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06日(星期四)
他说，“这个奖项也表达了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中国，尤其是中国的人权问题，已成为世界的焦点。这归功于所有不断将中国的真相传播到世界的记者及其他人权活动人士们，是他们让国际社会知道：世界上最大的人权灾难发生在中国。”
她告诉记者，她觉得让她很感动听到胡佳讲不只是西方政府有责任，西方的记者也有责任，特别是在奥运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海外记者到中国，他们的责任就是要敢于去接触中国政府安排之外的中国人，倾听他们的苦难和他们要表达的心声。另外还想告诉那些被监禁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他们不孤单，在巴黎、在国际上都有很多人关心他们，跟记者无疆界一起在为他们获得自由做着不懈的努力。
陈云飞还表示，“九评共产党”一书写得非常好，非常真实，内在力量很大，能够有力的破除中共的党文化。他说，退党活动是和平理性的、全民都可以参与的方式，是一场精神觉醒、道德复苏的运动，不仅让人了解真相，而且唤醒人的良知，并且易于传播和推广。
关于此次校方突然取消郭泉教师资格一事他表示：他们认为我反党。中国所有的法律都说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以后取消了我的教授津贴，只保留工资。一个月少了几千元。
北京航大管理学院韩德强教授为集权体制鸣锣开道之余，更呵斥“批判专制、追求民主”的异见人士，说：“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类似人物在知识界还有不少。他们有的是集权统治者的家臣，有的则是食客。
我长期做着大约1000多万下岗职工的维权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其中有相当比重的是复转军人。他们的生活举步维难，但是他们盼望着人民政府能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他们曾经有过很好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斗争经验，我知道他们在忍耐，因为他们是共和国军人，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还能忍多久。最近，越来越多的复转军人的群体事件，使我不得不再次提笔向两位领袖提交策论。
郭国汀：敦促胡锦涛立即无条件释放人权英雄郭飞雄、高智晟的公开函
最近汝党对郭飞雄和高智晟君实施的酷刑绝对不能原谅更不能容忍！而汝对此肯定知情也理应知情，然而迄今未见你对此令人发指的酷刑发表任何评论，不但未将直接责任人绳之以法，反而纵容或指令检察官与公安公然在法庭上联手作伪证陷害忠良，法官则睁眼枉法瞎判人格高贵坚强不屈的人权英雄郭飞雄徒刑五年，再次密捕高智晟！是可忍，孰不可忍？！
来自中国大陆全国各省将近两百位通信维权人士联名致信中央人民政府及温家宝总理，要求取消强制代收费等侵犯电信用户合法权益的费用。有评论认为，这是近期通信维权人士不断遭到拘留、逮捕的形式下，各地通信维权人士进行的一次大行动。
今天是广东省汕尾军警枪杀东洲村民血案的两周年祭日，在05年12月6日武警射杀村民现场，东洲村民举办了祭拜活动，100多位村民到现场悼念死难者，场面悲凄哀伤。有10多个官方的人在场监视，防止村民拍照摄影，将拜祭过程向外发布。
原始股东们认为，公司并未通知他们参加2006年1月7日的股东大会，对该会议上的决议毫不知情，而且也未授权他人参加股东大会，更未授权任何人与公司签署《股权回购协议》。张弭的宣布毫无法律依据可言，是公司强行回购了他们的合法股权。
黑龙江哈尔滨市出租车司机星期三罢驶，原因是燃料费补偿不足，红绿灯压线罚款等，再加上全市黑车泛滥，使得他们生计困难，因此罢驶一天以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如果不解决，他们下月还会罢驶。但是交通局的官员不承认有出租车罢驶情况。
本月初，黑龙江“富锦农业开发公司”的官员驾车到向阳川镇长春岭村，欲向农民收取明年的土地承包费。上千农民聚集一起愤怒的欲砸官员的汽车表示拒绝交费，官员见势不妙，立即开车逃离。
12月4日是中共政府的普法日。当天，近三千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聚集在北京央视，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和便衣高度戒备，防止发生突发事件。据访民粗略统计，至少有二千访民被警察抓到马家楼收容中心。
据中国官方的人民网报导，12月4号，位于海口市港澳开发区的海南优美内衣有限公司厂房外，上千名工人聚在一栋办公大楼前，要求公司高层出面对宣布终止3名机修工人的劳动合同一事进行解释和说明，否则拒绝上班。公司正常生产基本瘫痪。工人们认为，公司终止3名工人的劳动合同是为了躲避明年1月1号起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
尽管辽宁调集了全省的警力严厉打压和防范养户进京上访,但仍未阻挡住他们进京寻求法律帮助。但5日“北京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管理处”针对此事给北京市律师协会、各律师事务所下发的通知，彻底的令养户绝望了。
星期三上午，中国泛蓝联盟重庆成员张起向本台表示，当地政府组织了一百多人，将原本正在宿舍内的职工赶出，将宿舍强拆，在过程中与职工们发生了肢体冲突。重庆搪瓷总厂一位职工彭先生向本台表示---
最近，发生在法国的工人罢工事件和发生在中国的华为工人‘自愿辞职’事件引起了我的注意。按照我们多年来所受的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在法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受剥削、受压迫的’。然而，法国的工人却可以理直气壮地发起罢工运动，资方开出的条件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要继续罢工，直到满意为止。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2月5日在对大巴黎和亚太地区的新闻节目中报导：茅于轼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指出，这个制度最早是用于镇压“反革命”的手段，直到现在还被主要用于政治打压，日益成为打击迫害上访、举报、维权公民的工具，这种制度跟现行法律相抵触，是一种违宪违法行为。
刘晓竹说：“奥运是要有一个形象。但是如果在拆迁的过程中，多讲一点人道，多讲一点法律的正常程序，多体现一点人权的关怀，对老百姓的关怀，那不就是提升中国的形象吗？仅仅漂亮的大街和高楼大厦，并不能让世界觉得中国就是一个文明国家。恰恰相反，在高楼大厦和漂亮的马路后面，如果是老百姓一本一本的血泪帐、辛酸史，这算是什么奥运呢？”
久治不愈的中国医改现在等待新的医改方案，新的医改方案在千呼万唤的期盼中何时才能亮相，至少现在在中国是问天无解。美国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伍凡认为，中国医改应该首先解决医疗卫生服务必须以病人为本这个根本问题---
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发行的第四十六期《新纪元周刊》封面故事《传统文化复萌 探中国民间去共化现象》探讨了上述现象，并指出，目前在中国出现的传统文化复归现象，只是近年来中国大陆民众、知识份子和一些中共官员主动或被动选择去共产主义化过程的一小步，这一进程将随着人们对共产 主义运动的批判和自我反思的深入，逐渐扩大明朗，并带动中国走向共产主义之后的新历史时期。
美国洛杉矶华文书市赶在圣诞假期前，从中港台引进又一批被中国查禁的书籍。根据业者观察，《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和《吴法宪回忆录》是目前侨界最畅销的两本禁书，而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也是年度长销书的代表作品。
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迄今届满三年，三年来中国大陆的形势变化非常大，近3000万人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宣告退团、退队、退党。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民，开始有勇气敢向中共“呛声”，不只是民间的维权人士与律师群，还包括了中共政权体系内的高官。
安徽政协常委汪兆钧以对策和谐社会为题公开上书胡温后，另一位安徽籍企业家郑存柱也致信胡温，要求立即启动县市政改，紧接着又站出了第三位，中国民盟成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更是冒着生命危险用三封公开信向高层发声。
他说：“我们过往的估计，在资源上，他们（中共）送很多东西（给选民），但我们没有想到中共的组织能力可以仔细到，投票的人我（亲共政党）可以认识到是谁，而那个人没有来投票，我知道没有来投票，我打电话给他（叫他投票给我的人）。”
这场“革命”，党中央定性为“十年浩劫”或“十年内乱”，仔细想一想,还可以叫做“一场全民的大荒唐的悲剧”！“你方唱罢他登场”的闹剧！我们亲身经历这场悲剧的人，如果不把它记下来，就愧对后代子孙！“忘记意味着重演”！
胡佳今天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这是第一次获得国际人权奖。这个奖项对于他和妻子而言是个意外的惊喜，同时也是个莫大的鼓舞。
他说，“这个奖项也表达了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中国，尤其是中国的人权问题，已成为世界的焦点。这归功于所有不断将中国的真相传播到世界的记者及其他人权活动人士们，是他们让国际社会知道：世界上最大的人权灾难发生在中国。”
胡佳：荣誉属于所有人权活动人士
据胡佳介绍，今晚7点多，无疆界记者组织的代表将胡佳电话连入他们的会议，询问胡佳的近况及对奥运前中国人权状况的看法。几分钟后，无疆界记者组织宣布将“中国奖”颁给胡佳夫妇。
无疆界记者组织说，“这两位人权活动人士虽然被软禁在家中，但是他们继续尽可能让外界知道中国人民在准备奥林匹克运动会过程中所受到的损害。”
对于获奖，胡佳同时表示感到不安。他说，“在中国有很多很多人为人权问题付出代价，有的尚处于危难中，甚至身陷牢狱，很多人的勇气和付出的代价远远在我们之上，所以我们感到很不安，我们今后会更加努力的做好更多的事情。我也希望藉此机会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力度关注中国被打压的受难者。”
他说，“这个奖项的名字很特殊，以中国命名。与其说是给我们个人的荣誉，不如说是给所有中国的公民记者们、人权活动人士，以及所有公开发出声音的老百姓。”
胡佳夫妇因维权多次遭当局打压
现居北京的胡佳是中国著名的民间维权工作者，多年来热心关注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弱势群体。他多次深入农村爱滋病地区做工作，保护爱滋病群体的权利。自2002年以来多次受到当局不公正对待，不断被软禁限制自由、殴打甚至拘捕。
今年5月18日以来，胡佳再次被当局高强度软禁，9月7日升级，监控的警察增多，严密封锁，他被切断和国内朋友见面的机会，通讯也一度被阻断。11月9日晚，胡佳欲到医院照顾待产的妻子，在住家下面遭到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的警察拦阻，并遭到国保暴力殴打，身体多处受伤。
目前，胡佳在家中被12-14名警察监控，外出则遭到8名警察的跟踪监视。他说，“这只限于去超市和医院，现在还不能判断他们是否允许我去别的地方。”
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关注并从事各种民间社会活动，并为维权做了很多文字工作。去年2月，极力营救因从事维权活动而失踪的丈夫，通过博客等互联网方式向大众揭露事件及表达愤怒，引起国际关注。自去年以来，曾金燕也曾数度被强制软禁在家或被警察贴身跟踪外出。
今年5月，曾金燕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07年世界百大影响力人物。去年6月，曾金燕获颁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受难者家人奖”。今年9月，胡佳夫妇获选进入角逐欧洲议会沙卡洛夫思想自由奖的决选名单。
无疆界记者组织关注中国人权问题
无疆界记者组织是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新闻自由组织，它的年度奖项通常有三个：记者奖、媒体奖和言论自由捍卫者奖。
今年的言论自由捍卫者奖得主是伊拉克的“记者自由观察；媒体奖得主是缅甸自由之声电视和电台；记者奖得主是厄利垂亚记者西由穆．谢哈耶。另外，埃及部落格作家卡里姆．阿梅尔获得“网路意见人士”奖。
无疆界记者组织长期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新闻自由的问题。在该组织的网站上，中共领导人被列为新闻自由杀手和网路敌人。
无疆界记者代表今年1月首次访问了中国，并与中共当局就新闻自由及释放被关押的新闻工作者等议题进行对话。6月底，无疆界记者组织表示，中共当局藐视国际社会，违背改善人权的承诺，因此把做为明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标志的五环变成了手铐。
8月6日，该组织的代表们在北京奥组委办公楼外举行新闻发布会，抗议中共对媒体的高压控制，并呼吁中共当局释放近百名仍在狱中的记者、网络异议人士以及言论自由活动人士。
【大纪元12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王泓巴黎采访报导）在今天的记者无疆界-法兰西基金会新闻自由奖颁奖仪式上，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别的中国奖，授予了中国的维权人士胡佳、曾金燕夫妇。参加了颁奖仪式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前中文部主任吴保璋先生向记者表示：“记者无疆界组织是法国唯一一家不向金钱和权力让步的新闻机构，也是保护记者组织，他们也不以自己的无知掩盖自己的无能，所以这样一个新闻机构，我愿意把他称为“法兰西的良心”。大家都知道历史的车轮正在加速的运转，今天早上12月5日，在纽约已经宣布未来中国论坛将筹组民主中国过渡政府，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我认为这也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第一次从民主建政的角度挑战北京政权。中国的未来在于独立的媒体，而独立的媒体则需要新闻自由，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法国新闻工作者，和法国的记者无疆界组织一起，为维护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自由和为维护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努力。”
法国国家电视三台新闻节目主持人奥黛丽·布尔瓦尔（Audrey Pulvar） 是这次颁奖仪式特邀的司仪，她告诉记者，她觉得让她很感动听到胡佳讲不只是西方政府有责任，西方的记者也有责任，特别是在奥运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海外记者到中国，他们的责任就是要敢于去接触中国政府安排之外的中国人，倾听他们的苦难和他们要表达的心声。另外还想告诉那些被监禁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他们不孤单，在巴黎、在国际上都有很多人关心他们，跟记者无疆界一起在为他们获得自由做着不懈的努力。
法兰西基金会秘书长弗兰西斯·沙鸿（Francis Charhon ） 认为设立中国特别奖是顺理成章的事，他说：“明年奥运会中国会有很多的记者，我们知道新闻自由的权力还有其它方面的人权在中国根本不受尊重，所以我们就利用2008年的机会，提醒人们。”
记者无疆界秘书长罗伯特·梅纳尔（Robert Menard）说：“还有八个月就要开奥运会了，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任何的改善，没有任何政治自由、工会自由、宗教自由和新闻自由，我们要大声地把这个事实讲出来。我们今天颁这个奖就要提及今天中国的人权状况，特别是今天在中国还有100多位记者和网络异议人士被关押。这对获奖的夫妇是捍卫新闻自由的典范，201天被监视居住仍然不懈的为言论自由而抗争。设立中国特别奖是让人们不要忘了民主国家维护中国人权的承诺，在奥运这个机会，向中国政府施压，让他们释放记者，改善人权。”
【大纪元12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本周一(12月3日)，因在《成都晚报》刊登“六四”广告而遭当局打压的四川小企业主陈云飞重获自由，陈云飞次日到《成都晚报》报社，向受广告事件牵连的职工表示道歉。陈云飞5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89年“六四”时，自己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二年级，至今坚守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他说，对自己因刊登广告而遭当局打压并不感到后悔，但是对于因此事而受连累的报社职工，他感到深深的歉疚，因此刚被解除禁令就专程登门道歉。
陈云飞在采访中，公开声明退团退队，声援三千万退党大潮。他说，“从新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精神觉醒的人、有人性的人、有良知的人”。
陈云飞还表示，“九评共产党”一书写得非常好，非常真实，内在力量很大，能够有力的破除中共的党文化。他说，退党活动是和平理性的、全民都可以参与的方式，是一场精神觉醒、道德复苏的运动，不仅让人了解真相，而且唤醒人的良知，并且易于传播和推广。
报社多名领导因广告事件而降职
今年6月4日是1989年“六四事件”18周年。当天在《成都晚报》的分类广告栏中赫然出现了“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引起国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
6月5日，广告刊登者、四川达州小企业主陈云飞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留，次日，当局对他作出“监视居住”半年的处罚，行动受到限制。
本周一，当局解除了对他的监视居住，陈云飞重获自由。陈云飞对国保警察说：你们要自检，要向我赔礼道歉。否则就将要投诉你们，甚至起诉省公安厅。
周二，陈云飞和四川维权人士黄晓敏一起到《成都晚报》报社，向受广告事件牵连的职工表示道歉。陈云飞对记者表示，昨天到报社后获悉，多名报社高层领导和广告代理公司的职员受到牵连，或降级、或失去工作。
陈云飞昨天见到了该报被降职的前副主编李少军。对于陈云飞的道歉，李少军表示，在目前情况下，表达对“六四”的感情，还有很多其它的方式和途径。李还说，我们各伺其主，按照自己的准则做好自己的事。
广告事件令更多人了解“六四”
从报社出来后，陈云飞和黄晓敏前往为《成都晚报》包揽广告业务的钟声广告公司，准备向该公司受到牵连的职员道歉。但是发现，该公司已倒闭，换了新的公司经营广告业务。
陈云飞说，他在6月4日能够将广告成功的登出来，主要是因为业务广告的接稿人和审阅编辑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不知道“六四”是什么意思。
陈云飞委托新的广告公司向前广告公司转达自己的歉意。接待他的年轻工作人员表示，如果不是这个事件，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六四”，现在内部都传达了。
黄晓敏对记者表示，这次广告事件对纪念“六四”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有积极的震撼力，让新一代的年轻人也了解和关注“六四”。他说，“这个广告能够刊登出来，是对当局愚民政策的讽刺，当局有意的蒙蔽性的洗脑，反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据黄晓敏从传媒界的朋友处了解到，这次广告事件在国内媒体界产生极大的轰动，当局紧急向近100万的媒体从业人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杜绝类似事件发生。有的媒体还就此事组织“学习”。
两次成功刊登“六四”相关广告
据陈云飞透露，今年1月17日，他也曾成功在《成都商报》和《天府早报》刊登了“紫阳千古”的广告。之后，有编辑告诉陈云飞，宣传部在追查此事。该编辑还对他说，如果有人查你，你就说：是王紫阳、李紫阳……别说赵紫阳，让别人自己理解去。
陈云飞说，如果还有机会，还将这么做，因为这都是在法律框架内做的合法的事情，可以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历史事件。
“九评”内在力量大 能有力的破除党文化
目前正值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三周年和退党人数接近三千万。
陈云飞对记者表示，他也阅读了“九评共产党”一书。他认为，这本书写得非常好，非常真实，该书披露的史实和深刻的分析，内在力量很大，令人茅塞顿开，启迪人的思路，并唤人觉醒。
他还说，该书揭露了中共的真实面目，能够有力的破除中共的党文化。
陈云飞公开声明退团
陈云飞表示，藉此采访之机，公开声明退团退队，声援三千万退党大潮。
他说，“其实我早在大二时就不交团费，自动退团了。但是现在还想正式的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从新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精神觉醒的人、有人性的人、有良知的人。我们小的时候抱着很好的理想，希望做一个为国家、为人民的有用的人，在老师的说教下，就稀里糊涂的入团了。上了大学后，了解了很多东西，发现这个组织所做的很多事情，不是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不得人心。我感到被蒙骗了，感到耻辱。这次广告事件后，我感到他们没有改良的希望，我鄙视他们的高压政策和打压手段。我在这里郑重声明，退出中共的团、队组织。我也希望更多人能够明白事理，能够明辨是非，去了解更多的东西，走自己应该走的路，走作为人应该走的路。”
陈云飞表示，退党活动是非常和平理性的、全民都可以参与的方式，是一场精神觉醒、道德复苏的运动，不仅让人了解真相，而且唤醒人的良知。并且具有很好的操作性，易于传播和推广，易于更多人参与。
他说，“这个活动可以带动更多人反思。当人们都了解真相时，就会站出来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
【大纪元12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 17大后连续四次上书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中国民盟成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先生在12月6被南京师范大学告知停止教师工作，做资料员。郭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学校说我的公开信违反宪法和教师法，调我去做资料员了，不给学生上课了。”
关于此次校方突然取消郭泉教师资格一事他表示：他们认为我反党。中国所有的法律都说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以后取消了我的教授津贴，只保留工资。一个月少了几千元。
中共17大后，在中国知识份子中开始出现上书潮。 继汪兆均上书胡温后，11月14日郭泉先生第一次上书胡锦涛、吴邦国阐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设想，随后郭泉就中石油、中石化59万下岗人员维权工作和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等内容写了第二封致中国总理温家宝公开信，后又为中国工商银行在“减员增效”、“改革政策”的中成为牺牲品的13.8多万职工发声，12月5日 郭泉就中国各地军转问题和军队国家化问题第四次上书国家领导人。
郭泉，男，1968年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国企干部、南京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法院干部。
199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99年至2001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做文学博士后研究。
2001年博士后出站之后，留校任教。担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至今。历任文学院研究生班主任、成人教育办公室主任，院长助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等职务。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大纪元12月4日讯】郭泉：民主先声44：谁该向谁感恩？到底是党养活了人民，还是人民养活了党
北京航大管理学院韩德强教授为集权体制鸣锣开道之余，更呵斥“批判专制、追求民主”的异见人士，说：“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类似人物在知识界还有不少。他们有的是集权统治者的家臣，有的则是食客。
这些诅咒和谩骂民主人士的御用知识份子都有一个完全相同的观点，就是，“党养活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感恩。”
好，我们先来讨论下，到底谁养活了谁，然后到底谁该向谁感恩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其实，“行政者”无论皇家大臣，还是现代公务员，他们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人民的公仆。他们的产生，是因为人民无力亲自处理所有的争诉，于是就找到了代理人（行政者的本来意义）来帮助处理。为了让这些“代理人”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人民承担了“代理人”以前自己要做的劳务，并向他们提供食物（最早税收的雏形）。也就是说，古代的时候，行政者为人民提供了服务，而人民向他们支付了报酬（赋税）。
但是，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些代理人开始异化成统治者，巧妙或野蛮地骗得了人民的一切权力，并宣布他们统领万民。于是，人民的劳动就变成了“行政者”的组织行为，于是，“行政者”就认为，人民的存活，完全是得益于他们的领导有方。最后，行政者得出结论，人民是被行政者养活的。
其实，无论行政者怎么解释他们的行政的重要性，都无法掩盖他们自己并没有从事物质财富的劳动生产这一基本事实。
但是，我们也不能立即得出“人民养活了行政人员”这一武断的结论。因为，行政人员相应地提供劳务，人民支付的是行政人员的劳务报酬而已。这是完全意义上的劳务合同关系，是双赢的关系。
以上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但是中国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行问题，就是人民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政府，还有一个共产党。
也就是说，人民支付给政府劳务报酬是应该的，但是人民凭什么要支付给共产党钱呢？
各级党委工作人员的工资、单位经费、党代会的会议费用，这些凭什么要人民支付呢？
如果说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对等的劳务关系，那么人民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则完全是养与被养关系了。
人民一直在养活着党。可是党却一直认为他在养活人民。于是，党总是要人民对党感恩，在这样的舆论导向下，人民唱出了“跟党走，报党恩，伟大的母亲像太阳，恩重难报永不尽”这样颠倒是非的歌曲来。
长期以来，人民没有因为共产党的屡次“重大失误”而怨恨共产党，也没有因为人民没有更好的党选择而怨恨，人民在自己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还顽强地养活着共产党，中国人民是最厚道的。
共产党，应该向人民感恩。
郭泉：民主先声45：面对人民的苦痛，我们怎么能背过脸去，丢下他们不管呢？
我一贯主张人民应该有权选择执政党，提倡在中国建设多党民主竞选的政治体制，可是我的同事们，同样是教授，却有人问：“你为什么不玩玩小女生，而去玩政治呢？”
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会这样看待我对政治的热心，难道我们读书人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中华之崛起，不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幸福生活吗？难道我们读书人的读书目的不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吗？难道中国现在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份子真的都死绝了吗？难道我们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里的知识份子真的都把读书的目的当成是“学干禄”（《论语》）和“玩小女生”了吗？
当今之中国，读书的目的，除了钱和色之外，难道真的不要“铁肩担道义”了？
面对统治者提出的所谓人民要和他们统治者“和谐”的奴才理论，难道我们知识份子不应该发出“人民满意才是检验社会和谐的唯一标准”的呐喊吗？
面对他们用“中国国情”来作为他们搞腐败的藉口和挡箭牌，难道我们知识份子不应该发出“和平时代，腐败就是人民最大的敌人”的控诉吗？
面对他们用“民主思想是西方的，不适合中国国情”来反对多党民主的时候，难道我们知识份子不应该高举“两党理论不是西方的专利，其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的旗帜吗？
我们要告诉所有的中国人，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华民族总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要让人民知道，反民众的中国精英政治是中国快速腐败的罪魁祸首。
我们还要特别告诉那些有良心的中国知识份子，虽然极权、资本与媒体，正在联合绞杀中国公共知识份子的正义和良知，但是公共知识份子的天职永远是批评主流政治。
可能您的学位不高，也可能你不是教授、副教授，但是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奠定公共知识份子地位的，不是学问的多少，而是良知和勇气。
我们还要告诉一切受害者，先富人群根本不想和人民共同富裕，他们想要的一直是经济特权。财富正在快速向“先富者”积聚，导致政治上中国的权贵资本开始对人民实行专政。极权阶级的根本目的是把人民的财富“共产”到了他们的腰包里去。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成了权贵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就是他们邪恶的理论，一个罪恶的幽灵正游荡在中国大地。
我们还要控诉当代中国的权贵统治阶级，你们没有权利卖人民的工厂、学校、医院和土地。你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是巧取豪夺人民的财富的藉口。我们还要警惕并阻止权贵者用眼前利益劫持我们民族的未来。在环保问题上、教育问题上，我们民族的未来已经受到严重的损伤。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愚民政策再也掩盖不了人民生活的窘迫。现在，人民正在觉醒。当人民彻底觉悟的时候，就是权贵统治阶级的末日来临的时刻。
我们还要鼓励那些和我一样致力于民主革命的同胞们：我们不能对他们的社会福利的“修补”政策抱有希望，他们“修补”的目的只在于继续维持他们的专制统治。伟大中国的坚挺，不能指望一群阳痿病患的“理性”。他们的“理性”，只是他们剥夺人民的“理性”。因爱国而入狱的人，是伟大的。革命，才是永垂不朽的。
未来中国，必须是一个人民可以选择执政党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开放党禁、解除报禁是自由中国的第一步。民主思想的全部政治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权力制衡。多党接受人民的选择，就是最好的权力制衡。只有当人民手里真正握有选票的时候，执政党才有可能是真正的公仆，否则执政党就是皇帝。两党政治（执政党和在野党）才是社会和谐的最有效途径。
历史上的国家的所有政治只有两种：一是民主，另一是专制，而中国很不幸一直是后者。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改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中国的领导人必须得靠人民来选，不能再靠枪杆子和从共产党内部的小圈子选。
没有民主制，就没有新中国。民主制，作为人类最文明的科学管理体制，才真正是三个代表。
国难不灭，何以为家？中国必须改变。
谁不想安定呢？谁不想悠闲地度过自己一生中的几十个春夏秋冬呢？但是，这个罪恶的时代哪里还有什么冬天的梅花和夏天的红蜻蜓？偶尔不经意抬头望见那洁白的月亮，都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享受呢。
我本是读书人，我真想和一切在太平时代的读书人一样看着春色秋香，度过夏去冬来。可是我深爱的人民呢？在这个不太平的时代，面对人民的苦痛，我们怎么能背过脸去，丢下他们不管呢？
郭泉：民主先声46：中国目前的专制统治，造成大多数知识份子缺乏良知，并对统治阶级有一种原始恐惧
专制统治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家天下，一是党天下。家天下是专制统治的初级阶段，党天下是专制统治的高级阶段。目前，中国的专制统治达到了高级阶段的颠峰状况。
中国数千年来都是专制统治，一直以来，专制统治竭力捍卫着“家天下”，其间，专制的罪孽从未中断过，尽管出现了荒淫暴虐的夏桀、商纣等等屠夫恶人，但是祖先们却未失去一个坚定的信仰，这就是：皇天公义荡荡，上帝明察昭昭，罪恶必遭惩罚。这个信仰，不就是扬善弃恶的力量吗？
家天下阶段的皇帝，虽然时有暴君出现，但是，他们还是畏惧皇天上帝的，他们还不敢完全地黑白颠倒，他们还需要礼仪典章来实行教育归化。毕竟，他们还记得一个信条，“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事实上，覆舟事件也层出不穷，因为，在冷兵器和火器的初级阶段，反抗的人数达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颠覆就易如反掌。
但是进入到专制统治的高级阶段，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使用“党天下”，这更具迷惑性，这使得老百姓会误认为“党天下”比“家天下”要民主。其实，党天下比家天下更糟糕。第二、中国的党天下使用的是德国的无神论思想，他们根本不相信有皇天上帝，于是他们没有什么怕的，其结果就是无恶不作。第三、现代武器的出现，使得战斗人数已经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目前再多的反抗群体，党天下也不觉得有什么感到害怕的。
于是作为专制统治的高级阶段的“党天下”在中国成了中国人的“上帝”。他控制着人的身体，更控制着人的心灵。
长期的专制使得一切民主的可能性都被打消了。知识份子明白地知道专制和民主孰高孰下，但是，却根本无法进行有关民主的任何尝试。于是，这样的痛苦状况扭曲了很多人的灵魂，让他们失去了对公平正义的认识。专制社会所造就的不公正的社会秩序使得略为处于优势地位的知识份子很容易在受到利益诱惑和暴力压服而依附于权贵，而不是去追求正义与真理。
另外，知识份子在大量阅读中了解到文字狱、了解到专制主义对异己力量的残酷打击，于是知识份子群体中就弥漫着一种原始恐惧。当有人提出革新思想、并想消灭这最后阶段的专制主义的时候，保守派知识份子会立即把自己内心的恐怖传播给革新者。例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等等。
这些知识份子，正在有意或无意地成为专制主义最庞大的帮凶。
郭泉：民主先声47：中国必须尽快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否则风起云涌的人民起义将横扫一切专制统治
目前，中国的所有问题，诸如腐败、司法不公、侵吞国有资产、贫富分化、失业、社会动荡、宗教冲突、民族矛盾等，其根源在于一党专制。
一党专制，其本质是反对民主的。只要中国还有一党专制这样的绝对权力就不会有民主，而没有民主，中国的问题什么药都用不上。
仔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历史就能知道，不管什么处方，什么良药，只要和有封建特色的极权政治一结合，就一定变质，变得有名无实。有的无法实施，有的面目全非，有的不起作用，有的适得其反。
无药可治的病是最危险的，不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中国现在面临的诸多重大社会问题没有一个能从根本上解决。
有人怕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影响稳定，中外古今的经验恰恰相反，高压必然导致大震荡，多党民主具有最可靠的内聚力。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满以为高压可以长治久安，结果二世而亡。处在大国之间的瑞士，国小而多民族，不靠高压而靠民主，然而，和睦团结、稳定昌盛，赢得全世界的尊敬。
中国要稳定，要消弭社会矛盾，避免震荡，惟有依靠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是中国的转捩点，是中国人民走向自由和幸福的唯一道路。
郭泉：民主先声48：别我们一提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你们就污蔑中国老百姓的素质低
中国要稳定，要消弭社会矛盾，避免震荡，惟有依靠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是中国的转捩点，是中国人民走向自由和幸福的唯一道路。
但是，我们一提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专制主义者立即就污蔑中国老百姓的素质低。几百年前的西方人都可以搞出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而进入21世纪的现代中国人，却被污蔑为素质低到不能搞多党竞选？这是什么逻辑？到底谁素质低？我就不相信中国老百姓会比陈希同、陈良宇的素质低。
一党专制者污蔑中国老百姓素质低无非是想让老百姓相信只有专制者才是有素质的。正如，他们污蔑上帝等有神论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人民不信上帝而去信他们。
如果一党专制没有诸如腐败、司法不公、侵吞国有资产、贫富分化、失业、社会动荡、宗教冲突、民族矛盾等问题，那么人民支持是一定没有问题，我也就不会再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了。但是，问题是一党专制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到底谁素质低？你们一方面在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另一方面却总是在污蔑人民的素质低，这不是在自己刷自己的脸吗？
你们骗老百姓帮你们打内战的时候，怎么不说老百姓素质低呢？
现在你们的所谓的革命成功了，你们为了捍卫你们并不值得人民爱的统治地位，你们却大肆污蔑帮助你们颠覆中华民国的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你们怎么对得起无数牺牲了的人民的优秀儿女呢？你们这算是什么理论？(
【大纪元12月6日讯】尊敬的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胡锦涛、政府总理温家宝：
二位领袖，您们好！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中共的十七大会议确立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这一执政理念是否能真正落实，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
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劳民之易为仁也。目前中国的腐败、苦难和混乱状况，正是两位领袖亲民爱民、实行政改、振新中华的最佳时机。
中国人民不想再打内战了，我效命的1000多万人的下岗工人、复转军人和失地农民的维权大军也不想再打内战了。大军过后必有荒年。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太深重了。如果两位领袖能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反腐轻赋，以佐百姓之急。于是，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两位领袖果能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人皆无离上之心，而暴乱之奸弭矣。
上月早些时候，我已经就“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向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先生公开呈送了策论；后又就中石化中石油59万一次性买断工龄的石油员工和中国工商银行的13.8万同样情况的银行职员向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反映了民怨民情。
现在，我想就我帮助服务的370万转业军官、复员军官和退役义务兵（以下简称“复转军人”）的尊严和生计问题上书两位领袖，请两位领袖为了共和国的安危、为了民族的存亡，派员调查、反思、并立即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贵党的十七大，在军队建设方面，提出了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的伟大思想。而复转军人的社会安置与国防和军队建设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长期做着大约1000多万下岗职工的维权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其中有相当比重的是复转军人。他们的生活举步维难，但是他们盼望着人民政府能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他们曾经有过很好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斗争经验，我知道他们在忍耐，因为他们是共和国军人，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还能忍多久。最近，越来越多的复转军人的群体事件，使我不得不再次提笔向两位领袖提交策论。
本策论的核心思想是，
一、执政党和政府不能继续这样虐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重大贡献的共和国军人，必须尽快彻底解决复转军人的实际工作和生活问题。
二、解决数百万复转军人的荣誉和生计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军队国家化。军队只有在“国家化”之后，复转军人的社会就业安置才能统一纳入国民就业体系中。而且，由于军人为保家卫国贡献了宝贵的青春，复转军人在国民就业体系中，必须明显得到优待。
三、国民就业体系中分为非军人就业和复转军人就业。这一问题，属于劳动力资源问题。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盘活劳动力资源存量,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复转军人是特殊的劳动力资源，合理安置复转军人，他们会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能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不安置或不合理安置，复转军人将是社会动荡的首要力量。
以下就上述思想，在六个层面与两位领袖交换思想，探讨建立“军队国家化条件下的转业军官、复员军官和退役义务兵的社会安置机制”。
一、什么是“军队国家化”
1941年10月10日，梁漱溟先生代表中国政治中的第三势力提出政纲，要求“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梁漱溟先生的意见得到了广大军人和最广大人民的拥护，也得到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赞同。
1945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共同签署的《双十协定》“一致认为，…...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的途径”之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中国，“军队国家化”仍旧渺无踪影；不惟如是，甚至连“军队国家化”这五个字也不能公开见容于中国大陆。
那么，什么叫军队国家化？
军队的唯一任务就是打击一切入侵之敌，保家卫国。这一任务包括两种三种实现方式，一是针对入侵之敌实施自卫打击，二是根据人民的意愿实行针对敌国即将入侵之敌实施出境打击。除此之外，军队还可以自行或根据人民的要求进行国内重大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紧急救治工作。但是，军队的国内事务仅限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救治。
无论对敌军事斗争，还是救治国内事务，军队的任何行为都必须得到法理的支持。这一法理，就是国家以立法方式规定军队通过执行国家元首、各部队执行各级军官的命令的方式，服从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虽然，国家首脑有权调动和指挥军队，但军事斗争必须经过人民议会批准并对此负责。
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执政模式都是向苏联学习的，但是，治军方案却没有向苏联学习。“苏式军事体制”虽然也是诞生在共产主义国家，但是，苏军始终是人民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例如，在列宁时代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下，许多农民被迫挨饿受冻，发生民变，而苏联士兵义无返顾地站到了苏联人民这边，迫使列宁立即用新经济政策取消了战时共产主义。苏联军队是高度制度化、正规化和职业化的军队，她不是听命于某一人的私家军，后来也未曾干预当年苏联的国内政治。
中国的大跃进之后也发生了饥荒，中国军队却没有和中国人民一起抵制中国共产党错误的经济政策，最后酿发饿死4000万人的人间悲剧。
当年彭德怀曾经致力于把军队导向苏式职业化方向，但毛泽东阻止了这一进程。毛泽东扶持林彪领军后，林副统帅大搞“政治挂帅”、“三忠于四无限”，结果把国民血汗供养的人民军队弄成了一支毛泽东个人的红色卫队，把偌大中国变成了一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准军营。
其遗祸之烈、灾难之广，史所罕见。而溯其源头，军队的非国家化思维，实在是难辞其咎的。
二、只有军队国家化，复转军人才能被纳入国民劳动就业安置体制
军队国家化，除了在军队内部的建设和调度方面具有国家属性之外，军队国家化还体现在征兵宣传和复转军人的安置方面的国家属性。其中，军队国家化条件下的复转军人的就业安置，是本策论的核心话题。
军人的复转安置分为军官安置和士兵安置。
军官的复转安置分为转业安置、转业不安置、复员三种。其中，第一、转业安置的军官在上世纪90年代前原则上安置在政府和公检法系统，但是公务员法颁布后，公务员系统的准入机制受控。大量军人被转业安置到企业。第二、转业不安置，即退役后虽然由地方接收，但是不安置工作，在家赋闲，只发给同级别待遇(对像为05、06、07三年退役且军龄为18年以上的。其余年份退役的军龄为20年以上)。第三、复员军官，一次性给予补助，国家不再进行就业安置。
士兵的复员安置的安置原则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即由农村来的回农村，由城镇入伍的回城镇，是工人、职员、学生的复工、复职、复学。没工作的另行安置。安置时“按系统分配任务、包干安置”。安置采取“双向选择”的办法，即本人根据下达的计划选择单位，单位同意接收时选择成功，选不到单位的一是在剩余指标内安置就业；二是发放补偿金自谋职业。单位也可以根据安置计划选人，选择完不成任务时，由退伍安置部门指令性分配，单位也可以申请实行安置任务有偿转移。
以上就是中国目前有关复转军人安置的全部方法。但是，如果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一安置方案是很合理且不会有争议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如果把复转军人当作是劳动力资源完全推向市场进行配置，问题就全部出现了。
例如，第一、转业到企业的军官，由于企业破产倒闭或改制重组而成为失业游民，或被“一次性买断工龄”沦为贫困者。第二、“自谋职业”的复转军人，由于长期把青春奉献给了国防而耽误了学历获取，导致其获取社会就业机会的时候没有相应的学历文凭。在自谋职业的问题上，企业军转干部也有同样的问题。第三、领取工资而没有工作的转业不安置的军官，由于他们的工资标准是依据他们转业时的工资标准确定的，而物价的快速上涨，使得他们的工资完全跟不上物价，而陷入经济困难。第四、领取了一次性补助而被推向社会的复员军官（目前大约23000人）以及被企业“一次性买断工龄”的企业军转干部，由于物价的不断上涨以及社会就业条件不断提高而使得他们在使用完他们的“一次性”所得后，立即陷入困境。
以上四类情况的军官中，我已经调查出已有为数不少的军官绝望自杀、罹患疯癫及神智不常。
所以，复转军人的社会安置是不应该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市场配置的。也就是说复转军人的社会安置只能适用劳动力的计划控制，即军队国家化。惟有军队国家化，复转军人才能被纳入国民劳动就业安置体制，并自动获得优待地位。
三、目前的军队非国家化条件下的复转军人的苦难和血泪控诉
我和我的工作人员针对全国复转军人展开的大规模的调查工作是我所有社会维权服务工作中最残酷的工作。这个残酷不是因为工作量的巨大，而是因为我们都无法忍受看到共和国军人所受到的种种最残酷的人身虐待和经济虐待。
我第一次与复转军人的接触是在网络上，我注意到他们在电脑上打的字都很大，我说，“你们的字怎么都这么大呀，是不是你们当军官的都喜欢写大字呀”。结果，得到的解释是，“我们都50、60岁的人了，眼睛看不清楚正常大小的字了”。我当时就潸然泪下。这个年龄的共和国军人，竟然还在电脑上为了他们每日的生存费用而坚持不懈地向我谘询有关他们维权的事情，这个社会太没有良心了！
共和国军人，永远都是最可爱的人，他们为了能让我们和平幸福地工作学习，他们舍生忘死、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他们爬冰卧雪、流汗拚搏、流血牺牲……
他们戍边固疆，坚守在边陲海防、营房阵地。一年、二年、甚至二十年。
他们的工作生涯里，比我们多了一个军事生涯，而且是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而多出的这个军事生涯。这个军事生涯，怎么能使他们现在的生活蒙受苦难呢？这不公平！
中华全国全体军人不答应，中华全国各族人民更不答应！
在我的调查中，复转军人的怨苦之声不绝于耳。下面，我想就我亲自调查的1993—2001年间的2.3万余名复员军官的生活情况，向两位领袖传递他们的悲恸，也把他们的苦难诉说给全体中国人民，让人民知道曾经为我们作出重大牺牲的复转军人现在已经苦难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我调查的这23000名复员军官其中60%以上担任过师、团职职务，军衔中校至大校，他们为部队贡献了人生最宝贵的金色年华，军龄多在 20-37年，多数在与世隔绝的海岛、高原、荒漠、牧区工作；40%以上的同志分别数次荣立一、二、三等功，有的曾被授予大军区以上级“先进个人”称号、学“雷锋标兵”，还有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的全国全军英模。
然而，他们竟被国安[1993]2号、[1993]政联字第1号《通知》打成了领取一次性补贴的“自行就业”者。而依据国家法律，他们本应该享受的合法权益与待遇，应享有的干部身份、政治与各种经济待遇，月退役金（工资）、医保、住房补贴、立功受奖、艰苦特殊地区补助、死亡丧葬等均被此试行《通知》剥夺殆尽。
目前，他们已经完全沦为“五不管”（部队甩手不管，国家及地方有关部门不管，社会与事业、企业单位不管，街道乡村居委会不管，人民武装部不管）的弃儿、“八无”（无干部身份、无职业与无收入无退役金、无养老保险而无法生存、无医保与无钱治病救命、居无定所而无家可归、无衣蔽体无食裹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家可归、无人过问）之弱势群体，日趋沦落到社会最底层，无法生存。
昔日在部队功绩卓著的老革命、大功臣，“复员”后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自行就业”的工作有：卖血、踏三轮车当“车夫”、给人看门打更当“更夫”、四处流浪干零活打“短工”、学易经测字取名当“算命”先生、当“男保姆”、“老牧童”、“老厨娘”……
风烛残年之时仍在生死线上挣扎的老年军人生存状况恶劣。
病魔缠身、无钱治病救命而憾死英年的中年军官，家破人亡。
复员军官中有些用那很少的几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到社会上拚搏结果血本无归、债台高筑，其导致的夫债妻还、父债子还等丑恶现象比比皆是。
四川苍溪县已亡校级军官谭贵益之遗孀罗晓琴极度悲愤下发出了《一个已亡校级军官之妻的哀求》，怒问苍天、血泪控诉：“这何异于卖盐者喝淡汤，编凉席者睡光床，卖碳翁冻死在大路旁啊！”
可是，这些代表无数复员军官的呼天号地的呐喊心声，却根本没有任何一级政府部门听取并实际解决。
目前，这2.3万复员军官或因无业无收入经济困窘，导致感情破裂而妻离子散，或因无力还债而自杀轻生、离家出走四处流浪，或心力枯竭精神失常，或信仰坍塌而遁入空门，真乃人间悲剧。
被中央军委授予“扑火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荣立“一等功”、在1987年扑灭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的“扑火英雄营”教导员董元生，1995年复员回河南原籍后，年老体弱无处工作，四处飘流找零活，拚命挣上几十元，勉强度日过几天，现已身患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乙肝等各种疾病，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在家等死。
又如巾帼英雄王春梅，15岁参军到部队，曾10次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3次进京参加空军英模表彰大会，还当选全国第六次妇代会代表， 1970年国庆观礼时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95年，王春梅51岁的这年复员，为生计在家乡招待所里干零活，大校变成“老厨娘”，月薪不过300元，现年63岁，目前已无劳动能力，生活完全无来源，昔日“花木兰”，成为“下岗”无人管，生病无钱看，衣食无着的穷老太，境遇之悲惨，历史罕见！
这一人间惨祸，是世界军史上绝无仅有的。以上仅仅是复员校级军官的悲惨生活景遇，至于那些被胁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企业军转干部和企业军转志愿兵的苦难生活，就实在罄竹难书了。
类似这样的事例和无数的调查报告和调查数据，我的书房里堆积如山。
这些年来，争取合法权益的复转军人已被有关部门视为最不稳定的群众之一。其实，他们有话无处可说，有理无处可讲，有苦更无处可诉，连真实地反映情况还要随时做好被监被关的思想准备，他们人格尊严被深深地伤害，可谓是受尽了屈辱。
胡主席、温总理，我爷爷曾任中共青阳市长、中共安徽六安专区专员，在带兵进入大别山围剿敌军残部时牺牲。作为一个革命军人烈士后代，我实在看不下去这样虐待军人的案件！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下去！
但是我一定知道，全国人民一定都看不下去！
中国共产党，你们决不能这样残酷虐待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
中国政府，你们决不能这样残害我们最可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
你们决不能这样干！
四、军队国家化可以彻底杜绝不同时期出台不同政策的虐军事件
关于军队退役干部的政策在不同时期出台了不同的政策。
这些不同的政策使得退役军官的生活待遇相差很大。这些不同的政策法规是：一、国发（1975）129号文件；二、中发（1980）3号文；三、93政联字1号试行《通知》；四、中发[1998]7号；五、中发（2001）3号文；六、劳社部发（2005）17号《通知》（与93政联字1 号试行《通知》精神完全一致）。
其中，对所有退役军官最有利的文件是中发（2001）3号文。建议两位领袖使用这一文件，针对所有的退役军官一体适用。
下面对上述文件中的重要文件精神作一个介绍：
1975年8月13日国发（1975）129号文件（以下简称129号文件）确立了“将军队退役干部作复员处理”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对退役干部很不利的一个原则。以后的五年里，大量的军人被复员，而丧失了国家干部身份。
198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了中发（1980）3号文件，承认“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错误地将XX万军队干部作了复员处理”，并开始落实政策。
1993年2月17日出台了93政联字1号试行《通知》，却再次确立了“将军队退役干部作复员处理”的原则。“政府不负责分配工作，由本人自行就业。”从此23000名校级军官成为可怜低贱而悲惨的“复员”军官，被非法剥夺了国家干部身份。1号《通知》开场白这样说到：“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多渠道地安置军队退出现役的干部，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干部退出现役暂行办法》国发1975）129号文件精神，……做好军队复员干部安置工作”。
2001年1月19日颁布的中发（2001）3号文件印发了《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规定：“ 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是国家和军队的一项重要制度。国家对军队转业干部实行计划分配和自主择业相结合的方式安置。计划分配的军队转业干部由党委、政府负责安排工作和职务；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由政府协助就业、发给退役金”。第六十九条还规定：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适用于此后批准转业的军队干部。以往有关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规定，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但是，各级政府在执行中发（2001）3号文时却拒绝将此文中的“就业”、“退役金”制度适用于复员军官身上，导致复员军官生活进一步下降，产生绝望情绪，并由此诱发自杀、疯癫和其他错乱行为。
如果军队国家化，所有各阶段退役军人完全纳入国民就业安置或社会保障体系，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同一个国家的军队，怎么能有两个退役办法呢？
同一个国家的军队，新退役军官怎么能享受丰厚的待遇，而以前退役的军官却饥谨难耐呢？
另外，同一个国家的军队，怎么能让转业到公务员系统的军官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而专业到企业的军官就要被“一次性买断工龄”而沦为贫困者呢？
公平何在？天理何在？
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军队是国家的军队，这样区别对待我们的共和国军人，我们人民不答应！应该立即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让全国所有的退役军人都能得到逐月发放并随社会经济发展逐年递增的可以保证幸福生活的退役金。对那些愿意工作的退役军人，国家应该积极提供就业机会。
五、军队国家化，可以使退役军人安置工作与社会各机制协调运行
目前的中国的退役军人的社会安置完全被交给了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公务员系统的准入机制又受到公务员录用程序的控制，于是退役军官的安置主要地是到企业。由于企业的自主性越来越突出，企业对抗政府派分退役军官的力度越来越大。一些企业干脆就说不接受，导致退役军官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几年都上不了岗；还有一些企业拒绝退役军人上岗，而先每月支付几百元的工资说要等岗位，一等就是七八年；另有一些企业虽然接受了退役军官，但是，这些企业又借改制重组的名义“一次性买断工龄”，把退役军官一脚踢入社会。
以上现象与公务员系统的准入机制、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与社会保障机制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复转军人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工程。
我想举几个例子来向两位领袖说明，复转军人问题必须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挂钩思考，否则，就是虐待迫害军人了。
请看上述1993年2月17日出台的93政联字1号试行《通知》第三条规定：“对回农村的干部应按规定……，划给责任田（山）、自由地（山）或安排其它生产经营任务”。
我不知道制定这个政策的总政官员到底是怎么学习国家有关农村政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八二年完全承包下户，三十年不变。哪里再有田可种呢？哪里再有山可分呢？这种立法水平，实在让人不知是心酸还是心寒。
再例如，1993年10月，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1994年1月1日，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而93政联字1号试行《通知》同国发（1975）129号文件一样，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与政策，是不能适应与配套市场经济条件的，从1994年1月1日起这两个文件就应该被废止了，但是却一直执行到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次性补助（一次性发放3万-12万元，以后分文全无）怎么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呢？物价每日都在涨，还在继续涨，说这些复员军人度日如年，说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真的一点都不为过！
再例如，劳社部发（2005）17号《通知》中说：“对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复员干部发生的医疗费用，有单位的由单位按规定解决，没有单位的纳入城市医疗救助体系或由地方财政补助给予医疗救助”。
我不知道劳动社会保障部的同志你们学不学文件啊？1993年2月17日出台了93政联字1号试行《通知》规定“政府不负责分配工作，由本人自行就业。”也就是说复员干部离开军队后就从来没有过单位，而“没有单位的纳入城市医疗救助体系或由地方财政补助给予医疗救助”，请问劳动部的同志，共和国的退役军官怎么会落到要被纳入救助体系的这步田地了呢？真是伤良心！
数万名军龄在20年以上的复员干部长年累月在边关、海岛、高原与荒漠戈壁、艰苦特殊之恶劣环境为伴，巡逻执勤，站岗放哨，爬冰卧雪，风餐露宿，顶风沙，战严寒，磨爬滚打……，干到岁月的苍桑刻满全身，无情地病魔缠身，到了风烛残年之时，生病治病只能望医止步，望药兴叹，要救命只能靠“救助”，但这种“救助”让复员军官们不敢轻易就医、住院、买药、治病，生怕不符合救助的条件。校官谭贵益的求医之路难于上青天，无钱治病含恨九泉，落得个夫债妻还，父债子还，这样的悲剧已经开始发生在多名军官身上，开始在复员军官的家庭重演。这样的“救助”，叫复员军官在生病时，或病入膏肓、生命垂危之际，去相关部门磕头下跪流眼泪，东奔西跑批条子，哀求施舍与恩赐，其结果无非两种：一是等“条子”批下来，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重病拖至病危，病危者早已仰望长天，撒手人寰了……；二是需看钱入院，量费治病，费尽医止,眼睁睁地看着死,等着死,上文里的被中央军委授予“扑火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荣立“一等功”、在1987年扑灭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的“扑火英雄营”教导员董元生，现在就躺在家中的破床上等死。
胡主席、温总理，你们看军队的复转军人的事情，能再继续这样下去吗？再这样下去长城会彻底塌掉的。
惟有军队国家化，可以根治这个问题。因为军队国家化后，社会保险社会保障机制、劳动就业机制、公务员录用机制等各方面的工作立即会思考并展开因为军队国家化带来的复转军人的社会资源的分配等方面的全面工作。
六、安置工作是国策，应该实行军队国家化条件下的国家补偿机制
安置工作“是国家和军队的一项重要制度”（简称国策）。军官因退役使国家产生安置义务，军官因个人利益受到损失和特别牺牲使国家产生补偿义务。
一、现行的安置及两退军官的诉求：
（一）、现行的安置
1，法律、文件设定的安置补偿制度。
1）1949年以前的军人实行离休制，即离休安置或退役安置。
2）2001年以后退役的自主择业、领取退役金制，即半退役安置。
3）安置到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转入公务员系列，即转公安置。
4）高职衔离退休军官由军队自己养起来，即自养法。
2.低成本安排。
1）政府将退役军官安排到企业去就业。即就业法。
2）复员军官发给生活费，实行自我保障，即自保法。
3.由就业法、自保法衍生出的贫困退役军官，被政府随机、被动的安排享受救助金。即救助法。
4.因种种原因失去工作自谋生计的、花光复员费的、无人救助的退役军官，即不救助法。
各级政府用八种方法安置、安排退役军官，实际上是自找麻烦。上访的退役军官大部份都是从“低成本安排”中产生的。本文将救助和不救助的两类退役军官统称为两退军官。
(二)、两退军官的诉求。
由于政府拒绝履行安置补偿义务，引起退役军官上访。上访的要求简称“三项义务两种身份待遇保障”，三项义务是：
1.“国家妥善安置”的义务。
2.国家“保障离退休军人生活福利待遇”的义务。
3.国家对军转干部“生活福利待遇、教育、住房等方面给予优待”的义务。
两种身份待遇保障是：
1.军官职业荣誉（军衔、功勋）身份待遇保障。军衔是国家给予军官的永久职业荣誉，是调整现役军官、离休、退休、自主择业退役军官(简称：自退军官)个人收入的依据。同样享有职业荣誉的两退军官，其职业荣誉身份待遇不可侵犯，“不能搞一衔两制”。
2.两退军官的国家干部身份待遇保障。离休、退休、自退、安置到行政机关转为公务员的退役军官(简称：转公军官)，其身份均按国家干部身份给予待遇。同样享有国家干部身份的两退军官，其国家干部身份待遇不可侵犯，不能搞“一身（份）两制”。?
二、法律、法规确立的安置补偿义务负责机关
“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行使下列职权：领导和管理….…退出现役的军人的安置工作”与“国家设立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机构，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两项法律规定对比得出的结论是：
1.国务院行使的职权是在国防建设事业以内，国防建设事业是指创立、增加新的没有生产收入，由国家经费开支，不进行经济核算的国防事业。通俗一点讲，国务院是负责履行经济补偿义务的唯一主体和负责机关。
2.能接受党中央、国务院、军委（或称军方）领导的机构不存在。
3.法律确立了两个安置补偿义务主体，国务院已经承担了经济补偿义务，不再具备担任安置补偿义务负责机关的资格，唯一的安置补偿义务履行主体和负责机关就是军委！?
4.根据国家雇佣军官制度（或叫服务关系），解除国家雇佣关系、建立新的国家安置补偿关系，必须由军方代表国家来完成。
5.退役是为了“促进了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军队的要求。
6.训练有素和顽强的战斗意志（精神）是军队战斗力的两项指标。顽强的战斗精神是靠补偿来交换的，退役后的安置补偿质量是军队、军人自身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
所以从法律的规定，军队、军人的自身追求，安置补偿是一项地地道道的国防事务，军委是安置补偿义务的唯一履行主体和负责机关。军委是代表国家履行安置补偿义务的安置者，地方政府是安置补偿义务的执行者，退役军人是被安置补偿者。经济补偿是地方政府代替国务院履行的义务，其他补偿安置义务是地方政府向国家履行的义务。军委是监督承担责任的负责机关。
三、上访的原因
（一）、国民身份待遇差别。
在我国，身份具有调节个人社会属性、调节个人待遇差别作用。现有两种国民身份待遇，一种以城乡户籍制度为载体的城乡差别；另一种以国家干部（简称：干部）身份和企业职工（简称：工人）身份为载体的身份待遇差别。
干部、工人身份待遇差别是
1.一是干部有行政级别，工人没有；二是在就业管理上，干部归人事局管，工人归社保局管，干部能在工人就业的单位就业，反之，工人则不能；三是在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务选聘（被选举权）时，只对干部开放；四是干部身份是一种终身待遇，不因退休而丧失。
2.信息不对称。大量信息并不属于国家机密，但由于干部的有意控制，造成了工人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干部在社会生活中处于绝对优势。
3.福利待遇不同。在住房、用车、通讯、休假、医药费报销补助等等方面，干部比工人享受的待遇高。
4.养老标准不同。干部的养老金由国家财政负担，标准由干部定。工人的养老金以个人缴纳账户为基数。标准也由干部定。干部领取90%以上的退休金，而工人只能领到80%的退休金。工人的退休金在700元/月左右，一般干部的退休金在1700元/月以上。而且干部级别越高，差距越大。
干部工人差别，不用人大审议批准，不用征求纳税人意见，不是国家法律规定，而是文件政策规定。这种以政策重构的干部社会结构，必然导致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制度固定，必然导致干部数量的增加和素质的低劣，必然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发源。人事部说：两退军官上访是要比照公务员待遇，我认为应该依法超过公务员，一是法律效力高于文件政策规定，二这也是国际惯例！也应该接轨。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包括我们潜在的敌对国家）其退役军官的国家补偿金要比同等条件的公务员薪金高，这是事实。长期以来，在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同等条件的军队退役人员工资待遇，也远高于同等条件下的公务员，这也是事实。
（二）、相对剥夺感（挫折心理）的形成。
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条件。一是失去了补偿条件；二是失去了安置补偿的社会组织结构，失去了个人权益特别牺牲的认可；三是和其他退役军官之间的待遇差别；四是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平，安置补偿过程中的寻租；五是在部队殚精竭力学习、应用的军事理论、知识、技术，全部失效，退役后在地方基本上毫无用处，因此遭到社会普遍蔑视。这种心理认定还包括：
1.当年地方政府用计划分配把两退军官插到企业，是政府的“包办婚姻”，现在政府又把我们踢出来了（失业），军委应该让地方政府履行经济补偿义务，或者军委重新安置我们。
2.享受安排工作的两退军官家属大量失业，有些退役家属为了活着要和男性民工一样的劳动，军委要监督地方政府采取行动，要有作为。
3.得知全国企业军转干部94万人，加上复员军官，需要解困的就有32--47万人，解困救助率达到50%，说明现行安置补偿制度所依托的社会基础已经彻底解体了，国家、军委、政府应当重新制定补救方案。
4.由于履行兵役时的环境因素，部份两退军官患病率高，留有后遗症，却没有医保，军委要监督地方政府采取行动，要有所作为。
5.职业荣誉、干部身份是军官流血流汗，是用人生最宝贵的阶段换来的，是军委代表国家颁发和授予的，军委有义务维护这种荣誉。
6.根据法律规定、社会评价、道德标准，军委应当支持两退军官维护自己的经济补偿权。
7.离休、退休、自退、转公军官都养起来，两退军官被边缘化了！
8.退役军官享受的生活福利过低，不到位，甚至有大量的复员军官没有任何福利和社会保障，对此，国家要有所作为。
解决办法惟有实行军队国家化条件下的国家补偿机制、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
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前已有述，而国家补偿的目的一是为了“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二是为了补足和抵消个人权益损失和特别牺牲。国家补偿包括经济补偿、政策补偿、精神补偿。经济补偿是基础，国家在安置补偿义务法律关系中永远是义务主体，退役军官在安置补偿义务法律关系中永远是权力的主体。
以下我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调查报告和广大军转干部提交给我的控诉材料，给两位领袖看，如果你们有耐心读完本信和所有的附件，我想，两位领袖一定能作出最有利于国家、最有利于民族和最有利于人民的抉择。
我还特别的要推荐给两个领袖的是本信附件的最后一个附件：美国联邦政府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工作简介。我相信，本信正文和所有的附件对两位领袖来说是一本最好的体察民情的桥梁。桥梁的两端，一边是人民，一边是领袖。请走过桥梁，进入民众，倾听民心！
2007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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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泉，男，1968年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国企干部、南京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法院干部。
199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99年至2001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做文学博士后研究。
2001年博士后出站之后，留校任教。担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至今。历任文学院研究生班主任、成人教育办公室主任，院长助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等职务。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联系办法：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Email:duidui6390@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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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有错必纠！欠债当还！
——全体企业退役军官的同声呼唤
在改革之初，由于国家人事部的行政不做为与严重误导，革了企业军转干部的命，政治上被打倒罢官，经济上惩罚，剥夺了国家亏欠企业军转干部的一切合法债务，造成了古今中外建军史上的千古奇冤，是党在改革中的重大失误，应当纠正。为此，强烈要求党和国家对我们企业军转干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一、改革，革了企业军转干部的命，是方向路线错误
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军队。”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所共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合法的军队，它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它是一个年轻人的世界，这就是常说的鈇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人特别是军官的服役与退役，都是根据党和国家及军队的建设需要来决定军人的走与留，即军人的服役与退役都是革命的。在改革之初，由于没有对中国各阶级现状作历史科学的客观分析，就采纳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精英的错误路线，不分敌、我、友，把四十年多年指令性计划分配到企业的退役军官定为牺牲品，政治上打倒罢官，经济上惩罚，剥夺党和国家承诺所亏欠的一切债务，是完全错误的，其实质是资产阶级革无产阶级的命，是一场阶级报复，其目的是分化瓦解军队、反党乱军，是方向路线错误。
二、改革不应革掉国家亏欠企业军转干部的债务
（一）职业补偿债
军人通过长期艰苦的国防劳动生产出了专利无价的国防安全与和平环境，供党安心执政、国家行政、人民安居乐业，从而才有国家的飞速建设和农民种地、工人做工、教授上课、科学家搞科研、公务员做官。“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军官退出现役后，几十年带兵打战的专业全部失效。小平同志讲：“军人流的是血，老白姓流的是汗。”所以军官在退役后必须得到党和国家的补偿，补偿是党和国家应尽的义务，补偿应覆盖所有退役军官，同等条件的退役军官应得到同等的补偿，而以分配工作的去向做为是否补偿或赖账的理由是违法的。
（二）国家干部身份债
《军官法》，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制定的军转政策历来都规定军转干部是国家干部。军官由军队干部部门、组织部门根据军委授权合法认命的，退役军官的国家干部身份是法定身份，法定身份应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再者《宪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身份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份，企业退役军官国家干部身份与其他可比官员的国家干部身份是平等的，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随意以改革、改制为藉口解除企业退役军官的国家干部身份，是侵犯人权，是违背宪法的，必须予以纠正。
（三）胡锦涛主席承诺债
“军队干部转到地方工作，是他们一生中的重要转折，能不能妥善解决军队干部转业后的工作、职务、住房以及家属子女的安置等一系列问题，既关系到军队转业干部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安置政策是否真正得到落实”，“三代领导集体对军队转业干部的政策没有变，安置好军队转业干部，不仅关系着军队建设和军队的稳定，而且关系着整个国家的稳定。”
“就是从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上保证军队转业干部在社会生活中享有政治地位和政治荣誉，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就是军官退役 后，由国家保证其享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住房、医疗保险等，就是要让军队干部退到地方后，能够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继续为国家建设发挥作用，做出贡献。”
胡主席的指示，是对军队和退役军官的最大关心和爱护，是从军队建设、国防安全的大局出发的，代表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指示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法律性、政策性，符合我国的客观实际，是处理企业退役军官的“圣旨”。照指示办理，企业退役军官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我们请求党和国家及军委应不折不扣的落实胡主席的承诺！
（四）国家负担的养老债
军队生产的专利公共产品，为党、国家和人民提供执政行政和国家安全保障。从事公职为国防建设的军队退役军官，服役期间的养 老保险金都存在国库里，理应由党、国家提供养老保障，养老是党和国家应尽的义务。以分配到企业工作为由，把企业军转干部推给企业养老，靠向企业乞讨，侵占企业职工统筹养老金吃饭，对军转干部和所在企业都不公正、不合理。企业享受公共产品提供的保障，已从上交的税收中支付，再无负担对退役军官的就业、养老义务。建军、拥军、养老天经地义，古今中外任何国家、民族都没有不承担为保卫自已主权和国家安全的退役军官养老的。党和国家应负担起企业军转干部的养老义务。
（五）社会积累的红利债
过去我国实行的是高积累低分配政策，国家主要靠社会积累发展经济。现今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和税收的增长，都是原始社会积累的增值。军官服役期间的社会积累，应高于同级国家干部的社会积累。在社会积累增值的利润分配上，应是多积累多分配，少积累少分配，不积累不分配。可是如今却相反，积累少的多分配，不积累的也分配，积累多的企业军转干部不分配。企业军转干部的社会积累和红利被霸占瓜分了，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党和国家应将非法占有企业军转干部的社会积累和红利退还给企业军转干部。
（六）按劳分配债
国家改革、改制，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制度没有改变，企业军转干部从役期间，是从事公职国防劳动，应当享受国家按劳分配的权利，用青春和鲜血捍卫国家主权完整的护国守疆卫士，比不上党政机关拿扫把头的工勤员，这正常吗？公平吗？古今中外有如此荒唐的按劳分配吗？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吗？为此，我们要求党让我们企业军转干部享受国家按劳分配的公平待遇。
（七）改革成果债
企业军转干部和所有退役军官一样，服役期间，用大半生的青春与牺牲换来国家安全，以此为成本投入国家改革，投入的成本高于国家任何同级成员，有权分享国家改革成果，可是国家却无理剥夺了分享改革成果的权利。我们认为，党和国家应纠正只让企业退役军官承担改革成本，而剥夺分享国家改革成果的权利。
（八）福利住房债
党和国家军转政策，反复强调优先解决退役军官的住房问题，并规定享受住房标准与地方可比官员相同。由于改革，在制度上剥夺了企业军转干部享受福利分房的权利，许多同志没有分得住房，特别是99年转业的那批干部，根本享受不到福利分房的政策，同时也享受不到服役期间住房货币补贴政策，可忴转到企业的军转干部，跟党干了一辈子革命，进入古稀之年连个窝都没有，天理何在？国家物权法保护大官们公开贪污的资产，而我们退役军官应享受的住房权利，应不应当得到保护？强烈要求党和国家给我们一个安身窝。
（九）医疗保险债
胡主席指示：“就是军官退役后，由国家保证其享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住房、医疗保险等。”军官在服役期间，因长期担负着国家及其它急难险重任务，做出了常人难以做到的贡献，出了过头力，大部份人患有多种职业疾病，进入老年后都复发出来，因改革后的医疗保险制度个人负担太重，得病无钱治疗，只有等死，有的重病战友不得不自杀。可社会其它可比官员病了，有的花几百万都可以报销，太不公平，希望党对退役军官与其它社会可比官员一视同仁，享受同等的医疗保险。
（十）剥夺人生价值债
军官在服役期间都是从事国防劳动，同职级军官贡献基本相同，人生价值相同，都应该保值，得到相同的国家补偿。可是改革违背市场价值规律，故意将企业军转干部贬为职工价值，以剥夺国家应给的补偿。估算改革以来从企业退役军官身上剥夺的补偿在仟亿之上，为其少数人先富起来提供了资本，为吃喝玩乐提供金钱保障，而企业军官则因被贬值，变成向企业讨饭吃的乞丐，使企业退役军官不如同期参加工作的一般员工，这合理吗？公平吗？党和国家对不同时期退役的军官都应一视同仁，都应对军官的人生价值保值。
三、几点建议
（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企业军转干部平反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马列主义政党与其它政党根本区别之 一。我们党是唯物主义者，准许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承认而继续坚持错误。我党历史上多次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都自觉的认真纠正，使党更伟大、正确。如对57年反“右”及文革中造成的冤假错案都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补发一切应得的经济损失。
（二）欠债还钱，不应赖账
国家承诺亏欠的债务，是有根有据的事实。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是国家主管部门打着改革旗号剥夺、赖债，因欠债不是改革就能改掉的，中国欠外国的债务，能用改革来赖掉吗？不能，同样欠企业军转干部的债也不能改革掉，更不能用工作分配去向作为是否还债和赖账的理由。
（三）纠正反向改革，落实党的补偿政策
改革是改掉不合理的部份，使之更能适应客观情况。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所制定的退役军官补偿政策，虽然不是古今中外较高补偿，但符合中国客观情况， 是对退役军官人生价值的肯定，体现了保值，既适应计划经济，也适应市场经济，是保障退役军官终身生存安全的好政策。改革中无视国法与党的政策的严肃性，用“解困”代替军转政策，立即遭到所有退役军官的正当抵制与反对，并造成连续上访讨债，向法院起诉，引起社会不稳定。促使国家在2002年后安置退役军官时不得不还是执行原来的老补偿政策，还是一个身份两个待遇保终身。所谓党的军转政策只适用计划经济而不适合市场经济是对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公开否定。列宁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否定过去更是背叛。由此可见，否定党的军转政策的精英们，才是反党乱军破坏社会稳定的罪魁祸首。
（四）把企业军转干部贬为职工，违背科学发展观
对企业改革、改制，军转干部 历来都是坚决拥护支持。而对照胡主席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阐述，反思借改革将军转干部沦为贫困群体，是极不正常极不公平的。一是背离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内涵，全盘否定与侮辱了军转干部前半生价值与荣誉尊严；二是被离了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理念，以“解困”的两个“平均数”兑现企业军转干部的劳动工资与养老金，违反了胡主席讲的“不降低其在军队原来待遇为原则，”何谈发展提高与共享改革成果？三是背离了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与统筹兼顾，不承认前半生从军的历史现实，不承续改革前五部法则与八十多份军转安置文件的名文界定，单讲为改革做出牺牲、讲承受力、不讲职务、不谈贡献大小，让军转干部与普通工人拿一样的工资，按一样的上缴“三金”比例计发养老金，一样的办理《职工退休证》……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何以体现？再照此，就是打死也难以叫人理解接受！建议党对在改革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尽快出台与之相配套适应的政策来调整补救，仍靠“解困”建立什么“长效机制”，必将一错再错，祸国殃民，必将引发更大规模的上访和社会不稳定群体。
（五）讲信誉，一诺千金
党的三代集体，为退役军官制定的补偿政策承诺，是黑字印在白纸上，是不能变卦的。人以信为本，党以信建党安天下。特别是改革中制定的军转政策，是国家总体改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份更不能说变就变，变了坑害军转干部群体，也动摇整个国防，也损害了党的信誉。失信的政党难以服众，更难以带领全国人民实现自已的政治主张，达到革命的目的。
（六）依法保护企业军转干部讨债
企业军转干部讨回党和国家亏欠的债务，是合理合法的，可是各级政府机关极不理智，时常动用公、检、法，董事长和企业家，联合采用立体阻拦打压、监视、追捕、软禁、拘留、逼供信，并株连亲属阻止讨债，以烟台市为例，在中央、国务院新的信访意见下达后，还搞独立王国，9月份还扣押去省里正常上访返回的五名代表，根本不把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放在眼里。请中央调查，全国为打压企业军转干部讨债，动用多少人力、物力，花了多少钱？抓、关、压、判死有多少人？有多少无工资、无养老金、无钱治病自杀、无窝安身的退役军官？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褒奖优待护国守疆卫士，可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用生命为党、国家和人民提供国防安全公共产品的退役军官，却遭到如此迫害，怎能不让我们企业军转干部心寒？讨债合法，赖账有罪。强烈请求党和国家立即叫停上述违法行为，依法保障企业军转干部讨回应有的生存债。
（七）不应让企业军转干部做无谓的牺牲
企业军转干部，大都进入古稀之年，因改革失误造成企业军转干部沦为贫困群体，过着有钱吃饭，无钱治病，小病忍耐，大病自杀，已沦落为真正的无产阶级了，只剩一条无用的老命，再也没有什么可牺牲了。再者，为人民利益而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我们心甘情愿，但是，让我们为汉奸、卖国贼、新生资产阶级去牺牲，我们坚决反对。我们请求党---母亲，不要让自已的儿女再去做无畏的牺牲品了！
（八）各级政府要尽快解决企业军转干部无住房的问题
小平讲“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现在中国住房两极分化，企业军转干部无住房，而党政机关可比官员，局级180平方米，有的靠权力资源占有数套住房，国家机器应该干预纠正。建议各级政府专为企业军转干部批点地皮，利用我们存在国库的福利住房费，加自已再投点资，建一部份平民房，为其有个安身窝，万分感谢。
（九）防止反党乱军
共产党是强势集团的天敌，共产党存在，他们抢劫的资产就心感不安，反党或改变党的性质是他们阶级本性决定的，反党需从乱军着手，否定党的军转政策就是分化瓦解军队，把同等条件的退役军官划分为军养、国养、企养，拉着前两者，打击后者，将后者贬为乞丐，蓄意制造矛盾，直接影响现役军官的思想建设。例如某部是在进行团史教育调查时，得知本团第八任团长，退役转到企业后被开除公职，剥夺一切合法利益，生存困难，上访讨债被关押、监控，多年见不到太阳。还有的战友由于没有分到住房，只有租原部队的房住，部队住房也有困难，又不能把对部队有贡献的老首长或老战友赶到露天住。又经常耳闻老战友、老首长遭到软禁、监控、受到迫害、株连亲属的诸多事实。从而对军队现役军官影响极大，军队的战斗力在基层，基层官兵思想不稳定，怎能全心全意搞好部队建设。军安国家安，军乱国家乱。请中央要警惕强势集团反党乱军的阴谋诡计，尽快落实党和国家的军转政策，早日为企业军转干平反，稳定军心，实现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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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尊敬的温家宝总理：
我们是八十年代转业到中石油东方公司（河北涿州) 的失业军队转业干部。2000年企业改制，先是一刀切退养（男45岁，女40岁以上），后又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失业（有近50%被迫买断工龄），从此便无缘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生活水平不升反降。党中央十分关心重视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问题，分别于2002年和2003年下发了《关于认真解决部份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问题的通知》人发[2002]82号和中办发[2003]29号以及“国人部发[2004]55号”文件。五年过去了，我们失业军转干部至今没有得到一分钱的生活困难补助?（已退休的企业军转干部2005年发了生活困难补助）为什么中央政策在我们这里至今得不到认真落实？
我们曾先后多次给公司，河北省劳动社会保障厅，总政信访局等有关部门写信反映情况，不是推诿就是毫无音信。公司多次以“河北省没有失业军转干部的相关政策”为由，推诿不予办理。（我们居住在单位基地管理处，远离城镇，档案由单位托管，和全体失业职工一样，2005年企业通过劳务派遣给我们安排了半日制312元/月的再就业环卫岗位)。国人部发[2004]55号”文件明确指出“中办发[2003]29号和人发[2002]82号文件原则适用于 2000年12月31日以前转业到企业的生活困难的军转干部，包括在岗、下岗、失业（解除劳动关系）和退休等企业军转干部”。为何我们失业军转干部至今没有任何生活困难补助？难道每月312元的再就业工资不困难吗？为什么中石油东方公司年产值过百亿的国有企业，对中央的解困政策却迟迟不予认真落实？这公平吗？合理吗？和谐吗？
尊敬的温总理， 我们知道您为国家大事日夜操劳,工作很忙,在多次信访无果的情况下，万般无奈，才不得不打搅您。望您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我们的事情，使其能尽早得以解决。让我们也能分享一点改革开放的成果，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中石油东方公司部份失业军转干部
苏新华 电话：02268306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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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我们是河南省周口市沉丘县的退伍兵，在退伍之后被分到不同的单位，在2005年10月，河南省施行乡镇机构改革，我们县里就利用这次机会把我们这些无钱无权的退伍兵清退。在我们这些退伍兵长期单位不让上班的情况下，临时通知参加考试，有的是在晚上十点通知，明天7点30分参加公务员考试。到时不到场的按自动放弃处理。
可是长期不让上岗，别人总不能在家等着你的通知呀，要出去打工养家养自己呀。所以我们这些退伍兵过的和乞丐差不多，而且我们一等就是十几年呀，就这样我们也没有怨言，下岗就下岗了，按省里的文件 退伍兵下岗：1、分流；２、病退；３、是清退临时工，每个月发基本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可是我们待遇是发你几个月的失业金。少的三个月，多的８４年的老志愿兵才领了12个月。每个月280元。交了10年的企业养老保险金，我们都是在乡镇局，怎么交的企业保险？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向县里反应，可是得到的回答是你们活该。我们根据《河南省城镇退伍兵安置》实施细则和中央2005（23）号文件向县里要我们的补偿金，但是县里不给。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按文件说的补那么多，我们只是要求能给我们一定的补偿，好让我们给家里留点看病应急的钱，可是县里说一分也没有，所以我们就到北京反应问题。
可是我们得到的却是推脱敷衍和威胁。今年11月14日，我们准备再次到北京反应问题。结果县里得到了消息，就把我们抓回来，拘留了 说我们扰乱治安。我们一没有打标语，二没喊口号，怎么扰乱治安了？还威胁我们再去北京就劳教，可是我们大家说好了就是劳教，我们也要去。因为我们没法活了。
河南省周口市 沉丘县 张勇 13949986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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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我们是经组织分配到烟台各县、市、区的万余名企业军转干部，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的17大的召开是全党全国的大喜事，我们无比欢欣鼓舞，祝17大胜利召开！
今天给主席团写这封信，主要是想反映一下我们的心声，也是全国企业军转干部的共同呼唤。我们认为，全国近百万被组织分配到企业工作的军队转业干部的国家干部身份被置换为企业职工身份、转业后享受地方相应职级的政治经济待遇的承诺被取消，是在改革中国家人事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主管部门工作上的失职与严重误导所造成的。以“企业改制”为由，剥夺了近百万由组织分配到企业工作的军转干部的法定身份和政治经济待遇，使绝大多数军转干部沦为弱势、困难群体以及所谓的“不稳定群体”，实际上是向改革的旗帜泼脏水，是往党和政府脸上抹黑，间接地起到了瓦解部队、毁我长城的作用。
军队转业干部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现在被无端分成三六九等，执行不同的政策，而且待遇差距甚大，是不公平、不和谐的根源。贬低被组织分配到企业工作的军队转业干部的社会价值，从连、排职到师、团职干部统统按普通企业职工的身份办理退休，在退休待遇上与其他军转干部相差数倍，是对在企业工作的军转干部人身权利的侵害。同是军队转业干部，但在落实军转政策上实行双重甚至多重标准，有悖法律和政策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军龄、职务、贡献相同，就因为转业的时间、分配的去向不同，其待遇就有天壤之别，违背了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军人付出劳动所生产的国防公有产品全国人民普遍受益，对所有退役军官的补偿理应由国家承担，在国有企业普遍改制以后，再推给退役军官所在企业承担，对改制后的企业来说是不现实的。
十几年来，企业军转干部一直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奔走呼号，由信访到人员上访，由个体上访到群体上访，由在本省市上访到千里迢迢进京上访，一直发展到数省市的军转干部联名状告国家人事部的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乱作为。应该说企业军转干部自愿行动起来的、持续十多年之久的维权行动，有理、有据。这一行动震惊全国，影响了整个社会。但国家有关部门却以 “怕攀比”为由，就是不予解决。
众所周知，军队是一个特殊的武装集团，这个武装集团所担负的使命及其所具有的特殊性就在于军人流的是血、牺牲的是生命，为的是大家，是国家。巩固的国防关乎着中华民族的安危。由于军人所具有的这一特殊性，因此，在现役军官退役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就其转业后的“身份”和“待遇”问题在政策上做出了承诺，并由全国人大专门在《宪法》、《国防法》、《兵役法》、《军官法》、《军官转业安置法》等相关条文予以确立，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是军队转业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组成部份，军队干部转业后应享受地方相应职务干部的政治、经济待遇及退休待遇。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年复一年下文重申这些规定和承诺，至今我们没有看到有宣布上述文件废止的文件和法律，更没有看到与改革相适应的调整配套政策与新法规出台替代。按明明确确的文件和法律规定落实，何来 “攀比”之说？要求政府兑现我们转业时的承诺怎么能是“攀比”？如果长期听信个别政府官员凭空想像出来的所谓“怕攀比”的误导，而不去落实当初的承诺和法律法规，又将党和政府的诚信、法律的尊严放在何处？
据我们了解，群众攀比的是所谓“高薪养廉”的非正常做法，攀比的是以侵吞国有资产或官商勾结等非法手段一夜暴富的所谓“民营企业家”，攀比的是每年拿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垄断国企老板，攀比的是动辄贪污受贿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贪官污吏。人民群众对企业军转干部要求落实军转政策不仅没有攀比，反而抱以同情、理解和支持。
也有的说，企业军转干部要求落实“一个身份、两个待遇”是想和公务员攀比。企业军转干部争取与其他军转干部一样享受落实同一个军转安置政策的权利，又怎么能是和国家公务员“攀比”呢？本来是人家应该得到的而不去落实，反而给人家扣上想攀比的大帽子，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一些人还振振有词：解困是对企业军转干部的 “特殊政策”、“特殊关怀”，要把它作为“长效机制”。我们承认，在国企改革中，我们中的大部份同志下岗了、失业了，单位发不出工资了。在我们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的关键时刻，党和政府聆听了广大军转干部的呼声，出台了“解困”文件，解决了许多同志的燃眉之急。这说明有关部门看到了工作中的失误，采取了些补救措施。显然，“解困”只是解决企业军转干部暂时困难的权宜之计，而不能把它作为长效机制。如果以 “解困”代替军转政策的全面落实，这就是无视国家法律的存在，是有法不依的典型。解决企业军转干部的问题，不是靠要求军转干部“正确对待”和对他们实施打压所能奏效的，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各级政府严肃维法、践行承诺，使所有的军转干部都能享受到同一个军转政策的阳光。这也是党的16大以来，我党大力倡导“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的成果要让全体人民共享”的应有的题中之义。这是关系到维护党和政府的威信，关系到稳定军心、民心，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对企业军转干部的问题久拖不决，是有些同志国防观念和强军意识的衰退，将“解困”作为“长效机制”，将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持久隐患。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强柱石。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和最具活力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伟大的国防事业，转业后又为改革作出了奉献和个人利益的牺牲。在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却“因为企业改制了”，而成了当今社会上的困难群体，需要长期靠政府和社会的解困、救助来维持生活，使我们感到无比的困惑。我们热爱党，热爱祖国，希望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健康发展。向上级机关直至中央提出我们的意见和建议，这正是我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同时也是在履行一个公民、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但却被某些人认为是“不稳定因素”，对我们实行各种不同形式的打压和监控，这是对我们人生品格的否定，是对我们莫大的侮辱，是我们至死都不能接受的！
现实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由于长期的和平生活，一些人的国防观念渐渐淡薄了，好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就不那么重要了。将军队转业干部中占绝大多数的企业军转干部打入另册，被边缘化，使他们由部队的精英变成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困难群体以至所谓的“不稳定”群体，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企业军转干部不能享受同一个军转安置政策，是对我们这部份人的歧视。也许我们这几十万人的事，在全国来说算不上是什么大事，但这种错误观念、态度和感情任其发展，就很危险，军队和国防建设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我们请求按照胡锦涛总书记说的“安置军队干部工作，既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文件，又要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自觉维护中央政策的权威和严肃性，不得以任何理由打折扣、搞变通。”、“重复上访，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究属何原因？是不符合党的政策规定，还是我们的官僚主义？能否做点具体分析，关心群众疾苦是具体的，必须狠抓落实”的指示，从维护退役军官的合法权益和坚持并完善军转安置政策、制度的角度，从稳定现役军官思想、巩固国防和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妥善处理好企业军转干部问题。尽快走出误区，结束长期上访的恶性循环局面。
烟台市万余名企业军转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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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乔延兵等三名企业军转干部
起诉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暴力殴打、阻碍军转干部上访
原告：曲世涛 男 55岁 汉族 军队转业干部 原烟台市百大集团职工? 住烟台市桃花街29-8号 电话：0535-6615382
周来生 男 47岁 汉族 军队转业干部 原烟台市化工物资交易市场干部 住烟台市大海阳路74号附20-6号 电话：0535-6257797
乔延兵 男 39岁 汉族 军队转业干部 原烟台市东方电子职工? 住烟台市上夼西路附131-6-3号电话：0535-6568393
被告：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 法定代表人：雷兴华，烟台市芝罘区市府街78号
诉讼请求：
1、依法撤销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公（芝）决字[2005]第149、148、147号和烟公芝集不字第01、02、03号的错误决定。
2、请依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1999年6月2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 1999年6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41号发布施行)第六条（二）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人民警察法》第20条、21条、22条之（四）、（五）、（八）、（十一）、（十二）款，追究公安机关知法违法、执法犯法、侵犯原告（军转干部）人身权利的法律责任。
3、判处被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人身、经济和精神等损失。
事实和理由：
2005年3月30日晚7时左右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伙同烟台市公安局以违反社团管理规定为由，将曲世涛、周来生、乔延兵三同志非法传唤到烟台市公安局所属的望海宾馆。烟台市公安局警官胡成豪、王健、张明辉在传唤周来生时没有穿警服，没出示证件，轿车没有任何公安标志，他们乘周来生晚上买饭回家走到楼下没有任何防备时，两名警察突然从黑车里冲出，在没有主动出示警察证件、传唤证的情况下，从背后强行将周来生拖入车内。这种非法的传唤手段和程序，也是造成周来生很快发病，两次差点死亡的重要原因。
在烟台市公安局望海宾馆，对三名军转干部分别进行了24小时非人道的连续审讯、逼供、诱供，在审讯中烟台市公安局的干警们，三班倒，连夜轮番突击审问，他们采取诱供、逼供等非法手段，不许三名军转干部睡觉，造成两人发病（曲世涛、周来生），周来生两次差点死亡，经烟台山医院120急救中心（急救中心的抢救病历、发票都在是市公安局请他们在法庭出示）抢救幸免遇难。周来生刚被抢救过来后，公安人员就接着审问，逼其在他们编写好的询问笔录上签字，周来生将张明辉编写的笔录当场撕毁（警察当时录了像，请拿到法厅作证）发病期间，周来生多次哀求王健、张明辉警官，尽快送其去医院检查治疗，都被他们无情拒绝，他们的答覆是：“你死不了”，抢救的病历也不给看，也不告诉你得了什么病，两次差点死亡，直到现在都不知道真正病因。人的基本权利都被践踏。
曲世涛发病后，吸了氧，又被警察推倒在地板上，在没有暖气的情况下，在地上躺了8个多小时。
乔延兵两次被非法拘留，多次被烟台市以党员先进性教育为藉口非法拘禁，限制人身和通行自由，累计达90余天。芝罘公安分局第二次拘留（2005年9月7-22日）的处罚决定书和乔延兵对拘留处罚不服，于9月7日向烟台市公安局提出的行政复议至今没有交给其本人，这是严重的知法违法、执法违法行为。
在审问中张警官说：我们公安局别的没有就是有人，24小时不讲，在传唤你24小时。我们不知道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要交待什么？
这样逼供、诱供得到的笔录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我们也予以否认。芝罘公安分局于3月31日晚约7时宣布对曲世涛、周来生、乔延兵三同志行政拘留15天的治安处罚（附件4）。处罚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列》第二十四条第六项：“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规定，未经注册登记以社会团体的名义进行活动”，但事实是，我们从来没有以烟台市军转干部维权中心这一未经注册的社会团体的名义进行过任何活动。芝罘公安分局用这条法律来处罚，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是捏造事实，乱用法律。
我们是下岗失业军转干部，依据中央82、29号文件精神以及省市有关军转干部解困政策，要求上岗解困、落实政策。烟台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的安排，统一部署制定了“关于集中处理部份企业军转干部问题第一阶段工作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各项解困政策应于2004年10月20以前落实到位，“三拖欠”和边清边欠问题要一个不漏地解决，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投保率要保持100%，下岗失业军转干部本人有上岗要求和能力的，再就业率要达到100%等。周永康在讲话中也要求，全国各地党委政府在解决“三拖欠”等重点难点问题上攻坚克难，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好，并规定12月上旬要做到一个不漏地解决好“三拖欠”问题和边清边欠问题，要千方百计地帮助下岗失业有再就业能力的企业军转干部尽快实现再就业，各省（区、市）要在12月25日前，将这方面的工作报告联席会议办公室，中央要在第三次电视、电话会议上，对各省的情况进行讲评。而烟台市向上级报告却是：“2004年12月,在全省率先召开了企业军转干部问题工作第一阶段讲评暨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提前实现了中央和省要求的解困资金到位率,“三拖欠”清欠率,人员补贴兑现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率,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保率6个100%.”而事实是没有落实！
我们受全国各类维权活动的启发，特别是农妇熊德明为讨回丈夫打工的工钱,在温家宝总理的关怀下,讨回了工钱。熊德明成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农民工维权中心迅速在全国形成。我们也萌发了依法申请成立烟台市军转干部维权中心依法维护自己权力的设想，并到烟台市行政审批中心民政部门窗口进行谘询，在他们的指导下又到烟台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谘询，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按照《烟台市民政局社会团体成立登记》（烟台市行政审批中心印制）的程序，于2005年1月25日，向军转干部的主管部门烟台市人事局，递交了以筹备委员会的名义起草的，关于成立烟台市军转干部维权中心的书面申请材料（附件1）。烟台市人事局企业军转干部办公室的朱建勇主任接到申请和《烟台市民政局社会团体成立登记》看后，当时表示此申请完全符合法定程序，在法律方面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向领导汇报尽快给予答覆。之后我们多次前去索要书面批复，朱建勇表示成立维权中心没有必要，军转干部的合法权益由我们帮助维护。我们当即表示，根据周永康的讲话精神和烟台市（关于集中处理部份企业军转干部问题第一阶段工作实施方案）规定的时限都已经超过，但始终没有给我们说法，更谈不上落实政策，这本身就是侵权，现在却说帮助我们维权，请问我们的“三拖欠”何时才能补发？我们没有饭吃何时才能上岗解困，朱建勇当时说，这个事情得慢慢来。这样的答覆已经快1年了，为说明我们申请成立维权中心的必要性，我们于2月19日向烟台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六个问题请求给予答覆（附件2）。为了得到娘家人的同情、理解与支持，此材料抄送烟台市警备区。但我们提出的申请和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批复和答覆，这是不是烟台市政府人事局不作为？是不是违法？我们的困难和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两会”闭幕后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为认真学习两会精神和配合党员先进性教育，有的同志提出我们这些平时没人管、没人问、没活干的军转干部能否以烟台市军转干部维权中心筹委会的名义，申请于4月5日清明节在烈士陵园集会悼念革命先烈、进行党员先进性教育，顺便邀请烟台市人事局军转办、上级党员先进性教育督导组参加指导，藉此增加我们与烟台市人事局军转办（稳定办）的沟通和理解，以求得政策的尽快落实。于是我们于3月24日就此事向烟台市公安局提出谘询申请，当时烟台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姜诺大队长说：筹委会不具备法人资格，不能以筹委会的名义提交申请，可以以负责人的名义申请。我们学习了《集会游行示威法》当场改为由曲世涛同志为集会负责人向烟台市公安局递交了集会申请。之后烟台市公安局通知曲世涛，该申请集会的范围不跨区，你们应该向芝罘公安分局提交集会申请。我们于2005年3月28日，以曲世涛同志为负责人，丛培凯、于海军为协助人的名义，向芝罘公安分局递交了“关于清明节集会悼念西炮台烈士陵园革命先烈的申请”（附件3）。我们只是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以筹备委员会的名义提出过成立烟台市军转干部维权中心的申请，从未以烟台市军转干部维权中心的名义递交过任何材料、开展过任何活动。难道说我们依法提出两份申请也违法吗？政府主管部门认为不妥可以不批准，我们无话可说，公安机关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给我们治安处罚，是不是违法办案？芝罘公安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四条第6项“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规定，未经注册登记以社会团体的名义进行活动”的条款，给予三名军转干部拘留处罚 。但事实是，我们从来没有以“烟台市军转干部维权中心”这一未经注册登记的社会团体的名义，进行过任何活动。你们以这一条款进行的处罚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149、148、147号还说：我们? 申请清明节“游行示威”到西炮台祭扫烈士墓，请你们认真看看申请书，我们申请的是集会悼念烈士，不是游行示威，请你们不要颠倒黑白啊！烟台市还是不是法制社会？这是典型的政治迫害！
公安机关也清楚他们是违法传唤、审问、拘留，在传唤、讯问、拘留等执法过程中多次违反了《人民警察法》第20条、21条、22条之（四）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人犯；（五）非法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搜查他人的身体、物品、住所或者场所；（八）违法实施处罚或者收取费用；（十一）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义务；（十二）其他违法乱纪的行为。
在拘留期间烟台市稳定办丛龙国主任、常青主任2次带三名被拘军转干部原单位领导和原单位主管部门领导，去拘留所探望，让我们提出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并跟我们达成君子协议，说给我们解决困难和问题，你们以后也不要维权上访了。在我们出拘留所的前一天，烟台市公安局衣祖龙政委又去拘留所，让我们写出有哪些困难和问题需要烟台市政府解决，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可以写出来，由烟台市公安局转交市政府给予解决。可是，时至今日已有半年多了，我们数十次走访、信访烟台市（稳定办），他们都答覆：在研究、协调，材料都整理好了就等领导开会研究批准等等等等。《国家信访条例》规定信访事项要在60日内办结并书面答覆信访人，可是烟台市（稳定办）对我们的信访事项半年多不给任何书面答覆，违反了《国家信访条例》的规定，他们却说烟台市稳定办是临时机构，不受《国家信访条列》约束，这是烟台市的又一创举。烟台市政府对信访工作推诿、拖延、不作为；是造成不稳定和烟台市军转干部不断进京上访的根本原因！而烟台市对待上访的军转干部，不是按照中央的政策和指示精神，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热心的帮助他们落实政策、解决困难。而是多次动用公安机器违法传唤、审讯、拘留军转干部，还以党员先进性教育为藉口，非法拘禁军转干部乔延兵90多天。
综上所述，公（芝）决字[2005]第149、148、147号和烟公芝集不字第01、02、03号决定，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给予公正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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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湖南军官退役安置制度与企业军转干部的维权情况调查
一、军官退役安置制度，是对军官提供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和社会保障格局的形成，我国的军官退役安置制度已是一个相当规范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如下特征：
（一）依法办事，有法可依。
军官退役安置制度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和具体的政策规定。这些法律、法规的明确条文确定了政府、社会和退役军官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关系，为各方有法可依，依法办事提供了依据。如《现役军官法》第七章“军官退出现役”的条文，就为军官退出现役的条件与安置方式等作出了规定。关于军官退役后安置管理的具体办法，不仅在《兵役法》、《国防法》中有明确条文作出规定，而且还有国务院、中央军委制定的一系列军转安置法规及其规范性文件作出了规定。
（二）实施主体是国家。
国家在军官退役安置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无论是提供工作岗位并负责安排工作与职务，还是各项优待政策的实施，都是由政府采取相应的组织保障和经济保障。如《兵役法》第39条规定，“军官退出现役后，由国家妥善安置。”《国防法》第61条规定，“国家妥善安置退出现役的军人，为转业军人提供必要的职业培训，保障离休、退休军人的生活福利待遇。”“县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安置转业军人，根据其在军队的职务等级、贡献和专长安排工作。”
（三）服务对象是全体退役军官。
军官退役安置制度在调节退役军官同国家及社会的利益关系时，任何一位退役军官都不会排除在制度之外，都应依据其服役年限，职衔高低依法有序进行。条件相同的，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保障机会，获取一样的保障待遇。
（四）保障内容具有优待性。
军官退役安置制度，从经济角度来说，是调节其利益的一种制度安排，其核心是要保障被安置对像有可靠的经济收入。由于军官在从军期间，承担著作战及其他急、难、险、重任务，作出了常人难以做到的贡献，需要国家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给予补偿，所以对退役军官的社会保障不是失业保障，而是从业保障和养老保障；不是保障退役军官最低生存的需要，而是要保障退役军官的经济收入略高于或相当于当地国家行政机关相对应职务等级干部的平均收入。如：１《现役军官法》第49条规定“军官退出现役后，采取转业由政府安排工作和职务，或者由政府协助就业、发给退役金的方式安置。”根据《现役军官法》的规定，军官退役后多数是转业安置。对转业安置的优待政策有二：一是由政府安排工作与职务；二是由政府协助就业，同时发给退役金实施经济补偿。２中央厅发[1983]26号文件规定“复转干部均为国家干部，……，他们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应同当地干部一视同仁，符合离休、退休条件的，按国家干部的有关规定办理。”３国发[1982]24号、国发[1983]173号、国发[1984]139号、中办发[1985]44号以及在企业深化改革时期出台的中发[1998]7号文件先后规定：“师团职转业干部职务不能相应安排的，分别享受当地市（地）、县级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４中发[1998]7号文件还规定“军队转业干部享受与其原军队职务等级相对应的地方同职级干部的医疗待遇。”和“军队转业干部退休时，……，按照与其原军队职务等级相对应的地方干部职务等级办理退休手续，享受相应待遇。”
（五）军官退役安置制度的功能是稳定军心，巩固国防。
军官退役安置制度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制度之一。首先妥善安置退役军官，可以稳定军心。对于多数军官来说，军队生活毕竟只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阶段，甚至是一小段，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得不考虑退役后的出路及归宿。当看到战友们退役后得到妥善安置时，就会解除其在服役时的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国防建设中，反之当无法确定自己退役后的去向，需要随时为安置问题而操心时，自然就很难安心在军队服役；其次妥善安置退役军官所起到的示范作用，能使军队更好的吸引保留人材，从而确保兵员质量，改善兵员结构；第三妥善安置退役军官有利于推进现代化军事制度的变更。总之，妥善安置退役军官，在稳定军队的同时，也就稳定了社会，巩固了国家政权。
二、企业军转干部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导致心理上的不平衡
国家在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军转干部蒙受如下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一）国有企业在转换经营机制和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过程中，有的破产拍卖，有的改组重建，原来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不复存在，国家分配到企业工作的军转干部从此成了下岗失业者。改革是政府行为，政府应支付改革成本，对非本人原因下岗失业的企业军转干部，政府应按照《现役军官法》第49条的规定重新“安排工作与职务”或者“协助就业，发给退役金”。2001年以后转业的军队干部是这样做的。对由政府协助就业的自主择业者，都发给退役金以实施经济补偿，其退役金的标准还不得低于与其原军队职务等级相对应的国家行政机关干部职务等级的退休金。可是目前对非本人原因下岗失业的企业军转干部却不能这样做，硬要把改革成本由企业军转干部自己来承担，这是对待企业军转干部不公平之一。
（二）中央厅发[1983]26号文件规定的“复转干部……符合离休、退休条件的，按国家干部的有关规定办理。”企业军转干部中符合离休条件的，已经按国家干部的有关规定，办理了离休手续，享受了离休待遇。对于同一个文件规定的政策，企业军转干部中符合退休条件的，却不能按国家干部的有关规定办理退休手续，享受相应待遇。这?是对待企业军转干部不公平之二。
（三）中发[1998]7号文件关于军转干部退休政策的规定和师团职转业干部享受当地市（地）、县级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的规定，分配在党政机关的军转干部都在享受，为什么这些政策不能在企业军转干部身上得到落实。这是对待企业军转干部不公平之三。
总之，在退役军官中造成上述厚此薄彼的不合理现象，实在太不应该了。公平性与广泛性是社会保障制度最为明显的特性。企业军转干部同是退役军官，却不能一视同仁，依法享受退役军官应当享受的待遇，太不公平！不平则鸣，当前企业军转干部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拖着衰老多病的身躯，踏上艰辛的旅途，赴省城，上北京，回娘家，找政府，讨公道，求说法，都是不得己而为之，都是有关政府不依法、依规办事造成的。
三、人事部的《答覆口径》将会引发企业军转干部新一轮的维权浪潮
2006年7月12日，人事部以临时内设机构“企业军转干部问题工作小组”的名义，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的大印、文号为企转组[2006]1号文件印发了一个《答覆口径》。人事部用这种不伦不类的公文格式，看似有“创新”，实乃古今所罕见，但却无法解脱对此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中发[1998]7号文件关于军转干部退休政策的规定，是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现役军官法》的授权条款作出的，若对条文本身的含义及其适用范围需要作出进一步明确界限的解释，按照《国家立法法》第10条的规定，仍应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按法定程序作出。人事部拱出来代劳是一种超越职权的违法行为。何况《答覆口径》所做的解释，又是如此的荒唐。
首先《答覆口径》认定7号文件关于军转干部退休政策的规定，对1998年以前转业的军队干部不适用。这种解释既不符合文件本身的规定，也没有法律依据。7号文件在这一政策中的军队转业干部，对转业时间没有作出规定，即在转业时间上是不分先后的，自然涵盖1998年以前转业的军队干部。同时7号文件关于军转干部退休政策的规定是沿用中央厅发[1983]26号文件中同类规定作出的新的特别规定。根据《国家立法法》第83条的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规定与旧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规定。”所以，7号文件关于军转干部退休政策的规定，自然适用于1998年以前转业的军队干部，这就是法律上的依据。
其次《答覆口径》认定7号文件关于军转干部退休政策的规定，不适用于企业军转干部的解释，也是不能成立的。中发[1998]7号文件是在国家干部人事制度和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出台的文件，文件中关于军转干部退休政策的规定，理所当然的适用于企业军转干部。
第三《答覆口径》说：“企业军转干部要求比照党政机关公务员办理退休手续，享受相应待遇，是没有政策依据的。”更是无稽之谈。7号文件明确规定：“军队转业干部退休时……按照与其原军队职务等级相应的地方干部职务等级办理退休手续，享受相应待遇。”根据国发[1985]135号文件的规定，目前军队职务等级只与国家行政机关干部的职务等级存在相对应的关系。企业军转干部退休时，要求按照国家行政机关干部办理退休手续，享受相应待遇，7号文件的上述政策规定，就是最好的政策依据。
由此可见《答覆口径》的出台充分表明人事部在处理企业军转干部的诉求时，公然有法不依，完全失去了法治理念。如此荒唐的《答覆口径》能不引发企业军转干部掀起新一轮维权浪潮吗？
四、企业军转干部进行的行政起诉，是维护“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象的实际行动
《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国的伟大形象之一。《答覆口径》是人事部针对部份企业军转干部这一特定对象的诉求，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企业军转干部认为人事部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联合起来，结成共同诉讼主体或诉讼集团，向法院共同起诉人事部，谋求通过诉讼活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既是《行政诉讼法》赋予的权利，也是《宪法》和法律允许的形式。当前有的政府职能部门不依法行政，可是法院也不认真履行自己肩负的“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秩序”的重任，对企业军转干部的行政起诉，却不按《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办理。2006年7月12日，广西2000多名企业军转干部组成诉讼集团，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国家人事部，这可算是一桩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非常复杂的行政集团诉讼案。2006年10月8日，诉讼代表到最高人民法院查询对诉状的处理结果，受到一位女法官的接待。诉讼代表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6条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的规定，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一审立案，这位女法官却顾左右而言他，竟搬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若干意见》的规定，解释说：“你们这桩集团诉讼案，既未经一审判决，也未经二审裁决，怎么能直接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立案呢？”真是岂有此理！?2006年12月18日湖南益阳市1167名企业军转干部组成共同诉讼主体，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国家人事部，两个多月过去了，你不问，他不理，遭到了同样厄运。难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为了装潢广告写进《宪法》的吗？难道《行政诉讼法》也是专做普法教材用的吗？2005年12月22日，湖南文萃报第1388期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的话报导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让法官不再惧怕得罪政府’，虽说离‘真不怕’尚有距离，但毕竟向‘不怕’迈进了一大步”。上述报导时间已过去一年有余，最高人民法院应当拿出勇气来，自己带个头，向“不怕”再迈进一大步，依法管辖本案第一审，立即受理立案，让全国几十万企业军转干部充当原告，派出诉讼代表，依法有序的与人事部的张柏林部长对簿公堂，面对法律，讨公道，求说法，使“让法官不再惧怕得罪政府”不只是说说而已。这样做，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维护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同办了一件实事。
湖南企业军转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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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何时落实？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部份退役人员有关政策的意见》。按照《意见》精神，中央有关部门已形成“六个文件”。党中央“6.21”进行了部署，提出“文件早出台比晚出台好”。随后，《新华社》又于7月22日播发电文，明确指出：“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统揽全局的一项重大决策”，要求从2007年8月1日起执行。该文是十六大以来，第一次提出“继续贯彻落实部份企业军转干部有关政策”，因此，她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也是我们十多年来的诉求和企盼，使我们不胜感激。
两个多月过去了，其它相关文件已先后出台，唯有“落实部份企业军转干部有关政策”至今未见分晓，这里是否有什么“隐情”，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有关方面获得的情况分析，是否有按中办发[2003]29号文件的框架，采取“普调＋倾斜＋补助”的模式。我们希望这个分析是错的，如果是这个方案，还不是穿新鞋走老路老调重谈吗？这种雷声大、雨点小，岂不是拿党的重大决策当儿戏，我们万万不能接受。我们理由有三：
第一，“继续贯彻落实部份企业军转干部有关政策”，顾名思义，应指国家的法规、《条例》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历来制定的一贯政策，而不是29号文件，这个文件明确是“解困”，与落实政策两者不能相题并论。
剥夺企业军转干部合法权益和相关的政治、经济待遇，是上届政府违法行政的结果。这是政府行为，本届政府应予纠错。社保部刘永富付部长在答记者问时，已坦率承认，这是社保部门工作中的一大失误，并表示深深的道歉。1993年7月5日以劳办法[1993]78号转发深圳市《关于企业取消干部工人身份界限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诺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向全国推广深圳市取消企业干部编制，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当时，没有将建国创业的一批已退休的老干部和老科技人员区分开来，而是全部按一般工人处理。十多年来，机关、事业调整养老金与在职人员同步、同等挂钩，而企业中原有同类人员调整养老金与工人同步、同等挂钩，导致当今这类人员的养老金待遇差额达到三倍以上。
第二、十届人大五次会议2007年3月13日举行记者招待会，社保部刘副部长在答记者问时已明确界定：“机关、事业和企业退休人员，同属社会成员，退休后理应享受同等待遇，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这个界定符合《军官法》第三条：“军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组成部份”的属性，在部队是军官，转业到地方是国家工作人员。
刘永富付部长面对国内外记者宣称：用一年时间，重点解决企业退休老干部、政调企老干部、老科技、老模范、老军转干等“五老”的养老金与当地机关、事业同类人员的平均标准。
刘付部长答记者问，代表我国政府向世界作了承诺，这与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统揽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精神是一致的。我们相信，这个承诺能够应该一定兑现。
第三、军队是特殊群体，属高危职业岗位，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我们是建国初期战争年代参军的，在“文革”后的1978年大裁军100万，第二批转业的，当时中央决定，这一批军转干部全部安置到企业，连事业单位也一个不准进，这是有中央文件可查的。军队转业安置历来是一个政策，从来没有“双重”标准，只是根据工作需要分配去向不同，不存在政治、经济待遇不同。既然是上届政府工作失误搞错了，本届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就应理所当然的去纠错。我们几十年为国家创造的价值早已上缴给国家，这笔资金应由国家财政承担，既不存在“老子吃儿子”的，也不存在任何攀比，谁攀比谁就去当兵，体验一下战争和剿匪、抢险，享受享受供给制待遇。
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愿十七大的阳光能普照到我们这些不久将自然消失的老人！
芜湖市解放战争后期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参军的企业军转退休干部
二00七年九月十五日
联系人 地 址 电 话
杨 斌 芜湖市公交总公司 0553－5857122
高松柏 芜湖市江南春城36栋3单元 0553－4814817
袁传纪 芜湖市康复路1号 0553－2864517
洪德江 芜湖市赭园新村16栋2单元302 0553－3862029
何 屏 芜湖市公交总公司 0553－5856005
钱羊森 芜湖市文化路电表厂宿舍 0553－3111373
4幢4单元201
郭国汀：敦促胡锦涛立即无条件释放人权英雄郭飞雄、高智晟的公开函
【大纪元12月6日讯】胡锦涛阁下：
在下是郭国汀律师，又名南郭，其实你我早已相知，汝当心中有数。鉴于汝并非国人公投选举纯属邓小平及共党公权私授，故南郭恕不承认汝之[国家主席]之号，至于所谓 [共党总书记]那是一个人神共愤罪恶滔天的犯罪集团头领之称，并非什么荣誉而是标准的耻辱，想必阁下亦不在乎。是故，吾仅尊称阁下、你、汝，充其量称[先生] 已经到头了！
我在《论推翻中共专制暴政的合法性》文中充分论证了中共政权是一个典型的极权、专制、流氓、吸血鬼暴政，还是一个无知、缺德、乏能、下流、无耻、残暴至极的暴政；另在《论中共专制暴政与酷刑》文中充分论证了中共政权野蛮残暴下流无耻。两文公开发表已近两年，迄今未见汝党进行任何反驳、批评或批判，鉴于汝之党徒高达 6千万，汝党用文人亦至少数百万，但汝党既不敢公开批判又不敢公开论战，足证吾之结论属。汝知否？！中共对待囚犯大面积的酷刑惨无人道，手段下流卑鄙至极，完全违背国际法律义务, 践踏人伦道德，纯属兽行！它不但不尊重所有人犯作为人类固有的人格尊严和价值[1] ，而且故意对人犯尤其是对政治良心犯进行极为残暴的精神、心理和肉体摧残，旨在摧毁志士仁人的坚强意志。 [2]中共虐待及酷刑政治良心犯几乎百分之百，汝党统治中国 58年期间恶意政治迫害滥杀无辜及愚民人祸致八千万国人死于非命，此笔血债汝党当如何偿还？！
言归正传，给汝写此信目的是为了郭飞雄和高智晟君的无罪重判事。最近汝党对郭飞雄和高智晟君实施的酷刑绝对不能原谅更不能容忍！而汝对此肯定知情也理应知情，然而迄今未见你对此令人发指的酷刑发表任何评论，不但未将直接责任人绳之以法，反而纵容或指令检察官与公安公然在法庭上联手作伪证陷害忠良，法官则睁眼枉法瞎判人格高贵坚强不屈的人权英雄郭飞雄徒刑五年，再次密捕高智晟！是可忍，孰不可忍？！
"郭飞雄曾两次在晚上被办案人陶忠革\杨乃新专案组带到秘密关押地点，2007 年2月12日使用惨无人道的酷刑--坐老虎凳4小时，双手反绑在身后吊起来，打耳光几十下，更下流无耻的是陶忠革杨乃新用高压电警棍电击他的生殖器。在使用" 核武器级别 " 的电击生殖器暴行之后，终于获得他的有罪供述。然而变态的陶忠革、杨乃竟然在3 月19日再次使用同样的暴行。3月 24日，在陶忠革、杨乃新现场督阵的情况下，广州警方录下他的另一份供述。控方法庭上举证的就是这两份[供述]。 [3]
中共阉法院全然不顾郭飞雄之[有罪供述]纯系该下流至极的酷刑逼供之产物的铁的事实，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枉法裁判人权英雄郭飞雄五年有期徒刑另罚款四万元！该荒唐至极的枉法裁判 ,再次印证了吾之中共法院与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及司法部一样，实质上均是完全受中共恶党操控的已被阉割了那家伙的不伦不类的太监型法院、律师协会、司法部之论断。
排除非法证据规则是最重要的国际公认的刑事法律规则之一。依国际法凡依酷刑或残忍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方式取得的口供必须从证据中排除 [4]。 此规则是国际公认的刑事法律规则 [5] 。即便尚不构成酷刑的胁迫所取得的供述也应排除在证据之外 [6]。
即使按照中共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禁止以刑讯逼供的方式收集证据。依据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61条及最高检察院《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7] 之规定，法官理应当庭宣告郭飞雄无罪并立即释放他！我注意到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女士给阁下发了两封催人泪下的公开函，要求阁下关注敦促解决郭飞雄至为明显的政治迫害冤案; 然而，迄今阁下仍然装聋作哑，似乎足以证明阁下之冷血与伪虚？！
南郭坚信:善恶必报,任何人均须受制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道天理！汝岂能例外？！再次敬告所有中共党政军警特人员：凡作恶中共官员，公安及国安秘密警察，狱警，及对上述恶警之恶行负有不可推卸之渎职罪责的中共党魁们，你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所有罪行，必将受到未来自由民主宪政新中国的正义法庭的正义审判 ;最终必将受到善恶必报的天道天理的报应！
南郭在此善意假定阁下对汝党一贯胡作非为的一切罪恶行径迄今皆不知情，假定阁下对中共专制暴政所犯下的人神共愤的滔天罪孽同样一无所知，假设阁下对恶警奉命对高智晟、郭飞雄君实施酷行的真实情况照样蒙在鼓里，即便如此，汝也早已犯下了渎职罪！因为根据逻辑依生活常识据情理得推定汝明知至少理应知道，汝休想装聋作哑蒙混过关！
基于上述假定，汝若想减轻自已的渎职罪责，敬请立即无条件无罪释放中国人权英雄郭飞雄、高智晟，同时立即下令将[陶忠革杨乃新]这对人渣绳之以法以警效尤，否则今后汝党再次发生的对任何人的酷刑依法得推定系汝之直接授意；将对高智晟先生实施酷刑的直接间接责任人交付审判，以证明汝确实不知情！汝若若想立功赎罪，敬请立即下令无条件释放全体在押政治良心人士、宗教信仰人士；阁下若真想成为留芳百世的一代伟人，而非成为遗臭万年的人渣；敬请立即下令解散中共，开放党禁，开放报禁，解除言禁网禁。阁下当然有权选择成为伟人还是人渣，悉听尊便。
尽管如此，南郭奉劝并忠告阁下，人生不过百年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高官显贵或皇亲国戚还是平头百姓或乞丐小儿，皆赤条条来最终不免赤条条去；是故权力也好，财富也罢，不过过眼云烟身外之物耳，人之道德良知美好名誉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汝死抱马列毛唯物主义亡魂不放，坚持学习北朝鲜金正日政治流氓术，妄图继续依靠暴力、恐怖和谎言来维持汝党风雨飘摇的罪恶极权专制独裁统治，以便中共专制暴政得已长存，绝对是痴心妄想！更是愚不可及！
对汝而言，汝有良机成为千古传颂的伟人，更有机会成为千夫所指的人渣，一念之差耳。汝若继续顽固不化坚持反人类反人民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反法治反宪政的反动立场，最终必定落得遗臭万年的人渣之千古骂名，遗害汝之子孙后代无穷，汝何苦来哉！！反之若汝真系深藏不露有德有才之人，何不利用汝手握大权此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成就一番动地惊天之伟业，抛弃中共专制暴政，引导中国和平过渡至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新中国，成为一代伟人留传千古。汪兆钧、郑存柱、郭宜三君子最近致阁下的三封公开信已为阁下点明了唯一正途，只要汝不是白痴，需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绝非仅该三君子有此认识，何去何从此时不定更待何时！海内外、党政军内外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正虎视眈眈，汝不为自有天命前定者必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全世界自由民主大潮浩浩荡荡势不可挡，若阁下仍不当机立断，届时汝及汝之亲人哭都来不及，勿谓言之不预也！
顺颂心安！
郭国汀
2007年12月2日第91个《反专制争人权和自由维权抗暴绝食日》于加拿大
[1] 《联合国囚犯待遇基本原则》（1990年）第 1条： All prisoners shall be treated with the respect due to their inherent dignity and value as human beings.
[2] 《联合国囚犯待遇基本原则》（1990年）第2条. There shall be no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s of race, colour, sex, language, religion, political or other opinion, national or social origin, property, birth or other status.
[3] 郭飞雄妻子张青致胡锦涛的公开信(二)《博讯》 2007年11月29日
[4] Statements obtained as a result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must be excluded from evidence, except at trials of alleged torturers. [Article 15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rticle 12 of the Declaration against Torture.]
[5] Relevant Standards Guideline 16 of the Guidelines on the Role of Prosecutors:
"When prosecutors come into possession of evidence against suspects that they know or believe on reasonable grounds was obtained through recourse to unlawful methods, which constitute a grave violation of the suspect's human rights, especially involving torture o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or other abuses of human rights, they shall refuse to use such evidence against anyone other than those who used such methods, or inform the Court accordingly, and shall take all necessary steps to ensure that those responsible for using such methods are brought to justice."
Article 12 of the Declaration against Torture:
"Any statement which is established to have been made as a result of torture or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may not be invoked as evidence against the person concerned or against any other person in any proceedings."
Article 15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Each State Party shall ensure that any statement which is established to have been made as a result of torture shall not be invoked as evidence in any proceedings, except against a person accused of torture as evidence that the statement was made."
Article 69(7) of the ICC Statute:
Evidence obtained by means of a violation of this Statute or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human rights shall not be admissible if:
a) The violation casts substantial doubt o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evidence; or
b) The admission of the evidence would be antithetical to and would seriously damage the integrity of the proceedings.
[6]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has expanded the prohibition on the use of evidence obtained under duress by stating that "the law must prohibit the use of admissibility in judicial proceedings of statements or confessions obtained through torture or other prohibited treatment". The Committee has stated that: "[t]he law should require that evidence provided by...any...form of compulsion is wholly unacceptable". The Committee has also stated that "[c]onfessions obtained under duress should be systematically excluded from judicial proceedings...".
[7] 1998 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 1998〕23号] 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1999年1月18日生效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265条：
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
侦查机关未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依法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转自《自由圣火》
【大纪元12月6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报导)来自中国大陆全国各省将近两百位通信维权人士联名致信中央人民政府及温家宝总理，要求取消强制代收费等侵犯电信用户合法权益的费用。有评论认为，这是近期通信维权人士不断遭到拘留、逮捕的形式下，各地通信维权人士进行的一次大行动。本台在11月份曾报导，中国大陆移动电话被乱发信息导致无故克扣钱款的情况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利益，为此，大陆出现了一批通讯维权者，他们替人或为自己所偿，但却被官方打压。湖南的陈曙光和叶剑及广西的大学生黄意轩相继被当局拘捕。
据民生观察工作室星期三的消息，12月4日普法日，来自全国各地167位通信维权人士联名致信中央人民政府及温家宝总理，要求取消强制代收费等侵犯电信用户合法权益的费用。联名信的组织者陈书伟星期三向本台表示---
陈书伟：“因为通信维权总是我们个人在打，在维权，但无法根本改变制度，我们分析了一下，之所以造成乱收费最主要还是代收费的问题。”
陈书伟说，许多人会无缘无故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短讯---
陈书伟：“例如我就曾收过一条短讯说：你在家吗？我就给他回覆说：你是谁呀？结果就被扣钱了！”
另一位联名者王先生也表示：“强制用户接受运营商代信息公司收取信息费(SP)，在刚开始时，2004年时是特别疯狂的，例如对方发一条短信给你，你看了一下就删掉了，这样你也会被扣费。而虽然信产部规定要提供收费清单，但我们去要的时候他们就说不提供，然后我们到法庭的时候他们又说可以提供，但你再要的时候他们又说不给，除非你去法院拿。”
民生观察工作室认为，如此多的通信维权人士联名致信中央政府在近年来很少见，是近期通信维权人士不断遭到拘留、逮捕的形式下，全国各地通信维权人士进行的一次大行动。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向本台表示---
刘飞跃：“这么一大批的通讯维权人士上书中央及温家宝，应该就是他们觉得透过司法途径来维权越来越艰难。因为在此前他们都是经由诉讼，控告一些侵犯他们权益的通讯业商，包括他们在去年底就搞了万人诉讼活动，但结果都不是十分理想。”
刘飞跃认为要彻底解决乱收费的现象除了当局有关部门必需加强监管之外，最有效的方式还是开放市场。在竞争者众的情况之下，通信业商便会不敢乱收费，反而还会减价以求顾客支持。(
【大纪元12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今天是广东省汕尾军警枪杀东洲村民血案的两周年祭日，在05年12月6日武警射杀村民现场，东洲村民举办了祭拜活动，100多位村民到现场悼念死难者，场面悲凄哀伤。有10多个官方的人在场监视，防止村民拍照摄影，将拜祭过程向外发布。家属伤心祭拜
今天上午9点左右，有100多位汕尾村民在12.6血案现场祭拜死难者。05年12月6日，汕尾当局派出约3,000多名武警及防暴警察用冲锋枪向徒手护地的维权村民开枪，造成东洲村民死伤惨重。外媒指出，这是继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最严重的流血冲突事件。
一位陈先生表示，死者家属准备了花圈、死难者的遗像，还有饼和纸钱等物品，对死者烧香祭拜，现场挂了两条横幅，写着:“贪官不死，人民血本无还，要求中央惩处12.6血案的凶手……”。
今天死者林余锐及江光革的母亲，在儿子死的地方痛哭，由于伤心过度，林母哭到晕倒，由家人请车送她回家；江母哭到高血压发作，被村民扶到旁边休息，劝其节哀。
现场村民都非常气愤，谴责当局如此凶狠射杀村民。有的村民诉说当天发生惨案的经过，有的讲述武警向村民开枪的情形，有的说他当时站在哪个位置，枪怎么打村民，他如何躲过一劫。
当时，死者林余锐刚从上海做生意回来，准备同相恋6年的女友谈婚论嫁。05年12月6日那天晚上，他骑摩托车出去，不幸被武警一枪击中心脏死亡。
林余锐的弟弟表示，哥哥枉死，家人至今都很难过，真的无话可说，有说不清的苦，每一年的今天，母亲都哭晕倒，东洲人民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半夜摸黑施工
为建设汕尾发电厂500KV茅湖输送电线路工程（位置正好在05年发生12.6血案的路口），现只剩A11号输送电塔尚未完工及石鼓村的地下管道和排水管还未建好。汕尾当局因土地赔偿问题一直未给村民落实，村民愤而阻止电厂施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
据内部消息，广东省委领导曾严厉批评汕尾市委书记，说:“你们只知道要求调动大批警察去解决问题，现在还没把农民搞定，这么无能，完全没有执政能力，连所谓的‘农民被敌对势力利用’的敌人都不如……”汕尾当局对外好像拖拖拉拉，对内却是很紧张，电厂问题再耗下去，当局将无法承受政治责任。
另据村民反映，12月1日深夜12点，当地政府和电厂准备出动 100多人，到东洲石鼓村挖地下管道和排水管，突袭施工。周边各村上千村民得知后，严阵以待，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村民一直依法维权
汕尾电厂是在当局武力护驾下建成，原本07年3月投产发电，只因A11号输送电塔尚未完工而难以成行。A11号输送电塔正是05年12月，武警开枪打死3位维权村民（还打死10位非本村人）和13位村民被判刑的血案现场。
据悉，电厂总投资2百亿元人民币，第一期工程60亿元投资建成的两台机组，应在3月份如期进入商业运营，延迟至今已6个月，每天损失百万元，加上05年开枪事件前后停工4个月，其损失共达3亿元。
北京法律人俞梅荪长期关注汕尾东洲事件的进展和农民维权情况，并为村民提供法律帮助。
俞梅荪表示，电厂自2003年开工到现在，农民被打、被抓、被杀，持续不断，仍前仆后继，誓死保卫土地，一直依法维权至今，可歌可泣。电厂的最后一座输电架在非法占地中未能建成，未能按期运营，每天损失近百万元，损失惨重，如果当初能够认真解决农民问题，就不至于两败俱伤。
2003年底汕尾发电厂动工以来，“以预审代替审批、未批先占”这种国务院三令五申明令禁止的做法，非法强占2千多亩良田和5千多亩海滩，毁坏百余平方公里盛产鱼虾的黄金海湾“白沙湖”，农田和渔业生态资源破坏殆尽，却又长期拒绝依法合理补偿，对失地农民的依法维权，不断血腥镇压。
如何解决汕尾问题
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建设生态文明，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
俞梅荪表示，政府支援国家建设或发展经济，必然要发展建设项目，但它们用行政的强制手段，以剥夺农民的生存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是极为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如何解决汕尾的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俞梅荪认为，应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解决非法占地问题，才能获得双赢的局面。应该给当地政府严正警告，如果不按“十七大”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对农民一直残酷打压下去，就一定会两败俱伤得更加惨重。
俞梅荪说：“双方要对话解决，农民不是要暴动、不是要革命，他们是依法维权要生存；今后，双方应该建立对话管道，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法治化解决问题。政府如长期耗下去，其罪魁祸首终将受到人民的审判。”
【大纪元12月6日讯】安徽省政协常委、民营企业家汪兆钧就像指出“皇帝什么也没穿！”的那个小孩，说出了中国股市的常识：“创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是在政府的一手操作下，为当时的国营企业改制募集资金所为。”经多年熊市一直跌倒谷底，小股民血本无归，2006年中，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要把股市推向牛市了，小股民的命运能改变吗？记者收到举报，采访了一批特殊的小股民，一个国有企业职工原始股的持有者。内地一家即将在香港上市的明星企业——四川宏华，强买职工原始股份，正遭到众多原始股东的强烈抗议。宏华是中国第二大钻机生产厂家，而且是被国际投资巨头凯雷看中，已投资了2,200万美元的潜力公司。
强买强卖的前因后果
“你们知道我们有多苦？”原始出资人之一的赵青（化名）抑制不住情绪，语速很快地诉说，“他们把我们职工的股权强行卖了！”
原来，川油广汉宏华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宏华公司）前身系原四川石油管理局广汉石油钻采设备制造厂（简称钻采厂），早在1997年，公司改制更名，因公司工商注册资金不足，故由钻采厂工会分配指标给该厂职工，要求以个人自愿出资300元的形式在厂工会认购。于是，1千多名职工每人以每股1元的价格出资300元，累计资金约30万元，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35%；后经过配股、送股，钻采厂出资人现在每人持有7965股。
当时，宏华公司给每位元出资人出具了《川油广汉宏华有限责任公司钻采厂职工股认购卡（凭证）》载明：“本人拥护公司章程、风险共担、利益共用，永不退股”。
改制之后，2001年公司进入高速发展期，成为广汉、德阳市的明星企业及出口创汇大户，并在国外设立了子公司，从改制时的年产值800万元发展成如今的23亿元，已成为四川石油重装备生产基地，公司股东效益也明显提高。
争端由此而来，从2005年8月，四川宏华正式筹画谋求上市。
据原始出资的职工代表介绍说，2006年1月，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弭宣布要“推动公司上市融资、进行股改”，试图回购原钻采厂职工出资人持有的职工股权，并公告称“公司于2006年1月7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原钻采厂职工出资人持有的职工股权的决议”。 公司于 2006年7月28日正式书面通知原始股东：“根据公司2006年1月7日股东会决议以及公司于相关股东签署有效的《股权回购协议》，公司已经于2006年4月26日正式办理完毕与回购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协议回购的股权已全部在工商部门登出，至此原11名钻采厂职工个人股股东名下的全部股权已经不再存在，其背后出资人的权益已转为现金”，并称已将款存入本人名下，可自行领取。
原始股东们认为，公司并未通知他们参加2006年1月7日的股东大会，对该会议上的决议毫不知情，而且也未授权他人参加股东大会，更未授权任何人与公司签署《股权回购协议》。张弭的宣布毫无法律依据可言，是公司强行回购了他们的合法股权。
四川巨集华公司则表示，这部份股份在工商登记时以11名自然人为代表，其余的出资人为实际的隐性股东。为了规范股权，不对上市计划构成实质性障碍，公司决定以每股5.8元的价格从这些出资人手中回购股票，并已经获得这11名自然人的同意。
“隐性股东”和“11名自然人”的说法更引起了这些原始股东的质疑：“第一，宏华公司注册登记前分配每人300元职工股时从未讲我们是隐名出资人，更未讲明由11名自然人代表我们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成为股东，而且至始至今，我们也从未授权任何人代表我们在工商登记成为股东，公司部份股东在注册登记时擅自指定由11名自然人代表我们在工商登记注册成为股东没有法律依据，这种弄虚作假骗取工商登记的做法是错误的，也是无效的。第二，我们是公司合法的股东，我们在公司注册登记时，实际出了资，并与公司所有股东一样持有公司合法的留有“股东留存”字样的《川油广汉宏华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证明记录卡》，即使我们没有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但在公司股东名册上有明确的记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因此们和公司其他股东一样对公司财产拥有相同、合法的股权。第三，公司股权回购属重大事项，应由全体股东大会决议并应通知我们到会发表意见，但2006年1月7日公司讨论上述事项，未通知我们参加，因此部份股东私自形成的所谓2006年1月7日股东大会决议应属无效。”
上海的一名律师指出，如果股东代表没有获得授权，那么签订回购协定的主体不合法；而银行未经本人同意，代开帐户，属于违法；最后，即使公司被注销，也要进行清算，否则对股东的权益构成非法侵占。
为上市做准备还是为中饱私囊？
原始股东们认为;“即使为了公司的发展需回购部份股权，也应本着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公司强行回购职工股权没有法律依据，同时也严重侵害了被回购股东的合法权益。”更令他们不安的是，强行回购职工原始股，到底真是为了公司发展，还是为了某个高管中饱私囊？
“此次回购职工股股权之争，表面上是公司为上市做准备，实质是张弭操纵董事会企图强行剥夺我们职工股小股东股权从而获取非法利益，最终结果是四川宏华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弭，由回购前持股5%变为现在的36%。这对我们职工股东财产权的非法侵占。”
据介绍，今年初，张弭在全钻采厂的股东大会上讲的都是买卖自由，卖不卖都是合法的。但是在公开贴出的股票回购公告上却不盖公章。
买卖自由成了一句形式上的空话，事实恰恰与此南辕北辙。“只要是在宏华打工的股东，公司就采用强压政策，抓住在宏华打工的股东都是买断人员，急于有一份工作的心态，采取不卖股票就下课，令一些股小股东只好违心地卖股票保工作。他们还采用封建王朝诛连九族的手段来打压没有卖股票的员工。凡是没有卖股票的打工仔，他们在宏华的亲属要一同被开除。”因不买股票而下课的员工，没有了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思想情绪就不稳定。这样一来，造成家庭不和，夫妻离婚，婆媳吵架，兄弟姐妹断交。更为甚者，公司还利用各种手段怂恿钻采厂个别基层领导去给钻采厂未卖股票职工施加压力，普通职工不卖股票就调离工作岗位，是领导干部的免职，而且还威胁服刑人员，不卖股票就加刑。
宏华注册资本，十几年来一直增增减减，原始股东们对此有着深层怀疑。公司从1994年成立时注册资本80万元到2003年一直在扩股，送股，配股，截止2005年12月31日注册资本为2101万元，从2006年才开始减资，2006年4月22日减资后注册资本变成1394万元，2006年5月31日再减资后注册资本变成807万元。莫名其妙所减的都是国有资产。到2006年8月17日却又增资到注册资本1875万元，2006年8月24日突然间公司全部股权以2.08亿元转让给香港宏海公司。变成注册资金7200万元的外商独资企业。那么，这2亿多的转让资金到底去向哪里? 从公司成立到现在，张弭个人的股权增加31％的数量是否正常、合法？2006年8月17日公司又增资到注册资本1875万元，这些新增股东是怎么进来的?是以自然人还是以公司的名义?
四川省级干部持有宏华干股
这些被强行回购的原始出资人在7月20号去找张弭反映他们的意见，公司方面反映给省委则是“他们在闹事”。“实际上我们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行。这点110巡警和当天的派出所警员可以作证，参加谈判的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及国安部的同志也可以作证。”赵青说。
赵青介绍说：“7月28日市委市政府把我们和宏华公司请到三星堆大酒店开恳谈会。宏华公司为了阻止我们参加会议，唆使钻采厂个别基层干部并放风说，‘是省长来开会，动用了特警，去参加了会议的人要么被抓起来，要么就回不来，要么就受伤回来’”
强行回购职工股事件发生后，职工股股东们多次找到公司交涉，要求其纠正错误做法，公司则无理拒绝，股东们又向四川省广汉市委、市政府反映，政府虽曾组织有关人员协调，但毫无结果；股东们又到四川省信访办上访，信访办要求四川德阳市政府及司法部门调查处理。但公司仍拒不接受并进行多方狡辩，股东们要求其提供事实及法律依据，公司也拒不提供。
该公司为何明目张胆公然违法？是由于四川省有的省级领导干部持有宏华公司干股。张弭等嚣张的理由，套用一句流行词，就是“我上面有人！”
宏华原始股东56人，于2007年7月23日，到四川德阳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德阳中院2007的7月24日下裁定：此案属于涉外案件德阳中院没有管辖权。2007年10月10日他们又向四川省成都市中院递交了诉讼，要求判决强行回购并注销属于他们股权的行为无效。
成都中院一直拖着不予立案，原始股东只好去四川省高院起诉，四川省高院只给了一纸通知书，要他们到成都中院立案。成都中院又将此案踢回德州中院，德州中院仍以“涉外案无管辖权”为理由让找成都中院。
原始股东们目前正在两个中院之间被踢皮球。而张弭等正忙于将宏华到香港上市。(
【大纪元12月6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采访报导)黑龙江哈尔滨市出租车司机星期三罢驶，原因是燃料费补偿不足，红绿灯压线罚款等，再加上全市黑车泛滥，使得他们生计困难，因此罢驶一天以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如果不解决，他们下月还会罢驶。但是交通局的官员不承认有出租车罢驶情况。据本台了解，哈尔滨市1万2千多台出租车星期三罢驶，平时来往如梭的出租车，星期三在马路上寥寥可数。
一位等了10分钟都截不到车的王先生对本台表示：“我打两次车都没打到，等了十几分钟都没有，太不便了，找不到车着急，办点啥事都着急。但是罢驶一定有它的理由，哈尔滨出租车现在竞争太激烈，车多人少，然后管得还挺严的，开出租车的人也属于低收入人士，一个月也就挣1、2千块钱。”
中国大陆11月1号再次上调燃油价格，但哈尔滨对此的补贴却相对较少。一位开了几年出租车的女士对本台表示---
女司机：“我们有三个事需要解决，一个是等红灯或者是堵车了，在北京有等时费，直接跳表，咱这不跳。再就是燃油补贴给的少，油补是国家规定给营运车的，两个月660，人家油补多，咱这油补少，长春比这多一倍。
再就是违章，等交通灯停车压人行横道线也是罚200元，扣3分。干好几年了，也没有说过压线罚款，他也没有通知，登报、广播告诉压线开始罚款也行。另外，头一次压线，6月份罚款单还没下来，就是说第一次压线罚了也行，我们知道了就不压了，现在二十几个，三十几个单子一起罚，谁能受得了。”
另一位姓张的司机表示，政府部门官员带头养黑车，使得他们无法承受。他说---
张姓司机：“哈尔滨交通局的官员有的都养黑车，明明哈尔滨就10台车，现在因为他们养黑车就20台车，给我们造成很大影响，我们承受不起了，政府部门也不加强管理。”
这位姓张的司机还表示，我们都是相趁这次罢工，引起当局的关注，以便解决问题，但是，据了解，直到下午四点，司机们没有收到政府部门的只言片语，也没有媒体采访他们。本台记者星期三下午打电话到市交通局询问情况，对方得知是海外媒体询问，拒不承认司机罢驶---
官员：“我们现在没有听说，我们下边工作人员去做思想工作去了。”
记者：“他们罢驶的原因是？”
官员：“没有，他们没有罢驶。”
记者：“我刚才问一些司机，他们说罢驶，大多数车都没有出。”
官员：“没有没有，他们解释错了。”
那位姓张的司机表示，由于当局密切关注他们的行动，因此，这次行动没有牵头人，司机都是口头相互转告12月5号罢驶---
张姓司机：“我们出租车驾驶员谁也不敢伸头，，政府抓这个事，只能说自己回家休息。”
记者：“怎么接到这个消息说五号罢工？”
张姓司机：“我们都听驾驶员说5号出不出车呀，谁要是出车就有砸的，砸完再给你修车，那谁还敢出车呀。”
他还表示，他们只罢驶一天，看一下结果如何，可能下月5号还会罢驶---
张姓司机：“我们明天可能是正常上班，说是这个5号不行，下月5号还罢，因为出租车也是营运车辆，也是为了哈尔滨的市民，不能影响市民，只能说给市领导提个醒。”(
【大纪元12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 本月初，黑龙江“富锦农业开发公司”的官员驾车到向阳川镇长春岭村，欲向农民收取明年的土地承包费。上千农民聚集一起愤怒的欲砸官员的汽车表示拒绝交费，官员见势不妙，立即开车逃离。长春岭村村民表示，12月3日，“富锦农业开发公司”的两名官员驾高档汽车到村里，欲收取农民2008年的土地反包费。尽管当地气温已达零下，村民们闻讯仍纷纷赶来表示拒绝交费，短时间内已聚集上千村民与官员理论。
村民的观点是：“要么政府按国家土地赔偿法，补偿90年代政府强征的农民土地；要么农民就不交土地反包费，二者必取其一，因为土地本来就是农民集体所有的。”
村民：“开始开发公司官员态度强硬，但农民也不让步，理论中农民越说越气愤，本来就非常厌恶他们不劳而获，面对面看他们有恃无恐、欺压农民的恶劣态度越发气愤，农民又人多，就说再收费，就砸他们的车。”
村民表示，因农民真的很愤怒，官员见势不妙就说是富锦市政府派他们来的，农民闻听后就更气愤了：这更说明政府官员除拿公务员工资，还当地主坐享其成，榨取农民的血汗钱。农民就要砸官员的车。
村民：“一看大伙都不干了，火了要砸车，官员赶忙上车，吓得开车逃跑了。收费的事这次就不了了之，估计开发公司还要想别的办法对付农民。”
记者曾多次致电“富锦农业开发公司”，始终无人接听，近日再次给该公司经理办公室打电话，仍无人接电话。
村民透露，长春岭村的土地大部份都被富锦市领导占有，90年代中韩合资“头兴农场”强行征地后，不久农场便倒闭。政府成立“富锦农业开发公司”把本属于农民耕种的良田窃为己有，因为开发公司的背景是市政府，所以市政府大小官员和亲属瓜分了这片土地，且年年收取向公司反包土地的农民的承包费。
村民：“过去规定每年11月就得交转年的土地反包费，这期间开发公司收费办公室里人来人往，农民们按时到那里交费后，来年才能继续种地。但今年农民都认为不应该再交了，开发公司怕农民从此都不交费了，所以来上门收费”。
村民表示已经对“富锦农业开发公司”恨之入骨，因为他们曾开着高档汽车，在村里来回窜，用高音喇叭喊话——不交土地反包费就是违法等等，非常嚣张、不可一势。
从今年六月初开始，富锦的失地案被海外曝光后，中共当局多次表示派调查组调查征地案，并声称已着手解决问题，但至今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反而开发公司仍坚持收费，令失地农民忍无可忍。
近期富锦失地农民要民主人权的呼声渐高，并有长安镇东南岗村数百农民召开民主大会，民主选举出村民代表，行使权力为村民讨回基本人权——被非法剥夺的土地。该村的成功经验正在富锦失地农民中传播，还有几个村正在尝试罢免原村长，民主选举出新的村民代表，为农民争取人权。
马家楼收容中心人山人海
4日早上七点开始，来自外地近三千访民及北京访民200多人，陆续前往央视喊冤抗议。据访民透露，这几年都会有很多访民到央视聚集抗议，但每年都遭到警察的驱赶和抓捕。
今年由于当局早有防范，当天央视门口，大约来了40、50辆警车和大批便衣警察在现场待命。4日当局至少拉走十辆公交车的访民送往马家楼收容中心。
一位被拉到马家楼的刘老太太表示，一会就拉一车，一会就拉一车，各个省的房间全挤满了。刚开始，每个访民都要登记身分证和拍照，最后人太多了，都不拍照了；中午，收容中心拉来一大卡车的馒头，每个访民发两个馒头和一小包榨菜；到下午四点还没有拉完。沈阳和大连的访民最多。
另一位上海访民周阿根表示，4日10点20分，137位访民到央视附近，马上就被便衣拉上公交车。车上有一位河北访民，因隔着窗户喊冤，车上便衣从口袋拿出一个小圆形的东西，往他脸上喷，那访民眼睛立即感到刺痛和不断流泪，半小时才能睁眼。
他说:“当天马家楼人山人海，到12.20分，我问警察有多少人，警察说:‘已登记照相的有1560人’。下午还一直有访民进来。”
访民被抓进马家楼后，有的被当地政府接走了，当地不来接的，后来都放了。当天对访民拉拽、拳打脚踢的都是便衣警察。
上海137位访民被拉回 有访民失踪
近日，上海约有200位访民到北京上访，向中共中央举报、揭发上海帮韩正、刘云耕、吴志明等人罪行，他们去国家信访局等部门申诉，控告上海帮抢夺了上海市民的财产及家园，使许多人无家可归，许多市民无辜被关押、打压。
137位访民从马家楼被接到上海驻京办。4日晚上8：30，他们乘T103、T104次火车，由办事处聘用的打手押回上海。5日早上9：30左右，上海火车站站满了各区派出所接访的警察。
被押送回上海的市民有周阿根、张桂兰、邬玉萍、朱婷婷、姚玉平、王梅丽、管世峰、张玉珍、金月花、丁慧莉、朱美娟、张月珍、吴连通等人。
丁慧莉表示，回到上海，她和78岁的吴连通被长宁区新泾镇派出所无传唤证传唤7小时。
张月珍表示，卢湾区瑞金二路市民朱美娟刚到上海，被四个人从火车上抬起来往下摔，被来接她的打手打断肋骨。朱美娟至今未找到，她丈夫到处奔波，去找派出所、公安局，都推说：“不知道”。她家人都非常焦急。
桂丽萍被打手殴打
4日，上海动迁户桂丽萍在北京，准备乘车去人大上访，被上海信访员224号发现，被冲上来的警察抓住。
桂丽萍表示，“警察冲上来，一手摁着我的头颈，一手摁着我肩膀，喉咙也被掐住，我说:‘你们放手，我自己走。’刚说完，就对我殴打，用拳头对着我的脸打了几拳，用脚踢我，我往车上逃，追着我打，现在脸和嘴唇都肿起来，脚被踢瘀青，头被打了一个大包。”
她难过大声哭诉:“我没做错事，正常上访，什么事都没做。打手还说:‘打了你怎么样，打死你怎么样? ’后来我和10多个访民被关在一间小房间，不让我们发信息，一边一个人看着我。”
被押回路上，桂丽萍很消沉，一直掉眼泪，一路上都没说话。她表示，无缘无故被殴打，没地方申冤，找上海市有关单位也不理我，人身权利都被剥夺了，动迁受到迫害，也没地方说话，你说我怎么活啊?
访民的“申冤节”
在12月4日中国普法日前夕，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位访民聚集在北京路公益东桥郊外，向外界宣布举办访民的“第一个申冤节”的活动, 现场来了英国、法国、香港、日本、德国及台湾等地的记者，对这次的活动进行了采访。
访民周先生表示，感谢国际友人的帮助，这次活动很成功，按照预定计划都完成了，这次是第一次近距离和媒体接触，大家都很激动，场面让人落泪。以后每年这一天都是访民的节日。
该活动的组织者赵先生表示，普法日就是访民的“申冤节”。这些访民连年都过不上，大家把这一天当成冤民的节日。访民认为正义无国界，向国际友人说冤情，应该是可以的。天安门城楼还挂着全世界人民大团结。
“为了维护我们自已的合法权益奔走了几年、几十年，但是收效甚微。因为我们个人的呼声太微弱了，只有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带着我们的冤情，走上街头，向全社会诉说我们的苦难，把我们的冤一起喊出来，让全世界都能听见。”
【大纪元12月6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采访报导)海南省海口市的一家内衣工厂因解雇3名工人引发千人大罢工。据中国官方的人民网报导，12月4号，位于海口市港澳开发区的海南优美内衣有限公司厂房外，上千名工人聚在一栋办公大楼前，要求公司高层出面对宣布终止3名机修工人的劳动合同一事进行解释和说明，否则拒绝上班。公司正常生产基本瘫痪。工人们认为，公司终止3名工人的劳动合同是为了躲避明年1月1号起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
纽约的中国劳工活动人士刘念春说，据了解，依据新的《劳动合同法》，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或者连续与用人单位签订两次合同以上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被解雇的3名工人，工龄都已经有10年时间，因此厂方的解雇这3名工人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
刘念春：“外资企业一进入中国，就看到中国是人治社会，根本就没有法律做参考数，它也认为没有必要遵守法律，因为那个国家（中国）不讲究法律。”
一直关注中国劳工问题的杭州时事分析人士昝爱宗说，自深圳华为公司劝辞员工事件被媒体曝光之后，中国各级人大、政府部门普遍加大了对新《劳动合同法》的普及力度，强调出台该法，虽不是要重新回到“铁饭碗时代”，但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护---
昝爱宗：“现在工人也没有自己的组织，企业也往往是不把工人当回事。政府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就是不要在工人要罢工的时候才出现，政府有劳动部门、劳动保障局，如果工人有一点小事的时候找劳动保障局，劳动保障局及时能代表政府来和企业谈判，政府做一个中间人，让他们尽快达成一致。不要等事情出来以后政府才出来救火。”
昝爱宗说，优美内衣是有4千多员工的外资企业，一次解聘3、5名普通工人，就引发上千人停工，这说明中国工人的维权意识正在加强。工人们担心，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夕，资方会乘机大规模裁员---
昝爱宗：“法律没有起到威慑力，企业主对中国的了解、普通老百姓的判断，都把法律当成一个摆设，很多人都不把法律当成一个武器。也不把法律当成约束他们的、值得敬畏的一个约定。”
刘念春表示，中国工人要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工会---
刘念春：“独立工会最明显的好处就是能把工人连系在一起，一连系在一起，工人就有了力量，有了力量资方就不敢轻视了，就可以选出代表和资方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就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海南优美内衣有限公司是一家外资企业，属“黛安芬”国际集团，于1992年进驻海南。目前，该公司有4,000名工人，产品主要销往日本、新加坡、泰国等地，是海口市重点企业。目前，工人代表和公司高层正在紧急协商解决这次劳资纠纷。
【大纪元12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辽宁省中级法院以罕见的速度受理蚁力神天玺集团公司的破产申请，并予以公告后，蚂蚁养殖户们的直接反应是“我要崩溃了”、“活不了了，准备跳楼啦”、“我们打算集体卧轨自杀”……重要的是众多的受害者表示，通过蚁力神事件，才使他们醒悟共产党暴力加欺骗的邪恶本性，他们悲愤交加的表示：“这下领教了，共产党就是骗子，还暴力对待手无寸铁，已经被它害惨的老百姓，它太黑暗了，以后老百姓咋相信它啊？……”
尽管辽宁调集了全省的警力严厉打压和防范养户进京上访,但仍未阻挡住他们进京寻求法律帮助。但5日“北京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管理处”针对此事给北京市律师协会、各律师事务所下发的通知，彻底的令养户绝望了。
通知表明：“辽宁省蚁力神天玺集团申请破产后，部份蚂蚁养殖户聚集进京上访，并拟聘请我市律师代理诉讼活动。各律师事务所及广大律师要审慎司法评论，不宜接受境内外媒体的采访，不宜通过网络等方式发表对此案的评论；要审慎接受蚁力神天玺集团养殖户的委托。如遇相关情况，请及时向我处报告。”
一位养殖户看到这个通知后表示：“看来我们养户无望了，我是男人但我哭了，不是为损失的金钱，而是为我们的未来，我们可爱祖国的未来而哭泣……”他还透露，很多养殖户已经陷入吃不上饭的困境，希望外国华人能给予他们援助。
养户们一致表示：“我们就是被共产党骗了，这种被欺骗、愚弄后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描述，太黑暗了。”“这不是用合法的手段欺骗吗？过去相信党，现在才知道它就这么明目张胆的骗老百姓、耍弄老百姓，以后还咋相信它啊？”
养户们强烈不满的表示，目前已经发现的共产党在“蚁力神”事件上的最主要欺骗是：它的各种媒体为“蚁力神”做铺天盖地的宣传，是在欺骗误导老百姓；另一个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欺骗是辽宁省政府在12月1日发布的公告中称：“自2001年以来，该企业不仅存在经营管理不善的问题，而且有挪用养殖户所交保证金等问题。目前，企业全部账面资金余额与需返还养殖户资金存在巨大亏空，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状况。该公司声称的将从境外引进巨额资金项目完全是骗局。”老百姓最无法接受这个公告。
养户门愤怒的说：“既然公司2001年就有问题了，那为啥2007年还被授予那么多荣誉，为啥早不查封它？那样的话，也不至于６年中又骗进多少万户养蚂蚁啊，政府怎么解释这个说法？！”
“这个蚁力神事件，党把老百姓害的身心备受煎熬，我们懊悔、气愤、心里咽不下这口气啊，我们几十天来夜夜睡不着觉，走路都打晃，精神受到多大的打击和刺激啊！”养户们悲恸的说。
有些养户表示：“还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这是骗啊，共产党太黑暗了，以前还不知道它这样骗，现在对它真失望了。我们还不能找，一找就抓你、打你，说你闹事，沈阳电视上还说了要严打蚁力神闹事的，你说这个政府是干啥啊？”
养户们希望把他们与蚁力神集团公司签署的《委托养殖合同书》公布后，使人们了解“我们不是投资，我们是劳动者，我们付出劳动和汗水来赚取微薄的劳务费，我们是蚁力神公司的蚂蚁养殖工人，请不要把我们同投资混为一谈！”
养户们同时希望得到法律界人士的帮助，指点他们在法律上应该获得的保护。“现在国内没有敢接这个诉讼的，请看看国外是否可以提供法律援助。”
6日北京李方平律师对记者表示，他目前还没看到北京市司法局的通知。“早在2004年，‘蚁力神’已被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查出含‘伟哥’成分，却仍然宣传是‘纯天然’产品，已经构成欺诈行为。而其非高科技产品却以高额返还为诱饵，收取蚂蚁养殖户大量保证金是变相的非法集资行为。”
“另外2006年商务部还发给公司直销执照，我个人觉得这是政府监管不力，辽宁省政府和商务部都难辞其咎，或许应承担行政责任。如果严重的话，比如有其他一些明知的行为的话，我觉得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附:北京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管理处通知
各区县司法局律（公）科、市律师协会、各律师事务所：
近日，我处接有关部门通报，反映辽宁省蚁力神天玺集团申请破产后，部份蚂蚁养殖户聚集进京上访并拟聘请我市律师代理诉讼活动的情况。我局对此高度重视，为了维护我市律师形象，规范我市律师执业行为，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首都社会、政治稳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据了解，2007年11月27日,由王奉友、王凤才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辽宁省蚁力神天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9家企业,因经营不善、严重资不抵债提出破产申请,王奉友向广大养殖户谢罪。11月30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其破产申请并予以公告。目前,企业全部账面资金余额与需返还养殖户资金存在巨大亏空,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状况。蚁力神天玺集团是直接面向广大养殖户开展拟黑多刺蚂蚁养殖业务并以蚂蚁为主要原料生产、销售保健品的民营企业,该公司这种养殖业务是一种企业与养殖户之间在自愿基础上签订和履行民事合同的民事行为,双方都有自己的合法权利和义务,也同样有承担后果的责任，相关各方都应有承担市场风险的心理准备和承受能力。企业破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正常经济现象。根据破产法规定,人民法院将依法指定由有关部门组成的清算组为破产管理人,依法处理企业破产事宜。
鉴于蚁力神案件亏空的金额巨大，牵涉的范围很广，养殖户人数较多，处理的难度较大，另外企业目前正处于破产清算过程中。因此，北京市司法局要求各律师事务所，要站在讲大局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认真重视此事件。各律师事务所及广大律师要审慎司法评论，不宜接受境内外媒体的采访，不宜通过网络等方式发表对此案的评论；要审慎接受蚁力神天玺集团养殖户的委托。如遇相关情况，请及时向我处报告。
特此通知。
北京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管理处
二ＯＯ七年十二月五日
【大纪元12月6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报导)重庆搪瓷总厂职工宿舍被当地政府所派出的约2百名人员强拆完毕，在清拆过程中有几名职工被打伤。职工们现在无家可归，当局暂时将他们安排在外面的宾馆过夜。星期三上午，中国泛蓝联盟重庆成员张起向本台表示，当地政府组织了一百多人，将原本正在宿舍内的职工赶出，将宿舍强拆，在过程中与职工们发生了肢体冲突。重庆搪瓷总厂一位职工彭先生向本台表示---
彭先生：“现在我们这里的开发商请了很多政府的人过来，很多警察把我们赶出来了，他们强行把我们抓开，把我们门给搬走，我们一点人权也没有，我们反抗还被镇压。”
记者：“警察来了多少人？”
彭先生：“有一、两百人或两、三百人。开发商以前用黑社会来搞过我们几次，他们现在就和政府一起来整我们，我们这里的人全被他们赶出来了，我本来在里面睡觉，警察就把我们赶出去。”
记者：“那你们居民有多少人？”
彭先生：“我们有二十几户，大概有三四人吧！”
记者：“你们只有四十多人，可是警察有两百多人？”
彭先生：“是的，我们全被赶出来了。”
彭先生表示政府派出的人员不但将他们房子强拆，将他们职工赶出，又将他们部份职工打伤，有的职工还被带到派出所。本台记者于是致电当地派出所查询---
记者：“我想问一下重庆那个搪瓷总厂那些工人为什么被你们代到这里来？”
派出所：“我不清楚。”
记者：“那您找其它人帮我问一下。”
派出所：“对不起，我现在一个人在。”
记者：“政府是不是派了几百人...... ”
派出所：“对不起，我什么都不知道。”
对方又自行挂断记者电话。另一位重庆搪瓷总厂职工李先生告诉记者，现在他们的宿舍已经完全被清拆完毕：“已经被推平了，昨天晚上他们给我们安排在外面的宾馆。
中国泛蓝联盟重庆成员张起对于当局强拆的行为表示---
张起：“今年年初的时候，重庆的钉子户得到了一个妥善的解决，但现在来看这只是一个个案，因为它并没有推动中国各地甚至是重庆的拆迁的文明规范以及法制化。
物权法颁布之后，我们也没见到重庆警方的做法会更文明一点，以前是黑社会一百多人来拆迁，现在是警察一百多人，其中也有伤者，这样的行为简直与黑社会没有区别。重庆政府在这方面的做法是令人相当失望的。”
【大纪元12月6日讯】(美国之音记者：萧敬2007年12月5日华盛顿报导)热心的听众朋友经常对我们的节目进行反馈，使我们得以更清楚地了解听众的需求，这对我们改进工作有着很大帮助。这位家住黑龙江省的张先生在来信中说，他非常喜欢我们的“对比新闻”，这个节目帮助他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这样就能对很多事情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张先生说，他在“对比新闻”节目的启发下，时常运用对比的方法对国内外的新闻进行一些分析。
他写道：“最近，发生在法国的工人罢工事件和发生在中国的华为工人‘自愿辞职’事件引起了我的注意。按照我们多年来所受的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在法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受剥削、受压迫的’。然而，法国的工人却可以理直气壮地发起罢工运动，资方开出的条件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要继续罢工，直到满意为止。
读到这样的新闻，真是不禁令人感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真牛！再看看中国这个号称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华为为了规避对工人有利的法律，竟然可以让工人‘自愿辞职’。
我认为，这次事件完全可以与‘黑砖窑’事件相比，是活生生的政治讽刺剧，这要比布什总统的口误好笑得多。我希望所有的中国人不要忘记这样的事件。那些所谓‘爱国人士’总是把‘崛起’、‘复兴’挂在嘴边上，但是，所谓‘崛起’、‘复兴’的神话，是建立在‘领导阶级’的痛苦之上的。”
【大纪元12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德龙法国报导）12月4日是中国的年度“法制宣传日”，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为首的43位中国学者和法律界人士，发表致国务院的公开信，呼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认为该惩罚制度抵触基本人权和宪法，悖逆于时代的潮流。剥夺了公民应该享有的司法程序、公开审判和上诉的权利，日益成为打击迫害上访、举报、维权公民的工具，造成大量错案、冤案，给中国带来了罄竹难书的人权灾难，中国多个民间群体都深受其害。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2月5日在对大巴黎和亚太地区的新闻节目中报导：茅于轼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指出，这个制度最早是用于镇压“反革命”的手段，直到现在还被主要用于政治打压，日益成为打击迫害上访、举报、维权公民的工具，这种制度跟现行法律相抵触，是一种违宪违法行为。
茅于轼说：“02年开始我们就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至今没有得到纠正”。对于当局使用劳教制度非法关押迫害大量法轮功学员的做法，茅于轼表示，镇压法轮功是违法的，违背了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权利。共产党用这种政治手段，迫害这么一个没有政治意图的信仰团体，这是毫无道理的，也是迟早要解决的问题。
废除劳教制度是否意味着大量法轮功学员将获得释放？茅于轼表示，当局废除劳教制度，正好可以藉此作为停止镇压法轮功的一个台阶下。他说，“本来就要释放，正好借这个机会就好下台了”。
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强烈谴责劳教制度。他说，劳教制度是从前苏联传入中国的，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又是来 源于奴隶制度。劳教制度给中国造成了罄竹难书的人权灾难，给中国人带来的伤害和对民心的毒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用罪恶滔天来形容。李和平在律师从业过程中，亲身见证了中国百姓为劳教制度所残害的遭遇。
李和平说：“中国当局在很多地方违法使用这个制度，对上访人员、法轮功学员、维权者等，大肆的使用这个制度，不需要任何理由和证据，就把人随意抓起来。这种事情在现实办案中太多了，很多冤民跟我倾诉的被劳教的经历实在令人发指。”
据李和平披露，北京当局曾下令：各省市进京上访的人如果超过某个数字，当地的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之类的就要被撤职，由于直接挑战他们的政治生命，这就使 得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把上访人看成死敌，不遗余力的用劳教制度进行残酷的压制和打击。
在中国“法制宣传日”之际，来自中国各地的一百六十七位通信维权人士联名致信中央人民政府及温家宝总理，强烈要求取消强制代收费等侵犯电信用户合法权益的现象。
据悉，如此多的通信维权人士联名致信中央政府在近年来很少见，是近期通信维权人士不断遭到拘留、逮捕的形式下，全国各地通信维权人士进行的一次大行动。据联名信的组织者陈书伟先生说，这次签名是以手机短信的方式征集到的，联名信已与12月4日11点左右，用挂号信的方式寄给了中央人民政府及温家宝总理。
【大纪元12月6日讯】(美国之音记者：若思2007年12月5日华盛顿报导)一个保护居住者权益的国际组织说，为了举办北京奥运，中国每个月仍在强迫1万3千人迁出北京。这种做法侵犯了人们的居住权利，违反了国际法。*人权组织：北京居民为奥运付出代价*
中国目前正在为明年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进行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在北京，一座座宏大辉煌的建筑正在拔地而起。但是，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住房权利和驱逐住客问题中心说，北京有125万居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被迫迁出世代居住的首都。
*中国是今年侵犯居住者权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住房权利和驱逐住客问题中心说，中国是2007年侵犯居住者权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个组织表示，北京进行的大规模强迫居民搬迁的活动是非法使用搬迁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明显案例。
北京表示，这个中心发布的由于筹备奥运而搬迁的人数过于夸大了，并表示居民对他们得到的补偿感到满意。住房权利和驱逐住客问题中心的副主任迪普莱希说，有证据显示，事实并非如此。
迪普莱希说：“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在中国，有人从桥上跳下去，有人自焚，有人在这个高压的社会里冒极大的风险抗议这种强迫搬迁的作法，进行抗争。人们为什么要冒这些风险来进行抗争呢？”
*北京政府继续从事强迫拆迁活动*
迪普莱希说，尽管中国国内爆发了数起勇敢的抗争活动，许多国际人权组织也对中国当局强迫拆迁的作法进行了谴责，但是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奥组委继续从事强迫拆迁活动。
据住房权利和驱逐住客问题中心发布的信息，北京市政府在9月份拆掉了丰台区“上访村”的几座房屋。“上访村”聚集了数千名从全国各地到北京上访、向中央政府投诉土地被侵占、强迫拆迁和腐败等问题的人。
据路透社报导，这个星期在北京新建的奥运体育馆“鸟巢”附近有六个家庭拒绝拆迁。他们上星期被告知他们的住宅要被拆掉，以便在奥运体育馆以南修一条路。这些家庭表示，官方提出的补偿少得可怜，他们关于同有关官员会晤、寻找妥协办法的要求也没有得到理会。
*刘晓竹：北京奥运最重要的形象应该是人权*
旅美社会学家刘晓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强迫拆迁的问题非常严重。当局不仅使用暴力，还动用欺骗手段。
刘晓竹说：“有一些北京的市民开始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一个星期以前，我们看到在北京西城区背阴胡同又发生一次暴力拆迁。拆迁的手段实际上是两种，一方面是暴力，一方面是欺骗。比如说，2003年到2004年，许多的拆迁都是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人家去上班了，回来以后，家就没有了，然后就是流离失所。”
刘晓竹说，背阴胡同与中南海只有一箭之遥，里面住着许多老年人，包括不少退休干部。尽管如此，中国官方仍然打着搞好北京奥运形象的旗号，不顾一切地要把这些地方拆迁掉。刘晓竹指出，北京奥运最重要的形象应该是人权方面的形象。
刘晓竹说：“奥运是要有一个形象。但是如果在拆迁的过程中，多讲一点人道，多讲一点法律的正常程序，多体现一点人权的关怀，对老百姓的关怀，那不就是提升中国的形象吗？仅仅漂亮的大街和高楼大厦，并不能让世界觉得中国就是一个文明国家。恰恰相反，在高楼大厦和漂亮的马路后面，如果是老百姓一本一本的血泪帐、辛酸史，这算是什么奥运呢？”
刘晓竹说，中国由于产权不清，老百姓没有保障，只能通过抗争来伸张自己的权利。现在的情况是，老百姓团结一点，抗争得积极一点，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如果他们听话，不反抗，就会陷于流离失所的境地。
【大纪元12月6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采访报导)中国历时3年的医疗卫生改革并没有解决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有中国媒体载文认为，中国医改不成功已成定局，需要新的改革措施。久治不愈的中国医改现在等待新的医改方案，新的医改方案在千呼万唤的期盼中何时才能亮相，至少现在在中国是问天无解。美国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伍凡认为，中国医改应该首先解决医疗卫生服务必须以病人为本这个根本问题---
伍凡：“要以人为主，那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里面搞不清楚，总是在技术上来解决问题，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搞清楚以后，就容易出结果了。
像印度有两种医院：一个是大众的，由政府负责，这种数量大，质量不会那么高，但是可以满足基本要求。另外就是有钱人的私人医院，私人医院比较小，既讲服务，又讲利润，这两项结合起来，所以又有公的，又有私的，可以满足全社会的需求。”
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曾经刊登题为“印度百姓看病不难”的通讯。通讯说明印度这个并不比中国富裕的国家是如何让印度的普通百姓没有遭遇中国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窘境。
印度之所以在公共卫生领域没有中国式的烦恼，就是因为印度政府认为医疗服务是公共产品，政府不仅应当承担责任，而且还要做到公平公正。既然这样，中国医改是否就要在“政府主导”和“市场导向”两个改革方案中择其一？对此，美国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伟国表示---
张伟国：“这不是一个方面就能解决的，根本的就是两种选择，我的感觉是要相结合的。现在的确是蛮难，光走回头路可能是行不通的。但要往前走，现在又有很多既得利益在里面，受到的阻碍就很大，不太容易建全起来。”
不过，伍凡认为，政府应该在医疗卫生改革中发挥主导作用。但这个主导作用不是中国式的---
伍凡：“应该是公益做主导，不是市场做主导。如果市场主导的话，英国不会有全民健保，德国也不会有全民健保这种想法了。以公众利益为主导，其中可以满足少量有钱人的特殊需求。所以，谁来主导？政府部门有很强的独立权，不要卫生部门去管。”
中国卫生部有负责人曾经对外明确表示，中国医改涉及上上下下十几个部门，相当复杂。为了医改，中国前前后后研究过“美国方法”、“英国模式”和“德国模式”，等等。似乎没有一种适合中国的医改模式。对此，张伟国表示---
张伟国：“中国的方式也不适应中国。现在，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禁区，大的框架不能动。不管是医疗系统也好，或社会的福利的变动，都是受到一些制约。另外，既得利益在里面，将来改革的阻力就越来越大。”
中国医改何去何从？不久前闭幕的中共十七大开出的处方还是老药方“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中国有专家认为，老药方如果真正服用，中国医改的“顽疾”应该可以得到医治。
【大纪元12月6日讯】中国公众假期做出重大调整，代表共产党节日的“五一”长假将被取消，改由清明、端午、中秋等民族传统节日取代。北京举行的第八届国际汉字研讨会上，多国专家达成共识，决定统一常用标准汉字，以正（繁）体字为主。中国首次提出“简体字和繁体字共存”。而中国大陆出现了“汉服运动”，越来越多的民众 开始身穿汉服，并且民间及半官方行祭祀、成人礼等传统礼仪。此外网上对保护中华文化遗产如中医、针灸等的呼声高涨。
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发行的第四十六期《新纪元周刊》封面故事《传统文化复萌 探中国民间去共化现象》探讨了上述现象，并指出，目前在中国出现的传统文化复归现象，只是近年来中国大陆民众、知识份子和一些中共官员主动或被动选择去共产主义化过程的一小步，这一进程将随着人们对共产 主义运动的批判和自我反思的深入，逐渐扩大明朗，并带动中国走向共产主义之后的新历史时期。
全文转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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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统于正体
文 ◎ 辛菲
大陆、台湾、韩国、日本学者在不久前于北京举行第八届国际汉字研讨会上达成共识，决定制作统一字形的常用标准汉字，以正（繁）体字为主。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涉及简、繁体字取舍的文化之争暂告一段落。其中特别引起外界关注的是，中国官方改变其历来文字政策，首次提出“简体字和繁体字（正体字）共存”的口号。
几位学者十一月六日为此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正体字是中国古老文化留下的精髓，真正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现在全世界的中文热方兴未艾，而站在文化历史长河中来审视，正体字是最应该、最有条件成为世界性的语言。统一字形并走回到正体字上去，是大势所趋。
学者们还表示，这次会议也代表着中共历来的文化和文字政策在实践中破产。中共建政以来借废除和否定正体汉字，达到截断传统文化承传的各种企图，均告失败。
汉字拟统一 正体字为主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导，根据这次国际汉字研讨会上达成共识，专家们将把五千多个常用标准字以正体字为主进行统一，如果个别汉字有简体字，就继续保留。
据报导，此次会议由中国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和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本届会中还计划将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国家及地区吸收为新会员，扩大汉字使用国家的参与范围。会议决定制作四国汉字“比较研究词典”，逐渐统一各国使用的字形。会议还决定明年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第九届研讨会。
国际汉字研讨会于一九九一年由韩国发起成立。其目的在于预防东亚国家因为使用韩国和台湾的正体字、中国的简体字、日本的略字等不同形状的汉字产生混乱，确定常用汉字的字数，推进字形标准化、统一化。
世卫中医术语使用繁体字
国际汉字研讨会多年来在国际社会的努力颇有成效，在这次汉字统一前，就有越来越多国家的民间及官方采用正体字。《明报》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七日报导，世界卫生组织已订定中医术语的中英文翻译标准，所使用的汉字全部是繁体中文。
据称，世卫组织透过中国、韩国、日本、英国、澳门等国家与地区专家，经过四年的努力，完成制定传统医学术语的正体字国际翻译标准。
翻译标准使用英文名称与汉字对照的形式，全书以英文为主体，汉字全部使用正体中文；里面收录八大类医学典籍、三千五百四十三个词条，附有名词定义或描述。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官员崔升勋表示，各国对传统医学术语有不同的称呼与翻译，制定统一标准的目的是满足现代医学教育培训医疗、研究、资讯交流的需要。
据悉，当时中国接受了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有分析指出，国际间对回归传统汉字的呼吁产生了足够的压力。
无独有偶，今年夏季德国《经济时尚导报》披露，胡锦涛在给海外华人的题词中采用从左到右的方式，并使用正体字；温家宝多次给香港学生的题词中也都使用正体字。
规范汉字有利中华文化普及
大纪元专栏作家章天亮博士认为，以正体字为主统一汉字字形有很多积极意义。汉字的一大特点就是字形的稳定，这个特点使得今天的人仍可以毫不费力的阅读汉代乃至先秦的文献。汉字的规范工作，会进一步增进汉文化的普及和增进民族之间的交流。
他说：“我们看到过去许多测字的人，都是以正体字为基础来预测。那是因为汉字在创造的时候，每个字的写法都有很深刻的原因。正体字要比简体字更接近字的本来意义。”
中共文字和文化政策转向？
据报导，出席此次国际汉字研讨会的中方代表有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北京大学教授苏培成、李大遂等；台湾代表有中国文字协会理事长许学仁等。
《网路文摘》主编徐水良表示，这次会议虽是官方主办，但是参与者多是民间的专家学者。总的来讲，支持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占了优势和上风，他们与我们这些年反对中共历来的文化和文字政策，保护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字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这代表着中共历来的文化和文字政策在实践中破产，不得不转变其政策。
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共的文字和文化政策还在起作用，能够达到‘简体字和繁体字（正体字）共存’是一个突破，将来慢慢会趋向于正体字的使用。”
中共建政前就开始进行汉字简化工作，建政后，于一九五六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一九六四年编印《简化字总表》，但一九七七年《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遭到失败，被迫收回，现在剩下几百个简化汉字及偏旁。与此同时，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毁灭和根除。毛泽东一直到他死去以前，都始终主张废除汉字，改汉字为拼音文字。
徐水良表示，中共建政以来废除汉字的种种企图，统统都失败了。
简体字截断传统文化承传
台湾文字研究者、《预言中的今天》主编张福章表示，汉字有其神传的根源，里面蕴含着文字的规则、自然循环运化的规律、原始的生命宇宙观，以及敬畏天地神明的文化内涵。字里面带有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资讯，包含有形空间和无形空间，既表现人的行为与状态，也表达人的心灵与思维，还有预测学功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汉字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特性，文化也丰富汉字本身雄浑多变的蕴涵。
张福章说，中共执政以来，用简体字取代正体字，甚至想用拼音代替中国的汉字，目的是截断传统文化的承传。
张福章表示，现在的简体字虽然笔划变少了，但是却破坏了偏旁部首的规则及文字本身的文化内涵，甚至和原来的内涵反意。学简体字的人很难看得懂古书，所以中国的文化就出现断层，文化中最精华的部份被破坏掉了。
他说，在推广汉字的过程中，人们也发现简体字根本无法取代正体字。统一字形并走回到正体字上去，这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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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热”延烧大江南北
文 ◎ 袁昊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日，一场不同一般的时装模特表演在江苏徐州上演，其特别之处在于模特们的穿着不是现代时装，而是中国传统的汉服。不过这种过去只有在古装电影上才能看到的服饰却没有使现场观众吃惊。近年来中国出现“汉服热”，很多人对此已习以为常。
一六四四年满洲人入关后，推行“剃发易服”政策，使延续了三千年的汉服以及汉文化几近消失。在一九一一年满清灭亡之后，汉族男子改穿西装，汉族女子则习惯穿旗袍。
不过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恢复传统的新趋势，汉服又开始进入现实社会，各地的汉服活动层出不穷。有汉服爱好者建立网站，昭示天下，加入者很快超过数万人；也有人在网上流传汉服设计，并建议教育部统一使用汉服做学位服。有人将此称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复兴”现象。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日，来自上海、常州、石家庄、西安、三门峡、平顶山、郑州、开封等全国十二个城市的汉服迷聚集古城洛阳，身穿汉服，并依照周礼先后探访了洛阳东周文化广场周公营洛雕塑、洛阳周公庙、孔子问礼处、洛阳丽京门、隋唐一条街以及洛阳洛浦公园，访古问今，向人们展示中国传统服装的魅力，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珍惜。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首家汉风餐厅“汉风食邑”在三路居正式开业，吸引近百名食客光顾。这个餐厅不但装修仿汉代，而且服务员和食客全穿汉服。
店主小丰表示，该店主要想以宣传汉文化为主体。藉助这个实体，让更多的人能亲身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而了解传统文化。
她说，“我们希望，在今后的汉文化宣传中，不再是形式的宣传，衣服只是表象，穿上了汉服，就应该考虑内在的东西了：文化、礼仪、制度、思想、道德等，都是我们急需补充的。不仅穿着祖先的衣服，还有传承祖先的文明。”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四日，重庆奉节县城一对新人结婚穿着汉服、唱着现代情歌绕城，引来数千市民围观。夫妻俩都是汉服迷，汉服由网上订购上海制作。婚礼仪式更是新奇，古筝伴乐三拜天地、高堂。
当一行穿着汉服的结婚队伍出现在县城商业大道时，数千市民前来围观。市民们打听后才知道这种呈Y字形，无纽扣，带子系身的叫“汉服”。激动的新人穿着飘逸的汉服、唱着情歌绕城走了一周，整个县城都“沸腾”起来。
新郎梁钧称，他和妻子喜好历史，都是汉服迷，想通过汉服婚礼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婚后夫妻俩还打算制作几套汉服上下班穿。
汉服复兴 新的潮流趋势
《亚洲时报》在线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报导，在南方城市深圳，现年五十一岁、出身客家的刘荷花两年来坚持每天穿汉服，不管是在家、还是外出甚至上班。此举招来很多人的异样目光。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刘荷花不再是另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穿汉服，特别是不少七十年代末出生的人觉得身着汉装令人自豪。
汉服复兴反映了一种新的潮流趋势，这也是一些汉人努力寻找文化根源和身份认同的结果。积极倡导汉文化的刘女士说：“日本人有和服，朝鲜人也有他们自己的传统服装。但身为中国第一大民族的汉族，却没有自己的传统服装。”
在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毛先生，甚至提议用汉服代替现行博士服。
汉服运动在汉人的传统节日——七夕（农历七月初七）达到高潮。在很多大城市，包括上海、广州、青岛、宁波和南京，汉服爱好者出现在大街上、公园或酒吧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汉服运动”的起源
中国这场“汉服运动”的起源很难追溯，据说，河南郑州的一名年轻人王乐天是穿汉服上街第一人，随后许多人纷纷仿效。
二零零三年，五名汉文化爱好者建立了一个网站（huaxia-han.com），如今该网站已有数万名会员。随后不久，另一个同类网站（tianhan.net）也宣告成立，会员在短时间内发展至逾万多名。这两个网站都公开倡导穿汉服。
对于目前出现的汉服热潮，尽管有人称其可能触发极端的民族主义而心存质疑，大多数人表示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更有分析人士指出，汉服的出现反映了中国民间对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往。
北京首家汉风餐厅“汉风食邑”店主小丰介绍，各界人士都在关注这个趋势。“大多数人都是表示支持，觉得这种复兴文化的现象是好的。其实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小丰表示，引导人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从认识衣服到了解传统文化，再到去弘扬，需要一个过程，有可能三年五年，也可能需要十年或是二十年。只要人们有兴趣来了解，我就感到很欣慰。
她说，“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博大，‘仁义礼智信’的精神体现在方方面面，其精髓，我们一辈子都学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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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礼仪兴起 催动雅正新风
文 ◎ 袁昊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北京一对新人身着汉服，举办了一场别致的汉民族传统唐制婚礼。婚礼由催妆、迎新、却扇、拜堂、撒帐、解缨结发、宴饮游艺等仪程组成，历时大约一个小时。中国大陆自汉服开始盛行以后，各种中国传统礼仪如复古婚礼、女子笄礼、公祭也渐渐大行其道。
中国民间社会文化团体轩辕阁秘书长胡汀洲表示，中国社会丢失了很多可以承载民族人文品格和精神气度的传统，包括礼仪。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回归，将给道德和文化缺失的当今，带来一股雅正的新风。
复古婚礼大行其道
十一月十一日北京新人在大宅们酒楼举办的这场复古婚礼，展现了传统婚礼的魅力。中国的传统礼仪在年轻人的婚礼中正成为流行仪式。婚礼承办方“汉衣坊”称，自其一年前推出汉民族传统礼仪系列以来，业务量快速增加，汉衣坊接受全国各地民族传统婚礼业务已排到二零零八年。
类似的传统婚礼仪式，在全国各地广为流行，深受当代年轻人的青睐。
《今日早报》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报导，在浙江省古城绍兴，模仿古人的婚礼仪式近来在新人中开始流行。坐花轿和骑白马，凤冠霞帔和状元帽，复古婚礼因其浓郁的文化特色和异于当今流行的不土不洋的婚礼，迅速成为许多新人的首选。古城绍兴一位婚庆公司的人员表示：“忙的时候一天都有好几对新人要求举行复古婚礼。花轿和马都不够用了。”
二零零六年十月一日，广西首府南宁市出现八抬大轿娶新娘的热闹场面，新郎身着红色“状元服”，骑着高头大马，走街穿巷迎娶新娘；新娘身着凤冠霞帔，端坐在八抬大轿内，“媒婆”
一路舞着欢快的秧歌，“金童玉女”紧随其后，唢呐锣鼓齐鸣，这一古婚礼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成为南宁黄金周一道独特的风景。
迎亲队伍回到新郎家。跨马鞍、迈火盆、拜天地、交杯酒……一场喜庆的复古婚礼就这样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二零零六年十月，辽宁省阜新市民在街头常会看见这样新鲜的画面：新郎骑着高头大马，头戴状元帽，身穿红色长袍；新娘则身着霞帔、头戴凤冠，蒙着红盖头，端坐轿中，伴随着欢庆的鼓乐声，长长的接亲队伍缓慢地前行……
复古的婚庆仪式是阜新市当时街头上的一件新鲜事。据在该市首次承办复古婚庆仪式的花轿礼仪公司经理介绍，用古代的婚庆方式举办时下的婚礼，在全国很多城市早已悄然兴起，很受准新人们的青睐。
古女子笄礼重现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五日，中国民间社会文化团体轩辕阁在西安大唐芙蓉园仕女馆，举办了丁亥年上巳节汉服文化活动，六十多名网友身着各式传统汉服，举行了女子笄礼、祓禊祈福、雅集等仪式，吸引了数百市民观看。
行礼会场的正中摆放一张香案，香案上供奉一幅轩辕黄帝的画像，全体肃穆，笄礼严格的按照古代公主级别的成人礼仪式程式进行：就位、入场、宾盥、初加、二加、三加、敬酒、谢礼。
“笄”是一种发簪，是中国古代专为女子设计的成人礼。某家有女初长成，于是行个笄礼，一头长发，一根发笄，细心梳成一个秀美的发髻，郑重簪上发笄……让女子感受那一席长发的柔美所赋予的社会责任与角色定位，履践孝、悌、忠、顺等德行。
过去，青年男女有一个重要的礼仪就是女子笄礼和男子冠礼，也就是古代的成人礼，男女青年都要束发加冠，为跨入成年的青年男女举行这一仪式，是要提示行冠礼者：从此将由家庭中毫无责任的“孺子”，转变为正式跨入社会的成年人。
上巳节，又名三月三，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节日，在古时又被称为“女儿节”，在汉族地区已失传。但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遗存，在日本和韩国等周边国家，现在还有从中国传过去的
“女儿节”的风俗。
公祭活动层出不穷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到三十一日，山东省临沂市举办了“诸葛亮诞辰一八二六年”祭祀大型纪念活动。在此一个多月前，湖北襄樊市举行了“纪念诸葛亮出山一千八百年”大型庆典。
近年来，一场场公祭大典在中国很多地方鸣锣开场，从“公祭伏羲”到庆祝“中华母亲女娲诞辰”、从“神农文化节”到“祭祀盘古大典”、从“诸葛亮出山一千八百周年纪念”到“柳下惠公祭大典”、从三皇五帝到三教九流，多个地方争相祭奠。
孔子故乡山东曲阜每年也有民间祭孔活动，不过自二零零四年开始改为官方主办，该次活动是中共一九四六年建国以来首次祭孔，祭孔风格突显“红朝”色彩。
对女娲、黄帝等古人的祭祀活动在不同的地方多次上演，公祭的基本形式都是设一大型祭坛，摆上五谷三牲，然后鸣炮鸣金，击鼓奏乐，朗读祭文，焚香敬香，摆献花篮，鞠躬礼拜。值得留意的是，这些大型的公祭活动，不但大部份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一些中共官员也主动参与其中，扮演祭祀的主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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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保卫战”折射民间文化认同
文 ◎ 辛菲
自去年以来，以中国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为首的一些学者全盘否定中医，同时韩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医申报世界遗产，引起大陆民众巨大反响。诸多专家学者及民众纷纷发起保护中医的呼吁，展开了一场中医“保卫战”。
互联网上出现大量要求保护中医的跟帖，医学专家今年举办几次国际性会议，强调传承中医药文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废弃、排斥、歧视中医药的言行。专家们还呼吁，中国如果不重视传统文化，那必将被国外一项一项的“夺取”。
有分析指出，民众和学者对保护中医的呼吁，折射出中共当局对传统文化精粹中医的漠视，以及中国民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专家：中医在世界逐渐升温
第三届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于今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广州召开。该次大会聚集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丹麦、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越南、韩国及中国港澳台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千多位专家。
世界卫生组织、欧美等国的专家纷纷现身说法，力挺中医。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崔升勋博士在开幕式上发言中，赞扬中医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在一些疾病的治疗方面，“使用中医比西医的性价比更高。”（注：性能／价格＝性价比）
据专家介绍，传统中医学在国外相比其他传统医学，发展形式良好，当地行政部门和医学部门认可中医有完整理论和实践。中医是成系统的学科观念，正被西方医学专家接受。针灸等在美国大部份已经获得立法认可。
据大陆媒体去年十一月报导，世界卫生组织《中医临床指南》自二零零五年开展编写工作以来，已经完成了中医基本术语和针灸穴位两个部份的标准化，成功搭建了《中医临床指南》中眼科部份的框架，肿瘤部份的框架也接近于完成。
据介绍，世界卫生组织版本的《中医临床指南》，是由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标准化、国际化的中医临床实践指导性文件。指南主要由中国中医药学界专家撰写，日韩等国专家辅助形成。这套《中医临床指南》预计将涵盖二十七个病种。
在网上的跟帖中不乏现身说法的例子。一位网友写道中医治好了他父亲的溃疡结肠炎，西药根本治不了。另一位医生网友以亲身经历见证了中医治好了病人的晚期类风湿疾病。还有一位网友说，中医奇迹般地治好了朋友的急性腰扭伤。
有网民认为，中医不仅仅是一种救人的技术，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我们对中医产生质疑甚至有人要取消中医时，韩国却想申请中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莫大讽刺。
有网民说，“时下，中国文化越来越受西方人的喜爱，每年都有外国留学生艰难但却兴趣盎然地在学习中医，当他们历数中医的神奇与优秀时，我不知道这些胡说八道的人还做何感想？
”
网民呼吁：“中国人要是知道保护自己的文化，就不至于有那么多珍贵文物或被毁或流失海外了。 ”
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指出，目前中国民众捍卫中医的“保卫战”，折射出中共当局对传统文化精粹的漠视，也体现了民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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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私塾悄然盛行
文 ◎ 施宇
在中国民间穿汉朝服装渐成流行的同时，全国各地开始盛行崇尚传统文化的私塾教育，在近几年的不知不觉间，私塾已经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学生穿古代衣帽、行古人礼节、学古老文化，引起各界关注。
近年来民间逢年过节时游庙会、敬神佛日渐兴旺，专家认为中国民众普遍对传统文化的崇尚，代表了中华文化回归、并与此同时消除中共“无神论”党文化意识形态的“去共化”趋势。
各地相继出现私塾教育
近年私塾教育在中国各地此起彼伏地出现，据《国际在线》报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日，郑州市一写字楼三楼的一个童学馆内，一号称现代私塾的教育机构正式在郑州安家落户。拜孔是学生上课前的必修内容，上香拜过孔子后，二十多个孩子身着土黄色汉服，头戴黑色冠帽，在老师的带领下，一一在蒲团上盘腿而坐，跟老师识字做游戏。汉服、冠帽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不少孩子读上几个字，就要伸手摸摸冠帽，一会儿又正正衣襟。
《沈阳晚报》报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日，中国古代私塾教学场景在沈阳一家名为九雯学堂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里再现，来自不同学校的中小学生在新私塾中，学习国学和中国传统礼仪等教育。当日现场出现的是一个
“古装”的阵容诵读“弟子规”。这里不讲课文、不教英文单词、不上数学课，只讲授朗朗上口的古文，内容包括《三字经》《千字文》及《弟子规》等。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七日在深圳，一间贴满中国古代师训的教室里，古乐袅袅，二十多个峨冠博带的幼儿恭敬地向孔子像行礼参拜。十六日，以“新蒙学”教育为理念的现代私塾连锁机构——童学馆在深圳举行课程展示，二十个幼儿在这里体验了为期半天的培养国学文化底蕴课程。据介绍，童学馆深圳分馆在九月底正式开幕。
据荆楚网《湖北日报》报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三日，一个名叫“童学馆”的现代私塾在武汉开馆。四十五名幼儿着古代冠帽和汉服，向孔子像行礼后，端坐在蒲团上学习国学。浸泡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鉴赏国粹、诵读国韵和学习礼仪等，“童学馆”教学持续四个月，每周上一次课，让幼儿接受国学教育。
刚刚穿上“学袍”的孩子们显得很高兴。来自街道口幼儿园的亮亮说，“感觉像演电视，很好玩。”五岁的柯沣淋背诵时被老师夸奖，下课后，她向老师行礼以示感谢。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江苏省苏州首家现代私塾——“菊斋私塾”正式开课。创办者表示，创办私塾主要目的是弘扬国学，培养儿童的古典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私塾教学内容主要是经学、韵文、古乐、书画、茶道等。
江苏省徐州市则早在二零零四年七月就出现教授四书五经、太极拳的“现代私塾”。这所“现代私塾”坐落于徐州市云龙湖公园内，
“私塾”的负责人介绍说：教材选用古文《三字经》《大学》《论语》等。当时就有五十多名小学生于此学习。
“私塾”的负责人易菁说：“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中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人们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我们想用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来薰陶现代的孩子们，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同时让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根植于我们下一代的心中，潜移默化，洁净孩子们的心灵。”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则说，国学教育应从娃娃培养起。学龄前儿童记忆力好，将传统文化的精髓藉助韵文，让孩子在不知不觉的薰陶中成长，是一种新的尝试。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彭金山教授表示，私塾学校对小孩进行道德方面的教育，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国学的有益保护。因此，这种教育方式与现行的教育没有太大的冲突，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有益补充。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楼宇烈认为，当下的一些国学班介绍的只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础的知识，国学应该是渗透进每个人生活的细节中，贯穿在做人的道理中。
大河网记者评论说，国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承接着文脉，是中国人的精神血液。比如“忠孝节义”等很多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气节都是值得大家思考和学习的。想想看，大冷天的，孩子们在学堂内穿着长袍学国学，家长们身着厚厚的羽绒服寒风中苦苦守候，这也是国学的精神。
中华文化复兴伴随中国去共化
对于私塾的流行，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回归的表现。大纪元专栏作家张杰连指出，中国文化在过去几十年出现断层，然而神传文化的血脉在中国民间一直未断绝。尽管被称为“迷信”遭到干涉，每逢过节，祭祀、拜神的活动在民间从未间断，而且在近年来越来越大行其道。
他认为中国的古老文化是神真正传给人类的文化，蕴藏着深厚的根底和内涵，但是在过去几十年受到破坏，但在近几年因为《九评共产党》的广传，党文化也在中国被迅速清除，中华民族面临一个传统文化的全面回归。私塾、汉服以及民间拜神的活动就是这个趋势的体现。而这个趋势反过来又会加速中国的“去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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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都信教 “无神论”式微
文 ◎ 袁昊
近年来宗教信仰在“无神论”控制了几十年的中国大陆日渐兴盛，逢年过节的时候民间拜神祈福的风俗越来越浓。这类“迷信”活动日益走进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而且由农村扩展到城市，从民间进入官方。根据官方调查结果，中国目前有三亿人信教，县处级公务员一半以上相信“迷信”。
分析人士指出，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共产党所谓的“无神论”意识形态的破产。共产党建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已经没有人再相信。专家认为，目前中国宗教信仰的流行，是在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下发生的。是一个传统文化取代共产党文化的过程。
信教益盛 城市农村尽然
中国大陆在过年期间，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大批人潮涌向寺庙祈福。今年二月十七日的除夕夜，无锡万名市民汇集至南禅寺。二月十八日，在广州芳村黄大仙祠，有六～七万人来到这里祈福，同一天，武汉市赶往寺院焚香乞愿的人数竟达十万之众。
不久前一项调查表明，中国有大约三亿人认为自己具有宗教信仰，这个数字是官方统计数字的三倍，其中很多是农民。陕西靖边县二十二个乡就有两百九十七座庙宇。虽然农民经济上贫困，但家家户户布施起来却都很慷慨。
在一项题为“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素质调查和分析研究”的调查中，组织者于二零零六年九月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间，分别在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和副省级城市行政学院、国家行政学院的当期县处级公务员培训班进行调查。
调查显示：县处级公务员自称相信“相面”的比例最高，为28.3%；自称相信“周公解梦”的比例排第二，为18.5%；自称相信“星座预测”的比例为13.7%；自称相信“求签”的比例为6.0%。
报导称，“有半数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多少都存在相信以上四种迷信现象的情况，并对 ‘预测’的灾难有恐惧心理。
近年来被中共批为封建迷信的风水热波及社会各个层面，中共官员用公款为风水之术埋单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在风水的众多追捧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党政官员群体”。
还有报导总结了中共官员热衷风水的七大形式，包括占卜算命、求神拜佛、建庙修祠、垒坟造墓、改门易道、念经信符、择日选辰
原山东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他请人预测到有当副总理的命相，可命里还缺一座“桥”，于是下令将耗资数亿元的国道改线，在水库上架起了一座桥。
一位风水业界人士表示，目前大陆风水公司接待的个人客户中，以政府官员、演艺人士、企业老总为主。
原北大哲学教授李德齐针对目前宗教信仰的状况表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相面、测字、卜卦、看风水等的传统，这也是中国文化传承下来的一部份，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中国问题专家司马泰认为，目前中国宗教信仰的流行，是在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随着共产党文化日益消弱，传统文化日渐兴盛，这是一个传统文化取代为患数十年的共产党文化的过程。
中国官方媒体《了望周刊》载文报导说，地下宗教、民间迷信的“抬头”，反映了农民对共产党的不信任。中共党报指出，“一些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组织信个人。”
美国精神科专家杨景端博士认为，中国各类宗教和信仰的复兴和发展，实际上是中国人的共产主义信仰破灭后的一种必然。人们已经不相信了共产主义，连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不相信。
大纪元专栏作家今钟也表示，在中共各种所谓的“主义”“思想”“理论”“代表”等都行不通了的时候，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将彻底破产。而中国人必然转向传统，重新寻找那些可以引领中国人走向新世纪的文明价值系统。
中国政府对出版发行设下严格管制条例，令中国禁书到海外销售进度明显落后香港和台北，但相隔一段时间，还是有些在中国被政府查禁的书籍突破禁令来到海外与读者见面。洛杉矶华文书店业者说---
书店业者：“现在最常被问到的是《吴法宪回忆录：艰难岁月》。”
记者：“我在书架上并未看见这本书，已经卖完了吗？”
书店业者：“已经都卖完了《吴法宪回忆录》上、下两册价钱比较高，不是一般人愿意花费高价“买来看看”的书种。”
已故前解放军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录：艰难岁月》，纪录文革期间中共高层内斗和解放军内幕，上下两册售价50美元，相当360元人民币的偏高价位，还是卖到一书难求。
业者回顾今年在洛杉矶流通的中国禁书，除了《吴法宪回忆录》，张戎和章诒和的作品也是华裔读者与中国公务考察团最感兴趣的禁书---
记者：“章诒和到目前为止的三本著作，已全数出现在洛杉矶吗？”
书店业者：“对，包括最早的《往事并不如烟》到后来的《伶人往事》都有了。”
记者：“就章诒和三本著作而言，哪一本卖得最好？”
书店业者：“《往事并不如烟》还是卖得最好，这本书可做为长销书来卖，因为她的生活经验和文笔可能是当代作家无人可比的一位。”
记者：“接下来将引进哪些中国禁书？”
书店业者：“就是(前四军抗日战士、前新华社记者)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大纪元12月6日讯】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迄今届满三年，三年来中国大陆的形势变化非常大，近3000万人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宣告退团、退队、退党。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民，开始有勇气敢向中共“呛声”，不只是民间的维权人士与律师群，还包括了中共政权体系内的高官。
九评“启蒙”了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否受过共产党统治过的。九评给予每一个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反省自己、与重新选择自己未来的机会。
九评代表着中华民族对自身的重新反省与自觉，从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然也面临了重新选择的问题：是继续维持过去的选择，还是遵从一个正道的选择。是为了苟延残喘，而继续认贼作父，妥协于撒旦的统治之下？还是勇敢地站地来，像历代先民们勇于扬弃腐败黑暗的政权？
廿世纪末90年代，东欧苏联共产党的解体则并非是战争造成的，而是共产党统治下内部的危机所促成的。也许有人会接着问：今天的九评退党大潮也会被中共镇压下去吗？
九评自发表以来，中共从来不敢正面回应，因为害怕一回应就不得不提到九评，将会让九评造成更大的影响力，这是自来中共历史所从来没有过的。无疑的，九评确实正中中共的要害。
再者，九评就像是无数的“魔鬼终结者”一般，它的战场并不在传统的天安门广场，它的战场在全中国，并且遍及全球范球，退党大潮也是如此。这样一来，使得中共的镇压行动失去了聚焦点，军队都不知道往那开，更令中共芒刺在背的是，中共军方中部份军人看过九评后，自己也加入了退党大潮！
自2004年11月起，在九评全球发威的过程中，中共自己的驻悉尼外交官陈用林、610武警郝凤军以及前沈阳司法局局长韩广生，很快就在2005年于国外投诚，并且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
2005年10月，中国十佳维权律师高智晟为法轮功学员的人权，上书胡锦涛与温家宝，最后得到结果却是他的律师事务所被停业一年。高智晟对共产党彻底失望，因而于2005年12月13日，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声明中说“从即日起宣布：退出这个无仁、无义、无人性的邪党。这是我人生最自豪的一天。”
中共十七大之后，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于10月26日向胡温提交3万字的公开信，认为当前中国最重要的事，就是立即停止镇压法轮功，并进一步要求将掀起这场血腥镇压的元凶绳之以法。公开信发布后至今，汪兆钧仍未如往例受到打压、逮捕和拘禁。这意味着在九评退党大潮的冲击下，中共内部体系已开始发生巨大的质变。
九评是如实客观地剖析中共的一切，从里到外，让人们真正认识到共产党的丑陋与邪恶，从而与其划清界线。退党，就是划清界线的具体表态，代表这个生命不再认同共产党了。
最早期退党的人，都是以真名退党，结果很多受到中共很残酷的迫害。后来大纪元鼓励以笔名、小名退党，共产党就没法子追踪迫害了，退党人数也搏扶摇而直上，从100万、200万、300万…超过1,000万，马上就要突破3,000万了。
因此以小名、笔名退党是一项很成功的策略，因为这一个名字，不管是真名还是笔名，都代表了一个生命的思想主体所作的选择。用句辩证法里的理论：量变导致质变，当退党人数达到一定量以上时，必然是要发生中共解体的质变。
【大纪元12月6日讯】洪薇：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洪薇。
横河：我是横河，大家好。
洪薇：安徽政协常委汪兆钧以对策和谐社会为题公开上书胡温后，另一位安徽籍企业家郑存柱也致信胡温，要求立即启动县市政改，紧接着又站出了第三位，中国民盟成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更是冒着生命危险用三封公开信向高层发声。
随后，各种声援支持赞扬的声音纷至沓来，很多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有人说中国进入了公开信时代，还有人说这是中共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空前暴露，中国社会全面觉醒的标志性事件。
横河先生，您是如何评价这些公开信的发表和他们的特点呢？
横河：我想这些公开信确实是中国社会矛盾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必然会爆发出来，如果不是这个人，也会是另外一个人，如果不在这里，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这是必然的。
我们从公开信的特点也可以看出为什么这是必然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写公开信的基本上都是被称为体制边缘的人物。比如说，汪兆钧是政协的，同时，他自己又是一个商人；另外一个是企业家，也是一个商人；还有民盟的，是民主党派；这些人就是共产党所说的是和共产党合作的；但是他们却是在边缘，并不是掌权的这些人。
洪薇：不是权力核心的人物。
横河：对，不是权力核心的，但是他们又比较靠近权力。所以，他们既知道共产党内部的弊病，也知道民间的呼声，这批人应该说是比较了解的。但长期以来，这批人是最没有声音的。
第二个特点，我觉得是民营企业家。大家知道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很多民营企业家，也就是非官方的企业家，或者是非国营的。但是非国营的企业家里面分成很多种，其中有一种大家知道，高干子女大部分都下海，他们经营是官商，也有的不是官商，但是却和官府勾结得很厉害。
我们这次看到的写公开信的特点是他们并不在权力集团，而且也并不和权力集团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这些民营企业家，也就是真正从底层赤手空拳打上来的，赤手空拳把自己的企业办起来的，是这样的企业家。
在这之前，我一直认为中国目前没有而且也不会出现西方所认为的中产阶级，因为以前有很多说法，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会产生一个很强大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就会做为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力，但我认为中国至今没有出现这样的中产阶级。
那么这些民营企业家为什么会出来提出这个要求呢？我觉得是这样的，中国的改革大家都知道是跛足的改革，就是只发展经济，而不在政治体制上配套。这样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中国的经济必然会出现一个瓶颈，就是政治体制的不合理，一定会导致经济改革也停滞不前，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会停滞，到了一定程度。
洪薇：现在是不是就是进入这种瓶颈时期了呢？
横河：对，进入瓶颈时期以后，很多企业家会直接地感受到，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发展从一开始来说，就不是公平竞争的，所以一定会出现一大批企业家，这些民营的企业家最先最明显地感到这个改革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这个自由经济并不是真正的自由经济。所以他们会觉得阻碍非常大，就会出现一大批要求公平竞争的企业家。
我们看一看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在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公平竞争。我记得当时我还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是从美国回去的，他当时就提出他是坚决支持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而且我们当时就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多政策是倾向性的，倾向于这些权力集团或者这些权力集团的家属。
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有一个价格的双轨制，就是让一部分接近权力集团的人，能够有条件先富起来。这个老师说改革必然要经过这一阶段，当权力集团、制定政策的人觉得制定一个倾斜于他们的政策可以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他们自己个人得利的时候，他们会推动这个经济体制改革。这样的话，民间的企业家可以从这个政策当中也得到一点好处。他的意思就是说有权力的人得大头，没有权力的人得小头。如果你不让有权力的人得大头，他的政策根本就不制定，你就没有办法搞经济，那么民营企业家就一点小头都得不到了。
当时，我认为这种作法是不对的，这种作法实际上是容许那些有权力的人在不平等的竞争下先拿大头。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给他拿，他干脆就不给你经济体制改革，那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他是这种作法。所以，不是大家不知道，而是一开始，所有的改革政策都是向有权力的人那边倾斜的。所以在这当中，民营企业家开始崛起，这个崛起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很多悲剧。
大家知道中国有富豪榜，只要列上富豪榜以后，不出两年一定被打下去。为什么呢？因为被列上富豪榜的是真正的民间的这些富人，而不是跟真正权力集团结合在一起的这些人。像江绵恒他有多少财产，没有人知道，那些富豪榜绝对不会把他列上去，但他的钱一定比那些列上去的人要多的多。列上去的人是民营企业家，而且都是没有非常强大权力做背景的。有人说周正毅，周正毅算什么呢？上海的那些做官的，不知道钱比他多多少，他只是替上海市的那些大官们打工的一个小卒子而已。
这种政治体制一定对民间经济起到一些限制作用，到了这个瓶颈效应很明显的时候，大家都切身地体会到不改不行的时候，就会出来这一批人，这一批人并不是西方所认为的中产阶级，而是在这个改革当中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民营企业家，这就是我所看到公开信的一些特点。
洪薇：那么这次公开信的对象，中共当局对于三年前《九评》发表和随后引发的退党大潮，以至今天公开信所带来的中国最新的政治形势的一系列变化，它一直没有任何正面的回应，只是在这个月初发表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的白皮书。以您的分析来看，中共可能有什么对应之策呢？
横河：它的对应之策我可以分析一下，中共的对应方法不一定是做为整体来的，我想暂时可以分为胡温的对应，因为他们是党政首脑，而公开信是直接写给他们的，所以他们会有他们的对应。第二个是前些年一直延续下来的一个腐败政治的既得利益集团，当然做为整个共产党的集团来说的话，它都是既得利益集团，但是我们要划分成得益最多的，而且是推动这个腐败政治的，也就是江泽民和他所在的上海帮，他们的对应。另外，中共做为一个整体的对应，我们分开来讨论。
洪薇：具体怎么说？
横河：比如说，中共的对应，就刚才说到的，发了一个中国政党制度的白皮书，这个白皮书是一个官样文章，因为这些公开信都提出来了要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就提到了多党政治。
这个政党制度白皮书就说，中共夺取政权、建立政权以后一直是多党制，只不过是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的关系。所谓参政，就是大家所说的“花瓶党”，就是八个民主党派。包括其中一个民盟成员郭泉所在的民盟，也是这八个党派之一，这被称为“花瓶党”；他们有提建设性建议的权力，但是没有批评的权力，也没有执政的权力。
所以这个就是官样文章，没有任何新意，所有在中国大陆的人看了这样的白皮书以后都知道，这就是几十年一贯的一些话。
我们现在就重点分析一下，胡温的对应，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对应，是我们替他来分析他可能可以采取什么方式，也可以采取什么对策。
我来分析一下胡温现在的政策，现有的政策就是所谓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目前来说，我认为主要是停留在口号上，他已经看到社会矛盾的尖锐，而且也看到了前一段时间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所谓“科学发展观”是对应于“发展是硬道理”来的。
就是说，以前是硬道理，不顾一切的发展，所以造成社会道德的崩溃、整个资源的滥用和环境的污染一系列的问题，现在提出来科学发展观是对应这个的。“构建和谐社会”是对应于“三个代表”而来的。目前它并没有具体的措施，怎么样叫“科学发展观”、怎么叫“构建和谐社会”，这是第一种。
洪薇：还只是停留在口号上。
横河：对，停留在口号上。第二个，他可以采用而且事实上采用的是一种拖延战术。就是不直接面对，不管是《九评》也好，不管是退党大潮也好，不管是公开信也好，他不直接面对，但是也不公开打压。他这一次并没有对发出公开信的人进行公开的打压，但是也不回应，就采取这样拖延战术。
这种战术我们待会儿分析，躲避是躲避不过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矛盾都已经摆到面前了，譬如《九评》退党、譬如说公开信提出来的政治制度改革，这是放到面前，你不回应矛盾还在，所以这是一种比较消极，而且没有很大用处的对应方式。
再一种战术是利用民意。他知道民意现在对前些年江泽民统治时期意见特别大。我最近也跟国内一些人谈过类似问题，他们认为国内对江泽民统治时期的意见是公开的，大家对他意见很大。所以，他可能利用这个民意压制江派的势力，这样的话就把现在的矛盾和可以解决的方法停留在党内权力斗争的格局上。这里有个例子，就是容许上海访民童国菁去起诉公安部的案子，让他走了一步，这个实际上是利用民意来压制江派势力。
第四种方法就是，利用公开信的机会借用党内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力量来改造中国，不是说他已经这样做了，而是说他可能采取这样的方式，因为人人都知道中共不改是不行的。党内有的想保中共的人是支持改革的，支持改革并不是像公开信所说采用多党制，而是想能不能透过改造中共来挽救中共，而且让中共再延长寿命。我想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他们可用的资源，另一个是不可用资源，他们可用的资源主要在民间，党内有没有？有。但是党内再造可用的资源并不大。
为什么？要改造中共最大的问题是改造腐败，一定要消除腐败，而腐败目前是中共、作为整个共产党权力集团得利最多的一部分，而且是人数最大的一部分，在党内的官员当中腐败人数是最多的。
所以要清除腐败的话，必然要动大手术；但是要动大手术的话，就有一个问题：谁来动？因为党内目前没有绝对的权威，所以每个人都要藉助党内相当大的力量才能动一动。如果腐败力量已经在党内占掉了党领导阶层绝大部分时，谁也动不了。因为一动的话，就要把自己动下去。所以这一部分力量，就党内绝大部分的力量，他是不能够动用的。
他可用的资源是民间的资源，但是民间的资源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民间的资源最大问题是：民间的资源不能够直接变成改革政策或者党内政策，因为民间只是通过舆论和间接的压力。那么真正的是要在党，只要共产党还是执政党，就要在党的层次里面去用。所以说，所谓党内体制内的改革派，他所能够动用的资源实际上是非常少的；也就是说，要在内部改革中共的可能性本身并不大。
然后，再讲这些民意能不能为他所用，刚才我们就讲了要是用民意，民意牌实际上就是利用党体制外的机制，这里面在中共的历史上有过的，第一个是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搞文革就是发动群众，用体制外来动体制内；这个在中央并不是没有，中央有一个中央文革小组。
邓小平也用过体制外来干涉体制内的，政治局会议搞了一些列席代表，譬如说中顾委的成员，所谓的老同志就是已经退了休的这些人，最终邓小平是利用这个体制外的机制。这个体制外还不都是全都体制外，是中共正式机构的外面力量来把胡耀邦和赵紫阳搞下去。
但是，现在这个资源，胡温有没有？我认为没有这样的资源。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他要发动群众从外面搞，实际上是把全国搞乱了，这个现在谁也动不了。谁要把国家一搞乱，第一个垮台就是中共。所以，胡温现在没有这样的资源，而且也得不到这样的支持，用体制外的力量来压制体制内，几乎得不到这样的支持。
所以，想在党内部来改造党，或者利用体制外力量来压迫改造党，这两种都做不到。所以我认为现在的资源在共产党现有的体制下是不能够被使用的。这种民间的力量在什么情况下被使用呢？就是要跳出共产党的体制就可以了。所以说胡温若想利用这个民间的力量来真正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跳出共产党这个格局，也就像当年叶利钦一样抛弃共产党，然后才有可能有所作为。
洪薇：我们留意到汪兆钧和郑存柱他们在公开信中都提到法轮功的问题，汪兆钧更在公开信中提到要对当时提出镇压的决策者追究刑事责任。而安徽嘉禾食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郑存柱在公开信更用了专门的一节来提到法轮功问题。
现在社会上，关于法轮功问题讨论的也很热烈，特别是有一种观点说，呼吁中共和法轮功和解，也有呼吁法轮功对中共当局宽容的。您认为让中共用和解的方式来解决法轮功团体遭受和还在遭受持续八年残酷迫害的问题有可能吗？
横河：我现在讲一下目前这种情况确实在社会上讨论的非常激烈，而且都是公开讨论了，包括国内也有开始公开讨论了，尽管在民间和正式的媒体上没有，但网络上和海外，就是体制内的人讨论已经很多了。
确实，法轮功问题是中共最大的问题，这一点已经达成共识了，而且不仅仅是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目前的状况是什么呢？目前的状况是胡温已经背过这个包袱了。就是这个包袱是江泽民时代留下来的包袱，是江泽民自己的一个政治包袱。但是由于江泽民已经至少在职位上退出了所有的权力机构，这样的话，虽然是江泽民时代进行的而且是最严重的，但是如果说，胡温已经执政5年了，现在第二个5年的执政期间如果再不解决，而且再解决不好这个问题的话，那么这个包袱就变成胡温的包袱了，这不可能永远说是江泽民的包袱，所以这是胡温目前所处的状况。
江泽民所处的状况，和江泽民这个系统的人所处的状况是最怕清算。我们在前一次《时事经纬》节目里就讨论到了海外的起诉，而且这个海外的起诉会逐渐的向国内推进，到国内起诉。他最怕的就是不管谁上台，不管谁要进行这次体制改革的话，一定要触及法轮功的问题。一触及法轮功的问题，他就要被清算，所以江泽民系统是最怕清算的，这是这两个部分。
中共的对策和它的可行性，我认为它们有这么几种模式：第一个是反右的模式，反右模式就是部分平反，就是承认打大部分的人是打错了，但是运动本身不平反，这是第一个模式。
第二个模式是文革模式，文革模式是什么呢？就是基本否定。
第三种模式是彻底平反，这个是没有模式可循的，在中共历史上没有对任何一个运动彻底平反的，就是被整的人彻底平反的，除了对中共自己的那些干部彻底平反以外，对于被整的民众它没有模式可循。
如果说，用彻底平反这种方式的话，它有两种方案：一个就是集体承担错误，就是这个错误是集体犯的，党犯的，所以不会有具体个人来为这个来承担责任，这个是江泽民系统如果说最终要彻底平反的话，他们是比较希望走这条路的，就是集体承担错误。这样的话，不用个人负责。
再一个，就是抛出替罪羊。抛出替罪羊，就是把江泽民系统和直接有关的迫害的人员全部抛出来。最后一种选择，就是拒不认错，继续拖下去。
洪薇：那您觉得现在提到的这种和解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不是有这种机会呢？
横河：我认为是没有机会的。我再具体分析一下。第一个就是拖延，拖延是没有出路的。拖延为什么没有出路呢？是因为现在《九评》和退党已经逼到中共面前了；它拖的时间越长对它越没有利。因为《九评》退党对中共生存的本身就形成一个挑战了。
所谓和解的话，它必须要走一条路，就是彻底平反。那么彻底平反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我们刚才讲反右的模式，文革的模式都行不通。反右的模式是当时右派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反对的机会，自己没有任何媒体，没有任何资源，所以只能说中共给他平反他就平反。而现在《九评》退党是已经压到中共的面前来了。
那么集体承担责任的话，就是和解的问题了。和解可不可能？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中国的社会矛盾实际上是已经到了一个无法摆脱程度。法轮功问题是作为社会矛盾最最突出的一个显示在面前了，持续了8年多，包袱太重，血债太大了，很多人卷进去了。不是说一平反就行了，为什么？因为中国社会如果要想走向未来的话，他就必须走向法制；要走向法制的话就必须是有什么人犯了法就按法律去制裁。
所以，如果说中国一旦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这时候讲的就不是一个和解的问题，而是一个执法的问题，因为和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性问题。而中国最终要走向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法治国家的话，就不能再玩政治游戏，要是玩政治游戏的话，就会继续走向人治。人治和法治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治肆无忌惮的玩政治游戏，所以它可以说和解。但是这个和解，所谓民族和解的话，指的是不同的派系之间。
对于镇压法轮功来说的话，不存在和解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集团和中共一手发动起来的对一个修炼团体的镇压。这个修炼团体在被镇压的时候，不是说两个派系或者两个种族，或者是两个派别在争斗的当中，那么这里头才有和解的问题。
中共和法轮功的问题是，一个是迫害者，一个是被迫害者，所以说被迫害者不存在和解的问题。
洪薇：一开始就不在一种公平的地位上是吗？
横河：对，他不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所以被迫害者不存在一个和解的问题。迫害者一边是犯罪的，就是镇压者、迫害者他是犯罪，对于犯罪份子来说的话，那只有说就是绳之以法，以法律来制裁。
就像当年东德共产党倒台以后，有没有和解的问题？其实没有和解的问题，就是上法庭审判的问题。至于说审判以后，做为新政府，这个共产党倒台以后有一个政府出现，那么这个新政府他可以对共产党的那些犯罪份子，做为一个政府来说的他可以做一个“特赦”。
但是做为我个人来说的话，这种特赦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你不能对一个党特赦，你只能说对其中的某一个案例进行特赦。那么这个特赦就不取决于犯罪份子本人，那是将来政府的事情。而对于犯了罪的人的话，他只有一条路，他承认罪行，承认了罪行以后，有法律来制裁。
如果说，这时候成立了一个政府了，那么因为共产党它的负担太重了，它不可能再加入到新政府当中去。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平反法轮功的话，立刻就出现另外一个问题：那么多被害者都要平反。那么多被害者都要平反的话，就把共产党历年所犯的罪行全都掀出来了。那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执政，它依靠的是什么呢，是给别人一个假象，一个幻觉，就是共产党不会犯错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从来不承认错误，就是它不能让别人觉得它犯了错误。一旦要平反的话，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错误，一连串的事情要平反；最后就把共产党这么多年所执政的所有的东西都否定掉了，共产党也就自然垮台了。这就是共产党不可能走为谁平反这条路。
再一个，做为共产党来说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认罪，而没有任何资格给别人平反。
洪薇：那就是说，您认为这件事情最终解决，要以共产党的最终解体来做结束，是吧？
横河：只能以共产党的解体来结束。因为共产党自己在它的体制内和刚才我说的在它的体制外，它已经没有资源可用了。包括现在的新政权来说，它几乎已经没有资源可用了。它要利用党内的力量用不了，它要用民间的力量共产党就垮。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利用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大家最希望的是共产党的和平解体，就是不让它成为整个社会变革过程当中的一个暴力的阻碍力量。这是大家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不是考虑谁宽恕谁的问题。
因为现在镇压还在继续，根本迫害还在继续，中国的人权还在恶化，不仅仅是对法轮功，对家庭教会、对维权人士、对维权律师，都是人权状况在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谈将来对共产党的宽恕是毫无意义的。
现在当务之急，就应该是让共产党这个统治不再存在，让共产党这个对中国人民犯了几十年罪的犯罪集团离开历史舞台。让它和平的离开这个历史舞台，这就要靠大家努力了。我觉得这是当务之急，这是所有希望中国能够走向民主自由的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应该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
洪薇：好的，那么我们的节目时间又要到了，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横河：谢谢大家。
【大纪元12月6日讯】二零零七年区议会选举于十一月十八日已经告一段落，然而余波却未了。选举几天后，民主党中常委林子健在记者会上表示，泛民主派质疑选举的结果，并成立了选举公平监察小组，关注事件。对于今次选举出现的种种投诉和状况，林子健无奈地说：“香港的选举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代！”
他说：“我们过往的估计，在资源上，他们（中共）送很多东西（给选民），但我们没有想到中共的组织能力可以仔细到，投票的人我（亲共政党）可以认识到是谁，而那个人没有来投票，我知道没有来投票，我打电话给他（叫他投票给我的人）。”
“送米送油，收完之后，还要签完字，说收到这些东西，还要提醒他们（选民）你支持谁。那时还没有踏入候选期，一年前已经开始做这些事情。”
“很多人无意中就签了字给他们，这就是问题。如果你反过来不支持，他反过来咬你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不舒服了，变成一个威逼，之前送油就是利诱，这是在小群众里面的手法，大的就是商会、同乡会的组织。”
零三年后已开始部署
林子健认为，零三年七一之后，中共已经开始部署工作，包括派人接近民主派，明着暗着收集情报：“之前他们很依赖香港的左派去搜集情报，但在零三年七一之后，有很多不同的人士从广州、深圳来香港，很友善地去搜集情报。并不是每个（民主党党员）都醒目，有的人会讲错一些不应该讲的东西给他们（特务）。我自己也试过给人电话勾线，和党的领导层讲电话有回音，但和自己的教友（林子健是基督徒）讲电话就没有这个现象。这就是其中一种情报工作。”
面对中共的狡猾攻势，林子健无奈地说：“香港民主发展是黑暗的，普选也是黑暗的。因为区议会都是他们的人，他们可以说很多民意都是反对二零一二年普选。你看到整个区议会以及之后的立法会，民主派（选情）都会惨淡！”
今次中共也派出了一班独立的候选人，林子健指这些隐形左派是中共的“分散投资”：“有的在黄埔区，陈家伟对梁美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了解的人知道梁是左派，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她形象又好，又是法律博士，很优秀，所以这就是他们成功的地方，针对每个候选人量身订造，这是其中一个部署。”
同时是监察小组召集人的林子健已于星期一（十一月二十六日）正式向廉政公署报案，调查事件。
传媒态度起关键作用
梁国雄认为，即使查得到，影响也是很少：“查到一个人，那就是那个人坐牢，很难追查到幕后。”他又认为，在过程中，传媒的态度也在起着关键作用：“传媒作为一个公器，如果一直都是不公正，它也是助纣为虐。”
梁国雄认为，今次区选的结果不理想，除了要彻查是否有舞弊情况外，归根究底还是选民的问题：“如果他们的票可以被人买的，那就没有办法。最主要民主派支持者要出来投票，民主派似乎在这方面束手无策。”
梁国雄对于今次区选出现的情况并不感到意外：“利益输送，向个别选民买票，或是间接用利益诱票，以前有，将来也会有，所以香港的选举，考验民主派的选民。那些可以因小恩小惠卖票，除了可以用法律制裁之外，就没办法了！”
至于在十二月二日的立法会港岛区补选，梁国雄认为，始终是陈方安生和叶刘淑仪的对垒：“说其他人参选会起到分票作用，相信效果不大，不一定是分陈太的票，也有机会分到叶太的票。”
问梁国雄对明年的立法会选举是否有信心？他表示，会尽力而为：“民主概念不单只是选举那一阵子，民主是一个系统的价值……最重要是民主派能否发挥自己的功能，能够劝更多的支持者出来支持，并且愿意登记做选民，光说支持民主是没有意思的。”
民主派的工作做得够不够？梁国雄说：“没有数据，但现时肯定不够，否则不会输得那么厉害，其实整个（区议会）选举中，民协和民主党是重灾区，当然这个检讨是他们自己应该做的。”
至于民主派是否应该多做社区工作，梁国雄说：“我一直认为应该做，对谁都无害，我反而认为民主派的政治议题很差，对民主的立场其实不太鲜明，对共产党的态度是惊怕，不敢据理力争，在民生的问题上态度含糊。”
梁国雄举例说：“临选举前的施政报告，竟然会通过致谢的议案，你都致谢它，你等于是亲政府！正常来说，是不可能通过的，因为它是分组点票，民主派想它不通过，就一定不能通过。这是民主派自己搞出来；你都给了政府讯息说它是对的！”
轻视政治权利成奴隶
有分析指中共下大力度影响选举是意图制造民意，梁国雄同意这个说法，不过，他认为这个民意其实也是香港人自己的选择：“我始终觉得一个地方的人如果不重视自己的政治权利，多数就要做奴隶！政治就是不同价值观念、政治理念的竞争，有部份人觉得不重要，那也没办法，大家要明白民主就是给人一个机会去表态，有些人不喜欢表态，或是很害怕去表态。”
梁国雄指出，外国的投票率其实也不算高，一般是三、四成，但问题是香港并没有真正的民主：“很多人都觉得选来选去都改变不了事实的，那当然是造成了一种阻力，民主派就是在这点上犹疑不决，如何得到港人的认同，选民是选择一个价值：你想不想选一班议员来表达你的价值观，并因应这种价值观念来制衡政府？”
他续说：“越多民主派议员越能制衡这个政府，在共产党阵营里，也有不同的利益，如自由党，它与民建联不同，自由党有很多利益是和中共千丝万缕，没办法只好做保皇党。民建联作为亲共政党，最多是三成票，加上自由党才能暂时拿多一点点票。”
应该正视新移民问题
此外，梁国雄认为，民主派要正视新移民的问题，因为他们也代表了一群新增的选民：“一个二零零零年到香港的新移民现在也差不多可以投票了。所以民主派要重视新移民的问题，这些新移民与香港市民不一样，新移民是弱势社群，新移民支持亲共政党，那是一个政治问题。”
梁国雄指出，新移民的价值观念和港人很不同：“我们一定要回应这些新移民到港的事实。你也不会开除他的香港籍，从国内到香港的新移民很多不适应社会，很多来到这做低薪工人，当然要找一个能帮他们的人。”
梁国雄说，共产党提供一些实惠，加上共产党打着爱国的旗帜：“其实就是将党和国混淆的伎俩，它（中共）用了很久。民主派一定要回应新移民的讯求……你不能够给钱他们（新移民），你就为他们的利益奋斗，你要明确！”
梁国雄说，针对民主派作为派别来说，除了是一人一票以外，民主派没有一个有系统的主张是为低下阶层服务：“新移民也感觉不到你帮他们，如果在实际上和政策上都帮不到他们，他们自然不会理你的。”另外，民主派也要处理党和国的问题：“民主派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都是很模糊、很软弱，根本就不敢正面面对中共的问题。”
他续说：“你要告诉新移民爱党不等于爱国，这是一种政治教育，如果不处理这个问题，长远来讲就是你（民主派）吃亏，观念模糊对中共有利，在大是大非面前支持国，那不就等于支持党！”
梁国雄说，今次李柱铭事件，虽然“汉奸”和“卖国”的指控一定不成立，但有很多新移民会觉得李柱铭这样做不恰当：“其实他们就是将党当成国。中共的策略不是真的要将李柱铭当作‘汉奸’和‘卖国’，而是造成坏印象，民主派越软弱对中共越有利，民主派在这点上没有搞清楚，正常泛民派都不敢真正地讲这个问题。”
梁国雄指，民主派的指引是看着传媒：“传媒报导他们就做，他们不明白，你到了那个社团，那个社团的人会知道，不需要传媒去说，等于他们认为支持法轮功没有意思，因为没有传媒报导，所以造成了一个矛盾是民主派议员不愿意参与法轮功的活动，也不想提这件事，因为他们觉得提了对他们没有好处，这不单单是从功利去计算，而是凭你的良知问题——见到不公平的事情你说不说！”
中共无形中压缩民主派
梁国雄警告说：“当公义和良知越来越退缩的时候，最后你就要付出代价，一件事是这样、两件事是这样……做成了一个坏的循环，中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民主派的影响范围缩得很小，它会不停地给你禁区：奥运不能反、中共不能反……其实这些大的价值是会影响一部份人的投票倾向。”
梁国雄又再提到新移民问题，他说：“这些人到了香港，他们的价值观念比较模糊，他们放弃旧的价值观念，因为他们是怕共产党才来到香港，在新的社会他们又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吊诡的地方是他们来到香港也看到共产党，只不过是不同形式的共产党，也是不可以像在大陆一样，随便作恶的共产党。”
“想想新移民来到香港受歧视，没有公平的机会，很穷，有人给他们一些恩惠，就制起爱国主义：做什么都没有问题，但不能不爱国！将民主派讲成不爱国就行！实利又有，价值观念又解决了，共产党是不好，但我们（新移民）下来要爱国！”
时事评论员石藏山说，中共是搞运动起家的，如何动员，如何分化对手，如何发动基层群众，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其实中共在香港的基本势力，就是早期中共群众运动的结果。因此，对于亲共团体在某些选举中获胜，他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他说：“如果仅仅从政治运作和政治手段来说，我不认为香港的民主派对中共有任何优势。民主派资金不够中共雄厚，手段也不够中共毒辣，脸皮也不够他们厚。因此，关键的问题是民主派需要非常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诉求，不仅是关于香港的诉求，而是关于中国的诉求。”
民主中国能保证香港
石藏山认为，香港的民主进程，香港的自由，根本上来说是由一个民主的中国来保证的，而不可能是由一个专制的中国共产党来保证的，不管中共做出的是口头的、书面的或者是法律的保证，都绝对没有用。
香港特首曾荫权曾经说过会效忠于港人，因为他喝的是香港的水，流的是香港的血，近年港府在态度上是否出卖了港人？石藏山说：“香港政府本质上就是一个殖民地政府。抱歉我这么说，但港英政府和公务员的体制，本来就是一个执行的机构，并没有任何大政策决策的功能，也没有任何政治理念。希望香港政府坚持所谓的香港理念是不现实的。如果没有民选的首领，香港政府本身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我倒不认为存在什么出卖的问题。”
他续说：“港府的权力来源是中共，所以必然效忠中共。正如当初来源于英国，所以效忠女王一样。对香港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很难接受的现实，但必须面对。其实中国大陆正在发生巨变，所以香港人其实不用太灰心。以前中国从香港学习了资本主义运作方式，今后也将向香港学习民主的运作。香港人同样不要划地自限，作一个彻底的中国人。”
须破除井水河水概念
石藏山认为，香港民主派必须破除所谓的井水河水的概念，否则永远被动。对香港来说，不同声音合法地存在是最重要的：“不管泛民胜选也好，亲共胜选也好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必须保证民主改革继续进行，保证新闻自由不受侵蚀，保证少数利益受到保护，这样亲共团体就变成了民主体制中的一部分。”
最后，石藏山说：“要作一个彻底的中国人，不仅是文化传统意义上和经济意义上的中国人，同样是一个政治和公民权利上的完整的中国人。”
文 ◎ 吴雪儿 图 ◎ 吴琏宥/潘璟桥
（编者注：本文转载自刚刚发表的《新纪元周刊》第48期专题新闻）
【大纪元12月6日讯】“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四十年了！我们不管用什么办法,都无法回避这段历史疮疤。这场“革命”，党中央定性为“十年浩劫”或“十年内乱”，仔细想一想,还可以叫做“一场全民的大荒唐的悲剧”！“你方唱罢他登场”的闹剧！我们亲身经历这场悲剧的人，如果不把它记下来，就愧对后代子孙！“忘记意味着重演”！
我们说它是全民的“大荒唐”！因为人们好像都失去了正常的理智分析和理性判断！略举几例：
先说它无缘无故地给自己制造了多少“敌人”：
从高层说：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绝大部份的中央委员们，中央人民政府各部的部长们，各省、市的省市委书记和省市长们，各地、县的县委书记县长们；
从基层说：下至农村公社的书记、社长们，工厂车间的主任们，各企、事业单位处级以上干部们，大学、中学、小学的校长、教授、教师们，……全被打成了“走资派 ”、“三反分子”、叛徒、特务；知识界的学者则全被打成“白专道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等，他们被”打翻在地，砸烂'狗头'，踏上一万只脚，永远不得翻身！“……
一个国家、民族，在数日之内，无缘无故地自己给自己制造了这么多”阶级敌人“，他们被逮捕、”专政“、下狱、抄家、批斗中的人格污辱，酷刑的折磨，这还不是大疯狂、大荒唐吗？
那时，被”造反有理“煽动起来的”红卫兵“孩子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生），对他们的恩师，长辈，随便安个什么罪名，几个人一合计，不经过任何法律，立马可以去逮捕、批斗、抄家。政法部门都被他们搞瘫痪了，有一段时期，连交通警察因为造反，交通都没有人指挥了。中国从来没有过这样无法无天的世界！这不是大疯狂、大荒唐吗？
人们好像都失去了正常的思维方式和理性判断。早在”文革“之前，各大报纸已经在报头旁边每天刊登一张毛主席像和一条”语录“了。文革发端之初的某一期，《陕西日报》照例在头版刊登了一张毛主席像和一段语录。第二版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对着太阳看，报纸反面的”纸老虎“，正好套在正面”毛主席“三个字上。造反派们，便说诬蔑毛主席是纸老虎，居然能够动员起三万人，围攻陕西日报社，要求揪出罪魁祸首。不用想就可明白，有谁看报纸会对着阳光看报纸的反面？有哪一个反革命会用这种办法去诬蔑毛主 席？
”辽宁日报“报头的四个字，是毛主席手书。行草有断笔的地方。造反派不知道怎么分析出来的：从断笔的白空行的线条间找出中间有”秘潜今怒“四字，说这是一条反动标语。即反动派要秘密潜下今天的愤怒，将来要翻天反攻倒算。他们把这个报头复印放大，要大家分析。我仔细看了，横看竖看，正看反看，怎么也找不出来这四个字。可是几千人围攻辽宁日报社，批斗社长、总编，工厂制版的车间主任。不用仔细想，连放大了的版面都找不出来，有哪个反动蠢蛋，会用这种办法制作反动标语？不是发神经嘛！
文革期间沈阳演出过一个话剧《南泥湾》，其宣传海报上画了个一个锄头和一堆土。造反派从这个图案的笔划中找到一句反动标语，复印多份，广为散发，呼吁揪出制作海报的反动分子。不够荒唐吗？
北京美术馆举办一次革命题材美展，迎门的一幅大招贴画，画的是”你追我赶“，画面是一群人推着小车举着红旗从右往左前进(送公粮)，红旗旗梢向右飘，被批为”西风压倒东风“，这还不足为奇，有一个人居然从画面背景的”苇叶“中”组“出”蒋介石万岁“五个字来！画家被斗被捕，那是当然的事情。
1962年我写过一篇《风雨三人行》的短篇小说。故事是三个人夜遇大雨，大河涨水，往东、往西、往南都找不到路。往北走，找到了一条小道，得以摆脱洪水的围困。批判我时，造反派上纲说：北面是苏联，说我是要搞修正主义学习苏联！又是妄想式的荒唐！
有人写诗”水流千里归大海“，说是'向往台湾'！”太阳落山了“是影射攻击毛主 席（因为毛 主席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有人说，他家的火炕刮西风好烧，刮东风倒烟，说这是攻击”毛 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因此他们就变成了是阶级敌人！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无限”上纲上线“，人们都失去了理性和正常的思维方式，岂不是大疯狂、大荒唐吗？
”大革文化命“到底制造了多少”敌人“，没有确切统计。粗略地说，有五大批：
第一批：即”大革文化命“的第一个阶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期，制造了一批。在这个阶段，旧社会参加过会道门的，在伪政权任过小职员的，历史或政治上、出身成分上有过” 污点“的，演过旧戏的，甚至人们叫做”破鞋“男女作风有问题的……红卫兵把”破鞋“串起来挂在她们脖子上”游街示众“；这次”横扫“，盲目地说在全国也扫了数百万之多！
第二批，因为在第一阶段，孩子们闹得无法无天，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刘少奇到杭州征求了毛主席的意见，建议向学校派”工作组“以控制混乱局面。后来说这是”派工作组镇压学生“，”段祺瑞才镇压学生呢“，于是”工作组“成员都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简称”资反路线“）被打倒了；
第三批，是”走资派“们。按照当时的”逻辑“，凡是掌了权的，就是当权派，当权派就注定是”走资派“，可以设想：各个国家机关、大中小学、人民团体、民主党派，企事业单位……有多少人被批斗？在”大革文化命“中，人们天天唱着语录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直到”革命“结束，也没有定出个政策：什么样的人才是”走资派“？这是最大的一批”敌人“。
第四批，是”文化大革命“进程中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直到现在谁也说不清什么是”五一六“分子）。这一批制造了多少敌人，没有办法统计！
第五批，是”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阶段，查历史不清楚的”假党员“、凡是在地下工作中被捕或坐过敌人牢狱的，注定是”叛徒“，或家庭成分历史上有问题的（比如家里开过小杂货店，是小业主）；也被清查斗争；
第六批，是不同派别的红卫兵们。他们都称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对方是”保皇小丑“。在夺权斗争中，”延安造反兵团“和”井岗山造反兵团“，喊着同样的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彼此进行血腥厮杀。这也是一段大疯狂、大荒唐！江青提倡过”文攻武卫“，实际是在鼓励武斗。红卫兵们到军队仓库抢武器，除了飞机没有出动，辽宁抚顺市在武斗中，坦克都上了战场。已经是”全面内战“了，还说”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为了抢占沈阳一个医院的阵地，一次战斗就伤亡数十人，全国牺牲了多少”小将“，没有人统计过，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这六批被制造出来的”敌人“，（除了小将），当时习惯分为九类：即”地、富、反、坏、右；叛、特、走；外加一个臭老九（知识界精英）“。这九种人被关押、批斗、酷刑折磨——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除了本人，还诛连了这七批人的家属、再加上他们的亲朋厚友，有上下级关系者，被诛连者约略估计，约略估计也有千万之巨！
有造反派提出”打倒一切“，”一切“当然包括他们自己，果然在”革命“后期，”四人帮“及其爪牙也被打倒了。
人们形容蠢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个执政党自己号召群众把自己的政权搞瘫痪，岂不是丧失的理智的大疯狂、大荒唐吗？！
我们还可以列出两批敌人，即第七批：就是”亲密战友，写进党章中的法定接班人“林彪出事以后，轮到”响当当“的革命派军队干部了！在部队清查林彪反党集团时，其骨干分子和贴边粘线（有上下级关系）的人，被清查的也不在少数！这一批人，既是害人者，也是被害者。我们可以不算在被打倒的”敌人“之内，但算是” 第八批“吧。
一批一批的轮回着批斗,第九批，就是粉碎”四人帮“后，在清查”三种人“时，轮到靠造反起家的”造反派“们自己了！
红卫兵小将们被煽动起来之后，闹得全国乌烟瘴气，他们好像卫星一样，把它放上了造反的轨道，按照自己的惯性运行，下不来了，后来提出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各个机关学校进驻了”工宣队“（工人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管理学校，但是红卫兵们还是不听话。况且几千万大龄青年，多年没有上课，生产停滞，哪里有就业岗位呢？于是一个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产生了上山下乡高潮。
这一批革命小将、革命先锋和生力军，一直到领略了北大荒的大风雪，南国深山老林的蚊虫叮咬，饿着肚子还要一天十几个小时改天换地的艰难劳动，才有所怀疑。又后来，林彪出事以后，他们进一步开始思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接着是”大返城“高潮！
在这一批人中，他们既是害人者，也是被害者。他们之间的少数头头，在建立”革委会“时当了各级”革委会“的官员。在粉碎”四人帮“后当然被清查，罢官，个别在武斗和批斗”走资派“有血债民愤者，则被判了刑。他们”造反“的结果，也是很悲哀的！
从经济上说，许多厂矿都停产了，因为武斗鞍钢的钢水几乎凝固在炉子里；在农村，鸡下了蛋，拿到市场去卖，或者把自己种的白菜、大葱拿到市场上卖，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批斗一番……国民经济怎么不”频于崩溃“呢？
总的说：这场以”造反有理“为口号的革命：
既破坏了物质文明，又破坏了精神文明；
既否定了历史，也毁灭了将来；
既破坏了道德，又破坏了法律；
既破坏了民主，又破坏了集中；
既破坏的纪律,又破坏了自由;
既没有统一意志，个人心情又不舒畅（夺权当了官的造反派头头舒畅了一小阵儿，接着被清查罢官甚至叛刑）；
剩下的只是无政府主义的”浩劫“和”内乱“。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客观地说：并不是中国大多数人都丧失了理智和理性的思维。高级干部们被打倒了。他们被领袖批评说：对这场革命”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由于多年形成的个人迷信，他们习惯地只能怀疑自己，况且在批斗大会上，他们只有认罪的份儿，没有任何分辩的权利。中级干部们虽不理解，只好”紧跟“。只有张志新那样少数的清醒者，以生命进行抗争 （本人曾经和张志新在一个单位工作，在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说假话年代》对这一事件有过介绍）。本人自己在被批斗时，当被两个大汉架着背膀作九十度弯腰时，在一片”打倒“中，也只得违心地认罪。
那么，是什么客观原因，客观条件，造成人们失去正常的思维，形成十年大荒唐和大疯狂的呢？让我们对各个阶层的”群落“试作分析：
第一，任何一次大的群众运动（”文 化 大革命“实际上并不是真正自发的群众运动，而是在”舆论一律“的条件下，被煽动起来的”运动群众“，我们姑且叫”群众运动“），必须有一个领袖。这个领袖要像神一样，有绝对权威，任何人不得反对。他说出的任何一句话，都是神一样的旨意。所以，在每次群众性的大行动之前，先要造出一个神来。神是人造的。人造出了神，就得崇拜他。对毛主席的造神运动，早就开始了。刘少奇的”七大报告“，是第一个高峰。新中国建立之后，又陆续制造着。到了”大革文化命“时期，林彪的造神和江青的造神，就无以复加了。请看当时的口号：”对毛主 席的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毛 主 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对毛 主 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造神最好的方法是颂歌、颂诗。“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除了“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在北京的金山上”"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以及语录歌，响遍祖国大地。
各种宗教在敬神时，无一例外的是要举行一种仪式。”大革文化命“中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做”忠字操“，唱”忠字歌“，”三忠于（忠于毛主 席，忠于毛 泽东思 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崇拜、无限信任、无限敬仰、无限服从）“都是造神运动后的敬神仪式。 （权延赤着《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有过论述）
当时，响彻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山呼口号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早晨在医院门前，不管你是病号、陪护家属、医护人员，必须先做”三忠于操“，才开始挂号看病。甚至到商店买东西，和售货员都要对说几段语录，才交钱买货。
正是中国人民共同制造了这样一尊”神“，”大革文化命“才得以畅行无阻！浩劫才能够延续十年之久！
第二，任何一个群众运动，必须有一面旗帜。”大革 文化命“的旗帜是”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在人们心目中，”革命“是一个神圣的词语。谁敢于反对革命呢？”大革文化命“的旗帜正是响当当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捍卫社会主义”，迎风招展光辉灿烂的旗帜！
任何一次革命必须有一套理论。当时的理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敌人就在党内，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阶级斗争“垫定了理论基础。
按照这一理论，当时给人们描绘了中国两种前途：
第一种前途：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将会出现多么可怕的情形呀！那时，修正主义就要复辟资本主义，这个洪水猛兽就要把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变成法西斯专政，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中国就要进地狱！这是多么可怕的前景呀！不搞”文化 大革 命“行吗？
第二种前途：我们搞了”文 化 大革 命“，人们为之奋斗多年的社会主义成果，就可以得到保卫，将来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天堂，这又是多么美好的前景呀！当时还有一个口号”身居芽屋，胸怀天下“，要干世界革命，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受难的人民。
这两个”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摆在那里，谁还敢反对 ”文 化 大革命“呢？所以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闹得已经无法收拾，没有一块干净土，七亿人民就被卷进这场十二级风暴中了。谁反对，立马就会成为”反革命“！（恰恰相反：国民经济频于崩溃，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正是受了二茬罪）。
第三，任何一个大的群众运动，有了领袖，有了旗帜之后，还必须有众多的群众队伍一起汹涌前进，才能发展延续。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队伍，我们必须按阶层群落层次，细细分析：
第一是红卫兵小将们（从小学生到大学生），这是造反的先锋队和主力军：人们生来就有好斗的本性。孩子们一般厌恶学习，厌恶考试，甚至厌恶管束严格的老师。他们即使在游戏时，也喜欢当强者，当头头。他们高兴地唱着语录歌：
”马列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他们把教师，把平常让他们害怕的上级领导，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让他们”低头！“，殴打他们！结果呢？这批平常在他们面前很神气的人，这时居然也是个”呀呀乌“，很驯服！个个都很听话。于是孩子们高兴了，便觉得自己是领袖，是强者，平常爱打架斗殴，或者有点”施虐狂“的孩子，折磨批斗对像一下，觉得很好玩儿。因为《语录》说了；”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所以，对敌人得狠狠地批、斗、打，是理所当然的，完全是革命行动！
“ 文 化 大革命”全国都“停课闹革命”了。红卫兵们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北京，到全国各地“串连”，可以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所到之处都得热情接待，免费吃喝。而且到了哪里，想斗谁就斗谁。他们成了检察官，可以随便指责当地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拉出当地他们认为应该批斗的人，当场组织批斗！有的地方，出现外地红卫兵在批斗会上，打死本地人的现象。孩子们觉得，他们是战无不胜的英雄，不要上课，不要考试这是他们的理想、抱负，他们要“指点江山”，……对孩子们，这真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当初，要打破“旧秩序”，靠的正是这些天真的小将们！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军，急先锋，最先造成了势不可挡的席卷全国的“十二级风暴”、“八级地震”和“泥石流”！
在“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阶段，还搞了一个时期的“破四旧”：国宝级的文物：古字画，古石碑，古瓷器、铜器，甚至古建筑上的浮雕，都作为“四旧”砸烂或付之一炬了。有一个短时期，小将们在商店、饭馆，贴上“敕令”：不准卖烟、酒和绸缎，理发店只能剪短头发不准刮脸。因为这是“资产阶级”生活。这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真正的“大革文化命”，这又是一种大疯狂、大荒唐！
（陈毅老总和几位元帅在一次接见部队造反派时曾经告诫孩子们：你们娃娃懂得什么革命呀！）
其实，孩子们懂得什么是革命呀！他们被利用了！
“ 大革文化命”之初，部队也开始造反了。士兵斗军官、斗将军，冲击大军区、军委，甚至冲击作战室！红卫兵开始到军队内部串连造反！军队是国之“长城”，军队的几位元帅，感到了危险，制定了军队内不准“串连”贴大字报和造反的条例。在政权被搞瘫痪之后，由于实行了军管，才没有出大乱子。
军队的任务开始是“不介入”（派性），后来闹得无法无天了，转为“支左”（即支持革命左派）。上海的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力之后，全国都刮起了夺权风暴。权力这个东西，好像一块狗肉，扔出来了，红卫兵小将们对权力有了兴趣。军队要“支左”，但派系林立，谁是“左派”呢？没有政策，没有界限。于是各地的支左部队，因建制不同，形成各支一派的情况，武斗便开始了。小将开始抢军队仓库的武器。在“全面内战”的武斗中，死了多少孩子，没有过统计。最后停止武斗的是河北省的保定地区。这已经1977年，是粉碎四人帮一年的事了！可见制止武斗有多么困难。
在分析造反大军时，我们不能忘记农民这一群落。在中国历史上要革命、造反，农民是一支大军。如果七亿农民进城造反，不会比李自成进北京好多少！幸亏“最高” 还清醒，要打乱“旧秩序”红卫兵就够用了。不准农民进城造反。在农村，只有当地中小学生和干部造了公社和大队一级干部的反。对广大农民是：“分，分，小命根！”。尽管干一天活，只有几分钱，但农民得以锁在农村种田自己挣饭吃，并且供应城市市民。以维持每人不到三十斤粮食的定量。所以，有人说：“工分救了中国”是很对的！
农民没有进城造反，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群众”中，我们不算农民。他们虽然没有参加，但是在农村也没有也不会形成反对“文化大革 命”的力量。
那么工人阶级呢？绝大部份老工人，受到传统教育，热爱劳动，反对胡闹。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多老工人都比较“保守”，他们以继续维持生产和守卫工厂安全为己任。尽管有的工人也参加了造反，但没有形成“大军”！但都拥护“文化大革命”，没有也不可能出现反对势力。在城市闹得最凶、武斗最烈的则是各个技工学校的学生们。他们年纪小，缺乏判断能力。
我们现在来分析第四批人，即干部队伍：
对于一般干部来说，工人、农民是他们的群众，而对“最高”来说，党中央、国务院、各省、市的领导，就是他的“群众”。对这个群体在“文化大革 命”中的态度，我们必须一一分析：
首先,中央“决策层”，毛 泽东是神，林彪是造神者，刘、邓是被打倒的“走资派”，其他几个成员或者因多年形成的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或者不敢说话，或者不得不“紧跟”，决策层谁也没有力量抵制“最高”，什么事情都是他一棰定音。在这一层面因为没有民主、也不可能有反对者。
在中央委员一级（国务院大部份部长，各省市大部份书记都是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在“文革”之初，“最高”就批评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因为红卫兵的冲击，连正常的党委会议都开不成。他们没有任何发言权，只有挨整的份儿。这群人中也不可能出现反对派。
在这一类“群众”中，也是多年形成的个人迷信。当他们挨批斗时，有的人曾经暗暗怀疑过“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够这么搞呢？但这些人就像怀疑神似的，马上会有负罪感：是我自己思想跟不上领袖！我怎么能怀疑一贯正确的领袖呢？有的人被专政之后，在监狱里，还可怜巴巴地，给领袖写信，说自己不是“走资派”，是忠于毛主席的。想让毛 主 席救他。这类信件大多如石沉大海。
再说一般干部：在当时的形势下，因为都不愿意当“保皇小丑”，也都卷入了造反大军。他们同样绝对相信“神”。有的干部参加了这一派，有的干部参加了另一派。在夺权斗争中，都说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对方是“保皇小丑”。
对上述对各类“群众”的分析结果是：在每一个群体中，紧跟“文化大革命”的都是百分之百。没有任何阻碍力量。加之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社会上“公、检、法”被红卫兵小将们砸烂，形成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这是“大革文化命”得以形成“大疯狂”和“大荒唐”，也是人们在十年内丧失理智的根本原因！
我们还必须讲讲这些“革命对像”的归宿：即那九种“敌人”的命运，在粉碎四人帮后，拔乱反正和落实政策中：
地（主）、富（农），推翻了唯成份论，过上了正常人正常生活；
叛（徒）、特（务）、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在粉碎四人帮后，作为冤、假、错案，都平反了（自杀或被折磨至死者，平反昭雪，开了追悼会）。
走（资派），都是好干部，官复原职；
九（臭老九），在恢复高考和提倡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全国科学大会之后，都走上了教学和科研岗位。
这里我想藉机说说“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几种自相矛盾的现象：
毛泽东早就说过：严重问题是教育农民。可是知识青年、广大干部（包括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和老共产党员）却要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岂不是谬论！
按照共产主义理论：到了共产主义阶段，要消灭“三大差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工人向农民看齐（有二十万工人被下放到农村）；城市向农村看齐；知识界的精英，脑力劳动者向体力劳动者学习。原来的经典理论不是颠倒了吗？
在邓小平复出期间，开始恢复高考。所谓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因为这一行为是反对“资本主义教育路线复辟”是“反潮流”英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居然当了全国人大常委，某农学院副院长！这又是空前绝后的世界性的“大荒唐”！
在经济上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因为要“继续革命”而大批“唯生产力论”；
无论在中国或世界的历史上，“文 化大革 命”这个特殊的大疯狂和大荒唐现象，都值得研究。
所幸的是领袖的预言“七八年再来一次”，没有实现。否则，真要“亡党亡国”了。
注：上文是作者《做噩梦年代》的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