政治形势骤然紧张,一时谣言四起:“美国佬从朝鲜打到中国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了”、“某某反革分子趁机作乱了”,说得有鼻子有眼,谁不相信?刚得到解放的穷人能不仇恨吗!那时我在成都市一区工委工作,是个死心踏地捍卫红色政权的“死硬分子”,只要一听说有人反对共产党,不用领导发话,也会上前把他捶扁。
说起怎样认识“争鸣”,就勾起了很多遥远的回忆。大概是一九七八年秋冬,那时正是中国大陆最黑暗的毛泽东时代刚刚结束不久,他亲手策动的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满目疮痍,邓小平复出“拨乱反正”之初。封闭了三十年的共产铁幕开始有了一丝松动,从外面的世界透进来了一线自由的阳光,我父母在香港和海外众多隔绝了几十年的亲友开始敢于跨过罗湖桥来广州探望我们了。
1957年,共产党在中国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意思。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帐”。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份子”。27万人失去公职。 23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610是大陆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近来山东省警方内部流传一句话:“610是死亡职位”,即在这个岗位死亡的干警比例最高,以至于没多少人愿意干这份可额外捞取钱财 的“美差”。
11月8日,瑞特(Jacob Ritter)在踏入康州首府哈特福德市宪章橡木文化中心(Charter Oak Cultural Center) 的大门前绝想不到他会经历“扣人心弦”(breathtaking)的一晚。他说是当天在这里开幕的“真善忍”画展所表达的信息与携带的能量使他惊讶和震撼。
看到东方传统文化,一位日本女士频频点头并鼓掌,她说,我了解他们的东西。一位78岁的纽约老人Carlos Schorzauo认为皇帝和皇后服装很美。他手指着新唐人圣诞晚会的传单说,“这个很重要,我学过中国的历史,知道中国有个朝代叫唐朝。这样的晚会将给美国社会注入亚洲文化的元素。”
这个曾经是古代埃及文明边界地区的非洲黑土地,经历了千年的文化、种族和宗教冲突,近代又增添了大国间勾心斗角的因素,变得异常复 杂。去年以来,所有关注苏丹种族屠杀问题的国际组织,矛头无不开始对准新近“崛起”的中国,其原因何在?
因此,请有意为魏京生基金会第四届“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提名的朋友在2007年11月16日美东时间的午夜前将被提名人的资料提供给我们,以便及时对被提名人予以最终和全面的审定与评价。同时,敬请提名人注意两个可能影响到被推荐人获奖与否的因素:
1. 推荐信的内容与质量;
2. 推荐人数。
如果您希望为2007年魏京生基金会第四届“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提名,请将有关被推荐人的详细情况及应获奖的缘由介绍给我们。最好是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联系。电子邮件地址为:hcp0411wjs@aol.com 及 HCP@weijingsheng.org。 (请以不含附件及图片的纯文本的信件方式直接寄出,以免延误。)我们也希望冀此得到您们进一步的意见与建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P. O. Box 15449, Washington, DC 20003, USA。电话是:001-202-543-1538。
一年一度的"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的目标是对中国的民主运动进行连续不断的鼓励与推动,因而其得奖对像以支持与奖励在中国国内坚持中国民主运动的个人与团体为主。颁奖日期为12月5日 -- 魏京生先生1978年发表的,享有盛名的文章“第五个现代化- 民主”的纪念日。2004年12月5日,魏京生基金会宣布将第一届“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及五千美元的奖金赠与获奖者胡石根先生与刘贤斌先生。 2005年12月5日,魏京生基金会宣布将第二届“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颁发给吴义龙和陈西先生,同时授予喻东岳“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特别奖”。2005年奖金总额为五千六百美元。
在此,我们希望并鼓励支持中国人权与民主运动人士的积极捐赠。在此,我们对过去三年内奖金的所有捐赠者表示特别谢意。魏京生基金会是一个在美国联邦政府注册的非营利性机构,您的捐款可获得我们签发的(在美国免税的)捐款证明。您也可以注明您是否希望得到我们的公开感谢。
请记住,魏京生基金会第四届“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 提名截止期为2007年11月16日午夜(美国东部时间)。
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萍(签发)
【大纪元11月12日讯】最近,山东大学年逾古稀退休老教授孙文广先生,身体力行,面对现实,践行民主权利,独立参选人大代表被阻拦,受到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在中国民主不彰的现实条件下,独立参选风险极大,而且几乎不可能成功。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已为全国各地大学校院民主竞选失败记录所证实。孙文广教授对此也很清楚,但却明知"不可能"而为之,令人不禁想起,上个世纪60 年代法国巴黎大学生示威游行时喊出的一句口号"面对现实,向不可能挑战!"。这口号响彻全球,至今还在引领人类的伟大壮举。孙文广教授挑战大风车般的独立参选意义正在于此——以行为连结行为,最终"不可能"就将成为可能。此据美国之音记者申华2007年11月8日香港最新报导:山东大学有关方面试图通过行政干预等手段,阻挠退休教授孙文广竞选区人大代表。孙文广教授说,他以独立参选人身份继续参选,但是校方直接或者间接为他的参选设施障碍。山东大学一名职工家属谈到孙文广教授参选人大代表所陷入的处境时说:"我听说,学校里为这件事情闹得不轻。国内哪有什么民主啊,只要不闹事,平平安安的就行。"《大纪元》记者辛菲也报导: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校方通过行政干预等各种手段阻挠。学校公安数次撕毁孙文广的竞选海报、收走他的展板,校方要求学生不要投票支持他,日前更是公开指称他 "政治思想有问题"。
孙文广教授称,山东大学于11月7号召开了党员紧急会议,谈到了学校出现了一个独立参选人。山大下属一个学院在学生干部中也做了类似工作,动员学生不要支持孙文广参选。"他们把学生的班长找去开会,说孙文广怎么样、怎么样,说有的人要以独立候选人。这就是我了,山大就是我一个嘛。 (他们说)这个人政治思想有问题、这样的人怎么能选呢?你们不要去听,不要听他去演讲。如果有人投他的票,一定能够查出来的。查出来后,对学生要进行处份。这是恫吓了,违反选举法。"据说学校还诬称孙文广"和境外反华势力勾结,反对民主选举"。这种诬陷、摸黑手段令我联想起27年前,湖南师范学院独立参选学生代表陶森(他领导了当时最著名的大学生民主选举团进京请愿活动)于 12月17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谈到学生竞选被诬陷、摸黑,惨遭打压的情况:
返学院后(指大学生民主选举团进京请愿回校),由于省委毛致用、院党委苏明、李秋枫,姚立成等及特工人员的分化瓦解,威逼利诱,招降纳叛,造谣惑众,一部份学生代表投降了叛卖了,添油加醋地说我"借民主选举反毛致用、进而反华国峰、达到个人野心的目的""在京与民刊搞反革命串连""出卖情报、里通外国"、"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要打倒省、地、市的干部"等等八大罪,把学院搞得一塌糊涂。一部份同学迷惑不解,一部份同学心灰意懒,一部份同学愤怒至极。更为恶毒的是,院方大整我的专案,又派人跟踪、监视我的一言一行,还勾结社会上的流氓企图利用"挑色事件"来对我进行毒打和暗害,幸亏我一贯正派,无隙可钻,但我仍处于重重包围的危险之中。这几天美国之音的播送中国上层消息,形势好转了一些,在同学心目中,我总还算一个坚持到底的战士。
我院选举迟迟不予公布程序,检讨也没有作一个,院方正在摸同学的情绪,总想利用有利时机将我压下去,而选上他们中意的代表。我一面准备下一步选举时站出来竞选,作最后的斗争,一面走访群众征求意见,一面汇总材料,刻印后一定奉上一阅。
那年,北京各大院校独立参选活动风起云涌。特别是北京大学也沸腾起来。当时我特意应陈而晋之约前去考察、见证北京大学学生竞选人大代表活动,天天在北大"三角地"看大字报,了解竞选学生的各种观点,并到学生宿舍广泛与代表性较强的学生交谈。我记得当时分别与王军涛、方觉、房志远、费远等交谈,而与房志远接触较多。记得当年王军涛在《竞选宣言》中写道:"中华民族的复兴过程一定要以实现政治民主化为条件。……我的竞选,是为了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不管是否当选,我将为这一崇高目标奋斗终生。"记得最令人鼓舞的那天,是胡平在该校礼堂发表竞选演讲,进行辩论。那天我与尔晋一起,早早来到北大哲学研究生宿舍,看望、鼓励胡平。因他即将登台亮相,故很不轻松。那天该校礼堂座无虚席,连走道和窗台上都满是人,主席台上下全都是各种录音设备,在京的许多中外媒体记者都在现场。
也曾是那次竞选运动领军人物之一的陈子明先生,去年在寄给我的《囹圄文集》大作自序中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
1980年秋冬,停刊后的《北京之春》、《沃土》等民刊编辑部成员又投入了北京高校的基层人民代表竞选运动,王军涛、陈子华、姜渔等人在八所高校同时参选,李盛平、胡平、陈子明分别在北京大学一分校、北京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当选为西城区和海淀区人民代表。在竞选运动期间,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一次有 70多名学生人民代表、正式候选人和竞选人参加的会议上,对于这一运动的目的和作用作了四点归纳:第一,是支持改革路线。当时,留恋"文革"路线的凡是派,怀念十七年传统的还原派,以及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改革派正处于政治僵持状态,高校竞选运动的冲击,使旧的力量均势瓦解,新的政治平衡产生。第二,是锻练一代政治新秀。当时的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年龄在25 岁到40岁之间,是二十年艰难困苦筛选出来的一批先进份子,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掌握了现代的科学知识,在校期间再受到一次民主政治的洗礼和熏陶,本人受益终身,社会也将受其影响。第三,是提高思想解放档次。在竞选运动中,各种"固定模式型"的思想方法均受到批判,不论是斯大林主义传统模式,中国古代封建传统模式,西方文化传统模式还是东欧日本改革模式;出现与前十年截然不同的新的思想走向。第四,是推动人大制度建设。竞选运动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开创了先河。
陈子明先生的上述四点归纳可谓那次运动的一个概括性认识。然而,就是这样一次意义重大、充满希望的运动,最终遭官方打压而失败,中国至今未实现人大代表竞选产生的目标。而今,据报导山东大学已经内定了四个候选人,让大家投他们的票。而孙文广教授作为独立参选人却倍受刁难与阻挠,充分反映了中国人大制度的非民主性。孙教授在接受《参与》记者采访时说:我认为参选过程对我来说更重要。我的朋友虽然对我参选的事情很支持,但对是否能当选并不看好。我就是想打破目前选举这种死气沉沉的气氛,我的参选也是对选民只能在名单上划圈这种现状的一种反抗和示威,能选上当然好,选不上在五年后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参选。最近一个月,因为有大量工作要做,我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作为一个公民,要珍惜自己的被选举权与选举权,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作为一个教师,身教重于言教,参选就是一种身教。孙教授表示:"对于一个 73岁的,目前还受着警方监控的老人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我将陆续把这次竞选中的资料发到网上,供人参考,这也是中国走向民主的一项记录。"多么可贵的一位老教授,身先垂范,有胆有识,令人敬佩,让人感动。只可惜今天这样从自己足下开始,以践行宪法权利为起点,推动民主进程的人太少了!
孙文广教授堪称中国不仅有良知,而且勇于民主实践的优秀知识份子代表。孙文广先生的壮举,不在结果,也不在内容,而在过程,更在于它的形式意义和启蒙作用。正如他对选民演讲时所说的那样:"民主宪政之路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中国人的真正站立在于以人权立国!"在此,我禁不住要为孙文广教授的独立参选,"向不可能挑战"精神再喝一声彩。@
(转自《新世纪》)
【大纪元11月1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曾经对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法案件进行过报导的《社会新闻报》最近被当局取缔,罪名是“打着境外报纸旗号在内地从事非法经营活动”,该报记者高扬、何桂英已被公安机关逮捕。政治评论家李洪宽表示,高扬是否涉嫌诈骗,要通过司法程序来作结论,但是这个事件的本质在于中国政府对新闻自由的箝制---
李洪宽:“确实有一些在香港合法注册的刊物,像《凤凰周刊》、《广角镜》这些香港共产党的媒体,它们到中国大陆去抢广告市场,确实获取了中国政府的特许,到中国大陆小范围的发行,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当然,可能有些聪明人,像这位老兄,是不是诈骗犯咱们就不知道了,他可能依这个名义发明一个新的报刊,去钻这个空子,这个可能性都有。这个事情的本质还是因为中国政府剥夺中国人民的出版权利造成的。这个实际上不是老百姓的错。”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表示,《社会新闻报》以在香港注册这种冒名顶替的做法来表明自己合法身份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是这种做法是当局不给新闻自由逼出来的---
孙文广:“现在在大陆当然没有新闻自由,在这个情况下,有的人就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的说是香港的报纸,冒名顶替的这种可能性也有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对老百姓来讲也是逼出来的,是吧?他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让自己看起来是一个合法的身份,就好像出书一样,书不让出,但是民众急于搞到一个书号,那么有的时候就造假,说这是香港书籍的书号。”
中国政府今年8月展开打击非法出版活动专项行动,日前又决定将这项行动延长到2008年3月底。孙教授谈了他对这一专项行动的看法---
孙文广:“他提出要打这个假记者、假报纸,其实真正的目的还是要封杀新闻自由,为了取得一个合法的打压手段、打压的名义,那么就说假记者、假的新闻、假的报纸,用这个名义来封杀这些相对来讲有些自由的小报、刊物。”
评论家李洪宽表示,因为一个人没有官方新闻单位的记者证就指责他为假记者也是不对的---
李洪宽:“这样的指责就是说你只要不是一个新闻单位的雇员,也就是有记者证,你就不是一个合法记者。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记者,在出版自由的情况下,他是无所谓谁是记者、谁不是记者的,你比方说很多freelance(自由撰稿人),他不受任何人雇用,他也写稿,他也是记者。”
法新社的相关报导指出:“中国媒体受权力无边的共产党的严格控制。不为官方认可的出版物被认为是非法的,批评当局的记者经常受到骚扰或遭到逮捕。”
【大纪元11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 “俺们干扫大街、掏大粪、清垃圾最赃的活,十几年全体职工1700多万工资却被克扣,其他什么福利待遇也没有。”黑龙江富锦环卫局工人说;“作为富锦唯一的环卫单位,除向各单位收费外,政府财政还给单位拨款。这些资金去了哪里,俺们要讨回属于自己的工资,就是要个基本人权!”职工们表示,他们感到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受到歧视,在大陆无处申冤,希望海外媒体披露中共政府侵犯他们人权的事实,获得国际人权机构的关注。
“垄断”行业 职工拿不到全额工资
据富锦环卫局职工介绍,该单位是当地的独家,1940年成立。由最早的卫生队改名为环卫局,归属当年的富锦镇管理。后来的年月隶属富锦市建委,2006年又归属公共事业管理委员会,属于公共事业单位。
该单位向全市各单位和家庭收取清洁费,政府财政还拨款给环卫局。但从94年始,单位实行岗位工资,职工档案工资的大部份被克扣。职工:“我们让单位出示相关文件,他们拿不出来。从94年到06年底总共克扣我们工资1700多万元,我们到富锦市财政局去找,他们说这笔钱已经给你们单位了。那这笔钱去了哪里?”
现年50多岁的在职清洁工刘建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94年到07年初,单位以实行岗位工资为名,只发职工档案工资的41%,大头的哪去了,我们也不知道。”
“整个富锦的大街都是我们扫、全市所有的垃圾也是我们负责清运、全市的厕所都是我们掏,这都是没人愿意干的赃活。岗位工资300-500元不等,其它一切福利待遇都没有,我们住的房子外面下大雨,里面就罐水,我们生存条件的恶劣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刘无奈的诉苦。
一名丘姓女职工表示,单位目前共有在职职工218名。她的工种是收费员,挨家挨户收取清洁费。但她身体有病,因无医疗保障,所以看不起病。
丘:“收费员的岗位工资最低,就300块,其它的像住房补贴、养老、医疗保险等都没有,妇女连产假也没有,别提我们多苦了……”
一位在收发室工作的职工说,“人家说你的岗位是多少就是多少,没人给解释,这些年物价飞涨,职工取暖、节假日上班补贴都没有。”
上访 全副武装防暴警察截回
职工对记者表示,忍耐了十几年,今年他们从一些内部渠道获知单位13年共侵吞职工1700万的工资, 于是他们3、4月份开始到市里、省里直至北京上访,但结果就是被黑龙江省防暴部队全副武装的警察殴打再截回。
李:“以前俺们都不懂维权,就凑和活着。到今年3、4月份才开始找各级信访办,还在富锦市政府门口打横幅,要求政府返还工资。俺们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受歧视。”
丘姓职工和李都参与了上访。李:“我们近40人今年4月16号去哈尔滨信访办,没有结果。5月11号就去北京上访。富锦信访办驻京办事处通知黑龙江省政府,结果16号武警部队的访暴警察两个架一个上访人,对我们连踢带打的扔到大客车里,全部拉回富锦。他们穿的衣服上写着特警还带枪…..”
一名上访过的职工对记者表示,“有一次俺们到哈尔滨准备再去北京上访,没想到消息走漏了,公安局的马上来截访,误打了一人,打得他受伤住院。抓住俺们后,说必须写保证不再上访才放人。”
记者曾致电富锦市环卫局局长办公室,无人接听电话。记者通过当地114号台查询富锦市公委的电话,被告知:该单位没登记。”
“要求返还扣压工资和所有福利”
职工们表示,由于他们起来抗争,以及富锦农民失地案在海外媒体曝光,引起当地政府恐慌,故环卫局不得不略微多发职工一点工资。
一职工表示,“富锦的土地案也十几年不给解决。俺们今年一闹,他们倒是多给了一点,现在拿到档案工资的70%,我仍然拿不到一千块钱,有的更低,还是只拿几百块。但现在一斤猪肉都10几块了,一斤豆油7、8块,一斤豆腐3.5块,赶不上物价涨。自己和家里人生病看不起,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
一些职工及其上访过的职工代表都对记者表示:“俺们就是要单位把拖欠的1700万工资都返还给俺们,还要我们应该享受的所有福利待遇,这是俺们要求的基本人权。听说你们报导富锦土地案后,引起关注,希望俺们最弱势群体的苦难能引起外界和政府高层的关注。”
“单位克扣俺们工资这么多年,都是政府行为,俺们也不可能清楚这笔钱去了哪里,但政府这样无视百姓利益并伙同公安、防暴警察欺压老百姓,剥夺人权,这个社会怎么能和谐?”
【大纪元11月12日讯】记得不久前笔者在一篇刊于本论坛的文字中冷眼看待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固始县建造豪华衙门一事,指出那个县无钱去解决困扰百姓的民生问题,却花费大量资金修建豪华办公楼(见《豪华衙门──冷眼看新闻(2007-11-01)》)。其实,最近几年来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建起了豪华的衙门,有钱建,无钱也建。这不,从《南方都市报》上又看到安徽省阜阳市颖泉区(县)又是建造豪华衙门的一例。这个颖泉区虽然不是国家级贫困县,却也是个省级贫困县,但它却动用钜款建起了一个仿照美国白宫的区政府豪华衙门!而且,这个豪华衙门的建造还获得了它的上级机关阜阳市的批准,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具有了“程式正义”。据从媒体刊登的照片来看,那个县级衙门还真够牛的,我觉得比我看到的美国白宫的造型还要气派。你不得不佩服这些地方的“土官”有着放眼国际的追求!而且,为了这种追求,为了建豪华衙门的需要,竟然把在那块地面上于1990年代建设的一所小学──高井小学校舍拆除了,以便腾出土地来让他们盖豪华衙门!那所学校的学生只好屈尊搬回到1960年代所建的破旧校舍去上课。从这也看出他们的“魄力”来了。
豪华衙门建成了,官老爷们可以在豪华的办公室里上班了,打牌呀,说笑话呀,甚至炒股呀,那是多么美的一个环境。
然而,高井小学的孩子们可就惨了,在破旧的教室里上课毕竟不是好玩的,房子塌了,压死了学生也要追究官员的责任的嘛。而且,由于颖泉区是个省级贫困县,破旧的校舍不止高井小学一处,比如,同属于颖泉区的另一个小学,即杨庄小学由于校舍过于破旧,于2001年申请国际援助。有意思的是颖泉区的豪华衙门也是2001年开始建造的。
然而,在我看来,中国不是一直宣称近年来经济发展很快的嘛,既然如此,为什么拿不出钱来改善一下那些濒危的校舍呢?而且,我觉得为此申请国际援助太有点丢咱中国人的面子了,更丢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面子嘛。
国际上还是有心地善良的人,你看,颖泉区杨庄小学向国际上申请援助后,就有人愿意施援。一个日本人水谷准发了善心愿意援建杨庄小学,为此他还专门跑到颖泉区来考察。那位日本大善人看到校舍都是危房,房顶、墙壁到处都是裂痕,桌椅非常破旧。然而,就在距离杨庄小学十几公里的地方就是颖泉区政府那所豪华的类似于白宫的欧式办公楼。这使前来考察的水谷准先生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当地政府有钱建造豪华办公楼,而没有钱改善破旧的学校校舍(话说回来,日本人不理解,难道中国人就理解了吗?不仅官员有钱盖豪华衙门,更有钱用公款大吃大喝、有钱公费旅游、甚至有钱公费赌博、公费嫖娼)?他当然不知道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是两种完全不同制度下的政府,日本用于教育事业的费用占国民收入的6%,居世界第一位;而中国呢,不到3%!比非洲国家还低。看到学生们在那种环境下上课,虽然他不理解为什么政府办公楼的奢华与校舍破旧会有如此大的反差,那位日本人还是最后还是毅然伸出援手,拿出80,000多美圆帮助建设一个新校舍。
笔者看到这则新闻后非常感慨,若干年来,被主流社会和媒体激发起来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一直在发酵,敌视日本的情绪在一些“愤青”身上表现得异常突出,把日本人等同于二战时期的“日本鬼子”,多次号召抵制日货,甚至前年在全国不少地方掀起反日浪潮,冲击日本厂商在华企业、商场。那么,请尚未丧失良知的中国人,你们能不能将这则新闻中的水谷准先生援助建立小学校舍和当地政府盖豪华衙门的事做一对比,看看是谁在关心中国的孩子?再问问那些在豪华衙门里办公的“公仆们”: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不把孩子们的生命放在你们的脚下?
转自《民主论坛》
【大纪元11月12日讯】(民生观察刘飞跃)近日,我们收到湖南省邵阳市民办教师的投拆,了解到了他们的遭遇。这批向我们反映问题的老师来自邵阳市八县(市)一区,共有八百多人。老师们都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因计划生育问题(生育二胎)被辞退回家。在这批被辞退回家的老师中,既有公办教师,又有民办教师。老师们认为,当年政府把他们辞退,是典型的"一刀切"和"简单化";老师们还说,当年辞退他们时,县里许多部门的人员和他们生育一样的胎数,时间相同,条件相同,政策相同,为什么只有老师们被辞退?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现在其它绝大部份民师已"民转公"了,可当局甚至把指标卖掉,也不给这些从教几十年的教师们任何的安排和照顾。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邵阳市八县(市)一区的被辞退教师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进行了不断的上访维权活动。刚开始,各县的老师还是分散活动,近期,邵阳市的老师们走到了一起,多次进行联合上访。
2007年8月,邵阳市这批老师派出六十多名代表联合到北京上访,可上访没有任何结果。
8月18日上午九点左右,这六十多名教师中有五十多人赶到了天安门广场,老师们聚拢后,他们每人手里拿着请愿书,在离天安门广场国旗二十多米处,面向国旗,扑通全部跪下。老师们刚下跪一会儿,就来了两辆警车和大量的警察,老师们立即被全部带到北京马家楼访民分流中心,并很快被送到湖南驻京办。当天下午,这批上访的湖南老师就被用两辆大巴送回了湖南。
湖南教师下跪事件发生后,湖南省政府震怒,说老师们在天安门广场向国旗下跪,有损"国格",属严重犯法事件,必须要严肃处理。于是,这批老师被送回湖南后,全部进了"学习班"。两天"信访条例学习"结束后,其中一半的老师被认为是各县市的"头头",结果被拘留七天。比如,邵阳市新宁县,这次有五名教师进京上访,结果黄费雄老师和范孟生老师被认为是新宁县上访的头头,二人都被拘留。
湖南当局对老师们的惩处并未到此结束,邵阳下属的武冈市的周光红老师这次也到北京去上访了,他8月18日并未在天安门广场下跪。但是,湖南当局认为周光红是邵阳这批八百多教师的"总头头",是天安门广场下跪事件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周光红被带回湖南后,武冈市当局给其上了手铐,以涉嫌刑事犯罪对他进行了羁押。湖南老师说,直到今天,周光红还处在被关押中,但当局既没给其任何关押的手续,也没有对其进行审判定罪,这种状况持续到现在已历时近三个月了。邵阳市其它县市的老师说:"周光红是在坐黑牢"。
【大纪元11月12日讯】据大陆互联网消息,天府之国四川省宜宾市发生城管打死小贩恶性事件。当地上万群众义愤填膺,将菜坝镇政府和派出所团团围住,并要求严惩凶手。当局紧急调派400多名警察封锁现场,并没收了媒体的采访器材,禁止对此事做任何报导。据互联网消息,2007年11月7日下午2点左右,四川宜宾市菜坝镇,因迎接乡镇检查,镇政府、工商、城管联合检查组到市场联合检查,与当地做了 30多年小生意的小贩梁云贵发生争执,数名城管蜂拥而上对受害者施以暴力,传菜坝镇镇长甚至叫嚣:给我往死里打,打死人有人拣底。
据称,受害者被暴徒狂暴数分钟,为掩盖事实,打人恶徒把受害者抓往当地派出所里继续施暴,眼见受害者不省人事,才找医生,医生到达时,人已经死亡。
以镇长为首的城管等人打死小贩的消息传出后,当地民众义愤填膺,上万民众将菜坝镇政府和派出所团团围住,并且强烈要求严惩凶手。宜宾市当局紧急调派400多名警察,封锁了现场,并没收了媒体的采访器材,禁止对此事做任何报导。
晚上时,尸体被当局强行运到火葬场,民众不让拖走尸体但被防暴警察强行驱散。
城管打死人的消息被贴上大陆的互联网论坛,但很快被删除。而四川所有媒体都对此事噤声。
宜宾此前曾多次发生城管打人的恶性事件。当地民众对城管更是恨之入骨,网上顺口溜称,“全国城管最坏在四川,四川城管最坏在宜宾”。当地互联网上曾有个帖子问“城管将何去何从”,90%以上的回帖是“解散、撤销”,不少人更是高声叫骂咬牙切齿,“城管”在当地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据互联网上资料,今年9月25日中午,宜宾林家巷一位60岁的摆摊老者被四名城管殴打,满面是血,死死拽着一个穿着城管制服的人,东街被挤得水泄不通。网友透露,这位老者已并非第一次被城管殴打,而他的摊位是交了管理费的。
今年7月,网上也登出宜宾市城管打人事件,民众把警车包围,围观民众达数百人。
今年4月13日晚8点,四川省宜宾市民主街上,5位巡街的城管围殴一卖菠萝的妇女,路旁一间店老板看不过去上前劝说,也被殴打。周围的民众实在看不下去,围了过来,直到围满了整条街。城管见势不妙,丢下执勤车逃跑。
2006年7月16日晚上大约8点50左右,为迎接四川省第四届旅发会。宜宾的公安、城管等部门组织了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在宜宾市城区拱星街发生一起暴力执法惨剧。有一男一女惨遭城管暴力殴打,男子被打倒躺在地上,中年妇女被暴打后被救护车送走。成百上千围观民众拦住警车,与警察发生拉扯,场面极为混乱。
【大纪元11月12日讯】(明报新闻网2007年11月12日报导)因公开支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而被捕的四川省甘孜州藏人领袖艾达克,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受审,下周宣判。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引述检察院公诉科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承办艾达克案件的副科长本星期出差,案件要到下星期才会宣判。他又说,审判艾达克时有律师辩护,但律师是由政府指定。
中心获悉,有律师曾试图为艾达克辩护,但甘孜州国家安全局明确表示不允许。
今年八月一日甘孜州理塘县举行大型赛马会及解放军八十周年庆典活动,五十三岁的艾达克突然走上主席台上拿过话筒发表演讲,表示支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立即被公安拘捕。其后因藏民要求释放他而爆发上千藏民与数百名公安武警的流血冲突,至少三十人被捕,这次事件被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定性为“特大政治事件”。
【大纪元11月12日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2007年11月11日华盛顿报导)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有6名新疆维吾尔族人以“分裂国家罪”,“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分别被中国政府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的发言人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维吾尔人的处境。*指被告涉嫌从事恐怖活动*
新华社报导说,阿不都外力.依明、穆合塔尔.色提瓦力迪、艾合买提.热合曼等6名新疆维吾尔族人上星期五被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报导说,这6人在2005年8月到2007年1月间,积极从事极端宗教活动和有关“圣战”的宣传,而且还建立了暴力恐怖训练基地,制造爆炸物,为各项恐怖活动和最终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国家”做准备。
*迪里夏提:以反恐名义进行镇压*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星期天从瑞典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政府将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的维吾尔人都以暴力恐怖、组建恐怖组织的名义进行镇压,以此来回避国际社会对维吾尔人的关注。”
迪里夏提说,中国政府对维吾尔反对派人士的打压,其力度甚至超过了对汉族地区的持不同政见者。
他说:“维吾尔政治犯判的都是死刑或者是无期。实际上,中国是在以暴力、压制的方式来摧残和镇压维吾尔人,以此来达到恐吓、杀一儆百的目的。”
迪里夏提说,包括新疆地区的民族情绪等很多问题实际上都可以通过政治、而不是武力方式来解决。他说,维吾尔人目前是一个弱小的民族;相比之下,中国政府拥有庞大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维吾尔人要反抗的话,受伤害的还是维吾尔人。他主张通过和平投票的方式,由维吾尔人自己来决定本地区的前途。
他说:“维吾尔人通过民族自决的方式,可以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进行全民公投,来决定自己是否愿意留在中国现行的统治下,还是分离出去,这本身就是民主的规则。就像加拿大的魁北克一样,应该有投票的权力嘛!”
迪里夏提说,民族自决是解决弱小民族和大民族之间政治关系的一个非暴力的、比较合理的途径。
新华社在针对阿不都外力.依明等6人的判决进行报导的时候说,这几个人“一起预谋组织、领导、实施了暴力恐怖训练活动,将招募的数十名暴力恐怖份子送往‘黑峡谷’恐怖训练营地,秘密训练近两个月”。另外,“他们还制作了该组织旗帜、制定了纲领和纪律,安排暴力恐怖训练基地的物资供应,制造爆炸物,为开展暴力恐怖活动做准备”。
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说,中国政府竭力要把维吾尔反对派人士的活动往恐怖主义这方面拉,是为了误导国际舆论,孤立维吾尔政治反对派。他还补充说:“中国方面选择这个时候,也就是在17大之后,进行判处,表明了中国对于当地要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来遏制、限制维吾尔人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大纪元11月12日讯】2007年10月27日,日本举办了中国人权状态和奥林匹克研讨会。东京都议员土屋敬之和吉田康一郎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联席会议日本代表林飞和关西负责人鸣霞也在会上发了言。法轮功学员高峰一围绕中国环保问题做了发言。著名人权活动家安东干在会上作了基调演讲。下面是林飞在会上的发言。
各位先生、女士们好!
首先,我代表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向本次研讨会表示祝贺,并转达魏京生先生在电话中向大家的问候!魏先生曾两次访问过日本,同很多在场的朋友们见过面,他希望在近期能同大家再次相聚。
2008年8月,北京将举办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盛事。但是,中国政府违背奥运宪章,向全世界展示了十分恶劣的人权状态记录。中共在中国内,对民主人士、对法轮功学员、对基督教徒、对少数民族、对维权人士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和迫害。在中共十七党代会前,又将人权律师高智晟拘逮。中国政府的所做作为,严重地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没有资格去主办奥运会。
1988年,在韩国举办奥运会前,在美国国会和国际奥委会的压力下,被迫放弃独裁,实施民主。今日韩国,已成为亚洲民主国家之一。我们应当藉助历史经验,不断地对独裁制度施加压力,迫害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有所改善。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有识之士,坚决不同政府妥协和合作,将同所有被迫害群体一起,为中国的人权事业,为中国实现民主化而努力。
今天是10月27日,奥运人权圣火,在欧洲17个国家35个城市传递,今天已到澳洲。人权圣火的传递,照亮了千千万万个关心人权的心灵,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活动。可以预见,在明年5月人权圣火传递到日本时,必将会引起巨大反响,我们深切盼望人权圣火的到来。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
日本代表 林飞
2007年10月27日
(魏京生基金会供稿)
【大纪元11月1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申铧11月10日采访报导)
总部设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基督教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近日公布了一份中国公安部四月份向全国公安部门下发的秘密文件,题为《关于严格开展奥运会及测试赛申请人员背景审查的通知》,要求对国内外所有参与奥运会的人员进行严格审查,其中包含奥委会成员、运动员、媒体、赞助商等等,并明确列出11类43种人,禁止他们参加奥运会。这11类人有敌对分子、法轮功等组织人员、宗教极端及宗教渗透人员、民族分裂分子、危害奥运会的传媒人员、上访重点人及其它对党严重不满人员等等。43种人就是对这11类人再进行细分。
美联社记者专门就此询问了中国公安部的一位发言人。这位发言人说,有关这个文件的报导不太准确,而且在奥运会期间对来访者进行审查是国际惯例。美国康州大学研究体育史的教授王冠华表示,这个文件明显带有“中国特色”:
“安全检查出于安全的考虑是会有的,但是这么细致的规定。这个规定我听上去还是有中国特色的规定,不像是国际统一的规定。”
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告诉本台,尽管现在离奥运会还有九个多月,但是中国政府至少对宗教人士的打压已经开始加强。他提到澳大利亚籍的香港基督徒吴魁在广州开办的企业“以诺集团”最近被官方关闭、中方高级管理人员被抓、三千万资产被冻结。另外,傅希秋还说,自从这个文件发布后,他们已经得知有100多名海外宗教人士被中国大陆政府驱逐出境:
“四月份公安部就发布了这个秘密文件,后来我们报导了100多位在华的西方基督徒工作人员,韩国的、美国的、新加坡的,全部都-或者被驱逐或者是被吊销签证。”
举办奥运会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是否安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正值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不久,人们心理上的恐怖阴影很重,奥运会主办者在保障安全方面投入巨资,但是没有报导说,希腊政府对参与奥运会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排除一些人的参与资格。
在傅希秋看来,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会适得其反:
“中国的奥委会上层部门惧怕奥运会期间发生安全上的事故,这是可以理解的,任何国家的奥委会视奥运安全问题为头等问题,谁也不愿意发生恐怖主义事件。但是这个文件是走得已经很过火了,以奥运会的名义对这些无辜的、和平的工作团体进行整治,这些都是会适得其反的。”
中国公安部这份文件上被禁止参加奥运会的人员中,绝大部份都在国内。傅希秋说,可以想像,在奥运会召开,全世界同乐的时候,中国国内的异见人士、维权人士、访民、法轮功成员等等这些人的自由将会受到很大限制。但是,到那时将会有数万名各国记者到中国进行采访报导,难道中国政府不会顾及面子吗?傅希秋认为,中国政府为了保障奥运会的顺利进行,会不顾一切:
“你看看北京的华惠奇所遭遇的,西方记者都在医院现场看见把华惠奇打得昏倒了,美联社的记者都在,这些公安假扮成医生不让记者进入医院。李和平律师被打的时候,这些国安人员告诉他说,你出去开记者会吧,说一说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我觉得已经真的是几乎进入执法机关黑社会化了。只要达到安全,稳定压倒一切,那么就不惜手段了。”
傅希秋提到的华惠奇是北京市的奥运拆迁户、基督徒。不久前曾被公安殴打成重伤住院。李和平是中国维权律师。今年9月他在北京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毒打。由于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在最近一段时间有越来越差的趋势,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共十六大结束后,新一届中共寡头还让外界有所期待,于是有“胡温新政”的舆论泡沫鼓起,但很快破灭。现在的十七大,虽然举世瞩目,但除了最高决策层换几张新面孔之外,在改革方向和具体路线上,并没有什么新意,甚至连“新政”的舆论泡沫都没有。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十七大凸现了中共党魁的权威进一步衰落。
尽管,十七大闭幕的公报称“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也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然而,这不过是每届党魁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迂腐传统,也是找不到方向的现政权的自我安慰。
众所周知,中共是当今世界罕见的喜欢修改党章和宪法的独裁党,每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魁都要先把自己的所谓“思想”写入党章,然后在接下来的五年一届的全国人大上,党魁“思想”又要写入宪法。这一服从新党魁的个人意志的恶习至今没有丝毫改变。此次十七大,一如既往地修改党章,权力得到初步巩固的胡锦涛也要进入党章了,他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使中共党章再一次臃肿。讽刺的是,由于党章中的指导思想太多,已经有了马主义、毛思想、邓理论、江学说,胡锦涛已经找不到合适名词来命名自己的“思想”,大概只能命名为“胡口号”了。
意识形态合法性难以重建
这么多的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进入党章和宪法,恰好说明了改革以来的中共政权已经无思想和无道义,拿不出足以凝聚社会共识的意识形态,其道义合法性危机无法缓解。当六四的枪声射穿年轻学子的身体,中国人的人权意识也被唤醒,中共的道义合法性被同时击倒;当苏东共产极权帝国发生雪崩、共产制度的大溃败变成现实之后,自由与独裁之间的制度优劣昭然天下。国内外的聚变使中国人越来越明白,只有建立在普世价值观基础上的自由民主政体才具有道义合法性和竞争力,而一党独裁体制无论在道义还是法理上都不具有竞争优势,甚至连基本的法理性都不具有,道义上站不住,法律上也站不住。
尽管,中国宪法力图在法理上和历史合理性上确立中共的垄断权力,一方面,中共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序言,使“坚持共产党领导”和“领导核心”的地位有了宪法依据。另一方面,宪法确认了“打江山坐江山”的陈腐意识。中共政权的建立来自暴力革命,其领导地位乃历史形成,使一党垄断权力具有了历史合法性。但是,无论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法理合法性,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合理性,不过是党主制宪的产物,是独裁意志和一党私利的法律化。而按照普世的现代法治原则来衡量,中共作为一个政党根本不具有合法性。正如著名自由主义法学家贺卫方先生指出的那样,现代政党存在的合法性首先来自按照现代法治原则进行“注册登记”,而中共作为政党组织居然从未按照法律要求“注册登记”过,所以,从法律角度将是个地地道道的“非法组织”。
六四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扩展,中共意识形态合法性危机只能愈演愈烈。改革之初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变成保持经济高增长的政绩合法性。“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三代党魁的不同提法实质上并无新意,仅仅是为一党独裁和跛足改革背书的不同说法,是对政绩合法性的权宜解释,是为了保持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其内在的精髓是“无道义无思想”的实用主义。但是,无论意识形态口号多么五花八门、“与时俱进”,只要不用“主权在民”代替“一党自我授权”,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便无法缓解。
在当下中国,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越来越远离中共意识形态的操控,对官方意识形态说教的口是心非、言行背离,不仅是普通百姓的常态,也是党员和官员的常态。无论官方发动多么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势,也无法取得差强人意的劝诱力。因为,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不再愚昧的人们相信的是实际生活中的亲历,而非中共宪法上的条文和党魁报告中的说辞。比如,当现实经济的运行越来越市场化私有化,谁还会相信宪法上的社会主义和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当现实政治充满恐怖和人权侵犯,谁还会相信宪法上的“权力源于人民”和胡锦涛的“以人为本”。
对于中共现政权而言,当那些恢复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努力一次次被现实挫败,中共官方的自我辩护也就越来越力不从心、左右失据。所以,最讲究统一意识形态的中共已经变得不那么在乎意识形态了,而最在乎维持住政绩合法性。无论用怎样的方法,必须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保证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保证把任何可能导致政权不稳的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所谓的“民生主义”,不过是想用再分配的强制调整来赎买民众的顺从;所谓的“和谐社会”,不过是镇压异见和严控言论的“强制和谐”;所谓的“科学发展观”,不过是为“跛足改革”镀上一层金箔而已。
寡头格局下的弱势党魁
虽然,十七大之前党内外对政治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胡锦涛报告也从六个方面宣示了政治改革,篇幅也多于十六大报告,但依然延续着口惠而实不至的门面活,那些面面俱到、空洞乏味的老调重谈,全无实质性的具体内容。所以,十七大不会在改革的方向上和具体政策上作出实质调整,外界对十七大关注也就只能集中在高层人事变动上。
也有评论认为,胡锦涛不再指定接班人是十七大的最大亮点。但事实上,胡锦涛不指定接班人,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他既无打江山的党内资历,也无掌权之后的突出政绩,已经没有足够的权威钦定接班人了。中共掌权五十八年,党魁的权威一代不如一代。邓小平不如毛泽东,江泽民不如邓小平,胡锦涛不如江泽民。独裁体制使接班人变成大难题。一方面,政治强人的权力终身制带来钦定接班人的传统,但被钦定的接班人很少善终。毛泽东钦定的刘少奇、林彪先后死无葬身之地,邓小平钦定的胡耀邦、赵紫阳先后被废。另一方面,强人之后的党魁难以维系权力终身制。邓小平钦定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只能任两届,再无钦定接班人的权威力量。
邓小平死后,中共寡头格局和交接班制度的形成,绝非现任党魁主观意愿所致,而是政治强人死后的客观形势所致,是江、胡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所以,十七大才一再强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如果说,邓小平的亡灵主导了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形成了党魁只能任两届和以年龄划线的不成文规则;那么,十七大就是中共掌权以来第一次强人空缺的大会,人事安排只能靠寡头们之间的较量与交易;争执不下时,只能靠不成文的年龄划线。而胡锦涛之后的接班人如何产生,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制度规定,所以,如何形成十八大的接班人产生机制,便成为十七大后的五年里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我看来,现行的“寡头独裁”要比“个人极权”好一些。在人事安排上和政治决策上,当任何个人都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之时,寡头之间必然出现内部的制衡局面,可以避免一个人说了算的极端决策。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就是这种妥协的产物,已经退下五年的江泽民仍然具有影响力,九名常委基本上是江派和胡派平分秋色。
如何确定胡的接班人
今日中国,无论是党外还是党内,利益分化已经难以改变。党国利益权贵化,权贵阶层集团化,每一中共寡头都代表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利益集团。在确定胡的接班人问题上,以中共现在的精于利益计算的统治方式,寡头之争不会走向不符合权贵多数利益的鱼死网破,而只能是通过讨价还价形成某种党内竞争机制。在可预见的未来五年内,虽然政治改革不会有实质性动作,也很难断言党内能否形成制度化的交接班机制。但没有了绝对权威的高层寡头之间的相互争斗,客观上会形成不成文的高层制衡规则,既可以扩大党内人事安排和重大决策的参与面,也会为非党精英的参与和民意表达提供一定的作用空间,自下而上地推动中国社会的渐进转型。
以胡温执政五年的经验看,胡锦涛的接班人的首要条件必须是政治可靠的实用主义者,仍然把保持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作为第一要务。新党魁要善于左右逢源和左右开弓,意识形态口号可以左转,但现实的经济政策决不能左,不能让反改革的新老毛派中断跛足改革进程;经济政策及其立法可以继续右行,但政治上决不能右倾,不能让政治自由主义和民间维权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所以,胡锦涛报告在政治改革的部分中,虽然不得不提出“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但重点是强调要在“党的领导下”,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
中共须开辟新的合法性基础
截至十七大闭幕,经济的增长和民众的物质生活改善是中共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但政治体制的僵化使社会的深层矛盾持续积累,潜在的社会危机越来越接近爆发的临界点,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起伏和全球化经济增长风险的难以控制,中共寡头集团不得不面临这个既现实又棘手的挑战:经济高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一旦经济出现停滞甚至衰退,跛足改革积累的危机就将全面爆发。中共的政绩合法性将灰飞烟灭,寡头政治的权威将丧失殆尽。中国将不得不吞下机会主义政治的苦果,弄不好就将再次陷于大劫难之中。
虽然,以机会主义统治为主要特征的中共现政权,决不会主动启动政治改革,但形势比人强,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将逼迫中共不得不有所变化。在深层危机深重的今日中国,某一偶发事件很可能再次引发大规模民间反抗运动,寡头们被动顺应民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为,失去绝对权威的中共现政权,高层中再无绝对掌控军权的政治强人,无法像当年的邓小平那样进行暴力镇压。现在,面对此伏彼起的民间维权,寡头们只能用铁腕加收买来应对局部危机,而无法应对类似八九运动那样的整体性危机。如果在某一时刻再次出现大规模民间反抗运动,前有六四屠杀的教训,后有寡头权威日益减损,在大规模民间诉求和寡头统治之间,中共军队很可能出现大面积抗命,迫使寡头们不得不对强大的民意让步。
所以,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政绩合法性”失灵,以及社会失控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共必须开辟新的合法性来源和基础,将“政绩合法性”转变为“道义合法性”,即转变为以普世价值(人权、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合法性。这种转变能否在未来的十年中启动,不仅取决中共党内的开明力量能否推动体制内转型,更取决于国内外自由力量施加压力是否足够让统治者让步,以启动走向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
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北京家中
《争鸣》十一月号
【大纪元11月12日讯】哲儿一直在许多朋友的视界之外。方哲车祸遇难后,刘刚来电话问:“方哲是你们的孩子吗?”1987年初,北大选举人民代表活动高潮时,刘刚几乎天天来我们家,居然没有注意到一个1.87米的大孩子。因为,方哲寡言。但不木讷,而极喜欢运动。北大物理系同事告诉李淑娴:“校园里每个球场上,都看得见你的小儿子。”高大,少言,身手矫健,这些特征被警官学校的探子注意到了,方哲在101高中毕业时,就有人来动员他报考警校。他没有答应。保镖专业,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不过,哲儿时常给我们当‘保镖’,在中国,也在美国。
布什晚宴的新闻发布会
1989年2月,刚刚就职的美国总统布什(老),来了中国。总统面临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的人权。美国政府对苏联的人权颇有经验。对中国,还没有多少现成的章法,可能也有不同的标准。是以同一标准对待苏联和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是回避中国的问题?总统有两难。总统聪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在告别晚宴上,既邀请中国领导人,也邀请几位中国的异见者。按照西方文化,晚宴是一场正式的场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谈为难的话题,因此,邀请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异见者共赴晚宴,既表示了总统对中国人权的关切,又不损害布什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老友’关系。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平衡姿态。
就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接到美国大使馆送来的白宫请柬,邀我们参加2月26日的总统告晚宴会。我们知道,这种姿态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因此,在接到邀请的第二天,2月23日,我们就告知中国科学院外事局:我们收到了布什宴会邀请。如果当局不同意我们接受邀请,就请及早告诉我们,以便适时地婉谢白宫。实在说,不参加宴会,也并不会有失落。说到底,那只是一个应酬场面。三天过去了,直到我们动身赴会前,并没有任何明言或暗示要我们拒邀。2月26日,北京天文台还派来汽车,要送我们赴会。
该日下午5:30,林培瑞夫妇和我们一行四人同乘一辆小车从中关村保福寺916楼出发,一路向东,直奔布什总统Texas BBQ宴会所在地 ─
希尔顿长城饭店。方哲留守在家,北京天文台的刘大庆也陪方哲在家。以备有事,两人可以应对。
果然有事。
6时左右,我们的车行驶至长城饭店附近的三环路口,发现戒严了。上百的警察虎视耽耽地横在路上,不准车辆通行。开初,我们以为是给布什一行开路。哪知道,警察一发现我们的车到,立即密集栏截。原来,戒严的目的是专为了堵截我们的车。
我们被截下车后,试图步行去长城饭店,但很快就被一群便衣团团围上,堵住了我们去往长城饭店的路。为首的一个打手型的便衣,一上来就架住方,接着说:“我是这次布什来访的中方安全特工最高负责人。美方特工提供给我们的名单上没有你们二人,你们不能参加宴会。”在我们拿出白宫请柬后,他们还试图抢走。
不能向前,只好向后。我们四人决定去美国大使馆求证所谓‘特工名单’。这时,我们的车及司机都已找不到了。随即跳上一辆出租车。该车走了数百公尺,又被警车追上,再次勒令停车。不得已,我们只好改去公共车站等候电车,或汽车。然而,武警还是比我们快,凡有我们等车的车站,所有过往公共车辆都被武警命令不准在该站停靠,不准上车,也不准下车。在这些车站等车的其他乘客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陪同我们一起倒楣。
放弃乘车的念头,我们向建国门外使馆区步行。这时已约7时,天色昏暗,气温下降。我们四个人的前后左右都有警察,穿制服的,穿便服的,还有一辆警车紧随在后。每一个街角都有一辆武装三轮摩托整装待命。可以看到的警察约上百,看不到的后备队,可能更多。
8:30,我们走到使馆区,偶然路遇加拿大外交官霍雷(Horley)夫妇,他们了解我们的困境后,立即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小坐。警察无奈,不能再‘陪同’我们了,因为不能硬闯外交官的家。警车则近逼到这位外交官的家门口,处于待命状态。
同时,在长城饭店宴会厅的不少记者已经发现我们的座位是空的,知道有变,就立即离开晚宴,去了我们中关村的家。一到Horley先生的家,我们即打电话回家,报告遭遇。方哲和刘大庆立即向在我门家守候的记者发布了我们赴宴受阻的消息。布什晚宴尚在进行时,“The Man Who Did Not Come to Dinner”的新闻已经传开了。
我们家小,记者太多,挤不下。我们不准备直接回中关村,而是离开Horley家去香格里拉饭店。同时,让方哲和刘大庆也告诉记者快去香格里拉。香格里拉饭店的一个大厅是白宫新闻发言人专用的press conference。但当时,白宫新闻发言人还在布什晚宴上。大厅由我们占用。晚11:30,我们四人召开了临时记者招待会,有上百的记者赶来(CNN记者后来说,因那晚太快太挤,他的摄影助手摔断了鼻梁)。我们讲述了‘晚宴’的经历。北京上百警察的一夜的努力,没有白费,抢了布什总统的镜头,成为美国2月26日一早的直播新闻。
方哲和刘大庆则一直在家实时报告我们的动向,成了一个关键的资讯中心。
进出美国大使馆
1989年6月4日“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开枪杀人后第二天,我们进入美国大使官邸避难。当时及后来的报导都说,方哲也同我们一起进入美国大使官邸。当局于6月11日发布对我们的通缉令。国安部武警和军队于6月12日抄查我家。但却发现,方哲正同他的同学在家里过他的生日(1989年6月12日是方哲21岁生日)。警察没有料到方哲居然在家。当时,方哲还声称有一间屋子是他的,不能搜查。我们的不少东西,抱括日记,之所以未全被警察拿走,而后慢慢带来美国,全赖方哲和他的朋友们面对警察时的镇静和机智。
方哲在1989年6月5日,是随我们进过美国大使官邸。官邸里的中国职员,都是通过中国外交部雇用的。他们可能看到方哲与我们在一起。然而,两天之后,6月7日,方哲看我们一切都安顿好了,就决定离开大使馆。进入大使馆难,秘密走出大使官邸更难。当时,整个官邸外已被军队包围,开出去的车也都被尾随。方哲逃离大使馆的行动是由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当时美国驻京大使馆代理公使,现为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安排的。首先让方哲藏在一车中驶出使馆。然后设法甩掉或甩开尾随车。当车快速转弯到一个无路灯的黑暗街区时,让方哲迅速跳出车外。方哲算是一展了他的身手。
我们在使馆的一年期间(1989年6月5日到1990年6月25日),方哲一直一个人在家里等我们。由于我们工资被取消,方哲没有收入,他靠许良英等老朋友接济,靠彭培根(清华建筑系教授)等新朋友帮助,靠他的老师和同学的关心,也常被亲友叫去吃饭。但他不愿离开北京。有香港来人找他,问他要不要去香港,可以帮忙。他拒绝了。我们担心他的安全,也希望他去美国找他哥哥,上学,念书。
但他不走。他要等我们得到安全。一人在家里等我们,就是对我们的支持。其实,我们当时比他安全。“6·4”之后,申请美国签证的高级干部子弟仍像以前一样的多,甚至更多。有一次,国家教委副主任藤滕召见美国大使李洁明,严词抗议美国政府容许中国留美学生在美滞留。抗议完毕后,大使回到官邸。还不到一个小时,大使又接到藤滕秘书的电话。但其目的与一小时前正好相反,是恳请大使帮忙给藤滕夫人发放美国签证,原来他们的四个子女都已在美国享受着‘容许滞留’,又恳请大使容许他太太也去美滞留。显然,这类一心巴望把家属送去美国滞留的官员,是不会傻瓜到强行闯进美国使馆抓人的。这种官僚,是我们的安全的一道有效防线。
由于世界银行贷款等压力,经过谈判,中共当局同意我们于1990年6月25日离美大使馆出境。当时谈妥的条件之一是,同时也要放方哲走。然而,在南苑机场,我们没有看到方哲。后来知道,并不是当局不放方哲,相反,当局于6月23日夜即把方哲骗到怀柔县的一个警察招待所,软禁。但方哲抗议软禁,也拒绝离境。因为,他不清楚我们的真实情况。为了拖延时间,方哲向警察说:“我不走,我还要申请加入共产党呢!”,又说:“我还要结婚呢”(当时他还不够北京的结婚登记年龄)。直到我们从南苑机场在警察安排下给他打了电话,他才知道,我们确实安全了。他的‘保镖’任务完成了。我们到英国剑桥大学后,又再打去电话。他才同意离开中国,赴美上学,比我们出境睌了约十天。
方哲生性随和,是个‘后发’的孩子。来美国后,他用Joe为名。很快就‘美国化’了。打球、登山、滑雪、跳伞样样喜欢。他的‘美国父母’,威斯康辛大学物理学教授 Larson夫妇说:“From the beginning, Joe quickly became a treasured member of our family and attended all of our family holiday functions. He became like a son to us. He was such a good sport and our grandchildren loved him.”受聘为Central Arizona College(CAC)的Faculty后,他还居然代表CAC(美国)去沈阳与东北大学(中国)谈判,建立美中两校关系。我们心里好笑。方哲是个寡言的孩子。CAC怎么会要他一本正经地去谈判呢?的确,在我们面前,方哲总是个孩子,每当他面对着我们时,不玩,不答话,只有微笑。永远像一个乖孩子,一个忠实的‘保镖’。
哲儿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离奇的车祸,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在保护妈妈爸爸。小哲,妈妈爸爸会永远想念着你。CAC也要纪念你,建立Joe Fang Memorial Scholarship。给你念一首诗吧!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曼殊大师的英译,好像就是专为你唱的一首挽歌,一首远去的、远去的哀歌…
You ask what my soul does away in the sky,
I inwardly smile but I cannot reply;
Like the peach-blossom carried away by the stream,
I soar to a world of which you cannot dream.
Tucson,
2007年11月9日
那时我还是个楞头青,不,是个还没有长醒的娃儿,加之又是所谓翻身的岁月,当然是 “运动”的“打手”和“极积分子”,也是个当之无愧的刽子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国内政治形势骤然紧张,一时谣言四起:“美国佬从朝鲜打到中国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了”、“某某反革分子趁机作乱了”,说得有鼻子有眼,谁不相信?刚得到解放的穷人能不仇恨吗!那时我在成都市一区工委工作,是个死心踏地捍卫红色政权的“死硬分子”,只要一听说有人反对共产党,不用领导发话,也会上前把他捶扁。
记得,大概是1951年3月的一天下午,全区党团员全集中到一个地方开会,开什么会未作说明,只说有重要任务。开会地点是公安分局所在的原先地主家的一座大公馆里,我们去时已有下少人,大家分散在几间办公室里待命,思想显点极度紧张。午后六点,公馆关上大门,不准任何人进出,到了晚上九点又来了一批人,房门和窗台堆放着许多麻绳,空气里弥漫着窒息的压力。大家表情各异,互相猜测,可又不敢打听,只能屏心静气耐着性子打扑克等候。到了晚上10点,参会人员集中到大会议室,门窗关闭,各处还有人把岗。不一会儿戴局长披着棉军大衣,嘴上叼着香烟,一脸严肃,拉长声音宣布开会。他首先传达“最高指示”:“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垮了国民党蒋介石八百万匪军,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可是失败了的敌人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藉着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的机会,一些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伺机作乱。为了保卫我们的红色政权,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今晚全市要进行大逮捕,你们就是参加执行大逮捕任务的同志。对反革命分子我们决不能手软心慈,对他们手软心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所以要坚决打击!坚决镇压!”接着,公安局另一个头儿讲话,他除了讲今晚大逮捕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外,还讲了逮捕人的一些具体技术问题,以及如何处理紧急情况。然后宣布纪律和编组,还说,“如有反革命分子敢于公开反抗,立即击毙。但一般情况,不准开枪。”
我听后心里好激动,为党和毛主席立功的时候到了!但又有几分恐惧,万一敌人开枪打死我怎么办?管他的,为革命牺牲很光荣,不然怎么叫革命?下夜两点,我们按临时编定的小组出发。每个行动组为三人,配备一名公安户籍(现叫片警),被逮捕的人都有资料,如姓名、性别、年龄、特征,所住街道的门牌号。我们每人袖口上扎条白布带为行动记号,口令是“胜利”。
初春的成都有点寒意浸骨,冷风嗖嗖,街灯昏暗,熟睡中的城市没一点声音,各个街口都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执勤,杀气腾腾,一片肃然。街头巷尾的流浪狗,一见有人就唁唁的叫个不停,好像要把这秘密告诉第三者。我忍不住骂:“叫什么,再叫老子给你一枪。”
我们行动小组的任务要逮捕11名反革命分子,八个国民党伪军官,三个蒋介石特务,据说特务藏有枪枝,大家紧张极了,怀着一拼的牺牲精神。我们人人提着枪,拿着绳索,按户籍资料逐门搜捕。先由户藉以查户口名义赚开门,我们再持枪冲进屋,拉亮灯大声喊:“不准动、举起手。”真顺利,竟无一人反抗,就像笼子里抓小鸡那么轻而易举。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个反缚双手,五花大绑地押到所在地派出所集中,凌晨5点由指挥部派汽车来收取猎物。这些人规矩极了,灰脸低头一付狼狠样,连眼晴也不敢乱看。但在逮捕一个国民党军官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他们夫妇两人,一直跟随国民党从南京逃到广洲,又从广州逃到重庆,再逃到成都,本来要逃到台湾,但他太太挺着大肚子无办法再跑,只好留了下来待产。我们去抓他时,他跪在地上不停磕头求铙,大喊长官手下留情,宽限几天,等太太临盆了再抓,或到时候他到指定地点投案。我犹豫了,一个老区来的姓王的大麻子、也是我们行动组的组长,横看一付吊角眼,大骂道:“妈妈的,就是马上要生了也要抓你,看着干什么,给我捆起来!”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可这是革命啊!我们走了好远,还听到那女人的哭叫声:“共产党!毛主席!宽大宽大我们吧?我们不敢反对你们哟!”
完成任务后我们来到集中地,将这些五花大绑的反革命分子像装卸货物,一个一个地塞上汽车,送到宁夏街四大监关起来。直到凌晨7点全市解除戒严。第二天《川西日报》(四川日报前身)登出通拦消息:“坚决镇压反革命,保卫红色政权,成都市一夜抓捕反革命分子1687人,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同时,我们郑重告欣一切潜藏下来的反革命份子,只有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将遭到严历的打击”云云。
大逮捕后的十天左右,成都市开始大镇压,第一批先杀148人;第二批杀了56人。此后,隔三五天杀一批,均在10至20人以上。那一批批杀人的布告贴满大街小巷,整个城市处在从未有志的恐怖气氛中。夜里小孩若不听话老是哭,父母只要说一声:“再哭,解放军来了”。孩子立刻收泪止声,连啍也不敢啍一下。在这大镇压大屠杀的日子里,人人循规蹈矩,市面上连个吵筋闹架的人都没有,谁不怕掉脑袋?
被杀的人多是国民党时期的军政人员(军、警、宪、特)和地方上的恶势力(乡、保、甲长以及哥老会的头目),故根本无审讯起诉一说,全是根据事先搞好的材料,拉出去就是,连杀人布告也是用手写的。这些反革命从监狱里拉出来,对对名字照片,不脱衣服,不赏酒饭,立刻五花大绑插上死标,甩上刑车(不是押上,因为一部刑车要装20余人,四周还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只能人重人的堆放着),即向成都市北门外20里之遥的磨盘山驶去。磨盘山是个乱葬坟,树林茅草一眼看不透,纵然杀个几千几万也好处理。两天前这里就挖了许多土坑,一个土坑可以埋上十多具尸体。刑车到了磨盘山一字儿排开停下,众多的解放军在四周早早地布下警界线,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寒森森的刺刀冷毖毖的枪筒,在山坡高处还架有机关枪,在警界线外是农村武装(又称民兵)。囚犯从刑车上一个个甩下来,由两个解放军提着胳膊飞快地跑向指定地点。20人为一批,齐崭崭地跪在地上,站在他们身后不足五尺远的解放军,端着步枪瞄准着射击的脑袋。监刑官一声哨音:预备;二声哨音:瞄准;三声哨音:扣动扳机,崩的一声,被杀者脑袋开花。杀人的子弹均是开花弹,一枪一个真利索,死者虽属痛快,但半裁脑壳不见了。有的还没有脑袋了,人变成了一个木桩桩。解放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指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现在我算亲眼看见了!杀第一批148人时,我执内勤距刑场最近,那没头没脑的尸体一大片一大片,白白的脑花,红红的血水,流成一条条的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绿草,泥土变了一个颜色,难闻的血腥味直冲鼻孔,令人目昏头眩。
批量性的大屠杀后,变为小批量的屠杀。这种小批量的屠杀在于“打击敌人,教育群众”起到杀一儆百的警示作用。其不同之处是,每杀次人就要召开上千上万人的公审大会,地点多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被公审的人均是五花大绑的捆着,那捆在身上的绳索快勒进肉里,每人胸前挂着块写有本人名字、画上红×××的大纸牌。他们一个个低头弯腰,排成一排站在公审台前,受害的苦主站在台上一声声一字字,揭发控诉他们有过的罪行。被激怒的参会群众不断地呼喊口号:“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捍卫革命胜利果实,支援抗美援朝!”、“坚持要求政府镇压反革命xxx!”,然后是“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记得最清楚的是公审前国民党某地区专员冷寅冬,因他发动暴乱,不归顺共产党,俘后不认罪。公审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组织发动暴乱?”他面不改色心不跳,昂着头说:“共产党是乱党,用暴力颠覆了合法的国民政府,所以我要反对他。”又问:“你当伪专员贪污了人民多少财产?”他十分泰然说:“我不是伪专员,我是中央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我贪不贪污你们管不着,今后你们共产党比国民党会更贪污。” 他侃侃而谈, 显得很从容。还有西门同兴社总舵把徐子昌,东门青龙公会总舵子黄亚光,两人是上通官府下拥枪炮的黑势力老大,解放后拒不与共产党合作,支持兄弟伙打解放军。公审他们时都不倒威,挺胸直项一副好汉样子。再就是何本初与夏斗枢。何是茂县专员,解放初宣布起义1950年4月为首成立“反共救国军指挥部”,率众举事叛乱被捕,公审杀时也是威风不倒,还说“为党国就义死得光荣。”夏斗枢当过杨森部队的副军长,是川西地区组织指挥暴乱的主要头头,和共产党周旋了几个月,先后打死上千个解放军,公审枪毙他时表情从容,没叫喊一声,显得极为镇静,说:“两军交战各为其主,人生天地死而无怨”。
在这些被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人。1949年解放前夕,我姐夫张贵武与四人合股在安乐寺对面(今成都人民商场)开了一家很大的茶馆,叫“大北茶厅”,其中一位合股人姓胡,我叫他胡先生,住在少城一带。胡先生一生好色,为保护生意不受人骚扰,临解放花钱买了个国民党调查员的头衔(简称调统,解放后共产党将它列为特务组织)。解放后共产党为瓦解国民党残余势力,采取了一手软一手硬的政策:硬,公开抓捕;软,号召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主动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坦白交待罪行。胡先生率先响应号召,第一个跑到派出所登记,时称“自新人员”,属于管制对象。可是胡先生并不知道此身份的严重危险性。仍我行我素过他逍遥自拈花惹草的生活,没事上街去“吊膀子”(即在街上调戏勾引不认识的女人)。在镇反阶段,一个晚上他在祠堂街闲逛,看见一位漂亮女人,即上前搭讪调情。那女人不反抗以笑相迎,叫跟她走。胡先生以为找到了便宜货,喜出望外地尾追于后,结果进了公安局。原来这位漂亮女人是军管会的特勤人员,认为他不是“吊膀子”,是在搞暗杀,加上身份特殊,便成了“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三天后即五花大绑地拉出去毙在昭觉寺后面的树林里。他家人不敢去收尸,托我去看一看。在一丛楠木树下,我看见他老兄长伸伸地躺在地上,身上还穿着毛料长衫,腕上还戴着手表,只半边脑袋不见了,那铁丝勒过手腕的痕印深深可见。按说这是错杀,谁又敢去为他伸冤呢?在那特定环境,杀个人像杀只鸡。在农村,工作组长就有批准的权力,后来逐步收上去,到土改时杀人权力控制在县上,但工作组仍可抓捕人,只需动过嘴,武装(即民兵)就去执行。我听得这么个近似笑话的故事。那时宁夏街关的人太多,每天来来去去像赶场一样。走的去了杀场,来的新抓的反革命。当时监狱不准看报纸(每杀次人或开公审会,报纸上都要登载),封锁了大镇压的消息。监舍里每走一个人,大家都拱手恭贺,以为得到宽大。那天也是这样,一个姓李的被叫出去,同舍人免不了恭贺一番,托这托那忙得不可开交。可没两个小时他又押了回来,一脸煞白,浑身软得像块滋粑,四肢不停哆嗦颤抖,裤裆全尿湿了。他无声无语地躺了三天,后才告诉同监舍人,他一出去即被两个解放军五花大绑捆上,背上插上死标。他吓昏了,屎尿流了出来。约莫过了一个多小时,有个当官的(可能是监刑官)拿着照片叫名字对,原不是一个人,才把他放回来。自此大家才知道,关在这里是一群送宰的猪,凡叫出去的都去了昭觉寺。
有人作过统计,仅1951年那一年,成都市一共杀了反革命分子一千五百多人,那时成都市总人口为六十万,被杀比例为千分之二点五,完成和超额完成千分之一点七的任务,所以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中共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和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某某都连跳三级。
(转自《新世纪》)
【大纪元11月12日讯】如果说有一个朋友,在他刚出生不久,你就通过父母认识了他,并且一直保持了二十多年的交情,今天他已三十而立了,你也从一个中青年步入耳顺之年,在他三十岁生日的时候,你会怎样祝贺他?自己又会有什么感想呢?那就是我这篇短文想要写的,这个朋友就是海内外华人社区无人不知的政论杂志“争鸣”。说起怎样认识“争鸣”,就勾起了很多遥远的回忆。大概是一九七八年秋冬,那时正是中国大陆最黑暗的毛泽东时代刚刚结束不久,他亲手策动的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满目疮痍,邓小平复出“拨乱反正”之初。封闭了三十年的共产铁幕开始有了一丝松动,从外面的世界透进来了一线自由的阳光,我父母在香港和海外众多隔绝了几十年的亲友开始敢于跨过罗湖桥来广州探望我们了。那时候我还在贵州工作,正在等待调往昆明的调令,于是探亲期间索性在广州多住一些日子,幻想着拿到了调令就直接去新单位报到,就在这段时间里,我第一次看见了“争鸣”,认识了这个尚在襁褓之中的朋友。
我之所以能够在这本政论杂志刚问世不久,又在远离他的出生地,特别是在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大陆认识他,全拜父母所赐,特别要感谢父母的亲友们冒险犯难带来。解放前,我父亲在香港广州两地工作,母亲香港出生,三十年代毕业于圣保罗女子书院,一九五O年带着外婆和我们幼小的兄妹,随中共接收大员身份的舅父从香港回广州“参加祖国建设”,从此开始了我们一家饱经风雨摧残的命运。父亲属于留用的旧职员,反右前已经被撤职,五八年大跃进年代父母双双被下放劳动,丢下年逾六旬的外婆和我们五个年幼的小孩;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更是双双被监禁审查,再次丢下了老少婆孙两代。父母两人捱不住残酷的批斗,都想到了自杀了断,幸而有我们五个孝顺子女和一个温暖家庭的信念支撑他们,才让他们逃过了这一劫。劫后余生,他们一定很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人间悲剧?一定很想知道他们年青时代生活过的香港现在变得怎样了?
父母亲在香港和海外的许多亲戚朋友一直关怀和注视着我们,我的姑母甚至在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都不辞劳苦地以六十高龄背一铝锅红烧肉回来解救我们的饥荒;文化大革命大乱时期,到处剪喇叭裤剃阴阳头,香港人都不敢回来,我姑母仍然不离不弃地回来探望我们。邓小平上台搞改革开放,允许海外华侨带电器回来了,亲友们给我们带来了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还有我们小孩子学习用的计算机,周围的邻居都很羡慕我们。这时候,我却听见母亲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破费带这些昂贵的东西回来,我们在大陆生活苦惯了,用不用这些东西都无所谓,你们一定要送东西给我们,不如就带些书籍和几本“争鸣”杂志回来就好了。母亲还说,你们不要特别花钱去买新的,如果有别人看过的书和过期杂志,带回来也好。
亲友们都知道母亲喜欢看书,加上那时候,邓小平刚复出,利用北京民主墙的民意打倒华国锋凡是派,“争鸣”等杂志支持改革开放,有一段时间放松了进口。我记得当时中共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转载了“争鸣”杂志上一篇印尼归国华侨写的文章,题目叫“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在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同时,香港所谓左派书店的某些书也容许带进来了,从此,只要有亲戚来往,总会给我父母带来一些香港出版的书籍,如:“伟大的道路”、“西行漫记”、“延安十日”、“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等以及新旧“争鸣”、“七十年代”等杂志,我就如饥如渴一字不漏地从头看到尾。我记得看了一本“周恩来传”才知道了原来周恩来曾经是毛泽东的上司,并且撤过毛泽东的职,在那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时代,着实令我吃惊不小。“争鸣”杂志不但报导了很多被大陆封锁的消息,还深刻分析大陆社会种种弊病产生的原因,令人折服。父母亲总是叮嘱我们,不准借给任何人,也不要对外人乱说,免得惹来无妄之灾。我们兄妹几人历经家庭磨难,也很懂事,“争鸣”杂志里面讲的道理我们都明白,也很有同感,祇是为免给父母以及自己惹麻烦,憋在心里不敢随便对别人说。
不久后,我在大山沟里呆了十几年后,调到昆明和太太及三岁的孩子团聚。那时候,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给一潭死水的大陆社会带来了一些活力,然而,共产党三十多年来残酷整肃知识份子,把整个知识阶层的脊梁骨都打断了,令到他们对政治谈虎色变。我所处的建筑设计院正是共产党所说的“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共产党对整整一代知识份子改造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个畸形的社会和一种畸形的人际关系,他们技术上各自为政,文人相轻;政治上互相防备,口是心非。后来,我手上不时有些从广州带来的“争鸣”杂志,只是自己偷偷看了,不能与别人分享,觉得太可惜,于是慢慢地就大着胆子偷偷地借给几个要好的同学和朋友看,交接的时候像地下党接头,用报纸将“争鸣”卷得严严实实,还再三叮嘱不得外传,限时限刻要交还。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可能被泄露出去了,有几个规划局的广东老乡也来问我要。有一天,设计院院长秘书,相当于其他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神神秘秘地对我说,听说你有几本香港杂志,能否借我看一下?我吓了一跳,因为他是“摘帽右派”,而且就在院长身边,一旦被人发觉,对我对他都非常危险,万一他检举揭发我,后果更难想像。于是我别无选择地一口否认,还对他解释说,我家里只是带些衣物食品和几本书给我,没有香港杂志,可能别人传错了。后来我借给他一本赞扬朱德的“伟大的道路”,既满足了他的好奇心,也掩盖了我的罪行,这事才算不了了之,但已足以让我虚惊一场了。
我经历过长期的夫妻分居生活,调动到昆明夫妻团聚了两三年,太太又被赶回她原来从上海来云南下乡插队,然后被招工的单位一个军用发电厂,远在几百公里外的楚雄,我们认识的时候,她正在昆明长期培训。几年前,一直是她来火车站接我,现在变成我到火车站去送她,那时我心里一方面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共产党总是要拆散家庭?另一方面,对共产党总是不把人当人看愤怒不已,偷偷地下决心,有朝一日离开这个黑暗的国家,一定要像“争鸣”杂志上看到的文章一样,把自己和亲友的遭遇写出来,告诉世人,控诉社会。
一九八六年母亲带领我们“出中国”后,才彻底摆脱这种思想被禁锢、言论不自由的社会羁绊,可以自由地阅读和谈论“争鸣”杂志了。自己和家庭以及周围的亲友同学在中国大陆的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到香港后,又亲身体验了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更觉得有责任说出自己心里的话,于是很自然地就开始从一个读者变成一个作者,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二十年来,在“争鸣”杂志上用各种笔名发表的文章有数十篇之多。说起来还挺有趣,那时候刚刚从一个恐怖的专政社会来到了自由天地,既渴望说出自己积郁心中多年的话,又害怕共产党无所不在的黑手,于是就不断地变换笔名。我记得写讽刺性的政论文,用过调侃式的“牛克思”、写大陆房地产市场腐败的,用过“项理言”(项目经理之言)等等,换得多了,甚至一时想不出好的笔名来,就拿比较欣赏的别人的名字改一两个同音字。到美国后,当地的习惯把姓氏放在最后,就顺手用别人按拼音错译出来自己的名字“郭伟荣”。一次偶然的机会,想起小时候很欣赏表哥李大立的名字,既简单又有意义,心血来潮,就瞒着他拿来做笔名,不料正好那几篇文章被海外报章杂志和网站看上了,为我建立了个人专栏,骑虎难下,只有将错再错用下去,从这样一个使用笔名的经过,也可以看出自己的心路历程。说来可笑,八十年代和“争鸣”杂志社联络,也从不敢上他们写字楼,也不敢留下地址,总是约在外面见面收取稿费,生怕共产党在那栋大厦安装了摄影机。可见,共产党的恐怖统治给几代人带来的心理恐惧是多么史无前例,即使是离开了中国大陆到了自由香港,还心有余悸。
九十年代中期我移居美国后,离开“争鸣”远了,看到他的机会少了,又忙于自己的餐馆生意,经常累得透不过气。但我仍然关心他,就像关心一个多年的老朋友,每次去唐人街,都要买一两本回来大家看,我还经常抽空给他写稿。刚开始那几年,我还没有学会用电脑打中文,就沿用老办法,稿纸、原子笔、涂改液和剪刀胶水并用,涂涂改改,剪剪贴贴,“争鸣”杂志的编辑也不嫌弃,几乎全都采用了,还把稿费用美金寄来,令我感到非常亲切,觉得他同样也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朋友。无论在美国还是在香港,每当有文章在“争鸣”上发表过,很快就会收到赠刊和支票,收据上贴着目录上剪下来的文章题目和作者姓名,他们这样做就不会漏掉任何作者,从这样的小事情身上,可以看到“争鸣”编辑部办事的严谨。我记得看过一篇刘晓波先生写的文章,说他因为六四事件入狱几年出来后,还收到了“争鸣”杂志寄来的一大笔稿费,因为在他入狱期间采用和转载他的文章,令他感动不已。从这件事身上,又可看到“争鸣”杂志的人情味和对民主事业无私的奉献。
〇二年十一月,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酒店,“争鸣”杂志创刊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见到了久仰大名的温辉先生,我告诉他,我也来自香港,是“争鸣”的长期读者和作者。那时距离我第一次见到这本杂志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了,世事变化很大,可是“争鸣”杂志初衷不改,我对他的爱护之情也不改。他叫我继续关心和支持争鸣,我也感到这是自己的一份责任;我请温先生多保重身体,为中国民主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前几年,因为身体出了问题,回香港休养。突然之间面对生死抉择,思想大变,我已经不再害怕共产党的黑手了,因为我觉得人要活得有意义,就要为国家民族做些事情。我除了继续阅读“争鸣”和为他写稿之外,还不辞拙劣,写下了一本平民回忆录“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将“解放后”三十多年我自己、我的父母兄妹以及周围的同学亲友种种遭遇告诉世人,让大家永远也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不要让悲剧重演,我完成了想做的事情,今生无悔。
“争鸣”以反对独裁专制,建立民主自由为己任,宣称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的那一天,就是“争鸣”杂志结束历史使命的一天。我当然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但是我不希望“争鸣”自动消失,因为即使是在民主社会里,也需要舆论监督,也需要为民喉舌。今天的“争鸣”杂志就是六十年前的“观察”杂志,同样会在中华民族争取民主自由的历史上留下自己光辉的一页,你们并不孤单,海内外的民主斗士和千千万万向往民主自由的中国人与你们同行。@
(6/9/07写于纽约) (刊于“争鸣杂志创刊三十周年特刊”,刊出时略有删节,此处是全文)
【大纪元11月12日讯】(大纪元澳洲悉尼记者站)“五十年前,一场“反右”,令至少150万人“戴帽”,400多万人从此开始人生恶梦。你了解多少?你经历了什么?这场运动如何影响了后来的政治运动,以至今天的中国?“悉尼退党服务中心10月28日举办了“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反思研讨会。据组织者介绍这是个系列还原历史、反思历史的研讨会,以后的内容还将包括对文革、六四、法轮功迫害的反思,通过反思了解中共的本质、了解人性的弱点、结束暴政,不让历史重演。讨论从“反右”开始,本报将会陆续刊登研讨会发言整理,及相关投稿。
主持人:1957年,共产党在中国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意思。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帐”。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份子”。27万人失去公职。 23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潘晴: 中共是制造悲剧的政党
我参加过无数次有关中国问题研讨会, 每次我都思考,我回顾整个历史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做为右派亲属,悲剧绝不是抽像的,具体到每个人,亲属带帽殃及的人,中共统治半个世纪每个人或多或少要经历……, 今天我们关注政体,回顾历史,提出非常实质的话题, 中共这个政权不断制造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本质是对生命的一种侵犯,它是制造悲剧的政党。它是各种各样悲剧的根源,信奉所谓唯物论本质非常邪恶。
阴阳谋不重要,共产党不是从57年开始的,从它诞生开始,就掠夺攫取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利,这么一个载体,无法用语言正确形容的一个政党,它用不同方式装饰掩盖犯罪,在不同阶段,任何角度去解释这个政权的 本质,它的本质是与人民为敌,在不同历史阶段所作的事, 都是对人生命和尊严及权利的践踏。这是我对这政权的看法。
我想说一句,严格意义上说,所谓的右派,他们不是真正的右派,为什么,对共产党所谓夺权的斗争中,在内部,以左右倾斗争多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当中,按照他们的逻辑已把右派赶到海峡那边去了,把那些威胁他们政权的人用枪杆子来说话了。那才是真正的右派,而57年被打成右派的绝大部份是在那个年代被共产党欺骗的,或者说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寄托着某种理想,对共产党的欺骗嘴脸没有看清楚,一旦对中国未来抱有希望的知识份子,包括张怡和写的《〈往事并不如烟〉》当中描写的那个6个大右派,他们以为共产党让他们说话,结果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
一位老先生:反右运动是中国政治彻底走向反动的标志
我们现在说的更进一步,民主自由说的更透彻所以从当时说起来被打成右派的人他们说的话都是对的,而整他们的人是错的、是有罪的,是共产党有罪。所以从今天开始,右派应该是一种荣耀,是一种自豪是一种光荣的称呼,而左派是一种耻辱。如果有人说我是左派,那末我觉得实在骂我,说谁是左派那我肯定是在骂他。所以右派不需要平反,需要的是补偿,是国家的补偿,共产党对他们的补偿。因为共产党整右派违反了宪法,违反了人类基本的精神。
从中国现代历史上看反右运动是中国政治彻底走向反动的标志,以后才有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反右之前共产党虽然也搞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但是遮遮掩掩,带着民主的假面具。反右斗争中,共产党彻底撕开了假面具赤裸裸的说我是流氓我怕谁。谁反对我,我就是整你们。
不管知识份子、还是党内的反对分子谁也不敢说话了,才有了中国越来越反动越专政,才有了文革登峰造极的情况。那是共产党的党文化,一直到现在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包括我们到海外以后,脑子也没有彻底换过来,还有点受党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要反思反右就是要把脑筋换一换,敢于说话,敢于反党那是好事,那是好人做好事;不许反党那才是坏的,才是支持共产党的帮凶。
一位当年被定为内划右派女士, 读了她的一首诗
风雨仓皇50秋
回思反右泪长流
新闻纸上谈民主
实际终归不自由
民运学生枪下死
法轮功友狱中囚
专制共党难长久
民主宪政定出头
比如在小小的山东蒙阴县,近年来就有六起610警察“死于非命”案,从这一连串的“死亡巧合”中,也许人们能看出点名堂。
1、李祥勇,原山东省蒙阴县垛庄镇派出所泉桥片片警,三十岁左右。曾多次带人对该镇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绑架,并威逼法轮功学员在“三书”(保证书、悔过书、揭批书)和罚款单上摁全手掌印。二零零六年春天,李祥勇夫妇在县中医院路段遭遇车祸,当时的车祸现场惨不忍睹。李祥勇当场被撞死,其妻撞成重伤,在医院昏迷三天后死亡。
2、李兴海,男,三十八岁,蒙阴县桃墟镇李家庄村人。二零零零年春,李兴海靠迫害法轮功当上了村支书,他带头抓捕了很多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一年农历正月初六,村里分地时产生纠纷,与本村村民厮打。李兴海头部被木棍击中,腹部受刀伤,抢救无效死亡。
3、王在恒,男,蒙阴县桃墟镇大站村书记,积极配合桃墟镇“六一零”监视、举报法轮功学员,撕毁法轮功标语和真相资料,没过多长时间就得了癌症,痛苦中上吊自尽。
4、王在广,男,原巨山乡刘官庄村人,后定居蒙阴县桃墟镇前城村,在桃墟镇林业站工作。九九年“七二零”后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二零零三年秋天得暴病突然死去。
5、公丕东,男,四十多岁,蒙阴县界牌镇党书记。他多次指使手下不法之徒对镇法轮功学员实施抄家、罚款、绑架和毒打,结果年纪轻轻的得了癌症,升官发财之路变成了黄泉之路。
6、张德斌,蒙阴县界牌镇党政府工作人员,六一零头目,积极参与抄家、绑架、毒打、强行转化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六年农历九月十七日,张德斌拿着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得来的钱财饮酒作乐,喝完酒在回家的路上遭车祸,孩子被当场撞死,张德斌骨折住进了蒙阴县医院。
如今蒙阴县610办公室主任是李宝元,也许他知道这个职位的不光彩和高死亡率带来的“不吉利”,当有人问他还在610上班吗,李心虚的说:“六一零解散了,早不在那上班了,早不干了。”
有评论说,山东省蒙阴县610这一连串的“死亡巧合”,也许真应了老人们的一句话: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害了那么多法轮功人,怎能不遭恶报呢?
【大纪元11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徐竹思康州报导)11月8日,瑞特(Jacob Ritter)在踏入康州首府哈特福德市宪章橡木文化中心(Charter Oak Cultural Center) 的大门前绝想不到他会经历“扣人心弦”(breathtaking)的一晚。他说是当天在这里开幕的“真善忍”画展所表达的信息与携带的能量使他惊讶和震撼。今年刚从大学毕业、正在准备申请上研究院进修和平与正义方面的课程的瑞特,从前也听说过法轮功,但8日这一天他才似乎真正了解法轮功和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被镇压中所体现出的大善大忍的力量,他说“我现在看到更多的希望。”
做东画展的宪章橡木文化中心主任伯曼(Donna Berman)说:“这是我在任的7年中所做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我可以明显感到这些画所带的能量场,法轮功学员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仍然以慈善把美好带给大家。”
宪章橡木文化中心是一座典雅美丽的艺术馆。这座1876年修造的康州第一所犹太教堂标志着宗教和文化自由的神圣奋斗。第一次从大门进入参观的人群都会不觉赞叹这里精致的木制古典装潢,恰到好处地凸显了“真善忍”画展的传统艺术。30余幅画作错落有致地镶嵌环形画廊,展示法轮功学员美好与祥和之修炼能量场,也描述了他们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和天堂地狱善恶有报之景。穿过画廊又见柳暗花明,原来两层楼高的墙壁后是阶梯看台和宽阔的表演场。当天正好有一个舞剧演出,入场的演员与观众正好也欣赏到画展,他们都表示这是一个令其高兴的惊喜。
第一次认识法轮功的音乐家戴维斯(Robert Davis)说,“我虽然没有时间听导游的解说,但感受到这些美丽的艺术品所带来的平和与关爱,也感受到痛与伤害,我希望能更多地了解法轮功。”
在一家慈善机构做事的托马斯(Angela Thomas)说,“我以前听说过法轮功有神奇的健康效应,今天才看到法轮功的内在力量。这些画提醒我们拥有强有力的精神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
在此展出作品的画家张昆仑教授说,“本此参展的画家都是法轮功学员,通过修炼明白了宇宙、生命的意义和天人合一的美好,他们愿与观众分享这些感受。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中国亲身经历了中共的迫害,希望向人们展现用血与生命捍卫信仰的真实,以及受害者最终走向的是希望与胜利。”
瑞特认为,“许多美国人还没有真正了解法轮功,而美国政府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没有站出来说话,这对美国人来说应是一件备感尴尬的事。”但瑞特通过此展看到“法轮功背后也有着许多的支持。我看到精神信仰的力量。”
首次在康州展出的“真善忍”画展将直至12月21日。其间还有许多相关活动:11月13日(周二)晚7点播放电影《震撼》并有曾在白宫喊话呼吁停止镇压法轮功的王文怡博士主持的讨论会;11月27日(周二)晚7点播放电影《善与恶》;12月10日(周一)晚7点观众可以与画家们见面座谈;12月21日(周五)的闭幕式上,观众还可以欣赏到特别节目。参展画家陈肖平透露十几位画家已完成更多更美的新画,将于明年初在纽约推出。
【大纪元11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余晓报导)纽约从1929年就开始举行停战日,即后来的老兵节的游行,每年均有约2万人参加。今年第79年度的游行昨(11)日上午在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举行,退伍军人协会、武装部队各军种仪仗队和数十个军乐团等参加。华裔荣光会及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受到瞩目。
游行从早上11点开始,持续了三个小时。最早出现的是按国民兵、海、空、陆军和海岸警卫队等仪仗队和军乐队,并展示了经受战斗洗礼的载重车、火炮、车载高射机枪和一艘早期驱逐舰的舰艇。
历经百战的老兵队伍中,有参加过韩战的老人和坐着轮椅的伤残军人。媒体聚焦到70多名911世贸中心志愿者,他们拉起一幅长60尺宽30尺的巨型美国国旗,并打出“世贸中心志愿者支持我们的军队”的横幅。
纽约华裔退伍军人荣光会的老兵们军服笔挺,队形整齐,随进车辆上两面巨大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中华民国国旗也格外引人注目。
游行当日天气寒冷,但上万观众热情不减,随处可见挥舞的国旗,人们向游行队伍呼喊“欢迎回家”、“支持军队”等口号,偶尔也看到反对伊战的标语牌。随行的军人和观众握手表示感谢并赠送纪念品。
70岁的Murry Paul 不停的向各个队伍挥手,当游行队伍中的受伤军人经过时,他流下了眼泪。他对记者说, “我们应该记住那些在战争中死亡的军人,他们的付出换得了我们今天的自由。”
让人耳目一新的是身着皇帝和皇后服的新唐人电视台代表,他们最前面的两位“将军”打出新唐人圣诞晚会的横幅。
法轮功也应邀参加并为游行压阵,队伍中有炼功方阵,还有仙女舞,舞狮,舞龙等表演,也有民族特色的腰鼓队。
看到东方传统文化,一位日本女士频频点头并鼓掌,她说,我了解他们的东西。一位78岁的纽约老人Carlos Schorzauo认为皇帝和皇后服装很美。他手指着新唐人圣诞晚会的传单说,“这个很重要,我学过中国的历史,知道中国有个朝代叫唐朝。这样的晚会将给美国社会注入亚洲文化的元素。”
美国的老兵节(Veterans' day)是纪念美国老兵对美国的贡献的日子。193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11月11日的停战日定为全民节日,其目的是在这一天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1954年,美国修改法案,将停战日更名为老兵节,以纪念历次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为幸存的老战士祝福。近几年西方人把老兵节渐渐变成祈祷和平的节日。
【大纪元11月12日讯】 瑞士苏黎世大学的社会学学家费尔(Ernst Fehr),多年前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公平和效率”试验。他从大学里找到一些志愿的大学生,每人分给十元钱,然后由这些学生以任意数目(包括零元)自由向一个组织捐款,而组织将以捐款总额的一倍返还给学生,再由学生们平均分配。这个试验之所以产生了有趣的结果,是因为其中这个学生群体中的某位单个个体,有可能以私心来谋取更大利益。比如四个人每人捐十元,则可回收八十元,每个人获得十元的“利润”。但如果其中一人选择一毛不拔,则返还的六十元平均下来每人获得十五元,不捐钱者的“利润”反而多了五元。试验的结果是,数次合作之后,团体内必有心怀私利者,而且所有人都能很快意识到问题所在,因此最后变成了全体的不合作,于是大家的“利润”慢慢倾向于零。
《自然》杂志编辑,著名的科学社会学者马克·布坎南(Mark·Buchanan)在他的《社会原子》一书中对这个试验总结道:心胸狭隘的自私者,足以破坏大团体中的合作关系。
国家和社会,可说是人类中最大的团体。因此这个试验给我们的启发,是自私自利的存在,将破坏社会的合作和效率。这和亚当斯密《原富论》的观点,因此有了很大的不同,却和“贫富悬殊过大损害社会稳定”这样的人类先验认识不谋而合。我的理解是,经济学家们认定的单纯的经济问题,但人类究竟不只是纯粹的理性动物,因此社会学提供逆向过程的原因。
社会学者托夫勒认为,贫富悬殊损害社会合作有两个层面:一是富人利用财富和权势,以损害贫者的方式谋取更大的优势;而贫穷者因为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采取不合作和破坏的方法来报复,因此导致整个社会的解体。
在费尔的试验中发现,如果加入某种惩罚措施,使自私自利的人受到惩罚,整体效率可以大大提高。我猜想,这是自由经济中法制必须健全的根本原因。由于人类社会无法杜绝自私自利的行为,因此民主、自由和法制,是现代社会体制无法分割的几个部分。
由此我们想到中共十七大,胡温主攻民生牌,也把“和谐”加入党章之中,然而缺乏了民主和有效的司法体制,长远而言却只能使整体社会的合作和效率趋向于零。
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由中共官员、既得利益知识份子和商人组成集团,拚命压制普通民众,藉助中共的专制极权体制,以财富和权势的优势不断破坏法律的完整性和有效实施,以为自己谋利。
人类不仅是理性和算计的动物,同时也是情绪和感性的。正如费尔试验中那些比较诚实的大学生们,并不会因为仍会有所收益便仍然“扮傻”合作一样,生活从饥饿变成了温饱,甚至最后有了小康水平,并不必然使中国人就与统治者进行无条件的合作。
效率和公平,是人类社会平衡发展的两只脚,必须分别迈步,才能驱使整体前进。一只脚过分迈前的话,结果只能是跌倒。
----转载《新纪元周刊》第四十二期锋笔天下
【大纪元11月12日讯】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冲突,在过去数年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国际关注的焦点。联合国的调查报告显示,这个地区死亡人数可能达到四十万,成为进入新的千禧年之后最严重的人道危机。这个曾经是古代埃及文明边界地区的非洲黑土地,经历了千年的文化、种族和宗教冲突,近代又增添了大国间勾心斗角的因素,变得异常复 杂。去年以来,所有关注苏丹种族屠杀问题的国际组织,矛头无不开始对准新近“崛起”的中国,其原因何在?于十月底发行的第四十二期《新纪元周刊》封面故事“苏丹梦魇”提供了详细的解读。全文共三篇文章,转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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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富尔人的灭顶之灾
文 ◎ 齐先予
尼罗河是世界最长的河流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人类文明发源地。尼罗河的下游除了孕育了古埃及文明之外,也和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个宗教有密切关系。尼罗河的上游,同样充满了各种神秘色彩。生物学家在东非的肯亚发现了据说是最早的人类化石,因此许多人断定,人类最早的祖先,发源于非洲东部。
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世界,一直有非洲黑基督徒的传说,欧洲人对此入迷如痴。而黑基督徒的居地,正是东非的衣索比亚(埃塞俄比亚)和苏丹。
近两年,世界关注焦点之一的达尔富尔(Darfur),正处于东部非洲的尼罗河上游地区。在这里,种族、肤色、文化、宗教等各种问题错综复杂,历史恩怨纠缠难解,再加上现实政治中世界大国的各怀鬼胎,使得达尔富尔冲突成了二十一世纪最新的一项“人道灾难”。
清晨四点多,居住在撒哈拉沙漠南部的达尔富尔的黑人村民们大多都还在沉睡,也有早起的人在祷告,四周是静静的黎明。突然,一辆辆越野车出现在村头,有时还有MI-24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紧接着冲过来一大群骑着马和骆驼,穿着制服、戴着军帽或缠包头的阿拉伯人。他们手拿AK-47、G-3冲锋枪和火箭榴弹,见人就杀,见房就炸。霎时间,爆炸声、枪声、叫喊声、哭声响成一片。
“金戈威德来啦!逃命啊!”人们惊慌失措的哭喊着,但一切都晚了。面对全副武装的入侵者,村民们赤手空拳,毫无自卫之力。就听见那些阿拉伯人喊到:“这不是你们的地方,我要让你们统统成为穷光蛋!我们要消灭努巴(黑人)!你们是托拉博拉,苏丹解放军和你们是一家人。达尔富尔人是奴隶,杀了他们!”。
不一会,村里的成年男人们都被杀死了,只剩下哭泣的孩子和吓呆了的女人。有时兽性发作的入侵者会当场强奸和轮奸家中的女主人和少女,有时会把她们连同孩子一起抢走,供日后慢慢“享用”,或是被卖去当奴隶。
入侵者还会把孩子扔进火堆里活活烧死,让绝望的母亲们在火堆旁号啕大哭,在西部的乌尔巴特村、塔拉贝巴村、坦纳科村、曼加萨村和坎居村就曾发生五起这类事件。遇到入侵者“心情”好时,他们会玩弄一些“游戏”:挖掉黑人青年的双眼,强迫他在失明下奔跑,然后拿他当活靶子比赛射击本领。入侵者还把村民钉在十字架上活活折磨死。
能拿走的所有财产都会被入侵者带走,包括粮草、饲养的各种牲畜、做饭用的锅碗瓢盆,临走前还会放一把火,把带不走的东西全部烧光。
这种四年来在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Darfur,达佛)上演的悲剧,可以在二零零五年联合国调查报告中随处可见。
阿拉伯语Darfur这个“富尔人的家园”此时却面临被逐出家园的灭顶之灾。根据联合国的报告,二零零三年以来,这个面积二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六百万的西部地区,已有四十万人死于战火,四千个村庄被夷为平地,三百万人失去家园,沦为无衣无食的难民。
政府与反抗军的对抗
达尔富尔冲突的由来十分复杂,政治、宗教、种族、经济等诸多矛盾错综复杂,盘根错节,最后演变成了如今被世人称为“种族灭绝”的屠杀。严格的说,达尔富尔冲突不仅仅是种族灭绝这一方面的表象,各种矛盾的交织都在促成悲剧的发生。
冲突双方的其中一方是由巴希尔军政府控制的由苏丹政府招募和支持的,被称为金戈威德的阿拉伯民兵;另一方是达尔富尔当地呼吁政府给予平等待遇,使其共享政治经济权益的反抗组织,其中以“苏丹解放运动”(SLM)和“公义平等运动”(JEM)两大组织为首。然而冲突中,死伤最大的却是无辜平民。
达尔富尔地区的人口以非洲黑人族裔的农业定居部落和一些阿拉伯游牧民族为主。起初各部落之间,包括黑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并没有太大冲突。与苏丹第一和第二次南北内战不同的是,达尔富尔交战双方以及受株连的平民都是穆斯林信徒,通用阿拉伯语。
八十年代日趋恶化的干旱和沙漠化,使当地原本紧张的水资源日趋短缺,寻找牧场和水源的阿拉伯牧民常常侵入黑人农民的田地和果园,导致流血冲突。各部落间的纠纷也在增加。以前,部落间冲突由部落首领和平解决,而尼迈里执政时废除了部落制,由中央政府任命地方官员,结果往往使矛盾加剧。同时,一些外国政府向该区域提供了大量军火。到巴希尔军政府执政时,西部反抗力量也开始发展起来。
达尔富尔的“苏丹解放运动/解放军”成立之初名叫“达尔富尔解放阵线”,重点是争取达尔富尔人的权益,后来模仿南方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把议程扩大到整个苏丹。“正义与平等运动”在其〈黑皮书〉宣言中提出要平等分享权力和财富。这两个反抗组织的主要成员都来自富尔、马萨利特和扎格哈瓦三个黑人部落。
到了二零零二年,持续近二十年的第二次南北内战进入尾声,南北双方举行了停火谈判,就共同分享政治和经济权益达成了妥协,特别是分享出售石油所得的经济利益和在国家议会里的席位。然而由于达尔富尔人的利益没有得到考虑,当地反抗组织认为,武装斗争显然能使与政府的谈判取得丰厚的收获,于是西部武装斗争开始了。
冲突的开端一般认为是在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反抗军攻击了一个乡村警察所,政府军派出飞机轰炸。四月二十五日,反抗军出动三十三部丰田陆地巡洋舰汽车,攻击区首府法希尔(al-Fashir)的军事要塞,摧毁了政府军数架安托诺夫轰炸机和战斗直升机,俘虏了不少士兵、飞行员,包括一名空军少将。这是二十多年内战中政府军遭受的最大打击。
随后几个月里,反对派赢得了三十多场战斗的胜利。当时苏丹南北第二次内战还未结束,许多政府军部署在南方,加上对付东部反抗势力,以及政府军不适应在西部沙漠地带打游击战,于是政府军改变策略,把大量军事资源提供给达尔富尔当地的阿拉伯牧民民兵,使其成为一支准军事部队,替自己对付反抗组织。不少阿拉伯民兵拿政府工资,出击时政府军派空军配合。
拥有较好装备的阿拉伯民兵很快占了上风,他们藉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冲突中反对派内部也互相厮杀,结果导致了十分混乱的局势。
国际社会的谴责
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在乍得政府的中介下,苏丹政府与JEM及SLM签署了《四月八日人道停火协约》,然而JEM中一个派别拒绝停火。七月,非洲联盟派出七千人的维和部队,监督停火协议的执行。然而停火协议并未能阻止阿拉伯民兵对黑人村民的烧杀掠夺,难民营的人数反倒急速增长。
二零零六年五月五日,在非洲联盟的调解和冲突各方的参与下,《达尔富尔和平协定》出台,但只有政府和SLM的一个派别签署了该协议。阿卜杜勒领导的SLM 与JEM没有签字。协议前,由于各方谋求在谈判中取得更大优势,达尔富尔的暴力行动再次升级。协议后,冲突各方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反增无减。
据统计,自二零零三年二月起,达尔富尔已死亡四十万人,平均每天五百人,三百万人被迫离开家园, 80%的五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每天有许多孩子死去,而人道救援机构只能接触到20%的地区。
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一七零六号决议,决定增派一万七千三百名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达尔富尔,苏丹政府称此举是“入侵苏丹”而反对该决议。十一月十六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了“安南三阶段方案”,苏丹口头上接受了此方案。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一八六七号决议,决定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大约两万六千人的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这是联合国迄今最大规模的维和行动。
苏丹与中国
苏丹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微妙关系。早在二零零零年苏丹第二次内战结束之前,美国及欧洲许多国家针对苏丹人权状况的恶化,开始了对苏丹的贸易制裁,欧美公司远离了苏丹。而中国、马来西亚、印度、科威特等亚洲国家乘虚而入,使苏丹外资从二零零零年的一亿多万美元剧增到二零零六年的二十三亿美元。
特别是一九九九年苏丹红海发现油田后,中国大举投资苏丹,在经济上给了苏丹军事独裁政府大输血。目前中国是苏丹的最大投资者,中石油占有苏丹最大石油公司大尼罗河40%股份、喀土穆炼油厂、石化厂各50%和95%股份。出口中国占了苏丹总出口额的55%。此外,中国还向苏丹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苏丹政府利用这些收入的80%来购买武器,其中大部份武器来自中国。
在政治上,二零零三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美国被淘汰出局,而掌管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主席却是人权恶劣的利比亚。利比亚做了人权主席,苏丹的人权问题自然没人谴责了。外界评论说,这项意外的选举结果不得不归功于中国在联合国的“银弹外交”。
出于保护其石油进口渠道的畅通以及出售武器牟利的双重利益,中国几次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投弃权票或反对票,阻止英、美等国试图停止达尔富尔种族屠杀的努力,使国际救援苍白无力。有评论说,苏丹不怕美国,但苏丹怕金主的惩罚,一旦中国等金主放弃保护苏丹,苏丹军事独裁政府就会有所收敛,否则,它会一意孤行到底。
目前中国是苏丹的最大投资者,还向苏丹提供了大量的援助物资。苏丹政府利用这些收入的80%来购买武器,其中大部份武器来自中国。
达尔富尔与北京奥运会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天纪念达尔富尔种族屠杀四周年之际,全球示威者比比皆是。在斯德哥尔摩、布达佩斯、拉各斯、柏林等各大城市都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 在伦敦,示威者们在市中心的广场安放了一个两米多高的巨大玻璃计时漏斗,里面盛放象征达尔富尔人民流出的鲜血的红色液体。
在华盛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慈善大使、好莱坞女演员米娅·法罗发出了最强的女高音。法罗说,“达尔富尔暴行的继续绝对不能让北京奥运正常进行。”此前,《华尔街日报》刊登了法罗和她十八岁的儿子、耶鲁大学法律系学生罗南·法罗写的〈种族屠杀的奥运会〉,他们把北京奥运会称为“种族屠杀的奥运会”。
文章特别提到可能受邀成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艺术顾问--美国著名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米娅表示,斯皮尔伯格先生在一九九四年建立了二战大屠杀历史真相基金会。他是否意识到中国正在资助达尔富尔的大屠杀?难道斯皮尔伯格先生真的想让历史记住他是北京奥运会的里芬斯塔尔吗?”
里芬斯塔尔是德国最美丽、最有才华的女演员之一,她也是希特勒最欣赏的女导演。一九三四年,希特勒亲自邀请里芬斯塔尔为纳粹党的纽伦堡党代表大会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为《意志的胜利》。一九三八年,里芬斯塔尔又拍摄了她的另一部重要影片《柏林奥运会》,这也成了她的经典之作。影片获得了四个大奖,同时也成了她一生的污点。二次大战结束后,里芬斯塔尔同时受到美国和法国的指控,被定名为纳粹同情人并被逮捕。她的导演生涯随着第三帝国的覆灭也永远结束了。
斯皮尔伯格被公开称为“美国的里芬斯塔尔”,显然给了这位导演很大的压力。四天后,斯皮尔伯格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写了一封信,谴责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屠杀,要求中国政府行使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结束那里的人类所遭受的痛苦”。斯皮尔伯格说,“在那些呼吁中国改变苏丹政策的声音中,我也想加入自己的声音。”
除此之外,美国一百零八名众议员也向胡锦涛提交了措辞强烈的信,要求中国立即采取行动制止达尔富尔的暴力冲突事件。信中说:“国际社会已经在努力,不过,除非中国也努力确保苏丹政府接受最佳、最合理的和平方式,历史将认为你的政府在资助种族灭绝的罪行。”信中也警告,如果中国无法制止苏丹政府在国内施暴的行为,中国的形象在北京奥运前夕将蒙受负面影响。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北京对苏丹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随后前往苏丹。对一贯声称在国际关系中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中国政府来说,翟隽的苏丹之行无疑是一个罕见的举动。然而有评论家指出,中共此举只是为了确保奥运而实施的权益之计,是否真能帮助结束达尔富尔危机,人们还在拭目以待。
目前,国际人权组织除了把北京奥运和国际政治联系起来外,有人还提议对北京奥运会赞助商的商品进行抵制,从而向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据悉,国际组织计划抵制松下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美国运通、麦当劳、强生等北京奥运赞助商的商品。他们建议民众把呼吁结束达尔富尔种族屠杀的标志贴到这些商品上,然后把这些商品送回货架。
在今年五月一日布拉格举行的声讨共产主义罪行大会上,捷克总统、瑞典总理都批评共产主义在欧洲及全球犯下的滔天罪行。会上有人建议发动十万名观众到北京参观奥运,在奥运开幕式时公开亮出事先带入场的抗议背心,上面书写标语“种族灭绝的奥运会”和“抗议北京侵犯人权”,看中国警察如何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捉人。
早在几十年前,美国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以及印度圣雄甘地,都身体力行地开创了一条和平的非暴力抗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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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动荡的黑土地
文 ◎ 王静雯
撒哈拉沙漠南部面积二百五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今天的苏丹共和国,苏丹(Sudan)当地语意为“黑土地”。夏季气温高达50℃以上,人称“火炉国”,居民皮肤多呈黑色或棕褐色。这个非洲最大的国家,三千多万人口中,70%的人信仰伊斯兰教,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也通用英语。北纬十一度以北地区主要居住着阿拉伯族裔,南部则散居着六百多个非洲族裔部落,他们信仰基督教和传统拜物教,土著部落中有一百三十多种语言和方言。
苏丹社会动荡,经济落后,二零零四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中列第一百三十九位。除首都喀土穆所在的中部地区和盛产棉花的杰济拉地区,以及近来发现的石油产区外,其他很多地方是人烟稀少的沙漠。
非洲情结
说到苏丹历史,我们不妨先看看非洲的过去。不少考古学家推测,如今的地球人起源于非洲。人类从非洲起源,经过千万年的迁移变化,最后繁衍出了五大洲各类肤色的人种。
不管这种假设是否成立,至少它从另一侧面道出了如今地球人对非洲情有独钟的原因之一,也许那里曾是我们的故乡。
释迦牟尼佛讲“四大皆空”,里面提到了地、水、火、风的四大理论。古代霍比人传说造世主曾把人类分送四个方位,让他们逐渐变成四种肤色并负有四种使命。东方的印地安人也就是红种人,他们是“土地”的守护者,要去领悟大地的知识,了解不同作物的特性;南方的黄种人是“风”的守护者,他们要去领悟天空和呼吸,并用来帮助气功修炼上的进步;西方的黑种人要做“水”的守护者,去学习万物之首--水的启示;北方的白种人则是“火”的守护者,他们要发明电灯、汽车等与火有关的科技和艺术。
这个古老的传说也许道出了非洲历史的渊源。黑皮肤人如何能像水一样处于低位而自强不息,藏污纳垢,承载万物,奔流不息。佛家讲因果轮回,人心变坏了的地方就是灾难多。当我们回顾苏丹人经历的苦难时,不妨静思下一个民族该如何向水学习。
外族入侵纷扰
西元六百五十年以前的古苏丹,一直视水为生命之源。古代人们把苏丹所在的尼罗河第一至六瀑布之间的地区称为努比亚。埃及第一王朝法老哲尔曾立碑记载他对努比亚的征服。西元前八世纪,库施王国在努比亚崛起。库施王皮安基曾征服埃及,其弟沙巴卡建立了埃及第二十五王朝。西元三百五十年,库施灭亡。
阿拉伯人入侵(六五一~一八二零)六三九年,阿拉伯人占领埃及,并随后开始侵入努比亚。当时基督教已传入努比亚并建立了三个基督教王国,三国联合抗击埃及侵袭达七百年之久。从那时开始就有了延续至今的掠奴风俗:骑着高头大马的阿拉伯牧民袭击黑人村庄,杀死成年男子,抢掠女人与儿童为奴,或家用或出卖。
十三世纪埃及以武力袭击南方,大批阿拉伯部落经埃及、红海移居努比亚,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也随之流传。一五零四年,苏丹东部的丰吉人建立了以农业为主的丰吉苏丹国,与丰吉王国并存的是西部以畜牧为主的富尔苏丹国。这开创了富尔人独立成立国家的历史,为如今的富尔人独立开启了序幕。
土埃统治(西元一八二一~一八九八)名义上臣属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阿里控制埃及后,于一八二一年派兵先后征服苏丹尼罗河沿岸各部落,并在一八七四年用武力强行统一了苏丹,建都喀土穆城。其间,欧洲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殖民者也蜂拥而至,沿岸抢劫奴隶、搜刮象牙,苏丹沦为了英国和埃及的殖民地。
英埃共管(一八九九~一九五五)尽管名义上英国埃及共同管理苏丹,但共管时期的九名总督都是英国人。为了便于分而治之,英国人将苏丹南方设为“封闭区”,禁止南方人离境和北方人进入,并在南方推行基督教和英语,扩大与北方居民的差别。这为以后的南北纠纷埋下了祸根。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丹民族解放运动逐渐兴起。二战后,民族主义政党相继出现。一九五二年埃及七月革命后,埃及支持苏丹自决,随后,英国也被迫同意苏丹独立。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苏丹宣布独立。
苏丹独立和尼迈里执政(一九五六~一九八五)独立后的苏丹,国家在军事专政和民主统治之间摇摆不定。在自今五十年的历史中,民主时期只有十年,即一九五六~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五~一九六九年和一九八五~一九八九年的文官执政,其余四十年是军人政变夺权的专政统治。
独立仅两年,苏丹议会制度就被总司令易卜拉欣·阿布德将军推翻。阿布德利用武力镇压南方游击队,并向南方强行推行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的同化政策,遭到激烈反对。一九六四年十月,阿布德被迫辞职。
一九六五~一九六九年,南北双方曾组织联合政府,但由于派别争端,无力解决苏丹的经济、社会及法制等问题。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加法尔·尼迈里(Jaafar al Nimeiri)为首的青年军官夺取了政权。
苏丹第一次内战
苏丹第一次内战(一九五五~一九七二)由于政治、经济、种族、宗教和文化上的冲突,从一九五五年以来,南方人就不断抗击北方的统治,而北方政府也不断用武力镇压。至六十年代末,内战已使五十万人丧生,成千上万的南方人躲藏在丛林中或者逃亡到邻国的难民营。此时,外国力量的介入更是火上浇油,令苏丹南北冲突急剧恶化。
比如,苏丹政府得到了苏联的军售支援。一九六八年八月苏丹与苏联签订了价值约一百五十万美元的军火协议,包括T-55坦克、装甲运输机和战斗机等,而反抗组织也在以色列、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欧美海外流亡团体的资助下,获得大量杀伤性武器。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尼迈里政府与反抗组织“南苏丹解放运动”(SSLM)签署了《阿迪斯阿贝巴协定》,从而结束了长达十七年的苏丹第一次内战,这个日子后来被定为国家统一日。
奴隶制的死灰复燃
尼迈里政府与南方的和解引起了北方阿拉伯保守势力的不满。一九七四年反对尼迈里的力量联合成立了民族阵线,并在一九七六年七月政变未遂。随后尼迈里再次当选总统,任期六年。
一九七八年二月的人民议会选举中出现了南北民族和解的第一次尝试。尼迈里批准流亡回来的原乌玛党、民主联合党及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选举。这些独立候选人赢得了三百零四个席位中的一百四十席,这使得执政的苏丹社会主义联盟失去了对议会的绝对控制。
为巩固权力,一九八三年六月五日,尼迈里将原已自治的三个南方地区--赤道、加扎勒河和上尼禄收回为中央管辖,致南方叛乱再起。三个月后,尼迈里又宣布在苏丹强制实施伊斯兰法沙里亚法(sharia)。这个被称为“九月法令”的粗暴法令,引起了世俗化穆斯林和以非穆斯林为主体的南方人的极大愤慨。一九八三年底,内战重新全面爆发。
第二次苏丹内战 (一九八三~二零零五)这次反抗挑头的是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PLM)及其武装力量--苏丹人民解放军。
迫于外界压力,苏丹政府曾做过禁止奴隶贸易的努力,但随着一九八三年内战的扩大和加剧,喀士穆政府越来越依靠阿拉伯游牧部落的民兵武装。政府军为这些民兵提供枪支弹药,他们则重操旧业,在为政府作战的同时,趁机抢掠小孩及妇女,奴隶贸易在苏丹死灰复燃。
如今在美国波士顿一个民间废奴团体工作的佛朗西斯·波克(Francis Bok)说,他七岁那年的一天,母亲让他去市集出售一些米和豆。数百名阿拉伯人的马队突然袭来,很多人被杀死,他和两个女孩被扔到驴背上,送往北方。波克成了一家阿拉伯人的奴仆,每天挨打,吃烂掉了的食物,与山羊母牛同睡。主人告诉他:“你就是畜生,跟它们一样。”两次逃跑失败后,他终于逃到埃及,幸运地被联合国难民机构送往美国。波克作了整整十年的奴隶。
托克维尔学院研究员布朗纹·兰斯(Bronwyn Lance)在访问苏丹南部时,一个村民告诉她:两年前,阿拉伯人夺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妻子被强奸被殴打,被迫为抢她的人作苦工。一年后,她趁担水的机会逃走了。他的妻子最终带着被打断的肋骨回到了老家,不久就死了。他至今不知道孩子的消息。
苏丹奴隶贸易的持续和扩大引起了西方民间组织,特别是教会组织的注视。瑞典的“基督教团结国际”曾开展了一项为奴隶“买自由”的活动,他们花三十五元美金,也就是三头羊换一名黑奴的价格,为三万八千多名苏丹黑人“购买”了自由,让他们得以回归故乡。
过渡军政府和萨迪克政府(一九八五~一九八五年)一九八五年四月六日,一个由阿布德·达哈卜(Abd Dhahab)中将领导的军官组织推翻了尼迈里政权。当时苏丹所欠外债高达九十亿美元,绝大多数工厂开工率不足50%,农业出口下降至一九六零年的 50%,严重的饥荒更威胁着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各种矛盾日益突出。
一九八六年六月全国大选后,乌玛党与民主联合党、全国伊斯兰阵线及四个南方政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苏丹再次回归到文官政府统治下。新的联合政府在许多问题上不断发生争吵,南北冲突不断。
巴希尔时代(一九八五年六月~迄今)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以奥马尔·巴希尔(U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上校为首的军人,在苏丹全国伊斯兰阵线支持下发动“救国革命”,推翻了萨迪克政府。军事政变后,巴希尔实行党禁,取缔了一切政党活动,实行严格的新闻控制,禁止一切非官方的新闻机构活动。一九九一年一月,巴希尔政府宣布除南方外,全国实行伊斯兰法,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基础。
饥饿的苏丹
一九九三年苏丹战乱频繁的同时发生了大饥荒,南非自由摄影记者凯文·卡特(Kevin Carter)在苏丹北部边界拍摄到了饿孚遍地和战乱纷纷的惨状。一天,他在灌木林外听到一声微弱的哭泣,一名瘦骨嶙峋、裸着身体的小女孩,奄奄一息地在贫瘠苍凉的大地上向食品发放中心爬行,此时,一只兀鹰落在小女孩身后,正等待女孩死亡后大快朵颐。
这幅名为《饥饿的苏丹》的摄影作品在一九九四年获得普立兹新闻特写摄影奖。然而得奖两个月后,人们纷纷询问女孩的遭遇并谴责卡特的见死不救。卡特受不了良心的谴责,加上生活的窘迫,最后自杀身亡,享年三十三岁。在遗书中他写道:“我被鲜明的杀人、尸体、愤怒、痛苦、饥饿、受伤的儿童、快乐的疯子的记忆纠缠不休,总是警察、总是屠夫……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二十年第二次内战 死亡二百万
第二次苏丹内战开始于一九八三年,是第一次南北内战的延续,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平民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大约有二百万名苏丹南部平民死亡,超过四百五十万人被迫离开家园。其死亡人数超过了索玛利亚、卢安达和科索沃死亡人数总和。
多年的战争加上国际压力的驱使,特别是在“三架马车”(美国、英国和挪威)的资助下,二零零二年七月,苏丹政府与南部苏丹人民解放军签署了〈马查科斯议定书〉。二零零五年一月九日,苏丹第一副总统塔哈和人运/解放军主席约翰·加朗正式签署〈全面和平协定〉。到此,持续二十年的南北第二次内战宣告结束。
不久,加朗乘坐直升飞机失事死亡,南北和平进程受阻。时至今日两年多过去了,协议执行不如预期。然而就在南方战争还没结束的二零零三年,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又点燃了战火,让亿万善良人揪心的达尔富尔梦魇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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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富尔的梦想
文 ◎ 小凡
“当我站在El Fasher的医院中,凝视着被血浸透的摺叠床的时候,我有了一些的预感。两个达尔富尔的叛乱军团刚刚被击破,我们是他们强盗行径的目击者……”。
——选自加拿大国会议员博利斯·莱斯纽斯基(Borys Wrzesnewskyj)的自传文章《达尔富尔地狱》。
莱斯纽斯基是第一位自费踏上达尔富尔的加拿大国会议员。莱斯纽斯基非常肯定地对本刊记者表示,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有关,并且他认为抵制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能够对改善达尔富尔局势起积极作用。
达尔富尔现状与中国关系
莱斯纽斯基介绍说,现在达尔富尔局势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由两万六千人组成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在今年秋末进驻。但与此同时,苏丹政府也一直以种种理由拖延,阻止人道主义使团,以及更多维和部队进入达尔富尔地区。
根据BBC电台的报导,第一批维和部队根据联合国与非洲联合会最新达成的决议,在十月初进驻达尔富尔地区,而最近还发生了苏丹叛军袭击维和部队造成十人死伤的事件。
“达尔富尔之梦”团队的执行主管基尔·塞维特(Jill Savitt)在八月指出,联合国本来应该早就能够派出维和部队及其他联合使团,一起制止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屠杀。然而,过去几年间由于中国在联合国与大多数国家唱反调,使得联合国的措施无法得到实施。而中国支持苏丹的背后主要原因是因为石油、能源、矿产等经济利益的驱使。
中国已向苏丹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架设输油管道,并且购买了苏丹出口石油中的绝大部份。而苏丹政府利用这些收入的80%来购买武器,其中大部份是中国制造。中国还在联合国多次阻止英、美等国试图停止达尔富尔种族屠杀的努力。
各界人士呼吁中国采取努力
法国总统候选人佛朗索瓦·贝鲁(Francois Bayrou)今年三月在记者会上说,“达尔富尔那里正在发生着群体灭绝。数十万人死亡、背井离乡、失去了一切……国际社会不能得以介入苏丹,是因为中国政府为获取该国原材料和地下蕴藏的石油而袒护苏丹政府。”
另一位法国总统候选人罗亚尔在五月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觉得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国际社会反应太迟缓,我觉得应该对中国施加压力,包括用抵制奥运。”
美国电影明星、联合国亲善大使米亚·法罗(Mia Farrow)也在公开场合多次指责中国向苏丹提供的经济帮助,“使达尔富尔的屠杀得以进行”。她呼吁抵制她所说的在北京举行的“族群灭绝奥运会”。
美国著名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作为北京二零零八年奥运会的艺术顾问,在最近也通过他的发言人告诉ABC News,由于中国政府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态度,他正在考虑不再签署该合作合同。
莱斯纽斯基先生对此说,“因为中国将达尔富尔问题与自己的石油政策连在一起,这已经使得中国政府蒙羞,中国政府需要重新考虑与达尔富尔地区的关系。”
抵制奥运改善达尔富尔局势
米娅·法罗女士和“达尔富尔之梦”团体,今年八月八日加入了在希腊点燃全球反对种族灭绝的奥林匹克人权圣火活动。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对中国施压,以促其协助终结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大屠杀”。人权圣火沿途将经过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德国和柬埔寨,并传到美国其他二十五个城市。
人权圣火首先由一个“中国迫害法轮功国际联合调查团”的国际组织发起,并获得了多个国际人权团体的支持,包括大部份在世界各地关注苏丹达尔富尔种族屠杀问题的国际组织。
长期关注达尔富尔问题的加拿大国会议员莱斯纽斯基,对于抵制北京二零零八年奥运会表示非常地支持。他说,“在中国,成千的法轮功修炼者被监禁并遭受着可怕的痛苦。他们的人性的精神受到践踏,甚至器官还被活摘卖钱。我们在奥运期间对人类的体能,人性的精神进行庆祝的同时,这些可怕的事情还在发生。”
莱斯纽斯基先生表示,中国政府应该能注意到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仔细地观察着这一切。他说,“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有所动作,不仅仅是达尔富尔的问题,如果他们想要进入世界舞台,并因为过去的历史而受到尊重。但是当人们发现那过去的历史有着黑暗的篇章,过去的历史中还有着对人性的可怕的毁灭,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会有人起来说‘不’,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登上世界这个舞台。”
人权圣火活动,今年八月九日在希腊点燃,其火炬将于一年内传遍欧、亚、北美、澳洲的二十五个国家一百多个城市,以提醒世人关注一系列和中国政府密切相关的人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