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5日(星期日)
郑恩宠表示,和以往的不同的是,这次公安态度比以前更加恶劣。其中一名叫唐伟的闸北区国保,既不穿制服也不出示工作证。郑恩宠当场质问:“你既不穿警服又没有工作证,你凭什么说是警察?我可以视你为流氓。” 对方坚持不出示证件,更把郑恩宠领子一提,想掐他的头颈,后来在郑恩宠反抗下,才作罢。
蒋美丽说:“当我们在教堂时,我出来看了一下,已经看到有国保的警车停在教堂外面,车号是51D1596, 一个名叫唐伟的警察坐在里面,当我们做完礼拜后9点10分左右,看到两辆警车在外面了,另外一辆的车号是沪BB1169。那我就知道他们今天要传唤郑恩宠了。”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因半年前出席电台举办的平反“六四”论坛节目,近日突被香港政府检控,并于明天在法庭应讯,司徒华坚称不认罪,而民主派担心港府藉此打压异己人士及控制言论自由。
中国“八九学运”知识界领袖包遵信逝世后,在本月初的告别式才遭中国当局横加阻拦,许多包遵信的亲友无法出席,昨天家属办小型追思会,主持人刘晓波又遭软禁在家,追思会会场遭断电、撤桌椅,最后只好移地举行。
10月25日上午8点40分,在郧西县政府私设的牢房,县政府派出的保安把郑大靖打伤了。王能珍见状就说:“中央的警察不会打人的”。政府官员夏之时(音)一掌把王能珍打倒在地,接着继续殴打,直到把王能珍眼睛打流血。
上海“东八块”土地突然被香港李嘉诚所持有,消息在市民中传开后,引起普遍的质疑。周正毅强拆“东八块”的受害者之一魏勤写信给温家宝,为什么她本人接受香港有线电视台采访后被上海当局关押八小时之久?
12月23日,在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的联系下,"奥运自由衫跑步运动"发起者、前篮球国手陈凯拜访了澳大利亚大赦国际协调员索菲·皮尔(Sophie Peer)。双方就中国人权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交谈,并就今后开展合作达成了一致。民主中国阵线澳洲分部负责人张小刚博士和前中国外交官陈用林先生参加了会见。
被告薄熙来担任辽宁省省长时,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他的指使下,很多的法轮功学员被抓,并被送到劳教所或监狱进行“转化”。仅在辽宁省,就有至少三百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每一位受害者生前都遭受到恶警的酷刑折磨,手段极其残忍。我就是酷刑受害者之一。
日前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就异常明确地告诉世人,中共就是要彻底地、顽固地在中国完全排除任何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而坚持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治体制。也就是说人们关于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微弱期望彻底破灭了。
2007年8月30日,中共全国人大通过国务院提交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这部法律将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此法共7章70条,目标是“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此法赋予中共官方采行下列强制措施......
历来享有“中国鱼仓”和“海洋公园”美誉的渤海湾,近十年来随着环渤海经济圈的快速发展,昔日波清浪白、鸟飞鱼跃的渤海正在变成中国最大的“污水池”。当年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所见到的水清物丰的美景,早已被排污口五颜六色的工业污水和臭气冲天的滚滚浊浪所代替。每年五十七亿吨有毒废弃物与二十亿吨固体废物每天源源不断地流入渤海。大陆专家公开表示,渤海早已成为“死海”,不但海洋动物死了,周围人的生命也受到威胁。
自80年代起,几乎每年都有上百万顿被废弃的电脑、电视及电子产品从世界各地走私进入中国,其中很多汇聚到“电子垃圾”心脏地区-广东沿海城市贵屿,严重危害着当地人的身体健康及环境。据美联社报导,尽管中国禁止这种贸易,但电子垃圾仍源源不断的进口中国。专家称,海关官员接受贿赂使走私猖獗,中国政府很清楚,但无法或不愿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不法外商,包括美国商人在内,也在推波助澜,致使情况恶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近日出版。蓝皮书指出,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2%,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却增加了7.7%。此一现象显示,目前很多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从压榨职工而来。
经常遇到许多人,会说这样的话“共产党给我钱,谁给我钱,我就给谁办事”。说这些话的多数是国家公务员,当然还有极少数其他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末劫时期,人类道德沦丧,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这个人还是知恩图报,还有良心。不过我们首先必须要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共产党给你的钱是它自己的还是骗来的偷来的亦或是抢来的别人的钱。关于这个问题,我想首先得弄清楚共产党和政府以及人民之间的关系。
善良的人们常常担心的说:“有许多恶人,生前贪污腐化,残害百姓,不但没受到惩罚,还不断升官。不知道这些恶徒,死后会不会下地狱?到了地狱,会不会再行贿赂,又逃脱了惩罚?”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24日表示,全世界谴责共产主义暴行的时刻就要来了!但在谴责共产极权主义以前,乌克兰必须穿上“洁白的衬衫”,去掉身体里共产极权的烙印。他表示,邪恶就只能称为邪恶,不能叫别的,支持它的人也一定会受到惩罚。
25日晚上,郑恩宠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和太太每周日都有到教堂作礼拜的习惯。但当天早上九点夫妇两人从教堂一出来,郑恩宠就被守在外面的公安便衣以传唤证带走。
警察态度恶劣胜以往
郑恩宠表示,和以往的不同的是,这次公安态度比以前更加恶劣。其中一名叫唐伟的闸北区国保,既不穿制服也不出示工作证。郑恩宠当场质问:“你既不穿警服又没有工作证,你凭什么说是警察?我可以视你为流氓。” 对方坚持不出示证件,更把郑恩宠领子一提,想掐他的头颈,后来在郑恩宠反抗下,才作罢。
郑恩宠其后被他们带到闸北区公安分局问话,一坐下,唐伟就用拳头狠狠地对着郑恩宠的脑门打了两下。郑恩宠当场站起身来,要求唐伟出示工作证,对方理亏不敢继续动手,之后离开没有露过面。
传唤证号码颠倒
而公安对郑恩宠签发的传唤证也错漏百出。郑表示,今次传唤证号码是上海市闸北区传唤证(沪公闸经传)151号,但11月11日郑被传唤的传唤证号码是152号,明显日期颠倒,错漏百出。“这证明他们做事根本不讲法律的。”
而整个传唤过程对方都没有解释为什么要传唤郑恩宠,只是让郑恩宠坐冷板凳。已经习惯于面对中共警察恶行的郑恩宠,只能靠自己的估计去分析这次再被传唤的原因。
或和周正毅将宣判有关
郑恩宠分析:‘我估计和周正毅即将宣判有关。昨天我接到中央社电话要采访我,他们估计今天上海当局会作出宣判,如果今天不宣判,按照中共法律规定,可能要再拖一个月。上海当局期望非常低调的处理周正毅被宣判这件事情,他们害怕记者采访我,引起舆论的压力。’
他说,大纪元24日披露东八块部份土地产权突然归香港首富李嘉诚所有,估计也引起当局的恐慌,怕扯出更多的黑幕来,也令他们要加强限制郑恩宠的自由。郑恩宠表示,之前和媒体联络的一个手机,在报道出街后不久就连续受到干扰,令外面根本打不进去电话。
童案效应 上海访民形成诉讼潮
另外,郑恩宠分析,自己被严管的处境也有可能是和最近上海访民逐渐出现的诉讼潮,要求起诉上海市长韩正等、前公安部部长周永康等有关。郑恩宠表示,自己已经接到十多名访民的委托材料,要求状告当局侵权。
据悉上海童国箐状告公安部周永康部长上诉状全文发表,在上海市民中产生极大反响,渐渐掀起诉讼潮。上海访民丁慧莉不服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区分局五日行政拘留,向法院控告该公安机构;上海虹口区多伦路99号历史风貌保护区私房共有人赵汉祥、赵汉云等人,即将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状告上海市政府市长韩正履行法定职责案;上海访民张雪英写信给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新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控告以韩正为首的上海市政府,及其驻北京办事处人员聘庸打手将她打伤事件,强烈要求韩正履行法定职责;上海访民薛小妹写信给国务院建设部部长汪光焘部长,要求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查处上海市政府和韩正的违法行为等
郑恩宠呼吁外界关注他们一家的遭遇,不要让公安胡作非为。
【大纪元11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特约记者许琳采访报导)11月25日星期天上午做完礼拜,郑恩宠律师和太太蒋美丽步出教堂后,郑恩宠再次被等候的警察带走传唤。据估计是上海访民董国箐状告公安部长周永康的所有诉状在网络上公布之后,在上海访民中引起极大反响,在此案鼓舞下纷纷寻求法律途径,起诉迫害自己的政府官员、特别是上海市长韩正,引起上海当局的害怕,将郑恩宠作为幕后的人物进行报复。据郑恩宠的妻子蒋美丽介绍,他们星期天的礼拜,通常在几个国保的看守下,是很难走出家门的。但今天当他们走出家门时,门口只有一个国保看着他们,公安部一般有规定一定要二个以上的警察才能进行通常的传讯谈话,所以他一个人没有办法履行通常的职责阻止他们出门。因此今天上午他们成功的去了教堂作了礼拜。
蒋美丽说:“当我们在教堂时,我出来看了一下,已经看到有国保的警车停在教堂外面,车号是51D1596, 一个名叫唐伟的警察坐在里面,当我们做完礼拜后9点10分左右,看到两辆警车在外面了,另外一辆的车号是沪BB1169。那我就知道他们今天要传唤郑恩宠了。”
因为这些警察和国保他们不穿制服,所以郑恩宠就责问他们:“你们是谁?如果是警察,执行公务你制服都不穿,也不出示证件?”后来只有一名坐沪ED1596 车上的警察拿出自己的工作证,他的名字叫“陈韩乐”。
据介绍这批人中还有二名也是经常看管郑恩宠的警察叫陈国宝和唐伟。他们当场填写传唤证并交给郑恩宠,郑恩宠表示说你既不穿制服,也不出示工作证,凭什么说你自己是警察。唐伟很凶,想掐郑恩宠的脖子,郑恩宠就反抗用脚踢他,他也想反过来用脚踢郑恩宠。当蒋美丽说他的时候,唐伟警告说:“明天就抓你”。蒋美丽反击他说:“我不怕,哪怕你枪毙我都不怕,因为我没有犯法,我等你明天来传唤。”
当时路上人看到这一幕的人很多,警察也不少,蒋美丽说:“因为我没有力气,郑恩宠就被他们推到在地上后带走了,我还当场告诉这些民众,郑恩宠就是揭露东八块上海首富周正毅问题的律师。”
蒋美丽估计这次传唤郑恩宠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上海访民逐渐出现的诉讼潮,要求起诉上海市长韩正等,另一个是有关东八块的土地所有权现在是李嘉诚,网上有相关的报导,还有一个原因是郑恩宠自己的一个诉状——告浦东出入境管理局的。蒋美丽表示这是星期一寄出去的,星期二他们肯定收到。这个诉状要在7天内给予答覆,到底受理与否。同时他们也将这个消息在网上公布了,这样浦东法院就有压力,他们会打电话给公安局商量。
据悉上海童国箐状告公安部周永康部长上诉状全文发表,在上海市民中产生极大反响,渐渐掀起诉讼潮。上海访民丁慧莉不服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区分局五日行政拘留,向法院控告该公安机构。上海虹口区多伦路99号历史风貌保护区私房共有人赵汉祥、赵汉云等人即将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状告上海市政府市长韩正履行法定职责案;上海访民张雪英写信给中共中央常委、中央政法书记周永康和新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控告以上海市韩正市长为首的上海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聘佣打手将她打伤,强烈要求履行法定职责;上海访民薛小妹写信给国务院建设部部长汪光焘部长,要求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查处上海市政府和韩正的违法行为。
截至发稿时间,郑恩宠律师还没有被释放,根据警方近期的做法,每次传讯都在8个小时以上。大纪元记者25日中午致电郑恩宠被关押的上海闸北区公安分局政治处查询,但对方无人接听。
蒋美丽呼吁国际社会和媒体关注,让郑恩宠早日获得自由。
【大纪元11月25日报导】(中央社记者王曼娜香港二十五日电)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因半年前出席电台举办的平反“六四”论坛节目,近日突被香港政府检控,并于明天在法庭应讯,司徒华坚称不认罪,而民主派担心港府藉此打压异己人士及控制言论自由。香港民主党党鞭司徒华表示,他明早会到东区裁判法院应讯,但他绝不会认罪,如果被罚款,他宁愿坐监也不会交罚款,准备采取公民抗命。
司徒华于今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嘉宾身份出席民间电台举办的平反“六四”论坛,事过半年,香港电讯管理局近日突然向司徒华发出告票,指他参与非法使用无线电设备,案件将于明天上午九时半在港岛东区裁判法院应讯,支联会呼吁支持者明早在法院门外声援。
鉴于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张炳良、以及亲中政党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蔡素玉也曾出席民间电台节目,但他们都没有被检控,港府只选择向司徒华“开刀”,令人质疑背后有政治动机。香港民主党前主席、资深大律师李柱铭认为,港府这次突然检控司徒华,可能是香港言论自由“新加坡化”的先兆。
他说,近日香港泛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中大败,民望大不如前,港府于是尝试效法新加坡方式,以其他无关的罪名控告异见人士,如果港人对这次事件无甚反弹,港府今后就可能利用不同法例打压异见人士,钳制言论自由。
支联会常委、民主党主席何俊仁表示,香港许多政治人物都曾出席民间电台,但他们都没有被检控,港府只检控司徒华,港府这样做会动摇香港司法制度。
现年七十六岁的司徒华,自一九八九年五月支联会创办至今一直担任主席。支联会以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为五大工作纲领,每年举办纪念“六四”大游行及悼念“六四”死难者烛光晚会。
【大纪元11月25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张铭坤台北二十五日电)中国“八九学运”知识界领袖包遵信逝世后,在本月初的告别式才遭中国当局横加阻拦,许多包遵信的亲友无法出席,昨天家属办小型追思会,主持人刘晓波又遭软禁在家,追思会会场遭断电、撤桌椅,最后只好移地举行。包遵信追思会昨天下午三点半在北京陕西大厦举行,原定六十人出席,结果二十多人被拦阻在家,包括追思会的组织者刘晓波和张祖桦,都遭到警方阻拦未能出席。
追思会只开了十多分钟就开不下去,一开始是突然停电,后来穿饭店制服的警察,更把会议现场的桌子、椅子都抢走,原来订的饭菜都被取消,追思会不得不转到附近张显扬家里进行。
刘晓波表示,原来以为当局会从包遵信葬礼的经验吸取教训,当时当局拦阻很多人参加,结果弄出负面新闻。事实上当时两百多人追悼会平稳举行,没出现当局怕的“乱子”或“意外”,当局根本不需紧张派出大批便衣警察穿着殡仪馆工作服监控。
他表示,昨天家属办小型追思会,主要是想答谢帮忙“老包”办丧事的朋友,同时把没能参加追悼会的人聚到一块。
他说,中国和“六四”有关的人和事还都是大忌,生老病死都不例外,从赵紫阳到包遵信都是如此。“当局制造六四惨案十八年,当局怕了十八年、防了十八年、堵了十八年”。
他说,昨天追思会停电后,饭店叫几个工人修理电路,工人进房间后根本不知该修什么,后来桌椅被搬走,五桌饭菜也取消。家属和便衣警察争执时,饭店香港籍经理不明究理说要报警,家属告诉他说:“周围都是警察,要报现在就可以报”。
刘晓波说,没料到中共这么老大的政权,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办法。当局动用国家公器,剥夺公民追思悼念死者的权利,于法于理于情,显得特别野蛮。
他说,中国有死者为大的传统,当局的作法是践踏生者的权利,亵渎死者的亡灵。尽管当局能阻止很多人参加追悼会、追思会,“但使出这么下流的作法,实在太蠢了”,他除了蔑视,愤怒都愤怒不起来。
【大纪元11月25日讯】(六四天网义工黄琦报导)11月25日15时,湖北郧西县知情人电告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郑大靖和湖北郧西县上井镇访民王能珍在关押的私设牢房里都遭到殴打,郑大靖被他们打伤,王能珍的眼睛则被打得看东西模糊不清。据悉:王能珍和郑大靖都关在郧西县寺沟烟草站,每晚都有两人看着郑大靖,白天有六、七个看守看着他,郑大靖叫保安把他送到真正的牢房里去,不能把他关在私设的牢房里。
10月25日上午8点40分,在郧西县政府私设的牢房,县政府派出的保安把郑大靖打伤了。王能珍见状就说:“中央的警察不会打人的”。政府官员夏之时(音)一掌把王能珍打倒在地,接着继续殴打,直到把王能珍眼睛打流血。
随后,见王能珍的眼伤越来越重,医生便来到私设的牢房给她打了四天的消炎针,但后来就没有继续为她医治眼睛,现在,王能珍的眼睛看东西都是模糊不清。
10月27日晚上6点过,又有人把郑大靖按在地上打,对准郑大靖的胸部连续猛击四次,打得郑大靖满院子乱窜。
11月1日,好心人对郑大靖说:“你要小心”!郑大靖说:“你一定要告诉黄琦,一定要来救我 !卢富昌要把我整死!【郑大靖遭押回郧西 县委书记称不知情】”市公安组找到了郑大靖对他说:“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11月23日中午,当局见王能珍病情不见好转,就把她赶回家看病。
11月25日下午15点,我们将郧西县派人前往北京抓捕她的消息通知了曹祥珍本人。
可以说,在湖北十堰市市委书记赵斌【十堰市委书记赵斌称黄琦反革命要一网打尽】、郧西县县委书记卢富昌的指导下,湖北十堰市郧西县成为当今中国严打上访的重灾区,包括刘贵琴【 中国首位首席信访调解员刘贵琴被判1年半】、郑大靖、金汉芹、王能珍、金汉艳等一大批访民和维权者遭到严厉打击。
【大纪元11月25日讯】上海“东八块”土地突然被香港李嘉诚所持有,消息在市民中传开后,引起普遍的质疑。周正毅强拆“东八块”的受害者之一魏勤写信给温家宝,为什么她本人接受香港有线电视台采访后被上海当局关押八小时之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温家宝总理:
您好!
我是一个上海公民,身份证号码:310107650611042,今年11月2日香港有线电视台在我临时住处采访,关于上海首富周正毅在陈良宇的包庇下,于2002年5月28日以年土地出让金40亿取得上海静安区“东八块”17万平方米黄金地段的土地,现周正毅已第二次司法机关追究。我是被强制拆迁的受害者之一,但是在我被采访的第二天上午7:30分至下午17:10分被韩正为市长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派来的干部和吴志明为局长的上海市公安局派来的警官非法关押在嘉定外冈君临大酒店共八个多小时。
尊敬的温家宝总理,以亲自签署的文件向全世界承诺,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境外记者采访中国公民给予充分的自由,在上海此类事件几乎每天都发生,对于韩正、吴志明这种反奥运精神、反人类文明精神,违反总理指令的行为,请国务院认真查处,我作为一名公民坚决要求罢免他们的职务!
此致
敬礼
上海市民:魏勤
2007年11月25日星期日
上海人民政府韩正市长:
你好!
我是上海市民魏勤,身份证号码:310107650611042,(无业、无收入、离异、带15岁儿子),在今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后,我于9月27日至10月27日,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君临大酒店(上海嘉定外青松公路225号,电话:59586977、59583638,大门前挂有上海市后勤干部培训基地,房间206室,共30天,没有传唤证、没有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刑事拘留证、没有逮捕证、没有劳动教养决定书,没有任何收容证明。据我所知,包括我本人在内共十多名“东八块”被强迁居民关押在此,这是一个秘密监狱,在此附近一站路内关押六名“东八块”强迁居民,在中共十七大期间,上海十九个区、县二百以上的街道,都设立秘密监狱,关押二千以上的市民,关押我的干部对我们说:“这是韩正市长为首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采取的同一行动。
现在请你依法行政、履行法定职责,向人大、国务院作出书面报告,向上海市市民作出检查,尽快作出赔偿。我等待你的答覆(请不要委托他人给予口头答覆),希望你不要成为第二个陈良宇!
上海市市民:魏勤
2007年11月23日
双方都认为,成功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索菲表示,因此大赦国际不计划抵制北京奥运会,但倾向于利用奥运会让全世界更加关注中国严重的人权问题。陈凯表示提高中国百姓的人权意识至关重要,他并不反对有人提出抵制奥运会的想法。
陈凯表示,他以前与美国的大赦国际有不少往来与联络。这次来悉尼举办"奥运自由衫跑步运动",是为了实现自已做人的价值与理念,为警醒仍然麻木不仁的国人尽一点力。他表示,他的许多主张都与大赦国际的工作不谋而合,愿意加强与大赦国际的合作。他笑着说,他有三件武器,一是《一比十亿-通往自由的旅程》这本书,二是自由T恤衫,三是奥运自由跑步运动。他的书记述了自己从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怎样充满激情地去追求自由和个体的解放的艰难历程,希望我的故事能够激励每一位中国人去无畏地反思人生,追逐梦想。他用跑步运动中筹集到的钱制作印有王维林挡坦克的T恤和天安门民主女神图像的T恤,希望全球的运动员,以及前往中国的旅游者,去参加或者是观看北京奥运时都穿上他的T恤,从而向中国大陆传递自由的声音和人性的呼唤。索菲对陈凯的勇气与才华表示敬佩。她说,大家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殊途同归,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一定可以推进人权事业。她承诺将立即写一篇关于陈凯奥运自由跑步运动的文章刊登在大赦国际《人权卫士》期刊上,并将帮助陈凯向各国运动员推销他的书和T恤。《人权卫士》的发行量有约8万份。
陈凯于11月22日晚自墨尔本乘机抵达悉尼。23日,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将为陈凯先生举办"热门话题沙龙"。24日上午10时至下午1时,陈凯将从悉尼奥运村长跑24多公里到悉尼歌剧院,并进行签名售书活动。
【大纪元11月25日讯】我叫潘宇,是以人身攻击和酷刑罪起诉中共原商业部长薄熙来一案的原告。2007年11月9日,新南威尔士高等法院对此诉讼作出缺席判决,原告胜诉。我对这个判决非常满意,因为我提出诉讼并不只是为给自己讨回公道,也是为了成千上万遭受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只因拒绝放弃对法轮功“真、善、忍”理念的信仰,而至今仍在劳教所和监狱里遭受痛苦。
我修炼法轮功已经很多年了,身心方面都受益匪浅。我学会了做一个能够容忍的人,一个真诚的、充满善心的人。法轮功教导我们遇到矛盾时要向内找,事事都努力做到先他后我。我在日常生活中努力遵照这些理念去做,自身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的坏脾气改掉了,与周围的人相处得非常和睦。我感到祥和愉快,精力充沛,身体也很健康。法轮功真的非常神奇。中国千百万法轮功学员都体验到了修炼法轮功的裨益。然而,这样好的功法却在中国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
被告薄熙来担任辽宁省省长时,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他的指使下,很多的法轮功学员被抓,并被送到劳教所或监狱进行“转化”。仅在辽宁省,就有至少三百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每一位受害者生前都遭受到恶警的酷刑折磨,手段极其残忍。我就是酷刑受害者之一。
2000年3月17日,我被带到龙山拘留所的洗脑班,遭到严重的人身攻击与酷刑折磨。我被一群警察拳打脚踢,我的眼睛瘀伤出血,整个脸都肿起来,嘴唇也破裂了。他们一直打到我无法站立。有一次我被连续折磨两天两夜。令我最痛苦不堪的酷刑就是被四万伏电棍电击。电棍一触及到我的身体,我立刻被电得大小便失禁。
他们还电击我的脸部和头部,那种痛苦真是生不如死。但是我挺住了。随后他们又电击我跨下最敏感的部份。那种痛苦是无法形容的。当时我心跳疾速,几乎无法呼吸。我痛苦得一边喊叫一边往前爬,但他们继续电击我,同时对我拳打脚踢。整个拘留所都能听到我的惨叫声。我实在承受不住了,被迫写下了“我不再上访;我不再炼法轮功。”这就是我被迫“转化”的惨烈过程。
我在中国遭到残酷迫害,但我活下来了,后来有幸来到澳洲,并对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薄熙来提出诉讼。
我对法庭的判决感到非常高兴,这使我对澳洲司法系统的公正更加充满信心。在中国我是根本无法提出起诉的,因为整个司法系统都操控在中共政权手中,任何敢于站出来为法轮功说公道话的人也会遭到迫害。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他被称为“中国的良心”,并着有《神与我们并肩作战》一书。
高智晟律师对法轮功所遭受的迫害进行了独立调查,并给中共高层领导人写了三封公开信。在信中他揭露了法轮功学员的悲惨遭遇,并真诚地呼吁执政者停止迫害。然而,回应他的却是其律师事务所被关闭,他全家人都遭到便衣警察的严重骚扰,他本人几次险遭谋杀,还被非法拘捕和酷刑折磨。
即使在如此严酷的情况下,高律师仍没有放弃为受迫害群体讨回公道。2007年9月12日,他致信美国国会,表达了他对即将来临的北京奥运的担忧,并呼吁美国国会关注在中国持续发生着的人权迫害,特别是对法轮功的迫害。他在信中说,“法轮功”问题是这个时代人类面临的最大的人性灾难。高智晟律师因致信美国国会,再次被非法抓捕,目前情况不明。
您可能很难想像中共暴政对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恐怖罪行,您去中国时或许也不会看到或听到这些事情,这是因为所有这些暴行都发生在劳教所与监狱的铁门与高墙后面。但它们确实在发生着,并且遍及全国各地。
法轮功学员在过去的八年中,坚持和平抵制迫害,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其中包括中共高层官员。2007年10月22日,安徽省政协常委、民营企业家汪兆钧发表了致胡温的万言公开信,信中直接呼吁中共政权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依法处置发起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并在经济上赔偿受害的法轮功学员。他的信赢得海内外的广泛支持。
中共暴政对法轮功的迫害是21世纪最严重的人权灾难,迫害本身不但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世界人权宣言》及相关的国际法律,而且也违反了人类所尊重的基本权利与价值观。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停止,对那些发起和积极参与迫害的人,必须绳之以法。
最近,澳洲律政部长和外交部长唐纳出面为另一名在纽省高等法院被以非法监禁和酷刑罪起诉的中共官员陈绍基开脱,对此,我感到非常悲伤与失望。很明显,他们这样做,是因受到来自中共政权的巨大压力,而中共政权经常以商贸利益对他国进行威胁。
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善意警告澳洲政府各个部门与澳洲人民:我们必须看透中共独裁政权所用的强制手法,维护澳洲司法系统的公正与独立性,并对中国驻澳大使馆企图干涉法律程序的做法说“不”。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原则问题,必须公布于众。我真诚希望澳洲律政部长与外交部长能够真正凭良知行事,重新考虑他们对此事的决定。
我们正在见证着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见证着一场正邪大战。在人间,正,包括所有善念支持法轮功的人,邪就是中共恶党。我们所有人都面对着良心的考验。我真诚地希望我们都能堂堂正正地通过这个考验。
潘宇
2007年11月22日
【大纪元11月25日讯】如果说中共高层在十七大之前由于受到党内外、国内外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压力,且面临着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得一些人也许还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以及中国的前途抱有某种期望,而且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虽然没有承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也没有在口头上完全拒绝。于是,一些人可能还抱有一些或明或暗的幻想,或者说对于政治改革的某些期望还没有完全破灭。那么,日前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就异常明确地告诉世人,中共就是要彻底地、顽固地在中国完全排除任何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而坚持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治体制。也就是说人们关于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微弱期望彻底破灭了。日前,中共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名义发布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这大概是中共在中国掌控政权以来就这一问题所发布的第一份白皮书,可知其份量的深浅。那么,中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布这一份白皮书?只要看看十七大前后的形势人们会得出答案来的。
十七大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鉴于中国官场的贪腐之风愈演愈烈,社会贫富差距愈拉愈大,社会矛盾愈来愈尖锐,社会愈来愈不稳定,中共党内的左右两派围绕这些问题以及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中共党内以李锐、谢韬等为代表的右派以不同的方式发声。李锐在十七大前就致信胡锦涛及中共常委,提出关于党本身改革的几点建议,要求中共必须正视一党专政之弊,落实党内民主,制订政党法,回归宪政民主。而谢韬更是直言不讳地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不是坚持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他提出清除毛泽东的罪恶,否则中国无法前进。但中共党内居于主导地位的左派们始终不忘坚持中共对中国实行绝对的独裁统治,他们也在十七大之前致信中共最高层,不仅彻底否定任何宪政民主改革,更要求从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退回到原来的路线上去,也就是坚持毛泽东统治中国时的一整套理论与实践,坚持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回归到前苏联时期的路线、方针,完全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而在中共之外,对中共一党专制的质疑、反对的声音更是持续不断,而且越来越强烈,最近的激烈反应充分表达在汪兆钧、郑存柱以及民盟成员郭泉分别致胡温的公开信中,他们强烈要求为“六·四”平反、废除中共的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开放党禁、保障公民享有宪法上所规定的民主自由权利,其中郭泉更异常明确地提出在中国实现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
可以说这一切均戳到中共的神经,它不能再继续装聋作哑,它不得不面对这严酷的现实。而《中国的政党制度》正是为了回应党内外对中共一党专制独裁政治体制的批评而推出的。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份白皮书到底是什么货色。
白皮书说,“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人们都知道,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白皮书的这种说辞就是明确告诉人们,在中国的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的,其他的所谓党派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而把这种所谓的制度扩展到政权层面,就是中共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权。中共的这种独裁政权体制早就在宪法中做了非常明确而肯定的规定。而且,经过十多次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把这种独裁政权体制原封不动的保留在其中。试问,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不管东方,还是西方,有哪个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某个政党会作为一个固定的、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的党,而这个党又从不经过选举而自命为执政党,而且要世世代代执政下去?这与封建王朝把国家视为自己的家庭、以王权向万民发号施令又有什么区别?
白皮书说,“这一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之所以形成目前这种局面,完全是中共利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之后,强使中国1949年以前原有的党派成了中共的附庸。什么叫做中国国情?不就是中共一党专制的既成事实嘛。既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身就不是宪政民主,那么,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也绝非民主制度。说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把戏。
白皮书说,“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基本特征”。这就更不值一驳了。
“长期共存”:中国政坛的几个所谓的“民主党派”之所以能够与中共“长期共存”,那完全是中共把民主党派视为“政治花瓶”而已,而民主党派从中共那里(实际是从中国的纳税人那里)拿几个小钱作为自己的活动经费,他们从不对中共造成威胁,当然可以“长期共存”。更为令外人耻笑的是,各个民主党派要举行全国代表大会,要选举自己党的最高层领导,而他们的名单要首先经过中共统战部的审阅、批准!难怪老百姓说中国的民主党派是中共的“干儿子”!那么,各个民主党派要想发展自己的组织吗?对不起,中共每年只给你有限的指标,不准你自己随意发展成员,也不准你随意扩充自己的基层组织。这是我从一个民主党派负责组织工作的朋友那里得到的绝对可靠的消息,他们对此十分反感,但却无能为力改变这一事实。
“互相监督”:这也是中共经常挂在嘴上以显示中共宽宏大度的一个说辞。但真的有所谓的“互相监督”存在吗?人们并不健忘,更不会忘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当年民主党派的成员根本没有想到老毛会搞“阳谋”,因而响应中共的号召,善意帮助共产党整风,结果50多万社会精英,主要是民主党派的成员被打成“右派分子”,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各民主党派及其成员记取了教训,纷纷变成了“哑巴”。共产党何时接受过党外的监督?民主党派真的要对中共监督,说不定它会认为你要推翻它,要夺权呢,怎么可能互相监督?
“肝胆相照”:肝胆相照是挚爱亲朋之间亲密无间的描述,既然民主党派是处于被监督的地位,时时担心中共可能发动的政治运动来袭,怎么可能有肝胆相照?只有中共的眼睛射向民主党派的外表与内心,哪里有什么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在民主党派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中,的确有“荣”、有“辱”,但“荣”长挂在中共的桂冠上,而“辱”却一直为民主党派所忍受,从前面所述的民主党派在历次政治运动所受的屈辱,哪里还有荣辱与共。
因此,这份白皮书再明确不过地又一次向社会宣示,中共就是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完全拒绝了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要求中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这就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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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2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强制隔离使用器械相互对抗或者以暴力行为参与冲突的当事人……对特定区域内的建筑物、交通工具……进行控制;封锁有关场所、道路……加强对易受冲击的核心机关和单位的警卫……”
灾难事故频频爆发
其实即使没有这套法律,中共早动用了军事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这套法律只是再次证明中国目前形势的严峻,同时说明了中共会随时崩解的原因。根据参与起草的清华大学教授于安表示,此法的立法背景是2003年的SARS事件。但此法草拟修改了4年,中国的各种事故、灾变也一年比一年严重。2004年全中国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有56万件,造成21万人死亡、175万人受伤。到了2005年,各类突发事故灾难71万7938起,死亡12万7089人。公共卫生事件方面,之前有SARS的教训,现在有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表面上中共在此时通过这部法令是为了紧急灾害应变,其实中共的目标是控制隐藏在这些数字里的“群体事件”,这才是直接危及中共政权的大患。
据中共公安部对外公布的统计数字,2004年大规模民众示威冲突有7万4千多件,参与人数超过376万人,亦即每7分钟发生一次;2005年大规模群众示威增至8万6千次以上(人数没有公布),亦即每6分钟就发生一起大规模群众抗议事件。这是官方的数字,一个只会低报不会高估的数字。
每6分钟爆发一次大规模群体事件
如此频繁的群体事件,显示的是压不住的民怨。民怨对着中共的贪腐暴行怒发,中共如何应对?以2005年12月6日发生在广东汕尾的流血事件为例,长达半年的发电厂建设用地补偿纠纷,因为中共不理不睬,迫使居民进行抗议示威之后,市政府动用3千多名武装警察和战车、装甲车,朝示威队伍开枪,结果导致20多无辜村民惨死。
2005年中共用汕尾流血事件类似的处理方式,处理了无数的群体事件。试举其中几件西方媒体曾提及的事件:4月的浙江东阳事件;本文第二篇提及的河北定州绳油事件;11月的四川岳阳镇;12月的四川雅安万人示威,被武警暴打到死就有数十人。这些事件,遍及中国南北东西,只是中共公布2005年8万6千件群体事件里的其中2件。
光看2005年里有8万6千件群体事件,大家可能还是无法真正理解其严重性。试以台湾的人口数去分担中国13亿人口的群体事件,再除以一年365天,可以得出每天4件的结果。试想,假使台湾各地每天不停发生,一天4次,每次有上百到上万人次参与,民众与政府武装对立的流血冲突事件,而且每天都有人在冲突中死伤。这样的政权能够维持多久?
一胎化的血债
大部份的群体事件都与中共党官的黑社会化有关,因为贪官迫使民众失去立椎之地,贪腐的奢靡使民众产生巨大的相对剥夺感。中共欠中国人的血债,除了众所周知的文革数千万条人命,还有一胎化的血债。忍无可忍的广西博白农民在2007年6月17日至20日连锁爆发7个镇逾5万人反计生抗暴事件,当局动用3千名武警公安武力镇压,并对互联网实行新闻大封锁。
中共的计生(计划生育)手段有多残酷野蛮,以致引起如此的公愤?以广西博白的县政府为例,在计生问题上对付超生者,手段是“抓光、罚光、抄光”。执行计生工作队的共产党员身穿迷彩服、手握铁锤、腰挂手铐,对超生者乱罚款,缴不起高额罚款的,统统被虐打抄家,夺取值钱的家当牲畜,劫掠后还把不值钱的生活用品和房屋通通砸烂。强迫堕胎与结扎更是见人就抓毫无忌惮,甚至连未婚少女、半百老妇也以暴力强迫结扎。但不仅广西博白如此。
2006年4月30日,美国《时代》周刊公布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其中有5位华人——温家宝、马军、李安、黄光裕以及陈光诚。陈光诚是谁?他是山东贫困山村,一个揭露山东临沂野蛮计划生育黑幕的盲人。
盲人陈光诚先后获得了英国人权组织“查禁目录”颁发的“言论自由奖”、“维权斗士奖”、“特别人权英雄奖”以及素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律宾“麦格塞塞奖”,陈光诚的妻子也获得了美国的“受难家人奖”。陈光诚因为挺身说出计生真相,并协助受害者依法兴起诉讼,从2005年夏天就被山东官员软禁在家。即使国际同声谴责关切,2006年3月,这位行动不便却被中共当成大敌的盲人陈光诚,还是被中共捏词起诉。维权律师高智晟等人驰援山东,竟被当局暴打抢劫,连上衣都被故意撕裂剥除,以致一群斯文之士必须当街赤裸上身!现在陈光诚在山东的黑牢里,服其4年3个月徒刑。
维持出生率一定要使用如此的暴力吗?台湾的生育率只有1.1,全球排名仅胜过最低的德国。专家忧虑4─2─1的效应(1个孩子要照养2名父母与4名祖父母),鼓励生育却效果不彰。依据西方的研究,高中学历的夫妻平均生育不到2名子女,大学与研究所学历的夫妻则下降到1名与不到1的数目。
现在中国的文盲和半文盲逐渐上升达到2亿多人。但2008奥运的支出可以使高达10亿个学童公费完成6年小学课业;可以开办上千所大学。这才是自然节育的正道。中共舍此不为,在劫掠中一再加深中国人的灾难,暴政能不速亡吗?(待续)
【大纪元11月25日讯】 (编者按:本文是新纪元周刊半个月前的一篇大陆焦点新闻)
历来享有“中国鱼仓”和“海洋公园”美誉的渤海湾,近十年来随着环渤海经济圈的快速发展,昔日波清浪白、鸟飞鱼跃的渤海正在变成中国最大的“污水池”。当年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所见到的水清物丰的美景,早已被排污口五颜六色的工业污水和臭气冲天的滚滚浊浪所代替。每年五十七亿吨有毒废弃物与二十亿吨固体废物每天源源不断地流入渤海。大陆专家公开表示,渤海早已成为“死海”,不但海洋动物死了,周围人的生命也受到威胁。人们不禁要问,渤海到底怎么了?
污染超标两千倍 两百年难恢复
位于中国东北部,由辽宁、河北、山东和天津三省一市围成的渤海湾,是大陆唯一的内陆海湾。这个面积七点八万平方公里,近四千公里海岸线的富饶之乡,如今却成了大陆污染重灾区。
走在渤海湾入海口,人们经常看到酱油色的污水正泛着白色泡沫无情地流入渤海,浅滩上布满了贝类的尸体;放眼望去,昏暗的海浪卷起层层灰色泡沫扑面而来,一堆堆漂浮物由远而近推至脚下……在一些污染严重地带,红的、黑的、黄的,五颜六色的工业废水正肆无忌惮地流入渤海,很多入海河流都呈现出灰白或绿黑的颜色,水面上还飘着油花状和泡沫状物质,散发出阵阵臭味,堤岸被染成了黑红色,岸边地里泛着一层“白霜”。
除排污口外,在渤海湾五十三条“奔流到海不复还”的入海河流中,四十三条被严重污染。山东无棣县埕口镇位于漳卫新河入海处。十年前漳卫新河的水,人是可以饮用的。如今村民反映,“鸭鹅碰上河水就死了。在海里打鱼,捞上来鱼就是死的。收网时沉得拉不动,不是鱼多得让渔网沉重,而是黑压压的油污和杂物挂满渔网,白色的网线一下就变成黑色。”据调查,漳卫新河从二零零零年九月以来河水的溶解氧一直为零,连生命力最强的黄眼蟹都已绝迹。
目前渤海的污染主要来源于大陆架,其中以流域周边的生活用水、工业废水、农药和化肥污染为主要三大陆源污染源。此外,船舶石油产品跑冒滴漏、船舶生活污水、海上石油开采和海水养殖中的添加剂也对海洋造成严重污染。
据国家海洋局统计表明,渤海的入海排污口共一百零五个, 其中90.4%超标排放。年入海污水量二十八亿吨,占全国排海污水总量的32%,各类污染物质七十多万吨,占全国入海污染物质总量的47.7%。
以天津为例,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天津市海洋局对十五个入海排污口的监测资料表明,排污口100%超标排放。在所监测的一百一十五平方公里的重点排污口临近海域,全部为劣四类水质。另据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二零零三至二零零五年调查显示,天津市内劣于五类水质标准的河段占评价河长的比例分别为60.4%、 81.8%、87.4%。
官方公布的数据还显示,渤海水体中的无机盐、活性磷酸盐、铜、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简称 COD,指水中可被化学氧化之有机物含量)、石油、锌等全部超标,一种或多种污染物超过一类水质标准的面积已占到总面积的56%。海底泥中,重金属竟超过国家标准的两千倍。
渤海是全球十一个典型封闭海之一,其水交换能力差,海水自净能力低。据专家估算,近十几年的污染已经无可挽回地毁了渤海湾,即便不再向渤海排入一滴污水,至少也需要二百年才能让渤海恢复清洁。“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如今谁还敢像屈原那样用渤海湾入海口附近的水洗脚呢?
鱼虾灭绝 赤潮泛滥由于重金属超标所带来的严重毒性,在排污口附近方圆几海里范围内已经没有鱼类生存。专家称,污染给近海域的鱼类、贝类、螃蟹带来了“灭绝性”危害。目前渤海里的水生物资源只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十分之一,许多物种逐年递减,至少有三十多种灭绝了。
原盛产于渤海的野生对虾(明虾),年产曾达数万吨,但到了二零零零年已采不到一个对虾幼虾了。除对虾外,铁茄蟹、鳎麻鱼、比目鱼、黄花鱼、鲈鱼、鱿鱼、鲅鱼、蛤蜊等渤海特色水产,也相继出现断档或绝种。
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渤海原本是多种重要经济鱼类的产卵场,然而近年来由于严重的污染,渤海已基本丧失产卵场功能,这给沿岸各地的渔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很多渔民每天不得不出海到几十海里之外的深海打鱼,艰难维持着生计。
专家还发现,由于海水中内分泌干扰物质的增加,渤海中很多鱼类出现了雌雄同体现象。这意味着这些鱼已丧失了繁殖能力,长期下去面临灭绝的危险。
由于污染引起的赤潮(注)现象近年来也频繁发生。《二零零五年中国海洋环境品质公报》指出:“渤海二零零五年发生九次赤潮,面积五千三百二十平方公里。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约两万平方公里,占渤海总面积的26%。其中严重污染、中度污染、轻度污染海域面积分别为两千、三千、六千平方公里。”
由于严重的污染,渤海入海口附近的渔民不但捕鱼量大幅减少,即使捕到鱼也卖不出去或卖不起价,因为很多正规海鲜店都不敢买含有毒物质的渤海湾海产品。不少村民的健康也受到严重威胁,很多人肝肿大,近些年死于癌症的也很多。在山东一个村子里,几年来连征兵都找不到一个体检合格的年轻人。
五龙闹海和十三太保
早在本世纪初,海洋专家就提出严重警告:“渤海正面临临界点,再不治理,渤海就可能变成‘死海’。”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一个规划投资五百五十五亿元,计划实施四百二十七个专案,旨在让渤海重现“碧海”的十五年期的庞大政府计划——〈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应运而生。
然而令人尴尬的是,治理计划实施六年后,渤海污染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继续恶化,此外二零零七年中国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高之国公开证实说:“渤海早就成了死海。”他表示,渤海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海域,每年遭倾倒五十七亿吨有毒废弃物与二十亿吨固体废物,注入渤海的五十三条河流有四十三条属于严重污染。
为什么碧海“药方”没有治好渤海呢?据有关人士介绍:目前中国海洋管理体制中存在着环保、海洋、交通、渔业及海军五个部门“五龙管海”的现象,在具体执法中,由于《海洋环境保护法》没有具体配套条例出台,无法可依的局面导致了这五个部门的“五龙闹海”,加上人称“十三太保”的沿渤海岸十三个城市的地方保护主义,渤海的治理成了一场闹剧。
另外,除海洋局和环保总局之外,渤海计划联席会议成员还包括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科技部、财政部、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局等二十多个部门,以及河北、辽宁、山东、天津三省一市的人民政府。在这复杂的大背景下,诸多利益集团的职权划分协调,迄今仍是个悬案。群龙无首的混乱更是加剧了渤海的治理难度。
最难的还是治理经费的来源。二零零一年十月,国务院在〈关于渤海碧海行动计划的批复〉中指示:“渤海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投资以地方投入为主,国家给予适当支援。”由于资金不到位,很多项目至今未开工。在五百多亿投资中,用于“管理及技术支援”的资金只占1.1%,由此见,用于攻克污染难关的科研经费更是少之又少,这让渤海治理成了一句空话。
专家评论说,上层体制的混乱和基层地方保护主义,大大障碍了治污工作的开展,这使渤海整治难以跳出“边治理、边污染”的恶性循环中。
官方自相矛盾的报告就在国家环保总局推出渤海计划的前一年二零零零年,主管全国海洋管理工作的国家海洋局也曾提出一份〈渤海综合整治“十五”计划实施方案〉,后者在前文颁布后没了下文,但在渤海污染的治理上,环保局和海洋局两个衙门的矛盾冲突却十分明显。
据悉,目前渤海拥有两套海洋监测系统,分别由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海洋局投资管理。一套监测系统需要设立很多监测点,而每建立一个监测点就需二百万元投资和每年四十多万的运行费,光这些重复建设就造成巨大浪费,而双方的公报还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作为渤海碧海计划组织者的环保总局,却很少有计划实施进展方面的新闻发布。在该局网站上只有两则“报喜”的简讯。一是称“二零零二年黄、渤海赤潮面积为六百平方公里,较二零零一年的四千平方公里大幅减少,治理初见成效”,然而海洋局则公报了:二零零三年渤海、黄海发生赤潮十七次,总面积八百七十平方公里;二零零四年赤潮二十五次,总面积七千三百四十平方公里。其中渤海发生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有毒赤潮,且赤潮累计面积比二零零二年增加了十三倍,治理未见成效。
环保总局网站上的另一则喜讯是:渤海沿岸四类和劣于四类海水面积由二零零二年三点三万下降为二零零三年的二点一万平方公里,下降11.6% ;而国家海洋局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渤海重度和中度污染面积之和由二零零一年的二千零八十一平方公里增至二零零五年的四千六百六十平方公里,增幅为124%。
有网友评论说,环保局“报喜不报忧”的做法是为了欺骗谁呢?一网友还借用古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来推论“淮河治不好,何谈渤海?”据悉,中国投资了六百亿元、花费十年时间治理淮河,可如今淮河污染却越来越严重,现在又拿五百多亿治理渤海,那不是打水漂吗?
被政治污染了的中国环保最近有香港媒体评论说,中国是“先出癌症村,再出党国领导人”。尽管被大陆媒体点名的三个著名癌症村,分别位于浙江、江苏、山东这三个经济迅猛发展的省份,但不断增加的死亡名单、不断延伸的癌症带,并没有切断当地官员高升之路。这三个省原来的省委书记如今都同时跻身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国高层领导人。
评论还说,尽管近年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带头掀起了几次“环保风暴”,但他扮演的却是“节节败退”的角色。如二零零四年潘岳开始推动在一些省份开展绿色GDP核算试点,即GDP须扣除环境成本。然而不少地区拒绝或退出试点。再比如二零零五年潘岳宣布“叫停”三十个违法开工项目,但三个月后,二十九个项目“通过了环保审查”而复工。虽然他提出的“生态文明”一词前不久终于第一次写入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但谁又能知道这不是一纸空文,中国的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增长到底是正数还是负数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如果说大陆的自然环境被工厂污染了,那大陆的环保事业是被政治污染了。没有民众的参与就没有环护事业,但大陆各地都有民众因举报环境污染而入狱,比如江苏无锡著名“太湖卫士”吴立红,就被以莫须有的诈骗罪判处三年监禁,尽管前不久太湖爆发大规模绿藻污染,连无锡自来水管里流出的都是臭水,但吴立红提出的无罪上诉,却在今年十一月二日被当局驳回并维持原判。
人们不禁感叹,在这样污浊的政治体制下,渤海怎么不变成死海呐!
注:“赤潮”是海水中某些微小浮游植物、原生动物或细菌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突发性的增殖,引起一定范围一段时间的海水变色现象。它的最大危害是使海水水质变坏,破坏水产资源。
【大纪元11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静报导)自80年代起,几乎每年都有上百万顿被废弃的电脑、电视及电子产品从世界各地走私进入中国,其中很多汇聚到“电子垃圾”心脏地区-广东沿海城市贵屿,严重危害着当地人的身体健康及环境。据美联社报导,尽管中国禁止这种贸易,但电子垃圾仍源源不断的进口中国。专家称,海关官员接受贿赂使走私猖獗,中国政府很清楚,但无法或不愿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不法外商,包括美国商人在内,也在推波助澜,致使情况恶化。环保人士期望,电子产品制造商能够回收和循环利用自己的产品。电子垃圾输往中国 有令不止
每年,世界各地上百万顿的废弃电脑、键盘、电视零件和手机从海上走私进入中国,其中很多聚集到中国南方靠海的广东省贵屿地区。工人们在简陋的居室中拆毁废弃的电脑,电视、手机等电子产品,提取有价值的金属,并销毁剩下的废物,在处理过程中他们深受有毒物质的污染。
美联社11月18日报导,近5年来,环保人士和新闻媒体一再呼吁,电子垃圾严重危害着中国工人的身体健康及污染当地环境。然而,当美联社记者参观了这个中国东南部被视为“电子垃圾”心脏地区之后,发现并未显示出有任何改善迹象。事实上,这个事态由于中国自己的问题而日益恶化。
北京的中国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 China)防毒人士杰梅·蔡(Jamie Choi)声称,中国现在每年处理100多万吨电子废物,其中包括约500万台电视机,400万台废弃冰箱,五万台洗衣机,10万个移动电话和五万台个人电脑。他说:“大多数电子垃圾来自海外,但国内的电子废物也在逐渐增加”。
专家们估计,全球每年产生二到五千万吨电子废物,其中70%倾卸到中国,剩下的大部份送往印度和非洲国家。他们一致认为,这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报导说,尽管中国禁止这一行当,同时北京也签署了禁止这种贸易的国际协定 - 巴塞尔公约,但走私进口中国的电子垃圾仍源源不断。
总部设在加州的硅谷防毒联盟(Silicon Valley Toxics Coalition)的资深监管泰德·史密斯(Ted Smith)表示,一名美国出口商告诉他,发货通过中国海关官员的所有必要手段,就是为每个集装箱贴付100美元。他说:“中国政府很清楚,但无法或不愿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国际协定以及欧洲的有关规定限制或禁止旧电子产品出口到中国,但类似的漏洞,包括贿赂,使许多人违反这些规定。史密斯和其他人认为,走私猖獗主要是由于缺乏惩罚违规者的必要措施。而且,中国允许进口废塑料和废金属,许多回收商以此为借口运进旧电子产品。
中国的电子垃圾城现状
从电子废物中提取有用部份所涉及的化学品,包括汞、氟、钡、铬和钴等,都会导致皮疹和呼吸困难等症状。专家说,污染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消散,对长期健康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包括损害肾脏和神经系统、削弱免疫系统和发生癌症等。
在中国,来自农村的贫穷民工为赚几元钱,冒着损害健康的风险甘愿受贪婪的企业家盘剥。在贵屿地区,电子废弃物处理业雇用了约15万人。工人们,包括妇女和小孩,在拆解分离这些废弃物时,必须靠着燃烧、洗涤或是干烤等高度污染的方式,使自己完全暴露在有毒的化学物质中,厂方也不向工人警告废弃物的毒性,致使当地十之九人有皮肤、神经、呼吸道与消化系统的问题。
绿色和平组织的环境研究员透露,许多当地人因镕炉中爆出的电脑零件而遭灼伤或烫伤。这个行业中工人实际工作价值据估计高达十亿元(约1.3亿美元),而工人们每天只拿到微薄的三元人民币,而其差额全部落入中间商的口袋。
贵屿地区从80年代末开始处理电子垃圾,当有用的金属与塑料被捡出后,剩下的倒入垃圾掩埋场或河流里,或直接烧掉。许多交通要道被这些电子垃圾阻塞,刺鼻的怪味弥漫整个城镇,大量的河道已变成名符其实的臭水沟,几乎所有的地下水和地表水都无法饮用,全靠买干净水喝。郊区荒废的田地也堆满了各种垃圾,因为污染太严重而不能耕种。
在中国,这样的电子垃圾城还不只是贵屿,日本的一位商人说,他每个月要运十个集装箱去中国天津。许多中国港口都收纳这样的走私集装箱,每一个集装箱客户端付七十万日圆,而这位日商在扣除其他款项后,每货柜可以净赚四十七万日圆。
美联社记者说,贵屿的那些企业敌视外界的调查,当他们与绿色和平组织志愿者奔赴该地区时,受到恶棍似的青年跟踪并通知当地警方,结果受到6个小时的拘留审问。
而且,从省到乡镇党委的政府部门都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中国政府的环境保护机构也对传真的问题未作答覆。
美国输出电子垃圾数量增加
美联社报导,大多数美国人以为他们丢弃的旧电脑、电视和手机等产品得到再循环使用是在帮助环保,但实际上他们的废弃电子产品被汇集到电子垃圾的全球贸易中,即伤害工人又污染海外的环境。
虽然目前没有确切的数字,但环保人士估计,美国每年收集再循环利用的30至40万吨电子产品中有50%至80%送往海外,特别到中国、印度和尼日利亚等这样的国家。
在西方,由于安全法规严苛,处理废品价格昂贵。据美国环境保护署报告,出口电子废物比在美国国内处置便宜10倍,致使不法商人通过出口废弃电子产品谋取暴利。
今年9月,香港海关官员获环保人士报信,截获了两个集装箱,发现里面装有远在千里之外美国人丢弃的数百台旧电脑显示器和电视机。这些集装箱属于一家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科尔多瓦(Cordova)的中国公司的子公司Fortune Sky USA。总经理文森特·余(Vincent Yu)说,公司以为购买和托运了一船二手电脑,但没想到其中有旧显示器和电视机,他说将向供货商交涉要回货款。
该公司出口二手计算机及零件到中国、马来西亚、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余拒绝透露他是从何处购买的电子旧品,但总部位于西雅图的环保团体“巴塞尔行动网络”(Basel Action Network)追踪到德州圣安东尼奥,发现该公司专门从学校和企业搜集电脑,打印机和其它电子产品。
今年头9个月,香港当局退回85个电子垃圾集装箱,其中20个来自美国。从美国出口大部份电子废物并不非法,但对带有阴极射线管的显示器和电视机,经批准海关才允许出口,不过联邦当局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检查大多数集装箱以防止走私的发生。
以前,大部份美国废弃电子产品被倒入垃圾区,像这样的电子垃圾每年有200万吨之多。环保人士说,目前越来越多的州禁止这类废物弃置在垃圾区,因而导致更多的废物转为再循环利用,出口到其它国家。
许多环保人士认为,应该要求电子产品制造商收回和循环利用自己的产品。这种法律将鼓励制造商的产品更容易回收利用,同时也有利于降低物品中的危险化学成分。
目前美国已有八个州已通过这样的法律,其中有五个是今年通过法律的。一些公司譬如苹果、戴尔、惠普和索尼现在提供免费回收其产品的服务。有的要求消费者邮寄旧装置,有的设置回收中心。惠普表示,它也正在设计含较少有毒物质的设备,并使其容易回收。
新闻来源:美联社、国际先驱论坛报、朝日新闻
【大纪元11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韩山综合报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近日出版。蓝皮书指出,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2%,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却增加了7.7%。此一现象显示,目前很多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从压榨职工而来。法制晚报消息,蓝皮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组织编写、著名竞争力专家金碚担任主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书中透露,1990年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增加了7.7%。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甚至达到了65%,比如美国就是58%。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不断下降的事实,反映出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趋势。
蓝皮书指出,近十年来,中国工业企业盈利水平大幅提高,中国工业企业跨入高利润时代。蓝皮书说明,“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非国有企业员工收入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上,也表现在国有企业大量使用临时工等体制外员工和高级技职人员,甚至包括中共某些重要的国家机关。社会上,普遍以剥削职工为企业制造利润,所以会有《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华为等一些企业急于将职工工龄“清零”的事件发生。
寡头独占的经济发展
据今年9月2日《北京晨报》报导,在今年的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349家。这349家国企去年的营业收入达14.9万亿元,占去年GDP的比例为75%,其中,前10名国企的营业收入约4.5万亿元,占去年GDP的比例为五分之一强。
与此相对应,资料显示中国民企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近年来个体户和中小企业的数量不增反减。因此,明确的说是中共国企垄断企业全面进入高利润时代。数据显示,中国四分之三以上的财富为少数当权者把持,经济增长或企业盈余来自寡头独占。
有网友投书,未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大多数“主人”(职工)工资未长,“公仆”(企业领导)工资却几次大长。
蓝皮书指出,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如果劳动力成本长期低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甚至低于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成本,一个国家的产业将难以维持竞争力,更难进行产业升级。
【大纪元11月25日讯】经常遇到许多人,会说这样的话“共产党给我钱,谁给我钱,我就给谁办事”。说这些话的多数是国家公务员,当然还有极少数其他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末劫时期,人类道德沦丧,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这个人还是知恩图报,还有良心。不过我们首先必须要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共产党给你的钱是它自己的还是骗来的偷来的亦或是抢来的别人的钱。关于这个问题,我想首先得弄清楚共产党和政府以及人民之间的关系。从中央到地方,国家政府机关都是低于党政机关的,从省长、省委书记到市长、市委书记到县长、县委书记直到乡镇以及村长和村支部书记,党的书记都是一把手。而这一把手都是中共自己的人——党员来当的。这就像是木偶戏,政府只是木偶与傀儡,而真正起作用的是后面的因素。也可以说它是附体、寄生,而实际上,它所起的作用也正是这样的。说寄生实际上不太准确,因为它操纵着主体,还是附体这个词形容得透彻。国家政府的收入全部归党所有和支配,所以有些人才说是共产党养活了他,给他的钱,而不是说政府给他的钱。在我们中国老百姓的眼里,政府和中共混为一体,政府就是中共,中共就是政府。然而在世界上其它的非共产国家里,即便是执政党,他们的政党的维持和活动经费的来源都是靠党员的党费以及外界的赞助的,从来没有一个政党敢于把国家的钱据为己有。
中共没有自己的企业,却把整个国家的钱据为己有。同样是国家公务员,台湾的不会说是民进党给他的钱,因为他们清楚,那是国家政府给他的钱,是他的劳动所得,而不是民进党恩赐给他的。
人们知道国家的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靠税收,地税国税关税个人所得税,农民有农业税等等。在美国公民又被称为纳税人,在我国没有这个概念。可是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国家的收入来自于所有的公民。虽然我们也许不是企业主,也许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也许不是农民不用交公粮,但是国家的收入中确实是有我们的一部份。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国家的收入靠税收,而那些大的企业是它的纳税大户,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国家的税收是企业缴纳的,但是企业不会自己承受这些损失,它会把这些转嫁给消费者,比如一块香皂,成本1.8元,但是纳税后成本变成了2.0元,这些多余的钱谁来出?当然不是企业和企业主,这些多出来的钱都是我们消费者买单。所有的商品内含的税收都是老百姓的钱,我们买的商品多少,实际上,我们所“缴纳”的“税”就有多少。
也许有人对我说的这些话有点不以为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税收增加以后,企业主不会维持商品的原价,他也要相应的调高商品价格。所以也许我们没有直接给国家交过钱,实际上国家的税收都是来源于我们老百姓。
对于中共的电信、石油等各“国有”企业垄断所造成的高收费、高价格问题,一直为中国老百姓深恶痛绝,其实这么高的收费和价格无非是中共想从中国老百姓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而已。当竞争渐渐开始,国外企业开始进入内地的时候,老百姓才如梦初醒般发觉,原来一直都承受着高收费和高价格,这些并不是如中共所说的成本高所以价格高。
除了税收,中国政府还有别的收入途径,那就是名目繁多的罚款。这个事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而且带有中国特色的——必须完成指标。计划生育有超生罚款、交通有罚款,99年以后又有了一个新的罚款项目——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罚款。
而这些罚款对于被处罚人而言常常是天文数字,就像早先的超生罚款,对于贫穷的农村而言都是动辄上万的。对于计划生育小分队进村,人们形象的称之为“鬼子来了”,他们继承了日本鬼子和文革小将们的“优良传统”,对老百姓实施打砸抢。据我的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说,有一次他们下乡,户主得到消息,早就跑了,面对紧锁的房门,有人一脚踹开,然后大家七手八脚的搬东西,对于一个铁锅,可能是他们觉得搬走也不值多少钱,所以有一个人拿起斧子一下把铁锅砸漏了,他的举动引起一片哄笑。曾经有人算过从实行计划生育的1983年到2000年中国超生了一亿人,那这一亿人在这十多年中带给了中共一万亿的收入。
交通罚款,这个大家已经普遍知道,据说现在的罚款最小数值已经达到了200元。据黄石市交警吴幼明披露,罚款任务每个交警要达到每年10万元左右,达不到的当然要被扣工资奖金了。有资料显示06年北京交通罚款达到将近24亿元,虽然北京较其它城市要多,但是从05年的资料显示武汉市交通罚款已经超过1.7亿元。毛估一下,光是交通罚款每年都有数百亿的收入。如果是正当的交通罚款也说的过去,可是众所周知,这里面实在是黑暗的没法说。交通罚款是有任务指标的,为了这些指标,交警就得昧着良心开罚单,有的恶警为了更多的奖金便疯狂的罚款,超额完成任务,这就是交警系统的潜规则。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交警把这句话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想罚你,任你没有违反任何规定,也是要罚到你的。
对于法轮功学员的罚款,这个相信许多人都会有所耳闻,因为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迫害以前有将近一亿人炼功,遍布全国各地各个行业。即使我们保守的估计,8000万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罚款,即使每个人被罚款5000元,那总数就是4000亿元。而被中共非法没收的财产更是难以计算了。当然有许多的法轮功学员被罚不止一次,那中共的这种非法所得的数字将是更大。
到了后来,中共又有新的发财手段,那就是活体解剖法轮功学员,盗取人体器官,牟取暴利。也许中共学乖了,一个法轮功学员罚款,最多也就几万,因为许多的人还很贫穷,你想多罚他也没有,但是如果盗取人体器官去卖,那可是赚大钱的。人体器官有多贵,这个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知道,对于中共具体杀害了多少人,盗取了多少器官,现在还不能给出具体的数字,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公布这些数字的时候,肯定让人瞠目结舌的。
除了这些,还有广为诟病的城管。其实中共的许多职能部门,都是绞尽脑汁的在罚款上面下功夫,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公安、检察、法院、工商、税务、消防、文教等等,几乎各个行业都有自己“创收”的办法。
这些是收入的来源,而国家政府负责支配这些资金,我们是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同时又养活了党政两套班子。全国公款吃喝开支,1990年为40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到了200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700亿元,而2006年更是达到了6700亿元。假如按照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有关部门负责人所说,2004年底公务员的统计数字为640万,当年3700亿的公款吃喝,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就是近5.8万元,这也是个不小的数字。只要能与公务接待沾上边的,都要由公家埋单,公款旅游、私客公待、公款送礼等现象很普遍。公务接待成了个筐,什么费用都可往里装:吃的开成办公用品,用的开成资料费,礼品、旅游费开成会务费,甚至嫖赌费用也开成接待费,实在没有正规发票,那么就用假发票甚至打白条。而且主管领导明知有问题,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笔一挥,什么违规费用都可报销。由此可见,不是共产党养活了人民,而是人民养活了共产党的这些贪官。即使是国家公务员,你们拿的钱也是人民的钱,而不是共产党的钱,是人民养活了你们,而不是共产党。
对于国家公务员来说,确实是国家给你的钱,是共产党操纵着国家给你的钱,但是那些钱都是人民的血汗钱,只不过是共产党把它从人民手中骗过来、偷过来、抢过来,然后给你一些赃款而已,那你是为人民去办事呢,还是为了骗子、小偷和强盗办事呢?
中共党文化中有这么一首歌,歌名叫《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大家已经耳熟能详,无非是把中共比喻为母亲。然而,当一个人真的这么认为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想过没有,真正含辛茹苦把他养大的是他的父母,而不是中共,他这种忘恩负义、认贼作父的思想简直是禽兽不如的。
对于极少部份人,共产党确实给了他更多的钱,超过正常工资很多倍的钱,然而,这些钱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些钱是用来收买这些人为它作恶用的,用人民的钱收买走狗反过来欺压人民。上海宝山区年仅42岁的恶警魏志耘,曾积极迫害法轮功,于2007年1月29日暴毙而亡。2006年中共在上海开“六国峰会”期间,上海警方大肆迫害大法弟子,魏曾获当局奖励一万元。她死后,中共给她家里15万“抚恤金”,然而,这些钱是用来买她的命的。
据我所知,中共610收买许多人作为它们的眼线和卧底,要他们盯着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数目大概每人几百元吧。看到这里,那些拿着共产党给你的钱的人还能无动于衷吗?是那几个钱重要,还是自己的生命重要,我劝这些人还是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否则后悔的时候就晚了。
【大纪元11月25日讯】善良的人们常常担心的说:“有许多恶人,生前贪污腐化,残害百姓,不但没受到惩罚,还不断升官。不知道这些恶徒,死后会不会下地狱?到了地狱,会不会再行贿赂,又逃脱了惩罚?”其实不必担心,天理昭昭,疏而不漏。一切恶人,都逃脱不了惩罚,只是受惩处的时间,有迟有早罢了。相信神灵自有安排。
下面讲一个故事。
清朝年间,有一个人名字叫朱介如,他因中暑,头脑晕眩,外出散步,走到旷野,忽觉凉风习习,心甚舒爽。便迈大步,向前奔去。越走越快,竟不知身在何处。正在这时,忽见前面过来数十人,朱介如就跟着他们一起走,来到一处官衙。见殿宇宏伟,左右都有长廊。吏役奔走,好像迎接大官将到的样子。这时一个吏员,过来与朱介如握手,问道:“你为什么来到这里?”朱介如一看,是死去了的朋友张恒照。这才意识到:自己是来到地狱了。便说:“我是走迷了路。”张恒照说:“生魂迷路,误入阴间,这种事过去也有过。你暂且在廊下歇息,等我办完事,再送你回去。”
过了一会儿,阎王过来,入座,升堂,一个一个的审判犯人。朱介如从窗外向里边张望,他们的样子,看得清清楚楚。
阎王一连审判了十几个犯人,犯人一一服罪,然后就被发落,带了出去。后来又见到一个犯人,昂首争辩,很不服罪。阎王把手一挥,大殿的左边就显现出一块很大的圆镜子,镜子里显现出一个女子,双手被反绑在背后,正在被皮鞭残酷的抽打。后来又电光一闪,显现出另一个女子,忍泪横卧,奄奄一息,一副垂死的样子。那个犯人看到镜子里的情景,正是当年自己犯罪的事实。于是赶紧跪倒在地,连连叩头,大喊:“我该死!我服罪!”阎王即叫人把他拖了下去。又过了一会儿,审判完毕,阎王等人这才离去。
这时,张恒照又过来看顾朱介如。朱介如问:“那个大圆镜就是常人讲的业镜吗?”张恒照回答:“是的。这种业镜,能够照见任何人所做的一切恶业。它是一种神镜。人镜照形,神镜照心。人做一事,心皆自知。既然自知,就是心有此事。心有此事,就有心存此事之像。所以一照就能显露出图像来。因此,阎王判案,明察秋毫,任何人想赖账,都是抵赖不过去的。你一定要记住啊!”张恒照讲完了这些话以后,便拉住朱介如的手,往回走,朱介如觉得身体像风一样忽高忽低的飘飞,很快的回到自己的床上,一下子就惊醒过来。这件事发生在清朝甲子年的七月间。(事据清代纪晓岚着《阅微草堂笔记》)
纪晓岚是一位态度严谨的学者,他主张“文以载道”,作品应“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大至于治国平天下,小至于一事一物一动一言,无乎不在于明道。”所以,他所写的上述事件,是值得记取,值得深思的。
虽然,中共制定的法律以图庇护自身及其同类,但做恶之徒难逃神镜照心,在那里是赖不了账的。
【大纪元11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郑国乌克兰报导)乌克兰总统尤先科24日表示,全世界谴责共产主义暴行的时刻就要来了!但在谴责共产极权主义以前,乌克兰必须穿上“洁白的衬衫”,去掉身体里共产极权的烙印。他表示,邪恶就只能称为邪恶,不能叫别的,支持它的人也一定会受到惩罚。乌克兰首都基辅秘哈伊尔广场24日举行了1932-1933年期间大饥荒纪念日活动。总统尤先科、总理亚努克维奇、前美女总理尤莉雅·提摩申科等政要和一些宗教人士代表参加了这次活动,在活动上总统尤先科公开呼吁国际社会谴责共产极权政权。
尤先科表示,布尔什维克罪行、史达林罪行、法西斯罪行,他们都具有一个性质,就是 “仇恨人类”。
尤先科又补充:“全世界谴责共产主义暴行的时刻就要来了,它在这个空间屠杀了我们很多没有罪的人民,如俄罗斯人、塔塔尔族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波兰人和一些别的国家民族的人。
其实我们的悲伤和愤怒并不孤立,就这儿,在秘哈依尔广场向全世界呼吁,联合起所有的正义的力量来反对这个极权主义和它对生命的鄙视。
我们悲惨的历史就是全世界民族的警示。我们没有夸大、没有减少自己的痛苦,经历和悲伤。我们要告诉每一个民族,首先告诉那些一起穿越共产主义地狱的人。”
承认大饥荒是历史必然
尤先科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承认,1932-1933年的大饥荒是苏共对乌克兰人民施行的种族灭绝。他坚信表示,承认大饥荒是历史的必然。同时感谢那些承认1932-1933年的大饥荒是共产党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的国家的议会,并强调说:“这是相互支持的表现,乌克兰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支持。”
清除共产主义标志
尤先科在集会上还表示:要在一年之内,去除所有的共产极权的纪念碑和雕像,同时需要建立自己民族的纪念碑。他说:“在谴责共产极权主义以前,乌克兰必须‘穿上洁白的衬衫’,去掉身体里共产极权的烙印。”
尤先科认为,乌克兰的政治问题就是以前的共产极权的存在所留下的问题。他说:“共产极权主义中断了历史一代人的联系,打断了我们的灵魂、记忆、思想、文化和语言。在各种阶层的人中种下了恐惧,而我们今天正在收割它的果实。就是这样,这无止境的害怕也正是我们现在政治和社会的疾病。”
不承认大饥荒将受法律制裁
11月6日总统办公室起草了法律条例,否定大饥荒是种族灭绝的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尤先科在接受国家1+1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你可以不知道历史,但是你必须在民族道义上尊重每一个大饥荒受害者,尽管有民族的成分”。
尤先科认为,乌克兰应该拿以色列为榜样,他们非常尊重在大屠杀死去的人。尤先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乌克兰人也应该考虑,只要牵扯到这个地球的罪恶,不管你是什么人种,只要触及你的亲人,就是你的事。他又补充,邪恶就只能称为邪恶,不能叫别的,支持它的人也一定会受到惩罚。
在1931年到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中,共1千万左右乌克兰人饿死,其中包括4百万儿童。乌克兰被称之为欧洲的面包篮。但1930年代苏共政权在农村强制推行集体化运动,并抢走农民积存的口粮,因此造成大饥荒。苏共时代,乌克兰总共爆发过三次大饥荒,1932-1933年代的大饥荒最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