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维权通讯(2007/03/10-16)

据知情人士透露， 2名上海闸北区公安, 包括一名叫魏涛的公安，再次以所谓经济侦察名义将郑恩宠从家中传唤带走。郑恩宠被公安带走时，郑恩宠的夫人蒋美丽刚好从外面买菜回来，在电梯口目睹了这一切。她呼吁外界关注郑恩宠的处境。

今天（2008年1月8日）下午13:45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郑恩宠状告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一案。我接受了郑恩宠的委托，作为上述一案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原先约定中午去他家吃午饭，然后一起去法院，参加下午的庭审。

在2006年的四月底，我丈夫郭飞雄应邀到美国参加一个主题为《宗教信仰与法治》的研讨会。在会议结束后的5月11日您在白宫接见了从中国前来参加研讨会的三位人士，我丈夫却因非他个人能控制的原因，没有能参加您在白宫举行的与中国民间人权活动人士的会见。虽然他没能参加这次会见，但他非常赞赏您的这一有着特殊意义的举动，他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民间人权活动的认同和支持的开始。

山东狱中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太太袁伟静7日接到德国电视台记者电话，得知对方计划9日到访她家。8日夜里，警方威胁陈光诚的大哥，不准袁伟静见记者。9日，监控袁伟静者增至约40人并把守要道。德国记者闻讯取消了来访计划。

国内民间和国际社会继续作出各种呼吁要求中方释放胡佳，而公安内部传出的消息加上近期案件法律援助受阻、胡佳常用药物被拒等等迹象，令各方对他在被羁押审讯期间的安全非常忧虑。

我们希望总统先生密切关注中国人权的现状，督促中国政府履行诺言改善人权，首先是要终止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如果我们不能在奥运之前增强压力，促使中国政府有所改进，那么在奥运之后，中国政府必然会对国际社会的压力更加置若罔闻。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在奥运期间成功地消除杂音，那就会在世人心目中造成有极大欺骗性的假象，从而使得民主国家的领袖们在今后更难采取坚定立场。

然后赵处长读文件，从国家文件，读到江苏省的文件，再读到南师大的文件。我和赵处长是8年的老朋友了，第一次听他这么认真地对我读文件，我心里笑开了怀。我估计他也在心里感到很好玩。我的孩子和赵处长的孩子同岁，在我们的孩子都是2岁的时候，我当时住在南师大校园内。我和赵处长天天下午带孩子在学校大草坪上“溜”孩子。当时他还是“赵科长”呢。

1950年，拉贝在柏林患中风去世。南京人对于拉贝先生有着特殊的感情，拉贝先生被称为“南京的辛德勒”。在拉贝的墓碑上，刻画了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八卦图。可是，这次的“德中同行”活动中，我有两件事情心里不快。

76岁的湖北访民王友云，因儿子王应林举报局长贪污公款，在协助相关部门调查期间，遭到当局迫害致死。为了给儿子洗刷冤屈，王友云踏上了十年上访路，问题至今还未解决。

上海访民谭良英，因房屋被强拆，昨早到上海市人民政府信访办上访被抓，很晚上才被放出来。她说，每周三，是上海访民上访的日子，昨日听说中共中央有人来（习近平代替陈良玉），很想见到习近平，所以有四、五百名访民聚集上访，结果“根本是在做戏，也没有人接见我们”。警察还暴力抓了很多人，一个男残疾访民还被七、八个警察打得满脸是血。

随着目击“蚁力神”事件爆发的当事人更深入揭露，辽宁省政府操控“蚁力神”企业、恐惧大规模群体抗议的心理也暴露无遗。事件发生后当局对受害蚁民的进一步迫害已把一些精神崩溃的蚁民推向绝路，近日又传出一女养户在本溪市法院17层高楼上跳楼自杀，愤怒的蚁民表示他们维护基本人权、真理在握，并勇敢的声讨警告那些制造悲剧的中共高层贪官最终不还蚂蚁养殖户保证金，将是其葬身之日。

一位不相识的农民故意挑了担子前来与我“接头”。一上来他就对我说：“你跟在我后面，不要走太近。”气氛立时紧张起来，我意识到了这片美景后面的凶险，事实上，来到宜兴竹海之前，由于缺乏信息，我对这里的情况并无深知，可以说是稀里糊涂闯入了“龙潭虎穴”。

辽宁铁岭市西丰县公安上北京抓记者一事，遭致大陆媒体一片骂声，八日深夜，西丰县官员终于表态称，该县公安局已撤销对北京《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的立案及拘传。

我诚恳地向各位领导人建议和呼吁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您也许会问：难道中国的新闻、出版、网络自由度还不够吗？我的回答是：虽然在三位当政的时代比起毛邓时代，这些自由度都大有进步，但是离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离中国广大的民意，离中国青年人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您或许会问：在现阶段推进这些自由，会不会都是纸上谈兵，带来不稳定和混乱？如何保证推进这些自由的可操作性？推进这些自由不会危及其他事业的发展？推进这些自由对您本人，对中共，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近日，我在阿波罗网上读到芝加哥中领馆给众议员Timothy Johnson 的信，此信告诫收信人不要参加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新年晚会，不要发贺信支持新唐人新年晚会。此外，此信还对法轮功极尽歧视之词、诬蔑之语。我还听说，芝加哥中领馆给其他所有议员都发了同样的信，芝加哥领馆的这种蛮横的作法使我这个在芝加哥居住了二十年的华人深感担忧和不安。

根据资料上的联系方式，她打电话到位于美国加州的退党服务中心分点，告诉工作人员：“共产党横行霸道几十年，我的公公和婆婆就是在土改的时候被它们杀死的，现在是老天要惩治它们的时候了，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我今天就要退出这个邪恶的党。”

北京法轮功学员刘桂芙坚持信仰，两次被劳教，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受到了种种酷刑折磨。刘桂芙在美国的女儿为了营救母亲，多方奔走，得到了各界的帮助及国际舆论的支持。刘桂芙于2007年8月31日被北京女子劳教所释放，并于近日离开大陆，流亡海外。

林彪事件发生时，笔者才十岁出点头。别说这个年龄的孩子，就是绝大多数中共高干，当时也绝无可能看到《纪要》的全文。记得我只是从家人拿回来的中共档中见过《纪要》中的片言只语，受当时对毛泽东与中共的盲目崇拜所影响，我当然不容置疑地认定这是一个“反革命政变纲领”。此后几十年，虽然没再关心过这件事，但“反革命政变纲领”的印象还是一直留在了自己的记忆里。最近，因为要写一篇文章，从网上搜到了《纪要》的全文。第一次读完后，吃惊不小，可以说完全颠覆了当年“反革命政变纲领”的印象。

中国卫生部发布消息说，自从去年12月2号以来，江苏省南京市先后发现两个禽流感病例，这两个病人为父子关系，其中儿子是首发病例，现已死亡。这位姓陆的父亲今年52岁，经过救治后目前已经脱离危险，病情在逐步好转。中国卫生部把以上病例判定为“家庭聚集性病例，”也就是说，家人通过彼此之间的密切接触而染上禽流感病毒。

无论是一般政府雇员，还是普通民众，一旦在网站公开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就会受到监控和关押的待遇，2007年以来就有数十名网络作者、普通市民和记者、自由撰稿人、异议作家等各界人士，分别被公开通报批评、暴力殴打、经济处罚、警告、罚金、拘留、逮捕和判刑，一些披露敏感问题的图书被禁止发行，追求新闻自由的记者、作家成为今日"文字狱"的受害者，被判刑者却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此外，还有一些记者因为发布政府不喜欢的突发事件新闻、内幕新闻而被指控为捏造假新闻，失去记者工作。这些因捍卫言论自由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人们，记录了中国执政党及政府部门粗暴侵犯人权、打击公民言论自由的历史真相。

民间电台广播案续起波澜，律政司昨日下午突然向高等法院申请紧急禁制令，试图阻止民间电台原定于今晚进行的公民抗命式复播。高等法院法官冯骅将案件押后至今天下午继续聆讯。民间电台召集人曾健成批评港府继续政治打压，阻止他们透过大气电波呼吁民众13日上街争取2012双普选。

香港居民沈婷估计，郑恩宠被传唤可能和有访民想送书给郑恩宠有关。据知，沈婷在香港出版的书籍《谁引爆周正毅案：沈婷郑恩宠挑战上海帮纪实》一书，已经托人带到上海，之前送书都受到当局阻挠。据称当局害怕郑恩宠看到此书，继续向外揭露上海帮黑幕。

9日上午，60多岁的上海访民谈蓝英从赴香港参加退党集会的上海访民手中拿到此书，想在当天交给郑恩宠律师，但没想到上海黄埔区公安在市政府前抓走她。

目睹谈蓝英被抓的上海访民段春芳称，当天大约五、六百上海访民到市政府附近的信访办前上访，准备向在市政府开会的上海新市委书记俞正声喊冤。大约早上十点半，上海黄埔区公安在市政府前抓走谈蓝英，抢走了此书以及访民从香港带回来的《大纪元时报》、《新纪元周刊》、《开放杂志》等刊物，以及上海访民声援胡佳的签名信等。谈蓝英其后被关押在上海普沱区派出所，四个多小时后才释放。

另外，郑恩宠8日向大纪元表示，他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状告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以所谓犯罪嫌疑人名义不发郑恩宠护照和港澳通行证的案件，8日在浦东新区法院开审。法院最后宣布案件被驳回，郑恩宠不服判决，准备继续上诉。

据知，当天案件开审，上海当局如临大敌，派出数十名警察便衣到场。郑恩宠原本邀请的两名代理人冯正虎和小乔都被当局严控起来，不准出庭。

上午9：30左右我离家外出，准备去乘公交汽车，走到国宾路、邯郸路交叉路口，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年轻人上来拦住我的去路，要我与他去谈谈。我问他，“你是谁？”他说，是我住宅区新来的片警。我很不客气地回敬他，“你凭什么要我与你去谈谈？你警服穿好了吗？传票有吗？”这时，停在马路边上的小车里出来一位我认识的杨浦区国保老沈，上来打招呼，“冯老师，请你帮帮忙，一起去附近聊聊。”我说，“我今天有事，没有时间陪你们聊聊。”他们问我，“你去哪里？”我说，“有必要向你们汇报吗？”另一辆小车里的杨浦区国保李科长也出来劝说，他们一边表示歉意，一边把我推进他们的小车里，一直驶进附近的五角场警署。

在五角场警署的小会客室里，市公安局二位国保警察、杨浦区三位国保负责人、一位片警与我车轮循环式地对聊。我也很坦率地说，下午我作为郑恩宠律师的诉讼代理人要去出庭，这是尽公民的义务与法律的责任。郑恩宠是一位著名律师，他委任我作为他的诉讼代理人，是对我的尊重，也是对我的法律能力的信任。我既然已经签字同意接受他的委托，就必须履行承诺。市公安局的一位国保警察问我，“一般人是否都可以作为公民诉讼代理人，是否需要法院审批？”我回答他，“做公民诉讼代理人很简单，只要当事人委托、信任您就可以了，不需要法院审批，只有极个别法律上有规定的人不可以做公民诉讼代理人，一般人都可以，你请我也可以。”他还问我，“公民诉讼代理人与律师有什么差别？”我回答他，“在诉讼上公民诉讼代理人与律师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律师有取证的权利，再具体地说律师可以开发票收钱，公民诉讼代理人是义务的，为人民服务。”

我与律师一样，今天下午是在履行法律的职责。因此，我一再要求谈话结束后，你们应该派车送我去法庭，参加郑恩宠状告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的庭审。我与他们一直在谈论中国的法治问题。我认为，现在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开始尊重法律，学着依法行政，只剩下你们这个公安局国家保卫局还在无法无天，做事也不顾法律。例如，这次出入境管理局不发护照给郑恩宠，还出一份决定书，郑恩宠不服起诉，法院也依法受理，出入境管理局也依法应诉，至少在形式上还是讲法的，给法律一个面子。当然郑恩宠的诉讼是肯定不会赢的。但是，只有你们这个部门不讲法，还要你们这么多人陪着我，明知违法也不让我履行公民诉讼代理人的法律权利。我知道，郑恩宠这个行政诉讼案很小，也简单，庭审时间最多一个小时，走走形式，我也只不过陪坐一会。没有想到上海的公安如此紧张，如临大敌，让这么多的警察又违法一下。

直至下午1：00，我与他们都未吃饭。他们一再恳求我帮他们的忙，今天不要去法庭，否则他们无法完成领导交办的事，他们也知道这是违法的。但是，我明确回答，“今天我无法帮忙，因为我面对的是法律，我不能违反法律去听从你们的领导要求，我理解你们拿这份工资要听领导的话，但我不可以，我必须遵守法律、尽法律的义务。”他们说，他们没有办法，要听领导的话，只好违法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限制人身自由、阻止公民履行法律权利是违法的。我与他们没有个人怨恨，我坚守法律，他们服从领导，所以我们之间相处谈话还是平和的。他们预定一个饭店，请我去喝酒吃饭。我不愿喝酒，也不同意听从他们的安排。我要自己指定附近一家档次较高的饭店，否则不去，宁可不吃饭。我说，“就借我的光，让违法的领导用公款犒劳一下你们，或许以后冬天晚上在我家门口站岗受苦的也是你们，甚至将来背黑锅受到法律追究的也是你们这些基层警察。”的确，我很同情他们，他们下班后也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要拿这份工资养家糊口。我们一行6人步行去梅园村饭店，在饭桌上他们向我敬酒，谢谢我的理解。但我决不认可他们的做法，当即再次声明，“你们今天的做法是违法的。”他们也承认违法，还一再表示歉意。我以饮料代酒，回谢他们化时间陪着我，并说，“我们要感谢郑恩宠律师，没有他，我们也无法享用这顿美餐。”

下午3：00多，我们的饭局结束了。我谢绝他们用车送我回家的好意，路程不远，我还是喜欢自由自在地步行回家。这时，郑恩宠状告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的法院庭审大概也结束了。我这个诉讼代理人今天没有在法庭上与郑恩宠的被告出入境管理局对话，却在法庭外与郑恩宠的被告的被告国家保卫局对话，好在他们都是隶属于上海市公安局的，我也算为郑恩宠律师做了一下诉讼代理，对自己的良心也有一个交待吧。

我是中国公民张青。我今天给您写这封信，是要向您为我的丈夫郭飞雄寻求援助。说起我的丈夫，他曾是2006年5月您预定要接见的中国民间人权活动人士之一。

在2006 年的四月底，我丈夫郭飞雄应邀到美国参加一个主题为《宗教信仰与法治》的研讨会。在会议结束后的5月11日您在白宫接见了从中国前来参加研讨会的三位人士，我丈夫却因非他个人能控制的原因，没有能参加您在白宫举行的与中国民间人权活动人士的会见。虽然他没能参加这次会见，但他非常赞赏您的这一有着特殊意义的举动，他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民间人权活动的认同和支持的开始。

总统阁下，我的丈夫郭飞雄是一个崇尚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的人。几年来，我丈夫积极参与中国的维权运动，为权利受到侵害的人群呼吁和提供法律服务，因此不断遭受来自中国政府的打压。

我丈夫在 2005年9月13日，因参与广东番禺“太石村罢免事件”，帮助农民维护宪法赋予的民主选举的权利，而遭到当地政府的拘捕。为此，我丈夫在狱中绝食抗议 59天。三个半月后他被无罪释放。

2006年9月14日，我丈夫又因为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第三次遭到政府的拘捕。这次被拘捕后，政府罗织罪名指控我丈夫“非法经营”。说他出版了一本揭露中国政坛腐败的杂志《沈阳政坛地震》。这个指控因证据不足，曾两次退查。直到今年的11月14日，郭飞雄被判有期徒刑5年。

在长达14个月的漫长关押过程中，我丈夫一直主张自己无罪，采取零口供以示抗议。中国的司法机关为了获取所谓证据，在14个月的侦查取证过程中，对我丈夫施行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手段。其惨烈和无人性令人震撼，让人终身难忘。

一、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被疲劳审讯13个日夜，不许他睡觉。
二、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被戴上脚镣100多天。
三、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被手脚穿插固定铐在木板床上42天，全身不能弯曲。
四、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被广州市公安局的警察拔头发、搔痒侮辱达20多天。
五、在被转押沈阳后被办案人员戴上死刑犯的黑头套，押到秘密关押地点进行暴打。
六、在沈阳警方办案人带到秘密关押地点，被坐老虎凳4小时。
七、在沈阳秘密关押地点，被办案警察凶残地反吊双手悬空，靠双手肩关节支撑全身的重量。
八、在沈阳秘密关押地点，被办案警察用高压电警棍电击生殖器。
九、郭飞雄因不堪电击生殖器的侮辱奋而冲向玻璃窗自杀未遂。
十、沈阳警方把郭飞雄与死刑犯关押在一起，绝望的死刑犯威胁要挖他的眼睛。郭飞雄不得已奋力砸破窗户玻璃与之抗争。

以上事实都是我丈夫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所说。这一波接一波的不断升级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事件，说明中国的司法机关对法律和法制视若不见。

在中国司法机关对我丈夫多达175次的审问中，约有90％的讯问与“太石罢官维权活动”有关。办案人多次明确地告诉我丈夫，用“非法经营”的罪名，是给他套上枷锁。施以各种刑讯逼供，目的是为了阻止他推动自由民主的行动并摧毁其意志。

在郭飞雄的案件中，司法机关办案人员用高压电警棍电击他的生殖器，威逼他自证有罪。司法机关是用这样的手段制造冤案，判处他有期徒刑5年。

当一个政府的司法机关用暴力制造冤案，而作为被害者妻子却没有力量去阻止惨剧的发生，我是多么地痛苦和无助。当这个冤案像恶梦一样突然降临到我的家庭中，作为妻子却只能眼看着自己的丈夫、我两个孩子的父亲经受这一切灾难，而无法帮助他时，我想起了您──尊敬的布什总统阁下。我希望能借助阁下您的力量，关心一下这个远在中国广州的家庭、这个家庭，丈夫的蒙冤入狱，株连6岁的孩子失学在家。

尊敬的布什总统先生，我知道您是一位很看重家庭，很疼爱您女儿的父亲。像您一样，我的先生郭飞雄，他也非常爱他的家庭，尤其爱他的女儿。在去年拘捕我先生、并被广州警方进行长达4、5个小时的大抄家之后，还有7个警察驻扎在家中的那个晚上，这个还能像往常一样弹奏钢琴的镇定坚强的小女孩，她至今还不知道她爱的爸爸在哪里？

今年5月，我的先生从狱中写信给我，反覆叮咛不要告诉孩子真实情况，她正是性格发展成形的时候，不要给她心里留下阴影。他在信中夸她的女儿文章写得好，我把信中的这一节读给她听，听到爸爸的表扬，她的眼里，立时充满泪水，她急切的问：爸爸怎么看到我的文章的？他在哪里？

这个不知道爸爸在哪里的聪明而坚强的小女孩，她根本不能想像得出，她的父亲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在中国政府的监狱里，已经遭受了怎样的非人道对待！我不能跟她说起她的父亲遭受的酷刑，我不能让她看到这些丑恶的真实。我也不能告诉她，她的父亲遭受了怎样的冤案。我只是一再地对她说：你的父亲，他是一个正直勇敢的人，你的父亲像甘地一样，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女儿看过《甘地传》）

11月14日，法庭宣判后，法官问他，对判决有什么意见，郭飞雄说：“你们是在用曲折的方式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广告宣传，你们和我都在中国的民主事业中扮演着一个历史角色。我感到很荣幸。”

他不上诉。但，他坚持自己是无罪的。他说不上诉的理由是：第一：长达14个月关押在阴暗之中，长期见不到阳光。在漫长的审讯过程中的酷刑，已损伤了他的身体，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他的视力越来越模糊，他决定不上诉，希望尽快到监狱去，在监狱起码能见到阳光。第二：他说政治迫害案件，上诉也不可能改变判决。第三、中国没有司法独立。

在12月12日，他对我说：“他们这一次，用了最极端的方式对待我。他们下了毒手。酷刑在我的身体上留下5、6处伤残。”他说：“我以前说过，今天也说，希望中央政府彻底废除用高压电警棍电击男女生殖器的反人类、反文明的酷刑，也希望社会的良心人士能够督促政府制止这种丑恶酷刑，还尊严于中国人民。”

在12月13日，郭飞雄被送到广东省梅州市监狱服刑，他在那里，再次遭到毒打和虐待----在梅州监狱的第一天就遭到狱方威胁，说要送他去精神病院。他被剥夺看报纸的权利，他不许看图书馆的书，他的门前被划出一条警戒线，不许他与其他200人，有任何形式的交往。他被监狱方要求从事被迫的长时间的奴隶劳动。在2007年12月 18日，他在200多人面前，被政府有关部门安排的人毒打，直到现场旁观的服刑人员看不下去，出声制止，才停止。

这是郭飞雄去到梅州监狱后，新遭受到的虐待。因此，他从12月13日，开始了100天的绝食抗议。

一、要求中国政府保障政治犯、良心犯、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受迫害者的读书、学习的权利，改善他们在监狱中的条件。
二、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启动有序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选举、出版自由。
三、要求中国政府在奥运前，释放政治犯、良心犯、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者。
四、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历年来流亡海外的人士回到大陆与亲人团聚，看奥运。
五、他呼吁中国政府通过上述形式初步实现中国人民的尊严及权利。以文明和谐的面貌迎接奥运----这个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大联欢的历史时刻。
六、呼吁中国政府取消劳动改造制度。

鉴于中国政府对郭飞雄所实施的以身体摧残为主的政治迫害是行进性的、持续性的，作为妻子，我向中国领导人写了5封公开信申诉冤情和迫害真相，但他的处境没有改善，对他的迫害没有收敛迹象。现在，在梅州监狱，他又面临新的迫害状态，这种紧迫感，这种严峻而险恶的处境，让我向国际社会发出援救呼吁。

尊敬的布什总统先生：请您本着正义和良知，伸出道义之手，帮助正遭受着这样丑恶的政治迫害的我的丈夫郭飞雄！也请您关注中国那些正在受到迫害的其他良心犯和宗教信仰者。就我丈夫郭飞雄的案子，我也公开写信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向他说明了详细案情的真相。我真诚希望您能在与中国胡锦涛主席交换意见时，关注一下郭飞雄的案子。

总统阁下，我听说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时节，您接受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的邀请，将会来北京观看奥运盛会。中国人民欢迎您！我希望在这全世界的人大联欢的日子，中国的阴暗监狱里，已经没有因信仰而受迫害的人。尊敬的布什总统阁下，请您敦促中国政府以行动去有效地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让人们在同一个地球上，有同样的美好梦想，有同样的自由欢乐的生活。

我期盼着您，能为遭受着政府迫害的中国的政治犯、良心犯，宗教信仰者伸出援助之手。

张青
于2007年12月5日
第四个绝食抗议日起草
于2008年1月9日第九个绝食抗议日修改。

我的联系方式：张青
通信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名雅苑清晖台1003号。
电话：020---38817085，13660267758.

1月7日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太太袁伟静接到德国电视台记者电话，得知对方计划9日到访她家。9日晚上，在山东临沂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家中的袁伟静讲述了之后发生的事情的经过---

袁伟静：“星期一（7日），因为我的电话是被（监）听着的，德国的一个电视台一个女的给我打电话，因为我在胡佳家的时候他们去看过我，说好是今天要过来看我的。我想，她要坐车的话，要经过临沂，（陈光诚的）大哥在临沂打工，大哥去接一下，朋友会方便一点。”

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2005年揭露临沂地区在“计划生育”中使用暴力。 2007年1月，在律师被殴打、证人被绑架不能出庭的情况下，陈光诚被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刑4年3个月，现在临沂监狱服刑。

从2005年8月到现在，陈光诚的太太袁伟静一直处于不同形式的监控之中，前一时期被每班7人看守，软禁在家里。

袁伟静：“8日晚上11点以后，我这边就开始增加人，到40人左右。所有进我们村子的路口都有人。”

袁伟静：“我看到的一个是乡镇（政府）里的人。他们阻止我出村。我要去给妈妈拿药。妈妈的眼睛是因为前两天她在干活的时候，一不小心被干树枝把眼角膜戳伤了。今天没药以后，我要去取药的时候，他们就直接拽住了我的电动车。这些人都知道妈妈的眼睛是要治疗的，他们直接告诉我，不准我出去。8日晚上，我这边增加人的同时，沂南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刘长杰把电话打到大哥那里去，威胁恐吓大哥。”

陈光福：“昨天晚上不到12点，公安局长亲自给我打电话说，（德国记者）即使进村，也见不到伟静。早晨七点多，我打电话告诉了对方，她就说，他们的人已经到了连云港，然后就说取消这次行程。

今天下午有两个人，也没有说身份，到我太太打工的地方去进行威胁，说我是‘颠覆国家政权罪’，随时可以把我抓起来。他问我在什么地方打工，我太太没有告诉他们。

公安局的刘长杰副局长说我‘多次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是汉奸。随时可以把你抓起来，那你老婆孩子怎么办？孩子上（大）学，以后怎么办？’说的很多。我当时对他讲‘如果按照你的标准去定义‘汉奸’的话，那这个‘汉奸’是太多了！’”

袁伟静：“最后高兴见，就是带班的，再请示以后，就允许我去，然后8个人、4辆摩托车跟着我。”

袁伟静：“我在睡觉之前，仍然是这样。从看着我的这些人口中不断地散布，我和光诚和外国联系，所以说我们叫‘卖国’，说我还有想出国的可能，所以我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光诚还厉害。在光诚老家这边，散布说我们是‘卖国贼’，他们说大哥‘还在不断地和律师、和记者联系，也想进去了’，说‘光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说明光诚不是他们所安的‘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而是因为一直和律师、和外国记者相联系，报复，加了这两个罪而已。”

继民间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发起要求释放胡佳的签名活动后，上海访民日前也发表声援书，超过700名联署的访民将由本周起每逢周六各自在家进行24小时绝食，直到胡佳获释为止。同时他们也要求当局要确保胡佳健康和生命安全，严禁刑讯逼供。

胡佳被捕后与各方面沟通救援的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发言人陈昕星期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各界的反响恰恰证明了他一直以来的工作代表了人民的声音---

陈昕：“可以看见胡佳的工作是得到国内和国际人民普遍认可、支持和同情的。国际特赦认为胡佳是因为和平公开的人权工作受到关押，所以我们会尽全力，包括和欧盟、联合国合作，我们各国的会员也会通过公众游说呼吁释放他。”

对于国际上不断要求释放胡佳的呼声，中国外交部上周的回应是：有关部门依法办事，法律面前没有人有特权。然而官方目前的种种行径却似乎与这种说法背道而驰。

据了解，北京公安部门曾‘建议’律师停止对胡佳的法律援助，就此，代理律师李方平星期三告诉本台---

李方平：“公安建议我不要参与这个案件，没有理由。我律师依法履行职务，不需要他这种‘建议’。目前没有明确的警告，但是还要看下一步。”

胡佳的律师会面申请上周五被当局以案情涉密为由拒绝，而家属递交胡佳的常用药物又遭退返，这令家人和外界非常担心胡佳目前肝硬化的病情，陈昕说---

陈昕：“金燕非常担心胡佳的处方药物问题，虽然看守所方面说他们可以配，可是因为那些不是普通成药而是要医生特别处方的，令人非常担心胡佳是否得到了适足的医疗照顾。”

与此同时据北京消息，日前公安内部人士透露，当局专案组以轮番审讯及刑讯逼供手段，刻意令胡佳病情恶化，一位不便暴露身份的消息人士告诉本台---

消息人士：“公安内部良心者告诉我的，胡佳在里面由公安部刑侦总局和国保总局成立一个审讯组，两班人马轮番审讯他。唯独没有外伤，能想到的、能用的刑具和能逼人说话的手段他们都用了，造成胡佳肝硬化的情况越来越重。人说根据现在的情况他应该上医院了，但是为什么拖着不送院，为什么不叫任何人见，就是等到你们看到他可能已经到医院，也就晚了，这位内部人士的原话就是这样的。”

李方平和李劲松律师将于星期五上午前往被国保警察严密看守的胡佳家，尝试与被软禁的胡佳妻子曾金燕见面，希望能够尽快商讨他取保候审的事宜。

而知情人士引述内部消息称，当局针对胡佳的措施主要因为他几方面的工作---

消息人士：“这次抓胡佳4个问题，一个是他和外国人权官员的接触，尤其是欧盟这块，当局感到压力太大；第二、境外一些组织和香港律师援助组在帮助维权人士方面与他的沟通；第三、他在国内无论是访民还是维权人士中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上与媒体沟通，尤其是法国记者无国界组织颁给他的人权奖，因为法中这方面关系一向不错，但因为胡佳令法国对中国在人权上有些看法。”

欧洲议会主席伯特林日前接受德国之声中文部采访时再度就胡佳被捕事件表态---

伯特林：“欧洲议会希望2008年北京奥运举办成功，但也希望中国当局遵守保障人权的原则。胡佳通过互联网参与欧洲议会的听证会，这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作法。任何国家的公民都有进行国际交流的权利，不应有人因此受到惩罚，人权的准则适用于全世界，在中国也不例外。”(

首先，让我们向您致以新春的问候，并衷心地感谢您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权的关切和对中国民主事业的支持。

在此，我们向您陈述中国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的严重事实。中国政府为了承办2008年奥运会，曾经承诺改善人权，但是随着奥运会期的临近，中国的人权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见恶化。

2007 年12月27日，现居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政府”的罪名逮捕，他的妻子曾金燕和刚满月的孩子以及外婆均被警察软禁在家，不准和外界联系。胡佳是一位有代表性的维权活动家，去年12月5日刚获得记者无疆界和法兰西基金会颁发的中国奖。

胡佳多年以来关心受到中国政府不公正对待的弱势群体。从去年春天起，他和他的妻子一道，为了让外界了解到中国政府在筹备奥运期间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对外发出了大量的信息。自2002年以来，胡佳就多次被当局软禁限制自由、殴打、绑架，直到这次被捕。

过去一年多来，中国政府对人权的侵犯层出不穷，变本加厉。中国政府封闭了大量的互联网站，逮捕了多名网络作家和维权人士，一些异议人士乃至维权律师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身份不明的暴徒（其实是警察）的殴打，不少维权人士在狱中受到酷刑折磨，他们的家属和幼年的子女则受到严重的骚扰和威胁。

此外，中国政府还大规模驱赶外来农民工，彻底拆毁上访村，驱赶和抓捕赴京上访的民众。中国政府为了能够按照他们的标准顺利举办奥运会，营造出中国一派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没有抗议活动甚至反对声音，让外国人看不到中国的任何问题、包括人权问题等等。所以，他们提前清理可能的麻烦，比以往更严厉地打压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

一般来说，在一个专制国家举办奥运可能引起两种相反的效果：要么它会促进该国人权状况的改进，要么它会使该国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迄今为止的事实表明，中国的情况不幸而属于后一种。

中国是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如果在未来10、20年，中国依然是一个共产专制的国家，那不仅对中国人民是巨大的灾难，而且也必将使整个世界的自由与民主陷入空前的危机。

昨天，接到学校通知，请我今天（2008年1月10日）到南京师范大学去谈话。

我准时赴约。会谈在安静和谐的气氛中进行，会议半小时，9点半结束。

双方出席人员有：我，对方是南师大的人事处赵处长（我的老朋友兼好朋友），宣传部许秘书（我的学生）以及南师大文学院的党委潘文书记（也是朋友）。

潘书记先介绍了与会人员，我笑着说，都是老朋友了，别介绍了。于是潘书记笑起来，说，那就开始吧。

会议先由潘书记作了一个开场白，说人事处来向我通报一下有关教师工作规定的四个文件等。

赵处长读完文件，我说，老赵，这些文件我都非常熟悉。我以前做法官的时候，在给罪犯判刑前，都要与他的单位沟通的。我也算是中国人事制度的大半个专家了。

首先、我通报了一下最近我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体制的研究、建设情况，以及中国新民党的成立情况等。并向大家介绍了我的思想和行为不属于“颠覆国家政权”的几个法律常识。

第二，我也表明了我的态度，如果政府判定我有罪，根据人事制度，我应该被开除。如果有这一天，我接受处罚。请学校领导，各位朋友放心。

第三，鉴于目前国内外的复杂情况，请学校慎重思考对我的沟通方式和处理方式。在目前专制条件下，南师大领导层受到的压力很大，我能理解。但是，也请领导们要意识到，我对未来的百年南师只会有好处而不会有坏处。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历史大趋势，谁也阻挡不了。民主中国的来临，不是要不要来的问题，而是时间表的问题。

第四，学校的任何不克制的处置，都会造成对学校的危害。例如，前一段时间，民盟南师大委员会对我的开除决定，已经危害到了中国民主盟，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除非南师大接到上级的命令，请不要擅自决定对我的处置。否则，对未来百年南师大的危害是显然的。

第五、旷工是要被开除的，这我清楚。所以，我承诺，我不会旷工，保证每日上下班签到。也不会离开南京。因为我本人不需要离开南京。离开南京对我本人也没任何益处。请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放心。

会议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下结束。这是4年来，最和谐的一次会议。

才写完以上的文字，又接到学校的信息，说最近还要和我讨论有关我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方面的有关规定。不知道下次是不是还这么和谐了。

【大纪元1月10日讯】前段时间，我参加了“德中同行”活动的开幕式和随后的一系列活动。

为纪念德中建交35周年，旨在全方位介绍德国各方面情况的“德中同行”活动准备了很长的时间。“德中同行”活动是在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的共同支持下举行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南京，亲自为“德中同行”揭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德国女首脑访问南京。

“德中同行”第一站是南京，其后是2008年春在广州，2008年秋在成都，2009年这一活动将在北方城市延续，一直持续到2010年上海举行世博会之时。

南京人民对德国是有感情的。二战期间，德国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的经理拉贝先生（1882年-1950）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拉贝被推为安全区的主席，他说：“由我出任主席，我不应再有丝毫的犹豫。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渡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获得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在南京沦陷后，拉贝以其特殊的身份目击了日本军队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并将其记录为著名的《拉贝日记》。

“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难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而在此期间，安全区之外的30万人则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他同时在自家的花园里保护了600名南京人。

1938年2月，拉贝应西门子总部要求，返回德国。他把躲在他家养伤的中国飞行员王光汉，扮作他的佣人安全地带到了上海，又护送到香港。拉贝回到德国后，他在柏林马不停蹄作了五场报告，义愤填膺地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播放了南京红十字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拍摄的日军暴行影片。他还给希特勒本人寄了一份暴行报告，期望德国赶快出面阻止盟友日本仍在继续的非人道暴行。为此，他受到盖世太保的迫害。二次大战结束后，拉贝因为他的纳粹身份又受到不公正待遇。在他最消沉的日子里，在他一家濒临饿毙的绝境中，中华民国的南京人民邮寄出了大量食品包裹。

1950年，拉贝在柏林患中风去世。南京人对于拉贝先生有着特殊的感情，拉贝先生被称为“南京的辛德勒”。在拉贝的墓碑上，刻画了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八卦图。

可是，这次的“德中同行”活动中，我有两件事情心里不快。

一是看到了德国巴斯夫公司在中国的合资公司。这个合资公司叫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这个公司是由中国石化和德国巴斯夫以50：50的股比共同出资设立的大型石油化工企业，总投资约29亿美元，2001年9月开始工程建设，于2005年6月投入商业运营。主要生产聚合级乙烯、聚合级丙烯、苯、甲苯、混合二甲苯。这些东西在生产过程中的废气对南京的空气影响很大，其所在地南京大厂镇已成环保重灾区。

二是了解到德国技术磁悬浮铁路商业运行线的全世界第一条线是在中国上海。本来，任何人都是喜欢第一的，中国人也不例外。但是面对这个第一我却开心不起来。我用很蹩脚的德语问工作人员“德国的技术，为什么德国不是第一？”得到的回答却是“中国人有钱！”

其实，我一直知道中国的磁悬浮铁路只是世界上第一条商业运行线而已，而德国的试验线从1984年就开始投入运营了。德国磁悬浮列车试验段由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和西门子公司投资建造的，但是一直没有进行商业运营。

于是我又问：“德国为什么不建设商业线呢？”工作人员的大意是说：“虽然德国认为磁悬浮理论完美无缺，技术也已成熟，但运行费用昂贵，德国人民和德国政府争论不休，德国人民不同意。”

于是我立即联想到中国的情况。2001年3月1日开工建设上海磁悬浮列车示范线。2002年3月工程竣工。西起上海地铁2号线龙阳路车站南侧，东到浦东国际机场一期航站楼东侧，线路总长31.17公里，设计时速和运行时速分别为505公里和430公里，总投资89亿元。另外，即将施工的沪杭磁悬浮线全长约175公里，工程总概算约350亿元。

这两条铁路的总投资是450亿，而且维持养护的费用更是大的惊人。有人计算，这个项目需要500年才能收回成本。

那么，德国政府都不能通过的项目，中国政府怎么能通过的呢？难道真的如“德中同行”的工作人员说的“中国人有钱”吗？

不！不是中国人有钱，君不见政府门口长年累月的访民不断，君不见城市街头日晒夜露的老少乞丐？这能叫中国人有钱吗？

但是为什么德国人都建不起的磁悬浮铁路商业运行线中国却可以建了呢？

是没有钱吗？不是的！那么，有钱的德国，为什么建不起磁悬浮铁路商业运行线呢？

好，我们来看看德国政府怕什么？德国政府最怕德国人民的反对。

公共设施的建设都是使用的人民的纳税钱，而德国人民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纳税钱投入到一个运行费用昂贵而又无法预测成本回收年限的项目里去。

德国人民反对的事情，德国政府去做，那就等于自动下台了。因为，决定政府去留的选票在人民的手里，而不是在政府手里。

于是德国人民反对德国的化工企业，结果德国政府把化工企业搬到了中国。

于是德国人民反对德国的磁悬浮，结果德国政府试验了23年，却始终没有商业运作。

是谁同意政府建设这样一个只有100多公里的铁路就花掉了450个亿呢？是谁投票的？

中国人民的纳税钱，到底应该让谁决定？是政府吗？政府能作人民的主吗？

对这条铁路我没有意见，我的意见是，建设这条铁路是人民的意愿吗？

只要中国人民一天不能行使作为一个纳税人的选票，这个国家就是权贵专制的国度。

中国人民需要的中国不是一个权贵专制的中国，中国人民需要的中国，是一个“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中国。这个中国叫“民主中国”。

王友云为了讨回公道，曾到省委门口喊冤被拖走，也被打过、被软禁。十年来，进京上访近30次。期间，因住不起4元一天的旅馆，在大雪天和其他访民露宿野外，也无数次遭到截访人员殴打，甚至不顾76岁高龄从2楼翻窗逃出驻京办。

大陆一些媒体也报导了王应林因举报被害一事，呼吁相关部门公正处理此事，但至今没有部门给予家属一个答覆。

去年底，王友云的二儿子因残疾无人照顾，76岁的她不得不推着儿子一起到北京上访。

王友云说:“有好多人要把我们弄倒，趁他们(截访)不注意的时候，我逃出来了。骗我回去说帮我解决问题，回去又不理我，上次骗回去，等了三个星期都没来谈。我没有钱生活，在北京讨饭，我情愿撞死，我也不回去，我不活了，被骗十年了。”

王友云因上访，去年被关了七、八次。她表示，没办法，我们现在没有路走，回去又被关，再想来北京上访就更难了。一定要走下去，为儿子讨回公道。

她说：“我60多岁了，他们抓我很凶，对我又拉又踢，还凶我说要打我，我说，你要打我，就打死我算了。”

谭女士说，香港沈婷让她带两本她写《谁引爆周正毅案——沈婷郑恩宠挑战上海帮纪实》给上海著名维权律师郑恩宠，沈婷在电话里询问她有没有给郑，被上海公安截听偷听到，所以公安抓她，诬陷她发传单，其实是为了那两本书。因书里写的是上海帮的贪污黑幕，最后，公安没有搜到书，却抢走了她带给其他访民看的香港《大纪元时报》。公安在没有证据之下放了她。

谭良英因房屋被强拆，多次上访未能得到解决，却被当局关押了5次。她到北京上访过2次，03年回到上海，遭上海当局关了1个月；04年又去北京上访回上海，被劳教了1年；07年关了2次。

“我现在，头发都白了，好凄惨呢，现在只能在亲人朋友家居住，东住几天，西住几天，到处流浪。”谭良英说。

“我们访民很惨，访民刘志林的儿子在住院期间，眼睛、肾脏、生殖器被强行摘除了，如今，尸体还在太平间里不能安息。他去上访，到现在都没有放出来，公安还怂恿房东把他们一家从租房赶走，如今家破人亡，很惨。还有访民被关在精神病院里不放出来，太太哭的眼睛都瞎了，访民段惠民被打死了。公安警察没有人性，共产党比法西斯还残忍。”

促胡温铲除上海帮

谭女士说：“江泽民、陈良宇太坏了！强抢我们的房子，到现在都没还给我，我下个月，过年还要去北京上访，就是把牢底坐穿，也要上访。好多访民有冤无处诉，很希望国际媒体帮我们呼吁、呼吁，帮我们说句公道话。”

访民强力要求胡、温能听到我们的呼声，把上海帮除掉，还他们财产，还他们房屋。

据知情者披露，“蚁力神”受害者庞大群体上访辽宁省委和“蚁力神”公司总部的第二天，省公安厅副厅长、省委官员、沈阳市官员和王奉友都在“蚁力神”大厦对蚁民喊话，其中王奉友表态：蚁民集体聚集省委上访对公司不利。时任沈阳市委书记陈正高的轿车欲开进“蚁力神”大厦，但因故受阻。

辽宁蚁民表示，他们都是为了生存，又太相信政府的媒体宣传而倾其所有养蚂蚁的，中共政府不但欺骗，还暴力镇压他们，迫使“蚁力神”破产后，一再试探蚁民的心理承受底线的同时，把所有罪责都推到公司董事会王奉友身上，还极力收拾、整治那些对海外媒体披露真相、积极维权的民众，已经使他们对政府彻底绝望。

辽宁本溪一位60岁的老年养户披露，在07年12月，一位女养户因负债无力偿还，又告状无门，绝望的她到“本溪市人民法院”，从它的17层高楼上跳下，以生命抗议中共暴政的反人性！

这位本溪老人表示，尽管有辽宁省官员和中共的网警和网特严密监控蚁民，但他不怕！因为真理在老百姓手里！他还勇敢的公开的质问警告辽宁省委书记张文岳：你的公子怎么向王奉友诈骗4800万？什么东西你？！可把老百姓坑苦了！如果辽宁130多万蚂蚁养殖户的血汗钱讨不回来，将是你们贪官的末日和葬身之日！

他还警告那些中共贪官：现在年关就要到了，看一看老百姓处于什么状况下，让老百姓怎么过年？！我们必须讨回公道！讨回我们的血汗钱！我们老百姓让你们控制的一点人权都没有了，你们欺上瞒下，怎么想的？！声讨你们的人太多了，你们的乌纱帽也戴不长了!你们好好反思一下吧，让贪官在背后发抖去吧！

据蚁民介绍，在“蚁力神”集团公司总部的展示厅，摆放着它所获得的众多政府褒奖和公司董事长王奉友与中共各级官员，如薄熙来、张文岳、袁木、陈云老婆、成思危、张百发等的合影，其中还包括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06年授予这个民营企业的“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牌扁。但从07年10月10日开始，公司却不重信用，并违反与养殖户所签的养殖合同，不给蚁民返款了。

百万蚂蚁养殖户在忍受度日如年的40天煎熬中，已经预感到灾难将降临。于是11月20日一早，在沈阳刚刚飘落了第一场冬雪后，他们纷纷自发的从四面八方赶到辽宁省委前讨要自己的救命钱，并抗议政府对“蚁力神”监管不利。

面对这场中共统治史上的最大群体性抗议事件，中共的辽宁省委省政府及沈阳市委是如何应对的，记者从近日采访的直接参加当时与省委官员对话的蚁民代表和知情者中了解到更多详情。

11月20日下午3点，来自沈阳、抚顺、朝阳、锦州、本溪、鞍山等地的蚁民代表共12人被安排与辽宁省委主管民营企业已三年的副秘书长郭富春、沈阳市委副秘书长刑凯(音)等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对话。参与对话的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蚁民代表向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他披露，对话中郭富春表示：省委从10月10日到11月20日的40天里，与“蚁力神”董事长王奉友上北京就其与科威特阿扎汗集团合资一事协调，协调不成，企业运行不下去就要倒闭，市场经济个人投资都有风险，但政府会尽量协调减少养殖户的损失，保证金只能向下浮动，不能向上浮动。

“当时有蚁民代表质问郭富春，上北京干啥去了？10月10日蚁力神就有问题了，为什么不通知养户？就在10月10日以后大连的养户又投入一千多万！三年了你都干啥了？都是人，你穿着这身衣服是共产党的官，脱了衣服你什么也不是，人民给你的权力，你怎么用的这个权力？！”

“还有人问郭富春，我们投入保证金养蚂蚁是相信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对公司的肯定及政府媒体、党刊党报的宣传了，养户的保证金如果存银行还能拿到利息，投入蚁力神如果连本金都拿不回来了，我们就要问问你是怎么抓民营企业的？政府是怎么监管蚁力神的？郭富春也没啥话可说。” 蚁民代表回想起与郭富春的对话仍然很悲愤。

蚁民代表还表示，从11月20日一早，他估计在辽宁省委前就陆续聚集了3~4万蚁民，强烈要求政府给“蚁力神”公司出路。对话后各位蚁民代表觉的无法给自己地区急等政府态度的养户一个交代，因为他们自己都遭受到沉重的打击。

这位知情的蚁民代表11月21日一早前去“蚁力神”公司总部看看公司有什么说法，他粗略估计那里的蚁民加上在辽宁省委前的蚁民总共约有7~8万人，其中有很多来自外省的蚂蚁养殖户，警察戒严了周围的道路，造成交通彻底瘫痪。

他还发现从上午9点多起，王奉友、郭富春、刑凯及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等都在“蚁力神”公司总部。他对记者披露了当时的情况。

大约在“蚁力神”大厦的第8层或第10层(总共16层)，王奉友先通过喇叭喊话，两个大喇叭同时放声，他对养户表示，“别激动，你们冲击政府对公司不利，公司黄了对你们没好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公司争取最晚在12月30日给养户返钱”。但事实上11月29日“蚁力神”天玺集团等相关9企业向沈阳市中级法院申请破产，随后王奉友亦成阶下囚。

接着在“蚁力神”大厦的郭富春向数万蚁民喊话：“政府已经介入蚁力神，你们不要闹，政府争取在12月19日返钱。”但11月30日法院裁定“蚁力神”天玺集团等相关9企业破产，郭富春又担任了破产企业清算组组长。

随后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又对蚁民喊话：你们闹的话会被不养蚂蚁的人钻空子，扰乱社会治安的话，就按治安处罚条理拘留，你们会受到法律制裁。

沈阳市委副秘书长刑凯也喊话，叫蚁民别闹，政府尽量解决，让养户满意。据蚁民透露，近日沈阳市召开人大会议，刑凯当上了沈阳市市长。

据目击者透露，当时数万蚁民中有一位女养户被警察打的满脸是血，众蚁民愤怒，引发了一阵骚乱，此时时任沈阳市委书记陈正高的轿车到达，因道路被堵，群众情绪激动，他的轿车没有开进“蚁力神”公司总部，便在警车的护送下掉头离去。沈阳老百姓都知道以“辽O”打头的车牌号都是沈阳市委官员的轿车，有人认出车内人是陈正高，车内人员拉窗廉遮挡。

07年12月22日上午，张文岳辞去辽宁省政府省长职务，陈政高被中共任命为辽宁省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

目击者还表示，11月21日开始辽宁省公安厅调集辽宁全省的武警和警察对付在沈阳上访的蚁民，各市县的警力截堵外地后续赶到沈阳的蚁民。20日夜里从外地到沈阳来的养户就在“蚁力神”大厦过夜，但21日夜里零点开始清理公司总部大楼。

11月22日上午警方开始封堵省委前的大道两端，施行戒严，各地警车云集，还从各公交公司调集来大公交车，把蚁民往车里扔。

知情者表示，接到清场命令的防暴武警手持盾牌，荷枪实弹，警察拿着警棍，虽然也知道养户是受害者，但仍有警察殴打手无寸铁的养户，当时的气温在零下十几度，还有警察不人道的用高压水枪向蚁民射水，强大的压力把不少养户击倒在地。

辽宁当局对其在事件中所做的这一切都竭力封锁，并开始实施报复蚁民行动，特别是对他们认为领头“闹事”的蚁民——抓捕、拘留，甚至使他们消失。

大轿车把蚁民都拉到沈阳市奥体中心，在那里登记个人信息，沈阳以外的蚁民被当地来截访的警察押上警车截回，从此他们的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被上网受监控，当他们后来欲进京上访时，火车站据此拒绝出售车票给蚁民。

【大纪元1月10日讯】尽管是在夜间，看不清远处的景物，可一进入竹海和陶祖景区，平整的路面和道路两旁严整而精致的美化树便会提示人们：这是个已有相当开发程度的旅游区。

揉一下眼睛，赶紧就拨通了一个号码。这是我第一次与省庄村民通话，也许我应该提前与他们定下约会的时间，不过，多年来已经无可挽回地养成了对电话的不信任感，虽然这样的谨慎有时毫无必要，但事后来看，这一次的谨慎可能是对的。

尾随这位刚刚从藏身地赶回来的农民来到一处隐蔽的地方，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进入谈话主题。

“现在村里一片白色恐怖，前几天刚刚强拆了三家人的房子，有人被打，剩下的八户人大都不敢回家。房子是免不了被拆的，让他们拆吧，我绝不会签字。”

省庄位于江苏、浙江、安徽交界处，这里盛产毛竹，几十万亩毛竹覆盖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上，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中，章子怡和周润发的打斗场面即拍摄于此，而省庄的搬迁也有这漫山遍野的毛竹有关。

省庄村的搬迁纠纷由来已久，2007年1月份出版的《百姓》杂志曾以《风波竹海》的题目报道了发生在江苏宜兴省庄村的土地拆迁纠纷：

“2006年7月15日，在竹海村委的带领下，一支60余人的征地工作队悄然进村，以‘建设新农村’的名义对村民进行游说动员。工作队中有湖滏镇党委委员······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根本不具备作为征地主体的资格。”

竹海村是为了旅游开发的需要，由省庄村和附近的岗下村合并而成的。不过，竹海村委并非拆迁的主要推动者，由湖滏镇党委书记担任总经理的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才是这次拆迁工的受益者。

按照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竹海三期开发的计划，省庄250余户农民约1100人要从世代居住的“风水宝地”搬迁到几里路外的低洼处。那里原本是一片农田。为了避开征用集体土地的政策限制，先由竹海村委会以每亩7000元的补偿价格从农户手里收回了农田（后经村民抗争，增加至每亩一万元，仍低于江苏省规定的每亩83250元），这使得人均耕地不到半亩的省庄村农民几乎不再有田可种，然后，村委会又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名义要求村民集体搬迁到刚刚收回的农田里（另外占用了相邻的浙江省某村大约一百亩土地），至于村民原先的宅基地，在房屋被拆迁后，自然就由村里卖给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从事开发使用了。

在这次搬迁涉及的250余户农民中，大约30户因为对原住房面积不满意等原因，对搬迁持积极态度，其余200多户因质疑征地、拆迁工作不合法，并对拆迁补偿标准不满意，而对搬迁持抵触态度。

多数村民认为这次征地、拆迁不合法的理由至少包括：征地、拆迁“没有得到省庄大多数村民的同意，也没有招开村民会议集中讨论，听取大多数村民的意见”（有村民认为这次征地、搬迁是宜兴市委书记蒋洪亮的个人决定）；搬迁占用300多亩基本农田（有村民承包手册、基本农田桩、村镇板块图等为证），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规定“确需改变和占用基本农田的，必须报国务院批准；禁止以建设现代农业园区或设施农业等名义占用基本农田，变相从事房地产开发）；另据村民称，虽然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始终不肯透露村民被拆迁房屋土地的用途，但经他们私下了解，阳羡公司将他们赶走后，将在这里建筑豪华别墅，进行商业销售。

虽然宜兴市国土局在2006年批准了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省庄的临时用地，但是，按照国家规定，这种临时用地有效期一年，不能用于建造永久性建筑；而宜兴上报省里的竹海新村所用土地，也只是60亩荒坡。这就是说，无论竹海新村的土地征用，还是旧址上的拆迁，都没有法律依据。村民原住房是有土地证和房屋产权证的，搬迁到低洼处之后，由于没有合法手续，不再具备办理二证的可能。

由于村民的抵制，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工作都遇到了阻力，但这无法改变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地方政府的意志：2006年8月，村民们来到宜兴市国土局、无锡市国土局上访，没有任何结果；9月25日，村民们到省信访办递送书面材料，结果答覆是要自下而上地逐级反映；10月15日，施工车开进村里，被村民有效地阻拦；半个月后，车辆在警察的保护下进入农田开始施工。

无奈之下，唐中明、唐中联、邵定一等村民委托开天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王焕申代理起诉宜兴市政府违法批准收回省庄自然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但北京来的律师同样无计可施，在宜兴，王焕申律师遭遇了一连串的骚扰和侵害，2007年7月5日下午3点，以竹海村村委会主任卢建军为首的近10人，竟在宜兴市政府大门口，围攻刚刚从宜兴市政府办事出来的律师，欲强行将律师绑架走，并抢夺律师的摄像机，后因村民赶到救助，这伙人才不得不离去。可事后宜兴电视台竟然报道说王焕申是假律师，骗了村民，官司也败了，跑掉了，并把王焕申的照片在电视上予以播出。

王焕申在一审代理词中这样说到：“宜兴市政府收回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之所以违法，不是因为其执法水平的低下，不是因为其工作的疏漏，而是因为这个行为一开始就是故意设置的一个骗局······所以，我们与其说是在依据法律审理分析其中的错误之处违法之处，不如说是在侦破一个欺骗案。只需要将事实还原成真相，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用了大量比较尖锐的词句，也不是因为律师不够冷静或故弄玄虚。实在来说，这些词句远远不能真正描述和形容宜兴市政府的行为的丑陋和卑下，更不能让世人了解宜兴市政府的行为给众多百姓所造成的伤害的严重程度！宜兴市政府方面在除了法庭之外的场合甚至并不隐瞒自己行为的违法，但他们却趾高气扬的继续进行着这些违法，而且是愈来愈变本加厉。有人甚至扬言：想办的事情就一定办成，儿子能告赢老子？应该说这已经是公然抢劫和强暴了！难怪媒体上一篇文章用了‘谁抢劫了我们的家园’这样的标题。

与其说是法律和事实方面的审理，不如说是道德和良心的审判。为了与民争利，为了政绩，或者为了政治，竟如此的蔑视法律，践踏民众，完全没有了道德底线，完全失去了基本的良心。”

我想，当王焕申在法庭上使用这种字句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一案件的诉讼必败无疑，在王焕申看来，这“与其说是一个行政案件，不如说是一个刑事案件”，而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一场法律判决，不如说是一次权利与权力的对决，与其说这一场诉讼是对法律公正的呼唤，不如说是对人间正义的呼唤。

果然，2007年4月，村民败诉于宜兴法院，法院驳回了唐中联等农民判处拆迁违法、停止施工的诉讼请求。随后，唐忠联再次上诉至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仍被驳回。

法院的判决使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地方政府更有恃无恐，使原本无理的强制拆迁成为“合法”，在法院的终审判决后，我们甚至不能继续站在“法”与“非法”的界限上来为这些“无法无天”的农民说话，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记录下一些事实，而且，也只有将事实留给未来的历史，让历史给出唯一可能公正的判决。

这是宜兴市湖滏镇政府下发的一封信，摘录于下，奇文共赏：

我处2007年11月23日下发的“强制拆迁公告”想必你已经收到。你是否闻到了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巨大压力。这里，不妨建议你举家再掂量掂量，向有识之士再讨教讨教、法不容情，开不得半点玩笑！免得你在法律这个“包黑头”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扪心自问，对于你户的拆迁工作，我们耗时一年有余，倾注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心血和汗水，而你们视我们于情于理的耐心工作置若罔闻，不得不让我们举起最锋利，最有效的利剑——法律，让法律来说话，让法律来搬掉拆迁道路上的绊脚石，让法律的光芒来照射你们这里的法制“黑洞”。我们可以底气十足地说：我们是在为捍卫法律尊严而不得罪你们！平心而论，这样的方式是我们无奈采取的，这样的结果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势必造成的损失是你们自已酿造的！

法律是公正的，也是最无情的；拆迁是艰难的，但有法律作“护身符”的强制拆迁，将是势如破竹、一挥而就的！任何蛮横侥幸都是徒劳无益的，一味和法律对抗无异于螳臂档车。无知无识、无法无天只能使你及你的家庭竹篮打水，欲哭无泪！只能成为众人的笑柄和反面教材！今天，最后奉劝你一句：悬崖勒马，赶快向法律低头！认清当前的严峻形势，抓住最后的有利时机，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放下一切不应有的妄想侥幸，主动与政府协商解决，尽快签约交拆。否则，后果堪忧，事实会让你们尝到法律的坚硬如石，读懂法律的无情苦涩！
湖父镇人民政府

事实上，要制造“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仅仅“举起最锋利，最有效的利剑——法律”是不够的，比法律来的更直接的是另外一些手段：

自2007年6月起，镇政府开始对农民实施断水断电的手段，基层政府和拆迁公司由过去的寄恐吓信、发手机恐吓短信，变成了公然的暴力行动——雇佣社会人员，采取黑帮手段暴力打砸，以此恐吓村民。

2007年6月14日夜12时，2户村民住宅窗户玻璃被砸；6月20日晚8点38分，一辆轿车上的人下车用石头砸村民的房屋窗户；7月1日开始，每天白天都有社会上不明来历的一伙人逐户恐吓威胁村民“我们是镇政府领导请来的”，有的甚至称“我们代表市政府”。

2007年7月3日中午10点40分左右，有近二十多个社会人员进村，说他们代表政府来对村民的房屋进行强制拆迁，在没有任何手续的前题下，勒令村民赶快签字走人。后因动手动脚强闯民宅，村民将其赶出门去，于是他们扬言：老子刚刚从监狱出来，哪个不服就叫哪个脑袋开花。村民到拆迁办公室反应这些情况，他们称不清楚那几个人是谁。到了晚上大概21点30分左右，14辆汽车扑向省庄村，车上下来约100多号人，黑压压的一片，他们用石头向刘雄飞家的房子砸去。因为村民早有防范，100多个村民闻声赶来奋起自卫并报警。

21点31分村民拨打110报警，尽管湖滏派出所到省庄村只有大约10公里左右的路程，派出所的人却迟迟不来。由于村民越聚越多，那些“刚从监狱出来”的人开始四处逃跑，在派出所未能及时到达现场保护村民的情况下，村民只扣下了没能逃跑的车辆和6名肇事者。

这时候派出所的人反倒来了，有村民称从警车上下来的人中当中，竟有中午前来威胁恐吓村民的人，派出所的人员赶到后，不仅接走了被扣人员，争执中还用刀将村民唐忠元手臂的血管割断。

7月9日清晨，来自当地政府、拆迁公司、村委会的人终于强行把村民邵定一家的房屋拆掉。7月10日，唐中联家所有房屋的玻璃被砸烂。

但在那时候，当地政府的力量尚未占据绝对上风，村民对于外界的救援仍旧抱有希望，据说一些明星曾经出面为省庄村民寻求公正对待，迫使施工短暂停止，在希望仍在的情况下，村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故土家园，每天都要派人站岗放哨，用曾经遭受殴打的唐中联的话说：“我们每时每刻都笼罩在黑色恐怖之中，我们很多人多少天都不敢也不能睡觉，不能过正常生活了。但我们已经做好以死抗争的准备，只要他们再来进犯肯定会是一场血流成河的战斗！”

面对省庄这个久攻不下的“堡垒”，当地政府动用了最有效的一招：亲属株连政策。

12月28日，当我被一位村民带进杨瑞君家中时，迎面看到的便是宜兴第二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几个人正围坐在客厅里打牌。作为杨瑞君女儿杨丽萍的同事，他们呆着这里的目的是向杨瑞君施加压力，由于杨瑞君拒绝搬迁，出嫁已经二十年的宜兴第二人民医院护士长杨丽萍自今年7月起就被停止工作，并停发了工资。

好在医院工作人员并不管闲事，这使得我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杨瑞君的家中。杨瑞君对我的到来显得有些吃惊，他说你来的可真巧，直到昨天晚上，镇上的几十个工作人员还呆在他的家里催逼搬迁，几个月来，天天如此，今早刚刚离去，估计到晚上他们又会重新回来，因为12月30日是镇上给他限定的最后搬迁日期，可以说逼迁与反逼迁的较量已到最后关头。

杨瑞君十分警觉地将我领上二楼，随手将门锁上。这是一间即将被拆掉的房子，也许因为意识到拆迁的无可避免，屋子里已经很久没有打扫，连个可以坐下的干净地方都没有，而一楼的玻璃早在12月10日就被拆迁者踢碎了很多。

每次当杨瑞君离开房间去楼下搬凳子或倒水给我，他总会嘱咐我不要靠近窗子，“别让外面的人看见。”杨瑞君说，12月9日的强制搬迁中，村民卢建新、沈美珍夫妇被六七个身着便衣的拆迁人员揪着头发暴打，仍不免被强迁的结果。卢建新、杨建生、冯候年等人至今被关在镇敬老院，失去人身自由。

在上述三户拒绝签字搬迁的村民被抓之后，他们的房屋被连夜推倒。目前，250户人家中，只剩下最后八户拒绝签字，其中，按照镇政府下达的强制拆迁通知，唐中联、何夏伟、杨瑞君、殷建明等四人的房子将在12月30日被推倒，稍晚一些，其余四户也将遭受同样的对待。

何夏伟与何夏明是12月中旬“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250户农民坚持宅基地所有权，要求实现居者有其屋”宣言的联络人，这次宣言引起了外界广泛关注，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先生在《中国农民的土地宣言》一文中便列举了省庄村的这份声明公告，但在我到达省庄的时候，作为联络人之一的何夏明先生在经过一年多的抗争之后，已经被迫签字认可了湖滏镇的强制拆迁行为。作为一直坚持在抗争一线的骨干分子，何夏明的签字显示了株连政策的强大威力，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告诉何夏明，如果坚持不签字，他们就要拿何夏明正在上高二的女儿开刀。在亲情与经济利益面前，何夏明的选择是无奈的。事实上，在遭遇强大的抗争力量之后，地方政府如果强行闯入村中推倒房屋，势必会引发大规模对抗乃至血案，于是，他们迂回作战，寻找一个个村民最薄弱的感情突破口，以政府部门的联动行为对村民施压，逐渐将村民的抗争意志各个击破：村民冯某的儿子是某学校教导主任，教育部门威胁他必须做通其父的工作，否则将被调离、降级甚至辞退；对于开办企业的邵某和唐某，税务部门则以查税逼其就范；殷某被以摩托车无牌照为理由拘留15天······一个违法事件背后是一连串的违法事件。

村民告诉我，省庄村民在这次搬迁面前，本来表现出了十分一致的团结精神，但通过一年多的种种威逼和折磨手段，能够坚持下来的村民越来越少，从最后的30户，到最后的11户，再从最后的11户，到眼下的最后8户。

宜兴地方政府的株连政策，与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嘉禾拆迁事件几乎完全相同。但嘉禾事件最后的处理结果并没有在省庄再现。由此可见，嘉禾事件也好，史上最牛的重庆钉子户事件也好，都不具备可以复制的积极意义，各地的被拆迁户仍要一次又一次地以自己的人身安全乃至生命为代价进行抗争。在今年7月份发出的一份声明中，省庄村村民呼吁人们关注发生在这里的野蛮拆迁事件：“上述种种迹象表明，竹海村的拆迁已经不是一般的非法拆迁了！事件的性质已经演变成了基层政府与黑社会联手，或者说政府使用黑社会恐怖暴力手段对村民财产和生命的严重的、血腥的、无耻到极点的犯罪行为。这在整个中国恐怕也是罕见的！我们竹海村已经无时无刻不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很多人多少天都不敢也不能睡觉了，不能再过正常的生活。”为此，他们曾经誓言：“我们最后的这30多户村民是决不屈服的，为了保住我们的家园我们要坚持到底，甚至不惜以命相拼。”

我不怀疑他们的抗争意志，但强大而固执的政府权力显然具备逐个瓦解这种意志的能力：2007年7月10日，被100多人围攻的房屋主人刘雄飞在痛苦而无奈的情况下被迫同意签字拆迁；一马姓村民因身为教师的女儿受威胁而被迫签字······

撇开土地征用和搬迁的合法性不谈，即使单从补偿来讲，村民也难以接受，以杨瑞君的房子为例，他现在居住的房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修建的，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公司给的拆迁补偿是每平米330元—370元，如果按时搬迁，还有大约每平米150元的“奖励”，但以目前的建筑成本，这样的拆迁补偿标准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被迫搬迁到低洼处的村民，很多人要借钱盖房子，而他们赖以为生的粮田已经被村里征用了。我不知道在宜兴地方政府的想像能力范围内，要这些农民如何面对他们的未来？

是的，年轻人可以外出打工，有资本和生意头脑的可以做点小买卖，但是，祖祖辈辈只会种田的农民呢？要他们喝西北风吗？

宜兴是个经济发达地区，2007年财政收入可望达到60亿，完全有财力给省庄农民以较高的经济补偿，但是，宜兴地方政府宁可用这些钱来雇佣黑社会打手，宁可旷日持久地与村民对峙······

而我们有理由对竹海公园的公益性质表示怀疑。目前的竹海景区门票已涨到60元一张，变成纯商业经营，怎么可以用公益性事业的名义强制村民搬迁，更何况在他们倒塌的房屋之上建起的将是几百万一套的豪华别墅？！实际上，竹海旅游区的开发从来就没有给当地村民带来什么好处，在一期、二期开发之后，原本属于省庄自建的小水库被征用（村民根本得不到征用的补偿，有村民指出，村支书殷华民这几年捞得盆满钵满），成为旅游区的一景，而村民却因为断水而影响粮食收成。这一次的搬迁同样表明政府在从事旅游开发时完全漠视原住民的利益。甚至可以说，在这世代相临而居的美景面前，村民事实上已经成为政府官员眼中的多余的人。这是权贵经济的确切证明！

在与杨瑞君的谈话过程中，他不时抬头朝外面观看，显然，长达一百多天的围困已使他警觉万分，一再嘱咐我不要靠近窗户。当我要求他拿些当地政府下发的资料给我时，他竟一去不回。等得心急的我忍不住伏在窗上朝外看，却见院子里已满是态度傲慢的精壮汉子，我意识到他已经被纠缠住了。

而那些人也透过窗玻璃发现了我，并低声讨论着什么。一个陌生人的出现显然出乎他们的意料。这时候，我知道我必须走了，于是揣起相机和笔记本，以最快的速度打开房门，在他们还来不及做出反应的时候，故作镇静地离开了杨家。

当然不甘心这样离去。但是，望着堵在门前的车辆和几十个野蛮的拆迁人员，知道已没有与杨瑞君继续交谈的机会，便回到村里，在瓦砾废墟间与村民试探着沟通，当他们终于相信了我的自我介绍，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派出一个老年村民以劝解杨瑞君搬迁为名，替我去取我想要的资料，这时候，我发现每一个村民都对我充满了信任与感激，对这些家园已经被毁的村民来说，一年多来，他们已用尽了全力，但在自己的身上，他们已经找不到足够的力量，于是，便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外来的关注者。这使我感到惭愧。

当老年村民终于从杨瑞君家走出来，早有其他村民给我送来了各种文字材料，但我还是极其珍惜地接过了杨瑞君与老年村民以默契的配合传递出来的纸张。

“你赶紧走，不要让他们发现。政府太坏了，你一定要替我们说话啊。”尽管我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口音，但他们的友好和信任使我心中一阵阵发热。

离开了省庄，站在山间公路上回望，孤灵灵的八座房屋仍然倔强地挺立着，尽管他们的主人多数已经逃离。这时候，天上刮着寒冷的北风，雨就要来了。冬天不是竹海的旅游季节，也许，等到了夏天，我还会来这里，但我再不会看到这孤独的房屋和满目的瓦砾，那时候，这里将出现一座座美丽的别墅，而在别墅的后面，是早已开始动工的五星级宾馆。如果我不曾在2007年底来过这里，我一定会醉心于竹海的美景，而对美景后面的省庄村民的痛苦、愤怒与绝望一无所知。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省庄村民迄今已做了最大努力，而他们“居者有其屋”的12月15日宣言也可能被写入中国土地史：

“现在我们省庄村全体农民按照天理、按照历史和我们现在对土地的实地占用情况，向全国贴出公告：
一、我们省庄村的全部宅基地归全村各户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归全体村民平均永久所有。这些土地曾归我们的世代祖先所有，现在归我们和我们将来的世代子孙所有。
二、除非经我们全体农民共同同意，并按照国家相关法律办理手续，任何拆迁和侵占土地的行为都是非法的，我们永远不予承认。政府行政、执法应合乎天道人情，政策和法律应该为绝大多数人服务。
三、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任何人或任何单位应立即终止对省庄村全体农民宅基地、耕地的侵占行为，并撤除其地上所有财产。逾期不办理的，我们将根据全村农民的共同决定，直接采取行动，阻止侵权行为，誓死捍卫我们宅基地和耕地的所有权。”

宣言不能改变现实，但从省庄农民的表情和言语中，同样可以发现，现实不能改变他们对天理的信念。也许，最后八座房屋的倒下并不意味着拆迁事件的结束，目前，包括杨瑞君在内的八个钉子户已全部逃离了省庄，这不是逃避，而是抗争的继续——没有他们的签字，强制拆迁的行为就会被打上丑恶的印记。

时至今日，最后的八个钉子户仍在绝望中坚守着对古老正义的信念，尽管已经没有人能够帮得上他们。

我知道，我只能记录下我所了解到的事实，而不能改变什么。对有些人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坏的时代。

2008年1月1日，《法人》杂志刊发了记者朱文娜一篇名为《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的文章。因报导涉及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3天后，西丰县公安局和政法委工作人员携带立案文书和拘传文书，到北京《法人》杂志编辑部要求拘传记者朱文娜。此举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遭受质疑。

大陆多家媒体纷纷就此发表评论，中国青年报1月8日的一篇题为“诽谤罪何以一再成为权力保护伞”的评论文章讲到：《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但书条款”，由于过于原则和笼统，为公权力的滥用留下了一个制度上的“缺口”，使得滥用公权力者能够屡屡凭藉这一“缺口”行“假公济私”之实。在公权力滥用和私权利保护之间发生冲突时，滥用公权力者无疑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因为原则性的规定可以被“任意解释”，但私权利受到侵害的“诽谤者”，除了用言论自由等理念来为自己辩护外，在法律技术细节上并不能找到足够的法律依据，由此导致了“官强民弱”下的公权滥用或者说私权受侵害。

更有评论直接提出：
县委书记为何竟如此“无法无天”？
安进京抓负面报导记者是谁在滥用公权力?
公安进京抓记者:政法机关不是领导的私家打手

大陆传媒一般认为，用司法手段对待记者的职务行为，有滥用职权之嫌。一时之间，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被大陆网民讽为当今“最牛县委书记”。

据悉，8日23时许，西丰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约见新华社记者时说，西丰县公安局已于当天下午召开会议决定，撤销立案、撤销拘传。至于撤销原因，据指出，是“认为不妥”。(

【大纪元1月10日讯】尊敬的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等中国领导人：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作为对中国新闻、出版、网络的内情有相当了解的人，我向各位领导人写这封公开信，也可以看作陈情书，请您当作听取一个中国公民的民意--如果这个民意不仅是我个人的，而且还说出了无数知识份子、无数年轻人的心声。我相信，这方面的对话和探讨，有益于中国公民的自由和幸福，有益于中国文明的发展。

如何保证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如何让这一自由在实践中具备可行性与操作性？当发生违背宪法、践踏公民言论出版自由时有无制衡力量和司法惩治？在宪法之下，有无新闻法、出版法、网络法、电视法、广播法、电影法、言论自由保障法等等更具体的法规跟进？

我很遗憾地看到这一事实：尽管近２０年来新闻界有识之士在呼吁新闻出版立法，但是从前还是“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现在在公开的媒体上，“楼梯”都没响声了，这些呼吁成了新闻界的禁区和雷区。

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角度说，中国目前言论出版有一个１９９７年的《出版管理条例》，这个管理条例的第十条与第十一条，与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是有抵触和矛盾之处的。

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我相信公民们都会珍惜这一自由，不会滥用这一自由。但《出版管理条例》的第十条规定：

设立出版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出版单位的名称、章程； (二)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必要的上级主管机关； (三)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四)有3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 (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六)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符合国家规定的资格条件的编辑出版专业人员。审批设立出版单位，除依照前款所列条件外，还应当符合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

明智之士将会看出这些条款对出版单位设立的严格限制，因为仅第二条，就使许多民间企业家或有志从事新闻出版业的人望而却步。

对比满清和民国时期的报刊管理方面的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以上满清时期），《出版法》（1914）《管理新闻营业条例》（1925）《出版条例原则》（1929）《出版法》（1930），这１００年来，中国在新闻出版立法方面究竟进步了多少？满清和民国时期的报刊出版物基本上采用的是登记注册制，预审和追惩相结合，但不是审批制，让你根本就批不下来。

孙中山曾对民国时期内务部制定的“暂行报律”予以批驳：“接内务部电，详定暂行报律三章，报界全体万难承认．．．．．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善从恶改，古人常以为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

以最大的善意想：制定管理条例，而不愿推进新闻法、出版法、言论自由保障法的人们，是出于“补偏救弊之苦心“，是出于想“稳定发展”的大计，然而，这正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不仅无益于稳定发展，而且“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不明了“最终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里”（杰佛逊）。

现行的新闻出版网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与公民们尤其是年轻公民们的期望相距太大。这个体制回避不开宣传部。宣传部在中国文明进程中，在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中扮演何种角色？恐怕为政者当三思。各地虽有新闻出版局，但在实际业务指导上尤其是新闻出版内容上，在各新闻出版单位领导人事的定夺上，宣传部才是真正的主管。宣传部的僵化保守已经成为政治改革进程中一块顽石。您只要看看宣传部每天给各新闻单位下达的所谓“宣传精神”，也就是新闻禁令，这些禁令禁止新闻工作者报导的领域上至国家大事、社会问题，小到明星绯闻、企业丑闻，如果有好事之徒编辑上一本，留诸后世，一定会为研究当代留下最珍贵的文本，后人将会奇怪：那个年代的人们恐惧什么呢？为什么恐惧有如此之多？

这些新闻禁令，对新闻从业员的人格是一种公然的看轻和蔑视，对国民知情权和表达权也是公然的蔑视与践踏。千士唯唯，新闻界内部除了偶有的一两声抗议，除了少数理想主义者依然身怀渐进变革的雄心外，绝大多数从业员对来自上头的禁令鸦雀无声。难道这些当年立志献身新闻出版业的有志之士、才识之士都自甘堕落为权力的走卒，被权钱赎买了吗？最多有媒体高阶人士内部发发牢骚：宣传部改名“部（不）宣传”更合适。

所谓“政治家办报”的理想不可不谓宏大高远矣，说辞不可不谓美妙动听矣，然而如果连无数真相都不能披露，言论被牢牢控制时，那么人们将会看到的是“谎言家办报”“政客办报”甚至“奴才办报”。新闻界有良知的人，只渴望一个“公民办报”的环境，就够了。

在种种禁令的严格控制之下，新闻从业员的人格逐渐奴化、卑琐，这是毫无疑问的，指望以这些奴化卑琐的灵魂办出有灵魂的媒体，并进一步对国民人格有帮助，无疑缘木求鱼。

从宣传部自身来说，把自己定位为“守土有责”--消除各种杂音，弘扬主旋律，面对而今日益迫切的社会问题，面对而今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光靠禁令，也就是靠堵的一面，来治理，可能吗？现实吗？

国际舆论对中国的言论出版状况也多有批评，莫非全是“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就没有帮助中国文明进步的诚意？我们国家从自身来说，是不是应该知耻后勇，从善如流，勇于改过，融入世界文明的进步潮流中？

问题３：信息传播不畅，自由思考受阻，人民心智下降，文明发展放缓

由于不能自由成立报社、出版社，（网站的成立倒自由得多），由于报刊、图书、网络内容上来自管理层尤其是宣传部门的指令太多，造成了什么后果呢？信息传播不畅，自由思考受阻，人民心智下降，文明发展放缓。

国内的学者、作家，由于在研究、著述、发表、讨论诸多环节上的限制太多，不利于社会形成高水平的共识，不利于社会理性看待不同利益与不同观点的分歧，不利于领导者们作出明智的决策，社会舆论不能形成有效监督与制约，错误决策不能被有效中止和预防，整个国家和文明进程在付出代价。

新闻出版的被强力管制，不仅无益于人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也无益于保护每个公民的人权--有透明的新闻监督，所谓的“上访、信访”会大量减少；甚至无益于保护干部--一个干部如果在其贪腐初期，当地媒体就能独立监督，必不至于演变成大案窝案。

这些领域而今也有腐败堕落炽烈的趋势，比如，各地所谓的“宣传精神”中，难道就没有一些“私货”？比如，“不许异地监督”这种行业的土规定，就成了地方最好的保护伞。比如，负面新闻的严格控制，就使上下都听不到民间的真声音。古人尚且讲究开放言路，而在“三个代表”的中国，堵塞言路，闭塞视听要至于如此？再比如，官方的出版社几百家，但民营出版公司数以千计，这些公司要想出书，大家都心照不宣到官方出版社去弄书号，书号一堆数字也能卖钱，旷古未闻，世界一绝。对于权力寻租一方的官方出版社来说，道德上的堕落就从这些潜规则开始。问题在体制，而不在于新闻出版从业员本身。

期刊界人士也都知道，在中国，刊号难求。因为想要开办新的期刊，实在太困难。民间的公司或个人，要想创办杂志，就根本不可能。

新闻业的高度垄断，还窒息了新闻从业员的活力和发展机会。由于竞争基本上处于低水平，视人才如粪土草芥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新闻民工”就是现行新闻体制弊端之一。一些媒体以低工资打发记者编辑，以维持媒体版面不要开天窗，“新闻民工”们也自有应对之策，有偿新闻、假新闻、串稿子等现象就会成为业内潜规则。

网络上的各种限制，只要在网上泡泡的人都能感觉到。比如在网络论坛上，一些话题被列为禁区，屏蔽，过滤，许多讨论的帖子被蒸发，锁贴（文明古国的新发明），封ID，封IP甚至关闭网站。至于说到防火墙，除了起到把中国之外世界的信息向人民阻隔作用外，除了起到降低人民的普遍心智外，我看益处不大。这座网上的“长城”，防的不是洪水猛兽，防的是普罗米修斯之火。

网评员是网络时代的一个特产。我并不反对舆论需要鼓舞人心和士气，但是一些网评员是否拿着纳税人的银子来为地方集团或某些特别势力集团说话？如果是阳光的，又何以上不得台面要悄悄摸摸？我在信报出任副总编辑的时候，总编辑把上头布置要组织几个信报编辑记者网评员队伍的工作交给我，我毅然表示拒绝，并明确告诉他：“这种事情怎么能干呢？！”

不知是哪位高人更有高招，设计出两个卡通人物，“警警”，“察察”（我估计是受中国的门神启发），现在许多大的网络论坛都有这两个“人”站岗了--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什么形象？是对言论自由的全方位监视和掌控吗？李白、杜甫、普希金、左拉们如果复活上网，在网络论坛写作，看到这两个卡通，会文思如涌吗？

如果我们留心看看中国历史，大凡明君当政的治世，盛世，必是言路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年代。何况在世界自由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的今日，人民要求的还不仅是言路宽松开放，而是宪法赋予的人权--言论出版自由。如果我们留心看看世界和周边国家，现今除了朝鲜古巴，还有多少国家有着类似我们的“特色”，我们的管理方式和法规？

问题４，缺少新闻自由，社会就缺少减压阀，缺少预防针，缺少了望塔。

新闻自由是人权最基础的保证。公民有了冤屈，会向行政和司法单位申诉，但也会向媒体曝光。而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既然负面新闻严格审查，媒体要营造出歌舞升平的虚假气象，那么，公民个人的许多冤屈必不能在媒体上见光，而且这些负面新闻的报导，势必影响到相当一部份权贵的利益；但是这些权贵们不想想，幸运之神也不可能永远照耀着他，他哪天不幸的时候，谁来帮助他？新闻出版网络自由，势必对贪腐之恶势力有震慑、制衡的作用，而国家面临“访民”上访静坐示威的压力会减少。

这些年来，各种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还少吗？各位领导人总揽中国全局，信息之全面，之宽广，肯定不是我能望其项背的；但是就我所知，各种讨薪上塔吊的，跳楼自杀威胁的，甚至女工脱裤讨薪的，不绝如缕吧？拆迁以及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问题，如火如荼。上塔吊要公道，人类文明史上空前，不知道绝不绝后。这些社会阴暗面的新闻当然不必刻意宣扬，但是宣传系统的指令，荒唐可笑到：上塔吊一律不许报导。

转型期的社会领导人是否坐在火山口上，是否驾驭猛虎狂奔，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不许异地监督，本地的媒体就更不敢揭发本地问题，一些本地的问题如何“上达天听”？即使不想为“小民”“百姓”知道的话。汇报和公文中有多少水分，多少浮夸？有些人虽然不至于有胆子像袁克定伪造一份报纸糊弄袁世凯，但媒体上假话连篇，不客观公正的新闻连篇，最高管理者们到何处体察民情，寻求真信息？许多知识份子、专家学者的声音甚至是逆耳之声，透过媒体，送到最高管理者的耳中，是最畅达的社会沟通方式；而且通过媒体上的公开讨论，才有可能促进全社会的智力和思考水平。

这两年以来，各种社会热点，围绕高级官员的腐败和社会丑恶，成为网络热议话题，平面媒体羞羞答答，不断接到各种噤声、消音或者怎么报导的指令。山东的段义和案，杜世成案，天津的宋平顺案，北京的刘志华案，陕西的庞家钰案，上海的陈良宇案，哪件腐败大案不触目惊心，不为民众切齿痛恨？假若媒体能自由发声和监督，防微杜渐，何至于演化到而今这般大案迭出的地步？这些高官如何又敢下黑手将情妇的大腿炸飞？何至于网络上与街谈巷议要谈杜世成、陈同海等高官的“公共情妇门”丑闻？

而山西黑砖窑案、无锡太湖蓝藻事件、湖北高莺莺案件、华南虎照片事件．．．．等等热点，如果平面媒体能自由监督，客观公正地自由报导，何至于在网上形成千夫所指的局面？

有鉴于以上种种不利于国计民生，不利于国民基本人权的事实，我向各位领导人表达我的十条建言，这些建言相当温和渐进，如果能以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为契机，为突破口，启动政治改革的进程，我相信，这正是中国公民期盼已久的--

１，尽快征求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召开座谈会和研讨会，探讨推进新闻出版网络等自由的可能性，探讨有可能带来的局部震荡，以及预防和控制风险的举措。

２，尽快成立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的调研小组，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也看看转型的国家与地区的经验教训，甚至可以像晚清时期派出要员赴各国考察宪政一样，派出官员和专家组成的考察组，既派员前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考察新闻出版网络自由的状况，也派员前往俄国等转型的国家考察他们的新闻出版网络自由的状况，甚至可以派员到中国台湾地区考察新闻出版网络自由的状况，综合评估，形成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的决心。

３，尽快制定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的时间进程表，对中外公布，既凝集民心士气，又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４，尽快组织专家学者讨论草拟新闻法、出版法、网络法、电视法、广播法、电影法、言论自由保障法等法律，争取在一两年内提交到人大上讨论通过，以鼓舞天下士气，用实际行动来回应质疑。

５，逐渐转变宣传部职能，禁止宣传部向各媒体下达新闻禁令，研究宣传部的改名或正名问题，把宣传部改造成贵党自身的形象宣传部，形象设计部，贵党的危机公关部。新闻媒体在法律框架下自律自重，推进和谐与发展。尽快解散宣传部组织的阅评组。

６，国家不应对媒体大包大揽，不应动用纳税人的钱养活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媒体，可以由一定的文化协会和团体资助媒体出版，但财务审批必须公开透明。

７，除了确实涉及国家军事、外交等利益需要控制的外，除了反恐等需要外，网络不应屏蔽国外网站信息，让中国网民睁眼看世界，中国学者能自由接触到最新信息。网络防火墙除防止病毒、制止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外，应像柏林墙一样予以推到。

８，允许民间办报、办出版社、电视台、电台，而不应完全掌控在官方手中，让宪法的第二章第三十五条具有可操作性而不流于一纸空文。

９，开放国内新闻界在重大问题和国际新闻中一律用新华社稿的规定，放弃让新华社一元独大的模式，也让新华社的记者在国际新闻竞争中焕发活力。

１０，应参照美国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各地各级各部门不得制定侵犯言论自由的政策和法规。并且在出现侵犯言论自由权的个案时，对当事人--无论官阶多高，以违反言论自由保障法惩处。

我谈了这些新闻出版网络的现状与问题，我向您建议呼吁推进新闻出版网络的自由，是因为这个宝贵的自由关乎中国公民的幸福与人权，关乎中国的稳定、发展和进步，也关系到贵党的生死存亡与可持续性发展，也关系到您个人的盛衰荣辱与历史定位。

当政的各位可能担心，开放新闻出版网络自由，天下就会大乱。实际上恰恰相反，越不透明，各种小道消息才不胫而走；越没有新闻出版网络自由，各种腐败现象才越演越烈。越没有新闻出版网络自由，越是乱象频现，各种矛盾因为不能见光，在地底积聚喷发的力量。

让许多不利于官方的信息强力压在箱底，从短期看，能够让少部份人睡好觉，但是各位不觉得是把定时炸弹延后爆炸了吗？不觉得是把各种压力聚集在一起等待总爆发吗？

对一个珍惜自由的公民来说，最寒心的事情无过于不能自由表达观点，无过于自己吃的、喝的、用的东西是假的、不合格的、甚至是有毒的，媒体却不见揭露；无过于同胞的孩子被弄到黑砖窑中苦役，自己却只能鸦雀无声。

２８００多年前，中国有位周厉王，因为国人批评朝政，曾经雇佣卫国巫师来监督人民的言行，人民只能道路以目，周厉王得以地认为成功地堵住了人民的言路，他的大臣不这么看，认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放眼当今世界，没有听说有了新闻自由的国家乱作一团的，反倒是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危机四伏。

有风险是正常的，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带来的一些震荡也是正常的；但是一个长久寂静的中国、无声的中国，是正常的吗？各位不觉得媒体上的声音太步调一致了吗？各种杂音已经彻底干净了吗？

中共作为执政党，也在自我更新，这从党章的不断修改能看出。从历史的经验看，从发展的观点看，世界上可存在过万年的组织？甚至千年的帝国都如凤毛麟角。能够做成百年老店，就是功底深厚，让人佩服不已。

如果我的估计不太悲观的话，在未来几十年，中共自身迟早要民主化，接受民选的洗礼，一如现在的俄罗斯和中国台湾地区。俄罗斯共产党依然健在，但在俄国政坛上已经无足轻重；而在台湾地区，国民党虽然在与民进党的竞选中屡屡处于下风，这个百年老店犹自苦苦支撑，他们能生存到今日，蒋经国先生当年开放报禁党禁，其远见卓识不为威权统治时代民怨甚深的国民党留下一点点德政吗？台湾并未因开放报禁党禁而乱，反倒是多党竞争，成为华人世界民主自由的先行之地。

所以，我个人建议你们趁着现在执政的资源在握的时候，多为人民留下德政，积极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真正倾听人民的呼声，真正关心人民的疾苦，这对于为中共的形象增辉添色是一大好事。

中国古语说“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祸”，推进中国的新闻出版网络自由，就是积德行善，就是为中共的现在和未来积累道德资源，这不是小善，而是大善，是造福子孙万代的事。

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新闻出版网络强力管制的国家和地区已在极少数，绝大多数国家的新闻出版网络相当自由。国际记者无疆界组织每年有个新闻自由度排名，你们一定会很清楚中国排在何位置。你们当然也可能一笑了之：这种排名，焉能相信？

不管怎么说，你们的视野、胸怀和志向，应该比普通人更远大点吧？我们伟大的先辈文天祥曾经有句话叫做：“平生之志，不在温饱。”当中国还有许多底层人在为温饱挣扎，当南方的老太太因为捡拾塑料瓶而被拘留的时候，当北方的少女因为偷窃两块钱面包而被店主指责羞愤自杀的时候，当中国大多数人在为肉价油价粮价而忧虑的时候，中国可能只有少数富人不必为温饱操心。中国的领导人应该不必为自己的温饱操心了，那么，你们的志向，将把这个国家的航船引向何处？

你们的境界应该超脱了凡夫俗子为生存而奔命的境界，应该追求点永恒的意义。你们将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定位？历史将是由一代一代年轻人来评述的，由后人评述。

请想想俄国的政治人物们，今天他们还高度赞扬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吗？在今天俄国年轻人的心目中，这些僵化和保守的领导人将会不断地被嘲笑。今天人们记得戈尔巴乔夫，记得叶利钦，因为他们的改革，引领俄国走出了专制和极权，走向自由和开放的道路。

从历史的兴亡中寻求教训，不仅寻求国家的，也寻求个人的。新闻自由是人类的普适价值，我不相信什么组织、个人能长久地将之屏蔽；我相信，各位领导人推动中国的新闻出版网络自由，也是民众长久热切盼望的；得到绝大多数人支持的事业，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肯定也有阻力和风险），而各位领导人在历史上也必将重新定位。

我当然也不奢望各位领导人的决心能一步到位。我的十条公开建议也未见得全部合理，但我的出发点是希望这个国家自由、民主、富裕，人权得到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我们伟大的祖先们曾经有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传统，他们激励后代们应该为争取言论自由而奋不顾身，如果我们的文明要光荣复兴的话，莫过于复兴我们的祖先们也曾经有过的勇气，在专制和无数类型的奴役下也曾有过的追求自由的勇气；复兴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和人文光芒。

新闻自由是时代的灯塔和了望员，他能帮助您了望远方的暗礁和风暴。这个时代应该给予新闻自由更多的关照。

各位尊敬的中国领导人，中国的航船之舵正掌控在你们手中，这航船上还有无数热切盼望又一次次失望的青年乘客，是航向自由、富裕、民主的坦途，还是航向保守、因循、僵化的泥潭、礁石？是锐意变革还是墨守成规？取决于你们的意志、远见、勇气和决断力；同时也取决于广大的民意，取决于我们年轻人所选择的未来--时间站在新闻出版网络自由一边。

让我祝福中国号航船驶过险滩暗礁，驶向自由、富裕、民主、文明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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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沧洲：曾出版过个人专著八本，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在香港《领导者》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研究中国历史的文章。

芝加哥中领馆的这封信不但充满了对普通信仰者的诬蔑和歧视，信中还充满了谎言和仇恨。我只要对其中一个谎言提出如下质疑，你们便可容易地知道这封信是多么地荒谬和不真实。

此信说，在中国，有一千个法轮功修炼者因为拒绝看病而死去，数百个法轮功修炼者自杀。那么我们看看海外自由民主国家中的法轮功修炼者是不是像信中说的那样死去和自杀。

八年来，法轮功信仰者只在中国这个极权专制国家一直受着非人迫害和屠杀，在世界上的自由国家，法轮功修炼者都得到自由的发展。在芝加哥有数百名法轮功修炼者，全美国有数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在台湾的法轮功修炼者已达到五十万人。世界上如此众多的法轮功修炼者，并没有谁因为不看病死去，更没有任何法轮功修炼者在海外自杀。相反，法轮功其中一个教义就是不准自杀。去看病还是不去看病本是百姓自己的自由选择，虽然法轮功信仰者并没有因为这种自由选择而拒绝看病，但是中共政府却出于镇压的目的以此给法轮功信仰者定罪。在中国的现实是，极为重视生命的法轮功修炼者们遭到中共极权政府的肆无忌惮的、令人发指的镇压和屠杀。从芝加哥领馆这封给美国议员的信，我们不难看到中共政府蛮横的、蔑视人权的思维方式。

此信中其他如地球爆炸等捏造和诬蔑的内容就更荒谬绝伦、不值一驳，芝加哥中领馆如此胡言乱语，并把他们的错误思维强加给收信人，这种强加于人的恶劣行为实在丧失了一个国家应有的尊严。

芝加哥中领馆的这封信不但无视和侵犯我们中国人民和海外侨民的自由和权利，而且也无视和侵犯收信者 ─ 美国议员们的自由和权利。芝加哥中领馆没有任何权利写这样一封既冒犯又侮辱收信者的信，它没有权利要求美国议员们不要接受邀请看演出，它也没有权利要求美国议员们不要发贺信支持演出。芝加哥中领馆把中共政府极权专制的霸道带进了自由、民主的美国。

芝加哥中领馆这封带仇恨、威胁的信不但无视美国自由信仰和人权至上的价值观，它对不同信仰的歧视态度也破坏了华人之间和谐、宽容的社区生活，这种来自中共政府的歧视使我感到不可名状的恐怖。

我虽然不是法轮功信仰者，但是我的朋友中却有许多法轮功信仰者。他们不但都是奉公守法的公民和纳税人，他们还对中国人社区作出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贡献。

法轮功信仰者的媒体专业人员除了为华人社区创办了华人电视台、报纸外，他们的文艺专业人员还每年组办新年晚会。由于新唐人新年晚会高超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以及一流的专业水准，晚会年年受到华人的欢迎和喜爱。

新唐人新年晚会自从二00四年首次推出以来，每一场演出我都看过。今年我又在几个月前便预定了演出票，并一直欣喜地盼望着这个精采的演出。我每年都被新唐人新年晚会丰富、新颖、含蓄的节目深深吸引和感动。

这个演出团是由各种相关的专业人员和专业的艺术家组成，许多艺术家曾经是中国的一流艺术家。他们的节目无论是服装设计、舞台布景、音响效果、灯光、天幕，还是舞蹈、音乐、演奏、独唱，都是美轮美奂、尽善尽美。

今年，这个演出团体又吸收了许多更年轻的专业人员和艺术家，从最初的一个演出团扩展为两个，艺术水准更加高超，得到了一些美国专业艺术家和美国好莱坞演艺人员的赞赏。

我相信，如果你们想了解演出有多么美妙，想知道芝加哥中领馆的信有多么不真实和有失身份，你们在观赏了这场演出后，一定会得出你们的正确判断。

【大纪元1月10日讯】自2004年底，大纪元时报发表“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引发退党潮以来，至今已有超过3千多万的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组织(党、团、队)。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为了方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众退出中共，在世界各地相继成立了退党服务中心的分点。

据退党服务中心透露，中心的义工们每天都收到很多中国民众要求退出中共，或者询问“三退”情况的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里面有很多感人的情节。现摘录部份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提供的“三退”小故事整理成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沈阳一位中年妇女在上农贸是货舱买菜的时候得到了一本“九评共产党”和其他关于退党的真相资料。看过后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杀害了8千万中国同胞。

这位中年妇女接着对工作人员说：“我真佩服法轮功的毅力，就是这么抓、人家都不怕，不怕坐牢，现在人家大白天讲真相发资料。”

中年妇女在那天去农贸市场买菜的时候，看到菜摊旁边就放着九评和光碟。她告诉工作人员：“我就问卖菜的老板：‘你让他们放这些东西在你这儿，就不怕被抓吗？’他回答说：‘这是真相，人家讲的是真相啊。’”

“正说着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妇女走了过来，向他点点头，就从包里拿出一叠传单放在菜摊旁。这位卖菜连声说：‘多搁些、多搁些！你看人家法轮功什么都不怕，咱怕个啥啊！你没看见大街的墙上写着，“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吗？给人家涂了，没几天又写上了，现在他们不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不管了，就在那些着。’”

中年妇女最好表示：“看来天灭中共是民意呀！”

海内外多方营救北京法轮功学员流亡海外

据明慧网2008年1月9日报导，刘桂芙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于 2001年2月被劳教一年半。2005年2月28日，刘桂芙再一次在北京家中被警察抓捕。据说警察在她家中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但声称在刘桂芙家中发现二十多张法轮功传单，刘桂芙被判劳教二年零六个月，关押于北京女子劳教所。

据透露，北京女子劳教所不让刘桂芙和其他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接触，被劳教后不久就从7大队转到攻坚队进行单独包夹迫害。

刘桂芙的女儿孟祥姬在美国名校普度大学留学，她为了营救母亲，多方奔走，得到了美国各界民众的支持。美国法轮功学员将刘桂芙的案例通报了联合国，联合国人权调查员诺瓦克先生在视察北京女子劳教所期间要求见她，被中共警方阻拦。美国、加拿大、欧洲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也做了大量的营救工作。

2005年8月16日，家属经过多次争取，在劳教所接见室见到了刘桂芙，当时家属认不出来她。刘桂芙原来140多斤重的身体，看上去不足100斤。明显变矮小了，头发也白了，满脸皱纹，行动迟缓，比被抓前一下子苍老了二十多岁。

刘桂芙当时告诉家人说：“不许睡觉，每天罚站，开始每晚12点多到深夜4点休息会儿，后来深夜2点半到4点才叫休息会儿。同时强制吃一种药，胶囊状，吃后就吐酸水和黑水……。”

家人为此事追问狱警宋丽丽：“人没什么病，你们给什么药吃？”宋丽丽脸色慌张，支支吾吾地反覆强调说不是什么毒药之类的。

在发现刘桂芙身上有明显的创伤和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后，刘桂芙家属进行了上诉，状告参与迫害的警察宋丽丽。北京女子劳教所迫于压力，回应家属的申诉，承认在劳教所中禁止刘桂芙炼功，并把她作为“重点人”进行管理。但声称宋丽丽以及四个包夹人没有对刘桂芙进行“打骂，体罚，虐待”。

迫于国际压力，北京女子劳教所过后将刘桂芙从攻坚队转到集训队，并允许家属探视，还改善了伙食。集训队中虽然肉体迫害有所减轻，但精神迫害更加严重，除了包夹和隔离外，还把她关在房子里面套房子的禁闭室内直到她离开劳教所。在此期间，刘桂芙要求集训队也为其他法轮功学员改善伙食，并进一步争取权利。

据透露，为了多关她几天，警察修改劳教开始的日期，好将刘桂芙离开劳教所的日子推后几天。在刘桂芙离开劳教所之前的几个月中，劳教所为了销毁证据，停止了对她的肉体迫害，改善伙食，以使她出所后，无法从健康状况上找到明显的迫害证据。即便如此，刘桂芙刚从劳教所出来后仍然非常消瘦憔悴，头发花白，满脸皱纹，还长了很多老人斑。

被劳教期间，刘桂芙没有任何妥协，并始终在要求复议，争取权利，劳教所警察对她无可奈何。她被北京女子劳教所释放后，劳教所警察授意地方警察把她送到“北京法制培训中心”，进行进一步迫害。但地方警察认为，劳教所警察都管不了的事，他们也不愿插手，但仍然对她生活进行监控并多次骚扰她。

【大纪元1月10日讯】1971年，“文革”中红极一时的“林副统帅”及其追随者继刘少奇之后也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其“罪证”之一便是由林彪儿子林立果起草的《“571工程”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这个《纪要》一直被中共定为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纲领”。

最近，因为要写一篇文章，从网上搜到了《纪要》的全文。第一次读完后，吃惊不小，可以说完全颠覆了当年“反革命政变纲领”的印象。

那么，《纪要》到底是一篇什么性质的东西？在做结论之前，不妨让我们先来看看《纪要》中究竟说了些什么。

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今天固然已经遭到了广大中国民众的否定，连中共自己也称之为“十年浩劫”。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人们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不但官方日日高唱“文革”赞歌，就连广大民众也因为对毛的个人崇拜而真诚地相信“形势一片大好”。正是在那个万马齐喑、民智泯灭的年头，《纪要》却十分清醒地对“文革”做了直言不讳的抨击与否定。在谈及当时的社会现状时，《纪要》写道，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准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　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份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更令人称道的是，《纪要》不仅对“文革”的社会现状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而且将矛头直指发动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及江青张春桥等，无情地揭穿了其当代秦始皇的真实面目。

《纪要》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宣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甜言密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的关压，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文革”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让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成为历史的大势所向。但早在七十年代初叶，《纪要》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个目标，表示要

“对过去Ｂ－５２（指毛泽东——作者注）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政治上的解放。”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Ｂ－５２，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Ｂ－５２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从以上内容来看，《纪要》尽管仍然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但完全称的上是声讨毛泽东及“文革”的第一篇檄文，是“文革”后思想解放运动当之无愧的先声，它宛如于无声处的一声惊雷，预告了长夜过后即将到来的黎明。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韩卓升博士(Dr. Hans Troedsson)星期四从北京通过电话接受中文部采访的时候说，在儿子患病期间，父亲一直守护着他，没有接触过携带着病毒的家禽。他说，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可以推论，这位父亲通过和儿子的密切接触而传染上了禽流感病毒。

中国卫生部表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有关人类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确诊病例定义，以及中国的诊断标准，江苏省人禽流感防控专家组判定，上述病例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确诊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的驻华代表韩卓升说，到目前为止，病毒还没有传染到父子俩之外的其他人身上。他说，实际上，这种病毒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韩卓升把上述病例中的病毒传染描述为“非广泛性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就是说，对其他的人没有太大的影响。

他说：“我们对上述病例、父子俩体内的病毒进行化验的时候发现，他们两人体内的病毒基因构成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假如说病毒确实是从儿子身上传给了父亲，那么就这一病例而言，病毒在从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的过程中，没有发生病变。”

禽流感病毒潜在的变异可能性是世界各地人们所担心的，大家都害怕病毒一旦出现变异之后，不仅会传染到大批人身上，而且还很难控制。

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表示，中国南京这对父子之间的传染方式很像在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近期发生在巴基斯坦的人与人之间传染的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的驻华代表韩卓升说，虽然这对父子都没有跟患病或者是死亡的家禽有直接的接触，但是儿子在病发前曾经吃过有可能没有彻底煮熟的鸡肉。

韩卓升说：“人们没有必要因此而感到特别地紧张，但是也要知道病毒还在周围存在着，而且还应该谨慎从事。比如说，避免和患病的家禽有任何接触，和家禽接触以后必须洗手，而且坚决不吃没有彻底煮熟的家禽和肉类食品。”

【大纪元1月10日讯】中国13亿民众享有的新闻自由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对国家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批评权利，目前只是一种堂而皇之的摆设。中国没有一份经官方认可的新成立的私人报社、杂志社和出版社，也没有一家私人经营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1954年之后《宪法》实施并确立的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利成为一句空话，而私人设立或经营的互联网站，随时会因为言论出格或传播敏感信息而被突然关闭，本为保护新闻出版自由的国家及各地新闻出版部门却无视《宪法》，更谈不上尊重公民《宪法》保障的言论、出版自由，动辄蛮横地查封媒体，封杀所谓政府不喜欢的作家、学者和其他职业的公民发言权，禁止章诒和、李锐、何家栋、戴煌、杨继绳等著名敏感人物和一些著名异议人士出版新书或文集，甚至处罚记者、增加，政府部门也不愿意出具必要的合法书面手续，执法犯法。无论是一般政府雇员，还是普通民众，一旦在网站公开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就会受到监控和关押的待遇，2007年以来就有数十名网络作者、普通市民和记者、自由撰稿人、异议作家等各界人士，分别被公开通报批评、暴力殴打、经济处罚、警告、罚金、拘留、逮捕和判刑，一些披露敏感问题的图书被禁止发行，追求新闻自由的记者、作家成为今日"文字狱"的受害者，被判刑者却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此外，还有一些记者因为发布政府不喜欢的突发事件新闻、内幕新闻而被指控为捏造假新闻，失去记者工作。这些因捍卫言论自由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人们，记录了中国执政党及政府部门粗暴侵犯人权、打击公民言论自由的历史真相。

一、外国及港澳台记者在华采访自由权加大，但随时监控的现状仍很危险，很不乐观

国务院为履行申办奥运会时所做的承诺，颁布实施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境外记者采访规定》，这却是一个暂行规定，严格限定于2007年1月1日—2008年10月17日这段时间，只要港澳台记者及外国记者征得被采访人同意即可进行采访，无需再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准许，也不需要政府指派专人陪同。实施这个《规定》是针对北京奥运会的特定时期，并不意味着境外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可以长久实行。虽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公开称"目前没有任何一个文件说《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境外记者采访规定》2008年到期之后会废止"，但随时都有可能恢复以往对待境外记者必须经过政府批准的旧规定。

有了"新规定"以后，境外驻华记者的采访同样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境外记者未经允许不得到西藏自治区采访，比如被采访人不同意接受采访，或被采访人"无可奉告"也无法采访。2007年3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香港记者在人民大会堂采访河南企业家关于《物权法》的内容被该企业家推搡和训斥。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全国人大"确保《物权法》获得通过"，中国国内媒体均不允许报道这个内容。3月5日出版的《财经》杂志封面文章为《物权法》专题，刊登法学家江平的访谈，提到"中办"下文件要求确保《物权法》获得通过，该期杂志已经印刷并上市，但由于该杂志保密消息没做好，北京中共高层获悉后命令中共中央宣传部追究责任，《财经》杂志上市不到一天就紧急全国收回该期杂志，撤换有关《物权法》的封面文章，至少推迟一周后重新包装上市，经济损失至少二三十万元，只能由《财经》承担，该杂志追求新闻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目前尚不知道中宣部是否对该杂志追究该杂志负责人的政治责任。

2007年，至少有香港、德国、美国、法国的记者在中国采访群体性事件遭到警察的盘查，如广东汕尾的东洲村当地渔民阻止电厂施工现场，禁止外国记者采访；河北定州油坊村村民因失地引发抗争，当地政府严密防范境外记者采访，并密切监视记者，一旦发现就将该记者驱逐出本地。1、2007年7、8月间浙江杭州市吴山景区大井巷历史街区私房业主不愿意搬迁，一名德国自由撰稿人自愿陪同房主一同居住，守卫私房，表达无声的抗议，引起了当地警察和政府人员的密切监控，进行盘问，要其出示护照和证件，最后警察要求这名德国人离开这个地方，但警察没有强力驱逐。2、2007年12月5日山西洪洞县发生一起导致105名矿工死难的矿井爆炸事件，香港凤凰电视台女记者雷宇前往采访矿工家属及医院里的受伤矿工，受到当地警察的粗暴对待，当地警察及便衣严防死守，采访无法进行下去。3、南京的孙林（笔名孑木）以设在美国的博讯新闻网、博讯电视台中国记者身份在南京及浙江等地进行采访，遭到当地警察的严密监视，2007年孙林被南京警方指控涉嫌触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和扰乱秩序罪而被刑事拘留和逮捕，被至今仍被关押，尚没有公开宣判。2007年3月，江苏省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蒋建鸣到博讯记者孑木家，告知孑木其近期进行的系列采访报道是"非法采访"，并明令禁止，还拿走了他的博讯记者证。该主任无视国家对奥运会之际开放境外记者采访的规定，5月底还由警方逮捕了孙林，目前孙林关在南京的监狱中。其维权律师莫少平介绍，警方询问了孙林的采访活动，并告诉他之所以逮捕他，是因为他拒绝停止为海外中文新闻网站"博讯网"撰写新闻。孙林的妻子何方也因被控"非法持有爆裂物"而遭到关押。海外巴黎的记者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由于针对孙氏夫妇的指控显然都是捏造的，中国当局应立即释放两人。4、2007年11月，持有香港网络刊物中国反腐周刊证件的大陆记者徐祥在湖南长沙采访长沙市政法委书记兼长沙市公安局书记的谢树林，并在网络上写批评报道，善意批评其为"了难书记"（意为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受到长沙警察的盘问，警察见徐祥出示的是辽宁省沈阳市作家协会会员证，以他持过期假证为由将他拘留10天，后在舆论的呼吁下和徐祥本人提出行政复议而减为10天的行政拘留处罚。同行的持有香港中国舆论监督网记者证件的新闻撰稿人李新德只是被谢树林拒绝采访，但没有被拘留。

二、新闻就是宣传，传媒工具就是"党的喉舌"，有舆论监督就有反舆论监督

新闻在中国大陆是党政权力机关的一个听话工具，被称为"党的喉舌"，记者以宣传政绩为主，负面报道就是负面影响，严加控制，所以调查记者只可以在狭窄的空间中做一点报道真相的事情。中国记者做舆论监督的报道被绑手绑脚，就连中央电视台记者也没有什么新闻自由可言，异地监督也是在局部小范围内进行，如《南方都市报》对厦门PX化工项目、山西黑砖窑、陕西华南虎政府不诚信等外地突发事件进行大幅报道，却对本省发生的番禺太石村维权、东洲村民对当地建设电厂的抗议群体性事件、被指控非法出版的异议人士杨茂东（郭飞雄）的冤屈等却禁止报道。据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统计，中国现有三十多名记者、新闻撰稿人被关押，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而且中国至今没有出台保障记者采访权和新闻自由的法律《新闻法》——尽管每年都有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进行呼吁。

2007年11月1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到河南省郏县采访群众举报当地国土局赫少华泄露群众实名举报信问题，却目睹了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对记者进行推诿和搪塞。此前的2006年群众就开始举报了，一年多过去了，所反映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刘万永来到郏县国土资源局办公室，出示记者证并说明采访意图后，办公室工作人员说先给他一份文件让"学习学习"，该文件称：为加强新闻宣传工作，所有来郏县采访的记者，无论是宣传报道还是舆论监督，必须到县委宣传部报到。记者采访必须出示记者证、介绍信和工作证。按照新闻出版总署规定，记者证是新闻工作者进行新闻采访时的身份证明，无需出示介绍信和工作证。可当地要求必须按照县委宣传部规定提供所谓"三证"，否则不接受采访。同时该工作人员还质问中国青年报为什么也关注土地问题，无论是采访县纪检委信访室还是到宣传部，均找不到接受采访的官员，一路采访被拒绝。

尽管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管制加强，但体制内学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学院教授展江主持的中国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已经开了第七届，从2001年开始已经是第七年，第七届研讨会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室共同举办，于12月16日-17日在北京召开，香港凤凰周刊的调查记者邓飞及民间调查记者石野也得以参加，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近千名与会师生代表与各界舆论监督人士和专家进行了交流。不过，由《南风窗》前记者郭宇宽等人筹办的中国调查记者研讨班2007年的"年会"没有大规模举行。2006年7月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开展的上年"年会"由于上百名记者参加，受到了北京警方的关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前主编李大同、《邓小平时代》作者杨继绳、清华大学教授秦晖、香港《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等与各地调查记者座谈。展江教授2007年8月28日还受邀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前主编李大同、搜狐网评论主编赵牧、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等体制内传媒人士，一起与访华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座谈人权状况、中国新闻界的现状和存在问题。默克尔还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提到"新闻自由"，特别指出2008北京奥运会将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展示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良好机会，并指出"没有人有权力把自己置于别人之上，人类的尊严不可分割"，而这些权力包括宗教自由，出版和言论自由。2006年5月，默克尔访问中国期间，就与一些不同社会团体的代表进行了接触，其中包括因为出版《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而受到地方官员迫害的作家陈桂棣和吴春桃夫妇，以及曾经入狱多年的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金鲁贤。在国际压力面前，这是少有的进步一面。

三、中共高层官员也没有言论自由

在中共高层，总书记胡锦涛在2007年10月召开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重提解放思想，"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我们同样也面临着解放思想的问题。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表面上看是把其当作打开政改大锁的钥匙，可所谓的以解放思想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又变成"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改，从来没有真正启动过，又如何深化？看2007年，知识界和民间对政治体制改革一直都在呼吁从网络论坛的发言到媒体的评论也能听到、看到这种呼声。可温家宝总理本人也没有言论自由，他于2007年3月15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答中外记者问时明显回避前总理赵紫阳。当时是法国世界报记者问："谈到民主，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是有关最近中国的前总理和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提到了，中国如果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像他的东边也就是台湾那样实现民主的政策。过去呢台湾也是处于独裁的统治下，现在实行了民主和多党制，我想请问您对这位前总书记的话有何评论？谢谢。"只见温家宝很广泛地回答了一句话："至于你谈到香港出版的书和我谈的这些观点，我觉得没有任何联系，因为我也没有读过这本书。"闭口不谈赵紫阳，此前他也在相同的记者会上回避"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

中共十七大之前，全国两千家报社、九千多家杂志社之中，作为努力发出"政改"呼吁的媒体之一的《财经》杂志，2007年10月15日刊登其主编胡舒立文章《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事实上该文期待政治体制改革，却不是将"窗户纸"捅破，而是替中共维护正统声誉分忧的纳谏式言论。她此前还在7月份提到胡锦涛提出的"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主要是指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可胡锦涛所主张的"增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坚定性"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事实证明已完全沦为口号，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负面影响亦愈加显著，不切实全面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并开放新闻自由、保障法治，为建立民主制度提供看得见的动力，这样的口号只能是误国害民。简单概括说，今日之中国，言论自由是第一要务。没有民意的自由表达，解放思想推动政改只能流于空谈，胡提出的"继续解放思想"也不过是一纸"作作样子"的白条。

四、记者采访被打、被侵权，记者的良知血泪斑斑

1、2007年8月13日，湖南湘西自治州凤凰县一在建并即将竣工的大桥在拆除脚手架时倒塌，死亡64人，"8·13"大桥坍塌伤亡事故，被称为"损失惨重，影响恶劣"，但最恶劣的是该事故发生后，凤凰县政府各部门数百人被紧急抽调出来严防死守不允许记者擅自报道，塌桥现场、医院、停尸场地、"8·13"事故指挥部等地，均有警察和宣传部、劳动局等机构专职人员把守。其名义上是为了现场抢救和家属安抚工作不受干扰，同时又"按湖南有关部门规定"禁止报道。此次事故发生后，当地无一媒体参与报道。而中央级及省外媒体记者采访则受到阻扰。有五名分别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和《经济观察报》的记者在现场外的招待所采访遇难者家属杨菊叶时，竟然遭到当地政府干部群殴。与记者发生冲突的人员包括该县劳动局一位正科级官员；记者的名字分别是《人民日报》王伟健、《中国青年报》洪克非、《南方都市报》龙志（以上三人被打伤），以及《经济观察报》记者魏黎明及新华社记者名字不详。被打的5名记者在事后仅有湘西宣传官员在小范围向《人民日报》记者王伟健和新华社记者遭遇的"不愉快"致以"歉意"，且宣称其他媒体来采访属于"违规"，声称"非法采访人身安全不受保护"，记者人身权和采访权受到严重侵害。2007年8月21日《南方周末》评论员鄢烈山称记者被打事件是"比湘西塌桥更邪的丑闻"，却在其新浪博客上被系统管理员删除，并称"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其背后有可能来自中宣部的统一指令。

2、2007年以来，中国还发生了多起记者被打、被侮辱的事件，在白度上搜索"记者被打"，就出现了57000个结果，简要罗列如下：2007年4月6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3名记者前往河北省昌黎县朱各庄镇拍摄违规并污染的小铁厂采访，遭20余人围殴，一名女记者被揪着头发拖下车后，暴徒数次试图把她往深达10多米的河里扔。打记者事件最后被地方势力包庇未严格处理，不了了之。

11月5日，长沙电视台政法频道首席记者赵勇辉在常德暗访传销过程中，在常德市武陵区政府大门前，遭一伙男子围殴和用电棍电击，打人者却系常德市公安局武陵分局护城派出所联防队员。

2007年1月13日，《南方日报》记者梁文祥被打在自家小区门前遭两男子袭击，导致肋骨骨折、大脑积血。由于随身携带的价值数万元的摄影器材并没有被劫，梁怀疑打人者是为了报复。梁文祥身为广州森语星园业主委员会筹委会主要发起人，其与小区物业管理处在小区管理工作上存在很多分歧，事发头一天梁还向广州电视台记者反映小区交通不便的问题，采访中与小区保安发生摩擦。2006年10月7日南方日报记者梁文祥和南方都市报记者在采访广州增城市新塘镇西洲乙炔气厂爆炸事件过程中被打，一名行凶者当着警察的面，夺走南方都市报摄影记者手中的相机，将之砸落在地。

2007年2月7日，广西电视台记者在玉林市采访一起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时，遭遇暴力阻挠，其中两名记者被打。

2007年1月9日，中国日报记者摄影记者高先生拍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遭保安围殴，遭4名保安拳打脚踢，造成他身体多处受伤，照相器材也严重受损。高所处位置离施工工地尚有10米之远，属公共道路区域，拍摄的也只是建筑物的外观却遭粗暴干涉，可见在上海采访记者十分不安全。

3、2007年8月，多年前发生的"兰州女记者向黑社会下跪"真相被披露。原《甘肃青年报》女记者何红是该报政法部调查记者。2000年11月原《甘肃青年报》记者何红因稿件触犯当地黑社会势力，在迫于种种压力之下向黑社会"下跪"。现《中华建筑报》记者、原《中华新闻报》"传媒观察"副主编罗竖一在个人博客上写下了一篇《中国女记者向黑社会"下跪"》的文章，首次披露该事件，而2007年9月成都出版的《先锋：新生代调查》杂志记者谢文轩跟踪报道了这一内幕。何红因2000年11月1日在《甘肃青年报》刊发了《火气太大起祸端》的报道，见报后当天上午9时左右，大约60多个不明身份者闯进了甘肃青年报社，要求把写稿子的记者何红交出来，如果不交人，报社就给他们赔偿56万元损失。这次围攻近5个小时。为了息事宁人，报社编委会决定，对外宣称开除何红，然后组织新闻部开会，让何红继续工作，但要改用笔名。但后来麻烦不断，有人提出和解，经过双方谈判达成协议：让当事记者下跪道歉。2000年11月28日，何红来到位于兰州市中心广场的一家酒店包房。何红背负着屈辱向黑老大跪下双膝。

12月4日，该报还在同样的版位刊发了一篇与何红首发文章的事实相反的报道：《法律自会还公道》，记者姓名使用了"海涛"的匿名。这位名为"海涛"的人是何红同一部门的同事王建定。从2000年11月到2003年，何红仍然被威胁恐吓多达20多次，租住的房间被砸已经成为家常便饭。2001年年底，《甘肃青年报》由于经营等原因宣布停刊。到2006年年底，当地黑势力悬赏56万取何红人头，何红迫于形势不得不离开兰州前往北京，在北京一中央级媒体做经济部记者。此事披露内幕后，在网络的大量转载谈论下，2007年9月4日北京一网络论坛"传媒江湖"就"中国女记者下跪黑社会"事件进行了在线访谈，当事人何红、罗竖一、中国独立调查人石野参加了讨论。在近两个小时的谈论中，网友们纷纷表达对何红的同情，并急切呼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保证记者权益。

4、2007年1月10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因为2005年5月18日该报刊发《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被告上北京东城区法院。被告上法庭前，他还在多起采访中被报道中的辽宁阜新地方势力组织人员在法院谩骂、围攻，当时有六七十人迅速向他围堵过来，几个壮汉叫嚣着："打他，打他！"

所幸，这位记者终于脱险，并无大碍。记者成为"弱势群体"。刘万永的报道披露了辽宁阜新原市委书记、人大主任王亚忱及其子女和阜新商人高文华之间的争斗真相。文章见报后，麻烦一直未断。先是报纸被诉侵犯名誉权，并被索赔220万元；披露了辽宁阜新商人高文华与王亚忱及其子女围绕阜新商贸城建设及所有权等问题发生的矛盾。2007年12月20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对案件中提到的商人武金祥及其担任董事长的大连泰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中国青年报侵犯名誉权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武金祥及大连泰乐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该篇报道内容均是引用相关当事人的陈述，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也不存在捏造、歪曲评价事实的情形。

5、2007年1月10日，《中国贸易报》派驻山西的聘用记者兰成长（记者证上兼职为山西记者站专题中心主任）、另一该报聘用记者常汉文和《中国论坛》一工作人员雇一桑塔纳轿车，前往山西大同市浑源县大仁庄乡西王铺村北一无证煤矿采访，因不能出示盖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徽公章的新闻记者证，而被非法矿主侯振润怀疑为图谋敲诈5000元人民币的假记者，遂率领多名打手将兰成长暴力殴打，11日被送往大同市第五医院，因颅内出血死亡，时年35岁。由于是"黑煤窑主打死记者"，胡锦涛、李长春等国家领导人批示要求处理，当地公安部门迅速成立专案组，10名打手落网。该事件一度引起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境外新闻机构的大量报道。后来司法审判众打手时，司法文书上引用了"黑煤窑主"侯振润的这句话"你的记者证连新闻出版总署的章都没有，整天还到处敲诈"，认为兰成长不是真记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时任署长的龙新民和后来接任署长的柳斌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不认为兰成长为记者，柳斌杰更称兰成长为假记者。兰成长死亡两天后，1月13日该消息才在网站如天涯网天涯杂谈中转贴传开来，随着纸面媒体的报道才真正浮出水面。但山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处认为"兰成长只是《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临时聘用的工作人员，不是记者，没有采访权。兰成长死后第二天，大同市新闻出版局发布一个文件《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凡未经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均为假为假报假刊；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假记者的新闻采访系非法活动，被采访对像有权拒绝。"2007年1月19日，《中国贸易报》及报社社长杨晓东在网站上公开承认兰、常二人为该报山西记者站工作人员。兰、常是2006年12月27日该报因"工作需要"聘为记者站工作人员的。按照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关记者证管理规定，从事采编业务一年以上、大专以上学历才有可能获得记者身份。在网上有一些网民特意搜索兰成长和常汉文的新闻报道作品，但没有搜索到相关内容。兰成长进入《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没有工资，却有报纸订阅任务，以及每年18万元的广告任务，其个人收入从中按比例提取。

在山西，因煤矿比较多，利润空间大，真记者敲诈成为敛财快速致富的捷径，当地人认为"真记者拿记者证前来山西采访一年弄上100万没有问题"，山西曾有新华社记者替矿主掩盖矿难真相而收取对方提供的金元宝被揭露，新华社给予不得从事记者工作的处罚。同时，山西没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记者证的记者和假记者也比较泛滥，凭真假记者证敛财以曝光存在问题要挟别人也多半得逞。

尽管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多次提出"不得干扰、阻碍记者合法采访活动"，但事实上，在该署垄断全国记者证件核发权的同时，并没有减少记者因为舆论监督报道而遭受殴打事件的发生。比如有的被采访的政府部门及官员与黑社会性质的地方恶势力合作，粗暴干涉新闻记者的正常采访活动，甚至出现殴打记者、毁坏采访器材等恶性事件。同时，假新闻的泛滥，以及假报纸和有偿新闻的泛滥，也是中国没有新闻法导致的严重后果。没有法律保护的新闻采访活动，根本无法保证公众知情权，实现社会舆论监督也就无比艰难，甚至无从谈起。

新闻出版总署垄断记者证件的核发，主要是控制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记者、异议人士得到官方认可的新闻记者证件。该署用明显低于法律效力的"记者证管理办法"规定记者必须获得新闻记者证后才有采访权，同时规定从事记者工作一年后才能申请领取记者证件，严格限定"新闻记者证是我国境内新闻单位新闻采编人员从事新闻采访活动使用的有效工作身份证件，由新闻出版总署统一印制并核发，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制作、仿制、发放"。实质上，各新闻单位不能单独发放记者的证件，是对新闻记者新闻采访权的侵犯，是新闻自由的绊脚石。从个案上来说，《中国贸易报》记者兰成长因不能出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记者证而被黑煤窑主打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应和杀人犯一起受审判，该总署法定代表人柳斌杰至少负连带责任，应被公诉机关指控为涉嫌间接杀人同案犯。新闻出版总署的记者证制度是典型的制度杀人，兰成长就是记者证制度下被打死是"孙志刚"。至今这一恶政虽被多次批评，但尚没有被废除。

6、山东揭黑记者被关数月无音信。山东原《法制早报》记者齐崇淮，2007年8月2日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正式批捕，至11月2日侦查阶段已超期一个月，这个时候已经是11月8日记者节前夕了。齐崇淮以报导山东省的腐败和社会不公、为弱势群体主持公道而知名。2004年至2006年任《中国安全生产报》山东记者站站长，2006年6月起受聘《法制早报》事业发展部山东部主任，记者、《法制周报》《记者观察》等特约记者。2007年6月25日深夜，山东腾州警方破门而入将齐崇淮带走。8月2日被正式批捕。齐关押期间曾被警方人员暴力殴打。齐崇淮妻子焦霞透露，齐崇淮揭露腐败又为营救另一揭黑记者马世平在网上引起网友对腾州市政府的腐败声讨的仗义行为，使体制内官员恨之入骨。据称，齐崇淮的案子惊动了山东省公安厅及山东省委宣传部。某些相关领导决意要使齐崇淮身败名裂。曾在《滕州日报》担任记者工作的43岁马世平，以自由撰稿人身份近年来一直给各大媒体做摄影记者，经常与齐崇淮合作。马世平以前的领导还评价马世平"真记者不敢写的东西他敢写，他敢说真话"、"好写批评报导"。2007年6月6日，齐崇淮和马世平路过山东滕州政府办公大楼，见其豪华，曾谈及可拍照上传网络。6月14日，网友"白展堂123"（马世平）将滕州市政府拖入网络世界，还在新华网发展论坛曝光了该市豪华政府大楼的照片。一时间，曝光政府豪华大楼被抓，引起10万网友强烈关注和愤慨。6月16日，马即被腾州刑警一中队以"招摇撞骗"刑事拘留。齐崇淮被捕前表示，马世平敢于揭腐令当地官员头痛。他还提供"敏感"新闻线索给海外大纪元并将报导邮寄给腾州市委书记王忠林。这也是他被抓的原因之一。此外，山东警方在6月25日深夜抓获的还有一位名字叫贺彦杰的特约记者，他与齐崇淮是同一案件的当事人，被腾州警方并案侦查。贺彦杰曾作为《记者观察》的特约记者与齐崇淮合写过"菏泽市强制拆迁居民上吊有官员称'拆迁都死人'"等新闻报道。网络上可以搜索到他作为《河南日报》、《东方今报》等媒体的通讯员所写的数篇文章。而《新京报》就腾州事件记者被抓进行报道报导，但腾州市委宣传部新闻科均告"领导不在，开会去了"，不接受采访。

7、湖南《潇湘晨报》记者真实报道涨价新闻而被权力迫害，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开通报批评为是"假新闻"，其名誉权受到侵犯，后报社解聘该报记者肖世峰。2007年7月30日，湖南《潇湘晨报》刊登记者肖世峰的独家报道《豆腐香干拟8月起涨价》，其中提到湖南长沙等地的豆制品（香干）生产企业通过有关行业协会酝酿着8月起"拟"集体提价，"涨幅最低5%、最高20%"，"原来一块钱可以买四五片白豆腐，现在只能买三四片"，而且是湖南省食品行业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陈赛透露的权威消息。湖南经视（电视台）记者牟禹、徐兵7月31日也报道了《豆制品涨价：豆腐香干下个月可能涨价/成本增加、豆制品企业亏损/食品行业协会起草倡议书》消息，并指出香干的价格已经涨了。可是，这个消息却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为是"不实报道"，要立案查处。该委员会还委托新华社记者江国成8月5日发了一个通稿新闻予以驳斥。称该"涨价新闻"已被国家发改委认为是"一起严重的失实报道"。8月4日温家宝到北京市规模最大的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一些物价确实比以前上涨了。尽管湖南记者真实报道，却被国家发改委认为"对不实报道要追究相应责任"，甚至湖南省物价局还专程调查处理食品集体涨价的所谓不实报道，这是典型的政治审判新闻，打压新闻自由。事实上，后者的新华社新闻才是假新闻，权力控制下不能自由报道的新华社掩盖真相、垄断新闻内幕才是导致假新闻泛滥的原因。

8、2007年7月9日，北京电视台七频道由北京市工商局每年支持40万元的"透明度"曝光栏目播出"纸做的包子"，记者为该台聘用人员訾北佳，原为中央电视台聘用记者。该节目称有人用纸皮软化混杂死猪肉，造成肉包子牟取暴利，世界各地传媒争相转载，事后北京市政府指有人制造假新闻，并表示已经将有关记者和制作包子者拘捕。纸陷包子事件最后惩处一批记者，包括北京电视台副总编辑张松华等再内的电视台负责人被解聘，多人被处分。訾北佳获损害商品信誉罪而被判刑1年，庭审时不允许北京众多记者参与旁听。但在网络上，不少人都不相信北京市政府的说法，怀疑政府隐瞒事实，逼使传媒作牺牲品，亦有网民对两边都不相信。新闻界人士和司法界人士认为訾北佳被指控触犯损害商品信誉罪获刑1年是滥用法律，因为该案件没有受害人，明显是对记者工作失误的明显使用法律手段进行打击，以图挽回中国食品不佳的国际影响，并对记者捏造假新闻起到杀一儆百的非正常效果。

9、2007年5月，安徽《工商导报》特约记者、中国舆论监督网主持人李新德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强迫《工商导报》注销其特约记者证，没有任何书面理由。具体原因是中宣部和国家新闻署找到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安徽省新闻出版局给《工商导报》施加压力，最后注销了记者证。李新德，安徽人，2003年10月创办中国舆论监督网，2004年首发"下跪副市长丑行录"一文崭露头角，从而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民间反腐网站46天扳倒下跪副市长》（城市快报）、《他们最害怕光》（中国青年报）、《中国网络自由飞翔的雄鹰》（路透社）、《互联网改变中国政治版图》（纽约时报）。他还参与报道了辽宁阜新"退休高官"王亚忱、河北国投公司董事长梁云才双规致死案件、天津塘沽区政府"腐败楼"事件、"两头通吃"的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湖南省）、《强奸女雇员报复男下属－－江苏省外办主任受党纪处分一案再起波澜》等。2007年以来他参与报道的文章有《辽宁省纪委书记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中国最牛的社长和他神秘的爱人》、"江西高院副院长郭兵"滥用职权系列报道等。李新德对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垄断记者证进行了公开抨击，他认为由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把核发全国新闻记者的记者证权限给控制起来，黑市就出现了，尤其是一些法制报社的记者证，一个记者证以前的价格是5万，现在要30万元。李新德认为，由新闻总署控制记者证是不现实的，记者队伍流动性很大，新闻署如果真的想控制的话，最少需要200到300名专门工作人员专门发证、核实、注销公告等才能做到。辽宁《职工导报》前记者姜焕文还通过书面材料举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因是该署的失职造成几十万记者没有记者证，但没有下文。

10、2007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刊登记者庞皎明采写的调查报道《武广铁路假粉煤灰举报人被悬红300万买命》、《中国首条客运高速铁路被曝使用"假粉煤灰"》，揭露湖南广州"武广高速铁路"工程施工弄虚作假，偷工减料，使用假煤粉灰。7月26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在网站上披露，确认7月22日晚21时许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庞皎明遭遇死亡威胁，庞收到一些不明信息，有人称他"不死才怪"等等各种威胁信息。报道后，铁道部认为该报道为虚假新闻，遂要求不能再报道，并通报给中宣部。后该报继续发表跟踪报道，掀起轩然大波，铁道部和中宣部联合向中国经济时报施压。中国经济时报从事调查报道闻名的王克勤也站出来支持庞皎明，但该报社领导层意见不统一，决定领导"自保"（中宣部规定，出现假新闻要追究新闻单位领导责任），解聘庞皎明。按照中宣部的要求，认定庞所报道为假新闻，认为庞以"人权卫士"自居不能容忍，决定与庞解除聘用关系，并决定"新闻单位不得录用其人"。此前，庞还在中国经济时报做了关于厦门"PX项目"的深度报道，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2007年3月到4月，王克勤与庞皎明一起到山西进行煤矿非法用工真相的调查。

五、网络因敏感言论被封锁，网民因捍卫网络言论自由权利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1、山东高唐三政府工作人员在网上六字留言遭遇逮捕。2006年12月20日，高唐县民政局地名办主任董伟与朋友聚餐喝酒，晚上22时30分回家。接着，他用卧室里的电脑上网看了"百度贴吧——高唐吧"里的帖子，有一条内容说"高唐进入全省六强，成为经济领头羊"。但董伟想到的是地方财政吃紧，他的"医疗保障卡"里已经3个月没有按时支付医保费了。于是留言"孙烂鱼更黑啊"，指责该县县委书记孙兰雨。12月31日，董伟正在高唐县民政局办公室，两名警察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请他"到局里走一趟"。与董伟一同被拘留的，还有高唐县医院主治医师王子峰和高唐县一中体育教师扈东臣。他们被拘的原因都是涉嫌"侮辱"、"诽谤"现任高唐县委书记孙兰雨，警方认为他们是"攻击县委、县政府"。2007年1月1日16时，他们3人被送进了高唐县看守所。随后在高唐县看守所里，三人被安排收看高唐电视台"警方在线"节目，他们看到了自己戴着手铐走进看守所、在拘留手续上签字、被审讯的画面。为此，县公安局副局长还发表了讲话。在电视解说词里，他们的名字变成了董某、王某、扈某，并说破获了"攻击县委、县政府"的"重大网络刑事犯罪团伙"。此后，高唐新闻、警方在线等节目连续5天在高唐电视台播出这些内容。但出乎意料的是，1月21日，高唐县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撤销对董伟等3人的逮捕，走出看守所。6月19日，高唐县人民检察院以该院"违法侵犯人身权"为由，决定赔偿董伟1756.86元。王子峰、扈东臣也得到了大致相同的赔偿。董伟被释放后还经常上"百度高唐吧"，在一个批评高唐现状的帖子背后，他看到了这样的留言："已阅，转公安局长，批捕楼主（指发帖人），速！"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高唐县公安局曾负责并参与侦办该案的高唐县公安局网监大队队长刘清广，刘认为这一案件无异议，公安机关是依照程序办案，逐级汇报，公事公办。

2006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曾公开表示中国管理互联网符合国际通行做法，提出"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人仅仅因在互联网发表言论而被捕"。2007年，中国互联网刚好20周年。

2007年，中国政府打击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著名的白度网络公司www.baidu.com是为虎作伥的帮凶之一，该网站设置敏感词过滤，无论是突发性事件，还是敏感人物，一律过滤，不得发帖，敏感词包括一些政治敏感词，政治人物，异议人士，也包括一些不洁词语，淫欲等词在白度得不到全面搜索，GOOGLE在中国设立的"谷歌"也进行敏感词过滤，敏感词包括蚁力神、六四、党禁、报禁、陈光诚、高智晟、山东记者乔崇怀、刘晓波、酱猪媳、江泽民、江核心、江core、我拷、李洪志、法轮、练功、大法、FLG、上访、泄密、瞒报、1989、美国之音、劳教、民主墙、卖国贼江泽民、毛厕洞、两个中国、明慧网、信息柏林墙、热比娅、宋祖英、天怒、天安门录影带、王丹、西单民主墙、赵紫阳、一党专政、末日看绝望、平反六四、朱琳、暴政、反共、共党、僵泽民、江猪媳等四五千组敏感词。

其中，"蚁力神"是一夜之间突然称为白度等各大陆网站的敏感过滤词的。2007年12月，辽宁上千蚂蚁养殖户与辽宁蚁力神公司合约关系，但与辽宁省政府有特别关系的蚁力神公司不履行合约，养殖户纷纷到辽宁省政府门口上访，随后中国大陆网站一律清除所有蚁力神公司养殖户上访新闻和帖子，白度搜索"蚁力神"三字没有任何网页。中央电视台和著名辽宁籍艺人赵本山都与蚁力神有商业上的合作，中央电视台为蚁力神夸大其辞的广告大肆推波助澜，蚁力神事件发生后，中央电视台停播了有关广告。2007年12月出版的《中国经营报》、《凤凰周刊》和《先锋评论.调查》都刊登了蚁力神养殖户受骗真相的调查报道，但网页仍然一律不得转发。该禁令来自于中共中央宣传部高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的李克强之前为辽宁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此前任国务院商务部部长，而蚁力神公司的直销（中国禁止传销，而不禁止直销）许可牌照由商务部特准。薄熙来任商务部长之前担任辽宁省长。在网络传播透明的今天，辽宁沈阳"蚁力神"事件的消息被严密封锁，引起网民的抗议和不满。

2007年，还被称为"公共事件元年"，因为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几乎无一不与互联网有关。从年头重庆沙坪坝那幢孤独的房子被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从"钉子户"房顶上挥动的国旗、房子下拿着大红宪法的吴苹，到夏天的厦门街头手缠黄丝带"散步"（自发游行示威）的男男女女、山西黑砖窑床上那些伤残的窑工，直至年底呆板的"纸板华南虎"照片及号称农民摄影家的周正龙，都深深留在网友记忆中。但这一年还有一些网友因随意发言而被拘留，如7月18日，济南市遭遇罕见大暴雨袭击，有34人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中遇难，还有4人下落不明。一女网友"红钻帝国"在网上称当地一个商场死了人而被治安拘留。

8月22日，北京市民岳某因在网上发帖抗议房价过高并“策划集会”被北京警方行政拘留14天。

8月14日，宁波一司机田某不满处罚在网上点名侮辱交警，被行政拘留5天。8月11日田某因交通违规被交警罚款。8月14日，田某通过互联网，在东方热线的论坛上接连发了3个帖子，对该民警指名道姓地侮辱、谩骂，主题是"强烈鄙视宁波交警支队海曙大队某某某破警察"，内容分别为该交警全家死光光，生个孩子没屁眼等。宁波市网络监管部门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进行调查。15日晚，田某被警方传唤到了派出所。16日下午，宁波警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对田某实施了依法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该交警却没有依法通过司法渠道解决争议就抓人了事，被认为是权力膨胀滥用权力。

济南市一50岁的妇女因无聊在网上自称是15岁的少女，且遭到继父强暴，被当地公安机关认为扰乱公共秩序，被处行政拘留10日。

2007年1月17日，四川大竹一当地公安局领导私开的莱仕德酒店一16岁女员工杨某死亡，真相不明，传言四起，引发群体性事件。当地却没有公布真相，而是抓获所谓制造谣言的人。1月26日，当地一名在互联网上恶意编造并传播谣言的犯罪嫌疑人被抓获。这名被指为犯罪嫌疑人的张某，为广东省珠海市格力有限公司员工，现在大竹县海氏数码门市业主。公安称张某在不明杨代莉死亡真相的情况下，从1月15日开始，谎称自己是"莱仕德"酒店的一名员工，知道杨代莉死亡的真实情况，凭空捏造"杨代莉是被3个高官在酒中下药后轮奸致死的"等内容，在互联网上向外广为发布，并跟贴下载有关此事件的贴子，伺机不断增添捏造内容，恶意炒作，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聚众滋事，扩大事态，诋毁党委、政府的形象，故意蛊惑人心，制造混乱，扰乱社会秩序，指控张某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刑事拘留。另一在大竹县竹阳镇的网络传播所谓谣言者曹某被警方抓获，他在一个QQ群里复制了"三个高官要杨代莉陪酒，随后在酒里下毒，将她轮奸"和"在杨代莉死亡之前，莱仕德酒店还有人遇害，这些都被当地政府包庇了"的话，然后将这些文字和照片发到其他QQ群里。因为还不满18岁，警方未对其实行行政拘留。后来，该县县委书记王伟因在"1·17事件"中工作失职被停职，王伟受指责的一个细节是他在一次基层干部会上说"杨代莉死是屁大点的事"。

据2007年7月1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的《第2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止2007年6月30日，中国网民总人数达到1.62亿，互联网普及率也达到了12.3%；宽带网民数达1.22亿，目前已有27.3%的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目前手机网民数已经有4430万人。而在9 月7日CNNIC发布的《2007年中国农村互联网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超过3700万，在7.37亿农村居民中，互联网普及率为5.1%；而同期城镇网民普及率已达到21.6%。个人博客大约有5000万个。

网络还有传达民意的有力一面，比如厦门PX事件，最后该化工项目搬出厦门到福建另一城市漳州半岛。2007年还有一个著名的网络舆论焦点是"华南虎风波"。2007年10月13日陕西本地媒体《三秦都市报》记者参加陕西省林业厅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后发表报道《村民拍下华南虎照称已做好被虎吃掉准备》（被指责为有偿新闻），并发表了著名的华南虎"写真照"，图片说明是陕西农民周正龙在镇坪县城关镇文彩村神州湾拍到的华南虎，以证实野生华南虎在中国没有灭绝。大致内容是：10月12日上午，陕西省林业厅向世界郑重宣布：2007年10月3日16时30分，安康市镇坪县城关镇文彩村7组村民周正龙，在该县神州湾一处山崖旁，用胶片和数码相机同时拍摄到两组野生华南虎照片。经陕西省林业厅组织野生动物和影像专家鉴定，照片是真实的。从而宣告我国失踪了近30年的野生华南虎重新被发现。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陕西省林业厅当场向周正龙奖励两万元现金，周正龙同时将一本题写有"入虎穴，捉虎影，彰虎威"字样的华南虎照片影集赠送给了省林业厅。该省林业厅副厅长孙承骞说，陕西省急需要做的工作是在镇坪县建一个华南虎自然保护区，制定一个大规模的长远规划，将本次拍摄到华南虎照片的地方作为华南虎的栖息地。当前尽快要做的工作是，请求省政府建立镇坪县华南虎保护区；由镇坪县人民政府发布通告，向群众广泛宣传，对该县非法狩猎行为予以严厉打击；设立检查站、监测站，封山设卡，禁止群众擅自上山打扰华南虎的生活；扩大调查范围，摸清华南虎的种群、数量、活动准确范围。

陕西省林业厅另一副厅长朱巨龙说，周正龙是"以身试虎"拍摄到的这两组珍贵照片。这次周正龙在野外拍摄到的照片最终证实了野生华南虎在中国陕西镇坪县的存在。他的名字将永远载入中国生态建设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史册。但不久，陕西之外的媒体及网站纷纷报道周正龙所拍的华南虎为"年画虎"，是"纸老虎"，美国《科学》杂志质疑该照片为"平面老虎"。

2007年12月27日，广州《南方周末》出版专号发布新评选出的2007年年度人物，被12月23日出版的香港《亚洲周刊》指控成"又一个华南虎"。12月11日《南方周末》2007年年度人物候选人列打虎网民、黑砖窑奴工之母亲群体、马云、李安以及即将卸任最高法院院长的广东籍肖扬等。投票初期，肖扬知者甚少。但到了15日，票数的一波异动，却造成广泛争议，引来众多网民参与。当日中午12点半左右，肖扬的票数在短短五分钟内，由原来两千零三十四票，升至六千多票，远远超过了其他候选人。《亚洲周刊》为此报道肖扬出现"票数异动"，怀疑南周年度人物评选有作假行为；肖扬2007年除了受中共高层和民意的压力收回死刑覆核权外，并无特别惊人的成就。所以肖扬票数的异动遭到网民质疑。投票有无公正性？是不是又一个"华南虎"？该文章报道了网民对此采取的行动，并将其比作"中国网民打虎大戏"的"新进展"；文章末尾对网民对票数的质疑作出过度阐释，认为这是"从追寻真相"到"民主竞选"的"跃升"，"必定成为中国社会实现民主过程中重要的一幕"。后来，肖扬却成为年度人物，但《南方周末》没有公布获得票数。

六、异议人士因行使言论自由权利而失去自由

1、异议作家吕耿松被逮捕。2007年8月24日，大陆自由作家、前浙江公安专科学校讲授中共党史的教师吕耿松被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刑事拘留，随后吕的家属聘请北京律师莫少平为辩护律师；该局却于9月14日向吕的家人发出《涉密案件聘请律师决定书》，决定不准予聘请律师。2007年9月29日，经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贵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了吕耿松，在网络上被称为是"典型的文字狱"。

吕耿松1983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1993年被浙江高等公安专科学校任教开除公职，此后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多篇探讨中国维权、法制和腐败等问题的文章，并着有《中共贪官污吏》一书。现关押在杭州西湖区的看守所。

2、广西异议作者王德佳笔名为"荆楚"，因撰写文章批评北京奥运而遭捕。12月13日，广西当地警前往广西省桂林市城北区王德佳的住所搜索，带走了文章、书籍与计算机，当天傍晚警方将人带往警局，并禁止家人探视。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新闻稿称，王德佳被警方指控"损害国家声誉"。王德佳在境外民主论坛与阿波罗网论坛撰写文章，批评北京奥运筹办的方式，并发表多篇文章，如"非法持有国家机密：共产党迫害良心犯的发明"，以及"受到拘束的奥运除了给人民带来不幸，无法带来什么好处"。

2007年10月，他还曾会见美国使馆代表，讨论人权情况。王德佳的家人认为，他遭逮捕可能与会见美方官员以及发表这些文章有关。

记者无国界该组织认为，此时"距离北京奥运还有八个月，又听到批评奥运筹办方式的作家遭逮捕，令人非常忧心，这显示当局可能加强镇压敢于针对奥运发表保留意见的中国人，论是透过网络，还是外国记者。"

3、独立中文笔会公布了多年前判刑但至今仍在监狱中的数十位作家，包括异议作家、独立出版人、维权人士杨茂东（郭飞雄），因"非法经营罪"于2006年9月14日被捕，2007年11月14日被判五年徒刑。他在关押中严遭酷刑，包括拷打、不让睡觉、捆吊、用电棍触击等。据报导，他曾因虐待而多次绝食。陈树庆，异议作家、被禁的中国民主党（CDP）浙江党部领导人，2006年9月14日被捕，控以"煽动颠覆罪"。陈案曾因缺少证据两次被退回公安局，但在2007年8月14日，陈被判四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现已由杭州看守所转到监狱进行关押。北京异议人士、作家胡佳被软禁家中，外出看病也被跟踪监视。异议作家、画家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严正学。因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批评文章，于2006年10月18日被捕，与2007年4月13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三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目前被关押在浙江省衢州市的十里坪监狱。自由撰稿人、剧作家、诗人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张建红（力虹），因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批评文章，于2006年9月6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于2007年3月19日被判六年徒刑。据报道，他患有肌肉萎缩症，由于缺乏医疗而恶化。他于2007年5月31日申请保外就医但被拒绝。网络作家、民主党杂志和创始人兼编辑朱虞夫，曾因异议活动服刑七年后于2006年获释，2007年4月18日再次以涉嫌袭警而被捕，同年7月10日以"妨害公务罪"被判二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杭州市的浙江省第六监狱。广州《南方都市报》前副总编辑兼总经理喻华峰，因被控行贿等财务违法犯罪，于2004年1月14日逮捕，一审判十二年徒刑，二审减到八年，此后又减到五年零四个月，消息透露他将2008年前获得释放。据报道，法庭的证据并不支持定罪，普遍认为他的入狱是旨在使该报禁言行动的一部分，因《南方都市报》对广州市公安部门因收容遣送大学生孙志刚致死事件受到报复而获罪，该报还因揭露社会问题及和官方腐败的尖锐报道而知名。

此外，还有《当代商报》前记者师涛、《福州日报》采访部副主任李长青、新加坡《海峡时报》前驻香港记者程翔等数十名记者仍被关在监狱，前《中国改革》杂志记者、《纽约时报》研究员赵岩、贵州《毕节日报》前记者李元龙2007年已刑满获得释放。

2007年正在过去，新闻不自由，出版不自由，言论不自由，网络不平静，已经深深印照在广大民众的心头，崭新的2008年，能否还有更多的新闻记者被迫害，被殴打，作家著作被封杀、网民因发言揭露真相而抓走呢？恐怕一党不变，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就不可能得到完全实现——中国作家、记者、网民等，仍需共同努力，争表达自由的权利，早日突破这堵封锁民意的柏林墙。

民间电台原定于今晚恢复广播，律政司昨日下午4时半突然向高等法院申请紧急禁制令，要求在高院就案件作出裁决前，不能恢复广播。律政司宣称，由于刑事法已完全失效，无法约束民间电台，因此需要以民事法加强检控，并称如果民间电台恢复广播，会引发其他人仿效，搅乱无线电波传送，甚至可能会影响紧急服务，危害公众安全。

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在庭上表示，律政司申请禁制令是危言耸听及多此一举，所谓有人会仿效等是假设性及学术性理据，并指法院不应成为打压言论自由的政治工具。

民间电台代表律师潘熙强调，法庭已裁定《电讯条例》有关部份违宪，执法机关不能继续据此执法，就不应使用民事手段来限制民间电台的公民权利。他同时指出，民间电台成立以来，并无扰乱公众秩序，也无人效法。

经过约3小时聆讯，高等法院法官冯骅表示需进一步了解案情才作裁决，押后今天下午2时半继续聆讯。

民间电台召集人曾健成对港府申请紧急禁制令表示非常愤怒，指港府将法院当成政治检控工具，“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程序是如何，我觉得又震惊又愤怒，因为昨天还赞扬香港还有法治的根基，今天我还要在此冥想一下，法治是否荡然无存呢？”

他续说，特区政府用完刑事检控，就用民事程序去申请禁制令，去禁制民间电台，基本上是压制言论自由；虽然裁判官游德康前天押后执行裁决，但还是郑重声明说违宪没有改变，所以冯骅法官真的批出禁制令，基本上就是说游德康的裁决是错误的。

曾健成并再次批评港府是输打赢要：“他只是说我们违法，但是我们申请是没有一个法例准则给我们。即是我去考个试，我答中一百条，答全了，但是曾荫权说亲疏有别，我不给你牌的。”而且，港府申请禁制令是另有目的，既禁制民间电台原定今晚的广播，也想禁制民间电台呼吁群众参加星期日的争取2012普选大游行。”

他续说：“基本上你看到特区政府是在游行之前，在1月13日游行之前，是不断打压，是不准任何声音去提及争取2012普选的游行，这个是政治目的来的。”

梁国雄也说：“它拿禁制令只不过是希望在拘捕我们的时候、迫害我们的时候，有一层外衣，显示它不是迫害我们，只因为我们违反禁制令，将一个用电讯条例抓我们的丑陋形象转变为是我们违反了禁制令，即是摆法庭上台。它两日内玩法庭两次，我真是很愤怒，希望曾荫权出来交待。”

至于民间电台今晚是否会在旺角行人专用区复播，曾健成表示要视乎法庭的裁决和嘉宾的反应而定。

较早前，电讯管理局总监黎陈芷娟昨晨透过电台节目警告民间电台不要重开广播，切勿以身试法。当时黎陈芷娟已表明，港府将就法院指《电讯条例》违反《基本法》及《人权法》一案提出上诉，至于是否检讨《电讯条例》，目前言之尚早。

电讯管理局并强调，虽然裁判法官已裁定《电讯条例》中的发牌及检控程序违宪，但在案件上诉期间，任何人非法广播仍会被检控。