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5日(星期四)
人权圣火16日将抵达澳洲墨尔本。旅澳著名法学家袁红冰教授认为,人权圣火的发起和传递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正义活动,表明当代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人权;他希望中国人民能认清中共外来邪恶统治及卖国贼的真实面目,它犯下重重反人类罪行,应该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让它来举办奥运是对奥运精神的侮辱。
杨春林的妹妹杨春平自她的哥哥被抓,一直向外界披露相关信息。她表示,几个月来通过反思自己哥哥的正义行为受到中共打压的事实,终于醒悟到反人类的中共独裁暴政不能容忍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以及中国人民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正义行为。
莫少平:“我们在10天之内会到广州去会见郭飞雄,作为一审的辩护律师,和他确定是否上诉。从我个人的意见...我见到郭飞雄也会明确跟他表示,还是应该上诉。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如果不上诉,无形中等于认可了一审判决。尽管上诉后可能不会改判,可能维持原判,我仍然建议他上诉,这样可以表明你的态度,同时也可以再给你一个发表自己看法的...包括辩护律师可以发表自己辩护意见的机会,或者叫一个程序。否则认可一审判决就没有这个程序了。”
美国网络巨商雅虎公司已经和起诉该公司的中国异见人士的家属达成庭外和解。雅虎除了将向师涛和王小宁二人的家属提供人道帮助外,还将设立一个“人权基金”,向因为在网络上发表言论而遭到监禁的异见人士提供帮助。
今天(15日)早上十点左右,德国电视一台二名记者及北京民主人士李海、齐志勇等14人前往北京朝阳医院看望胡佳夫妇,胡佳向记者和友人讲诉了自己被国保殴打的经过及初为人父的喜悦。
不出所料,在候选人提名的第一关,他就被淘汰了。原来他还信心十足,以为十拿九稳,弄个候选人提名总不至于有问题。哪里知道,这一百好几十个人的候选人提名关也不让他通过。
10月31日晚上刚回到合肥,就接到他的电话,说要来看我。因为手机早已不用,我怕他来时自己正好出门,双方无法联系,就叫他来之前再把具体时间通知我。10月2日上午,他又打来电话,说下午就过来。12时左右,我刚把番茄蛋汤端上桌子准备吃午饭,就听到熟悉的敲门声,把我吓了一跳:他们反应怎么这么快、这么过敏?
毕吉荃在信中说,他们的村庄靠着环境优势,多年来,村里的果农、渔民和农民们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可是近几年,毕家疃村兴起卖地风,前任书记毕连政,现任书记毕礼春把村里所有土地1万两千余亩全卖了。但是地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以及钱到哪里去了?村民们都不知情。
张明选:“从几个月情况来看,国家对我们实行监控,十七大开始,公安机关在山东,江苏,浙江很多地方把我们全部监控起来,不准出门,对我们威胁,昨天山东联合会副会长被山东宗教局,公安局叫到潍坊市,还问了我的情况,结果他把我的鉴定给他们了,我就是传福音的,意思好像我们搞政治活动,所以国家对家庭教会联合会进行全面监控”。
当中提到,他们的私有房屋分别于去年年底和今年9月先后被该市锦江区统建办和成都源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暴力非法捣毁,他们组织上百名黑社会打手于半夜袭击骚扰,有的被狠毒的砍掉手掌并将腿剁成几段,还用挖土机将他们的房屋夷为平地,向当地公安部门报案,却一直没有给个说法。
当地农民徐永春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她对中文部记者说:“我们村的600亩耕地、300多户村民的口粮田全被政府强占了。每人每年给240元,有的240元还没有领到。一小部份人领到了,有一部份人没有给。”
但是,茅于轼认为,中国的扶贫事业还有若干重大问题有待解决,首先是扶贫政策的具体实施有赖于各个省的财力,而那些西部地区比较贫困的省的财力不足,结果是最需要帮助的贫民得不到帮助。再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扶贫款的使用完全被政府控制,公众难以监督,从而让贪污腐败官员可以利用扶贫来中饱私囊、贪污浪费。茅于轼说:“中国的扶贫款用得往往没有效率,拿去盖豪华的办公楼、买高级轿车、出国去考察。这都是政府用扶贫款的毛病。”
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矿山救援指挥中心一位负责人表示,地方政府在加强采矿安全方面应当承担更大责任。劳工权益活跃人士则表示,中央政府也应承担更大责任,并发挥媒体对生产安全的监督。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笑和政论家伍凡14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这是中共各派系争夺奥运新闻控制权的表现。新闻出版署归中宣部,北京奥委会归属北京市政府,外交部也来插一手,这三个部门说法不同,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而且在媒体上高调的、公开的表示分歧,这是很少见的,可见内斗激烈。
中国政府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关于建立在华采访奥运的境外记者数据库的说法被外交部否认后,柳斌杰近日又表示,政府将在政府网络上公开到内地采访的境外记者的注册信息资料。这前后不同的说法引起海内外反响。
麦燕庭说:“这个情况很罕见的,不要说一天之内,哪怕一个月之内,两个政府部门之间发生这么混乱的讯息,这对整个中国(共)政府的能力,以及外国对中共政府究竟是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有混乱,我觉得不只是外交部他们出来澄清,更重要的是相关部门──出版总署要出来澄清。”
亓老伯本名亓挺松,是一名山东省新汶矿务局鄂庄煤矿退休教师。由于修炼法轮功,于2007年10月15日遭抓捕,在二十多天后,本来身体强壮,无任何疾病,乐观好动的亓老伯被警察送到医院,并于几天后不治身亡。据说亓老伯是在看守所里被警察灌食,导致他上消化道被插烂而严重内部出血。
被称为“三峡清库最后一爆”的淹没县城--重庆开县,于11月15日下午3时启动清库爆破。预计3.5秒内13栋楼共43000平方公尺建筑将夷为平地,1800历史的开县古城也将永沉江底。
百度提供的百科全书与维基百科在几个重要方面有明显不同:虽然两者都是由用户贡献内容,但百度要求用户如果想要编辑任何词条,必须事先登记。另外,百度审查及监督所有进入百科全书的内容,使网站可以消除所有被认为有争议的题目。
陈方安生在回答在场人士提问时表示对港府感到惊讶与失望,她说:“令我感到惊讶与失望的是,政府不愿意站起来保卫一个开放与自由的选举。如果政府不打算保卫一个开放与自由的选举的话,我们应该指望谁呢?”
昨天(11月13日),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出席立法会并发表施政报告举行答问大会。总括来说,何厚铧的施政报告差不多年年如此,几乎毫无新意,本来不值得一写,但是何厚铧一提到会启动《基本法》“23条”立法,并表示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完成。对此,就不能不写了,因为不能等闲视之。
11月13日,应北茨城Rotary俱乐部的邀请,在茨城县该俱乐部事务局例会上,大纪元记者、日本大纪元共同创办人之一张本真,向俱乐部成员介绍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的罪行,其发生的背景,全球对中共迫害人权的谴责,和全球及日本大纪元的成长过程,日本社会对大纪元报导真实的反响等。
许多政府部门倚仗自身权力,对本应是其服务对象的民众或企业强行收取种种费用,不交费就办不成事。这些收费并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却有红头文件的支持。城管收费乱象不仅损害政府形象,更伤害百姓感情,任其泛滥,危害不言自明
根据路透社报导,这家名为“过去年代”的餐厅,里面的服务人员皆身着人民解放军制服,墙上不是革命人物照片就是军事战役图。其中通往厕所的通道,只见一个巨大的红色箭头,箭头上面标着“解放区”三个大字。
袁红冰教授还表示相信人权圣火已经在中国民众心中点燃,当他的燃烧形成燎原之势时,中国人民会举办一个没有中共的、和自由民主精神一致的奥运会。
“人权圣火象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人权”
袁红冰首先表示,“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的,正在全球举行的人权圣火传递活动,是当代国际社会对人权高度关注的一个象征。在21世纪的今天,人权意识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价值准则,但在中国发生的一场中共暴政利用国家暴力对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的政治大迫害,已经持续进行了八年,这种极其严重的人权灾难是整个人类的耻辱。”
“人权圣火的发起和传递也说明人类已经开始意识到,法轮功精神修炼者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不只是法轮功一个群体的事情,它也是整个人类必须关注的事情。如果不能尽早的制止这一重大人权灾难,整个人类都会蒙受耻辱。我想人权圣火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正义活动。”
“人权圣火已在民众心中点燃”
中共当局在大陆已经开始铺天盖地的为2008奥运作宣传,刺激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掩盖它岌岌可危的统治。
袁红冰表示,中国人民一个普遍的心理就是希望自己的国家强盛、更加繁荣,因此对奥运能够在中国举办很多人感到很高兴,这种心情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但中国人民必须首先清醒的认识到,现在统治和管理中国的不是人民,而是中共官僚集团,它代表不了中国。而真正伤害中国的、伤害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共专制独裁统治。中共反人类集团没有资格举办奥运会。
袁红冰认为,当中国人民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下,由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政府来举办奥运会,举办一个没有中共邪党暴政的奥运,这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骄傲。
中共当局因惧怕大陆民众了解人权圣火的背景及在各地传递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而加紧了信息网络封锁。袁红冰表示:“尽管中共封锁,但我相信人权圣火早已在每一个中国老百姓的心中点燃了,这个燃烧的圣火总有一天会形成燎原之势,彻底的否定中共暴政对中国的统治,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在中国的土地上举办一个没有中共、和自由民主精神一致的奥运会,那才是中国人民真正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中共是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集团”
谈到中共迫害人权,没有资格举办奥运会,袁红冰剖析的中共是:它是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集团;它的灵魂来自德国邪恶的马克思主义。
“中共官僚集团是一个什么样的集团呢?从49年到今天,中共建政以来的全部历史都表明,中共官僚集团是一个犯下了重重反人类罪行的犯罪集团;中共的历史还表明,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集团,它不仅把当年俄国侵占中国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俄国,完成最后的法律手续,更重要的是中共官僚集团本身是一个外来的统治,在精神上是来自德国邪恶理论的统治集团。”
“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邪恶,是它以阶级仇恨和暴力为所有理论的灵魂。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已变成马克思主义精神和文化的殖民地,中国人在精神和文化的意义上已经变成了亡国奴。中共把中国的文化之魂出卖给了邪恶马克思主义。”袁红冰解释说。
“中共主办奥运会侮辱奥运精神”
袁红冰认为,“中共官僚集团近年来的表现还说明,它是一个贪官污吏集团,这个庞大贪官污吏集团每天都用腐败的权力攫取国家社会和普通老百姓个人的财富、实施经济犯罪。它的存在是中国苦难的根源、是中国一切反人类犯罪行为的根源。中国人现在的每一个痛苦,所经受的每一个社会不公正都是中共暴政造成的。”
“这样一个反人类犯罪集团、这样的一个卖国贼集团、这样一个违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贪官污吏集团,它们本来是应当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接受历史审判的,由它们垄断下的腐败专制的权力来主办2008奥运会,是对奥运精神的侮辱,它根本违背了奥林匹克和平进步的精神。”
“中共暴政有战略阴谋”
人权圣火在澳洲悉尼、布里斯本等地的传递期间,获得众多政要及民众的支持。但中共以经济利益为诱惑,对澳洲政府施压,打压法轮功对澳洲人民讲真相从未停止过。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澳外交部长唐纳连续49个月签发“特别行政令证书”。
2002年3月16日,即中共外交部长唐家璇来澳洲访问的前一天,澳洲外交部长唐纳在中共政权压力下,利用外交部长特权,签署了一份不许法轮功学员在坎培拉中国大使馆前打横幅的证书,理由是“有损中国外交使团的尊严”。尽管特别行政令的有效期为30天, 但唐纳连续49个月签发了这项特别行政令证书。
袁红冰教授指出,中共暴政一直有一个战略阴谋,那就是它不仅把中国变成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和文化的殖民地,它还进行一个大的战略策划:把从东南亚经过印度尼西亚,一直到澳大利亚这个半环形的广阔地带,都变成中共统治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和文化的殖民地。
“为此它们在这个广大地区,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方式进行了大量的渗透,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因此中共暴政不仅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同时它也危害到了澳大利亚本身自由民主制度。澳大利亚人民必须尽早揭露中共暴政反人类的意图,才能维护自己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大纪元11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维权人士杨春林,因提出“不要奥运要人权”口号, 义务帮助富锦失地农民维权而被当局逮捕并关押至今。他的家人目前表示,通过亲人的案件越来越认清了中共颠倒黑白,残酷迫害善良民众的凶残嘴脸。他们公开表示支持人权圣火活动,希望人权圣火传入中国大陆。“希望人权圣火传入中国”
杨春林的家人表示,他们从亲人帮助农民维权被抓;司法机关违法行政、百般欺骗、刁难家属;亲人在狱中受到酷刑折磨的种种经历,逐步认清了共产党谎言加暴力的邪恶本性。
杨春林的妹妹杨春平自她的哥哥被抓,一直向外界披露相关信息。她表示,几个月来通过反思自己哥哥的正义行为受到中共打压的事实,终于醒悟到反人类的中共独裁暴政不能容忍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以及中国人民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正义行为。
杨春平透露,她了解人权圣火的背景,非常希望圣火能传入中国,使中国的人权迫害尽早结束、社会真正走向和谐。
她说:“我希望象征自由、和平、正义的人权圣火能传递到中国,使中国最高领导人能重视人权问题,重视普通百姓的心声,让社会走向真正的和谐。也希望通过人权圣火的传递和国家社会的努力,使我哥和许多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中国人早日获得自由。”
“中共没有资格办奥运”
杨春平还介绍了杨春林为什么提出“不要奥运要人权”,以及他为帮助失去土地农民,采取征集签名支持的方式而付出常人难以想像的牺牲。
她说:“我哥以前经常给我们讲,人活着首先应该有生存的权力。平等、自由、民主是奥林匹克精神,奥运属于世界人民。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了生存的权力,人们都生存不下去了,还怎么支持奥运呢?他觉的政府违背奥运精神,没有资格举办奥运,这就是他为什么提出“不要奥运要人权”的口号。”
“富锦失地农民上访、告状十一、二年了没人管,我哥为了帮助富锦农民要回土地,数九寒天挨家挨户去征集签名,没有钱坐车,就步行从佳木斯到富锦,脚上磨出很多血泡,我们看到后都看不下去。他从来没向农民要一分钱。”
杨春平还道出她及家人对政府及社会的看法:“放着贪官污吏、黑社会不抓,却把像杨春林这样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抓起来至今不放。现在这个社会已堕落到了无可救要的地步。人们就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下去,中国能好吗?”
“汪信代表老百姓心声 赞同汪的观点”
杨春平还对记者表示,读过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致胡温的公开信,感到信中所提的问题及建议和要求“都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她赞同汪信中所有观点,特别是关于法轮功的观点,她认为最高当局应该对汪信表态,以显示其真正关注民生、解决民生问题的诚意。
据杨春平介绍,他们家庭成员都信仰基督教,他们认为人应该有信仰,并且应该有信仰的自由,如果人什么都不信,那是很可怕的;同时他们家人都有敢说真话,主持公道的性格。他们呼吁正义的力量制止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
杨春平说“以前在楼道里或其它地方都看到过法轮功揭露受迫害真相的传单,其中有活体摘取他们器官的信息,那时不太相信,但自从我哥被抓被关被酷刑虐待的事实,我相信这个事是真的,这种暴行必须停止!炼法轮功的都是善良的老百姓,他们应该有信仰的自由,信仰真善忍有什么错?如果人什么都不信,那到挺可怕的。”
“人都为自己着想可以理解,但人更应该主持正义公道,应该说真话,我们家人都是这种性格。”
杨春平还代表家人希望通过媒体,表达他们对海内外所有关注帮助杨春林的组织和人士的衷心感谢。
杨春林简介
据杨春林家人介绍,杨的父亲文革时受到批斗,被下放农村十几年。杨春林考大学时受到歧视,未能如愿。今年52岁。
八九六四发生后,杨春林对中共暴政失望了,他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工作之余,大量阅读关于民主宪政探索的书籍,不断积累丰富自己。
2006年,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发起维权抗暴绝食运动,远在东北边陲的杨春林积极响应并支持,他多次绝食还赴北京奔走,意在推动绝食抗暴运动。
2006年底他义务介入黑龙江富锦的失地案,该案是全国最大的一起土地侵权案,背景复杂,涉及人员众多,其中包括大量中共高官。该案持续十几年未获解决,且当地政府愈加无所顾忌的大肆圈地,剥夺农民的基本生存权。
杨春林认为他所追求的,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力,他的志向是解体腐败邪恶的中共暴政,促进中国最终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为此他不断的为农民宣讲民主人权的理念,并身体力行做具体工作。
2007年7月6日杨春林被佳木斯国保抓捕, 8月13日被正式逮捕,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经过侦查阶段、检查阶段的“调查”,11月7日,杨春林案返回佳木斯公安局,补充侦查。
【大纪元11月1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采访报导)维权人士郭飞雄“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11月14日上午八点半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开庭宣判。郭飞雄的太太张青到庭旁听。八点四十五分宣判结束后,张青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的采访。张青告知外界一审判决结果,以“非法经营罪”判处郭飞雄有期徒刑五年,罚款四万元人民币。张青:“法官问他(郭飞雄)有什么意见,他说‘我只有一句话,这是你们所有办案人在(为)中国民主事业作的一个广告。包括我在内,都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我感到很荣幸。法官问他上不上诉,他说‘我现在不决定上不上诉,要见过律师后再说’。”
记者:“有没有旁听的人?”
张青:“可能都是公安局的。有个人我认得,就是这个案子在经侦支队的办案人员,他来了又走了。旁听座位是十三个,都坐满了,都是我不认得的人。”
记者:“你听到这个判决后怎么想?”
张青:“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冤案,但是我也有这种心理准备。现在请律师过来,我希望争取上诉,希望律师见他传递这个意思。我对这个判决结果非常气愤,表示抗议。”
郭飞雄本名杨茂东,曾经参与广东太石村维权活动和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郭飞雄是2005年入选香港《亚洲周刊》“风云人物”的14位中国大陆法律工作者之一。
郭飞雄去年9月14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拘押,后被以同样涉嫌罪名起诉,涉案是被捕之前5年出版揭露沈阳官场腐败的杂志《沈阳政坛地震》,辩护律师说,此事几年前已经处理过。这次郭飞雄被起诉,曾因证据不足,两度“退查”。郭飞雄在被关押期间,会见律师自述遭到包括用电警棍电击男性生殖器的酷刑逼供。他现在被羁押在广州市第三看守所。
郭飞雄案7月9日开庭后,检方要求补充证据。8月底,该案又送法院,10月法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审理一个月。
11月14日上午郭飞雄案开庭宣判,郭飞雄委托的律师因另有案件开庭,没有来广州。得知一审判决结果后,郭飞雄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表示---
莫少平:“第一、认定他有罪,肯定是没有采信我们的辩护意见。尽管法院没有采信我们辩护律师意见,我也理解,因为这个案子可能受到各方的关注,无形中有很大的案外因素的影响。当然,我仍然坚持我们的辩护意见,坚持认为郭飞雄无罪,我们的意见在法理上是站得住脚的。
第二、认定他有罪,判了他5年。这个...只要法院认定他有罪判5年,应该说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非法经营罪”本身有一道杠,情节一般,5年以下;情节严重,5年以上,最高有期徒刑可以到15年。那么,他们认定他所谓‘非法经营’的数额,那个杠杠按照最高法院的解释,属于5年以上情节严重的这一档。所以判5年是卡着这一档的起点。这是对郭飞雄刑期的分析。”
记者:“下一步你们会怎么做?”
莫少平:“我们在10天之内会到广州去会见郭飞雄,作为一审的辩护律师,和他确定是否上诉。从我个人的意见...我见到郭飞雄也会明确跟他表示,还是应该上诉。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如果不上诉,无形中等于认可了一审判决。尽管上诉后可能不会改判,可能维持原判,我仍然建议他上诉,这样可以表明你的态度,同时也可以再给你一个发表自己看法的...包括辩护律师可以发表自己辩护意见的机会,或者叫一个程序。否则认可一审判决就没有这个程序了。”
受郭飞雄委托的胡啸律师指出---
胡啸:“在此之前,我和莫律师在辩护意见中也提到,郭飞雄的一个‘同案犯’叫江伟的,应该是一并审理,但是先把江伟审了,判了三年半,导致了作为‘一号被告’的杨茂东...逻辑上有悖,就不可能再判无罪,或5年以下的徒刑。这在司法程序上,我和莫律师都存在一些看法。我们都认为要一并审理,你不能把‘从犯’或‘同犯’先行判决,那‘主犯’还没有经过审判,就可能在逻辑上推导出他可能会被判处有罪,或只能被判处有罪”。
胡啸律师表示:“我们会尽快去见杨茂东。”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大纪元11月1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采访报导)美国网络巨商雅虎公司已经和起诉该公司的中国异见人士的家属达成庭外和解。雅虎除了将向师涛和王小宁二人的家属提供人道帮助外,还将设立一个“人权基金”,向因为在网络上发表言论而遭到监禁的异见人士提供帮助。中国网络作家刘晓波说,雅虎立场的转变说明道义的力量终究大于利益的力量。11月6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国会议员对雅虎和中国政府合作,提供网络异见人士的电邮帐号信息,导致师涛和王小宁分别被判10年监禁的行为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听证会上,雅虎华裔首席执行官杨致远首次向师涛母亲高琴声和王小宁妻子俞陵表示道歉,并表示会考虑向他们提供人道帮助。
此前,雅虎一直以必须依照中国法律行事为由,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杨致远在雅虎发布的关于庭外和解的书面声明中说,“在和他们的家人见面之后,我清楚明白应该怎么做,才是对他们、对雅虎和对未来都是正确的事情。”
出席上周听证会后还在美国的高琴声从本台记者处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很高兴。我问她对雅虎的立场转变是否感到满意,她回答说---
高琴声:“雅虎承认错误,公开道歉,这起码就是一个进展。它提出基金会的事情很有意义,一个是对跨国公司是个警示,再一个就是今后还有其他受害者也可以从中得到帮助。”
记者:“所以您还是比较满意?”
高琴声:“事情到这一步也不容易。”
高琴声还向本台透露说上周听证会后,他们和杨致远私下会面时,她当面指责杨致远---
高琴声:“我一见到他我就说,你刚才会上讲的,你妈妈把你从台湾带到美国,你来到这么一个自由世界里,给你创造了这么一个条件,让你飞黄腾达。你没想到师涛也很优秀,你反倒协助恶法,把他打入地狱。”
高琴声说,能说一口标准国语的杨致远听了她的话后,态度很诚恳地再次道歉。
目前有关雅虎向两位受害者家属提供经济、人道和法律帮助的具体细节外界还不得而知,高琴声说她自己也不清楚。台湾中央社报导说,雅虎设立人权基金的数字和细节还在研究中。
师涛所属的“独立中文笔会”的原会长、北京网络作家刘晓波对雅虎公司行为表示很赞赏。他说,雅虎立场发生转变主要是受到外界巨大的压力---
刘晓波:“首先是国际舆论,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引起了美国国会的重视。我觉得有几个组织在这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法国的记者无国界、美国的保护记者委员会、世界报业协会,我们独立中文笔会也基本上对师涛的案子全力以赴。但是,有一个比较关键性的,就是劳改基金会做出了很多非常细致、务实的工作。”
刘晓波还说,雅虎的行为在国际社会会起到很大的警示作用---
刘晓波:“这个案子达到这个结果也就等于告诉全世界,与独裁国家做生意,特别是与中国做生意的像雅虎这样的大商业公司,在赚钱的同时不能做出违反人权和不顾道德底线的行为。雅虎虽然现在还在中国做,我相信它再不会重犯这样的错误了。有人说是利益决定一切。雅虎的转变使人看到道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能高于利益的。”
刘晓波先前提到的“劳改基金会”是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人权组织。该组织负责人吴宏达告诉本台说,雅虎现在认错了,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师涛和王小宁的判刑也是错误的:“法院判决书里面很简单就是,雅虎提供了什么东西,那雅虎说我不应该提供,我现在撤回来。那你这个东西就没有根据了,这两个人应该是自由人。”
高琴声也向本台表示,经济赔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希望儿子师涛能够早日获得自由。雅虎也表示会为师涛和王小宁早日获释积极努力。另外,美国国会也正在酝酿一个法案,规范美国跨国公司在非民主国家运作的行为。
【大纪元11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 今天(15日)早上十点左右,德国电视一台二名记者及北京民主人士李海、齐志勇等14人前往北京朝阳医院看望胡佳夫妇,胡佳向记者和友人讲诉了自己被国保殴打的经过及初为人父的喜悦。德国电视一台吴、陈两位女记者非常关心胡佳被打事件,今天特地过来探视胡佳夫妇。他们一行人中午在医院外的餐厅,高兴地吃了一顿饭,国保则在外面紧盯着这群胡佳的朋友。
据胡佳的朋友表示,初为人父的胡佳掩饰不住内心喜悦,尤其看到这么多朋友来探望,心情更是高兴。11月13日凌晨4点左右,胡佳的太太曾金燕在医院平安生下了女儿。胡佳对朋友说:“女儿是我俩的小天使,感谢上天的保佑和朋友的祝福!”
而在病房外,自曾金燕入院之后,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派出二辆国保车辆和八名警察监视胡佳夫妇及前往医院探视他们的朋友。其中国保的一部应急车,如果发现探视的人数众多,则随时准备待命。
11月9日晚上九点左右,胡佳欲到医院照顾待产的妻子曾金燕,在住家下面遭到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的警察拦住,并遭到国保暴力殴打,身体多处受伤。
胡佳的朋友表示,11月9日晚到现在,胡佳的右臂还是很疼,肘部和手腕有软组织损伤,给太太端大碗的汤时还会发抖,国保下手够狠的。
【大纪元11月15日讯】(一)孙文广者,"捣乱分子"也。这几天,孙文广参选人大代表的事件成了海外网站和电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BBC、法广等)的新闻。孙文广是我的同事、邻居、难兄难弟。说他是"捣乱分子"者,这是我的调侃,绝对不是官方的恶谥。最近济南市正在进行五年一届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孙文广非要去凑热闹,我们都劝他不要去添乱,这选举你还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吗?他非要去。看他决心已定,三套马车也拉不回来了,那就让他去吃点苦头吧。毛泽东有话,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亲口尝尝。你要知道水的深浅,你就得下水蹚蹚。
这样,不出所料,在候选人提名的第一关,他就被淘汰了。原来他还信心十足,以为十拿九稳,弄个候选人提名总不至于有问题。哪里知道,这一百好几十个人的候选人提名关也不让他通过。
于是,官方确定的 4个候选人就出了炉。孙文广还是不舍弃。他要继续参选。他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们想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捞个十张二十张选票总没有问题,也算聊以自慰吧。我们山东大学这个选区有三万选民,主要是大学生。他老头子在校内各广告栏张贴宣传材料,屡贴屡撕,屡撕屡贴,然后再跑到学生食堂去散发传单,发表竞选谈话,等等。这一下,可真是给领导添乱了。这样破坏规矩怎么行?谁不知道选举就是按照上头确定的候选人画圈圈,哪有自己跳出来竞选的?正式选举是在今天上午,所以各个学院、系科、年级都告诫学生:不许投孙文广票!谁投谁犯错误!听说,今天投票的时候,凡是投孙文广的票都不许投进票箱,要单独剔出。
这样一个74岁的人,是一个曾经坐了7年半牢的"反革命分子",一个现在警方党委严密监控的人,一个经常有警察警车站岗放哨的人,竟然要竞选人大代表,这还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过这倒给平静如死水的山东大学校园增添了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
那么,孙文广如此作为是否违反了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呢?似乎也没有,因此领导方面弄得手足失措,只好层层布置防范,派人半夜覆盖孙文广张贴的材料,不许学生阅读孙文广的传单,不许听孙文广讲话,不许投孙文广的票,如临大敌一般。这样一来反而把学生弄糊涂了,本来还不知道孙文广是何许人,现在倒要打听起来。学生越发生兴趣,领导越发要防范。
现在当然不能给孙文广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了,扣"破坏选举"的帽子大概也不够条件。我作为旁观者,替领导出谋,不妨给孙文广加上"捣乱分子"的帽子大概还是名实相符名至实归,各方都可以接受,对孙文广本人也无伤大雅,我估计他也不至于反对,不过要说清楚,他毫无"捣乱"即破坏选举的动机和效果。反正选举已经胜利圆满结束,孙文广怎么也挤不进人民代表的行列,事后调侃几句,大家放松放松,开心开心,有何不好?
(二)礼送陈西回贵州
昨天,9日晚上,我浏览了网上的一些新闻,知道有个叫陈西的人来助了孙文广一臂之力。我不知道陈西这个人的来头,连名字也没有听说--网上说到的人多了,哪里能够都记过来啊!今天早晨,我还在睡梦之中,孙文广打来电话,说中午有几个朋友吃饭,一是要我陪客,二是要我订座,因为附近有一家地道的济南餐馆,风味地道,物美价廉,我比较熟悉。
这样,中午11点半钟,我去到孙文广家。我们之间,隔了一个小树林。我看到小树林里就站着三个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陌生青年人,所以不必考证他们的身份。我走进孙家,认识了这位贵州来的客人陈西,然后就出门吃饭。开头,那三位便衣还跟着,等我们穿过校园时,就把他们"甩"掉了。不过,我们都是富有二进宫、三进宫经历的人,如今仍然不时处在监控之中,所以边走边回头,一直走到饭店也没有发现眼睛。现在我有时候真体会到闻一多所说的话:"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跨进大门。"也许我出门遇到的第一个警察就是来逮我的。就在我去孙家前半小时,一个云南的朋友来电话问平安,因为他从广播中听到孙文广的消息,有点惴惴不安。
于是我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聊。陈西者,今年53岁,六四分子,先关了3年,又关了10 年。这次出来后,老婆受到公安的教育,和他摊牌:你是要民主,还是要老婆?我等你苦等了十几年,你也要替我想想啊!现在是二者任选其一。他考虑了一阵,提起笔来就写离婚书。写了一半,老婆哭了起来……你真狠心啊!算了吧,陈西,算我命苦,认了。
写了一半的离婚书撕了。
陈西是到北京之后,绕道来济南。我们离开饭店出门,不远处有一辆小车停在路口拐角处。四位穿警服的本辖区派出所的民警正在恭候。昨天,陈西已经到本辖区的派出所去做客 7个小时。这四位民警,孙老师和他们都认识,见了面真像老朋友好朋友。他们把陈西请上了车,并且在关闭车门前说:"孙老师,交给我,请放心……",汽车扬长而去。我看了看手表,这时是1点40分钟。
几分钟之后,陈西打来电话说:"他正在去机场的路上,贵州警方来人接他了……"
我们笑道:陈西回去坐飞机,还免费呢!真好。
我们还感到十分欣慰的是,我们山东的民警太有人情味了。他们饿着肚子,伫立街头,干等我们吃饭闲聊,一直等到我们吃饱聊足,其间差不多有两个小时。我想,这就是孔孟之乡的风格,连警察也如此文明待客,礼貌待客。多好啊!
(三)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孙文广和陈西,相差20岁,是一代人。如果说他们是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大概大家能够同意。我所谓的"走资派"当然不是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简称,是和"走社(会主义)派"相对而言。
上面提到闻一多。1946年国统区的争民主争自由运动--是由中共地下党煽动组织领导的,美其名曰学生运动,我是与闻其事、眼见其事的。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六十年之后,镇压民主自由的是执政了 58年的共产党。这些被镇压的争民主争自由的人,不是国民党或国外反共势力煽动组织领导的"地下"什么党的党员,而是一群生长在红旗下、接受过共产党改造教育洗脑的连父母、老婆、儿女也多不理解的怪人。
闻一多如果地下有知,他对于53年之后,就是2006年发生的一件事不知作何感想:2006年是他,闻一多遇难60周年,可是中宣部通知禁止举办纪念活动!作为语文教材,讲了几十年的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被臧克家的《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取而代之。
(2007/11/10于山东大学附中)
──转自《新世纪》
【大纪元11月15日讯】据海外媒体报导,反映前东德秘密警察对国民进行广泛监听的德国电影《监听风暴》上映后,在西方国家引起很大轰动。似乎只有在柏林墙倒塌、秘密档案解密之后,人们才知道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存在隐私权,不仅作为国家敌人的各种敌对势力如持不同政见者会受到严密监控,各色人等甚至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会成为秘密警察的监听对象。至于你是否成为监听对象,完全取决于共产党及其鹰犬秘密警察的需要,取决于政治保卫机关对你是否感兴趣。只要他们对你感兴趣,哪怕你仅仅是个文化名人、演艺或体育明星,也会成为监听对象。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或者说所谓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严格说来,整个共产党国家就是一个巨大的“圆景敞视式监狱”(边沁语)。
监听何时不有、何处不在?但是,只有在现代极权国家,尤其是实行红色恐怖的共产主义极权国家,才能达到如此广泛、深入、持久、肆无忌惮的程度,以致足以掀起一场没完没了的监听风暴。无所不在、无缝不入的警察国家与特务政治并非东德特色,而是所有实行红色恐怖的共产党国家特色,亦不待《监听风暴》放映而后知。后极权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会放映《监听风暴》,却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监听悲喜剧甚至闹剧。不仅国家的敌人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党国干城甚至党魁、元首也同样无可奈何、感同身受。毛泽东就曾指责杨尚昆对他搞监听,后者则在事后辩称,在毛的住处和专列上安装窃听器是中央决定和保卫工作需要。事实上,列宁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法制根本就不承认存在包括私有财产在内的私人权利和调整私人权利关系的私
法,苏联老大哥甚至把婚姻和《婚姻法》也纳入国家权力和公法范畴。党国权力和利益至上,岂容个人权利存在,哪怕是保留些许隐私权。
去年侯文豹因参加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维权绝食活动而被捕。在他取保候审获释后,我曾到符离集看望他。今年取保候审期满后,他一直想来合肥。前段时间因为母亲生病住院,我回安庆住了20多天。在此期间,他多次往合肥打电话找我,给我发电子邮件,我却一概不知。10月31日晚上刚回到合肥,就接到他的电话,说要来看我。因为手机早已不用,我怕他来时自己正好出门,双方无法联系,就叫他来之前再把具体时间通知我。10月2日上午,他又打来电话,说下午就过来。12时左右,我刚把番茄蛋汤端上桌子准备吃午饭,就听到熟悉的敲门声,把我吓了一跳:他们反应怎么这么快、这么过敏?
虽然长期被秘密警察监控,包括对邮件、电话进行检查、监听,特殊情况下甚至不惜浪费人力、财力、物力,进行秘密或公开、半公开的监控、跟踪,直至强行阻挠出门旅行、会友,实在没辙就干脆抓捕了事。但此时并无所谓特殊情况:首先,我根本不关心的“国家大事”中共十七大已经毫无悬念、一如既往地胜利闭幕,会前合肥警方虽说未能与我这个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共商国是,开幕当天安庆警方至少还能如愿以偿地被我撵出门外,算是另类混个脸熟。时过境迁,不必再为此事三顾茅庐。其次,侯文豹此行只是来玩玩,顶多顺便务务虚而已,何劳兴师动众?看来,他们正由于某种原因而对我和/或侯文豹进行严密监控,包括对电话进行及时监听。
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迅速锁好卧室房门。每次他们来,我都要重复这个迹近小人的动作,甚至在他们提出要进去看看的无理要求后,我也毫不客气地拒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这倒不是因为里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生活在这样一个连生命、自由和财产都得不到保护的国家,又是国家的敌人,哪里还有什么秘密?我即便长着两条腿,也不能随心所欲想去哪就去哪。我的住宅即便风不能进、雨不能进,秘密警察也随时都能进。多此一举,仅仅是无谓的向他们宣示自己多少也还拥有一点房屋主权和隐私权,以便给自己保留一点可怜巴巴的面子和尊严:如果没有搜查证,就是秘密警察我也可以不让他进门。然后,我才开门迎宾,把国保支队两位老朋友“请进”来。真虚伪,不“请进”能行吗?
他们一进门,见桌上堆着不少刚买的菜,“随便”问道:“是不是有人要来?”我笑道:“除了你们,还有谁愿意来。”他们说要请我吃饭,我说饭都已经做好了,等一会你们自己去吃吧。走进客厅,看到写字台上只有一个汤,他们更加客气地说:“(你)不要吃了,我们一道出去吃吧。”我并不是客气,也不是因为下午有朋友要来,就连中饭都不能跟他们出去吃,而是觉得没必要再麻烦他们。他们一再坚持,我则一再谢绝。他们只好说:“我们已经吃过了,主要是想请你吃顿饭。你不愿意出去吃,那(你)就先吃吧。”真奇怪,居然还有吃过饭再请客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者。这显然是客气话,他们不大可能在上班时间就如此匆忙的早早吃饭,除非是因为执行任务需要。我更加狐疑。虽然已是秋末,饭菜一会就凉了,但有贵客光临,我当然不便把客人撂在一边,只顾自己吃饭。也客气道:没关系,等谈完话再吃吧。
坐定后,依旧是由张大队长主持“谈话”。实际上,此类例行“谈话”是无须正式做笔录的准司法调查“询问”。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或者不方便履行合法手续,所以在形式上比采取强制措施时的正式“讯问”随意、客气得多。他问我前段时间到哪里去了,打电话也找不到人,很是替我担心,怕我跑到北平去自找麻烦。这分明是没话找话的明知故问。我乘机斗胆提出温柔敦厚、哀而不怨的抗议,表示自己很在意这件事,甚至很生气:“你们的担心也太过分了,为什么要通知安庆警方骚扰我家人。他们都是病人,你们不应该让他们替我担惊受怕。”以前我在安徽淮北、山东淄博打工期间,遭遇当地警方无端骚扰,甚至整夜非法拘禁、非法讯问,以至于非法强行驱逐,我也向他们表示过此类抗议。他接着问:“你对十七大有什么看法?”我没好气地回答:“我又不是共产党员,十七大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看法。”话不投机,他们转而谈起我近期在海外发表的文章,一如既往的奉劝我:你最好不要在海外那些“别有用心”的“反华”(反共的代名词)媒体上发表文章,可以为国内媒体写点学术文化类的稿子,同样也能挣到稿费。我则强调自己在海外发表的文章并不多,而且多半是些无关紧要的学术随笔。至于国内媒体,虽然前几年也偶尔发过几篇,但我实在不善于打勉为其难的擦边球,索性也就不写了。
既然他们不愿意开门见山,我也不便主动投怀送抱,似乎都在等待对方先切入正题。本来,侯文豹此行既没有保密的必要,也无密可保。我打的如意小算盘是:迫使对方间接承认(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们直接承认)他们对我们的电话进行了非法监听。1998年2月,我第三次被捕时,首次实行零口供策略,拒绝承认那些公开信之类的东西是自己通过家中的电话机、传真机向海外人权组织或者媒体披露的,只强调依据现行宪法任何公民都有权利给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写信反映意见或诉求,自己也搞不清这些东西是怎么传到海外的。甚至不无调侃地提醒他们:你们一定要好好查一查邮政局、中央党政机关信访局工作人员,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秘书是否有里通外国的犯罪嫌疑。我之所以这样做,既不是抱有侥幸心理,希望由于证据不足得以逃避牢狱之灾,也不是害怕连累他人,这些公开发表的个人言论根本不涉及他人。我向讯问者提出的交换条件很卑微,也很简单:只要你们愿意承认对我家的电话、传真进行窃听,我就愿意帮助你们把通过秘密侦查获取的拿不上法庭的侦查线索(非法证据)转换成被告人口供(合法证据)。如此便宜的买卖,他们也坚决不肯做。结果闹得双方都很不愉快。我家破天荒一日之内连续两次被翻了个底朝天,还连累老友马粮钢家也被“陪搜”(恕我比照昔日“陪斩”的做法创造这个新词),甚至无端陪我蹲了一个月监狱。政保处一位副处长也破天荒气得猛拍桌子,甚至惊动分管副局长,麻烦他老人家深更半夜跑到审讯地点芜湖路派出所来亲临督战。
不着边际地谈了一个多小时,也不知道两位贵客饿不饿,反正我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直叫。没办法,我只好提醒他们饭菜早已凉了。他们老调重谈,又要请我出去吃饭。我说没这个必要。他们就让我先吃。我说:“我不习惯当着你们的面独自吃饭,这样不礼貌。”就差没有说:这样做会使我联想到每次被捕时,他们对我打车轮战,没日没夜轮番审讯时的情景。“今天该说的都说了,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吧。”这无异于下达逐客令。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张大队长不再藏而不露了:“我把话挑明了吧,你是不是在等侯文豹?”我也不必客气:“你们怎么知道他要来?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来,谢谢你们通知我。如果真象你们所说的,下午我还要在家里等他。”他作色道:“你不要跟他见面。”真是中国特色的怪事一桩。“我们又不是管制对象。朋友远道而来,为什么不能见面?”答曰:“你们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言下之意你们都是坏分子、党国公敌。这更是中国特色的怪事一桩:既然志趣相投,“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我就更有理由热情接待,岂能拒朋友百里之外?
张大队长叫我打电话给侯文豹,勒令他不要来合肥。我明确回答:“首先,我没有义务给他打电话;其次,我也没有权利阻止他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如果你们想阻止他来合肥看望我,自己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如果他不听劝阻,你们还可以通知当地警方阻止他出门,或者在我家门口设卡拦截,直至干脆把他抓起来。即便你们的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也管不了你们的闲事。”看来,善解人意的张大队长并不打算强人所难。他提出一个很够朋友的替代方案:“你跟我们出去吃饭?”然后呢?“跟我们到茶楼去,等侯文豹走了再回来。”如此高难度的会客方式,只有长期浸淫于礼乐文明的孔老夫子才能够做得恰到好处,我可不会玩这种小动作。再说了,虽然我不知道警察的友好邀请到底算不算非法拘禁,但我肯定没有这么高的阶级觉悟,愿意免费为党国和警察提供三陪服务。我只好一字一顿、无可奈何地说:“今天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等据说要来的侯文豹。如果你们要强行带我走,只要有法律手续,去哪里都行。不要说酒店、茶楼,就是看守所也没问题。”
话说到这个地步,也就无话可说了。我正式下达逐客令:“我要吃饭了,请你们走吧。”张大队长索性斜靠在我家的破沙发上,摆出一副准备打持久战的架势:“你吃你的,吃完了我们接着谈。”我固然不是国主,侯文豹亦非国宾,倘若私自动用警力在严密警戒下会面,难免有逾制、僭越之嫌,犯下“大不敬”的罪名。我不得不站起来,发出严正声明:“你们要是再不走,我可要打110报警了。”秘密警察当然不会在乎治安警察。因为电话装在卧室,我不得不打开房门,拿起听筒。这是我第一次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被迫当着警察的面打开这扇门。他们还是无动于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回忆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后,自己在交战双方艰难地穿梭斡旋时,对前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谈判桌上的毅力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写。他说:有的人在谈判时会站到悬崖边上,声称谈不拢就会跳下去;有的人甚至抬起一条腿,摆出真要跳的架势;阿萨德则与众不同,他真跳下去了。因为他知道,悬崖上有一棵能够抓住的小树。面对他们的无动于衷,我实在没辙,只好拨打110。电话拨通后、对方接听前,张大队长恰好站起来:“老沈,你把电话挂掉吧,我们走了。”
两位不速之客走后,我看了一下话机上的时间,已是下午1时20分。草草吃过饭、洗好碗,出去倒垃圾时,嘿,他们那辆带有警方专用牌照的白色面包车正在给我站岗放哨呢!以前每次来我家,或者接我出去吃饭,这辆车都是停在检察院宿舍大门外,尽量避免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今天则破例在我家门口抛锚了。我赶紧挂通侯文豹的手机,问他现在人在哪里,他说:俺还在宿州境内,估计傍晚才能到。我告诉他,合肥国保支队两位警察正在我家门口等他,到时候他可能进不了门,或者有其他麻烦。他问我:“那(我)来还是不来。”我一字一句明确地告诉他:“你(今天)不仅要来,而且还必须来。我向你通报一下情况,目的是让你有个精神准备。如果他们真的不让你进门,或者有其他麻烦,那是另一回事,到时候我们自然会有话说。”这些话,也是说给第三只耳朵听的。
还是年轻人管道多、反应快、效率高、办事果断。他在车上就给四川《天网》负责人黄琦和北平的胡佳发了短信,把情况通报给他们,请他们予以关注。3时许,黄琦给我打来电话,先是自报家门,然后问:“侯文豹到了没有。”我说:“他晚上才能到。”他告诉我:侯文豹已经跟他联系过,让我把具体情况通报一下。4时许,我出门办事时,发现停在门口的那辆车不知何时溜走了。估计警方根据监听结果和事态发展调整了策略和布署。当晚,自由亚洲广播电台记者高山根据黄琦的通报打来越洋电话,向我询问情况。听说侯文豹已安全抵达,高山特地也跟他直接通了话。侯文豹告诉我,已经跟胡佳等人约好,如果晚上他不跟他们联系,或者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他们的电话却不说话,就说明我们出事了。
据侯文豹分析,警方对我们的正常交往作出如此过度的反应,可能是怕我们结伴去北平参加包遵信先生的追悼会。宿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已经警告过他:“不许去北京(平)。”原来如此!俗话说人死债了。如今共产党连死人也不肯放过,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高调写入宪法的“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直到此时,我才知道包先生出师未捷身先死,把艰难困苦留给了我们。
在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包先生通过主编《走向未来》丛书和《读书》月刊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向长期禁闭的国人系统介绍西方学术文化思潮和中国知识界思想动态,对我们这一代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腥风血雨、动荡不安的1989年春夏之交,他更是以身作则、挺身而出,充当了知识界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的急先锋和领军人物,并因此获罪。他是被中共当局迫害而死的又一位著名知识份子和民主斗士。入狱时,他已年过半百。出狱后,他又失去了工作、收入来源和医疗保险,得到的只有至死不渝的追求和当局强加的没完没了的监控、骚扰和屈辱,直到在贫病交加之中死去。在势利者眼中,他或许是个失败者。在我眼中,他无疑是个成功者。他用自己的道德文章和炼狱之火锻造了一个垂范后进的大智、大勇、大德的书生和战士形象。乡贤的追悼会是无法参加了,悼文又不敢写。我跟包先生只有一面之谊,那是前年春天,通过住在他家附近的张晓平君得知他因脑主干出血差点殒命后,在张君陪同下去看望他。由于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没敢深入交谈、请教,只说了些轻松的闲话就告辞了。如果硬要写悼文,说些人云亦云、地球人都知道的道德、文章、事功,恐怕辱没了先生的风采。
包先生毕生追求自由,恰恰因为自由是中国最稀缺的宝贵资源。权且把这篇迫害实录和骂娘的文稿,当作对他的纪念吧。
先生尚飨!
(2007年11月14凌晨)
转自《民主论坛》
【大纪元11月1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采访报导)山东省威海市毕家疃村村民毕吉荃最近写信给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反映他们村的1万多亩地全被村官卖光,导致多数村民生活无着落,甚至沦为乞丐。毕吉荃在信中说,他们的村庄靠着环境优势,多年来,村里的果农、渔民和农民们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可是近几年,毕家疃村兴起卖地风,前任书记毕连政,现任书记毕礼春把村里所有土地1万两千余亩全卖了。但是地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以及钱到哪里去了?村民们都不知情。
因为卖地和卖村营的工副业,村里少数人的家产已经有几亿元,而绝大多数村民则沦为乞丐。村官们还以各种名义外出旅游。而毕吉荃本人,7年前,居住多年的房子被无端推倒,妻子因贫病去世,毕吉荃多次上访,却求助无门。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介绍情况说---
黄琦:“村民毕吉荃先生通过我们天网在威海的一个义工廖军(读音)发来这些材料。他非常希望能够把他们当地的情况披露出来。为什么当地的情况那么黑呢?实际上中国大陆农村基层,由于信息封锁加上上下官僚互相勾结,共同压榨农民,所以就造成当地一个书记能够把如此多的土地卖得干干净净。
卖掉这些土地以后,农民的生活是越来越贫困了。书记居然能够带领各级官员,包括跟他们有关系的其他人周游列国。就像他所说的‘他们的家产已经数亿,而我们村民成了乞丐’。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的农村总的说来还是比较普遍的。”
黄琦表示,在威海市发生这样农民土地被出卖、权益受到侵犯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的基层选举没有真正落实,很多官员是由上级任命的,不受村民的监督。加上信息闭塞,老百姓的冤屈投诉无门,而在农村基层又没有多少民间维权人士能够站出来帮助他们。此外,还有各级官员的打压,黄琦说---
黄琦:“比如另一个村的农民维权代表叫做廖军先生,他就是帮助毕吉荃先生把资料发来的农民代表。廖军先生和我们天网联系以后,也遭到当局的严厉打压。当局多次上门告诉他说:‘不能跟黄琦联系,不能跟天网联系,不然就要进行严厉处分。’在中国农村这种信息闭塞造成的贪污腐化越演越烈,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所以,我觉得包括海外媒体,更多地关注大陆的民间维权,关注中国最底层农民和弱势群体,即而能够促进中国社会逐步走向法制化和民主化。”
对山东省威海市毕家疃村村民权益受到侵害的事实,美国印地安那富兰克林大学法学教授凌渝郎,用“天高皇帝远”来形容目前中国中央政府的政策执行的状况---
凌渝郎:“这就是一个非常微弱的国家,为什么?政府的权力不能下达到地方上,就是“天高皇帝远”,地方上的官员可以无法无天。如果这些事情是真的话,就表明中共的权力也不能下达到地方上,因此,这些书记才敢无法无天地做这种事情。所以,这对中共整个的政权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如果它对这个事情不能很快、很合理地解决的话,对整个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就有了一个很大的质疑。”
凌渝郎教授说,村民毕吉荃描述的情况是村官利用公权力来获取自己的私利,可以说是政治贪污---
凌渝郎:“跟一般的受贿不同一点,政治贪污是一个政权最大的伤害,就好像是白蚁把一个房子慢慢蛀掉。所以这种情况我相信不是发生在中国的一个地方,可能发生在很多地方。很明显,中央跟地方权利的分配跟处置有了问题。”
凌渝郎教授说,农民失去土地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就是公权力不彰,老百姓对政府就失去信心,政府的政策无法施行。凌渝郎教授说,这种状况在目前的中国要改变也很难---
凌渝郎:“因为中共是以党治国,书记很明显是共产党的书记。书记一定是用他的权力跟地方上的其他势力结合才敢如此。中共现在的问题,经济发展都是很好的,但是贪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我们谈到官商勾结,黑道跟官方勾结,现在地方上这么无法无天地做,这对中共政权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凌渝郎教授认为,利用媒体向全社会披露这类侵权事件,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出路。
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星期三说,他们近日收到中共湖北省荆州市掇刀区委办公室于今年7月24日转发的题为:〈掇刀区基督教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机密文件。该文件特别提到此次行动是“根据中央、省、市有关文件和全省基督教专项治理工作会议精神等。
而行动的目的是“以依法治理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为突破口,制止基督教活动混乱,发展不正常现象,打击打着基督教旗号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进行的渗透活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件要求对这次行动要“内紧外松,严格保密”。
对此,大陆的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星期三对本台表示---
张明选:“从几个月情况来看,国家对我们实行监控,十七大开始,公安机关在山东,江苏,浙江很多地方把我们全部监控起来,不准出门,对我们威胁,昨天山东联合会副会长被山东宗教局,公安局叫到潍坊市,还问了我的情况,结果他把我的鉴定给他们了,我就是传福音的,意思好像我们搞政治活动,所以国家对家庭教会联合会进行全面监控”。
据本台了解,就在本月5号,浙江温岭市有三个家庭教会成员因印刷有关圣经的辅助材料而被公安追查,其中一人在8号被抓,至今未被释放,印刷厂还被迫关闭。温岭市一位知情的家庭教会成员星期三对本台表示---
知情者:“是辅助圣经的书,应该是厂里人举报的,第一次就是被发现,第二次就是他把资料送往那边的时候被抓的,证据全在那边。是以非法出书的罪名拘押他的。”
这位知情者对于近日当局对家庭教会的打压情况表示---
知情者:“对!好像最近我们这边都很严重的,对家庭教会很严厉,我听说有好几个地方都被冲了,上个月国庆那段时间是蛮多的,这种情况我们大陆这边是蛮多的,我们浙江这边还好一点,像西部那边就更加严重。’
而据了解,在今年4月份,甘肃兰州的家庭教会成员刘会文到当地东乡县派传单宣传基督教被当局逮捕,并在上个月25号开庭被判刑一年半。星期三,刘会文聘请的姓李的律师对本台表示,当局说他是“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
记者:“他做些什么了?”
李律师:“他是一家一家的发传单。他是代一个回民到那个地方去传基督教,而这个地方信仰的都是伊斯兰教,他的传单的意思是,默罕默德死了,他不能复活,只有耶稣能复活,劝他们不要信伊斯兰教,这样的话他们就认为他污辱了他们的宗教。”
而据了解,北京公安也在十七大前后发出了不准租房给几类人的规定,其中就有不准租房用于举办家庭教会传道等。当时的有关规定同样引起广泛关注并被认为是重点打击家庭教会成员和访民。
【大纪元11月1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报导)成都七位遭暴力强制拆迁的居民近日联署一封公开信给全国人大,批评刚实施的物权法欠缺有效的司法监督,以致法律沦为一纸空文。物权法在今年三月顺利通过,并于10月1日正式实施,有居民联署,寄信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求废除该法例。据六四天网星期二的消息,七位四川成都市民星期一利用快递的方式,联署一封致全国人大公开信。
当中提到,他们的私有房屋分别于去年年底和今年9月先后被该市锦江区统建办和成都源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暴力非法捣毁,他们组织上百名黑社会打手于半夜袭击骚扰,有的被狠毒的砍掉手掌并将腿剁成几段,还用挖土机将他们的房屋夷为平地,向当地公安部门报案,却一直没有给个说法。
联署者之一,成都居民张汉生向本台表示---
张汉生:“我们刚开始看到物权法还是比较高兴的,因为我们的房子在去年12月被当地政府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之下,给我们推掉了,推掉了之后直到现在物权法出来之后,还是没什么说法,我们多次找他们,同样是不理不睬,我们找各机关,各地方政府,他们都没有一个说法,而当初公安机关是立了案的。”
另一名联署者,一位因拒绝搬迁而被砍伤致残的居民刘崇佑告诉记者---
刘崇佑:“我门房子是9月8号的深夜给我们推了,我们之后报了案,他们都没有给我们答覆,总是说他们在调查。但事隔两个多月了,我们并没有因为物权法而房子得到保护,我现在流离失所,他们没有给过我一分钱。”
另一名联署者严文汉则向本台表示,物权法欠缺有效的监督,以致法律形同一纸空文,建议当局废除这条摆设门面的法律---
严文汉:“这法律就像一个聋子的耳朵,是用来做摆设的,我们觉得既然是掩耳盗铃,欺名盗世,拿来干嘛,老百姓没有一点实惠。”
不过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法制研究计划研究员王友金认为,居民应该要求司法独立,而不是要求废除法律---
王友金:“中国的司法机关司法不独立,行政干预多,人治太多了,所以在执行法律时也是减三去四,使得法律的真正意义没有充份表现出来,所以不应该怪物权法的不是,而是应该要求改革司法制度,提出司法独立,加强官员依法治国,这样的途径才对。”
【大纪元11月15日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2007年11月15日香港报导)山东省烟台地区上千名农民上书中南海最高领导人,要求中央政府协助解决地方土地征用补偿不公问题。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上千名农民,最近联名给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写信,投诉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强行以低价“租用”农民土地。有上千人签名的这封信说,2003年以来,福山区人民政府以土地开发的名义,将农民的优质土地倒卖给土地开发商,致使当地几万农民失去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农民为此上访告状后,遭到地方政府的镇压和迫害。
当地农民徐永春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她对中文部记者说:“我们村的600亩耕地、300多户村民的口粮田全被政府强占了。每人每年给240元,有的240元还没有领到。一小部份人领到了,有一部份人没有给。”
徐永春说,除了每人240元外,其它就什么都没有了。她说:“什么也没有,也不重新补充耕地,也不给安排工作,什么都没有,我们都没有办法生存了。我们到各级政府去反映,遭到办事处的打击报复。”
另外一位签名人于萍谈到家里土地被征用后的生活时说:“我上有90多岁的老婆婆,我和我的老公都是60多岁了。不给我们一分钱,把我的土地给抢去了,抢去后找到当地黑社会,一次最多来60个,来强行我,第二三次,有二三十个人来强行我,他们(地方政府)都不管。我就是没有办法生存了,也没有土地种。”
对征地赔偿不公很有意见
福山区门楼镇党委一位不愿公布姓名负责人,承认群众对征地赔偿不公很有意见。他说:“在我们门楼政府辖区现在有意见的群众确实有,这些老百姓来了后,我们也讲了很多的政策,他们也提了非常多的问题。我曾经归过类,大约有几十个问题吧,反反覆覆我们针对一些问题做过讲解,做过答覆。在我们门楼辖区内,为土地反映问题的群众,涉及的群众很多,出来反映问题的群众比较少。他们反映的问题,我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得太多,准确地说,应该是30多个。”
湖北的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说,征地等于重新划分“大饼”的利益再分配,政府势在必得。他说:“中国在农村在征地大潮中确实出现很多问题,很多矛盾。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事情屡屡发生,农民的意见比较大,他们的上访维权活动也比较多。这些问题首先是一个利益博弈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价格和房产价格迅速走高,出让土地就成为一个巨大的蛋糕。现在看来,政府对这块蛋糕是势在必得,这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土地财政’。”
刘飞跃说,中国土地是集体所有,本应属于农民,出让土地的最大收益本应该属于农民,而目前的情况是,农民在这场博弈中自身利益受到极大侵害。
【大纪元11月15日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丰2007年11月14日华盛顿报导)中国政府表示,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众多的中国民众哀叹他们的基本生活岌岌可危。有关专家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存在明显的缺陷。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推行经济改革将近30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贫富悬殊的问题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抱怨,中共近年来强调要“执政为民”、“以民为本”、“和谐社会”、“扶助弱势群体”和“全民共享改革成果”。
近来,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体不断报导中国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反贫困事业如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物价的上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担心自己的基本生计,担心在医疗、住房、子女教育不断快速增长的费用负担之下,生活会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加入中国的贫困大军。
*茅于轼:好政策,仍有问题*
多年研究中国的反贫困问题、并亲身参与扶贫工作的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认为,中国政府近来推出的一系列保障城乡居民最低生活的政策应当说是好政策,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农村人口先前根本没有任何保障,而中国的贫困人口又大多集中在农村地区,现在开始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因此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茅于轼认为,中国的扶贫事业还有若干重大问题有待解决,首先是扶贫政策的具体实施有赖于各个省的财力,而那些西部地区比较贫困的省的财力不足,结果是最需要帮助的贫民得不到帮助。再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扶贫款的使用完全被政府控制,公众难以监督,从而让贪污腐败官员可以利用扶贫来中饱私囊、贪污浪费。茅于轼说:“中国的扶贫款用得往往没有效率,拿去盖豪华的办公楼、买高级轿车、出国去考察。这都是政府用扶贫款的毛病。”
批评者指出,中共政府为了宣传自己的扶贫成就,缩减贫困人口数字,不惜捏造假数字,甚至玩弄数字游戏,把中国的贫困线标准定得大大低于国际标准。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贫困人口是指人均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的人。但是,中国自定的贫困人口标准是每天不足2元人民币,不到国际公认标准的七分之二。中国在2006年公布的贫困标准是人均年收入683元,2007年公布的是693元,增长了10元。
*贫困线降低*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他个人认为绝对的贫困线标准数字不能说明多少问题,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贫困人口的收入是否增长,对贫困人口的辅助是否降低,从这个标准来看,中国的扶贫显然是有很大的问题。他说:“今年农村的贫困线比去年只是提高了10块钱,这实际上就等于是把贫困线降低了。通货膨胀还不止10块钱呢。如果使用调整标准的方法来增加来增加脱贫人口,这是不行的。”
中国工人权利活动家严元章说,他虽然不赞同中国政府的很多政策,但是如今政府表示要保障城乡居民最低生活,这种政策他双手赞成。但问题是,他跟许多中国民众一样,担忧政府是否能说到做到,是否是说一套、做一套,甚至说的跟做的是相反的。他说:“我太拥护这个政权了,希望它把说的话能够做到,而不是说需要很长的一个时期才能办到。我不希望它说,房价要降低,但今天公布的数字说,北京等城市的房价又上涨将近20%。”
【大纪元11月1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矿山救援指挥中心一位负责人表示,地方政府在加强采矿安全方面应当承担更大责任。劳工权益活跃人士则表示,中央政府也应承担更大责任,并发挥媒体对生产安全的监督。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矿山救援指挥中心副主任孟斌成表示,中国在过去两年中关闭了许多小矿,今年矿区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将有所下降,但是死亡率的大幅下降还需要一段长时间。他说,特别在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地方,地方政府要担负更大责任。
《中国劳工通讯》驻欧洲代表蔡崇国表示,所谓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有所下降的说法看来与事实不符,地方上隐瞒安全事故死亡人数的情况比过去严重---
蔡崇国:“地方政府隐瞒煤矿事故的比例是大幅上升的。按照最近《经济参考》的一篇报导,山西的一个县从2006年7月到2007年3月,共隐瞒了20多次煤矿事故,只上报了5次。在一个县隐瞒的状况是这么严重,我们可以想像全国隐瞒煤矿安全事故的现象是多么严重。所以说实际死亡人数比官方的人数多一倍、两倍,这都不是夸张的。
山西、陕西煤矿多的地方老百姓都知道中国惩治措施的严厉,地方安全部门越来越腐败,和煤矿矿主的勾结越来越严重,地方隐瞒煤矿事故的现象越来越多,而且隐瞒煤矿事故是越来越容易。”
蔡崇国表示,地方政府的确在安全生产方面负有责任---
蔡崇国:“对煤矿安全生产的责任问题,地方政府当然是要负责任的。地方政府官员和地方矿主相勾结,很多地方安全生产监督局的地方官员相当腐败,甚至还有股份。”
但是,这位劳工权益活跃人士说,有些事情的权限在中央政府,让工会发挥更大作用就必须由中央发话---
蔡崇国:“很多重要问题,省、县、地方政府是解决不了的,哪些问题呢?煤矿安全生产监督必须要动员工人。这在80年代以前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就是工人参加管理,工人参加安全生产监督过程。这是共产党在80年代前的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90年代以后就中断了。那么,怎么样要动员工会参与工人安全生产的监督?就是要由中央决定的。所以,禁止工人组建工会,禁止工人参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这是中央的责任,这是中央的决定。地方任何一个领导人也不敢做这样的决定。”
蔡崇国表示,中央政府考察官员政绩的标准应当有助于遏制地方上不加节制、置生产安全于不顾的开采、开发行为---
蔡崇国:“中央政府到现在为止还是把经济增长、引进外资作为考察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而这个指标系统、这个体制是使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生产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怎么样使地方政府的行为改变?中央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要把工人、农民生活的改善,环境的保护这些都加入进去,必须要去掉仅仅以数量上的增长作为考查干部政绩的这个体系。”
蔡崇国还说,中央应当给那些开矿是唯一财政依赖的地方政府以必要的财政支持,以防它们铤而走险---
蔡崇国:“很多地方政府很穷,他们财政依赖就靠煤矿开采,如果要他们减少和停止煤矿的生产,中央必须要有财政保证和财政支持。”
在美国的劳工观察负责人李强表示,生产安全事关多方面的因素,媒体的监督至关重要,但是安全生产领域严重的腐败使当局不敢让媒体参与监督---
李强:“如果仅仅靠地方政府,我觉得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如果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地方政府头上,显然是不完全合理的。解决煤矿安全问题是多方面的一个因素,地方政府只是问题的一个点。
实际上要解决煤矿安全问题,就不仅仅是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独立媒体都是防止煤矿恶性事故的一些主要的因素,因为煤矿有很多的腐败,它实际上很担心媒体报导,因为这样的话就会对它的政府形象有影响。”
路透社援引中国官员的话说,地方政府对中央的政策阳奉阴违的原因之一,在于开矿有暴利可图。蔡崇国表示,这个分析有道理,矿材价格的大幅上涨带来的暴利,使一些地方官员趋之若鹜。
【大纪元11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周二(1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表示,在前一天新闻出版署官员宣称的奥运外国记者数据库并不存在。与此同时,北京奥运新闻中心主任李湛军承认,奥运新闻中心正搜集有关记者的“简单资料”,但称,主要是了解记者的主要关注点是体育、经济,还是政治,不存在记者受监控或者记者黑名单的事情。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笑和政论家伍凡14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这是中共各派系争夺奥运新闻控制权的表现。新闻出版署归中宣部,北京奥委会归属北京市政府,外交部也来插一手,这三个部门说法不同,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而且在媒体上高调的、公开的表示分歧,这是很少见的,可见内斗激烈。
他们同时表示,这也是十七大后,中共高层内斗延续且愈加公开化的表象之一。中共高层内斗因素加入到经济金融、新闻监控等各个领域。胡江斗是不可避免的,会持续下去,因为江怕被清算血债,所以拚命的死抓权力,并通过股市波动等手段造成社会动荡,逼胡温下台,因此双方的冲突是不可解的,权力斗争只会愈演愈烈。
高层权斗在经济金融领域全方位拉开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13日)公布,今年10月份的通胀率达到6.5%,创下十一年新高,而猪肉价格更加上涨54.9%。温家宝在消息发布前一天去看望了北京困难民众,并与居民们座谈。
伍凡表示,温家宝的这个基层探访,一方面是向老百姓和外界公开表示胡温关注民生问题,但更主要的还是藉助民意这张王牌与江派势力抗衡。在危机四伏、随时面临对手的发难和轰击之时,温家宝最大的基础就是民心。
温家宝上周在出访俄罗斯期间,对香港记者说:“我还是那颗赤诚的心,我还要继续做下去!”
李天笑分析说,在种种不利于他的传言中,温家宝对香港记者的一番恳谈显示出他的隐衷。他通过这个回答坚决的给了江和曾一个回应,就是说我还要做下去,他们没有机会来拿到那个总理的位置。另外,他做总理那么长的时间,深感很多问题都是体制性问题,即使能够用卡位的方式不让江曾得逞,但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所以他只能用一些隐晦的方式。比如他最近写了《仰望星空》等诗表明心迹,也是一种无奈的表达方式。
另一方面,十七大刚闭幕不久,中国大陆多个省市出现柴油零售连日全线告急的状况。令人奇怪的是,正全力落实温家宝总理稳定物价指示的发改委,突然同意成品油加价,而且加价幅度竟高过石化巨头七月的要求。发改委称,由于国际市场油价持续大幅度上涨,决定自11月1日零时起将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价格每桶各提高500元,全国平均零售价上涨8%。
李天笑表示,近日遍及中国大陆的汽油柴油天然气等石油制品的大涨价,由此可能引发的新一轮物价飞扬,从而动摇胡温政局,这幕后的操控手就是江家帮。如果考虑到前一段双方在上海招沽权证案上的过招、以及房价居高不下、股市暴涨暴跌背后的人为因素,这显示双方权斗已经在经济金融领域全方位拉开。股市、物价、房价等将是江曾对抗胡温进行反扑的焦点。
伍凡认为,十七大后,中国股市大跌、油价物价暴涨,这是非常矛盾的、非常奇特的现象。他说,股市上上跌跌今年好几次了,但是最明显的是十七大之后的三次。10月27日深沪股市指数双双跌破了一百点,10月25日上证指数下跌两百八十多点、下挫百分之五,11月2日,深沪股市指数双双大跌,跌了3%。中国的股市是一个政策股市,是一个政府所操纵的股市,所以它这个大跌有人在操纵,是江派人马通过操纵金融市场挑战胡温的权威。
他说,“如果再继续上涨一定会引起更严重的问题,混杂的油价、物价、租价一起上涨,那就是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
人事卡位战 胡江争夺上海
周二(13日),盛传将取代韩正接任上海市长的陕西省长袁纯清在香港高调否认调职传闻:“这是传言,没有根据的。”他并说自己热爱陕西,希望继续勤奋工作及踏实做事。
继俞正声接任上海市委书记一职后,有传言称上海市长韩正亦将“挪窝”调离上海,新市长将由“团派”干将、陕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担任。而上海市的中层领导也将在新书记市长坐定后,进行新一轮调整。消息还称,袁纯清调任上海市长是中央对上海的一种权力平衡。俞正声近日宣布,韩正将不调离上海。
李天笑表示,胡江仍有一番恶斗。此次调动变化和周正毅案公开隐去重大罪证说明江在上海的残余势力盘根错节,而且江势力仍在上层插手上海事务。外调上海市长本是胡对上海的进一步权力控制。对这个变化,据俞称,是由于韩正对上海情况十分熟悉,是其“重要助手”。俞说,“我刚来上海不到一个月,如果立刻把韩市长调走,对上海的工作影响很大。”这实际是俞的无奈。可见江人马对胡抵抗激烈,表现为以“罢工”示威,对俞很不服气。除了组织系统外,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江家帮手中,可通过股市动荡导致胡温宏观调控失效,同时继续闷声发大财。但上海一系列涉及江的重大案子都在胡手中捏着,攻陷江家帮的主动权在胡。
伍凡认为,十七大后,各省市人事安排凸显胡江继续争斗控制权。每次中共人事变动,都会伴随着各种消息和传言满天飞,有时甚至是一日一变,其中折射了中南海的暗流汹涌。
他说,江的老巢在上海,他要死保住在那里的权力。胡温以政治上“反腐败”和经济上“宏观调控”为名,对江遗留下来的上海帮势力逐步削弱和打击。上海政坛一直持续的动荡,中央有关部门对上海房地产业腐败的调查,仍在持续进行中,已经有多位地产大亨和大公司老总相继接受中央调查组的盘查。这都说明,胡江一直在争夺对上海的控制权。
【大纪元11月1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报导)中国政府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关于建立在华采访奥运的境外记者数据库的说法被外交部否认后,柳斌杰近日又表示,政府将在政府网络上公开到内地采访的境外记者的注册信息资料。这前后不同的说法引起海内外反响。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日前宣布有关建立了一个奥运期间在华采访外国记者资料数据库引起外界强烈反弹后,外交部星期二否认政府正在建立数据库。
而到了星期三,柳斌杰在接受北京媒体采访时不再提到数据库一说,他称,中国政府将利用政府有关网络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记者采访活动,凡是到内地从事采访工作的境外记者,我们将提供他们的注册信息数据,以方便他们自由采访,也方便公众查实内地记者身份的真伪。柳斌杰此番讲话如何理解,对此,本台星期三打电话到新闻出版总署了解情况---
记者:“什么叫做‘中国政府将在政府网络上公开到内地采访的境外记者的注册信息资料’,怎么理解?”
官员:“这个我也不清楚,你去问信息处吧。”
记者多次拨通这名官员提供的新闻出版总署信息处的电话,不过一直没人接听。
原“冰点”周刊总编李大同认为,柳斌杰的讲话前后矛盾、令人费解---
李大同:“他的讲话莫名其妙,前面说建立外国记者数据库,然后又说让公众查阅内地记者什么什么的,这根本是两回事。”
湖北的独立意见人士杜导斌则认为这是官方在搞小动作---
杜导斌:“你刚才说的平台可以理解为一个小动作,这个小动作应该是一种对记者的变相限制。是对记者来源方面,对国内被采访者的限制,使你采访不到。目的还是避免他不希望看到的批评他的声音在奥运期间,被国际舆论注意到,在国际上公开,因为现在国民对国家不满的地方很多。”
而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副教授梁伟贤认为---
梁伟贤:“报导一些阴暗面其实有其积极面,因为可以促使国家改进。”
中国舆论监督网的负责人李新德认为---
李新德:“昨天北京奥委会谈到,为了不要让中国的公民受蒙蔽,好像是说我们的公民对记者不了解,因为有些外国记者是冒充的。我认为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中国公民自己有分辨能力,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对什么人说不该对什么人说,他们都有自己的言论自由。”
柳斌杰有关“在政府网络上公开到内地采访的境外记者的注册信息资料”的言论,属于一篇主题为“必须严厉打击假记者”的采访报导的一部分。对此,国际新闻记者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言人Jan Kot对本台表示---
Jan Kot:“当然目前来说的确有不少假记者,除了假记者本身利用假记者身份来牟利,但为什么社会上都会用钱来贿赂假记者,这反映了社会上有很多黑幕要揭发的,假记者现象我们觉得更反映了一些深层中国新闻组织结构方面的问题,应全面地开放记者的权利,让记者可以真正完全使用,把社会现象全面地展露出来。”
【大纪元11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真香港报导)中共外交部星期二表示,前一天中共官员宣称的奥运外国记者数据库并不存在。香港记者协会总干事麦燕庭指有关讯息混乱,要求中共出版署等相关部门尽快作出澄清。麦燕庭并批评中共禁止某类人参加或者采访奥运,是以言论入罪,令奥运蒙上阴影。中共官方媒体包括香港《中国日报》周一(12日)称,中共准备在明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建立资料库,储存近3万名在奥运期间赴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的资讯。中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称,建立这个资料库的目的是为了有助于取缔那些假记者和无证出版物。但有关消息被中共外交部公开否认。
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称,有关报导是不准确的,又说,没有这样的资料库,他也没听说有资料库安排和计划。
香港记者协会总干事麦燕庭表示,以《中国日报》的中共官方背景来说,有关报导决非空穴来风:“有名有姓的官员讲那么具体、准确的数字,不可能是误解吧。”
事件罕见促澄清
对于外交部第二天即否认新闻出版总署的讲法,麦燕庭承认事件很罕见,呼吁中共相关部门尽快作出澄清。
麦燕庭说:“这个情况很罕见的,不要说一天之内,哪怕一个月之内,两个政府部门之间发生这么混乱的讯息,这对整个中国(共)政府的能力,以及外国对中共政府究竟是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有混乱,我觉得不只是外交部他们出来澄清,更重要的是相关部门──出版总署要出来澄清。”
中共宣称有关政策是打击假记者,麦燕庭指出,所谓假记者的说法并不成立,她质疑中共借此限制新闻报导自由。
麦燕庭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有外国来的假记者,如果这个资料库是为了打击假记者,这是肯定不对的。如果真的有这个资料库,看来是要区分能够进场和不能进场的记者,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区分,是不是忧虑他们报道一些中共政府不喜欢的消息呢?”
禁某类人是以言入罪
另外,近期有报导指中共公安部4月份曾秘密下达通知禁止11类43种人,包括宗教人士以及反共立场的传媒人员等参加奥运,虽然中共公安部在接受传媒采访时指有关报导不准确,但麦燕庭分析,官方只是指消息不准确,也就是说的确存在这样的命令,只是范围上有出入,但她相信出入也不会太大。她对此感到忧虑,批评有关做法打压言论自由。
麦燕庭说:“这个范围太广了,你别说传媒人受影响,其他人包括宗教界都有受影响。而传媒更奇怪,比如有反共立场的就不能进入,邓小平不是说过共产党是骂不倒的,既然骂不倒,为什么要怕人家进去呢?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
她强调中共的做法是典型的以言入罪的方式,香港人不会接受这一点:“如果大陆机关是按照某些人的立场、言论去禁止他们到大陆去采访、去参加奥运,当然是以言入罪的状况,这个不是文明国家可以接受的标准,香港也不可以接受。”
干涉手段由粗暴变精致
从事香港传媒多年的麦燕庭表示,香港记者协会一直关注记者在大陆的采访权力。她指出,中共一向对记者采访处处设限,今年年初虽然实施了奥运前后一段事件,只要受访者愿意,传媒可以自由采访,但香港记者采访还是不断的受到限制,只不过现在手段由粗暴变为更加多样化,但本质没有改变,都是阻挠记者采访。
麦燕庭说:“比如说,他们可以将一些敏感人士电话切断,让你们没有办法联络到他们。又比如,记者去采访一些突发的事件如矿难等,有时也会受到当地官员的阻挠,甚至还听说有一些公安,甚至不明机构的人,也前来阻挠。”
她举例说,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太太袁伟静代丈夫领奖前开记者会,官方虽然同意召开,但就在门外阻止所有的记者进入记者会,最后还将袁伟静送回山东不准她出国。
麦燕庭强调,中共如果继续采取限制言论自由的手法,肯定让北京奥运蒙上阴影,她呼吁中共兑现当初申办奥运时改善人权的承诺。而香港记者协会也将在日内通过有关渠道要求中共就有关限制奥运采访的政策作出澄清。
【大纪元11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丁诚综合报导)进食是人类生存条件之一。但是在中国的监狱里,它却被演变成一种酷刑。有数据显示,死在这种灌食酷刑下的人不在少数。近日,来自山东省会的67岁亓老伯成为该酷刑的最新一名受害者。亓老伯本名亓挺松,是一名山东省新汶矿务局鄂庄煤矿退休教师。由于修炼法轮功,于2007年10月15日遭抓捕,在二十多天后,本来身体强壮,无任何疾病,乐观好动的亓老伯被警察送到医院,并于几天后不治身亡。据说亓老伯是在看守所里被警察灌食,导致他上消化道被插烂而严重内部出血。处于昏迷状态的亓老伯曾大便出很多瘀血,估计是严重内伤所致。
据明慧网11月14日报导,亓老伯10月15日在莱芜市高庄镇沟里村向村民讲法轮功真相时,被高庄派出所警察抓捕,并送往莱芜看守所关押。
据消息透露,鄂庄煤矿保卫科科长杨乐平与莱芜市莱城区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柳青企图对亓老伯进行劳教。亓老伯拒绝配合,绝食抗议。亓老伯家属数次去要人,柳青均推托不见,还指使人威胁恫吓。
在此期间,莱芜看守所所长陈法勇指使一帮警察,对亓老伯进行灌食。亓老伯腰部被严重踢伤,上消化道被插烂,造成严重出血。
柳青、陈法勇及杨乐平将亓老伯送往莱芜市医院。经莱芜市医院检查,亓老伯内脏衰竭,内伤严重。11月5日晚上送去,6日凌晨三时十分,莱芜市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单”。
据说,柳青及陈法勇拒付医药费而导致院方停针停药,他们看到亓老伯出现生命危险,逼迫亓老伯家属签字,证明亓老伯已经被释放,死活与他们无关。亓老伯家属请求鄂庄煤矿报销医药费,杨乐平说:你们又不是功臣,是功臣就给你们报销。
亓老伯家属被迫将他转到山东省新汶矿务局中心医院,输氧急救。但是亓老伯于11月11日不治身亡。
记者尝试联系莱芜市看守所,但是看守所人员一听是海外记者拨来的电话,立刻就把电话挂了。莱城区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柳青也采用了同一个手段拒绝接受采访。
【大纪元11月15日报导】(大纪元综合报导)被称为“三峡清库最后一爆”的淹没县城--重庆开县,于11月15日下午3时启动清库爆破。预计3.5秒内13栋楼共43000平方公尺建筑将夷为平地,1800历史的开县古城也将永沉江底。据重庆晨报报导,本次爆破共装药400公斤,爆破网路已于14日下午连接完毕,预计将于15日下午3时起爆,整个过程将持续3.5秒。开县移民局局长祁美文表示,下午爆破前15分钟,将分3次下达指令。
据悉,为确保“三峡清库最后一爆”现场安全,曾于14日秘密模拟试爆演习。15日爆破期间,危险区域内所有室外摊点已被拆除,区域内的经营门面全天停业。爆破点方圆150米范围内人员全部撤离。
再动员400万人迁出三峡库区
报导中说,爆破前,开县已搬迁近17万移民中的14万人,拆除250万平方公尺将要淹没房屋中的60万平方公尺。
开县副县长王端平表示,到2008年汛期以前,基本完成海拔175米线下移民搬迁任务。到现在剩几个月的时间。目前还有约3万城市居民需要搬迁,尚未拆除的建筑物总量则达到了190万平方米。
随着中国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持续推进,水库水位不断上升,迫使140万居民远离家园,徙居他处。
原为保护长江沿岸免受经常性洪涝灾害的痛苦,并藉丰沛水力发电,但如今这个全球最大的水坝却对它本来希望协助的当地居民构成威胁。
据自由时报报导,随着工程推进形成绵延约644公里长的静止水域,不断上涨的水位迫使农民向高处寻找可耕种的土地,而那些地方本已聚集大量贫困人口,迁居人口不仅难以就业,也享受不到公共服务。此外,未经处理就流入水库的污水和农用化学品也急遽增加。
中国政府最近宣布将再动员400万人迁出三峡库区的沿江地带和山区,人数多达初建大坝时的三倍。北京如何因应这项挑战,将严重影响当地环境生态和政治稳定。
【大纪元11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华明编译)在中国大陆流行的百度百科(Baidu Baike)类似世界著名的维基百科、主要是由用户建立并更新资料的中文百科全书。最新一期商业周刊报导,百度百科与中共政府共谋审查张贴内容,阻拦政治敏感词条、并容许剽窃侵犯版权,甚至逐字逐句的抄袭维基百科的非敏感词条。商业周刊11月13日报导,百度是中国最广为使用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在古狗进入中国之前就已建立。但百度还提供其它一些网络服务,包括网上中文百科全书。
报导称,百度19个月前开始提供百科全书服务,这在中国是有市场的,因为中共阻拦中国网民使用维基百科(Wikipedia)的中文版本。维基百科内容包括政治敏感词条,譬如天安门广场和民主。而百度的网上百科全书——百度百科(Baidu Baike)不去刊载这样的敏感问题。
可是这本类似维基百科、主要由用户建立的百度百科全书,出现许多同样在维基百科的非敏感词条,而且经常是被逐字逐句的重复抄袭。
报导指出,今天,百度百科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网上百科全书,并是世界上继英文版本维基百科之后的第二大百科全书。但一些评论家说,它建立在侵害版权和与中共政府共谋审查的基础上。
维基百科也认为,百度跨越了道德底线,虽然美国维基百科没有计划提出法律诉讼,以便制止百度剽窃内容,但维基百科的创建者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在电子邮件采访中表示:“我们呼吁他们做出道德评断,明白什么是正确的做法。”
报导指出,百度提供的百科全书与维基百科在几个重要方面有明显不同:虽然两者都是由用户贡献内容,但百度要求用户如果想要编辑任何词条,必须事先登记。另外,百度审查及监督所有进入百科全书的内容,使网站可以消除所有被认为有争议的题目。
【大纪元11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怡香港报导)前香港政务司长陈方安生昨日在一午宴上首次正面回应早前亲共阵营文革式抨击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的事件,陈太批评本港媒体报导一面倒,记者和报章自我审查日益加剧,以免令中共当局不悦。陈方安生昨日出席外国记者俱乐部午餐会,向在场人士介绍参选政纲,包括陈太一直都非常关注的贫富悬殊的问题,还有教育、管治等其它大众所关注的问题。
陈方安生在回答在场人士提问时表示对港府感到惊讶与失望,她说:“令我感到惊讶与失望的是,政府不愿意站起来保卫一个开放与自由的选举。如果政府不打算保卫一个开放与自由的选举的话,我们应该指望谁呢?”
新闻自由是港成功基石
在发言中,陈方安生首次回应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关注中国人权的言论后,遭到亲共阵营文革式抨击的事件,她表示不认同这种集中式的攻击,陈方安生强调有不同意见时应该用理性的方式发表言论,她并批评本港对事件的报导一面倒,令她感到担心:“实际上,我总体来说对新闻自由的状况感到担心,你看到自我审查的迹象日益增加,这对保护新闻自由是不健康的。我们要求媒体对待争议要客观处理,而不是完全一面倒。我认为新闻业工作者,包括经营者、记者,都需要非常非常注意,而他们应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新闻自由是香港成功的一个重要基石。如果我们不去保护新闻自由便危险了。”
陈方安生又提到之前关于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指示政策司局长会见叶刘淑怡的电邮泄漏的问题,她认为,港府的解释仍无法令市民信服,“当然,几天之后他们否认有这件发生,行政长官还出来解释,他个人已指示所有司局长要平等对待所有参选人。我不认为这能除去公众心中的怀疑,如果真的是这样,政务司司长为何不在事件传出的第一天直接否认,而要给出一个不否认也不承认的模棱两可答案呢?我认为这一定会给公众造成一个印象,政府是不是在偏袒一个候选人呢?”陈方安生强调政府在选举的问题上保持政治中立,让所有参选人都应该能够公平竞争。
对于之前陈方安生表示,自己和另一位参选人叶刘淑仪不同的地方是自己是凭良心做事,她解释并非自命清高,“我从没有自命品格比任何人高,当然也不是比叶太品格高。我对叶太并没有任何敌意,我只不过是在讲话中指出,你们应该留意她那套民主改革建议的细节。我能够与叶太或其他人愉快合作,实际上,当我们还在政府工作时,就合作得颇为愉快。但我认为,假如我当选的话,在推动政制发展问题上,就不只是与叶太合作的问题了,而是在立法会中,设法让4个政党建立共识如何跟特区及中央政府合作的问题了。”
反对政改方案设筛选机制
陈方安生续说,她认为,市民由各参选的人表现,自行决定该支持谁,“我只不过指出,譬如她(叶太)的政改方案和我的政改方案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最不同之处是我绝对反对有任何筛选的机制,而叶太那个的确是一个筛选的机制,设下这个新的关卡比目前《基本法》规定的提名人数及如何提名方法更加苛刻。”
对于将在11月25日由8大电子传媒机构举办的论坛,陈方安生表示,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全力以赴。
【大纪元11月15日讯】昨天(11月13日),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出席立法会并发表施政报告举行答问大会。总括来说,何厚铧的施政报告差不多年年如此,几乎毫无新意,本来不值得一写,但是何厚铧一提到会启动《基本法》“23条”立法,并表示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完成。对此,就不能不写了,因为不能等闲视之。澳门《基本法》中的“23条”与香港《基本法》的“23条”是相同的,原本是这样写:
“澳门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显而易见这是一条恶法,但是很多澳门人不能象《安徒生童话》的《国王的新衣》故事中的小孩子站出来说国王没有穿衣服那样能够大声说出这是一条恶法(这点不得不佩服香港人),也反映了大部分的澳门人对政治极为冷感,这点身为澳门人的我,对此真的非常感叹。说穿了,中共为香港及澳门的《基本法》立下了“23条”,就是反民主及反台独,反民主及反台独这两点上,又可以归纳成为最重要的一点──中共非常害怕民主,并视之为洪水猛兽。
为什么中共害怕香港及澳门实行全面普选,设法拖延普选时间表及最终希望港澳不进行普选(何厚铧也提及了2009年澳门没有条件普选),并为香港及澳门设计出“鸟笼政治”的畸形的政治制度?是因为港澳全面实现行政长官及立法会都会由选举产生,国内的大陆人也会要求普选,危及共产党自己的独裁统治。
至于台湾,名义上是反台独,实际是也是害怕现在台湾的民主(虽然仍有很多改善空间),“中国制造”出来所谓“台湾问题”,本人在此不详述,如有机缘的话,会另行撰文详论对“台湾问题”的看法(本人毕竟在台湾读了四年的大学)。不过可以推荐一本小书供大家阅读。作者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第一个公开支持美国独立的英国人、亦是古典自由主义(即现今人们带有贬义含意的称之为右派及“新保守主义”)提倡者之一,就是汤玛斯.潘恩(ThomasPaine)的《常识》(CommonSense)。潘恩在《常识》中认为独立是“天赋人权”、人民有独立的权利及选择权,“天赋人权”及人民有选择的权利,正是民主最基本的观念。港、澳、台以及很多大陆人士,正是因为“大一统”、“大中国情结”的毒瘤,偏偏就忘记了这个民主最基本的观念,真是令人感叹。
“23条”不仅侵犯了人权、公民权利、言论及个人自由。例如观点与中共不同的著作以及揭发中共各种弊端的人士,很多时候被视为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无理被捕及监禁,在大陆国内例子真的数之不尽。而且,“23条”可以使警察在无须法庭的搜查令便可入屋搜查。
不得不提的是,《基本法》“23条”的最后两句话真的很可笑。在民主国家之间,政治组织(如政党)间互动交流、举行活动及进行活动是经常有的事件,便大有集思广益之效。但《基本法》明文列入并要求港澳立法禁止,真是荒唐之极!
虽然何厚铧强调会事先做充分谘询,但是综观澳门特区政府一贯都是行“假谘询”的作风,最终很可能无声无息地通过,顶多是略作毫无意义的修改罢了。因此,澳门人(也包括香港人),如果你们想成为真真正正的一个人,捍卫个人自由及尊严,就必须对“23条”、特区政府甚至是中共说不,并以实际行动的方式阻止“23条”的恶法立法及争取民主,因为这是你们的天赋权利。如果支持“23条”恶法立法及支持中共极权政府及其“皇恩浩荡”式的“赏赐”(不过主子中共不喜欢可随时收回),也不勉强你们,因为甘愿做“中共”这个皇帝的奴才及奴仆,亦是你们的权利,不过只怕你们将来会后悔莫及和遭后世子孙的谩駡!
转自《民主论坛》
【大纪元11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原晓力报导)11月13日,应北茨城Rotary俱乐部的邀请,在茨城县该俱乐部事务局例会上,大纪元记者、日本大纪元共同创办人之一张本真,向俱乐部成员介绍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的罪行,其发生的背景,全球对中共迫害人权的谴责,和全球及日本大纪元的成长过程,日本社会对大纪元报导真实的反响等。由于在此前的例会上,已经先放映了日文版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关于中共活摘器官节目的DVD,不少会员们一见面就向张本真表示,难以想像在中国发生的如此暴行。
张本真首先对主办者的邀请表示感谢。在介绍了关于中共活摘器官指控的要点后,告诉大家加拿大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该暴行的最新调查结果。
“中共的暴力和为暴力掩饰的谎言,伤害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当中共不绝的政治运动,走到现今还在进行的、江泽民发动的、动用所有的国家资源来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当迫害之初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转载中共的谎言的时候,诞生了大纪元。”张本真接着指出:“中共惯于隐蔽或歪曲事实,侵害了所有人了解真实的知情权。而当现今中共体制内外没有人再信荒谬的共产主义时,为维持其统治而煽动极端民族主义,台湾和日本就不幸天然地被选中为其假想敌。而只有了解真实,才能建立有真正意义的日中关系。”
张本真还介绍了拜访一位日本官员时,该官员对大纪元的评价:
没有大纪元的时候,中国的疫情、反抗中共暴政等对中共不利的消息都得不到;大纪元出现后,直接的效果就是,关于中国的真实讯息可以及时得到,像疫情、抗暴、有毒食品等。
间接的效果有:日本媒体也开始跟进,有的还悄悄引用大纪元报导。
结论是报导中国的真实讯息的大纪元打破了不少日本人对中国的“幻想”。
随后在放映有关照片的同时,张本真介绍了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和其带来的退出中共大潮。
约40分钟的演讲,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趣。
一位会员提问,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封锁讯息、操纵舆论上是否有改变,张本真回答:“当然有改变,变得更精密了,中共媒体甚至中共官员自己都承认,中国是一党专制,很多弊病,但是他们最后的结论必定是,因为中国地大人多,没有中共的独裁统治,中国就会乱。关于中共网络警察的详细现状,请参看本人在《正论》杂志上的文章。”与会者会意地笑了。
与会的工业材料业内山社长说,今天看到大纪元,从来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能够做大纪元事业的中国人,你们是中国的希望。
为了多听听中国大陆出身者的亲身体验,主办者缩短例会惯例程序的时间,尽量把时间留给演讲,最后超过预定时间,听众们还是意犹未尽。
作为介绍样品的《九评共产党》和张本真作为执笔人之一的新书《没有被报导的中国的真实》,也被参加者当场购走。
该俱乐部会员多为当地会社社长、医院医生、寺庙住持等人士。
【大纪元11月15日报导】(中央社台北十五日电)中国大陆贪污腐化层出不穷,江西省传出城市管理部门向商家收取“灯笼费”,引发商家不满,社会大众议论纷纷。北京“法制日报”报导,门前挂灯笼要收“灯笼费”的消息,连日来在江西宜丰县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柄。
报导引述当地一位从事酒业经销的刘老板表示,他每年都会给当地酒店配送数十只灯笼,按照宜丰县城管局现行的收费标准,一只灯笼挂在酒店门口一天就要收费人民币一元,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元,照此计算,仅在挂灯笼上,刘老板每年就要花费好几万元。
据报导,在解释城管的收费依据时,县城管局周姓股长拿出宜丰县政府办公室文件、县物价局的批函及城管部门自定的收费标准表示,凡在户外设置广告的经营者都需先向城市管理部门申请,然后缴纳户外广告资源有偿服务费。
县物价局李姓股长指出,今年宜丰县城管局是拟了一份关于此项收费的报告,但根据物价部门的相关法律法规,物价局没有核准城管局关于收取户外广告费的收费项目的报告,所以一直没有批复城管局的收费许可。
报导表示,城管队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建的一个政府职能机构,目前还没有统一规范的管理模式。城管队伍的性质是事业单位,但各地的做法不尽相同,有的是财政全额拨款,但大多数是财政差额拨款,若是差额拨款,毋庸置疑“养活自己”就成为一些收费名正言顺的理由。
报导指出,更重要的原因是“红头文件”大于法律规定的现实。宜丰县城市管理局对户外广告的收费是参照宜丰县政府办公室的文件所执行,并非乱收费。
报导表示,许多政府部门倚仗自身权力,对本应是其服务对象的民众或企业强行收取种种费用,不交费就办不成事。这些收费并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却有红头文件的支持。城管收费乱象不仅损害政府形象,更伤害百姓感情,任其泛滥,危害不言自明。
【大纪元11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林飞报导) 北京一家以共产革命为主题以招徕食客的餐厅因使用“解放区”当作厕所指示标志而遭到北京当局警告。根据路透社报导,这家名为“过去年代”的餐厅,里面的服务人员皆身着人民解放军制服,墙上不是革命人物照片就是军事战役图。其中通往厕所的通道,只见一个巨大的红色箭头,箭头上面标着“解放区”三个大字。
有的客人觉得用“解放区”一语双关,很贴切也很有意思;但有的人觉得太过戏谑了。北京当局则认为将“解放区”与厕所联想在一起有损国家形象,也轻蔑了革命精神,下令立即撤除。
现在这家餐厅已用一张报纸将该标志遮盖住。餐厅老板很无奈地表示,自己开的是餐厅,与政治、各种意识形态无关,这个想法也只不过是符合餐厅的主题,为吸引更多好奇的食客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