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维权通讯(2007/03/10-16)

郭飞雄委托的胡啸先生也得到了法院14日开庭宣判的通知。胡啸律师表示：“现在我们都在等一个宣判结果。结果出来以后，可能对于很多关心的人，即维权人士、律师、各种层次的人都会有一个很明朗的态度。”

上海访民童国菁控告前公安部部长周永康一案被驳回，引起外界普遍关注。童国菁将于日内寄出上诉状，向北京高级法院提出上诉。对于北京中级法院裁定书上将被告由前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变更为现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童国菁表示难以理解，他批评这是法院“技术性”处理为周永康脱罪，坚持要继续告周永康。

江苏省常州市维权代表姚宝华，去年因率领当地百姓抵制违规征用村民土地而被劳教，刑满出狱之后受到当地村民热烈欢迎。姚宝华表示已就劳教一事向当局提出行政诉讼，而自己和村民们日后还会继续上访。

据中国维权观察的消息，刘杰于上个月联名1万2千多名全国的访民上书中共17大，列举中国政法系统的黑暗，要求中共反思历史、平反怨假错案等。之后，刘杰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15天，后延期到一个月，11月12号本应释放，但又传来刘杰可能被劳教的消息。

据不完全了解，访民状告劳动教养委员会这样的专政机关，并且得以公开开庭，在北京市应是首例。据有人透露，张淑凤这个案子得到了北京市法律界人士的支持，今天出庭辩护的袁律师在法庭上也多次指出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劳教正常上访的访民是违反法律的。

中国军人退役后，一般都能得到安置。但是经济市场化后，退伍军人转业甚至就业出现问题。11月6日麦杰斯和助手金燕来到山东烟台，采访当地几位退役军人。他们很快察觉有便衣警察跟踪。两名便衣警察打断了他们的采访，要求麦杰斯出示护照和记者证。

六四事件被判处死缓的湖南政治犯李卫红经过数次减刑后于星期一早上出狱。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身体状况尚可，而外界变化很大，他一时难以适应，至于监狱里的情况一言难尽。

杨建利：“共产党是一个利益非常清晰、特权非常清晰的这么一个利益集团。他们在政治上是一党专政保护，在经济上进行全面掠夺。也就是说，他们的利益特权不具有合法性，具有黑社会运作方式，包括对待反对他的人，包括在抢夺经济利益的时候。”

王桂英说:“小店被砸坏后，她开始告状，当地公安却不立案，然后到各级部门反映情况，也没处理问题。03年开始进京上访，说会帮你解决问题，总是骗你回去，但回到地方，都没有人理。”

几百名浙江省宁波市的货运出租车司机不满政府开放货运出租车市场，由上周五开始连续四日在市政府门口静坐抗议，当局周五晚驱散示威者。期间，十一名司机被拘捕，至今未被释放。而几百名货运出租车司机周一重返市政府门口继续抗议。

最新消息，湖南凤凰县“8．13”堤溪大桥垮塌特别重大事故处理结果已初步确定。事故调查组认定，这是一起由于施工和监理不当引起的特别重大责任事故。但是，湖南省党政主管领导张春贤、省长周强却没有传出被追究责任的消息。

四川省一位消息人士告诉本台记者，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人民医院的3名职工邓勇兵、王强生及王显斌，近日在四川省麻辣论坛网站上发表一封致中纪委贺国强书记的公开信，希望对方能彻底调查他们营山县人民医院的经济问题。

在电话中，刘军宁把采访的地点定在了翠湖边上一个有着木船的餐馆，想像能伴着清爽小风、精致小菜随性畅谈，憧憬不已。打车到了约定地方，却只看到一艘破木船伶仃地架在土地上。刘军宁还没到，我向来路望去，一个高高的身影正边打电话边向我们走来。他手里拿着一个蓝花瓷碗，跟我们打过招呼，径直走到餐馆老板的桌边，把碗递给他们，又让他们在路边凉棚下支张桌子，熟稔得如同家人。刘军宁说我们先完成工作再吃饭吧，于是我们的谈话就在那张塑胶桌子周围展开，有清风徐徐吹来。

华盛顿邮报12日报导，庞皎明(Pang Jiaoming，音译)几星期之前结束了2年的记者生涯。中共中宣部和官方的全中国记者协会下令给庞皎明的雇主——中国经济时报不但要开除他，还要求“对记者强化马克思意识形态教育。”中宣部还另外发布给中国各新闻机构一份单独通知，通知中明令禁止庞皎明在其他机构担任记者。这等于断了庞的记者生涯。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日前向媒体宣布，中国政府已经设立一个数据库，将把近3万名在奥运期间到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资料输入数据库。他说此举的目的在于防止有人假冒境外记者给社会造成危害。那么，中国政府要防的这些假记者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据国际先锋论坛报报导，为了达到“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北京当局持续不断地向人民宣传着奥运的来临，疲劳轰炸似地要求中国人民要“享受奥运、以国家为荣、不丢祖国的脸、不要制造任何事件”，目的就是要在北京奥运日益迫近的短期内，快速地让人民“文明化”。

"伟人"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一直坚信不疑："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难道谁还能或谁还敢反对吗？为了寻找"明天"，去年五月受朋友之邀，随一旅行团赴俄罗斯访问考察，先后参观了莫斯科的红场、克里姆林宫、胜利大教堂、中山大学，后又去彼得堡参观了东宫、夏宫、阿芙乐尔巡洋舰和彼得要塞等名胜。

11月6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再次举行了听证会，审议雅虎公司向中国当局透露用户个人电邮资料，导致中国记者师涛还有王小宁等异议人士被判刑的事情。雅虎在上一次国会听证的时候没有向国会提供当时已经有的证据，横河请您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案情的具体情况吧！

《红卫兵兴衰录》值得认真研读。该书由香港的德塞出版公司于2006年6月出版。作者宋柏林。我们知道，红卫兵运动发源于北京清华附中，最初其成员以高干子弟为主。宋柏林当年正是清华附中的高中三年级学生，出身高干家庭，是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也是红卫兵的主要核心成员。

在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他的过程中,他说了他80多岁的老母刚刚告诉他一席过去从未说过的话: “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村子里到处都是日本鬼子,我都没有害过怕,更没有向日本人下跪.可是我向共产党的警察下跪,哀求他们放了我的孩子!”

其实，高尔品（辛灏年）27年前在中国大陆发表的短篇小说《细胞闲传》（安徽文学1980年10月号，小说选刊1981年元月创刊号，黄花岗杂志2007年总第20期），通篇都是心平气和，娓娓道来，寓沉重的话题于轻松的叙述之中，不动声色、却又刀笔深刻地刻画了共产党统治下一个居民委员会主任的“文学形象”。

中国官方喉舌媒体和北京奥运官方网站尽量避免公开讨论禁止某一团体或人群参加奥运会的政策。然而，北京奥运新闻中心主任李湛军的讲话却公然以要配合中共迫害法轮功为由排斥法轮功。这说明将奥运政治化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共自己。在这个特定案例上，就是北京奥运组委会。

当日上午10时许，三名本报员工与往常一样，在哥本哈根的著名景点，美人鱼雕像前，向前来参观的中国大陆游客派发报纸与九评资料。一名一口京腔的华人男导游，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从一名年轻员工林先生的左后方发动袭击。“他连威胁带谩骂，然后，突然吐了我一脸痰和吐沫”，林先生告诉本报记者说。

昨日大约下午4点左右，3名军装警员出现在澳门议市亭前地，法轮功学员派发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资料和《九评共产党》小册子等的现场，将刚写好的控诉书递给余小姐：“你拿住。”余小姐回答：“我没有犯法，我是不会要的。”

据香港争鸣月刊岳山报导，十月十三日晚，国务院召开国务会议。温家宝在会上宣布暂停港股直通车业务。会上温家宝披露了震惊性的内情：从八月二十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开放内地居民境外投资后，至十月十一日，内地资金外流到香港证券市场五千多亿元，还不包括通过非正常的途径和地下钱庄外流资金。

中共公安部科技委主任李润森（Li Runsen）主管监控中国互联网，现在，他也兼任“安防科技（中国）有限公司”（China Security and Surveillance Technology）的主任，这家公司即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此次摄影大赛的作品主题非常广泛，给了各类摄影师充分发挥的空间”大纪元专栏摄影师伊罗逊表示，截至11月13日，大纪元国际摄影大奖已收到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俄国、阿根廷、澳大利亚、韩国、台湾、摩尔多瓦、以色列，捷克，罗马尼亚，西班牙等全球5大洲20多个国家的参赛作品。

张纯如于一九九七年在美国出版的“南京大屠杀”是英文著作中首部全面记录侵华日军血洗南京城战争罪行的作品，引发西方国家对这段黑暗历史的认识和关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该书历经数月不衰。

维权人士郭飞雄“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历时一年多，郭飞雄的太太张青12日接到法院将于14开庭宣判的通知，张青说---

张青：“今天早上十一点半左右，我在家里接到电话，天河区法院张昊（音）法官打来的，说开庭宣判的时间是星期三，也就是14日的上午八点半，在天河区法院四楼第二法庭。”

张青：“一直也就是等这一天来，现在不说吧，有结果再说吧。”

曾经参与太石村维权活动和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的郭飞雄先生是2005年入选香港《亚洲周刊》“风云人物”的十四位中国大陆法律工作者之一。

郭飞雄去年9月14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拘押，后被以同样涉嫌罪名起诉，涉案出版物是揭露沈阳官场腐败的杂志《沈阳政坛地震》。该案曾因证据不足，两度“退查”。郭飞雄在被关押期间，会见律师时自述遭到包括用电警棍电击男性生殖器的酷刑逼供。他现在被羁押在广州市第三看守所。

郭飞雄案7月9日开庭后，检方要求补充证据。8月底，该案又送法院，10月12日得知法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审理一个月，现在时限已满。

受郭飞雄委托的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莫少平律师外出刚回到北京。听到开庭通知，他说：“按照法律规定，法院应该把宣判时间、地点以‘公告’形式公布出来。”

莫少平：“可以。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宣判一律公开进行。如果法庭能够容得下，提早一些去，领取一个旁听证，这就可以了。”

莫少平：“因为宣判没有律师发言的程序，也没有检察官发言的程序，我明后天都在开庭，如果让胡啸律师一个人去，会见不了郭飞雄，因为会见必须两个律师。宣判的时候我们就不去了，也告诉了张青。

因为上诉不上诉是从接到判决书之后的第二天开始算，十天之内，如果不服一审判决，可以提出上诉。所以我们准备宣判之后的十天之内，去广州会见郭飞雄，最后决定是否上诉。”

回顾郭飞雄案，莫少平律师认为：“按说指控郭飞雄的罪名，是非常普通的一个罪名，就是‘非法经营罪’，涉案的是郭飞雄被抓以前五年的事情，而且当时也作过一些相应的处理。但是鉴于郭飞雄本身比较特殊的身份，国际社会、国际媒体又非常关注，所以无论是司法机关，当然还有我们辩护律师，都花费了比一个普通刑事案件要大得多的气力，去处理这个案子。

从另一个角度，从法理上讲，确实折射出关于中国出版自由的问题。有些行政性的法规，甚至包括行政性的一些规章制度，与中国宪法上的一些规定产生冲突。应该怎么去认定、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也是摆在中国司法界的另外一个课题，也是值得关注的。

我希望法院能够排除一切案外因素的干扰，独立公正地去作出判决。这样才能树立起司法的权威。”

与此同时，童国菁的诉讼代理人郑恩宠近日接连遭到上海公安传唤，继8日被传唤后，11日又被传唤了八小时。有公安扬言，接到上级通知，只要郑出家门一步，就马上传唤他，每次传唤八小时。郑恩宠批评上海当局以“耍无赖方式” 阻止他们上诉。

童国菁12日接受大纪元访问时说，这几天彻夜和代理人郑恩宠律师研究诉状，目前诉状大致写好，准备星期三向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寄出上诉状，由北京中院转给高级法院。

对于北京中级法院在未通知原告情况下，偷偷将被告由前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变更为现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童国菁表示难以理解。他说，“从司法角度上，他们换人应该事先告知我，而公安部部长的人事变动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他们都一直没有发出通知，这显示法院对法律的不尊重，对人权的不尊重，把老百姓不放在眼里。”

他质疑法院通过这种技术性的处理为周永康脱罪。“这个案件曝光后，社会各界反应相当强烈，周永康现在升官了，可能当局认为再这样把他弄在被告席上不体面，就不顾司法程序把他换掉。”

但童国菁强调，自己肯定会坚持告周永康，因为这是周任职期内发生的事情，周肯定要承担法律责任。“他没有管理好公安部，在任期间发生那么多访民被打被伤的事件，作为本案他应该负主要责任。你换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郑恩宠律师认为，北京中级法院在更换被告上的确违反了程序。“他们应该首先通知原告，我要求变更，你是否同意？第二，要通知周永康的代理人，因为裁定书上法院已经列明了周永康委托了代理人作出答辩，现在换成孟建柱，那孟建柱也应该重新出示一份新的委托书，或者变更委托书。” 他强调会在上诉中提出这一点，要求周永康负法律责任。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编号：2007二中行初字第585号）驳回童国菁起诉的理由是，公安部已经在06年3月10日作出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是公安部在另一行政程序的行政复议决定，不符合行政覆议法的范围，郑恩宠指这个裁定完全不符合逻辑。“童告公安部行政不作为，公安部来个行政复议终止，等于给你宣判一个死亡通知，但为何死亡又不告诉你，这怎么是作为了呢？”

他认为，在案件曝光后，北京中级法院作了一个技术处理，把这个难题推给了北京高级法院。“到底公安部讲的对，还是童国菁讲的对，北京第二中级法院没有将童国菁一棍子打死，十天内提出上诉，让北京高级法院去裁定。”

临近上诉期限，郑恩宠接连遭到上海公安不寻常的骚扰，和以往不同的是，公安似有备而来，纯粹就是要关押他，限制他的人生自由。11日晚间郑恩宠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讲述了11日被传唤的经过。当天早上他和太太蒋美丽准备去教堂作礼拜，一出家门即被社区警察陈福培，吴群，曹福金等共四人阻拦外出，郑坚持外出，陈就急呼公安支援。六点五十五分，在郑夫妇快走到教堂时，一名叫史金荣的国保开了一辆车牌为沪B21291的警车，出具了一份空白的传唤证，将郑传唤到闸北区公安局二楼，至下午近三点钟才释放。

郑恩宠表示，诧异的是，八小时的传唤过程没有人审问他，全部都是让他坐冷板凳。郑恩宠质疑守候他的两名社工作为社工没有资格传唤他，又没有穿警服，对方竟称：“是我们上级不让我们穿警服的，我们吃共产党的饭。”

其后两名社工告诉郑，“从现在开始，我们接到上级通知，只要你出家里大门，我们马上传唤你，每次传唤八小时。”

因为上诉期限有限，郑恩宠质疑他们用这种耍无赖的方法阻止童案上诉。“他们是在消耗我的时间，侵犯我们公民诉讼的权力。我现在和童联络都很不方便，如果一出门就关八小时，对我们研究诉状和寄出信件都存在问题。”

据知，除了郑恩宠被骚扰外，曾公开表示申请去北京法院旁听的上海八名访民8日也遭到公安不同程度的骚扰。对于上海帮为何这么恐慌周永康被诉案，郑恩宠认为，是因为这状诉讼案暴露出上海公安到北京截访、打伤上海访民的恶性事件，上海帮吴志明、刘云耕等人自然害怕被揭发出来，所以极力阻止这宗案件进行下去。

他还透露现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和上海帮有很深的渊源，孟建柱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期间被认为是“小黄菊” ，是黄菊一手培植的“接班人” ，只是后来被江泽民看中，被调任江西省任省委书记。

本台在去年8月份曾经报导，江苏省常州市有关当局征用农民赖以生存的一万多亩土地并强拆房屋，致使40名农民集体进京上访，但被当局捉回后以开办学习班为名全部遭非法关押，结果有4人被刑事拘留，1人被打伤住院。之后，上访代表之一姚宝华，在去年9月被当局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劳动教养1年3个月，上星期三劳教期满。

据六四天网星期天的消息，常州市500市民放炮仗打腰鼓，扭秧歌欢迎姚宝华出狱。姚宝华星期一向本台表示---

姚宝华：“回来后我想不到老百姓是人心所向，他们举行了非常隆重的仪式，他们用了几百人来迎接，放了上千的鞭炮，还请了打腰鼓的，这说明了农民们人心所向，他们非常欢迎我。”

姚宝华因率领当地百姓抵制违规征用村民土地而被劳教，他表示，现在土地已被政府征用，农民却没有得到赔偿---

姚宝华：“他们原来是圈地，先把你的土地水利实施全部破坏掉，让你的田不能种东西，然后就把它慢慢地卖掉，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再来开发，他们征用这些土地都是没有证明的。现在据说7千多亩土地有批覆，但我们没看到批覆，我们没看到相关的征地公告，也没拿到过一分征地补偿费。”

姚宝华妻子刘勤凤上个月为了丈夫被劳教之事而到北京上访，却在国土资源部门前被常州市当局截访，刘勤凤对记者说---

刘勤凤：“在十七大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都给关了，我想这是什么文明社会？我69岁的先生关在看守所，我68岁的老太婆也被非法拘禁，儿子也被关起来；另外，我二女儿为了父亲的事到公安局去，也被关了24小时。”

姚宝华虽然劳教刑满出狱，但他认为上访是人民的合法权利，于是向当局提出行政诉讼，案件预计半个月之后开庭审理。姚宝华表示，他已经做好败诉的准备，但还是坚持要提出诉讼以反映他们对当局的不满，正如他们明知到北京上访极有可能会被截访回来，但依然坚持上访一样，他们必需利用这些仅有的渠道，向有关单位反映他们的意见。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黄琦告诉本台，据他们掌握的情况，有关当局迄今为止还没有对刘杰下达劳教通知书。本台记者又打电话给刘杰女士的儿子傅伟丰了解情况，傅伟丰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书或裁定书---

傅伟丰：“现在还有没有接到裁定，等明天我父亲他们去拿裁定书可能才能知道结果，上面得有一个通知书，或者是判决、裁定书什么的一个法律文件吧？”

傅伟丰说，到现在为止，办案人员只是在口头上说了一下，说黑龙江农垦总局劳动仲裁局表示有对刘杰进行劳教的意向，但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

傅伟丰：“说要劳教，但现在东西还没下来，明天我父亲他们去要那些文书。好像有那个意思，他们局长说好像那样决定了，东西还没有下来，只是劳动局说下了一个东西。”

傅伟丰：“我们农垦总局的劳动仲裁局。说是可能要下劳教的东西，但现在还没下来。”

傅伟丰表示，他的母亲只是在行使一个访民的权利，没有犯任何罪。他说，他的母亲已经54岁，身体又不好，他呼吁有关方面早日释放他的母亲，不要再押着人不放---

傅伟丰：“我觉得当局应该放人，他们的做法已经超过了拘留期限。而且我母亲也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她是为了广大的上访的人们，为了国家宪政，推进国家以宪治国的进程。他们应该尽快放人。这就证明他们的上书是完正确的，现在很多上访的人权利得不到保障，被他们随意拘留，随意关押。我们呼吁尽快放人，因为我母亲年龄也大了，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黄琦说，不管当局采取什么样的手法，打压依法上访和通过信访渠道发出自己诉求的访民，都是违背宪法中有关人权条款的错误作法---

黄琦：“当局这种做法：关押访民也好，劳教访民也好，都是违法的。对于这件事，我总体看来，当局在处理的前期还是比较理性的，我们希望有关当局再接再厉，能够尽快释放刘杰女士，以保障公民正常上访的权利。”

据黄琦推测，有关方面对刘杰一案应当会采取慎重态度，因为要劳教一个依法上访的访民，会面临各种谴责，而且这类案件也不是地方当局可以决定的。

张淑凤这次告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是因为去年三月她被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宣布劳教一年。去年两会前夕，正被软禁在家的北京老访民张淑凤，突然被管区北京顺义区仁和派出所的副所长以邀吃饭为名带走，随后她被以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处以劳动教养一年。

张淑凤被劳教后，随即提出了行政复议。行政复议被驳回后，尚在劳教所里的她又委托人向北京市宣武区法院提起了诉讼。案子在被拖了大半年后，今天终于公开开庭了，法庭内旁听席座无虚席，三十多位北京访民旁听了这次审判。

据悉，2001底，张淑凤的女儿张蓝被老师王秋菊打肿了脸和嘴，张蓝的爸爸到学校质问老师，不料，被学校另一位在场的老师找了3个人一块儿将他毒打致残，失去劳动能力，张淑凤因此走上了上访之路。但就在2007年10月，张淑凤再次被劳教一年，所外执行。

中国军人退役后，一般都能得到安置。但是经济市场化后，退伍军人转业甚至就业出现问题。

11月6日麦杰斯和助手金燕来到山东烟台，采访当地几位退役军人。他们很快察觉有便衣警察跟踪。

两名便衣警察打断了他们的采访，要求麦杰斯出示护照和记者证。

麦杰斯到烟台采访是通过在成都的维权人士黄琦的介绍。黄琦指责中国当局仍然试图阻拦外国记者的正常采访活动。

黄琦说，"由于中国当局对境外记者在中国采访活动作出了一些承诺，所以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拘留或软禁记者，但是却采取查验护照和证件等小的干扰动作，恫吓被采访对象和外国记者。"

他说，退役军人维权活动是在中国经济转型后出现的。过去，政府对退役军人都有优抚政策，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加上机关单位精简人员，越来越多的退役军人离开军队后，在社会上无法得到安置。

退伍军人王秋兰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一次单位组织的篮球比赛中受伤之后被原单位辞退。

她说从1998年至今，她一直都在要求单位补发她被克扣的工资和其它福利待遇。王秋兰本人将自己的问题层层上报，却至今没有解决。

王秋兰说，像她这样的转业军人维权问题很多，因为很多转业军人被安置在国营企业，但是随着许多国企的倒闭或私有化，转业军人们受到很大的影响。

李卫红：很难说，现在还没有适应，整个感觉是社会在发展，变化太大了。

李卫红：我现在刚出来，一切东西都感到陌生，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我一时回答不了。

李卫红服刑期间，他的母亲过世。但他的父亲一直瞒着，没告诉他。李卫红的朋友余志坚对本台表示---

余志坚：他今天下午两点到家。一般89政治犯出来都是用警车送出来的。他的情况就是他一个人回家。他家里只有老爸一个人了。他是一个人从监狱大门里走出来的，坐公交车回家的。他89年坐牢时才21岁很年轻，据和他一起坐牢认识他的人说，他在外面也不是很聪明的人，他总共坐牢的时间是18年7个月，那时判的是流氓罪。他被抓得比较早，那时长沙有一个四二二事件，他当时在场，他回家就抓了他。他被判得很重，是死缓。

1989年4月22日，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的北京学生向政府递交请愿书，并要求见胡耀邦最后一眼。但是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情绪激动的学生扩大了游行规模，继续向政府提出要求。在西安、长沙等地则发生了焚烧汽车等情况。李卫红当时只有21岁，是长沙的一名工人。他被指控参与事件，于89年4月23日被抓。

据总部设在美国旧金山的“对华基金会”的资料，李卫红曾告诉他的邻居、被以“反革命特务罪”判刑的教师刘建安称，他只是在去看电影的时候遇到有人在街上打砸，根本没有参与。李卫红被长沙中院判死缓后，于1992年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因为表现良好，1995年之后，又被多次减刑。直到本星期一获释，已在狱中度过18年。

美国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近日为该会评选的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举行颁奖典礼，并举办主题为“中国崛起与民主化”的研讨会，杨建利应邀担任研讨会的主讲者，他在发言中谈到他对中共新的认识。

杨建利说，经过对中国社会4个月的考察，他现在可以对中共做一个准确的概括，那就是：“合法性枯竭的、经济上掠夺性的、黑社会捆绑利益式的、政治上处于守势的、一党专制的统治集团。”

杨建利：“共产党是一个利益非常清晰、特权非常清晰的这么一个利益集团。他们在政治上是一党专政保护，在经济上进行全面掠夺。也就是说，他们的利益特权不具有合法性，具有黑社会运作方式，包括对对待反对他的人，包括在抢夺经济利益的时候。”

如今，海内外关于要求中国实现民主和保障人权的呼声日益强烈，杨建利指出---

杨建利：“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共产党处于守势，这是对中国形势的基本判断。”

杨建利比喻道，共产党现在对中国的统治，就像是一张三条腿的桌子---

杨建利：“三条腿是什么？一个是恐怖，他完全是百分之百的警察国家，现在有400多万警察；第二靠谎言，它撒谎的能力相当强；第三是靠给这些统治集团成员利益来换取他们的效忠来维持政权。只要一条腿缺少，桌子就倒了。”

杨建利说：有人至今寄希望于共产党的改革，他经过在中国的考察，已经不存幻想---

杨建利：“即使胡锦涛是一个想有作为的政治家，他也被这些官僚捆绑住了。因为他要靠这些官僚维持政权。如果不让这些官僚进行掠夺的话，这些人就不会效忠，他的政权就维持不下去。再一个，共产党长期拖延政治改革，积怨越来越深，他认为任何口子打开了，都会对他的政权带来致命打击，这种致命打击可能包括复仇。”

王桂英夫妇都是残疾人，他们没有怨天尤人，夫妻俩自立自强，在家乡开了一间杂货店。因生意红火，引起村中的几个地痞流氓妒嫉，01年1月，小店被这伙人故意砸毁。

王桂英原来生活还能自理，经过这次打击，身体瘫痪了。每次进京，都是她的大姐王桂兰陪她到北京告状。

现在照顾王桂英的姐姐说:“因为二个姐姐帮她说话，也被当地政府拘留了，我被拘留4天，二姐拘留了46天。但砸店凶手至今逍遥法外。”

王桂英说:“家也没有了，到哪去告状都没用?死了也没有人管?现在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现在小孩上学也需要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

04年，当地政府开了一个听证会，表示要给王桂英一个答覆，但她至今没有等到答覆。

王桂英表示，“上访就抓你和恐吓你，回去地方就非法拘禁。家已不能回，我只能呆在北京，为讨回公道，死也要死在北京。希望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帮我，为我主持公道。”

几百名浙江省宁波市的货运出租车司机，不满当局不理会他们的生计问题，无上限容许其他人营运货运出租车服务，由周五早上开始，在市政府周围的道路游行，以宁波话高喊“我要吃饭，还我血本”的口号。

据一名宁波市民向本台提供的照片所见，大批示威者占据市中心道路几条行车线。他透露，在周五晚上，因抗议司机拒绝离开，警方在驱散行动中与示威者爆发冲突，有不少示威者受轻伤，有十一名示威被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而宁波市货运出租车呼叫中心，当值人员在周一向本台表示，有大批示威者，在周一重返市政府门口继续抗议。他指宁波市的货运出租车服务，已经全面停顿。他说：那些示威者现在都在市政府门口，有什么事情你问他们吧，现在没有了货的，所以我们的服务也已经关了门。

本台记者曾经就被捕示威者的下落，以及最新的示威情况，向宁波市公安局查询，但宁波市公安局发言人，听到记者问及货运出租车司机的游行静坐，就只表示无可奉告，拒绝回应。

虽然有不少网友，试图在互联网上张贴有关这次罢驶的照片和文章，并提醒驾驶人士在货运出租车司机期间，改道和尽量忍让，并以“暴动”来形容周五晚的警民冲突，但这些文章都很快被网上讨论区管理人员删去。政府的做法，不少驾驶人士和网民表示相当不满。

现时宁波全市有一千零八十八部货运出租车，主要以面包车为主，向宁波市民众和商贩，提供按表收费的市内运输服务。以往，货运出租车的价格，以及牌照出售，都受到政府的管制。

根据宁波市政府新出台的政策，任何人经营货运计程车业务，除了车辆规格外，在价格以及牌照申请上不再作任何限制，而现时持有货运出租车经营资格的人，牌照届满后亦不会再获续期。而司机，并不会因新政策，而得到任何赔偿。

据2007年11月13日北京《财经》实习记者季焱在《财经》网络版上的报导，事件发生3个月后的今天，湖南“8.13”凤凰堤溪大桥事故处理意见初步拿出，事故调查组已提出建议，初定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湖南省交通厅厅长欧阳斌和主管副厅长詹新华，分别予以记过和记大过的处分；对湖南省公路管理局局长李德旗及主管副局长予以撤职处分。据称，由于该事故而受到处理的相关责任人将达几十人之多。其中，两名直接责任人——大桥建设项目经理夏有佳和项目监理人湖南金衢监理公司的蒋平，目前仍被警方控制，预计将获刑事处分，但尚未最后定论。该知情人士称，稍后国务院将对处理意见做出最终批复。

2007年8月13日，湖南凤凰县堤溪大桥发生坍塌事故，死亡64人，重伤4人，18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近4000万。该事故被称为是今年以来全国发生一次死亡人数最多、也是桥梁施工中发生的少有的坍塌伤亡事故。凤凰县堤溪大桥原定于7月15日开始拆架，计划8月底举行竣工通车典礼。

目前从公开资料看，这一重大案件，也只是主管行政领导将分别获记过、撤职处分，虽然事发后，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分别做出批示，要求做好抢救和善后工作，查明原因，严肃处理，也由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担任事故调查领导小组组长，但从目前的初步意见看似乎有蜻蜓点水的效果，交通部部长出身的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和团中央第一书记出身的直接领导、省长周强却没有责任？

堤溪大桥为省道二级公路桥，全长328.5米，宽13米，高42米，为4跨型石拱桥，每跨65米。由湖南省华罡交通规划设计院（一级资质) 设计，湖南省路桥集团公司第七公司承建（乙级资质），湖南省金衢交通谘询监理公司监理（甲级资质）。项目设计总投资1200万元，于2004年3月开工。

堤溪大桥的项目桥梁施工单位湖南省路桥集团公司，为总承包特级企业、全国500强企业、全国交通百强企业前十八位、质量、环保、安全认证企业，其承建的工程还有常德沅水大桥、广东九江大桥、长沙湘江北大桥、黄山太平湖大桥、杭州钱塘江第三大桥、铜陵长江公路大桥、南京长江第二大桥、岳阳洞庭湖大桥、宜昌长江公路大桥。承建的主要公路工程有广东深汕高速、浙江沪杭高速、河南郑许高速，京珠高速多个路段。其中，湖南常德沅水大桥获得国家优质工程银奖；广东九江大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长沙湘江北大桥被誉为“潇湘第一桥”；安徽黄山太平湖大桥被称为亚洲跨度最大的独塔单索面斜拉桥；杭州钱塘江第三大桥是位于世界著名涌潮水域特大桥；安徽铜陵长江公路大桥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交通部优质工程一等奖及全国建筑工程用户满意奖；南京长江第二大桥获得国家优质工程金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湖南岳阳洞庭湖大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以及被评为全国首届“十佳桥梁”；宜昌长江公路大桥获得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及2005年度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于1993年开始建设的杭州钱塘江三桥，历时4年，于1996年底建成通车。然而，这座耗资巨大、连接杭州市区和萧山的要道，通车不到10年，便开始出现问题——2005年9月开始的大修，耗时竟然长达一年。这在市民心中留下长长的阴影，“危桥”一说不胫而走。2007年6月15日，其建设的广东九江大桥被运沙船撞断，造成4辆汽车坠入江中，8人死亡，1人失踪。在建的沱江大桥桥墩曾下沉，该桥是当地的样板工程，沱江大桥原打算国庆节时搞竣工典礼，此前一个多月曾发生第三个桥墩下沉现象，后经加固处理才继续施工。

如此重大事件，64人遇难，多少家庭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重大经济损失，岂能如此蜻蜓点水般从轻处理？

因为他们早前曾向中纪委和四川省纪委举报过，中纪委和省纪委曾经批示要求彻底调查清楚，可是南充市纪委迟迟不调查，故意隐瞒医院的腐败问题。举报员工之一，邓勇兵星期一向本台表示---

邓勇兵：“当初我们在网上就已经反映了许多我们医院方面的经济问题，这些营山县纪委就已经有数据的了，我们就问南充市纪委为何不移交检察院审理。”

邓勇兵表示，去年四川南充市营山县审计局对他们医院院长张长春作离任审计和2004年县纪委调查结论，发现了许多重大经济问题，例如，非法印制收费收据80万套；超标准列支业务招待费21万368.58元；隐瞒制剂收益57万3,629.11元；部分收入和虚列支出长期挂入往来账中184万9,980.65元；没按规定核算基本建设支出1,397万1,783.07元；擅自提高药品零售价格，超标准挣取药品价差88万1,234.47元等等，共牵涉数千万元资金。

另一位举报人，同样是该医院的职工王强生则告诉记者，多次向南充市纪委书面信访要求调查，可是到现在为止南充市纪委也不调查处理，每次电话联系都是一再推诿，没有办法只好向贺国强书记举报---

王强生：“我们长期和他们联系，我们又去了南充市纪委信访办两次，他们都没有什么答覆，现在都已经过了一年多了，我们是确实反映情况的。”

王强生说，虽然涉嫌贪污的张长春院长已经离职，但他们监持要南充市纪委将案件移交检察院依法处理。本台记者于是致电南充市纪委副书记蒋先生查询---

记者：“我想问一下，有南充市营山县人民医院的职工反映，离任院长张长春一些腐败问题，但他们说现在你们都还没给他们一个回覆，每次联系都是推来推去的，是否有这样的情况？”

蒋副书记：“没有，他们反映的问题我们多次了解过，是否有腐败的问题现在我们还在调查，还没有最后的结论。”

蒋副书记一再坚持，目前该案件他们还在调查当中，然而，举报的职工认为事件已反映多年，而且去年营山县审计局也对张长春作了离任审计，南充市纪委到现在还说没有结论是不合理的。

北京律师关安平向本台表示，如果审计局已对该名院长做出如此明确的调查结论，按程序，南充市纪委应该要将案件提交给检察院---

关安平：“既然审计部门已经说群众反映的问题，有许多都已经落实了，他们就应该将案件提交给检察院，要他们来立案侦察来看是否具备逮捕条件。”

问：您为什么提倡中国的文艺复兴？
答：很多年以来，大家都在思考如何用制度和政策来推动变革，但是在制度和政策背后，必须有价值的支撑，没有价值支撑的制度和政策是没有着落的。我思考这个问题已经很长时间了，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或价值系统，才能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政策。
中国人到今天也没有发展出一个以个人为本的价值系统，从古至今都没有。首先需要这个。其次，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在个人价值基础上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两个东西不到位，中国真正的变革，不论是个人的确立还是整个变革，最终都难以完成。

问：为什么要用文艺复兴方式，其他方式不可以吗？
答：因为文艺复兴能够影响到每一个普通人。如果写一本专著，可能只是专家看看，教授在课堂上讲讲。文艺复兴的过程就是把知识转化成社会文化观念。文艺复兴作为知识在中国已经有一些人知道了，但它所要确立的价值并没有变成中国的主体文化。实际上每一个文明的成长都要经过文艺复兴这样一个阶段。它背后的真谛是个人的觉醒，个人的确立，所以把文艺复兴叫作个人的发现。中国从古到今从来没确立过个人的位置。
真正个人的觉醒，不是个别人的觉醒，而是所有个体的觉醒。即使在最愚昧的社会，都有少数觉醒的人，但不能改变社会的性质，只有绝大多数人觉醒，社会性质才能因此发生变化。我是不是觉醒的，对社会的性质没有太多影响。只有多数人觉醒了，把自己的内在价值看得更重要了，这个社会才能变成个人自由和尊严得到保障的社会。我为什么喜欢这样的社会？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自由、尊严和价值得到保障，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这样。你能给我举个例子，说这个人可以随便抽他耳光，可以随便拿走他的钱吗？没有吧。除非是精神病人。

问：在中国有些相对素质比较高的个人，也仍然不能很正确地意识到自己的权益所在，自己的位置所在，是这样的吗？
答：中国文化有一个特别有害的特征，越是有成就的人，越是道德高尚的人，越要把国家摆在前面，把个人摆在后面！你必须对国家有贡献。个人不重要，国家才重要，集体才重要。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个人，都不敢堂堂正正地弘扬个人价值，而要说是因为国家的培养。包括知识份子，他说他的成就不是出自个人的关怀，而是出于对整个民族的关怀，对国家的关怀，对人类的关怀，他不能说这是对每一个个人的关怀。他一定要把这个抬高，摆脱个人。

问：大部分人都有个人意识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答：这个社会肯定是以个人为主导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是每个人都有尊严的社会。因为今天我们说权利、说自由，最终都要落实到独立的个人身上。如果个人不能独立，他就不能承担自由和权利。不是一个有自由、有权利的社会，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价值就得不到保障。

问：现在有这样的社会吗？
答：如果你去过美国，去过英国，肯定会发现这样的社会。“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以前中国有什么能够挡得住国王？今天有什么能够挡住城管、警察呢？没有！人家300年前就挡住国王了，中国现在连个穿制服的还挡不住，这就是中西方的差别所在。人家500年前个人的地位就确立起来了，中国今天还在争论要不要文艺复兴。

问：您所理想的是那种个人意识觉醒的社会吗？
答：一个人要么把国家摆在第一位，要么把个人摆在第一位。我觉得应该把个人摆在国家上面，因为国家是个人组成的。个人是一个最高的也是最根本的单位。
我觉得英美文明中有一些很好的东西，就是人家提出来的问题很早就解决了，而这些问题在中国至今没有提，也不让提，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案。每个社会都有很多的问题，这个毫无疑问，但是有些问题是人本身的问题，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有很多毛病的存在，我们怎么能说生活中没有问题呢？我们只能指望重大问题有好的解决方案，把最坏的事情防止住，像打架、骂人什么的这些小事都无所谓了。

问：假如说中国真的来一次文艺复兴，它会是什么样的呢？
答：我希望看到能震撼很多人的文艺作品出现。不论是诗歌，绘画、小说、戏曲，给大家一种震撼，帮助大家重新发现自己内心的东西，树立自我，确立个人价值，确立个人权利和尊严。
我还没发现有这样的作品出现，如果有了，多了，中国人都被震撼了，中国人都有自由，有尊严，那中国的文艺复兴就完成了。目前还没发现，零星的有一些，但是震撼力是不够的。

问：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可供复兴的个人主义因数吗？
答：如果我们从中国的传统中找不到自由的精神遗产，那更致命，说明中国人从来没有要过自由，传统中没有留下追求自由的痕迹。中国人从来没有要过自由的话，那我们还有必要去要吗？我们今天还能要来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找到也得找，找不到也得找。如果我们不能证明中国人在历史上要过自由，留下过争取自由的印迹，那就彻底让人绝望了：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没有要过自由，你凭什么今天能够要到自由？所以我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这是其一。

其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每一个人都是要自由的，没有一个人愿意让人抽耳光。这是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肯定有史以来也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看诗词，看看成语，什么叫专横跋扈，什么叫刚愎自用，什么叫指鹿为马，无一不是谴责、贬低、厌恶专横权力。这说明中国百姓自古以来不喜欢专横权力，他们虽然不能像西方人一样开发出一套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但从个人的情感来说绝不喜欢专制。这不仅仅是策略上“找得到要找，找不到也要找”，而是我相信只要中国人是人类当中的一员，他一定会争取过自由，只要他争取过自由，关心过尊严，他就会留下印记。找没找到是我们的发现能力的问题。

问：您的意思是我们一定能挖掘出来，就看我们如何解读中国的传统文化？
答：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开放的传统》，不知你看没看过。传统演变是选择性的，继承全部传统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无边无际，一定是挑出其中的一部分，去继承，去发扬光大，这是其一。
其二传统是演化性的，是可以从无到有，演化成不一样的东西。比如，佛教其实是外来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当成固有传统了。我们可以继承别人的东西，把握别人的东西，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比如“逃之夭夭”，本来是“桃之夭夭”，完全不是逃跑的意思，可演化到后来，我们只认可它逃跑的意思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A可以演化成不相干的B，而且我们可以认可B，不认可A。当初是什么不重要了，我们信它后来的意思。
我们再看看西方，我们从《圣经》里面找不到自由主义，找不到宪政，找不到民主，里面可以看到大量不人道的、黑暗的、专制的内容。现在很多人都承认，如果没有基督教就没有宪政民主。为什么与宪政民主毫无关系的一部经书，被看成是宪政民主的基础？很显然这跟从奥古斯丁、阿奎那以来所做的一系列演绎和阐释工作是分不开的。传统文化必须要解读，《圣经》中并没有直接关于个人尊严的东西，都是被洛克他们解读出来的，然后联邦党人一看，把洛克的解读写到《独立宣言》里面去了：上帝创造的人是没有等级的，既然人没有等级，我们谁也没有资格去统治人。一演化就过来了。
中国有人做这样的工作吗？几乎没有。我们看见大量的考证、训诂、注释，但是看不到一个系统的从政治哲学角度的开发。这个工作没有做，我们怎么知道没有呢？我们没有尝试深挖，怎么能从表面上看没有，就证明它没有呢？
西方人研究《圣经》，把《圣经》变成一个宗教哲学，一个道德哲学，一个政治哲学。中国人很惭愧，中国那么早就有了那么多经文，却没有做几件像样的事情。

问：您是要从老子的哲学中挖掘出自由主义的东西来吗？
答：对，准备做一些尝试吧！实际上任何一个大传统，它中间一定包括各种思想资源和自相矛盾的东西，其中肯定有专制的、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的、自由主义的……什么都有，关键问题是你放大其中的哪一部分。要看你怎么找。

问：除了老子以外，也不排除从其他资源，包括儒家里面找出自由主义，是吗？
答：我要找出跟自由主义相相容的东西。比如说孔子强调的一些个人修养，我觉得今天还有意义。老子从来没有说过这个。孔子是说过很多负面的东西，比如说服从权威，服从家长，敬畏国王什么的，但他也说过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种适合于平民百姓间交往的准则，这在今天也是很有意义的。包括墨子的东西也有一些。还有，古代的诗文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人文主义的东西，比如《诗经》里面对专制的诅咒和批判，太多了。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是大家的事情。西方无数人做了无数代，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我做什么不重要，我说什么也不重要，需要大家来做。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在做，而且做的很好。比如现在有人在做“华经”，以古代文献为依托，是按照自己的思想来重新编辑撰写。对中国传统文化，常见的态度是，要么与之为善，要么与之为恶。我是批判性的或者建设性的与之为善。

问：文艺复兴必不能回避中国传统吗？
答：中国人的尊严仅靠西方的学说是不够的，必须以自己的文化为依托，因为毕竟每个中国人血液里还流淌着自己的文化。你不能瞧不起这种文化，你要知道这种文化的确是存在着的。当你跟一个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你能觉出和他的文化差异非常大，跟中国人打交道，就不会觉得有这么大的文化差异，文化是你们的预设值。

问：您的很多文章里谈到了人权和产权的问题，中国历来的产权是不是一个关涉个人自由的要害问题呢？
答：不能保障产权，就不能保障自由。传统中可以找到支援个人产权的。比如老子说，百姓为什么穷，因为政府拿走的太多了。孔子说，“苛政猛于虎”。什么叫苛政？就是剥夺老百姓的财产。你看老子所讲的，全部都是政府不能与民争利，政府是低位的，民众是在上面的。
中国在历史上对产权有一定程度的保障，中国在保障百姓互相之间不能侵害产权上，我觉得做得还是可以的。我讲的是以前，古代。但是在如何防止政府成为抢劫者方面，法律是完全无效的。

问：西方把“法”视为最高的，中国古代把“法”看得比较低，这是不是一个重大的原因呢？
答：西方人认为“法高”，就是法律统治，但是这个法律并不是空论的条文，而是以凡人意志所不能改变的超验价值为依托。它所肯定的一些规则是任何人的任何意志都不能改变的，哪怕是多数人的意志。在西方这个超验的基础是和基督教联系起来的。我写过《天道》，在中国法律只有以天道为依托，这样的法律才能高于统治者。你看老子讲的，统治者在天道面前要保持绝对的顺从、敬畏之情，不要有任何僭越天道的企图。为什么科举考试不考《道德经》，因为考《道德经》，弘扬这个精神，皇帝和政府的位置就会降下来。汉武帝以后的道家基本上就只有一点微调功能。减租减息，轻徭薄赋，老百姓就过得稍微好一点，但是没有办法阻止皇帝把手伸到老百姓口袋里。美国人所做的就是把老子讲的这个写到宪法里，用法律止住政府伸向老百姓的手。这个在中国至今都没有获得承认。

问：您觉得当下这种传统热、读史热、国学热，对文艺复兴有影响吗？
答：我觉得是一种铺垫吧，就像必须很多人绘画，才能出绘画大师一样。这是一个基础，但并不是每个基础本身都是好作品。必须有大量的作品铺垫，才能有很好的作品出现。这只是个铺垫阶段，还没有到出现大作品的阶段，但也反映了中国人的觉醒。
要说明一点，个人自由资源要回头找，也要从外面找。我不认为从中国古典里能找出所有的资源，而且也没有必要，有很多问题中国根本就没提出过，也没回答过。西方有一些问题提得很好，回答得也很好。就像中国的中医，有些病没有提过，也没有药。人家提出这种病，发现这种药，中国人为什么不用这种药呢？

问：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去自己重建这种价值体系，是吗？
答：你不能指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全部，不可能在排斥西方文化情况下，从中国文化中得到全部。这基于的一个前提就是普遍人性。普遍人性是存在的。只是西方在这方面比我们中国人做得更好一些，更早一些，并不是说中西有一个根本的对立。只是中国人没有站起来捍卫自己的人性。在根本人性上，东西方没有差别，在文化表现上有差别。你可能喜欢用筷子，他可能喜欢用叉子，但是要吃饭这一点上是没有差别的。

问：您认为阻碍文艺复兴的因素有哪些，目前比较大的障碍是什么？
答：我觉得一个是，中国人很多年在很麻木的状态下生存，已经不太有足够的决心再站起来。但是好在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变革给人们提供了空间，你要想走市场的道路，就必须有创造性的东西，有个性的东西，就必须有个人自由。很多人都在追求个人独立尊严，但是有些人碰到一点阻力就停下来了，尤其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停下来了。
再有就是有人不断给你贴标签，不断束缚你，使你没有办法正确地做。如果没有阻力的话，中国的文艺复兴已经完成了。

问：您认为中国文艺复兴一定会到来吗？
答：这得问问你自己，如果你觉得这样活着很好，那就永远不会到来。如果人人感到我们不能这么过下去了，那文艺复兴就会来了。

庞引起高层注意是他的两篇报导，报导揭露“不合规格”的煤灰被用来建造武汉和广州之间耗资120亿美元的500英里铁路。庞的报导中写道，煤灰是用于隧道、桥梁和路基的混凝土的主要成分。不合规格的混凝土可能导致结构倒塌和悲剧事件的风险。

庞的报导被刊登在头版，说明了中国的青年记者越来越想挑战中共严格审查制度的极限。不过，他的命运也显示在极权政府下的中国记者是多么的无助。结果是，在中国工作的记者在中国工作的记者要不就是屈服于审查制度，要不就是失业。

庞来自海南岛，2005年毕业于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担任记者之后不久，他撰写了江苏省的污染。之后，他的报导揭露了山西省的污染、湖南的煤矿贪腐和内蒙古牧草地的滥用。这些报导激怒了事件当地的数十名地方官员。结果，庞被中宣部认定是想要挑战新闻权限。

庞皎明最近的一场赌注是在6月。他登上往南的火车展开他的调查。他发现了五家工厂贩卖低于国家标准的煤灰用于混凝土。他表示亲眼见到这些不合规格的煤灰装上卡车混成混凝土用于建造铁路。他有两家实验室分析的煤灰样本，证明不符合中国的标准。

庞皎明表示，低质煤灰与高质煤灰的价差每吨达12美元。这表示很多钱是从做假赚来的，可能是铁路建设公司，也可能是煤灰供应商。

由于对贪腐和安全危害的清晰分析，庞的7月4日刊登的第一篇报导就收到了快速的回应。庞表示，他的编辑收到铁路部、中宣部和全中国记者协会的电话要求不再对这个议题进一步报导。

庞表示，虽然暂时失业，他并不沮丧惊慌，“我必须等等，再观察一下。”

路透社12日报导，中国被中共管制的新闻媒体伴随快速成长的网络，给了网络草根记者一个特殊的机会：在政府审查控制之前，在网络快快传播消息的机会。

本来在湖南省一个小镇贩售蔬菜，26岁的周(Zhou)在部落格登出重庆市开发商和居民纠纷的报导而意外出名。

被称为中国“第一个草根记者”的周表示，“我一开始去重庆是想卖菜，我想如果我能够出名，生意会比较好。”没想到，网络报导纠纷事件却使他意外成名。

收取7000元人民币捐款进行他重庆报导之旅的周，坚称钱是用来支付旅费和报导不动产纠纷。

对于那些面临被逐出家园、困境又无法引起媒体注意的绝望居民而言，这个钱值得付。周说，“政府从不与居民沟通。屋主没有发声的管道。”

周坦承收钱帮助居民购买网域名称，设置网站，并且把他们的困境发布到网路上，这使得先前为他的勇气叫好的网客嘲弄他的利益。

然而，他在长篇的部落格文章中打击了对他的批评，他表示他从来没有任何意图，只是想要出名——希望帮他湖南的蔬菜事业做宣传。周说，“我不想要人们认为我偶像或是英雄，我没有那样的责任，那是政府的责任。”

柳斌杰在宣布设立外国记者数据库的消息时说，现在8千名有权进入奥运场馆内采访的外国记者的资料已经输入数据库，目前有关方面正在输入另外2万名奥运期间获准在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的资料。

柳斌杰表示，中国希望为北京奥运会打造一个公平、开放而干净的新闻环境。他说，假冒记者，特别是冒充境外新闻机构的假记者给社会造成危害，应该受到严惩。曾经多次采访奥运会的《人民日报》资深体育记者汪大昭说，采访奥运会的记者一般分两种---

汪大昭：“一种是经过国际奥委会批准的记者，国际奥委会已经把他们的个人资料存档了。但是如果不是直接采访奥运会，不需要国际奥委会批准证件的，也就是采访东道国社会、经济等等其他方面的，这些国际奥委会就控制不了。”

汪大昭说到的第二种记者在以往的奥运会上不需要任何奥委会的证件，申请手续也非常简单，可以到东道国进行采访，只是这些记者不能进入奥运场馆运动员区以及奥运新闻中心进行采访。

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组委会专门为这些记者设有另外的新闻中心。这些记者人数往往多于得到国际奥委会批准的记者的人数，他们关注的焦点一般都是比赛以外的社会新闻。

如果有这么一大批外国记者紧盯着矛盾百出的中国社会，难免会使中国政府紧张。中国政府从今年8月份开始专门整治新闻单位，打击假记者。据英文的《中国日报》报导，现在已经查处了150名假记者，取缔了300家非法出版物。

本来这次打假活动到今年10月份结束，但是现在已经延长到明年三月。从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的话可以看出，打击假记者的行动已经从国内延伸至国外。

那么，什么人会假冒外国记者进行敲诈勒索呢？当然不能排除有人冒充境外新闻机构的记者在奥运期间牟私利。但是，浙江自由记者昝爱宗提到的一种情况在中国也的确存在。他说，现在一些对中国社会现状不满的人，到香港注册成立新闻媒体，成为香港记者，然后在中国大陆进行采访，针砭时弊。

他说，最近在香港注册的记者徐祥因为揭露长沙市政法委书记而被拘留；美国中文网站博讯在南京的记者孑木也因为积极报导南京维权事件而被捕。另外，营口市在香港注册的《社会新闻报》最近被关闭，两位记者被捕。昝爱宗说，这些记者被中国政府视为是“假记者”---

昝爱宗：“这些记者没有经过新闻出版总署的认可，有可能也被列为假记者之列。”

因此，昝爱宗认为，中国政府设立外国记者数据库的真实目的之一可能就是针对这些没有中国记者证、从事揭露性报导的海外记者---

昝爱宗：“通过新闻出版署来公布这个数据库，有可能就是对这些人，把他们排除外面了，怕又引发像这样节目的记者更多，在大陆来正当采访。”

总部设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基督教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上星期透露说，中国公安部今年4月份下发过一份秘密通知，禁止11类人参与奥运会，其中就包括“危害奥运会的传媒人员。”

中国政府曾经许诺在奥运会期间保证记者的采访自由。但是中国政府的一系列作法已经使人们对他们能否履行承诺深感怀疑。《人民日报》的汪大昭说，就是在一些完全没有政治敏感性的话题上，北京奥组委的态度也是令很多记者感到不满---

汪大昭：“我真是觉得目前北京奥组委的新闻服务存在的问题还相当的多。举个例子，奥组委它发布的东西不去考虑它的受众是否感兴趣。而是去考虑它自己什么时候发布什么东西的必要性。比如最近奥运会的门票销售，提前一年就要预定，甚至要预付款。这个门票的销售是否很透明？这些东西都缺乏一个必要的说明。奥组委负责这方面的官员不接受记者采访，这就很糟糕了。”(

为了在这大型的盛会之下为国家争面子，北京当局“谆谆教诲”着人民该如何表现，甚至该如何感受。在这样的气氛之下，中国人民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欢腾空间，而且对于奥运种种带来的不便也只能在私底下抱怨。

即使北京当局向世人显示了其在太空竞赛中的实力，例如派遣太空人、登陆月球、计划建立太空站等等，然而中国当地的环境及社会问题却接踵而至，包括土地征收的优先预算问题(budgetary priorities)以及快速经济发展下所引发的房价、健保及教育需求未能达到人民需求的种种情况。想当然尔，这些议题也绝不会浮出台面，因为在中国，没有人敢质疑政府如何使用国家预算，人民只能追随着政府为他们而定的目标。

国际先锋论坛报说，事实上，北京当局对于“现代化”的观念相当传统及老旧。在北京当局的观念中，一栋栋的摩天大楼才能代表着经济的发展。这些拚命向上发展的建筑物夹杂在中国传统的建筑中，让中国人民与过去五千年的历史更为疏离。而面对即将到来的奥运以及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北京当局推动“文明化”运动的宣传手法也相当陈旧，标语以及旗帜被大量运用来紧迫地叮咛着人民们要塑造进步的形象－不吐痰、要排队、遵守交通规则等等。

当北京奥组委喊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 one dream.)的口号，敞开大门欢迎各国的人民参加北京奥运这场国际盛事时，许多到达中国的外国人发觉，北京当局对外的宣传似乎和中国人民本身的行为有着落差，毕竟要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习惯在短期间改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对外国人士的态度在内。

住在上海四年的国际先锋报记者霍华·法兰奇(Howard French)认为中国人民与他国人民的互动之间仍存在着一道鸿沟。一直以来，北京当局藉着清楚的分界－“我们中国跟他们外国人”来凝聚及控制人民。尽管中国政府不断要求人民对外国游客要友善，法兰奇却从中国人民们的口中一句“老外”感受到他们真正的想法。当外国人成为奥运的必然景象，这个词汇就自然出现在各个阶层人民的嘴里了，从车站、饭店、到旅馆。

“老外”从中文表面意思来看是表示年纪大的外国人(old outsider) ，法兰奇说道，即使这句话不具敌意，却也绝非友善。当“老外”这个词汇常伴随着中国人民向外国人打完招呼之后出现，这代表着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人民对于外来者的排斥仍根植于其观念当中。中国人民要能体会外国人士们被喊老外的奇异感受，或许要当他们在离开中国后被外国人指着并大喊着“中国人”（Chinese）时才能感同身受。

国际先锋论坛报最后说，“和谐”是中国在人文奥运中所提出的核心理念，中国人民若真能藉由奥运展现更好的文明，并且打破藩篱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共同和平庆祝人性的美好，北京奥运并定会在世人心中留下最好的形象。

中国的权力结构是集权式的，不是分权式的，职能部门的“唯上性”众所周知。具体要干些什么，不是民众自发的思路汇集，而是上面摊派和指定的任务。在最具影响力的“红头文件”和“指示”之中，官员重视的是两样东西：人和钱。人事变动，意味着权力变动；人民币下放，意味着自身利益的机会。这一切，似乎与民众无甚关联，民众权利甚至连“民众”这两个字自身，都缺乏生命感。有人说，计划经济时代已经过去，专制统治已不复存。错了，仍然有“上面的计划”，更有“上面的专制”。对于“下面”，不存在服务，祇存在任务和管理。有人提倡“治理”，但很多地方都没有做到。民众的渴求，被臃肿而拖沓的行政效率所堵塞。同时，低效的行政效率又加上管得太宽的权力，导致事情越扯越多、越扯越复杂，一件再小的事情也很难找到“空得出手”的人。由此，后门大开，还是由利益来推动行政效率。

权力必须释放、分化，甚至应更多地以“购买”的方式，交由民间组织——也就是社会组织——来处理。这比裁减人员更为有效，甚至比民主选举“好官”更有持续稳定的效应。9月20日的《南方周末》，有一篇深度报道《中国医改ｕ形大回转？》，很有价值。就医疗改革制度，北大、复旦、国研中心、世卫组织、世行、麦肯锡、北师大、人大，这八家机构一共提出了八个方案，结果完全主张“政府主导”的方案祇有一个半（国研中心的一个和北大的半个），其余全部主张“市场主导”。这种状况，被一位参会的医改学者称为“这是真理的胜利，是中国明智的选择。”今后的教育改革，也很可能走向这一步。要让权力弱化到更小的程度，把市场和社会做大，这是基本的方向。市场与社会的强大，才有可能对权力构成最大的外部制约。尤其是当权力内部制约严重乏力之时，我们不能不走这条道路——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成为最大强者的道路。

中国最有力量的民意民智，应该是组织形式的民意民智，而非一般人物的单独观点。甚至包括人大代表在内，也不足以与组织式的民意民智相提并论。组织是可以被看见的，比如说民间智库，一些专业的研究者和推动者集结起来，切合实际而终生致力的思想、路径、实验、项目等等，其眼光已经比政府超前得太多。还有媒体，必须开放言禁，引导整个社会来思索、批判和建设。当然，民间团体的直接行动更是民意民智，这些行动往往在组织力量、统筹力量和实施力量上，远远超过政府。当市场与社会足够强大之时，包括党委、政府、人大在内，都将依附于这些组织式的民意民智，而不是刚好相反。届时，民众之意之智，将不是“递奏摺式”的，而是具有相当的自我活动空间和督促政府的能力，其规模、其影响、其效能，绝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

民间抗争事件增加的缘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强权、富者蛮横。权力、财力与智力的合谋，导致弱势者走向更为弱势的境地，迫不得已走向反抗。与之相随的是权利觉醒、自由觉醒的思潮推进，加深了抗争本身具有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前瞻性。被统治者与统治者走向了对立，民众向既得利益联盟集团宣战，各种僵化的控制和压制更加激起民众的抗争之心和抗争势态。民意高涨的同时，行政、司法成本昂贵，媒体倒向既得利益的一方，整个社会充满了困境。熟透官方规则和崇尚“包青天式”的开明专制的人们，祇有通过“大官治小官”、“上级治下级”的办法，来捍卫自身利益。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更加巩固了上层权力，迫使下层权力必须更加小心谨慎地服从和献媚于上层权力。长此以往的后果，就是更多人选择开明专制，而实际上还是人治，说到底还是民意民智不被制度所吸收的结果。即使被吸收为制度，也得不到有效实施，因为人治观念和官本位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去除。

吴思的《潜规则》对此有着极其深刻的解剖，本质是为了谋利，是当事双方或多方谋利博弈的一种均衡。从当事者双方来看，二者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收益的最大化，或者是损失的最小化。官僚之形式化，或形式之官僚化，全是精心于对“成本”的计算。真正动真格地去解决民怨，将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尤其是上级利益和财团利益。在经济建设的时代，并未在“合法致富”上予以重视，存在即是合理。如同我们看到的很多影视题材那样，倘若彻底破案，牵出一竿人等，相关企业涉及的几百、几千名员工便衣食无着，这些问题不是法律可以解决的。所以，睁只眼闭祇眼的情况特别多。人浮于事还算是小的，包括上班打麻将、下班去泡妞、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这些连中央电视台都敢批判，不算是最糟糕的问题。最糟糕的问题是，其腐败、其势力、其紧密程度，已经比一般黑道更为强大。“权力型黑社会”比任何贩毒、贩抢、拐卖、抢劫的团伙组织还要恶劣。电视剧《国家干部》里就有这样一群人物，有着烂熟于心的政治训练，有着结党营私的更大网络，这些官僚被有的人形容为“共产党里的败类”，其实绝非如此，而是这个体制之坏，将其强力集结于其中，无以脱身。

现在体制内最优秀的一批人物，是最能容忍和克制的隐忍不发之人。如同当年的林彪，当年的汪精卫，当年的李鸿章，他们太知道这一切内幕，太懂得这一盘棋的黑局何在。他们无奈，无声，无以所为，能够在险恶官场独善其身就已经是极大的造化。稍微跳了一点出来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有通达显赫的命运，包括魏胜多、刘慎刚这批体制中人，固然推动政治改革，却都是悲剧人物。也是在9月20日的《南方周末》，有一篇深度报导《庞家钰案“深喉”真名现身，十年官场恩怨首度述说》，该报导说，陕西省宝鸡市司法局干部曹长征告倒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但其状况却是：“告倒了庞家钰，曹长征的职务仍然没有变化，仍然是市司法局的助理调研员，业余时间以公民代理的身份帮别人打一些官司。他一直为自己当初被免职而申诉，但至今没有效果”。这批人都是铁杆的中共党员，硬骨、无私、有才、有苦，但这个体制却越来越淘汰他们。包括现在很多退休的老干部，我见过一些，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对当前政局的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唯有深深怀念当初那个廉洁奉公的激情岁月。

“红头文件”和“指示”不是法律，却比法律更为有用，在当代官场不懂得在这些文件与指示之中挖金掘银，证明其本领还不到家。法律是一道防线，当行政越过这道防线，就等于在公共事务之中侵害了公共利益。依法行政的深刻内涵是独立负责、独立行动，催生了问责制的产生。比如说，你负责建设辖区内的水管系统，花了很多钱，结果水管总是爆炸，总是停水，你要拿话来说，你要负行政责任，造成重大事故的你要负刑事责任。同时，法律明确了你自身的权力界限，不可滥用。我们从媒体中经常能够了解到许多冤案，这些冤案被曝光之后，整个社会群情激愤，痛骂公安、司法。关于“国家赔偿”，我们也了解很多相关案例，这些案例一次次地告诉我们：依法行政。冤案之所以成为冤案，事实上是由很多原因促成的，比如栽赃陷害，比如强力破案，当然还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最大问题——缺乏法律依据的定案。出于政权稳定的角度考虑，行政系统成为执行政治任务的工具，政治问题被专政化解决，而这个“专政”往往是一边倒地倾向于党的利益考虑，诸如对不同政见者、不同教见者的打击、围剿和迫害，就凸现了核心问题的暴露。

宪政是法治国家的纲中之纲，但中国式的法律其最大的漏洞，就是同样一条法令，可以用其它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指示来予以消解，导致“大法无用，小法实用”，实际上就是弱化法律，并利用信息不对称的特点，使得行政者具备强势地位，而弱者愈弱。昨晚看《中国大案侦破实录》纪实片，贵州贫困地区60多名少女、女童被诱骗至福建等省，遭到暴力威逼卖淫，患上四种恶性妇科病。此案虽然获得侦破，但贵州当地的贫困、麻木、冷血更令人震撼。这说明依法行政并没有解决经济问题，没有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法律在维持秩序、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中国历来的“重刑轻民”执法传统，却导致民权弱势的结局。所以，行政绝非行政本身，法律也绝非法律本身，对于许多应当涉及到的领域，实在还有任重道远的更多实务要做。当贵州那批少女、女童遭到侵害之后，她们的父母却说：“我不管我的女儿在外面做了什么，祇要每个月能够汇钱回来就行。”当一位父亲狠狠地骂女儿：“反正你也要嫁人，看你这辈子也没什么出息，不如杀了你！”这个时候，我们能对法律、对行政说什么？写到此处，我心极其冰凉。

市场经济是一个充满自由公平竞争，同时又亟待提倡自利、利他原则的经济模式。在中国，人们尤其担忧的是权力干预及过分干预，这方面的专业研究领域是“寻租”。寻租很容易解释，就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限制渗透到了各个方面，这些限制产生了形式各异的租金，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租金的竞争。有时，寻租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进行，如贿赂、腐败、走私和黑市。拥有特权的特殊利益集团可以充分利用其地位优势，对寻租和社会财富的消耗起着重要作用。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在我们这座城市的郊区，假设开发商看重了一片土地，他们与政府商量，出钱买土地。假如农民不同意，他们可以施以更大的惠利，比如帮你们修路，帮你们解决孩子读书的问题，然后每亩两万，而后解决安置。开发商将土地推平，然后建立商厦或商品房，跟官员分点利，自己又卖出高价，几十平米就可以卖出几十万。这些“圈地运动”的规则，就是寻租规则。政府得利，商人得利，最终受害的是那些祇分得残羹冷饭的贫困民众。贿赂、腐败，祇不过是权钱交易的必要环节，最终的目的就是“少数人先富起来”，并不在乎合法与不合法，以及是否属于暴利性质。

招商引资也是相同的道理。许多民众期待已久的经济浪潮，最终都毁在政府的手中。吃吃喝喝，就可以吃掉一个项目，投资商不敢来，来一个吃一个。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投资商，灰色空间就陆续建立起来了。当然，企业入驻对政府的公共财政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公共财政，民众的福利公益就可以做起来。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容易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政府绝买农民土地，然后出租给企业。企业要减少成本的办法，就是反过来提供好处给政府。有的成本是不能减少的，比如有极大污染的企业却不排污，这对全民的身体健康都将造成威胁，物价的猛涨也将对原住民造成威胁，但政府在控制着这一切，它不管什么威胁不威胁。这种市场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灰色空间，政府可以几头吃钱，因为权力在其手中，就可以权换钱、钱滚钱，政府假借商人的手自己反而成了最大的商人。

几年前，浙江某个村的村民与警察、武警发生血战，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当地某企业的污染问题，而政府竟然以如此武力威逼村民，那同样是官商合谋所致。中国民众的弱势在市场经济之中就能看出许多，大家看中国的垄断行业也明白为什么民众会那么普遍的贫穷，其猫腻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制度的横行无忌。

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最顽强、最广泛的组织基石。中国大陆的NGO，有一半左右成立于2000年之后，是个新事物。业内人士我接触过很多，至今我都还在不断地思他们所思、想他们所想。中国不容易做出有影响力的NGO，而有影响力的NGO又满受束缚，并且被束缚得越来越紧。其问题是：一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二是没有强大的外界支持。北京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说：“由于行政决策过程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运行，为政府高度控制，标准单一化，这就决定了祇有极少数、单一渠道的东西才会被接受，而异于官方价值体系的人和声音，往往被认为是'不安全的'而不受欢迎和认可。这种官本位化的制度导向，带来的结果是官方对NGO的歧视。”官方的研究机构倒是一大堆，但是其官方立场严重，这帮人总是不断揣摩官方意图，向公众解释官方的政策、口号，缺乏独立思考，不能推动制度创新。中国的NGO极其弱小，纯粹的民间NGO更是几乎被当作“反动势力”来对待，仿似面对反对党，当局极其忧虑，时刻充满警惕。有次与几位官员吃饭，谈起某知名NGO，某官员居然说该NGO创办人是个好色之徒，如此下作地栽赃NGO，实属卑鄙。

NGO在中国的抬头和迅猛发展是必然的，即使是有意成立维权组织或政党组织的人，也需要对NGO有着深刻的了解。NGO的能力训练是绝对有利于任何从事公共事业的人的，它的目标非常明确，有的甚至缩小到具体祇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做精、做专、做严，最终形成权威。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就是一个民意调查机构，它有实力做政府的订单，而且越做越大，这一点似乎有意在模仿国外的兰德公司。我当年在尝试做“网赚”行业时，曾经接触过很多“调查网站”，有的网站其实已经涉及到了相当多的民意调查，它们有意改革政策，绝不是普通的“网赚”那么简单。但是，政府正在限制类似的NGO，不允许它们在民政部门登记，祇允许在工商部门注册，并且收取它们的税额，禁止它们进行募捐，亦即从制度、资金上歧视这些NGO——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和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就是典型的案例。而利用体制内网络——无限利益的那张网络——的NGO则是如鱼得水，诸如许多不触及要害并发行畅销刊物的NGO，它们不容易与政府发生分歧，相反却是不断地帮助政府维持弱势群体的内部稳定。即便如此，那些充当各种社会力量——乃至官方力量——与弱势群体之间联系的中介的NGO，仍然在试图发出自己独立的吼声，这一点在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值得期待。

" 红场"是当年苏维埃权力和威严的像征。自"十月革命"胜利后，每年"五一"和俄历"十一"国庆节，都要在这里举行盛大的游行和阅兵，成千上万的苏联人扛着红旗，挥动着鲜花，接受斯大林的检阅，那场面与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一模一样。只不过这些"伟大"的画面均成为历史。斯大林不仅从红场上彻底消失，连他腐尸也被苏联人民像清理拉圾一样的清走了。在中国，毛虽然寿终正寝可他的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腐尸还站据着半个广场，我坚信他迟早也会被清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出身于三十年代，成长于地覆天翻的五十年代，自１９５０年初参加革命起，不论政活学习还是集体听领导报告，或是看书、看报、看电影、看小说，"伟大的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人民共和国"美得像幅壮丽的画卷，强大得好似不可撼动的泰山，那里老百姓生活得十分幸福，日子过得甜蜜蜜就像泡在蜜罐里。□人如痴如狂，神魂巅倒，崇拜得五体投地，恨不得自己也变成一个苏联人。那时苏联的小说、歌曲、电影，成了我们年轻一代的"精神食粮"。像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青年近卫军》，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三套马车》、《卡秋莎》，随处都能看见听见。

没有想到执政74年之后庞大的苏维埃政权会突然解体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像座冰山轰然倒塌。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有敌对势力在取缔共产党，也没有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苏共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行动的记载。这种情况许多中国人都注意到了，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那天，只有一个人打着红旗跑到红场上去摇一摇，可再没有第二个人响应。令人遗憾的是，苏联解体竟然那么平静，平静得不可思议。

1993 年11月30日，俄罗斯决定采用五百年前伊凡雷帝时代的双头鹰为国徽，取缔十月革命的镰刀斧头型国徽。同日，俄罗斯采用了新国歌，在"神圣俄罗斯"后，再次出现"俄罗斯，我们神圣的祖国"。结束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这个没有土地、民族和祖国概念的国家称谓。象征着俄国正式退回到历史、地缘和民族的轨道。五年后的1998年7月16日，在岛拉尔叶卡捷琳堡兴建了又一座东正教"鲜血耶稣基督教堂"。第二天，在圣彼得堡彼得－保罗大教堂，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及其全家的葬礼，在庄严的圣歌和肃穆的祈祷式中隆重举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叶利钦偕夫人在尼古拉二世灵柩前深深鞠躬，在全世界注目下为"俄国历史上这极不光彩的一页、这一无耻的、毫无意义的暴行"忏悔。这位十年前还位居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莫斯科市委书记之尊的俄罗斯民主之父，向历经磨难的俄国社会表示深深的歉意，他强调，安葬牺牲者遗骸，是人类正义的审判，是民族和解的象征，是为共同参与的暴行赎罪；二十世纪是俄国失去和谐的世纪，血腥的世纪，仇恨和暴政曾使俄罗斯血流成河。只有依靠忏悔，依靠种族、宗教和政治信仰之间的宽容和融合，才能终结这个世纪。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代，让他们自己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斯大林的专横残暴，苏联共产党的倒行逆施，"十月革命"反人道的羞耻，深深留在俄罗斯人民的心中，成了永远抹不去的阴彩。随行的俄国导游小姐宁娜在车上无不愤满地说："斯大林是俄罗斯的敌人，我们都仇恨他。"我听后为之一震，俄罗斯人真明快，敢将心中的爱爱仇仇坦然直率地表露出来。宁娜小姐是学历史的，曾在中国进修了几年，讲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她对斯大林的暴行与罪恶一笔笔，一椿椿记得十分清楚。她向我们介绍说：从1936年开始，斯大林开始对老布尔甚维克发难。1936年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审判案，几万人被卷进来，然后37年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审判案，几十万人含冤而死，然后38年是布哈林审判案，几百万人牵扯进来。"列宁近卫军"领导了十月革命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中，约三分之二被处决或暗杀；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27名中央委员，约20名被处决或暗杀；列宁去世后党代会（十五大）的7名政治局委员，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余六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基洛夫、李可夫和托洛茨基全部被处决或暗杀；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 15名人民委员中，除列宁、斯维尔德洛夫等5人过早故去外，其余9名人民委员全部被处决。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10名被处决或自杀。

在布哈林等布尔甚维克党的领导层被清洗同时，以"红色拿破仑"、苏联国防人民委部第一副人民委员、杰出的战略军事家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红军政治部主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加马尔尼克元帅、红军总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亚·伊·叶戈罗夫元帅、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列宁格勒卫戍区司令雅基尔元帅为首的红军将帅和卫国战争英雄被大批地处决了，他们包括：陆军4名一级指挥员中的3名、16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5 名、12名一级集团军司令中的12名、57名军长中的50名、28名军政委中的25名、64 名师长中的64名、97名师政委中的79名、397名旅长中的220名、456名团长中的401 名，以及几乎全部海军最高指挥员共35000多名红军高级指挥员。德国军事当局曾提醒希特勒不要进攻苏联，这名纳粹领袖回答说，苏联高级军事干部最优秀的部份已于1937年被斯大林消灭了。任何人都看得明白，无论哪一次战争，无论哪一国军队，都没有像苏联军队那样，在与法西斯德国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遭到如此惨重的打击。这株杀功臣，扑灭革命力量的"样板"全被毛泽东继承和发展。

不少资料表明，从1928年开始，以"人民革命"、"历史真理"、"祖国安全"、"人类理想"的名义，一场整整持续了十年的政治镇压血腥屠杀，斯大林以各种"革命"的名义，把成千上万名的科学家、哲学家、发明家、工程师、艺术家、戏剧家、作家、画家、诗人、演员、电影导演，以及成千上万名区委书记、集体农庄主席、拖拉机站站长、车间主任和普通教师、普通宗教信徒被关进集中营，死于非命的至少有二千万到六千万人之多。这与毛泽东执掌大权后的二十八年在中国所开展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诸如"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几乎如出一辙，所以他尊称"斯大林是他的老师"，如果说有不同，就是老师还不如学生狠而已。这到应了中国一句古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

"暴政必然倒台，极权必然崩溃"，这是不可更改的历史规律。曾是中国"二十八个半布尔甚维克"发祥地的中山大学，现在已不存在，变成了一所宁静的象征生命再造的绿色幼儿园，使我不禁感叹写道："革命理论输出地，激进青年众望家。而今墙倒豪杰散，笑里游人踏落花。"列宁格勒亦以恢复原名圣彼得堡。在一尊列宁状如拦车打的铜像前，当地导游维多利亚小姐介绍说："这个城市原有25尊列宁铜像，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彼得堡市政府经人民一致决议，折除销毁20尊留下5尊。在彼得堡原苏维埃政府门前一尊列宁铜像，其身微倾右手前伸，势如拦车状。故俄人戏称"列宁现在没有专车也要'打的'了"我感到很有戏剧性，不禁笑而写道：" 铜像尊尊遍古城，导师著述似圣经。而今谁人崇马列？惟见奔忙挣钱人。"

毛泽东在他的著述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斯主义。"其实阿芙乐尔巡洋舰并未开炮袭击冬宫，其实是二月政府领导人怕战争毁了彼得堡，主动向列宁交出权力，巡洋舰鸣礼炮以示庆贺。历史为什么老是被"伟人"篡改？我想这也是为了"革命需要"吧！值得一提的是屹立在莫斯科市中心的胜利大教堂。"十月革命"后苏联大肆摧毁废除宗教，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胜利大教堂被推倒改为全苏工会大厦，在前苏联解体后老百姓志愿捐钱修复了胜利大教堂，现俄罗斯总统普京也经常来此做弥撒，我深有所感的写道："几度废弛几度兴，教堂原是俄灵魂。世事迁变神不变，善恶美丑在于心。 "

中国古代臭名昭著的首任暴君秦始皇曾经焚书坑儒，活埋了四百个儒生。古罗马的三个暴君，尼禄，提庇留和苏拉，曾经把两万罗马人杀死。据说最残酷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所长托马斯·托尔奎马达曾活活烧死一万零二百二十人，并烧掉六千八百六十具逃亡的或已死去的异教徒的模拟像，此外还判处九万七千三百二十一人终身监禁、没收财产和穿一种名叫"圣宾尼陀"的耻辱服。伊凡雷帝时沙皇特辖区制度使几十万人丧命，在这一制度最猖獗的时期，莫斯科每天有十至二十人被处死。法国雅各宾恐怖时期，由革命法庭判决而上断头台的共一万七千人，大约还有同样数量的人未经法庭审讯即被定罪或屈死狱中。至于因"嫌疑"而被雅各宾派关到监狱中的人数就不知多少了，最可靠的估计为七万人。但在整个 19世纪，因为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俄罗斯人才不到20个人，被流放，被监狱关死的，也就几百人，顶多几千人。但是死于斯大林之手的却高于此数的一千倍一万倍，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一个数字，从1930年到1953年期间，苏联有三百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死于非命。1991年苏联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宣布了一个数字，从1928 年到1953年，斯大林主掌大权的25年期间，苏联有450万人死于非命。历史的记录更为骇人，在斯大林大权独揽的25年中，死于非命的俄国人总数，下限是2,200万，上限是6,600 万。从1937年到1938年，即布哈林被捕入狱到审判处决的几百个日日夜夜中，仅在莫斯科一地，一天就有上千人被枪毙。莫斯科火葬场的焚尸炉烈焰滚滚，不分昼夜地火化掉源源不断的血肉模糊的尸体。这已不是鲜血汇成的小溪，而是白骨皑皑的荒原了！历史上任何暴君都没有镇压和虐杀过如此众多的自己的同胞、普通的公民、革命的精英和国家的栋梁！我看了这些历史资料不能不记起毛泽东执政二十八年的血惺罪行，他杀害的中国人民不少于八千万人，难道上帝能宽恕他吗？他能静静躺在那里吗？

环顾世界，纵观古今，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自由是人类向往的王国，有谁能改变？又有谁能够改变？我坚信我旅俄组诗《写在克里姆林宫前》的那八句不合格的律诗，将是我们时代的共同的希望： "巍巍宫殿巍巍城，一夜权力易主人。渎武何虑民生怨，争斗自不悯生灵。三色国旗重展现，百业兴旺始向荣。自由润出花万朵，何处不是欢笑声。"

洪薇：今天是我们《时事经纬》节目的第100集，这个节目是在原来的《九评热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此我们向关心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表示感谢。

横河：今天是第100集，我想和听众们介绍一下这个节目的由来。原来这是《希望之声》一个地方的落地台。2004年11月19号，《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我们当地很多华人提出了很多关于《九评共产党》里面内容的问题。为了和听众交流，我们就在休士顿的《希望之声》落地台开辟了一个《九评热线》节目，让听众都可以打电话进来，目的是和听众、和当地的华人社区共同探讨和《九评共产党》有关的问题，这样建立一个和听众交流的平台。

这个节目后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听众也很多，经常打电话给我们鼓励也和我们交流，开始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通过交流以后渐渐、渐渐的大家都对《九评共产党》就有更深的认识。后来《九评热线》讲了三十多集以后，有人建议说这个范围是不是可以再扩大，扩大到跟中国时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有关的一个评论节目，所以后来就改成了《希望之声》的《时事经纬》节目。

这个节目后来就成了《希望之声》的一系列的评论节目之一，也是对华广播节目之一。这个节目改成《时事经纬》以后到今天正好是一百集，后来当地的落地台停播了，但是这个节目却保留下来。在听众的支持下和鼓励下，我们这个节目一直走到今天。今天用这个机会向所有关心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表示感谢。

洪薇：当然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继续支持我们。11月6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再次举行了听证会，审议雅虎公司向中国当局透露用户个人电邮资料，导致中国记者师涛还有王小宁等异议人士被判刑的事情。雅虎在上一次国会听证的时候没有向国会提供当时已经有的证据，横河请您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案情的具体情况吧！

横河：好的。师涛是原来湖南长沙《当代商报》的一个编辑部主任，2004年他通过个人的雅虎电邮，把一份当时关于限制“六四”内容报导的通知摘抄给了一家海外的网站。后来雅虎香港公司接受了中国当局的要求，向中国当局提供了师涛的个人电邮资料和个人的信息，这样就导致师涛在2005年被当局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判了十年徒刑，这是师涛的案子。

另外一个案子是北京网络作家王小宁，他在网上发表了批评政府文章，2003年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也是判了他10年徒刑。王小宁被判刑后来也查明是雅虎香港公司向中国当局透露了他个人的电邮资料。这两个人的情况曝光以后，当时是中共交给他们家属的判决书上明确说明的，就是雅虎向它们提供的这方面的资料，所以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后来师涛的母亲和王小宁的妻子到了美国，想通过法律途径在美国起诉雅虎，通过法律途径来寻求公道，因为在中国他们没有办法寻求公道。在美国由一个叫做“世界人权组织”的律师莫顿．卡拉汉，他代表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和王小宁的妻子在奥克兰的联邦法院对雅虎提出起诉，控告雅虎公司侵犯人权，这个案子还在进行中。同样为这个案子，美国国会进行了两次听证。

横河：星期二的听证会主要是围绕卡拉汉，就是雅虎公司的……

横河：对，雅虎公司的副总裁。他在2006年2月份在国会的第一次关于这件事情听证会上对美国国会议员表示：雅虎公司向中国警方提供师涛个人信息的时候，并不知道中国警方在调查师涛有关泄露国家机密的这个事情，所以他说他们不知道有关调查的性质。在听证会上他表示雅虎公司只是遵照中国的法律提供给警方相关的信息，但是后来有证据表明，中国警方在向雅虎索取师涛的电邮信箱和地址、个人信息资料的时候他已经向雅虎发布了这个调取证据的通知书，在这个通知书上中国警方明确说明他们在寻找师涛涉嫌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的证据。

这个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在中国是经常用来迫害异议人士的一个政治陷害的藉口，这一点人人都知道的。也就是说，雅虎知道中国警方要对他们所要的材料的主人师涛进行政治迫害，而不是其他原因。

卡拉汉在这之前，他承认去年在国会就这个案子做证期间，没有把雅虎公司掌握的信息，全部都告知国会。当然他的理由是雅虎内部的信息流通有障碍，当时他本人也不知道，而是雅虎的香港公司的一个经理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雅虎上层，当然这个美国国会对于这个并不买帐。

洪薇：这次美国国会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兰托斯对雅虎公司他是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表示针对此案雅虎公司在此之前向国会提供了错误的信息。他说美国最优秀的企业不应该成为中国政治镇压机器中的一部分。然后尽管雅虎的总裁杨致远在听众会上向师涛的母亲公开的道歉，但却拒绝赔偿的承诺，也拒绝表示以后不再和中共合作。那么杨致远的道歉有什么意义呢？

横河：杨致远道歉是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兰托斯直接了当的要求他向受害者道歉，杨致远和卡拉汉两个人回过头来向师涛的母亲点头表示致歉，他们并……

横河：这种道歉其实是在国会议员的当场的指责和要求下所做的。当这个国会议员提出来他们为什么不对受害者进行任何财政上的支援的时候，他们一直没有承诺，他们说他们可以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却没有承诺他们将会提供援助，而当提出来说如果将来中共再要求你们提供这样子证据的时候，你们能不能不提供，他们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他们也拒绝正面的回答国会议员的问题。

洪薇：实际上美国很多大公司在到中国去发展的过程当中，都会遭遇到一些类似于像雅虎他们遇到的这些问题，那您认为雅虎公司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做法，和他现在所遇到的、面对的这种局面的话，对其他公司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横河：我想外国公司特别是美国公司帮助独裁政权迫害人权是有历史的，而且在现在也不只雅虎这一家。在历史上我们大家知道就是纳粹当年迫害犹太人的时候，IBM公司曾经给纳粹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一种计算机，就是一种电子打孔机，这种打孔机是打孔以后就是建立最早的资料库。

纳粹用了这个机器以后，就把统计犹太人的资料，以便把他们送上毒气室、送到集中营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所以IBM公司向纳粹出售这种打孔机，事实上就变成了帮助纳粹进行种族屠杀的工具。几十年来，IBM公司都没有摆脱这件事情造成的阴影，直到现在就是这次国会听证的时候甚至人们都提起了这件事情，这是历史上。

在现实上，我们知道美国的思科公司是造路由器就是做网络的，他在中国帮助中共建立了防火墙，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金盾工程”。当年中共其实对“金盾工程”是没有办法的，而“思科”最著名的就是建立所谓一条龙的解决方案，就说客户提出要求。当时中共是出于一种非常困难的状态，就是怎么样能够在网路发展初期，而且快速发展的时候，能够把所有的讯息都控制在他自己手里，他们确实是没有这个办法的。从一开始中共想建立整个网路的防火墙和网路的监视系统，就是“思科”帮建的。在伊森．葛特曼的书Losing the New China，就是《失去新中国》这本书里面，把这个事情的经过介绍的很详细，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

另外，我们知道去年还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Google。Google公司的座右铭就是叫“不做恶”，但是去年他们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却主动的在Google中国网站上，删去了中共所不喜欢的那些网站。所以中国的网民上网用Google中国去查的东西，实际上和Google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所查到东西是不一样的。

横河∶这个危害就很大了，因为中国的用户相信外国公司特别相信像Google这样的公司，当他查到Google公司也查不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往往他会认为这些内容就不存在。因为他查中国的百度他想百度是中共控制的，所以百度查不到可能别的能查到，但是当他用Google也查不到的时候，他就认为他所看到的也就是世界别的国家人们都能看到的东西，这就是中共造的一个障眼法。

Googl解释说，这是提供部分讯息，比不提供讯息好，这是错的。提供部分讯息比不提供讯息要坏的多，因为不提供讯息，人们还知道你封锁了网路，他还想尽办法去找新闻。但是你提供部分讯息的话，就迷惑了人们以为他是全部讯息的时候，他就容易相信这些部分讯息；那么部分讯息，就是中共所做的网路控制，中共所做的宣传，所谓党的喉舌，它不是不给人民提供讯息，他也是提供部分讯息和歪曲讯息，所以这种事情Google就是重复了中共的宣传机器所做的事情。

横河∶对。其实雅虎很早就做这件事情了，大家也没注意。后来Google因为第一次中共叫Google去过滤这些讯息，Google拒绝了，当时大家都很佩服。然后过了一年以后，他又全部接受了，所以这件事情就闹的非常大，其实雅虎很早就在过滤这些讯息了。Google和雅虎过滤的这些网站，实质上就是提供给中国用户一个虚假讯息，帮助中共独裁政权的维持。

对于雅虎这一次的国会听证，我们其实还可以问这样的问题，除了已经曝光的师涛、王小宁和其他几个案例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有没有法轮功的案例？因为大家知道法轮功学员由于上网被抓的数量比记者比不同政见者要不知道要多多少倍。那么其中有没有被雅虎出卖的？如果现在我们问雅虎，你有没有别的案例？有没有法轮功的案例？他如果说现在没有，将来发现有的话，那就是他又一次撒谎。

也就说，如果我们现在问他，他其实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他说有还是没有，因为他一定会知道，因为中国警方很可能向他调，只是说师涛和王小宁的案子是有了判决书，而判决书上面又直接说明的。如果说家属没有拿到判决书，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个案例是判了12年以后，今年家属才拿到判决书的，有很多人没有拿到判决书，还有很多人消息送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将来有一天要曝光出来了，雅虎怎么交代？所以我想雅虎为什么不肯在当时答应说将来中共向他提问的时候，要求他同样交出资料的时候，他说这事情很复杂他现在不愿意回答，很可能他已经知道远远超过这两个案子。

洪薇∶我们知道现在是互联网的世界，对于雅虎和Google这种互联网的龙头公司，他们进入中国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就必须得要受中国的约束，否则的话他们的经济利益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或者说他们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可以去面对呢？

横河∶我想这里有个很简单的问题可以问雅虎和Google的，就说你们遵循的是中国的那一条法律？要他把具体的法律条文说出来。就说中国规定你过滤那些网站1.2.3.4.5，因为中共从来没有公布过那一条法律规定要过滤那些网站的，所以网站的名单你是那里来的，是如果是中国政府交给你的话，那么请你拿出来。

这样的话，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承认有海外网站的黑名单；所以中国很多网民认为他们看到的讯息，是现在讯息已经很流通了什么都能看到了。你跟中国网民交流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什么都能看到，所以他并不知道。中共并没有在中国大张旗鼓的告诉民众说我们在过滤海外的网站，他并没有公开大量的说。

所以雅虎和Google如果能够交出一个名单来的话，那就是证明中共确实是有这样的黑名单，他们是按照中共的指意来做的。如果说他们交不出来的话，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很多网站都是自我约束的，雅虎和Google是美国的网站，你根据什么来进行自我约束的，你根据什么标准来进行自我约束的，叫他把标准拿出来。

雅虎和Google其实是为了商业利益，第一彻底放弃原则，第二彻底向中共投降，第三是助纣为虐。因为他是明明知道的，能不能不做？我觉得是可以不做的。就是你不能向中共交出这些资料来，无非就是不在中国做生意嘛！从中共市场做不下生意退出来的也很多，雅虎和Googl你为了在中国做生意，而向中共低头也许他遭到的商业损失更大。

如果你不低头，你照样可以在中国做，只是说没有这么多不会在强权的支持下得到更多的油水。大家知道很多外国公司和中国的官方的勾结，特别大公司和官方的勾结，是为了得到最大的商业利益；而不是说真正的平等的，或者是正常的做生意。这些公司是不是在正常的做生意，而是用贿赂或者是在政治上交换，就说我帮你打击异己你给我额外的生意好处，就像思科公司一样的。

他们这种作法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本身他们就是想为了得到不应该得到过多的商业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做生意，就像Google自己说的，要保持一个底线。今年Google的总裁承认了由于他们在网站的问题上向中共低头，事实上已经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因为海外的公司，不管它怎样做生意还是想保留一个形象，正像国会议员在听证会上说的，美国优秀的企业不应该成为中国方面独裁统治的帮凶，这种优秀企业是要建立在、最终是要落实在顾客对它信任的基础上，而它们这样肆无忌惮的帮助中共来侵犯人权，它的信用降低一定会影响它在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欧洲的商业利益。

洪薇：这次美国国会听证会，对Google和雅虎这样的公司，能有什么样的约束力呢？

横河：国会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就是可以立法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共或其他的独裁政权提供他们的用户资料，这次在听证会上已经有些国会议员提出来了，要在立法方面加强，这个听证会本身没有很大的约束力，但是媒体已经报导了，《华盛顿邮报》马上就报导了，把此当作重要的新闻大字标题已经报导出来了。也就是说尽管听证会本身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但是雅虎公司和类似的公司在听证会上的表现，却给美国人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美国人民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当他听说这些事情以后，譬如要买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其中有一个公司有很坏的人权记录，另外一间公司有很好的人权记录，大部分人按照美国关于民主人权教育出来的消费者，他会不自觉的选择，两个产品如果一样的话，会选择人权记录比较好，而没有向邪恶低头公司的产品。而如果说是一个很著名使用血汗工厂的童工，或是有不良人权记录的公司，往往人们在选择的时候，会有意识的避开它。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做，但是肯定会有相当的人有这样作法的。也就是说有些关于声誉方面的问题，并非一眼就能看出来。会有影响。不一定在法律上立刻会有制裁，或者是生意立刻掉了很多倍。当然我们以前举过一个例子，有些生意是会掉的。

记得当时曾铮，就是写《静水流深》的作者，她当时在澳大利亚发现在中国劳教所里生产的产品后，媒体报导了。报导之后，就有一位欧洲的记者，要到中国生产劳教产品的工厂调查，但是被工厂拒绝。之后她自己跑去调查并写了一篇报告。一年之后，这个工厂邀请她回到它们工厂来参观，请她再写一篇报导。她问为什么，工厂说一年之内国外订货减少了80％。

洪薇：我们再回到师涛这个案子，师涛的罪名是“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这样的一个罪名是不是中共所独有的呢？

横河：这个不一定是中共所独有的，但是应用却是中共所独特的。“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它有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国家机密？中国的国家机密定义是相当广泛。譬如就是师涛所提供的文件是关于“六四”纪念日的报导怎么限制的文件，这个文件谁发的呢？一般是属于中宣部或是宣传部门发出的，如果是中宣部发出就不是国家机密，因为是属于党的文件，党的机密不能算是国家机密，国家和党应该区分。第二、如果是国务院下属机构发出的文件的话，是属于执法的，这个需要公开执法的就不应该是国家机密，因为如果是属于国家机密的话，执法的人知道而被执法的人不知情。被执法人如果不知情，这个就不能算罪名，因为这个并没有被公布出来。所以不管怎么说，这些都不能作为判刑依据。

现在是国家机关发出的文件或是中共发出的文件，随便哪个单位都可以盖上国家机密，文件上印了一个机密就是国家机密了？国家机密应该是要有限定范围。现在只要是国家机构、中共机构随便印个机密，然后用同一个国家的机构，公安部门可以抓起来，同一个国家机构法院可以判刑，都是一边倒的道理。也就是说另外一边根本就没理可讲，定国家机密也是你，抓人、判刑也是你，什么是国家机密都说不清楚，就是这样的情况。

就从这个罪名，从师涛案可以看到，中共到现在还是靠文件来管理国家，它不是靠法律在管理国家，它根本就没有一点点法治的观念，让人家的感觉就是中共到现在还是个地下党。到现在它还是要靠内部文件，不让人看见、不让人知道的文件来管理这个国家，那也就是中共其实就是承认了它管不好这个国家，它只能用地下的方法来管。

洪薇：那王小宁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罪名好像经常用在针对异议人士上面，中共是不是也用这样的罪名在实施专政的手段呢？

横河：对！这就是以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罪，只不过改了名字叫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用的人跟原来反革命罪用的人是一样的，只要是中共不喜欢的政治犯就用这个名字。什么叫煽动？煽动就是言论，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说这个国家有问题绝对不是罪行，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个事实，煽动颠覆国家如果没有人有行动，没有人根据煽动去行动的话，这个没有后果的言论就没有罪，中共宪法自己就规定了，所以中国的执法根本就是人治，没有一点点司法概念。

我们还知道经常用的另一个罪名，跟上面两个“泄漏国家机密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一样的，叫“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这个也是“万金油”的罪名，凡是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99％是用这个罪名，不管你做了什么，印了传单也好、上网也好。我今天还看到，就是安徽省的第二个企业家写的公开信中提到上海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就是因为上网声明他以前转化作废被抓起来判了四年。

就是说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都用一个罪名可以判，一个罪名。用以前的话说就是万能的药。一个药可以治所有的病，包治百病。现在中共的罪名也是包判所有的人，“非法向国家境外泄露机密罪”，任何关于中共哪怕是芝麻绿豆小县城的文件拿出去，都可以用这个罪名；任何在网上发表批评中共，或是批评中共政策都可以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任何一个在信仰上跟中共不一样，又不愿意到中共规定的教堂和佛教协会去受管制这些人，都可以用“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它这三个罪名可以把中国所有的人都判进去，这就是中共的法治，就是美国某些公司帮助巩固维持的政权。

洪薇：面对这样一个专制的政权，您认为西方国家能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呢？

横河：我觉得现在要做的事情，要让这些大公司自律这是很难做到的，从很多年前开始就披露这些事情了，但它们照样做，所以让他们自律是有问题的。但是民众可以通过国会来发出声音，让国会立法来阻断这种公司肆无忌惮帮助独裁政权、中共去迫害人权，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另外就是大量让它们曝光，因为毕竟它们还是在一个透明的民主社会里面，它们也是怕曝光的，要不然它们不会在国会里面抵赖或者不想说真话，是能瞒多少就瞒多少，为什么？曝光后商业最终会造成损害。

洪薇：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听众朋友们，感谢您们收听这一期《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卫兵兴衰录》值得认真研读。该书由香港的德塞出版公司于2006年6月出版。作者宋柏林。我们知道，红卫兵运动发源于北京清华附中，最初其成员以高干子弟为主。宋柏林当年正是清华附中的高中三年级学生，出身高干家庭，是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也是红卫兵的主要核心成员。宋柏林四十年来一直坚持记日记，文革初期那一两年也未间断，并且保存完好。这本《红卫兵兴衰录》就是以宋柏林的日记为主体，把宋柏林自文革发动阶段即1966年5月到宋柏林开后门入伍当兵即1968年2月的日记全部发表，另外，还选登了1966年1月到4月的部分日记，以便于读者了解文革前夕中国的政治气候以及中学生的思想动向。

在读到《红卫兵兴衰录》之前，我最想知道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在运动初期，红卫兵打老师打同学，那时他们是怎么想的。二是在中央文革提出批判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昔日天之骄子的老红卫兵们一下沦为反动，沦为阶下囚，那时他们又是怎么想的。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发现作者的日记对前一个问题给出了比较清楚的说明，但是对后一个问题却含糊其词，语焉不详。给人的感觉是只讲过五关斩六将不讲走麦城。不过回过头来再想一想觉得那倒也很自然，很情有可原。可以想像的是，以自来红自居，以当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的红卫兵们，当他们受到来自党中央的严厉批评，必定陷入极大的困惑。一方面，他们不服气，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敢怀疑更不敢反对党中央。如果宋柏林能把当时的困惑、苦恼乃至怀疑都记下来，那就好了。问题是在当年，很多人是把写日记当作促进自己思想革命化的一种方式的，起码是不会在日记里无所顾忌地写下自己的那些"错误思想"以至"反动思想"。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写日记时总是会有意无意地自我审查。作者在最该写的地方却留下空白。这固然是极大的缺憾，不过这种缺憾本身就说明很多问题。

读宋柏林的日记你会感到，红卫兵并非天生的恶棍。为什么许多本性并不坏的青年会在文革中干下那么多骇人听闻的坏事呢？政治哲学家阿伦特提出过一个概念，曰"平庸的邪恶"。阿伦特指出，在极权统治下，许许多多普通人会做出很不普通的罪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放弃思想，拒绝思想。阿伦特指出："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远胜过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因为思想可以产生关于善恶的辨别能力，所以思想对作恶有遏制作用。正如阿伦特所说，政治思想的特点就是它的代表性。所谓代表性就是说，人在思考政治问题时能够不局限于自己的立场和角度，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立场别人的角度思想。政治思想追求的是全面，忌讳的是片面。而共产党那套阶级斗争理论，强调遇事必须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以及诸如此类，恰好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思想。

这一点在宋柏林的日记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宋柏林在日记里写道："我想问题有一个很坏的毛病——钻牛角尖。特别是看人生观、革命大道理时，一钻进牛角尖就什么都吹了。我认为，钻深弄透要适可而止。什么是'可'，那就是最基本的是非好坏，丑美之分。这就没什么道理了，这就是阶级感情，阶级立场的问题了……阶级立场不同，他们对好坏的判断就会截然不同。我就象爸爸说的那样'读书越多越糊涂了。'光知道道理、推论。连最基本的阶级立场，爱憎感情都糊涂了。以后，我一定要牢记自己是革命战士的后代，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劳动人民就是我的亲爹娘，干革命就是我的本性。我要紧紧地跟着党和毛主席，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党干革命。"作者对北航附中的一些高干子弟的同学表示不满，就因为他们"'马列主义'学得太多了，学到了'辩证法'，学会了全面看问题，但是把最朴素的阶级感情，最基本的阶级立场给丢掉了。这样的人，就是修正主义的好苗子，我要严防自己成为这样的人。"由此可见，作者本来是具有思想能力的，但是由于他全盘接受了共产党的理论，他甚至把自己能思想当成了自己的一个大毛病，他总是有意识地拒绝全面性而坚持片面性，竭力地压制自己的同情心而培养自己的野蛮性。在红八月，红卫兵动手打同学打老师，作者本人并没有出手打人，然而他非但不觉得自己正确而感到安心，反而感到很惭愧，认为自己的阶级感情还不够深。

思想是人类固有的一种能力。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有意识地拒绝思想。宋柏林这本《红卫兵兴衰录》或许能给他们一些启示和警醒。

　　那么,把共产党与日本鬼子相提并论,则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现实情况.就以新近发生的纪念反右50周年和中共禁书两件事说吧!秦耕先生在<<对“禁书事件”的另一种观察>>中说: “这次官方禁书使用的是日本鬼子的办法, ‘打枪的不要，悄悄的进村”，说白了就是实施偷袭，是以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方式进行，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 这不仅是 “进步”而且是 “很大的”.之前呢?当然是大大不如日本鬼子了. 　　

　　在胡平和陈破空作为嘉宾的“ 回顾反右史引发中共恐慌”互动节目中,纽约听众刘先生说：两位来宾好！我是反右前后出生的，那时一九八几年的时候，我住在医院。有一个总编辑右派他告诉我，我不知道反右的时候是这么残酷的。他就告诉我毛泽东统治的时候，他给了一顶“帽子”你戴了，你什么地方都不能去；在日本人统治时大江南北都能走，我不知道多残酷，大概比日本人统治时候还残酷。　　

　　我在网上还看到陈先生如下的话: “而现在的日本政府是个民主政府，并不是当时军国主义者，他都据理做出赔偿，而中共连迫害自己的同胞，不要说给同胞赔偿，连同胞打官司的权力都没有。如果有同胞敢到法庭去打中国政府的官司要它赔偿，恐怕要被抓起来坐更多的牢，所以连日本鬼子都不如。

　　 “中共也曾附和亚洲人民说法，要求日本反省。但是，中共从不反省自己。日本的侵略罪行，毕竟属于历史上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而不属于当今民主的日本。反观中国，举凡破坏抗日、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 ‘六四’屠城、镇压法轮功，等等，都是共产党一党所为。不但有过去式，更有进行式。作恶者不仅没有下台，还高高在上；不仅没有反省，还强词夺理；专制与迫害，不仅没有结束，还持续进行，企图 ‘进行到底’。” 　　

　　上海异议人士韩立法先生,屡经政府绑架,后来被放回家.所谓 “屡经”,据我所知,起码是三进三出劳教所.韩先生不说是 “每次判处三年劳教”,而说是 “政府绑架”,这是因为每一次都是非法的,即便是按中共自己的 “法”.

　　一位曾是狂热的毛泽东思想崇拜者,因写<<欧阳海之歌>>而高爬到文化部长级,名噪一时的金敬迈先生,说起他在秦城监狱,一半人疯掉了,他在狱中受过酷刑,被打得很惨.如不是共产党给他深刻的感受,他决不会说: “中国人绝对不比日本鬼子善良”(<开放>2005年5月号,第15页)我听过许多老干部说过这样的话: “国民党,日本人的监狱我都住过,却没受过住我们共产党自己监狱的那份罪!” 　　

　　大前年6月18日,<<世界日报.大陆新闻>>,标题是:<<河北征地暴徒 “比日军还狠”>>,内中文称: “全案经国际媒体报导后,已引起全球关注.据太阳报报导,香港传媒亲赴绳油村采访,有死里逃生的村民控诉,上周六凌晨闯村行凶的暴徒,比侵华日军还要凶狠, ‘日本人来了还让你投降,那天你投降都不行,暴徒马上打死你.” 　　

　　也是大前年,河南省郑州当局出动防暴警察，以霰弹枪,警犬,电棒等武器镇压师家村上访村民.群众就说是 “鬼子进了村”. 　　

　　<<晚年周恩来>>一书作者高文谦先生接受电视台采访谈“六四”,他引用一位拉三轮车的老工人非常伤心地说: “当年日本鬼子进北京也没有像这样恐怖,坦克碾人,见人就杀……” 　　

　　我在网上看到,一位遭受日本残酷毒打,欺凌侮辱的慰安妇,亲眼目睹日本人残杀中国姐妹,把牙齿一个个打落……她虎口余生,当然恨死日本人,但到晚年她却说,她最恨的是中国人;让她在各次运动中经受了椎心泣血的迫害. 　　

　　我在赵紫阳家乡滑县,听到农民争相控诉干部,说他们敲诈勒索,比日本鬼子还坏.有一位老农民说: “你们年轻,哪里知道:共产党的干部再坏,也总有一点比日本人强;干部说的话不管多伤天害理,你总还能听懂吧!日本人进了村哇哩哇啦你不明白他要你干甚么.”总是还有人对共产党说好话!中国共产党人在说中国话这一点上(总算找到一点),还是比日本人强的. 　　

　　诸如此类,数不胜数.如果你去参观文物古迹,几乎所到之处,都能听到这类的话:什么什么文物,日本打过来都没有遭到破坏,可是在土改中,或镇反中,……特别是在文革中,给予了毁灭性的破坏,如今荡然无存……

　　这一件件,见多不怪的事情,大家总是不约而同地把共产党与日本鬼子

　　相提并论,合二而一.此非毛主席之教导乎____ “相比较而存在,……”? 　　

　　值此中共即将召开17大之际,大陆正在举行<<唱支山歌给党听>>音乐会,让我也跟一跟主旋律: 　

　　一篇短篇小说，在当年发表时，竟能引起上自公安部副部长声称要逮捕作者，下自全国有好几个地市的居委会主任纷纷写信给共产党要控告作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居然既惊扰了“今上”，又触怒了“今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其实，高尔品（辛灏年）27年前在中国大陆发表的短篇小说《细胞闲传》（安徽文学1980年10月号，小说选刊1981年元月创刊号，黄花岗杂志2007年总第20期），通篇都是心平气和，娓娓道来，寓沉重的话题于轻松的叙述之中，不动声色、却又刀笔深刻地刻画了共产党统治下一个居民委员会主任的“文学形象”。只不过这篇小说在一开头，就让这位刚从市红十字会学习回来的居民委员会主任卜阿菊，小说的主人翁，向她治下的百姓们威风凛凛地道出了一句话，就是：“你们少看不起我这个居民委员会的主任，我就是政府的细胞！”然而，就是这一句话，才把这个离“七品芝麻官”还不知要差了多少“品”的共产党的最小的官，与政府、特别是共产党的政府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连结了起来。这既使得这位居民主任从此得了一个“细胞”的雅号，使她治下的百姓都称起他“细胞主任”来了，调皮的顽童甚至会躲在她的身后，大声叫她一声“细胞”！却又因为这位细胞主任的一桩桩“德行”，又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难分难解，因而，她这个细胞，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细胞，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是治得好的，还是根本就没有了希望的；也就使人生出了太多的联想，而且想多了还会叫人感到害怕。有鉴于此，所以，一位共产党的比较大的“细胞”，就是作者故地的一位中共市委组织部长，当时便恶狠狠地说过这样的一句话：“高尔品的小说细胞闲传，毒就毒在‘细胞’这两个字上！”还说，“要是早了两年，他就够枪毙！”真是作者侥幸。当真要是早了两年，单为“细胞”这么个称呼与共产党发生了关系，作者怕也要吃不了兜着走了。那年头，为一个字、两个字掉了脑袋的，还嫌少吗？　　

　　小说《细胞闲传》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它叙说了一位名叫卜阿菊的居民委员会主任，就是我们中国人嘴巴里说的“街道干部”，或“街道主任”，与她治下的一户老百姓——右派份子李八一一家的故事。　　

　　1958年，只因为这位卜主任，发现那个在中学当教师的李八一，居然在与居委会的干部吵架时，敢骂居委会的干部 “跟国民党的保甲长一样凶”，她便因为阶级觉悟高，而立即认识到，像李八一这样的人不是右派，还有谁才是右派？于是就跑到李八一的学校告了他的状，果不然原来就出身不好、并且还有海外关系的李八一，便被打了右派，还加上了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法办送去劳改了。这在一九五七年，实在便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紧接着，大跃进一开始，区里就发动了争当“一片红”街道的竞赛，就是看谁治下的街道，能够把本街道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份子统统清理掉，变出他“一片红彤彤的世界”来。于是，细胞主任便又用那“车轮滚滚的战术，花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把李八一那个志诚的美人儿给说动了，并且还由她作主，带着孩子改了嫁。于是，卜主任才“虽没有抢人先、却也没有落人后”地争到了“一片红”街道的奖状。　　

　　谁想，到了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一天，细胞主任却在大街上看见那个还没有刑满释放的李八一，居然就和一个打扮成 “资产阶级妖精”模样的“外国”女人，走在大街上，虽然身后跟着人，却明摆着是在逛大街，于是，满身都是“阶级斗争细胞”的细胞主任，便一马当先地冲上前去，要问个明白，还揪住那个劳改犯不放，非要当场就把他送回班房里面去，连陪同的两个共产党“外事大员”也没有办法阻拦她。闹到最后，竟只好是先上公安局再说。虽然华侨姐姐一走，李八一就又回了劳改工场，但只为卜主任破坏了共产党的“外事纪律”，才不得不向区里作了一番着实的检查。自然，这种事在当时屡见不鲜、司空见惯。就连当今那位八十好几的风流科学家杨振宁在七十年代初第一次回国时，共产党也对他那个打过右派的父亲，作过类似的“美丽包装”处理，以至把那个杨振宁哄得从此年年高喊共产党万岁万万岁，把他那个也受够了共产党罪的老子气得说不出话来。

　　后来，“四人帮”终于被共产党自己人打倒了。没想，李八一那个已经“几进宫”的小劳改犯儿子，却和刚刚改正了的右派份子李八一自己，一前一后地找到了此时已经被人称做“细胞奶奶”的卜主任家里。刚出狱的小劳改犯在家里受不了继父的气，要细胞主任帮他找份工作；刚给摘了右派帽子的老子，却要向细胞主任打听自己儿子的下落……

　　于是，细胞主任这才又动了心思，一边大骂李小明那个不是东西的继父硬是把一个好人家的孩子给打坏了，动员李八一的前妻跟他离婚；一边却做好做歹地逼迫着李八一和他的前妻“破镜重圆”，甚至当没有饭吃的李小明又犯了法被抓进去开庭审判时，她居然大闹法庭，将动员那一对离婚夫妻“破镜重圆”的工作，居然做到了法庭上，不但打动了在场的人心，包括那一对离婚夫妻的人心，而且还大大地出了一回风头，连法院的李院长和张法官都拿她无可奈何。　　

　　小说以李八一家大团圆的“欢乐”场面和卜主任在婚礼上出风头的“笑闹”场景收场。

　　小说虽然时间跨度二十余年，但因作者紧紧地围绕着细胞主任的种种“德行”和右派份子李八一一家的悲惨命运用笔，因此，故事情节显得紧凑而不涣散，人物形象更被刻画得丰满而且复杂，小说语言则生动感人，风趣诙谐，却又用笔极深。　　

　　小说的成功，关键在于“细胞”主任这个文学形象的塑造成功。换言之，就是作者创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而又复杂的共产党居委会主任的形象，从而对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共产党统治本身，作出了既深又广的艺术概括，将“两个太阳照耀下”的中国百姓的无边苦痛和悲惨命运描写得淋漓尽致，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新社会天下红旗一样红”的可怕历史和可笑可悲的现状。　　

　　小说在对卜阿菊的性格描写上，首先展现的是她“心狠手辣”的一面，从而将共产党对人的“异化”刻画得入骨三分。　　

　　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乱箭射向知识份子的胸膛，其势如暴风骤雨，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一般人，特别是在“细胞”这种岗位上，是没有“不说话、不表态”的自由的。仅仅在这一点上，你可以责怪毛泽东，你可以责怪邓小平，你可以责怪彭真……总之，你可以责怪共产党；但是，你是不可以厚责“细胞”的。反右对科学文化，人伦道德，社会经济，民主法制……的破坏，及其对知识份子的迫害之惨不忍睹，所造成的民族性灾难，其罪恶是罄竹难书的。右派李八一的遭遇，跟我的遭遇相似，应该说还是比较轻的。像北大才女林昭，受尽狱中折磨，终被枪杀，父亲被逼自杀，母亲精神失常，被红卫兵打死在街头……类似遭遇，即便只在北大一所学府，也是多有所在，不一而足。时至今日，中共仍对反右真相讳莫如深，宣传部还在下令禁止纪念反右50周年的活动。就此你就可以想见，小说作者早在近三十年之前就捅这个马蜂窝，戳这个脓包，其敢冒风险之胆，其能洞察史实之识，是多么难能可贵？

　　作者在小说中描写道：“她想，二十七号的李八一，有一次竟骂一个居民小组长—─‘你们是不是国民党的保甲长？这么凶’，——把共产党的街道干部说成是国民党的保甲长，这话太毒，不是右派的话，还是左派的话？”——这便是小说中细胞主任既“富有时代和政治特征”、又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的独特心理活动。　　

　　细胞认为，“这话太毒”，但毒在哪里呢？共产党虚构的保甲长形象，要多坏有多坏。这是那时曾经历过两个政权的人所不能轻信的。我可以举出一个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的乡村保长，后移居城市，文革前乡民还曾集体签名给他送了一挂歌功颂德的大匾，但他在文革中还是挨了斗。我想，共产党完蛋之后，大概不会有人怀念共产党的那些街道主任，乡村支书的“德政”的。所以说，“这话太毒，”就毒在它是实话，保甲长是否真坏？既往矣，先不管；“细胞”们的恶行，倒确实是要多坏有多坏，铁的事实就摆在面前。因为在乡村，农民对支书；在城市，居民对街道主任；都是真的又怕又恨的。 1957年许多右派言论对这个政权的定性，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现在国人对干部的评论是，“挨个儿枪毙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就会有漏网的。”这话虽是当年右派份子葛佩奇“杀共产党人”言论的青出于蓝，但这可不是某个人说的，而是传遍全国的舆论，路上行人有口皆“碑”。当然不是流芳百世，而是遗臭万年之“碑”。
　

　　“反右全面胜利，大跃进也就全面展开。街道居民除了也要砸锅摔碗地大链钢铁之外，还开展了一个争当 ‘一片红’街道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宗旨，就是要在本街道消灭 ‘五类分子’。因为不如此，就不能早日进入共产主义，这一下，细胞主任烦起神来了。她治下的街道原有两个地主，可幸者已于前两年命归黄泉；还有十户右派，已有五户被卜主任劝离了婚，四户被迫迁走；如今只剩下一个二十七号的李八一。唯有他女人，虽说也只二十四、五年纪，也就一个两岁的孩子，可是这个美人儿却守活寡志诚。” “就这样，细胞主任在一个星期之内，足足跑了李八一家三七二十一趟。用 ‘车轮滚滚’的战术，打 ‘连环仗’，终于把那个志诚的美人儿劝转了！” 　　

　　这样说来，细胞卜主任破坏李八一的家庭，也是出于形势逼人。就是说，她逼着人家离婚，是共产党逼着她这样干的。我这样说，决不是要为细胞打掩护。你听听著名作家从维熙是怎么说的？从说：“记得，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北京市委一位负责的人物，在一个大礼堂做动员报告。他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诩说，‘我们要把那些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右派份子都挖出来，把北京变成水晶般的城市 ’。我们不必挑明这个“人物”是不是彭真，反正他总比“细胞”大，起码是个“器官”。接着，从维熙教训“器官”说，“这些话虽然十分动听，并具有一定的鼓舞力量，但是一个唯物论者忘了唯物主义最起码的常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透明。所谓 ‘水晶城’之说，是地道的形而上学，神话。”( 从维熙：《走向混沌》，第44页) 由此来看，真的是如小说所言，“旧社会天下乌鸦一般黑，新社会天下红旗一样红”了！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从一滴水看海洋，从一粒沙看大千世界，观一个细胞就能明察组织，器官，系统和整个肌体。文革时提出全国“一片红”，于是全国成了“红海洋”。北京就在一个月的抄家浪潮中，由红卫兵抄了3万多户“黑五类”的家，将近十万人被赶下乡去；北京的大兴县，有325个“黑五类”及其家属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间被活活打死；到处发生着惨绝人寰的事情。　　

　　有一点倒是应该特别指出，历史奚落了那位“器官”大人，让他在文革中也落了个“请君入瓮”的下场。这虽属“狗咬狗”的性质，但也是党性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党性使然，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或曰“天下红旗一样红”。任何人，别说区区细胞，就是大大的“器官”，也对之无可奈何。　　

　　然而，虽然在共产党的马列中国“天下红旗一样红”，但细胞却红得有她自己的性格特征，红得“可爱”，红成了一个“左的傻冒”。　　

　　这使我想起一个故事，从前，河南省南阳地方有一个草莽出身的实力人物别廷芳。一天，汤恩伯来造访别司令。别司令要集合队伍欢迎汤恩伯，下令道，“按讲话队形紧急集合，排成一个圆周率，”然后他致欢迎词说：“弟兄们，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军阀——汤恩伯将军。”

　　汤知道别是大老粗，居心抬举他，只是用词不当，遂微皱眉头予以制止，忙说：“不是，不是。”

　　但他越是制止，别司令就越说得带劲：“就是嘛，是军阀就是军阀嘛，你看他还客气哩！”

　　大家看，拍马屁拍到了这种份上，是不是叫人哭笑不得。

　　姑不说“细胞闲传”的作者自己，就已经用“拍马屁”的手法，将共产党统治的黑暗和人民备受煎熬的痛苦，反话正说地、甚至是俏皮而又形象地抒写了出来——诸如将居委会主任称做“政府的细胞”；借共产党说的“旧社会天下乌鸦一般黑”来形容“新社会天下红旗一样红”；和形容中国人民竟然是“两个太阳照耀下的百姓”等等，表面上看，作者的话说得句句都是夸共产党好，却又“毒”得叫共产党“哑巴吃汤圆，只能心里有数”，而不好公开发作。　　

　　而作者所著意刻画的细胞主任，就更是具有这等的本事了。她与小说作者不一样的地方则是，作者是有心嘲弄抑揄共产党，细胞却是愚昧地出于对共产党的铁胆忠心。　　

　　这样，便因她的阶级斗争意识之清醒，阶级斗争行为之坚决，和她要大抓阶级斗争的那一番激情，才能够把共产党搞得笑也不是、哭也不是，还非顺着她不可。比如前文所说的，明明是共产党要欺骗那个美籍华人，才把她那个劳改犯弟弟从监牢里面弄出来陪他姐姐几天，像对待风流科学家杨振宁的父亲一样，一句真话都不给说。这在共产党是煞费苦心地做假，但在细胞却是要真诚地要将它揭穿——她竟然当着大庭广众之下，不但揭穿了那个劳改犯的真面目，而且还一把揪住，非将他立即重新逮捕归案不可，直把共产党演出的那一场假戏的底牌，整个儿闹了一个底朝天，弄得共产党的脸简直没有地方去搁……

　　在小说里，细胞类似的语言和行为，可谓俯拾即是。　　

　　比如她为了争做“一片红”街道，上门逼迫黄筠芬与右派份子李八一离婚时所说的那一段话：“我说黄同志，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像你这样守着活寡，自己心里既不痛快，外边又要被别人说你界限不清。我也是个女人，说句直肠子话，换了我，就非离婚不可。不冲着我自己守不住，还冲着孩子，没的叫人指着孩子的脊梁心说他是小右派，你听了心里好受？将来大了，还要受他老子牵连，一辈子做不得人！单为这，你也该好生儿想想才是！”
　

　　细胞主任的这一段劝，不啻是告诉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共产党就是这样将太多的中国人逼迫得“家破人亡”的！而且，岂但是害得无辜人民家破人亡，而且还要人家子子孙孙，一生一世都“做不得人”！共产党所专讲的“出身论”、“成份论”、直到在文革中高唱“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之种种史无前例的反动黑暗行径，实在让细胞主任用她生动准确、充满个性的语言，全都揭发了一个干干净净。　　

　　二十年后，当她又要逼着黄筠芬和李八一“破镜重圆”的时候，她又曾这样劝说道：　　

　　“我说黄同志，千万别伤了身子。好不容易才熬到了这一天，有话好好说，李老师也不是不懂理的人，他岂不知你是为时势所逼，要不，一个好好的女人，凭什么要厚着脸皮再嫁，眼睁睁瞧着孩子遭人蹂躏……”

　　这简直就是在骂共产党逼良为“娼”了。这个好女人在细胞主任的嘴巴里，居然是“为时势所逼”，这个时势是谁制造的呢？难道不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吗？　　

　　再比如刚刚被放出来的小劳改犯李小明出来找她这个街道主任讨饭碗时，她便指着她的鼻子骂道：“如今好人都难得有饭吃，还有你端的碗！”然而，细胞的话倒是将“两个太阳照耀下的幸福百姓”们那种苦不堪言的幸福生活，又揭了个底朝天。　　

　　这之后，当她又要来劝说李八一同意和前妻破镜重圆时，她又这样地对前右派份子李八一说道：

　　“可怜你虽坐了班房，黄同志不也强如坐了班房一样，都受了二十多年的罪，还不该互相体贴着点儿……”

　　这话，等于是说，若大的一个中国大陆，整个就是一座大班房，哪有什么内外之分！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是个很好的概括。不过这话由细胞口中吐出，就是共产党在控诉共产党了。这也是作者“居心叵测”的地方。　　

　　作者赋予细胞主任的最精彩的性格语言，还是她在法庭上对“共产党时代”所发表的“总结性讲话”。她大声疾呼地喊道：　　

　　“同志们哪，我就是奔四化居委会的主任，叫卜阿菊。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李小明这孩子，从小可是好人家的孩子，他娘老子都是当老师的，人家家里行的是什么教育？可是，千怪万怪，不该把他老子冤打成右派；千怪万怪，他娘不该嫁给那么一个狠心的男人；千怪万怪，要怪‘四人帮’这伙杂种害苦了我们的下一代。说起来，真叫人心里难过，他老子当了右派，娘改了嫁，他从小就挨继父老子的打骂，流落街头，抓进去又放出来，再打出去。就是金做的孩子也好不了！” 　　

　　细胞主任说了三个“千怪万怪”，以进行“血泪控诉”。然而，这三个“千怪万怪”，说道底，不就是要怪“共产党从反右派到搞文革这长达二十年的残酷血腥统治”吗？最后一怪则是给画好的龙“点了睛”的，就是 “千怪万怪，要怪‘四人帮’这伙杂种害苦了我们的下一代！”在这里，细胞说的，倒是和搞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共产党一样，凡是坏事都往四人帮这垃圾篓子里面扔。不过，那时，中国人在说“四人帮”时总是伸五个指头 ( ——参见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问 )，即，都心知肚明是 “五人帮”。它说明，“这伙杂种”中还有一个，而且是最大的，便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红太阳”毛泽东！因为，正是他这“第二个太阳”，才把中国人烤焦了，烤烂了，烤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了！。细胞主任的讲演真是将共产党的毛泽东时代“高度地、深刻地、生动地和形象地作了太好的艺术概括”。她按照共产党的时代语言所说出的话，即饱含着大谎言的大实话，又该是何等的真实！她确实是让共产党笑既笑不出来，骂又骂不出口……。　　

　　然而，生活之树常青。生活中的 “细胞”，却是个活生生的人，是个性来得非常鲜明的一个女人。在她的身上，我们甚至不难看到下层社会女性的朴实、善良、热情与活力，有时还很富有人情味。虽然这一面，也被共产党将之深刻地异化了。　　

　　你看她，无论办好事还是干罪恶勾当，总是那样风火泼辣，虎虎有生气。她大闹法庭时的精彩表现，便活脱脱地表现出了她的热情和至诚，不仅强烈地感染着和鼓动着听众，甚至将共产党“假戏假唱”的法庭，闹了个鸡犬不宁。　　

　　一个人不管你在发雷霆之怒还是心平气和，不管你语言无味还是说得天花乱坠，只要有呼无应，在旁人身上不产生影响，就形不成戏剧，艺术性在这里就没有立足之地。说书艺人的常言，说得好，“说动人心方为妙，说不动人心白费工。” 　　

　　但细胞可是了得，她在法庭上竟然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使得共产党的“法官们一时面面相觑，待要拍‘惊堂木’，又撕不开这熟人的面皮，而且区里谁不知道 ‘细胞卜主任’”？于是，“原来嗡嗡的人声，经她这一闹，倒反而安静了下来。连李小明也抬起了冷漠的脸。” “严肃的法庭上陡然发出一片哄笑，还夹着啧啧赞许的声音。”“她的话乱了法庭，也乱了那一对离婚男女与罪犯李小明的心。那女人的脸竟红到了脖根，那男人却搭拉下眼皮去了。唯有李小明才睁大眼睛，盯住卜主任，眼里闪着一束强烈的渴望的光泽。” 连“听众”也“唰地将眼光一起投向那女人。女人的脸顿时一道红，一道白，额上还沁出了一层密细细的汗珠，看样子就像要撑不住了。法庭彻底乱了。宛如法官就是卜主任似的，人们一起看着她，先是窃窃有声，后来竟然干脆大说大指起来。法官无奈何之下，只得宣布休庭。” 因为，实在是审不下去了。就不说，“这里，人们正在围观不止，屏声静息；那边却响起卜主任一声惊叫，原来是那女人昏倒在她的怀里了……” 　　

　　作者巧妙地用场景的鸟瞰图与特写镜头相结合，描写了细胞主任风风火火的“革命性格”，其所产生的强烈的戏剧效果，把故事的情节推向了高潮。其中起酵母作用的，就是细胞主任那句稀松平常却富有人情味的一句良心话：“为了孩子要紧哪，谁人的心不都是肉长的？”应该说，这才是终于划破了那个黑暗极权社会的一道千里雷鸣和万里闪电——就是人性的力量。　　

　　细胞主任毕竟是一个人，是一个女人，她也有血有肉，有爱有恨，虽因共产党大抓阶级斗争，而使她变成铁石心肠；却只要共产党的社会还了稍许“人性”，她的铁石心肠就立即会重新变成“肉长的”，她就会从性之恶，返回性本善。虽然，她的恶和善都是被共产党“炼”变了形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细胞的身上，明显地看到共产党所一手造就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并通过这个变化，看到罪恶的党性和善良的人性是怎样地进行着搏斗的。用共产党文艺理论家胡风的所谓理论来说，就是所谓“主观与客观的血肉搏斗”，就是“主观战斗精神”和 “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复杂表现。而小说《细胞闲传》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之处，就是把社会的外在矛盾、冲突和斗争，内化成了“罪恶的党性与善良的人性”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尖锐冲突，从而对塑造“细胞”的性格形象，起到了十分精彩的效果。　　

　　比如当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因为党性跋扈，人性便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在这个时期，你就找不出细胞有什么善行，几乎全是恶行累累。在她的身上，与党性相配合的，便是人性恶(损人利己)的一面。如她为了自己的政治前程，就不顾别人死活，把李八一打成右派，还“顿时美滋滋地，觉得自己对党贡献挺大。”她为了能够“领着一支锣响鼓隆的队伍涌进区政府，领到那张通红的‘一片红’奖状”，就离间和破坏了起码是六个家庭。这时候，人性善的一面——例如，她尽管是在说着富有人情味的话，表着富有同情心的情，但，只因为她是要用它们来为那个恶党服务，所以，她就成了一个说人话不办人事的十恶不赦的恶女人、坏细胞了，让读者感到她那令人恶心的伪善和百分之百的欺骗：“……我也是个女人，说句直肠子话，换了我，就非离婚不可。不冲着我自己守不住，还冲着孩子，没的叫人指着孩子的脊梁心说他是小右派，你听了心里好受？将来大了，还要受他老子牵连，一辈子做不得人，单为这，你也该好生儿想想才是。” 　　

　　她为了拆散人家家庭，竟然充分地表现了一个女细胞主任的“热情和关怀”：“她偷眼看看，见那女人只抬脸看了她一眼，便又低下了眉。她情知自己说孩子的话入了门，忙把手上的针线活往腿上一搁，说，‘黄同志，虽说你如今是个右派份子的女人，我是居委会主任，本不是一个阶级，可是，我还是同情你，钦佩你，你要信得过，那我就再给你找个主。那个校长，你不喜欢倒也罢了。我心里倒有一个人，说出来，不知你心里情愿不情愿？’ 　　

　　她甚至将一个下层妇女的善良与同情，一个街道主任的机警与狡猾，和她要完成党的任务所必须具有的残酷心肠，天衣无缝地结合到一起来了：“她又在小孩的褂子上扎了两针，又偷偷看了那女人一眼，忽然站起身来，按住女人的肩膀，说，‘我知道你自己是教书的，不同的鸟就要不同的窝，我说的这个人就是区里的教育科长，先前的老婆离了。原因是他不生。这对旁的女人虽不好，对你倒正合适。他不生，就不会对你家小明坏。找个能生的，你再为他添上两个，谁养的谁疼，小明跑不了要受继父老子的气。叫我看，就他好。你要同意，过两天就见见面；合得来就边离边结，两边都好。’” 　　

　　你看她多么地会“体贴”人，多么地“善解人意”，为她人的幸福想得又是多么地“周到”。然而，这一切的体贴、周到和善解人意，却全是用来为自己争做共产党的“一片红”街道，而强逼那个可怜的右派妻子与她的丈夫离婚所“设计”的。　　

　　作者在这里不仅借用细胞的复杂性格，揭示了细胞以善为恶的可怕聪明性格，更通过这一场以恶灭善的心理开掘，揭露了万恶的党性之所以能得以实现的心理机制，指出共产党的党性正是通过人性恶的一面而得逞的。并且这个人性恶，不论它是用恶来表现还是用善来表现。　　

　　可是，等到“四人帮”倒了，文革也结束了，李八一平了反，李小明也放出来了，由于社会稍稍向有人性的一面发生了倾斜，细胞主任在善与恶和是与非的表现上也立即发生了改变，在她的身上，善性甚至立即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复归，虽然这复归里面，也隐藏着一个街道主任在政治上的精明和“为人处世”上的奸猾。因此，当刚刚释放回家的李小明，又被他的继父老子打出了家门时，这位“细胞奶奶”居然就能够怒气填膺地领着李小明，赶到他家的门口，撒泼似地将李小明的继父，一个共产党的小干部，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说谁要是再把李小明打出门，逼着他去偷、去抢，我们绝不饶过他！有种的自己生一个出来打，没的把人家孩子当下饭小菜，打进了班房你省心！他娘每月也挣五十几块，也没白吃你，逞你继父老子什么凶？如今不是‘四人帮’的时候了！我姓卜的今儿把话说在前头，要是谁再敢虐待他母子，街道非斗你七七四十九天不可！” 　　

　　现在我们可以来综合地说一说“细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了。她是好人吗？不能这样说。是坏人吗？也不能这样说；不是好人吗？也不能这样说。不是坏人吗？还是不能这样说。然则，细胞主任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曰，她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是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一个错综复杂之矛盾综合体也。唯其矛盾综合，才是生动的现实，而不是机械的陈列；唯其发展变化，才构成她的历史，而不是静态的“闲传”；唯其错综复杂，才使她的形象显得多姿多采，复杂而不单调，丰满而不单薄。也唯其如此，这个人人似曾相识的居委会主任——“细胞”卜阿菊，才能处处被碰到，而又似是而非；只有作家高尔品（辛灏年）先生塑造的这个艺术典型，才能够立足于现代的文学人物画廊之中，独放异彩；更使得共产党时代的“细胞”卜阿菊，成了名副其实的 “这一个”。

　　倘若我突发奇想，假定“细胞”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她很可能会是一个好人，当她 “政务”缠身时，仍歉意于“对男人也太冷落了点儿，便偎过去，给丈夫掖掖被子”。当得到华侨女人的礼物时，“眼瞧着一只金丝遮阳眼镜，一个小小的电算盘儿和一件褂料，心里早想起了自己当工人的老大，做高中生的老二，还有下个月就要过十五岁生日的小女儿……”。当她把李小明领回家、怒斥其继父时，特别是在法庭作证时，她既表现出有胆有识的社会正义感，又可以看出是母性的强烈发作。甚至于日常生活的细微末节，诸如重视穿衣，工于打扮，也能显示出一个正常女人爱美的天性。而且她还不失一个社会下层妇女的那种可爱的粗俗，比如，她在劝说李八一的前妻与前夫破镜重圆时，居然就能够如此俗而又俗地说道：“离，非跟他离，我为你做主。一只阉了的公鸡，让他搂着都没滋味！”

　　凡此种种，足证她如果生活在正常社会，就会有资格作一个合格的公民；在家庭则会是一个贤妻良母。而生活在极权社会，也就只能徒叹奈何了。中共的洋祖宗马克思说，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所以，细胞的思想就是共产党的思想；细胞的性格也处处掺杂着共产党的性格，唯其善良的本性则为共产党所没有。这一切也确如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早就说过的一样：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孟子。公都章》)若要将这话用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则是：毛泽东共产党兴，则民便会“很没有良心哩……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

　　总之，小说《细胞闲传》是对共中国社会的一次“切片检查”，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对共产党的癌症所进行的一次大胆的“切片确诊”。结论便是：共产党患的是癌症，是无药可救的……。于是，共产党在垂死之前，不但恶性不改，而且也改不了，甚至还一心想给那个为他作切片检查、并判了他死刑的医生——小说《细胞闲传》的作者“绳之以法”，便是可想而知的了。因为，这才是共产党，才符合共产党的德性和形象，才是患了绝症的共产党最想干的事情。它只能说明，小说《细胞闲传》在思想上挖掘得准确而又深刻，和它在艺术形象塑造上的匠心独具。当然，近三十年前，年轻的小说作者，就能够有这样的胆识和能力，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虽然，他从此便要被压迫在一切虚假文学的阴山之下，并且一压就是近三十年，直到把作者高尔品压成了学者辛灏年，将小说《细胞闲传》压成了历史巨著《谁是新中国》。难怪许多读过《谁是新中国》的读者，在读了小说《细胞闲传》之后，都曾惊叹地说，原来你在三十年前就这么 “反动”呀，怪不得你能够写出《谁是新中国》来。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讲过，“内容越反动的作品而又越带艺术性，就越能毒害人民，就越应该排斥。”小说《细胞闲传》看来就是“这样的作品”。

　　然而，如果把这句话改成“内容越真实的作品而又越带艺术性，就越能唤醒人民，就越应该欢迎”，那么，对小说《细胞闲传》而言，倒是恰到好处。

李湛军还称，“我们不承认法轮功，因为它是邪教。因此，任何涉及法轮功的文字和活动在中国都是被禁止的。外国人到中国应该尊重和服从中国的法律。”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面对国际上关于邻近奥运中国人权状况恶化和支持苏丹政府种族屠杀罪行的指控，中共采取了内紧外松的做法。一方面在2007年4月由公安部秘密下发《关于严格开展奥运会及测试赛申请人员背景审查的通知》，将11类43种人排斥在奥运大门之外，另一方面又对外公开发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声称允许外国记者在奥运期间自由采访，以图缓解外界的批评。中共当局同时又将外界对其人权状况的批评指为将奥运政治化。

长期以来，中共当局就以申奥和办好奥运治安的名义任意抓捕、劳教法轮功学员，部份北京申奥委、北京奥组委的官员也积极将中共对法轮功的政治迫害引入北京奥运的申办和筹备活动中去。追查国际现公布部份资料并将继续密切观察事情的发展。

曾经以北京奥组委名义公开发表攻击法轮功言论的官员有：
刘敬民：北京奥组委常务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
何振梁：北京奥组委顾问
李湛军：北京奥运新闻中心主任
田义祥：北京奥运安保指挥中心军队工作部部长

此外，北京奥组委主席，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北京奥组委第一副主席，原教育部长陈至立因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分别在美国和坦赞尼亚被起诉，其中刘淇被缺席判决指控成立。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蒋效愚、北京市副市长张茅因迫害法轮功被追查国际立案。

追查国际再次强调，任何人以奥运名义进行的诬衊、攻击、迫害法轮功的行为都必须承担个人责任。

追查国际将一如继往，帮助和协调国际社会正义力量及刑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协助受害者将罪犯送上法庭，严惩凶手，警醒世人。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电话：347-448-5839；传真：347-402-1444
邮址：P.O. Box: 84，New York, NY, USA 10116
网址： http://upholdjustice.org/, http://zhuichaguoji.org

年近六旬的老年员工鲍太太见此状，过来与其论理，并站在两者之间，试图阻挡此男子的进一步肢体攻击。不防被此男子一个耳光扇中右脸。鲍太太的鼻子被划破，不久右脸明显肿胀。第三位张姓员工，是一位身材弱小的年轻女子，当她准备用手机报警时，被此男子猛力击中持手机的手背，手机飞出十几米，险些落入雕像下的大海中，手机局部严重受损，暴徒此时又猛击其左肩部。其间另一位戴墨镜的女副导游，一直在旁边幸灾乐祸，谩骂、指挥。

由于事发突然，周围的游客都被惊呆。后有好心游客从海滩石缝中找到了被击飞的手机，将其还给张姓女士。张女士从突如其来的惊吓中缓过神来，用归还的手机将此施暴的华人导游与其车牌号拍了下来。其间，鲍太太仍然冷静地规劝他，告诉此施暴男子打人犯法，会有承担法律责任的后果。此时，这位导游突然装作受害状，大叫道：“没人看见我打人，是你们打我，我要报警”。被吐了一脸唾沫的林先生，来不及擦干脸，就用手机向哥本哈根警方报了警，并报告了施暴者的车号。后者见状，立即变色，二话不说催促游客上车逃离。

三位受害者随后到附近的警察局报案；并依据丹麦法律，到附近的大医院验伤。医生验伤后，证明两位女员工的确遭人殴打，伤痕明显，与受害人陈述一致。三位员工随后持医生证明，前往哥本哈根总警察局立案，并提供了书面证词。

此人原籍北京，曾以“六四受难者”的名义申报难民，并获得丹麦居留。赵萌取得难民身份后，即频频出入中共驻哥本哈根大使馆。而且此人素喜打听哥本哈根各类中国人士的背景和私人资料，此案背后是否有更复杂的因素，有待深查。

此人没有接受过丹麦正规导游训练，也不是丹麦旅游局注册的正式导游。

其所驾驶的蓝色丰田十五人座面包车（车号XY 32884）系注册于其妻子名下的私车，按照丹麦法律规定，不能用于商业性载客。

在此案中受到伤害的鲍太太对记者说：“我们风雨无阻地给中国大陆来的游客发报纸，和大纪元九评系列社论、资料，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只能看到、聼到中共的欺骗造谣宣传，却不了解中共对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我们的同胞只有了解真相，才可能明辨是非，与这个邪恶的政党划清界限，在中共灭亡时不做它的垫背、殉葬。而中共灭亡在即，时间非常紧迫。生活在海外的这些导游和其他华人，已经有充分的机会得知真相。如果在有幸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仍然去选择与正义、良知对立，与邪恶为伍，甚至阻挠中国游客了解真相，那就太可悲了！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导游自动地帮助我们向大陆游客散发真相资料、鼓励他们利用在海外的宝贵机会，去看国内看不到的事实。在这里，我仍然希望这位赵先生悬崖勒马，不再助纣为虐，像那些明白的导游一样，选择与善良的人们站在一起。”

该名警员可能自知理亏，自己把整份控诉书带走。而在整个过程中，该名警员还出言恐吓在场的法轮功学员，称要拉学员回警局。学员马上回应说：“我没有犯法，你凭什么要拉我去警局？”

法轮功学员林小姐说：“退出中共邪党、团、队的人数已超过2,800万人，中共解体在即，希望澳门的警察和相关人士认清形势，不要再跟着邪恶走。到中共解体时再后悔，就没有机会了。”

十月十三日晚，国务院召开国务会议，有关部门，包括发改委、财政部、央行、银监委、外汇管理局、中银，都被通知到会。会上，温家宝宣布：经多方调研、评估，并报请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暂停港股直通车业务。

有关决定有五点：（一）八月二十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开放内地居民用外汇或人民币在天津滨海新区，通过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购买外汇或香港股票，是草率的，影响面是大的，国务院要承担一定责任；（二）被称为“港股直通车”的业务，是一项金融券、证券业重大的改革措施，要进行科学、有规则的评估、研究；（三）对港股直通车业务在实施前，必须充分就内部、外部各种风险作出评估，预防措施和针对政策要落实；（四）对港股直通车业务，要制订监管操作方案，报送审核；（五）港股直通车业务实施时间表、有关规则、办理机构等，经国务院审核后，由有关部门统一向外发布。

会上披露了震惊性的内情：从八月二十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开放内地居民境外投资后，至十月十一日，内地资金外流到香港证券市场五千多亿元，还不包括通过非正常的途径和地下钱庄外流资金。

据国务院研究室、央行研究室调研评估：一个多月，内地资金外流一万亿，其中属官方和国企中资，占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八十。至十月中旬，资金外流已达到三万亿到四万亿，其中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经香港流向欧洲、美国。内地金融秩序会发生震荡性混乱，包括恐慌性挤提、抛售人民币争购美元、欧元。人民币发行量将失控导致大幅贬值等。

温家宝在会上又一次作了自我检查，称：这次就开放内地居民购买外汇及香港股票业务，尚未啓动，已经付出某种代价，反映出对经济、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还不能摆脱“大干快上”、“先破后立”违反科学的思维。

温说：作为总理，是要承担主要责任的，要从多方面来总结。对可能出现风险，及风险危害程度、市民承受力，都要有充分估计，以避免金融秩序混乱、资金外流失控、证券市场大幅波动，以及来自国际金融炒家的影响等。

温家宝又指责从事件中反映出很值得注意的倾向，如：多中心，各自为政向外发布消息、作出承诺；又各自对外表示要参与业务，各自作出不同解释，被视为中央的决策。

会上决定：发改委、财政部、央行、银监委、证监委、保监委，就境内居民境外投资，暂定统一对外口径：（一）经济、金融改革发展是中央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不会倒退；（二）有关金融改革非常重大，非常复杂，需要一个具体操作方案，需要一定时间。

八月十日，发改委、央行向国务院提交《关于金融发展、改革若干试行建议方案》，其内容为：（一）八月下旬，在天津试行开放内地居民用外汇或人民币，通过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购买外汇或香港股票，十月中旬扩大到其他主要城市；（二）十二月中旬或二００八年一月，开放内地居民用外汇或人民币，通过国有商业银行购买外汇、外国证券、股票；（三）十二月起，放宽内地居民兑换美元或等值国际货币二十万美元；（四）和国际主要货币面值、流通等方面衔接，二００八年一月，发行人民币五百元大钞；（五）如条件基本成熟，二００八年七月一日起，人民币对外自由兑换，是近期最好时机。

对此，温家宝召开专家会议，至少研究了六次。温说：对各种风险评估要有前瞻，要有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应对。温又强调：我主张要等、要看、要多研究，要多做好当前事，不要搞冒进。

《纽约时报》记者布雷沙（Keith Bradsher）在九月十一日的一篇惊人报导中，证实了中共电子监视公司已经在美国成立公司，而美国具投机性的投资团体已下注投资。众所周知，中国一些监视公司为中共警察局、监狱安装监视系统，打压少数民族、信仰团体、民间抗议者及政治异见人士。当中共将压迫转变为投资机会时，西方一些拜金主义者却堂而皇之助纣为虐。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哈洛．梅尔森（Harold Meyerson）九月十九日的评论文章，以〈中国热门股票——欧威尔公司〉为题指出，中共列宁资本主义对于西方坚信的民主资本主义构成制度上的挑战，隐喻西方一些拜金主义者，助纣为虐的结果将像著名作家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结局一样，最可怕的接受了思想钳制，还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人心，最后将落得人性泯灭的下场。

据布雷沙的报导指出，尽管这些电子监视公司表面上是私人公司，但是它们实际上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中共附属组织。

据该公司财务长亚伯（Terence Yap）表示，该公司生产可以监视行人穿越道的安全摄影机和电脑软体，以确保抗议事件不会发生，这些产品也会交叉比对网络咖啡屋用户的脸和已知的“麻烦制造者”的照片。

中国经常遭遇的问题包括：领不到工资的工人罢工、民众因致命的环境污染而抗议示威、宗教人士信仰神而不信仰财富和政府（这两者是中共官方认可的）、网民追求网络自由、西藏人要求自治等，也许有一天，像天安门事件一样的民主运动会再次爆发。

梅尔森说，一个独裁政府永远都不知道有多少老百姓希望它垮台，这表示中共政权有十三亿个潜在的监视目标。布雷沙在报导中指出，六百六十个中国城市已经开始安装高科技的监视系统。据估计，高科技监视技术将从二零零三年的五亿美元产业，在二零一零年前扩展至四百三十亿美元。

这些数字已经引起华尔街的注意。“安防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已经收到芝加哥“斯托特投资集团”（Citadel Group）一亿一千万美元的可转换贷款，它用以收购较小的中国监视科技公司。

梅尔森说，可以确定的是，一些美国公司在极权国家有一连串肮脏的投资纪录，包括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史达林统治下的俄罗斯和邪恶轴心伊朗。虽然这些美国公司没有直接投资东德国家安全部（STASI）、前苏联克格勃（KGB）和伊朗革命卫队（Revolutionary Guard）等。也许那只是因为它很难从东德国家安全部那里赚到钱。然而，一旦中共将压迫转变为投资机会时，拜金主义便会悄然而至。这些具投机性的投资团体断定，反民主的套利行为可以赚大钱。

现在，有些华尔街经营者正直接投资于中共对言论、信仰和集会自由的压制上。如果美国能制定某些规定或执行某些法令，来劝阻其财务机构吹捧共产国家，那将是一件好事。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Chairman）主席兰托斯（Tom Lantos）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他还没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任何鼓励。白宫发言人弗拉托（Tony Fratto）在被问到关于这些投机团体的活动时，甚至说：“干涉美国人民投资合法公司的私人决定是不适当的。”但兰托斯先生和人权活动家认为，中共的监视不同于西方的监视，因为中共政权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政府官员可以滥用权力、很少有法律限制的一党专制国家。

今天，资本主义已经遍布全球，但民主并没有。中共式的列宁资本主义对于西方坚信的民主资本主义，构成制度上的挑战。它给予开发中国家的统治者持续拥有权力和大幅增加财富的承诺。这表示，美国必须使自己放弃其最珍惜的神话──资本主义和民主携手而至、市场的开拓代表民主的到来。事实上，中美经济实体的建立已经证实相反的结果。知名的美国公司，例如：微软（Microsoft）、谷歌（Google）和雅虎（Yahoo），已经顺从中共的网络审查制度。而中国不存在的产品安全标准──这是缺乏民主的结果──也已经成为我们的标准。

大纪元国际摄影大赛的网站（http://photocompetition.epochtimes.com）提供的信息显示，此次大赛作品涵盖社会民俗、自然环境和广告、人像、时装、静物、建筑三大类主题，每类主题设金奖一名奖金2500美元，银奖2名奖金1000美元，铜奖4名奖金600美元。本次大赛还设特奖一名，奖金5000美元。

大纪元专栏摄影师伊罗逊是隶属‘美国摄影协会’的、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纽西兰分会的B级会员（需获得10个以上公开赛奖）。她接受西方摄影美学训练多年，崇尚传统学院派艺术风格，在中国和国际摄影大赛中多次获奖。

“我的专业是文学、美术兼摄影，如果获奖命中率高是因为这三项学识合为一的作用吧。”伊罗逊说，“如果自己的作品没有感动自己，决不投稿，因为那样也感动不了别人。”

伊罗逊表示，虽然每个人对优秀照片的理解不同，但高质量的摄影作品必然是“主题明确，严紧的构图规则是传统平面美学的标准，独特的将平面表现为立体的光源运用是摄影艺术的技巧。”

“在照片的高质量基础之上表达内容要耐人寻味和具有视觉冲击力的作品一般被评委视为优选。”在中国曾任高等院校摄影研究会理事的伊罗逊表示，“摄影是百分之一秒，千分之一秒的瞬间记录，被摄物体的动感、情感、光感及色彩感的不寻常，和很难遇到的瞬间场景都是很珍贵的考虑要点”

“入选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没有入选的不一定是不优秀的”伊罗逊说，“摄影是一门艺术，绝对的标准化和几何化在这个领域是不存在的。”

“评委的压力是很大的，连续看片子会掉肉的。”曾在国内参与过摄影比赛评选的伊罗逊介绍，人们对摄影作品的评判有2种标准，一是少数评委在评选过程中产生的标准，所谓的权威标准；二是众多读者群在欣赏被评选出来的照片时产生的一个标准，所谓带有大众化的标准。

“一般评选赛片的评委最少要10人以上，评委越多，评选出的作品就比较带有普遍意义的审美观。”伊罗逊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讲，评判人的审美观会引导着摄影界的艺术创作方向，甚至影响着摄影者的思维方式。”

伊罗逊表示，摄影赛也是对评委的一次考试，其考题是如何引导摄影人今后的创作方向。“大纪元举办国际摄影大赛，一是出于大纪元国际化的条件，二是大纪元一直追求新闻的真实报导，以及副刊的纯善纯美，想通过这次大赛推广这种理念”伊罗逊说。

之后，张纯如着手访问二战美国战俘幸存者，但因长期接触第一手惨痛史料，不堪抑郁症困扰的张纯如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九日在美国加州自杀身亡，年仅三十六岁。

近六百名嘉宾出席当日的首映式，其中包括加拿大史维会共同主席王裕佳，电影制片人兼共同导演彼克，共同导演斯巴菲克和饰演张纯如的女主角郑启蕙，以及专程从美国赶来参加首映仪式的张纯如父母张绍进、张盈盈。

该部剧情纪录电影由加拿大史维会资助、加拿大真相记录制片公司制作，片长一百零五分钟。影片以张纯如写作“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心路历程为背景，通过大量真实客观的史料，以及深入详尽的专访，虚实结合时空交错地揭开一幕幕历史真相，受访的人物包括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侵华日军，中西历史学家，张纯如的父母和作品出版商等。

另据悉，由加拿大史维会组织的二战日军慰安妇作证团近日将前往渥太华、多伦多等地，向加拿大公众讲述她们遭受日军蹂躏的惨痛经历，藉此推动加拿大议会敦促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