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02日(星期日)
“事实不清,避重就轻,重罪轻判”,这是郑恩宠对判决结果提出总体评价。当我们走近郑恩宠时,他正在接受香港有线电视台、法新社、《南华早报》的采访,当日自由亚洲、中央社、美国之音等无法与他取得联系。我们亲眼目睹了国内北京记者向他要走了整套童国箐的诉讼材料,告知国内许多法学家、法律界人士要研究童国箐状告公安部周永康部长案,这是一个好消息。
上海前首富周正毅刚刚被上海法院宣判后不久,一直揭露上海帮罪行的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于12月2日下午4点50分在上海南京路再次被上海公安传唤,目前还未被释放。这是自今年8月以来,郑恩宠律师第10次被上海当局传唤。
合肥炮兵学院的骚乱事件被本台披露之后,大陆官方加紧了对有关消息的封锁。学生们在凤凰论坛-有料天天报上发的帖子,早就被删得无影无踪。在百度贴吧上有一个合肥炮兵学院吧,学生们星期五仍然拚命往上贴,版主们就不断的删除。
农民工工资被拖欠一亿元是刚刚结束的云南省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行动的自查阶段得出的结果。拖欠工资的现象主要集中在建筑行业,重要原因是开发商没有及时拨付工程款。这个一亿元的数字看似很大,但在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劳工专家刘开明看来,已是很大的进步......
中国《劳动合同法》今年6月29号颁布,定于明年1月1号正式实施。然而,《劳动合同法》实施前,中国各地频频发生许多企业买断员工工龄的事件,其中,11月初深圳华为事件最为引人注目。华为公司要求工作年满8年的员工需要提交辞职申请,然后再竞争上岗,与公司签订新的劳动合同。
中国古代也有上访者。他们或拦轿喊冤或到衙门击鼓鸣冤。当时的政府并不“截访”,只是先打板子,后接状纸。打板子者,对不按正常程序诉讼且打乱长官行程或搅乱衙门清静者的惩罚。这种打板子虽然很严厉,但能接受诉状,还是体恤民情的。访民用这点皮肉之苦的代价,换来向长官面诉冤情的机会,也就值得了。
11月30日晚,辽宁省下属各市的电视台播报了“蚁力神”公司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蚁力神破产申请的公告。上百万蚂蚁养殖户悲愤的表示,这个消息对他们来说无疑于雪上加霜,令人无法接受。众多受害者表示,这次领教了共产党的欺骗本性,同时他们的心理已经崩溃。
十一月初,中国公安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四张B级通缉令,悬赏追捕内蒙古“万里大造林公司”四名在逃嫌犯。通缉令称,该公司以“托管造林”的名义非法进行林木销售,利用虚假宣传共骗取了三万二千二百余名群众的购林款十三亿零七百万元,其中很多是百姓一生的积蓄。早在今年九月,该公司董事长陈相贵已被内蒙古公安厅逮捕。
从思想传播的效力来说,就连作者都应该感谢这些网络搬运工,有一次,我发现自己发表不久的一篇文章被搬运到某知名网站,但题目被修改了,文章内容也被作了微小变动,而作者的名字,则被搬运者干脆省略,换上了他的网名,有趣的是,在跟贴过程中,有网友向帖主提出抗议,质问帖主为什么不表明文章转载自他的博客,我不禁哑然失笑跟贴道:“我才是本文的作者呢,我既不怪你转贴,你又何必怪罪这位帖主?”
中共一党专制恶名昭著。这一点,中共自己也很清楚。十七大刚闭幕,中共当局就发布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其目的在于混淆视听,掩饰一党专制的凶恶本质。全文共一万五千字,充斥着空话与谎言。在此我不妨略作批判。
人们现在对宪政似乎并不陌生,因为它总不时在媒体露脸儿。这种现象可以说明,尽管宪政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但已是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同的目标了,这当然是非常可喜可贺.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对宪政亟须循名责实,正本清源,以免鱼目混珠,贻误国人。究竟何谓宪政?
11月3日是向包遵信先生遗体告别的日子,仪式定在北京东郊殡仪馆.我乘坐深圳开往北京特快列车,2日下午赶到北京。列车上我不断接到深圳警方打来的电话,他们劝告我最好不要参加包遵信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我感到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虽然离立冬还有一个星期,瑟瑟寒风已经袭来。
孩子成了我的弱点,软肋。当我发现自己的这个软肋时,对方肯定也发现了。关到我所在号子里的犯罪嫌疑人,老的送走后,新进来的全换作了少年犯。有十四岁的,十五岁的,也就与我孩子差不多大小。说是给我带一带,避免在别的号子里给带坏了。与这些少年犯朝夕相处,加剧了我对孩子的牵挂。
随着乔森潘的被捕,红色高棉在世的五位高官相继要被送上“种族灭绝罪行国际法庭”,他们将被以反人类罪起诉,柬埔寨之前的屠杀历史将以法律诉讼的方式被清理。正如柬埔寨首相洪森所说,是“柬埔寨人民和国际社会期待已久的”。尽管红色高棉的倒台已过去了1/4个世纪,但对其成员的审判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兴大学惠荪堂主厅约有4200个座位,另有近3000名与会者被安排在地下室的副厅,观看心得交流即时转播。来自台湾各地共约22人在交流会场发表了他们的修炼心得,还有数十位大法小弟子以整齐的队伍清朗的童音,一起背诵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所书写的“洪吟”诗词。每一段的心得分享都获得数千名学员热烈掌声的回响。
今年在法会上的发言受人激赏的小朋友是来自基隆的叶采嫚,今年年纪虽仅9岁,在心性的修炼上却令大人折服。为了学会读经书,她要大人在她进小学之前就教会她拼音,进小学后,二年之间他读遍所有相关经书,并通读“转法轮”数十遍。扎实的学法基础,使她在学校遇到同学的告状和误解时,能遵循经书上的教导,知道别人对我不好,或许是上辈子自己先对别人不好,这辈子不能不管上辈子的事,所以总能选择原谅对方。
12月1号是世界艾滋病日,北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此前一天探访河南艾滋村,多名艾滋病活跃人士被软禁,1,600多名便衣警察戒备,民间艾滋病活跃动人士表示,这是表演给海外看的亲民大秀。
德国华裔著名国土问题、环境问题专家王维洛博士认为,由于中国的三峡大坝问题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作为科学问题来处理的,所以,不肯承认错误的中国政府将会使三峡大坝造成的灾难无法收拾。以下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导。
陈方安生表示,今次选举不涉及个人荣辱,而关乎能否保住港人的坚持及核心价值,包括公平、公正、自由和民主:“今次这的补选我觉得关乎的不是个人荣辱,而是关乎香港价值取向,我们一向珍惜的核心价值,特别是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和有独立思考等等,今次能否保的住,要视乎香港人的支持,大家都记得2003年23条立法港人展示了他们团结的力量,我希望今次香港人再一次走出来,自己为自己的子女将来投下他们良心的一票。”
古德温说,哥大强调说要给伊朗总统言论自由,可是这位伊朗独裁者根本不缺讲话的机会,他控制伊朗的全部官方媒体,他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根本不受限制和制约。而且他抵达纽约之后,还有在联合国大会讲话的机会,然后又有包括美国三大无线电视台之一的CBS“六十分钟节目”在内的很多采访和报导,因此哥大根本没有必要再给这个独裁者提供讲坛。古德温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观点,那就是,一个剥夺本国人民言论自由的独裁者,就不配再享受言论自由。
当天晚上电视台新闻中不到一分钟宣布此消息,电视中也看不到周正毅的画面。第二天,上海最大官方报刊《解放日报》第二版发了总计不到450字消息,占整个版面二十四分之一。2003年10月28日,郑恩宠被同一个法院判三年有期徒刑的消息,占据《解放日报》第二版大半个版面。
周正毅案宣判前一日的《南方周末》(属广东)用了半个版面预测周案的判决。周正毅宣判后第二天《21世纪经济报导》也用了半个版面报导。
上海当局以低调发短消息方式想周正毅案就此结束,但周正毅案不会很快结束,赖昌星案的故事至今也没结束。
“事实不清,避重就轻,重罪轻判”,这是郑恩宠对判决结果提出总体评价。当我们走近郑恩宠时,他正在接受香港有线电视台、法新社、《南华早报》的采访,当日自由亚洲、中央社、美国之音等无法与他取得联系。我们亲眼目睹了国内北京记者向他要走了整套童国箐的诉讼材料,告知国内许多法学家、法律界人士要研究童国箐状告公安部周永康部长案,这是一个好消息。
11月30日上午6时56分,郑恩宠刚出家门乘电梯到一楼,就被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的警察以传唤名义带走,关押到14时26分释放,其目的是阻止他到法院旁听周正毅案宣判。香港有线电视台车辆和记者先郑恩宠3分钟到家,躲过了便衣警察的骚扰。当天24小时监管郑恩宠警察和社工一直陪同他到闸北公安分局并“护送”回家。
负责骚扰郑恩宠家电话的警察,在郑恩宠传唤期间处于休息状态,所以郑恩宠到家后2小时内,电话骚扰也没有被恢复,所以法新社等能打进电话……。
周正毅被判16年的判决书全文至今没有公开,但从目前官方媒体透露出消息,周的大部份犯罪事实发生在1999年至2003年5月间,是在周正毅第一次被逮捕后已查清的事实,只是被当时以陈良宇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包庇故意不起诉、不审理、不判决的有罪证据材料。为什么2004年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周正毅重罪轻判三年?现在是要追究陈良宇、韩正、刘云耕、吴志明包庇责任的时候了,除非他们能交出更大的后台。
对周正毅的减刑,陈良宇亲自批了十六个字:“实事求是,依法办事,以我为主,引导舆论”。这个批示韩正、刘云耕、吴志明等不仅知道而且坚决办妥,现如果将全部
问题往陈良宇身上推,这对陈良宇也是不公平的。
“东八块”的土地腐败,周正毅以一个虚构的香港佳运投资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名义,用化整为零的手法与静安区政府区长签定一个超越自身经济实力无法履行的巨额合同,这已构成合同诈骗的全部要件,如果要认定周正毅的合同诈骗成立,第一负责人就是当年主管上海五年土地、拆迁的副市长和6年市长的韩正。韩正就是这一行为的推波助澜者。上海现推行过600个以上“东八块”周正毅模式,有四、五十个大小周正毅,如果认定合同诈骗,金融诈骗那么韩正就是第二个陈良宇。
有韩正在,“东八块”案永远不会查清,2006年3月23日,韩正与陈良宇在“东八块”强行将所谓世搏变电站在“东八块”开工,充分证明韩正、陈良宇、周正毅是一伙的。
此次对周正毅的判决,避重就轻将使上海背上沉重的包袱,韩正难有脸在上海工作下去,将使执政党的威望在1800万市民中大跌。习近平在上海工作了7个月另4天,现已升入中央常委作为中共十八大后一、二号中国领导人,如今后不处理好上海“东八块”类的土地腐败案,不处理好韩正的问题,将增加自己的仕途风险。俞正声不处理好上述问题,很难得人心,可能陷进不明不白的陷阱之中。
11月30日,上海当局拘捕前往旁听市民的举动已被在场境外记者拍摄,大量市民用各种方式取得这一珍贵资料,历史或许记住上海这一天。
周正毅在大陆被司法审查期间是不能通过司法配合途径到香港接受司法裁判,但服刑期间完全可以到香港一边服刑,一边接受法院审理裁判,周正毅的故事不会很快结束,周正毅案审理结果也会影响到香港2012年争取普选问题。
郑恩宠在狱中的25封检举信中,包括了《解读上海》的作者康燕,在25封检举信中提到黄菊、陈良宇、韩正动员职工的养老金等炒卖土地,这个养老金与2007年中央查处上海社保基金案中的社保金有何区别?在2005年1月15日至2月郑恩宠二封专门写给中央上海巡视组信中就提到养老金被挪用问题。这二封信落在谁的手中?不是无案可查。
上海地方偷逃、挪用9000亿土地出让金的事实已铁证如山,上海的问题不率先查清,全国问题不仅查不清,其结果便腐败蔓延。使执政党今后风险大于六.四和法轮功问题对社会的震荡,更详细情况可参阅《沈婷传奇——挑战上海帮》书中的事实和论述。
大家记住2007年11月30日上海,那么很快会看到2008年11月30日上海,又是谁处在人心向背,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周正毅被判16年,待他出狱时,上海不率先试点实现市长直选,人人可以批评市长,监督市长,罢免市长,那么对周正毅再判更长刑期都失去意义。16年之后,可能习近平和李克强都要退休了,中国早已结束了伟人政治,强人政治,走向常人政治。
周正毅案是上海普通市民利用国际媒体的一次成功的反腐演习。没有互联网,没有国际媒体就没有周正毅的失败和二进宫。2007年11月30日和上海的简.雅各布斯们将记在上海历史的一页中。
红色高棉领导人英萨利、农谢、乔森潘一个个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当年受毛主席接见并称赞为:“很年轻,很优秀,很成熟”的红色高棉革命领导人被追究历史责任。相信上海的“红色高棉”也终究被人民押上历史审判台。
下面引用上海退休老工人李建英给胡锦涛的信:
尊敬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您好!
我是上海市民,身份证号:310230195604155965,11月30日上午8:30,到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旁听上海首富周正毅宣判,我和其他300多名市民均遭到上海市政府便衣警察和干部的殴打绑架。我本人是其中之一,我表示强烈抗议!对周正毅判16年,我认为是重罪轻判,包庇周正毅决没有好下场!陈良宇、韩正、刘云耕、吴志明等,就是周正毅的黑后台,我坚决要求查处他们的问题,罢免他们的职务,这是一位退休工人的心声,我相信大部份工人会站到我这一边。
上海退休工人:李建英
联系电话:021-29976544
据知情人士透露,台湾某记者原本和郑恩宠约好当天下午在南京路采访谈周正毅案件,但郑恩宠到达南京路后,就被闸北区公安以传唤证带走,估计是因为当局害怕郑恩宠接受外媒采访。
而周正毅被判当天(30日),郑恩宠欲前往法院旁听,但一出门就被当局传唤了七个多小时,据郑恩宠律师早前接受大纪元采访时特别指出,其中一名叫魏涛的公安,事先做好笔录让郑恩宠签字,但遭到郑恩宠的拒绝。其后魏涛整整谩骂了郑恩宠一个小时,态度非常恶劣。郑恩宠呼吁外界关注他一家的遭遇。
对于周正毅被判十六年,郑恩宠律师认为,是“事实不清、避重就轻、重罪轻判”,但他同时表示,虽然结果不尽人意,但它却给上海市民的维权,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据我所知周正毅欠上海各大银行70个亿人民币没还,正因为他有很大的腐败空间,就给我们很大的维权空间。周正毅案其实不只是陈良宇的问题,同时也是上海市领导班子的问题。”
他强调近日会连同东八块居民写信给中纪委,要求上海高院重新审理周正毅案件。(
【大纪元12月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严修采访报导)合肥炮兵学院的骚乱事件被曝光之后,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及跟踪报导,但是在大陆甚至互联网上的帖子也不断遭删除。而据本台了解,学生因担心找不到工作,连校长都打了。记者星期五,浏览合肥炮兵学院吧,任何有关该学院的负面消息,特别是过去两天的骚乱事件的帖子,贴上两分钟就被删除。其中一个帖子说到:“六系的同胞们站出来,同心协力,与骗子做斗争,为自己的权利斗争吧,让一切虚伪的制度通通见鬼去!让骗子通通下地狱不得好死!”另一个跟贴说:“斗争到底,不给说法继续斗。”
本台记者星期五再致电该学院的总机,听电话的人给了与星期四截然不同的回答---
记者:“请问这是炮兵学院吗?”
学院总机:“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记者:“我们看到报道说炮兵学院发生了一些骚乱?”
学院总机:“这我们不大清楚。”
记者:“你不是炮兵学院吗?”
学院总机:“是炮院的,但是这件事情我们不大清楚。”
记者:“那谁比较清楚呢?”
学院总机:“这我也不大清楚的。”
记者:“你有没有炮兵学院外宣部的电话呢?”
学院总机:“没有。”
记者:“发生了骚乱,你也不知道?”
学院总机:“这个和我们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记者:“我知道,但是是不是发生了一些骚乱?”
学院总机:“这不大清楚。”
记者:“谁比较清楚?”
学院总机:“我们没有登记哪个部门是可以对外公布这件事的。”
记者:“学校领导会不会说这些事情呢?”
学院总机:“这不会说的。”
记者:“那是不是发生了骚乱呢?”
学院总机:“这不大清楚,你问我也没什么用。”
由于该校的任何其他部门都无法联络,因此无法证实学生早前所说的南京军区是否派人来整治。但是,星期五,在该学院附近租房子给该院学生的房东朱先生告诉记者,学生当天告诉了他有关学院骚乱的事件,称因为文凭学历的问题,学生无法找到工作,骚乱中连校长都被打了---
朱先生:“他就今天晚上给我讲的,我之前还不知道,说材料没有进入到电脑里面去,不能联网,学生找不到工作,使学生好火,他们都来找校长,校长给打得不轻。”
据了解,该学院的委培生是在近年教育商业化而高校教育资源不足的时期,安徽省政府委托军校自主招生,不通过高考录取。学生交高额的学费和赞助费,穿军装,但无军籍。
在入学方面,委培生属非国家计划内招生,对学生没有太多要求(高中毕业即可)。在学籍注册方面,委培生既不在军网注册也不在教育部网页注册,只有在军队校园网上注册。在毕业待遇上,委培生国家不承认学历。该学院的委培生,一年的学杂费接近1万元人民币,外加生活费,不精确的计算,四年大学费用至少也需要7、8万元,通过中间商收费更高于普通高校。
熟悉中国军队问题的评论员黄东,星期五说,这次的骚乱事件,学生的动机非常单纯,只是希望他们的学历文凭被认可,但是他也不排除地方政府以及该学院出现了一些贪污腐败的事情。他认为不能低估这次事件对该院校的影响---
黄东:“这次,学院的形象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地方政府肯定要正视这个问题,不能再拖延下去。学院的权威性来说在全国有一定的地位,虽然不能跟清华、北大相提并论,但是毕竟在地方上来说,他是一所有影响的高等院校,那么普通平民百姓到里面学习的话,也是看中他的招牌才进去,那么你现在搞得这么烂的话,以后肯定影响他的转型。”
【大纪元12月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申铧采访报导)云南省最近查出,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数额高达一亿元人民币,涉及四万多名劳动者。在中国,每年快到春节时,农民工讨要被拖欠工资的问题都非常突出。有学者认为,拖欠农民工工资主要责任在中国的各级政府。下面是本台记者申铧的采访报导。农民工工资被拖欠一亿元是刚刚结束的云南省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行动的自查阶段得出的结果。拖欠工资的现象主要集中在建筑行业,重要原因是开发商没有及时拨付工程款。这个一亿元的数字看似很大,但在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劳工专家刘开明看来,已是很大的进步:
“2003年在全国,这个数量是一千亿,2004年已经下降到400多个亿,2005年的时候又有很大的下降,那么今年我估计还会继续下降,如果是全国每个省2-3个亿的话,也就是100亿以内,跟一千亿比的话就有很大的改善。”
尽管拖欠工资的问题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普遍存在。前几天,在深圳打工的云南农民杨增朝为了回家看望生病的儿子向雇主讨要1100元工资,没讨到,结果自焚。这个事件再度引起中国社会对农民工被拖欠工资这一问题的关注。付出劳动要拿报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中国为什么还不能做到呢?刘开明感叹说,主要责任在政府:
“中国说的和做的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政府官员,各地政府都是挂了牌的人民政府,但是我告诉你门口都是当兵的把守,并不属于人民,这是最大的一个讽刺。”
据刘开明介绍,拖欠工资的现象主要集中在建筑行业,而拖欠工资的主要是政府部门建筑拨款不到位。他说,自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之后,地方税收的70%由中央财政收走,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财力变小,但是又要搞政绩工程,这就造成钱没到位项目就开工的现象。
段海宇是在深圳的劳工方面的律师。他说,按照中国的《劳动法》,拖欠工资是违法行为:
“根据中国《劳动法》的规定,应该每个月发工资,但在建筑行业,都是每个月给一点生活费,到了年底才发工资。这是违法的。”
那么,既然是违法,为什么农民工们不诉诸法律,讨回公道,为什么讨不回工资就走上绝路呢?段海宇说,在中国依法维权谈何容易:
“维权的成本太高,维权的时间长,而且收益也比较低。除此之外,还有建筑工人了,建筑企业几乎90%以上没有签订合同,也没有帮他们缴纳社会保险,工资也是发现金的。这样一来,劳动关系就很难证明,官司很多时候是打不赢的。”
段海宇说,明年1月1号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规定,如果单位不和劳动者签订合同,一个月后就要支付两倍的工资。他期待这个法律能够得到落实。另外,在刘开明看来,关健的还是要农民工自己组织起来,和雇主进行讨价还价。他说,这可以是工会的形式,也可以是其他的组织,比如职工代表大会等等。
【大纪元12月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采访报导)随着中国《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的日期临近,《劳动合同法》能否真正保障中国劳动者合法权益问题越来越引起各方的关注。中国《劳动合同法》今年6月29号颁布,定于明年1月1号正式实施。然而,《劳动合同法》实施前,中国各地频频发生许多企业买断员工工龄的事件,其中, 11月初深圳华为事件最为引人注目。华为公司要求工作年满8年的员工需要提交辞职申请,然后再竞争上岗,与公司签订新的劳动合同。
那么,《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即将实施能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工问题专家刘开明博士表示---
刘开明:“应该说《劳动合同法》对工人的保护力度要大一些,在实际的过程中资方的力量比劳动者要大一些。所以在法律的保障,特别在基本劳动条件的制定上,应该说是划出了一些基本的底线,比如说解雇工人有更大的难度。
目前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工人没有驾驭和组织的能力,所以在实际当中是一盘散沙。所以在法律中比较明确地规定一些细节,我觉得并不能就说是对工人的保护有多大的增加。”
《劳动合同法》在劳动合同的签订、劳动试用期、合同期限、离职是否经济补偿以及违约金等方面都做出有利于劳工保护的规定。例如,用人单位从用工一开始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内没有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
《劳动合同法》是否能发挥真正的作用?以宣传劳动合同法为宗旨的深圳民间草根机构打工者中心工作人员罗春丽女士表示---
罗春丽:“我想国家的法律颁布出来是有一定的用处的。如果没有用处的话,国家需要看工人自己的反应,或者相关监管部门还有资方怎样看待。双方都要很好地去认识这个《劳动合同法》,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企业一般都感到以往所没有的两种压力。这两种压力一是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因为企业无故终止劳动合同要对劳动者进行合理补偿,违约成本较高;二是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受到法律明文规定的限制。这种情况下,当记者问到将来中国劳资关系是否抱有乐观态度这个问题时,罗春丽这样回答---
罗春丽:“不完全是吧。但是工人自己意识是提高了,他们知道自己《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应有的权利,但是事实上,我们感觉到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还是比较紧张。”
中国有报导说,《劳动合同法》实施,中国企业有了从“不平等管理”向“平等管理”转变的契机,低劳动力成本时代即将成为过去。对此,刘开明博士表示---
刘开明:“但愿法律制定了,就一定实施下去,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同样会跟《劳动法》一样,政府一阵风可能会抓一抓,或者提起官司的时候,它会发挥一些作用。中国企业并没有守法的习惯。像中央电视台、华为公司这种本该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保障员工权益的单位、企业都回避自己的责任,那么你指望普通的中小企业遵守法律,我觉得就是很大的幻想。”
刘开明强调,中国在劳动领域已经颁布实施了不少相关法律;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有关法律是否完善,而是如何切实可行实施,已经政府是否有真正意愿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问题。
【大纪元12月2日讯】上访之多,是当今最具“中国特色”的景观之一。世界上哪个国家都不会有中国这种“特色”。政府经常精简机构,唯独“信访办公室”不但不能精简,而且急需扩编。不光“信访办”要扩编,连公安局都得跟着扩编。公安局不单要维持因访民太多而造成的城市秩序问题,而且还增加了一项新的业务:“截访”,包括拘捕和遣送。所有这些,不但为当今世界各国所无,而且也是中国古代所没有的。中国古代也有上访者。他们或拦轿喊冤或到衙门击鼓鸣冤。当时的政府并不“截访”,只是先打板子,后接状纸。打板子者,对不按正常程序诉讼且打乱长官行程或搅乱衙门清静者的惩罚。这种打板子虽然很严厉,但能接受诉状,还是体恤民情的。访民用这点皮肉之苦的代价,换来向长官面诉冤情的机会,也就值得了。
现在呢,“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当政了,上访者不必挨板子了,但面见长官陈诉冤情的机会也没有了,最好的结果是“信访办”收下你的信,让你回去等待,然后把信又交到给你造成冤案的那个机关,由他们再去“处理”你。
但那种最好的结果现在越来越少了。因为你还没到“信访办”的大门口,早就被原籍派来的“截访”人员擒获,连夜押回原地了。
回原地等待也好,被截回原地也好,共同的后果是遭到进一步的打击报复,或是冤情无限期拖下去。于是又重新上访,重新拦截,重新等待,重新打击报复。如此循环不已,上访大军越来越多,对付上访的任务也越来越重,成为中南海里的青天大老爷挥之不去的烦心事。
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国,在“人民”政府的大门口,在天安门广场,聚集着衣衫褴缕的访民,实在是“有碍观瞻”。因此,如何杜绝上访,已经成为一个“老大难”了。特别是二○○八年的北京奥运会,更是中南海的头等大事。怎样把这些讨厌的上访者都关在家里或抓进拘留所里,怎样在所有的车站、码头都装上一种最先进的“上访探测仪”,大概现在已经着手研究开发了。(机场就不必了,因为上访者恐怕都坐不起飞机。)
但是中南海的党国要人想过没有?上访是谁造成的?不正是一党专政所导致的腐败吗?你们不去釜底抽薪,改革政治制度,而是想用扬汤止沸的办法能杜绝上访吗?
你们想过没有?害怕上访,讨厌上访,想尽一切办法和上访作对,这是一种什么心态?是一个掌权者的正常心态吗?
现在暂不讨论你们的权力是怎么来的,是否有合法性,以及你们是“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些原则问题,也暂不讨论政治改革,而只是就事论事:一个当政者总要为自己的权力着想吧?
作为当政者,你们是愿意老百姓有问题来找你们,还是有问题不来找你们呢?这是关乎任何一个执政者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你们想过吗?
当老百姓走上上访之路的时候,他们还是信任你们的,是相信你们会为他主持公道,为他们解决困难。这种民心,对执政者是好事还是坏事,难道你们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
如果你们真的懂得这个铁打的道理,你们就应满怀同情心来热情接待这些不远千里而来的受难同胞,以“人溺若己溺”的精神火速帮他们解决问题。因为只要民心尚且相信你们,你们就还能在中南海里坐得住,还不致于垮台。
但是按你们现在这种愚蠢的心态,如临大敌一般把访民拒于千里之外,总有一天老百姓有问题再也不来找你们了。
等到“上访”终于被你们禁绝之日,恐怕你们后悔都来不及了,因为民心已经抛弃了你们,你们的末日到了!
转自《争鸣》2007年12月号
【大纪元12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 11月30日晚,辽宁省下属各市的电视台播报了“蚁力神”公司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蚁力神破产申请的公告。上百万蚂蚁养殖户悲愤的表示,这个消息对他们来说无疑于雪上加霜,令人无法接受。众多受害者表示,这次领教了共产党的欺骗本性,同时他们的心理已经崩溃。养户们悲哀的表示,目前数万受害者电话联系,欲去北京上访,都被警察无情的殴打、截回。辽宁省的所有警力都严防老百姓到辽宁省政府、特别是进京上访。
养户们清醒的指出,公司于27日提出破产申请,法院30日就受理并判决,这本身就是疑点,宣布公司破产是想表明政府和公司在这个诈骗案中都没有责任,倒霉的只有无知情权的老百姓,其意图为遮掩中共高层官员在事件中的黑幕。有养殖户表示,拟采取卧轨、跳楼等方式自杀,促使胡温对事件表态,希望胡温此时能为他们主持公道。
记者今日致电辽宁省政府秘书长办公室,始终无人接听。
各市电视台报公告二次后销毁原始录像带
11月30日,“辽宁省处理“蚁力神”问题临时办公室”发出“致“蚁力神”养殖户的一封信”,称2007年11月27日,由王奉友兄弟担任法人代表的辽宁“蚁力神”天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的辽宁九家企业因经营不善,严重资不抵债,提出破产申请;11月30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其破产申请,并予以公告”。
记者采访的沈阳、鞍山、铁岭等市的养殖户表示,在他们市的电视台看到这个消息,但辽宁省电视台未播报此消息。一位朋友在某电视台工作的养殖户透露,电视台有规定:这个消息只在地方电视台报二次,然后就销毁原始录像带。
养殖户对大纪元记者沉痛的表示,经过数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寝食难安的煎熬,等到的竟是如此消息,他们无论如何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同时也看清了中共的欺骗本性。
养殖户气愤的说:“通过这个事件,我们算彻底领教了共产党是什么东西,我们接受不了,我们都想采取卧轨、跳楼的方式自杀,来引起铁道部的重视,好让胡主席和温总理能出面为我们做主。”
数万养户拟进京告状 呼吁胡温做主
一鞍山养殖户声音颤抖的说:“我们的心理彻底崩溃了,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这次算领教政府的欺骗嘴脸了。政府高官帮助公司宣传误导民众,做广告说养蚂蚁是找了个好工作,怎么能说破产就破产呢,我们全家凑的近百万资金就付之一炬了,我们还怎么活啊?”
铁岭的蚂蚁养殖户看到当地电视台播的消息后,无可奈何的表示,“电视里说公司破产了,政府没有责任。它都不让老百姓说话,连喘气都不行,你出门就抓你。有多少万人打电话联系打算去北京上访,但填基本情况登记表时填的名字,身份证号码都被输入电脑了,不卖给你火车票。”
“现在辽宁全部警力都严阵以待,大街小巷到处是警察,凡偷跑到省政府上访的,警察看见就打,就给送回原籍。”
沈阳的养殖户仍对胡温仍抱有一线希望,有位全家数个小家庭投入100多万养殖蚂蚁的养户有气无力的对记者表示:“能不能为我们呼吁呼吁,让胡锦涛、温家宝知道我们现在举步维艰,都不打算活下去了。”
养殖户最低要求:赔偿保证金
沈阳的养户表示,他们没有太高的要求,仅要求按照当初与“蚁力神”公司签的合同,返还他们投入的保证金,而对滞纳金、劳务费等则可以不提。
养户:“公司董事长王奉友曾被评为十佳民营企业家,去年政府还奖励公司400万奖金,公司在辽宁省政府眼皮底下存在了八年,政府没说它是非法集资,可公司不应该挪用养户的保证金呀,挪用了就是违法。我们现在就要求按合同返回我们的保证金,至于20%的违约金和劳务费我们都可以不要。”
一位才加入养蚂蚁洪流5个多月,投入60多万元的养户表示,“我们投进去的钱,开始还能按时返回来,所以就又连本带利的投进去了。谁会想到被政府大力宣传支持了快八年的“蚁力神”,说破产就破产了,我们就得让政府给我们说明白。现在我们的身家性命都和蚁力神拴在一起了,我们和它共存亡,它破产了,我们也没饭吃了。”
“全省的各大媒体都不让报,我们就是想知道真相,还我们最基本的知情权”。
事件回放
沈阳天玺集团多年来以高额回报的承诺,承诺养户交纳1万元保证金租养蚂蚁,14个月后连本带利息返还13250元,与养殖户签订合同收购“拟黑多刺蚂蚁”,用于生产“蚁力神”的保健食品。
天玺集团拥有商务部首批直销牌照,媒体不断地宣传它的合法性,公司总经理王奉友是全国商会副主席,在“春节联欢晚会”上亮相,被称为慈善家。因此,经营八年来,投资的养殖户达一百多万户,涉及资金难以计算。
二零零四年,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向美国的消费者建议不要服用天玺集团的蚁力神产品因为该产品含有治疗阳萎的药物伟哥的成分,大陆也有一两家媒体披露:加了伟哥的产品好使,不加的不好使。此后,天玺集团的财务状况每况愈下。养殖户纷纷质疑,集团真正的目的是收取养殖户的抵押金,用后加盟养殖户的抵押金给先加盟的养殖户,以骗取更多人投资加盟。
一位在“蚁力神”做过一年多分公司经理的人士在论坛上披露,为了让辽宁城乡的人都对蚁力神放心,让他们掏腰包养蚂蚁,可是这种借来的高利贷钱迟早是要还的,蚁力神想到了去香港上市。可惜,“伟哥”事件又把这件事情毁了。如果2004年上市成功,能募集到14亿资金,蚁力神就可以从养蚂蚁集资的事情里脱离出来。这时候蚁力神已经没有退路,只能继续扩大养殖户,用后面人的钱还前面人的钱。
近月,天玺集团突然中断收购,也没有依照还款计划分期支付投资回报,还传出公司已经破产、高层出逃的消息。
11月20日投资者因没见到应返还的款项,超过万名投资者从四面八方涌到天玺集团在沈阳的总部示威,他们打起横幅,后又到辽宁省委抗议,上万公安武警严阵以待,气氛非常紧张。记者20日打电话到辽宁省委了解情况,没有人接听电话。记者又致电天玺集团总部,电话一直处于占线状态。
20日开始的上访请愿开始后,大陆互联网上有关蚁力神的讨论和示威讯息被官方大幅删除。22日,全省更多下属市区的投资者加入抗议行列,一早聚集在省政府前的民众就达2、3万人,全沈阳及周围地区的警力几乎全部调入抗议现场,并将不愿离开的群众截到奥体中心,经过警方登记,他们被强行遣送回原籍。
之后,政府要求各地受害者填写基本情况登记表,及保证书---保证不再上访。
十一月初,中国公安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四张B级通缉令,悬赏追捕内蒙古“万里大造林公司”四名在逃嫌犯。通缉令称,该公司以“托管造林”的名义非法进行林木销售,利用虚假宣传共骗取了三万二千二百余名群众的购林款十三亿零七百万元,其中很多是百姓一生的积蓄。早在今年九月,该公司董事长陈相贵已被内蒙古公安厅逮捕。
前段时间每天早上七点,只要打开中央电视台两套节目,准能看到一个清瘦的男子操着东北腔,不厌其烦地说着“万里大造林,利国又利民”的广告词。眼尖的观众会发现,该男子还在电视剧《刘老根(二)》和《圣水湖畔》中扮演正直高大的乡党委“马书记”和“陈书记”。经常看报的人还知道这个人曾多次在人民大会堂领奖。
他就是被官方媒体称为“共和国经济建设功勋人物”、其创业事迹被载入共和国大型历史纪念文献《国魂》一书中的陈相贵。为何昔日被封为“感动中国”的“二零零六年中国农村十大致富带头人”,如今成了非法集资骗取巨额财产的骗子呢?他是怎么行骗得手的呢?
八年三万变十八万
一九六四年出生于黑龙江省肇源县农村的陈相贵,十八岁参军加入森林警察部队。复员后在一家洗衣粉厂做推销员。两年后以委托生产的方式打造出“八分钟”洗衣粉品牌。
二零零三年六月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九号文件)出台,鼓励人们自行投资发展林业。陈相贵由此创办的“内蒙古万里大造林”集团公司自成立以来,提出了“五年造林百万公顷,染绿国土千分之一”的豪言壮语,并在全国十二个省市区成立了一百多家分公司,销售人员达九千人以上。
据万里公司宣传资料介绍,为“建设绿色万里长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公司已在内蒙古通辽县购买了百万公顷的草原荒地,并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植树造林。公司诚邀社会各界加入到他们“染绿国土千分之一”的伟大行动中。
宣传还称,投资者只要投入三万人民币,万里公司就会代替他们在草原荒地上种植十亩快速生长的优良杨树品种。等待八年后,投资者就可从杨树销售收入中获得十八万元的收益。
当时,类似万里公司这样把造林工程称为“绿色银行”而竭力劝导人们购买林地的,仅北京就出现了二十多家造林公司,每个公司都声称要建立几十万亩、甚上千万亩林业基地。一时间,塞北荒原仿佛成了绿树的天堂。然而内蒙古林业局专家却指出,当地降水量只有三百毫米,根本不适宜种树。
据悉,这些造林公司以每亩三至十元,有的甚至零点五元的低价,承包租赁下草原荒地,却以每亩近三千元的价格卖给投资者,至于八年后实际投资回报率多少,那是以后的事了,投资款先到手了,于是所谓造林工程吸引了众多投机者。
据万里公司推销员披露:只要填一张表,不用签任何劳工合同,也没有工资,挂个名片牌子就成公司业务员了。业务员上面有业务经理和销售处长。只要拉来一个投资者,就可得到其投资额3%的提成,同时业务经理和销售处长也各自提成1%。为了有提成收入,很多业务员专门找自己熟悉的亲戚朋友来购买林地,于是一张类似传销网的金字塔形销售结构建立了。
很快就有人发现了里面的蹊跷。二零零四年十月中旬,《东亚经贸新闻》、《巷报》、《辽沈晚报》等大陆媒体先后用大量版面质问万里公司的虚假宣传和类似“老鼠会”式的传销筹资模式。
记者发现,万里公司在其广告中写道:“今天投入2万9,600元(转让价格)=10亩林地(速生杨100%保成活)=回报18万元(八年预计产出)。”这违背了《广告法》中不许宣传投资回报率的规定,而且广告中所称的收益率与实情不符。即使在自然条件大大好于内蒙古草原荒地的辽宁省,其速生杨平均每亩经营成本一千四百元左右,十年后,最好情况下每亩利润在一千五百至三千元之间,大约是万里公司宣传利润的十分之一。
调查还发现,万里公司的前身:“香港八分钟国际洗涤集团”竟是个空壳公司。人们最关心的是八年后树木到底能长多大,由此决定产出多少木材。万里公司称种植“哲林四号杨”,八年下来杨树胸径至少长到二十四厘米。而林业专家指出,在通辽一带的沙丘地上造林,最困难的就是浇水,八年杨树胸径很难达到十厘米。
陈相贵一直称投资造林“是零风险,我们给树木投了保”。但知情人称这是掩人耳目的做法,八年后树木没收益,保险公司是不会赔偿的,因为保的只是虫灾、火灾和其他天灾。
被质疑非法集资圈钱后,陈相贵曾公开表示,他们已为数十万亩售出的林地办完了林权证,而通辽市林业局则指出,按程序,办理林权证最少得三年,还要求有40%以上的存活率。为了让树存活,据通辽市水务局证实,万里公司曾违规大量抽取地下水来浇灌树木。当地牧民们也表示,草牧场被村里低价转承包后,他们维持生计都成了困难,而按国家规定,变更草原使用性质是违法的。
还有内部人士透露说,万里公司在动员投资者花钱时播放的录像很多是假的。录像中称万里公司拥有一支上万人的植树造林队伍、拥有千余台套造林车辆设备、五架飞机、一座万里庄园。“那五架飞机只是租来拍录像的,万里庄园也是以每年六十万元的价格租下的。”
有记者在万里公司的林地实地考察发现,尽管二零零四年他们植下速生杨一千亩,但存活棵数“屈指可数”。其他造林公司也类似全军覆没。比如北京时空公司在杭锦旗栽下了约两万亩的速生杨,结果存活的不过两千亩。上海新高潮集团育苗两百万株也以失败告终。当地林业局的人说,很多造林公司轰轰烈烈地来,悄悄地走了。这让人想起当年的大跃进,敢叫荒山变良田,结果呢?饿死几千万人。
花钱买来的荣誉头衔
面对媒体的质问,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九日,万里公司以“报导失实”起诉了《东亚经贸新闻》和《巷报》,并要求分别索赔八百万人民币。此前,万里公司职工还殴打了前来要求退款的投资者和前来采访的记者。
然而一个月后,万里公司撤销了起诉,并称“媒体的披露和质疑是建设性的,对本公司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随后陈相贵成立了一个客户监查委员会,但据内部人介绍,“客监会形同虚设,他只是利用这些人稳定更多投资者”。面对前来退地的客户,万里公司一概不退,有实在抵挡不了的,就扣掉巨额手续费,结果很多投资者不得不打消了退款念头。
有论坛文章分析说,当时陈相贵已获取了十多亿资金,在“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大陆官场上,陈相贵很快逃过了这一劫。他花钱摆平了质疑他的媒体,让官员发放了林权证,除此之外还得了很多奖状。
陈被捕后有记者调查发现,他以前获得的很多奖项都是花钱买来的。比如二零零四年的“中国改革十大新闻人物”,二零零五年的“共和国经济建设功勋人物”,二零零六年的“第三届感动中国十大策划创新人物奖”,都是那些靠颁奖来维持运转的行业协会干的。
帮助行骗 CCTV“功不可没”
了解陈相贵的人说,陈很会利用媒体,他自己出资拍摄的那些电视剧,他在里面扮演的正面角色,无形中都给他增添了不少可信度,加上藉助小品演员高秀敏、何庆奎的名声,使其在普通百姓中大行其道。
然而有评论称,真正让陈相贵摆脱被动局面的,还是中央电视台(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这位“功臣”。尽管报纸上对“万里大造林”提出的质疑理由充份,证据确凿,而CCTV收取的巨额广告费中也有一项是专门调查广告内容是否属实的,然而面对公布出来的质疑,CCTV置若罔闻,在“万里大造林,利国又利民”这个正面肯定的结论性广告中,CCTV几乎每天都利用其公信力为万里公司树立正面形象,这让很多缺乏判断力的普通百姓成了新一轮的受罪羊。
一民众投书说:老百姓误信陈相贵,并非陈的手腕有多么高超,关键是他藉助了CCTV这个中央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在中国第一大新闻媒体上做了那么正面定性的广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说服力的呢?打个粗俗的比方:如果把“万里大造林”的行骗比作卖淫,CCTV实际上就是收容卖淫、宣传卖淫。陈相贵难逃法网,作为帮衬者的CCTV也难辞其咎。但时至今日CCTV连一个起码的道歉也不曾有。作为CCTV的受众,我们有理由期待。
对于那些依旧相信中央电视台的人来说,造林大骗局无疑是道醒脑汤。
【大纪元12月2日讯】作为信息传输的两端,信息生产者永远离不开接收者的存在,这种依存关系就像作家对出版市场的依赖,又像演员对观众的需要,是同一个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今,随着互联网的发育和扩张,网络世界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信息流通渠道,甚至已承担起信息传播枢纽的重任,此时,面对浩如烟海的网络世界,作为接收端,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往往是间接的,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从信息的首发媒体上看到某则新闻、资料或评论,而是通过其他网友的转贴和推荐而获得信息,我把事从这种网络信息转贴和扩散的网友称为网络搬运工。网络信息的扩散便利性使网络搬运工数量呈增长趋势。首先应该承认,这样的网络信息搬运中蕴藏着版权冲突的风险,但一般来说,除特别注明外,网文版权所有人大都默许甚至鼓励信息的网间搬运,就连许多著名网络作者的成名都程度不一地有赖网络搬运工的信息传递接力,在这一信息传播过程中,网络搬运工就像商品零售商,分别将信息生产者的智慧结晶输送到互联网的各个角落,为信息接收者的阅读提供了最大的便利,一般来说,由于阅读偏好的缘故,网民个体在一个时期内会形成比较固定的网站浏览习惯,如果没有这些网络搬运工的努力,很多精彩的网文就可能被错过。
在中国,网络言论的历史有多久,网络搬运工的历史就有多久。由于网络搬运工的存在,网络的声音被放大,网络言论空间迅速扩张,这种加速运转的信息传播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并成为中国社会思想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搬运的信息是多方面的,既有时事、政治、经济内容,也有社会、文化、艺术、历史以及情感类信息;网络搬运的方式也是各重各样的,除BBS转贴外,也包括博客转贴、Email传输乃至网文的下载打印和扩散。要完整地描述网络搬运的所有特点是困难的,与信息的形成一样,网络搬运同样需要网络搬运工的智慧,不仅如此,网络搬运工还要付出特别的耐心、韧性和机敏。
但我不能向网络搬运工致敬,因为我同样是网络搬运工之一,每当读到精彩的网文,我总是难以遏止向其他网友推荐的欲望,有时候,某一则网络信息会让我震惊,或者让我惊叹于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光华,有时候,我并不完全认同网文作者的观点,但水在湖泊里有比池塘中更强的自净能力,同样,愈加自由的信息传播环境,愈加浩大的网络信息场,便意味着中国民间社会愈加睿智的思想水准,没有交流就没有提升的动能,没有对话就没有包容性胸怀的形成,所以,我们需要进行网络搬运,以扩充网络言论空间。
信息交流中必然包含思想的力量,正如一句广告词所说:“思想有多远,人类就能走多远。”但无论什么样的思想观点,只要被放进互联网这个信息海洋中,都要经受被筛选和淘汰的过程,其间并没有绝对权威的裁判力量,网络世界对网文水准的要求,就像市场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只受那只“无形之手”的控制。在这一传播过程中,网络搬运本身也在挑选网文,并因为这种搬运而放大了思想的力量,有时候,网文的首发刊物只有几千的点击量,一经转载,却可以在短短时间内吸引数以十万计的读者,特别是在境内外网络信息的对接上面,这种情形更是常见,这时候,网络搬运工的作用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从思想传播的效力来说,就连作者都应该感谢这些网络搬运工,有一次,我发现自己发表不久的一篇文章被搬运到某知名网站,但题目被修改了,文章内容也被作了微小变动,而作者的名字,则被搬运者干脆省略,换上了他的网名,有趣的是,在跟贴过程中,有网友向帖主提出抗议,质问帖主为什么不表明文章转载自他的博客,我不禁哑然失笑跟贴道:“我才是本文的作者呢,我既不怪你转贴,你又何必怪罪这位帖主?”我还告诉他,我并不反感他的少量删改,因为我能感觉他的删动系出于善意。
对大多数网友来说,接受网络搬运工提供的便利往往是无意识的,网络搬运中携带的思想力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我们应该感谢向我们输送了优秀网文的搬运工,对于变化中的中国社会,网络搬运工无疑是在点滴积累着文明与民主的因素,在网络互动中,我们不再是社会变化的无奈旁观者,因为只需要挪动一下鼠标,学会运用复制与粘贴的简单技术,我们就能为中国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并有可能在中国民主史上刻下自己光荣的网名。这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
文章结束前要特别说出一种谢意。作为写作者,我经常在一些网站看到自己刚刚发表即被搬运至此的文章。由于这种网络搬运,使我的浅薄观点有了更多被批评和讨论的机会。无法这些网友一一道谢,但我相信,出于转贴搬运的习惯,他们可能会读到这篇文章,所以,在此向各位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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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0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中共一党专制恶名昭著。这一点,中共自己也很清楚。十七大刚闭幕,中共当局就发布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其目的在于混淆视听,掩饰一党专制的凶恶本质。全文共一万五千字,充斥着空话与谎言。在此我不妨略作批判。
白皮书声称,"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民主党派的选择"。这是十足的诡辩。中共无非是用武力夺取了全国政权而已。这并不等于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否则,你是不是要说三、四百年前满人入主中原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呢?今天,能称得上人民的选择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而获得人民授权。至于说"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也是民主党派的选择"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人家民主党派在57年提出轮流坐庄,你共产党就把人家打成右派,打入十八层地狱,然后还要逼迫人家民主党派说是自愿选择了你共产党的领导。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蛮横的吗?
众所周知,在中国由于共产党的压制,民主党派根本无法成为真正的政党。它们不但不允许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和共产党竞选,甚至不允许有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纲领。它们只不过是共产党的下属组织,归共产党的统战部管,小至吸收党员的数量,大至确定党的领导人,都要经过共产党,而且尽人皆知,很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本来就是共产党,是共产党派他们去对外冒充民主党派去控制民主党派的。
白皮书说,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两段话很容易使人误解,好像世界上有很多种政党制度,而中国则有中国自己的一套政党制度。对此,我有必要多说几句。
严格说来,世界上并没有不同的政党制度。比如说,世界上并没有一种特殊的制度叫两党制,也没有一种特殊的制度叫多党制。平常有不少人说美国是两党制。其实这话不准确。翻遍美国的独立宣言、宪法、宪法修正案和其他法律档,你都找不到有哪一条规定美国实行两党制的条文。事实上,美国也远远不是只有两个政党,例如在1996年总统大选中,除了民主党的候选人克林顿和共和党的候选人多尔外,还有改革党的候选人佩罗;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又有绿党的纳德。其实,在民主国家,政党不过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一种自然结果。持有不同政治理念的公民为了更有效地参与政治,竞选公职,分别组成不同的政党。民主国家对政党的数量并没有限制。至于说在有些国家主要是两个党在竞争,有些国家则是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党在竞争,那并不是这些国家实行不同的政党制度,那主要因为这些国家实行了不同的选举制度。一般来说,在实行单一选区制的国家,容易形成两个党竞争的局面,在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则更容易形成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党竞争的局面。
我要反复强调的是,所谓西方式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其实不过是在政治领域内,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自然结果。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只要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就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政党,就自然会形成所谓两党制或多党制。中共宣称它不采纳所谓西方式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其实就是不准中国的公民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问题不在于是否要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也不在于是否要结合中国国情,问题只在于要不要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这才是中共白皮书的要害所在。
《人与人权》12月- 2007年
【大纪元12月2日讯】惊悉包遵信先生不幸逝世,特将先生遗章发表于此,以表哀悼之意。——编者人们现在对宪政似乎并不陌生,因为它总不时在媒体露脸儿。这种现象可以说明,尽管宪政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但已是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同的目标了,这当然是非常可喜可贺.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对宪政亟须循名责实,正本清源,以免鱼目混珠,贻误国人。究竟何谓宪政?我以为有两条最为重要:一是对公民个人自由与权利有真切实在的保障,一是对政府的权力有明确的界限和有效的制衡。这些道理都是自由主义反覆申述了的,所以正如徐友渔说的,宪政的基础和理论框架祇能是自由主义,离开了自由主义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宪政。
说到自由主义,不能不联想到当下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谱系。上个世纪80年代,曾是自由民主思潮的高涨时期。“六四”的镇压,使自由知识分子一度沉寂,但石还在,火是不会被熄灭的。1992年随着商业大潮的涌动,知识分子也有了一定的话语空间,于是有了“公民社会”研究的展开,“人文主义”的讨论,表明自由主义已深入到相关问题的学理研究。而顾准著作的出版和顾准思想的讨论,更引发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的热情,正是在这样条件下,李慎之提出: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此后北大百年校庆时,李又明确指出:“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慎之老人的论述,不仅为顾准思想定了位,为北大传统正了名,而且为自由主义公开亮相树起了自己的旗帜。此后有的学者就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衍变进行了论述。这些论述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自由主义是90年代才在中国崛起,或者它祇是老一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复苏.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早在70年代初自由主义就已有萌动,林彪事件当然是关键.到了76年“四五”运动,它就悄然登场,成了抵制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四五”一代人就是这么踏上历史舞台的。
所谓“四五”一代人,是指以1976年“四五”运动为标志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不少人参加过“四五”运动,也有人并没有参加,但大都下过乡,插过队,有着年头不等的生活阅历.他们走上自由主义,既不是中国老一代自由主义思想的裨贩(八十年代初,某出版社计划重印《胡适文存》,立刻被胡乔木严令封杀),也不是西方从洛克到柏林一系自由主义大师理论的沾溉,而是现实社会中各种问题的困扰,官方僵化的意识形态根本无法解释,才逐渐通过阅读与思考跨入自由主义行列的。这样的思想历程,用秦辉的话说就是:“我在故我思,乃有'问题'焉。我思故我在,乃有'主义'焉。”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是先有“问题”才有“主义”的。
那么,他们不读书了吗?当然不是,他们不但读书,而且读得很认真,很艰苦。祇是当年他们读的不是自由主义,也没有自由主义理论的书可读.他们读的是“黄皮书”、“灰皮书”,俄国和欧洲的一些文学作品,甚或马克思早期著述。正是这样的阅读为他们撞开了自由主义大门.他们的阅读并不单纯是为了解决知识饥渴,而是为探讨中国社会问题,追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那些书当然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却为他们展现了一片可以自由思想的空间,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知识和睿敏的智慧,由此踏入自由主义的大门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四五”运动,曾被官方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两年后为它平反则肯定它是“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运动”,并以此为根据而载入了官方史册。其实,如果就事实真相说,我倒是倾向于官方给它的“罪名”。
“四五”运动批判的矛头指向是毛泽东和他那所代表的一党专制的独裁。“四人帮”正是毛所依重,把毛的封建专制发挥到极致的代表人物,批判他们当然就是批判毛。把他们和毛区分开,固然有为“四五”平反的良苦用心,但若真的相信这种区分,好像“四人帮”所有坏事都是背着毛干的,那就无异于把毛从“英明”“伟大”的神话中的帝王,变成了昏聩无能的暴君。这离事实也太远了,毛是暴君但绝不是昏聩无能。我们民族那十年浩劫的灾难,都是贯彻他的意图,执行他的指令,“四人帮”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博得了毛的信任和支持的。如果说限于当时特定的时空条件,“四五”运动的正面诉求更多的还是以怀念周恩来、讴歌周恩来这样曲折的方式来表达,那么在两年之后的“民主墙”和“民刊”时期,就以较为明确的语言提出了“四五”一代人的愿望:一党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人权与自由、民主与法治,中国必须容纳人类现代文明这些主要内容,实行政治及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四个现代化怎么能没有民主化这个大目标?
20多年前的“四五”运动更重要也更直接的贡献,是它培育和推出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即“四五”一代人。他们那时还相当年轻,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甚而连职业也没有,就知识水准和理论素养说,可能不少人还够不上知识分子的标准。但它们却有着“合格”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他们没有统治意识形态传统的教条与框框,观察问题敏锐,敢于揭示社会黑暗的真相,议论和着文没有套话,假话,没有八股味儿。在官方的文书上很少有他们的踪迹,实际上人们却承认他们当时已“是从社会基层涌现出来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派”,是与“党内民主派”和“凡是派”鼎足而三的“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苏绍智语)。所谓“非马克思主义民主派”,就是自由主义派。他们以其独有的青春锐气和自由思想的魅力,吸引着也影响着知识界和理论界,当时一些重大问题的论争,差不多都可以找着自由主义的身影,以致胡乔木在1980年就惊呼:“要向自由主义思想、方针发动进攻!”“四五”一代人在70年代末年就已崭露头角,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了。
80年代的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自由主义则已成气候,编辑丛书,举办沙龙,研讨会,组织民间学术机构,……这些活动有力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四五”一代人是这些活动的中坚力量。当时他们既有体制内的,也有体制外的。相比较而言,体制外的条件更艰难,80年代离开了体制,连生存都相当困难,更不用说进行理论研究了。陈子明、王军涛原来在体制内都曾有不错的位置,但他们都主动辞去公职,创办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名称几经变化,创办和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位甚为关键人物,那就是陈子明的妻子王之虹),并以研究所为基础,衍生拓展了很多事业.和90年代知识界许多人辞职不一样,当年陈子明、王军涛辞职,不是要下海经商,而是踏上探索中国民主化之路。这可是一条险象环生、荆棘载途的坎坷之路,踏上它是要大智大勇,坦荡胸襟的。因为从四九年以后,执政党就一直把自由主义当作思想的头号大敌,自由主义稍有冒头就会严惩不贷.所以80年代自由主义还祇能依傍在别人的麾下(如党内民主派),借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实际上他们当时想充当的是中国改革思想库的角色。
如果我们承认自由主义早在70年代就已在中国勃兴并有相当的发展,那对时下一些学者论述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以90年代为断限,就有理由认为需要补正。当然,90年代自由主义有了深化,翻译了一些从古典到现代的经典自由主义的著作,出版了一批中国学者研究的专著与专刊,对宪政理论与晚清以来的宪政史进行了研究,对“五四”以来老一代自由主义传统有了梳理,对当下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公民知识的教育和公民意识的普及也有了良好的开端,……这些都是90年代取得的可喜的成绩。有人因此就指责80年代是什么迷恋广场“激进型”的浪漫理想主义,现在要强调“保守主义”,提倡“消极自由”,以为这才是自由主义的最新理论,为80年代与90年代划一截然标记。这实在令我困惑。难道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度,犹如从容讨论客厅的窗户是打开还是关上,哪种主张都无碍自由的根基,或者毋宁说是为了更好地享受自由。可惜我们还没有这个福分啊!近代中国“保守”的思潮与“保守”的力量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可是这和时下学者讲的从柏克到哈耶克的保守主义是两码事儿,我们还祇是处于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时期,主要任务就是争取自由。我们自由还没有得到,又有什么可以“保守”?当专制统治还相当顽固,时时总在想把自由思想扼死在萌芽状态,我们却一味地强调“消极自由”,岂不就是给犬儒主义、取消主义套上一件美丽外衣?如果说自由主义当下的策略要坚持渐进,注重理性,那么早在80年代陈子明、王军涛就是这么主张的,实际也是这么做的。不错,他们参加了“四五”,参加了“六四”,这又能说明什么?难道一个自由主义者就祇能躲在书斋里纸上谈兵,面对要求自由与民主愤而走上街头的民众,可以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其实,从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说,从“四五”到“六四”的民主运动,更是他们成长的摇篮.尽管那时自由主义还相当孱弱,人们还是不难从沸腾的喧闹中,听到他们的声音。当然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广场不是理想的场所,走上街头更不是情愿的选择。陈子明、王军涛他们的经历不就证明了自由主义成长的曲折历程吗?
我之所以要辨析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勃兴与发展,不能局限于90年代,并非祇是为了彰显陈子明等“四五”一代人的历史地位,何况现在还没有这个必要,即使有也轮不到我来做。我最关心的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与发展,中国宪政民主大目标如何才能逐步实现.学过中国近代史的都知道,自由主义传入中国从严复算起,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至于宪政则更是无数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46年底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即是很好的证明。虽然它有缺点,但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比,还是不一样的。它们的目标取向,一个是宪政主义,一个则是一党专制。这种不同,用萨托利的话说,前者是“保障性宪法”,即为通向宪政提供保障(台湾民主化就已证明了这一点);后者祇是“名义性宪法”,即祇徒具其名,什么作用也发挥不了。从中国宪政史的角度也可以说,1954年宪法的颁布,无异于宣告宪政道路已被封死了。谁有这么大的力量?当然祇有执政党.令人不解的是,当时还有那么多自由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还身居要津,有相应的言路和发言的机会。可是全都和“工农大众”一起“欢呼”“拥护”,却没有自由主义的声音,没有宪政理念张扬.当时执政党也不曾担心他们会有反对的声音,而祇是忧虑这些人如何安排。一届人大之后,他们都得到了相应的位置,成了名副其实的花瓶,他们也都感到心满意足。一代自由主义精英,在原则与利益的两难面前,竟然一无例外地把原则放到了屁股下面,为的是坐稳自己的位置。这倒是新一代自由主义要牢牢记取的教训啊!
(2004年)
《北京之春》07年12月号
【大纪元12月2日讯】10月28日,中国著名知识分子、一代启蒙导师包遵信先生逝世。刘晓波负责组织了治丧小组,在网络发出讣告。此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大会也临近尾声。大会主席刘晓波委托秘书长张裕完成最后的会议议程,全力投入包遵信葬礼安排工作中。参加大会的会员们向包遵信先生致哀,独立中文笔会又损失了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会员,悲痛中会员们纷纷撰写祭文、挽联、诗词,悼念一代承前启后的启蒙者。11月3日是向包遵信先生遗体告别的日子,仪式定在北京东郊殡仪馆.我乘坐深圳开往北京特快列车,2日下午赶到北京。列车上我不断接到深圳警方打来的电话,他们劝告我最好不要参加包遵信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我感到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虽然离立冬还有一个星期,瑟瑟寒风已经袭来。
追悼会前
11月2日下午一下火车,我就乘出租车立刻赶到约定好的一家饭店。在那里我遇到了刘晓波、张祖桦、徐晓、马少方、周忠陵、温克坚、薛野等人,他们正在一个房间里忙碌。后来得知,刘晓波作为包遵信葬礼总负责,不顾发烧,坚持带病现场指挥;而徐晓,《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看起来一个弱小女子,却勇于承担了整个葬礼的策划、灵堂布置、音乐、纪念册等事宜,是葬礼的总操办;原团中央常委、宪政学者张祖桦,1989年春夏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马少方,刚被选为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的原北京大学研究生江棋生,以及薛野、周忠陵等人,都积极参与了葬礼的操办.一卷一卷的挽联摆在面前,据说大都是学者余世存的墨迹。我来到时,还有一些挽联需要抄写,江棋生承担了这项工作。期间,刘晓波、徐晓、张祖桦等人不断用电话联络相关人士,也不断接到关注包遵信葬礼的来电问询。
晚饭后,我与马少方、温克坚乘车到万圣书园的醒客咖啡馆,这里的老板是著名学者刘苏里先生,他风度翩翩,气宇轩昂,要不是一副眼镜架在鼻梁上,也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主题内容就是包遵信的葬礼.谈话间了解到北京警方非常紧张,已经找了许多准备参加葬礼的异议学者谈话,要他们不要参加第二天的葬礼.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一股不详的预感,事情看起来很麻烦。来北京之前,晓波就跟我说过与警方谈判的情况。
警方曾经警告过主办人刘晓波,不要酿成政治事端;而刘晓波回应警方,祇要当局不干预,不会发生什么事件,干预才会酿成事端。但现在看来北京高层已经下令干预了。这时我的电话响了,看看来电显示,知道是深圳警方打来的。他们告诉我不要参加追悼会。我说我不可能不参加。他们说他们现在很麻烦,还说星期六(3日)不能休息了,要来北京。
很明显,包遵信先生的追悼会由于参加人数众多,让北京当局恐慌。他们惧怕的是政治集会,包遵信先生的葬礼恰恰是异议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葬礼的性质或许就是政治性质的集会。我们觉得当局过于焦虑,草木皆兵。有句俗语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周恩来逝世,引发1976年的四五运动;胡耀邦的逝世,引发震惊中外的1989学生运动;赵紫阳逝世后,当局戒备森严。包遵信尽管是著名学者,不能与他们相比,但当局却借鉴历史事件,忧心忡忡,坐卧不宁。
追悼仪式
包遵信葬礼从3日上午11点开始,之前要布置灵堂、摆放花圈和挽联。早上8点钟,我与马少方、温克坚一同乘出租车前往东郊殡仪馆.下车后,停车场内已经有很多闲溜跶的人,我们这些人久经沙场,经验丰富,跟警察打交道多了,一看就知道哪些是便衣。
我们径直走向包遵信先生的灵堂,看到灵堂大门紧闭,晓波、徐晓等人在一边正与殡仪馆工作人员交涉。按规定,必须给予足够的时间布置灵堂,当局的刁难显然是事前商量好的。经过再三交涉甚至争吵,也许当局也害怕引起冲突,祇好同意打开大门.之后在灵堂外,我又发现刘晓波同包遵信家人一起与北京国保头目发生争执,原因是刘晓波从电话中得知江棋生、莫少平、浦志强、俞梅荪等人被警察堵在家里,甚至被抓进派出所,义愤填膺,认为北京当局缺少最基本的人性。后来得知,不锈钢老鼠刘荻和李海,他们已经来到殡仪馆前,仍被警察绑架到车上带走。
包遵信先生的葬礼,冥冥中的确安排是一场政治聚会。因为所有参加追悼会的第人,哪一个不是异议人士?大家也心照不宣,并非要等到11点钟才赶来,熙熙攘攘的悼念人群早早就站立在灵堂外。从外地赶来参加追悼会的异议人士很多,深圳除了我之外,还有参加六四后削法为僧的圣观法师徐志强和另外一位维权女士也从深圳赶来参加葬礼.广西、上海、天津、河南、广东、四川、河北等地都来了很多人,其中有学者、律师、维权者、商人等。
这些人聚在一起参加葬礼,同时又是彼此认识交流的机会,祇从这个意义上说,葬礼也是政治集会,祇不过没有人发表演讲,没有人喊口号,没有人提出什么政治主张罢了。很多人从未谋面,但谁都知道谁,因为大家的事业是一致的,那就是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有些也许在网上看到过照片,一眼就可以认出来。
看到著名女记者高瑜了。她说:“我们俩本应该一起参加塞内加尔国际笔会大会的。”我说:“是啊,应该是在今年香港的亚太国际笔会上见面的,可惜我被当局‘边控’了半年。”在休息室,与年过八旬的于浩成老先生交谈,他拄着拐杖侃侃而谈:“早知你赵达功的名字,没想到今天相见。”大有忘年交之感。
灵堂正面,刚毅、自信的包遵信画像挂在正中央,两边的对联是:上联:“走向未来,未竟神州启蒙业”;下联:“囚居京城,锻造华夏自由魂”。悼念大厅堆满了鲜花和花圈,两面墙壁布满了挽联。
10点半多一点,包遵信先生的灵柩来了。灵堂外大家闪开一条通道,默默的注视着灵车缓缓过来。11点大家簇拥在灵堂内,主持人刘晓波宣布追悼仪式开始,首先由于浩成致辞,其后由包遵信先生的女儿包瑗致辞.遗体告别开始了。大家5人一排,向包遵信先生遗体三鞠躬后,依次缓缓走到遗体前,将手中的白菊轻轻放到遗体上,看最后一眼。许多人止不住眼泪,抽泣着。我走到包夫人面前,轻轻拥抱了她,与家人一一握手,祇有一句话:“节哀顺变!”
后记:深圳警察把我“接走了”
包遵信先生的葬礼中发生了许多故事。便衣警察混在殡仪馆工作人员中,监视着葬礼的一举一动。外国记者的采访摄影遇到了麻烦,与便衣警察发生了冲突,所谓“和谐社会”不揭自破。缺乏人性的中共当局,如何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葬礼后按照传统惯例,大家要聚在一起吃饭。菜还没有上完,我的电话又响了起来。声音很熟悉,那是深圳警察打来的。问我:“老赵,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吃饭”。又问:“吃完饭去哪里?”我说:“去火车站回河北家乡探望父母。”他还问:“几点钟走?”我一听就明白了,直接问:“你们来到北京了吧?”他说:“是”。我早就有思想准备,他们怕我滞留北京几天,当局担心的是政治聚会。是的,的确想在北京呆几天,毕竟机会不是很多,这里有很多朋友,都想见一见,聊一聊。但我还是不想与警方发生冲突,答应他们来聚餐的酒楼下接我。
警察来了,我必须走了。与大家打个招呼,我下楼了,坐上了有两个警察陪伴的出租车,到宾馆收拾行李,然后直奔北京西站。他们很“尽责”,我也很同情他们。星期六他们一早就从深圳飞来,都饿着肚子,但上级的命令必须执行。就这样,他们陪同我到了河北老家邯郸……
有时想,这个国家政权是在折磨所有的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
(2007年11月11日)
《北京之春》07年12月号
【大纪元12月2日讯】我与孩子之间,相隔只有九十公里,但这区区九十公里, 对于我们却天堑般难以逾越。一
蹲号子最难受的事是寂寞,为了赶走寂寞,同号的人们经常聊天。什么事都聊,有一次聊到我刚进来时的表现。他们说:"刚进来的头两天都还好,一倒头就拖鼾。从第三个晚上起,睡得就少了。睡得晚,在铺上不停地翻身。醒得也早。"
他们说的是事实!头两天里,我觉得自己没有弱点,心气壮得很。第三天想起孩子,突然意识到,料想中存在一个极大的漏洞,以前的所有想法,居然没有顾及他。审讯按十年左右的刑期在进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五年;首要分子,五年以上;勾结国外,从重;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国家机密,再加五年。所有这些,当然全是子虚乌有。但我非常清楚,咱们党可是号称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弄个把冤案,还不是小菜 一碟?四九年后创造的冤狱可太多了,大到我们一家文革中的不幸,小到"国家主席"含冤而死。当黑夜的寒意透过高高的铁窗袭来时,我仿佛看到一排铁栅栏横在我们父子之间,自己与孩子相向而泣;仿佛看到失去父亲指引的孩子被流氓们挟持变坏,成天吊儿郎当地在街头鬼混……
大约是进去后的第六天,审讯临近结束,对方问:"有什么想法没有?"
"想孩子!"进来前研究过审讯心理学,以为面对迫害,我完全能从容不迫地应,可眼下再也抑制不住对孩子的思念,在秘密警察们面前,三个字夺口而出。
记忆中似乎从没有与孩子有过长达一周的分别。每天号子外走廊上送饭车轮滚动的声音传来时,也正是以前等待孩子平安归来的时刻。桌上饭菜摆好了,就等着他。楼 道里传来的每一个脚步声,还在一楼时,耳朵就会自动鉴别一番。"蹬蹬蹬!"两三个台阶一步直往上冲的声音,才是他的。如果过半个小时还没这声音,我就要换上鞋,到院子大门口引颈张望。盼不到,就得沿他回家的线路一路逆找过去。从小学回家,有一公里多远,"之"字形四条街,其中三条街是车辆往来密集的主干道。
孩子成了我的弱点,软肋。当我发现自己的这个软肋时,对方肯定也发现了。关到我所在号子里的犯罪嫌疑人,老的送走后,新进来的全换作了少年犯。有十四岁的,十五岁的,也就与我孩子差不多大小。说是给我带一带,避免在别的号子里给带坏了。与这些少年犯朝夕相处,加剧了我对孩子的牵挂。一天,看守把我提出去,神情友好地塞给我一个小长方形纸包。叮嘱道:"知道你想孩子,我特意让你家属带来两张照片。这可是违规的!保管好,不要被发现了。"打开后 是两张孩子的照片。刹那间泪腺不听指挥,一下子就让泪水冲破了防线。
照片成为泪泉,每次打开,不争气的泪就会涌出来。终于会过神来,这一切应该都是有意安排的,不然的话,不会违规把照片给我。醒悟过来后,就尽量不再去看它们。把照片夹在书中,书摆放在进门角落的地上,从通铺上下地一步就能拿到。想孩子时,忍着不下铺,就扫一眼那摞书。不看照片,孩子照样能鲜活地浮现于眼前。孩子生出来时感觉非常丑,一个红肉团,脸上皱巴巴的,因为用了吸引器的原因,脑袋特别长。开始时几乎就是个垃圾制造 厂,这头"喜头"啦鸡汤啦喂进去,那头屎呀尿呀的就出来了。白天好说,有人帮忙招呼,晚上可就苦了我。睡得好好的,腰上忽然被踹上一脚,"快点快点,端 尿!"端完尿,刚嗑上眼,又被"哇哇哇"的哭声吵醒了。
就这么一个什么事都不晓得的肉团,不知什么时候起竟让人喜欢上了。有事没事的,就一起到处转悠。开始是抱在胸前,然后是让骑在头上,再往后是小手牵大手,再再往后就是肩并肩。开始是他任意横穿马路被我阻拦,后来有时候我想抄近路反被拉住:"走斑马线!乖孩子都走斑马线!"我成了不乖的孩子了。
六四之后,我对这个世界看不清,干脆把精力全投到孩子身上。投入自然会有回报,与我和父亲极少答话的关系完全相反,孩子与我有说不完的话。孩子成绩好,长得也讨人喜欢。四年级时,有个清晨送他上学的路上,父子俩照例肩并肩边走边聊,孩子跟我说:"有个女同学通过别人问我:你是不是喜欢谁谁谁呀?爸爸,你说,我该么样回答?"
"你喜不喜欢她呢?"
"喜欢!她长得蛮漂亮的,成绩也好。"
"那不就得了,直接了当地跟她说呀,喜欢她!"
"这……怪难为情的。"
"喜欢她,直接告诉对方,对方肯定会高兴。让人高兴的事,为什么不做呢?只有当你不喜欢她的时候,才不要告诉她,因为对方会不高兴的。让人不高兴的事,才不应该做。"
孩子点头认可了我的话。几天后孩子对我说:"我按你说的跟她说了。"
"好孩子!你很勇敢!你们是同学,也仅仅只是同学。同学之间,不论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相互喜欢,是好事。这是学会与人相处的本事。你们这个年龄,男同学对女同学,女同学对男同学,相互好奇,是正常的。这说明你们心理生理发育健全。不产生好奇心才不正常。爸爸也是从你们这么大过来的,经历过。但是,你们现在主要是学习。知道吗?"
"知道了!"
孩子跟我聊得越多,我越高兴。孩子处于我的精神牵引力之后,就自动远离了那些可能会把他引入歧途的人与事。
二
对手一直把我的弱点当作弱点,一面劝我:"都这么大了,还搞么事呢?今后把孩子培养出来就不错了。"一面又对另外的人们宣传:"心里只有老婆孩子,能做什么大事?真是条大鱼,还会让他出来?"
反躬自省,我是一个有人类全部局限性的人,能没有弱点吗?但弱点既然已经被自己觉察,还会不会是弱点?他 们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去罢。这天下都是他们的,宪法都能拿来欺骗世界欺骗国人欺骗我。对于喜欢迷信欺骗的人们,能说什么呢?有说什么的必要吗?记得他们的电影里常有些情节,"烈士"高声宣讲道:"共产党人与你们不同,你们是理解不了的。"确实,颠倒伦理的"马教"教育出来的人们,自甘于作工具, 谁能搞得懂呢?有道是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当颠倒的伦理将被扶正时,那些习惯于颠倒着看事物的人们,大概也看不惯正常的东西。
当一个人落在一群职业绑架者加骗子的手上,不答应对方的索要,是无法全身而退的。特别是职业绑架者有恃无恐,不必为任何后果担心,想脱身 而不付出代价绝无可能。无论代价是什么。不论这付出多么贵重,都得付出,由自己付出。当付出的东西十分珍贵时,心里自然极为疼痛。想到孩子的健康成长,我明白,孩子对我是最最重要的,做"大鱼"只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不是本分,对孩子尽责任才是我这个做父亲的本分所在。一直以来,我所做的其实就是尽本分, 写作、批判现实、"先天下之忧而忧",也不过是做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也是尽自己的本分。为了孩子不再受我们这一代的苦,为了自由,有些事需要抗争,有些东 西却只能暂时放弃。"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只有暂时放弃某些东西,另一些更关根本的东西才能得到坚守。总之,出来了。
回到离开了八个半月的家里,略事收拾,已将近放学时分。我躲在门后,静候"蹬蹬蹬!"两三个台阶一步直往上冲的声音打一楼直逼三楼。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那声音来了,直冲三楼!门开去,他问道:
"爸爸回来了?"父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人在幼年固然离不开父亲理性的牵引,到了少年,父亲坚强有力的精神支持同样不可缺少。我对孩子说,你的父亲与你父亲的父亲不同,你的父亲决定像根钢筋,把你的腰撑得直直的,让你走出这个家门面对任何人时,都昂首挺胸。从看守所出来后不久,孩子升到了初中。三年里,中午、下午放学时分到院子门口哨探一番,与他上小学 时没有分毫差别。有时守候是一种焦虑,但我体会更多的是幸福。在我看来,我们父子间并非我施恩养育于他,而是他送温暖幸福予我!
孩子没让我失望,初中毕业后,考上湖北省重点高中。虽然成绩不是很理想,没考上重点高中的重点班,但已经够可以了。这成绩让我欣慰,十多年的 父子相伴看来没有浪费。我很高兴地看到,有些我珍视的东西在他的内在世界扎下根基。当然,孩子是否成人成才,后面的路还得他自己去走。我这作父亲的,充其 量只是在他人生开端时期作个引路人。我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三
省重点高中在武汉市,离应城市九十公里,实行的是全日寄宿制。自从开学后,我不必再为他挑剔的口味烦心,也不必再到院子门口守望,省了不少事。然而,一连几天家里没这家伙的影子晃动,总觉得空落落的。我想去看看他。然而,能不能去武汉却由不得我作主。"国家"把我这个持不同政见者当作了准敌人。"国家"像传说中的孙悟空,在我周围划下一道圈,我的行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区域之内。外面的朋友不能进来,里面的我也不得出去,哪怕是出去看看自己的孩子。我与孩子之间,相隔只有九十公里,但这区区九十公里,对于我们却天堑般难以逾越。
好在还有电话。"不必为我担心。我在这里,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电话那端传来的开朗乐观情绪,正是我杜家的祖传基因!是的,我是乐观的,即使身处冤狱之中,即使身体处于强权的辖制之下,即使自由被"国家"的金箍棒划定在极小的区间,也没有从根本上损害到这乐观。我们父子曾经相约,我负责给他一个快乐的童年,他则要还我一个负责任的少年和一个有作为的青年。孩子出去独立生活,开始时有点担心,没有作过多少家务的这小子,会不会臭袜子成堆?没想到,带回来的消息说,白T恤白袜子白鞋他洗得比家里洗的还干净。我放心些了。
然而,跟随在让人放心的消息之后的,却又有些让人放心不下的消息。据班主任说,孩子在课堂上精神一直不大好,有时候上课时间还睡着了;另一个消息 又说,孩子期中考试英语只考了50多分。一定有些什么东西在孩子的学习或生活中正在成为障碍。是什么呢?对于孩子根本没有形成意识的问题,通过电话是了解不到的,只有通过大人的经验去察觉,去感知,去分析,才能找到症结。应该去看看他,详细了解他遇到了什么问题。想去看看他,看看遇到某些问题的孩子!"国家"却不让我去!
因为据说若是让我去看孩子,便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人与人权》12月- 2007年
【大纪元12月2日讯】随着乔森潘的被捕,红色高棉在世的五位高官相继要被送上“种族灭绝罪行国际法庭”,他们将被以反人类罪起诉,柬埔寨之前的屠杀历史将以法律诉讼的方式被清理。正如柬埔寨首相洪森所说,是“柬埔寨人民和国际社会期待已久的”。尽管红色高棉的倒台已过去了1/4个世纪,但对其成员的审判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刚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是两大极权主义--法西斯极权主义和斯大林式极权主义--肆虐人类的世纪。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正是后者在东南亚地区的变种。它的危害性、残暴性和恐怖性,远远超过了后者。1970年代,在红色高棉统治不到4年的短短时间里,共有100万人惨遭屠杀,而当时柬埔寨的总人口数只有 700万。据学者程映虹研究,“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程映虹:《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见秋风《思想评论》网站)。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子,过头的理想主义伴随而来的必然是丧失理性的激进主义--这是一切极权主义、尤其是斯大林式极权主义与身俱来的顽疾。由联合国支持的特别法庭审判红色高棉,可以促使世界人民更好地反思充满着建构主义、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斯大林式极权主义在20世纪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从而在新的世纪警惕这一灾难的重演。
由联合国参与的、带有国际性质的法庭审判红色高棉,从弘扬“人权高于主权”理念的角度来说,意义深远。红色高棉屠杀的只是本国人民和具有本国国籍的华裔、越南裔、老挝裔和泰裔。从传统的国际法观念来看,这乃是一国之内政,而非国际法的管辖范围。何况,红色高棉也并没有侵略别国的领土、屠杀别国的人民。但随着人权时代的来临,人权已突破国界而成为一种绝对权利。侵略他国领土并践踏他国人权的行为固然应该受到国际法的惩处,但本国统治者践踏本国人权的行为,同样也应该受到国际法的惩处。而从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的现状来看,践踏人权的主体往往是来自国内残暴的统治者。这种状况在极权主义的国度尤甚。因而,国际社会对此现象不可能袖手旁观,而应该担当起捍卫不论是哪一个国度的每一个个体人权的重任。此次组建带有国际性质的法庭审判红色高棉,使得“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由自然法进入到了实在法的层面。如果说,在科索沃事件中,执行“人权高于主权”原则只是诉诸国际警察机制的话;那么,这一次则是更深一步地启动了国际司法机制。那些在本国屠杀人民、将人民驱离家园、虐待人民、剥夺人民财产的极权主义者,不仅要被国际警察用暴力擒拿,更应该被推向正义审判台。由国际社会审判红色高棉,是“人权高于主权”理念的重大胜利。
尽管柬埔寨首相洪森说审判红色高棉是“国际社会期待已久的”,国际社会某些曾经支持过红色高棉的极权国家企图阻止公审的进行。尽管如此,柬埔寨国会还是终于顶住了压力,批准了与联合国达成审判红色高棉的协议和相关法律。几年来,人权意识逐渐觉醒的向往民主、自由的柬埔寨的年轻一代,搜集了大量的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证据,为即将开始的审判作充分的准备。我想,红色高棉决不是站在法庭上受到正义审判的最后一批极权主义者;那些仍然在自己的国内不断侵犯本国人民人权的极权主义者们,是不是还想步红色高棉的后尘?
作者:中华新青年
--转自:《选择周刊》,2007-11-27
【大纪元12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黄玉燕、张庭卉、陈志达台中报导)继12月1日在南投县中兴新村进行排字炼功之后,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在2日于台中市中兴大学惠荪堂举行一年一度的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共有来自各地近7,500名法轮功学员参与了这场盛会。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溪表示,法轮大法在台湾洪传是从1995年开始,没有广告,就是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民间流传。但是在1999年时,台湾媒体报导了法轮功学员在天津和平请愿的“4·25”事件,以及当年7月20日中共在全国开始迫害法轮功的举动,因而有非常多的人知道了法轮功,原本每期约2、30位新学员参加的九天班,在那时候来了几百个人。从那时候开始,台湾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也快速增加。许多中小学的教师经由教育局核准的教师研习营而开始修炼,很多小学生也因此而认识大法。“我们没有什么名册,但估计在台湾大概有60万以上的修炼者。”张清溪说。
张清溪并表示,江泽民执意迫害法轮功,反使得世界上更多人了解法轮功进而学炼法轮功。他说:共产党以非常邪恶、完全没有人性的方式,甚至是以活摘器官的做法杀害法轮功学员,一般人很难相信,很多法轮功学员于是利用各种机会向民众,特别是向大陆来的游客,或跟大陆的人去讲真相,这对认清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进而与它划清界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世界上的人慢慢对中共的邪恶有点认识,但还是会被其经济发展的表象所混淆蒙蔽,忽略了共产党残酷对待人民与巨大社会冲突的真相。身为台大经济系教授的张清溪说:“我看它(中国)的经济已经是非常危险了,我觉得它的政权已经是岌岌可危了,我站在经济的立场,希望大家能认识清楚一点,不要被它骗了,不要跟它同归于尽。”
中兴大学惠荪堂主厅约有4200个座位,另有近3000名与会者被安排在地下室的副厅,观看心得交流即时转播。来自台湾各地共约22人在交流会场发表了他们的修炼心得,还有数十位大法小弟子以整齐的队伍清朗的童音,一起背诵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所书写的“洪吟”诗词。每一段的心得分享都获得数千名学员热烈掌声的回响。
法轮功学员将此种发表修炼心得的交流大会简称为“法会”,但法轮功的“法会”却与一般宗教的“法会”大不相同。一般印象中的民间法会不外乎是由所谓高僧进行消灾、祈福、超度或是布道,也有不少宗教仪式。而法轮功的“法会”却是以学员为主,没有宗教仪式,无分贵贱老少,也无职业阶级之分别,纯粹是每个人在他遵照“真善忍”要求自己言行的修炼过程中,如何学好法并坚持炼功,在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时,遭遇到冲击心性的矛盾要如何善念对待的心得体会。
由于过程深刻真实,由当事人亲自读来,更可令人感受到其中不容易做到的难度,所以经常有人心灵受到触动而不自觉的落泪。
自日本有十多位学员来参加此次法会。贝先生祖籍浙江,现在定居日本。贝先生说:“法轮功让我找到生命的意义,来台湾参加修炼心得法会感觉很好。1999年前在大陆也是相同情况,公园、学校中很多人炼功。但目前同事若是炼功,回到中国就被公安跟踪。”离开大陆十多年的贝先生说:“台湾是中华文化保存最好的地方,台湾人很有礼貌,我在日本生活多年,因为工作需要经常搭乘中国航空,在飞机上就能明显感受到不同文化会有不同的态度。中国人受共产党文化教育,骨子里都是党文化,法轮功找回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
彭荣勋医师两年前曾罹患肺癌,手术后,经朋友赠送《转法轮》一书,阅毕后,感觉自己已经找到寻觅已久的路,遂前往中兴大学炼功。走过备极艰辛的初学阶段,两个多月后竟发现白发变黑,身体状况明显改善。今天参加法会现场,他期望能在修炼路上更加精进。
家住马公搭飞机来参加法会的方进三,在马公常常作义工,他说:“修炼法轮功之后,更把享受放到最低,遇到不愉快的事情就向内找,不去怪别人。”
来自基隆的叶采嫚今年9岁,小小年纪已经修炼五年,是上台发言年纪最小的法轮功学员。她说,四岁的时候,看到阿嬷在客厅放着音乐炼功,觉得很好玩,常常跟着比画比画,后来就要求阿嬷教她,从此每天跟着阿公阿嬷炼功、读《洪吟》。
叶采嫚喜欢读法炼功,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读《洪吟》,没多久就都会背了。有时候阿嬷没有时间陪她炼功,就自己放炼功带一个人炼。虽然年纪小,但因知道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叶采嫚时常跟阿嬷出去发真相材料,也学大人利用网路向大陆民众讲真相。平时也能要求自己修去不好的心,她说:“我要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小弟子”。
在惠荪堂大厅有一项“优昙婆罗花”的展示,吸引了许多人观看。住在台北三芝乡的法轮功学员简先生,在今年中秋节发现家里应景的文旦柚上开了传说中的“优昙婆罗花”,当时在三芝乡引起轰动,如今柚皮虽已腐烂,但数朵小白花却依然开放着,简先生特地带来会场和大家分享,观看者无不啧啧称奇。
【大纪元12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黄玉燕台中报导)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是法轮功学员每年的盛会,包括来自全台各处及海外多个国家的学员齐聚一堂,交换彼此一年来在心性上的修炼心得。今年从各地赶来的学员包括小朋友,他们纯真的一面经常成为法会上受邀发言的重要人物,他们年纪虽小,却多以修炼法轮功为荣,不论在家或是在校的表现,都能让师长感到放心,这也成了法轮功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年在法会上的发言受人激赏的小朋友是来自基隆的叶采嫚,今年年纪虽仅9岁,在心性的修炼上却令大人折服。为了学会读经书,她要大人在她进小学之前就教会她拼音,进小学后,二年之间他读遍所有相关经书,并通读“转法轮”数十遍。扎实的学法基础,使她在学校遇到同学的告状和误解时,能遵循经书上的教导,知道别人对我不好,或许是上辈子自己先对别人不好,这辈子不能不管上辈子的事,所以总能选择原谅对方。英文和游泳课程考试,常使她紧张的不断的眨眼睛,她说:“阿公要我学会向内找自己紧张的原因,是否来自想要争取第一和求名的心。这次考不好,把不懂的学会就可以了”。面对大陆学员遭受严重迫害,叶采嫚也能理解救援这件事,随着大人上网张贴材料,告诉大陆网友事实的真相。
许芳语今年小学六年级,和妈妈一起学炼法轮功。2日上午起了个大早,随妈妈从高雄搭车到台中参加法轮功的法会。许芳语说:“学法轮功很好,因为妈妈脾气变好,和爸爸的感情也比以前好”。问到妈妈是否也会参加大陆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救援行动时,他说:“有时妈妈耽误到做家事,爸爸会不高兴,但是妈妈会向爸爸解释对大陆民众讲真相的原因,爸爸也不再说什么,现在也会默默支持了”。
今年9岁的法轮功小学员陈有卉,家住中坜,妈妈学炼法轮功已超过十年,问她出生在法轮功成员的家庭跟别人有什么不同?他说:“感觉比较和睦”。陈有卉每天会主动阅读法轮功的经书“转法轮”,炼功法半小时,书中教导的道理,让他在学校和同学有冲突时,能够不计较,忍下来,过后也会原谅对方。
炎奎、炎晖两兄弟来自云林虎尾,他们表示很高兴和爸爸到台中来参加法会,学炼法轮功对两兄弟在生活上有一定的影响力。8岁的弟弟炎晖说:“有一天和邻居在玩抓人的游戏,有一个人被抓了在哭,我就自愿当被别人抓的那个人。还有人家欺负我的时候,我会跑开就好了。”哥哥炎晖也有个好脾气,在学校中午排队领餐食,队伍较拥挤时,就会让出来排到后面。
【大纪元12月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采访报导)12月1号是世界艾滋病日,北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此前一天探访河南艾滋村,多名艾滋病活跃人士被软禁,1,600多名便衣警察戒备,民间艾滋病活跃动人士表示,这是表演给海外看的亲民大秀。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北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前一日、星期五到河南上蔡县探访文楼村这个有世界级影响的艾滋病示范村。
这是继05年2月8日除夕温家宝访问文楼村后,第二次探访。据本台了解,河南当局共出动了1,600名警察扮成老百姓戒备及欢迎温家宝的到来,而村里的十几位艾滋病的活跃人士都被软禁起来。星期五下午3点左右,温家宝来到了文楼村,直到5点左右离开。
文楼村一位姓刘的村民星期五下午对本台表示---
刘村民:“1,600个警察,群众接触不到,群众过去看只有站在后边,前面的几排全部是警察。”
记者:“警察有没有穿便装扮成老百姓?”
刘村民:“全部是便装。”
记者:“温家宝知不知道他们是警察呀?”
刘村民:“他肯定不知道,他以为是老百姓。他先到卫生所,然后去一家,再到村委会,从村委就走了。”
记者:“温家宝有没有向你们群众走来,想跟你们说话?”
刘村民:“跟一、两个说话了。”
记者:“说些什么?”
刘村民:“你家的收成好不好?问一些家常话。”
记者:“你们现在是否被软禁着。”
刘村民:“现在走了,自由了。”
对此,曾因关注艾滋病而多次获得国际褒奖的河南医生高耀杰星期五对本台表示,中央领导探访的都是文楼村,包括03年副总理吴仪也是探访文楼村。因为,河南当局只承认在文楼村有艾滋病感染者,并且夸口表示他们把艾滋病人照顾得多么好。但是高医生说,温总理受了这些河南官员的骗。她说---
高耀杰:“温家宝是被骗,文楼是作了形象工程,别的地方跟文楼不一样对待。”
记者:“为什么他们探访不到其他的地方,只到文楼呢?”
高耀杰:“他们不承认别的地方,只承认文楼有,文楼照顾得好,尽说假话。实际上其他地方艾滋病也很多,输血感染的艾滋病他给人家关起来。”
而一直关注艾滋病的民间活跃人士胡佳星期五对本台表示:这就是一场亲民秀,没有一点实际意义---
胡佳:“我们现在的艾滋病政策还停留在做这种亲民秀上面,到世界级影响的艾滋病村去做这种亲民大秀,都是给海内外看的表面文章,但实际上最近两个星期,河南艾滋病感染者到北京,两次被卫生部哄骗把他们交给了河南截访人员,这不是把人家往虎口里面推吗?
没有任何一个官员出来倾听哪怕感染者一句肺腑之言,而感染者就是想需要药物,就是向中央政府层面能够纠正河南当地不给立案,剥夺老百姓讨还公正,以及获得赔偿的权益。”
而胡佳星期四在网上发表文章表示河南的一位叫孙爱玲的感染者被非法关押在河南驻京上访接待站里,由于住的是铁皮房子,致使她发烧、呕吐,胡佳呼吁温总理不如回北京亲自去关押她的地点看望一下她,那比去河南的文楼村探访要实在得多。但是,星期五胡佳表示---
胡佳:“刚才我接到孙爱玲的电话说,本来说要把她羁押到12月1号之后,但是今天她告诉我说,今天就把她匆匆押送离开。”
【大纪元12月2日讯】11月21日,辽宁省爆光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诈骗案。30多万人被蚂蚁保健品公司蚁力神骗走了近200多亿元养殖保证金。尽管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并指责这是养户个人商业行为,盈亏自负,但人们不禁要问,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这一骗局能在众多指责声中如不倒翁一般危而不倒呢?其骗局的后台是谁呢?2000年以来,蚁力神以“委托养殖” 的方式将蚂蚁包给当地居民养殖,养殖增值率32.5%。早在2004年底就有报纸和网民明确指出蚁力神是非法集资。市面上蚂蚁原料每斤30元,而蚁力神通过委托养殖的蚂蚁成本每斤18000元。而且蚁力神销量并不好,还用“壮阳西药”冒充纯天然保健品。2006年其销售额仅六千万元,而每年需偿还养殖户的本金和劳务费就超过100亿元,这一入一出的巨大亏空非常清楚的表明,蚁力神是靠新增养殖户的保证金来偿还原有养殖户的本金和高额劳务报酬,一旦新来的人少了,传销链就断裂了,最后一茬养户就血本无归了。
假如说新来的农村百姓不知道蚁力神情况,很多人是被骗进来的话,不少沈阳市民是知道其歪门邪道而有意赌博的。他们赌的是在养蚂蚁期间蚁力神不倒,自己能套回32.5%的增值,而蚁力神赌的是在高额利润诱惑下,更多人加入这场骗局。严格地说,蚁力神不过是“骗局加赌局”的怪胎而已。
很多下岗工人和农民痛悔的说,他们就是看了各级政府授予蚁力神“全国品质诚信放心示范品牌”、“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家”等称号,看到省长薄熙来大力扶持蚁力神,并在2006年特别批准蚁力神直销牌照后,才从信任政府的角度把自己的血汗钱交给蚁力神的。
毫无疑问,薄熙来等政府官员充当了协同诈骗的保护伞。作为管理企业的政府工商税务监查部门,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蚁力神的收支情况,眼见百姓往火坑里跳,不但故意沉默,反而还在电视上经常报导骗子利用他人钱财给自己披上慈善外衣的新闻,有意给骗子树立正面形象,而且在收取高额广告审查费后,天天登蚁力神壮阳药“谁用谁知道”的广告,这难道不是在协助行骗吗?在中共“人民公仆”眼里,百姓就如同蚁力神养的蚂蚁一样,死活无关紧要,只要自己能源源不断的从骗子那收取保护费就行了。
也许被中共称为非法集资的骗子们心里不服:国有银行把老百姓集资来的血汗钱胡乱贷款,借出去的钱60%都收不回来了,一旦人们都去取钱,银行的骗局不一样露馅吗?这不是更大的骗局吗?诈骗的是全国所有百姓。当今的中国不就是一个个骗局和赌局构成的迷乱世界吗?苦的只是老百姓。
(本文将刊登在大纪元时报的“王华专栏”)
【大纪元12月2日讯】(大纪元香港记者站)立法会港岛区补选今早7点半开始,将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半,预计点票工作要到明日清晨四点才完成。选举事务处会于凌晨一点及二点半,公布初步点票结果。胜出的候选人,任期不足一年,会在明年九月底任满。大热候选人陈方安生,早上7时后,与丈夫陪一起到跑马地一间教堂望弥撒,陈方安生,面带笑容,被记者问到心情是否紧张,她回答说,天主一直保佑民主。8点过后,陈方安生抵达跑马地所属票站投票,随即展进行拉票活动。
陈方安生表示,今次选举不涉及个人荣辱,而关乎能否保住港人的坚持及核心价值,包括公平、公正、自由和民主:“今次这的补选我觉得关乎的不是个人荣辱,而是关乎香港价值取向,我们一向珍惜的核心价值,特别是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和有独立思考等等,今次能否保的住,要视乎香港人的支持,大家都记得2003年23条立法港人展示了他们团结的力量,我希望今次香港人再一次走出来,自己为自己的子女将来投下他们良心的一票。”
她又说,投票率越高,她胜出的机会就越高,因此每一票都很重要,她呼吁选民出来投票。
陈方安生又提到港人在03年显示团结力量,成功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她希望大家再团结出来,为下一代投票。她又希望所有候选人及助选团,奉公守法及守秩序。
立法会港岛区补选,其中一位候选人叶刘淑仪,在上环高街拉票时表示,选情告急,要争取每一票。而今早她表示有信心,不相信有铁票,民调高低亦只作参考。陈方安生前天发出声明表示,区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叶刘淑仪掌握铁票可能多达14万。
行政长官曾荫权早上亦到罗便臣道高主教书院的票站投票。他呼吁港岛区所有选民投票,选出心仪的候选人。他指立法会是香港政制的主要部份,在立法、监察政府及代表民意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早上到半山的票站投票,他形容今次补选是两太之争,又说民调显示,陈方安生及叶刘淑仪的支持度好接近。李柱铭指叶刘淑仪有好多铁票,但他认为市民较为支持民主。李柱铭说,如果支持民主的选民出来投票,陈方安生就会赢,否则陈太就一定输。
电讯盈科主席李泽楷,早上亦山顶区的票站投票。他表示,虽然经济好转,但希望选民不要放弃公民权利,多关心选举,踊跃投票。
在同一投票站也投票的也有劳工及福利局长张建宗,他表示,自己有一套挑选候选人的准则,会考虑政纲及竞选承诺去决定,希望今次选举公正及公平,又呼吁选民行使公民权利投票。
叶刘淑仪和陈方安生的助选团成员曾一度相遇,双方表现和平。不过,到了下午,陈方安生本来香港仔华贵村打算会见传媒,但她落车时,遭到叶刘淑仪助选团高叫口号。陈方安生的助选团亦大声叫口号回应,由于情况混乱,陈太未能与市民握手,匆匆登车离开。陈方安生和叶刘淑仪的助选团在薄富林置富花园亦发生同样的情况。
叶刘淑仪傍晚到康山区拉票时,社民连线的黄毓民突然闯入叶太的助选团中间,要向叶太递交一份抗议传单,他随即被叶刘淑仪的助选人员包围。黄毓民的传单,内容有关种票及向极权主义者帮凶说不。
入夜后2名前高官陈方安生及叶刘淑仪,继续四出拉票。陈方安生晚上到北角拉票时,除了有刘慧卿议员为她打气外,也遇到由民建联蔡素玉带领的助选团,双方多度推撞,有记者投诉被人敲打摄影器材,部份人情绪激动,陈方安生一行人,要行过对面马路。
蔡素玉不认为,选举不和平,她指助选团见到部份人手持镜头,但不知是否记者,感觉受到挑衅,故发生推撞。她又说,没有看到有记者被敲打摄影器材,强调她带领的助选团表现克制。
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广相信预料全日投票率会高过五成,根据过往经验,投票率高,对泛民有利,但今次投票存在中间游离票,可能存在变数。
截至下午5时,选管会共收到313宗,有关今次补选的投诉,其中三成四与竞选广告有关,一成八涉及非法拉票活动。
【大纪元12月2日讯】《纽约时报》不久前刊出“哥大校长挨批”的专题报导,披露美国长春藤大学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发生教授和校长冲突事件,有一百名教授联名,批评校长伯林格缺乏领导能力。一百多名教授联名批校长,在美国并不多见。而批评的原因,及校长的反驳理由,又都涉及言论自由问题,因此更引起人们关注。
哥大教授们指责说,今年九月,校长伯林格邀请伊朗总统内贾德到校园演讲时,在开场白中对内贾德的介绍和批评,“是战争语言( the language of warfare),是全然错误的”;是讨好对伊朗政权立场强硬的布什政府和保守派。
伯林格解释说,他的开场白,是他个人观点,是他言论自由的权利。而这些教授反驳说,你身为校长,在这种场合致词,就是代表了哥大校方。
作为一校之长,在演讲会前的开场白,到底属个人观点,是个人言论自由权利,还是代表校方?其实有模糊地带,或者说两者都是。但严格说,给人代表校方的印象更大一些,毕竟这是公开场合,又是以校长名义致词,而不是出席私人party,私下表达意见。从这个角度说,教授的批评有一定理由。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教授的批评则没有道理。当时哥大决定邀请伊朗总统演讲,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多数意见是批评哥大校长做出这样的决定。当时哥大校长的理由是,应该给伊朗总统在美国讲话的言论自由。在这种说法被质疑时,哥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还说,如果希特勒来纽约,他们也会邀请。这种回答更是引起舆论哗然。
在这方面持强烈反对意见的是纽约《每日新闻报》的前执行总编辑、现为该报专栏作家的古德温(Michael Goodwin),他在伊朗总统抵美当天,写了篇题为“我们从一个恶魔那能学到什么?”(What can we learn from a monster?)的专栏,强调指出,“向任何国际上的疯子打开大门都不是坚持原则,而纯粹是挑起争议。”
古德温说,哥大强调说要给伊朗总统言论自由,可是这位伊朗独裁者根本不缺讲话的机会,他控制伊朗的全部官方媒体,他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根本不受限制和制约。而且他抵达纽约之后,还有在联合国大会讲话的机会,然后又有包括美国三大无线电视台之一的CBS“六十分钟节目”在内的很多采访和报导,因此哥大根本没有必要再给这个独裁者提供讲坛。古德温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观点,那就是,一个剥夺本国人民言论自由的独裁者,就不配再享受言论自由。
古德温对哥大说也会邀请希特勒来演讲更加愤怒。他说,哥伦比亚大学当年就犯过这种错误,在1933年,哥大当时的校长巴特勒就邀请了纳粹德国驻美国的大使到校园演讲,还为这位纳粹成员举办了鸡尾酒会。当时就有很多学生抗议,但校长巴特勒讥笑他们是“很没礼貌的孩子”(ill-mannered children)。
今天,伊朗总统公开宣称,要把民主的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同时还说纳粹杀害六百万犹太人是不存在的。而且伊朗还不顾国际社会反对,一意孤行发展核子武器。
但是不仅美国的左派人士主张给伊朗独裁者“言论自由”,保守派中也大有人在,也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例如《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曾给雷根总统演说撰稿的帕蒂.努南(Peggy Noonan)就此写过一篇题为“倾听,倾听”(Hear, Hear)的专栏,强调说,哥大邀请伊朗总统演讲,表示我们美国不怕这个独裁者,我们敢于让他在纽约讲话,说明我们有勇气,敢于倾听。这位知名的专栏作家回忆说,当年她很小的时候,就听到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在联合国讲话,赫鲁雪夫当时激动起来,还拿自己的皮鞋敲桌子。这位专栏作家说,结果怎么样?这根本没有损害美国,却让全世界都看到了共产国家领导人的粗鲁和野蛮,他们连基本的礼仪都不懂,更不遵守。
对于伊朗总统这样的独裁者,美国的高等学府,要不要以言论自由的名义,再给他提供讲坛?美国公众要不要再“倾听”专制者的声音?这涉及到怎样看待言论自由,它的实质到底意味着什么。
其实所谓言论自由,主要指的是政府不可制定法律剥夺人民讲话的权利。像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文规定,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主要就是指限制政府的权力。伊朗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本身代表政府,同时他又是一个剥夺自己人民言论自由的专制政权头子,这里根本就不存在要保护什么他的言论自由的问题。而且伊朗总统的反犹言论是臭名昭著的,一个崇尚文明的社会,更不应该给反犹言论提供讲坛。如果一个演讲者的资格和文明程度都不被考虑的话,就是一味强调言论自由,那么大学可不可以也邀请著名的恐怖份子头子来演讲?
美国的评论家们没有指出的一点是,为什么伊朗总统愿意到美国大学演讲,虽然他也知道可能受到挑战和批评?这就是独裁者的秘密,因为他的目的不是在哥大演讲,而是利用自己国内控制的媒体,就此大做宣传,以巩固他们的独裁统治。伊朗总统到哥大演讲之后,伊朗政府控制的官方媒体,则宣传说,哥大师生用掌声欢迎伊朗领导人,他们在美国也有支持者。不要说阿拉伯世界的媒体宣传,就连中共媒体,也利用这个机会给伊朗总统做啦啦队。中共新华社当时的报导标题是“伊朗总统在哥大舌战群儒”,而舌战群儒在中文里明显是褒义,显示高手有本事对付一群人的围攻和辩论。
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内贾德演讲,实际上等于给了伊朗独裁者一个天然的宣传机会。这根本不是什么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恰恰是帮助了独裁者巩固他们那个压制和剥夺本国人民言论自由的制度。
但荒诞的是,哥大一百名教授联名批评校长,不是批评他邀请伊朗独裁者到哥大演讲、宣扬专制,而是批评校长在开场白时,对这位独裁者不够客气,对这个专制政权的头子进行了批评。上述评论家古德温在他的专栏中说,“哥大的做法不是捍卫言论自由,而是拥抱那些懒惰左派们的信条,那就是道德相对主义。哥大正掉进了一种缺乏价值观的陷阱,标志是,一个昂贵的美国教育机构却不尊重常识。”
在一百名哥大教授联名批评校长时,也有另外六十名教授联名支持校长。双方对言论自由的辩论,再次展示出美国高等学府存在的问题,也通过辩论令更多人清楚到底什么才是言论自由的价值。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