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1月06日(星期日)

上海冤民绝食声援书——与胡佳共受难

2008 年1月2日星期三在人民广场200号,上海访民议论纷纷:2007年12月27日下午三点左右,著名爱滋病、环保问题关注者和公民维权人士胡佳先生,被北京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20多名警察闯进他的家中,切断所有与外界的联系,将他的妻子曾金燕和他们一个月的婴儿以及前来照顾产妇婴儿的老人带到一旁软禁,将胡佳带走。

李剑虹:“我们准备好了”镣铐和监牢?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的日益迫近,中国当局并未象外界期待的那样,变得逐步开放、宽容与尊重人权,以与国际奥林匹克精神接轨。对海内外强烈要求奥运之前特赦政治良心犯、进一步开放言论新闻自由度、切实推进政治改革的呼声,当局不但未给予丝毫的善意回应,反而变本加厉在全世界的镁光灯聚焦之下表演着一幕幕令人不忍卒赌的荒唐丑剧。

澳记者采访富锦失地农民被扣

澳大利亚《悉尼晨锋报》记者在近日前往中国黑龙江富锦采访四万农民收回土地问题时,被富锦公安局扣留、审问,后被带至一家旅馆,富锦市副市长告诉《悉尼晨锋报》记者,以后再想去采访时,应先向富锦当局“报告”。

袁红冰: 弃幻想 蚁民维权与全国总协调

袁红冰教授还指出,“蚁力神”公司是一个典型的官商勾结的企业。“蚁力神”的发迹和薄熙来直接有关,从它的崛起到倒闭过程显示中共所主导的所谓经济改革,建立的根本不是什么以公平竞争为原则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一个权力贵族所把持和掌握的反社会的市场经济。“蚁力神”百万受害者去找腐败的国家权力辽宁省政府讨回公道,完全是天经地义的,是找对了正确的对象。

辽油逾千教师罢课 当局诬陷法轮功

2008年新年伊始,辽宁省盘锦市辽河油田近十所学校的逾千名教职员工到辽油局机关大楼门口请愿,提出涨工资、解决福利、人事关系回归油田等一系列有关自身权益的要求。附近的辽河公安局出动所有警察,对在场教师进行严密监控,并有人不时地对他们拍照。三天后此事被当局称“无理非法上访”,并称“老师去请愿、要求涨工资是受法轮功指使”。

杨宽兴:决策官员也应为厦门PX买单

虽然尚无正式的新闻报导,但厦门PX项目的搬迁似乎已成定局,有消息称,在包括福建省委全体常委参加的省政府会议上,福建省最高层做出了厦门PX项目停建、搬迁至漳州市的古雷半岛的决定。至此,关于厦门PX项目的纷争宣告结束,由6.1“散步”所承载的民众力量终于得以显现,在今天的中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郑恩宠:周正毅现象

《谁引爆周正毅案》与读者见面了。地球上任何一个事件,历史终究会还其他本来的面目。发生于二○○三年上半年的上海“东八块”拆迁案,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上海市民不服强制拆迁、违法征地而进行的一次可歌可泣的维权抗争案。这个故事至今没有完,也不会很快就结束。

金钟:沈婷没有说完的故事

沈婷小姐是八○年代成长的一代。文革童年的黯淡记忆和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不公,培养了她潜意识中的自主精神。她坚信,这个世界的正义没有人恩赐,只有靠自己去争取。她可以走上街头抗议第一线,也可以登上知名的国际讲台。她孝敬父母,恪守信义。风里来,雨里去,不惜代价地忍受来自官府的凌辱和压力。

王维洛:谁在妖魔化三峡工程?

二○○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国务院三峡办和国家发改委在武汉召开关于三峡工程的会议,国务院三峡办主任汪啸凤在会议上传达了温家宝六月份的讲话:“如果没有有效的防御措施,这项工程可能会造成巨大灾难”,并且宣布了国务院将要采取的几项具体防御措施,以防灾难出现,对此新华社进行了报道。

打死校长的“荣耀” 宋彬彬 vs 王友琴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隆重举行了建校九十周年暨推选九十名知名校友的活动。这条校庆的消息,相对于伊拉克的战火以及中国的股市沉浮和奥运热,实在算不上大新闻。然而,就是这所普通北京中学的校庆活动却在海内外媒体引起巨大反响。虽然北师大女附中校庆活动已经结束三个月了,然而余波至今仍在太平洋两岸荡漾。争论焦点是一位名叫宋彬彬(宋岩)的女校友和一位名叫卞仲耘的女校长。

郭泉:保护民族传统文化 汇入世界民主浪潮

年前,收到英国的汉学家朱丽叶.洛弗尔(Julia Lovell汉名蓝诗玲)女士的来信。她是《鲁迅全集》和张爱玲作品的翻译者。她说她最近准备写一部关于鸦片战争对中国近现史的影响的书,想得到我的帮助。给了我12个问答题,要我回答。

温哥华庆三千万勇士退出中共

1月5日,温哥华退党服务中心与渥太华、多伦多、蒙特利尔和卡加利联手举行声援三千万退出中共系列活动。中午12时整,游行队伍从温哥华市中心艺术馆出发,朝唐人街方向走去。鼓号震天,旗帜飘扬,为这3000万勇士助威。

旅温华裔:退党大潮应验“邪不压正”

张先生在唐人街集会现场表示,“我在中国时,就看到九评了。不是有自由门软件吗,很多人都知道。不过还是有些人不看,因为现在大陆人都在向钱看。都想着挣钱哪。你们才是中国的希望。” 张先生指出中共从小就在人们的心中种下了两颗种子:爱和恨,而该爱什么恨什么都由它说了算,他感叹中共“很会控制人们的思想。”

亚特兰大宪政报:新年晚会由这里出发

亚特兰大最大的报纸——亚特兰大宪政报周五(1月4日) 以标题为‘中国新年晚会巡回演出从这里出发’的报导向读者介绍当晚由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柯布能源表演艺术中心演出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

流亡藏人组织以徒步活动抗议中国统治西藏

仁琛达西:“他们决定的这次徒步计划不是反对中国政府。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能在那里举办奥运是值得祝贺的。中国人民应该有权举办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会,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召开奥运的不是中国人民,而是中国政府。因为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中国人民也还在争取各种政治上的自由和权利。”

盲歌手周云蓬《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七年五月,周云蓬推出第二张个人专辑〈中国孩子〉,以更生活化和直接的歌词反映社会现象,诉说人世悲凉。专辑收录的歌曲还包括〈煮熟的鸭子要飞走〉、〈买房子〉、〈黄金粥〉、〈如果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金斯堡妈妈的一封信〉〈一个儿童的共产主义梦〉和〈悬棺〉。由于内容尖锐,这专辑只能自资灌录发行,但听众反应热烈,迅即在民谣界和网上广泛流传......


上海冤民绝食声援书——与胡佳共受难

【大纪元1月6日讯】2008 年1月2日星期三在人民广场200号,上海访民议论纷纷:2007年12月27日下午三点左右,著名爱滋病、环保问题关注者和公民维权人士胡佳先生,被北京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20多名警察闯进他的家中,切断所有与外界的联系,将他的妻子曾金燕和他们一个月的婴儿以及前来照顾产妇婴儿的老人带到一旁软禁,将胡佳带走。

胡佳之于上海冤民,知其名却少有相识者。

胡佳是佛教徒。

胡佳是一名身体瘦弱的乙肝患者,且已严重肝硬化,平时靠药物维持身体。他一直坚持在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之内致力于普通公民尤其是爱滋病患者的维权活动,而且主要是通过网络发表维权信息和维权言论。

在中国良心、人权卫士高智晟律师和郭飞熊(杨茂东)先生遭遇苦难失去自由,同时又遭到自以为掌握真理垄断正义的"同道人"的恶毒攻击与道德清算的情况下,仍挺身而出,坚持不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世界了解了 2008北京奥运前中国人权的真相,及时为受难者发出呐喊求救。胡佳今年才32岁,却是他那个年龄段中少有的对当代中国和生活着的人民的苦难有着全面深刻了解、怀着深深同情、并勇于担当的人士之一。据报导,在北京严寒的冬天,由胡佳出资、齐志勇等人将20多件棉军大衣送到正在北京的上访人员的身上!

胡佳在网络上发出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于平安夜撰写的《上海市民维权的努力》,也一如既往注明“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非法监控的第 220天”和“离2008年奥运会开幕还有228天”。令上海市民感动和不安。

胡佳已经成为扎根于千千万万受压迫人民中的当代精英,是近两年来当代中国名符其实闻名于世的人权卫士!他是华夏民族的骄傲!这样的人是我们敬佩和信任的人。

上月初,“无国界记者”组织将“中国奖”颁给胡佳、曾金燕夫妇时表示,因为“这两位人权活动人士虽然被软禁在家中,但是他们继续尽可能让外界知道中国人民在准备奥林匹克运动会过程中所受到的损害。”

值此胡佳以一己瘦弱身体为民族为受压迫民众承担苦难之时,上海冤民联系到自身的苦难遭遇,尤其是近两年中,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藉口下,至少4条无辜生命命丧黄泉!被打致重伤者难计其数。近期遭非法关押、野蛮毒打的冤民仍持续不断。随着奥运的临近,上海冤民为生存抗争的前景必将极其黑暗!

我们感到,停止胡佳发声,就是停止我们冤民发声。胡佳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这也是近两年来我们依法上访、打官司所遭遇的政府黑社会暴力、甚至死亡的根本原因。当今社会胡佳们发出的良心公义的声音不是多而是太少了,不是杂音而是太珍贵了!

我们感到,胡佳之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如同我们因合法上访而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涉嫌"非法集会、游行"罪,涉嫌"聚众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罪,涉嫌"扰乱法庭秩序"罪,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涉嫌"袭警"罪……只有我们想不到的罪名,没有中国警方造不出的罪名 ——因为他们可以肆意编造罪名!胡佳代民发声成了北京警方的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与上海冤民"结伴进京上访"成了上海政府的"结伙进京闹事"进而 衍生出五花八门的罪名具有一样的荒唐和反人民性。

我们感到,关押胡佳就是在扼杀中国的良知和希望!此时此刻,我们只要想到身体健壮的段惠民被一群警察野蛮毒打致重伤,还要被陷害非法刑拘劳教,活活折磨了 58天含冤而死,只因为他是一个维权者,只要想到陈小明是怎样一个鲜活的生命,在被陷害投入大牢后遭到了怎样的暴力,在1 年半不到的时间里被折磨到一句话都说不出便带着满身的伤痕咽了气,只因为他是一个维权者,……

只要想到郭飞熊和高智晟遭到的灭绝人性的刑讯逼供致5、 6处伤残,只因为他是一个为民众维权的工作者,我们的心就会颤抖……并充满愤怒。

基于良知和道义,为了优秀的中国人权卫士胡佳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了中国人权卫士胡佳一家特别是他的刚刚生产 1个月余的妻子,刚刚来到这个世界1个月余的女儿的人权和自由,我们上海冤民不得不向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向海内外所有希望中国北京办出一届能为华夏民族带来荣耀的2008奥运的人们发出公开呼吁:

1 、请你们紧急关注北京警方以莫须有的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胡佳一案!敦促北京警方务必本着人性人道和法治的原则善待胡佳先生,确保其健康和生命安全!严禁任何形式的刑讯逼供,立即释放胡佳,还他及他们一家的人身自由!

2 、为了表达我们对此次事件的强烈不满和抗议,为了表达我们对胡佳及他们一家的人身安全和自由的深切担忧,也为了表达在我们心中胡佳比奥运重要!人权比奥运更重要!上海冤民将于2008年1月12日北京时间6点起,自愿发起每周六一天 24小时绝食声援活动——与胡佳共受难。地点选在各自的家里,时间定在晨6点到次日的晨6点。原则是尽量不严重影响各自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老年人特别要注意应酌情进行,有意外情况者除外。绝食声援活动将持续进行到胡佳获得释放而告结束。


鉴于中国上海众所周知的恶劣的人权状况,上海维权提醒所有参加此次 活动的冤民请记住:绝食声援是完全正义和合法的行为,为今天的胡佳就是为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自己。因此对于警方的任何针对该声援活动的传唤讯问都是非法的,每个公民都有权保持沉默而明确不予配合。对于可疑人提出的可疑问题,也可以沉默处置。

2008年1月3日

上海民众联署:

胡小妹、段春芳、段洛飞、段波平、许金凤、龚浩明、张桂兰、龚巧英、龚秀芳、龚文英、李 萍、 董春华、蔡文君、陶裕凤、陶品之、陶玉珍、陶玉凤、陶建元、梁发香、姚克勤、周敏文、姚玉平、王梅丽、 姚闻婷、万秀玲、周 莉、周敏珠、周丽华、唐伍妹、谈兰英、毛照凤、王 枫、王黎庄 、毛海秀,邵金花、刘志明、刘 红 ( 以上人员家庭中至少有一条人命案) 、常雄发、许永道、张翠香、王翠娣、朱东兵、吴根秀、傅鸿炜、傅国忠、裘美丽、郑蓓蓓、沈咏妹、沈佩兰 冯宝英 李菊兰、姚荣林、颜芬兰、颜兆兴、颜兆成、颜兆亮、张师君、周又兰、卓承英、顾金海、韩忠明、童莉雅、宋阿杜、华玉桂 全伟达、王巧娟、陈黛丽、董阿仙、朱黎斌、何声钦 张兆林 仇玉桂、戴冠豪、韦 青、张俊根、秦启泰、高善来、李东生、 华 曦、朱卫华、李 纯 、金建明、张善芝、郑治洪、何溪溪、杨绛绯、孟 卫、陈宝良、曹穆霖、 戴国平、鲁 俊、秦荣美、金秀英、范瑞娟、陆建新、陆 英 高雪坤、马国强、周金妹、张铁林、李杏仙、杨春华、孙翠英、顾月芳、于桂标、周福妹、 季勤娣、丁文超、王忠保、高信翠、赵迪迪、刘平英、杨宝香、曹义宝、王翠弟、陈万凤、 陆善明、王雅芬、周和英、艾金英、姚一平、李 俊、张士华、孙秋生、薛莉君、吴晓忠、周永华、王明兰、王明兴、王 莹、詹荣妹、张忠平、 徐秀芳、赵济江、叶敏之、张六星、张燕萍、顾奇文、孙雅虎、丁菊英、包金龙、吴秀兰、杜永铭、计永丰、姚唐枫、张莉萍、王建成、丁□珠、周建兰、虞长海、吴珍芳、汪 霞、 赵玉英、陆凤珍、韩 敏、周志鸣、蔡晓虹、蔡家宝、崔福芳、刘顺利、邵国英、赵惠琴、 曹妹宝、承 英、马八弟、 魏 勤、陈宗来、吉秀英、卫玉华、张月珍、王秀芳、李 康、 金祥娟、 高巧珍、陈雪娟、钱庆余、沈余珍、严锦泉、徐 兵、徐 明、高华妹、竹剑平、史海敏、张雄民、张淑妹、 陆春华、吴秀兰、诸伟华、张 毅、邵桂荣、 成玉珍、徐小铃、赵建新、朱佐麒、耿国荣、朱棣和、沈德宝、周建国、陈步强、陈步顺、龚爱红、黄凤妹、任培芬、谭秀英、吴凤霞、徐莫芳、薛家奇、叶秋根、周建兰、郭汶波、葛秀丽、王文正、顾怀娣、许东海、朱仁忠、 朱仁华、俞有才、周美琴、刘娣芳、林根娣、曹茄宝、肖香兰、孙雅虎、黄永亮、赖根堂、杨翠芳、于美芳、张翠珠、郁巧玲、方文斌、 许 宏、詹佩华、奚仁娣、奚荷娣、徐洁琴、潘金宝、陈月华、张建华、刘志强、付小英、刘红娣、许国柱、沈美珍、胡苹琪、唐霞珍、张秀丽、吕龙珍、金兰英、王惠珍、匡 宏、高华妹、李亚凤、孙华荣、梁慈慧、刘芬珍、陆志成、钱祺芳、汤嘉纹、魏海珍、徐小玲、葛 蓉、李淑杰、林国梁、林国伟、江 霞、 钱晓霖、浦爱珍、张善良 黄 磊、王惠芬、张敬良、孙梅芳、王惠军、赵关珍、王永华、陈瑞明、周金生、韩夜琴、邹红英、周惟馨、梁玉龄、袁红英、徐桂银、周宗兰、葛秀珍、施福留、成彩根、孙以贞、潘曼丽、姚祥发、沈定高、朱金荣、张阿海、汪桂菊、 林霞兰、徐关福、刘虎根、陆玉成、丁莲珍、蔡燕萍、项蕙兰、朱炳心、王路平、刘春芳、赵明华、邓维秀、徐亚罗、宋 斌、李文华、王文华、王学义、余家明、张玉胜、张玉梅、何国光、石建美、陆宝宏、诸济雅、谢玉香 周智平、程 桃、 成玉珍、 吴玉芬、何美君、杭菊英、徐韵园、费爱众、耿梅蓉、丁宏泉、徐洁琴、刘淑珍、朱 音、陈昌宝、朱巧英、范桂娟、周美琴、张瑞芬、尹巧珍、张秀丽、王琳珍、蔡晓红、端木昀、杨伟明、童国菁、尹月仙、金月花、潘荣彪、何 静、黄顺忠、黄雅君、徐忠林、杨仁花、孙 敏、朱美英、朱长妹、钱晓霖、陈美华、黄美湘、杨耀其 李淑杰、李彩娣、朱维春、张玉环、乐学忠、朱美娟、顾丽明、张元旦、张民飞、徐卫星、丁素娟、郭益贵、邵国英、金祥娟、高巧珍、任云兰、高华妹、薛小妹、徐金妹 赵志清、翟桂荣、王 鸿、蔡光耀、 黄章伟、黄金葆、包志建、罗发森、罗贵宝、宋杏鸽、许金冈、虞春香、景惠娟、刘文荣、沈德宝、荀连保、荀建国、许银妹、金龙妹、乔玲娣、胡佩琴、刘 训、 杜小凤、李 萍(杨浦)、王霞琴、曹致建、 项文寅、谢玉香、黄文水、肖海文、谢妙凤、许毓敏、张秀丽、王忠保、王永华、陈瑞明、周金生、张如身、忻菊珍、陈粉女、王儒云、陈穗好、金黎菁、严文彬、宋家明、朱平方、马志森、宣雅芳、范涛铭、施宝兰、刘仁娣、蔡燕华、吴慧辉、王文正、童国庆、孙美珍、李 康、林淑娟、孙建敏、 叶爱娟、黄丹妹、沈美珍、周 水、 龚根英、杨冬民、吴斐伟、凌敏华、王 琳、 彭蓉琴、王飞跃、钱青春、蔡明芳、顾金妹、李宣龙、凌宗淮、曹仁荣、陆志鹏、倪金官、张秋龙、朱银莲、孙福宝、王山渺、吴玉芬、吴月琴、张海龙、夏伟民、王红梅、张悦静、胡凤娟、单世海、温凤梅、包志建、乐娇定、朱根娣 杨林发、王志展、丁宏泉、孙小萍、施 明、朱 健、 刘苗荣、李艳英、张 茵、 张凤妹、 沈 领、 杨元英、章全法、黄 杰、 吴 菊、 吴 芳、 陆 秀美、金建华、薛凤桐、虞永兴、彭敬虹、谢怀钊、杨沪英、王印平、顾欣渝、薛海泉、马金鑫、马长发、韦存彬、王林英、徐雪芬、苏永华、刘志强、潘金宝、张 淑妹、张新珍、戴伟康、李福娟、沈惠峰、沈梅英、陈龙妹、张建华、陆丰华、陈明萍、吕国英、严春娣、张云凤、张振玉、赵加林、张加强、邬玉萍、金长涛、吴 慧群、桂丽萍、赵玲娣、李彩娣、周美琴、季勤珍 李粉娣、陆燕萍、邬逸萍、张燕萍、凌粉喜、朱姚关、高建国、顾紫芳、戴国鸣、徐义宽、赵月娥、苏永珍、陈幼鹤、胡承东、陈 炯、夏新来、杭菊妹、叶根生、高正太、丁慧华 陈 俊、黄亚琴、李建勇、管世锋、 胡伟星、蔡金华、金婉珍、谈良琴、吴小平、吴珍芳、章如华、游宇虹、徐双英、汤伯年、王彩凤、朱承娥、陈香玲、朱 锳、孔令珍、穆云莺、徐佩玲、陈玉娣、陈 娜、王春伦、秦仕振、蒋来娣、杨龙美、刘芬珍、曹少兰、韩忠翔、蔡正芳、孙红筝、何美君、邬月明、孙耀春、冯梅铭、王美莉、滕裕宗、钱国华、杨春兰、张宝虎、张民飞、张莉萍、张忠平、赵传玲、徐玉法、华志芬、施凤元、丁佩芬、周锁贵、杨崇新、戴 鸣 周为民、徐学义、冯基孝、曾建华 章芝霞、 吴新隆、许 瑾、 孙玉兰 王巧华、徐秀凤、张月珍、薛永琴、徐洁琴、费文菊、徐伟芳、梁珍永、沈泽民、钟扣龙、丁立明、丘 林、张阿海、顾鸿根、顾燕芳、 顾国平、胡颖南、钱国银、吴丽明、凌振家、章海萍 孙东明、 魏德华、商兰花、吴根娇、蔡 萍、章献华、姚独超、 曲棉刚、周智平、陈启勇、谢襄鋆、顾美放、李兰贞、周继根、徐志强、何一沁、胡美琪、孟 和、彭喜芝、谢振庭、刘红娣、邰锁女、方兴礼、王美玲、 陈翠玉、丁文超、姚风英、赵静娟、郑忠和、孟美娣、 周泉根、许定邦、陆妙寿施渺容、唐龙余 吴东妹、丘剑辉、周建辉、周国仙、孙爱珍、郑益红、朱桂珍、金佰林、王 权、刘国忠、徐金凤、周丽娟、徐定秀、孙洪琴、殷万芳、江小龙、江竹明、张柄明、林永祥、张志余、张雄明、吴党英、陆苗龙、王智兴、朱光泽、张小秋、朱亚莉、孙成玉、陈秋玲、沈玉莲、朱桂和、张雪英、黄惠林、艾福荣、陈修琴、 萧又青、刘新娟、徐惠娟、朱美娟、周贵祥、彭大羿、孙喜成、陈美娟、朱金娣、朱东辉、吴雪伟、张君令、冯玉珍、徐丽娟、傅玉霞、王丽卿、陈恩娟、周阿根、张翠萍、王水珍、华神清、林继良、承 森

李剑虹:“我们准备好了”镣铐和监牢?【大纪元1月6日讯】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的日益迫近,中国当局并未象外界期待的那样,变得逐步开放、宽容与尊重人权,以与国际奥林匹克精神接轨。对海内外强烈要求奥运之前特赦政治良心犯、进一步开放言论新闻自由度、切实推进政治改革的呼声,当局不但未给予丝毫的善意回应,反而变本加厉在全世界的镁光灯聚焦之下表演着一幕幕令人不忍卒赌的荒唐丑剧。

仅仅2007年的最后一个多月,中国当局便一再显示其毫无"负责任的大国"政府风范的小家子气与流氓嘴脸。先是在月初,当局悍然出手搅局包遵信先生追悼会,大规模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阻止民间人士自发参加追悼会,并在引发多名包先生生前故旧和民间人士联名发表《包遵信先生葬礼缺席者抗议声明》后,仍无耻地搅局了家人答谢协助丧礼操办者与弥补未能出席丧礼朋友缺憾的一次小型追思会;紧接着,为阻止独立中文笔会原定于冬至日举办的一次纯属文人间交流性质的年末餐会,北京警方再次悍然出动,大规模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贾建英、李海、齐志勇等多位原本不是笔会会员、也事先对这次聚会毫不知情的民间维权人士亦受到株连。其他地区也配合北京警方,发生了一系列违法限制公民自由的侵权事件;更为恶劣的是,继广西警方逮捕网路作家荆楚之后,12月27日,北京警方逮捕了长期被他们非法软禁监控的人权工作者胡佳,且金燕和孩子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

在一年即将过去之际,当局以逮捕著名维权人士胡佳的行动为其2007年的罪恶收官,也为"奥运之年"揭开序幕。莫非北京奥运最新的宣传辞令"我们准备好了"——当局为更多守法公民准备的,竟是镣铐和监牢?而在胡佳被捕之前向外界公开传递的最后信息,是郭飞熊的妻子张青的银行帐户被冻结,海内外朋友们为了孩子读书和生活费用捐助的人道善款被广州天河区法院无良法官强行窃取转移;稍早胡佳也在担忧维权律师高智晟全家的处境,自9月高律师"失踪"数月以来,他的家人也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胡佳曾多次委托朋友去高家探访,均未能见到耿和和孩子,似乎高律师北京的家中已空无一人。当局非但持续不断地制造着新的人权悲剧,还动辄株连九族,连未成年的孩子也不放过,这等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令文明世界不齿,更与"奥运精神"彻底背道而驰。

确认胡佳被捕的28日当晚,我陷入深深的悲哀!胡佳和金燕夫妇是我联系密切的好友。就在前几天,当上海警方为了阻止我前去北京参加笔会的活动而将我拘禁在宾馆时,胡佳还不断为我发出呼吁,并持续拨打宾馆电话尝试与我联系。半年前的6月中旬,我也因要去北京会见朋友被警方无理阻挠传唤,胡佳为我向世界各大传媒呼吁,并在传唤超时时连续拨打派出所和浦东国保的电话进行交涉。在外界关注压力下,警方在扣留我24小时之后将我释放回家。一年前的去年冬天,我在北京料理私人事务时,曾尝试与李海、老鼠等朋友突破当局封锁,去被警方连续半年严密看管在家的胡佳家中探望,当时胡佳激动地说,除了个别记者来访,我们是半年来第一批成功进入他家门的朋友。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的胡佳,显然强烈渴望与朋友们的相聚交流,渴望呼吸到外面自由新鲜的空气。然而由于他坚持说出自己看到的当局竭力掩饰的"和谐社会"另一面的事实真相,坚持向这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由于贫穷滋生的畸形"血浆经济"造成的爱滋病患者和他们的遗孤、向遭遇政治迫害的受难者伸出援手,连续数年来,"失踪"与软禁几乎成了胡佳生活的常态,甚至他因此遭到执行非法"公务"的警方人员的殴打和凌辱;甚至在他新婚不久,就被警方绑架而"失踪"40余天,连新婚的妻子与年迈的母亲都不被告知丈夫和儿子的下落。如今在他的孩子刚满月之际,胡佳据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逮捕。

最令人揪心的,莫过于金燕母女现时的处境。自从知悉好友金燕怀有身孕的喜讯,我就一直不断地劝说胡佳,为了金燕和孩子,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不要将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承担下来,让更多的朋友来分担他的一部分工作。然而胡佳这样纯粹的个性,只要他知道有任何人的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让他不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不发出声音是不可能的。为了捍卫朋友和许多原本素不相识者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胡佳丝毫不顾惜自身的安危。他是这个日益物质化了的时代填补中国人人格空白、挽救中国人人性尊严的人物之一。如今我的朋友中最令我担心的一位,终于无可避免地落入这个依然蛮横霸道的老大政权自谓 "人民民主专政"的天罗地网。除了感觉悲哀,我无力为他们做任何事!我几乎整夜失眠,担忧着金燕母女的处境。在最需要照顾的时候,骤然失去丈夫的陪伴,还要面对可能已经非法侵占家宅的国保人员的骚扰和逼迫,我不知道年轻的母亲能如何应对;我也不知道,狱中的胡佳病弱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监狱的残酷折磨。我只能默默地祈祷,祈祷上苍让那些奉命"闯"进金燕家中的国保人员尚葆有未泯的良知,在他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善待金燕和孩子,尽量减少对无辜妇孺的伤害。希望金燕一定坚强起来,多多保重,照顾好孩子和自己。

强烈抗议逮捕人权工作者胡佳先生!抗议流氓政府动辄株连九族、祸及妇孺的法西斯罪恶行径!奥运的"成功",依靠的绝不可能是镣铐和监牢,而是自由、和平、相互尊重这些人类在漫长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明共识和美好价值。

2007年岁末于上海(

澳记者采访富锦失地农民被扣

【大纪元1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曾妮悉尼报导)澳大利亚《悉尼晨锋报》记者在近日前往中国黑龙江富锦采访四万农民收回土地问题时,被富锦公安局扣留、审问,后被带至一家旅馆,富锦市副市长告诉《悉尼晨锋报》记者,以后再想去采访时,应先向富锦当局“报告”。

澳记者被扣 富锦公安不知外国记者可自由采访规定

据《悉尼晨锋报》报导,其记者John Garnaut在近日前往富锦采访农民后被富锦市公安局扣押、审问。当该记者向公安局人员表示,一年前中共当局已有规定,允许外国记者自由行动时,富锦公安说,不知道此项规定。公安局警察亦不知网上流传的四万农民收回土地的公告。

《悉尼晨锋报》在本周末以《农民反抗年》为题,整版报导了富锦市四万农民宣布收回土地的消息。报导表示,在被公安扣押、审问后,《悉尼晨锋报》记者被带到一个豪华宾馆,富锦市新上任的一名装着时髦的副市长对记者说:“首先欢迎你们来到富锦;其次,下次你们来之前,应该先向我们报告,这样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进行采访。”

于长伍再被抓 欲上访村民被打被抓

报导表示,12月9日,四万农民宣布收回被侵土地的宣言在互联网上发布后两天,失地农民代表、长安镇东南岗村村民于长伍再次被抓,至今下落不明。

报导还透露,为阻止消息扩散,富锦当局采用了一切手段。有一整车准备去北京上访的村民被拦截,当村民试图解释上访是他们的合法权益时,听到的只是一声命令:“打!”有好几名村民被打伤,后来被关进监狱。

《悉尼晨锋报》还刊登了村民安凤珍的照片及头部X光透视片。她的头骨中至今还有一颗未能取出的子弹。这是当她拒绝动迁时被打中的。

官员像土匪 市委书记私吞土地

《悉尼晨锋报》引述已迁至山东的原富锦市兴龙岗镇永安村村民王学军的话说,富锦市市委副书记葛其侠和市常委兼武装部长马成喜私吞了大量土地,并向农民收租金。

王学军说:“我看过由葛其侠签字的收租的收据。一名政府官员,拥有这么多土地,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报导还说,富锦东南岗村的土地被一分为二,好的那一半给了一个不知其名的人。东南岗村的村长说:“他们从附近的头林镇雇人来种这些地。”

因为失去的土地,东南岗村的人均收入下降了不只一半,到2500元左右。

共产政权垮台的迹象

报导说,北京的非官方律师们非常担心于长伍的处境,因为他直接挑战了宪法中关于农村土地不能私有的条款,而海外的中国观察家们则非常兴奋,认为他们正在目睹共产政权基础被动摇的早期迹象。

报导引述佐治亚理工学院王飞凌(Fei-Ling Wang)教授的话说:“如果这场运动真的发动起来的话,将是一场真正的、翻天覆地的土地革命。”


《悉尼晨锋报》报导《农民反抗年》网站链接:

http://www.smh.com.au/news/world/the-year-of-the-peasants-revolt/2008/01/04/1198950075751.html

袁红冰: 弃幻想 蚁民维权与全国总协调

【大纪元1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 辽宁省蚁力神事件的数百万受害民众已展开全面维权抗暴行动,其中包括抵制2008中共办奥运的百万大签名活动。著名法学家袁红冰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了蚁力神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原因等,他认为蚁民不能再对中共抱任何幻想,与全国维权行动总体协调才可能使每个维权个体的利益得到保障。

袁红冰教授还指出,“蚁力神”公司是一个典型的官商勾结的企业。“蚁力神”的发迹和薄熙来直接有关,从它的崛起到倒闭过程显示中共所主导的所谓经济改革,建立的根本不是什么以公平竞争为原则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一个权力贵族所把持和掌握的反社会的市场经济。“蚁力神”百万受害者去找腐败的国家权力辽宁省政府讨回公道,完全是天经地义的,是找对了正确的对象。

过去的8年,一百多万蚂蚁养殖户受中共政府大力吹捧“蚁力神”的误导,倾其所有投入养蚂蚁,月余前政府迫使公司破产,蚁民正处于倾家荡产的绝境。袁红冰表示,“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现在的国家权力实际上变成了黑手党式的权力,谁相信了这种权力,谁就可能最后受到严酷的教训!

薄熙来罪责难逃

袁红冰在剖析蚁力神事件时表示,首先必须搞清楚蚁力神事件发生的背景:蚁力神事件从主体上讲就是和贪官污吏所掌握的腐败权力直接有关,具体的讲可以说“蚁力神”的发迹是和薄熙来直接有关的,是薄在当辽宁省省长期间,“蚁力神”得以迅速发展;官方对其的支持宣传是“蚁力神”得以迅速取得人们信任的基本原因。

“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没有薄熙来的支持、鼓励和纵容,“蚁力神”公司根本不可能发展到这样的规模。薄熙来不断的以国家的名义为“蚁力神”的信誉做保证,所以才有如此多的蚁民相信了“蚁力神”,把自己一生的积蓄投入到公司”。

“蚁力神的崛起实际上是腐败的权力和肮脏的金钱结合的典型。薄熙来在辽宁省任职期间不仅因为对法轮功进行的政治大迫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同时他也利用其所掌握的国家权力支持起来一个虚假的企业,从而损害了数百万辽宁省人民的利益”。

袁红冰还说,“蚁力神”今天的垮台也是由于公司的董事长与现任的辽宁省某省长的儿子没有搞好私人关系,于是国家权力就在薄熙来离开辽宁之后,就撤回了对“蚁力神”的支持,因此“蚁力神”不可避免的垮台了。

官权和奸商角利 牺牲百万百姓利益

袁红冰教授分析蚁力神公司倒闭的原因之一是官权和奸商之间的矛盾,腐败官权利用它所掌握的权力使“蚁力神”处于倒闭的边缘,以致于最后崩溃。

袁红冰表示,“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蚁力神”处于倒闭的状态,根本的原因是官权和奸商之间的矛盾,官权利用它所掌握的权力使“蚁力神”处于倒闭的边缘,以致于最后崩溃。这就告诉中国人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共所主导的所谓经济改革建立的根本不是什么以公平竞争为原则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一个权力贵族所把持和掌握的市场经济。以专制权力为轴心的权贵市场经济——以腐败的权力为基础原则,以权钱交易为润滑剂而运行的”。

“这种市场经济在本性上是反社会的,因为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把社会的财富通过这种经济机制变为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的全代理的资产。贪官污吏不惜牺牲百万平民百姓的利益,也要把“蚁力神”公司搞垮,这是事件发生的主要背景,也是中国普通百姓必须从中认识到的主要经验教训”。

“有一些类似的公司被定性为非法集资,就是他们没有和腐败的权力结成经济同盟。“蚁力神”和专制权力结成一体,才能发展,而到了今天,由于公司董事长在利益的分配上和贪官污吏发生了矛盾,于是腐败的权力利用它所掌握的一切社会资源很容易的使公司处于倒闭状态”。

“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现在的国家权力实际上变成了黑手党式的权力,谁相信了这种权力,谁就可能最后受到严酷的教训。百万蚂蚁养殖户就是这种状况的受害者”。

“在中共的权贵市场经济下不可能存在着完全脱离专制权力的独立发展的规模很大的企业,腐败的权力和肮脏的资本之间的勾结是任何一个企业,特别是大的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蚁力神”公司过去迅速的发展、扩大必然得到中共辽宁省各级国家权力的支持,否则“蚁力神”公司不可能存在和发展”。

“现在“蚁力神”公司倒闭也是由于资本和专制权力之间发生了矛盾,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些基本的信息是因为某个副省长的儿子和“蚁力神”公司董事长王奉友之间发生了一些利益上的矛盾,导致公司今天破产。蚁力神的受害者向政府讨取公道是找到了正确的对象”。

奴工为生存受欺骗

据了解,蚁民中占绝大多数比例的是下岗失业者与农民,他们表示大量的媒体宣传报导中,著名电视笑星赵本山等所做的广告词中“找个好工作”是误导他们投入“蚁力神”的重要原因。

袁红冰指出,“中国城市人口中,相当一部份人,也就是原来国营企业的下岗职工,他们的生存处于一种极端的困难的边缘,原国营企业实行一种低工资政策,这种低工资又曾经被一种终身的职业保障得到补充,工资低的程度和他的劳动成果在价值上完全背离的程度,但是当时国家给职工一个承诺:你们的工资很低,但你们有终身的工作保障”。

“经过了几十年之后,中国的国营企业职工辛勤劳动的汗水换来了国营企业资本的速积累,三年前开始,中共所启动的“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造,实际上就是以经济改革的名义,利用专制的国家权力把国有企业的资产转化为贪官污吏和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奸商恶贾的财产”。

“经过这个转化之后,半个世纪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人用自己辛勤的劳做和奴工一般低廉的工资所积累起来的国家资产都变成了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的个人财产。而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则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就是在这样一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下岗职工才不得不把自己所剩的一点点积蓄投到了“蚁力神”公司,就像一个落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样,他们并不想发什么横财,他们只不过是想通过“蚁力神”的允诺为自己子女的上学、自己生老病死的医疗费储存一些基本的生活资源。但现在严酷的事实是他们又一次受骗了”。

蚁民不能再对中共抱任何幻想

2007年11月20日,数万蚁民聚集辽宁省政府、沈阳市政府、“蚁力神”公司总部等地上访抗议,当局出动全辽宁省的警力全力镇压。通过这次事件广大蚁民对中共谎言加暴力对付老百姓的本性有了切身的体会。

袁红冰教授明确指出,首先不能再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因为中共是不可能还给“蚁力神”受害者保证金的。因为像他们这样的受害者在中国何止千千万万,辽宁“蚁力神”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在全国由于腐败的权力造成的经济债务案例太多了!所以中共暴政是不可能通过一个合理的方式来补偿受害者损失的。

“如果一旦开了这个头,这样的案例层出不穷;而且中共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补偿,根本原因在于中共暴政本身就是一个通过攫取公民财富来维护一小部份特权利益的的政权。它怎么可能去补偿“蚁力神”受害者的损失呢?中共官方目前就是想要拖延时间,拖到2008年的奥运会举行之后再来进行所谓的解决问题——一定是让他们彻底失望的办法”。

彻底否定中共暴政 悲剧才能不再发生

中共辽宁当局从“蚁力神”事件开始爆发至今,就不计其余的封锁一切消息,与此同时当地媒体在政府的操控下,月余内接连向受害者发布公告。蚁民已从政府的表现洞悉其就是欲把一切罪责都推给了公司董事长王奉友,同时试探蚁民的心理承受力,还利用公告威胁,声称要查养户投入的资金来源是否合法,造成蚁民心理恐惧,不敢再追讨欠款,以最终达到政府分文不赔偿蚁民损失的阴险目的。

袁红冰教授对此表示,在目前情况下蚁民应该怎么办?他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中国的维权抗暴运动现在必须走“政治意志化、行动组织化、统一协调化和社会运动化”之路。

袁红冰解释到,“只有这样,维权抗暴运动才可能取得胜利。政治意志化就是大家必须要认清楚造成蚁民生活悲剧的直接责任人是薄熙来和辽宁省政府,但本质上是由于中共暴政的专制统治,在于中共官僚集团的国家权力私有制。由此只有彻底的否定中共暴政,才能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种悲剧,也才可能在这个事件中使受害者得到公正的解决问题方法。不彻底否定中共暴政,“蚁力神”受害者所有的正当诉求都不可能实现,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维权抗暴运动已经完成“政治意志化”的过程”。

“行动的组织化就是“蚁力神”受害者应该自动的不公开或半公开的组成自己的维权组织,通过组织性的活动,使整个维权抗暴运动显现出统一的力量”。

“统一协调化是指“蚁力神”受害者自己的维权抗暴活动要和全国其他各地的维权抗暴活动互相呼应,比如和东北、陕西的农民分地维权活动进行协调,要和各地退伍军人要求得到合法工作保障的维权活动进行协调,包括齐鲁石化工人罢工进行协调,最后形成统一的全社会、全民对中共暴政的总体反抗”。

“只有形成这种态势,每个地区、每个具体事件中维权抗暴人们的利益和诉求才能得到保证。才能最终取得胜利,所以说维权抗暴运动必然要走的道路是“政治意志化、行动组织化、统一协调化和社会运动化”,最后形成全民维权抗暴的总体的社会大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彻底的摧毁中共暴政,实现宪政民主”。

袁红冰最后表示相信,“在未来的宪政民主制度下,凡是被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利用专制手段掠夺走的属于人民的财富都必须重新返还给人民!”

辽油逾千教师罢课 当局诬陷法轮功

【大纪元1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韩冬采访报导)2008年新年伊始,辽宁省盘锦市辽河油田近十所学校的逾千名教职员工到辽油局机关大楼门口请愿,提出涨工资、解决福利、人事关系回归油田等一系列有关自身权益的要求。附近的辽河公安局出动所有警察,对在场教师进行严密监控,并有人不时地对他们拍照。三天后此事被当局称“无理非法上访”,并称“老师去请愿、要求涨工资是受法轮功指使”。

1月2日和3日两天,来自油田十多所学校的近千名教师,在一早到学校安排好学生上自习、并嘱托其他老师留校辅导后,自发集中到辽河石油勘探局办公大楼门口请愿,要求直接与领导对话。

据悉,市教委主任魏书生、副市长李淑云曾到场,但并没有与教师们见面。此间,曾有声音从附近监控的警车里传出,让教师派出代表去谈。习惯了共产党“秋后算账”的老师们坚持不派代表,并说每个人都是代表。

当局出动了多名警察对教师进行监视,“他们并不想解决问题,只是威胁说,以前曾有盘山县(盘锦市的另一个县——记者注)老师上访,结果带头的都给开除了,工资都给降级了,现在分别惩治组织者和支持者。(这次)谁不上课的话就处置谁。”

辽河油田地处辽宁省盘锦市,为中国第四大油田。原职工学校在2002年正式由地方教委接管,但据老师们称,此后,他们便成了“没人管”:“油田不负责任地将我们踢到了地方政府,而地方也不负责任地接收了我们,从此我们就到了无人管辖区了:油田和地 方都涨工资,我们却无人问津。 油田发奖金我们没有;地方给公务员两次普调工资,而我们不算公务员也没有。” “物价涨得这么高,就是国家执政党的问题,猪肉16元一斤,当官的都有钱,他们不愁。”

1月4日,盘锦市当局将此事定性为“无理非法上访”,原本打算继续到局机关门口上访的老师们被锁在校园,他们站在零下十度的校园,以示抗议。有些连续站了三天,已冻得感冒、发烧。

1月5日,有部份参与学校将周末休息的教师紧急集中,传达上级精神,称“此事件由法轮功和炼过法轮功的人煽动”,有教师当场表示“无耻”。

一位受访者说,“知识份子一直以来很要面子,也很懦弱,不像工人,很讲义气、很抱团,但这次逼到这个程度了。物价涨得这么厉害,都没钱供孩子上大学,高中一年都得一、两万,供不起自己的孩子上高中大学了。有两口子都是老师的,就更愁了。共产党的大官都有钱,老百姓被逼到这个程度,迫不得已。中国一党专制,那么迫害,老师能走出来真不容易。老师如果都回去了,最后都得挨收拾,既然都站出来了,就要坚持到底,因为是合理要求。”

1月5日晚,记者试图登陆盘锦市教育局网站、辽河油田实验中学网站,均已关闭。在百度贴吧上,记者搜索到有限的几个与罢课有关的帖子,其中一则出自一名未署名的教师,称“年底一万多的奖金不给,物业费自己交,医疗费也不再给报销……太多太多的无奈,太多太多的不合理,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尤其是盘锦教育的悲哀!! 我们在公共场所还经常得到‘赞扬’:‘你们多好啊!待遇多高啊!工资高,还有两个假期真好,还受社会各界尊重!’请问我们的待遇高在哪里?假期怎么过的?又是怎么受尊重的?”

有同情心的学生为凛冽寒风中的老师送去热茶。有跟帖说, “这个社会有太多的矛盾,太多的不合理...... 这次事件不光是教育的悲哀,是老师们的悲哀,是我们学生的悲哀,也是这个社会的悲哀啊!”

另有网友质疑当局,“油田老师真的是很有忍耐性,很有素质,划归地方这么久,才了解你们如此的苦衷。辛辛苦苦培育油田子女,让石油工人放心采油增效,你们却没有享受效益的资格,油田领导于心何忍?地方政府没有金刚钻, 干吗要揽瓷器活?……听说还跑人家实验中学去讲话, 真丢人。”

一位新近参加工作的油田工人跟贴表示同情:“我工资加奖金平均每月2500,你们教了15年的老师每月才拿1800,……我的老师教了我5年,这回看到我们上班了很高兴啊,可说到老师自己他们很无奈啊。”

到记者发稿时,盘锦市教育局网站、相关中学网站仍关闭,而前一天搜索到的几则贴子的网页则提示:您要浏览的贴子不存在,关闭当前页面。据知情人透漏,所有的网络均由专门人员封锁,发布消息的帖子上来一个封一个,以防教师罢课的消息进一步泄露。请关注后续报导。

杨宽兴:决策官员也应为厦门PX买单

【大纪元1月6日讯】虽然尚无正式的新闻报导,但厦门PX项目的搬迁似乎已成定局,有消息称,在包括福建省委全体常委参加的省政府会议上,福建省最高层做出了厦门PX项目停建、搬迁至漳州市的古雷半岛的决定。至此,关于厦门PX项目的纷争宣告结束,由6.1“散步”所承载的民众力量终于得以显现,在今天的中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厦门PX项目的里程碑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它是民间社会以公开的“非法”游行示威对抗官权的少有的一次胜利,而厦门人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以公民的参与精神表达对公共决策的态度,从其组织模式到社会联动方式,都值得关注中国未来的人认真回顾,并加以研究。

香港《大公报》的报导称,在福建省高层做出项目搬迁的决定之后,厦门市政府当天即与PX项目的投资人——来自台湾的陈由豪达成初步意向,厦门市愿意承担搬迁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在一片欢呼声中,人们似乎来不及思考更多,更不可能精确地计算出项目搬迁的费用,不过,将投资规模108亿,并且早已开工建设的PX项目搬迁到外地,这本身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我等小民看来,那笔搬迁费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笔钱由谁来出?当然是厦门市财政。这就等于说是由全体厦门人来出。当然,厦门人宁可出这一笔钱,也不愿意与PX项目这样一个巨大的污染源为邻。但是,厦门人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来承担这笔惩罚性的巨额费用?

我们知道,厦门PX项目早在2004年就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2005年7月,其环境影响报告书获得国家环保总局审批通过,项目于2006年11月开工建设,两年多时间里,并未遭遇任何有效阻力,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厦门地方政府将原本划定的工业用地大量用于建设商住房,加重了化工项目与市民生活的矛盾,显示出项目决策过程的混乱无序。综观这一决策过程,无论是国家发改委、福建省发改委,还是厦门市政府,都没有认真审查该项目对于人口密集城市厦门的环境风险,致使项目在民众并不知情的前提下就开工建设,即使在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赵玉芬等人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反对议案后,厦门主要领导人仍在小型会议上表示“委员提他们的,我们不理睬,要抓紧速度干”,这使得项目未能及早停工,大大增加了搬迁的成本。事实上,早在2006年11月底,赵玉芬就联合其他五位中科院院士写信给厦门市领导,力陈 PX项目不可以在厦门投产。当时企业还处于建厂房的时期,尚未投产,搬迁带来的损失不会很大。

遗憾的是,自2006年11月至2007年6月1日,PX项目一直在“抓紧速度干”,甚至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即使在6月份之后,项目建设也没有完全停下来,这种抓紧速度干的目的,显然是希望造成既成事实,迫使民众接受,现在看来,那时候每一天的抓紧速度,带给厦门人的,都是一建一拆一搬的加倍损失。如今,面对这样的损失,不知赵玉芬心头是否会有一种无可奈何的苦涩!

作为科学家,赵玉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告诉官员,近在咫尺的PX项目是危险的,但是,执政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厦门官员眼里,显然比不上不顾死活的GDP更有号召力,有时候,在权力看来科学是一钱不值的,这时候,除了民主的力量,确实再没有什么能阻止权力的脚步。作为五四运动的主要吁求,今天,德先生和赛先生在厦门又成了一对难兄难弟,6.1“散步”过后,李义强等市民遭受了显然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厦门PX事件不可被忘记的一页。

好在厦门有连岳这样的意见领袖,有坚持不懈的勇敢市民,他们用坚韧、理性的抗争,终于摘去了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问题是,厦门人付出的成本是不是太高了呢?不错,我们可以将PX的搬迁视为“政府与市民的共同学习和成长”,但是,自始至终市民并没有做错什么,损失是由罔顾科学的政府决策造成的,作为决策者的官员(包括在6.1散步之后仍为PX项目辩护的厦门市环保局官员)是否应该为“政府的成长”付出应有的代价?如果不付出代价,政府真地能够成长吗?在我看来,既然民众必须以经济上的损失为厦门PX买单,决策官员就应该用官位来买单。

我不是厦门人,无须承担项目搬迁的成本,但面对巨额的搬迁费用——这本可以避免发生的费用——我希望不要再有人以“交学费”为藉口替政府官员辩解。凭什么要市民为官员的无知和颟顸“交学费”?要“学习”,完全可以先把官位辞掉,自己交钱去学好了再回来!

如果厦门市的官员可以享用这种无代价的“学费”,对其它地方的官员会是一种负面激励。为官不只需要清廉,也需要有相应的决策能力,所以,除了腐败应该下台之外,官员同样也要为错误决策承担代价,尤其是那些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错误决策。

尽管这只是常识,看上去却似乎有点得寸进尺的味道,在中国现实政治状况下,厦门人的胜利已经是个奇迹,政府少有地表现出了妥协和开明态度,民众还应该提出更多要求吗?

问题是,厦门人已经用自己的脚步证明他们不是封建王朝的顺民,而是具有权利意识的公民,是养活了政府官员的纳税人,PX项目的搬迁不是政府对市民的恩赐,而是各种力量博奕的结果,厦门人既然有力量搬走威胁生命安全的PX项目,当然也就有问责政府的权利。作为无过错者,如果需要他们吞下PX项目建设和搬迁的苦果,为政府和官员的错误决策全数买单,而那些胡乱决策的部门无须承担任何损失,胡乱决策的官员继续心安理得地坐在官位上,甚至连向民众道歉的姿态都不肯做一下,对厦门人来说,这是不公平的,而对厦门以外的中国公民来说,这种无须为错误承担责任的决策机制,与PX项目一样,是安放在我们身边的巨大的安全隐患,随时可能给我们致命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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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5期

郑恩宠:周正毅现象

【大纪元1月6日讯】《谁引爆周正毅案》与读者见面了。地球上任何一个事件,历史终究会还其他本来的面目。发生于二○○三年上半年的上海“东八块”拆迁案,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上海市民不服强制拆迁、违法征地而进行的一次可歌可泣的维权抗争案。这个故事至今没有完,也不会很快就结束。

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陈良宇和韩正亲自到“东八块”强行举行所谓五百千伏世博变电站的开工仪式,该工程未经国家发改委批准,变电站只是使用了“世博会”的名称,而不是为二○一○年上海世博会提供电力服务的变电站。二○○一年至二○○二年上海批准了三百零一幅土地,采用了周正毅“东八块”的开发模式。据不完全的资料,二○○三年至二○○五年上海起码批了六百多个“东八块”。陈良宇、周正毅之流政治骗子、经济骗子的面目,需要人们逐步去认清。如果人们想用客观真实和全方位的视角去破解这个案例,短期内是不会“盖棺定论”的。

什么是目前中国人权首要的第一问题?我认为土地、房产是中国大陆目前及今后几十年内需要解决的首要第一人权问题。征地、拆迁本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今天中国大陆的党媒、官媒和拿了高薪非独立的专家、学者们将征地、拆迁当作两个问题。中国不同于英国当年的“圈地运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生存着十三亿人口,有效的耕地人均只有一点五亩,按目前的科技、环保状况能适合人们常年享有幸福感并适合人类生存的土地占中国国土不到三分之一。在中国征地必须包含着拆迁地上的建筑物,其中包括中国公民赖以生存的住宅。

拆迁必须征地,上海人口不断在增加,十年中将二百八十万市民从中心城区逼迁到上海郊区,先要征用一百万农民所居住或耕作的土地。将他们的住宅、经营用房全部拆除,再建房安置他们,然后安置从中心城区逼迁而来的市民。征地拆迁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要细化可分为二个法律关系的研究课题。

在中国征地、拆迁都是政府行为,土地全部由政府垄断,住宅所在的土地永远是掌握在政府少数人的手里,我叫你走,你不得不走。我要拆,就得让我拆。我以合法名义抢你,你就得被我抢。刀把子、枪杆子、舆论、法院都由各地政府中少数人垄断。

没有只征地不拆迁和只拆迁而不征地的政府行为。迄今为止本人几乎经历这类案的全过程,为此付出了三年牢狱的代价。自二○○六年六月五日出狱以来,又生活在“家庭监狱”中,陈良宇们害怕我和“东八块”的受害者接触,怕更多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上海当局害怕我与更多的市民、学者接触,害怕暴露更多的周正毅。周已二进宫了,它是上海官商勾结的腐败案之一,它是个现象,上海至少有四、五十个周正毅。

没有土地权,没有房产权就没有实质意义上的人权。

二○○三年上海市民“东八块”一声吼,中国的简.雅各斯( Jane Jacobs )们站起来了。二○○五年《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华文版在中国大陆出版,作者简.雅各斯二十万字的原著于一九六一年在美国出版。一九一六年出生的简.雅各斯,一九四四年和当地一位规划建筑师结婚,定居纽约。

上世纪六十年代,她参加了抵制在曼哈顿地区兴建高速公路的抗议活动,这条将截断整个纽约的高速公路只照顾了富人上班的方便而无视于穷人的利益。一九六八年她在抗议集会上被捕,罪名是“暴乱”和“故意伤害罪”。经过十二年的维权抗争雅各斯们胜利了,“美帝国主义”放弃了这一政绩工程,败给一些穷人代表。以后她又到了加拿大参加了抵制多伦多修建 Spadinb 高速公路的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普通的公民成为了一个无畏的,不屈的激进份子,一个充满热情的社会活动家。

在一个所谓的“人压迫人的社会”中,她能够热爱集会,喜欢走上街头,喜欢加入那些热情的集会人群中去。简.雅各斯是一根压倒骆驼的伟大稻草。今天上海的八千名律师和全国十三万律师是公共知识份子的组成部分,一个有良心的知识份子要不要像雅各斯那样挺身而出向权力讲解真理,勇敢地承担社会责任?当今中国正在处于转制时期,如果民众与资本和权力的较量是一场稻草与骆驼的博弈的话,中国稻草为何要悲观?上海的雅各斯们让这个世界看到了稻草是如何压倒周正毅、陈良宇之流的!

我出狱之前的四十一天(四月二十五日),简.雅各斯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一家医院去世,离她九十岁生日还差九天。多伦多市长声明:她是“这个时代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她的洞察力和杰出贡献改写北美城市的发展史”。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影响了美国当时的规划界,正是这本书,终结了五十年代美国政府试图消灭贫民窟和兴建高速公路等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运动。当时美国的建筑师、规划师以视觉上的美为真理的标准,以这一教条去评判一个城市的好坏。迷信只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就可以马上扫除各城市的贫民窟,甚至滥用权力,把普通人群像物品一样任意从A处搬到B处,不顾一切破坏社会底层赖以生存的社会网路。结果这种拆迁运动实际上扩大和加重了贫困。

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先是全盘苏化,“文革”后除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外,在经济、城市化改造等问题上全盘西化、全盘美国化||在一个集权化的体制下,发生了美国五十年代来城市改造的错误,这是一个缺乏监督机制下所发生的灾难性的错误,是一个积重难返和难以纠正的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上海卢湾区一幢石库门住宅的亭子间,在疯狂的拆迁中被消灭。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第一个放映国产片的大光明电影院也差点倒在陈良宇区长的推土机下 ...... 谁是爱国者,谁是卖国者?历史是人民写的。

中共一大会址附近,以拓宽马路为名将居民赶走,将大量公民私有住宅给一香港商人建“新天地”,一九二一年中共是在人民掩护之下秘密成立的,难道现在的上海政府抢了民宅的工程就是“新天地”?上海有个新天地,江苏、浙江也出现了许多“新天地”。

周正毅案引爆时间本可以在二○○三年四月初,最迟也应在五月二十一日中午,但因故在五月二十八日引爆,并点了原上海市一号人物的名。今年八月七日,这位原国务院副总理的秘书王维工被当局点名,涉嫌违纪正在接受审查。五月二十八日黄菊被选为中共十七大代表,六月二日去世。九十年代初,虹口区区长薛某人多次在政府机关工作报告中说,虹口区在拆迁中死几个人没关系。数年之后他又改口,说这是原上海一号人物多次讲话的精神。

周正毅原任上海农凯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该公司办公室的领导成员和在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东八块”合同上签字的上海静安区某地产公司总经理是我在上海某大学房产学院研究生课程班的同学,原静安区政府建设委员会某副主任是我中学五年的同班同学,黑龙江兵团十一年战友,对农凯集团的许多底细我是清楚的。对上海的周正毅现象,我已习以为常了。

二○○三年四月有部分“东八块”的居民向我谘询过,我中学一位老师家就住在“东八块”。四月十七日我在黑龙江兵团六师后勤机关的知青,刚与拆迁公司达成拆迁协议。五月初,当我见到沈婷送来周正毅签字合同影本的第二天,许多香港驻上海记者要发这个新闻,但本人坚持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不要上媒体,这对媒体负责,也对本人的声誉负责。

我在上海东方广播电台担任过五年“坐堂律师”,在“房产两点半”(半小时)节目电台的直播间当场回答听众的问题达五年之久(一九九七年|二○○一年)。我也曾在《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法制报》、《青年报》、《新闻晨报》、《上海住宅》用真名和笔名发表过近三百篇关于拆迁、征地、规划、商品房买卖的文章。长期以来,我已养成新闻真实性的自律。我第一次走进国际媒体是二○○一年七月,在法国巴黎城市国际广播台〈反贪风云〉节目中,讲述我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状告司法部案的进展情况。

上海市民在第一时间向国际媒体引爆周正毅案不是偶然的,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以来上海市民在土地、住房等民生维权活动被长期压抑的情况下发出的一声吼。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蒋彦永医生是我的老师。”这是我在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刑事法庭上,法官问我为什么要将周正毅案新闻发到境外?我答;“为了消息出口转内销。”当庭我还谈到蒋彦永、周珂、高智晟 ...... 批评了黄菊、陈良宇、韩正等包庇周正毅。六月五日晚香港凤凰卫视在家中采访我二小时,我以周正毅案为例谈到上海十年拆迁、征地大量弊案。上海是全国暴力征地、拆迁恐怖的源头、龙头和中心,一切围绕GDP至上,一切围绕少数人政绩、升迁、仕途转。第二天我被刑拘了,不久全球媒体关注此事。

上海市民一声吼后,全国各地也连续出现抗议现象。七月云南省漫湾水电站三千多名农民静坐在工地上阻止开工。八月二十二日,南京邓府基拆迁地块居民翁彪不满拆迁补偿过低,闯入当地拆迁办泼洒汽油点火自焚,死亡,五名拆迁办工作人员及一名治安民警烧伤。九月十五日,安徽一名农民因不满违法拆迁在天安门广场点火自焚。二○○五年一月九日在上海徐汇区麦齐里基地拆迁中,活活烧死一对老年夫妇。早在二○○三年一月我通过网路给上海陈良宇市长写信,指出麦齐里等基地拆迁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三天后市长信箱将信转往上海市司法局处理,至今该信石沉大海不知去向 ......

当今中国土地批租、转让、征地、拆迁的收入已占各级政府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不征地、不拆迁各级政府的财政困难几乎是难以支撑下去的。二○○二年上半年,中国人民大学房产法教授周珂在《人民法院报》上发文称,近几年的房地产发展模式是个掠夺式的发展模式。土地储备只是在马来西亚的个别地区有过的几个案例,根本不是一个国际惯例。

陈良宇们将土地储备作为“东八块”的翻版,向全市和全国推广。二○○三年六月起,引起了全国民众对违法征地和拆迁的抗争,历史将记住这一年。这年的四月,蒋彦永医生勇敢地向世界披露了中国非典疫情,中国少死多少人?

近十年来,全国每年土地违法案约十五万件左右,各级地方政府主导的违法用地占百分之八十,企业和个人违法用地占百分之二十。

一九九四年财政制度改革以来,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地级财政摇摇晃晃,县级财政哭爹骂娘,乡级财政地动山摇--这也是造成暴力征地、拆迁恐怖的原因之一。近年来下了台的省级干部,百分之七十倒在征地、土地转让、拆迁、工程转让或贷款上,所涉及的腐败是中国第一大腐败。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房地产开发是个三角形,一头是政府的政绩,一头是开发建筑商的经济利益,另一头是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任何一个三角形都可以找到一个中心点,这是在中国初中生都会解的几何题。三角形构架是物理学上最牢固的结构形体,这个中心点就是社会的稳定点。而当今中国在这个三角形的构架中,政府的政绩第一,第二才是房地产投资开发和建筑发展商的经济利益,最后一头才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第一和第二头相互利用,组成利益的天然联盟,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

二○○四年中国人权入宪后,我在监狱开始反思,在漫漫“家庭监狱”的长夜中,我醒悟到土地权、房产权是当今中国人权首要的问题。

法治的精髓是人权,光讲法治不讲人权是空谈法治。财产权是人权的基石,没有财产权就没有人权,而土地、住宅(房产)权又是财产权的核心。“有恒产、有恒心”,孟子讲这句话时,中国与这个世界尚未进入工业文明,当时没有工厂、公路、铁路、银行和矿山 ...... 他讲的恒产显然指土地、住房(包括其他房产)等不动产。这或许是中国最早人权思想的萌芽。

我想,有了土地权和住房权,才有美国原住民印地安人和大量移民的权利。《独立宣言》阐述每个人都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

美国的《独立宣言》被共产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称为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成为法国大革命中《人权宣言》的范本。《独立宣言》、《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人权公约关系如何?需要人们进一步去反思。在这个问题上我愿与各位读者、各界人士心平气和地去讨论和探索。

经济学、市场经济和各国土地权转让、房屋拆迁的实践无不证明,市场能够解决的拆迁双方的补偿问题,政府不应去干预。

在一个全球化、市场化和房地产竞争的行业,价格由市场供求所决定。市场通过自身的运行完全能够自行调节土地,房屋拆迁补偿的价格,无须由政府垄断定价。征地、拆迁也是“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不信强征农民的地,强拆农民的房又补偿过低,“三农”问题会解决。

今年上半年,在同济大学一百周年校庆上,一位伦敦前市长作报告,多年来伦敦市通过给建筑商提供建设用地,在招投标中建筑商必须承诺所建的住宅百分之五十供中、低收入者购买。上海大动迁造成中环线内百分之九十四点四市民购不起房,五百万外省市农民工处在住房保障的边缘之外,没有住房的尊严。上海式的市场经济已走入误区。

周正毅案引爆遇上了互联网普及的机遇,网上纳言应成为中国领导层加强执政能力的新课题。改革不应使弱势群体利益受损。靠不断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来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就,那么这种改革最终会失败。以往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暴力征地、恐怖拆迁所遗留的问题,不从体制、机制层面上去解决,而让其蔓延,那么隐含的社会矛盾冲击力可能大于八九风云、法轮功等问题对社会的震荡。

人心向背,如果苏共亡党有人认为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开始,那么中国执政党如果亡在征地、拆迁、住房价格过高,企业转制等腐败问题的蔓延上,那么实在太可惜。

对周正毅现象和陈良宇腐败案需要用一代人和几代人去反思,我们的社会才会进步。

借此机会,我愿与有兴趣对中国征地、拆迁问题研究的学者保持联系,合作研究涉及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基本人权问题。

二○○七年八月十四日于上海

转自《开放》2008年1月号

金钟:沈婷没有说完的故事

【大纪元1月6日讯】“上海帮”这个概念,据维基百科的界定是:“中共六四事件后与江泽民有直接关系的一个非正式派系,对胡锦涛的共青团派,形成强大压力”——其实,上海帮之名,溯其源,应来自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且出自毛泽东之口。因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主角,毛又钦定为“四人帮”,以缩小打击面。毛死,中共乃将文革浩劫之罪,归于“林彪四人帮”。邓小平文革后复出,四人帮覆灭,以重刑下狱。不过十年功夫,邓又重用上海人才,取代胡耀邦、赵紫阳一代,江泽民一九八九年衔命赴京,接任党魁。迄今十八载,曾庆红、朱镕基、吴邦国、黄菊、贾庆林、陈至立、陈良宇……这班江的党羽纷纷上调中央或跻身政治局,权势显赫。上海帮崛起,遂成景观,名满天下。

  近几年来,随着江泽民退休,胡温执政,黄菊病逝,上海帮在中央呈淡趋之势。但在上海滩,他们的老地盘,仍是很有看点。一方面挟“改革开放”劲风之利,在中国近代工商先锋的基础上,成为中国新走资运动的龙头。二十多年下来,上海引进外资、技术、人才都高居全国第一。二○○六年底,已有一百五十个跨国公司总部、一百四十九个外国投资公司和一百九十五个外资研发公司设在上海。上海已有外资与中外合资企业四万多家、零售商店一千六百家。国际资本的注入,极大地改变了共产党统治下的上海面貌。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十里洋场,今非昔比。另一方面,上海近代流氓帮会的传统,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得以发扬光大。上海党政官僚系统在垄断的权力和巨大的利益驱使下,官商勾结、巧取豪夺,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盘根错节的官商利益网络渗透在社会各个角落,使一千八百万上海居民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权贵阶层对民众的申诉实行黑社会式的打压。法律变成他们手中的鞭子,任意抽打被剥夺的善良市民。媒体噤声,协助掩饰他们非法的暴利和罪行。

  今日上海,表面上流光溢彩,繁华盖世;实质上,已蜕变成暴发户的乐园。和一九四九年前“冒险家的乐园”相比,新世纪的上海富豪,拥有不可想像的权力支援,而且假以人民的名义。

东八块是中国官商勾结的土地贪污案典型

  《谁引爆周正毅案》描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是关于上海、上海帮和上海风情的无数出版物中颇为独特的一本。它记录的人和事,发生在最近五年,空间跨越上海、北京、香港。故事围绕上海静安区黄金地段“东八块”的房屋拆迁而展开。作者记录了她和维权律师郑恩宠为了维护东八块居民包括她和父母的祖居,怎样不屈不挠地抗争。他们面对的是周正毅一伙贪得无厌的不法富商,和站在周正毅后面精明势利的层层官僚:从公安警察,社区干部到不可一世的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陈良宇,甚至个别政治局常委。

  旧城改建原是世界性的常规工程,各国各地做法有不同,争议也常见,但总以尊重私有产权和各方利益大致平衡为原则,不满而强迁者都是很少数(香港限制在百分之十之内),争议可由透明公平的谈判或诉讼解决。中国人大今年三月通过《物权法》,私人物业不容侵犯,已如日月之昭昭。但是,上海的做法却是一个罕见而只会激起公愤的骗局。政策明文规定,旧城重建的目标之一是改善原居民的居住条件,鼓励他们搬回新楼居住,以此给地产商免地价的优惠。周正毅以和贪官分赃的方式,拿到“东八块”的土地经营权,继而勾结公权力强制拆迁,不让原居民回搬。企图以狂涨了十倍的价格,出售商品房,牟取数十亿的巨大利润,既侵吞国家的土地收入,又损害居民应有的权利。

  沈婷和东八块上万户居民是受害者,部分家园已被夷为平地,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他们起而控诉周正毅诈骗,二○○三年五月争取到一次难得的庭审,迫使偏袒周的法庭不得不判周三年徒刑。但是,几天后,政府又以莫须有罪名拘捕郑恩宠律师,也判刑三年。东八块居民乃上京告状,但不绝于途的访民,遭到的是冷漠、侮辱和殴打,甚至被集体绑架押回上海。

  沈婷亲历了全过程。是她请来郑恩宠律师打官司,也是她把东八块居民的遭遇和抗争告诉中外媒体,赢得国际的同情。德国法官协会并将年度人权奖颁授给狱中的郑律师,沈婷赴德代领。上海政府迫于外交压力为她母亲安排房子,却没收她的回乡证,禁止她回上海探望年迈父母。同时,继续关押郑恩宠,以杜绝这两位把周正毅送上法庭的反贪勇士再度合作揭露更多的上海帮劣迹。

一个小女子挑战傲慢的上海王国的故事

沈婷小姐是八○年代成长的一代。文革童年的黯淡记忆和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不公,培养了她潜意识中的自主精神。她坚信,这个世界的正义没有人恩赐,只有靠自己去争取。她可以走上街头抗议第一线,也可以登上知名的国际讲台。她孝敬父母,恪守信义。风里来,雨里去,不惜代价地忍受来自官府的凌辱和压力。

  沈婷豪爽中见细腻,勇中有智。她有一个好习惯,留意保存文件和记录重要的谈话内容——构成这本书的一个特色。那些交易合同、法庭辩词与判决书,甚至给中央的上书,没有八卦趣味,没有儿女情长,都是札实的文字。包括案情的真伪,法理的辩证,备忘的具体情节……读来绝不感到沉闷。如张思之律师对郑恩宠案的辩护词,那真是一篇掷地有声的好文章。辨驳有力,情理交融。书中选载的这些文件,折射出上海空前汹涌的商潮下,社会底层群落的挣扎和命运。

  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前夕,为上海帮的“一哥”陈良宇定了案,清洗出党,送交法办。会后,“二进宫”的周正毅,也在高度保密下再度受审四天,迄今没有宣判结果。而透露的五宗罪并不包括土地开发上的诈骗。沈婷的书告诉我们:东八块强迁的模式已推广到全国,造成了怨声戴道的“暴力征地,恐怖拆迁”。惩罚周正毅,不仅牵连全上海的市政责任,还有各省市的责任和中央的责任。而周案涉及的京沪高官家族,更是不言而喻的难题。正如郑恩宠所指,上海有几十个周正毅。因此,沈婷写的故事远没有完结。

  虽然,中国的反贪没有尽头,但是,沈婷、郑恩宠已经完成了一件有突破意义的任务,在铺天盖地的贪腐黑幕上捅开了一个大洞,让我们很幸运地洞悉一个当代中国官商勾结的活标本。一刀见血的剖析,所谓上海首富,原来和中国最有权势的政金集团狼狈为奸,从而把“三个代表”的神话打得粉碎。精彩的是,这是一个古代传说“哪吒不怕海龙王”的现代版。一名小女子挑战傲慢的大上海王国,一名维权律师顶替不敢出声的八千名上海律师!他们两位至今被隔离在上海之外(拒绝入境和软禁),让中共驻港官员看得直摇头:“那么大一个上海,对付不了一个沈婷!”这是虽败犹荣。这是弱者的胜利。中共中央将周正毅陈良宇这对上海滩金钱与权力的首富绳之以法,看看沈婷的书,可以知道是谁立了奇功。自从周正毅丑闻被揭发,东八块圈地模式,已在全国叫停。救了千家万户,免遭野蛮拆毁。
  
郑恩宠律师揭示官僚们大兴土木背后的真理

郑恩宠律师为本书所撰〈周正毅现象〉,是一篇阅读本书,阅读上海滩乃至全中国房地产黑幕的“导言”,他以高度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办案经验,概括今日中国经济的病症所在,揭示官僚们大兴土木营造“亮丽政绩”背后的真理。

  沈婷的《谁引爆周正毅案》,将作为当代中国非正常发展的一个有力的见证,傲立在追求良知的人们的书架上。这本书还提供了一种可供参照的价值,那就是被压迫者和专业人士相配合,在法制的轨道上充分运作,有可能迫使当权派惩恶扬善,作出一定的改革,推进社会的进步。虽然这种抗争可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像郑恩宠和沈婷及部份拆迁户已付出的那样,但胜利是可期的。中国人民在抛弃了毛泽东杀人如麻的“无产阶级专政”后,绝不会接受上海帮式的流氓加权贵的黑社会专政(他们越界抓人,公然到北京绑架访民,到香港搞特务盯梢;他们将上京告状者判刑、劳教,重伤三十四人,十二人死于非命……)。

  开放出版社向以出版大陆禁书为己任,托一国两制的福,我们在香港并未遇到来自中共方面的干扰。但是,沈婷出书是一个例外,身为香港永久居民的作者,她受到多次威胁。最新一次是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四点半,上海市政府王姓官员致电她说:“如果你敢出这本书,我们要给你颜色看!出了这本书,你永远也拿不到回乡证!”沈婷反驳道:“胡锦涛说了以法治国,我不怕你!”王官员回答:“那你去找胡锦涛拿,共产党只有一家,不是超级市场,可以开一家又一家……”
  
谨此照录。希望这是这本书出版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

(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转载自《新纪元周刊》第53期)

王维洛:谁在妖魔化三峡工程?

【大纪元1月6日讯】一石激起千层浪

二○○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国务院三峡办和国家发改委在武汉召开关于三峡工程的会议,国务院三峡办主任汪啸凤在会议上传达了温家宝六月份的讲话:“如果没有有效的防御措施,这项工程可能会造成巨大灾难”,并且宣布了国务院将要采取的几项具体防御措施,以防灾难出现,对此新华社进行了报道。

新华社公开报道温家宝的讲话,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外媒体对此都有报道。国内媒体以“前所未有:中国终于承认三峡大坝是个巨大灾难”、“中国承认三峡大坝存在隐患”等题目转载国外媒体的报道,温家宝的讲话内容出口又转为内销。还有一些国内媒体将重庆市计划三峡库区移民四百万和三峡工程可能会造成的巨大灾难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质问三峡工程移民到底是多少,何时能够结束。国人以为中国政府承认三峡工程出现错误。此时黄万里先生的女儿黄肖路正好回国探亲,许多朋友向她打听此事是否属实。

温家宝这句话引起国内外媒体对于建成后的三峡工程极大关注,也引来三峡工程利益集团的极力反击,指责外国媒介妖魔化三峡工程,是指桑骂槐。

承认三峡灾难 京拟拯救计划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国外媒体关于三峡工程的报道、评论比较多,但是很难看出中国政府对于三峡工程的真实态度。从“承认三峡大灾难,京拟出拯救计划”到“这是外国媒体妖魔化三峡工程”,使得许多读者难以理出头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大型大坝水库工程相比,三峡工程进展相当顺利,特别是没有遇到财政问题,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每年从老百姓口袋中收取五十亿至一百五十亿元人民币“三峡基金”,成为三峡工程最主要资金来源。使用“三峡基金”不但不用支付利息,而且不用还本,使用者有说不尽的好处,支付者没有任何回报。

但是自从二○○三年六月三峡水库蓄水至海拔一三五米之后,特别是二○○六年十月水库蓄水位继续抬高到海拔一五六米,三峡工程的问题接踵而来,水库蓄水导致滑坡崩塌增加,水库诱发地震次数增多,水质变坏,重庆洪水灾害加重,水库淹没范围大大超过预计,移民大大超过计划的一百一十三万人,移民新建造的房屋将被三峡水库淹没,安置后的移民陷入贫困状态,三峡船闸实际通过能力远远低于计划的能力……等等。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二○○六年十一月以汪洋为首的重庆市党委和市政府提出“一小时经济圈”的城市区域发展战略,计划从三峡库区移民四百万。为了掩盖三峡工程的问题,重庆市党委提出移民四百万的理由是城市发展和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问题,似乎与三峡工程没有关系。重庆市党委和市政府将移民四百万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上报国务院审批通过。温家宝虽然批准了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却不知道搬迁这四百万移民的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从何而来。

自从二○○三年六月三峡水库蓄水之后,国内媒体就出现关于三峡工程的负面报道。其中特别引笔者注目的是,二○○四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舒为群医生因为研究三峡库区水质变坏问题而获得地球奖,中央军委还专门颁布嘉奖令。舒为群医生的研究指出三峡库区水流变缓、自净能力减弱、水质变坏的事实和严重后果。二○○七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发表长江生态报告,指出长江三峡工程对于长江生态环境的破坏,这是份量很重的报告。同时中国青年报发表《长江建坝危机》文章,南方都市报发表《重庆断航与长江水危机》,指出长江三峡工程的危害。

三峡工程和中共十七大

中共十七大会议上,三峡工程也成为记者采访的一个重要题目。这不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三峡工程的负面报道,而是因为三峡工程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最伟大的成就。为十七大会议召开,北京举办了名为“复兴之路”的大型展览,展览中心的一幅大型宣传画描绘的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多年来的历史,宣传画的中央就是三峡大坝。中国科技报在庆祝十七大召开的社论中写到,三峡工程等大型工程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伟大科技成果。

参加十七大的四位代表接受记者采访,他们分别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俊生、重庆市市长王鸿举、三峡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和重庆市移民局局长。采访中他们强调三峡工程是经过科学的工程论证和全国人大的民主决策的。王鸿举说三峡水库水质优于三类;李永安说三峡工程累积发电超过两千亿度等。

谁在妖魔化三峡工程?

十七大会议之后,国内主流媒体开始反击,主要行动有:新华社记者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的采访,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国务院三峡办和三峡总公司邀请在北京的中外记者参观三峡工程考察三峡库区,人民日报发表称赞三峡工程是生态工程的文章。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议上,原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技术负责人潘家铮指责外国新闻媒介妖魔化三峡工程。在这之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三峡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指责外国新闻媒介妖魔化三峡工程。

笔者阅读了最近一段时间中外新闻媒介关于三峡工程的大部分报道,认为外国新闻媒介对于三峡工程的批评是中肯的,是有事实根据的。特别是写报道的外国记者都在事先到三峡库区进行了实地采访,取得第一手资料。这得利于中国政府允许外国记者在奥运会之前可以在中国自由采访,使得三峡库区这个过去要经过省市外事局审批许可方可进入的地方,成为外国新闻记者采访的热点。

目前大部分三峡工程移民处于“无地种,无工做,无出路”的状态。三峡库区的崩塌、滑坡从建坝之前的四百多处增加到蓄水至海拔一五六米时的四千多处。三峡库区水质问题如中国专家舒为群医生等人指出的,并非是外国记者妖魔化。一九九二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三峡工程移民一百一十三万人。到二○○六年底,三峡工程已经完成移民一百三十万人,现在还要再搬迁四百万人。三峡工程出现如此严重错误问题,根本不需要什么人来“妖魔化”。

指出三峡工程将造成巨大生态灾难的一共是三个半人:一位是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一位是北京农业大学侯学煜教授,一位是网络政论家王小宁,一位是温家宝。温家宝说“如果没有有效的防御措施,这项工程可能会造成巨大灾难”。这是一句条件句,是否会造成巨大灾难,还要看条件是否出现。所以,温家宝只能算是半个。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国务院提出的几项措施,包括重庆移民四百万,不能阻止生态灾难的出现。原因很简单,这些措施并不能治本,比如把四百万移民都移到“一小时经济圈”内,对于三峡库区的水质改善没有任何作用,因为三峡库区水质的变坏,是三峡大坝壅水,长江流速变缓,河流自净能力减弱。这个措施也无法防止崩塌、滑坡增多以及更多更大的地质灾害。

黄万里教授指出:“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不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经济开发程序的问题或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所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它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侯学煜教授生前警告说:“建坝蓄水后因水的浸泡软化作用和浮力作用,将使滑坡的稳定性减弱,促使老滑坡复活,尤其是该地山区暴雨来临时,在地面又无植被保护的情况下,更易触发滑坡、崩塌。另外从库区的地质构造等条件来看,库区存在着诱发性地震的可能。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滑坡和岩崩,对大坝将产生威胁,有可能堵塞长江。”王小宁指出:“三峡工程的最大问题不是极为巨大的投资,也不是库区泥沙的沉积,而是每年汛期,川江两岸的城镇,包括西南最大的城市--重庆及沿江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镇将频繁地被淹没。每年川江汛期长达七、八个月,要发多次大水,一次大水几天,十几天才会退去,损失每年何止百亿。它会造成上下游之间人民的严重对立,将引发全国的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外国记者对于三峡工程的批评,均没有超过黄万里、侯学煜、王小宁等人。

黄万里和侯学煜都已经去世。批评三峡工程的王小宁现在正在监狱中。到底谁在妖魔化三峡工程?

矛头指向温家宝

“政令不出中南海”是温家宝这个总理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十七大之前是这样,十七大之后更是这样。温家宝是学地质出身,对于三峡库区面临的严重地质问题应该很了解。首先,三峡水库蓄水,自然水位被最大抬高一百多米,库水上升使得原来处于比较干燥状态的岩土变为饱和状态,导致力学强度降低。其次,三峡水库蓄水位每年在海拔一四五米至海拔一七五米之间变动,水位的大幅度和快速的变动,促使古老滑坡重新复活。第三,三峡水库蓄水后,江面变宽,波浪的淘蚀作用加强,使得库岸失去稳定。第四,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峡库区地震次数大为增加,虽然还没有发生三峡工程论证认为有可能发生的六.五级的地震,但是不断发生的微震,使得两岸岩土更加松动,更加容易失去稳定。最后,三峡工程移民安置的建设造成了新的滑坡。温家宝已经两次增加了治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的投资,至今已经投入一百多亿元人民币,但是没有能够阻止滑坡增多和灾情加重的趋势。温家宝当然知道,工程地质学界对于三峡库区的滑坡、崩塌没有什么灵丹妙药,生态灾难已经酿成。

温家宝之所以“政令不出中南海”,是因为他不敢讲出事实真相,不敢承认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不愿承担错误决策的责任,而只是在他认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小的修补。温家宝关于三峡工程灾难的话,三峡工程的利益集团却不愿听,出来反击是必然的。指桑骂槐,说外国媒体妖魔化三峡工程,矛头所指是十分明确的。

转自《争鸣》2008年1月号

打死校长的“荣耀” 宋彬彬 vs 王友琴

【大纪元1月5日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2008年1月5日华盛顿报导)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隆重举行了建校九十周年暨推选九十名知名校友的活动。这条校庆的消息,相对于伊拉克的战火以及中国的股市沉浮和奥运热,实在算不上大新闻。然而,就是这所普通北京中学的校庆活动却在海内外媒体引起巨大反响。虽然北师大女附中校庆活动已经结束三个月了,然而余波至今仍在太平洋两岸荡漾。

争论焦点是一位名叫宋彬彬(宋岩)的女校友和一位名叫卞仲耘的女校长。

*校方:为主席佩戴红袖章*

北师大女附中的官方网站上这样介绍这次活动:

2007年9月8日,北师大实验中学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盛大的“光荣与梦想”校庆九十周年庆典。学校全体师生、部份校友、部份退休教师、领导嘉宾、外国使节、香港姊妹校师生等近六千人出席了庆典。

庆典由中央台著名主持人罗京,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北师大实验中学校友陈鲁豫,北师大实验中学音乐教师梁乐、北师大实验中学初二5班谢依一同学共同主持。

根据校方的报导,在庆典上,学校对校庆活动中网上公开投票评选的90名知名校友颁奖,其中包括校友宋彬彬。校方网站介绍说:

宋彬彬,女,毕业于1966年。1966届高中3班。宋彬彬在校学习时热爱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高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在文革中曾受江青等人迫害,后响应国家号召去内蒙插队;十年动乱后,出国求学、工作,研究生学历。

引起争议的是“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这句话。

*从名扬天下到臭名昭著*

《新美国媒体》(New America Media)2007年12月21号首页刊发了艾伯林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在毛泽东一百一十四岁生日之际,前红卫兵领袖的过去浮出水面”。

《新美国媒体》在编者按中介绍说:一张被长期遗忘的一位青年女子给共产党领导人带红卫兵袖标的照片,在网络中再次浮现,从而使得当年的红卫兵、今天居住在美国的科学家宋彬彬的名声被玷污。

《新美国媒体》的文章写道:“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一百一十四岁诞辰到来之际,毛泽东接见一位女红卫兵的照片流传于中国互联网上,很快激起了对这个女孩子的愤怒。“《新美国媒体》”的报导说:“四十一年前,当年她只有十八、九岁,是北师大女附中的高三学生。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她作为红卫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被毛泽东接见。她被授予了一个特殊的荣誉,把红卫兵袖章戴到毛泽东的袖子上。在她给毛泽东戴袖章的时候,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叫宋彬彬。意思是温柔而有礼貌。根据当时在场的一名摄影师的回忆,毛以开玩笑的口吻告诉她,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意思是寻求武斗。”

“新美国媒体”的报导说:“一夜之间,这个女孩子的名字改成了“宋要武”,并红遍大江南北。年轻骄傲的宋彬彬根本没有料到历史是如何把名扬天下变为臭名昭著。很快,她的名字变成了红卫兵武斗的象征,而且并非徒有虚名。“

*血腥年代的红卫兵首领*

“新美国媒体”报导说:“就在天安门广场上幸福时刻的两个星期之前,在宋的学校发生了一起残酷打人致死的事件。北师大女附中的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打致死。这个事件后来成为历史性事件,卞仲耘是文革中被学生打死的第一位老师,随后这种经常出现的现象蔓延到全国各地。”

“新美国媒体”报导说:“宋彬彬在1966年打死校长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至今仍然云遮雾罩。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仅仅是她当时是红卫兵的领袖。”《新美国媒体》援引当时目击者的话说,宋彬彬当时在校园里,而且赞扬这一行动的正确性。

“新美国媒体”报导说:“时光飞逝,四十年过去了,今天的宋要武把名字改回了宋彬彬,并且低调在美国生活了二十七年;在地球的另一面,她的母校在庆祝校庆九十周年的时候,出于一种外人无法知道的动机,在校庆的一本特别画册上展示了宋彬彬和毛泽东的照片,而在这一页照片的另一面,则是被学生毒打致死的副校长卞仲耘的照片。”

*自我介绍中不提不辩不道歉*

在宋彬彬自我介绍中,她称自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环境与行星科学博士学位,而且是本系第一位华人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她长长的自我介绍中,她根本没有提及“红卫兵”、一九六六年、没有道歉、没有辩解、什么都没有。这或许是她在美国生活的行之有效的窍门,但是她的母校却不是她的归化国---美国。

如果她相信中国人已经把过去遗忘了,那她就错了。人们看到了她写的文字,这些文字激起了巨大的愤怒。很多人对宋彬彬吹嘘她在美国的成功,同时只字不提她在高中时的举动感到愤慨。人们称她是母校的耻辱,说北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是一个无耻的校庆。

*文革死难者家人之怒*

北师大女附中的行为也引起卞仲耘丈夫的强烈愤慨。今年八十七岁的王晶(尧)(三土,音尧)2007年12月22号写了一封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的公开信。公开信说:

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90年校庆活动已经结束3个月了。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90年校庆“评选”“知名校友”的活动中,校方将宋彬彬圈定为“知名校友”;在9月9日的庆祝大会上把宋彬彬的大型展板竖立在学校大操场上;并将毛泽东接见宋彬彬的照片和受难者卞仲耘的照片一并刊登在《校史》和《图志》中。

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普遍谴责,网络和刊物上质疑之声遍布。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方迄今仍然置若罔闻、毫无回应、令人骇异。

*“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

作为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提出了三条要求:

第一、1966年8月5日,原师大女附中(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凶手惨无人道,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用军靴践踏,折磨达数小时,其过程令人发指!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彬。对此,我不得不提出强烈抗议。

第二、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方公然违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这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这种肆无忌惮的举动,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警觉。

王晶(尧)提出的第三条要求是要求校方做出明智的处理,撤销授予宋彬彬知名校友的荣誉称号,并将处理结果通报海内外校友和在校师生员工;组织全体在校师生,尤其是要组织学生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让青年学生认清文革曾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卞仲耘丈夫王晶(尧)提出的三条要求,虽然没有见诸于中国官方媒体的报导,却在中国中文互联网上获得声援和支持。

*“文革恶之花”*

香港动向杂志刊登中国独立知识份子冉云飞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文革恶之花再度开放》。文章说:

宋彬彬是一朵“文革恶之花”。没经历过血雨腥风文革的人大概并不知晓,她在文革可谓红遍中国。她不仅开文攻武卫之先河,而且开打死自己所在学校校长老师之先例,更因此“血染的风采”而受到毛泽东于天安门城楼的接见,并钦赐其更名为“宋要武”。

至此,其“不爱红装爱武装”之血染的“风采”传遍大江南北,成为红卫兵打砸抢,以及进行派系斗争、人身伤害的楷模。文革死亡人数的确切数字,现在当然无法弄清,但死亡人数之众多,可谓触目惊心。我们不能说每一件血案都与宋彬彬有关,但宋彬彬如此榜样,所起的教唆作用,是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的。

冉云飞还说,一个人犯错当然应该受到批评谴责,但犯了错死不认错,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度成为受人追棒的榜样。

*有华人批美但不离开美国*

冉云飞还从宋彬彬谈到了一批移居到美国,然而却反对民主和自由理念的的美籍华人学者。他说:这些人身居民主自由的美国,享尽自由民主的好处,却想继续把自己装扮得干净体面,愚弄母国民众乃至反对母国推行民主自由的海外中国人,包括像宋彬彬这样的“文革恶之花”,不知尚有多少?研究文革及中国诸多灾难的学人,应该有义务向人们公布这一切真相。

*血色恶文*

虽然宋彬彬没有在自己的介绍中谈到文革中的经历,但是她当时写的一篇文章却白纸黑字成为中国宝贵的历史文件。1966年8月19号,也就是她在天安门城楼上被接见后的第二天,宋要武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我给毛主席带上了红袖章》的文章。文章说:

“过去,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紧紧地束缚着我们,想把我们革命的棱角都磨光磨圆,把我们磨成不敢造反的文质彬彬的书呆子。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从“彬”到“武”,这反映了人们思想的一个大变动,反映了革命的小将们在成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后来,北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这个学校在庆祝校庆的时候,没有提到这段历史。

*宋彬彬的否认和辨白*

宋彬彬本人否认人民日报的文章是她写的。 宋彬彬后来在美国接受媒体的唯一采访,是在卡玛拍摄的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宋彬彬和几个当年红卫兵领袖以面部被马赛克模糊处理的方式在卡玛的记录片中出镜。宋彬彬否认人民日报的文章是她写的。她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红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 ”

宋彬彬还说:“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给毛主席带上了红袖章》,通篇文章用的是第一人称,而且呢还署名一个我根本不知道的名字叫宋要武,搁一个括号,宋彬彬。真没想到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竟能够这么无中生有的给我安上这么一个名字,而且以我的名义去发表这么一篇文章”。

“我觉得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的人受到迫害,觉得非常的难过,我们当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现在这个文化革命已经跟我当初参加的时候所想的距离太远。”

这也是宋彬彬唯一一次通过媒体对那段历史作出的反应。

*从学校之举看当局心态*

独立评论人士书吃在一篇文章中说:“在鲜血和暴力交织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中,其背后所显示的信息谁都能够轻易解读,宋彬彬可以说自己没有动手打过人,也可以说她不同意官方强加给她的那个宋要武的名字,但是对这些引发红卫兵血腥及暴力行为的文化符号,只是轻轻一句非常难过就可以一笔带过吗?!

“北师大附中对宋彬彬的这种肯定,代表了官方对文革历史的拒绝忏悔的态度,这种不忏悔的形态,其实就是对历史真相的反动,从另一层意思来理解,就是对过去乃至现在的恶行的掩盖,做恶而不忏悔就预示着再次做恶的可能。

“文革虽然结束了四十年,但是从很多地方来看,文革并没有结束,文革的暴民意识、对生命的蔑视和对文化的破坏,至今仍然在我们中间以某种方式蔓延着。”

*网民斥责宋要武*

一些中国网民纷纷对这个事件发表评论。一位网民评论说:“宋要武,亦或宋彬彬,你说你一直是反对打人,揪斗、折磨、用带铁钉板子殴打卞仲耘老师致死时,你肯定在现场,你若不是凶犯,那么谁是元凶?谁是真凶?纸片上的七个名字你肯定知道,第一个是谁?其余的分别叫什么?请你站出来,一一指证。

“别只会呆在美国享福而荣辱倒置,以为藉此就可抹去自己身上的血腥。别忘了,那份校庆刊物给你记录的不是什么荣耀,而是伴随你一身的耻辱,正义的法庭终有一天会对你和你那伙暴徒作出严厉的审判!”

这位网民提到的纸片上的七个名字,指的是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接到妻子被打死的通知后急忙赶去医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体鳞伤的冰冷尸体,特别是卞仲耘的头部,肿的很大,而且全部呈乌青色。

当时北师大附中的红卫兵头目和“革筹会”头目见了王晶(尧),王不认识这些年轻的面孔,于是请求写下他们的名字,这张有七个名字的纸片,王先生一直保存,而据说这七个名字的第一个,就是宋彬彬,她当时是学校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

*毛之责和红卫兵之责*

有的网民认为,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18岁的宋彬彬还只不过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她是犯了错误,但是让她承担文革武斗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全部责任也有失公道。

另一位网友也为宋彬彬叫屈说,文革中的暴行,应该由毛泽东负主要责任。他说:“只要毛不受清算,还在天暗门城楼对国人眈眈虎视,任何刽子手都有叫屈的资格。”

不过,他们的观点受到不少网民反驳。

一位网民说:疯狂的年代?不懂事的孩子? 多简单,就这样把责任推干净了?人是可以犯错,但不可以没有良心。

*不正视文革伤疤*

还有一位网民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民族不敢勇敢地正视文革的伤疤。他说:“一个民族不敢直面自己的阴暗面,用把头埋在沙子里的招数对待丑恶的过去。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另一位网民尖锐地指出:社会人心根本欠缺反省力。所谓5000年文明,不免有些可悲。遗忘、否认、抵赖,并不只属于日本啊。

*“对暴君的无耻宣扬”*

一位网友分析北师大女附中校庆风波背后深层的原因说:“行恶者被奖赏,胜者为王的暴力历史观,至今还是公开的历史观。对暴君的无耻宣扬,其实就是北师大附中校庆风波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没有深刻的反思,我们每一个人终将重新履及泥污,陷在暴力的威胁下无法自拔。无法弃恶,何以扬善?”

独立中文笔会刊登晋松的文章,分析了“宋要武们”的不忏悔或以罪为荣的心理是否跟大陆官方对文革的态度有关。晋松写道:

“试想一下,如果在德国某个学校,某个“知名校友”的照片也登上纪念册,但里面的照片是该校友给希特勒献花,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场景?但当代的德国绝不会出这样的“大不韪”。因为德国政府以及民众真正发自内心地深入了解纳粹真相! 这种行为的丑恶在德国民众中是“心知肚明”的。正是由于德国从上到下对纳粹罪行彻底忏悔,才有了今天的良好形象。

“而我们国家呢?从上到下,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关注’文革,除了掩盖真相,还长期阻碍民间的研究与关注, 更遑论‘反思’与‘忏悔’了!所以‘宋要武们’今天的‘表演’,并不让人感到太意外。”

*王友琴为文革死难者著书建园*

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要介绍在北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中没有被推选为“知名”校友,却在海内外受到高度尊重和评价的王友琴。文革后,王友琴以当年高考状元的分数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又获得中国社科院文学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者。

王友琴在文革中,亲眼看到自己的同学和红卫兵殴打和侮辱老师和校长。这些青少年不但用皮带和带钉的棍棒将老师和校长们打得死去活来,还用开水浇他们,强迫他们吃粪便。很多师长不堪残害和羞辱而自杀。

在良心的驱使下,这位杰出的北师大女附中的校友利用自己休假的时间自费回国,用微弱的声音呼唤着整个民族即将消亡的惨痛记忆,她以精卫填海的方式来挖掘那段史无前例岁月中的残暴与血腥。先后出版了《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在互联网上建立了“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2004年,她将整理出的659位文革死难者的个案和资料汇集,在香港开放杂志社的协助下,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文革非正常死难者传记的书籍《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全书50万字。

*警世之言*

王友琴在书的序言中,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同样是动物,在看到同类被杀之后,牛群会拒绝前往同类被杀的地方,哪怕那里青草肥美,并会发出悲伤的吼叫。而鸡群却不但仍然在同类被杀的地方嘻戏玩耍,还会争抢被屠宰的同类的内脏一饱口福。王友琴是从一个文革中下放到农村喂养牲畜的教师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她说:“对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置”。

听到这里,听众朋友们也许会像王友琴那样,在心里问自己:我要作牛,还是鸡呢?

郭泉:保护民族传统文化 汇入世界民主浪潮

【大纪元1月6日讯】年前,收到英国的汉学家朱丽叶.洛弗尔(Julia Lovell汉名蓝诗玲)女士的来信。她是《鲁迅全集》和张爱玲作品的翻译者。她说她最近准备写一部关于鸦片战争对中国近现史的影响的书,想得到我的帮助。给了我12个问答题,要我回答。

我先来介绍一下她。

Julia Lovell,中文名蓝诗玲,英国剑桥大学现当代中国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交流学者,现任剑桥大学汉学系教授,翻译作品有《鲁迅全集》、《色?戒》(张爱玲)、《马桥词典》(韩少功)、《我爱美圆》(朱文)等,并着有《长城:对抗世界三千年》、《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追求》等反映中国文化的作品。

蓝诗玲女士通晓英、中、法和西班牙四国语言。她1997年来到南京大学学习汉语。当时我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博士,她在南京大学的“中美文化交流中心”读书。8个月后,她学成回国,到剑桥大学攻读现当代中国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于2002年毕业。毕业后来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2005年,英国企鹅经典文库(Penguin Classics)收入钱钟书先生的名作《围城》。针对此事,她在英国《卫报》刊出长文,以《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为题,回溯中国现代文学走向西方的历史,并剖析了其在西方始终影响甚微的原因所在。受到华文世界的瞩目。

她的专著《长城:对抗世界三千年》(The Great Wall:Against the World 1000BC-2000AD)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分别在8个国家出版。

来信全文如下:

郭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同意回答我的问题,如下:

1、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您个人背景?

2、您能不能给我介绍您怎么看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当代中国跟世界的关系?

3、当代中国应该怎么对待世界最好?

4、您目前的思想和想法来源于什么渠道或者影响?

5、您怎么看中国近代史? 您是否觉得当代中国还需要牢记这个近代史?哪些方面? 为什么呢?

6、我目前在研究鸦片战争对当代中国显示的影响,您能不能给我介绍您自己怎么看这个战争,和其对近、现、当代中国的影响?

7、您觉得当代中国人都很爱国吗? 还是您觉得他们的爱国精神太淡漠了?

8、您怎么看去年的冰点事件?

9、您觉得近、现、当代中国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是有外来的原因,还是内部的来由?

10、您觉得中国已经很强大吗?西方有一些思想家觉得中国强大之后肯定要复仇西方国家先前对她的侵略行为。您觉得他们有道理吗?

11、您是否以为您本人是一个愤青?您怎么看这个概念?

12、您觉得您的思想在当代中国有代表性吗?

请原谅我非常笨拙的中文,希望您能看得懂!谢谢!

祝您

新年快乐!

蓝诗玲敬上

才做完我的美国记者朋友Mara(汉名马语琴)代表美国纽约New Republic周刊开出的问答题,又要做英国朋友的问答题了,这实在是个忙碌的新年伊始。

回答如下:

1、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您个人背景?

答:我1968年5月8日生,按中国人的说法,今年“四十不惑”了。中国人之所以说四十才能“不惑”的原因是三个,一是学历,二是工作,三是社会活动。

我的学习生涯比较复杂,从大学到博士后分别的专业是中英文秘书、法学(社会学)硕士、哲学(中国哲学)博士、文学(文艺学)博士后。硕士、博士都是在南京大学在职攻读的、博士后是在南京师范大学做的。博士论文是《隋唐佛教圆融思想研究》(专著)、博士后论文是《自由与文学》(专著)。还出版过一部研究安徒生《海的女儿》的专著《解构主义的童话文本》。

我的工作也比较复杂,90年大学毕业以后,先是在江苏省金陵汽车运输公司做政工干事,然后是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和《改革与开放》杂志编辑,再后又做过5年的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的法官。1999年至2001年我在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2001年留校工作,担任过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等。

我的社会活动就更复杂了。我提倡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国民教育体系,创办过金陵国学馆(南京);我首倡21世纪的中日关系新思维,提倡在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前提下进行“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设;我还设计出“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模式,在此模式下帮助中国维权群体进行民生和民主的斗争。

以上三方面的思维和行为,就构成了我全部的背景。

2、您能不能给我介绍您怎么看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当代中国跟世界的关系?

目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其应有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这是因为中国目前还处在一种很落后的专制主义时代。所有专制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都是很糟糕的,目前的中国也不例外。而且,专制主义国家与世界民主浪潮也是格格不入的,这点中国就更不例外了。目前的专制主义政权也渴望获得崇高的国际地位并想和世界人民搞好关系。但是,他们的专制主义思维和行为早已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唾弃。

中国目前的专制主义政府不能代表勤劳善良勇敢友爱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是渴望民主、憎恶专制的人民。中国人民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一定有能力使得中国变成一个伟大的热爱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国必将获得全世界人民的尊敬,赢得崇高的国际地位。

3、当代中国应该怎么对待世界最好?

答:中国应该以博大的胸怀、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世界和世界人民。这取决于中国能不能以民主中国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一民主中国的基本理念是“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体”。民主中国对内善待人民、实行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对外崇尚和平反对侵略,并支持和声援还处在专制主义时代的人民终结其本国的专制独裁政权。

民主中国将在21世纪提供给全世界更大量的物质产品,让全世界人民充分享受勤劳的中国人民的劳动产品。同时,中国也将在21世纪赋予这个美丽的星球以最文明、最善良的精神力量。让全世界人民都称赞这个既有优秀传统文化又有现代民主政体的伟大国家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的和平和帮助。

4、您目前的思想和想法来源于什么渠道或者影响?

我目前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民族主义方面,但是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表现是盲目排外、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这是我坚决反对的。第二种民族主义是在捍卫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敞开胸襟、欢迎全世界追求民主、热爱和平的各国人民。我属于第二种民族主义者,我既爱中华各民族人民,也与世界各民族人民友好相处。

这方面的思想来源于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论语》首段里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是这个开放思想的最直接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学理层面统称国学。国学教导了我不仅要爱中国人也要爱天下人。“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都说了这个道理。

二是民主主义方面,我完全认同“人生而平等”、“人人皆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的普世价值观。这方面的思想一是来源于我的宗教信仰,二是来源于我的社会学和哲学基础。
我是在1995年信靠基督并受洗的。我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已有12个年头了。基督教教义是一种具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理念的人类普世价值观念。基督教思想里发展出的民主理念深深影响了我的思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基督教民主方面的书籍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然,我只接受基督教的民主伦理,而不赞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分配形式。其实,目前欧洲民主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融入社会主义理念改善社会财富不均是一个很成功的模式。所以,在经济分配形式方面,我提倡“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基督文明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两大源泉。

提倡圆融思想的中国人民理应让这两朵人类文明的奇葩同时盛开在中国大地上。

5、您怎么看中国近代史? 您是否觉得当代中国还需要牢记这个近代史?哪些方面? 为什么呢?

答: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断代史,其中有屈辱的回忆,也有辉煌的篇章,有值得我们当代人庆幸的历史转捩,也有让我们扼腕叹息的历史悲剧。

长期以来中国是个与世隔绝的封闭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和重农抑商的农耕文化,限制了工业技术的发展。甚至连一些机械设计都被古代中国人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务正业。在中国这样一个超稳定的农业大国里,工业技术想要得到提升的唯一办法就是应付战争的需要。而中国的华夏民族两千年来只遭遇过匈奴入侵、五胡乱华、蒙元入侵、满清入关这四次大规模的民族战争。而这四次民族战争全部都是发生在冷兵器为主的时代,战争的科技含量极其低下。满清入关之后,继续执行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和重农抑商的农耕文化,甚至还保留了胡服骑射的落后战争观念。

就在清朝满足于长城内的农耕骑射欢娱宴乐的时候,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传播到英格兰到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

等待中国发现落后之时,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已经开到国门了。

落后就要挨打!我想这就是当代中国人要时刻牢记的历史教训。

“落后”分为技术落后和政治落后两种。满清之中国,技术和政治均为落后。“洋务运动”的目的在于提升中国的技术而不是改善中国政治。我们知道,技术可以通过学习和购买的方式提高,但是专制集权者却不想改变落后的政治体制。专制统治者提升技术的根本愿望在于更好地捍卫专制统治。

而这个专制政治的问题,近代史没有完成,现代史也没有完成,于是这一终结专制独裁统治的艰钜任务就落在了我们当代人的肩上。

6、我目前在研究鸦片战争对当代中国显示的影响,您能不能给我介绍您自己怎么看这个战争,和其对近、现、当代中国的影响?

答:上题已经介绍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封建社会内部虽然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发展缓慢,倍加艰难。

正当清朝国势日趋衰落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18世纪60年代开始了工业革命,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1835年,英国已拥有蒸汽机1950台,纱锭900万枚。年产生铁102万吨,煤3000万吨。1840年,英国工业产量已占世界工业产量的45%,出口总值也由19世纪20年代初的每年3000余万镑,增加到5000余万镑。与此相适应,工业城市相继出现,交通运输业发生巨大变革,军事工业也在急剧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力量的增强和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英国具备了用武力拓展其海外市场的能力。

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一个影响百年中国的大事件是中英战争。这个战争在中国被叫做“鸦片战争”。其实,这场战争衹是一种贸易战争的军事化而已。这场战争起源于中国的贸易壁垒,战争的结果却使得我们走向了世界。

下面我来分析一下中英战争爆发的真实原因。鸦片战争前夕,中外海上贸易80%是中英双边贸易。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1765-1769年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是1192915两白银,中国输英商品的总值则是2190619两白银,中国贸易出超达997704两白银;1795-1799年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为5373015两白银,中国输英总值则为5719972两白银,中国出超346957两白银;1830-1833年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为7335023两白银,中国贸易出超额则高达2615263两白银。我们再从中英双边贸易的商品构成看,英国输华商品主要是毛织品(各种呢、绒)、金属品(以铅料、锡料、铜料为主,也包括少量金属制品,如刀、钟表等)和由印度来的棉花等。由中国输往英国的货物主要是茶叶、生丝、土布,此外还有丝织品、陶瓷、糖、大黄、樟脑、水银等。由于中国社会还处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对西方包括英国的工业品有一种本能的抵制作用,因而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没有多大的销售市场。相反,中国的茶叶、生丝、土布及其它土特产,在西方销路很广,深受消费者欢迎。1781-1790年间,中国输入英国的商品额,仅茶叶一项,就达英国同期输华商品总额的6倍。1821年英国运至广州的印花布、剪绒及天鹅绒,亏本达60%以上,1826年输入的棉布,也亏本10%左右。当时所有的英商都哀叹,在中国“销售英国棉制品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甚至,从1757年到1835年,清政府先后公布《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条款,对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居住场所、活动范围、华夷交往等都作了规定。主要包括:禁止外商在广东过冬(每年五六月进口、九十月间出去);外商到广州,必须住在洋行为他们修建的“夷馆”内,外商不得雇用中国仆妇;禁止偷运枪炮到商馆;外国妇女不许居住广州夷馆;禁止洋人兵船闯入内河;不得偷漏税款;严格禁止中国人向外国人借贷资本;禁止粮食(包括豆类)、铁及铁器(包括铁锅、铁钉及一切废铁)、硫磺、硝及中国史书出洋;不准外国人像中国官员士绅一样坐轿、乘船游玩等等
为了改变不利的贸易局面和对外国人诸多限制,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公爵来到中国,提出了在北京设立商馆,开放天津、宁波、舟山等口岸,割取浙江沿海岛屿、减轻税率等要求。这些要求均被满清政府驳回。乾隆在给英王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1816年,英国派遣阿美思德使团来华交涉,除要求清政府放宽对广州的贸易限制外,又重申“马戛尔尼要求”,仍遭拒绝。

这样,无论是正常商品输入也好,还是通过外交途径强力交涉也好,英国都未达到打开中国大门,扩大贸易的目的。

但是,英国人很快发现中国人不需要英国出产的毛织品、金属品,但是中国人却喜欢鸦片。

于是,英国开始对华出售鸦片。1830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为21906754两白银,其中鸦片竟占12222525两白银,而中国输往英国的商品总值则为13049574两白银。依靠鸦片贸易英国资产阶级终于扭转与中国在正常商业贸易中的逆差局面。

鸦片输入使清政府的吏治更加腐败,军队丧失战斗力。粤海关从鸦片走私中受贿,地方督抚乃至禁烟缉私的官员兵弁,也直接或间接从鸦片走私中获利。

鸦片贸易使得中国的烟民数量骤增。1835年鸿胪寺卿黄爵滋谈及京城八旗兵的情况,说:“近见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顶替,点缀了事。”遇有上级校阅检查,“率皆移东补西,或一人领充数名,或暂雇贸易之人支应塞责,彼此包庇,狡狯百出,虽大吏亦无可如何”。

到1838年,中国约有200万人吸食鸦片。鸦片使人“精枯骨立,无复人形,即或残喘苟延,亦必俾昼作夜。外则不能谋生,内并不能育子”;“片时之烟,耗数十日之费。未几,百亩尽消,囊空莫告,富豪之子,转而困阨乞丐者多矣。”

面对烟祸泛滥,国势日衰的局面,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痛陈鸦片的祸害,提出禁烟主张,形成以湖广总督林则徐、鸿胪寺卿黄爵滋、兵部给事中许球为代表的严禁派。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大学士琦善、太常寺卿许乃济为代表的弛禁派。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皇帝,建议采取“重治吸食”的办法,以抵制鸦片的输入。湖广总督林则徐大力支持黄爵滋的主张。林则徐指出,鸦片“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斩挽颓波,非严蔑济”。“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帝感到鸦片输入将造成财源枯竭、军队瓦解的严重局面,于1838年12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严拿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官弁。他责令外国鸦片烟贩将趸船上所有鸦片,造具清册,听候收缴。并令其出具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林则徐下令停止中英贸易,派兵监视洋馆,断绝广州与澳门之间的交通。

1839年4月上旬至6月下旬,林则徐在虎门销烟。1839年8月,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 9月30日,曼彻斯特39家公司和厂商联名致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外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 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舰队到中国,并训令印度总督就近支援。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派懿律为“对华作战英军总司令”。4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对华战争案。6月,以懿律为司令,由48艘船舰、540门大炮及4000多人组成的英国“东方远征军”陆续到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1842年8月中国战败,中英双方签定《南京条约》。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太平军开展了反洋斗争。1856年发生亚罗号划艇事件和马神甫事件,1856年10月英、法两国对华宣战。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在北京洗劫和烧毁了融汇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万园之园——圆明园。英国人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你想象不到这座宫殿有多么华美壮丽,更不能设想法军、英军把这个地方蹂躏成什么样子”。1860年11月 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中英、中法签定《北京条约》。

中英战争,第一次使得中国与世界贴近,也促使中国融入世界。中国人在见识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之时,也感受到了落后的屈辱。这一切导致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发生显著变化,其特征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观念形成和对西方宪政思想的研究和思考。

“师夷长技以制夷”观念是技术层面的,而对西方宪政思想的研究和思考,却是政治层面的。例如,龚自珍倡言变法改革。他立足现实,联系历史,提出“更法”、“改图”、“变功令”的改革主张。他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肯定改革是历史的必然,痛斥那种“拘一祖之法”而不思变革的主张。

魏源赞扬美国州长和总统选举制度,“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并把瑞士“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的联邦制称为“西土桃花园”。猛烈地抨击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复古守旧思想,力主改革社会风气。他指出,“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简易而能变通之法”。“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中英战争之后,外国廉价工业品的输入,使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城镇手工业受到世界工业的影响。农业中商品经济作物比重增大,农民出卖自己的农副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与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

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市场。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鸦片战争虽然是一场侵略战争,但是却使得中国得到了两样来自世界的礼物:工业文明和宪政观念。这两样礼物,无论其进入方式是多么屈辱和罪恶,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中国的技术和政治两个层面。在技术方面,中国早以与世界接轨;在政治方面,虽然中国的宪政之路还没有完成。但是,中国人民在打开国门之后早已知道了民主宪政要比专制集权优越。

中国人民正在为此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中国人民坚信,专制即将结束,民主即将到来。

7、您觉得当代中国人都很爱国吗? 还是您觉得他们的爱国精神太淡漠了?

答:我想,任何人都会认为自己是爱国者的,但是爱国的方式因人而异。甚至有人自认为自己爱国,结果却成了卖国贼。但是,历史是看结果的,不看任何人为自己的辩护。

目前中国,在爱国主义方面有三种思维:

一、部分中国人的爱国意识被过度的利益追求和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教育胁迫,而变得十分不确定。过度的利益追求使得很多中国人认为“挣钱”就是爱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教育使得更多的中国人认为“爱党”就是爱国。“挣钱”使中国人变成了经济动物,“爱党”使中国人变成了“党奴”。

二、言语文字层面的爱国者。其实,一切正直善良、对国家有历史使命感的中国人,都是反对把“挣钱”和“爱党”作为爱国的。爱国,分为言语文字层面的和行动层面两个大的方面。言语文字层面的爱国,例如撰写文章向国人介绍目前还被日本占领的我钓鱼岛情况;例如撰写文章向国人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例如撰写文章向国人介绍如何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等等。其实,用言语文字来表达爱国情怀,也就是一种行为。虽然,言语文字不是行动,但是却可以煽动行动。

三、行为层面的爱国者,例如组织并参与保卫钓鱼岛的行动(宣传或出海);例如开办介绍国学的国学讲座和国学馆;例如参加各种要求中国终结独裁的民主运动,等等。

中国的全部历史,就是由后两种中国人撰写的。

而行为层面的爱国者注定是永垂不朽的!因为,一切做出伟大爱国主义行为的人,不仅要有一颗爱国的心,更要兼具才、胆、识、气!

8、您怎么看2006年的冰点事件?

答:“冰点”是北京《中国青年报》著名的新闻品牌栏目,创刊于1995年1月6日。 “冰点”最初叫“冰点新闻”,是每周出刊一次的专题新闻版,内容包括专题新闻和时事评论,其发刊词指出:“更多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想法,更多发表一些人所未言的真知灼见”。由于其敢于言论、关系民众与社会命运的风格,一直很受读者欢迎。 1998年在该版开设专门发表时事评论的栏目“冰点时评”。1999年11月改版为“青年话题”版,并保留“冰点时评”。另外开设专题长篇新闻版“冰点周刊”。

但是,这一深受人民喜欢的报纸,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格审查和百般指责,以至停刊整顿。例如:
2005年5月25日刊出龙应台撰写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因首次客观真实地向大陆人民介绍了台湾几十年来的变化和发展,而被中国共产党宣传部批评为“处处针对共产党”。

2005年12月7日刊登胡启立着《我心中的耀邦》,该文为中青报16年来首篇纪念胡耀邦的长篇文章,刊后中国共产党宣传部立即批评“冰点”擅自刊发该敏感话题,是违反了中国共产党规定所有媒体“不得有自选动作”的报禁政策。

2005年6月1日刊出的《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因首次在中国大陆官方媒体上报道了国民党军队在此次战斗中的壮烈牺牲,而被中国共产党宣传部批评为“没有塑造共产党的抗日形象”。

2006年1月11日,第574期《冰点》周刊刊登中山大学哲学系袁伟时教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引起中共中央宣传部强烈不满,在中宣部新闻局2006年1月20日内部发行《新闻阅评》第34期上进行了严厉批评文章“为早定结论的历史问题翻案,在党的思想阵地上不止一次地散播有严重错误的观点”,“是对我们党倡导的社会主流文化的恶意诋毁”。

2006年1月24日“冰点周刊”被中国共产党下令停刊整顿,同日下午5时中国各大媒体接到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新闻局等部门的通知,禁止中国大陆其他媒体报道“冰点周刊”停刊事情。2月16日,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被免职。

其实,袁伟时的文章衹是导火索而已。中国共产党早就蓄意打击“冰点”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报禁”专制主义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这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又一罪证。

中国必须立即终结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立即解除报禁,开放党禁。

人人皆知“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道理,而衹有中国共产党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还在倒行逆施其极其反人类的“报禁”、“党禁”等专制主义,这衹能让人民看到他们的心虚。2006年1月24日,共产党发文通知禁止中国大陆其他媒体报道“冰点周刊”停刊事情,受到国际国内的一致谴责。2007年11月,中国共产党针对我的数封致胡锦涛、温家宝等人的公开信,这次他们心虚到只敢以“口头通知”的方式禁止中国各新闻单位报道。

中国共产党对“冰点”的停刊整顿以及对最近的公开信的封杀,使中国人民彻底认清了其邪恶本质。

9、您觉得近、现、当代中国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是有外来的原因,还是内部的来由?

答:中国的近现代和当代,发生了很多问题和困难,主要的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中国近代史的主要问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如何面对世界贸易大市场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满清政府的闭关锁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最后西方的工业文明终结了中国的自然经济模式。这一阶段的问题的形成是内部体制拒绝对外开放造成的。中国的政府不愿意开放,中国的人民也不愿意开放,所以,必须通过外部力量来加以促进。但是,

但是,外因是条件,改变事物的决定力量却是内因。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制国家,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战争来实现朝代的更迭的,这是所有封建王朝的本质特点。任何一个王朝,哪怕再不会治理国家,都不愿意把江山拱手让人。于是代表新思想的力量衹能通过武装力量来获取政权,实现朝代的更迭。

二、中国现代史上的问题,主要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亚洲政策的矛盾造成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发动的辛亥革命,在三民主义的旗帜带领下,推翻了满清皇帝的家天下。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在社会发展中实际运用的顺序是民族、民生和民权)。孙中山在革命成功后,还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走的三政革命路线。孙中山的这两个思维是根本不可分开的,其实质是认为解决民族的问题(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必须依靠军政,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靠的是训政(一党专政),而让百姓拥有民权,靠的是宪政(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孙先生认为,未来社会的前进,靠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宪政,即多党竞选。但是,军政之后,必然需要恢复因为战争而遭受破坏的社会建设,这个时期直接进入宪政,无论经济条件还是民智条件都是不够的,于是,在军政和宪政之间,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孙先生安排了一个训政步骤。北阀战争后,结束军政统治,百废待兴,国民党按部就班地实行“训政”。训政时期的特点是发展教育、开发民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就是民生的内容。

但是,就在中国一切欣欣向荣的时候,日本人的枪炮打碎了中国人的强国梦。国民党被迫重新实行“军政”,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这一时期的问题,是外部原因造成的。问题的最后解决除了作为内因的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外,美国为首的盟军作为外因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三、二战结束后,国民党立即从“军政”转向“训政”。而此时的共产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民主党,纷纷要求国民党实现“宪政”,即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但国共双方都存有私心,惟恐自己在竞选中被对方消灭,而没有彻底的要求宪政的决心。于是,内战爆发。内战中,共产党向人民承诺要建立民主中国,于是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功颠覆了中华民国,把中国国民党驱逐到了台湾。

这一阶段,有国共两党的内部争斗问题,也有前苏联和美国的外部对抗的原因,情况十分复杂。
四、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给了各民主党一些“副主席”和“副部长”的位置外,闭口不提“民主宪政”。1957年,民盟中央的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等领袖在共产党“党政”八年之际要求实行“宪政”,结果却被共产党打成“右派”,更多的民主人士被送入牢狱,迫害致死。从此,民主党派噤若寒蝉,“宪政”无人敢提,直至今日,中国还处在专制主义统治下。

中国当代史上的所有的社会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实施了一党专制,缺乏权力制衡。“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权力必须要制衡,否则就不存在民主。任何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异化成人民的敌人。政党也是如此,一党执政,而没有在野党,这个执政党就不会受到制约的。

中国当代史的这一问题的由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问题的解决,必须靠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和世界民主浪潮的推动。

10、您觉得中国已经很强大吗?西方有一些思想家觉得中国强大之后肯定要复仇西方国家先前对她的侵略行为。您觉得他们有道理吗?

答:一切专制主义的统治在技术力量方面都是很愿意强大起来的。他们强大的目的在于,他们可以毫不留情地屠杀国内一切反对专制的人民,扼杀禁锢不同的声音。他们强大的目的还在于,他们可以毫不含糊地对比他们弱小的国家耀武扬威。

但是,一切专制主义都是纸老虎,他们必将在世界民主力量面前,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中国专制当局目前在军事力量方面是极其渴望强大的。但是,真正强大的力量他们根本不具备,那就是对民主的热爱和对和平的愿望。他们想强大的真实内心世界是想最好地捍卫他们的专制统治、镇压人民的起义和武力统一台湾。

至于说到强大的中国是否会报复英国等其他曾经入侵中国的问题,我想,如果中国继续处于专制集权统治下,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如果中国成为了“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民主中国,哪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国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最好朋友。

因为衹有专制主义才导致复仇,而民主制度提倡和谐和解。

全人类必须团结在自由民主的大旗下。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反对专制,反对战争。

11、您是否以为您本人是一个愤青?您怎么看这个概念?

答:“愤青”这个词原本出自您的祖国——英国。1945年二战结束,在战后的英国出现了带有强烈反抗情绪的作家流派,他们自称“愤怒的青年”。“愤青”派作家大多出身社会下层,毕业于普通大学而不是牛津、剑桥之类的名校。他们同情下层人民,直言不讳地抨击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道德伦理和阶级偏见,蔑视英国的现存秩序,尤其是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伪善与平庸。他们有的还以自己的下层阶级生活方式为荣,向中产阶级的妄自尊大与装腔作势提出挑战。他们的出现反映了青年一代对战后现实的不满和挞伐, 他们以其正义性的英勇斗争激励着全世界青年。

很显然,“愤青”这个词的原初意义是民主意义的。但是,“愤青”这个词传入“专制中国”的时候,是不可能被提及其原初意义的。于是,“愤青”一到中国,就衹能被赋予民族意义了。

1985年8月15号(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在甲级战犯供奉到靖国神社以后,以首相的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从这一天起,中国也出现了“愤怒的青年”。随着日本首相多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有关部门篡改教科书,以及有关钓鱼岛和东海纷争的闹剧愈演愈烈,中国“愤怒的青年”和“愤青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很显然,英国的愤青针对的是本国政府,而中国的愤青针对的却是日本政府。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政府自己。因此,中国的愤怒的青年,是愤怒的、爱国的、有民族正义感的青年。

“愤青”的准确内涵,是时刻寻找机会用外在行动把内心思想(愤怒情绪)表现出来的青年,“愤青”最主要的特征还有一个,即“愤青”为了表达内心思想而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行动是否触犯法律。甚至,很多“愤青”的愤怒对象就是专制主义的宪法和法律本身。

除了“民族主义愤青”外,21世纪中国还出现了原初意义上的“愤青”,即“民主主义愤青”。

我在2006年底被中国的一张著名报纸《南方都市报》确定为中国两大“愤青”之一,还有一位是2001年8月14日在日本的靖国神社涂鸦而被日本判刑而被驱逐出境的冯锦华先生。
2006年12月27日的南方都市报A特222版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族情绪激进与理性拉锯》的文章,在其中一段“两个著名愤青”里这样介绍了我,“另一名愤青郭泉在2005年的出场同样和日本有关。2005年1月30日晚上,这位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自备破坏工具前往安徽歙县,目标是日本人在当地修建的王直墓。有史书指控这个生前勾结倭寇的明朝人,里通外国、联手走私,顺带做些杀人越货的勾当。”

以上事件使我被界定为“民族主义愤青”。2007年11月14日,我上书国家主席胡锦涛,随后在一个月内又连续发出了八封致国家领导人和中国各界人民的公开信,并在2007年12月17日被中国新民党推选为代主席,而成为“民主主义愤青”。

“民主主义愤青”从本质上是从属于后现代的。我们反对专制集权主义,我们强调丢弃专制、抽象、冷漠的思维倾向,主张带有激越的情怀去认知世界,主张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我们很愿意对自己的内心做一个表白,这个表白可能是言语的,也可能是行动的。行动的结果,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但是结果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在意的是行动的过程。为了自己的民主信念,哪怕入狱被杀,我们也从中得到满足和荣耀。

我们一路咆哮、张扬荣耀;热情地裸露沸腾的不羁血液,努力冲破专制主义的束缚枷锁,追寻每个人心底最初的自由意志。
“民主主义愤青”正在以最快的速度从边缘角落跻身中心论述的地位,挑战专制主义的组织生活方式和思维范式。

附上我以前写的一篇有关“愤青”的小文,以使您对中国愤青有近一步的理解:

《而立之年:冯锦华、薛义和我》

一、我们都是而立之年

01年冯锦华在靖国神厕上用油漆“损害物件”,05年,我用斧子和榔头砸坏明代嘉靖年间的倭寇首领汉奸王直的墓碑,07年薛义在日本向“李总统登辉先生”投掷水弹。是年,我们都已过而立之年。 01年,冯锦华31岁, 05年,我37岁,07年,薛义,34岁。

二、我们都是研究生毕业

01年,冯锦华31岁,原东京博朗思特国际电话公司职员。毕业于日本东洋大学法学部,获得法学硕士学位。05年,郭泉37岁,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07年,薛义,34岁,日本某公司软件工程师。前沈阳东软商用事业部,研究生毕业。

三、我们都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

冯锦华:“有什么好着急的呢?我的想法从来没有变!”

郭泉:“我砸就砸了,我不觉得对我会有什么后果!”

薛义:“我一直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如果不做(这件事),我不知道今后将如何面对自己”

四、我们都今生无悔

冯锦华:“做那种事情是不会后悔的。

郭泉:“既然已经公开出来就不怕承担什么后果”

薛义:“我并没什么可后悔的。这件事肯定会影响我在日本的工作,也就是说,我可能不会留在日本太长时间了。因为按照日本法律,毕竟我的行为属于刑事犯罪。但是我本人无所谓。”

12、您觉得您的思想在当代中国有代表性吗?

答:中国人从思想上只分为两类人,一是捍卫“共产党垄断社会财富的一党专制主义”的“党奴”,这种人大约有几千万。随着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高层“党奴”手里,“党奴”总人数可能还会更少。另一类人是力倡“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主义”的人民。除“党奴”外,13亿中国人民都是渴望民主的。这是中国的多数派。但是,中国的一党专制,不是“票决”的民主政治,而是强权政治。
我想,我的思想是能够代表渴望民主的13亿中国人民的。当然,共产党说他们“三个代表”。但是,他们却不敢让人民投票选择人民认为可以代表人民的政党。

虽然,没有人选他们代表人民,但是这一点不影响那占少数派的“党奴”,随时可以杀掉我。他们做这些事情来,与他们掠夺人民财产一样,一点都不含糊的。

不过,我也相信,如果我被少数派“党奴”杀害,我一定会被13亿最终将走入民主中国的中国人民誉为“中国人民的民主(民族)英雄”。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提倡生前死后的好名声,而对身体的存活时间并不在意。例如“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见义不为无勇也”、“不成功便成仁”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
这些词语和诗句,其实都在说一个道理,即人的好名声不衹是在生前的,更是要死后的。

一般的人,死后也就没有人记得他了。但是,二十四孝的首孝舜帝,辞世数千年,中国人民还记得他的故事,这是因为他“立德”了;大禹也去世数千年,现在所有的中国人都记得他的治水功绩,因为他“立功了”;老子、孔子离开我们二千多年了,至今学校教室里飘出的“之乎者也”声仍不绝于耳,全世界各国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民都在学习他们的思想,这是因为他们“立言”了。
所以,我们知道,让我们永垂不朽的三不朽之事是:立德、立功、立言。

温哥华庆三千万勇士退出中共

【大纪元1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陈沁怡报导)在大纪元网站公开登记三退人数已过3000万,成为解体中共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此,温哥华退党服务中心加入加拿大五市联手声援三千万人三退的系列活动,于元月五日举办游行、集会。

1月5日,温哥华退党服务中心与渥太华、多伦多、蒙特利尔和卡加利联手举行声援三千万退出中共系列活动。中午12时整,游行队伍从温哥华市中心艺术馆出发,朝唐人街方向走去。鼓号震天,旗帜飘扬,为这3000万勇士助威。

沿途的路人驻足观看,走过了还不断回头观望,许多人接过有关介绍“九评”及“三退”的资料,当场阅读,举起相机、摄影机,记录下这历史画面。数位从丹麦来温哥华旅游的年轻人在了解到这是庆祝三千万人退出中共后,说:“太令人感动了,我们愿意为此给予最好的祝福,是来自丹麦的祝福。”另外几位从纽西兰来的游客则左手握拳轻拍右胸,对退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我们对你们最好的祝愿。”

经常参加有关“退出中共”活动的James赵说:“走到今天,有3000万人退出中共,可谓邪不压正。”住在唐人街的陈先生说:“九评的作用,就是起到对人心最大最大的‘震撼’。”

在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对警察的工作表示感谢时,一位东方面孔的警察笑着竖起大拇指,而另一位在旁维持秩序的警官则表示:“我觉得这是我的荣耀。(I feel it is my hornor.)。”

在集会现场,来自温哥华退党服务中心的方女士、曾为中国一级作家的赵先生、温哥华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王进财先生分别发言,鼓励更多中国人退出中共。

旅温华裔:退党大潮应验“邪不压正”

【大纪元1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何清心、廖青报导)元月五日在温哥华市中心举行的声援三千万人三退的大游行,在当地华人社区内备受瞩目。现场一些华裔告诉记者,他们是通过大纪元报上的广告而得知此次活动的行程安排,并特意赶到唐人街活动现场。

年过半百的James Zhao从大纪元上了解到,温哥华退党服务中心组织的声援三千万人三退的集会活动,特意赶到唐人街活动现场。James告诉记者,现在国内出来的人比海外的人还敢讲退党的事。因为他们在国内深有感触,每天吃的东西,呼吸的空气等都受到污染,民不聊生。“兔子急了还有反咬一口,人民已经没有退路了,一定要发出(反抗的)声音。” James表示他非常支持退党运动,“我参加了温哥华70% 的退党声援活动,今天游行我的体会就是:邪不压正!”

刚从中国大陆移民加国的张先生在得知声援三千万人三退的集会的消息后,特意打电话向本报确认具体时间地点,张先生在唐人街集会现场表示,“我在中国时,就看到九评了。不是有自由门软件吗,很多人都知道。不过还是有些人不看,因为现在大陆人都在向钱看。都想着挣钱哪。你们才是中国的希望。” 张先生指出中共从小就在人们的心中种下了两颗种子:爱和恨,而该爱什么恨什么都由它说了算,他感叹中共“很会控制人们的思想。”

James还提醒海外华侨要清醒,“海外还有很多糊涂观念。中国人嘛,好面子,他们把中国和中共混在一起了,当讲到中共邪恶时,他给当成中国了。需要加强社会科学的教育,廓清这些糊涂观念,让人们真正了解共和、民主和选举等概念。邪不胜正,中共就是邪。”

亚特兰大宪政报:新年晚会由这里出发

【大纪元1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陈志亚特兰大报导) 亚特兰大最大的报纸——亚特兰大宪政报周五(1月4日) 以标题为‘中国新年晚会巡回演出从这里出发’的报导向读者介绍当晚由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柯布能源表演艺术中心演出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

该报导由记者Karen Rosen撰稿。文中指出星期五早上在欢迎神韵纽约艺术团的欢迎会上,晚会节目主持人之一的文凯莉介绍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传统文化大部份被破坏,我们试着以音乐和舞蹈的方式,来重新展现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

该报导说,亚特兰大的演出将启动神韵艺术团全球四大洲60个城市的文化之旅。舞蹈编导李维娜指出,这个60多人的艺术团,最小的13岁,已进行了六个月的排练。演员们将穿着精心制作的服装跳舞与诠释音乐。服装几乎都是手工制造的,约值30万美元。

节目将对应中国的许多朝代。文凯莉和另一位西方主持人杰瑞٠麦迪逊 (Jared Madsen) 将同时用英文和中文介绍每一个节目。大多数演员都是在北美长大的,但也有些演员来自欧洲或澳洲。

报导中说,去年的晚会在亚特兰大市政中心上演,当时文凯莉是舞蹈演员。这位出生在中国,8岁移民加拿大的晚会主持人说:“演员们都经历了一个严格试演审阅的过程。”

演员们都经过中国古典舞的训练,中国古典舞比西方的舞蹈更圆润,更柔软。虽然乐队使用了一些西方乐器,“您能听见中国曲调。”

文凯丽指出,“演出将传统文化与目前的尖端科技结合起来。”“帷幕一打开,每个背景都有一个三维的投影图像,能起到把观众带入舞蹈世界的作用。”

报导最后说,观众在演出中可以看到红的颜色,但“仅仅是为了装饰”,而不像中共政府那样将红色鼓吹为宣传共产党的专用国家颜色。李维娜说,“我们要回归历史,以纠正把人们引入歧途的党文化。”

流亡藏人组织以徒步活动抗议中国统治西藏

【大纪元1月6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报导)流亡在印度的西藏人组织宣布,将从今年3月10号开始进行徒步行走活动,目的地是西藏首府拉萨,以抗议中国对西藏的统治。该组织呼吁流亡藏人参加这一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的活动。

路透社的消息说,总部在印度的流亡西藏人组织“藏人青年团”负责人星期五宣布,5个流亡藏人组织计划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召开前,徒步从印度的达兰撒拉走到西藏首府拉萨。组织者承认,想要跨越边境,到达目的地是很困难和危险的。

这项徒步抗议活动计划从3月10开始,以纪念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领导的反对中国统治的起义49周年。中国官方称,这一事件的结束是“解放军平定了西藏叛乱”。

“藏人青年团”负责人呼吁流亡在世界各地的西藏人加入他们抗议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活动。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的仁琛达西先生表示,中国政府经常表示,反对把奥运政治化,其实这与他们的作为自相矛盾---

仁琛达西:“其实中国政府也知道,奥运会不像一般的那种体育运动,奥运会是全球最大的体育比赛,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体育比赛,中国政府也是知道这些的。中国政府曾经说,他们也反对30年代二战时期德国承办的奥运会,那是不对的,因为问题就在于政治原因。我想这一点中国政府也是清楚的。所以,他们现在又说奥运会跟政治是没有关系的,那不就是自相矛盾了吗?”

对于“藏人青年团”徒步走到拉萨的计划,仁琛达西评论说---

仁琛达西:“他们决定的这次徒步计划不是反对中国政府。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能在那里举办奥运是值得祝贺的。中国人民应该有权举办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会,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召开奥运的不是中国人民,而是中国政府。因为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中国人民也还在争取各种政治上的自由和权利。”

仁琛达西说,中国政府没有履行在申办奥运时作出的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的承诺---

仁琛达西:“以前在承办奥运的时候,中国政府承诺要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不过,当他们得到了举办奥运的权利以后,这些方面都没有得到任何改善。而西藏的很多情况比以前更严重了。正因为西藏人民没有任何权利,稍微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就要把他打成是分裂主义分子。一些文明的藏人处在自由世界中,他们认为为西藏人民的权利说话是很自然的,也是他们的责任。”

仁琛达西介绍了3月10号这个日子对藏人的特殊意义---

仁琛达西:“今年的3月10号是西藏人民抗暴50周年的纪念日。1951年中国政府和西藏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这是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的正式的第一个协议。协议上说:西藏可以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西藏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不变,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地位也不变。

不过到了1959年,中国政府没有做到它所承诺的这些协议内容。情况变得很糟,西藏各地尤其是首都拉萨有千百万人聚在一起进行抗议。达赖喇嘛和许多藏人因而被迫流亡到印度和南亚其他国家。于是从1959年开始,西藏人民就把那一天作为西藏人民的抗暴纪念日。”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将于8月份在北京召开,已有多个国际组织因为中国官方侵犯人权的问题而呼吁抵制北京奥运会。

盲歌手周云蓬《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大纪元1月6日讯】中国失明民谣歌手周云蓬自资灌录、私下发行的歌曲〈中国孩子〉在大陆网络上广泛流传。周云蓬的作品和他的歌声,唱出了他对生活的感受,对弱势的关怀,及对生命的探索。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
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
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
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
爱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
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
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
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首近期在大陆网络上广泛流传的歌曲〈中国孩子〉,是中国失明民谣歌手周云蓬的作品,自资灌录,私下发行。他在附注的歌者言写道: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大火,二百八十八名孩子丧生。○五年六月十日,黑龙江沙兰镇洪水,八十八名小学生丧生。零三年六月十日,四川成都三岁的小女孩李思怡,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被活活地饿死在家中。死亡的数字虽最终减至“1”,可那根针却像一样越来越尖锐。面对玩具般摆放着的小坟墓小墓碑,我献上这首歌。

有人对这首歌感到震撼,有人称周云蓬是深具人文关怀的歌手,也有人批评他的创作意念不良,沉实豁达的周云蓬表示: “写这首歌,首先是基于我爱这个生存的空间和环境,由爱生恨。如果说不爱这个国家,我就没有必要写,没有必要这么愤怒了。我想说的是:从大人的角度,你对那些受苦难的孩子,你心里应该有一些忏悔。如果有人听了〈中国孩子〉这首歌,能稍微去想想那些惨剧是怎么回事,就不错了!”

四处流浪追寻有意义生活

一九七○年生于沈阳的周云蓬才华横溢,既是诗人,亦是能弹能唱的创作歌手。

他幼年因患眼疾,随母亲四处求医,九岁时彻底失明。一九八○年他入读沈阳盲童学校,九四年毕业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中文系。念大学期间,周云蓬办过一份名叫《失眠者》的文学杂志,还收了好几个徒弟,教他们弹吉他,徒弟们则为他读书,一系列文学名著他是听声音读到的,那时他最喜欢的书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及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九四年大学毕业后,周云蓬被分配到一家沙拉油厂做工人,这家工厂不用周云蓬工作,只是为了免去一部份税,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招了几名残疾工人。周云蓬得知这真相时,有受骗的感觉。他又曾向一所盲童学校申请教职,却被告知校方认为聘用非失明的教师更为合适。为了追寻有意义的生活,周云蓬决定背起吉他,四处流浪,他对父母说:“上天没有给我眼睛,却给了我一副好嗓子。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劳动者!”

一九九五年,周云蓬第一次离家远行,到北京开始独立生活,靠街头卖唱为生。

往后几年,他到中国各地游历,创办过文学刊物《命与门》,偶尔在大学或酒吧演唱,在二○○一年,还只身前往西藏住了半年。经历了失恋、自食其力、艰苦旅程等种种人生磨练,周云蓬○二年回到北京,办了第二本民刊《低岸》,以诗作诠释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四年九月,他签约摩登天空公司所录制的首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正式发行。专辑内的十首歌曲:〈沉默如谜的呼吸〉、〈鱼相忘于江湖〉、〈山鬼〉、〈盲人影院〉、〈失业者〉等,全是周云蓬的作品,淡然纯朴的歌声唱出了生活感受、对弱势的关怀、对生命的探索。

○七年五月,周云蓬推出第二张个人专辑〈中国孩子〉,以更生活化和直接的歌词反映社会现象,诉说人世悲凉。专辑收录的歌曲还包括〈煮熟的鸭子要飞走〉、〈买房子〉、〈黄金粥〉、〈如果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金斯堡妈妈的一封信〉〈一个儿童的共产主义梦〉和〈悬棺〉。由于内容尖锐,这专辑只能自资灌录发行,但听众反应热烈,迅即在民谣界和网上广泛流传,每当周云蓬在公开场合,以高昂怒吼的声调唱出:“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 ”,现场听众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煮熟的鸭子要飞走〉、〈买房子〉、〈黄金粥〉等以幽默睿智的演绎方式,反映基层市民心声的歌曲,亦常引发听众的会意笑声;而那首〈一个儿童的共产主义梦〉,就唱出不少共产主义追随者的迷茫心情:

“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去当兵,去当兵,让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楼上和楼下,电灯和电话,一拉灯,一拉灯,屋子里亮通通,自来水拧一下,水流哗啦啦。二○○○年,四个现代化,假话、空话、大话和废话,不如去喝酒,喝醉了说胡话,不如去睡觉,睡着了说梦话!”

饱阅世情,尝尽人间冷暖的周云蓬对事物有独特的见解和敏锐的触觉,他没有为批判而批判,也不以社会良知、人文歌手自居,他表示:“没有刻意去创作什么题材,创意泉源是来自生活的感受,来自触动心灵的力量。我并不是一个道德的拯救者,给我太“光辉”的评价,是给我包袱压力,我随时可以犯错误,常常偏激地说话,我只是一个从唱歌中获得劳动荣誉感的人,希望做到自己想做的事。如果允许唱我自己的歌,我参加央视的〈春节晚会〉或〈快乐男声〉也没所谓,比方允许我唱〈中国孩子〉,那我就会去。如我要唱那个〈心太软〉,哪怕是格林美(美国乐坛最高荣誉的奖项),我也没兴趣去唱。”

香港一游感受良好

周云蓬曾应志愿团体的邀请,跟深圳的工友谈诗演唱,也愿意无偿到学校与学生分享人生经验。○五年十二月底,香港举行世贸会议期间,周云蓬首次来港,他应一个非牟利艺术团体的邀请,与身体有残障的艺术工作者同台演出。周云蓬表示:那次来港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感受良好,他碰上了反世贸的示威,还有一批失明人士游行,争取地铁改善辅助盲人的设施,经香港朋友的解说,他明白到当中意义,这种自由的空气、团结争取的氛围、公民社会的力量,正是中国大陆所缺乏和不容的,他很欣赏香港人在这方面的努力,也希望这种氛围和力量会在中国大陆出现。

周云蓬不仅仅是希望,还以自己的方式献出力量。四川作家冉云飞听罢〈中国孩子〉有这番感言:

二百八十八名孩子与四十六名老师因克拉玛依教育部门迎接上面教育系统的检查,被惨烈的大火烧死。惨无人道的是,当时有许多领导在场,逃得最快的是他们。不特如此,还有当地官员爆喊出“让领导先走”这样遗臭万年的可耻口号。这种口号有着深厚的官本位思想的土壤,社会各界都把纳税人养的官员,当作有权有势的神来供着,官员也时常以其混账的气势逼整个社会弱势群体,从而形成上下互动的对官员丑行恶迹的神化与沉默 ......全国各地频发的各种矿难等各种人祸,可以说无日无之。这些都是拜官员没有真正的监督,拜官员为独裁政府所任命,而非民选,不必为民负责之赐。

周云蓬的歌声响起了,你想到的是什么?

转自《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