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8日(星期日)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近日批准狱中作家委员会的提名,将本年度第二届“狱中作家奖”授予本会会员张林,并在2006年11月15日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正式宣布(附颁奖词)。此外,理事会已于9月29日批准郭飞雄(杨茂东)、陈树庆、王小宁、乔崇怀、岳天祥、秦永敏等6位狱中作家或记者为本会重点营救的荣誉会员,并上报国际笔会。
谢福林告诉中央社记者,江永县粗石乡几十户农民的耕地被县政府批给开发商兴建小商品市场,但县政府征收每亩地只给农民补偿人民币五千元(中国政策规定征收每亩土地至少补偿十万元),由于补偿太低,加上农民不愿意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拒绝被政府征地。
11月10日,上海有77人到北京公安部和国家信访局上访,有虹口、长宁、杨浦、卢湾、静安、徐汇、闵行、奉贤等区市民。11日晚19时50分,这77人被押上北京至上海Z 1列车最后一节车厢,这77人中有一位83岁是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八路,还有一位姓吴78岁的老人,他儿子是上海执业律师。
随着对新闻记者建档、更多政治宣传和控制新闻通讯社等等现象的浮现,证实北京正在破坏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间的协定。记者无疆界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谴责中共政权近日对国外记者建立档案、加强利用奥运来作自我宣传和拒绝给与外国新闻通讯社进入中国市场更多机会等等之不当决策。
中共执法系统存在腐败和侵害人权等问题,北京政府证实,中共检察机关在过去五年共发现有33,643人被执法部门超期羁押。所谓超期羁押是指,在法院判决之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的羁押措施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
维权律师发飈,但这次不是骂拖欠民工工资的无良老板,而是直接痛骂他为之维权的民工。事情倒很简单,民工律师周立太在成功为一群民工讨要回无良老板拖欠的工资后,他的当事人拿到了钱就一哄而散,周立太这场官司就白打了。如果就从没到报酬的现象来说,周律师在打完这个官司后倒是比较像民工。鉴于亲手把自己弄成民工的处境,周律师在自己的博客上撰文云:又有一群“狗日的”跑了。
不少人在问:每天大纪元退党网站上三、四万人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这些三退名单哪来的?了解大陆情况的人可能知道,他们中很多都是法轮功学员冒着危险一个个劝来的。每天明慧网上都刊登了不少这样的劝退故事。下面是一个化名香莲的辽宁退休女工劝三退的故事。
2008年1月13、14日,由神韵艺术团主演的2008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将在渥太华展开两场巡回演出,把中国传统艺术精髓呈献给 4300位渥太华民众。当地民众对晚会演出翘首以盼,距演出仍有将近两月,首场演出售票却已超过一半,其中高价位的158加元和108加元两档票售出超过七成。
11月17日,在蒙特利尔最繁华的圣凯色琳大道上,新成立的蒙特利尔天国乐团身穿蓝色上衣,在法轮大法横幅标志的引领下,参加了该市的圣诞节游行。该乐团参加游行的人数超过了120人,是今天最壮观的游行队伍。
中国传统画家章翠英女士应邀赴阿根廷为起诉罗干的刑事案出庭作证,并于11月13日在阿根廷北部土库曼省的首都土库曼市 (Tucuman)中央大饭店举行了为期4天的画展,该画展吸引了当地民众热烈的关注,主流媒体更是给予盛况空前的热烈报导。
我生平做出的惟一遭到亲友们一致反对,却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的决定,就是1960年3月,毅然抛弃了清华大学的“工作”,选择了到社会底层拚搏的命运。要知道那时中国正处在大量饿死人的严重时期,而我的户口在首都北京,享受着每月30斤粮食的“定量”。对于那些正在挨饿的人,我的条件无异于天堂生活。但是偏偏在这严峻的时刻,我却走上了从清华园出走这一条人们百思不解的不归路。
这些日子,在印度发生的事情有点让人莫名其妙,尤其是在经济特区,西孟加拉邦的左翼政府居然和曾被他们厌恶的那些跨国公司联手,要求农民空出私家土地,转让给他们。随后,右翼的反对人士则和左翼的草根民众团结一致,抵制他们在此谋求的经济利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1月8日,周正龙和陕西省找虎队再次回到拍摄现场,证实了老虎所卧地方的树叶长达30公分,他们还发现了老虎爪印和粪便。周甚至称,这可能是一只小老虎的粪便。目前,人们对是否发现野生华南虎还没有结论,有网民还称,照片上的老虎是从年画上PS来的)
起始于今年上半年的美国次级贷款危机不仅在美国造成巨大的金融震荡,而且给中国也带来上百亿美元的潜在损失,因为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国官方机构就购买了1,050亿美元的美国次级债券,而这些次级债券是由引发危机的次级贷款转换而来的。
国家环保总局的一名负责人星期五表示,近日,有12家重污染企业因为上了环保总局递交给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黑名单,已经被各家银行追缴、停止或拒绝贷款。旅居美国的作家郑义一直关注中国环保问题。他认为,中国环保总局推出“绿色GDP”失败后,又寄希望于“绿色信贷”来遏制污染---
【大纪元11月18日讯】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近日批准狱中作家委员会的提名,将本年度第二届“狱中作家奖”授予本会会员张林,并在2006年11月15日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正式宣布(附颁奖词)。此外,理事会已于9月29日批准郭飞雄(杨茂东)、陈树庆、王小宁、乔崇怀、岳天祥、秦永敏等6位狱中作家或记者为本会重点营救的荣誉会员,并上报国际笔会。其中,郭飞雄刚于昨日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重判五年徒刑和罚款四万元人民币,显然是一起以“合法侵害权”名义实施的政治迫害。
至今为止,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重点救援的原36名荣誉会员中已有13人获释,包括喻东岳、姜维平、高勤荣、李民英、罗永忠、姜力均、罗长福、杨建利、毛庆祥、赵岩、蔡卓华、李建平、李元龙;目前系狱者还有23人:黄金秋、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徐泽荣、拖乎提·吐尼雅孜、喻华峰、李志、哈达、胡石根、郑贻春、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孔佑平、吴义龙、何德普、赵常青、陶海东、朱虞夫、程翔、李长青、郭起真、努尔莫哈提·亚辛。此外,因言获罪系狱的本会会员有师涛、张林、杨天水、力虹、严正学。
独立中文笔会郑重宣告,言论自由包括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维护作家自由是国际笔会宪章的基本宗旨,本笔会将继续为恢复上述系狱写作者的自由不懈努力。
独立中文笔会
2006年11月15日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
-------------------------------------------------------------
附:
2007年度第二届“狱中作家奖”颁奖词
(2007年11月15日)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决定把今年的狱中作家奖授予现仍在狱中的安徽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著名民运人士张林先生。张林着有大量诗文,其代表作是《悲怆的灵魂》(美国,博大出版社,2005年)。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诗人王一梁写道:“即使张林以前没有写过一个字,我认为,仅凭此书便足以使张林堂而皇之地步入文学的最高殿堂。”
张林是一位天生的自由斗士,血气充沛,思想锋利,敢做敢为,百折不回。1979年,16岁的张林以安徽蚌埠考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在求学期间,张林就积极参加校园民主运动,发起和组织学生社团并担任负责人。毕业后,因不满于沉闷的单位生活,在1986年辞去公职,在安徽、海南、云南等地从事专业民运。出于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张林曾三次偷越边境,多次被关押。八九民运期间,张林是皖北地区民主运动的主要领袖,六四后被捕,判刑2年。1994年5月:因为在北京参与筹办“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及其他民运活动,被送回安徽省处劳动教养3年。1997年9月,服刑期满后,获得赴美签证来到美国。1998年10月,张林闯关返回中国从事民运,第2天被警察抓获,处3年劳动教养。2001年出狱后,不顾当局的迫害和歧视继续从事民运,撰写了大量文章,包括这部《悲怆的灵魂》。2005年1月因积极参加悼念赵紫阳的活动再次被捕,判刑5年。现仍在狱中。
《悲怆的灵魂》是一部自传性质的作品。作者记述了他的成长、奋进、受难与抗争。全书有四百多页,近三十万字,作者直抒胸臆,酣畅淋漓,有如长江大河奔流直下,读来竟有一气呵成之感。这对于一个饱受牢狱之灾的人来说尤其不易。诚如作者所言,中国的监狱比地狱还可怕,尤其是对政治犯。除了生存的艰难,肉体的折磨,疾病的摧残;还有精神的苦痛,心灵的煎熬,灵魂的悲怆。在这种环境下简直无法保持正常的人性。不知不觉就中毒了,不知不觉就麻木了,不知不觉就残废了。张林把这称为劳改后遗症。它甚至会严重地摧残一个人的思考、阅读和写作能力。张林清醒地意识到劳改后遗症对自己的危害,他以极大的毅力自我治疗,这部《悲怆的灵魂》不仅是他奋斗与受难的记录,也是他自我超越的证明。
读张林的书,可以使我们更加理解自由的本质。乍一看去,像张林这样,为了得到更多的自由而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仅有的自由,这不是自相矛盾,得不偿失,适得其反吗?特别是在他来到美国之后,既然已经摆脱了恐惧,获得了自由,何苦又要冒险回去呢?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本书里写道:人类的历史,是建立在为了人性的尊严而斗争的原则之上。人类首要的追求是把人当人看,要求别人把自己作为一个人来尊重。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生存的勇气,有能力去冒生命的风险去实现自己。由此可见,一个人为了争得更多的自由而甘愿失去仅有的自由,这绝非自相矛盾,因为他并不只是为了得到更大的活动空间,更重要的,他是不甘心屈服于强权的奴役,他是在捍卫自己的尊严,显示自己独立自主的意志。张林以他不屈不挠的抗争,证明了高贵的自由精神;而他这部
《悲怆的灵魂》则为此留下了光辉的见证。
(胡平执笔)@
谢福林告诉中央社记者,江永县粗石乡几十户农民的耕地被县政府批给开发商兴建小商品市场,但县政府征收每亩地只给农民补偿人民币五千元(中国政策规定征收每亩土地至少补偿十万元),由于补偿太低,加上农民不愿意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拒绝被政府征地。
他说,今年十月中共召开十七大期间,江永县二十名农民到北京信托局上访,但在北京被江永县公安拦截,截访人员向北京信托局保证农民回去后不会受到报复。
不过,当上访农民返回湖南家乡时被江永公安抓获,十九人被拘留十天,公安指示囚犯殴打他们,其中十三人被迫签署征地保证书而获释,其他六名不签保证书的农民被当局以“聚众闹事”罪名正式逮捕。
据说,江永县公安局长刘永信向探监的农民家属表示,只要同意以每亩五千元补偿标准征地,就会释放他们的家人,否则他们的家人将会被判刑三到七年。
谢福林说,江永县政府今天开始毁田强征粗石乡农民的土地,当局并出动警察包围农民,禁止他们出门抗议或上访,部份农民绕道外省成功逃离家乡,于下午陆续抵达长沙,他们不顾安危,准备明天在湖南省委门外示威请愿。
他认为,虽然中国政府禁止各地强征农民土地,但湖南各县市政府根本无视于中央的政策。由于湖南是农业大省,各县市政府为了保障财政收入,继续以非常低廉价格强征土地,影响到二十至三十万农民的生存。
谢福林强调,虽然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倡和谐社会,但中国各地都出现政府强征土地及强行拆迁房屋的现象,由于中国民众的法制意识日趋增强,老百姓不满政府的情绪日益高涨,相信这些民怨在十年内会爆发。
【大纪元11月18日讯】中共十七大之后,上海市民一批批到北京上访,向中央政府抗议黄菊、陈良宇、韩正、刘云耕、吴志明等上海帮,在以往十多年暴力征地、拆迁恐怖给市民造成的苦难。13日上午有9名上海访民被押回上海。
17日上午上海又有32名上海访民被押回上海。
看来韩正不倒,周正毅案、陈良宇案不彻底查清,上海访民队伍不断扩大。
下面附上沈佩兰被押回上海后被关三天秘密监狱的日记
沈佩兰第二次被关押秘密监狱的日记
2007年11月13日 星期二 晴
昨天12日去北京公安部上访,被守侯在公安部门外的上海市驻北京办事处人员人劫回。傍晚19:50分乘上Z1次列车,13日早晨7:30时到达上海站,这次被劫回的有77人。闵行区好像就我一人。火车到达上海后,闵行区信访办朱梦生(从闵行区政府退休下来的)和马桥镇信访办的人马桥镇派出所的警察043053,把我再次押送到沪闵路1744号“闵行区救济中心管理站”,闵行区信访办设置的秘密监狱里,9:22时,汽车到了秘密监狱后,两名穿着迷彩服的武警看守和一个高个子秘密监狱的管理人员,把我强拉进秘密监狱的106房间内,那高个子恶狠狠的说:“谁叫你去北京上访,去了就要关到这里来。”然后砰的把门关上,没人理我,进了这秘密监狱,和外界断绝一切的联系,手机显示“无可用网络”。
整个秘密监狱很大,是平顶的房子,外面看几乎看不出这里有房子,沪闵路两旁的大树把房子给遮着了,外面进去的大门有门卫看守,里面还有两道门,一道门进去不用钥匙开门,用一张卡按上去门就开了,然后门会自动关闭。这次关在里面的人不多,颛桥镇农民金月花也被关在里面,40多岁。金月花听说是7日被关进来的,还有一位听说是浦江镇的农民也关在里面。被关在里面的人是不能走出房间的,整栋房子很安静,没有一点声音,静静的,只有两名武警看守在来回走动,外面阳光明媚,里面却给人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早晨6:30时在火车上吃了一小碗面条,早已饿了,但是几个人把我强关进房间后,不管我了,中午也不给我吃饭,还好金月花送来了点心、水果,如果没有小金的点心和水果,真不知要饿成怎么样了,真是雪中送炭呀!患难见真情。
下午马桥镇居委、马桥镇信访办和上次一样,派来两个“倒霉蛋”看管我,陪我坐秘密监狱。这次两个“倒霉蛋”一进来就叫怨呢,她们说她们也是很无奈,很不情愿的进来的,但也没办法。下午一秘密监狱的医务人员给我测量血压,血压很高150/100,我从未有过高血压的病史,也无高血压的家族史,这高血压完全是关在这里造成的。晚饭由“倒霉蛋”给我打来,这次的伙食比上次还要差。
2007年11月14日 星期三 晴
今天起来往外面看是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可是我不能跨出房间一步,晒不到一点太阳,早晨医务人员来给我测量血压,血压比昨天还要高160/100,心情很不好。那个高个子男管理人员门也不敲一下,突然地闯进我们“女犯”的房间,我上去责问他说:“谁让你不打招呼擅自走进来的”。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得给我老实、太平点吧……”我气愤地说:“下次得轮到你来坐秘密监狱”。他握紧拳头要打我,拳头差点落在我的鼻子上,气急败坏地说:“你已经先坐了,你知道吗?!……”我再也不能控制了,冲到他面前愤怒的说:“这是你自己说的话,别懒!你是畜生,是我们老百姓养活了你,我们纳税人养活了你,我们今天却被你们关在这里,我要去控告你们!”他把手一挥,很轻松的说:“你去告吧,告到那儿都行。”说完话纽头就走。今天真的不能控制自己,做了一次泼妇。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陪我坐监狱的人说:“阿姨,平静下来,不要激动,你的血压很高,要出事的。”我能平静得下来吗?我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揭露了腐国殃民的贪官们,多少次迫害我,烧毁我的房子,我养殖场的电线5次被割除,深夜上门行凶及派出所多次没有传唤证传唤我、关押我,去北京告状,却要关押秘密监狱,国法在何方!!!青天在何方!!!
一位看管我的人,家里母亲病危,已经好几天了,不知家里的情况,因为这里和外界断绝一切的联系,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她鼓起勇气到外面给马桥镇居委打了电话,要求回家看望母亲。下午换来了人继续看管我,马桥镇信访办主任吴明弟也来了,我问他关我到这秘密监狱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他不知道这事,才刚得到我关在这里的消息就过来了。他还说:“你不要到北京去就不会关你了。”他还带来了消息说:“现在把你征地安置的事先办起来,一步步解决,收你身份证、户口簿的时候你要配合……”。测量血压的时间到了,测量的结果,血压高至150/110,医生说:“不能再激动了,要出事的,你还是先服片药吧。”我在无奈之下先服药再说吧。吴明弟说:“我去请示下区里,你血压这么高,能否早点出去”。由于厕所里马桶堵塞了,无法用厕,吴明弟帮我们请示了管理人员给我们换了间房间。老吴还是有点良心的人。
2007年11月15日 星期四 阴天
早晨测量血压140/90,比昨天降了点,可能是服了药的原因吧,吃了早饭,我就和看管我的人说:“老吴昨天说去请示区里能否放我出去,你去问问,他是否去请示了?”她们正要去问的时候,一个秘密监狱管理的人来叫我们收拾行李,外面车已经来了。这个管理人员要我把手机交出来,我不肯,我说如要交手机,要给我手续,他说手续是没有的,但手机是一定要交出来的。我告诉他你是没这个权力来没收我的手机的。他说:“你在里面有没有拍照。”我告诉他:“拍照也是我的权力,我是不会拿出手机的。”那人边走边甩出一句话:“你等着。看你拿不拿出来!”我们的行李也收拾好了,我走出秘密监狱的时候,好几个管理的人站在那里,我上前向他们要出门证,要关押我的手续,他们没有人肯给我办理关押我的手续。把我推出门外,门自动关闭。
今天是马桥镇信访办的董良来接我的,我和董良说:“你们关押我两次秘密监狱,我要告你们。”想不到他很轻松的说:“你去告吧,我不怕。”嘿,告他都不怕,难道是什么“特殊材料”组成的?但是这“特殊材料”是金、银、铜、铁,还是腐烂的垃圾,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沈佩兰被关在秘密监狱中记下的日记(11月15日整理)
闵行区马桥镇东新街2弄5号101室 沈佩兰
【大纪元11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孟仑编译)随着对新闻记者建档、更多政治宣传和控制新闻通讯社等等现象的浮现,证实北京正在破坏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间的协定。记者无疆界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谴责中共政权近日对国外记者建立档案、加强利用奥运来作自我宣传和拒绝给与外国新闻通讯社进入中国市场更多机会等等之不当决策。据香港南华早报报导,中宣部上周发给中国新闻媒体一封官方指令,要求他们避免报导有关奥运的负面新闻,例如空气污染、奥运圣火传递路线是否经过台湾的争议、民众的健康议题等等。中共官方媒体中国日报也报导,中国新闻出版总署(GAPP)大约为三万名可期望获得奥运采访许可的记者建立了档案。
在国际强烈的抗议下,中共政权出面否认有新闻记者档案的存在,并将此事怪罪于“差劲记者”(bad journalist)。但随着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逼近,种种证据显示北京当局正在收集许多记者和人权活跃人士的档案。
记者无疆界组织表示:“在中共十七大结束后,我们曾希望他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前能有重大措施以改善新闻自由。但事与愿违,当局和奥运筹委会却决定保有国外记者的档案,宣称是用来辨别假记者。收集记者档案将会为各种滥权现象打开大门。”
记者无疆界组织还表示:“我们也对中宣部给与中国媒体有关报导奥运准备工作的命令感到愤怒。这使得人们期望在明年八月前媒体能够有更大新闻采编自由的希望落空。当奥运组织者和北京当局的做法如此离谱时,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应该有所反应,应坚决提醒他们遵守2001年做出的承诺。”
官方解释说,如此作法的目的是为了分辨记者的真伪,以及帮助中国官员回应记者的采访。但政府并没有公布他们收集了何种资讯。中国新闻出版总署(GAPP)正进行取缔行动,以预防不肖份子假冒记者行骗,并指责他们构成社会治安的威胁。署长柳斌杰宣称,他们将会被严厉处罚。此行动开始于八月,以辨识伪造的外国媒体,并包括香港媒体。记者无疆界觉察到,已有四起被拘捕的“假新闻记者”案件,最近的案例是辽宁东北省,两位社会新闻的编辑被拘捕,当局并认为这份报纸违法。然而独立核实当局指责的假新闻媒体是非常困难的。
最近几个月来,中国为了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加强了对国内新闻媒体的管制。中国警方自八月十五日以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场打击假记者的运动,逮捕了一百五十名无证记者,取缔了三百家未经注册的出版物。数名独立新闻工作者和中国知识份子谴责了这场对不隶属在任何新闻组织或中国官方媒体的新闻记者的镇压。
最后,中共当局拒绝放松外国媒体在中国境内运作的规定。就世界贸易组织回应欧盟、加拿大、日本和美国等国时,中国称它并没有签署任何开放商业新闻市场的条约。
2006年九月起,中国政府并加强控制了对外国发布通讯内容的新华网,记者无疆界指出,新华网俨然成为自由组织和自由新闻报导的天敌。
【大纪元11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万平综合报导) 中共执法系统存在腐败和侵害人权等问题,北京政府证实,中共检察机关在过去五年共发现有33,643人被执法部门超期羁押。所谓超期羁押是指,在法院判决之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的羁押措施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报《法制日报》星期六(11月17日)报导,经检察机关提出纠正意见,已有33,398名被超期羁押者获得纠正。
报导称,目前中国各诉讼环节新发生的超期羁押个案已经大幅减少,从2003年约2.5万人下降到去年的210人;今年1到9月发现的则有47人。
超期羁押不含非法羁押
中共刑事诉讼上的羁押是指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拘留、逮捕后关押在看守所或其他规定的场所,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所以这里的羁押仅指因拘留、逮捕所引起的羁押,不包括连续传唤、连续留置、劳教、双规、变异的监视居住等变相羁押。
报导中所指的超期羁押在外延上并不包括形式上的超期羁押和实质的超期羁押。形式上超期羁押是指在法定羁押期限到期后,没有任何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手续,而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行为。而实质上的超期羁押,是指实质上没有继续延长羁押期限的理由而编织理由或故意规避法律规定取得延长羁押法律手续或重新计算羁押期限,以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违法行为。
如近期从中国带着美国护照偷渡到台湾的美籍华裔男子温捷,因受到中国深圳万达利公司帐号遭冻结事件影响,被查扣证件、冻结资产超过一年,因为想家,且为免再遭中共官方无限期要求留在中国“协助调查”,所以才偷渡到台。
与此同时,当局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1月到今年9月为止,全国检察机关共审查执行机关提请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316,458件,全国监督纠正提请和裁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11,783人,年均2,481人,是2002年的1.9倍。
《法制日报》引述全国检察机关第五次监所检察工作会议上发布的数据说,在上述期间,对罪犯不依法交付执行,违法收押、释放,违反规定使用戒具或禁闭等各类违法情况,提出书面纠正意见26,125人次,当局共纠正25,155件件与拘押监禁有关的违法案件。
执法腐败
中国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监所检察工作会议上说,从办案情况来看,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容易发生腐败问题。
在过去五年,中共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共查办发生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的职务犯罪案件2,775件共3,149人。
同时,查办涉及监管场所监管人员和罪犯、劳教人员犯罪案件,五年来共审查起诉10,557件15,940人。
其中,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李文华受贿案是其中一起较瞩目的案件,他于去年8月被逮捕。
李文华涉及川西监狱原监狱长巫帮志收受逾200万元人民币的案件。巫帮志收受服刑罪犯、原金牛区副区长马建国贿赂,多次用警车将他带出监狱。
【大纪元11月18日讯】维权律师发飈,但这次不是骂拖欠民工工资的无良老板,而是直接痛骂他为之维权的民工。事情倒很简单,民工律师周立太在成功为一群民工讨要回无良老板拖欠的工资后,他的当事人拿到了钱就一哄而散,周立太这场官司就白打了。如果就从没到报酬的现象来说,周律师在打完这个官司后倒是比较像民工。鉴于亲手把自己弄成民工的处境,周律师在自己的博客上撰文云:又有一群“狗日的”跑了。
这件事的是非其实清楚的很,打官司要给律师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除非律师声明是公益行为。民工的官司不好打,何况是被拖欠工资的民工,本身就没有钱给律师付前期的费用,估计这些费用都是周律师自己垫付的。要是用做生意的话说,这次算是血本无归了。对于一个血本无归的律师来说,在自己的博客上骂骂人也真没什么。
不幸的是,正如何祚庥院士的名言:谁叫你生在中国?支持周律师的固然不少,但也有人认为周律师不应该如此。所持理由很奇怪,“毕竟民工被欠薪在先,他们长期贫困和被压榨的处境逼得他们已不在乎道德诚信。而且既然是为民工打官司,就应该考虑到民工对诉讼费的承受能力”。
这话里有两层意思。其一,民工不在乎道德诚信是因为有人先欠了他们的钱。这层意思之所以奇怪,是因为周律师毕竟不是他们的老板,而是帮他们向无良老板讨钱的人。即使我们把意思往深了说,是社会造成了民工的贫困与被压榨,难道周律师就应该为社会环境造成的后果付帐么?穷人的忘恩负义依然是忘恩负义,这不会因为他的生活状态很差就值得特殊对待。
第二层意思是说,周律师在打这种官司的时候,即使不是免费也应该是收得更少一点,似乎是说周律师的收费把民工逼得不得不做出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关于这点很难辩驳,因为诉讼费用多或者少的标准很难确定。其实这里的有一句潜台词:给民工打官司,你本来就不应该收什么钱。
关于是不是收钱、或者收多少钱,有个故事倒可以作为注脚。话说当年还有奴隶制的时候,鲁国规定,谁在其他国家把成为奴隶的鲁国人买回来,就可以去政府那里报销费用。孔子的某弟子是有钱人,买回了奴隶也不找政府去报销。孔子听说了以后就骂他云:“瞧你这小样儿,以为自己这么做就高尚了?要是你立个高标准在这里,以后谁还好意思去报销呢?有几个像你这样的有钱人?如果不报销而别人又承受不起,以后谁还会去做这样的好事呢?”孔子明白,做好事是需要成本的,或许有人能自己吃糠咽菜的做好事,但大多数人还是要在自己能过得好一点的情况下对别人伸以援手。我们总不能要求做好事的人最后自己饿死吧?
所以,这才是事情的关键所在。我们的文化里有个倾向,就是把某些东西无限拔高,一直高到谁也支付不起代价的程度。一旦发现居然有人在做好事的时候还有其他的条件,马上就出来做大义凛然或者痛心疾首状,就像忽然发现神仙也上厕所似的,那个失落感就别提了。问题是谁告诉你神仙就不上厕所了?
对于这种严格要求别人的道德高标者,不得不让人产生一种“道德恐高症”。如果每个高律师都遭到这种待遇,维权成为了让自己也成为讨薪民工的陷阱,同时还不能说出自己的不满、说出来就要被人质疑的话,这种“道德恐高症”可能就会断送所有有能力做好事的人心中那点儿想做好事的愿望。而从常识我们又可以知道,那些义正词严高调要求别人应该如何奉献的人,在现实中其实很可能就是一头铁公鸡,更加无法指望。
香莲以前没多少文化,理解文章的字句都很吃力,对使用电脑、打印机这类事情想都没想过。2005年后为了做法轮功真相资料,香莲省吃俭用卖来电脑和打字机。不会打字,她就让孩子把拼音标在一张纸上:“ao奥”、“u优”等等,打一个字看一下,很快她就学会突破网络封锁,不但能下载明慧网上各类资料,还学会排版做传单、刻光盘,打“三退”声明了。
去年的一天,香莲骑自行车过马路拐弯时,突然被一辆轿车撞倒。那天下着小雨,周围有十多个人围观。司机是个女的,吓的够呛。香莲对司机说:你不用害怕,我没有事,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接着就开始向人们讲法轮功好、洪传世界,中共用“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告诉人们不要受电视毒害,赶紧“三退”。
这时司机就说:“我退出少先队!我叫晓英。”后来司机把香莲和变形了的自行车送回家,并提出给一些修车钱,香莲拒绝了。司机连声说:“以前我不信法轮功真相,现在我验证了,我今天真的验证了!我一定告诉亲朋好友‘大法好’和退党的事,告诉所有我认识的司机:法轮大法好!”
香莲劝退的主要是她在菜市场上认识的人。“一天,我跟一卖瓜的退伍军人讲,他很快同意退队。我又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这时一个男子走过来问我:“你给他的是什么?”“真相资料。”“给我一份。”我给他后他说:“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我说:“我是来救你的,拿什么身份证呢?你是不明白真相啊,你好好看看这份资料,赶紧三退了吧!我现在就给你起个名字,你就叫‘明白’吧,明白真相才是你真正的福份。”听到这,他的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行!我也退!”我离开市场时,他说:“你走你的路,我不会干涉的!”
还有一次去买菜,我刚把一份真相小册子递到一卖菜的男的手里,走出没几步,只听“啪”一声,原来是小册子被一女的抢下来甩出去很远,抛在地上了。我很难过,走过去捡起来后,我回到那两个人身边,说:“这是救你命的,是福份。不要把福份给扔了啊。”这时男的说:“快给我,我要看!”后来我又给他们送去了更多真相资料,他们明白了真相,也“三退”了。”
还有一次,香莲姐姐家的孩子要结婚,来的客人都是公安系统的。亲戚们都劝阻香莲歇一天,别讲三退了,但香莲去了:“我只是想去救人,结果在筵席上劝退了八个,他们公安局的人也爱听真相。”
【大纪元11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剑渥太华报导) 2008年1月13、14日,由神韵艺术团主演的2008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将在渥太华展开两场巡回演出,把中国传统艺术精髓呈献给 4300位渥太华民众。当地民众对晚会演出翘首以盼,距演出仍有将近两月,首场演出售票却已超过一半,其中高价位的158加元和108加元两档票售出超过七成。这是继渥太华2007年1月新唐人全球华人晚会提前五周卖完所有票后,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再次受到加拿大首都观众的青睐。渥太华晚会负责人智靖博士表示,今年的售票之所以有如此盛况,是因为神韵艺术团“纯真、纯善、纯美”的高水准演出,以及展现的传统文化内涵引起渥太华民众的共鸣。
2007年神韵艺术团在全球的巡回演出,踏遍四大洲33个城市,上演了81场晚会,共有20多万人观看了演出。所到之处,受到各界的欢迎、褒奖。2008年神韵纽约艺术团和神韵巡回艺术团将在全球60多个城市演出,估计现场观众可达到约65万人,将更加盛况空前。
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引发共鸣
智靖博士表示,2007年,神韵艺术团在渥太华的演出,以新颖的创意、细腻的手法和高超的技艺,再现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光明和美好,其实是把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善的、美的、光明的一面完美的再现给观众,因此,得到中、西方观众的赞叹和共鸣,甚至令不少观众不知不觉地落泪。”
智女士说:“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底蕴,遗憾的是,近代的变迁,特别是来自西方的一个假想的学说共产主义在中国被利用,传统文化的精华被遗失和忘却了。然而神韵的演出使传统文化再现。”
晚会使加拿大首都不再平凡
渥太华大学教授、著名诗人、作家、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评委瑞尔.戴彼第(Cyril Dabydeen)2007年在国家艺术中心观看晚会后表示,“今晚是我从未见到过和经历过的最杰出的文化艺术表演,感谢(神韵)华人新年晚会,使我们国家的首都从此不再是一个平凡的城市,而是一个顶级的、世界级的城市。”
戴彼第教授说:“每个剧目都是独一无二的、各有千秋,很难道出哪一个比另一个更好,这是组织者、编剧和导演的功劳,他们棒极了。尽管我研究中国历史多年,在看到演出后,我还是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好的理解。中华文化是这样的非凡。”
去年演出前,一位华人财务总管(CFO)接到2006年全球新年晚DVD后,看得爱不释手,两片共长达7小时的DVD,从晚上竟一直看到凌晨4点。他在国家艺术中心看完现场演出后,赞不绝口:“简直是难以相信的美妙,绝对的精彩绝伦!”智女士说:“我曾遇到过一位去年的观众。那位穿着高雅、气度非凡的女士拉着我的手臂,一再对去年的演出称赞:简直太美妙了, 太美妙了!”
“纯真、纯善、纯美”的高水准演出
智女士强调,本次巡演的主力神韵艺术团,以舞台艺术形式,再现东土神传文化之精髓,以承传古风、展现光明为主线,通过场景、服装、舞蹈动作表达纯真、纯善和纯美,并用中国古典舞的形式展现了没有共产党文化的真正传统中国文化,这正是这场晚会强大的生命力之所在。
智女士表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将以舞蹈、演唱等形式向观众呈献多彩的各民族优秀文化和世代相传的传统价值观,以启迪现代人的对真正的中国文化的珍视。
她说,“ 从艺术角度来讲,晚会展示了多方位的世界级水准。首先,现场交响乐团是世界上第一个结合中国古典乐器和西洋乐器的成功典范,这将更完美的表达了神传天音之悦。乐团由旅居美国的大提琴演奏家、原中国中央交响乐团的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陈汝棠先生任指挥;并有多名国家级演员,和曾在中、西方大型乐团担任主要角色的演员担纲。
“其次,晚会舞台有独具匠心的大型天幕,其设计、构思是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是一种最完美的高科技的应用,还要恰到好处的把剧情和历史画卷展开,能把那种时空一下拉到我们观众面前,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从去年世界几十个城市巡回的观众反馈看,除了神韵全球华人晚会,在别的地方无
法看到这种集多方位世界级水准于一体的演出。”
智女士介绍,渥太华市长看了2007年的晚会后说: “很壮观、引人注目,的确令人喜欢、相当美妙,的确相当富有情趣而美好。我曾去过中国北京,但从未观赏过这么高水平的文艺节目。”
渥太华人钟情晚会
渥太华是全球最富魅力的首都城市之一,是加拿大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绝无仅有的英法文化和多元文化并存的城市。作为加拿大的第四大城市,渥太华还是世界五大研发基地之一及加拿大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1500多家高新技术公司雇用超过65,000名员工。它的工程师、科学家和博士拥有量都明显高于其他加拿大城市。
据智女士透露,一名公司的经理注意到首场演出售票过半时,主动打来电话想要赞助晚会。他说:很多演出其80%以上的票都在最后两个月左右售出;你们这晚会肯定是售光的情形,这对于他的赞助所产生的影响会更大。当了解到在加拿大有六个城市巡回时,他将考虑在三个城市赞助新唐人新年晚会。
智女士说,2007年神韵演出因晚会票提前五周卖完后,有些人无法看到现场演出。今年他们已经提前买好2008年演出票了。
一位在高科技公司工作的王女士介绍,她从蒙特利尔搬到渥太华来的,去年她想买票时,遗憾的是票已售光。今年,她给她的亲朋好友买了11个包厢位子;还将给她在蒙特利尔的父母买当地的晚会票。
一名教师在多个场合注意到了晚会的信息,对于晚会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感到非常兴奋,她为学校的一个班、到最后为三个班的五十名师生订了团体票。
巡回演出安排紧凑 不再加场
圣诞购买高潮将临,渥太华两场演出票提前售罄为期不远。智女士表示:“我们已和总部取得联系,但由于今年巡回演出城市更多,安排十分紧凑,遗憾的是无法加场。希望人们能够尽早购票,也希望明年能增加场次,让这一年一度的中国新年成为更多渥太华人的节日。”
2008年1月13日(周日)和14日(周一),古老的中国文化,世代流传的故事,将呈现在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新唐人新年晚会的舞台。
智女士表示,殷切期望华人朋友们和新唐人电视台“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一起,共同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尽微薄之力。由于仅在渥太华演出两场,希望华人朋友切莫错过难得的机缘。
详情请查阅网页:www.BestChineseShows.com,或联系国语热线:613-255-7318
【大纪元11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卢斯文蒙特利尔报导)11月17日,在蒙特利尔最繁华的圣凯色琳大道上,新成立的蒙特利尔天国乐团身穿蓝色上衣,在法轮大法横幅标志的引领下,参加了该市的圣诞节游行。该乐团参加游行的人数超过了120人,是今天最壮观的游行队伍。该军乐团第一指挥乔琪说:“非常自豪能指挥这样一只乐队的演奏。”她表示今天的演出,该乐团发挥了超常水平。
具有多年军乐演奏经验、来自台湾的洪先生说,军乐团的演奏水平的发挥靠的是整体配合,整个乐队需要演奏十几种乐器,整体配合好了才会效果好。他认为今天蒙特利尔天国乐团的演奏非常完美。
来自中国大陆观看今天游行的王先生说,法轮功乐团的演奏非常好。同样来自大陆的张女士表示,天国乐团的演奏非常好。她说来到蒙特利尔已经三年了,今年是第一次来看游行,“以前都错过了”。
今天观看游行演出的观众人数众多,尤其是在Place-Des-Arts广场附近,街道两边人山人海。天国乐团经过时吸引了众人的眼光。
蒙特利尔天国乐团成立于今年9月份,主要由蒙特利尔、渥太华和魁北克三市的法轮功修炼者组成。今天是该团成立两个月以来第二次参加公众游行活动。该乐团首次参加演出是在上周五,参加了蒙市东区的圣诞游行;他们的游行演出被游行组织者称为“好的难以置信”。
乔琪表示,法轮功学员在大陆被迫害八年了。八年来,世界各地和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断地用各种方式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是什么,迫害是怎么回事。“我们想通过军乐团这种方式,把我们从法轮大法修炼中所获益的部分、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所有人。”乔琪说。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大陆传出;1999年,修炼者达上亿人。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开始,8年来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遭受到非人的迫害,被打死、致残。法轮功修炼和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越来越成为了世界关注的事件。
2007年10月31日晚,加拿大国家广播电视公司(CBC)法语电视专题节目在8时至9时的专题新闻节目中,播出了Peter Bowe制作的专题记录片“越过红墙-法轮功受到迫害” (Beyond the red wall: persecution of Falungong,首次系统报导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事实,和法轮功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响。11月20日CBC将在英语节目播出该记录片。
【大纪元11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林珊如、特约记者傅丽维阿根廷报导) 中国传统画家章翠英女士应邀赴阿根廷为起诉罗干的刑事案出庭作证,并于11月13日在阿根廷北部土库曼省的首都土库曼市 (Tucuman)中央大饭店举行了为期4天的画展,该画展吸引了当地民众热烈的关注,主流媒体更是给予盛况空前的热烈报导。
据悉,章翠英女士因为为法轮功说了句公道话“法轮大法好”而遭中共逮捕,并被监禁8个月。章女士因为曾受罗干亲自审讯,所以被邀请为起诉罗干刑事案出庭作证。
阿根廷大纪元报社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及推广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特地在章女士访问阿国其间为其举办了为期4天,名为“善的力量”的画展。该画展并获得土库曼省政府及土库曼国家大学全力的支持。土库曼省政府更依据法律宣布“善的力量”画展为省政文化活动,土库曼省政府并在开幕式中颁发“省政文化认定状”给予章女士。
13日的开幕典礼吸引了两百多人的光临,出席的贵宾包括了土库曼艺术博物馆馆长Alberto Pecatey、土库曼省政府文化部长Alfredo Guzman及玻利维亚领事等。博物院馆馆长赞扬了中国画的美,并且表达了对章女士为人权的努力而感到佩服之意。 开幕典礼由土库曼第8,10号电视台现场转播,并随后做了专访,并在知名的“生命”电视节目里播出了30分钟之久。章翠英的画展吸引了各媒体的高度兴趣,次日又有三家电视台,报纸及一个土库曼电台文化节目采访。媒体对章女士被中共违法监禁及酷刑遭遇进行了详细的报导。
章女士并受土库曼艺术学院邀请演示国画。参加该国画研习的不止学生,并吸引了许多教授参加。章女士告诉学生,她的老师告诉她一个秘密,也就是要画出比别人好的画,就必需提高道德。另外,章女士讲到西方及东方画的分别,并且提到文艺复兴时的西画最能代表正统的西画。研习会中,学生及教授踊跃发问,气氛非常热烈。结束后,许多学生留下继续对章女士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逮捕入狱的原因及经历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艺术学院的主任并致信感谢章女士致力于传播中国传统艺术。
章女士并在画展最后一天,亲自示范教授及指导对中国画有兴趣的人。画展于十一月十七日下午圆满结束。
离土库曼市60公里远的西莫卡市长Luis Gonzalez在电视上看到了对章女士的报导后,对于章女士的中国画非常欣赏,并对她维护人权的贡献非常的敬佩,特地在画展结束后次日邀请章女士至其办公室,颁与荣誉人权大使证书,并送上了一束鲜花给章女士。
章翠英将继续前往阿根廷中部可尔多巴市(Cordoba)展示她的画,继续传播传统中国画。
【大纪元11月18日讯】我生平做出的惟一遭到亲友们一致反对,却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的决定,就是1960年3月,毅然抛弃了清华大学的“工作”,选择了到社会底层拚搏的命运。要知道那时中国正处在大量饿死人的严重时期,而我的户口在首都北京,享受着每月30斤粮食的“定量”。对于那些正在挨饿的人,我的条件无异于天堂生活。但是偏偏在这严峻的时刻,我却走上了从清华园出走这一条人们百思不解的不归路。导火索是由一双“差巴乎”鞋引起的,根本原因却是我心中郁勃积久的压抑、厌恶情绪。
对于“反右斗争”的严酷后果,当初一切善良的人们是根本想像不到的。1958年2月,北京高校的一批右派师生,被送到北京矿务局“劳动考查”。我被分配到离北京最远的木城涧煤矿,总共四名教师,五名学生,分属五所高校。虽然我和陆功一(石油学院大三学生)、李都华(矿业学院助教)经常喜欢朗诵普希金的诗句:“在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望你们保持着骄傲忍耐的榜样;你们悲惨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绝不会就那样消亡”,但在井下劳动两年期间的最大希望,却是尽快离开煤矿,回到学校的工作、学习岗位上。当时我们都天真地认为,一旦“考查”期满,就会理所当然地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的队伍”中,不再被视为“敌我矛盾”而终止歧视孤立。不仅我们这些右派们这样想,就是和我们一个班组的工人师傅甚至矿上的干部们,也都这样想。由于有这个期望,大家对我们都很友好、客气,心里总以为,“人家不过就是来锻炼锻炼那么几天。”
1959年10月1日是国庆十周年,前几个月,我们就盼望着“大赦”和随之而来的政策宽松,然而盼来的却只是对于部分“战犯”的“特赦”。我们这些右派的命运,却没有一丝动静。
希望遥遥无期,前途暗淡悲观的气氛,在每个人的心里悄无声息地弥漫开来。我们相互之间甚至做着这样的假设:如果摘掉右派帽子,给一个六级工,再让我娶自己公然扬言喜爱的那个小寡妇“阿克西尼亚”(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中的女主角),在矿上干一辈子,将会如何?……但这年的12月中旬,忽然接到通知,让我回学校报到。
虽然只是我一个人的变化,却使大家忽地萌生了希望。于是纷纷向我表示祝贺,笔记本上题词留念,赠送纪念小礼物,抓紧时间说一些知心的话语。将近两年时间,和工人是工友,和右派师生是“难友”,相濡以沫,相依为命,患难与共,仿佛家人。现在突然要分离,反而依依不舍起来。特别是那个李都华,用他秀美的行书,在我的笔记本上留下了数页深情感人的临别赠言。我们俩的感情至为深挚,笔记本上留下了他的泪痕。最难忘的是他的最后一句赠言:“祝愿你能遇到自己的‘简’!”
我虽然即兴写了二十几行自由体的惜别诗《我爱木城涧》,但我的心更多地已遐想着回到学校的生活。离开学校时我正读大四,现在回到学校,59级的同学都已经毕业,我应当跟着61级上课了。一些陌生的面孔,而且年龄都比我小。但那有什么,自己学习自己的就是了。想到这些,都很朦胧,但总的来说,似乎应该是美好的。一个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矿上的两年,回忆起来是多么漫长啊。虽然不无值得回忆的地方,但总的色调是灰暗的。和我住一个宿舍的复员军人张连城,有一句典型语言:“我一听到拉笛声(准备上班的电笛声)就头痛!”工人们对矿工的生活总结为“上班干活,挣钱吃饭”八个字,就这么单调乏味。一个月四五天“轮休”的日子,是和妻子团聚的最大期盼和幸福。上班时的基本心愿是能安全下班。上班时间过半,眼前的最大盼望就是下班。我所在的高守义班,最使大家兴奋且具表现力的语言是“八搅木”(俄语“回家”的转音)。这样的生活,我就要永别了。而我一生中经历的每一次“永别”,内里都包含着特别的苦愁。
回到清华大学,到“工字厅”的人事处报到。我最为关心的“摘帽子”问题,得到的答复却是:暂不摘掉右派帽子,在学校继续接受“考查”。这个消息对于我,真如五雷轰顶,使我的心一下子凉了下来。党对我们这些人的政策是“孤立右派”,到矿上劳动前,我已经领教了“孤立”的滋味。和工人在一起,都是劳动的弟兄,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不存在谁孤立谁的事情。现在我又要陷落到被人故意“孤立”的环境中,忽然一种下地狱的恶劣心情涌上心头。我宁愿回到矿上继续“改造思想”,而不愿回到由一张张冷漠的面孔组成的人群沙漠中。我当即提出要求,希望回到矿上继续劳动考查,直到“改造好”,可以摘掉右派帽子的一天。我的要求也当即遭到那位人事干部的教训,他说:你要服从组织的分配,接受组织的考验,在哪里都是改造思想。既然如此,就硬着头皮继续我未竟的学业吧。但当我问到我上哪个班级时,却听到他回答说:“根据工作需要,你现在参加工作了,到水利系当一名实验员。”这个回答,对我是第二个打击。我考清华大学,就是奔水利系来的,一心想到艰苦的水利工地大干一场。现在却让我去当一名实验员。当时清华大学的实验员,都是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来的,属简单劳动。1958年,清华大学把打成右派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下放到普通物理实验室当实验员,报纸上还登文章嘲笑他:“这个顶着科学家头衔的资产阶级教授,竟然不会做普通物理实验”。我当然不畏惧实验员的工作,但觉得这个工作对于我,既没意思,也不来劲,无论从体力还是从脑力,都太“屈才”了。但矿上的经验又使我想到,当一名掘进工,我尚且可以干得很出色,何况一个实验员!一个人的成就不应被他的职业所限。于是我表示愿意接受组织的安排和考验,到水利施工实验室报到了。
水利施工实验室属于水利施工教研室,讲师以下有四五个教师。其中一个王桂仙,南方人,是我们水59级的男同学。1954年入学报到时,恰巧他与我一起来到报名处。听他说出一个完全女性化的名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个印象就是报完名后,他直截了当地问:“我们到哪里吃饭?”这使我这个从农村来的青年很惊骇,无论如何,我没有勇气等闲便提出吃饭这个“俗问题”。后来分系分专业,他和我都分配到水利系。我是水94班,他是水95班。由于不一个班,平时很少说话。但见面都认识。现在他作为毕业生,分配到了水利施工教研室当助教,见了我,却如同根本不认识一样。至于其他几个教师,由于相处时间很短,现在连姓名都记不起来了。
和我一起回到学校的,还有一个同学沈尔桔,水利系60级的,原在北京矿务局西山平峒劳动,回校后分配在水力学实验室当实验员。我们俩临时住在一个工人宿舍,四个人四张单人床,屋子中间燃烧着一个煤球炉子。几天以后,相处渐熟,沈尔桔却搬到水利系的集体宿舍去了。我拖着不愿搬,情愿和谁也不认识谁的工人住在一起。
当时水利施工实验室没有什么实验任务,就让我抄写实验室资料的编目。工作量不是很大,于是我很认真地抄写,工整干净,自己也觉着满意。只要不和人打交道,物我两忘,倒也能静下心来。下班后,兴致勃勃地读托尔斯泰和杰克·伦敦的小说。
1959年底,清华大学正在热烈开展“教育革命”,一方面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由学生自己编写教材,删繁就简,表示离开“资产阶级教授”,大学照样办;一方面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大食堂参加的一次会议。一个青年教师作典型发言说:“过去推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认为这是共产主义原则。现在认识到,这种说法其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我为人人’的前提是‘人人为我’。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就应当抛弃‘人人为我’的思想,让单纯的‘我为人人’占据我们的头脑,成为自己全部生活的内容。”这个发言使我非常震惊。我想,难道说这话的人不食人间烟火吗?摒弃‘人人为我’,莫非他的衣食日用都要亲自生产制造出来?这显然是虚伪的空话、谎话,却得到主持会议者的大力肯定。这使我感受到一种公然的厚颜无耻,一种自欺欺人的弥天大谎。我没有想到,反右派运动两年以来,知识份子的心灵,竟然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我一面听着这些无边无际的大话,一面回忆矿工们那质朴的语言和生活态度。我的师傅高守义,因为是七级大工,又是一个月拿4元津贴的班长,他就认真地负起自己的责任,最危险的地方他自己上,最重的活他带头干,对工友要求严格而又关心随和,批评别人时,他自己的脸孔先红了,替受批评者害羞。他干活不是出于什么“好思想”,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拿的这几个钱。”如果不给他“这几个钱”,天塌下来和他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管不着。但既然他拿了七级工的工资和班长津贴,就不能回避安全和生产的责任。他从不夸夸其谈“我为人人”,只知道上班要恪守班长的职责,完成段长交付的任务;他也从不奢求“人人为我”,只要求矿上按月按量支付给他和工友们应得的工资和劳保。两相对比,我感到周围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
1960年1月初,发年终奖了。水利施工教研室开会宣布奖励,每人也就是二十几元,区分为不同的等级。宣布完毕,让大家表态。由于我刚来,与此事无关,就做一个超然的旁观者。那些发言的人,个个低声下气,而又掩饰不住内心的窃喜。发言的内容都相似,无非是说:“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有许多不足,距离党和组织的要求差距很大。但是党和组织还是对自己发给这么多奖金。拿这些奖金自己确实感到惭愧。只有把这些奖金看作党和组织对自己的关心和鼓励,新的一年把工作做得更好,才能不辜负党和组织的期望。”我在矿上劳动两年,洗刷了身上的书生气,性格变得豪迈粗犷,今天听到这许多言不由衷的表态,心里确实不是滋味,竟至暗暗对这些知识份子们产生了某种轻蔑。在煤矿,工人们也常常领取奖金。他们面对奖金固然都心里喜悦,但没有一个人表现出这种低声下气的态度,认为应该感谢党和矿上的领导。
北京1月份的天气是最冷的。这天,飞飞扬扬下起了雪。当我回到宿舍时,一双棉鞋已经湿透了。我换上单鞋,把棉鞋放在凳子上,移近煤球火炉烘烤。前一天接到在甘肃盐锅峡水库劳动的徐启明同学的信,要求给他买一些食物寄去,他在那里从事体力劳动,活很重,吃不饱,急需食物。徐启明是我的同班同学,和我关系最好,也被划成右派。那时北京商店的食物已经日见其少,但还能买到,比较容易买的零食就是江米球,不需要粮票。这天因为下班早,我给他买了二斤江米球,到海淀邮局寄出后,到旧货商店转悠,想买一双旧皮鞋。在旧货商店,我看中了一双翻毛旧皮鞋,明码标价十元。但我当时口袋里只剩下十几元,犹豫再三,终于下不了决心。赶回到宿舍,看见我烤鞋的凳子已经移开,一只棉鞋完全烤焦了。那个工友说:“多亏我回来得早,要不,连凳子也烧着了,那可要出大事!”
第二天接到通知,要我次日去王家园水库报到。我脚上只有一双单鞋,而王家园水库比北京更寒冷,条件也差。我急需一双棉皮鞋,于是又到旧货商店徜徉半晌,终因囊中羞涩,怀着遗憾的心情回到宿舍。如果我当时口袋里能有20元,可能就不会发生后来“出走”的事情了。但是,好像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由于买不起这双旧翻毛皮鞋,竟影响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穿着母亲为我做的单鞋,背着薄薄的被褥,里面包了那一只棉鞋,到王家园水利工地报到了。在工地见到了水91班的同学何慧贞。她反右时是水59级的党支部书记,1949年以前就“参加革命”的“调干生”;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由各级党组织主持的,给同学戴右派帽子,她有很大的决定权。过去我曾是水94班的团支书,她和我联系较多。但现在我是右派了,她见我就板起面孔,爱理不理的。她问我住哪里,我说在一个民工的油毛毡工棚里。
我的任务是负责混凝土的配料和质量检验。我的直接“上级”则是一个姓刘的实验员。不知怎地,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对我有一股敌意。
我和打混凝土的民工们关系很好,除了指挥配料,还和他们一起打夯。其中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姓徐的民工,打夯的姿势特别优美,号子也喊得激扬悦耳,散发着男子汉的雄美气息。一个夯八条绳子,由老徐扶夯,喊着号子。节奏和力量的起伏,使我感受到一股快活涌流的青春活力和体力劳动的美好。煤矿上和工人一起劳动的感觉又回来了,而由于是在自然环境中,那感觉就更美好。
每次浇灌完混凝土,我都要做一个试块,等到第七天,拿到清华大学去做强度试验。回到学校,还可以抽空洗个澡,轻松半天。
(未完待续)
──转自《自由圣火》
【大纪元11月18日讯】这些日子,在印度发生的事情有点让人莫名其妙,尤其是在经济特区,西孟加拉邦的左翼政府居然和曾被他们厌恶的那些跨国公司联手,要求农民空出私家土地,转让给他们。随后,右翼的反对人士则和左翼的草根民众团结一致,抵制他们在此谋求的经济利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种事情,其实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西孟加拉邦大概是印度共产党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也因致力于“土地改革”而闻名。
自印度取得独立,压迫人民的封建制度被推翻之后(一定程度上殖民政府也在摧毁封建制度上起了作用),西孟加拉邦是实行对农场主和农民土地再分配的最大一个地区。如今政府又要把土地再分配给外国开发商们,确实会让人感到有点意外,可是现在事实就是如此。
公平的说,事情不能只怪西孟加拉邦政府。他们不过是在干印度邦政府和全国政府干的最拿手的事情而已,把土地从A那里拿走,然后送给B。其中主要的错,与当年印度社会主义建国元勋脱不开关系。
尤为讽刺的是,在英殖时代,人们反而得到了更大的保护,私有土地可以免受政府征用。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案的第299节,明文规定,决不允许以公共利益以及补偿金为由,剥夺他人的财产。但是唱完麦迪逊主义高调后,后来的印度元首,他们热衷于社会主义的政策,逐步地侵蚀了人们这些权利。
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之后,参与制宪的成员们大都受到美国宪法的影响,试图在内容和宗旨上仿效美国的权利法案。而新拟定的征收条款,用于政府征用土地的法规,规定任何形式的征用土地必须以公共用途为目的(含义:基础设施),而且应该给予被征收方公正的补偿。最初起草这条款是由 Kanhaiyalal Maneklal Munshi 建议的,这条款看上去极像美国的第五修正案。
(注:美国在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中明文规定:"如无公正补偿(just compensation),私人财产不得为公共用途(public use)而被征收 " ,美国,凡是政府出面的拆迁,各州根据第五修正案制定了各自的法律法规,一般都称为"Eminent Domain ...)
社会主义信徒,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安培德卡尔(安贝卡博士曾担任印度独立后第一任司法部长)Bhimrao Ramji Ambedkar, Sir Benegal Narsingh Rau 和 Govind Ballabh Pant(1955度内政部长),担心这样严格限制政府权力,将会妨碍到政府为社会谋福利的立法基础,印度国大党(印度国民大会党)的主席们,承诺重建一个平等的农业经济体,废除封建制度,把土地转交到耕农手中。而严格的反政府征收的条款,将会阻止这些计划的实施。遗憾的是,社会主义信徒的呼声盖过了麦迪逊主义追随者的声音,于是,"公共用途"当成了"公共利益",公正的补偿变成了仅仅的"补偿"。
尽管那样,结果并不如印度国大党所期待的那么满意,因为他们不得不为此付出大量的征收补偿金。这使得土地改革的计划陷入瘫痪,于是,他们着手用修改宪法,来削弱这仅有一点的财产保护政策。在一年之内,这条款被修正,通过其中所谓的附表九,把土改法置于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外,使得一系列的法案都免受司法覆审。这些修正案有效的把征收中发生的一些争议置于法院的管辖之外,等于给政府一张空白的支票,可以获得到任何他需要的财产。
对私有财产权的致命一击,是1978年对宪法的第44项修正案。私有财产的基本权利被废除,这项基本权利降格为所谓的形式上的合法权利。而且,征收土地的条款从宪法中删除,允许政府随意征收任何一块土地,也无需给予补偿。
结果,今天的印度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权,对政府的占用土地,民众得不到任何保护。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富裕的封建地主的土地财产被剥夺了,今天,兰迪格兰(Nandigram)地区的农民遭遇同样如此,他们的私有财产权被彻底的剥夺了。这就是所谓的平等主义。
印度,在许多方面,已经告别了过去的社会主义,建造和发展经济特区的主张已经是大势所趋。但是,讽刺的是所谓的经济特区,作为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头羊,却在践踏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即私有财产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更为讽刺的是,过去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本来意图是用土改方式来保护农民,如今却用之来驱逐农民,依据都是政府主导的土地再分配。
幸运的是,印度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人们可以通过抗议来抵制这类侵犯权利的事情。当兰迪格兰地区数千名村民和农民试图进入并占领经济特区的政府预留地时,与警方发生冲突,这次暴动之后,西孟加拉邦的政府别无选择,被迫停止了土地征收。
近来,中央政府又宣布,"任何邦政府都无权靠《土地获得法》强行从农夫征收土地",而且,用于建造经济特区的土地收购,各方都必须通过协商达成。
某种程度上说是的确成功了,在选民的压力下,政府征用土地的行动收敛多了。但是,在印度还不存在正式的宪法来限制政府征用土地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现在就载歌载舞,是不是为时过早了呢?
【作者Rajagopalan是德里(Delhi)的法律学生】
英文:Indian Property Wrongs
By Shruti Rajagopalan
http://kalachakraist.blogspot.com/2007/05/indian-property-wrongs.html
--原载:《路客邮报》,2007-11-13
http://lukepost.blog.hexun.com/14639383_d.html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日,这是五十二岁的陕西省镇坪县文采村村民周正龙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日子。这一天,他不但看到了在陕西绝迹了四十三年的华南虎,还用相机拍下了七十一张照片,其中三十一张是传统胶片拍的,有底片为证,另外四十张是用数码相机拍的。
周正龙接受采访时说,他是专门带着两个相机上山找老虎的。十月三日下午二时三十八分,在深山里转了近四十天的他,终于在一片叫神州湾的深山里拍到了一只老虎。幸运的是“那只老虎刚吃饱”,得以让他趴在远处足足拍了二十五分钟,其间还不小心打了两次闪光灯。照片里那个额前有个王字斑纹的“大猫”乖乖地趴在树丛中,睁着大眼睛,伸着舌头,静静地让周正龙给它照相。
一个农民的发财梦
自从一九九六年联合国把华南虎列为世界十大濒危动物之首加以保护后,一些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提出疑问说,目前华南虎已到了注定灭绝的地步,不值得救了,不如把资金用于保护其他虎亚种,如西伯利亚虎。于是中国掀起了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寻虎救虎活动,老百姓也不希望陪伴中国人走过了几千年历史的威风凛凛的虎大王永远地消失了,那将是件多么“威风扫尽”的事呀,于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找老虎”的行动在各地展开,比如广东就多次派出考察队,但至今没见老虎踪影。
在陕西省的纪录中已经有四十三年没见过老虎了。然而在二零零六年,陕西最南部、连接秦巴山脉的镇坪县却传来目击华南虎的报导。二零零七年七月陕西省林业厅在其发布的〈陕西镇坪县华南虎调查结果〉中称,当地居民共有十七次目击实体,发生人畜被吃事件十起,共听到叫声六次。
当过三十多年猎人的周正龙今年七月就曾作为省林业厅“找虎队”的向导,他们找到了一些老虎的脚印、虎牙以及虎爪等珍贵的物证,但始终没有见到老虎的实体。周正龙记得专家们在回去之前说,镇坪华南虎的资料已很翔实了,唯独缺少华南虎的影像资料,谁能拍到照片奖励一百万。县里也说过拿出十五万元奖励拍照者,于是周正龙出发了。
九只老虎满山跑?
被一百万奖金吸引的还有其他当地人,比如向阳村村民彭国海,但他的运气没有周正龙的好。就在周拍到老虎的第二天十月四日,彭在一片叫狗皮湾的山林里发现了老虎交配过的地方,那是片约二十五平方米的平地,草杆被碾压平展,地上散落着老虎毛发与一大一小的脚印。老虎是寡欲的独居动物,雄雌虎只有在发情季节才相聚。
“这两年我们接到类似的报告特别多。”镇坪县动保站站长李评对媒体讲述了目击者看到的顽皮的野虎:它会在猛追山羊时来个急刹车,转而扑向尖叫的村民,看着后者狼狈地爬上树;它曾把一只家猫追进一村民家中,逼得那只可怜的本家兄弟缩进柜子,才扭头出门。它还受过伤,去年冬天,有村民在雪地上发现它那又大又圆的脚掌印与四个趾头印,每步都浸了一两滴鲜血。它还特别喜欢“粘”周正龙,曾多达二十余次与周撞个正着,最近的距离仅两三米远。
这些报告让陕西省林业厅兴奋不已。二零零七年他们拨款二十余万元,成立一支由三十人组成的野生华南虎调查队。调查队队员起初不太相信这些“过于神奇的事情”,但一一访问目击村民后“不信都难”,村民们很快地挑出华南虎的照片,称和他们看到的“大猫”一模一样。一个村民说,“作为百兽之王,华南虎绝不会仓皇逃窜。”他们看到“大猫”转身离开时,脚步从容而优雅,“姿势美得让我忘了害怕。”
镇坪地理位置闭塞,天然森林面积达一百九十一万亩,里面物产丰富,具有藏虎的物资基础。周正龙拍到老虎后曾估计镇坪“起码有九只老虎”。省里的专家也认为,照片上的老虎属于一个小种群,有人还将数量精确到八只。如果确实有这么多虎,至少需要七百平方公里的森林养活它们。
三颗人头赌照片真假
十月十日周正龙把拍到野生华南虎的照片底片交给了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孙承骞,孙是摄影爱好者,在认真看过照片和底片之后,他兴奋地一把抱住了周:“太好了,你找到华南虎了!”十一日,陕西省林业厅鉴定照片真实;十二日,陕西省林业厅在西安召开新闻发布会;十三日,全国各地报纸网站都刊登了华南虎再现的喜讯。
然而很快就有人质疑这是只“纸老虎”。十五日上午,一位浙江网友称照片是用照片处理软件PHOTOSHOP (PS)编造的谎言:“当机位不同时,所显现的斑纹应该完全不同,一看就知道是张纸老虎。”还有网友利用摄影中的成像公式,计算出当时拍摄者与华南虎的距离是九米或五米的“超近距离”,这与周正龙所述与老虎相距五十到六十米的说法相差甚远。
也有周正龙同村的老猎人质疑说,当地十月份天气已经比较冷了,当时是阴天,老虎为什么一直伸出舌头呢?一般老虎喜欢晚上出来活动,白天拍到老虎的可能性非常小。再说老虎十分敏感,人的行踪和气味早让老虎躲起来了,怎么可能一连拍照近半小时而不动呢?
曾和周正龙一起担任陕西省华南虎调查队向导的黄昌国也质疑说,在周拍虎地神洲湾光顶山的山顶上,村民杨文才三年前赶了二十九头牛上到山顶,目前已经繁衍到五十余只,“有大牛,也有小牛犊,从来没有丢过。如果那座山上有老虎,牛不可能三年多都没有被老虎吃掉啊。”
网站上关于真假老虎的讨论更是热火朝天。调查显示,“不相信有华南虎,并认为照片中的华南虎是伪造的”占45.3%,“相信有华南虎,但认为照片伪造”的占37.7%,而选择相信照片中的华南虎真实的网友只有14.3%。
十月十九日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傅德志的一席话无疑给讨论火上加了油,他称照片中盖在老虎头顶的那片树叶与虎头的比例严重不匹配,根据他几十年的经验,秦巴山脉上不可能出现那么大的叶子。傅德志在其“劝周自首”的公开信中表示,愿“以脑袋担保”这个照片是假的,是有人把一个纸老虎的照片放在树林下拍出来的。
面对专家“以脑袋担保”的公开质疑,周正龙当天回应说要以“脑袋担保”照片是真的,“如果照片有假,我可以去坐牢,儿子也可以坐牢。”这位农民甚至打赌说“看谁的脑袋保得久”。
参与这场“豪赌人头”的还有一位官员:陕西省林业厅动物保护处处长王万云。他激动地大声说,“我们对此事全过程负责!”也有专家称,目前中国只有五十三只华南虎,每个老虎的脸谱照片都有存档纪录。如果是用假照片,一查就查出来了。
十一月一日,广东野生华南虎考察专家胡慧建根据老虎眼睛的解剖学和成像学原理、确信周正龙照片中的老虎是假的,然而美国科学杂志依然决定在十一月九日刊登这张老虎照片,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关注中国虎的命运。
老虎牵出的经济链条
尽管在十月十二日新闻发布会前,周正龙要求省林业厅兑现给他百万元的奖励,但到目前为止他只得到了县里给的两万元奖金。镇坪县一个署名“干语”的人也称周拍到的照片绝对是假的。周正龙妻子的堂弟谢坤元是现任镇坪县经贸局局长,镇坪全县一年的生产总值才八千多万,而一旦镇坪县被批准为华南虎自然保护区,每年国家财政拨款至少两千万,这是有利可图的事业。
而谢坤元的弟弟谢坤全在该县公安局旁边开了一个喷绘写真的店,专门用PS处理各类照片,周正龙拍虎用的两台相机和照片都是他给的。事发后,也是谢坤元充当周背后的“经纪人”,教他如何向记者收取所谓采访“误工费”,采访一次每个记者必须出两百元钱。但谢家两兄弟称他们绝对没有造假,“造假对我来说没有经济价值”。
然而对镇坪县来说,能否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却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除每年国家财政的大批拨款外,经营型保护区带来的旅游收入更是可观。连当地农民都知道,中国长白山的天池怪兽、英国的尼斯湖怪兽都给当地带来了无数旅游者。
如今一进入镇坪县界,人们就可看到一块巨型看板,“游自然国心,闻华南虎啸,品镇坪腊肉”。据说一年前广告语没有第二句。镇坪县从地理位置刚好处在中国这个雄鸡的心脏位置。目前县里旅游局正准备在自然保护区建立后,利用远红外线摄像器材拍下华南虎的踪迹,录下虎啸声,为游人播放。他们相信,这里山清水秀的风景配上华南虎的雄威,一定能让他们赚得钵满缸满的。
争论照片没意义 救虎才关键素有“华南虎之父”之称的黄恭情,四十多年来一直在苏州动物园当兽医,潜心照料华南虎和东北虎。十六年前他曾和国内外专家到华南虎分布的主要地带寻找野虎,但空手而归。
黄恭情表示,“现在有关部门不应该再纠缠于照片是不是真的,而是应该考虑是否要封山抓虎。如果能抓到一两只残存的华南虎个体,运到现在的繁育基地,和已经有的华南虎交配,扩大我们的华南虎基因库,是上上策。如果仅仅是建立保护区,而不把野生华南虎抓回来,它们也只能在那里自己灭绝。但是要抓到华南虎,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
二零零零年“拯救中国虎国际基金会”在南非购置了三点三万公顷土地。他们计划把中国动物园里的中国虎幼崽送到南非野化,然后再送回中国为这些野化老虎特选的保留地,从而拯救这一濒临灭绝的物种。
对圈养了四十多年的华南虎来说,野化是一个艰钜的工程。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当华南虎崽踏上“留学南非之路”时,最开始它们连捕鸡都不会,一次次失败让它们学会怎样狩猎羚羊……不幸的是,二零零五年名叫“希望”的小虎在南非死去,这令后续的“放虎归山”也打上了问号。也许几十年后,我们很难向子孙描述“生龙活虎”一词的含义了。
* * * * * * * * * * * * * * * * * *
华南虎(Panthera tigris amoyensis)小档案:
华南虎是中国特有的虎种,故又叫中国虎,是世界上现存五个老虎亚种的祖先。身长二点三至二点五米,重一百一十至一百五十公斤,毛皮上有既短又窄的条纹,条纹间距比孟加拉虎、西伯利亚虎的大,脸型较长,尤以额头上的“王”字形斑纹最为特征。
由于处于自然界食物链的顶端,有丛林之王的美称,并成为中华民族古老图腾之一。从代表军令的虎符到首领座下的虎皮座,从医生的护身符虎撑到全身都是宝贵药材的虎骨等,从驱邪用的虎年画到百姓家小孩用的虎帽虎头鞋,中华虎文化无处不在。
华南虎主要分布在中国南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境内约有四千多只。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毛泽东的一句话:老虎是“人类的敌人”,使野生华南虎锐减到不足一百只。专家称,当某一物种的野生存量低于一百只时,该物种已经丧失自我繁殖能力,随着时间推移,只能面临灭绝。
专家推算,要保证一只野生华南虎的生存,其栖息地至少需要七十平方公里的森林,森林中还必须有两百只梅花鹿、三百只羚羊和一百五十只野猪以满足其胃口。由于中共实施毁林造田等一系列战天斗地的革命行动,更多躲过“打虎英雄”的华南虎,其虎命也被“革”掉了。
经过几次考察,国际和国内专家都推测野生华南虎只剩三十多只了,但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见过华南虎以来,二十多年来没有证据证实野生华南虎的存在。一九九六年联合国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在其发布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公约》中,将华南虎列为世界十大优先保护动物的第一号濒危物种,使其成为不亚于中国国宝大熊猫的珍贵物种。
如今在中国的十八个动物园中还有五十三只人工饲养的华南虎,大部份在位于苏州的繁殖培育基地。由于圈养造成的野性丧失以及近亲繁殖带来的基因退化,作为中国一级保护动物的华南虎正面临灭顶之灾。
【大纪元11月1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采访报导)正在继续恶化的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已经使中国越来越感到危机产生的金融冲击。有专家认为,这一金融冲击对中国来说意味着潜在的上百亿美元的损失。起始于今年上半年的美国次级贷款危机不仅在美国造成巨大的金融震荡,而且给中国也带来上百亿美元的潜在损失,因为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国官方机构就购买了1,050亿美元的美国次级债券,而这些次级债券是由引发危机的次级贷款转换而来的。
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给中国造成的金融损失已是事实,还不能确定的是巨大的损失究竟多么巨大。既然生米已煮成熟饭,中国从中能吸取什么教训?加拿大拉瓦尔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苏展博士表示---
苏展:“第一个就是:国际投资要有一个管理的问题,管理问题一方面要有正常的筛选、分析的机制,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中国金融界国际化的起步很晚,这方面我想中国肯定要加强。如果要把这方面做好的话,第二个就需要国际化的人才。”
管理的跟上,国际化金融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既然苏教授指出中国今后在国际金融领域要做的两方面工作,中国能做到吗?美国中国金融问题专家草庵居士表示---
草庵居士:“中国政府很难吸取教训,因为中国这种事情太多了,而且在金融领域里的确是缺乏人才,而且还缺乏评估的人才。他还受很多中间人的诱惑。实际上中国的很多投资都是经过中间人介绍的。他们现在所要做的这事情都是亡羊补牢。”
亡羊补牢,草庵居士认为中国还要防控自己国内可能出现的次级贷款问题。迄今,许多经济学者都认为,美国的次级贷款危机已经路程过半,于是有中国学者就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对中国到底可能有多大的杀伤力做了一个比较容易让人理解的解释:
中国已经表现出损失的1,000多亿美元,加上在危机后半程即将可能再搭进去的1,000多亿美元,这2,000多亿美元折合1万6,000亿人民币,摊到全国13亿人头上,每人平均合1200元人民币。
不过,苏教授认为,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影响要考虑,中国投资美国所产生的政治因素也不容忽视---
“我想中国存储美金的占有比例方面还有一个政治和战略的考虑,因为中国现在是美国公共债券的第二大持有国。从政治上、战略上讲,实际给中国一个谈判的筹码,这其实是一个软的控制问题,不能完全忽略。”
虽然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可能给中国带来上百亿美元的潜在损失,但美国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罗奇不久前表示,这对中国经济总体影响并不大,因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草庵居士表示,面对危机,中国应该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草庵居士:“现在要加紧执行现有的法律,中国现有的法律已经很多了,但并没有执行起来。要尽量减少内部产生的问题。其二,中国政府应该让人民币尽快升值。升值之后尽管出口可能会受影响,但是整体经济会提高。
否则,像现在这样考虑用升息来解决的话,会在美国经济整个增长不明确的情况下继续笼络中国,而逼迫中国政府最终还要采取升息的措施。而且这时对中国经济的压力,流动性过高的话,对股市也好、银行也好、房地产也好都会产生很大的危机,这危机总有一天会爆发的。”
《中国证券报》星期五的报导认为,中国各大银行投资美国次级贷款的损失到底有多大,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数据,但超过原来不足百亿美元的预计似乎已不是“次级”而是主流的共识。(
【大纪元11月1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报导)中国的12家严重污染企业,因为不符合国家环保总局和银行联合推出的“绿色信贷”标准,近日被银行追缴、停止,或拒绝贷款。据《中国青年报》的报导,今年7月,中国国家环保总局首次把一份有30家环境违法企业的名单交给了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按照三个部门共同拟定的 《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全国的金融机构将不得对这批污染企业新增任何形式的信贷支持。
国家环保总局的一名负责人星期五表示,近日,有12家重污染企业因为上了环保总局递交给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黑名单,已经被各家银行追缴、停止或拒绝贷款。旅居美国的作家郑义一直关注中国环保问题。他认为,中国环保总局推出“绿色GDP”失败后,又寄希望于“绿色信贷”来遏制污染---
郑义:“本来绿色GDP在各个地方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时候,必须要加进各个企业对于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使用,要把这个打进成本里头去。如果把这个东西打进成本里头去的话,那么现在所谓的高速发展都是一个可疑的东西了。是一个得不偿失的赔本的买卖。这种情况下就遭了全国各级官吏的一致抵抗。
推行绿色GDP 的方案已经失败了,环保总局仍然不甘心,还要想继续提出解决方案,所以他们就提出了一个绿色信贷,试图用银行贷款来卡住这些污染企业。”
报导说,现行法律允许环保部门对污染企业罚款的额度只有10万元,这样的处罚大大低于企业安装处理污染设施的花费,达不到敦促企业改进的目的。实施“绿色信贷”就是要逼迫企业为环境违法行为承担经济后果。
报导举例说,安徽的一家酿酒企业本来要向当地银行申请1,000万元贷款,但银行发现这家企业因为多年来没有污水处理设施,上了环保部门的黑名单,于是停止了这笔贷款;招商银行成都分行查询到某电力公司部分项目不符合环保审批的标准后,收回了贷款;江苏农行在审批一家知名企业一笔新贷款时发现,这家企业已被评定为污染“红色”等级,属于限制贷款企业,于是建议该企业整改并通过环保部门验收再申请贷款。 对此,郑义评论说---
郑义:“这几个例子不能说明问题。就等于说中国大陆现在到处在喊惩治贪官污吏一样。枪毙了省长、副省长或者更高的官员,腐败的情况还是越来越严重,污染的情况也是越治理越严重。”
郑义认为,中国现在的银行体制,使得中国的银行在对企业贷款时,忽略它们的环境污染问题---
郑义:“中国的银行是官办的,中国银行的坏帐在世界上已经是举世闻名了,但银行还是不破产。为什么呢?因为实在不行了,就有中央政府从别的地方找出一部分钱来把帐冲了。国家一定会保这个银行不破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银行对贷出去的钱并不心疼。很多污染企业,包括那种水环境造成极大的负面作用一些工程项目,就是和银行一起勾结做的。”
《中国青年报》的报导说,目前绿色信贷已经是国际潮流,包括花旗、渣打、汇丰在内的至少43家大型跨国银行早已明确规定,在贷款和项目资助中强调企业的环境和社会责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国和欧盟的进出口银行都已把环境因素纳入贷款、投资和风险评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