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9日(星期一)

郭飞雄妻子张青绝食 各界人士谴郭案判决

郭飞雄的太太张青说:“判决后我回来,当时就决定每周星期三都绝食,并且长期坚持下去。”张青表示:“我对这个判决非常不满,因为这里面实在是太邪恶了!本来是一件过去的事情,当时处理过,并且没收了十万块钱。就算不提它过去不过去,还要来再追究的话,他们没有证据,就刑讯逼供。

【独家】上海访民童国菁告周永康案上诉书全文

备受关注的上海访民童国菁状告前公安部部长周永康一案再有新进展,童国菁已经于11月14日中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寄出上诉状,本报独家获得上诉状全文发表如后。文中详细披露了上海访民童国菁一家被强迁的痛苦经历,被迫上访遭受的野蛮对待,提起诉讼案的整个艰难过程等。

中国民盟郭泉的第二封公开信 致温家宝

郭泉强调:“我一直在负责并指挥中石油、中石化2000年-2001年下岗人员维权工作。今天(11月16日),我的一名工作人员李国宏先生被中原油田公安部门判处劳动教养一年零六个月。我才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先生写了一份公开信,现在我不得不再次提笔给您(温家宝)写这份公开信了。”

替59万石油下岗工人维权 李国宏被劳教

重庆维权人士李国宏,致力于帮助中石油、中石化59万双解(下岗)员工寻求自身的权益,参与酝酿一场全国最大的集体诉讼案,遭到油田当局的报复。11月18日李国宏的家属接到通知,李国宏被劳教一年半。李国宏的妻子当天匆忙整理行李打算赶往中原油田了解详细情况。李国宏的朋友对当局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呼吁海外关注并营救。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前南京经改委秘书、现任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也为此再次发出致胡温第二封公开信。

基督徒企业家吴魁给胡温的公开信

我叫吴魁,澳籍华人,祖籍广东揭阳,我与太太萧敏儿皆1958年出生于香港, 1996年加入澳大利亚籍。197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和太太就跨过香江,第一次踏上了中国大陆广袤的土地,为农村普遍贫穷所震撼,决心帮助家乡父老。 1983年,我们成立了香港藤龙国际有限公司,每年两次参加“广交会” ,并将大量的国际客商和美元外汇带入中国,被评为 “ 创汇大户 ”以及全国外贸系统 “诚信企业” , 所出口产品均为广大农民增加收入的副业。

福建童工被碾碎4指 全厂无人作证

15岁的外来童工王磊今年7月加班时被机台碾碎4截手指,4个月过去了,他想认定工伤并找公司索赔时,该公司却一口咬定他不是公司员工,面对公司的翻脸不认人,王磊非常气愤,但又无奈于手上的物证很有限,而且公司里的30多名工友又无人敢站出来为他作证。

刘正有:将民告官进行到底

2007年7月4日陈守林、曾正英、胡淑明、吴礼平等人不服一审法院枉法判决,依法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当庭枉法判决。8月13日陈守林、曾正英、胡淑明、吴礼平等人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再审申请,法院于10月24日己经书面作出《驳回申诉通知书》11月7日法院才通知当事人签收。

河南一百多民师进京上访遭围追堵截

得知老师们进京上访,河南各地政府对老师们进行了围追堵截,许多计划前来的老师遭到了拦截。据河南民师代表郑老师告诉我们,在河南宝丰县,五名民师在上车时被拦回四个;在河南孟县,有四人被拦回;在河南修武县,有二人被拦截;在河南温县,有一名民师被拦截下来;在河南伊川县,民师代表贾留所则被软禁在家。

林伟棠:声援中国泛蓝联盟 抗议中共严厉打压

中国泛蓝联盟是一个为大陆地区的中国国民党精神党员服务的网路社区,其基本宗旨为反对共产制度,认同三民主义、传播台湾经验与国民党一道致力于国家的统一事业。联盟成立于2004年8月,成员超过2千人,当时试图申请成为正式的民间社团遭中共拒绝。

杨建利:坚强的善良

今天晚上我想谈谈善良。两位获奖人都充满了坚强的善良。高耀洁女士,以她坚强的善良一点一滴地在中国扞卫着人生命的价值,章诒和女士以她坚强的善良在中国维护着人类对自身历史的真实记忆。谁能不说,由于她们生命的存在以及她们对善良的坚持,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有尊严?为此,我对两位获奖人民主教育基金会心存永久的感激。

阻止上访 湖南江永县奖励执法人员

文件又提出政法部门拘留上访人的奖励办法:治安拘留上访者一人,补助县公安局人民币二千元;劳动教养一人,补助县公安局六千元;追究刑事责任一人,补助公安局六千元,县检察院二千元以及县法院二千元。

党治国:出走清华园(下)

但是那位刘先生却看不惯了。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他批评我“一只脚穿单鞋,一只脚穿棉鞋,歪风邪气。”我看着他脚上穿的棉皮鞋说:“你是穿棉鞋的不知穿单鞋的冷。我只有一只棉鞋,保护一只脚总比两只脚都冻坏要好吧。”他于是往我的痛处打,说:“你老实一点!身为右派分子,气焰太嚣张了!”这一句话把我噎了回去,我无言以对,忍气对他怒目而视。他说:“你还不服气?”

牟传珩:聚焦《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

《联合早报》曾有人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发表文章指出,现在实行的明明是一党专政的制度,但硬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共产党既得了一党专政之实,又得了多党制之名,手段不可谓不高。但是,文章说,不管手段有多高,正如共产党常说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实真相瞒不过国民,也瞒不过其他国家的人民。

中国精神病问题严重 心理治疗鹊起

田女士是中国这个迅速成长新行业的先驱。她说,在中国,所有关于心理不健康的污名“还在影响”着该行业发展,但其影响以逐渐式微,至少妇女不太在意了。田的顾客中几乎80%是妇女,她在解释为什么男性顾客少时说:“这里的男人受到的教育是抑制自己的感情,否则太丢面子”。

中国水危机严重 渭河已丧失生态功能

发源于中国甘肃渭源县的渭河干流全长八百多公里,流域内集中陕西百分之六十四人口及百分之五十六耕地,但也成为关中唯一的废污水承纳和排泄通道。据报导,陕西省人大常委会认定渭河已经丧失生态功能,成为黄河流域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

北工大教师被抓 患癌父忧死前难再见

庄偃红天生只有一个肾脏,自幼体弱多病,刚开始到北工大任教之后,由于她的多病,几乎每个学期都不能按时完成教学工作量,其它的科研项目就更没办法做了。1994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庄偃红的身体发生了巨大变化,脸上总是红扑扑的面带笑容。

高大维:做流芳千古的中华英雄!

解体中共的天降奇文《九评共产党》从问世到今天已经三年了,我代表“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总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向勇敢退出中共邪党(党、团、队)的2800万中国同胞们致以热烈地祝贺!向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坚持参与传“九评”、促“三退”的退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义工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向所有敢于支持中国人民退出邪党、解体中共这一精神觉醒大潮的各国政府政要、媒体、机构和正义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声援2900万三退 东京秋季大游行

11月18日周日,秋高气爽。三百多人聚结东京惠比寿,举行了“声援2900万勇士退出中共”的集会和近三个小时的长途游行。东京都议员土屋敬之、吉田康一郎亲往发言和参加游行,前国会议员中津川博乡和东京都江户川区议员江副亮一联名发来贺辞。游行队伍所到之处,人们驻足观望,纷纷接过资料,为中共的罪行感到震惊。

无惧中领馆压力 新西兰议员为法轮功发声

“事实证明,奥克兰商会会长Michael Barnett的一切顾虑都是站不住脚的”, Keith Locke说, “Barnett先生将法轮功描述成一个尖锐的政治团体,他们的花车与其他游行队伍格格不入。然而所有来自惠灵顿的(有关法轮功参加圣诞游行的)报导都非常正面,其中一位记者将这个打坐团体的花车描述成一幅‘平和的图画’”。

曾颖:每个人都是一条向往天空的鱼

它于是开始向自己梦想的天空飞跃,一次次努力挣扎着跃出水面,拼命摆动着尾巴,努力向上挣扎着,体验一次又一次短暂的飞翔,它的头,一次一次地撞在水面和山涧边的岩石上,鲜血和鱼鳞四散飞扬……心理学家讲到这里,突然停顿下来对在场的朋友说:接下来的故事,我想请大家来帮我讲,看看大家能为这条小鱼设计出什么样的结局?

童文薰:中国生态浩劫,陪葬全世界

环境污染已是中国民众罹患癌症致死的主因。据查中国有5亿人缺乏安全饮用水,中国几条重要河川沿岸,不管是黄河流域、淮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都有癌症村。据《新华社》报导,中国的湖泊生态保护形势严峻,约70%受到污染,75%出现不同程度的优氧化现象。其中又以太湖的优氧化事件最令人不忍卒睹,捞上岸的湖水竟像一桶绿色的油漆!


郭飞雄妻子张青绝食 各界人士谴郭案判决

【大纪元11月1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导2007, 11,17)

郭飞雄太太张青每周三绝食

维权人士郭飞雄“涉嫌非法经营罪”案14日在广州天河区法院一审宣判,以“非法经营罪”判处郭飞雄有期徒刑五年,罚款四万元人民币。辩护律师莫少平坚持认为郭飞雄无罪,建议上诉。

郭飞雄的太太张青说:“判决后我回来,当时就决定每周星期三都绝食,并且长期坚持下去。”

张青表示:“我对这个判决非常不满,因为这里面实在是太邪恶了!本来是一件过去的事情,当时处理过,并且没收了十万块钱。就算不提它过去不过去,还要来再追究的话,他们没有证据,就刑讯逼供。

这么恶劣的事情,中国这么大一个政府,没有一个人来说一句良心话。到现在又有这么重的刑期,剥夺自由的时间,还有这么重的罚款。实在是太邪恶了!我能想到的方式,就是以这种绝食的方式抗议。

当然我也想到要向国际社会求援。”

郭飞雄和郭案简介

郭飞雄本名杨茂东,曾经参与广东太石村维权活动和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郭飞雄和高智晟都是入选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的(共十四位)中国大陆法律工作者。

郭飞雄去年9月14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拘押,后被以同样涉嫌罪名起诉,涉案是被捕之前五年出版揭露沈阳官场腐败的杂志《沈阳政坛地震》,辩护律师说,此事几年前已经处理过。这次郭飞雄被起诉,曾因证据不足,两度“退查”。郭飞雄在被关押期间,会见律师自述遭到包括用电警棍电击男性生殖器的酷刑逼供。

郭飞雄案7月9日开庭后,检方要求补充证据。8月底,该案又送法院,10月法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审理一个月,11月14日开庭一审宣判。

何俊仁律师: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谴责政治审判郭飞雄

一审宣判当天,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表文章,题目是《强烈谴责政治审判维权人士郭飞雄》。

中国维权理事关注组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律师表示:“我知道这个审判结果之后,不但感到非常失望,而且非常愤怒。在审讯过程,根本没有提供合理的证据,来证明郭飞雄先生犯了‘非法经营罪’。只是有证据证明他有参与书的一些校对工作。”

审讯的过程拖了很长时间,非要把他定罪不可。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的审判,欲加之罪。

我直接的感觉,主要就是他在以前的一些政治上的参与。比如说,番禺太石村的事件;他也曾到美国去,宣示他政治上的看法;当然,营救高智晟,都可能构成有些官员非常不满,可能是有一些政治的决定,要把他打压。

郭飞雄先生已经是国际有名的法律界的维权人士,这次审判充分反映,现在国内的人权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在奥运快来的时候,我们觉得越来越差,感到非常担忧。我们的国家根本没有充分体现他们在申办奥运的时候提出的承诺,全面地改善中国的人权、民主和法制,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我支持郭飞雄先生应该提出上诉。我希望高一级的法庭处理这个审讯的时候要公平,而且国家的领导层也应该关注这些事情,要确保他得到公平的审讯,我觉得他应该是无罪的。”

胡平先生:非常愤慨,这是政治陷害、迫害

现在在美国的《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谈他听到郭飞雄案一审判决结果后的心情。他说:“我非常愤慨。这是一起明显的政治陷害、政治迫害。

郭飞雄是很著名的维权人士,就是因为他的维权活动,引起当局的恐惧和敌视。在整个这个事情中,当局在多方面明显违反法律。从开始把他绑架,到非法拘押,在审讯期间,刑讯虐待,一直到以所谓‘非法经营罪’判刑。

郭飞雄也讲过,在看守所期间,反反覆覆问他的都是关于维权活动的事情。这也反映当局这些年来惯用的手法,就是所谓把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当作刑事问题、经济问题处理。联系到不久前对李和平律师的那场殴打,当局作法也违反他们自己的法律。

明年奥运会就要召开,当局并没有实现它的承诺,在人权问题上有所改善,而且还更行恶化。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声援郭飞雄,尽可能对郭飞雄先生和他的家人去帮助,同时让国内的老百姓和国际社会都更重视这个问题,也表达我们自己的强烈抗议。”

唐荆陵律师:在旅游地被警方带走送回广州家中

郭飞雄案一审宣判后第二天,一直关注郭飞雄案的广州律师唐荆陵在旅游地四川重庆被警方带走,16日送回广州家中。

当晚唐荆陵律师接受我的采访,他先说明事情的经过:“我是7日晚上和一位朋友去的。昨天(15日)晚上我们已经买好今天中午回来的火车票,重庆警方到我们住的旅馆,把我们交给从广州过去的警务人员。

当时谈了,他们问我‘什么时间回去?’,我说‘我们明天的票都买好了’,他们说‘那就好,明天一起回去’。他们又说要坐飞机,我说‘你们买票我就跟你们坐飞机’,结果他们买的是今天早晨十点多钟的飞机”。

唐荆陵律师说:“其实以前广州国保的这两位先生也跟我讲过,如果我出行,希望我跟他们打个招呼。一般来讲,我觉得如果我的出行有政治意味,我会跟他们打招呼,因为这次我们纯粹是要出去散散心,我就没跟他们讲过。他们这次也还是强调,我如果有出行,希望能跟他们讲一讲,不论是有还是无政治意味。

麻烦您转达一下对各界关心的感谢!”

唐荆陵律师:应尽快释放郭飞雄

谈到郭飞雄案一审宣判,唐荆陵律师说:“这个案件,我相信当时律师的辩护还是比较强有力的,因为那个起诉书我看到过,辩护词我也看到过。这次案件的判决结果,跟这个辩护意见相差很远,辩护意见可能基本上没被采纳。我还是比较支持莫律师他们提出的辩护意见的。

我的理解,这个案件他们应该尽快把郭飞雄先生释放出来,无论是用缓刑,还是用无罪释放,我觉得这样处理可能比较适合一点。”

滕彪律师:改善中国人权,需要更多人更多的努力

现在在美国耶鲁大学访问的来自北京的法学博士滕彪律师认为:“从法律上来看,郭飞雄完全是无罪的,判五年出乎我的预料之外。抓他的时候是因为他参与了一些维权活动,尤其是高智晟被抓之后,他参与了对高智晟的营救,这是抓他最根本的原因。

在这样一个各界都比较关注的重大的案件当中,办案人员竟然对郭飞雄使用非常不人道的酷刑,也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也可以看到,全国的刑讯逼供是非常非常普遍的。郭飞雄在监狱里的表现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用非政治的罪名来作为打击维权人士或者异议人士的武器,这在几年之前也都发生过,郭飞雄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希望国际社会予以足够的关注,希望更多的人来呼吁和关注。

还有,即使在奥运会还有几个月就要开幕的情况下,即使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进行严重关注的情况下,当局并没有作出任何让步、妥协,或任何善意的表示。从这点来看,在中国,要想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需要更多的人进行更多的努力。

我自己的看法是,需要各种不同层面的压力,既需要最强硬的,包括抵制奥运会或者有条件抵制奥运会这种声音,也需要更有技巧的、更有策略的一些办法,包括和中国政府、中国的一些官员进行对话,各层次的交流和压力,都是非常需要的。”

范亚峰博士:政治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民主宪政是大势所趋

在北京的法学博士范亚峰先生注意到,郭飞雄案一审宣判同一天,网上发表了民盟盟员郭泉先生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公开信《探讨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

范亚峰先生接受采访,话从这里谈起:“郭泉跟郭飞雄两人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很重要一点就是郭泉曾经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郭飞雄也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倾向。郭泉呢……现在来讲,同时也是一个推崇民主宪政的这样一个人,郭飞雄也是这样一个结构,民族和民主并行而不悖。

郭飞雄被抓十四个月以后,被判刑五年。同一天,郭泉以体制内民盟盟员身份发表了一封洋洋数万言的要求政改的公开信。在这个意义上而言,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情,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对中国来说,不管前面有多大的阻力、不管经过多少困难,中国要走向民主和宪政,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第二点,看中国的形势,刚刚过去一年多时间,这样一个知识份子,提出这样的上书,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们可以感受到最近几年以来,中国社会民意对政体变迁的强烈愿望,也体现解决‘官民对立’,政治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民主宪政是大势所趋。

所以,联系到郭飞雄的被判,我想我们需要做的……面对这样的不公义的审判,不公义的判决,对维权人士而言,对中国的推动中国民主宪政事业的人而言,就意味着抱着这样一个宽广仁厚的悲天悯人的胸怀,去承担历史的使命。在这个当中,就像郭飞雄和郭泉共同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悲愿和志向,愿意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的进步,为了爱与公义,承担责任。

在这点上来讲,无论是郭飞雄还是郭泉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以上“心灵之旅”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独家】上海访民童国菁告周永康案上诉书全文

【大纪元11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真香港报导)备受关注的上海访民童国菁状告前公安部部长周永康一案再有新进展,童国菁已经于11月14日中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寄出上诉状,本报独家获得上诉状全文发表如后。文中详细披露了上海访民童国菁一家被强迁的痛苦经历,被迫上访遭受的野蛮对待,提起诉讼案的整个艰难过程等。

文中指,数以十万计市民到北京或上海市各级政府,为征地、迫迁纠纷上访,人身得不到安全保障,主要事实发生在周永康任公安部部长期间。如果各级人民法院不依法受理民告官案,那么今后构建和谐社会中将有更多的民众到北京等各级政府上访,引起更大的抗议潮。

对于裁定书驳回的理由指公安部已经作为,文中指:被告公安部负责行政复议机关未在法定的期限内做出行政复议决定,期间,也未做过任何的口头或书面的答覆。明显属于行政不作为(即2006年4月21日收到的上诉人申请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裁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裁定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违反法定程式,造成错误裁定,应以撤销。

文中指,原审法院在原告起诉后长达一年时间才正式受理本案,已经违反法定受理程式,受理后从未指定期间责令原告补正或者更正诉状,例如:将被告法定代表人周永康部长变更为孟建柱部长以及应当更正诉状的其他内容。原审法院驳回原告起诉的法定条件是收到原告诉状7日内先予受理,然后原审法院是在长达一年的延期审查决定受理本案后的一个月十九天内匆忙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上诉人认为本案可属特殊情况,原审法院在受理后,只有一个月十九天内作出裁定于法无据。

文中要求北京市高级法院: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二中行初字第585号《行政裁定书》。判令原审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原告起诉。

另外,童国菁在寄信后两天,即由徐汇区政法委书记出面叫去谈话,由徐汇区公安局张荣根等两名便衣问话两个小时,除了询问他房屋拆迁的问题,主要话题是围绕这次告周永康案件,包括诉状谁写的?和郑恩宠的关系,谁介绍认识等等。童国菁并反映,最近公安盯的比较紧,来找他的人,他们都很紧张,并暗地里派人盯梢。

行政上诉状


上诉人:童国菁,男,1963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上海市三江路293号  邮编:200232

代理人:郑恩宠,男,1950年9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上海市晋元路88弄1号楼1406室。

代理人:马亚莲,女,196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上海市尚文路133弄18号201—3室。

被上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4号。

法定代表人:(原部长周永康)现部长:孟建柱

上诉请求:

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二中行初字第585号《行政裁定书》。

判令原审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原告起诉。

事实与理由:

上诉人系原审原告,2007年11月7日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11月5日作出的(2007)二中行初字第585号《行政裁定书》(以下简称《裁定书》)。上诉人不服,依法提起上诉。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一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六十日内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做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审请人和被审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显然被告公安部负责行政复议机关未在法定的期限内做出行政复议决定,期间,也未做过的任何的口头或书面的答覆。明显属于行政不作为(即2006年4月21日收到的上诉人申请的行政复议申请书)。

《裁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裁定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违反法定程式,造成错误裁定,应以撤销。

《裁定书》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十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童国菁的起诉。”

《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十一项):“(十一)起诉不具备其他法定要件的。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受理。”

原审法院在原告起诉后长达一年时间才正式受理本案,已经违反法定受理程式,受理后从未指定期间责令原告补正或者更正诉状,例如:将被告法定代表人周永康部长变更为孟建柱部长以及应当更正诉状的其他内容。

《司法解释》三十二条第一、二款:“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对原告的起诉进行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裁定不予受理。7日内不能决定是否受理的,应当先予受理;受理后经审查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驳回。”

显然原审法院驳回原告起诉的法定条件是收到原告诉状7日内先予受理,然后原审法院是在长达一年的延期审查决定受理本案后的一个月十九天内匆忙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而《行政诉讼法》第57条:“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案件需要延长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上诉人认为本案可属特殊情况,原审法院在受理后,只有一个月十九天内作出裁定于法无据。例如:上诉人家的私有房屋是祖传,占地面积为131平方米的私房,现按市场价格约3000万人民币左右,在上世纪90年带初被黄菊、陈良宇、韩正等领导下的徐汇区国有官办公司,在无任何批准档所抢,在刘云耕、吴志明领导下的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领导下逼迁临时住房,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到北京上访,在上访期间被人殴打,人身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

1990年3月房屋被拆迁前,上诉人一家居住在上海市中心城区,徐汇区永嘉路574号。这是49年前就形成高级花园别墅群的区域,房屋地段毗陵美国政府驻上海领事馆附近。该房是上诉人祖父于1953年合法购置并依法向政府登记。

1990年3月,由上海市徐汇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徐汇区政府公司)委托徐汇区政府住宅办公室没有任何手续情况下强制拆迁,之后在上诉人祖传私房土地上,建起独立式高级花园别墅(侨汇商品房),以当时时价侨汇400万元卖给台湾富商汪义正。现汪家别墅三面围墙至今保留,属上诉人家庭原有财产。

49年前,上诉人祖父童广照是一名上海工人,上诉人父亲童金泉是上海一个小理发店老板业主。该店于1956年被政府公私合营。父亲又响应政府号召,到大西北参加建设。上诉人年幼时就被送回上海,由外祖父母领养。到了小学高年级时再回上海求学,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也就是上海市徐汇区永嘉路574号祖传私宅。

父亲因不适应青海西宁高原气候,体弱多病,企业近乎破产,工人发不到工资,被批准提前病退回上海,但无退休金。

父亲88年回上海,89年上半年发生六四。下半年父亲申报常住户口,90年初就告知有人要拆房,同年3月16日在没有任何补偿协议,全家就被迫迁往上海城乡结合部临时房屋过渡,一住就是8年。

98年下半年,上海市徐汇区政府行政垄断公司——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倒打一耙。将上诉人全家当成被告,到法院状告上诉人一家强占临房过渡房。上海徐汇区法院一审判决:全家迁出临房,赶到上海郊区奉贤县西渡镇二手房居住,(价值5万5千元人民币)。在第二次强迁前五天,将上诉人以“妨碍司法”的罪名,送进徐汇公安看守所拘留15天。上诉人提出反诉,但遭法院驳回,理由是法定的二年时效已过。但法律规定,不动产的侵权行为以行为,以行为终了日起二年时效,最长还有二十年时效。

2001年上诉人父亲终因体弱多病,有家无处归,有理无处讲,无钱请律师,无钱看病,三顿饭也无法保障,活活气死在病床上,终年67岁。临终前再三关照,决不能放弃,全权委托上诉人代理,直到讨回私有财产。

父亲去世后在诉讼、投诉无门的情况下,上诉人选择了上访之路……

2003年5月,上海首富周正毅强占东八块案爆发,以上海为源头、龙头、中心的拆迁恐怖引起全上海乃至全国的抗议潮。同年9月上诉人第一次到北京就遭到上海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聘用的警察和打手强行截访。并押送上海蒙自路接济站,二天后才获得释放回家。

2004年2月份前后二天内上诉人全家受到地方政府报复。

自北京首次上访被截回后,上诉人就被地方一股黑恶势力遏制着,并处处遭遇打击报复……。

2004年2月份前后两天内,受到地方政府黑恶势力的报复行动。

首先上诉人借租的理发店被房东(市场管理所)责令退让。第二天收到借租的自住房通告要求退让。上诉人以他们无正当理由拒绝后,却遭到他们的一系列报复打击……市场管理所的负责任人,从外叫来了一群社会小流氓冲进理发店,对上诉人痛打一顿迅速逃离。上诉人赶紧报了110,警察到现场看了看说,连打人的人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查?你说是市场负责人叫的有证据吗?以后不要去北京,就没这么多的麻烦了。显然,这些警察比上诉人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没过几天,上诉人再次去北京上访,第二次的报复,再次降临于上诉人。

借租的居住房,被物业管理部门擅自撬开,将屋内的全部物品搬走不知去向。当上诉人妻子知道后报110,警察到现场看过后,只给了个话:到法院去告。走人了事。

接着理发店被停水停电,无奈之下,上诉人和妻子、女儿、老母四个人天天去区政府,市政府求援反映情况,足足两个月后才恢复了水电供应。

2004年8月上诉人在北京上访期间,再次被上海驻京办的工作人员即便衣警察强制押回上海后,被关进看守所刑事拘留30天,罪名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上诉人后得知,此次被关押期间,上诉人差点被上海徐汇公安分局送劳动教养,因家庭生活困难,街道政府不愿负责承担,而作罢。

2004年5月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台《上海市人民政府资讯公开规定》,5月8日,上诉人依照此规定,向有关动迁房屋拆迁批准许可权的政府管理部门申请调取档案资讯。关于上海市徐汇区永嘉路574号,90年房屋拆迁前涉及上诉人家私房的相关政府资讯。前后去了有权批准授文单位及部门:立项,规划,用地、房屋拆迁等,所得到的答覆均“不存在”。

为此上诉人对上述答覆告知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依法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国家建设部、徐汇区人民政府、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涉及土地征用、收回、划拨、立项、规划、房屋拆迁依照法律规定,对批准上述行为单位作出“不存在”行政行为,分别依法向其同级政府和上级管理部门申请行政复议近50多件申请。最终均作出维持“不存在”答覆,具体行政行为复议决定书及特此告知。这些经确认法律生效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国务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国家建设部、徐汇区人民政府、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均有备案可查)。这一切都证明了对上诉人家私房拆迁,均没有任何国家和政府合法的行政行为。

2003年10月份上海徐汇区政府信访办和区建委共同召开一次关于童国菁上访事项调查会,期间由被调查人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向主持人,区府建委副主任吉祥提供证明城开公司当年拆迁童国菁家私房的所谓政府批准档。吉祥虽然没有将档内容给上诉人看,但将三份批文文号提供给上诉人,说你自己去授文单位查阅档案资料,但是相关政府机关答覆结果却叫人又喜又忧。喜的是找到了非法拆迁上诉人家私宅的证据,忧的是这三份批文文号无真实性。

2005年——2006年上诉人着手进行大量的向区、市二级政府及下属部门。申请政府公开信息调取工作,通过一系列政府资讯表明:都一一印证拆迁人(上海城开集团)是一个十足的官商勾结腐败集团,董事长就是拆迁上诉人私房时任当时的上海市徐汇区土地规划管理局的审批科领导,直接掌管批准规划用地大权的承办批准人。现成了一名官商合营房地产大公司的法人代表:徐麟祥。

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据国内外公开报导的两大放火杀人案。都是该公司一手制造的。一起发生在1996年上海徐汇区长乐路一名被强迁户,她的丈夫被活活烧死。一起发生在2004年1月9日上海徐汇区乌鲁木齐路麦其里一户居民拆迁人不择手段,竟然放火,造成一对老夫妻被活活烧死。放火者居然是14年前拆迁上诉人私宅时的经办人杨孙勤。此人当年是徐汇区政府住宅办动迁科的职员,几年后成了上海城开(集团)公司隶属下的子公司(安置公司)副总经理。现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05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修改的新《信访条例》出台,依据此《条例》上诉人去上海市委市府信访,后转至区府信访办再被转至区房地局,区房地局作出不再答覆。如不服,告知上诉人可向市房地局申请复查,市房地局作出答覆,称符合《上海市拆迁房屋管理办法》规定的结论,如不服告知,可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覆核。

2005年11月14日,上海人民政府收到覆核申请后至今没有作为。期间,上诉人无数次去电话,去信和去人查询,结果均无回音。无奈2005年12月下旬,上诉人再次去北京,向国务院信访办反映情况。这就是陈良宇、韩正、刘云耕、吴志明等上海领导人的行为。

12月28日上诉人却被上海驻京办的工作人员和便衣警察痛殴,为了自身人身安全和所有在京上访的全国访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上诉人不得不向北京公安警察求援……

2005年12月28日21点30分左右,与上诉人同住北京大栅栏第一旅馆206房间的同乡陈先生和他的夫人,不明原因的被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拘押,留置在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内。

上诉人因与他们同住,且房门的房卡在他们的手里,故前去讨要。

在北京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门前向看门警卫说明情况后,警卫告知在门口等着。

此时,上海市人民政府驻京办的工作人员(便衣警察)在门口将摄像头对准上诉人,上诉人指责他们侵犯上诉人的肖像权,要求他们停止侵权行为。上海市人民政府驻京办干部恼羞成怒,攥住上诉人后脑向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门牌匾上猛砸,致使上诉人眼冒金星,额头鼓起大包,疼痛难忍,当场休克。

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门前警卫亲眼目睹所发生的一切,没有制止上海市人民政府驻京办的违法行为。

上诉人休克醒来后知道另外还有三名上海籍同乡,同样也被他们群殴,只得向北京市公安局110报警,依法制止上海市人民政府驻京办违法故意伤害的行为。

到现场处置接警的是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东郊民巷派出所警员,开具了不符合公安部统一规定的验伤便条。

2005年12月28日上诉人对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行政不作为,未在其管辖范围内履行法定职责,制止上海市人民政府驻京办违法故意伤害行为,违反了《人民警察法》第六条(一)、(二)之规(证据1);对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东郊民巷派出所警员开具不符合公安部统一规定的验伤便条,作出的不当行政行为(证据2),依法向北京市公安局,国家公安部份别提起行政复议。2006年1月 11日,北京市公安局,国家公安部同时收到上诉人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5 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第(三)款:“除前款规定外,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关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北京市公安局,国家公安部收到上诉人行政复议申请,未在5日内作出书面告知上诉人,根据上述规定应视为受理。《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北京市公安局未在法定六十日时间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也未作出适当延长三十日行政决定。上诉人对北京市公安局,国家公安部违反了《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作出《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因此上诉人不服,逐向公安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2006年1月4日上诉人寄出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申请书》,被上诉人同年1月8日收到。2006年3月10日被上诉人作出公复终字[2006]1号《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

2006年4月18日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作出《终止通知书》不服,依法向国家公安部提起同级行政复议。

2006年4月21日,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之后均无任何回覆和答覆。

被上诉人(复议机关)未在法定六十日时间(2006年6月21日)内作出同级行政复议决定,也未作出延长三十日行政决定。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违反了《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未在法定时间内履行法定职责,属行政不作为。

无奈之下,上诉人对公安机关不作为的行为,启动了法定程式。最终程式一路走到了国家公安部。国家公安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却逾期未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上诉人以同级行政复议的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要求其继续履行法定职责,诉诸法院。

上诉人经过一年的契而不舍的努力,终于在2007年9月20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案号:585号。公安部于2006年3月10日所作出公复终字【2006】第1号《行政复议终字通知书》是被上诉人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证据。

如被上诉人公安部于2006年3月10日所作出公复终字【2006】第1号《行政复议终字通知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法范围,一审法院应通知原告部份修改或变更诉状的诉讼请求和内容,而不是武断驳回上诉人的请求。

《司法解释》第六十七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判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当事人对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有争议的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

第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均有错误,且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在裁定撤销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或者继续审理。”

上诉人近年来与数以十万计市民到北京或上海市各级政府,为征地、迫迁纠纷上访,人身得不到安全保障,主要事实发生在周永康任公安部部长期间。上诉人是纳税公民,人民警察是靠纳税人养活的。警察公然使用暴力殴打合法、合理、上访民众,于法、于理、于情无据。上诉人通过诉讼希望,十七大之后,孟建柱领导的公安部迅速扭转此被动局面,人民警察应当保护人民,人民警察首先要依法制裁各种各样“陈良宇”们等。

如果各级人民法院不依法受理民告官案,那么今后构建和谐社会中将有更多的民众到北京等各级政府上访,引起更大的抗议潮。望二审法院慎重对待本案和本类案件。

附:上诉状副本1份、上诉人身份证影本1份、二名代理人委托书各一份。

一审法院作出裁定:(2007)二中行初字第585号影本1份

此致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童国菁

2007年11月14日

代理人:郑恩宠代书

2007年11月14日

代理人:马亚莲

中国民盟郭泉的第二封公开信 致温家宝

【大纪元11月19日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前南京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现任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日前致胡锦涛、吴邦国公开信,信中呼吁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探讨多党选举等问题。11月16日郭泉再给中国总理温家宝致第二封公开信,就下岗石油工人李国宏和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而写公开信。

郭泉强调:“我一直在负责并指挥中石油、中石化2000年-2001年下岗人员维权工作。今天(11月16日),我的一名工作人员李国宏先生被中原油田公安部门判处劳动教养一年零六个月。我才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先生写了一份公开信,现在我不得不再次提笔给您(温家宝)写这份公开信了。”

郭泉在公开信中表示要和中华全国人民说几句话。他说,之所以叫“公开信”,是因为这不仅是给温家宝总理看的,也是给全国人民看的。他表示:“现在是2007年11月19日凌晨2点零六分,我写完了全信。窗外漆黑一片,天明不远了。离天明还有4个小时。这4个小时,我将全力利用网络传递这份公开信,传给我在QQ、MSN和SKYPE上的所有朋友,全部大约1500名。”

他说,他们每人再传递1500人,然后他们传递的1500人,再分别传递给各自的1500人,我想,这样传下去,传遍14亿人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在发出公开信的最后时刻,郭泉写道:“时间又过去了半小时了。刚才去了一下卧室,我的夫人李晶、儿子郭称义在隔壁房间睡觉。最后一次看他们熟睡的面庞,我很自豪。他们会因为我而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他说:“在这里,我恳请中国政府在我被捕入狱或处死后,善待我的家人。在这里也请全国人民在我被捕入狱或处死后,接济我的家人,并如我一样奋力转发我的两封公开信,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解决他们苦难的有效途径,惟有如此,才能拯救中国,拯救中国人民。 ”

他强调:“中国人的民主和幸福,取决于今天我们的团结、奋斗和牺牲。”

以下是郭泉第二封公开信的全文:

尊敬的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我一直在负责并指挥中石油、中石化2000年-2001年下岗人员维权工作。今天(11月16日),我的一名工作人员李国宏先生被中原油田公安部门判处劳动教养一年零六个月。我才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先生写了一份公开信,现在我不得不再次提笔给您写这份公开信了。

请允许我先自我介绍,我曾在1990-1992年担任过国企干部、1992-1994年担任南京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和《改革与开放》杂志编辑、1994-1999年担任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人员。目前在南京师范大学从事文史哲法的教学科研工作,一直关注国家发展、人民生活和中国的政治改革。

贵党的十七大刚刚结束,确立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本人想就李国宏案和我手头的中石油、中石化2000年-2001年下岗人员维权工作和您交换一下有关“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意见。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简称中石油和中石化),因为产业结构调整、资源重组等一系列改制原因,在2000年和2001年以签署“自愿解除劳动协议”的方式“协议解除”了59万石油工人的劳动关系(这个数字是我的调查,实际人数应该还要多,具体数字请总理阅完本信后组织力量调查)。这59万石油工人(以下简称协解人员)主要以大庆油田、胜利油田、辽河油田、江汉油田、克拉玛依油田、中原油田、四川油气田、吉林油田等单位为主。

中石油和中石化是原“中国石油部”分成的两个单位,现在同为世界500强,其中中石化是亚洲第二大公司,据《世界周刊》排名,中石化是全球第17大公司。

但是,油田是属于国家、属于人民的资源和财产,不是属于某个集团的财产。全国人民才是中国的油田的真正的主人。59万石油工人中的绝大部份人员正在用不同的形式进行维护工作权利的抗争,以挽回自己所遭受的经济上以及精神上的损失。

目前,石油工人的维权一般用上访的方式,但是很遗憾的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上访在中国是根本无效的,其中的苦难我就不说了,真是说了让全世界笑话。我的维权团队里有一位义工的爱人是某区的信访副主任,他说他爱人每天回到家都眼睛红红的,每天接触的事情“惨到我爱人掉眼泪”,但是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只能陪着哭。他的爱人是好人,但是更多的访民被有关的工作人员以没有相关政策为理由,甚至是拒绝接访。如果石油工人大量集体上访往往会被以聚众“闹事”的名义拘捕。如果众人讨论上访的有关事情,又会被以“煽动集体上访”的名义拘捕。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体制的问题。这个体制不只是经济制度、法律制度,而更是政治制度。

我注意到有石油部门的领导出面说,石油工人是自愿签署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的。意思是说他们的苦难也是自愿的。这些领导有没有良心?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是人民给的,执政党的工资是人民给的。你们怎么能让人民遭受苦难呢?

中国的石油工人老实厚道,长期无限忠于党,听党的话跟党走。石油工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物价上涨和恩格尔系数。于是,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无数石油工人在签字后生活遭遇窘迫。

我认为,一次性买断工龄的方式,由于没有考虑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的情况,所以是一种非常不人道的做法。虽然国家有规定不得使用这一方法解除劳动关系,但是现实中,大量的单位没有执行这一规定。被以各种巧妙或强权的手段而“一次性买断工龄”的中国工人越来越多。

我认为,任何协议内容首先是不能让油田员工利益损失。因为更多的油田工人他们把青春、甚至生命都奉献给了油田,他们是中国最伟大的人。

他们不应该受穷。让他们受苦受难受穷受罪的执政党,是没有良心的。

把我派出的去调查这些石油工人的调查统计人员李国宏先生判处劳动教养一年零六个月,更是没有良心的!

现在,他们需要获得生存资源来维护上有老下有孩子的抚养责任,难道我们不需要为他们主持公道吗?

另外,在和你讨论一下中国特色“劳动教养”制度。这是中国遭到世界各国和国际人权组织批评最多的中国特色之一。

中国政府在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第九条保证了人人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中国政府在1986年12月12日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于1988 年10月4日批准。

我认为限制人身自由,只有经过公安刑事拘留、检察院审查批捕、检察院起诉和法院审判才可为之。除此之外,任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都是反人类的。

但是,在中国,却有一个不需要经过上述法律程序,直接由公安部门作出决定的“劳动教养”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这是极其不人道和反人类的。这是除了中国的政党制度之外,我第二个不同意的制度。

麻烦您通知公安部的同志,立即释放李国宏先生。如果我们是犯罪嫌疑人,请进入司法程序,走批捕、起诉和审判的道路。坚决取缔“劳动教养”制度。

否则,麻烦您也通知公安部的同志,也请把我也带走。因为,李国宏先生是接受我的派遣去为人民服务的,去为人民说话的。

让中国的一切苦难,由我一人承担吧!

中国人民太苦难了!

以下是李国宏先生被捕入狱前提交给我的最后两份材料,我转给总理大人阅处,也给全国人民阅读。

李先生提交的来自中原油田石油工人的材料里的语句也许不通顺,但是却是发自中原油田石油工人肺腑的原文。

附件1:李国宏先生提交给我的中原油田石油工人的材料:

自从2001年,我们被剥夺了工作权利、间接的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几乎使我们这些被胁迫解除劳动合同的大部份人员,沦入社会的最底层,苦难由此开始。

在此期间的2002年直至2005年,我们协解人员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和中原石油勘探局及中原油田进行交涉,努力挽回所遭受的损失,很遗憾毫无结果。2006年5月,我们协解人员自发的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抗议活动,抗议有关当局无视共和国的法律,无视“和谐社会”的全民意志,虽然抗议活动期间有四位抗议人员被行政拘留,但是我们自豪的换回来了2800个所谓的就业机会,为协解人员及其家属赢得近每年3000万元的经济利益!

事实向我们被协解的一万余名人员表明,我们的权利是争取来的,自己的权利必须自己去争取!但是,这与我们一辈子的生活所需是有很大差距的。物价还在涨,所有的价格都在涨,我们心惊肉跳。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我们要工作,我们要保障。我们要求人民法院(如果还是人民的法院)以法判令协解协议无效。我们要求中原石油勘探局补偿协解之日以来我们的损失和劳动保险金。要求中原石油勘探局给予在协解后,退休的人员和非协解的退休人员有同样的退休待遇。

中原油田部份协解石油工人

附件2:李国宏先生提交给我的有关这个案件的法律规定

1、1999年国家劳动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颁布的《关于贯彻两个条例、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强基金征缴工作的通知》中规定:“任何单位都不能以‘买断工龄’等形式终止职工的社会保险关系”。

1999年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出售国有小型企业中若干问题意见的通知》也强调:“确保企业职工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出售方应在申请出售前征求职工对出售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的意见,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在企业出售中终止职工社会保险关系,不得借出售之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职工‘买断工龄’或为职工办理提前退休,把职工推向社会。”这两份文件从维护社会稳定、维护职工利益的角度,规定企业不得以“买断工龄”的形式将职工推向社会。而中石化集团公司中原石油勘探局在2001年却置国家的政策法规于不顾,打着“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幌子,“了断”职工,显然已经违反了国家政策和法规。

2、《劳动法》第三章第二十七条: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用人单位依据本条规定裁减人员,在六个月内录用人员的,应当优先录用被裁减的人员。

然而当时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原石油勘探局,一不是濒临破产,二不是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而是效益极佳的一个特大型国有企业。一没有向企业工会提交报告,二没有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讨论,三没有听取职工的意见,四没有给职工协商,五没有给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报批,这就违反了《劳动法》第三章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3、国家劳动部劳部发〔1996〕354号《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规定:用人单位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劳动者,如果其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1)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

(2)工作年限较长,且距法定退休年龄十年以内的;

(3)复员、转业军人初次就业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劳动法》第三章第二十条也明确指出:“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从以上法规可知,除破产倒闭企业外,国有企业职工,特别是“40、50”人员是不会轻易下岗失业的,他(她)们的劳动权利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中石化被裁减职工中有大部份工龄是达到了10年以上的,也有不少是距退休年龄10年以内的,企业必须与他(她)们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不允许将他们“扫地出门”。中石化的做法显然也是违法的。

4、《劳动法》第三章第十八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

(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劳动合同;

(二)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

无效的劳动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下面我再要和中华全国人民说几句话:

以上是我给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的就下岗石油工人、李国宏先生和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而写的公开信。之所以叫“公开信”,是因为这不仅是给家宝总理看的,也是给全国人民看的。

现在是2007年11月19日凌晨2点零六分,我写完了全信。窗外漆黑一片,天明不远了。离天明还有4个小时。这4个小时,我将全力利用网络传递这份公开信,传给我在QQ、MSN和SKYPE上的所有朋友,全部大约1500名。

他们每人再传递1500人,然后他们传递的1500人,再分别传递给各自的1500人,我想,这样传下去,传遍14亿人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天明的时刻,我想我的楼下等着我的将会是警车和手铐。以后的事情,无非就是日夜的审讯、殴打,再后就是不见天日的牢狱生活或死刑。但是,这一切,我都不怕。我最怕的是,在我死后,人民还生活在专制下、苦难中。

我最崇拜的中国人一是孔子,一是孙文。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临终前,于病榻上口授了遗嘱,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孙中山以这样的遗嘱,注解了自己。我也是基督徒,面对孙中山这样的遗嘱,我和所有的争取民主的中国人都不得不重新理解他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名言了。

我最崇拜的外国人,一是华盛顿,一是切·格瓦纳。

切·格瓦纳的牺牲精神,使我在争取民主的工作中有了无尽的精神动力。他有两句话我终身不忘,一是当他被捕时,面对枪口,他说:“我叫切·格瓦纳”。二是他在临刑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美国有一位华盛顿这样德才兼备的人作为第一任总统是幸运的。华盛顿是一位坚定的领袖,他保持了国家的统一,但是却无永远把持政权的野心,既不想做国王,又不想当独裁者。他开创了主动让权的先例──一个至今美国仍然奉行的先例。独立战争胜利后,华盛顿解甲归田,回到弗吉尼亚继续经营自己的种植园,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绿荫下享受宁静的田园生活。1787年,华盛顿再度接受人民的召唤,主持制宪会议,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1789 年4月,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当他担任美国总统八年后,发誓不再连任,坚决回到芒特弗农山庄,过平民生活,直到去世。

我想,我在民主革命斗争中,我就是切·格瓦纳,当我面对枪口的时候,我也要说:“我就是郭泉”。当我被反动派杀害之前,我也要说:“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时间又过去了半小时了。刚才去了一下卧室,我的夫人李晶、儿子郭称义在隔壁房间睡觉。最后一次看他们熟睡的面庞,我很自豪。他们会因为我而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

在这里,我恳请中国政府在我被捕入狱或处死后,善待我的家人。

在这里也请全国人民在我被捕入狱或处死后,接济我的家人,并如我一样奋力转发我的两封公开信,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解决他们苦难的有效途径,惟有如此,才能拯救中国,拯救中国人民。

中国人的民主和幸福,取决于今天我们的团结、奋斗和牺牲。

【作者简介】

郭泉,男,1968年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国企干部、南京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法院干部。

199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99年至2001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2001年博士后出站之后,留校任教。担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至今。历任文学院研究生班主任、成人教育办公室主任,院长助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等职务。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替59万石油下岗工人维权 李国宏被劳教

【大纪元11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重庆维权人士李国宏,致力于帮助中石油、中石化59万双解(下岗)员工寻求自身的权益,参与酝酿一场全国最大的集体诉讼案,遭到油田当局的报复。11月18日李国宏的家属接到通知,李国宏被劳教一年半。李国宏的妻子当天匆忙整理行李打算赶往中原油田了解详细情况。李国宏的朋友对当局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呼吁海外关注并营救。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前南京经改委秘书、现任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也为此再次发出致胡温第二封公开信。

中原油田集体诉讼案起因

作为世界500强的中石油和中石化是原中国石油部份成的二个单位,其中中石化是亚洲第二大公司,全球排名第17大公司。在2000年至 2001年间中石油和中石化利用强势地位,非法解除员工59万人,这些人员涵盖了中国国内的各油田各石化企业,主要以大庆油田、胜利油田、辽河油田、江汉油田、克拉玛依油田、中原油田、四川油田、吉林油田等单位为主。

自从2000年,这些被以低价格买断工龄而被解除劳动关系和解除人事关系(双解)的职工,被剥夺了工作权利、间接的剥夺了生存的权利,没有了生活来源,他们在中国生活面临养老保险问题和医疗问题等诸多问题,沦入社会的最底层,苦难由此开始。在此期间的2002年直至2005年,协解人员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和中原石油勘探局及中原油田进行交涉,并无结果。

这些人中绝大部份人员正在用不同的形式进行维护工作权利的抗争,以挽回自己所遭受的经济上以及精神上的损失,在这样的契机下走集体诉讼案来维护这个群体的利益的方式就渐渐浮出水面。

作为这场集体诉讼案发起者之一的郭泉接受采访时说:“经统计后我们发现有近60万的这样的油田员工,他们的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所以这些人就自发的组织起来向相应的机构提出要求更多的生活资助,但是只解决一部份,很大部份没有得到解决,这大部份人通过各种方式和我们联系,然后我们就做出安排,由我们来代表他们、帮他们做这些维权的事情。由于我们懂得法律,懂得在中国做事的一些程式和关系,所以就派出人员去落实这些事情。”

李国宏被当局作为集体诉讼案的主要推手遭到报复

据郭泉介绍,李国宏在集体诉讼案中是负责统计工作的,10月底集体诉讼案筹备小组让他前往河南濮阳中原油田,了解那里双解(下岗)职工准备集体到北京去诉讼的情况。

由于此前有中原油田职工维权被中原油田公安分局拘留过,所以10月31日上午,李国宏和朋友李天翔、张起一起来到河南濮阳中原油田的公安分局了解情况。当李国宏和张起进入公安分局后就被当场扣下,李国宏行政拘留十五天,而李天翔、张起遭到传讯后被释放。公安方面曾答应李国宏家人11月16日拘留期满后放人,但事实上李国宏被当局作为中石油、中石化的维权代表和集体诉讼案的主要推手遭到报复被判一年半劳教。

郭泉认为李国宏被派去那里是维权工作的一部份,很显然,他所作的事情不会引起社会的骚动,中国的百姓是最温和和厚道的人民,李国宏就是帮助他们去解决相关的问题,根本就不会引起任何社会不安定,引起骚动的原因是油田方面没有给老百姓很好的经济补偿,只要中原油田的领导拿出更多的钱来补偿这些下岗的工人,那么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郭泉:参与集体诉讼案维权代表做好心理准备

对于李国宏因为帮助59万油田双解职工维权筹备集体诉讼案而被劳教1年半,郭泉表示这样的结果,其实参与这个集体诉讼案的维权代表事先都有心理准备。他说:我们所有的维权人士之所以能够走到这条道路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好准备,我们愿意为百姓去接受这样的处罚,愿意为百姓去坐牢,也愿意为了人民去流血,甚至去牺牲我们的生命,这是事先都有考量的。因此李国宏被劳教,我们会派更多的人去帮助这个团体,也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帮助他们。

郭泉:结束一党专政 建立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

对于李国宏被河南中原油田公安分局劳教,家属有无可能找到某种途径来改变这样的局面,郭泉认为由于中国一党专制,它操控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这三家变成一家,所以家属即时想通过法律途径来改变都没有实际意义。唯一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尽快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他希望所有在海外的中国的朋友,将他们目前正在为中国老百姓所做的事情和作出的牺牲告诉西方社会,让他们了解。

郭泉再致胡温公开信:取消劳动教养 立即释放李国宏

郭泉因为李国宏被劳教还发表了致胡温的第二份公开信。公开信中他指“劳动教养”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是极其不人道和反人类的。这是他反对中共一党专制这种政党制度之外,第二个不同意的制度。

公开信中他还要求胡温释放李国宏,他说:请立即释放李国宏先生。如果我们是犯罪嫌疑人,请进入司法程式,走批捕、起诉和审判的道路。坚决取缔“劳动教养”制度。否则,麻烦您也通知公安部的同志,也请把我也带走。因为,李国宏先生是接受我的派遣去为人民服务的,去为人民说话的。让中国的一切苦难,由我一人承担吧!”

刘安军:呼吁西方社会人权机构关注施压

北京知名维权人士刘安军表示这次李国宏被抓,说明中国的百姓连自己的最基本的生存权都不存在了,维权之路不仅艰难而且面临危险,当局打压维权人士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但这并不能阻止访民们去维护自己的权力。

刘安军介绍李国宏的妻子担心丈夫的健康状况,很难在狱中度过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已准备行李前往中原油田了解详细情况。他希望西方社会和人权机构关注李国宏为中石油、中石化中这59万被不合理解除员工的维权、走集体诉讼案遭到当局迫害给与关注,对李国宏家人的困境给于援助,并且向中国当局施压要求改善人权释放李国宏。

荆楚:李国宏是一个实干家 中共枪打出头鸟

网络作家荆楚认为李国宏是一个实干家,长年累月的帮助那些油田的双解人员维护他们自身的权益,赢得朋友们的敬佩。他认为现在的社会里处处充满着炸药包,冒着火,当局则到处去捂、到处去灭火,手忙脚乱,做起事来早已违法了。同时中国的法律体系混乱,它提倡的法制与现代法制观念是背道而驰的,现代法制观念是限制公权,保持民权,而中国的法制观念法律是当局者手中的一条皮鞭,它想抽谁就抽谁。

由于访民在利益受到侵犯时,不善于表达和申述,李国宏主要在法律方面提供给他们一些建议和帮助,协助他们走集体诉讼的道路。荆楚认为李国宏此举令当局恐慌和紧张,所以当局就把他抓起来,企图令访民们群龙无首,令诉讼案不了了之,并且当局抓李国宏也是为了恐吓别人,令他们当中的人害怕不敢出头——“枪打出头鸟”。

荆楚:以稳定一切为藉口 打压维权人士

李国宏帮助59万油田双解职工走集体诉讼案的途径,避免了可能纷起的抗议活动甚至是激化的对抗行动,当局非但不感谢李国宏,而且因此降罪于他,对此荆楚认为说,现在中国的这些党头们,他们抱着只顾眼前,根本不管明天的心态。以稳定压倒一切的藉口,已经没有任何良知和道德底线了,不管国际社会的呼吁呐喊,国内人民的身心,做起坏事来不顾一切,也无所顾忌。

李国宏被劳教,由此将中石油、中石化的酝酿中集体诉讼案被推向了世界舞台,揭开了中国石油系统背后的黑幕,将引起国内外怎样的反响,是否导致一场更大的维权抗争活动,人们将拭目以待。

基督徒企业家吴魁给胡温的公开信

【大纪元11月19日讯】
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 / 温家宝总理:

我叫吴魁,澳籍华人,祖籍广东揭阳,我与太太萧敏儿皆1958年出生于香港, 1996年加入澳大利亚籍。197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和太太就跨过香江,第一次踏上了中国大陆广袤的土地,为农村普遍贫穷所震撼,决心帮助家乡父老。 1983年,我们成立了香港藤龙国际有限公司,每年两次参加“广交会” ,并将大量的国际客商和美元外汇带入中国,被评为 “创汇大户 ”以及全国外贸系统 “诚信企业” , 所出口产品均为广大农民增加收入的副业。于1999年又引进生物技术,响应国家以“科技兴农”,提出“呵护自然,造福民生” 的企业理念, 每年投入人民币三百多万到农村推广应用 , 参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 虽然历经磨难, 企业被夺 , 仍然坚持理想并于 2004 年在广州市又创办了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为此,《人民日报》、《中国质量监督报》、《中国经济周刊》、《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等媒体相继报导了我们的事迹。

1, http://search.yanpan.com/c_cd6007c4c86eab5f4c0d64ca1f76f50e_13.html
2, http://qkzz.net/list/1672-7150/2007/31/

由于我和太太在国外出生长大,是虔诚的基督徒,从小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不太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更不懂得如何包装我们非常浓厚的基督教企业文化,如 “爱在您身边”, “施比受更为有福 ”…等等,有些表达过于直率和高调,不懂得如何让我们的企业文化更加中国化,导致国内一些同胞和有关部门产生误解,除了我们实应反省和检讨所有的言论和行为之外,同时也敬请胡总书记和温总理了解事情的真相,给基督徒企业家一个宽松的经营环境 。

作为企业家,我们的目的是经营企业,推动祖国的经济发展,帮助农民和弱势群体脱贫致富,而绝非传教,基督教只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和宗教生活。

目前,中国政府也提出企业不应当纯粹是为了赚钱,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因此,我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地帮助农民,资助贫困的学生上大学,在企业经营处于亏损的情况下, 仍然有计划,有组织性地向因病反贫的农民和弱势群体赠送大量益生菌饮料,使得几十万贫困的农民恢复了健康; 这纯粹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无私奉献 。作为回报, 我们将参与中国贸易所攒得三千多万, 甚至卖掉了我们在澳大利亚和香港的房产 , 全然投进关爱三农的事业上; 同时,我们举办了20多场带有基督教企业文化的招商经营活动和工商专业基督徒聚餐, 均是我的信仰生活之自然流露, 并没有得到海外一分钱的资助。在招商活动中,因为过份突出了我们的基督教企业文化,曾经有工商、派出所来访,但并没有人对我们提出过任何意见 , 却受到中央机关对我们企业的行为高度关注。

今年8月21日以后,多个政府部门的调查人员不断来到我们的工厂,多方询问工厂技术人员有关配方、生产工艺流程、控制要点等商业机密,更有甚者,藉助媒体炮制假新闻,毁坏企业名声,多个政府单位以各种名义来企业进行长达两个多月的调查,并拘留我们企业骨干 ,不让我们出境 , 至今仍然未能给予一个统一、合理、公正的说法。

我们呼吁:

一、政府能谅解海外基督徒企业家的一片爱国之心:一个赤子之心的爱国侨商所表达的企业文化完全是教导同胞先做好人再做好事,只是表达的不是很精确,有些高调。就像我们所刻录光盘和印刷的材料,都是公开赠送给我们的经销商,足见我们的直率和坦荡。我们是按照信仰原则,拥护中国政府,跟随国家政策、尊重国家法律的,并没有任何恶意挑衅之意, 我们最终目的是希望有机会能为祖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关怀做出贡献。对此,希望领导支持和谅解。

二、尽快结束调查让我们恢复生产:从8月21日到现在已经有两个多月的调查了,我们企业的一些员工因为承受不了精神压力,已经相继离职了,由于资金被冻结,工厂也无法正常运作,我们的企业濒临破产!通过快三个月的调查,相信政府部门对我们也有了相当的了解,希望通过这次调查能够让彼此增进交流,促进理解,并能对一个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以爱的行动来服务农村 的夫妇负上道义上的责任,帮助我们恢复正常的生产。

三,“ 万事以和为贵”,不同的文化应该是用来交流,而不是彼此伤害的。我们相信最终坏事会成为好事: 1、所有参与的单位正在协助我们整改; 2 、所有参与的领导均能成为我们的朋友; 3、所有监视调查我们的执法人员将成为我们的保护。

若然有关当局决定取缔我们的企业,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损失和解脱 ; 然而对中国的伤害更是多方面又是多层次的:( 我们正在努力避免 )

1, 经济方面: 一个拥有五套生物技术的朝阳企业被搞垮 , 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2, 人才方面: 一个对水土资源环境保护 , 病毒虫害防治, 农产品食物安全 , 人体健康 .. 等有贡献的团队消沉了

3, 生态方面: 是我们带动了农业生产往生态平衡方向发展 , 成为领头羊并受到同行的关注 http://www.enochgroup.com/Cn/NewsView.asp?ID=30&SortID=1

4, 农村方面: 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指标 -- 农产品的品质提高和农村资源环境的自然修复 , 均能通过我们的生物技术来解决 http://www.chinavalue.net/Media/Article.aspx?ArticleId=11193

5, 文化方面: 我们提倡企业的使命感和人类的社会责任感 --“ 爱在您身边” 就这样成为历史回响

经过这次风波,我们将加强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学习,把宗教活动与商业活动严格区别开来,不再引起执法部门的误解。我们自78年初进中国至今,对中国已有三十年的感情,并且与广州一同成长,希望不会在祖国留下任何遗憾和伤感! 反而能够继续服侍中国的农村与农民….

此致

敬礼!!

吴魁、萧敏儿敬上

二00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民生观察》刘飞跃供稿

福建童工被碾碎4指 全厂无人作证

【大纪元11月19日讯】15岁的外来童工王磊今年7月加班时被机台碾碎4截手指,4个月过去了,他想认定工伤并找公司索赔时,该公司却一口咬定他不是公司员工,面对公司的翻脸不认人,王磊非常气愤,但又无奈于手上的物证很有限,而且公司里的30多名工友又无人敢站出来为他作证。

据台海网报导,来自江苏徐州的王磊于今年6月27日进了福建厦门市垄江工业制品有限公司当机台操作工,每天早上8点上班,晚上通常要加班到10点半。该公司有30多名工人,主要生产海绵垫。

王磊进公司10天就发生意外了。他说,7月7日晚上又是加班到十点半,第二天早上八点又上班,没想到当天机器开关失灵,碾碎了他的4根手指。

公司一名老员工肖全马上送王磊前往医院紧急治疗,他住院一个月,经过两次手术,花费了15,000多元。他说,尽管所有的治疗费都是公司出的,但被碾碎的4根手指却永远地离开了他。

对于王磊的工作伤害,公司多次找他想私了此事,第一次开出3.5万元的条件被王磊拒绝了,后来又加到5万元,并且对王磊说如果不接受,想到哪儿去告都行。王磊说,他就此咨询过律师,得知他这种情况公司至少要赔他18万元。

王磊和公司谈不拢后,于9月17日向同安区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王磊这时才发现事情不妙,因为劳动局要他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他却连劳动合同都提供不出来,公司也不承认和他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甚至说从来就不认识他这个人。

王磊说,进公司七、八天后,公司曾要他签合同,但出事时合同刚好交上去给公司盖章。在医院时,厂牌又被公司收走了。他说,现在手上只有公司的厂服和做手术时公司管理人员签了字的手术协议书。

物证不足还可以找人证。但工友们都不敢站出来证明他是该公司的员工,是在上班期间受的伤。

更让王磊他害怕的是,就在他四处寻找证据证明自己是该公司员工的同时,公司里一些他认识的老员工开始陆续离开公司,就连那个在他手术协议书上签字的公司管理人员也于前不久辞职了。

关于王磊的事件,厦门垄江工业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司某拒绝接受媒体采访,并称自己不清楚这件事,也不认识王磊。而意外发生时送王磊去医院的员工肖全也不愿接受采访。

面对这一切的打击,王磊说,他已经丢了4个手指,希望他的工友们不要丢了自己的良心,因为良心是无价的。

刘正有:将民告官进行到底

【大纪元11月19日讯】2006年6月28日、30日,自贡市红旗乡原白果村8组村民陈守林、曾正英、胡淑明、吴礼平等人,依法保护自已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公安机关暴力欧打、拘留不服。2006年7月22日起依法向自流井区法院、市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起诉、上诉,都被法院故设计司法障碍、重重刁难。经本案原告不屈不饶依法讨公道,2007年5月10日,原一审法院决定公开开庭审理。中共自贡市委、市政府,派出约300警察、法警、政府官员将庭审内外戒备森严,人为制造恐怖气氛恐吓护地村民,法官在法庭庭审内外公开充当被告辩护士、庭审外递纸条左右庭审,和强行枉法判决。

2007年7月4日陈守林、曾正英、胡淑明、吴礼平等人不服一审法院枉法判决,依法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当庭枉法判决。8月13日陈守林、曾正英、胡淑明、吴礼平等人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再审申请,法院于10月24日己经书面作出《驳回申诉通知书》11月7日法院才通知当事人签收。市中级法院对当事人的驳回司法文书词,故歪曲事实真像、严重违反行政法举证倒置规定,又无被申请人(原审被上诉人)具有执法主体资格的证据证明其合法性,对申请再审人(原审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证据证人证言一律不予采信,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也无法律依据,法院判案不使用法律,公开沦为官商法院。

本案起诉、上诉、再审当事人,是根据中央政府和各级行政和司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和发布的“红头文件”、严禁乱占农民耕地。陈、曾、胡、吴等人才依据这些法律、法规维护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坚信国家法律,能够维护自己的利益、向上级政府反映才会讨回自已的公道。为此拿着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央政府发布的“红头文件”、向区市、省、中央相关部委和司法机关举报、控诉、控告:“当地官商勾结,非法倒卖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强拆民房事件。”、各级行政和司法机关故推拖不作为,举报人反被监控、欧打、传唤、拘留等进行迫害。

笔者认为,当前中央、各省、市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组识庞大的宣讲团,赴全国各地城乡、大学校园和田间地头宣讲十七大精神,导致各级行政和司法官员阴奉阳违,官话假话空话、搞形势主义,欺上瞒下,再次欺骗咱普通老百姓,也导致各地官员集体向中央假汇报,说好听的话说尽,向下级咱老百姓坏事做绝。如任其各地行政和司法官员非法作为,和不作为行为,的恶性发展下去,公民言论自由、新闻媒体监督权不开禁,社会哪能和谐?中央政府必须面对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上访人和维权律师、新闻记者、社会各界正义人土、反覆遭到公权力抓捕、刑事、行政拘留、劳教、劳改、关黑监狱、关精神病院等进行残酷的迫害现实问题,只靠自吹自擂的美声唱法,既害国、又害民,依法治国沦为以黑治国,人人都生存在恐惧社会之中,人人无安全感。中央政府不强调公民人权、咱老百姓哪来十七大说的解决“民生问题”啊?笔者,希望中央政府现任领导人、为国为民做点实事,加大力度整治腐败,严惩贪官,为民伸张公平正义吧!

自贡市各级法院也正在组识学习十七报告,也既敢公开执法违法、执法不公,践踏国家法律等行为,如不给予问责和依法追究,国家和咱老百姓利益怎能得到保障?温家宝总理指出:“合理诉求,通过合法的渠道解决。”、各级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公民“合法的渠道”、彻底堵死了,咱中国普通公民冤情向谁控诉?谁来为失地失房农民作主?

本案护地村民依法民告官案,得到海内、外法律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各界正义人士长达约1年零5个月的高度关注,自贡各级法院不顾国际、国内社会的舆论监督,不顾中央“三令五申”、严禁乱占农民土地令,不顾社会影响、不顾民众疾苦,也胆敢对民告官反覆使用枉法,维护官商集团利益,充分证明中国建设法治社会是何等之坚辛!

本案代理人征求共同当事人意见,“是否向上级人大、检察院、法院申诉。”、陈守林、曾正英、胡淑明、吴礼平等人表示,将民告官进行到底!

本案代理人:刘正有

2007年11月14日于自贡出租屋

河南一百多民师进京上访遭围追堵截

【大纪元11月19日讯】(民生观察刘飞跃报导)民生观察今天上午得到消息,从前天开始,河南省一百多民办教师纷纷来到北京上访。这一百多民办教师来自河南省四、五十个县市,每个县市约有三、五名代表。

得知老师们进京上访,河南各地政府对老师们进行了围追堵截,许多计划前来的老师遭到了拦截。据河南民师代表郑老师告诉我们,在河南宝丰县,五名民师在上车时被拦回四个;在河南孟县,有四人被拦回;在河南修武县,有二人被拦截;在河南温县,有一名民师被拦截下来;在河南伊川县,民师代表贾留所则被软禁在家。

与此同时,河南各地政府还派出大量截访人员到了北京。据老师们介绍,基本上每个县市约有五、六名截访人员,他们由当地警察、政府和驻京办人员组成。在河南武陟县,这次有五名民师进京上访,却来了六个截访人员。昨天晚上,大批截访人员找到了民师们居住的旅社,对老师们又推又拉,强行要求老师们回去。

据郑老师对我们说,有两名河南济源市的民师代表在前天到天安门广场后,被抓走了。

今天上午,一百多名河南民办教师冲破重重阻挠,终于来到了国务院信访局。

同样是在今天上午,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五、六十名民办教师也在曾都区政府门前上访,至下午时,老师们还坚持在曾都区政府现场。

林伟棠:声援中国泛蓝联盟 抗议中共严厉打压

【大纪元11月19日讯】中国泛蓝联盟是一个为大陆地区的中国国民党精神党员服务的网路社区,其基本宗旨为反对共产制度,认同三民主义、传播台湾经验与国民党一道致力于国家的统一事业。联盟成立于2004年8月,成员超过2千人,当时试图申请成为正式的民间社团遭中共拒绝。联盟定期于北京、武汉、重庆、成都集会。

成立初期,举办多次民间抗日战争纪念活动,同时联盟成员积极参与各地维权运动。其中河南省的蔡爱民、卢福建、孟建武等人领导的河南郑州拆迁维权运动;湖南省的张子霖领导的长沙市李念祖与谢福林维权抗争;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杨再新律师推动的湖北柳山湖维权运动和湖北省的孙不二推动的武汉市花楼街的5000居民维权抗暴运动。 2006年8月初,为推进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国泛蓝联盟推出102名成员参加各地人大代表选举。同时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印制选举传单,选举名片,选举文化衫,但遭到各地政府强力打压。其中以武汉市参选成员孙不二母子在选举过程中遭遇暴力殴打的行为最为恶劣,此外郑州市成员蔡爱民、卢福建、孟建武被行政拘留;乐山市成员左晓环被开除公职;苏州市成员胡宇涛遭开除公职威胁;武汉市成员倪江峰被二十四小时监控,软禁在家;上海市成员黄子安遭学校开除威胁。

2006年8月底中国泛蓝联盟代表杨在新律师与黄晓敏前往山东声援陈光程律师开庭,其中杨在新律师遭当地警方毒打。

2007年4月25日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杨毅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泛蓝联盟”组织及其活动是非法的。中国泛蓝联盟的网站随即被中共封锁,联盟主要负责人亦相继受迫害和无理拘捕。
孙不二,原名文炎,是中国泛蓝联盟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本身是维权人士及网路作家,2007年5月中旬孙不二获美国民间组织颁发“中国青年人权奖的”,但是到了5月23日孙不二遭到大批国保人员抄家搜索,孙不二被捕,至今下落不明。

张子霖是另一位中国泛蓝联盟发起人之一,孙不二被捕后成为联盟的临时负责人,2007年5月28日发表公开信谴责中共全面打压联盟及拘捕联盟负责人孙不二。5月29日下午突然失踪,后来张子霖的父亲接到湖南省怀化市溆蒲县公安局电话通知,张子霖被以“敲诈勒索罪”行政拘留,15天后即6月13日发出逮捕证正式逮捕。张子霖被关押至今已数月,没有接受任何正式的法律审讯。

蔡爱民经常参与各地维权运动,今年5月25日公安人员从家中带走,期间公安派人搜查住所,拿走电脑,但没有任何书面通知和法律手续。蔡爱民被关押至7月初,家人才被接获公安口头通知蔡爱民因为扰乱社会治安,被公安局判处劳教一年九个月,目前关在郑州第三劳教所。家人曾送衣服到劳教所,但不准会见蔡爱民。

熊家瑚是联盟重庆成员,今年6月被指嫖娼被公安当局将他劳动教养两年。根据国内法律,嫖娼没理由被判劳动教养,而公安当局从来没有交代清楚事实,以及拒绝提交有关书面文件。

今年九月中共十七大前夕,其余主要成员黄晓敏、谢福林和张起等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公安严密监视。原因是怕他们组织成员到北京抗议,监视行动直至十七大结束。而身在北京的联盟成员除被监视外,更不断受到当局的威吓,有参与维权运动的联盟成员张文遭北京国保威胁强送精神病院。

目前中国泛蓝联盟的网站已将服务器置于海外改由在海外运作,联盟成员当中不少都积极参与国内的维权活动,并肩负起将消息散播出去的责任。

在香港由于新闻媒体大部份已到了自我审查的地步,中国泛蓝联盟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认识,过去一些亲中华民国团体多次到中联办抗议,另外今年回归十周年,北京领导人访港期间亦有团体到场抗议中共打压中国泛蓝联盟,有人更在抗议场地张开中华民国国旗及被数百名警方围困数小时,可是本地的新闻传媒将有关的新闻逐一过滤,在本港市面出售的报章完全绝迹报导,反映出本港新闻界已“自甘堕落”。
我们必需呼吁海内外的中国人和人权组织正视中国泛蓝骈盟被中共迫害情况,藉此向中共当局施压,抗议中共严厉打压的无耻行为,并且要求中共当局释放所有被关押的联盟成员!

杨建利:坚强的善良

【大纪元11月19日讯】蒋亨兰会长、各位朋友:

第二十一届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颁给了中国的两位伟大女性高耀洁和章诒和,我们的蒋会长和两位代领奖人延平和吴倩也都是伟大的女性,我忘记是谁有过这样的诗句:如果没有了女性,这个世界就会失去百分之五十的人,百分之七十五的善良,和百分之百的美。

今天晚上我想谈谈善良。两位获奖人都充满了坚强的善良。高耀洁女士,以她坚强的善良一点一滴地在中国扞卫着人生命的价值,章诒和女士以她坚强的善良在中国维护着人类对自身历史的真实记忆。谁能不说,由于她们生命的存在以及她们对善良的坚持,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有尊严?为此,我对两位获奖人民主教育基金会心存永久的感激。

然而,善良却常常不能见容于不文明的专制。我出狱后在北京知道了她们近年来所遭受的精神磨难和困苦,再加上当时山西黑砖窑童奴的事曝光,我的心灵又一次经受苦痛,我不断给友人们说一句话:在中国生活,如果你有良心你同时必须特别坚强。

我们都知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调动和利用人的恶来实现他们的革命继而调动和利用人们的恶在中国进行统治的,时至今日,共产党政权依然是利用恐 怖、谎言和给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的特权换取效忠来维持它的后极权统治的。他们近百年的理论和实践,危害中国不知要几百年?!

我们在中国实现民主化的过程必须是一个善的过程,调动人们的善良,像高耀洁和章诒和两位女士那样坚强的善良,来完成这个伟大变革。我们必须超越历史,摒弃 仇恨,摒弃阴谋和暴力。慈爱和正义的上帝在我们中国大地上正在孕育一个的婴儿—中国的民主,我们这些接生婆要用干干净净的手把这个光明的婴儿接生出来。

世界上的很多人还在疑问:善到底能不能战胜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似乎看到的更多是相反的例子。假如善和恶在一个层次打斗,善是战胜不了恶的,善必须往更高 层次上走,和恶在不同的层次打斗才能战胜恶。也许恶会尾随上来又和善站在同一个层次,为了战胜恶,善必须再往高层次走。恶的特性是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再也 不升上去了,然而,善的特性是它可以没有止境地向高层次上走。所以,善一定可以战胜恶。

中国的民主化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事情,是当今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其实我们正在做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实验,那就是要证明善在中国的政治上是可行的。

谢谢各位。@

--2007年11月3日

原载《议报》第327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附录】

高耀洁章诒和获第21届杰出民主人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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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奖典礼在旧金山举行

(自由亚洲电台2007.11.04 )美国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评选两位女士为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她们是:不顾当局阻挠和打压,义务从事农村爱滋病防治工作的退休医生高耀洁,为争取出版自由与当局抗争的作家章诒和。颁奖典礼上个星期六在旧金山举行。

由美国旧金山华裔社区人士组成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从1987年起,年年评选“中国杰出民主人士”,今年已经是第21届。今年的颁奖典礼,邀请了两百多位各界人士出席。但遗憾的是:两位获奖者无法亲自前来领奖。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蒋亨兰女士,介绍获奖者高耀洁的时候说:高医生已经80多岁,她不顾当局的阻挠和打压,揭露大量贫苦农民因卖血感染爱滋病的情况。 “高耀洁医生在与我们通信的电子信笺上的落款处有一行字:'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她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全身心投入救助爱滋病人工作,并把个人的积 蓄,全部用于爱滋病的宣传和防治。高医生的努力,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爱滋病漫延的关注,也因而使高耀洁医生获得了国际和国人的尊重。”

蒋亨兰会长介绍另一位获奖者章诒和时说:章诒和是1957被打成中国头号右派张伯钧的女儿。今年章诒和对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查禁她的两本书《往事并不如烟》 和 《伶人往事》发表公开信提出抗议,并委托律师提出诉讼。“她的行动在中国知识份子中获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并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把中国民间争取言论 自由的维权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章诒和对中共禁书事件的公开抗争,客观上拉开了民间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维权活动的序幕。”

史延平女士代表高耀洁医生领奖,并宣读高耀洁的答谢辞。答谢辞再次指出中国爱滋病情况严重:“我不否认地方官员做了一些工作,搞了一些形象工程。但爆发艾 滋 病的村子何止千百个,那些地方又有谁知道呢?谁来救助呢?还有假医假药,一些救助善款被截留,更造成爱滋病人雪上加霜。”

吴倩女士代表章诒和领奖和宣读章诒和题为“把心叫醒,将魂找回”的答谢辞,答谢辞说:“即使明天就是死,今天也要把心唤醒,将魂找回。思想无罪,社会永远需要批判。没有罪孽就没有救赎,没有记忆也就没有未来。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不能徒然活着。”

流亡美国的著名中国政治异议人士王丹、杨建利、王希哲,和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著名政治异议人士任畹町,专程前来参加颁奖典礼。

21年来,获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评选为中国杰出民主人士的,共79人,和5个团体,包含了中国近代民主运动史上所有最杰出的人物。

高耀洁 章诒和获杰出民主人士奖

【世界日报记者黄清诺瓦度报导】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第21届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3日隆重举行,并主办了“中国崛起与民主化”研讨会,近二百名来自美国各 地的海外民运人士及嘉宾出席。身在中国大陆的高耀洁医生及作家章诒和获颁2006年度杰出民主人士奖,但众所周知的原因,她们无法来到现场领奖。

高耀洁是中国河南省一位退休医生,已经八十多岁。她不顾当局的阻挠和打压,揭露大量贫苦农民因卖血感染爱滋病的情况,并把个人积蓄,全部用于爱滋 病的宣传和防治。章诒和的著作“往事并不如烟”,记述了一九五○年代几位著名右派的故事,大获读者好评,却遭中国当局查禁。今年初,她的著作“伶人往事” 再遭当局查禁,她不再沉默,发表公开信抗议,向法院提出诉讼,在中国知识份子中获得广泛的支持与同情。

杨力宇教授颁奖予高耀洁医生,高医生的朋友延平女士代领奖项;黎成信教授颁奖予章诒和,由北京“民主墙”时代的女作家吴倩代领奖项。

致力推动中国民主运动,21年来负责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工作的蒋亨兰女士在会上宣布卸下担任多年的会长一职,接棒者是身在湾区的八九学运领袖、海外民运人士周锋锁。

多年来推动民运不遗余力的资深记者陆铿及崔蓉芝夫妇到会,与会人士并呼吁北京当局释放被掳回中国后判处终生监禁的海外民运人士王炳章。

研讨会的五名主讲嘉宾均为民运和学术界重量级人士,包括杨力宇、杨建利、任畹町、王丹及朱永德。在北京为了主办奥运而对外营造宽松气氛之 际,曾系狱多年的中国资深人权工作者任畹町拿到护照首次出国,他上月25日到了纽约,得以赶来参加大会,众人均说是异数。他说,此前拿着护照及“法庭判决书”到美领馆签证,现盼明年能回中国。海外民运人士杨建利回国遭北京当局监禁五年后,才回到美国。王丹已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将继续从事海外民主运动C

对于中共十七大与十七大后的情势,杨力宇教授认为,尽管胡锦涛的报告64次提到“民主”的字眼,但对于推动民主没有任何具体步骤,中国在未来五年不会发展 民主政治,令人海内外人士深感失望。任畹町表示,中国民主不用再等四十年,中共第五、六代领导人的政权合法性就会丧失。

驻旧金山台北经文处组长洪中明会上表示,人类动力在于求自由民主,“不自由,毋宁死”促成美国革命,再带来法国革命的成功。他说,民主成普世价值,台湾经历了从极权到民主的过程,每步均付出代价,有同样的血统及文化,“中国也一定能”,成为民主国家。蒋亨兰表示,希望有一天,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能够在北京举行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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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章诒和获第21届杰出民主人士奖

【大纪元11月4日讯】(大纪元记者高凌旧金山北湾报导)成立于八十年代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于11月3日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第21届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 今年该奖项由两名大陆的女性获得,一位是致力于中国爱滋病防治的高耀洁女士,另一位则是大陆近年著名的作家章诒和,去年她公开抗争中共新闻出版总署对自己作品的封杀赢得广泛尊重。大会指出,两位女性的获奖说明在中国民主进程中女性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力量。刚刚出狱返回美国的杨建立及来自国内的任畹町等 100多名海内外各界人士参加了颁奖,并探讨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未来发展。

身在大陆的两位获奖人均无法出席今天晚上的颁奖典礼,以 书面的方式表达了她们的感谢之情。已经80岁的高耀洁女士在答谢辞中她表达了自己的感谢之情和自己的心志:“尽管在这场巨大的灾难面前,我做的仅仅是杯水 车薪,但我从未放弃地冲破重重阻力,让外界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中国的爱滋病是血传播,因为穷、卖血、输血、有病造成的。”高耀洁在12年前一个偶然的机 会发现了爱滋病的疫情,并一步步走进了数百计的爱滋病恶性爆发的村庄,为那些从肉体到精神都受到折磨得受难者送去了药物、金钱知识和书报,并开始致力揭露 造成爱滋病传播的根本原因所在:贫穷,而遭到当地权利机构的打压。

章诒和表示,她是头一次听到这个奖项,对中国民主基金会也一无所知,但当她从网上查到基金会的设立者黄雨川先生也是因爱国而回国、又被划为右派的时候,“ 心理隔阂与情感陌生于瞬间骤然退去!”她在信中写道:“人的内心是否还能存放良知、悲悯、羞耻和忏悔?假如理性和情感双双失落在红尘,那我们这个民族真的就没了尽头。假如私人领域受到侵犯也能逆来顺受,那作为一个人真的还有什么尊严?”

基金创始人之一、会长蒋亨兰女士回忆了基金会走过的22年的历史之路并对两位获奖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从第一届获奖者魏京生到今年的章诒、高耀洁,只要 把中国民主基金会获奖者的事迹串在一起就是中国20多年来民主运动的发展的历史缩影”。蒋亨兰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像某些人期待的那样自然而然的发展出民主政制,绝大数获益被转变成为中共集团专制的政治资源,对内加紧镇压民主运动和各种反对力量,对外纠结鼓励朝鲜古巴苏丹等集权专制的流氓政权,用不断挑战国际社会文明的底线,来炫耀自己的“崛起”。但对这开放和互联网的普及,社会各阶层的自觉意识日益成熟,一个多元化利益诉求的民间社会已经呼之欲出, 与中共一党专制的整体上的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台湾驻旧金山办事处洪钟鸣处长为投身中国民主运动的认识加油,他说:“民主、自由是无法抗拒的世界的主流,台湾也曾经过了从集权到现今完全民主的一个过 程, 每一步走来都相当的不容易,每一步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我们有同样的血统、同样的文化,台湾能,中国大陆也一定可以。”

刚刚从中国监狱返美的21世纪基金会主席杨建立认为善最终会战胜中共的邪恶:“两委获奖的女性都是用坚强的善良,一点一滴的维护着人类的尊严和对历史的真 实记忆,但却不见容于中共政权。这些善良的人们虽然没有讲'我们是民运人士、我们在推动民运的发展,在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但人们仍然把她们看作是民运的一部份。把所有善良的人都看作民运的一部份是民运的希望所在。而共产党是调动人的恶完成了它的革命,现在仍是调动使用人们的恶,给很多官员贪污腐败,掠夺利益的机会来换得人们对它的效忠维护它的统治。但恶到一定程度不会上升了,但善却永远往上升,所以,善一定能战胜恶。在中国的实线民主,就是证明:善是可行的!”

从国内来美访问的民运人士任畹町也参加了颁奖仪式,因参与创立中国“民主墙”曾经被中共关押了11年的牢狱,这位从不低头老民运发言表示:“中国民主基金会的奖项是中国人的一项重要的奖项,是海外和国内民主不可或缺的力量,获得此奖是我们共同的荣耀,中国的民主必胜。”

基金会还向大纪元社长马有志及其它湾区几位媒体工作者颁发特别感谢奖,表彰他们对中国民主教育事业多年的支持。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自成立后,21一年从未间断过中国杰出民主人士的评选活动,至今,该组织已经颁发了10个特别奖、79个个人奖、5个团体奖、2个作 品、2个杂志,获奖者中有大陆、港台、海外华人以及关心支持中国民主的外国人士。

阻止上访 湖南江永县奖励执法人员

【大纪元11月19日报导】(中央社记者王曼娜香港十九日电)据悉,中共湖南省江永县委于五月发出内部文件规定,将以现金补助方式奖励那些扣留上访者的执法单位,但同时会惩罚那些发生集体上访的县、乡、镇领导。

江永县委办公室于五月十六日制定的“关于实行信访工作责任追究的若干规定”二十二号内部文件规定,各县、乡、镇若发生集体到北京上访或十人以上赴省上访的单位,各级党委书记就地降为副书记,乡镇场长及信访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文件又提出政法部门拘留上访人的奖励办法:治安拘留上访者一人,补助县公安局人民币二千元;劳动教养一人,补助县公安局六千元;追究刑事责任一人,补助公安局六千元,县检察院二千元以及县法院二千元。

文件还规定,上半年不发生重大群众性事件、暴力恐慌事件、敌对分子和法轮功“捣乱”事件等,县政府给予有关主要领导及负责人每人五千元奖励,全年做到“七个不发生”,奖励一万元。

另外,中国泛蓝联盟湖南省负责人谢福林今天对中央社记者表示,今年以来,江永县农民因不满政府强行征收土地到北京上访的人数超过几百人次,其中大部分上访者返回家乡后被拘留十天至十五天。

他说,各级政府官员为了表现政绩,一致压制民众到北京或省政府上访,造成弱势民众的怨气无处申诉。

谢福林说,虽然中国民众都知道上访北京后还是将问题交给地方政府处理,但上访者仍抱着一线希望。

他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对民众上访不是采取解放方法,而是实施压制的手段,导致民众的怨气越结越深,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党治国:出走清华园(下)

【大纪元11月19日讯】这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二月份的王家园水库上,忽然涌来了寒流,狂风怒号,我的双脚都冻肿了。于是想起了枕头下还压着一只棉鞋。能保护一只脚总比两只脚都冻坏要好吧。在这个很自然的想法支配下,我也就很自然地右脚穿着棉鞋,左脚穿着单鞋,我们家乡称作“差巴乎鞋”,旁若无人地继续自己配料和制作试块的工作。民工们没有人注意我的穿着,他们一般都穿得单薄,有人腰间系一根草绳,有人用水泥袋子的牛皮纸塞在鞋子里御寒。喊号子的老徐,穿一件小棉袄,除了打夯、搅拌混凝土,总是一刻不歇地一会干干这,一会干干那,从不休息。当我劝他烤烤火休息一下时,他说:“一停下来身上就冷,不如干着活还暖和一些。”我才明白了他采用的是活动取暖的方法。

但是那位刘先生却看不惯了。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他批评我“一只脚穿单鞋,一只脚穿棉鞋,歪风邪气。”我看着他脚上穿的棉皮鞋说:“你是穿棉鞋的不知穿单鞋的冷。我只有一只棉鞋,保护一只脚总比两只脚都冻坏要好吧。”他于是往我的痛处打,说:“你老实一点!身为右派分子,气焰太嚣张了!”这一句话把我噎了回去,我无言以对,忍气对他怒目而视。他说:“你还不服气?”我说什么呢?只能一腔委屈往肚子里咽。

刘先生却还不依不饶,他认为我顶撞了他,竟敢于对他怒目而视,他要找一个比他更有力的后台。于是他向何慧贞做了汇报。何慧贞找我谈话了。

何慧贞看着我的鞋说:“刘某某批评你一只脚穿单鞋,一只脚穿棉鞋,他批评得没错呀。”我说:“我只有一只棉鞋,保护一只脚,总比冻坏两只脚要好。”她问:“你为什么不买一双棉皮鞋呢?”我说:“我倒是想买一双旧棉鞋,可是我的钱不够。”她说:“那你也不能一只脚穿棉鞋,一只脚穿单鞋。刘某某批评你歪风邪气,我认为批评得对。可是你对人家的态度还不好。”

我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于是向何慧贞正式提出我考虑很久的想法说:“我刚回到学校那天,就向组织提出,既然我还没有改造好,就让我回到煤矿上继续改造。我现在通过你,再次向组织提出要求,我希望回到煤矿上去。”何慧贞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盯着我看了半晌,说:“党治国,你现在的态度还是不老实。你提出这个要求,就是还想要和党较量。1957年你们和党较量,党对你实行了宽大处理。你现在继续和党较量,可是没有好下场的。你好好想一想,下去写一份检讨书,看你的态度再做决定。你现在可以走了。”我刚转过身,她又把我叫回来说:“你搬过来住吧,和学校的人住到一起,接受群众的监督。今天就搬。”我说:“下午我要回学校测试块强度去。”她说:“回来后立即搬过来。”

没有退路了!

我当时正在读两本小说,一本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是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当安娜和沃伦斯基的爱情已经弄得沸沸扬扬,迫使她必须在旧生活和新生活,也就是在丈夫卡列宁和情人沃伦斯基中间做出抉择时,卡列宁向安娜表示出了自己的宽大:只要她回到家里,就仍然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安娜知道,回到原地的路是用奴隶的锁链铺成的。一旦接受了丈夫的宽大,安娜在精神上就永远是丈夫的奴隶。她过去的“错误”将变成一条狠毒的鞭子,会被用来严酷地从心灵上惩罚她任何越界的行为;而丈夫对她的宽大,则使她在道义上永远蛰居下风。我已经接受了“右派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一卡列宁式的恩典,以后就必须永远服服帖帖,不但不能有任何出轨的行为,也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思想。否则,就是“继续和党较量”,就是“恩将仇报”,道德上、精神上、心灵上,永远应受地狱之火的熬炼。如果我确实错了,我决心通过吃苦受罪,奉还这一宗恩典,就像哪吒割肉还母、剔骨还父那样。

《马丁·伊登》是杰克·伦敦的自传体小说,写一个美国社会下层的青年工人,如何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通过自我奋斗,在写作上获得了成功,跻身于上层社会。从底层奋斗出来的高尔基和杰克·伦敦,是我敬佩和效法的榜样。我如今败落到了比他们还要深的社会底层,如不靠自己艰苦奋斗,自爱自怜、自暴自弃,只能是慢性自杀,是断无出路的。我想,高尔基也好,杰克·伦敦也好,他们能做到的,我党治国也应该能做到。几年前我就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身体,培养意志性格,现在到了动真格的时候了。我感觉自己好像处在地狱的入口处,需要记住但丁的诗句:“在这里必须抛弃一切的犹豫,在这里任何的怯懦都将无济于事。”

在出走之前,我去了一趟木城涧煤矿,看看李都华、陆功一等右派朋友们,也和我的师傅作一个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的悲惨的告别。我把自己的打算悄悄告诉了陆功一,他听后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才说:“我虽然比你只小一岁,但我老认为你比我成熟得多。我不能对你的决定做出判断,不过我想,你既然这么决定,一定有自己的道理。我只能给你说一句话:前途保重!如果世上有上帝,祈求上帝保佑你!”李都华正在住院,我和陆功一去看他。他穿着病号的衣服,看上去很瘦弱。他患肺结核,还有其他疾病。我没有告诉他我的打算,只说是抽空来看看他。但李都华的心思何等缜密,而我又是一个不善于隐藏自己情绪和想法的人,他似乎看出来一些什么,却没有过多地追问,彼此之间的强笑都化作苦笑,就这样含糊过去。岂知这一次见面,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临别时,单纯的陆功一告诉我郑州几个他亲戚的位址,嘱咐我万一需要时可以去找他们。在这个至亲都卑怯地与右派“划清界线”的时候,我连自己的亲戚也不会去找,更不必说朋友的亲戚了。但我仍然感谢他的一片苦心。陆功一含泪向我挥手告别。

我再没有回学校,直接到永定门车站买了去西安的慢车票。火车开动,一阵恐惧袭来,我觉得“他们”会来追捕我。于是我在石家庄下车,改乘经太原的火车。到了潼关,下车步行到黄河边,坐看滔滔河水向东流去。这时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厌世情绪,想要在黄河的浪涛里结束这屈辱的生命。我给在西安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以决绝的口气说明了我的想法。我在黄河边逡巡了两天,困扰于“活着,还是死去?”这个千古的难题。鲁迅说过,中国的历史其实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后者主要指的是物质的困苦和生命的没有保障。但我独自坐在黄河边,对于“想做奴隶而不得”,却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奴隶是一种身份,但不是奴隶主的敌人,更不是社会公敌。而身为右派,却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关于敌人,“无产阶级文豪”高尔基说过一句话:“假如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右派的命运,就是成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欺凌和消灭的对象;而所谓“投降”,就是要你污秽自己的心灵,精神上完全接受奴役的宿命。身为“敌人”,才真正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啊!

人在生死的分界线上,独能勘透许多世俗的事情,一些长期捆绑心灵的复杂关系,也都容易理清了。1959年春节,我接到邮电所一个汇款通知。到邮电所,收到一张父亲寄来的汇款单,汇款金额2元。两块钱也值得一汇吗?我感到丢人,没有给任何朋友说起。此刻忽然想起这件事,为自己当时的表现感到极端的可耻。李商隐诗曰:“贫贱夫妻百事哀”。普遍的事实却是:“贫贱家庭百事哀。”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悲剧不只是一个穷字。中国人素有“贫且益坚”、“穷则思变”的传统。最可怕的是这个“贱”字了得,压垮了无数的英雄豪杰。唐太宗李世民说:“吾欲富贵吾民。”但是过了1400年,邓小平先生却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一个“贵”字丢到了东洋大海。如果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对于社会来说,波澜不兴,微尘不起,最伤心的却是自己的父母。父亲1955年肃反时被打成“反革命”,入狱一年后平反。母亲年轻时曾患淋巴结核,近年来又患肺结核。他们的生活固然贫穷,仍然想着矿井中更加贫穷的儿子。春节寄我的两元钱,是从他们的牙缝里抠出来的。他们接到我一心想要自杀的信,不知会如何难过?而远在家乡韩城,更有皤然白发的外婆,说什么也不相信她的外孙会“反对八路军”。听到外孙的噩耗,她不知会怎样伤心呢!我这不是正在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吗?于是恍然大悟,矍然而起,大踏步地向火车站走去!

回到西安市许士庙街15号父母那简陋的居室,叫一声爸、妈。父亲突然紧抱我,失声痛哭起来,一面还在问:“这不是做梦吧?”母亲已经难受得卧床不起,眼泪流湿了半条枕巾。她见是我,只说了一句话:“载渭,你的心怎么这么硬呢?”接着泪水又像小溪一样流在枕头上。

从此,我离开了体制,下沉到了社会的底层,开始了艰难困苦但却思虑无碍的别样人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官员刘力群先生是西安人。有一次,他对我的学生李智英说:“党先生是体制内的不同政见者。”李智英反驳说:“党老师从来都在体制外。”其实他们二人说得都不对。第一,我不是一个“不同政见者”,而仅仅是一个独立思想者。第二,我也不是从来都在体制外。但是不论在体制外或者体制内,也不论我的思想是正确还是错误,都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从来既不迎合、也不受制于任何个人或者体制的权威,当然更不会专门和体制作对。就我个人而言,出走清华园这艰难的一步,完成了我“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虽然付出了艰苦生活和厄运重重的代价,却获得了一颗自由的心。我生平做了许多错事,经历了许多事后懊悔的事情,独有出走清华园这一件事,可以说是九死无悔。正是这一步,才成就了我今天之为我自己。


余 韵

回到西安后不久,接到陆功一的信,说李都华知道了我出走的事情后,很不以为然。李都华的意见,我早就预料到了。但我既不能向他说明白,自然更不反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只能向陆功一写信说:“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吧。”但自私的我这时只想到自己,没有考虑到巨大的危险正在一步步向李都华逼来。两年以后,我重返北京,见到了陆功一,那时他已经回石油学院继续自己的学业了。使我惊骇莫名的消息,是李都华返校后,于1961年冬季跳北海自杀了。他是一个优秀的教师,23岁时,他的一篇关于煤矿采空区水力冲填的论文,就被翻译到波兰的一个学报上。他比我长三岁,却与我最为莫逆,相知最深。我能理解他回到学校后所受到的压抑和嫉妒,比我更深,也更不堪,但他的身体瘦弱,作不出我那样决绝的选择。在体制内,他遇到的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于是他别无选择,只剩下自戕一条路。人常说:“除了死路,剩下的都是活路。”但对于都华,除了死路,剩下的活路一条也没有。他是南方人,水性很好。听说会水的人投水自杀是很痛苦的,但他竟然选择了这一条路。

我找到都华的家,见到了他的母亲,一位六十来岁的孤寡老人。我说我是都华最要好的朋友,从西安来,专门看望她老人家,顺便问一问都华的情况。都华的妹妹们显然没有对老人说起哥哥的噩耗,只告诉她,都华被送到东北某地“劳教”去了。这个假消息,她们要瞒她一辈子。我能对这位母亲说什么呢?在当时中国的大地上,有多少像她一样善良而可怜的母亲,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儿子,却还不知道何等悲惨的命运已经如何降临到她们母子的身上。甘肃省夹边沟劳教农场,三千名右派,此时已经饿死了两千人。但他们的母亲们却还望眼欲穿地倚门等待着儿子们的归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99.99%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但“反右运动”本身据说还是正确的。我们水94班的同学,大都对何慧贞他们几个党支部成员啧有烦言,把过错推到个人身上。因为我这多年有了更多的体验和思考,重视体制方面的问题,对有关个人并不坚持什么成见。1980年,我到上海出差,给何慧贞打了个电话,约时间去看她。距相见的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我在外滩闲逛,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党治国!”我想不到在上海这个地方会有人叫我,没有回头,也没有答应。但接着又听到一声更响亮的喊叫:“党治国!”我回头一看,不由得叫了起来:“何慧贞!”多么奇怪,在这数百万人的大上海,我竟会“碰”到她,特别是相别20年后,她竟能从背后认出我来。我说离相约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我准备逛逛街,再到她家里去。她说,她正上街买菜,既然碰见了,就和她一块回去。她爱人可以陪我说说话。

相别20载,我们多了共同的语言,原来她的丈夫在“文革”中也挨了整。何慧贞亲自做了丰盛的饭菜,我们彼此之间谈了许多,就是没有说王家园水库那一段往事。我想,对她来说,那一切都是无意的,甚至是自然的,并非刻意要伤害于我。伤害人的是我们这个体制、更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某些固有的东西,而这些才是最可怕的。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在无意之间不经意地就对别人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不自知,最终也使自己受到伤害。“相见一笑泯恩仇”,我和何慧贞他们倒是消除了心中的龃龉,但是,这个利益分立的体制和专制文化的毒素,却会使下一代把上一代的错误和悲剧复制下去。

以后我和何慧贞在校庆时还见过几次面,但再没有深谈过。我一直在继续着自己的思考,和同学们可以交谈的却越来越少。大部分同学都已进入老年的退休的状态,不再关心世事。独有我,还像一个愣头青年,向着人生和社会的深处掘进着。

我在《外婆》里写的那个刘景坤,1957年兰州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公安部工作。他给我写信,约我到公安部找他。在我的非右派同学中,他是惟一的不把我当作右派,却又不回避右派话题的兄长和朋友。

在“孤立右派”的学校环境中,没有人和我说话,更不用说交谈了。景坤那里成为我周末惟一的去处。他总是热情地接待我,和我无所不谈。有时晚上我就住在公安部。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我说:“有人希望你灰溜溜,抬不起头。你偏不那样。该干什么照样干什么,还要干得更好。你不要在乎别人怎样说你,怎样看你。你如此这般,就把他们的肚子气破。”和景坤的交往,成为我当时惟一的力量源泉。

1987年,当我那用共有制改革国有企业体制的理论观点,获得全国的名声时,在家乡见到了景坤。他感慨地说:“看来,那一年离开清华大学,是你人生最关键也最正确的一步啊!”景坤从头到尾,都对我最了解,我一直尊他为我的良师益友和兄长。

在“孤立右派”的声浪中,始终不服从这项权力命令的,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何天恩。他能写一笔好字,比我长一岁,却低两级,1956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北医和清华相距不远,我们经常来往。打成右派后,他照样时常到学校看我,我也抽空到他那里去。我们之间说的话都很平淡,但是却很亲切。

我到矿上劳动考查时,他的来信是父母和徐启明之外惟一的来信。逢年过节,照例都要来信说一些问候话和他的情况。

我回到西安,他的信也寄到西安;1960年底我回到农村,他的信又写到农村。照例是逢年过节的问候,没有任何出格的议论和骇世的观点。1963年我到铜川煤矿当工人,他的信也跟到煤矿。但我入狱后,就再没有接到他的信。他不知道我进了监狱。

70年代他到坦桑尼亚参加“援外”,给我寄了一本英文本的鲁迅的《野草》,并附了一封信说:“好久没有治国的消息。在书店看到一本鲁迅英文版的《野草》,给治国买了一本。我知道,治国一向最爱读鲁迅的作品。”从语气看,他似乎已经觉察到我遭遇了不测,但未必知道详情。1985年,我打听到他在合阳县医院当医生,见了一面。他的女儿何霞,也在医院工作,她的名字还是我1956年给取的,却一直使用至今。但等不到我们相约的第二次见面,他就病逝了,可叹天不假年。何天恩是一位忠厚长者,从来没有人云亦云地把我当作右派。他虽然离开我已经20多年,却是我心中永远的朋友。

2007-2-10—12

(全文完)

──转自《自由圣火》

牟传珩:聚焦《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

【大纪元11月19日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本月15日首次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颇为引人瞩目。该白皮书指出: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声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走过了58年的光辉历程。实践证明,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伟大的创造性和巨大的优越性。

中共为何选择此时发表这样的一种白皮书,海外舆论认为是因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先生给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发表后,在中国大陆引起的连锁反应。继汪兆钧及安徽企业家郑存柱之后,近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也发表致胡锦涛、吴邦国的公开信,直接提出多党竞选议题。郭泉指出,"前苏联解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对中国有借鉴作用",他呼吁建立多党竞选的民主中国。但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人却说,"发表白皮书,就是为了让全党全国人民更加了解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让国际社会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政党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了解中国政党制度是一种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了解中国政党制度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这似乎给人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急于表白之感。

《联合早报》曾有人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发表文章指出,现在实行的明明是一党专政的制度,但硬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共产党既得了一党专政之实,又得了多党制之名,手段不可谓不高。但是,文章说,不管手段有多高,正如共产党常说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实真相瞒不过国民,也瞒不过其他国家的人民。

老牌右派人士储安平先生,曾在50年代就扬起了挞伐"一党天下"的长鞭。但半个世纪以来,自我神化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却从未承认过中国推行的是"一党天下"政治制度,而以所谓"多党合作,共同监督"来加以掩饰。由此也就制造出一种世所垢病的"中国特色"政治悖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此时中国官方发表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就是要世人相信这种制度的真理性。

要了解这一制度的"真理性",还是要从白皮书之外的事实看看它是怎么来的,有何发展,是个什么东西。此据李锐先生透露,他在延安曾亲耳聆听毛泽东说过,革命成功后,民主党派就要成为革命对象,其理由就是苏联、南斯拉夫革命成功后,都实行的是一党制。1995年俄罗斯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列多夫斯基在《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米高扬赴华秘密使命》一文,披露了史达林与毛泽东涉及中共政党制度的一次对话。史达林在1948年4月20日回答毛泽东的"一党主张"电时说:"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他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在很长时期记忆体在。中共应该与他们合作,但必须保持领导地位。"米高扬对此评论说:"由于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

毛当时迫于史达林的指令,于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首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政治协商制度。由此可见,这种"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在来源上就是史达林主义的。然而,这时的民主党派都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改造,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由原来的竞争关系变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服从关系。朱正先生在敍述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书中说:"从这里可以知道,早在1947年11月,那时国民党还有强大兵力,战争胜负未分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有了胜利之后抛弃民主党派的意思了。只是因为史达林的电报,才把这件事推迟。"(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88页。)这就是说,反右派斗争的实质就是要让民主党派退出政治舞台,毛泽东这个思想一以贯之。文革时期,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无一例外地都靠边站了,其领导人也大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邓小平主政后,比毛虚伪。他说:"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邓选》231页))由此可见,服从于中共一党领导,是中国大陆八大"民主党派"的最基本政治使命。1989年初,邓小平亲自批示,成立专门小组,拟定确定方案。

同年12月,正式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政治悖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最终完成。但当时民主党派的组织规模小,对中共的作用是"只帮忙,不添乱",与中共的关系是"只讲合作,不讲竞争"。他们虽也象征性的在政府中占有一些虚职,但都远离权力决策层,被称其为中共最高层的"面子工程"。中国大陆的所谓八大"民主党派",不过是装点"一党天下"门面的八个政治花瓶;是衬托中共一花独艳的八片绿叶。民主党派谈到此尴尬处境时自我风潮说:我们是"自己逗弄自己笑"。

众所周知,政党伴随着近代民主政治实践,是作为封建君主制的对立物而产生的,是社会政治结构分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标志。政党由具有相近观点的个体组织起来,反映其所代表的阶层或集团利益。政党是现代社会进行政治竞争、从事社会活动的利益集团;是社会不同信仰、不同政见与利益的人相互集结的一种组织形式。现实社会不存在没有利益的竞争,政党竞争也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不同利益则通是过政党聚合竞争的。竞争关系到政党能否执政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治的过程,关系到政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关系到政党本身的存亡。多党制度必然要表现为相互竞争关系。没有相互竞争关系,就不存在多党制度。

现实政治中,由于不同政党反映社会不同层面的利益博弈,总是试图从利己主义的角度左右政府政策与方向。任何所谓"全民党"与"代表全体人民"、"公天下"等等说辞,向来都是伪命题。任何人都有权组党、参党。任何政党都是一部份人的组织。人与人是平等的,因而也就决定了政党与政党间的关系也是平等的。任何政党都没有特权,都不应被神化。又由于人与人的认识、利益与愿望总是不断变化的和千差万别的,因而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一贯代表全体民意。所谓人民"一贯拥护"或"一致拥护",是最典型的政治造假。

由于政党只是一部份人基于自己的信仰、政治见解和利益的组织,因此不同的政党,就有不同的信仰、政见和利益;而不同的信仰、政见或利益之间是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服从关系的。如果一种信仰、一种政治主张、一种利益,能领导另一种信仰、主张或利益,那么世界上就不存在多种信仰、利益与政见的自由。既然政党间是平等与竞争的合作关系,就不会又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从属关系。而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岂不是在画一个"圆形方块"。从形式逻辑推论,如果圆真则方假;如果方真则圆假。两者不能同真。由此可知,所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不过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政治悖论。而那些一党领导下唯命是从的所谓"民主党派",本质上不过是党的属部而已。因而在中国根本不存在事实上的多党制。

二战以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党体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战败国都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逐步确立了多党竞争的民主体制。70年代,一股巨大的民主化潮流从欧洲南部兴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军人独裁政权垮台,西欧最后三个独裁专制国家建立了现代多党民主制。接着,民主潮流席卷拉丁美洲,军人独裁者纷纷交出政权,让位给民选政府,多党竞争的制度逐渐形成。随后,民主潮又流涌入东亚、东南亚,菲律宾、韩国、马来西亚、印尼和台湾地区,这些地方相继建立了多党制民主政体。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各国发生剧变,再到21世纪的颜色革命,一个接一个转向西方式的民主道路。当前,在非洲和中东,多党制的西方民主制度又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从1974年到2000年,世界上有约50多个国家由权威主义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另有20多个国家出现了强大的民主运动,开始了朝向民主化的改革。

在这种环境中下,中国一党领导的政党体制已显得十分不合时宜。如果中共不想重蹈前苏共唯我独尊,以"老子党"自居,成为阻挡历史前进的反面力量而最终被人民淘汰的历史,首先应当在指导意识上顺应世界多党制民主政体潮流,从旧文明对抗社会基础上的"阶级斗争"的革命性质政党,转变为新文明合作社会基础上的民主性质和改革性质的政党,从接受共同妥协、大家都赢的政治现实开始,承认和尊重政治反对派的合法地位,推动民主对话,社会和解,以迎接多党竞争,相互制约的宪政变革时期的到来。中共能否完成这一性质的历史性转变,是决定其未来政治地位和前途的关键。后对抗时代的中国,伴随着世界民主化潮流的频频撞击,曾其受命于史达林,且无法自圆其说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已成为众矢之的,而此时发表这样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大有为中国民主化进程设置障碍之嫌。

转自《新世纪》

中国精神病问题严重 心理治疗鹊起

【大纪元11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静报导)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发生变化,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专家估计,全中国有一亿人遭受不同程度精神病和心理失调的折磨。由于社会持续发生的变动,加之大多数人贫穷、缺乏医疗保险、医疗服务不合格及民众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使精神病问题及自杀倾向愈加严重,导致心理顾问诊疗所悄然兴起。

现代中国开始关注心理健康

新闻线报(Newslist) 最近报导,田国燕(Tian Guoyan,音译)的办公室如同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心理顾问诊疗所一样,色彩中性,墙上挂着宁静的风景绘画,沿窗排列着一系列的奖状,所不同的是,这个心理诊所是在中国。

不过加拿大精神病医生迈克尔·菲利普(Michael Phillips)回忆说,就在20年前,他从事精神病诊治的中国同事还向邻居掩瞒自己的工作,因为邻居会担心精神病传染,并认为这些医生会受到患者的攻击。

田女士是中国这个迅速成长新行业的先驱。她说,在中国,所有关于心理不健康的污名“还在影响”着该行业发展,但其影响以逐渐式微,至少妇女不太在意了。田的顾客中几乎80%是妇女,她在解释为什么男性顾客少时说:“这里的男人受到的教育是抑制自己的感情,否则太丢面子”。

中国妇女已证实面对压力时特别脆弱:年龄在15到34之间的中国女性自杀率在世界上最高,几乎双倍于全中国的平均自杀率。

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学教务长车宏胜(Che Hongsheng,音译)解释说:“社会发展越快,人民生活变化越快,他们的压力也就越大”。“许多人感觉正在失去平衡, 对中国人来说,失衡影响了很多事情。”

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宗教寻求安慰,或拜访像田这样的顾问。田是一名直率、可靠的妇女,为了把自己训练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医师而卖掉一个成功的公司。虽然取得一个可信赖的心理治疗医师身份比较困难,但心理学家估计,中国目前大约有2000位合格的心理谘询顾问在提供服务。

田女士认为,大多数人在中国这样一个个人服从集体的社会中难以定位自己。她说:“你应该考虑你的家庭、你的国家、你的团体,但不想你自己。”她解释道,所有这些的重点都不在个人,而在集体的利益。

新闻线报报导说,这正好符合中共当局的意图,他们曾把针对个别自我意识的心理疗法称为是反动的。多少年来,心理学在中国被谴责为颓废的资产阶级嗜好,只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被恢复成为一项研究主题。

即使如此,田抱怨,政府对这个行业的支持“还远远不够。他们没意识到社会已经变得如此的病态。”

中国精神病问题日益严重

据中国官方报导,卫生部估计全国有1600万人患有精神病,譬如精神分裂症和忧郁症等,外加600万癫痫症病人。大约3000万年龄17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因学习负担沉重,遭受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如忧郁症等的折磨。

专家估计,中国有一亿人遭受不同精神病和心理失调的折磨。在中国的河北省,一项针对18岁以上2.4万人的调查显示,完全患有“精神病”的人竟达14%。妇女多于男人,农村人多于城市居民。

解决中国精神病问题的一大困难是严重缺少合格的精神病医生。北京大学心理健康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声称,中国专业心理医生总共才2万人,其中只有6千人经过大学教育。譬如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大约2千名精神病医生,却有120万人需要精神健康治疗,平均600名患者分享一名医生。

另一个阻止患者接受药物治疗的因素是贫穷。据官方报导,大约80%的农村居民和40%的城市居民没有医疗保险。例如,北京市卫生局去年声称,北京有13万人登记为“严重精神病”患者,但其中70%无权享受免费医疗,大约60%未能得到任何形式的医护护理,由于缺乏医疗专家和资金。

这位研究员说,当社会持续的剧烈变动,许多新的精神问题就会出现。他同时注意到因不良生活习惯,包括吸毒和醺酒,造成的忧虑、消沉和其它心理失调,也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专家警告,中国目前正面临着预防和控制精神健康的巨大挑战。中国卫生部去年透露,精神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在中国所有疾病中花费最昂贵,占总医疗消费的20%。

自杀企图成为第二大伤害

中国官方上个月报导, 2005年自杀企图所造成的伤害是继交通事故之后,中国人受伤害的第二大原因。政府统计报告,中国每年大约有25万人自杀,可一些外界专家认为,当局还是低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在中国,目前尚有很少受害者寻求帮助,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太容易得到帮助,所以也就放弃了这种企图。一份二年前的调查发现,60%的中国农民不知道“忧郁”意味着什么。

加拿大精神病医生菲利普坚持说,自杀最流行的农村地区其关键问题不是缺乏劝导,而是农民家中存有太多的杀虫剂。那意味着,不寻常的高比率自杀企图都是以死亡为结果。所有企图自杀导致丧命的人中,有58%使用了杀虫剂。

那些自杀死亡的30%及那些企图自杀但非致命的60%(依国际标准,这样的比例已经高得惊人),都没被诊断出精神病。目前在中国带领最大自杀研究团队的菲利普说,自杀倾向“通常是因激烈的人际冲突,典型地与配偶的冲突”所致。

中国水危机严重 渭河已丧失生态功能

【大纪元11月19日报导】(中央社记者林于国香港十九日电)发源于中国甘肃渭源县的渭河干流全长八百多公里,流域内集中陕西百分之六十四人口及百分之五十六耕地,但也成为关中唯一的废污水承纳和排泄通道。据报导,陕西省人大常委会认定渭河已经丧失生态功能,成为黄河流域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

广东《南方都市报》针对中国水危机做系列报导,继青藏高原三江源头荒漠化后,今天报导在渭河下游的渭南市缺水及污水已成为令人麻木的常态。    

据报导,和很多城市一样,渭南市大多数人每月拿人民币一千元左右工资,但很多居民已经不喝自来水,最热门本地商品水牌子以一个著名泉眼命名。

渭南在历史上人文鼎盛,龙山文化遗址、从春秋时代的古长城残垣到隋唐时代的帝王陵冢,也是史家司马迁、诗人白居易、杨贵妃、名将郭子仪、名相寇准的故乡。但今天的渭河却被自己孕育的文明耗散了最后一点生命力。    

据报导,陕西过境的黄河与渭河都已经是劣水质,这些水仍然在养活沿岸的灌溉农业,特别是渭南市中心区及城市北部渭河南岸,水中氨氮、亚硝酸盐氮、矿化度、总硬度、硫酸盐、锰、氟、铁等均有超标,已经不能饮用。

人体摄入铁过量会导致铁中毒,锰的毒性比铁更严重。

另外,令人担心的是这两年井水水质也出问题,市水务局水资源办公室负责人说,他们通知打井公司五十公尺以上的地下水必须封闭,不能饮用;但在渭河边的很多村庄,村民和收费便宜的打井队并不知道这个资讯,水井多在三、四十公尺。

村里的水打上来,太阳一晒马上泛黄;隔夜的水上面漂一层薄薄的蜡质,看起来像动物油脂;水缸的内壁上会淤结一层厚厚的稀泥一般的泡沫状沉淀。

北工大教师被抓 患癌父忧死前难再见

【大纪元11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林雨采访报导)2007年9月11日北京工业大学教师庄偃红再次被公安绑架。在绑架现场,当庄偃红质问警察有何证据表明其违法时,警察回答:“没有证据”。后被关押于北京丰台区看守所。

据了解,庄偃红,女,四十八岁,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后又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任教,在学生与同事中口碑甚好。

庄偃红天生只有一个肾脏,自幼体弱多病,刚开始到北工大任教之后,由于她的多病,几乎每个学期都不能按时完成教学工作量,其它的科研项目就更没办法做了。1994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庄偃红的身体发生了巨大变化,脸上总是红扑扑的面带笑容。

与庄偃红曾一同在北京工业大学任教的一位同事曾这么评价她:“我认识偃红是在一九九五年九月,那时我看到的偃红是满面红光,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双眸像婴儿一样的清澈明亮。她不仅已经能如数完成教学工作量,还接了许多科研项目,后来还学会了骑自行车。(与偃红的交往)这是一种久违的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往。我的心被深深震撼了。正是由于偃红的引导和身体力行,使我渴望了解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她会使人变得这么好?由此,我也开始了修炼。”

但99年7月中共开始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后,庄偃红因不愿放弃信仰而屡次被抓,此次是其第六次被非法抓捕。

为了进一步了解庄偃红被抓的详细情况,记者两次拨通了北京丰台区公安局纪委办公室的电话。

记者:我了解到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庄偃红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下,就被抓了,是不是在中国对法轮功的人不用讲法律呢?
纪委1:不会的,肯定是有法律程序的。
记者:那请您说一下都经过什么法律程序了?请您说一下。
纪委1:肯定是讲法律的……(挂断电话)

几分钟后记者再次拨通纪委电话,另一位男士接了电话。
记者:在中国可以不用任何法律程序和证据就可以随便抓捕法轮功学员,是不是中国有这么一条法律对法轮功学员可以不讲法律随意抓呢?
纪委2:怎么会不讲法律呢?这是法制社会,什么都是讲法律的,跟国外一样。
记者:中国是一党专政的共产党国家,怎么能跟一些民主国家比呢?为什么这位庄偃红女士被抓的时候,连警察都说“没有证据“呢?
纪委2:不会没有证据的,肯定有。
记者:那么证据是什么呢?
纪委2:“不知道,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就告诉你呀,哼”
记者:据我了解,在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抓的事例已经不是一个两个了,而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
纪委2:“不多,中国这么多人,炼法轮功的人比起来,一点都不多”
记者:就我了解,到目前为止被打死的都有几千人了。就是因为他们炼了法轮功吗?

纪委2听罢,惊慌大叫骗人,在记者追问哪里骗人时,该男子并无解释,只是机械重复,并以耽误时间为由挂断电话。

据法轮功受迫害数据库显示,庄偃红02年初被非法关押半年多后,身体状况变得十分衰弱,肾功能和肠胃功能极度低下,每天只能极少量的进水、进食,体检结果血压、血糖均不 正常。而且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语言表达不畅。后来经过数月法轮功的修炼,渐渐恢复正常。

此次庄偃红再次被抓,其年迈的父母担心如其不能坚持炼功,很可能会旧病复发。庄偃红偃红的父亲已身患癌症,女儿突然失踪两天后,才被丰台拘留所告知“庄偃红炼法轮功被拘留了”。庄父听闻此讯,眼前发黑,差点栽到地上。

现在其父母每天都念叨着庄偃红,庄父更是怕在死前见不到孝女一面,整天魂不守舍,唉声叹气。他们多方询问请来了律师愿意给庄偃红做拘留期间的法律谘询,但公安局却不顾国家宪法强行剥夺律师和与当事人见面的权利。目前庄偃红已被从北京丰台区看守所转押到北京女子劳教所。

高大维:做流芳千古的中华英雄!

【大纪元11月18日讯】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解体中共的天降奇文《九评共产党》从问世到今天已经三年了,我代表“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总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向勇敢退出中共邪党(党、团、队)的2800万中国同胞们致以热烈地祝贺!向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坚持参与传“九评”、促“三退”的退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义工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向所有敢于支持中国人民退出邪党、解体中共这一精神觉醒大潮的各国政府政要、媒体、机构和正义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藉此机会,我向大家报告一些有关“九评”退党大潮的最新进展:

1. 由“九评”引发的中国民众退出中共邪党(党、团、队)的“三退”大潮,承天意,得民心,正在坚韧而又势不可挡地向前推进。

目前中国大陆各地区和社会各阶层,人们纷纷开始建立“退党服务中心”。参与者中,有中共党政军官员、大学生、知识份子和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正义人士;也有深受中共残害的失业者、失地农民、访民灾民以及退转军人等。这些已经决裂邪党走向精神觉醒的正义人士们,正在用言行来带动、召唤着数以亿计的维权抗暴民众和中国同胞,不要再对中共邪党抱任何幻想,参与到彻底抛弃和解体中共邪党的历史壮举中来。这就是天意和民心,是“天灭中共”在中国大陆的具体展现。

在海外,越来越多的西方政府和民众认清了中共邪党的邪恶本性,纷纷站出来,参与人权圣火的传递,谴责中共暴行,清洗共产邪灵的流毒;对神佛和中华民族犯下滔天罪行的中共邪党,已如过街老鼠,日暮途穷,四面楚歌;中共邪党的解体和灭亡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天意。最近,中共邪党还在抛出欺世愚民的“多党合作白皮书”,那不过是在崩溃前的又一出闹剧而已。

2. 传“九评”、促退党的精神觉醒运动,不仅得到广大中国民众的认同和参与,并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政府和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这是因为中共邪党祸乱中华半个多世纪,处心积虑地否定和侮辱神佛,摧残和践踏中国人的信仰和道德基础,毁坏五千年神传文化,用邪恶的党文化来扭曲人性和人格,并一直不自量力的“战天斗地”, 破坏生态环境,已经导致中国大陆假恶暴横行,黄赌毒泛滥,贪污腐化盛行,天灾人祸不断,贫富极度悬殊;而中共邪党虽是日暮途穷,却本性不改,持续用暴力镇压民众,使民怨沸腾,一触即发: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任何一个动荡,都可能导致中共邪党的瞬间崩溃,而中共邪党在崩溃时的垂死挣扎,必定会给中国和世界带了灾难;因而,只有传九评、促三退,这种和平、理性、非暴力解体中共的方式,才能使中国社会得以和平转型。

同时,中国民众在认清中共邪恶本性、脱离中共血腥暴政的过程中,伴随着的是道德和良知的复苏,人性的回归和正义正气的上升,这样一个走向精神觉醒的群体,一定会在解体中共邪党的同时,给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带来光明;才能给世界带来真正的稳定与和平。

3. 越来越多的中共体系内的正义人士,无论有没有信仰,都开始感受到了天灭中共的真实性和紧迫性,认识到了中共邪党解体和崩溃的必然性;正在像高智晟、汪兆钧先生一样,敢于站出来讲真话,讲实话,敢于呼吁结束中共血腥暴政,停止迫害正义良知和迫害法轮功等;这些正义之士的正义之举,必将载入史册,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而那些至今还在为江罗刘周曾等中共邪恶首脑卖命、妄图维护邪党血腥暴政,并继续迫害民众、迫害法轮功、践踏中国人生存权利的邪恶之徒、马列子孙,必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和江罗刘周曾一起被推上历史审判台。

最后,我向中共体系内良知尚存的人士,向所有海内外华人和中国同胞发出呼吁:“请珍惜历史机缘:退党退团退队,参与传九评、促三退,做流芳千古的中华英雄,不要给中共邪党背血债,成为万古遗臭的民族罪人。”

(本文作者高大维博士是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

声援2900万三退 东京秋季大游行

【大纪元11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铃木法子采访报导)11月18日周日,秋高气爽。三百多人聚结东京惠比寿,举行了“声援2900万勇士退出中共”的集会和近三个小时的长途游行。东京都议员土屋敬之、吉田康一郎亲往发言和参加游行,前国会议员中津川博乡和东京都江户川区议员江副亮一联名发来贺辞。游行队伍所到之处,人们驻足观望,纷纷接过资料,为中共的罪行感到震惊。

退党集会 东京都议员发言

下午一点多,在惠比寿公园,游行前的退党集会上,日本大纪元时报的社长北岛满、东京都议员土屋敬之、吉田康二郎进行了发言。

前众议院议员中津川博乡和东京都江户川区议员江副亮一联名发来贺辞,“衷心祝贺九评传世三周年,2900万三退的声援集会游行的召开”,“殷切期望通过集会和游行,尽早消灭人权迫害,走向和平自由的社会。”

日本民主党东京都议员土屋在集会上发言表示,虽然共产主义有着“人人平等”之类的看似美好的口号,但不论哪个自我标榜为共产主义的国家,前苏联也好,越南、柬埔寨也好,在各种各样的人间思想中,为了维持只有一种思想被允许为正确思想的权力体制,无论如何也缺少不了秘密警察、拷问、死刑,所以无论哪个共产国家,也都存在虐杀、暗杀、死刑。前苏共在举行革命以后,二亿人死于虐杀,日本共产党在日本进行过暗杀、同伙吞并等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甚至还干出骇人听闻的“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

土屋遗憾日本媒体和议员政治家对中共罪恶的沉默,他指责日本国家电视NHK对中国大陆的报导顶多也限定在房屋拆迁的报导中,但对共产党虐杀120万西藏人,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却保持沉默。“这就是日本的现实!”土屋深表遗憾。

土屋呼吁:共产党是人类的共同敌人,为了尽快将其从地球上解体消灭,让我们为此共同努力到底。

退党游行 暴露中共罪行

游行进行了二小时四十五分,结束时暮色深沉。二百多米长的游行队伍从惠比寿出发,经过中国大使馆附近,穿越繁华的六本木街头,拐过新桥,在筑地结束。从远而近的锣鼓声、音乐声、口号声,吸引的沿途人士聚集观看,有的日本人还跟随队伍一同游行。东京都议员吉田康一郎在游行中手持麦克带喊口号,“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2900万勇士”、“声援”。一位女士发光了手中资料,为有的日本人士没有得到资料而内疚。

东京的《声援退出共产党中心》事务局长佐藤国男介绍:从媒体大纪元推出揭露中国共产党本质的《九评共产党》一书以后,三退(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高潮持续至今,现已有2900万人声明退出共产党。三年以来,退党中心在东京举办的声援退党大游行二十多次了,游行不但使很多日本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有了一些认识,还让许多中国人清醒并退出中国共产党。

游行队伍沿途一路高喊“广传九评退垮中共”、“声援中国民主活动家”、“声援退出中共的2900万勇士”等口号,在仿佛能勾起人久远记忆的悠扬音乐和整齐的锣鼓声中,路人、沿途店主、过往车辆纷纷驻望,日本人士对中共的罪行感到震惊,记者沿途采访的几位观望者都表示厌恶共产党,一位居住在涉谷的日本人看过日语大纪元时报,为了持续听到真相,跟随游行队伍了一个多小时。

游行队伍由警车缓缓开道,先行警察沿途操作绿灯,游行队伍一路畅行无阻。游行队伍还经过中国大使馆附近,期间,一位穿白衣、表情僵硬晦暗的男士躲躲藏藏的跟随游行队伍,在照相机数次对准他之后,突然消失,有的人怀疑他是中共方面派来的。

对多次浩浩荡荡的退党大游行,其罪行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共方面有没有过抱怨?一名日本警察表示,他们没有资格抱怨。这是日本,民众有游行表达的权利,再说大家都知道,法轮功学员没有做过任何坏事。

申请法轮功难民人数增加

据国内人士多人表示,国内许多百姓都知道,在全世界,为了不回中国而申请难民留下,中国人唯有申请法轮功难民,冒充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昨天在游行中,日本法轮功学会的一位女士透露,最近申请法轮功难民的人越来越多,日本法务省等经常打来电话核实。近日,一名不法滞在日本的中国人被抓后,他从拘留所打来电话表示要学习法轮功,希望得到《转法轮》和学习炼功。

法轮功学员表示,想借法轮功的光留在民主国家可以,但是,一旦借了大法的光,就是把一生交给了大法,这个人就不能再昧着良心跟随邪党反对大法,否则他的将来就会很危险。

无惧中领馆压力 新西兰议员为法轮功发声

【大纪元11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安霓、唐诚新西兰报导)在法轮功团体参加了11月18日惠灵顿圣诞游行并取得成功之后,新西兰绿党国会议员Keith Locke今天发出媒体公告,要求奥克兰商会重新考虑将法轮功团体排除在奥克兰圣诞游行之外的决定。

“事实证明,奥克兰商会会长Michael Barnett的一切顾虑都是站不住脚的”, Keith Locke说, “Barnett先生将法轮功描述成一个尖锐的政治团体,他们的花车与其他游行队伍格格不入。然而所有来自惠灵顿的(有关法轮功参加圣诞游行的)报导都非常正面,其中一位记者将这个打坐团体的花车描述成一幅‘平和的图画’”。

法轮功也保证他们仅仅是参加游行,在惠灵顿的圣诞游行中,他们生动活泼的表现也感染了观看的父母和孩子们。

Keith Locke说:“奥克兰商会现在改变主意还不算太晚,否则奥克兰市民们可能会认为商会在这个问题上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

11月19日,奥克兰市议会的20名议员中有6名议员联名呼吁奥克兰圣诞游行组织者,无惧中国领事馆压力,支持法轮功学员参加今年的圣诞游行。

这六名议员包括3名City Vision的议员(Cr Casey,Cr Fryer,Cr Easte);两名工党议员(Cr Northey,Cr Boyle)和一名独立议员(Cr Roche)呼吁圣诞游行的主办者Michael Barnett 放弃不准法轮功天国乐团参加周日的圣诞游行的做法。

在法轮功在惠灵顿市圣诞游行上的精彩表演之后,奥克兰的组织者仍然不准天国乐团参加圣诞游行,奥克兰市议员Casey说她和她的同僚对于该决定深表失望。

她说:“我们对于奥克兰市圣诞游行的组织者以负面态度对待天国乐团十分不满”;“有必要提醒组织者,有11万3千元的纳税人的资金注入了对奥克兰市圣诞游行的组织和宣传,我们认为公众有权为付出的资金得到相应的欢乐,而法轮功天国乐团在全国各地和大奥克兰区的演出也证明了他们赢得了观众的欢心”

“我们对Michael Barnett所要传递的信息就是:不要做偷走圣诞的Grinch!”

另外,新西兰联合未来党党魁Peter Dunne 2007年11月19日发表新闻发布稿,欢迎法轮功参与节日欢庆。文中说:

“联合未来党党魁Peter Dunne欢迎惠灵顿市议会做出的允许法轮功参加圣诞游行的决定,同时挑战奥克兰圣诞游行组织者的(不让法轮功参加奥克兰圣诞游行)决定,要求奥克兰游行的组织者结束对该团体参加圣诞游行的禁令。”

Peter Dunne 说:“我十分高兴地看到惠灵顿市议会终于作出了通情达理的决定,允许这个明快并充满热情的团体参加游行。在全世界,法轮功都在参加类似的游行活动,他们的声音、色彩和节日气氛赢得了一个个奖项,这些正是圣诞游行所应该有的,也是孩子们愿意看到的。”

“现在是奥克兰组织者重新考虑他们立场的时候了,法轮功说他们那天仅仅是为了游行,不是搞政治,但看上去组织者却不愿做同样的(仅仅为了游行,而不考虑政治)。”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有新西兰的政客和社区领袖向中共官员屈服很多例子,包括北岸市市长在中国领事馆的压力下取消了观看神韵演出的计划;新西兰政府在压力下避免官方接见达赖喇嘛,这些都是对新西兰独立主权的破坏。新西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不应该受外来的一个不民主且有恶劣人权记录的政权所影响。”

Peter Dunne 最后说:“基于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排除这个团体(法轮功)在圣诞游行之外”。

曾颖:每个人都是一条向往天空的鱼

【大纪元11月19日讯】在一次心理学讲座上,主讲的心理学家为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条小鱼,它每天都对着天空发呆,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像鸟儿那样飞到天空去,在白云和蓝天之间翱翔。同伴们对它的愿望都觉得不可理喻,认为鱼儿本应该生活在水里,在山涧里和水草嬉戏,在清澈的河水里,有吃不完的食物和吸不尽的氧气。在水中悠闲自在地生活,本应是鱼儿的本份,而天空,是鱼儿不该有的梦想,除了让自己不开心之外,便再无别的用处。
  
小鱼儿并不这么想,它觉得天空之所以美丽就在于它的遥不可及,在水里,在一眼望得到底的现实里,没有梦想的生活跟一块石头有什么区别?
  
它于是开始向自己梦想的天空飞跃,一次次努力挣扎着跃出水面,拼命摆动着尾巴,努力向上挣扎着,体验一次又一次短暂的飞翔,它的头,一次一次地撞在水面和山涧边的岩石上,鲜血和鱼鳞四散飞扬……
  
心理学家讲到这里,突然停顿下来对在场的朋友说:接下来的故事,我想请大家来帮我讲,看看大家能为这条小鱼设计出什么样的结局?
  
坐在前排的一个中年男人说:也许小鱼在撞了几次之后,发现天空真的如伙伴们所说那样,除了带来伤痛之外,便什么都没有了。于是,它从此不再飞不再跳,安安心心地呆在水中,渐渐适应以往那些看不顺心的水中生活,并开始心安理得地享受鱼本来应该过的日子……
  
一位戴眼镜的小伙子说:小鱼摔伤摔痛,但它觉得每一次的痛苦挣扎,都离它的目标更近一些,在一次比一次高的跳跃中,小鱼渐渐体会到了飞翔的感觉,尽管是短暂的一瞬,却让它看到水里没有的山花,树林和冒着炊烟的小木屋,还有偶尔从夜空中划过的流星和萤火虫,这些东西,是在水中生活二十辈子也看不到的……
  
一位老者说:鱼儿跳出水面时,它不知道自己的周围充满了危险。一只在岸边观察了许久的鱼鹰终于决定动手,在空中将它抓住,在水面上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然后逆向展翅高飞。在鹰的铁爪下,小鱼看见自己生活的山涧一点点变小,周围的高山村庄和田墅都在脚下,它终于如愿地以鸟的视点审视了世界,它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临死前,它半是悲伤半是欣喜地长叹了一口气……
  
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说:为什么把结局想得那么悲惨呢?也许是因为小鱼的坚韧和执著感动了上苍,上苍派鱼鹰来实现它的梦想,像猫妈妈叼着小猫那样,鹰小心地拎着鱼,让它在天空尽情地体会飞翔的快乐……
  
另一个更稚嫩的声音说:那上苍为什么不再慈悲一点,干脆把小鱼直接变成一只鸟?
  
各式各样的答案还有很多,心理学家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一条鱼,我们心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个梦想,它就像鱼儿眼中的天空一样遥不可及。有人因为它太遥远,而根本不去想;有的人,因为其具备挑战性,而挣扎着去接近;有人因此受伤甚至付出生命;有人牛刀小试之后发现不过尔尔,而重新回到了以往的生活中。有人被遥不可及的梦想逼迫,每天过着焦灼紧迫的生活;有人则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
  
鱼和天空,永远是一对矛盾。向往天空的鱼,注定是痛苦而挣扎的鱼,只是因为挣扎的方式不同,而悲伤和痛苦的程度不同而已。很多人终其一生在做的,便是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

童文薰:中国生态浩劫,陪葬全世界

【大纪元11月19日讯】找不到无污染河川与湖泊

环境污染已是中国民众罹患癌症致死的主因。据查中国有5亿人缺乏安全饮用水,中国几条重要河川沿岸,不管是黄河流域、淮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都有癌症村。据《新华社》报导,中国的湖泊生态保护形势严峻,约70%受到污染,75%出现不同程度的优氧化现象。其中又以太湖的优氧化事件最令人不忍卒睹,捞上岸的湖水竟像一桶绿色的油漆!

中国的湖泊生态系统结构的破坏,使得湖泊萎缩功能退化。大自然失去了自疗的功能,正是这几年中国屡次发生杀伤力强、前所未见的可怕疫病的原因。

每年75万人 死于水污染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松花江的污染事件?在中共的掩盖下,茫然不知的民众饮用了数日的毒水,事件爆发后无水可喝的200万哈尔滨市民只能集体向外逃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中国每年死于水污染的人数高达75万人。

中国有个黑色笑话,如果想知道今年时尚界流行什么颜色,只要看看中国的河水色就知道了。纺织业是中国制造大量废水的工业,但却不是唯一将废水直接排入河川湖泊的产业。这些含有重金属与致癌物的废水,破坏了河川生态,耗竭了水中的氧气,害死了原有的鱼虾生物,把河川湖泊变成污浊的烂泥。水污染使超过5亿的中国人口没有干净的饮水可喝,使癌症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以黄河为例,位于上游的兰州正是重大的排污源。排出的有毒物质,就顺着河流往下,进入食水与灌溉用水,进入人们的食物链里。中国许多癌症村,全都是在几条重大河川的沿岸,正是这个原因。这些有毒的水,最后全部排入海中,顺着洋流,又波及其它的国家与民众。

安全空气无处觅

根据中共内部研究资料,2003年全中国就有3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致死的症状主要是心脏疾病及肺癌。另据欧盟统计,全中国5亿6千万都市人口里,只有1%生活在安全无虑的空气环境中。

二氧化硫是造成中国空气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据BBC报导,中共环保调查结果证明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世界第一。二氧化硫带来的不只是空气污染,还有酸雨污染,带来另一个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中共一直把沙尘暴归咎于民众的某些谋生的经济行为,但大自然的浩劫带来大片土地的沙漠化,绝不只是采发菜与卖驼绒这么简单的答案。

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最近美国报导则指出,洛杉矶的空气污染物里有25%来自中国。日本媒体也指出了这项问题,中国的生态浩劫已经侵入全世界。日媒担忧发生在中国的环境浩劫将加速地球末日来临,日媒同时指出,造成这种“环境恐怖”的根本原因,正是中共的腐败。中国的污染成为地球不能承受的重,东南亚许多国家的河流源头均在中国境内;日本、韩国、台湾都避免不了来自蒙古高原的沙尘暴袭击;香港的空气早已达致命程度。不论全世界的其他国家如何为环保努力,被中国的污染一抵销,全都做了白工。

中国的环境浩劫成为全世界的劫难,台湾当然无法独善其身。

厦门的上万市民游行

据纽约时报报导,中国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恶化程度远超过任何发展中国家。因为中共一惯不重视人民的生命,“与天斗、与地争”,把快速的经济发展建立在掠夺环境资源、牺牲农民与廉价劳工的基础上,才会使中国环境的破坏到达毫无理智的地步。但是中国人民却早己清醒。

2007年6月1日,上万厦门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厦门市政府批准翔鹭公司建造高污染的PX(对二甲苯,一种化学品,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厦门市政府批准翔鹭集团在距离厦门16公里的地方圈地建厂,但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100公里以外。厦门市民认为一但意外发生,后果不堪承受。为了后代子孙免于白血病、畸型儿的阴影,藉着手机简讯的快速召集,万人游行在一小时内集结。

保护生态环境主要靠的是民众的意识与监督,但中共却不断打压民众自发的维权运动。农民要求工厂停止污染农村的空气与水,却受到最严厉的打压,小则杀一儆百将维权领袖投入监狱,大则封村镇压不惜闹出人命。另一个重要的力量是媒体监督,但中国现在的环境问题都是由新华社统一口径,而新华社的报导代表的只是中共不同派系的斗争,失利的一方被藉词拉下,得势的一方则接着进行更严重的环境破坏。中国并不缺乏严厉的环保法律,问题出在执法者自己就是违法者。

黑心商品──壹万个为什么?

当一个社会连人体器官、尸体都可以贩卖,当孩童成为整批交易的商品,而政府体系只有在迫害掠夺民众财产土地时、压制正义之声与维权人士时效率奇佳,就难怪社会道德沦丧,黑心商品遍及每一种产业。环境的破坏使土地失力病虫害丛生,为了获得农牧产量,所以人们使用违禁农药与药剂。这些违禁农药与药剂往往很快就失效,于是药越下越重,食品也就越来越毒。

中国有毒食品与商品的报导层出不穷,为什么?光是2007年9月,全球重大的中国商品召回,就有:百万个致命婴儿床、运动大厂Reebok回收30万件致命重铅手镯、新西兰召回毛毯、加拿大卫生部宣布召回铅笔共14万支,以及水彩颜料与蜡笔,原因都是含铅量超过标准。这还不包括全球最大美国玩具商美泰(Mattel)在8月所宣布的3次大型召回,包括中国制的玩具火车和芭比娃娃件数高达2000万件。(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