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3日(星期五)

郭飞雄案决定不上诉

据张青女士告诉我们,“不上诉”的决定主要是郭飞雄自己作出的,她说作为家人和律师尊重他的决定。张青说,虽然决定不上诉,但郭飞雄表示这并不代表他认同当局对他的枉法判决,他保留申诉的权利。

汪兆钧:关于我的公开信的说明

我这样假定:如果我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我们就成了黑社会;如果我被抓捕,像林昭、张志新那样,那么我们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黑暗年代;如果把我送上法庭?应当说我们是一个有缺点,但还是不错的社会,然而这不可能!但是如果我很安全,照说话,批评我的人照批评,那么中国社会充满了希望!

沪童国菁公开诉周永康材料 吁国际关注

正当访民们翘首企盼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的开庭,董国菁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寄来的裁定书,案子被驳回。对此童国菁表示不满和不服,已在11月14日中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寄出上诉状。现童国菁公开诉讼案中相关的资料,并愿意跟对此案感兴趣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律师进行探讨,同时接受各大媒体的采访。

港居民公开信直指江泽民两大亲信

沈婷22日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坦言写公开信是受到周永康案被正式立案鼓舞。她强调胡温虽然惩办了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上海帮,但是“只抓老鼠不抓老虎”,以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为首的高层势力仍然逍遥法外,不惩办江派势力难以服民心。她希望借诉讼案和公开信促胡温尽快惩治江派势力。

陈光诚4岁儿子被阻隔2个月无法见到母亲

2007年11月22日早上,袁伟静的父亲从100公里外的临沭县打来电话,告诉袁伟静她和陈光诚的4岁儿子陈克睿整个早上一直在哭,不肯去上学、不肯穿外衣、也不肯吃饭,小孩子就想要见到母亲。陈克睿对姥爷说“让我妈妈来,要不就把我送回家。”

袁伟静致胡锦涛、温家宝的求助信

我认同你们倡导的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依法治国等理念。但是你们的政策在基层根本没有得到实施,所以我要写信告诉你们我及我全家的状况,告诉你们山东当地政府是如何一再违法乱纪的事实。相信你们会对山东省政法当局严重违反中国宪法和法律的行为感到愤怒。恳请你们采取措施解决山东的问题。政法部门的做法,不仅严重侵犯了我们全家的权益,也已经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郭泉公开信 引发民间人士抒怀畅言

郭泉发表《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公开信》后,中国民间呼声四起。各界人士纷纷致信表示支援,他们说:感谢郭泉先生冒着生命危险说出了百姓内心话语。赞赏他的气魄和勇气。

要求国赔 新疆冯永记第十次进京上访

她说:“政法委说我们家困难,愿意给点钱,因受迫害,被冤枉坐牢,我们现在困难也是他们造成的,我们要求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依法给我们赔偿。该追究谁的责任就追究。我第十次来北京了,不希望再被抓回去,希望在北京把事情解决。”

山东菏泽300多下岗工人与法警发生冲突

据六四天网报导,11月22号上午,现已破产的山东省菏泽市福来地毯工贸有限公司的300下岗工人,打着标语横幅,把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大门堵得水泄不通,抗议法院判决不公。

广西合山干道被电厂封堵 村民抗议遭镇压

广西省合山市发电公司上月建新厂区的工程用一堵围墙堵死了农村进城的主要道路,引发了合山市城郊岭南镇村民的集体抗议活动。村民将围墙的一段推倒,并且持续半个月在现场阻止再次施工。本周二合山市公安局出动了数十辆警车进行镇压。一位目击事件的当地居民谭先生星期四告诉本台---

辽省府前抗议规模扩大 武警强行清场

爆发于20日的“蚁力神”受欺诈者辽宁省政府门前示威抗议,因周边地区受害者的加盟,至22日一早,在省府前抗议的群众达3万人。现场目击者表示:“现场至少有1-2万武警、防暴警察、公安戒备,全沈阳的警力都投入到省府”。

廖祖笙:11月21-22日记叙我之近况和惨案进展

幕后黑手在不断剥夺我的发言权,迄今已封删我博客3个、网站27个!以后再新建网站,基本上会用这种方法,最起码备份、恢复数据会更方便,网友评论和留言也更方便;网站被屏蔽或FTP连接被断开后,也能继续更新。一段匪夷所思的历史,总该多少留下一点印痕。

昝爱宗:新闻民工的不幸

新闻界有个怪现象,干活的是真记者,却没有资格获得国家垄断的新闻记者证,被称为"新闻民工";所谓真记者却不干活,不但持有真正的新闻记者证,工资还比"新闻民工"高。每月写不写稿都可按时拿到薪水,他们除了采访报导一些官方指定报导外,几乎不写独立调查的稿件,也不存在职业风险,这样的记者其实是真正的假记者。

人权团体促中国给予媒体更多自由

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发表的报告援引一位美联社记者的话说,中国政府对外国记者的威胁和暴力行为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那就是地方政府雇用匿名打手阻碍记者采访。报告说,这些打手通常和政府或便衣警察是合作关系。

记者无疆界吁法总统访华时表明人权态度

在法国总统萨尔科奇访华前夕,记者无疆界组织致信总统请他在中国能让法国对人权的态度被听到,向中国方面提出释放83名被关押的记者和网络异议人士。

李淑娴:【哲儿纪事:离家】

这是一位十分“正统”的朋友打来的。因情况的险恶,这位元朋友用改变了用他的山东话通消息。这位朋友说:“老方,厄(我)从山东老家来,咋这里呔脏,你咋不换个干净地方待着?看!电视上都演的啥?”这时电视正在说“平定反革命暴乱”的事。

何清涟:中国经济大厦的粉墙开始剥落

近几个月以来,物价上涨成了中国民众的恶梦,对这场恶梦的注脚是近日相继在上海、重庆等城市发生的因抢购半价或8折食用油而导致的恶性踩踏事件。生活于上海与重庆这两个经济发达城市的居民对食品价格上涨尚如此敏感,其他中小城市的居民因物价上涨引起的恐慌感自然就更强烈。

三峡大坝隐患或超预期 官方信息混乱

路透社11月14日报导,最近湖北巴东县陈家岭(Chenjialing)村庄附近的山坡已有些颤动及吱嘎作响,房屋和田地出现裂纹并扭曲变形,居民们担心中国这个最大的蓄水库 - 三峡大坝可能存在着致命的隐患。

研究:婴儿未说话 已知近好人远坏人

根据英国“自然”期刊今天刊载的一项研究报告,还不会说话的婴儿在观察社会互动时,会乐于接近热心助人的人,躲开破坏别人好事的恶棍。

芝加哥感恩节游行 法轮功舞龙队放异彩

2007年11月22日清晨,芝加哥入冬以来的首场小雪为第81届麦儅劳感恩节大游行拉开序幕。法轮功队伍再次以唯一受邀的华人团体,参加了这次游行,并通过WGN第9频道现场直播到大芝加哥地区的近百万家庭。


郭飞雄案决定不上诉

【大纪元11月23日讯】(民生观察刘飞跃报导)民生观察刚刚得到消息,莫少平律师今天专门到广州办理郭飞雄(本名杨茂东)案上诉的事情,莫少平律师和郭飞雄本人及郭飞雄的太太张青见面协商后,最后决定不上诉。

据张青女士告诉我们,“不上诉”的决定主要是郭飞雄自己作出的,她说作为家人和律师尊重他的决定。张青说,虽然决定不上诉,但郭飞雄表示这并不代表他认同当局对他的枉法判决,他保留申诉的权利。

附郭飞雄简介:

郭飞雄,本名杨茂东,1966年8月2日出生于湖北省谷城县。

2005年4月底,因为申请反对日本右翼的"五四"抗议游行,郭飞雄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刑事拘留15天。

2005年7月,郭飞雄南下广东参与了南海、佛山、番禺等地的民间维权工作。7月底,参与太石村罢免事件。

9月13日晚,郭飞雄被广州番禺公安局刑事拘留,并进行了绝食抗争。系狱期间,他就囚犯被强制劳改上书广东当局。2005年12月27日被公诉机关决定"不予起诉"而获释。

高智晟因发起绝食接力活动在2006年8月被捕,郭飞雄准备展开营救活动,发起成立了"高智晟法律后援团",不久以后,他在广州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

2007年5月15日,广州市检察院决定起诉郭飞雄。

2007年7月9日,郭飞雄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开庭,但没有宣判。

2007年11月14日,郭飞雄以"非法经营"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罚款四万元人民币。

郭飞雄在被秘密关押期间遭受"用电棍击打男性生殖器"等方式的酷刑逼供。其妻子张青女士曾多次在互联网上以公开方式呼吁中国当局关注此案。

汪兆钧:关于我的公开信的说明

【大纪元11月23日讯】最近我接通了被我自己掐断了近一个月的电话机,手机也经常打开,还是不断有信息进来,特别是记者:“你现在安全吗?受到外界的骚扰吗?”

我说:“我很安全。既没有受到骚扰,更没有受到强暴。”

“噢?外界传说你的计算机网络被封杀了……”

我说:“那只是有点病毒。我现在工作、生活一切都很正常!”

记者们是非常聪明的:“你发表的给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公开信,按照过去的情况……,那么能不能说:现在,十七大以后,中国的政治气候、环境变好了?”

我说:“可以这样说吧!”

记者:“外界很关心你的安全。有人说:你的安全可以成为中国政治的风向标?”

答:“是的,其实国内民众更关心我的安全。我这样假定:如果我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我们就成了黑社会;如果我被抓捕,像林昭、张志新那样,那么我们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黑暗年代;如果把我送上法庭?应当说我们是一个有缺点,但还是不错的社会,然而这不可能!但是如果我很安全,照说话,批评我的人照批评,那么中国社会充满了希望!”

记者:“你能不能说一下:胡、温两位领导人对你这封公开信……?”

最近,我已拒绝了路透社、美国之音、泰晤士报记者的采访。还有众多中文媒体的采访,我的回答是一致的:“对不起,我不想接受对政治问题的采访。因为我不是政治家,更不是宣传家。我那封公开信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向最高领导和社会陈述自己的观点,说完了就完了,不必要重复。我作为企业家,还有自己的事要做!”

我知道我的回答对记者很不礼貌,使他们很失望,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我无法应对。因此,在众多记者的追问下,我又关掉了电话机和手机,今天,在我发出公开信的一个月之际,我就拣几个重要问题作一个统一的回答吧!——

问:“您的公开信目前胡、温两位领导人有什么表示吗?”

答:“不会那么快。我提的都是重大问题,领导人和领导层应当有考虑的时间。但是我相信:胡、温两位领袖都受过很好的中国传统教育,他们很亲民,能体察民情民意。政治局常委里的两位新秀习近平和李克强,他们是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民主运动洗礼的政治精英,他们懂得只有为中华民族建立功勋,他们才能获得中国老百姓的拥护,获得他们同时代的政治伙伴们的认可。”

问:“那么你怎么解释当前你的公开信在国内的互联网上被全部封杀?”

答:“这是共产党人的习惯。基层的共产党干部和互联网上的网警只要看到对共产党不利的任何东西,他们都会习惯性地封杀。我的公开信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力较大,作为高层考虑这封公开信不能马上进入全社会,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保持沉默也是应当的。”

问:“当前不少左派学者已经在互联网上公开批判你了!这是不是在制造舆论?外界评论这是抓捕你的前兆!”

答:“没那么严重。因为他们毕竟是少数人。从我发表公开信的一个月来,我所收到的几千个信息,也可能是上万个信息,因为我把电话掐断了,手机也经常关机,反对我的只有六、七个,最多不超过七、八个,其中两个是威胁信息,一个通过邮箱,一个通过手机短信,我都能记住。那么在互联网上,我看了:反对我的文章和帖子不超过5%,最多不超过8%!而且很多是重复,一看就知道,这是网络特务所为!

所以,从已经被封杀的互联网上也可以看到:中国已经不是30年前,40年前,更不是50年前的中国了!50年前,《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就可以掀起一个全社会的反右派运动;40年前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可以把个中国搞得稀里哗啦,一切都被批倒批臭;30年前“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情况就开始不一样了,尽管还能掀起个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但天安门广场上同样一个群众运动,使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20年前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如果不使用坦克和邓小平的威信,可以想像是什么结果!

所以,当前左派知识份子对我的批判,并不代表‘党妈妈’的意志。我想最多是‘党妈妈’测试一下民意而已。而且我想,‘党妈妈’应当拍拍这些人的头:‘少说一些!’因为他们把‘党妈妈’孤立起来,把‘党妈妈’放到人民的对立面!”

问:“海外媒体看了左派对您的批判,没有新意,你难道不给以回答吗?”

答:“从民主的角度,用民主的习惯和方法:我们应当互相尊重对方的人格,不涂鸦,不进行人身攻击。我的观点已经在公开信中阐明,没有必要重复,更没有时间和精力辩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让实践来验证结果,来为我们作结论吧!

但是,有人将我公开信中呼喊中国出现叶利钦和号召进行蓝色革命,说成是‘动乱动员令’!这我就不能不作必要的反驳了!

叶利钦,就那么可怕吗?我提叶利钦就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可我们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把叶利钦拥抱得那么紧,亲得那么热,这些人的神经却不动!—— 呜呼!

叶利钦,在当前的俄罗斯,官方的极高评价,我们不说。在民间,他已经是:口头赞成民主并行动实践民主的政治工作者的代名词!我们的左派学者就如此害怕这样一位政治工作者!

尽管我国宪法明示:公民有‘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考虑到我国的国情,我没有资格和权力禁止人们游行和示威,但是我倡导不要游行和示威,甚至我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如果有政治改革的诉求用嘴巴讲出来,都有可能因此被诬成反革命,我就干脆提倡打哑语,拍拍手做个手势,集体的诉求就穿件蓝色衣服,扯块蓝布,这就是‘暴动’啦?

那么怎样才不是‘暴动’啊?是只猪也要叫啊!我都不主张人们叫了,只是鼓鼓掌都不行啊?

天啊,我们的左派知识份子,您的知识哪里去了?您要把自己的同胞压制到何种境地?难道您要把中华民族从封建社会再一棍子打回到奴隶社会吗!

把我们左派知识份子的逻辑和言论拿到联合国,或任何一个国际场合,作为同胞,我都脸红!”

问:“那您就驳斥他们的言论吧!”

答:“没有必要。但我要对某些年轻人作点引导,他们认为:我们中国民主还不成熟,只有在专制政权领导下才能有所作为,中华民族才能崛起!—— 他们错了!

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十几名同学忙里偷闲去游长城。脚踏长城,背靠箭墙,我突发奇想,发表了一番宏论:‘喂,你们听着!我们脚下的长城很伟大,你们想过没有?要是没有孟姜女哭长城,要是没有那几十万白骨堆筑的牺牲,哪能留下这伟大的长城?伟大就意味着要有牺牲!斯大林牺牲了上百万布尔甚维克,才能使伟大的苏联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存在下去。今天,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要使全球一片红,怎么会没有牺牲?让我们为伟大领袖的伟大成就去自觉勇敢地牺牲吧!在成就伟大的历史使命中成就和实现我们自己吧!’——在那个时代的氛围里,我这番激情投入的演说,下面是一片喝采和掌声。今天想来,这番演说是多么的荒诞无稽!

当时,我幻想着,文化大革命结束,伟大领袖会派遣或授意我去东南亚或非洲,我会成为那里的格瓦拉!为了锻练和考验自己的革命意志,我三天三夜绝食,不喝水,以后染上了胃病,直到今天。

后来的事实证明:所谓世界革命是神话,我们只是参与了一场祸国殃民的权力斗争而已!

很多年轻人迷信:只有权力,集权,才能实现伟大,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业绩、价值,甚至伟大!

在现代社会,除了保卫祖国,需要某种集权。而作为集权的社会制度,只会对国家,甚至对全世界造成灾难!

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尽管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它哪里能与现代的德国和日本相比美!现代的德国和日本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发挥全体人民的才智,并造福于后代的经济。但这两个国家在二战前,经济是失衡的,倾斜的,两个集权国家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十九世纪中叶,激进的工人运动的思想,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已经发生了改变。只是列宁以一次偶然的成功政变,把这一激进的思想推入高潮。这种以武力夺取的政权,必然是一个集权主义的国家。这种集权主义国家处于权力中枢的人,夺取最高权力是无序的,取得最高权力后,行为是无度的。例如斯大林,他对俄罗斯人民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毫无贡献,只凭着十月政变,进入高层权力圈,列宁死后,他大伐同党。当夺得最高权力后,他的错误和失误给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带来和造成重大的损失!—— 这读一读当代俄罗斯历史教科书即知。

那么中国呢?中国历代王朝都有一个从马背上夺权到马下治理的过程,秦朝和隋朝没有很好完成这一转变,败亡了。汉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比较好地完成了这一转变,存在下去了。历史的原因,这些朝代走向和平的转变,也只能是封建社会从战乱到稳定的转变。

那么当代中国呢?当代中国的和平转变因为世界的环境和中国的历史过程 —— 辛亥革命的历史基础和之后颠簸反复的经验教训—— 决定了中国进入和平,必然是民主宪政!台湾就是明证!

毛泽东对中国的灾难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他出于政治权斗的需要,提出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他为自己标榜最革命,把赫鲁晓夫指斥为背叛革命的修正主义,把刘邓定性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通过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中国人牢牢地记住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要‘永不变色’!

——这样,毛泽东出于自己眼前的政治权斗的需要,用意识形态的色彩,制造了一条紧箍咒,箍住了他后面的中共历代领导人,使他们无法完成从马上到马下,从革命的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的转变。使中国社会无法前进,无法进入民主宪政社会!

从邓小平开始就没有这个勇气,他只能在紧箍咒里提出‘摸’的理论。他摸的结果是摸出了‘六四’,出动坦克,给自己泼了污水;邓小平后面的接班人江泽民也继续‘摸’,‘摸’的结果,出了个法轮功!给自己带来了政治灾难!

难道胡锦涛主席您还要继续‘摸’下去吗?您又会‘摸’出个什么结果呢?!

实践证明:那些教条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从马上夺天下,到马下占天下,霸天下的利益集团。变成一个无法适应形势,不明察时势,不代表全国人民,不对全民族负责的封闭集团!那些教条,全国人民都没有兴趣,连党内的精英都打瞌睡!

中国共产党不搞民主改革是在等死,推动民主改革,是在艰辛的道路上,找出一条生路,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生路,也是7000万中国共产党人的生路!”

在本文的结尾处,我想再谈个实际建议:

显然,中国社会需要变革,需要落到实处的政治改革,但如何突破是个问题。

如何平稳又有效地推动政治改革?本人提出建立政改试验特区的建议:

1、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应该借鉴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建立几个政治改革特区,摸索经验,培养人才,凝聚社会共识。实际上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政改特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目前香港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行示威,议会里也很热闹,但各界的利益,可以通过逐步完善的民主政体,得到平衡和满足。当前香港政局总体稳定,经济繁荣。在大陆参考香港经验搞几个政改特区,不会是难题。

2、为了政局稳定,胡主席作为国家元首不宜冲在政改第一线,可以在党内推举一位有影响力,又有改革魄力的人物挂帅,充当政治改革的领袖,组成一个有党内外人士参加的改革领导班子,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推进政改。政改试验有大问题了,胡主席可出面挽回被动局面;成功了,胡主席可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跟进。

3、在政改试验过程中,通过“危机意识”的宣传和强大的改革压力,可以成功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整体转型,把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与现代民主宪政相适应的团结、稳定的政治力量,把7000万中共党员引入光明的政治坦途,为中华民族开辟千年盛世。

我相信,在新一代中国共产党有智慧的改革家的带领下,危机四伏的政治改革道路,将变成中华民族真正崛起的有力跳板,全体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获得新生,在民主宪政的伟大时代,凭藉推动政治改革的历史功绩,通过普选,获得合法的政治权利。

再次祝福我们伟大的民族,能顺利通过这炼狱般的民主宪政改革之旅。共同创造为子孙后代所称颂的伟大建树,迎来美好的明天!

汪兆钧

2007年11月22日

(大纪元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沪童国菁公开诉周永康材料 吁国际关注

【大纪元11月23日讯】上海访民童国菁状告公安部长周永康一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访民童国菁状告公安部长周永康一案前后历经了一年零二天时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才于今年9月20日受理他的行政诉讼。中共公安部也在10月16日向童国菁正式寄出行政答辩状。

正当访民们翘首企盼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的开庭,董国菁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寄来的裁定书,案子被驳回。对此童国菁表示不满和不服,已在11月14日中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寄出上诉状。

现童国菁公开诉讼案中相关的资料,并愿意跟对此案感兴趣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律师进行探讨,同时接受各大媒体的采访。

童国菁联系电话:手机 13661517498 家 021- 5448 8008

行 政 上 诉 状

上 诉 人:童国菁,男,1963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上海市三江路293号
邮编:200232

代 理 人:郑恩宠,男,1950年9月2日出生, 汉族,无业,住上海市晋元路88弄1号楼1406室。

代 理 人:马亚莲,女,196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上海市尚文路133弄18号201—3室。

被上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4号。

法定代表人:(原部长周永康)
现部长:孟建柱

上诉请求:

一、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二中行初字第585号《行政裁定书》。

二、判令原审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原告起诉。

事实与理由:

上诉人系原审原告,2007年11月7日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11月5日作出的(2007)二中行初字第585号《行政裁定书》(以下简称《裁定书》)。上诉人不服,依法提起上诉。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一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六十日内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做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审请人和被审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显然被告公安部负责行政复议机关未在法定的期限内做出行政复议决定,期间,也未做过的任何的口头或书面的答覆。明显属于行政不作为(即2006年4月21日收到的上诉人申请的行政复议申请书)。

《裁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裁定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违反法定程序,造成错误裁定,应以撤销。

《裁定书》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十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童国菁的起诉。”

《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十一项):“(十一)起诉不具备其他法定要件的。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受理。”

原审法院在原告起诉后长达一年时间才正式受理本案,已经违反法定受理程序,受理后从未指定期间责令原告补正或者更正诉状,例如:将被告法定代表人周永康部长变更为孟建柱部长以及应当更正诉状的其他内容。

《司法解释》三十二条第一、二款:“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对原告的起诉进行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裁定不予受理。

7日内不能决定是否受理的,应当先予受理;受理后经审查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驳回。”

显然原审法院驳回原告起诉的法定条件是收到原告诉状7日内先予受理,然后原审法院是在长达一年的延期审查决定受理本案后的一个月十九天内匆忙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而《行政诉讼法》第57条:“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案件需要延长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上诉人认为本案可属特殊情况,原审法院在受理后,只有一个月十九天内作出裁定于法无据。例如:

上诉人家的私有房屋是祖传,占地面积为131平方米的私房,现按市场价格约3000万人民币左右,在上世纪90年带初被黄菊、陈良宇、韩正等领导下的徐汇区国有官办公司,在无任何批准文件所抢,在刘云耕、吴志明领导下的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领导下逼迁临时住房,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到北京上访,在上访期间被人殴打,人身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

1990年3月房屋被拆迁前,上诉人一家居住在上海市中心城区,徐汇区永嘉路574号。这是49年前就形成高级花园别墅群的区域,房屋地段毗陵美国政府驻上海领事馆附近。该房是上诉人祖父于1953年合法购置并依法向政府登记。

1990年3月,由上海市徐汇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徐汇区政府公司)委托徐汇区政府住宅办公室没有任何手续情况下强制拆迁,之后在上诉人祖传私房土地上,建起独立式高级花园别墅(侨汇商品房),以当时时价侨汇400万元卖给台湾富商汪义正。现汪家别墅三面围墙至今保留,属上诉人家庭原有财产。

49年前,上诉人祖父童广照是一名上海工人,上诉人父亲童金泉是上海一个小理发店老板业主。该店于1956年被政府公私合营。父亲又响应政府号召,到大西北参加建设。上诉人年幼时就被送回上海,由外祖父母领养。到了小学高年级时再回上海求学,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也就是上海市徐汇区永嘉路574号祖传私宅。

父亲因不适应青海西宁高原气候,体弱多病,企业近乎破产,工人发不到工资,被批准提前病退回上海,但无退休金。

父亲88年回上海,89年上半年发生六四。下半年父亲申报常住户口,90年初就告知有人要拆房,同年3月16日在没有任何补偿协议,全家就被迫迁往上海城乡结合部临时房屋过渡,一住就是8年。

98年下半年,上海市徐汇区政府行政垄断公司——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倒打一耙。将上诉人全家当成被告,到法院状告上诉人一家强占临房过渡房。上海徐汇区法院一 审判决:全家迁出临房,赶到上海郊区奉贤县西渡镇二手房居住,(价值5万5千元人民币)。在第二次强迁前五天,将上诉人以“妨碍司法”的罪名,送进徐汇公安看守所拘留15天。上诉人提出反诉,但遭法院驳回,理由是法定的二年时效已过。但法律规定,不动产的侵权行为以行为,以行为终了日起二年时效,最长还有二十年时效。
2001年上诉人父亲终因体弱多病,有家无处归,有理无处讲,无钱请律师,无钱看病,三顿饭也无法保障,活活气死在病床上,终年67岁。临终前再三关照,决不能放弃,全权委托上诉人代理,直到讨回私有财产。

父亲去世后在诉讼、投诉无门的情况下,上诉人选择了上访之路……

2003年5月,上海首富周正毅强占东八块案爆发,以上海为源头、龙头、中心的拆迁恐怖引起全上海乃至全国的抗议潮。同年9月上诉人第一次到北京就遭到上海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聘用的警察和打手强行截访。并押送上海蒙自路接济站,二天后才获得释放回家。

2004年2月份前后二天内上诉人全家受到地方政府报复。
 

自北京首次上访被截回后,上诉人就被地方一股黑恶势力遏制着,并处处遭遇打击报复……。

2004年2月份前后两天内,受到地方政府黑恶势力的报复行动。

首先上诉人借租的理发店被房东(市场管理所)责令退让。第二天收到借租的自住房通告要求退让。上诉人以他们无正当理由拒绝后,却遭到他们的一系列报复打击……市场管理所的负责任人,从外叫来了一群社会小流氓冲进理发店,对上诉人痛打一顿迅速逃离。上诉人赶紧报了110,警察到现场看了看说,连打人的人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查?你说是市场负责人叫的有证据吗?以后不要去北京,就没这么多的麻烦了。显然,这些警察比上诉人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没过几天,上诉人再次去北京上访,第二次的报复,再次降临于上诉人。

借租的居住房,被物业管理部门擅自撬开,将屋内的全部物品搬走不知去向。当上诉人妻子知道后报110,警察到现场看过后,只给了个话:到法院去告。走人了事。

接着理发店被停水停电,无奈之下,上诉人和妻子、女儿、老母四个人天天去区政府,市政府求援反映情况,足足两个月后才恢复了水电供应。

2004年8月上诉人在北京上访期间,再次被上海驻京办的工作人员即便衣警察强制押回上海后,被关进看守所刑事拘留30天,罪名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上诉人后得知,此次被关押期间,上诉人差点被上海徐汇公安分局送劳动教养,因家庭生活困难,街道政府不愿负责承担,而作罢。

2004年5月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台《上海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规定》,5月8日,上诉人依照此规定,向有关动迁房屋拆迁批准权限的政府管理部门申请调取档案信息。关于上海市徐汇区永嘉路574号,90年房屋拆迁前涉及上诉人家私房的相关政府信息。前后去了有权批准授文单位及部门:立项,规划,用地、房屋拆迁等,所得到的答覆均“不存在”。

为此上诉人对上述答覆告知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依法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国家建设部、徐汇区人民政府、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涉及土地征用、收回、划拨、立项、规划、房屋拆迁依照法律规定,对批准上述行为单位作出“不存在”行政行为,分别依法向其同级政府和上级管理部门申请行政复议近50多件申请。最终均作出维持“不存在”答覆,具体行政行为复议决定书及特此告知。这些经确认法律生效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国务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国家建设部、徐汇区人民政府、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均有备案可查)。这一切都证明了对上诉人家私房拆迁,均没有任何国家和政府合法的行政行为。

2003年10月份上海徐汇区政府信访办和区建委共同召开一次关于童国菁上访事项调查会,期间由被调查人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向主持人,区府建委副主任吉祥提供证明城开公司当年拆迁童国菁家私房的所谓政府批准文件。吉祥虽然没有将文件内容给上诉人看,但将三份批文文号提供给上诉人,说你自己去授文单位查阅档案资料,但是相关政府机关答覆结果却叫人又喜又忧。喜的是找到了非法拆迁上诉人家私宅的证据,忧的是这三份批文文号无真实性。

2005年——2006年上诉人着手进行大量的向区、市二级政府及下属部门。申请政府公开信息调取工作,通过一系列政府信息表明:都一一印证拆迁人(上海城开集团)是一个十足的官商勾结腐败集团,董事长就是拆迁上诉人私房时任当时的上海市徐汇区土地规划管理局的审批科领导,直接掌管批准规划用地大权的承办批准人。现成了一名官商合营房地产大公司的法人代表:徐麟祥。

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据国内外公开报导的两大放火杀人案。都是该公司一手制造的。一起发生在1996年上海徐汇区长乐路一名被强迁户,她的丈夫被活活烧死。一起发生在2004年1月9日上海徐汇区乌鲁木齐路麦其里一户居民拆迁人不择手段,竟然放火,造成一对老夫妻被活活烧死。放火者居然是14年前拆迁上诉人私宅时的经办人杨孙勤。此人当年是徐汇区政府住宅办动迁科的职员,几年后成了上海城开(集团)公司隶属下的子公司(安置公司)副总经理。现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05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修改的新《信访条例》出台,依据此《条例》上诉人去上海市委市府信访,后转至区府信访办再被转至区房地局,区房地局作出不再答覆。如不服,告知上诉人可向市房地局申请复查,市房地局作出答覆,称符合《上海市拆迁房屋管理办法》规定的结论,如不服告知,可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覆核。

2005年11月14日,上海人民政府收到覆核申请后至今没有作为。期间,上诉人无数次去电话,去信和去人查询,结果均无回音。无奈2005年12月下旬,上诉人再次去北京,向国务院信访办反映情况。这就是陈良宇、韩正、刘云耕、吴志明等上海领导人的行为。

12月28日上诉人却被上海驻京办的工作人员和便衣警察痛殴,为了自身人身安全和所有在京上访的全国访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上诉人不得不向北京公安警察求援……

2005年12月28日21点30分左右,与上诉人同住北京大栅栏第一旅馆206房间的同乡陈先生和他的夫人,不明原因的被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拘押,留置在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内。

上诉人因与他们同住,且房门的房卡在他们的手里,故前去讨要。

在北京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门前向看门警卫说明情况后,警卫告知在门口等着。

此时,上海市人民政府驻京办的工作人员(便衣警察)在门口将摄像头对准上诉人,上诉人指责他们侵犯上诉人的肖像权,要求他们停止侵权行为。上海市人民政府驻京办干部恼羞成怒,攥住上诉人后脑向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门牌匾上猛砸,致使上诉人眼冒金星,额头鼓起大包,疼痛难忍,当场休克。

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门前警卫亲眼目睹所发生的一切,没有制止上海市人民政府驻京办的违法行为。

上诉人休克醒来后知道另外还有三名上海籍同乡,同样也被他们群殴,只得向北京市公安局110报警,依法制止上海市人民政府驻京办违法故意伤害的行为。

到现场处置接警的是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东郊民巷派出所警员,开具了不符合公安部统一规定的验伤便条。

2005年12月28日上诉人对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行政不作为,未在其管辖范围内履行法定职责,制止上海市人民政府驻京办违法故意伤害行为,违反了《人民警察法》第六条(一)、(二)之规(证据1);对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东郊民巷派出所警员开具不符合公安部统一规定的验伤便条,作出的不当行政行为(证据2),依法向北京市公安局,国家公安部份别提起行政复议。2006年1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国家公安部同时收到上诉人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5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第(三)款:“除前款规定外,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关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北京市公安局,国家公安部收到上诉人行政复议申请,未在5日内作出书面告知上诉人,根据上述规定应视为受理。《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北京市公安局未在法定六十日时间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也未作出适当延长三十日行政决定。上诉人对北京市公安局,国家公安部违反了《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作出

《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因此上诉人不服,逐向公安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2006年1月4日上诉人寄出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申请书》,被上诉人同年1月8日收到。2006年3月10日被上诉人作出公复终字[2006]1号《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

2006年4月18日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作出《终止通知书》不服,依法向国家公安部提起同级行政复议。

2006年4月21日,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之后均无任何回复和答覆。

被上诉人(复议机关)未在法定六十日时间(2006年6月21日)内作出同级行政复议决定,也未作出延长三十日行政决定。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违反了《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未在法定时间内履行法定职责,属行政不作为。

无奈之下,上诉人对公安机关不作为的行为,启动了法定程序。最终程序一路走到了国家公安部。国家公安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却逾期未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上诉人以同级行政复议的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要求其继续履行法定职责,诉诸法院。

上诉人经过一年的契而不舍的努力,终于在2007年9月20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案号:585号。公安部于2006年3月10日所作出公复终字【2006】第1号《行政复议终字通知书》是被上诉人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证据。

如被上诉人公安部于2006年3月10日所作出公复终字【2006】第1号《行政复议终字通知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法范围,一审法院应通知原告部份修改或变更诉状的诉讼请求和内容,而不是武断驳回上诉人的请求。

《司法解释》第六十七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判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

当事人对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有争议的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
第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均有错误,且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在裁定撤销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或者继续审理。”

上诉人近年来与数以十万计市民到北京或上海市各级政府,为征地、迫迁纠纷上访,人身得不到安全保障,主要事实发生在周永康任公安部部长期间。上诉人是纳税公民,人民警察是靠纳税人养活的。警察公然使用暴力殴打合法、合理、上访民众,于法、于理、于情无据。上诉人通过诉讼希望,十七大之后,孟建柱领导的公安部迅速扭转此被动局面,人民警察应当保护人民,人民警察首先要依法制裁各种各样“陈良宇”们等。

如果各级人民法院不依法受理民告官案,那么今后构建和谐社会中将有更多的民众到北京等各级政府上访,引起更大的抗议潮。望二审法院慎重对待本案和本类案件。

附:上诉状副本1份、上诉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二名代理人委托书各一份。

一审法院作出裁定:(2007)二中行初字第585号复印件1份

此 致

北 京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上 诉 人:童国菁

2007 年 11 月14 日

代 理 人:郑恩宠 代书

2007 年 11 月 14 日
代理人:马亚莲

港居民公开信直指江泽民两大亲信

【大纪元11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真香港报导)受访民童国菁状告前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案鼓舞,周正毅案苦主、香港居民沈婷,星期四(11月22日)透过大纪元发表公开信致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矛头直指江泽民两大亲信,包括江泽民外甥吴志明和江泽民侄女婿周永康。信中详细披露遭江泽民外甥、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吴志明迫害经过,以及要求胡锦涛为当年状告周永康被北京高院搁置的案件重新立案。

这是自10月底童国菁状告前中共公安局局长周永康案被北京法院正式立案后,民间引发的状告周永康连串诉讼潮之一。除沈婷外,近日还有大陆民间维权网“中华申正网”站长孔强、上海访民丁慧莉拟提出状告周永康或者公安局的诉讼案件。

有分析认为,无论是汪兆钧公开信提出政治改革效应,还是民间状告周永康等中共高层形成诉讼潮,显示民心日变,老百姓反迫害力量已经大大压倒中共专制邪恶势力,中国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宪政民主思想普及时代”。

受到周案被正式立案鼓舞

沈婷22日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坦言写公开信是受到周永康案被正式立案鼓舞。她强调胡温虽然惩办了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上海帮,但是“只抓老鼠不抓老虎”,以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为首的高层势力仍然逍遥法外,不惩办江派势力难以服民心。她希望借诉讼案和公开信促胡温尽快惩治江派势力。

沈婷说:“一个是公安部部长没收我回乡证,一个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卡住我回乡证,我的回乡证问题和中共江派势力两大高层密切相关。如果胡温不惩办上海帮,我取回回乡证遥遥无期,不能回家探望年迈的父母,上海访民死于非命的冤案也不能得到解决。”

发表公开信后,沈婷还准备近期内去北京闯关抗议,争取拿回回乡证的权利。虽然估计不能入境,但她打算被在北京机场向胡锦涛请愿,让胡锦涛批示状告周永康案件立案。

江泽民外甥亲自下令迫害

作为周正毅案第一当事人的香港居民沈婷,因03年周正毅案位于上海静安区东八块的祖屋被强行拆迁,走过了艰难的4年维权之路,期间她连同上海著名维权律师郑恩宠协力将周正毅案大面积曝光,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但郑恩宠律师遭上海帮报复被判刑3年,获释后至今仍被软禁,而沈婷的回乡证在04年被罗湖海关没收,被剥夺了回家看望年迈父母的权力。在这封《江泽民外甥吴志明停止迫害:我要告周永康,请胡锦涛批示》公开信中,沈婷首次详尽披露4年来,遭受上海帮包括江泽民外甥吴志明迫害的经过。

03年4月,沈婷位于东八块的房屋被强迁,其后代理官司的郑恩宠律师被抓捕后,同年10月她到北京上访,10月25日被吴志明手下的12名上海便衣公安贴身跟踪,更在光天化日之日下被洗劫一空。

沈婷在信中说:“当时吴志明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吴志明也因此被北京公安部训斥一顿。于是,吴志明怀恨在心,向公安部打了与事实不符的报告,让公安部把我的回乡权封锁和收缴回乡证。”

其后,在吴志明、陈良宇指使下,上海当局更成立“沈婷工作组”专门对付沈婷,“其中耗费的人力、物力和金钱,估计不下千万,可以解决一大批东八块居民的房屋问题”。

沈婷的回乡证被没收后,她多次就回乡证问题和上海当局交涉无果,其中吴志明扮演关键角色:“陈良宇(06年)9月25日下台后,对我回乡证有绝对处置权的,就是现任上海市政法委书记、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吴志明。他曾放话在我的问题上,‘不给解决就是最好的解决’。”

上海帮威胁不准出书

沈婷并说,她曾经遭到上海政府官员多次的压力,以解决回乡证相要胁,逼她和郑恩宠律师断绝往来,交待和哪些媒体接触过、追问她和大纪元、新唐人电视台和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关系,以及被要求写“认识书”,检讨5年来给上海政府带来的负面影响。

沈婷气愤的说:“我们是迫于无奈,才寻求主持公道的媒体的支持,如果媒体的报导,我说假话的话,你可以法律制裁我。你凭什么阻止我和媒体接触?在我的回乡证问题上,上海政府始终坚持要我与郑恩宠划清界线,这是哪家的法律和道理!明显的害怕我们继续揭发上海贪官的问题。”

今年8月,沈婷打算写书将这么多年被迫害的经历公布出来,揭露上海帮的罪行。据知这本名为《沈婷传奇──挑战上海帮》的书,将于近日在香港出版。但出版前,11月12日下午,上海市政府王姓官员致电沈婷说:“如果你出这本书,我们给你颜色看!出了这本书,你永远也拿不到回乡证!”

续告周永康 促胡清算江势力

沈婷于是决定向胡温写公开信,并重提告周永康的诉讼案,以及要求吴志明停止迫害。她说,在04年2月被中共罗湖海关没收回乡证后,04年底她曾经委托北京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义务打官司,状告当时的公安部部长周永康行政不作为,但案件告到北京中级人民法院没有答覆;05年4月,高智晟律师又帮沈婷把案件上诉到北京高等法院,他们却以研究为由拖到至今没有回音。05年11月,高智晟律师因为致信胡温,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其律师事务所遭停业整顿,高律师无奈的对沈婷说:“很遗憾,我的律师所要被迫停业,你这个案件交给其他律师吧。”

这次重提周永康案件,沈婷准备委托郑恩宠律师继续把官司打下去。她说提出这个诉讼不只是为了解决自己回乡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希望这宗诉讼案为上海访民讨回公道。她说:“公安系统像流氓一样执行公务,我们上访的人无缘无故被打死、非正常死亡的有20多人,作为周永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公安系统这几年所有的犯罪都是在你公安系统做的,包括无法无天的行为,作为周永康你还上升到(中共)政法委书记,法制能健全吗?”

沈婷在信中说:“我强烈要求你中央最高领导人利用你们的权威,迫使上海政法委书记、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吴志明,停止对郑恩宠和我的迫害,在解诀回乡证问题上,让我走司法途径,请你们批示勒令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我要状告前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发放回乡证让我这个独生女儿能早日回乡看望年迈多病的父母。”

学者:民心日变 正义压倒邪恶

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认为,无论是汪兆钧的公开信提出政改效应,还是民间状告周永康等中共高层形成诉讼潮,都显示民心日变,中共专制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一个是民营企业家汪兆钧敢于向这个专制制度提出抗议,说明很多民营企业家都希望有一个清廉的政府,不再愿意以贪污受贿违背良心的方式经营,官商勾结的链锁已经慢慢开始打开.……而告周永康被立案,说明现在老百姓敢于向中共领导人提出诉讼,这是很了不起的。我觉得这是中国人民民意开始变了,当民意改变到一定程度时,中共体制想继续维持下去并不容易。”

蔡咏梅续说,现在老百姓维权反迫害的意识高涨,中共势力在后退。包括很多公安在非法迫害时,已经感到理亏,都表示是“受上边指使”、“为了一份工作等等” ,而老百姓维权都胆直气壮,包括《冰点》事件、八本禁书事件,在外界关注下,中共当局都不敢继续坚持,甚至要认错等等。

她形容,现在中国虽然没有宪政民主的政治,但宪政民主的思想已经开始普及。“老百姓维权意识已经压过中共专政势力,天平已经开始倾斜”。

沈婷当年状告周永康案回顾:

04年2月 沈婷被罗湖海关没收回乡证;

04年底 沈婷委托北京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义务打官司,状告当时的公安部长周永康行政不作为,但案件告到北京中级人民法院没有答覆;

05年4月 高智晟又帮沈婷把案件上诉到北京高等法院,法院以研究为由拖到至今没有回音;

05年11月 高智晟因为为法轮功呼吁致信胡温,律师事务所遭停业整顿,被迫停止代理这宗官司。

07年11月 沈婷受访民童国菁状告前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案鼓舞,准备委托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义务打官司,把案件继续进行下去。

陈光诚4岁儿子被阻隔2个月无法见到母亲

【大纪元11月23日讯】2007年11月22日早上,袁伟静的父亲从100公里外的临沭县打来电话,告诉袁伟静她和陈光诚的4岁儿子陈克睿整个早上一直在哭,不肯去上学、不肯穿外衣、也不肯吃饭,小孩子就想要见到母亲。陈克睿对姥爷说“让我妈妈来,要不就把我送回家。”

袁伟静知道不到万不得已父亲绝不会给她打电话,父亲清楚知晓袁伟静当前被山东省政法委和公安厅非法拘禁的状况。在此之前两个月,小克睿也曾两次通过电话表达对母亲袁伟静的想念。而袁伟静除了悲伤,没有任何办法,因为每时每刻都有7名山东政府人员负责拦截她,而且已经多次动用暴力。这些政府人员在执行山东省政法委和公安厅的命令,就是不管任何原因,都不准盲人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离开村庄。袁伟静清楚知道自己付出一切代价也插翅难飞,她拼不过外面膀大腰圆的山东政府人员。袁伟静不是没有尝试过。

全国的政法部门和秘密警察系统在中共十七大期间压制、骚扰各地的维权者。人权捍卫者陈光诚尚在监狱中,他的妻子袁伟静成了山东首当其冲迫害的对象,而且持续到现在未见任何改变。从9月23日袁伟静探望完母亲回到东师古村,就被山东政法当局拘禁在给她设置的家庭监狱内。不能买换季衣服,不能前往临沭看望父母和儿子,不能探视狱中的丈夫陈光诚、甚至不能看病。这最后一条已经低于在中国监狱中死囚的待遇。毕竟哪怕是死犯,在没有被行刑之前,他/她如果有病,还是会得到医治的(我们暂且不去探讨行刑之后那些器官被中国政法部门卖给了何人)。

被围困在东师古村的袁伟静非常难过。面对那些执行非法拘禁任务的政府人员,以及下达这种罪恶命令的山东省委、政法委、公安厅的人员,袁伟静想对他们说:“你们家也有孩子。你们没有任何理由为什么要这样来阻拦我。4岁多的孩子想妈妈,很长时间都不能见到妈妈。”

整个上午,作为母亲袁伟静实在承受不了小孩子的哭泣。她的心情很急切。呼吁海内外朋友告诉国际奥委会官员,难道他们要漠视奥运会在中国政府毫无人道的罪恶中进行吗?

各省发生大型事故,《新闻联播》里就会出现省委书记、省长赶赴现场处理的镜头。尽管这些高官到达现场作秀多于实质,但毕竟是表达了危机来临需要有人 承担责任,需要解决问题。但中国各地的政法部门作为国家黑社会势力,造成的人道灾难远远多于矿难和自然灾害造成的侵害。此时那些封疆大吏们在哪里?!共产党的喉舌“新华社”、“CCTV”们又在哪里?!

山东无论经济发展如何,但那里的人权重灾区,造成人祸的罪魁祸首恰恰是当地政府的贪官酷吏。从2005年8月起,围绕整个陈光诚案件发生的大大小小 数百个事件,山东省政府充分表现出在压制孕妇、残疾人、妇女和儿童方面手段毫无人性。割断儿童和母亲的亲情只不过是其中最新的一件而已。

胡佳

2007年11月22日星期四
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非法监控的第188天 于BOBO自由城家中
离2008年奥运会开幕还有260天

袁伟静致胡锦涛、温家宝的求助信

【大纪元11月23日讯】尊敬的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

你们好!我认同你们倡导的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依法治国等理念。但是你们的政策在基层根本没有得到实施,所以我要写信告诉你们我及我全家的状况,告诉你们山东当地政府是如何一再违法乱纪的事实。相信你们会对山东省政法当局严重违反中国宪法和法律的行为感到愤怒。恳请你们采取措施解决山东的问题。政法部门的做法,不仅严重侵犯了我们全家的权益,也已经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我的丈夫盲人陈光诚是一位民间法律工作者。他和你们二位一样都曾经当选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影响世界一百人”。光诚一直致力于为农民和残疾人依法维权,为许多普通百姓提供法律援助。这也符合你们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依法治国。

2005年我们发现山东临沂地方政府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私自实施野蛮的暴力手段,如随便抓人、打人、抢夺财产、非法拘禁百姓、办所谓学习班。当时光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法律手段,但无法制止当地政府的违法行为。无奈之下,只好通过海内外媒体把暴力计生的事实公布于众。当时此事引起国家计生委的高度重视,当即派人核实调查,肯定了临沂当地确实存在严重的暴力计生问题。

国家计生委的报告一方面肯定了光诚所言事实,另一方面激怒了地方政府的官僚。当地政府于是开始以限制陈光诚的人身自由作为报复,参与者有警察,还有教育、土地、财政、计生、党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24小时分别在我们家院子、村庄、国道路口设岗,非法拘禁光诚和我。同时也多次暴力拦截外来探访的朋友和调查的律师与我们见面。

2005年9月下旬,地方公安搜查了我们家,有三十几名来自沂南县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不出示证件就把光诚带走。我一再要求他们说明理由,当时沂南县公安局副局长刘长杰说:“他(陈光诚)非法向国外提供情报,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条,要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后我想,那你们就把光诚带走吧,想搜就搜吧,光诚只是在采取法律手段的同时公布了暴力计生的情况。最后公安没有搜查出任何所谓光诚犯罪的证据。

临沂市公安局局长刘杰也曾说就凭光诚接受国际主流媒体采访,就该判处光诚15年。就我所知,胡锦涛主席也曾经接受过这些国际主流媒体的采访。临沂当局在找不到他们想要的相应证据的情况下,2006年3月11日把光诚带走秘密关押了三个月。直到2006年6月10日直接从非法拘禁状态下宣布刑事拘留,十天之后正式逮捕。随后在法院不遵守法律程序、刑讯逼供证人、把北京律师打得头破血流等情况下,以强加的“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于2007年1月12日判陈光诚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现在光诚服刑于山东省临沂监狱。刑期会持续到2010年9月9日。

我的丈夫陈光诚在基层从事推进法治进程的工作,与当地政府欺上瞒下作风产生冲突,而遭到报复入狱。作为他的妻子,我也被株连。到目前为止,当地政府已经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800余天了。

2007年7月4日我曾经脱离他们的控制来到北京,但不到48小时我就被山东和北京两地的警察软禁在北京朋友家,山东省公安厅布置了十几个人随时准备绑架我和两岁的女儿。我始终没有办法前往全国妇联、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家计生委等相关部门当面反应山东当地侵权情况。

8月24日,我在准备前往菲律宾为丈夫领取麦格塞塞奖的过程中,于首都国际机场被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指挥北京国保总队和山东省公安厅国保总队的秘密警察联合绑架。十几名秘密警察和政府人员对我施加暴力。8月31日我在两位维权律师的陪同下再度准备返回北京,却又一次遭到比一周前更严重的暴力绑架。

现在,山东省委、政法委和公安厅责成沂南县双堠镇政府及他们从社会上雇来的闲杂人员,24小时监视拘禁我。刚被绑架回来的9月份,我还可以在6、7个男子尾随的情况下买东西、回娘家看父母及儿子。但从9月23日之后,他们毫无人道地限制我购买换季衣服,在10月23日(是我31岁生日)和11月20日两次暴力阻挠我去临沂监狱探望光诚。

由于8月下旬我在被绑架中身心受到创痛,口腔发炎、牙痛剧烈,导致几乎无法咀嚼食物,我曾经几次试图突破当局的阻挠前往医院,但都被暴力拦截。对方明确告诉我,他们接到上级命令,不准我外出看病。今天早上,我的儿子因为两个月无法见到我而痛哭不止,作为母亲,这是我实在难以承受的。

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你们也有儿孙,但你们可知晓在山东黑暗的司法环境下,有多少亲情被割断,多少维权者身陷囹圄,多少母亲腹中的小生命被戕害。这里的社会没有丝毫的和谐,难觅半点公正。

胡主席、温总理,这两年,光诚和我一直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来处理当地政府的违法行为。我们也一直用具体的行动来揭露地方政府官员违法行为,推进法治进程。光诚入狱后,发现临沂监狱方有诸多管理问题,曾诚恳地提出改进意见。监狱方因此不满,致使光诚遭到殴打、吃不饱饭等不良待遇。我们多次与监狱方交涉,并在国际社会舆论压力下,光诚的待遇略有改善。但目前,光诚仍然被非法剥夺读书、写字、收听广播的权利。

山东政法当局曾经特别警告我不准给你们二位写信,所以我更相信他们惧怕中央政府了解到地方恶劣的司法情况。一个月来我也曾经致信给中国残联和全国妇联寻求帮助,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回覆。难道我们这个国家主持公正的机制真的完全失效了吗?

胡主席、温总理,希望你们能在百忙之中了解我们全家的情况,核实调查,杜绝违法行为继续发生,使我们这些普通的公民不再受来自政府官僚的伤害,使光诚和我能够获得自由,使老母亲不再担惊受怕,使小女儿不再恐惧无助……

有朋友告诉我今天美国在过感恩节,像我们的中秋或春节一样合家团圆。何时我们能有自己值得感恩的日子呢。作为公民我期盼贪官酷吏受到法律的追究。作为妻子,我期盼光诚早日回家团聚。

祝福平安!

袁伟静

2007年11月22日 于东师古村家中

此信以公开信形式发送,并会通过两份特快专递分别寄给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办公室。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郭泉公开信 引发民间人士抒怀畅言

【大纪元11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综合报导)郭泉发表《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公开信》后,中国民间呼声四起。各界人士纷纷致信表示支援,他们说:感谢郭泉先生冒着生命危险说出了百姓内心话语。赞赏他的气魄和勇气。

上海朱敦雄:“我要生存……我要活命……我要看病、获得健康权……”

原上海一大型国企技术员残疾人朱敦雄对郭泉教授提出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的理论表示支援,他希望中国领导人能按照郭泉教授的政治设计,早日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民主中国。

朱敦雄披露,数年前,他被企业买断工龄推到社会后又遭遇强迁,困顿的生活使他失去妻子孩子。在接连失去亲情,失去事业,失去健康的困顿和绝望中,他选择了自杀。

这些年他拖者残疾的身体在马路大街上爬行上访申述。 哀求中国政府领导关心帮助他,因此不断的被警察送回或者关押在派出所或者叫当地无业人员看管。两年前国庆节前夕因他给原上海市市长韩正写了一封情况说明信而被警察关押在上海普陀区看守所刑事拘留26天,罪名是最后释放才知道叫:制造虚假资讯罪。

他质问:“我一个耳朵聋、腿断裂的重残人员我如何去犯罪?我只是求助中国政府给予一点帮助求生存。政府的所有宣传是如何如何的关心弱势群体关心重残人员等等,这些与现实相符合吗?中国政府所为是否存在剥夺公民应享有的权利?”

他提出:“中国国家领导人倡议建立和谐平等社会,而和谐平等的社会必须是建立在全民享有民主自由,享有民生福利基础上,民以食?天,求生存,宪法也规定生命权高于一切。作?公民有权获得言论自由,获得自由选举权来选择怎样的党怎样的领导人作为自己的领袖,我要生存……我要活命……我要看病获得健康权……”

山东孙文广教授:现代社会,政治要公开、透明,要形成舆论

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就郭泉教授公开信方式表达政治主张表示赞许。他说: 现在有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文革”时期,动不动就想到“海外敌对势力”。过去与这种“势力”“勾结”是要判重刑的。四面树敌是一种“专政”思维,您的行为是对这种思维的冲击,我为你的行为叫好,我支援你的勇敢。

他认为:现代社会,政治要公开、透明,要形成舆论。重要的信应该公开,名义上写给某领导,实质上是要让大家都知道,如果私下送去,他放进垃圾箱你也不知道,那有什么意思?

他强调:但愿有识之士既能勇于表达政见,又能保持韧性,只要大家持之以恒,中国的政治春天就不会太远了。

广东潮州曾庆彬:拍案惊奇!

曾经参加县人大代表选、目赌社会丑恶现象而义愤满腔的广东潮州曾庆彬在给郭泉先生的公开信中就《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理论》谈出自己的感想。

他指出:郭泉先生公开信全文约一万七千字、从十八个方面探讨民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深入浅出的分析却让他拍案惊奇!他认?郭先生的理论正是他多年来一直寻找的解决中国社会难题的答案,郭先生的理论正是让人民幸福安康的最佳途径。

他认为:在民主时代的来临人民一定会出来说话的。好在历史最终是由人民写的,我们为此期望民主时代的来临,更期望中华民族有志之士也像郭泉先生一样出来论述民主,启发民智!民主是世界潮流也是历史潮流,我们应坚信这是任何人任何政党都阻挡不了。

郭泉“如果您支援我的话,请把你的读后感写成公开信。”

面对各界人士的来信,最近郭泉表示:由于大家的支援和关心,所以他才有可能继续安全地工作在为人民争取民主的第一线上。

他强调:“如果您支援我的话,请把你的读后感写成公开信。直接用QQ或其他网路形式发给我。写你或你身边的人在专制主义下的被迫害情况,并呼吁,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

郭泉先生简介

郭泉,男,1968年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国企干部、南京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法院干部。

199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99年至2001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2001年博士后出站之后,留校任教。担任文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任文学院研究生班主任、成人教育办公室主任,院长助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等职务。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要求国赔 新疆冯永记第十次进京上访

【大纪元11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近日,新疆访民冯永记、丁新民、唐卫红等11人再次前往北京上访。

这是冯永记第十次到北京上访。07年7月14日,她被当地公安强行抓回新疆。当地政府答应两个月给她解决问题,但至今仍未处理并受到当地公安局的威胁。

因丈夫丁新民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刑九年,为了替丈夫洗刷冤情。冯永记上访了7年,她曾被当地政府关过9次,拘留期间曾被铐过脚撩、被打过毒针、灌过东西,坐过老虎凳。

在相关部门监督下,2006年5月8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她丈夫丁新民无罪释放,但丈夫已坐牢5年,并患了精神疾病。

当时,法院还查封了丁新民家粮油加工厂和正在营运的货车,住房也被法院强制拍卖,经济损失达上百万元人民币。现冯永记要求国家赔偿她们所有损失,而再次上访。

冯永记表示,当地公安局还威胁说“不是因为丁新民没有罪,而是因为证据不足,而宣告无罪的。一但让我们查到丁新民有犯罪的嫌疑,我们会立即报兵团检察院,治丁新民的罪。”

她说:“政法委说我们家困难,愿意给点钱,因受迫害,被冤枉坐牢,我们现在困难也是他们造成的,我们要求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依法给我们赔偿。该追究谁的责任就追究。我第十次来北京了,不希望再被抓回去,希望在北京把事情解决。”

山东菏泽300多下岗工人与法警发生冲突

【大纪元11月2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采访报导)11月22号,山东省菏泽市福来地毯工贸有限公司300多下岗工人与当地法院法警发生冲突。

据六四天网报导,11月22号上午,现已破产的山东省菏泽市福来地毯工贸有限公司的300下岗工人,打着标语横幅,把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大门堵得水泄不通,抗议法院判决不公。

山东维权人士姚立法说,下岗工人要求法院院长接待上访代表得不到回应,下岗工人和围观群众一起冲向法院办公楼。法院警察和保安数十人把工人们拦在大楼二层,法警还把一位女职工推倒,导致她发生休克。该女工当即被送往菏泽市立医院急救---

姚立法:“2003年6月3号,菏泽中院作出了一个调解书,这个调解书对中国银行菏泽分行把山东菏泽市福来地毯工贸有限公司的房产低价卖给了菏泽分行的法律顾问侯圣文的妻子的刘敬爱,这个调解书说他们的买卖是成立的。”

姚立法说,菏泽市福来地毯工贸有限公司有职工900多人。2002年1月,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因公司破产前欠中国银行菏泽分行的钱,菏泽分行便把公司的部份房产作价60万元卖给了分行常年法律顾问侯圣文的妻子刘敬爱,刘转手80万元又卖给了菏泽市老年人保健中心。

姚立法说,从11月9号到现在,公司职工们数百人连续到菏泽中院大门口举行抗议---

姚立法:“工人们联合起来在菏泽市中级法院大门口举行抗议,坚持了三个礼拜。抗议他们久拖不决、强烈要求他们撤销违法的调解书、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

参加这几天示威活动的原福来地毯公司下岗工人张先生说,到2004年5月公司职工才知道菏泽分行卖了他们的财产。公司职工们认为,菏泽中院的调解在程序上和调解结果上都是违法的---

张先生:“100、200万的资产也不知哪个人说了60、70万就卖出去了。可是,工人再不会讲道理,工人也知道是哪一点买的,多一点再卖出去,这个中心思想是知道的。”

记者:“他把你们的厂资产用60万就卖出去了,是吗?”

张先生:“对。他就给我们卖掉了,这个不合理。”

记者:“这300多工人也没经济补偿什么的?”

张先生:“没有。我们都冲进了法院,(中级法院),他也没有给什么说法。”

张先生说,他希望山东和菏泽市政府重视福来地毯公司资产被非法倒卖问题,解决下岗工人的经济补偿问题。

广西合山干道被电厂封堵 村民抗议遭镇压

【大纪元11月2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采访报导)据本台消息,广西省合山市因发电厂兴建围墙堵死数千村民进城要道,引发持续半个月的群体性抗议事件,警方本周采取行动镇压,有消息指超过20村民被抓。

广西省合山市发电公司上月建新厂区的工程用一堵围墙堵死了农村进城的主要道路,引发了合山市城郊岭南镇村民的集体抗议活动。村民将围墙的一段推倒,并且持续半个月在现场阻止再次施工。本周二合山市公安局出动了数十辆警车进行镇压。一位目击事件的当地居民谭先生星期四告诉本台---

谭先生:“围墙被推倒后,要再建起来。前天晚上,我们市公安局还有相关部门全部出动,去那边应该是做好镇压的工作吧。我看了一下公安局出了好多警车,还有司法呀这些单位。抗议的事情持续了半个月,电厂厂房扩建占用了一条村级的路,路封了,村民要绕道往二级公路那边走。村民的情绪波动比较大,就去那里抗议,把围墙给推倒了。”

大陆网上论坛的消息指事件中有23名 “带头阻止修围墙”的当地溯河村八组村民分别在星期二和星期三被公安抓捕,其中包括80岁的老人。本台星期四致电合山市公安局询问,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台事情闹得很大,但他拒绝透露被捕人数及处理方法---

合山公安:“这个事情闹得很大的,是合山电厂那边搞路。”

记者:“事件中有没有人被抓呢?”

合山公安:“我不知道,不是我们办公。”

据了解合山市发电公司建围墙堵死了旧国道后,附近居住的岭南镇数千村民不但进城要绕道而行,在道旁营生的不少菜农和个体户生意也做不下去了。他们认为当地政府不顾民众意愿也没有经过谘询就批准该项扰民工程做法不妥,所以群起反抗。

然而记者当天致电岭南镇政府询问时,一名官员却矢口否认有抗议事件---

镇政府官员:“我们这里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段时间也是比较平静。你是听谁说的?”

记者:“网上一些消息,村民也这样说。”

镇政府官员:“网上的东西不能信多少呢!”

记者:“那建围墙是怎么回事呢?”

镇政府官员:“嗯...我们没听说这个事。”

居民谭先生说这种的群体性事件在当地是司空见惯的:“发生这些事情一般都是以聚集闹事的形式来抗议,我们也是司空见惯了,一年有几次也是很正常的。”

辽省府前抗议规模扩大 武警强行清场

【大纪元11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 爆发于20日的“蚁力神”受欺诈者辽宁省政府门前示威抗议,因周边地区受害者的加盟,至22日一早,在省府前抗议的群众达3万人。现场目击者表示:“现场至少有1-2万武警、防暴警察、公安戒备,全沈阳的警力都投入到省府”。知情者透露,这场示威抗议规模越来越大,近日将有更多外地蚂蚁养殖户来沈阳讨款。

据讨款者消息,政府的反应是从21晚开始当地各社区街道上门统计蚂蚁养殖户的资料,22日早晨全市大街小巷贴满了这类告示。

知情者披露,22日上午,特警防暴警察开始清场,强行将示威者扔上大轿车拉走,被截走的人员不知去向。

持续示威 规模扩大

受欺诈者表示,由辽宁省天玺集团生产的保健品“蚁力神”,因它强势、持续的由知名演员赵本山做广告宣传,误导了众多的沈阳市民加入养殖蚂蚁的行业。由于天玺集团在黑龙江、吉林、内蒙等国内很多地区皆有分公司,故那里的百姓也纷纷投资,成为蚂蚁养殖户。

据沈阳的蚂蚁养殖户介绍,“我们与天玺集团签了合同,投入的抵押金公司一个季度返回给养殖户一次,抵押金全部返回后我们再投入,过去一直是这样。但今年11月16号该返的钱没返给我们,说21号返,结果也没返,引起养殖户到公司总部讨款。我们听说政府参与这事了,所以大伙就找省政府,这个事就起来了,起码来说让政府干预把我们的本钱给返回来,这是最低要求”。

大纪元记者在22日上午采访一位投入40多万元抵押金,从事6年多养殖,至今有一半资金未返回的养殖户,他说,“我7点半经过省政府,看到已经几万人了。听说警方从7点开始就拉起警戒线,各地的公安警力全部调动到了省政府。现场全副武装的武警估计有1-2万人,拿着盾牌全围上了,防止人们闯进去。朋友来电话说,现在省委省政府那是人山人海,起码有2、3万人”。

“今天全省的养殖户大部份都过来了,还有一部份明天到。今天省政府前外地的人多,有黑龙江、吉林、内蒙、鞍山、葫芦岛、铁岭的。现在大家等待政府给一个满意的答覆,老百姓已经等了三天了。现在气温在零下10度左右,晚上大家就在车站、小旅馆或亲戚家找个暖和地方,但很难很难的。”

一名自己弟弟投入十几万元抵押金,但一年未得到返款的中年妇女对记者形容省府前的状况:“哎呀,妈呀,那人可老了,武警用枪逼着,怕老百姓闯进去。政府方面出来一个代表,说你们先回去吧,能给你们解决,谁要说啥,给记录一下。问问长问问短的,挺冷的但不让进门说。”

有受欺诈者抱怨:“发生这么大的事,辽宁省各新闻媒体只字不提,沈阳当地的电视、报纸没有一家报的,封锁挺厉害,另外从昨晚7点开始他们把“蚁力神”各大网站全部封闭。本来就听说公司有政府的参与,这就让我们对政府有怀疑。你们媒体要报导,最好是到现场采访,能拍到图片录像等,很可观的”。

政府广贴告示 登记养殖户资料

继20日“蚁力神”讨款者开始到省政府示威后,21日晚沈阳一些社区街道人员到养殖户家中,要求他们登记自己养蚂蚁的具体资料,政府并广贴告示,让养殖户从速登记记录。

一养殖户说:“政府正在做登记工作,22日早晨各社区全都贴出广告:各蚂蚁养殖户速到各社区登记,看一共有多少本钱没返回来,政府要采取下一步步骤。大伙看到这个还稍微稳定一点。我刚到我们社区登记我养多少蚂蚁,还欠多少本钱没返给我”。

一位讨款的养殖户指出,多年来由名演员赵本山为“蚁力神”做广告,公司主管王奉友也在电视上亮相,误导了很多人加入养蚂蚁行业。

“这个事政府脱不了干系,因为八年来,满大街的各方式广告,电视广告,涉及到全国各地,国外,影响很大。这企业也是越来越大,全国很多地区都有分公司。政府里还有别的事咱就不好说了。我们心情很不好,很着急,老百姓有的卖房卖地来养蚂蚁养家糊口,这些血汗钱要是真的要不回来,将来会死人的,跳楼的,会去北京上访的,奥运会快到了,惹这么大的事出来,政府没责任吗?怎么维持稳定和谐的局面?所以要全力解决这个事。”

防暴警察大轿车将示威者截走

据沈阳市民介绍,22日上午,特警防暴警察开始清场,当局出动了数十辆大轿车,强行将示威者扔上车拉走,被拉走的人不知去向。在寒冷中等待数小时无结果的余者见状,纷纷逃离,躲避被截走的结局。

一受访市民说:“那么多人堵路,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欠那么多人的资金,谁给还?别看政府统计谁养蚂蚁,我看问题是解决不了,只能认倒霉了,人还不知道拉到哪去了,但这些人不会就这么完事。”

养殖户:交给公司死蚂蚁

记者采访的养殖户介绍了他们如何养蚂蚁,及向公司提供死蚂蚁。

养殖户:“养蚂蚁是为了用死的,一天给蚂蚁喂3次糖水,喂一些面包、蛋黄等,但最终要让蚂蚁死。一个季度一次,提供给公司死蚂蚁”。

还有养殖户透露,蚂蚁在纸箱中靠糖水生存、生长。在蚂蚁生长到一定程度时要死掉,然后给公司用以制作“蚁力神”保健品。

一养蚂蚁户无奈的说,“蚂蚁都在大、小不同的纸箱里放着,一天给蚂蚁喷糖水就行。蚂蚁死了交给公司,到时候本钱还能返回来,这是头些年。投资股票风险太高,钱存银行还要交利息税。干这个听说赚钱容易,大伙就一个传一个,指望这个赚点钱供孩子上学,养活一家老小,现在看来可能要血本无归了,我们是啥心情阿?”

廖祖笙:11月21-22日记叙我之近况和惨案进展

【大纪元11月23日讯】■以下内容记于2007年11月22日:我之近况

  昨日新建的那个网站,今天在国内即被屏蔽(用加密代理可正常访问和登录,由此可以排除服务器出了故障),同时被屏蔽的还有另外3个站点。至此,我已被封删博客3个,网站31个!

  有“人”在分分秒秒盯着我的言说场地,正如我的新浪博客没有被封删之前,有“人”连续数百天三班倒猫在黑暗处删帖,删帖疯狂时一天删帖达上百次!这一切是如此的恐怖!

  中午有不明身份者挂来电话,问我想不想去某国。他的地方口音甚重,我接听其电话感觉十分吃力,由此把手机交给妻子接听。那人在电话里说,在某处买4个油桶捆绑在一块,即可漂到外面去。感觉电话明显被监听。妻子说,这人昨晚深更半夜挂来两次电话,但很快又把电话挂断。到网上一查对方的号码,自称“在欧洲”的他,有一次电话居然是从湖北挂来的。

  有个“人口学家”,所写的帖子近日几乎被贴遍国内热门论坛,该帖开篇在介绍我是一位“时评作家”的同时,也似乎不经意地介绍道:“他的16岁的独生子廖梦君于2006年7月16日在佛山市的一家中学坠楼身亡。”好一个“坠楼身亡”!一个孩子从头顶到脚面都是伤、刀口累累地“坠楼身亡”了!尸检报告和伤情照片成了“国家机密”!律师完全无法介入,媒体噤若寒蝉!

  我申诉无门,遇害学子“坠楼身亡”的文字却能大行其道,还有什么好说的?

  恐惧无处不在。刚才又收到两人发来的手机短信:

  一个是丈夫在佛山“自己撞死”的罗双红发来的,她要我夫妇俩多保重,并感叹说,一定要小心,这世道太黑了。

  另一个网友发来的短信则称:“特务们用高科技杀人,微波、放射线等,使用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发射。我就是受害者。你们要小心,这种方法可以很隐蔽地让人猝死,也可以让人虚弱,力宏可能遭受这种摧残。通过埋在墙里的管线放各种毒气、病毒、细菌。他们的目的多数是让我们虚弱、得病而死。”

  无语。多么“和谐”的“盛世”!

■以下内容记于2007年11月21日:我之近况

  病中。抱病新建了一个网站,首页为http://lzslmj.freehyperspace2.com/index.php

  过去的网页只做了链接上的修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重新录入。

  幕后黑手在不断剥夺我的发言权,迄今已封删我博客3个、网站27个!以后再新建网站,基本上会用这种方法,最起码备份、恢复数据会更方便,网友评论和留言也更方便;网站被屏蔽或FTP连接被断开后,也能继续更新。一段匪夷所思的历史,总该多少留下一点印痕。

  但即使这样操作,仍不保证网站某日又被“人”删得精光,前几天要给一个已被屏蔽的网站做个自动跳转连接,一时疏忽,没用加密连接登录,那网站顿时被隐形黑手删得空空如也。无疑,我的电脑输出数据也受到了监控。

  向国际社会请求避难后,接受了几家海外媒体的采访。网友们纷纷来电,慨叹不已。

  相关方面依然是一副顽皮赖骨。对我一家人来说,家破人亡后,便没有党和政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职能部门。这不是一家一人的悲哀,而昭示着黎民百姓共同的宿命。腐朽的体制不改,足以让人对这片土地心生恐惧。

  对于这世道,我已没有更多的话要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

■以下内容记于2007年11月21日:惨案进展

  所谓的“进展”,是毫无进展。惨案发生至今,没有任何机构向我夫妇俩主动了解过破案线索。律师完全无法介入,媒体完全无法介入。

  日前有人挂来电话,说“上头”已知道这事了,目前只能是这样,不然“会影响开奥运会”。这类电话此前已接到过多次,我就不明白了:这事原本大可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怎么一还原真相,还遇害学生一个公道,就“会影响开奥运会”?

  冤死一个孩子,把我夫妇俩逼得连续数月行乞街头,并迫使我向国际社会请求避难,就不会“影响开奥运会”?

  海外一家媒体又来佛山调查这事了。记者说,梁×波接到记者电话,支支吾吾,并说他“不认识廖梦君”。

  撒谎!惨案发生前,其两次扬言要打梦君,自从我抗议他们学校的做法后,他和谭×南对梦君的态度就十分恶劣,他居然说“不认识”梦君?只要“上头”真肯彻查此案,梁的这一谎言会立刻被推翻!

  记者随后到黄岐中学采访,又像别的记者一样,采访遭拒,几个当事人避而不见。

  能报导这一事件的一直是海外媒体,国内媒体至今噤若寒蝉。

昝爱宗:新闻民工的不幸

【大纪元11月23日讯】新闻界有个怪现象,干活的是真记者,却没有资格获得国家垄断的新闻记者证,被称为"新闻民工";所谓真记者却不干活,不但持有真正的新闻记者证,工资还比"新闻民工"高。每月写不写稿都可按时拿到薪水,他们除了采访报导一些官方指定报导外,几乎不写独立调查的稿件,也不存在职业风险,这样的记者其实是真正的假记者。

中国新闻机构转型,或称加速"市场经济化",直接造就了聘用型新闻民工的大量涌现,一些新闻机构多半逃避《劳动法》制约,没有工伤保险,不支付聘用记者基本工资,不签订就业协议,只是以"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标准支付奖金,要求这些"新闻民工"的奖金收入随报导任务量而浮动,靠自己一步一步采访出来,也就说他们的饭碗是靠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这样的记者叫"新闻民工"在中国不低于25万——中国官方数据是有55万新闻工作者,但一半以上是干活的"新闻民工"。

眼下,正当科学发展观铺天盖地进行全国宣传,中共执政党既得利益集团加速"权力私有化"之时,当那些怀揣新闻出版署"钦点"记者证的所谓真记者,每天忙于写软文、媚文、官文等"规定动作"报导时,可还是有一些"新闻民工",以及通过网络维权揭露官场腐败"泥腿记者"、"赤脚律师"们,从后台走上了前台,通过舆论监督"权力私有化"。尽管有一些报导得罪了权贵势力而很容易失去工作,甚至有生命危险,但他们很快就能够换一家新闻机构继续维权下去。如网名被称为"中国名记"的"新闻民工"徐祥,10月25日因受当事人委托专程到湖南长沙市帮助一位曹姓求助者维权,撰文批评湖南长沙市政法委书记谢树林为"了难书记"(指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被指控招摇撞骗给予拘留十天。徐祥本人持有《民主与法制》杂志社广东记者站的聘用协议,却因为不能出示大多数 "新闻民工"要必要的证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记者证而被视为"假记者",其名誉也受到了政府方面的歪曲。

2007年1月,原《中国贸易报》记者兰成长因不能出示官方记者证,被当作骗钱的"新闻民工"而惨遭黑矿主暴力殴打致死,另一同行的"新闻民工"也被打伤。当时,黑矿主侯振润因不知记者真假,经请教一了解"新闻民工"内情的知情人提示,"如果是真记者,就好好招待给点钱;如果是假记者就收拾他。"后查验兰成长没有官方的记者证,随后就动用暴力"收拾他"。

目前,新闻出版总署明确指出在近55万名中国记者队伍中,只有约18万名中国记者有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新闻记者证。该数字证明绝大部份中国记者没有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新闻记者证。2007年1月12日,山西大同市新闻出版局还发布了《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通告称,"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按照"没有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新闻记者证就是假记者"的荒唐决定,不知今后还有多少个"新闻民工"会遭遇兰成长、徐祥等人的不幸?

──转自《六四天网》

人权团体促中国给予媒体更多自由

【大纪元11月23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晓北2007年11月22日华盛顿报导)美国人权团体说,一些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时被受雇于官方的打手殴打和骚扰。此外,尽管中国政府声称给予外国记者采访自由,但在新疆和西藏却加强了新闻管治。

*美联社:地方政府雇用匿名打手阻碍记者采访*

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发表的报告援引一位美联社记者的话说,中国政府对外国记者的威胁和暴力行为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那就是地方政府雇用匿名打手阻碍记者采访。报告说,这些打手通常和政府或便衣警察是合作关系。

人权观察日前在华盛顿举办了以中国媒体自由为议题的讨论会,该组织亚洲部的研究员费利姆.凯恩曾经在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当过十几年的记者,他在讨论会上指出了匿名打手的问题。

凯恩说:“过去,如果你被骚扰、恐吓或者拘压,你至少还可以把这个问题曝光,指出某个地方政府或者警察做了这件事。而现在,你无法找出这些打手的真正身份,而警方也会说,他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

*报告敏感题材的记者受骚扰可能性高*

从今年1月1号开始,中国政府对外国记者的采访自由在政策上放宽了限制。规定在2008年10月17号之前,外国记者可以在不需要外交部批准的情况下在北京和上海以外的地区对中国各组织和个人进行自由采访。

人权观察的报告说,在该组织采访的36名驻华外国记者中,有一些人表示,新规定显著拓宽了采访对像和报导内容的范围。还有一些人说,当采访遇到阻碍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援助。

但是,仍有许多外国记者说,他们在工作时受到骚扰、拘押和恐吓。政治异议人士、西藏问题、爱滋病、暴动等议题依然是新闻禁区,报导这类敏感题材的记者受到骚扰、拘押和恐吓的可能性更高。

此外,为外国新闻机构工作的中国籍翻译、新闻调查员、记者助手和消息来源则面临更大的危险,因为他们并不享有“临时规定”赋予的报导自由。人权观察的报告说,中国记者说,安全部门一直在密切监视他们的行动,以防止他们所作的报导和政府的宣传口径不一致。

*新疆和西藏地区依然向外国记者紧闭大门*

人权观察的报告还指出,新疆和西藏地区依然向外国记者紧闭大门。该组织亚洲部的研究员费利姆.凯恩说:“新疆和西藏的情况和以前一样,是禁区。记者们必须得到中国外交部的批准才能去那里采访,这个批准过程漫长而复杂。特别是在西藏,记者唯一的合法采访途径是通过一个所谓‘年度旅游车之旅’,也就是许多外国记者在当地政府的组织、陪同和监视之下一起去西藏采访。”

曾经担任洛杉矶时报驻华记者的詹姆斯.曼恩也出席了星期二的讨论会,他说,西藏和新疆的新闻管制比过去更严了。

曼恩说:“在过去25年中,外国记者对新疆和西藏的报导明显地减少和退步了。我在中国当记者的时候,曾经独自一个人去新疆和西藏采访报导。但是后来不行了,从80年代末开始,中国政府加紧了对那里的新闻管制。”

*人权观察:中国须确保外国媒体自由报导权*

人权观察的报告说,中国奥组委、国际奥委会和中国各级政府必须确保外国媒体得到真正的自由报导权。此外,报告还呼吁将这一临时规定改为永久性规定,并且给予中国记者同样的新闻自由。

记者无疆界吁法总统访华时表明人权态度

【大纪元11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王泓编译)在法国总统萨尔科奇访华前夕,记者无疆界组织致信总统请他在中国能让法国对人权的态度被听到,向中国方面提出释放83名被关押的记者和网络异议人士。

记者无疆界组织在给萨尔科奇的信中说:“在最近几个月里您一再提到会向中国方面提出中国人权的状况和被关押的政治犯的处境。那么这次出访就是一个最好的表达法国的态度的机会,提醒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他们的国家在2001年获得奥运会主办权时做出的改善新闻自由和人权的承诺。

该组织向萨尔科奇的顾问递交了一份被关押的包括33名记者及50名网络异议人士的名单,特别提到分别被判刑10年、5年、8年的师涛、程翔和杨子立。

记者无疆界建议总统在北京能安排会见一些独立记者和具有民主意识的并与这些政治犯比较接近的知识份子。该组织秘书长儸贝尔·梅纳尔指出“代表团的某个成员可以去人权斗士胡佳和曾金燕的家中拜访,他们两人获欧洲议会的萨哈洛夫奖提名。他们被监视居住多年,是勇敢的捍卫言论自由的代表。”

在信的最后,记者无疆界说总统会向中国兜售某些企业的高超技术,请求法国总统关注这些法国企业的态度。该组织强调,这些企业的技术不应该用来帮助镇压。达赖斯(Thales)公司向中国出售的阿丽斯(ALLIS) 无线电广播天线就以它的技术高超而著称,被中国当局用来干扰某些国际广播节目。在为2008年奥运提供的安全设施中,EADS公司已经卖给北京政府多套TETRA通讯系统,超过三万的警察和城管人员将配备欧洲设备。

记者无疆界担心这些设备被用来对付异议人士。

李淑娴:【哲儿纪事:离家】

【大纪元11月23日讯】(此文写于1989年,原文很长,曾于1992年发表于《远见》杂志。现编选出有关的段落,整理成文,以怀念在那离乱岁月中的哲儿。2007/11/16)

我没有料到,我们那样匆匆地离开了家——保福寺916楼1101(=13)号,就很难再回去了。这是我们婚后长达十八年两地分离之后第一次有的一个像样的家。

1987年,励之被“罢官”彻底回家。但励之的国内外好几家学术杂志编辑的职务尚未被“罢”。大批书籍杂志源源而来。我的原已拥挤的北大蔚秀园住房就更凌乱不堪。孩子也长大了。为庆祝我们终于团圆,我不惜倾全部积蓄而装修好了保福寺的家。励之母亲年老也来同住。

命名

19岁的哲儿从来没有在这种团圆的家中生活过。

他出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年代。那时,我们住在北大十六楼。它是最靠近三角地的宿舍楼。武斗首当其冲。住户纷纷逃离。1968年5月下旬一个下午,我们也逃了。我牵着长子,怀着次子,励之用自行车驮着必要的衣物,逃到北京东城的婆母家。不几日,励之就被科大文革当局宣布为“清理阶级队伍”的物件。来婆母家抄家,当晚励之被带走,关在科大专政队。为了保护励之,当晚,我怀着已八个多月的次子,赶回北大十六楼,找到励之的所有日记,深夜背回婆母家。太累。第二天,6月12日,我就早产了。

孩子出世第三天,励之被专政队允许出来为次子办理户口。励之的父亲看着必须立即回科大的儿子,再看着刚出生的孙子,向我说:“就取名为‵吉’吧,讨个吉利。”我说:“一个吉不够,要双吉。”双吉为‵哲’。这就是方哲。

在励之的大家庭中,方哲是奶奶照顾下的第五个孩子,也就不那么“精贵”了。我因产褥感染,他没有母奶吃;又正值大暑季节,没有人有心思去抱他。等他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他不爱哭,总是自己躺在小车上玩,有时半天看不见人,他会努力欠起头和脚,弯成一个元宝样,一见到人,就笑了。天太热,有时因为着急,他头上的痱子痒起来,他还没学会抓痒,就把胖胖的小手放在头上,五指一起伸开,再一同收拢。他这种抓痒的方式,一直维持到他懂得大人笑他的时候。出生在困难中,哲儿他从小就很独立。

等了十八年,19岁的哲儿才第一次同父母,奶奶(爷爷已去世)共同生活在一起。十八年分离后的时间分外可贵。励之和我几乎每天工作到夜深。我们有自己的人生价值,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遵循的普适原则,物理的,社会的。励之经常提到,并在他的物理著作中也引用的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是:“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到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这促使1989年初,在大雪纷纷的年假日,励之起草了给中国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期望以此使中国迎来一个和谐、繁荣的四十周年。

然而,这个呼吁,给我们的家带来了新灾难,团圆实际上总是短暂的。

“黑手”

1989年2月26日,布什晚宴受阻一事,是一个讯号。之后,出现了更多的异样:不止一次有陌生人打电话到我家,说找派出所或公安分局;也有我们的朋友从飞机场向我家打电话,却由派出所或陌生人接了去。有时,突然电话铃响,只要我们两人之一去接,报了名字,马上对方就挂断。显然,我们在中国政府的“另册”中,已经“升级”了。

1989年4月中旬学生运动开始后,监听、跟踪更多。毋庸讳言,我们是支持学生的民主、自由要求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是有影响的。但天文台的朋友,从所长到年轻人,为保护励之,每天都有人陪励之在天文台工作,以证明他没有介入运动。每当科学院有游行,所长李启斌就安排方主持外宾的学术报告会。

尽管如此,5月3日,袁木、何东昌等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还是点了方励之的名。暗示方是“黑手”。袁、何二人唱起双簧。对方励之或早、或近的有关报导,任意编排、歪曲、造谣,愚民。掩盖方励之一再提到的普适的人权原则;用狭隘、煽动的语言,断章取义、颠倒是非的方式,指责方励之“没有爱国心”等等。这段相当长的双簧,已使人感到恐怖。有的记者在会议进行中就接通了我家的电话,担心我们已被逮捕。

去大同

1989年5月19日北京军管。5月23日,励之要去山西大同开超新星天体物理会,他是会议的主要被邀请人之一。前一天,一位好心的年轻人,满怀忧虑地找到我,悄悄地向我说:“李老师,我从高干亲友处,得到可靠消息,内部档很厉害地点了你们的名,一再提‘方、李夫妇’,你难道不能劝劝方老师不去开会吗?别人不敢劝他。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危险中。这时候,只有家人在一起才好一点。”

我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但我知道,很难改变励之对人已作的承诺,何况会议主持人及承办单位已多次来电催促。我把消息转告励之,提醒他是非常时期,一到大同就给我电话,务必保持联系;又希望他注意北京的变化,回家时先看阳台上有没有我作的记号,也许我已被捕;再约定,假如我被迫出走,先到山西太原,去看正在他二妹家的婆母,我们将在那里相会,是福、是祸都在一起。

当天,他在车站等了半天,为了遣散外地学生,已售出票的车停发,却不断发出向南不需验票的车。他又回到家来,继续写他的论文。

5月24日一早,励之又出发去车站等。临行,我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向同去开会的年轻同事,天文台刘玉林,说:“我把他交给你了!到时候要原样交还。”

这一天,励之在拥挤的售票厅站了一天,北京火车站简直像战争期间逃难一样。他在下午给我打来电话,还没走掉,可望晚上有车。在车站,他遇见已是多明尼加国国家级高官的原中国人,问励之是否有意去南方,或任何时候到该小国,他表示欢迎。励之婉谢了这一片盛意,说现在首要的是去大同,那里的会在等他。

这一天,家里也不平静。我的亲人,我们众多的各界朋友,都先后来到。大家感到北京的空气里充满了不安与恐怖,但不能预测究竟会发生什么?大家都感到,某种愚昧、顽固、贪婪、恐惧,聚集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充满丑恶报复心理的力量,仍然巨大。我们家处在这种力量的虎视眈眈之下。每来一个人,几句话,都理解了,然后悄悄地,匆匆地走掉。平时爱问个没完的新闻界朋友,也沉默多了,并不坚持要采访。有的人,就是为看我们一眼;有的电话,就是为听见我们的声音;还有人特意送来一件纪念品;……我心力交瘁地守在家里,时时聆听着北京的声息,等着励之的电话。

去太原

5月25日一早,大儿子从美国打来电话,问我近来的身体。整个居民楼忧心忡忡,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人们在电梯中神情严肃,再无意于轻松闲聊。上午,某一西方记者来访,一定要我预测,中国当局会不会下毒手。我想了一下说:“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封闭时代,在全世界的密切关注下,我想他们不敢,总还不至于蠢到这种地步吧!”这与其说是我的回答,还不如说是一种愿望。

当天中午,大儿子第二次接通家里的电话,孩子急得走了调的声音从美国传来,他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我:中国当局已经把北京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说赵紫阳是叛徒,要清天安门广场,准备抓3—4千人,要抓40名知识份子,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方、李二人。我不能相信这疯狂的决定。孩子苦苦说服我,这是好心朋友可靠的紧急劝告,命令式地求我快离开家,把爸爸找到,带上弟弟方哲。

我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带上中国内地旅行必须的粮票、现款,但找不到任何去火车站的交通工具。近来,为了阻止人们去天安门,当局已下令停驶多路公车,中国人要叫Taxi也很难。我只好求助于自Bush晚宴事件后结成好友的PerryLink(林培瑞)教授,他迅速要了车到来。正在我将锁门离家的当儿,电话铃响,连接三通电话,一通是大儿子又来催的;一通是励之,他刚到大同宾馆;一通是意大利朋友,罗马大学RemoRuffini教授,我告诉他们,我即刻要外出,他们将来可以从我们大儿子处知道消息。

在火车站,我向PerryLink致谢道别。我说:“我不知道将要走到哪里,但首先要找到方励之。也许我们会在小地方走一走,把这股疯狂劲避过;也许这是一场虚惊,孩子听了谣言,我们去看看老人也不错。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回来我一定给你电话,把你的孩子带来我家玩。”

作为一个长期热爱中国,能说流利的中文(他甚至可以说中文相声),有很多中国朋友,又是中美文化使者的PerryLink教授,已经被一九八九年以来他遇见的种种事所苦恼。面对着莫明其妙被逼得弃家逃亡的我,他显得迷惘,带着几分忧虑地说:“我愿意提供一切我可能的对你们的帮助,祝你一路平安,希望能再见。”

北京火车站

在拥挤的售票口,小儿子方哲想办法给我买到一张硬卧铺票,他自己却突然决定不跟我同行,要留下来。他的依据是,他不是政府要抓的人,他已经会照顾自己,而且,我们不知道会流落到哪里。北京是最了解全面情况的地方,也许,他在北京对我们更有帮助。我一下子发现,孩子长大了,懂事了。任何作母亲的,甘愿把欢乐、幸福和孩子共用,决不愿意让孩子跟着自己不幸。我同意他的选择。

离开车还有两个钟头,我仔细审视我那长得高大、健美的孩子,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长大的。在我心里,他还是个大头大脑、厚敦敦的、不爱说话、很有自主性的男孩。

我永远记得一件事。那还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他带了一串男孩到家里来玩,不知怎么起了纠纷,他们像开了锅一样在那里闹;我一个人在北京带孩子过日子就够心烦的了,又是刚刚“右派改正”、刚刚允许我上台讲课,我恨不能一天当作两天用。当时,我没有问清原因,大声责备了他,可能还打了他屁股,说了他什么我已记不清了。但后来,在我办他的另一件“公案”时,他仰起挂满泪珠的小胖脸,愤愤地说:“你们(指爸、妈)都不喜欢我,连我的小朋友都说没有哥哥的好,你把他们赶走了!小朋友怎么想呢?”

孩子的话像灼热的针,扎在我的心里。比他大五岁半的哥哥,已经懂得父母的难处;而他正是淘气、也更需要爱抚的时候。我把精神的压力、烦恼和苦闷,无意地漏洒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

他在我不知不觉中长大,渐渐理解我们了,但我们也更忙了。“反自由化”运动之后,我们的家经常处在政治旋涡中。1988年临近暑期考试,有一天,孩子悄悄走到我备课的桌边,看我埋头工作,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妈妈,我给你说句话行吗?”得到我的同意,他接着说:“你这几天忙学生迎考,家也没回。你知道,爸爸在家里只有他的正经事,和我说话也少,简直没有话。有时候我真恨不得有人骂我、打我一顿,像小时候那样。我难受!妈妈你知道吗?”

听了这个安静的孩子难得吐露的话,我像被火烧了一样,站起来,抬起头凝视着孩子的眼睛,那是一双很像我的眼睛,此时它充满爱意和矛盾。没等我开口,他继续说:“我知道你们的处境,我只要你知道我的感觉,我明白你们没办法,还是应当由我自己在心理上来克服,我愿意长得精神方面更强些。但是,我想让你知道,让你懂得你的儿子。”

我深深地内疚,我欠这孩子太多的爱;不是不爱,而总是各种事阻挡我表达爱,而爱是要通过表达才能相互感知,达到交流,得到美的享受,得到心灵的滋润,建立起人间和谐的关系的。

我还没有机会弥补过去的损失,就要和孩子分手了。我贪婪地看着他那一米八七高而匀称的身材,圆圆的、仍然孩子气的脸。这噪杂的北京站,竟成了我们母子话别之地。孩子迅速给我买来饮料和一点简单的饭食,代我找到一个座位,说一路很挤,十多小时可能吃不上也喝不上,要我一定吃下这餐饭。万般牵挂、万般无奈,几多离愁、几多欠疚,化成最简单的几句交待:不管将来活得多么艰难,也要作个正直的人,努力成为有知识、有本领、有独立人格的人。你的父母无罪,对自己的生活无愧,你会理解,将来会更理解,假如说我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欠下对你的爱,和欠下对我的妈妈的恩情。

孩子把我送上车,找到我的卧铺位置,放好我简单的小包。一向不会抽烟的孩子,拿出一包准备好的“洋烟”,一支支分送给我的邻座,含笑和他们搭讪说:“这是我的母亲,她身体不好,第一次去太原,请多照顾!”。火车要开的铃声响了,孩子转身塞给我几包“洋烟”说:“你不知道会走到那里,你们一点不会应酬,这也许有用。”又顺手把我刚才多给他的钱迅速塞在我的手中,喃喃地、有点突兀地说:“你们会比我还难。……其实,真要想抓你们,亲戚家早就监视上了。要说安全,倒是北京反而最安全。这里有那么多你们的朋友,你们在这里被抓的话,全世界都知道。这里有许多国家的使馆……”接着,他匆匆下车,在车窗外,一直看着我的眼睛,直到火车把我带走。

我到太原的第二天中午,资助大同会议的工厂厂长,亲自开车把励之送来,一同陪来的刘玉林笑着说:“李老师!我完璧归赵了,请验收!”我把我知道的紧急消息说了,励之哈哈一笑,不相信当局会如此之蠢,同时也想让老人放心。但那位厂长说起,在整个开会期间,在从大同到太原的行车途中,都有人紧紧相随。此时我发现,在楼外正对房间的几个视窗,都有小汽车。这种小城,在工厂宿舍区,难得小汽车长时间停靠,更何况同时有几辆。正如小儿子所说,当局若想要抓,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对我们都不安全。

他们真的杀人了

不连累亲人,我们于5月29日回到北京。第三天,6月1日,清晨刚起身,我们的记者朋友ABC广播公司的柯达德先生,登门告急,不久,VOA的潘海蒂小姐,也打来电话。他们说的都是,昨天在北京几个郊区县,大兴、顺义等地,由政府组织的农民游行中,焚烧了方励之的模拟像。他们担心方已被捕,也想了解方本人的感受。

励之泰然地说:“我们前天晚才到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的事,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眼目之下,他们是清楚的。烧模拟像,在国际上或中国历史上,我记得,只有国家级或领袖级的人享用过。我今天竟有此殊荣?他们要这样作,我不介意。”励之照样去天文台上班、答研究生问。

6月2日,励之照常去天文台;下午,我如约接通PerryLink教授家的电话;他和夫人Jean带着两个可爱的孩子来我家玩。朋友相聚,也提不起精神,更无玩兴,谈话离不开天安门。只有他那淘气的小儿子Nathen,看上了大客厅墙壁上挂着的一柄宝剑,那是1988年的最后一天,一位病重的老人,专门托人登门送来的礼物,这是他家祖传的纪念品,愿送励之保存。

6月3日,变了。半夜,电话铃可怕地响起来,一个稚嫩的、似乎存在我记忆里的、南方口音男孩子的声音急促地说:“李老师,不要问我是谁,我是北大的学生,同学们叫我一定要打通这个电话。我好不容易、冒着火光和枪声来打这个电话,就是要告诉你,我们亲眼见到,军队和武警已经杀人了!他们杀人了!这是真的!在我边上一位清华的学生,被打碎肩胛骨;另一同学颈部中弹,被打穿大动脉,血流如注,马上就要不行了。”我被这消息弄懵了,一再问:“是真的吗?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对方的孩子似乎着急起来,更快的说:“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你那里能听见枪声吗?现在仍然在放枪。我们什么事也不要你做。只希望,你和方老师平安。杀人之后,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这时,我才听见,在北京深深的夏夜,远远地传来一种沉闷声,伴着断续的、似爆竹的声响。我觉得,要做点什么,一阵揪心的胸痛使我混身冰凉。楼道里,虽然家家都不开灯,但家家都没有睡。

接着,第二通电话又响了,是一个更成熟的声音,简单的通报,在他所在的地方,可靠的统计:约有20人被打死,两百人受伤。第三通,是一个东北的、似曾相识的口音,向我通报:在他附近的统计:50人被打死,几百人受伤。……。快天亮了,又有人报:死一百,伤……。每一通电话的最后,都是忧虑而深情地说:“不要问我是谁,希望你和方老师珍重,平安。”

一夜不眠,听着杀人之后北京的声音。深夜,越洋电话接通。欧洲,北美的朋友都急于知道我们是否还活着。

走吧,跟我们走吧

盼来6月4日的黎明,楼道里出奇地安静。既没有平时孩子们每逢星期日在电梯里的喧闹,也没有大人相约买菜,和为假日烹饪的忙碌。彻夜不眠的人们,在楼道相遇,不打招呼,只睁着干涩的双眼望着前方。中国大陆的人很熟悉这样的表情,那是当大难袭来,人们掌握不了自己命运时,常有的表情。为了包裹起自己的感情,不让它流露到不能自禁;也为了防止有一类人,用任何一句话编造是非。

谁都无心吃饭,上午,励之仍然去天文台上班。中午,励之刚回家,PerryLink来了,他红着眼圈,戴着黑纱,两天不见,他好像瘦了、也苍老了。大概每人都是这样。他刚在中国人民大学门口,听学生诉说。他欲哭已无泪,伤心地站在那里,也站不住,直倒换着双脚。停了一会儿,他哑着嗓子说:“你们都知道了!真没想到……我见到很多现场实拍的照片,看见了学生们……,太惨了……”他盯住我看了一下,大约我憔悴得十分难看。我指着他臂上的黑纱,他黯然说:“是学生们给我戴上的,我就是要戴,我要有一点表示。”我小声、愤怒地说:“谁也想不到,想不到他们竟这样凶残,这样愚蠢!是愚蠢!……”这时,励之的学生送文章来了,又来了什么人。

下午,一位元年轻的美国记者,急急地打来电话,直愣愣地说:“要不要我帮你们离开家?换个地方?”我们谢了他的关心,表示我们哪里也不去。

四点多,PerryLink和一位元他的记者朋友又来了,这大概是他想到的一个折中的办法,记者朋友请我们到他所包的饭店房间,那里平时是安全的,中国官方一般不会来打扰。励之仍旧不动声色,他说还要看一看,明天他还有一个约会,完了再说。两位外国朋友担心地走了。走前,我说,我们家的电话用起来要倍加小心,我和PerryLink约定,假如情况紧急,需要他的帮助,我在电话中就说,要他把孩子带来玩。

我们的挚友许良英,前两天还说去太原是多此一举,当晚派他的妻子王来棣来,告诉我们,军内上层已正式传达,要抓方、李夫妇俩,他替我们找到一间空房,可以蛰居一些时间,他的妻子等我们决定,好立即带我们走。她警告我们,今夜不能在这个家住了,抓人一般都在夜里。

我们的邻居,悄悄地来了。他紧张地说:“老方一定要躲一躲,今夜不能在家住。你们要是信任我,今夜,无论什么时间,来我家住,我们把床给你们留着。用坦克、自动步枪对着手无寸铁的人民,不能再相信他们了!我们真可怜,真是手无寸铁啊!科学院这个区,他们最恨,这是知识份子聚集地,将来整起来,一定是不会轻的……”我迅速把他送走,不要让别人看见。

门铃又响了,进来一位我认不出来的盛装女子,原来是我们一位年轻朋友的妻子,刻意打扮了一下。她心慌意乱地拿着丈夫的字条,大意是:“我想法弄到一辆车,今晚八点出发。两位老师今晚一定不要在家住。假如你们同意,八点以前在路口等或到我这里来。我把二位老师送到×××先生那里,先住一阵。”我知道,她既担心丈夫,又担心家里一个幼子,就请她快回家;告诉她丈夫,不管我们去不去,都永远记得在这危急时刻他为我们作的一切。我们七点半不去的话,就是不去了。他们有什么安排,不要耽误。

电话铃响,送来一个土气十足的声音,励之拿着电话,愣了一下,好像在回想什么,突然他笑了,接着说:“我明白了,谢谢你,我明白了,明白了!”这一连串的“明白了”,原来是对于“哑迷”式电话的回答。放下电话,励之向我解释。这是一位十分“正统”的朋友打来的。因情况的险恶,这位元朋友用改变了用他的山东话通消息。这位朋友说:“老方,厄(我)从山东老家来,咋这里呔脏,你咋不换个干净地方待着?看!电视上都演的啥?”这时电视正在说“平定反革命暴乱”的事。

这个电话使励之比较相信情况真的紧急,因为,别的好友对我们钟爱,反而使励之认为他们过于担心。“正统”的、不过于激进的人都认为危险,那就更有客观性。这时,励之才同意我给PerryLink打电话。一接通,我一一谢了所有在我家等我们决定的朋友,请他们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我双手拉着他们的手,用力地用双目盯视着他们,我要永远在心上刻下这一张张纯朴、善良的脸。

PerryLink这一天内第三次来到我家。励之还想着明天就回来,这时,他的研究生来了,励之交给他要办的事,应该寄出的文章、书信。我收拾几件最简单的漱洗用具,向小儿子说:“一起走吧!”他显出不情愿的样子,我劝说:“妈妈不放心你!你就先送送我们,明天再回家,好吗?走吧,跟我们走吧!”

六月的夜晚来得很迟,黄昏的斜阳下,我回首再望一眼我们住房的阳台。阳台上,我专门请人做的晾衣架。还有打通两个阳台之间的拱形门洞。都是我的得意设计。阳台上,还没来得及种上一点我希望有的绿色植物;阳台上,还放着一位朋友,彭培根教授,特地送来的防火索;室内放下的落地窗帘隐约可见。

PerryLink替我拉开车门,再一次催我上车。一向行动急促的我,还在发愣,我好像预感到什么,又回头看看我的家,才低头进入车里。车座的布罩上,点点血迹;司机座边,另有一人。司机急忙解释:“我们不敢一人开车,不知道会撞上什么。这一夜,我们都在自愿免费冒险拉学生,你看这布罩上的血……,唉,太惨了!学生们真是可怜!……”

我告别了多年来盼望的、唯一的一个像个家样的家。这也许是我告别了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告别了某种思想模式,告别了某种价值观念,告别了某种心理状态;这也要求我寻找一种新的平衡,要求我开始走生命的又一章。这需要勇气。

勇气是有的,因为我还有励之,还有克儿,还有哲儿,还有伸出援手的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

转自《新世纪》

何清涟:中国经济大厦的粉墙开始剥落

【大纪元11月23日讯】11月中旬,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在刚过去的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准比去年同月上涨6.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7.6%。

但官方公布的资料比民众感受到的物价上涨幅度要低得多。近几个月以来,物价上涨成了中国民众的恶梦,对这场恶梦的注脚是近日相继在上海、重庆等城市发生的因抢购半价或8折食用油而导致的恶性踩踏事件。生活于上海与重庆这两个经济发达城市的居民对食品价格上涨尚如此敏感,其他中小城市的居民因物价上涨引起的恐慌感自然就更强烈。

对这一轮物价上涨,中国境内外的感觉非常不同。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驻上海的王志浩(Stephen Green)甚至表示,食品价格上涨有助于将财富从城市转移至农村地区,而这正是中国政府的长期目标之一。但中国政府以及部分专家的感觉却并不乐观,担心即将面临通胀预期失控的局面。经济发达的广东省最近已决定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10%左右,以此安抚怨恨不已的低收入阶层。

所谓“面临通胀预期失控”,意味着中国政府对此应对乏策,这正好暴露了喜好干预经济的中国政府缺乏眼光。因为这轮物价上涨是中国经济结构性变动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所产生的价格传导作用,早已酝酿着生活必需品涨价的因数。试想想,与房地产相关的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共有几十个,房地产价格已“一枝独秀”地上涨了好几年,与之相关的诸多产业的产品价格岂能原地踏步?三、四年前煤、电、油等能源与运输价格就已轮番上涨,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应是政府预料中事。如果说上述踩踏事件是中国“消费者通胀预期上升”的结果,那就只能说中国消费者获得的价格资讯是不完全资讯,这种“资讯不完全供给”不仅导致他们对涨价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还导致他们对政府管制经济的能力处于不信任状态。而这种心态既是中国当局报喜不报忧的媒体控制策略所导致的,也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互信关系的表现──这是问题之一。

问题之二是:“通胀预期上升”并非中国独有,但为什么在别的国家不会导致这类抢购事件,唯有在中国才会导致这种恶性事件?也就是说,在经过了30年号称“奇迹”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国民众对物价的承受力为什么还如此脆弱?

惧怕物价上涨因而抢购生活必需品的场景,曾在80年代后期“物价闯关”时出现过,抢购风潮中,不仅冰箱、电视机,甚至连肥皂、白糖、食用盐都成了公众囤积的目标。风潮过后,中国逐渐进入物质丰裕时代,民众生活水准也相应提高。好长一段时期,一些囤积者手中用不完的肥皂、吃不完的白糖成了众多评论者嘲笑的物件,有人甚至预言: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提高,中国再也不会出现因担心物价上涨而囤积的现象。

这个预言只对了一部分。所谓“对了一部分”,是因为中国贫富差距过大,占总人口比例不到10%的高收入家庭对食物等基本消费品的价格上涨根本不在意。但问题在于,中国人还有将近一半人生活在日均消费2美元这条线之下──世界银行曾制定“高贫困线”与“低贫困线”两条测试贫困的标准,衡量许多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准用的是人日均消费2美元这条高贫困线,而衡量中国民众生活水准用的是人日均消费1美元这条低贫困线。对中国采用低贫困线标准是否出于中国当局的要求不得而知,可知的是由于采用了低贫困线标准,中国的穷人数量由将近7亿减至1.35亿人,大大有利于提升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但对于占人口将近一半的中国人来说,物价上涨过快却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品质将大大下降,因为他们将被迫把有限的钱更多地用于食品消费而不是其他消费。

如果说贫富差距过大、穷人过多、失业率居高不下、贪腐肆虐等是中国经济大厦的内部景观,那么产品品质与通胀指标则是这座大厦的外墙,两者共同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品质问题。当中国人在为内部景观不佳所苦之时,外人还在欣赏外墙的景观。如今外墙已开始剥落并露出内在的不堪,对中国经济品质的深层思考才可能真正开始。
  
──转自《华夏电子报》第 219期

三峡大坝隐患或超预期 官方信息混乱

【大纪元11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静、魏德综合报导)三峡大坝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从开始设计起就遭到环保人士和部份科学家的反对,但当时中共当局一意孤行,于1994年强行上马。从2003年完工至今,诸多县城、上百个乡镇、数百个文化遗址纷纷被水淹没,约140万人流离失所。自2003年7月大坝开始蓄水后,沿水库周围的房屋和田地逐渐出现裂纹并扭曲变形,山体塌方已造成24人死亡,1100人无家可归,更多的农民无奈被迫迁离,山坡上散布着岩石、泥土还有破碎的农民家园。专家称这些问题出现的规模和严重性已超出预期,人们担心大坝可能存在着致命的隐患。地方官员承认三峡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官方也曾一度警告有“地质灾害”,但是警告声音马上被中央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负责人在中国日报上高调予以否认,称三峡影响并未超出1991年可行性报告中所预期的范围。

三峡大坝存在致命隐患

路透社11月14日报导,最近湖北巴东县陈家岭(Chenjialing)村庄附近的山坡已有些颤动及吱嘎作响,房屋和田地出现裂纹并扭曲变形,居民们担心中国这个最大的蓄水库 - 三峡大坝可能存在着致命的隐患。

当局说,这个巨大的水力发电计划是为了征服长江,但由于水位上升,部份江岸发生扭曲变形和开裂,沿着660公里(410英里)的水库,居民们指着被侵蚀、滑动及变形的地形说,自去年开始,第二次水位上升后情况变得更坏。这项工程给附近村庄的人们带来的是困惑和愤怒。

陈家岭1400名村民居住的村庄附近曾经有一条可涉水的小溪,而现在,小溪流成为可停泊长江中航行大型煤船的深水湾。果园和土豆田里也处处留下伤痕及被掀翻的土地。村民们说,自去年以来,一棵笨重的老树已开始向河边倾斜,附近的梯田突然塌陷,许多房屋显示出裂缝和变形。

一位老婆婆项春彩(Xiang Chuncai,音译)84年来大部份时间居住在这个长江边上的橘林山坡上,她回忆去年惊骇于窗户的卡嗒声和来自地下的隆隆噪声。村庄的居民说,过去几个月来发生多次震动。

项指着自家砖瓦房墙上宽宽的裂缝说:“自从三峡大坝蓄水以来,到处都在发生破裂”。“我们没有钱搬走,...但又怕留下会发生危险”。项的邻居苏公湘(Su Gongxiang,音译)说:“有时地面发出隆隆声并在颤动,加上狗的叫声和婴儿哭声,使我们惊恐不已。”她家的前门已严重变形而无法关上。

山体塌方摧毁住房

虽然三峡大坝地区部份地质结构是花岗岩,但地质脆弱区也遍布坝区。科学家早就预测,当大坝水位升降冲击江岸,将会阻止渗流或挤压土质松软的地方,使地质更不稳定。

重庆大学环境专家雷恒顺(Lei Hengshun,音译)说:“三峡库区一向容易塌方,现在的水位提高,对两岸施加了更大压力”。他说,升高的水位冲击地层和岩石,干旱和暴雨都可能加剧土地严重坍塌的风险。

湖北秭归(Zigui)县钱江坪村(Qianjiangping)的山坡塌陷,说明这些冲击可能带来的风险。自2003年7月三峡大坝开始蓄水后,山泥倾泻造成24人死亡,1100人无家可归,使整个山坡上混杂着岩石、泥土和破碎的农民家园。

据当地新闻和大坝环保机构报告,今年夏天的雨季期间,遍及库区的山体滑坡至少造成13人死亡。

新华社去年报告,大坝周边区域存在1900多个地质灾害点,其中362个亟待采取安全措施,而其中只有13起得到相关处理。

钱江坪村前居民王爱华(Wang Aihua,音译)说:“最开始是我们这样的老房子出现裂缝”,王正在拜访住在那里的父母。他郑重告诉父母“仔细关注这样的事情”。附近的村民说,他们担心当水位再次上升,滑坡监测员将无法给出有效的警告。

人们无奈迁离

康乐乡(Kangle Township,音译)的村民们声称,他们在11月初接到当地官方的通知,敦促他们在2007年年底前应主动搬走,否则会遭遇滑坡危险。他们愤怒地去见当地官员。

村民们说,官方的补偿不足以建立新的家园,而且搬到更高的山上,将使他们离田地和水源太远。农民金石河(Jin Shihe,音译)说:“如果我们不搬,又害怕滑坡;但如果搬走,又实在难以负担”。

在山谷的另一边,居民家里到处是裂缝,可他们表示尚未接到任何搬家的通知。60岁的李中尘(Li Zhongchen,音译)说:“如果晚上下雨,你根本不敢睡觉”。“一旦发生滑坡,不会有多大的声音或警报,所以你只能警惕地侧耳聆听”。

去年邻近长江的堤岸倒塌,把几间民宅冲入水中,县政府已在陈家岭村庄周围贴上标志,警告可能有“地质灾害”。

不过塌方和裂缝似乎对村庄脚下的煤矿无济于事,那里的炸药仍定期爆炸。在矿上工作的45岁农民谭连勇(Tan Lianyong,音译)表示,他担心地层滑动使他身陷地道之中。他注视着自家前一小块中间突然陷下去的蔬菜地说:“我们只是农民,需要赚钱生存,自己无法选择”。

在明年水峰达到175米之前,51岁的徐发秀(Xu Faxiu,音译)和她生病的丈夫必须抛弃“老巴东” – 一栋由深度腐蚀混凝土砖墙构成的半拆卸的房屋。

徐50岁的丈夫不能说话,在她讲话时直点头。徐说:“他2000年时患病,今年再次犯病”,“支付医疗帐单越来越难,儿子给我们一些钱”。“这里的每个人不久必须搬出,我不知道我们去哪里”,“可是抱怨没有用,你是穷人,没有人听你的”。

大坝“环境灾害”超出预期

美联社报导说,三峡大坝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当局旨在“驯服”世界上第三条大河流长江,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计划。当时,政府压制了来自社会的批评家和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的激烈反对,这些人在1992年由党控制的人代会上,前所未有地说服了三分之一人反对该计划或投弃权票。

因此这个2309米长、185米高的三峡大坝得以于1994年兴建,2003年落成,之后开始蓄水。按计划,到2008年年底将达到最大水蓄水量,393亿立方米。为了建造这个水库大坝,两个城市、11个县、116个乡镇、以及湖北省数百个文化遗址、重庆市周边一些县纷纷被水淹没,约140万人流离失所。

尽管政府已安置所有受影响城镇和村庄的人们迁移到较高山坡或遥远省份和城市,但仍遭到迁移人们的抱怨,他们大多数是贫困农民,抗议官员的腐败及赔偿不足。

官方发出的信息混乱不清

路透社报导说,今年四月,有地质学背景的总理温家宝,组织大坝建设委员会及稍后举行的国务院会议,讨论三峡库区对周边环境的压力。九月,该项目的一位高级官警察告说,土地震动可能招致“环境灾难”,官方突然从宣传三峡大坝的好处转变成警告可能出现的危险。而根据英国电讯报报导,就在九月,三峡地方官员召开一个会议,承认三峡问题的严重性,发布一个报告称“如果没有有效的防御措施,这项工程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中国国家研究机构的一些科学家暗示官员很少去预测三峡所带来的危险。中国科学院一位长期参与三峡大坝项目的水电工程师刘昌明(Liu Changming,音译)称:“这些问题出现的规模和严重性似乎已超出预计的情况”。

不过北京的官员们有意淡化警告,认为三峡环境影响没有那么严重,表示危害控制得很好,称为控制风险已花费了数十亿元人民币。据美联社11月21日报导,中央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汪啸风(Wang Xiaofeng)在中国日报上高调予以否认,称三峡滑坡影响并未超出1991年可行性报告中所预期的范围。

不过无论中共各级官员所发出的信息如何自相矛盾,路透社报导说,实际情况无可置疑,更多的农民必须迁离,否则将面临居住在这块高危土地上受到伤害的危险。

资料来源:路透社、英国电讯报、美联社、加拿大西部新闻社(CanWest News Service)

研究:婴儿未说话 已知近好人远坏人

【大纪元11月23日报导】(中央社巴黎二十二日法新电)根据英国“自然”期刊今天刊载的一项研究报告,还不会说话的婴儿在观察社会互动时,会乐于接近热心助人的人,躲开破坏别人好事的恶棍。

根据人们相互对待的方式,对他人迅速作出判断的能力,是成年人必不可少的技能。

但这是首份研究断定,还不会说话的婴儿也能做出类似判断,并据此采取行动。

这项耶鲁大学对六个月至十个月大婴儿所做的实验,也显示这项能力是透过演化所获得的生存技能,也许是道德思维和行为的基础。

韩林和他的耶鲁大学同僚共做了三个实验。在首个实验中,他们让婴儿看一个由木头制成,以胶黏着两个大眼睛的人物正试图登上山巅。

在试了两次之后,另有两个人物出现,一人协助推他爬上山顶,另一人恶意的将他推到山下。

当被鼓励在这两个人物间做一选择时,约百分之八十的婴儿会伸手接近那个以助人为乐的人。研究人员说,这是婴儿赞同这种行为的“明确”迹象。

这项结果在第二个实验中获得证实。在这个实验中,研究人员让爬山者分别接近帮助和阻碍他的人,并衡量婴儿的反应。

当登山者接近妨碍他的人时,婴儿流露出惊讶的表情。

为了解婴儿是仅接近帮助人的人,或仅避开阻碍人的人,还是两者兼有,韩林又做了进一步实验。

研究人员引进一个“中性”人物,并观察婴儿必须在这个新人物和另外两个人物之一做出抉择时,会有什么反应。

与中性人物相较,婴儿显然较喜欢乐于助人的人,但是如果和那个卑鄙的恶棍摆在一起,婴儿又会选择这个新人物。

在所有的实验中,婴儿均是坐在父母的膝盖上,父母则被指示不得流露任何可能给予婴儿提示的反应。

研究报告说:“婴儿较喜欢帮助人的人,较不喜欢阻碍人的人,且喜欢乐于助人的人胜过中性者,喜欢中性者超过阻碍者。”

报告指出:“这些发现构成的证据显示,还不会说话的婴儿,能根据人们彼此对待的方式评估他人。”

芝加哥感恩节游行 法轮功舞龙队放异彩

【大纪元11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唐寅报导) 2007年11月22日清晨,芝加哥入冬以来的首场小雪为第81届麦儅劳感恩节大游行拉开序幕。法轮功队伍再次以唯一受邀的华人团体,参加了这次游行,并通过WGN第9频道现场直播到大芝加哥地区的近百万家庭。

  一年一度的麦儅劳感恩节游行是芝加哥市以及美中地区规模最盛大的游行之一,申请团体要经过组委会的严格筛选才能争取到亮相的机会。法轮功队伍自2003年首次参加芝加哥感恩节游行以来,年年都获邀加入表演。今年法轮功队伍特意从纽约邀请来了“映唐舞龙舞狮队”。一条名为“凌云”的龙开道,它长达三十英尺,金黄色的龙体加上粉红色的闪光鳞片,由九名各族裔壮小伙子舞动。领舞的弗兰克说,这是他第二次随同“映唐舞龙舞狮队”来到芝加哥。第一次到芝加哥是两年前,“映唐舞龙舞狮队”在艾瑞·皇冠剧院为芝加哥首次新唐人新年晚会做开场演出。

  “映唐舞龙舞狮队”的队长戴蒙是来自纽约市的医生。他介绍说,“映唐舞龙舞狮队”于2004年成立,参加者多数是爱好中国文化的西方年轻小伙子。他们邀请老师为他们做专业训练,并参照曾经获得新加坡舞龙比赛冠军的表演录像进行学习。至今为止,“映唐舞龙舞狮队”已经参加了纽约和华盛顿地区的数十场演出,成为东部地区引人注目的表演团体。

  在“映唐舞龙舞狮队”后面,由三名身着中国古典服饰的年轻女子捧着“真,善,忍”三个大字。然后是色彩鲜艳明亮的莲花花车。和其它花车不同的是,这个花车完全是手工制作,从挺拔的绽开的莲花,含苞欲放的花苞,到高高矗立在平台上的绿色花茎,以及花茎托着的“法轮大法”中英文四个大字,由两三名法轮功学员设计和创作。参与设计的史蒂夫说,他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构思和制作,意在表现法轮功修炼者“出污泥而不染”的精神。在游行当天,整个花车又由十个小伙子装配了近两个小时。

  数十名法轮功学员手执印有“法轮大法”的九色彩旗,排成列队为法轮功队伍镇尾。

  游行主持人把花车上“真,善,忍”三个字一个个念出来,“嗯,这很好(that’s very good)”。观众们一看见以金黄色色调为主的华人队伍,就高喊“法轮功,法轮功”。不少人举起相机,拍摄下这色彩明亮的场景,并热情的向队伍挥手。

  今年的麦儅劳感恩节游行以麦儅劳的25英尺长的大红鞋开道,其次是曾经代表芝加哥首次参加2002年加州玫瑰花大游行的Marist高中乐队,25英尺高的汤姆火鸡气球等等。在一百零一个队伍中,还有受英国女皇邀请参加去年伦敦新年游行的Wauwatosa东部高中乐队,曾经迎接过教皇保儸二世的波兰民族舞蹈队,在1994年世界杯开幕式上表演的希腊民族舞蹈队,以及伊州州务卿杰西·怀特的“怀特翻腾队”等等。还有一对年轻人以参加今天的游行为结婚仪式,他们身着礼服站在巨大的透明气球中向观众们致意。游行队伍包括德州,俄亥俄州,明尼苏达州,密西根州等中部地区的远方客人。伊州小姐,伊州青年小姐和芝加哥小姐也都来为游行助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